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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历史

  • 邺城：沉浮史海的古都

    邺城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葵丘之上，地处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离临漳县城以西约20公里，漳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邺城。据文献记载和地面调查，邺城总面积有100平方公里左右，历史上人口最多时超过百万。

    春秋时期，齐桓公始建筑邺城；三国时期，曹操封魏公、加九锡、建魏国，以邺城为国都。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先后定都于此。战国时期，还有“西门豹治邺”的故事留下。

    在这座城市中，有网络纵横的南北干道，有清晰明了的功能分区，有不偏不倚的中轴对称……城市正中，南北向的大路，串联起城门、宫殿，构成了一条城市中轴线——最早的中国都城中轴线。

    曹魏邺城复原示意图

    逐年核算，邺城严格意义上作为都城的时间，其实只有120年左右。120年，六个朝代，平均每个只有20年。最后定都邺城的北齐覆灭后，国都被大火焚城，邺城从此消失火海，不复存在。到唐代，这里已是一片农田，民众“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

    邺城于乱世中沉浮，正史中仅留下只言片语，更多是凭吊的诗歌和无尽的叹息。元代以后，漳河逐渐失去治理，不断改道，一时在邺城北，一时在邺城南，一时又穿城而过。邺城的准确位置、都城格局，对后世来说像谜一样。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开始设计、建设邺城。工程从开凿玄武池开始。为了训练水军，曹操决定在邺城的西北开凿一个人工湖。由于玄武池面积巨大，挖出来的池土无处堆放，曹操便将这些土在邺城的西北堆筑起了一座高台，这就是铜雀台（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历时一年多的修建，铜雀台完工，旧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曹丕为台作赋：“登高台以聘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曹植也有《登台赋》：“从明后而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工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铜雀台建成后，曹操又先后兴建了金虎台、冰井台，史称“铜雀三台”。三台在邺城西北一字排列，金虎台在南，铜雀台居中，冰井台在北，之间由两架浮桥式阁道相连。曹植有诗曰：“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

    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迁都邺城，重修了铜雀三台。为避名讳，将金虎台改为金凤台

    邺城的再度辉煌是在南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之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于邺。彼时，已历时300多年的曹魏邺城破烂不堪，为安置“户四十万”由洛阳迁来的人口，东魏依着原邺城的南城墙建起了邺南城，两城毗连而建、南北衔接，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大体呈“日”字形结构，其外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区。

    邺南城做了东魏16年国都，之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又27年后，北齐覆灭，邺城被北周权相杨坚下令放火焚城，所有居民南迁四十五里。邺城不复存在。

    考古发掘显示，邺南城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以朱明门、朱明门大道、宫城三门、太极殿、昭阳殿等主要宫殿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8-15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让他们给你牵来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红色母牛。 ——《民数记》19:2

    20世纪，一个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新教神学分支，突然出现在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发展了一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神学可被称为宗教性群体疯狂——它已经引发了几起小悲剧，并种下了哈米吉多顿的种子。以色列畜牧业中的一个小事件揭示出了它的末日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北部耶斯列山谷的奶牛场主朱比·吉拉德从瑞士进口了一些公牛精液，从而让他的一头荷斯坦母牛怀孕。1996年8月，这头黑白相间的母牛产下了一只纯红色的小母牛梅洛迪。对世界上的少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来说，小牛的颜色只意味着一件事：末日即将来临。简言之，梅洛迪就是天启之牛。[1]

    与牛有关的灾难就像一条深红色的羊毛线，蜿蜒穿过人类将近3000年的历史。古以色列人认为，凡与死尸接触过的人或是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不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除了非常小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是不洁净的。这种不洁只有通过一种仪式才能消除，正如上文《民数记》中所提到的那样，要通过一个宗教仪式；祭司们祭献一只纯红色皮毛的母牛（一只从未生育过、从未劳作过、没有瑕疵的小母牛），把它与红毛线、香柏木和牛膝草一起烧在火堆上，在能够俯瞰圣殿的橄榄山上举行仪式。在那里，他们把小母牛的骨灰和从西罗亚池中汲取的泉水混合在一起。只有在人死后的第三天和第七天，把灰水洒在不洁的信徒身上，不洁才得以消除。[2]

    但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使这一复杂的洁净过程不再可行。1000年后，中世纪伟大的犹太智者迈蒙尼德试图理解这一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净化仪式。

    迈蒙尼德于1135年左右出生于伊斯兰教占主导的西班牙，他在学业上表现出色，从事医师工作，后来在十字军入侵的动荡时期成为埃及开罗犹太社区的首席拉比。他影响最久远的成就是《律法再述》，一部关于道德和犹太律法的汇编作品。但是，这位伟大学者也对净化仪式的逻辑依据感到困惑，他将其归类为一个谜，“不是由一个人的理解所能决定的事情”[3]。但他愿意提供这一仪式的发展历史：

    第一只（神圣的红母牛）是我们的老师摩西带来的，第二只是以斯拉带来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前，还出现了另外的（第三至九只）。第十只将会由君王弥赛亚带来；愿他早日出现。阿门，这是神的旨意。[4]

    对某些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梅洛迪的意义如此清晰：她是第十只红色小母牛，预示着弥赛亚的到来。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一只完美的红色小母牛的诞生，预示着下列事件将依次发生：信徒们即将“被提”至天堂极乐之处；一场可怕的大灾难，包括与反基督者之间的巨大战争、全球混乱和地狱之火；耶稣复临和他千年的统治；上帝的最后审判；世界末日。

    小红牛梅洛迪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最著名、最危险的群体幻想的核心——末日叙事，这种叙事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类似这样的末日叙事已经产生了大量悲剧，从灾难性的再洗礼派的疯狂，到更多相对小范围内的悲剧，例如太阳圣殿教的悲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种新的、极具特色的末日叙事出现，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福音派新教徒信奉，即“时代论”。它产生了一种遍布美国的信仰体系，并把美国社会分成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最令人恐慌的是，在某个将来，一个类似于梅洛迪的故事将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和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想象的方式不同。

    在梅洛迪出生后不久，一位名叫伊斯拉尔·阿里尔的原教旨主义拉比发现了它。在他宣布小母牛符合要求后，它的故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然后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电视网络的播放，这个有趣的故事传遍全球。

    以色列人不高兴：当地一位记者将梅洛迪称为“四足炸弹……其会让整个地区陷入灾难，威力可与伊朗阿亚图拉手中的非常规性武器相比”[5]。幸运的是，梅洛迪的饲养员在它出生后不久就发现它的乳房上有白毛；在它1岁的时候，尾巴上出现了更多白毛，因此拉比们宣布它不符合要求。（它原本应该长到3岁，成为一只成熟小母牛后才有资格参加献祭仪式。）

    梅洛迪的犹太故事背景，与闵采尔起义、疯狂的再洗礼者、第五君主国派以及米勒主义等基督教末日神学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从神学角度，这四个基督教插曲中有三个是“前千禧年主义”——耶稣的回归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而千禧年还没有发生。（第四、第五君主国派既有前千禧年信徒，也有后千禧年信徒。）耶稣复临触发了千禧年，这必然是一个戏剧性的、通常是暴力性的事件。

    相反，现代天主教和大多数主流新教教派则主要继承了早期、更传统的圣奥古斯丁的末日神学，淡化了千禧年的概念：耶稣不会戏剧化地复临并统治千年。因此，这种更传统的“非千禧年主义”是一个更为平静的过程，而且“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这一心理学准则，让这一过程不那么引人注目。

    19世纪后半叶，末日叙事演变为一个更加充满戏剧性、暴力、扣人心弦的版本。这一信条越来越影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世界腐败不堪，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无法拯救或改进；只有依靠上帝，以极乐、苦难、决战和最终审判的方式进行干预才足够。

    这种末日序列不符合公认的天主教或传统的新教教义。一个多世纪前，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主流基督教派都抛弃了《圣经》字面真理的概念，它们逐渐离间了相当一部分信徒；但即使在今天，根据美国两大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和皮尤的民意调查，约25%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言。同样有约25%的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61%的美国人认为撒旦存在。这些比例在20世纪早期更高。[6]这些美国信徒不愿意放弃《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不愿意接受现代科学知识，不愿意接受主流教会在是否承认犹太教、天主教或无神派正统性方面的含糊态度。

    其结果就是时代论的出现，它恢复了《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同时也恢复了大量的老式摩尼教式思想，将世界在善与恶之间进行了明确的黑白分离，信徒们被安稳地放置在原来的阵营中。[7]

    时代论信仰体系已经深植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之中。至少有一位美国总统，即罗纳德·里根赞同这一体系，像迈克·彭斯、迪克·阿梅、米歇尔·巴赫曼和迈克·哈克比等政治家也赞同这一体系。事实上，它的信条几乎渗透到国家话语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一些社会争议问题，如堕胎和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与充满冲突的中东有关的问题。

    19世纪中期，大概是威廉·米勒的末日论在美国盛行的时期；在英国，一位名叫约翰·纳尔逊·达比的爱尔兰圣公会教徒点燃了一条神学导火索，其经过缓慢燃烧，最终爆发于一个世纪之后。

    与谦逊而不起眼的米勒不同，达比在才智和社交上都很有天赋。1800年，达比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的叔叔因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跟随英国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而被封为爵士，他也由此获得了纳尔逊这个中间名。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获得文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金奖章，并加入了爱尔兰律师公会。1826年，他发现法律不能令他满意，便加入英国国教爱尔兰圣公会。父亲对于他放弃律师职业非常失望，因此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头脑活跃的达比很快就对僵化和等级森严的英国圣公会不再抱有幻想；受命仅仅一年后，他参加了一个关于《圣经》预言的会议，并得出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的结论：真正的教派可以是任何一组真正相信基督的人组成的，他们是上帝任命的，将人类从耶稣受难带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在达比的信仰体系中，关键内容是一系列的五个“时代”或者说历史时期，因此神学家给这一体系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在这些时期里，上帝考验人类；但达比的上帝显然是按照一条非常严格的曲线[8]来评分的，因此，人类在通往现代的前四个时代中都不及格。和《启示录》的作者一样，达比很聪明，他的著述甚多但晦涩难懂，留待他人去澄清他的每个时代的确切性质。达比后来的追随者将时代数量扩大到今天所使用的7个：[9]

    1.无罪时代，从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到被逐出伊甸园。

    2.良知时代，从伊甸园到被驱逐到挪亚方舟。

    3.人治时代，从挪亚方舟到亚伯拉罕。

    4.应许时代，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5.律法时代，从摩西到耶稣。

    6.恩典时代，达比真教会的当前时期，从耶稣受难到耶稣第二次降临。

    7.千禧年时代，最后的耶稣统治时代。

    《圣经》里有很多充满矛盾的章节，而达比的时代体系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将《圣经》内容分成各个独立的时代，消除了许多混乱，从而减少了章节之间的内部冲突。从解经的晦涩和内部章节矛盾的方面来看，许多神学家认为，达比的这种重新排列把《圣经》组织成一个更加连贯的整体，创造了一个绝妙之作。

    所有有组织的教派，除了其神学或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会学”，即组织结构。达比的教会学被称为福音集会，即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组织的小团体，这位领袖主宰着团体的福音真理。达比有意不给聚会命名，但人们非正式地称之为“上帝的教会”，或者更简单的“兄弟会”，其中最著名的是普利茅斯兄弟会。

    与现代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热烈的教堂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兄弟会的集会主要专注于一些知识性活动，其方法论与米勒的方法论相似。米勒的方法论会在《圣经》中追踪某个单词，例如“创造”。由于《圣经》中蕴含强大的智慧，但在表述上有大量的含糊其词，因此这场运动很快就变得非常激烈。但是，所有兄弟会成员都同意该运动的基本宗旨，即把世界分为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所有人（异教徒）。他们进一步同意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10]的中心地位。这封书信中有两段关键经文：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1]

    对那些接受《圣经》字面真理的人来说，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很清楚。最后，耶稣半途降下，让所有真基督徒聚集到云中；去往天堂的半途，首先是复活的死者，然后是活人：这就是“被提”。

    达比的普利茅斯兄弟会随后跳转到《启示录》的幻象叙事，大致的顺序：7年不可言喻的恐怖大灾难；耶稣战胜撒旦和他的军队；1000年的和平以及与撒旦的另一场短暂战斗；生者和死者的最终审判。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在地上的人，凭借他们在混乱中的悔改，也有资格获得救赎。（这种叙事被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很多原教旨主义小说利用，例如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12]

    在就读圣三一大学期间，达比受到皇家神学教授理查德·格雷夫斯的影响。格雷夫斯当时广受欢迎，他讲授的经典著作和神学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根据格雷夫斯的说法，犹太人将回到圣地并接受耶稣，然后带着刚刚皈依的热情，引导其他人找到救世主。犹太人的返乡和皈依会加速末日的到来，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有责任帮助犹太人返回圣地。和过去以及之后的千禧年派一样，格雷夫斯寻找能够证实圣经预言的当前事件，而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削弱和英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就证实了《圣经》预言。[13]格雷夫斯的这种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联盟”被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并将与“犹太复国主义”配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与疯狂的再洗礼派以及第五君主国派起事一样，到了20世纪末，千禧年派成为一个潜在毁灭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原因有二：第一，与格雷夫斯、达比和兄弟会一样，千禧年派的叙事以圣地为中心，而这一地区是现代世界的火药桶；第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时代论者开始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控制了军事武器，这些武器可以一举焚毁大部分人类，根本不需要《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猛兽”的帮助。

    时代论在美国获得了最热烈的追随和拥护；但它在发源地——不列颠群岛，或者说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19世纪早期至中期，是西方科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中所述的6000年要多得多。1779年，法国科学家布丰用加热的球体模拟了地球的冷却过程，估计地球的年龄为75000年；1862年，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受勋后的名字为开尔文男爵——认为地球的年龄是2000万到4亿年。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进步，估计值不断增加，到20世纪中期，对地球年龄的共识为46亿年；而对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是过去的3倍。这些事实使许多基督教徒感到不安，例如，兄弟会拒绝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并努力将地质时间概念融入对《创世记》的解释中。[14]

    在这些科学发现之前，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经常涉足末日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艾萨克·牛顿刊登了一整套研究成果，在他死后，其被整理成一套文集，以阐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意义。[15]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8世纪中期所接受的教育，和那时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神学的；他以牧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但很快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在自然科学中，他在电、气体的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早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著名的是他发现了氧气。与牛顿一样，普里斯特利也广泛参与了《圣经》预言，其中包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猜测：

    犹太人目前的分散状态是从摩西开始的一系列预言的主题，如果像预言那样，这个杰出的民族能够重回自己的地区并建造一个繁荣的国家，那么，我想，就很少有人会怀疑预言之灵的真实性。[16]

    普里斯特利于1804年去世，是最后一位将预言与科学相结合的备受关注的自然哲学家；在达尔文进化论和地质学繁荣之后，任何一位把《圣经》作为他们对物理或生物科学信仰的基础的主流科学家都将招致同行的嘲笑。同样，这些新的科学知识还摧毁了许多基督教信徒和神职人员对《圣经》字面真理的信念。

    首先在《圣经》真理无误方面改变立场的是德国神学家，他们把《圣经》的叙事看作寓言而不是事实。这一思想流派被称为“高等批判主义”。19世纪，这一运动蔓延到英格兰，逐渐被等级森严、受过高等教育的圣公会神职人员接受；到19世纪末，字面解经的兄弟会发现自己在本国被边缘化了。此外，像达比这样的时代论智者们，当他们投身于模棱两可的《圣经》文本时，会产生一种固有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使英格兰兄弟会分裂成几十个没有影响力的教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教派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17]

    在美国基督教的神学自由中，时代论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美国不仅缺乏英国式的等级制国家教会，而且美国人的性格也截然不同。19世纪，是真正的英国人的世纪，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对技术进步有几近绝对的信心，他们能够主导全球趋势。这种心态与时代论对人性的灰暗评价不同。尽管美国最初也认为自己是新耶路撒冷，是全人类的灯塔，但内战粉碎了这一信念，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悲观主义的达比和兄弟会。战后，达比和兄弟会在美国巡演了15年。达比本人每次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访问美国主要城市，并在那里和他的同事们传播时代论信条。

    时代论在美国招募的最重要的新成员是德怀特·穆迪、司可福、加尔布莱恩。其中，穆迪是一位狂热的福音派传教士，他在英国旅游时与兄弟会接触过，后来在美国与达比相遇。起初，出身卑微的穆迪和贵族知识分子达比相处得并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穆迪的坚毅赢得了达比的赞赏。[18]此外，穆迪还有达比所缺乏的优势：他在大西洋两岸的教堂、体育场和公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信徒。达比死后4年，也就是1886年，穆迪创立了芝加哥福音社（在他死后更名为穆迪圣经学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培养了几十名美国著名的时代论者。

    之后，超过50所福音社在美国建立，其主要目标是推动基于《圣经》字面真理的预言，并打击主流新教教派中以科学为中心的“高等批判主义”。1924年，一位名叫刘易斯·斯佩里·蔡弗的奥伯林毕业生，创办了著名的福音神学院。12年后，他将学院更名为达拉斯神学院。[19][20]达拉斯神学院是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未曾听说过但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培养了许多时代论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在福音圈被称为“达拉斯人”，对其他的时代论者影响很大。

    第二个早期美国时代论的关键人物是司可福。他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从事法律工作，曾担任过堪萨斯州的立法委员和律师。1879年，受到一位名叫詹姆斯·布鲁克斯的时代论领袖的影响，司可福突然皈依了福音教。詹姆斯·布鲁克斯是尼亚加拉圣经会议的组织者，1876—1897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每年在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滨小镇举行。司可福还接触了穆迪和早期美国第三位重要的时代论者加尔布莱恩。

    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强调了时代论在美国比英国更为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即美国宪法对宗教的不干涉态度鼓励了各色新教教派的发展。布鲁克斯欢迎他们所有人到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这避免了英国运动那样的激烈内讧。至今，合一运动精神广泛存在于美国教会中，他们愿意接纳时代论的末日叙事。

    加尔布莱恩比达比更加具有非凡的才智，1879年，18岁的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之后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尤其是意第绪语[21]，试图改变纽约犹太人的信仰，甚至创办了一家意第绪语报社。他还创办了一家英语报社，其报纸提供给包括蔡弗和司可福在内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阅读。加尔布莱恩的才华打动了蔡弗和司可福，司可福开始编写钦定版《圣经》的注释版本，于1909年首次出版了《司可福串注圣经》，这本书又进一步鼓舞了蔡弗创建后来的达拉斯神学院。

    《司可福串注圣经》非常重要。宗教史学家认为它是最有影响力的、独一无二的时代论出版物，至今仍对现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存在影响。1909年版本的销量为300万册，而1967年版本的销量超过1000万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两个版本指导了大批美国人了解时代论体系。[22]

    加尔布莱恩、司可福和穆迪，这三个人与布鲁克斯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之间的联系，标志着时代论学说开始与地缘政治纠缠。1878年，布鲁克斯创立了“十四点信条”，其在1890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上被正式采纳。十四点中的最后一点：

    我们相信，在当前的宽免下，世界不会皈依，但将很快成熟并等待审判，同时基督教内部会有可怕的变节；因此，主耶稣将亲自主持千禧年时代，届时以色列人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主耶稣和千禧年前的降临，是福音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蒙福，我们要不断寻祈。[23]

    至此，达比及其追随者对犹太人的重返一直保持严格的不干涉立场。基督教徒认为，他们应该最多是对“被提”和“千禧年”进程感兴趣的观察员，但在“被提”和“千禧年”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大灾难”时代，他们应该将行为限制在拯救灵魂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试图通过鼓励或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来触发这一进程。但是，这一被动的做法随着罗伯特·安德森、威廉·布莱克斯通、亚瑟·贝尔福、奥德·温盖特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出现而改变了。为了使犹太人重返圣地，他们使用了强大的修辞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温盖特，他以英国军官的身份使用武力，以最暴力的方式违反了达比的不干涉政策。

    和达比一样，安德森出身于爱尔兰贵族阶层，曾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学习法律，在英国内政部拥有卓越的职业生涯。他后来去往苏格兰场[24]，指导“开膛手杰克”案件[25]的调查。在那个时代，他能够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时代论阵营，一个是统治贵族阶层），这是非比寻常的。因此，在当时以及后来土耳其统治巴勒斯坦时期，他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在英国，兄弟会已经是社会和神学上的弃儿，但安德森还是非常钦佩达比，他还认识司可福和穆迪。此外，他在任职于英国内政部的几十年里，还经常与各届首相接触，其中包括格莱斯顿、阿斯奎斯、索尔兹伯里，以及宿命般的贝尔福。[26]

    安德森被普利茅斯兄弟会一位名叫本杰明·威尔斯·牛顿的人写的书迷住了。这本书名为《十大王国的前景》，出版于1863年，并不出名。书中，牛顿把关注点集中在《但以理书》中的10个脚趾上：当时的基督徒将泥足解释为罗马帝国，牛顿进一步认为泥足的10个脚趾代表了罗马帝国的10个民族或王国。牛顿设想，除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古老预言以外，末日的第二个迹象，就是这10个古老的王国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最后划分为10个王国，用10个脚趾表示，这是末日之前的事件，并且可能与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同时发生。[27]

    牛顿认为，拿破仑战争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各地建立的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了这个新罗马帝国。这些事件无疑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因为：

    英国、比利时、法国、阿尔及利亚、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建立的政府，事实上或实际上是民主君主制的政府。君士坦丁堡[28]、埃及和突尼斯的人们对西欧国家的支持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到来，即泥与铁的混合将恰如其分地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政府权力特征。[29]

    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组成了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一概念是一个极好的确认偏见的例子。这一预言在时代论者中越来越流行，以至于几乎所有包含数字10的《圣经》经文都被视为古罗马重新组合的预言。例如，达比也对《启示录》中的十角兽[30]印象深刻：

    路易·拿破仑是不是反基督者，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奋，所以我补充一下。我毫不怀疑目前他是拉丁人[31]或十角兽的伟大代理人，他的行动清楚地标志着最后一幕的临近。上帝保佑！[32]

    1881年，安德森在牛顿的启发下出版了《将临的君王》，它是一部大胆而富有挑衅性的预言著作，流传至今（所有时期的时代论者都是激进的；在这一点上，牛顿是一个独立的浸信会教徒，他强烈批评时代论）[33]。安德森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自主地发展一个预言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成为20世纪晚期杰瑞·法威尔和哈尔·林赛的可怕预言的基础，而同样以此预言体系为基础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小说则更为惊悚，且销量惊人。

    19世纪晚期，安德森对时代论的解释，直接源于《但以理书》9:24-27，对于理解今天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的根源至关重要。《但以理书》中的这四节，描述了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到弥赛亚降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七十周”（或译作“七十个七”）。令人困惑的是，书中将这段时间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7周、62周和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又细分为两个半周。（安德森的书名参考的是《但以理书》9:26中的“将要来的君王”，他是领导10国的反基督者。）

    这让人想起千禧年主义对《但以理书》前一章，也就是第八章的关注。第八章提到了圣经中的2300天，也就是从犹太人自巴比伦的归来到末日之间的时间跨度为2300年，因此可以推算出末日时间是1843年或1844年。[34]与此不同，安德森却把注意力集中在70个“周”，也就是以《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490天或年，作为从巴比伦返回到复临之间的时间跨度。从巴比伦结束对犹太人的囚禁到耶稣复临，安德森和千禧年主义对这一时间跨度的估计相差了1810年，这体现出《圣经》预言所固有的棘手性，具体到这里，就是解经者应该如何处理这将近2000年的认知失调。

    处理安德森估计的1810年的缺失需要一个巨大的谎言——把时间暂停。安德森，在耶稣受难的第六十九周按下了末日进程的时间暂停键，此时弥赛亚被“切断”，当反基督者出现时，弥赛亚重新开始。第七十周末日的重新开始时间：

    将会以另一位君主（反基督者）的到来作为预示，他将与犹太人签订7年契约（或条约）；在周中（也就是3年半之后），他将违反条约并打压对方的圣殿朝拜和宗教教义。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任何聪明的子民都能理解。（原文在括号里。）[35]

    安德森毫不怀疑，目前已经处于这个序列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将涉及：

    未来某些欧洲大危机的后果，就是国家联盟得到发展，因此为可怕存在（指末日）的出现预备好了舞台，人类的伟大领袖即将结束外邦人至上的多事之秋时代。[36]

    时代论者已经确定，有两个事件将标志着时间中断的结束（即时间的重启），以及上帝对犹太人的重新关注，并因此带来末日。这两个事件就是犹太人返回圣地、罗马帝国重新组合成反基督者领导的欧洲十国联盟。虽然达比留下了几十卷书，但由于他的散文晦涩难懂，因此读者群体限制在一小部分有文化且信仰坚定的核心真信徒中。而安德森的散文虽然不像红葡萄酒一样流传下来，但是他在《将临的君王》中准确预言了犹太人将返回巴勒斯坦[37]，这令此后20世纪的读者们兴奋不已。

    1881年，《将临的君王》出版，这增强了其预言的真诚性。其出版时间比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进而推动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并开创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了10多年；比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早了1/3个世纪。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这一前景看上去很渺茫，甚至安德森写道：

    在许多人看来，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就像一个世纪前我们的祖先对现在的电力和蒸汽的胜利所做的预言一样令人难以置信。[38]

    即使到今天，安德森关于在巴勒斯坦地区恢复犹太国家这一预言的实现仍然令人震惊。但是，他的新罗马帝国的预言就没有实现，这使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预言从此陷入困境。例如，理查德·格雷夫斯将1815年后兴起的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认定为新罗马帝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时代论者同样认定欧盟是那个新罗马帝国，但欧盟至今没有产生那个反基督领导者，也没有和以色列结成战略联盟，更不用说入侵以色列了。[39]

    米勒末日预言的失败使人们“大失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吸取其教训，不再进行预言的日期设定。从达比开始，时代论者就被吸引，试图从时事中进行预言，特别是他们把国家集团列为新罗马，把个人列为反基督者。尽管在当时看来，圣经和时事之间的相似性似乎是合理和令人震惊的，但几十年后就能显示出预言家的预言是愚蠢的。

    似乎是觉得这一切还不够复杂。达比具有丰富的时代论想象力，在返回圣地的犹太民族和新罗马帝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又增添了一个主要角色：北方之王。《但以理书》中反复提到，北方之王是以色列的侵略者。达比认为北方之王是当时的俄国。（达比的计划还包括身份不明的“东方之王”和“南方之王”，后者很可能是埃及。）[40]

    对像达比这样有才智的人来说，找到支持俄国入侵圣地的《圣经》文本很简单。《创世记》10:2中列出了雅弗六个儿子中的两个，也就是米设（Moscow）和土巴（Tobol’sk）；在达比狂热的想象中，他们分别代表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后者位于乌拉尔山脉以东。[41]

    19世纪中后期，强大的沙皇俄国对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产生威胁，达比断言俄国将从土耳其窃取歌革的土地，然后入侵重建的犹太地区。在20世纪中后期，达比的追随者们继续渲染这个预言：犹太人会与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结盟，以应对俄国的威胁，反基督者将在三年半后背叛犹太人，结束这个联盟。[42]

    无论这个19世纪的神学推测在今天看来多么复杂、怪异和荒谬，它在近两个世纪中的演变对于理解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从达比、安德森、穆迪、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到梅洛迪那只奶牛，再到最近美国时代论信仰的猛增，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而接下来会出现一位关键人物，即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的美国商人。

    布莱克斯通可以被看作美国的罗伯特·安德森，他有很广的人脉，是一个热衷于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的时代论者。尽管布莱克斯通出身卑微，但他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通过保险业务、节俭、明智的投资以及图书销售，变得更加富有。[43]和安德森一样，他与政府最高层有联系。

    1841年，布莱克斯通出生于纽约州北部，11岁时皈依宗教，后来成为穆迪的亲密伙伴。1886年，他出版了《耶稣来了》，宣扬的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皈依基督教；这本书最终卖出了1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43种语言。[44]他非常相信时代论者的末日叙事，以至于在1888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他把几千本自己的书连同其他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亚拉姆语的预言作品，藏在了今天约旦南部佩特拉的周围，这样，“总有一天，在反基督大屠杀中受到惊吓的幸存者们会乐于接受机会，阅读这些上帝的作品”[45]。[46]

    布莱克斯通致力于数秘主义和历史事件的结合，例如，7年乘以一年360天等于2520天，这个数字与巴比伦占领的时间即公元前606年相加，得出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914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从1914年开始的。但是，正如他在佩特拉周围藏书所表明的那样，他并不反对亲自推动末日时代的到来。

    《耶稣来了》出版若干年后，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组织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随后的几十年中，布莱克斯通通过他的芝加哥希伯来人使团谨慎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甚至在他写完《埋葬在约旦》一书后，召集了一次基督教前千禧年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合会议。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所达成的会议协定的基础上，他起草了一封写给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信，这封信被历史称为《布莱克斯通请愿书》（以下简称《请愿书》）。信中，他简略提及了以西结和以赛亚，然后重点讲述了大屠杀下俄国犹太人的苦难。解决犹太人的苦难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为什么不把巴勒斯坦还给他们？”

    带着天真的乐观，《请愿书》建议奥斯曼人自愿放弃那块有价值的土地，条件是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债务支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请愿书》的413名签名者，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众多其他国会议员、著名神学家、记者和行业领袖（如约翰·洛克菲勒、约翰·摩根）。

    哈里森总统向布莱克斯通承诺，他将调查此事，并将信转给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后者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进行了问询。正如美国外交官们在那个时代惯常做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犹太人的问题，《请愿书》随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903年，布莱克斯通把它重新提交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后，它再次消失。

    1916年，路易斯·布兰代斯被伍德罗·威尔逊任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被任命后不久，布兰代斯偶然发现了这封信。但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封信，以至于当布兰代斯在国务院问询时，其官员否认对此有任何了解。用历史学家保罗·查尔斯·默克利的话说：

    （国务院的官员们声称对《请愿书》一无所知）似乎极不应该。很可能，他们只是不愿意让美国总统甚至美国国会花时间来处理“末日论”者提交的小册子。[4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大屠杀之前和期间，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阻碍了犹太难民从德国及其占领的欧洲地区逃离，并夺走了无数的生命。但上面的引文指出了美国国务院故意驳回由该国精英们签署的《请愿书》的另一个原因：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指决策者）对神学单纯的人（指原教旨主义者）的蔑视。决策者们都是在圣公会、公理会、一位论派，偶尔还有长老会等这些圈子里长大的，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末日论者的小册子更令人鄙视的了。只要“犹太命运”的唯一坚定拥护者是原教旨主义者，就没有必要在犹太复国主义上浪费时间。与简单、传统的乡村俱乐部式的反犹太主义者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教徒更加恐惧和厌恶原教旨主义者。[48]

    美国国务院对《请愿书》的忽视令布兰代斯很震惊，他与布莱克斯通建立起友好的联系。1917年，两人重新向一位虔诚的新教教徒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修改过的《请愿书》。但这时，中东的军事和外交形势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布莱克斯通在临死前已经是一个富翁，他送给布兰代斯（他也很富裕）一大笔钱，其中大部分是石油商米尔顿·斯图尔特捐赠、用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工作的。1935年，94岁的布莱克斯通去世。去世前，他告诉布兰代斯，他把钱藏了起来，就像他在佩特拉藏的书一样，这样在他死后“如果被提真的来了，而你不在其中”，那么这些钱将用来支持未被提的犹太人，随后他们会皈依基督，并改变其他异教徒的信仰。（他还进一步劝告美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布兰代斯，“显然人类法律并没有为这些事件做准备”。）[49]

    比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布莱克斯通的基督教时代论复国主义更令人关注的事件发生在亚瑟·贝尔福身上。从小，贝尔福就继承了父母的虔诚，并痴迷于《旧约》。幸亏如此，否则，他将只是一个典型的慵懒、超然的英国贵族，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属于“一种容易辨认的类型，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将他们的名声归功于他们的才智所创造的印象，而不是任何具体的表现”[50]。

    贝尔福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父母都是福音派新教教徒，尤其是母亲。贝尔福也受到了一位兄弟会成员的强烈影响，这位成员名叫威廉·凯利，和达比一样，凯利也毕业于圣三一大学，更重要的是，他编辑了全套的《达比文集》，并且像安德森一样，在保守党圈子里人脉很广。

    贝尔福的舅舅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三次担任英国首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贝尔福在1902年接任了舅舅的职务。通常情况下，在英国，卓越的才智和机敏的辩论技巧有助于升职，却并不意味着拥有从政能力。贝尔福3年后辞职，主要原因是贸易问题。[51]

    在他辞职的同时，他遇到了赫茨尔的一位助手，即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查姆·魏兹曼，一位刚刚移居英国的化学教授。魏兹曼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据报道，这位年轻的化学家对犹太家园的憧憬让虔诚的贝尔福“感动到落泪”[52]。

    在随后的10年里，贝尔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不断加深，1917年11月2日，时任外交大臣的他给英国犹太社区最重要的人物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在一周后公开发布：

    英王陛下的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的行为。[53]

    《贝尔福宣言》使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兴奋不已，并为30年后以色列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尽管贝尔福的宗教信仰明显推动了《贝尔福宣言》和随后的英国外交政策，但他与凯利等时代论者的接触是否直接影响了他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从那时开始，圣地的命运将不再由满足于站在一旁观察历史的神学家驱动，而将由那些希望自己塑造历史的人驱动。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犹太人确实回到了圣地，首先是19世纪末的缓慢迁移，然后在东欧大屠杀[1]后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力的增强而快速迁移，最后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汹涌回归。

    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后的几十年里，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公民赞同犹太版的末日叙事。犹太版与时代论版本一样，也是以犹太人回归和重建圣殿为特征。由于圣殿山异常的地区敏感性，这一小部分人不断制造内乱，其随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甚至全球冲突。

    充满时代论热情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后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在圣地还是在其他地方，冲突危险都同样存在。

    约翰·纳尔逊·达比和他当时的追随者，满足于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事态发展。但20世纪30年代，在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身上，时代论理论和现实政治发生了冲突。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把温盖特描述为“犹太人的劳伦斯[2]”[3]。

    1920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圣地的“委任统治权”。[4]1936—1939年，温盖特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任职。在那里，他的时代论信仰与他的军事技能以及英国资源相结合，推动了千禧年时代的进程；但是他这样做，严重违反了授权中所规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待遇问题。

    温盖特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苏格兰上尉，辞去英国军队的职务后，在当地建立了兄弟会分会。温盖特的父母也是兄弟会成员。温盖特从小听着父亲的时代论教会布道而长大，而母亲则更加教条主义。1921年，温盖特参军，1936年，他被宿命般地任命到巴勒斯坦，《旧约》是他的战地指南。著名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描述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温盖特身材瘦长，中等个子，有一张坚毅而苍白的脸。他带着一把重型左轮手枪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圣经》。他的态度真诚而又令人舒适，目光犀利而又热烈。他说话时会直视你的眼睛，像是要把他的信仰和力量灌输给你。我记得，他是在日落前到达的，渐暗的光线给他的到来增添了一种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气氛。[5]

    温盖特抵达巴勒斯坦的时候，正值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授权部队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袭击。其中英国授权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残杀，但温盖特对犹太人的绝对偏袒很快就扰乱了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本就脆弱的外交。这激怒了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阿拉伯人。

    温盖特认为犹太定居点在防御阿拉伯人的袭击中过于被动，并力劝犹太人开始进攻。他一生都喜欢在敌后进行突击队式的袭击；尽管最初被指派为情报官员，但他很快组建了夜间特种行动队，队伍大约有200人，其中3/4是犹太人，由英国军官指挥；队伍的任务是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从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1938年夏，行动队对阿拉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正如摩西·达扬所暗示的，把温盖特称为怪人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他习惯于赤身裸体或只戴着浴帽向他的部队讲话，讲话时还偶尔擦洗自己。他还生吃大量洋葱，并反复让自己和部队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因为他相信这会增强抗病能力。

    温盖特家族的时代论神学推动了他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他曾经告诉他的岳母：“犹太人应该在巴勒斯坦有自己的家园，这样，《圣经》预言就会实现。”[6]温盖特也不反对将他的圣经愿望与世俗愿望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犹太民族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堡垒。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袒很快就招致阿拉伯人对他的报复和他的上级的不满。军队上级认为他的“打完就跑”策略以及“把犹太人打扮成英国士兵”是不道德的。最后，军方将他限制在耶路撒冷从事办公室工作，然后在1939年5月将他重新分配到英国的防空部队任职。[7]他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派往苏丹，然后是埃塞俄比亚，领导“基甸军”游击队袭击当地的意大利占领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缅甸（日占区），在那里他组建了最著名的敌后作战部队——“钦迪特”部队（也称为“温盖特的突袭队”），这支英国军队（由英国空军提供补给）不断突袭日军，以保护次大陆[8]免遭入侵。1944年3月24日，他在印度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9]

    温盖特不仅扰乱了英国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中立性，而且他通过建立夜间特种行动队，积极主动地推动末日的到来，这严重违反了时代论禁令。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战术才华令他的犹太下属们敬畏。他指导过即将到来的1948年独立战争[10]和1967年六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的以色列高级指挥官，包括摩西·达扬、伊加尔·阿隆、伊盖尔·亚丁和伊扎克·拉宾。他还创造了今天中东政治中的“既成事实”——占领土地并建立定居点。[11]用摩西·达扬的话说：“温盖特是我伟大的老师。他教的知识成为我的一部分，并已融入我的血液。”[12]在以色列，到处都是以温盖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包括国家运动队的训练中心。

    温盖特曾计划在战争结束时辞去英国陆军委员会的职务并回巴勒斯坦；以色列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认为他是指挥以色列军队的“自然选择”。[13]“如果他还活着”无疑是中东历史上最伟大的假设之一：如果温盖特还活着，那么他领导的以色列军队会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坚守耶路撒冷旧城吗？他的领袖魅力是否会让军队在那场战争中取得更彻底的胜利并占领约旦河西岸？还是他臭名昭著又反复无常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新生犹太国家的失败？

    温盖特的影响一直萦绕中东。2000年9月，在近千名武装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在野党利库德集团[14]领导人阿里尔·沙龙坚持访问耶路撒冷圣殿山，由此破坏了《奥斯陆协议》[15]，并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沙龙在青少年时代便视温盖特为英雄；此外，温盖特曾经训练并指导过的一名年轻士兵阿夫拉哈姆·约菲，后来成为沙龙的导师。

    沙龙的这次重要访问，突出了圣殿山作为世界上最具争议地区的地位。圣殿山是耶路撒冷错综复杂的220英亩旧城区中一块35英亩的土地，它本身就与末日叙事紧密相连，因此也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紧密相连。圣殿山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有可能爆发的地方，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千禧年主义，正是末日剧中的主角。

    耶路撒冷旧城可以粗略地看作一个正方形，圣殿山在正方形的东南角（见图9-1）。从圣殿山顺时针方向沿着旧城周边绕行，你会依次经过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徒区和穆斯林区，最后回到圣殿山。圣殿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极端分子都想建造第三圣殿的地方，他们有各自的末日版本。

    图9-1 今天的圣殿山

    第一圣殿由所罗门建造并被巴比伦人摧毁，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但最常提到的地点是圣殿山上的岩石圆顶清真寺（甚至在犹太人占领迦南之前，岩石圆顶清真寺很可能已经是耶布斯人的礼拜场所，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曾征服过耶布斯人）。第二圣殿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后，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重建并扩建的，大希律王将其大规模扩建到现在的圣殿山上。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

    阿拉伯人在63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692年建成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圣殿山的第二大建筑是阿克萨清真寺，其最初只是一个简陋的棚屋，在地震后重建了几次，直到1035年左右才最终定型。这座山对穆斯林的神圣性源自62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在一个夜晚骑着他的长翼坐骑布拉克到访了这座山，并登上了云霄。（第二天，穆罕默德“返回”麦加后，向将信将疑的居民讲述了他这段所谓的旅程。）

    根据对当前圣殿山所持的不同观点，犹太教的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大的群体，他们认为犹太人可以访问圣殿山，但不能在那里祈祷。第二类的人数少一些，他们认为应该禁止参观，由于献祭的红母牛还没有找到，约柜（至圣所）的确切位置也不确定，因此访问者是不纯洁的，可能会意外地污染这块方舟，无论它实际位于山内的什么地方。第三类是极右翼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想立即建造第三圣殿。[16][17]

    抛开神学因素不谈，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想重建圣殿，原因很实际：这将需要拆除岩石圆顶清真寺，可能还需要拆除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对这些建筑的蓄意破坏将引发灾难性的地区冲突，甚至可能是全球冲突。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地缘政治智慧。

    在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上，兄弟会和早期的时代论者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圣经》各章节之间经常互相矛盾，《旧约》和《新约》对未来的圣殿，更准确地说，对在圣殿进行祭祀的必要性，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方面，《以西结书》第40~48章描述了未来的圣殿，以及将在其中进行的祭祀；另一方面，《希伯来书》10:1-18认为弥赛亚的祭品已经足够，动物祭品是没有必要的，因此重建圣殿也是没有必要的。[18]

    漫长而纠缠的历史，使现代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具有爆炸性的地位。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并驱逐了大部分桀骜不驯的犹太人，而其余大部分犹太人在135年西蒙·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也被驱逐。随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相继占领这座城市。1099年，十字军驱逐了法蒂玛人，屠杀了该城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居民；1187年，十字军向萨拉丁投降。随后的几十年里，基督教和穆斯林交替控制这座城市。13世纪后半叶，穆斯林马穆鲁克为争夺城市的控制权而和蒙古帝国开战，大约1300年后，马穆鲁克获胜，耶路撒冷迎来了长达6个多世纪的穆斯林统治。[19]1516年，奥斯曼帝国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接管耶路撒冷，并一直保持控制权，直到1917年12月，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进入圣地（见图9-2）。

    图9-2 今天的耶路撒冷旧城

    1929年左右，即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生效6年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互相残杀，包括对个人的袭击、大规模暴动和恐怖行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纳粹屠杀和迫害中逃离的大批犹太新移民受到阿拉伯人的强烈抵制，因此互相残杀不断。1947年，联合国提出巴勒斯坦地区的分治决议（见图9-3），但当犹太人在1948年5月14日午夜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时，周围的阿拉伯邻国与这个新国家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

    图9-3 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分治决议不仅将巴勒斯坦地区大致一分为二，还设置了一个“独立主体”——耶路撒冷市，其由联合国管理，约占100平方千米，包括旧城、更现代化的西部商业区以及其他周边地区。

    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拒绝分治，他们想彻底摧毁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从多个方向对耶路撒冷发动了袭击。

    在旧城南部入口锡安门的一场关键战役中，22岁的军官大卫·埃拉扎尔[20]指挥犹太部队深入耶路撒冷犹太区，将犹太平民和受伤的军人救出。但这次行动也耗尽了埃拉扎尔的精锐部队，剩余部队被迫放弃并离开这个祖辈已经连续生活了大约3000年的地方，旧城被约旦人占领。[21]即使在穆斯林的统治下，犹太人也可以进入圣殿山，而西墙（哭墙）更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约旦军队开始夷平犹太区。尽管失去了旧城，但这个新生国家幸存了下来，这令国际社会和许多犹太人深感意外。

    美国基督教徒对以色列建国最初的反应充其量是温和的。例如，美国天主教徒追随梵蒂冈[22]的态度，拒绝犹太人对圣地提出的任何要求。1943年，梵蒂冈国务卿宣布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而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同一天，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声称：“现代以色列不是圣经中以色列的继承者。圣地和那些神圣的地点只属于基督教：真正的以色列。”[23]

    主流新教徒的反应也不热情；他们大致同意梵蒂冈的观点，即代表新以色列的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人。此外，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支持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其他理由，他们担心美国对新犹太国家的支持会妨碍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教活动以及教育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那时，这些大学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温床。[24]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进入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管理层，这些石油业务越来越有利可图，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潜力。[25]

    20世纪初，美国新教刊物《基督教世纪》不断发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社论意见。例如，1929年，它质疑：

    犹太人在很多地区都受到尊崇，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工业、商业、政治、艺术和文学等领域，犹太人都展现出他们的能力。他们真的想移民到巴勒斯坦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地方吗？[26]

    最令人震惊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大多数主流新教徒都无视事实。当彻底的种族灭绝代替纳粹种族立法时，《基督教世纪》一再建议不要急于做出判决；编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数据。10年后，该出版物认为，犹太人不信仰耶稣已经有2000多年了，犹太人必须将耶稣带回他们的犹太教堂，从而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一个简单的举动就是自愿庆祝耶诞节[27]”[28]。

    1942年，关于放逐、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的一系列故事首次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当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斯蒂芬·怀斯开始全面宣传这些故事时，《基督教世纪》质疑他的指控是否有“任何好的目的”。该出版物尤其对怀斯的“犹太人的尸体偶尔被加工成肥皂”[29]这一断言感到愤怒，但是很悲惨的是这一断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

    并不是所有主流新教徒都如此无视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伟大的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他的许多政治分析一样，他对犹太国家的早期评论经得住考验，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很有意义。作为一名自由派新教徒，尼布尔拒绝接受《圣经》字面上的真理，并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持有一种更加明智和务实的态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撰文指出，犹太人应该建国，不是为了实现千禧年，而是为了更现实的原因。首先，“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最终拥有一个家园，这个民族在这个家园里不是‘有差异’的。在家园里，这个民族既不需要受到所谓善良人的庇护，也不会受到坏人的诽谤”。其次，很明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吸纳纳粹压迫下的所有难民，巴勒斯坦应该对这些溢出的难民进行必要的疏导。[30]

    关键在于，与温盖特以及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尼布尔认识到忽视阿拉伯人民是愚蠢的：

    （美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它们）能够确保将巴勒斯坦地区留给犹太人，确保取消目前对移民的限制，并确保对阿拉伯人另有补偿。但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坚持认为犹太移民给巴勒斯坦带来了新的力量，而不会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不公正”，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任何人将对其传统财产的主权限制视为“公正”都是荒谬的，不管这种限制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31]

    像大多数时代论者一样，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诺·盖布兰才华横溢。他将犹太人分为两类，他所崇敬的正统犹太人和他对之持有怀疑态度的更世俗的犹太人[32]。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分子，他深入研究反犹太主义欺诈中最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该书传播了很多犹太人控制全球经济、接管国家政府和杀害基督徒的巨大阴谋（最近，阴谋论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极右民族主义者中又卷土重来）[33]。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避犹不及的时候，盖布兰做出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评论，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早在1932年，他就谴责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疯狂，并预言“显然他将走向末日，与《以斯帖记》中的哈曼命运相同”[34]。到1942年，他是最早传达欧洲纳粹大屠杀和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新闻的人之一；到了第二年，他正确地估计出，那时德国人已经杀死了200万人。[35]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间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宗教界限。前者是浸信会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是主流新教徒。杜鲁门在12岁时已经读了两遍《圣经》，而马歇尔则是一个圣公会教徒。[36]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结束的前两天，杜鲁门会见了马歇尔，以及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和年轻的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

    那时，杜鲁门已经向时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兹曼做出了美国承认以色列的承诺，他让克利福德将他这样做的理由陈述给马歇尔和洛维特。但杜鲁门还没开始，马歇尔就打断了总统的话：“我甚至不知道克利福德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是国内顾问，而（我们讨论的）这是一项政策问题。”杜鲁门回应道：“将军，他在这里，是因为我邀请他来。”洛维特是耶鲁大学骷髅会[37]的成员，他的父亲是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席，他补充说，承认以色列“显然是为了赢得犹太人的选票”。杜鲁门和马歇尔互相攻击了一会儿后，马歇尔最后宣布：“如果你听从克利福德的建议，那么我会在选举中投你反对票。”[38]

    最终，马歇尔让步了，并承诺对自己的反对承认以色列的立场保密。杜鲁门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杜鲁门小时候经常上主日学校，成年后进行了再浸礼；无论他在哪里，他总会参加周日礼拜。在他的个人文章中，他记录道：“我是一名浸信会教徒，我认为这个教派给了普通人最近、最直接的接近上帝的途径。”[39]

    离开白宫后不久，杜鲁门参观了美国犹太神学院，在那里，一位朋友将他介绍为“帮助建立以色列国家的人”。作为回应，杜鲁门提到了从巴比伦囚禁中将犹太人释放的波斯国王：“你说的‘帮助建立’是什么意思？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40]

    1949年的停战协定将旧城和约旦河西岸交给了约旦人；在以色列国土最窄的“腰部”地区，约旦军与海相隔的距离仅为9英里。耶路撒冷较新的西部地区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但约旦人控制着拉特伦，其距离新城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关键连接处的主要道路仅一箭之遥。独立战争期间，以色列人曾在拉特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以色列人在南部几英里处修建了一条新公路，使得连接处的脆弱性略有降低。

    美国的时代论者与主流基督教徒算是表亲，但与后者不同，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建立欣喜若狂。其中最典型的是司可福，他曾就读于菲利普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会说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任费城圣经大学校长，后来花了10多年时间编写1967年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1949年，他宣称“弥赛亚时代即将开始”。此外，他认为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迫在眉睫的联盟”，可以看作犹太人和复兴的罗马帝国之间的时代论契约的开始。司可福似乎忘了，此前犹太人一直在攻击英国士兵，英国人可能并不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还有其他一些时代论者更进一步，他们认为，上帝有意缩短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寿命（他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亲以色列的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41]

    虽然以色列的建国确实触动了学究型时代论者的灵魂，但在他们的核心圈子（司可福就是这个核心圈子里的典型代表）之外，引起的共鸣并不多。此外，尽管以色列的建国使犹太人回到了圣地，但犹太人并没有控制圣殿山，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无法进入圣殿山，这是数千年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此，他们没有实现时代论的基本要求：在重建的第三圣殿中恢复礼拜和祭祀。

    19年后，这种情况将会改变。1967年5月，阿拉伯暴徒涌上街头，要求摧毁以色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通道，并将联合国维和部队赶出西奈半岛。（1956年，通过与法国和英国的短期军事同盟，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根据随后达成的协议，西奈半岛又归入了埃及。并且根据该协议，纳赛尔的两次行动均构成战争行为。）关键是，纳赛尔还向拉特伦派遣了两个突击营，直接针对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5月底，他公开宣称要摧毁这个犹太国家。

    纳赛尔估计，这一挑衅将引发以色列的进攻，最终导致这个小国被更强大的阿拉伯军队清洗。但他只估计对了一半。6月5—10日的六天里，以色列武装部队将尚未起飞的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并占领了西奈半岛、西岸、戈兰高地以及旧城和圣殿山。

    起初，以色列人并不打算攻占旧城。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埃及对他们的生存威胁已经牵涉他们所有的精力和资源。因此，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绝不想让约旦人加入战争，因为约旦人可能会在以色列脆弱的“腰部”将以色列一分为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集中于斯科普斯山飞地[42]内，该地区有一些小型驻军以及废弃的大学和医院，完全被约旦的领土包围。

    以色列向约旦国王侯赛因传话：如果约旦不采取敌对行动，以色列就不会攻击约旦河两岸的军队。侯赛因却说他的答案将通过“空降”到达，很快，约旦通过战斗机和炮弹袭击了以色列。虽然侯赛因的空袭基本无效，但当约旦人炮击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郊外的国家国际机场时，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即使在那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为应对危机而刚刚上任三周，依然希望谨慎行事；但内阁鹰派，特别是梅纳赫姆·贝京[43]，要求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在战争的前两天，达扬的克制政策占据了上风。[44]

    能比摩西·达扬更好地应对旧城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人几乎没有。这位独眼国防部长在一个农场长大，每天都与阿拉伯人打交道，会说阿拉伯语，与阿拉伯的童年伙伴们建立了友谊，并钦佩于伙伴们的父母安静的性格。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达扬曾作为一名中校，指挥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军队。在那场最终结束1948年冲突的微妙而漫长的停战谈判中，他与约旦谈判方阿卜杜拉·塔勒进行了广泛而越来越热情的接触。达扬非常信任他，在塔勒的陪同下，达扬穿着阿拉伯服装前往安曼[45]，并与侯赛因的父亲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了谈判；几年后，当塔勒要求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邮报》（《耶路撒冷邮报》的前身）严厉地批评他，从而提高他在安曼的信誉时，达扬回报了他。[46]

    随着埃及和约旦的外部威胁消除，战争即将停火，以色列内阁最终授权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当地的指挥官乌兹·纳尔基斯曾在1948年的旧城战役中失败，他命令伞兵军官莫迪凯·古尔执行最后一次袭击。

    古尔的预备役部队，最初是计划部署到西奈半岛的，但随后其与约旦军队展开了一系列的血腥战斗，从而确保了旧城北部和东部郊区的安全。这些战争的另一个好处，是建立了一条通往斯科普斯山的通道。旧城的约旦驻军紧急请求了支援，但以色列的飞机驱散了这支西行救援纵队，这使古尔的伞兵在6月7日相对容易地由通道进入了耶路撒冷。达扬铭记世界人民的信仰，没有授权对旧城的空中袭击，炮兵部队从圣殿山绕行，并仅向阿克萨宣礼塔内的狙击手进行零散的小型武器袭击。[47]这是幸运的，因为约旦人在圣殿山附近储存了大量弹药，近距离战斗很可能会点燃这些弹药，带来灾难性的地缘政治后果。[48]

    古尔占领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用无线电向纳尔基斯发出：“圣殿山在我们手中！”这也许是现代希伯来语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纳尔基斯和什洛莫·戈伦跟着古尔登上了山，其中戈伦是独立之后的以色列的军队首席拉比，他欣喜若狂地登上山顶，高呼《圣经》经文，反复吹响他的羊号角（即朔法尔[49]）。

    戈伦是想要重建第三圣殿的少数犹太人之一。他把纳尔基斯拉到一边商量。几十年后，就在戈伦去世之前，纳尔基斯向《国土报》提供了这次谈话内容：

    戈伦：纳尔基斯，现在是向岩石圆顶清真寺投放100公斤炸药的时候了，就这样吧。

    纳尔基斯：拉比，住手。

    戈伦：纳尔基斯，这样做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你没有领会这样做的重要意义。现在正是机会。明天，可能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纳尔基斯：拉比，如果你不停下，我就立刻把你送去监狱。[50]

    戈伦默默地离开了。达扬一听说占领旧城的消息，就立即前往耶路撒冷处理圣殿山事务。当时的圣殿山和现在一样，是中东政治炸弹的导火线。

    正如达扬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

    多年来，阿拉伯人一直禁止犹太人进入他们最神圣的场所，包括耶路撒冷清真寺院内的西墙和希伯伦的列祖之墓[51]。现在我们掌握了控制权，我们应该理解其他那些和曾经的我们一样有相同需求的人，允许各种信仰的人在圣地自由参观和朝拜。[52]

    达扬到达圣殿山后，立即命令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以色列国旗移走。第二天，他咨询了一位希伯来大学的伊斯兰历史学教授，探讨如何更好地接触管理此地的神职官员，也就是瓦克夫[53]。此后不久，他和工作人员登上圣殿山，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面：

    当我们继续登上圣殿山到达清真寺大院时，我们似乎……进入一处阴沉的寂静之地。清真寺外接待我们的阿拉伯官员庄严地向我们致意，他们的表情反映出对战败感到悲伤，并恐惧于我可能会做的事情。[54]

    达扬命令士兵们把鞋子和武器放在门口。经过瓦克夫的初步介绍后，达扬让官员们谈论未来，但他们沉默了。于是达扬和随从们盘腿坐在地板上，以阿拉伯的风俗和他们聊天。最终，官员们敞开了心扉：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期间的水电中断。达扬承诺将在48小时内恢复水电。

    这时，达扬将他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了瓦克夫：他要让他的士兵离开圣殿山，圣殿山还将留在瓦克夫的手中。达扬要求他们恢复相关服务，并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不会像约旦人那样审查传统的星期五礼拜；以色列的部队将从外部保卫这座山，但推土机已经将西墙附近的阿拉伯住宅清除；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西墙，将继续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

    达扬后来记录道：“瓦克夫和官员们并不喜欢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但他们知道无法改变我的决定。”[55]达扬是一个惊人的好色之徒和考古窃贼，他不是天使。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观察到，“如果上帝真的干预了人类历史，那么他在选择圣徒时很有幽默感”[56]。达扬自己做出了这一安排，几乎没有采纳内阁的建议；因为即使是谨慎和持久的妥协，也通常无法达到各方都满意。

    但这种匆忙的安排依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几乎从一开始，拉比戈伦就很能制造麻烦。他首先带领一小群追随者到圣殿山祈祷。起初，瓦克夫并没有反对，但在埃波月[57]九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纪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摧毁的日子），他做出了超越限度的行为。那天是1967年8月15日，这位惹事的拉比带着50个人和一个便携式方舟来到圣殿山，吹响了他的羊号角并祈祷。

    城内的穆斯林开始焦躁愤怒，瓦克夫封锁了圣殿山的主要入口，并开始向犹太人收取进山费用；而戈伦的回应则是宣布下一个安息日会带来1000名追随者。至此，以色列内阁已经厌烦了戈伦的这些危险行为，并做出决定：犹太人可以参观圣殿山，但不能在山上祈祷。而几乎同时，以色列最高宗教委员会的首席拉比直接禁止了犹太人参观圣殿山。虽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承认拉比的权威，但大部分正统犹太人都承认，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最为极端，因此这项禁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与圣殿山有关的紧张局势。[58]

    少数犹太人想把穆斯林从圣殿山上赶出去，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第三圣殿。他们感到愤怒，并将达扬称为叛徒（甚至还有更恶劣的称谓）。尽管历史证明达扬是正确的，但重建圣殿的狂热者或瓦克夫都不这样认为。

    几乎从一开始，达扬的妥协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古尔那个著名的感叹句[59]；圣殿山事实上在穆斯林社区手中，这种控制正是在自1967年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才得以巩固的，围绕上帝那一小块35英亩土地的政治动荡也随之加剧。

    下一个圣殿山上的重大事件，由一名精神分裂的澳大利亚基督徒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引发。他充满了由精神病引发的宗教热情，于1967年8月21日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将煤油倒在讲坛的楼梯上，并投掷了火柴。大火烧毁了清真寺的大部分室内装饰，还削弱了柱子的支撑力。

    罗恩是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的信徒。阿姆斯特朗是美国原教旨主义上帝广播教会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利用广播新媒介的传教士之一。阿姆斯特朗并不是时代论者，但他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10个消失的犹太部落”的后裔。尽管如此，时代论的普通信仰，即只有在重建的圣殿中恢复朝拜和祭祀才能使耶稣复临，激发了具有活跃错觉的罗恩，他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阿克萨清真寺是第一圣殿的所在地，它必须被摧毁，以便为新圣殿的重建让路（尽管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第一圣殿的遗址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而不是附近的阿克萨清真寺）。

    两天后，当以色列警察终于在东耶路撒冷的小旅馆抓住罗恩时，他高兴地承认：既然上帝想让他建造这座圣殿，他就必须先摧毁阿克萨清真寺。最后，罗恩被审判、定罪，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于1974年被驱逐回澳大利亚，一直在医院里住了20年才去世。

    尽管罗恩和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但阿拉伯世界还是爆发了；纳赛尔和沙特国王费萨尔都向以色列宣布圣战。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以色列人是幸运的，因为纳赛尔和费萨尔都锁定了最有可能接受号召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60]

    阿克萨清真寺的大火表明，圣殿山政治有最具爆炸性的两大特点。首先，它无处不在，总是充满偏执；尽管罗恩很明显只是个精神病人，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无关，但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仍然指责犹太人纵火，并认为事实是以色列的消防队员向其泼汽油。而与此相反，以色列内阁部长则指责穆斯林为了挑衅而放火。其次，如果圣殿山的火药桶会点燃世界，那么它很可能伴随着宗教幻想的火焰，这种幻想可能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时代论基督徒或者普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信仰，并不算过分笼统。主流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落入受骗的真信徒或明显的精神错乱者手中之前，都是和平的宗教。关于精神错乱者，他们的主要症状是幻听，常常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61]

    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末日错觉。犹太人在这方面领先了500年。伊斯兰教几乎是从穆罕默德本人开始，就有自己的末日错觉版本，这一版本最近在书店和战场上迅速发展。

    绝望是末日叙事生长的沃土。公元前6世纪，被流放到幼发拉底河沿岸为奴后，古犹太人正需要休整。《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记载了压迫犹太人的人被毁灭，但神学家们通常认为首次明确提到犹太弥赛亚的是《以赛亚书》。与《但以理书》相似，《以赛亚书》的写作时间是以赛亚生活的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它可能是由一系列作家在巴比伦流亡期间以及回到犹大之后创作的。书中预言了一位救世主的出现，他将结束世界，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上帝的普世王国。

    弥赛亚主义是犹太历史上一个持续的主题，它有时像一条细红丝带，有时则像一块展开的能够蒙蔽理性的深红色布。它可能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例如罗马时期，70年，奋锐党[62]策划的起义。起义中分裂出西卡里党，其暗杀了拒绝反叛的犹太人；其中一些西卡里人后来在死海之上的梅察达集体自杀。它还可能是某些虽有才能但被骗、偶尔有精神病的个人的作品，比如沙巴蒂·萨维，一位患有躁狂抑郁双相型障碍的塞法迪[63]拉比，他在1648年的狂躁间歇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并成为小亚细亚士麦那地区大型犹太社区的宗教领袖，然后在东地中海四处穿梭，聚集皈依者和会众。17世纪中期的大屠杀使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口大量减少，沙巴蒂·萨维的弥赛亚救世承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但当他被奥斯曼帝国监禁而面临死亡威胁时，他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一承诺也宣告结束。[64]

    大屠杀后，难以控制的以色列独立运动中再次上演了奋锐党和西卡里党之间的戏剧版本。在独立前的冲突中，两个恐怖组织“伊尔贡”和“莱希”（前者一般不会谋杀犹太人同胞，但后者会），都参与了对阿拉伯人和英国官员的暗杀性袭击，最著名的是1944年在开罗暗杀英国副国务大臣莫恩勋爵，以及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伊尔贡要求暂时停止对英国人的袭击，这激怒了更激进的成员，他们在亚伯拉罕·斯特恩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莱希（就是在英语世界中更为人所知的“斯特恩帮”）。像伊尔贡一样，莱希的目标也是阿拉伯人和英国公民，它们不仅对莫恩遇刺事件负责，而且对1948年的联合国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事件负责，因为当时它们担心伯纳多特会与阿拉伯人达成对它们不利的停战协议。（战争期间，伯纳多特曾帮助数万人从德国集中营获释，其中约有1600名犹太人。）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的临时停火争议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争论使伊尔贡和莱希分裂。与奋锐党和它的分支西卡里党的区别一样，伊尔贡人一般不会杀害他们的犹太人同胞，而莱希人则会这样做。过去的西卡里人和后来的莱希人都谋杀过犹太人的通敌者，偶尔还谋杀与他们仅仅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人。更重要的是，和西卡里人一样，莱希人也是热情的弥赛亚主义者，而伊尔贡人则更世俗化。

    莱希的宣言，即《民族复兴原则》，列出了18条，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向犹太人承诺《出埃及记》中的土地“从埃及河到大幼发拉底河”，以及第三圣殿的重建。[65]在被纳入以色列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之前，伊尔贡和莱希的最后领导人分别是梅纳赫姆·贝京和伊扎克·沙米尔。两人后来都成为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人对弥赛亚主义团体的支持相对较少。那里的民众消息灵通，他们认为在晚间新闻时间给别人打电话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他们同样非常清楚，重建圣殿类似于一种自杀行为。尽管这个国家仍然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最近尤其是伊朗部队打击的目标，但弥赛亚主义的原推动力——一种与巴比伦人、塞琉西王朝、罗马人、国社党或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人等规模相当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毕竟，以色列已经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而剩下的威胁来源国叙利亚则陷入内乱。

    即便如此，1967年对旧城的占领确实激励了以色列千禧年主义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特别是信仰者同盟（即坚信派），他们将《出埃及记》中的最大领土视为信仰：上帝将加沙、西岸、戈兰高地，甚至荒芜的西奈半岛永远留给了犹太人。1967年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坚信派就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1974年，他们与新总理伊扎克·拉宾因为那里的修建工程发生了冲突；最终，坚信派通过拉宾的对手、建立定居点的支持者——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迂回挫败了拉宾。3年后，梅纳赫姆·贝京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他打开了西岸扩张的闸门。（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66]规定，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坚信派没能阻止该协议的实施。）

    其他的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则专注于圣殿的重建。伊斯拉尔·阿里尔就是这样一位圣殿狂热者，他是一位关注梅洛迪小母牛的拉比。1967年，年轻的阿里尔曾在攻占西墙的伞兵旅服役。对他和一小群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弥赛亚（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到临过的）在圣殿建成并使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1988年，阿里尔协助建立了“圣殿研究所”，该研究所不仅致力于重建第三圣殿，而且致力于完成圣殿最精致的细节，包括亚麻长袍、乐器、古犹太教朝拜所用的仪式。

    完成这些细节只不过是时间、技能和金钱问题，阿里尔和他的同事们根本不缺。更难的是要找到祭司主持弥赛亚回归所需的祭祀仪式，而这代表了神学上的一个两难问题，因为祭祀通常只能由用红色小母牛的骨灰洁净后的祭司主持，这本身就需要屠宰这种稀有的牛。

    约瑟夫·埃尔博伊姆是另一个弥赛亚团体“重建圣殿运动”的拉比，他试图通过创造“从未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洁净祭司，来克服无法找到合格红色小母牛的困难。他从古代祭司种姓科哈尼姆的后裔中挑选出自愿的孕妇，她们将在一个特殊的院子里分娩，那里高于地面，以避免另一个祭司的禁忌，即“不能错误地踩在一块没有标记的坟墓上”。该项目允许家长探访，但男孩们永远不能走出大院；他们可以在一个升高的庭院玩耍。男孩们将接受包括祭祀技术在内的祭司培训，在成年礼后的某一天，他们将成为转基因红母牛的屠宰者。[67]

    1975年，像8年前戈伦和他的追随者做的那样，一小群犹太弥赛亚主义者进入圣殿山，在一扇禁止他们进入的大门内祈祷。[68]阿以联合警察部队将正在祈祷的这群民族主义者赶走，但以色列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这群人的裁决。这引发了骚乱，数名阿拉伯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发出了抗议，瓦克夫规定，包括西墙在内的整座圣殿山都属于清真寺。以色列高等法院最终废除了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祈祷的决定，但随后利库德集团的3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阿里尔·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誓要改变这一裁定。但最终没有人兑现这一煽动性的承诺。

    1982年，两个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分别试图在圣殿山放置炸药；第一个是由拉比梅厄·卡赫纳领导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团体，叫作“卡赫运动”，其试图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墙壁附近引爆炸弹。第二个是名为“利夫塔帮”的神秘团体，其试图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69]为此，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进行了一次地缘政治模拟，并得出“如果岩石圆顶清真寺真的被摧毁，那么这将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论。

    更危险的是另一个团体“犹太地下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成员已经杀害了希伯伦的5名阿拉伯学生，并企图暗杀约旦河西岸的市长们，炸毁清真寺和阿拉伯公交车。这些行为非常危险。1984年，他们对岩石圆顶清真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并获得了先进的炸药，但后来计划取消。正如后来的一个极端组织的成员所说，30个成员的行动，可以被称为一个地下组织的行动；300个成员的行动，就是一场运动；3000个成员的行动，那就是一场革命。[70]第二年，一家以色列法院判处了27名地下组织成员监禁，监禁时间从几年至终身不等，罪名是对圣殿山有企图并进行了其他恐怖袭击。然而，到1990年，在以色列右翼团体的压力下，他们全部获释。[71]

    直到1994年去世之前，拉比戈伦一直在制造麻烦。从第一次造访圣殿山，他就开始勘测。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公布了那些测量数据，并发表了一篇圣经评论，宣称山的南部有一大块土地不受圣殿的洁净限制，因此其适合修建犹太教堂。该评论文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地目前被阿克萨清真寺占据。

    与地上的祈祷一样，在圣殿山土层下进行的考古活动也会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尽管当时有大量的历史和考古学证据，但穆斯林通常否认第一和第二圣殿曾经存在过，并将任何挖掘圣殿山土层的行为视为犹太人试图为建立第三圣殿找证据。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地积累了连续的沉积层，因此考古学家挖掘得越深，能够追溯到的时间就越早。罗马和耶路撒冷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中，偶尔会有这方面的生动体现。在这些现代城市的街道下方，12~24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可追溯到基督时代的挖掘物。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们在挖掘时首先会遇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物，然后是更早的穆斯林王国的文物，然后是罗马、希腊、犹太人的文物，如果幸运的话，就还有迦南统治者的文物。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本杰明·马扎尔领导的犹太研究人员首次进入了圣殿山周围的地区。

    马扎尔最重要的发现是希律王第二圣殿晚期的一个大型公共区域，那里有大量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和毗邻圣殿山的复杂水利系统，以及通往圣殿山的巨大台阶。这可能是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证明第二圣殿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

    瓦克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认为挖掘破坏了圣殿山的稳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了一系列独立调查人员，但没有发现山结构被破坏的证据，还赞扬了考古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与会者批评了挖掘工作没有得到阿拉伯土地所有者的许可。[72]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西墙隧道。以色列从1969年开始，沿着圣殿山的西面从地下挖掘，这毁坏了马穆鲁克时期的多个建筑，令瓦克夫很心烦；联合国大会对挖掘进行了谴责，随后对以色列进行了制裁。但美国及其盟国为了抗议联合国的制裁，不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这差点儿使该组织破产。

    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在圣殿山地上和土层下进行了大量挖掘，众多发现之一是西墙地下的一扇古老大门，它通往地下的隧道，然后是一段台阶，其通往岩石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地面。后来，沃伦写了一本小册子《应许之地》，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过去东印度公司”的欧洲财团，它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殖民巴勒斯坦地区。[73]

    1981年，在拉比耶胡达·盖茨的指导下，西墙隧道的工人再次遇到了“沃伦之门”，并发现了其外的东行隧道，盖茨认为这条隧道将通向至圣所，甚至可能通向丢失的约柜。他的团队开始向东、圣殿山下岩石圆顶清真寺的方向挖掘，这显然是在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合作下进行的。盖茨发现东行隧道几个星期后，瓦克夫的卫兵听到地下挖掘传来的声音，便下到蓄水池查看，他们在那里与犹太人发生了冲突。[74]

    果不其然，戈伦宣称，新隧道比西墙还要神圣。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看到了犹太人想要控制圣殿山的赤裸裸的企图。面对阿拉伯人的强烈敌意，以色列人用一堵厚厚的混凝土墙封锁了隧道，永久性地阻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墙隧道完工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将其向游客开放。通道很狭窄，游客们必须从靠近哭墙的南部入口进入，参观完后从同一门口走出，这种往返造成的拥挤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参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在隧道北部终点修建了一个出口，这再次激怒了阿拉伯民众，他们认为新出口企图破坏和摧毁圣殿山；愤怒的人群聚集，工程被迫暂停。

    1996年9月23日午夜，以色列人打通了隧道北部的出口，使隧道与地上街道相通，并迅速在那里安置了一扇铁门。两天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骚乱，以色列军队和根据《奥斯陆协议》新组建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几十人丧生，数百人受伤。[75]局势十分紧张。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国际首脑会议，但会议没有最终结果。随后，骚乱平息，出口仍然敞开；今天，游客走出隧道出口后会惊奇地发现，以色列警卫在那里迎接他们，并将他们护送回哭墙。

    1967年以色列对旧城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不仅改变了中东和阿以关系的政治局面，而且给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其影响力是当年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者无法预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时代论主角将被一个如此幻想的、脱离现实世界事实的信仰体系驱使，让约翰·纳尔逊·达比都自愧不如。

    10 《启示录》的开创者
    畅销书与美国核武政策

    为了深入了解美国当前的文化两极分化，我们可以观看一部美国B级电影《末世迷踪》，尼古拉斯·凯奇在里面饰演航空公司飞行员雷福德·斯蒂尔。在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途中，斯蒂尔飞机上的数十名乘客莫名其妙地失踪，且飞机与一架显然无人驾驶的客机相撞，随后在斯蒂尔女儿的引导下，不可思议地在一段废弃公路上紧急迫降。

    影片在飞机上和地面上的混乱场面之间不断转换镜头，观众们可以分成两组：那些认为情节离奇并后悔观看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影片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的人，其中的故事就像《十一罗汉》或《卡萨布兰卡》中的故事一样。

    没有什么比时代论更明显地分裂了美国的文化：对其中一方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能够从末日苦难和永恒诅咒中被拯救的可能性；而对另一方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信仰体系，就他们所理解的程度而言，就像《末世迷踪》那样杂乱无章。

    2001年10月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这次讲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文化分歧。在世俗人看来，这次讲话的风格宽容而温和，几乎不包含任何宗教内容，只是在美国真诚认可并给予其近20亿教徒美好祝愿的时候提到了伊斯兰教。

    而另一方面，福音派听众却从一些话语中听出了相当不同的信息，如“孤独之路”（出自《以赛亚书》）、“杀害无辜者”（出自《马太福音》）和“没有和平”（出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历代志》《以赛亚书》），它们暗示了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愤怒。宗教学者布鲁斯·林肯观察到，“留意到这些话语的人很清楚地听到了，但是缺乏《圣经》知识的人可能听不到”[1]。布什的讲话像是一声响亮刺耳的狗哨；正如布鲁斯·林肯发表那些言论之后《今日基督教》所评论的：“可悲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在布什讲话时，偷偷地相互点头和眨眼了。”[2][3]（布什本人显然对他的时代论信仰保持沉默；官方显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大多数观察家将他归类为主流新教徒。）[4]

    时代论幻想的盛行，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并埋下了潜在的不幸。

    以色列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其他绝大多数人害怕重建第三圣殿，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重建圣殿必须首先摧毁穆斯林的清真寺，而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对美国福音派教徒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由于达比和他的继承者的影响，美国怀有弥赛亚式梦想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希望在重建的圣殿里恢复祭祀。

    这样做的神学理由并不充分。不知道什么原因，时代论者通常会引用繁杂冗余和模棱两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4的内容：

    他抵挡神，抬举自己，高过一切被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穆迪月刊》是穆迪圣经学院的内刊，1967年六日战争后，该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与占领旧城以及重新获取圣殿山的预言意义有关。在确认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中，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圆桌式文章，其中一位作者将冲突的意义总结如下：

    《圣经》几乎是中东各种事件的百科全书，现在的中东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我来说，这些事件证实了《旧约》和《新约》预言的字面解释。[5]

    在同一篇文章中，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讨论了恢复圣殿的动物祭祀问题，指出“许多人由此预测胜利的以色列国家将尽早恢复圣殿活动”，并且“这肯定是神力所致，表明时代的终结”[6]。

    瓦沃德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安德森、司可福和盖布兰一样，尽管他的作品非常有名，但他过着简朴、平静的生活。宿命般地，瓦沃德文章的下一页是哈尔·林赛的文章。林赛是一位更不为人所知的达拉斯神学院的毕业生，1958—1962年曾是瓦沃德的门生。[7]

    短短几个段落的引言之后，林赛开始罗列当时的各种“灾难”：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种族暴动、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的核悲剧、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全球人口过多导致的数十亿人挨饿。

    根据林赛的说法，自由新教对《圣经》字面真理的否定和对上帝已死的传播，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他狂热的想象中，地缘政治中的明星国家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完美契合：复兴的罗马帝国/欧盟，“北方之王”苏联，“南方之王”埃及，最后是“东方之王”中国。根据林赛的说法以及《启示录》9:13-21的预言，一个庞大的东方部落（用林赛粗野的措辞，就是“黄祸”[8]）将出现：“最近在红色中国境内拍摄的一部电视纪录片说，目前有2亿中国人处于战备状态。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吗？”[9]

    实际上，《启示录》的章节并没有提到“东方之王”；它的9:16提到了20万来源不明的骑士，而不是2亿。20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拥有400万士兵。尽管这些与事实不符的点不断出现，但对林赛而言一切都很清晰，据他所说，那个时代一连串无法抗拒的全球恐怖事件：

    是由一块块巨大的拼图碎片组成的，经过许多模糊之后，拼图终于拼好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神圣拼图中的碎片突然回到它们所属位置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经历了近2000年的全球离散之后，以色列在原来的土地上重建了国家，以及自此之后中东发生的事件。[10]

    林赛的这篇文章，暗示了时代论者从被动观察到积极参与末日序列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大规模虚构的、荒谬的地缘政治主张所推动的。林赛提到了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当这位历史学家被问及“如果圣殿重建，那么岩石圆顶清真寺怎么办”时，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谁知道？也许会发生地震。”[11]听到这句话的以色列人可能会大笑：这位被提问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就是伊斯雷尔·埃勒达德，一位莱希党右翼理论家，他起草了该组织的《民族复兴原则》，该原则宣称犹太人有权拥有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并主张立即修建第三圣殿。

    《穆迪月刊》在时代论圈子里很有名，但在美国公众中没有多少读者。尽管如此，但林赛对末日审判情景引人入胜的断奏方式展示出他的散文天赋，他将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向数千万美国人传递时代论信息。在此过程中，他将获得财富和世界知名度，并改变美国的宗教格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独特的地缘政治幻想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团体。

    林赛于1929年出生在休斯敦，从小接受传统的南方原教旨主义教育，但他似乎并不怎么投入；受洗3次之后，他发现宗教无关紧要并令人失望，“所以我就离开了”[12]。他稀里糊涂地完成了得克萨斯大学的商科学习，然后被安排到海岸警卫队做了一段时间的密西西比河拖船船长，还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这些经历让他对世界感到悲观。当他几乎处于自杀边缘的时候，他读了一本基甸版《圣经》，并受到启发：如果他接受了上帝的真理，他就将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他被吸引了，但仍不确信，于是他自学了希腊语，并沉浸在《圣经》中，而他曾经以为《圣经》充满了历史错误。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杰克·布莱克韦尔的年轻传教士。这位年轻传教士向他介绍了《圣经》预言：“我心中点燃了一团火，从未熄灭。”[13]

    他的新信仰引领他进入了达拉斯神学院，在那里，他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并再婚。一毕业，这对新婚夫妇就开始了校园传教士的工作，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等学校传播时代论叙事。向持怀疑态度的左翼校园听众布道的经历，将他的修辞技巧磨砺得像一把神学手术刀；一位观察家记录了他让观众席上挤满符合征兵年龄的年轻人的方法：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哈米吉多顿末日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英俊、有魅力、表达清晰的林赛用黑板上的绘制的地图快速地呈现时事，这让他们非常着迷。[14]

    后来，他和妻子厌倦了大学城的喧嚣，选择在洛杉矶定居，集中精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受《穆迪月刊》成功的鼓励，他决定写一本书。在著名宗教作家卡罗尔·卡尔森（与比利·葛培理共事过）的指导下，他开始了这项工作：

    写书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坐在一个年轻人（一个愤世嫉俗、不信教的人）的对面——我会试图说服他《圣经》预言是真的。如果你能让一个年轻人理解，那么其他人也会理解。年轻人会为了某件事情毫不犹豫地给你打电话，这会迫使你与那些不属于宗教“俱乐部”的人打交道。[15]

    结果，他的《消失的伟大地球》与任何福音派文学作品都不一样：它延续了1967年《穆迪月刊》中的那篇文章的风格，轻松融合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学、令人惊叹的未来主义技术和当前的流行文化，并巧妙地覆盖于时代论框架之上。书店没有把它放在发霉的宗教书的架子上，而是把它放在畅销的新纪元板块的架子上，它与《易经》《超觉冥想》《反射疗法》等作品相邻。

    林赛和卡尔森掌握了文学传播的艺术，他们的作品吸引了读者。不到一年，这本书就卖出了1000万册，到现在至少已经卖出了3500万册。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几位内阁秘书手中都有这本书。随后他们又出版了类似的书，销量也达到了数百万。

    这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美国最受尊敬的神学观察家之一，已故的保罗·博耶说：

    我认为，哈尔·林赛实现了一种突破，他使对《圣经》预言感兴趣的人群超出了真信徒的范围，使《圣经》预言成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而那些从来没有关注过预言的人也听说了这本书，于是他们拿起了平装本。当他们看到林赛将时事编织在一起，而《圣经》文本似乎预示着这些事件时，他们说：“哇，这太神奇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道理。”……（林赛）似乎不仅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政府的一些最高级别官员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6]

    该书于1970年首次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赛将达比、安德森、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的作品综合成了轻松、流畅的叙事阐述，而且他更擅长推销《圣经》的无误性。他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实现了的耶稣和先知的预言。

    确认偏见不仅包括积极寻找有利的证据（无论这些证据多么模糊），而且包括故意对相悖的数据（存在大量没有实现的《圣经》预言）视而不见。仅举几个例子：《圣经》预言埃及将成为永久的荒地、尼罗河将蒸发（《以西结书》29:8-15和30:12）；埃及人将使用迦南语（《以赛亚书》19:18）；最著名的是，一个犹太王国将出现，从尼罗河向东延伸几百英里到幼发拉底河（《出埃及记》23:25-31）。

    林赛的影响力，从最谦卑的信徒延伸到美国政治的制高点。罗纳德·里根从小就从虔诚的母亲内莉那里传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里根毕业于尤里卡学院，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基督徒教会的关联，那是里根家族的教会。虽然基督徒教会是一个主流新教教派，但该教会深受社会和经济保守主义的影响。

    到成年时，里根已经成为一名福音派新教教徒。在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热情地宣布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间，他成为《消失的伟大地球》的书迷。[17]他还定期会见当时最著名的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包括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帕特·罗伯逊和比利·葛培理。这些人都记得曾与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在末日论方面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葛培理和里根之间的末日论对话中，一位目击者对这位州长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感到惊讶。[18]

    里根不只和福音传道者探讨末日论。1971年，他对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民主党临时主席詹姆斯·米尔斯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末日之战和基督复临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就绪。”他提高音调，继续说道：
    很快了。以西结说，上帝子民的敌人将遭受烈火和硫黄。那一定是指他们将被核武器摧毁。以前没有核武器，现在有了。[19]
    里根甚至强行和犹太人讨论这个问题。1981年，这位新当选总统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托马斯·戴恩探讨了末日论：“我看了你们《旧约》中的古老预言[20]，以及预言世界末日的迹象，我想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将要看到末日到来的那一代人。”此后不久，他向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豪厄尔·赫福林重申了这一想法，并补充道：“苏联将卷入其中。”[21]

    里根尤其被林赛的时代论叙事中的苏联角色吸引；并非巧合的是，在1983年他向全国福音派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他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圣经和主耶稣要求我们抵制这种邪恶”，使这些邪恶之物不再挡道，他接着说：

    苏联庞大而空前的军事建设将会被施行核武器冻结。然而，让我们祈祷救赎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中的人，祷告他们能发现认识上帝的欢愉。但是，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尽管他们宣扬国家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做出最终将统治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的预测，但他们是现代世界邪恶的焦点。[22]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里根这样一个沉迷于“千禧年”时代辉煌、接待厅里谈论的都是核灾难的人，苏联领导人会有何感想。情报报告也会让苏联领导人知道，里根的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兼搭档卡斯帕·温伯格也是虔诚的末日信仰者，是哈尔·林赛的狂热支持者，是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温伯格对《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印象深刻：“我读过《启示录》，是的，我相信世界将结束——这是上帝之力，我期待，而且每一天我都觉得时间到了。”[23]（除了里根和温伯格，当时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和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也是林赛的粉丝。）[24]

    里根的时代论影响是双向的。福音派领袖支持里根的末日信仰，里根也反过来为他的福音派盟友提供信息。1983年，他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法威尔准备了一份核武器简报，而法威尔则将这些信息进一步简化到道德多数派[25]赞助的报纸广告中：“我们不能在国防上排名第二！但遗憾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位置，而且这一排名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26][27]

    1983年之后，里根的末日论和鹰派思想都消失了，这对地球来说是一件幸事。总的来说，这位前总统并不是消息灵通的人；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卢·坎农说：

    1982年初，比尔·克拉克成为里根的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发现总统对世界许多角落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知道总统会对视觉辅助的展示方式做出反应，并推断最容易让总统接受的形式是电影。于是他带里根去看电影。[28]

    美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电视电影[29]《浩劫后》，电影讲述了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一次核战争中汽化，这尤其触动了里根。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电影效果很好，让我非常失落。到目前为止，该剧还没有做任何广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本人的感触是，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去阻止，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30]

    里根没有在日记中提及该电影未做广告的原因：杰瑞·法威尔认为该电影是反核活动家的宣传行为，展开了一种抵制核武器潜在赞助商的威胁活动。里根随后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威廉·维西上将的谈话，维西将核战争规划称为“一次最节制的经历”。[31]

    很明显，里根看的电影和军事简报都低估了热核战争[32]的后果。那时，武器专家们已经知道，热核爆炸所产生的火风暴将比最初的冲击波和随后的放射性沉降物产生更大的杀伤力；《浩劫后》播出几个月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火风暴产生的平流层烟尘将持续数年，并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死亡，甚至比最初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火风暴和放射性沉降物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33]

    1984年，在里根的总统连任竞选中，面对对手沃尔特·蒙代尔，里根的末日信仰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10月21日，在总统辩论中，记者乔吉·安妮·盖耶和马文·卡尔布就这一问题向他施压，里根的回复是建议“一些神学家”信仰世界末日，但他不认为任何国家都能够在核战争中获胜，以此低调处理了自己的末日信仰问题。（据说南希·里根[34]听到卡尔布的问题时咕哝了一声“哦，不”。）[35]

    到了第二任期，里根非常惧怕核战争的后果。他的苏联事务顾问、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怀疑里根是否会对核袭击进行报复：“我认为，在他内心深处，即使美国遭到核袭击，他也不会（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他从没有这样暗示过，但我似乎感觉到了。”[36]里根的摩尼教式反苏立场已经消退，甚至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他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议全面禁止核武器。尽管两位领导人未能实现这一突破，但美苏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并且一年后他们签署了影响深远的《中导条约》[37]。

    神学家们和出版行业都惊叹于林赛的巨大成功，但对林赛书中不断出现的事实性错误并不关注。[38]在某处显眼的段落中，林赛描述了1942年一支庞大的日本侵略军开足马力向西穿越印度洋、向北非挺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幸运的是，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舰队的方向，转而入侵美国西海岸。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拦截了这支特遣舰队，并在那里打败了日本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争局势。[39]

    在真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没有试图入侵北非，甚至没有入侵美国西海岸的计划。珊瑚海之战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决定性的海军行动，如果按细节评估，那么日本应该是战胜方，更何况从印度洋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日本联合舰队根本不会到达该片水域。在另一段落中，林赛描述了希特勒在一场“政变”中夺取政权。他将“政变”这个单词大写，其指的是1923年希特勒在奥佩拉·布菲啤酒馆里那场失败的暴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40]并没能通过合法的议会选举而获得权力。这本书还预测，地热资源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财富，这进一步说明了林赛经常幻想式地理解日常事件：

    我正在和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谈话……我们讨论了对廉价能源的需求……他确信，在以色列周围的土地上，有足够多的蒸汽被困在众多的断层之下，可以为运行涡轮机提供动力，从而更经济地发电。他将这一新工艺称为地热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发明一种生产廉价能源的方法，以充分利用这座丰富的金矿。[41]

    “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这种模糊的引用，是林赛许多断言的典型来源。（他还常爱引用：“一部电视纪录片”、“科学家告诉我们”、“新闻类杂志上的图表”、“一家大型电视台”，或者，只是简单地说，“它告诉我”。）地热发电已经不是一项新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用地面蒸汽为房屋和建筑物供暖，1904年左右出现了地热发电。另外，以色列并没有多少地热喷口，它的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它的智力资本，而不是林赛反复错误引用的自然资源。以色列奥玛特科技公司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设备生产商之一，但该国没有足够的地热潜力来支持该公司的任何工厂。[42]

    更为严重的是，从解读《圣经》的角度，林赛反复提到了《但以理书》中公元前550年左右所谓的成功的预言，即该书正确预言了4个世纪之后马卡比人成功地反抗了塞琉西帝国。然而，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圣经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时间比书中所说的要晚，也就是说，成书时间是在马卡比人成功反抗塞琉西帝国之后，而书中虚构说成书时间是流亡初期，是为了增强其预言的真实性。[43]正如达比所做的那样，林赛将《圣经》中米设的位置确定为莫斯科，但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莫斯科建立于1174年，比《圣经》编写的时间要晚得多。[44]

    林赛在事实依据和分析方法上缺乏严谨性，因此他的预言经不住考验，这并不令人惊讶。在书的一开始，他就强调，由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引发的末日迫在眉睫。他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34中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45]都要成就。”他尽可能地按字面意思解释这段经文：

    哪个世代？显然，根据《圣经》，这个世代将有预兆——最主要的预兆就是以色列的重生。《圣经》中的一代的时间大约是40年。如果这一推论正确，那么在1948年往后的40年左右，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许多一生都在研究《圣经》预言的学者相信事实就是这样。[46]

    达比和他的追随者们对米勒的“大失望”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做出时间如此精确的预测。一个多世纪后，随着米勒那场混乱远离时代论者的意识，林赛又将时事和《圣经》解读结合起来，预言末日将不晚于1988年到来。

    在这本书中，林赛还预言了一种世界范围内单一宗教的崛起，这种宗教合成了主流新教和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以及新纪元运动的“占星术、唯灵论甚至还有毒品”。[47]在地球的第七十个“周”（在时代论日历中是七年）开始时，以色列与具有无上权力的欧洲联盟的强大独裁者（反基督者）结盟，并且犹太人在重建的第三圣殿里恢复了祭祀。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三年半之后，这位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背叛了以色列人，开始屠杀基督教徒。这时，苏联人与因圣殿山被亵渎而愤怒的阿拉伯联盟一起，分两路入侵以色列，一路穿越伊斯坦布尔海峡和地中海进行攻击，另一路穿越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进行陆路远征攻击。林赛用详细的入侵路线图对叙述进行了有益的修饰。

    然后苏联人背叛了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入侵埃及。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对事件的这一转变感到震惊，呼吁“红色中国人”提供帮助，中国人带领上文中提到的2亿人的强大部落行军穿过亚洲，袭击以色列。（林赛通过一份“印度报告”预言了这次袭击，该报告讲述了1.2万名中国军人修建了一条穿越西藏和巴基斯坦的道路，以便于军队的大规模调动。）苏联军队在入侵埃及的战争中分散了精力，于是返回以色列，但在那里被摧毁（不清楚是被上帝还是被欧洲人）。随后，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美吉多（《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展开了最后的激战。世界各地的战争回应了这场激战，地球处于毁灭性的大灾难之中；然后耶稣回归，结束世界。这场大屠杀有一个令人兴奋的亮点，即1/3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因此拯救了自我。唉，剩下的2/3被烧死。[48]

    林赛引人入胜的散文风格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时世界末日般的社会和地缘政治氛围，打开了致富的文学之窗。《消失的伟大地球》如此畅销，以至于纽约的互助保险公司开始售卖某类保单，该保单可以让“被提”者的受益人得到补偿。[49]

    很快，其他人也开始争相参与大灾难这一主题。其中一位是林赛曾经的老师、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到林赛的书出版时，他已经担任院长近20年，但在大众市场领域的著作相对较少。受林赛的启发，瓦沃德出版了大量畅销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米吉多顿、石油和中东危机》。该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最终售出200多万册，目前仍在印刷中。[50]

    这本书追溯了与《消失的伟大地球》同样的现代时代论叙事：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崛起，苏联人和中国人的接连入侵，随后是被提、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审判。和林赛一样，瓦沃德热情地将一条时事的粗红线编织进他的叙事。在林赛和瓦沃德这两本书出版间隔的4年间，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51]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进而使世界财富和权力向欧佩克卡特尔组织，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大规模转移。正如时代论作家们惯常做的那样，瓦沃德抓住了“石油禁运”这一引人注目的时事，以作为即将到来的末日故事的导火索。

    透过时代论的有色眼镜，瓦沃德清楚地看到，由于全球经济实力的转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可挽回地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由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伊朗联合领导，尽管这两个教派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一直互相残杀。反基督者将领导欧洲，而欧洲将受到比美国更大的石油禁运威胁，然后穆斯林和欧洲联盟将促成一项包容各方的中东和平计划，该计划也会得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变得和谐的群体的热烈拥护。

    三年半之后，反基督者见利忘义地废除该计划，并引发了完整的时代论场景：苏联人和2亿“红色中国人”入侵、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末日。和林赛一样，瓦沃德预言了“世界教会”的崛起，这将是撒旦的工具，是一个更荒谬的泛基督教徒、占星家、其他新纪元运动者甚至穆斯林的融合。

    凭借学术研究方向，瓦沃德比林赛更能把握历史事实。例如，他清楚地认识到，哈米吉多顿的小山谷容纳不了2亿中国战士，因此他将战场扩大了数百英里，这是林赛没有做到的。[52]然而，他对历史和地理的更好的理解并没有提高他的预测准确性，也没有限制他的幻想。

    正如多萝西·马丁和她的飞碟一样，当林赛和瓦沃德的预言与未来不符时，他们加倍努力，修改了自己的叙事。林赛利用《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巨大成功，又出版了几本类似的书。[53]他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首次出版于1980年，包含了世界末日级灾难的常见元素：大范围的革命、战争和饥荒。在林赛夸大其词的某个典型例子中，“以色列最杰出、最具侵略性的将军之一”告诉他，赎罪日战争中最可怕的时刻之一，是摩西·达扬向果尔达·梅厄总理建议：“第三圣殿正在倒塌。请准备发射世界末日武器。”[54]以色列人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确实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达扬可能说出了上文中的第一句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他还说出了B级电影般的第二句话，尤其是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记载。

    《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的类似的错误出现的频率甚至比《消失的伟大地球》还要多。林赛告诉读者：“自1950年以来，每10年发生的地震数量比上个10年大约翻一番。”[5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到现在地震发生的频率将是1950年的约100倍。毫无意外，权威的全球地震频率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震频率没有增加。[56]

    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谚语：就算一只表停了，它一天都能准确表示两次时间。林赛偶尔也能打中靶心，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中，他正确预言了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的风险。[57]（实际上，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处于高风险的位置。）而接下来几年的事件则全部否定了林赛耸人听闻的预言；虽然全球性灾难事件越来越多，这一基本旋律没有变化，但歌词需要修改。1991年苏联解体，意味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消失，这迫使林赛寻找新的妖怪。《地球——公元2000》适时确认了新的世界末日威胁：上文所提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泛伊斯兰联盟，以及可怕的自然灾难，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其中一章的副标题是《没有人能够安全》。）就连电视节目《星际迷航》也成为林赛的操练对象，他猛烈抨击了“进取号”船长詹姆斯·柯克对世俗哲学概念和诸如“轮回”等东方宗教信仰的喜爱。[58]

    如今，建立泛穆斯林联盟似乎像猫王复出一样不可能实现；自“9·11”事件以来，右翼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的数量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数量的两倍，比雷击和窒息致死的数量少了一个数量级。[59]预防和治疗措施的进步基本可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数据统计显示，艾滋病的死亡率和感染率在1996年该书出版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缓慢下降。）[60]到我写这本书时，90多岁的林赛依旧在互联网视频和几乎无人知晓的有线电视频道上宣扬末日论和时代论。[61]

    林赛支持哪个政治阵营，这很少有争议，但他通常避免直接支持；也许他选择了更多地关注未来世界，而不是当下这个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将时代论信仰注入日常政治的责任落到了其他人身上。其中，最成功的是时代论传教士杰瑞·法威尔。

    法威尔的家族起源于1669年的弗吉尼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不信教的商人，经营着许多家企业，其中一家是公共汽车公司，汽车上非常有特色地安装着电池动力的电影放映机。不过，他的父亲在55岁时因酗酒而死。法威尔追随着他虔诚的母亲，母亲每个周日一大早就开始播放查尔斯·富勒的《昔日广播》节目，声音响彻全屋。

    法威尔在父母身上看到了善恶之争的缩影，在20岁出头的时候，被任命为牧师。他从富勒的广播剧本中借鉴了一页，创作了自己的《昔日福音》电视节目。该节目于1956年首次亮相后，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尽管他个人反对民权立法，但他坚守那个时代的福音派信条——拯救灵魂，但远离政治。[62]

    1973年1月22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罗诉韦德案[63]的判决后，他改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3年1月23日的早晨……我不敢相信，法庭上的7位法官竟然对人类生命的尊严如此冷漠。他们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吗？他们被误导了吗？难道他们把这个国家带入了一个黑暗和羞耻的时代，却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吗？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越来越相信我必须成为做这件事的人之一。[64]

    几年后，法威尔的政治盟友之一保罗·韦里奇对他说：“法威尔，在美国，道德上的大多数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于是法威尔和韦里奇建立了“道德多数派”，其以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姿态出现在全美舞台上，他们决心“整肃”电视和电影市场，并热情支持以色列。

    在1980年的选举中，道德多数派为罗纳德·里根和几十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顺利当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84年共和党大会上，法威尔本人做了开篇祝祷，他称赞里根是“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65]

    不到10年，运动失败，“道德多数派”解散。首先，里根总统在任期内似乎没有改善国家的道德问题，相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内容越来越淫秽，而福音布道者吉米·斯瓦加特和金·贝克则以他们肮脏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羞辱了福音派。该运动失败几年后，参议院对比尔·克林顿的无罪判决促使韦里奇写信给他的支持者：也许根本没有“道德上的大多数人”。[66]

    法威尔和他的时代论同僚们带来的这场政治运动，其最持久、最具危险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空前狂热的支持。其中，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强大的亲以色列团体的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很容易超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家史蒂文·施皮格尔在2002年《国会季刊》中简洁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力量方面，如果你只关注（国会的）犹太成员和犹太团体，你就错了。”[67]

    《国会季刊》的这篇文章还引用了美国众议院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成员的话。印第安纳州新当选的代表迈克·彭斯说：

    我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的信仰。在《圣经》中，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我会诅咒那些诅咒你的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完全理解（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我们愿意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的意愿息息相关。[68]

    代表詹姆斯·英霍夫的话则更简洁。当被问及以色列为什么有权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时，他回答：“上帝是这么说的。”[69]文章最后以法威尔的话结束：

    美国大约有200000名福音派牧师，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件、电话，要求他们走进讲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以色列和它的总理。[70]

    然而，没有人能像帕特·罗伯逊那样成为典型，他将原教旨主义带入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地缘政治舞台。他被外交官兼记者迈克尔·林德称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阴谋论传播者”[71]。

    罗伯逊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南方特权家庭，他的父亲是阿布萨隆·威利斯·罗伯逊。为了推动1965年《民权法案》的顺利通过，伯德夫人到弗吉尼亚州访问，但老罗伯逊冷落了她，这惹怒了总统林登·约翰逊，老罗伯逊20年的参议院职业生涯也宣告结束。他又重新参与1966年的参议院初选，并成功击败了对手。[72]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年轻的罗伯逊未能通过纽约律师资格考试，于是进入商业领域。对曼哈顿灯红酒绿的生活大失所望之后，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借了37000美元，并于1960年创办了后来的基督教广播网。这家媒体公司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在鼎盛时期，是美国的第三大有线电视集团。[73]

    罗伯逊从事各种职业，从滑稽的信仰治疗表演，到控制年收入1.5亿美元的全球媒体和商业帝国，后者使他拥有数亿美元的净资产。[74]他坚持时代论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叙事，但其中重要的两点除外：他不相信被提；他实行“蒙受神恩的福音传道”（这是一种花哨的说法，表示他拥有治愈疾病的能力，能说外语[75]，能与上帝交谈，或者至少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决定寻求198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初，共和党的当权派视他为边缘候选人并将他排除在外，但很快就发现他的电视传教可以产生数千名“帕特兄弟”的志愿者，并能聚集20个州的领薪职员。1987年，当他控制了当年的密歇根州共和党大会、击败了两位领先者——副总统乔治·布什和魅力四射的自由论者、足球明星杰克·坎普时，他令政治观察家们感到震惊。那年晚些时候，他在艾奥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党团会议和代表会议上表现出色，并将继续赢得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州和内华达州的初选。

    然而，最终，罗伯逊的竞选由于三个政治暗礁而搁浅。作为一个不完全赞同时代论时间表的魅力派，他未能统一原教旨主义右翼。尽管他确实获得了法威尔和吉米·斯瓦加特的支持，但金·贝克对他的支持并不热烈，而另一位坚定的时代论作家蒂姆·莱希则坚决抵制他，而支持杰克·坎普。[76]

    他的福音派同僚们没有做到真正团结，而且世俗政治团体的反应也正在减弱。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1986年罗伯逊的群众集会上报道说：

    愚蠢有点儿可怕；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体愚蠢。把罗伯逊介绍给人群的人是哈拉尔德·布里德森。布里德森将自己定义为“福音派-蒙受神恩的基督徒”，具有五旬节派[77]的能力，能说外语。[78]

    此外，他确实从斯瓦加特和金·贝克那里获得了部分福音派的支持，但后来，当这两个人各自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曝光时，他们的支持反而适得其反。斯瓦加特的丑闻的曝光时间非常糟糕，正好在1988年“超级星期二”初选[79]前夕。（两年前，斯瓦加特曝光了一位牧师同事通奸，这正给他自己惹祸上身，这位牧师同事随后就报复性地用长焦镜头监视了斯瓦加特最喜欢的巴吞鲁日市某旅馆。）

    罗伯逊在“超级星期二”两个月后正式暂停竞选活动。但他的总统竞选至少在短期内增强了他在州和地方层面的影响力。他帮助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赢得了1990年的连任竞选。在1993年的阿肯色州副州长选举中，他帮助福音派迈克·哈克比开创了政治事业；这对罗伯逊来说是一次特别甜蜜的胜利，因为他鄙视比尔·克林顿，而比尔·克林顿支持哈克比的对手纳特·库尔特。[80]

    在罗伯逊长寿的一生中，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他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当他的电视网，特别是广受欢迎的《700俱乐部》新闻节目走进美国人的客厅时，福音派已经对中东事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77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梅纳赫姆·贝京为总理，受此鼓舞的福音派于19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历届利库德集团政府都迎合该大使馆。例如，1982年，勤勉的圣经学者贝京接受了美国达拉斯福音教堂的邀请，打算在这个亲以色列集会上发言，但由于妻子去世，集会在最后一刻取消。

    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甚至批评1978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认为这违反了《圣经》的承诺：根据《圣经》，迦南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犹太人；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还大力支持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81][82]

    每年从圣诞节到新年，罗伯逊都会沉浸在《圣经》中学习，并祈祷：

    在这期间，我恳求主将任何关于下一年的洞察和趋势赐予我。有时，他对我说的话非常准确，随后将令人惊讶地全部实现。另一些时候，要么是我的灵性感知缺失，要么是其他人随后的祈祷或行动，导致了与我预期不同的结果产生。[83]

    如果中东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很可能就是上帝想把不同的事情告诉不同的人。从这一角度看，罗伯逊一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经常听错上帝的话。例如，上帝告诉他，世界将在1982年结束，海啸将在2006年袭击太平洋西北部，2007年将发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恐怖主义屠杀，米特·罗姆尼将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84]（他也从除上帝以外的其他地方听到一些奇怪的信息：1984年，在《700俱乐部》节目上，他提到了一些神秘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军队刚刚入侵了黎巴嫩。当主流消息来源反驳他这一说法时，罗伯逊险恶地回应说，显然国务院或中央情报局在隐瞒这件事情；1988年，在他的幻想中，苏联在古巴部署了SS-5和SS-24导弹中队。）[8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罗伯逊影响力最大的时候。那时他在以色列的影响力与在美国的影响力相当；他还与以色列圣殿活跃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圣殿山忠诚者”组织的领导人格申·萨洛蒙，这一组织主张驱逐穆斯林、拆毁清真寺，并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罗伯逊会见过八位以色列前总理中的六位，他与强硬派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尤其密切。[86]

    罗伯逊的由神学驱动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地缘政治危险，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例如，当一位极具魅力的基督教徒何塞·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危地马拉总统时，罗伯逊欣喜若狂。即使在里奥斯·蒙特很明显地开始了一场针对该国原住民的血腥种族清洗运动、杀死了几千人并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之后，罗伯逊还是视若无睹：“我了解里奥斯·蒙特，他不会允许他的军队官兵杀害、强奸和折磨4000多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希望看到（蒙特）被共产党人取代。但我更偏向基督教徒。”[87]

    时代论在美国具有独特而广泛的影响，一个传统的解释是，美国的宗教性比其他国家更强。2012年，当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调查世界各地公民的宗教信仰时，81%的美国人完全同意“我现在相信上帝，我永远相信上帝”这一强烈而明确的陈述，而英国人的这一比例只有37%，日本人只有25%，法国人只有29%。[88]

    过去几十年里，即使在美国，宗教信仰也在减少，虽然其不如世界其他地方那么明显；例如，1967年，对于盖洛普调查中的“你相信上帝吗？”这一更简单、稍欠明确性的问题，98%的美国人的答案为“是”；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降至87%。[89]

    新教福音派的热情也是如此；2004—2018年，皮尤调查显示，自我认同的福音派教徒（其中大多数是时代论者）的人口比重从23%下降到15%（见图10-1）。但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他们的选举人数比重已从23%增加到26%，实际上影响力更大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在人数减少和选举参与率增加的情况下，福音派教徒已经不仅仅是维持政治权力这么简单了。

    图10-1 美国的福音派人口

    尽管发达国家的宗教信仰和参与度有所减少，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学家早就知道，随着社会更加富裕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减少，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化假说。由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富裕的发达国家，因此世界上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90]

    宗教信仰随着社会的富有而减少，其原因有很多，包括生存安全的提升，以及国家对社会福利职能的承担（以前是由宗教组织承担的），但就美国而言，发达国家日益世俗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科学知识的扩展，这取代了对自然现象进行宗教解释的需求。[91]

    人类对自然界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特别是对自然界中最可怕的现象，如暴风骤雨、洪水、干旱、瘟疫和地震，对自然界中最神秘的现象，以及对地球生命的起源。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几乎不再需要神学来解释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存在不足，而且很可能永远存在不足，但是，随着科学不断缩小认知差距，在解释自然世界方面，宗教越来越落后于科学。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宗教信仰较少。乍一看这种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根据皮尤论坛2014年的另一项调查，66%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绝对相信上帝；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仅略降至55%。[92]

    然而，在顶层人才中，科学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已经萎缩到少得可怜的程度。1914—1916年，心理学家詹姆斯·路巴调查了500名美国科学家；他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缩影，展示了当普通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近乎普遍时，美国领先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宗教信仰会如何。

    路巴根据科学家们的地位和成就，将他们分为“较低”和“较高”两个级别，并分别研究了物理学家和生物科家（见表10-1）。

    表10-1 1914—1916年美国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

    数据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最低，特别是精英生物学家，他们对生命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宗教解释需求，可能比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要少。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科学家对上帝的平均信仰肯定远远低于同时代的普通人群。

    1998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著名的国家科学院的员工中重复了这项研究。这些员工相当于路巴实验中的“较高”科学家。在路巴的研究过去了80年之后，此时生物学家中信仰上帝的仅占5.5%，物理学家中占7.5%，最有趣的是，数学家中占14.3%，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进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掌握不如生物学家。[93]2013年，一项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研究的结果几乎与此相同，也出现了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的这种区别：76%的生物学家强烈认为上帝不存在，只有3%的人强烈认为上帝存在；而物理学家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7%。[94]

    因此，许多美国人能够包容像林赛和罗伯逊这样的人以及时代论的一般信条，是不是因为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事实了解得更少？

    美国人对时代论叙事的敏感性，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相比的高度宗教性，有其复杂的原因。显然，除了缺乏事实性知识之外，其他因素也推动了他们的虔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信仰体系尤其可以通过与其他信徒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得到很好的传播。[95]但当考虑到社会因素时，一个人储备的一般性知识越多，这个人越不可能接受充斥着林赛或罗伯逊般赤裸裸事实错误的时代论叙事。

    在经合组织的国际教育评估中，美国的排名一直处于发达国家的末尾；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少得可怜。2015年完成的最新国际教育评估显示，美国学生排名第40位，远远落后于斯洛文尼亚、波兰、越南、俄罗斯、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更落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这些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96]

    一项开始于1994年的研究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对于5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基本事实，37%的美国人错误地理解了所有5个问题，而德国人的这一比重只有3%。（在西班牙人中，32%的人5个问题都错了；墨西哥人，28%；加拿大人，27%；法国人，23%；英国人，22%；意大利人，18%。）没有上过大学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分数超过了上过大学的美国人。[97][98]

    受访人的分数与接触电视新闻的多少呈负相关。正如这项研究的作者所说：“美国电视因其跳动剪辑、广告和断奏风格而导致显著的认知繁忙[99]，而认知繁忙使一些人更难吸收信息。”作者指出，美国研究人员“通常不愿意问太多的事实性问题，因为害怕让受访者尴尬，进而导致他们终止采访或由于过于慌乱而无法回答其他问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的表现如此出色：比起其他6个被研究国，德国人更常阅读报纸。[100]

    2009年，另一项研究广泛调查了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内和国际时事，甚至国际流行文化知之甚少。最明显的例子是，只有37%的美国人知道《京都议定书》与气候变化有关，相比之下，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的这一比重分别是60%、81%和84%。只有在国内流行文化这一领域，美国人的得分与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几乎持平，略低于平均水平。[101]

    这项研究的作者还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媒体结构的国际差异：在美国，媒体的使命更多地集中于娱乐而不是教育，而斯堪的纳维亚[102]政府则大力支持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节目。英国拥有一个享有盛誉并资源渠道充足的公共新闻机构，即英国广播公司，还拥有繁荣的私人媒体部门，其排名处于美国之前，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受调查国家：受教育程度低的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更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见图10-2）。[103]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国家相比，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时代论叙事的影响，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也会抵制这种叙事，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客观事实有更好的理解。

    图10-2 硬新闻知识了解程度和受教育程度

    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论者越来越痴迷于电脑的“千年虫”问题（Y2K）；许多人认为，当日历指到2000年时，可能会触发世界末日；与往常一样，哈尔·林赛出版了一本如何在2000年末日时生存的书，书名为《面对千禧年子夜》。[104]戈伦伯格评论道：

    我猜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研究那令人讨厌的一天（2000年1月1日）、电脑没有崩溃时的高潮，那是美国文化史而不是技术史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这一小故障，而在于，与西方其他宗教信仰较少的国家相比，在这个充斥着千禧年信仰的国家里，其言论是多么刺耳。[105]

    具有深刻说教性的时代论末日叙事强加了社会成本。自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06]出版《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以来，人们就广泛地意识到，美国明显地倾向于阴谋论。两位政治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和托马斯·伍德最近的研究表明，两个互为相关的因素最能有效地说明美国对阴谋论的敏感性。第一个是末日叙事信仰。第二个是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摩尼教式的善恶斗争的倾向，这是福音派，尤其是时代论者典型的神学特征：他们相信，自己和认同自己的人是善良与光明的典范，而那些不认同自己的人则与魔鬼结盟。奥利弗和伍德指出，右翼倾向于支持关于撒旦和上帝的时代论叙事，但是，左翼则更支持关于看不见的世俗力量的叙事，如“9·11”阴谋论。[107]

    人类不仅是一种盲目模仿、偏爱故事而不是事实和数据的猿类。而且，最黑暗的是，人类还是一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人的猿类。有时人类就像一种摩尼教怪兽，构建一种荒唐的复杂神学，以奉承自己、妖魔化他人。这种摩尼教式思想渗透至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治派系中，并且一端的真信徒会转向另一端，这并不为奇——“串联真信仰”。阿道夫·希特勒指出，尽管他永远无法将工会会员或社会民主党转变为国社党，但他总是可以将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转变为国社党员：“我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德国共产党员立即加入国社党。”[108]最近，许多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欧文·克里斯托尔、内森·格雷泽、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西德尼·胡克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从早期狩猎社会对部落凝聚力的需求演变而来的。如果部落成员之间彼此无私，与此同时，却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其他部落的成员，那么本部落就会受益。心理学家将这种群体内/群体外的二分法称为“结群性”，它是由这样一种观念促成的，即自己所在的部落体现了各种美德并受到神灵的青睐，而其他部落则体现了邪恶并与邪恶势力（或在一神教社会中是魔鬼）结盟。[109]

    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根据高中生的衬衫或头发颜色将他们分为地位高和地位低两组；很快前者就会对后者进行贬损。[110]1954年，社会学家穆扎弗·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以一种更优雅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现象：著名的（至少在社会学家中是如此）“罗伯斯山洞”实验。

    这个复杂实验的地点设在俄克拉何马州偏远、树木繁茂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的一个野外训练营地，集聚了22个11岁左右的男孩。谢里夫已经筛除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而且所有被选中的都来自双亲白人新教家庭。这些精选的男孩的平均智商远高于人类平均水平（112）；关键是，在他们聚集在公园营地之前，彼此都不相识。

    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谢里夫将22人配对，使他们在运动、烹饪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的技能能够旗鼓相当。为了使每组都能平等地掌握全套技能，他将每对男孩分开，将其随机分到两组中，每组11人。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每组分别参加了夏令营活动——游泳、徒步和其他体育活动，也参加了需要广泛讨论、制定战略并合作的问题解决练习，如烹饪，搭建帐篷和绳桥。每一组都不知道另一组的存在，在这一阶段结束时，这两组人分别为自己的队选择了名字：响尾蛇队和老鹰队。谢里夫随后制作了带有这些图案的衬衫和旗帜。

    在第二阶段，响尾蛇队和老鹰队一起参加了为期几天的多项目比赛（就是许多夏令营老兵所熟悉的“色彩争战”）。与普通色彩争战不同的是，实验中获胜的队伍获得了奖牌、奖杯和精美的小刀，所有这些奖励都将在用餐时间展示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败队则一无所获。

    几乎立刻，两队人开始互相嘲弄；最早，老鹰队烧毁了响尾蛇队的队旗，又撕碎了其换上的新队旗，接着是响尾蛇队晚上的报复性暴力袭击。当响尾蛇队威胁要用石头攻击对方时，实验人员进行了干预。这两支队伍都用“禁止进入”的标识牌对自己的领地进行了标注，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互相偷袭。

    两支队伍几乎立即形成了典型的“外群体歧视”，将对方称为“臭虫”“吹牛者”“娘娘腔”，并反对在同一个食堂用餐。[111]老鹰队在比赛中获胜后，这两个群体仍互不往来，并明确避免混合。当两队人一起吃饭时，老鹰队通常会让位给响尾蛇队，说“女士优先”。谢里夫广泛地调查了男孩们对彼此的看法，毫不奇怪地发现，他们对队内同伴的评价远远高于队外人员。

    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马上进入第三阶段，谢里夫探索了如何减少第二阶段产生的群内/群外行为。虽然两队人聚在一起吃饭，或参加看电影等被动性娱乐活动，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然后，他让两支队伍一起完成关键任务，比如恢复营地的供水。营地的供水被故意切断，营员们口渴时发现食堂没有水。完成一系列这样的任务之后，结群性显著减弱，尽管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第二阶段结束时，响尾蛇队的朋友选择中只有6%是鹰队成员；到第三阶段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36%。[112]

    按照衬衫颜色分组以及罗伯斯山洞实验中的这种分组，都是一种随机和无意义的区分，但它们展现出戏剧性的“外群体歧视”。而时代论神学与其他主流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摩尼教式思维渗透到时代论者的意识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最初几代的时代论者有意回避参与政治，但到《贝尔福宣言》时，这一约束已经基本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赛、法威尔和许多时代论作家将那些左倾的偏离他们的人都视为邪恶，在某些情况下视为反基督；他们进一步把耶稣转变成一个摩尼教式、具有鹰派右翼政治思维以及社会保守主义的完美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林赛猜出俄罗斯和德国已经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分割了位于两国之间的欧洲土地。林赛一直在寻找撒旦文化的象征，在他的《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他将此认定为海底探险家雅克·库斯托，他认为库斯托温暖而舒心的海洋环境保护主义的背后是“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的中坚核心。（时代论的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初，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就将世界语[113]视为撒旦全球主义的工具。）[114]

    《地球——公元2000》甚至还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安全网和环境保护中最无争议的方面。林赛显然没有意识到信鸽、渡渡鸟和世界鱼类种群的命运，他断言：“私人手中的资源总是可以受到最好的保护。”他将地球臭氧层变薄列为预示末日的众多灾难之一。虽然他承认人造氟氯化碳导致了臭氧层的消耗，但他认为限制全球氟氯化碳生产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不必要的侵犯。此外，罪魁祸首是火山活动，而不是氟氯化碳，“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修复受损的臭氧层”[115]。

    火山爆发确实会减少臭氧层，但只是暂时的。它们已喷发了数亿年，却没有永久性地使臭氧层变薄。臭氧层变薄是一种更现代的现象；最近的数据表明，《蒙特利尔议定书》确实在缓慢地修复臭氧损害。[116]

    多年来，林赛越来越多地鼓吹自己的影响。在他于1980年写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他未经证实地宣称，自己曾被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邀请到美国空战学院讲授预言，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一年后，他被邀请回国演讲，他继续写道：“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挤满数百人，外面的人也试图挤进来。所有人都想听听先知们关于人类的命运说了些什么。我讲完后，反响非常热烈。”[117]之后，他又为“一个肩负着可怕责任的精英团体”做了一次演讲，但他无权透露那些成员的身份。再一次，这些高层听众明显地被他的预言“感动了”。“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他们用电脑预测出的事件和结果竟然与《但以理书》相同。不用说，他们对此非常惊讶，但我对此并不惊讶。”[118]

    言归正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音派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各级军队中。虽然军队中自称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的总体比例似乎与普通民众中的比例大致相同——约为22%，但其实际影响力远大于该数字所显示的，尤其是在军队牧师和空军高级指挥部里的影响。[119]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音派的反共言论得到军方高层的青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音派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与主流新教教会的反对形成鲜明对比，军队-福音的契合进一步加强。正如历史学家安妮·洛夫兰所说：“军队曾经对福音派持怀疑态度，但后来，福音派因支持兵役、战争和参战的人而在军队中赢得了尊重和影响力。”[120]

    军队牧师本来应该满足遭遇恐怖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精神需求，但福音派更多地将其视为帮助他们找到耶稣的人。《美国福音派联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半的应征士兵没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其余的大部分是主流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军队牧师工作的地方，是收获的禾场。”[121]

    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宪法所禁止的国教，军方依靠“支持代理”从宗教派别中选取牧师候选人。1987年以前，军队按教派分配牧师；如果5%的应征者是圣公会教徒，那么5%的牧师也是。1987年，调整后的规则不仅将所有新教徒归为一个类别，还允许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支持代理指定牧师。到2009年，大约80%的现役牧师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教徒。[122]

    另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军方文化的核心一直位于梅森-迪克逊线[123]以下。由于南方白人军官和应征士兵强调的种族优越性越来越不被接受，福音派取代了肤色，成为一种主张优越性的方式。[124]美国所有4个武装部队分支都经历过传教丑闻。首先发生在空军学院，位于政治和宗教保守的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早在21世纪初，该学院就已经爆出过性侵犯丑闻；几年后，福音派教官对于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视而不见，并告诫学员们自己是为“耶稣队”效力，并公开授权观看梅尔·吉布森的煽动性电影《耶稣受难记》。它是一部暴力、道德说教式电影，因暗含反犹太主义而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盛赞和世俗观众的批评。[125][126]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放弃了世界末日的信仰体系，但危险仍然存在于其他领导人中；若某位美国、苏联、以色列或巴基斯坦高级军官像圣殿山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那样精神错乱，挥舞的不是煤油而是核武器，那该怎么办？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964年，核战争策划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不久后，他将因未经授权就发布五角大楼文件而出名）与他的兰德智库老板哈里·罗恩“出于职业原因”，一起观看了电影《奇爱博士》。这部电影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代表作，讲述了苏联的“末日机器”（装在掩埋的“钴钍G”容器中的几枚热核炸弹，将在遭遇敌方第一枚原子弹攻击时自动引爆）；以及一位疯狂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杰克·里珀，他向苏联启动了战略轰炸机。所有启动的轰炸机都被成功召回，除了其中的一架；电影的结尾是，那架轰炸机的飞行员（由斯利姆·皮肯斯扮演）骑着一枚氢弹，像骑着一匹野马一样，从轰炸机的弹舱里飞下。[1]

    与此同时，彼得·塞勒斯饰演的奇爱博士向美国总统和苏联大使解释了他的后末日时代深矿井生存计划。伴随着核爆炸蘑菇云的腾起，“我们会再见面的”的声音响起。埃尔斯伯格写道：“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出放映室，站在下午的阳光下，被光线和电影弄得头晕目眩，我们都认为刚才看到的基本上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电影真实地描绘出了美国当时的绝密核指挥程序，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事实上，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小说《红色警戒》改编的，该小说由皇家空军军官彼得·乔治撰写，他后来担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

    那时，埃尔斯伯格早已清楚美国核权力分散的危险性；因为早在几年前，他就参观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他清楚地知道，核战争可能意味着人类灭绝，然而他很羞愧地发现，一名上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只要一名少校，就足以自行发动核袭击。[2]

    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并不是第一批对《奇爱博士》和《红色警戒》印象深刻的核策划者；在这部电影制作的5年前，他们的同事约翰·鲁贝尔向五角大楼远程导弹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发送了一份这部小说的副本。

    即使没有这种宗教狂热式的、精神错乱的指挥官，世界上的核武器指挥系统也极不稳定，容易发生事故。几乎从最初的核时代开始，世界上的核武器，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末日机器”，几次将世界带到玉石俱焚的边缘。艾里克·施洛瑟的名著《指挥与控制》，记录了数十起恐怖的核事故，从携带热核武器的飞机和导弹的丢失，到大规模敌方攻击的错误警报。

    1961年，一架载有两枚400万吨级热核炸弹的B-52轰炸机由于机翼油箱漏油而失去平衡，飞机无法控制地剧烈旋转。飞行员扔掉了两个他以为没有安装炸弹的武器；其中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未能打开，坠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罗附近的潮湿地面下70英尺深。引爆装置和“初级”钚核心被回收，但“次级”铀——核威力的来源——从未找到。另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的确打开了，但当撞击到地面时，氢弹机头传感器发送了一个引爆信号，爆炸前需要通过的几个安全装置中，除了其中一个，其他均已打开。

    如果第二枚氢弹被引爆，那么这将形成“触地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将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空中爆炸”，后者的威力不到B-52所携带氢弹的1%。如果爆炸时正在刮南风，那么致命的沉降物将覆盖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3]

    更令人震惊的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名过于心急的美国驱逐舰船长向苏联潜艇B-59投下了深水训练炸弹[4]，但他不知道这艘潜艇上装备了核鱼雷。作为反击，苏联潜艇的艇长和政委都想向驱逐舰发射一枚核鱼雷，幸运的是，苏联舰队总指挥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也在船上，不同意发射。几十年后，当这段插曲公之于众时，阿尔希波夫被大家称为“拯救世界的人”。[5]总体来说，苏联领导层将其核权力链控制得比美国要短得多。普林斯顿大学的布鲁斯·布莱尔是当今核控制领域的权威，“俄罗斯的核控制和安保体系结构比美国的更令人赞赏”[6]。

    好消息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他的国家安全机构充斥着防守鹰派，他们有意识地、热情地用几乎连续不断的挑衅来扰乱苏联。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每周会派出轰炸机飞越北极，或者派出短程轰炸机威胁华约[7]领空或苏联的亚洲边境。当时负责军事援助的副国务卿小威廉·施耐德回忆道：“苏联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美国空军中队直飞苏联领空，苏联的雷达被点亮，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但是最后一分钟，中队撤离并返回美国。”[8]

    在有些情况下，雷达系统会错误地发出大规模导弹袭击的警报。1980年6月3日凌晨2点30分，正值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紧张冷战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被他的军事助手比尔·奥多姆叫醒，奥多姆向他报告说有220枚导弹来袭。布热津斯基让奥多姆去确认，战略空军司令部警戒小组是否正在冲向他们的B-52并启动引擎，然后给他回电话；他决定不叫醒他的妻子，这样她将会在睡梦中毫无意识地被核武器汽化。几分钟后，奥多姆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有2200枚导弹来袭。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激活国家核武器库，布热津斯基当时正要给卡特总统打电话，奥多姆第三次打电话，报告说其他系统未能确认攻击。事实证明，只差一分钟世界就会被焚毁，因为有人错误地将一盒训练磁带插入了计算机指挥系统。[9]

    随着国家核武器规模的扩大，意外事故风险也在增加。政界领导人面临着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艰苦斗争，因为后者更关心的是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而不是防止意外发射；而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会更有可能导致意外发射。例如，许可操作链接（PAL）的引入，使用8位代码和有限进入功能，从理论上防止了未经授权的核武器启动。然而，为了避免错误代码阻碍核武器发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指挥部将所有代码都设置为易于记忆的8位数“00000000”，这就消除了这种保护。[10][11]

    与汽车防抱死制动器一样，系统中引入的安全功能通常会增加用户信心，却降低了系统安全性。正如研究复杂系统中“正常事故”的著名理论家查尔斯·佩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看似有益的变化“往往只会让操控者更快地启动系统，或者在恶劣天气下启动系统，或者以更大的威力启动系统”[12]。

    任何指挥官或领导人都会面临一种情况，即那些最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在几分钟内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做出。幸运的是，他们不会因为相信自己的选民会在核爆炸前“被提”而使自己的决定受到影响。《奇爱博士》中的精神病将军里珀，出于对氟化供水的担忧，启动了轰炸机袭击苏联，并发表了电影界最著名的独白之一：“我不能再坐视共产主义的渗透、共产主义的灌输、共产主义的颠覆，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逐渐侵蚀和玷污我们珍贵的体液。”如今，氟化水仍然是时代论右翼的一个禁忌，尤其是金·贝克，他的网站重复了一个可笑的说法：“美国人死于氟化水的数量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死亡人数。”[13]

    除了这种由精神错乱的或宗教狂热式的军事指挥官所带来的非常明显的危险之外，时代论叙事也带来一种更微妙、也许更严重的末日危险。林赛和法威尔等时代论者强烈反对任何军备控制，他们支持膨胀的核武器库，这些武器库的增长纯粹是数量扩张，会增加意外毁灭的可能性。

    这非常强烈地体现在林赛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在林赛看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降低核灾难的风险；相反，它摧毁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将美国置于致命危险之中，并将允许苏联“横扫欧洲”。美国政府只不过是阴谋论者大恶魔——三边委员会[14]（一个高调的非政府组织，以洛克菲勒家族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主角）的傀儡。更糟糕的是，美国愚蠢地抛弃了它忠实的盟友，如蒋委员长、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15]林赛想象出以下场景：

    苏联总理可能很快就会给美国总统打电话。总理会说：“我们可以摧毁你们的导弹发射井，我们可以用激光束拦截和摧毁所有来袭的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米格-25战斗机和SS-5地空导弹摧毁你们那些过时的轰炸机。所以，总统先生，你会投降吗？还是让我们摧毁你的国家？你有20秒的时间做出决定。”[16]

    林赛在《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也敲响了主战之鼓，他将已被遗忘很久、位于旧金山普雷西迪奥[17]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看作撒旦世界新秩序摧毁美国影响力的证据。不明飞行物不是外星飞船，而是撒旦的恶魔。[18]

    此外，“常态化”的末日风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末日神学权威观察家保罗·博耶所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平民的预言信仰与核武器政策之间有联系的话，那么这也是隐蔽的和间接的联系。1945年后的预言信徒们，很少有意识地主动推动世界末日。相反，他们相信《圣经》已经预言了末日，并确信信徒们将幸免于难，因此倾向于消极地接受核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19]

    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家格雷丝·穆杰塔巴伊前往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镇，调查这座宗教信仰浓厚的小镇与附近的潘特克斯核武器工厂之间的关系。潘特克斯工厂负责装配和维护美国所有的核武器。最终，穆杰塔巴伊将她的杂志文章改编为一本书《有福的确据》。她是犹太人，最后定居在了阿马里洛镇。

    她发现，时代论信仰如此彻底地渗透到了这座城镇，即使是镇上报纸的出版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民主党人，也认同其信条。20世纪80年代，该工厂的任务广为人知，阿马里洛人立即明白，整个地区已经成为核攻击的主要目标，将在核战争的最初便从地球上消失。该镇的最大教派第一浸信会，本身并不认同时代论；然而其成员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风险，甚至感到有些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被瞬间汽化比其他更痛苦的死亡方式更可取。

    该镇较小的教派禧年礼拜堂的领导者罗伊斯·埃尔姆斯牧师的观点则不同。根据穆杰塔巴伊的记录，埃尔姆斯告诉他的教区居民根本不需要害怕核战争，因为教区居民会在其他人被上帝烧死之前“被提”：

    你们知道，他们在太空计划上花了一大笔钱。一大笔钱！看吧，我的朋友们，他们还不如把这个计划全部关闭，然后等待号角之声，那么他们将进入另一个太空计划中！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他们正在做的这个小计划的宇航员名单里。但是我的名字，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已经出现在另一个宇航员计划中……当火箭起飞时……我们将留下一道圣灵之火的痕迹！

    “再见！再见！”这位牧师向即将被氢弹汽化的阿马里洛、休斯敦、达拉斯和洛杉矶喊道。埃尔姆斯所在教区的一位居民相信自己会乘坐同一艘火箭逃离核末日，她为此而感到欣慰，但也为可能会抛下自己的孩子和孙子而感到痛苦。[20]（穆杰塔巴伊所著书的书名《有福的确据》指的是信众们将免于面对恐怖的核灾难。）

    和博耶一样，穆杰塔巴伊只是简单地想到了具有宗教狂热的潘特克斯工人可能会通过获得核武器来推动千禧年进程。而且，和博耶一样，她也担心普通居民会和她已经非常了解的阿马里洛人一样，已经接受了摩尼教式的时代论世界观，并且在核战争的风险中麻痹自己。

    如果世界可以区分绝对的善与恶，可以区分上帝的追随者与撒旦的追随者，那么与敌人之间的妥协或谈判就不可能存在。在一个绝对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人类和平是无法实现的，战争不可避免。[21]

    在1982年美国宗教学会上，神学家戈登·考夫曼在主席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了时代论对人类的威胁。他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灭绝整个物种的能力，因此时代论的末日世界观“最终逃避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恶魔般地援引神的意志作为逃避的理由”。考夫曼进一步将“被提”描述为“切断人类责任的神经”[22]。也就是说，拯救自己免于被灭绝的能力掌握在上帝手中（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这种信仰削弱了我们阻止它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它发生的风险。

    幸运的是，核武器和时代论的交集所固有的危险，迄今为止仍然停留在推想阶段。但是，有一位具有米勒精神的继承人，他的末日信仰将推动他和大量无辜追随者走向悲惨的结局。自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以来，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已经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宗教变异[23]，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会在新教繁茂之树上产生一株有毒的分枝。

    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维克多·豪迪夫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开始宣扬他对《圣经》的独特解读。他是一个学历只有三年级的推销员，被《启示录》耸人听闻的叙事吸引，特别是，他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关注《启示录》中第七章的144000名信徒，12个各有12000名信徒的希伯来部落，“在我们上帝的仆人们额上盖上了印”。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认为自己就是那144000名信徒；豪迪夫认为，随着该教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它已经失去了热情和献身精神，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时代论者的典型，他抨击沉迷于“海滩派对和电影放映”等现代罪恶文化活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24]正如异端人士惯常做的那样，他编撰了一份教会“可憎之事”清单；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是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减少至144000名，使之达到必要的纯度。

    豪迪夫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教派，而是要改革原来的教会。但随着极具魅力的他开始吸引追随者，他那些过去的“兄弟们”感到惊恐，并在1934年将他逐出了教会（就像1845年罗汉普顿的浸信会将米勒逐出教会那样）。

    最初，他的教派被称为“牧羊人之杖”（豪迪夫宣言的题目），或者简称为“杖”。为了表明对古代圣地大卫王国中心地位的信仰，教派更名为大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大卫教）。1935年，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大卫教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的迦密山中心建立了总部。尽管该中心只有37名追随者，但豪迪夫预计，世界末日将在一年内到来，届时他将带领144000名追随者前往巴勒斯坦。

    由于他追求虔诚而纯粹的复临主义，因此他和继任者们的传教活动只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而不包括那些无法救赎的普通民众。[25]1955年，豪迪夫去世，此时他已经吸引了数千名信徒，但大卫教并没有前往巴勒斯坦（那时该地区已经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此时，大卫教已经壮大，它向东迁移了9英里到达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克，即“新”迦密山。

    《圣经》是历史上被分析和讨论最多的书，数百年来共有几十亿读者。根据概率论，其中一定有几百万读者具有极高的智商，也一定有几十万读者接受过《圣经》解读方面的学术培训。豪迪夫的学历只有三年级，但是，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以前所有读者都没有发现的《圣经》意思，并将自己选为“东方升起的天使”，以在末日带领144000名信徒前往圣地。从豪迪夫开始，大卫教产生了类似的一系列极端自我主义的领袖，他们将在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推动下，带领该教派走向灾难。

    1955年11月5日，豪迪夫死后不久，他的遗孀弗洛伦丝宣布，她进一步解码了《启示录》的末日时间序列：1260天之后，也就是1959年4月22日，耶稣就要来了。[26]她的预言吸引了900名追随者来到迦密山迎接末日，在那里，怀着期待的信徒们再次上演了米勒“大失望”的小规模版本。和1844年的“大失望”一样，该教派随后分裂为各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其中最大的团体由豪迪夫的助手、一位名叫本·罗登的人领导，他接管了迦密山。[27]

    罗登继承了豪迪夫的自我中心主义，并宣称，按照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就是“分支”（《撒迦利亚书》和《约翰福音》用“分支”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仆人），他将带领这个团体迎接耶稣复临，因此这个团体的新名字就是大卫支教。他规劝真信徒们“离开那根枯树枝，到活分支上来”[28]。

    1978年罗登去世后，他的妻子洛伊丝（根据上帝的透露，她就是圣灵）和他们精神反复无常的儿子乔治之间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最终，洛伊丝在一个名叫弗农·豪厄尔的年轻人的帮助下获胜。在此之前，豪厄尔一直过着混乱的生活；他的妈妈14岁时便未婚生下了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转换于不同的家庭，饱受阅读障碍[29]和孤独之苦，最后在读九年级时辍学。

    豪厄尔笨拙但英俊，他只对三件事物有兴趣：他的吉他、他的《圣经》和性。1981年，他让一位15岁的女孩怀孕了，但是他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宣布，上帝打算让他娶另一位年轻女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他总是有“见证”的癖好，有一次打断了一场仪式，登上讲坛布道，这些活动很快将他驱逐。他曾在迦密山做过木工活儿，1983年，他在那里定居。[30]

    在那里，豪厄尔被洛伊丝·罗登的领导职位和半神地位吸引，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他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长大的，被迫阅读《圣经》；而洛伊丝被豪厄尔对《圣经》的敏锐理解和外貌吸引。很快，豪厄尔就和这位当时已经67岁的寡妇共享了大卫支教的领导权，以及她的床。

    在大卫支教内，号称拥有神权的女性不会像主流新教教派中的女性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豪厄尔崇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怀特，后者被认为是一位女先知。《圣经》几乎指导了豪厄尔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他与洛伊丝结合，希望实现《以赛亚书》8:3中的预言，即他去见女先知，然后女先知怀孕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让一个70岁的女人怀孕了，那么他一定是上帝”[31]。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家查尔斯将《启示录》描述为“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并警告说“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32]。直到1983年左右，豪厄尔可能也同意这一评估。1983年，这位高中就辍学的24岁的年轻人认为，他和豪迪夫一样，不同于大众识字时代以来几个世纪里的几十亿《圣经》读者，他能够解开7个封印，从而揭开《启示录》的真正含义。豪厄尔认为，《启示录》是掌控《圣经》其余部分的关键。

    1984年1月，豪厄尔与一个大卫支教成员的14岁女儿结婚，也因此与洛伊丝决裂；那年晚些时候，乔治·罗登已经与母亲和好，用枪口指着豪厄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并将他们赶出了大院，将教名改为罗登维尔。豪厄尔和几名追随者在东边100英里处的得克萨斯州帕勒斯坦市的一个条件恶劣的小屋里定居下来。出于空闲和对更好环境的渴望，他去了以色列。

    在以色列期间，他似乎得了“耶路撒冷综合征”。这是一种在以色列游客中很常见的精神错乱，由于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一生都在读和听的圣地和圣殿，因此他们过度兴奋，充满宗教热情，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圣经》中的人物。[33]其中一个“耶路撒冷综合征”患者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健身游客，他相信西墙位于错误的位置，并试图移动其中一块巨石，这是“参孙综合征[34]”。阿克萨清真寺的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可能当时也处于类似的状态。

    离圣殿山只有几英里的卡法尔·沙乌勒精神病医院，专门研究这种精神错乱。1980—1993年，那里的精神病医生治疗了470名患者，其中的绝大多数患者之前就存在精神机能障碍，例如那个“参孙综合征”患者和罗恩，但另外42名患者（约占研究样本的9%）没有精神病史。有精神病史的人（占91%）广泛分布于犹太人和主流基督教派中，但42名没有精神病史的人中有多达40名是福音派新教徒。不超过10年，悲剧将展现在韦科镇。[35]

    从以色列回来后，弗农·豪厄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以色列，上帝已经告诉他，他是上帝的仆人；随后，他的布道变得有活力，他开始更善于将《圣经》的各段落联系并融合在一起。如今，每当他阅读《圣经》经文时，立刻会有上帝的声音告诉他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去以色列之前，他曾告诉别人，他希望能尽快收到上帝的“完整信息”，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从以色列回来后，很可能是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他终于从上帝那里收到了信息。[36]

    从19世纪40年代末的诞生开始，预言便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固有的一部分。在豪迪夫和罗登领导下的大卫教，以及在豪厄尔领导下的大卫教，也是这样。大卫教的人努力使本教派或多或少地持续“处于信息中”——接收来自全能者的一连串预言。他们认为，现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放弃了预言，因此已经成为叛徒。

    《启示录》14:6-9中描述了3位预言天使，这尤其吸引了豪厄尔的注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豪厄尔认为实际上有7个预言。前两个是威廉·米勒关于末日和巴比伦已经沦陷的开创性信息。第三个是艾伦·怀特关于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信息；第四个是维克多·豪迪夫的预言；第五个是本·罗登的；第六个是洛伊丝·罗登的。上帝告诉豪厄尔，他现在是第七个预言的传递者，是即将到来的末日之前的最后一位天使。

    1987年豪厄尔从以色列返回后，发生了古怪的一幕。当时仍控制着迦密山的乔治·罗登挖了一名追随者的坟墓，这名追随者叫安娜·休斯，25年前被埋葬，享年85岁。乔治向豪厄尔发起挑战，要求他参加让休斯复活的比赛；而豪厄尔和7名追随者则突袭了迦密山大院并给休斯的尸体拍了照，想以此指控乔治虐待尸体。双方发生了45分钟的枪战，但没有造成死亡或重伤。1988年，豪厄尔和他的7名同伙因谋杀未遂而受审，陪审团宣布7名共犯无罪，对豪厄尔的控诉也因证据不足而流审。

    这一判决结果使乔治的精神开始错乱，法庭档案中记录了他对豪厄尔发出的各种怪诞的诅咒和威胁，他因犯藐视法庭罪而入狱。乔治被监禁后，豪厄尔支付了大卫教总部的房产欠税并搬回总部。乔治在1989年获释后又用斧头谋杀了室友，因为他怀疑室友是豪厄尔派来杀他的；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并多次逃离；1995年再次逃离后不久便死于医院，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豪厄尔根据《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马太福音》《启示录》提炼出他的末日路线图。随着世界末日（他尚未确定日期）的临近，他将带领追随者们前往以色列，在那里，他的大卫教徒将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引发一支从北方而来的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大卫教徒将支持现在已经皈依的以色列人并与之共战共亡。虽然没有记录表明豪厄尔读过哈尔·林赛的书，但考虑到这一时期林赛的书的普遍性，因此这些牵强的叙事可能并不是豪厄尔自己从《圣经》中提取出来的。后来，豪厄尔将末日大灾难的地点从以色列转移到美国迦密山。

    豪厄尔的“耶路撒冷综合征”所激发的《圣经》光辉让听众深受震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之旅中，他让大约100名信徒加入了迦密山。尽管收获了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皈依者，但以色列人对此更持怀疑态度，并对《圣经》感到厌倦，因此他没能让以色列人皈依。

    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种族团体，其中包括24名英格兰皈依者。1990年，豪厄尔在加利福尼亚州提交了法庭文件，合法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卫·考雷什。其中“大卫”源自他想象的由自己领导的圣经王国，而“考雷什”是“居鲁士”的希伯来语，像500年前的扬·博克尔松那样，他通过让其他男性成员单身、自己享受一夫多妻制，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性欲。他另外“娶”了5位年龄从12岁到20岁不等的女性，为了避免被起诉重婚，他的男性追随者们在名义上娶了这些女性。他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一对夫妇如此敬仰他的神性，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妻子和19岁的女儿都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样她们就可以“为上帝生孩子”[37]。

    为了迎接末日，他要求大院的已婚成员通过性节制来实现净化，并“取消”新迦密山上所有夫妻的婚姻关系，其中可能包括他的5位侧妻和她们的“丈夫们”。另一方面，与考雷什发生性关系成为一项神圣的仪式，在“前夫们”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他和许多“前妻们”发生了关系。

    他预言他所生的孩子（至少有12个）将在耶路撒冷的新王国享有优待地位，这使这些追随者很高兴。其中一位“前夫”解释道：“你根本不明白。作为大卫支教的人，我们对性不感兴趣。性如此具有攻击性，如此具有侵略性。考雷什为我们消除了这一负担。”就考雷什而言，他认为，与追随者们生育是他的一项严肃而神圣的责任。不过有时，他的确向他的性伴侣们坦白了自己的性欲，并羞怯地说是上帝使他这样的。

    他解释说，这种恰当的肉体安排源自《启示录》4:4中的一项特别命令，该节描述了24位戴着金王冠的长老，他们向上帝高呼，“让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5:10）。考雷什在《圣经》解读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展：他认为，“让我们成为国民”这几个字意味着《启示录》预言他要成为24位长老的父亲，这24位长老将在千禧年时代统治世界。因此，被选中怀上这24个孩子的妇女是神圣的容器，这就要求考雷什控制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她们的饮食。不用说，从来没有哪位著名的圣经学者能够以如此“宜人而时尚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第4章。[38]

    考雷什的魅力在于他的“圣经教学”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他能准确地回忆和清晰地解释《圣经》。尽管他九年级就辍学了，但他对《圣经》的精彩解释甚至能够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一位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几位硕士期间接受过神学培训的人。

    考雷什认为，《启示录》5:1中所提到的7个封印掌握着末日事件和大卫支教通往救赎之路的钥匙：“我看见坐宝座的人的右手中有书卷，其里外都有字，用7个印封严了。”

    考雷什将这本“书”命名为“上帝之意”，它是上帝迄今为止委托给“羔羊”人类的秘密计划。考雷什此时已经将自己认定为“羔羊”，并根据其他《新约》和《旧约》推断出了打开7个印的线索，因此具有向其追随者们揭示“上帝之意”的独特能力。[39]（大卫教认为“基督”是上帝在某项任务中指派的，其有多种动态表现形式：有时是耶稣；有时是羔羊；而根据考雷什的说法，有时是他自己。）[40]

    早在1987年，大卫教就引起了瑞克·罗斯的注意。罗斯是一位高调而又备受争议的“邪教破坏者”，几十年来帮助数百人摆脱了邪教的侵害，并在多个关于邪教的案件中出庭作证。在相关亲属的要求下，罗斯在纽约帮助两名考雷什信徒消除了所受的毒化思想，随后他又接到了其他家庭的求助电话。罗斯列举了“危险性邪教”的6个认定标准：绝对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威人物、对领导人意愿的满足、对外部信息的过滤、“我们反对他们”的心态、对组织之外的人的诋毁，以及以《圣经》或哲学借口为领导人的财富和性贪婪做辩护。[41]虽然考雷什没有过滤外部信息，但他确实符合其他5个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考雷什和几位追随者囤积了大量武器，并在一些不需要背景审查的枪支展上交易武器，由此筹集资金。到1991年，一位名叫马克·布劳尔特的澳大利亚追随者，其对考雷什囤积武器、浮夸的神学和对年轻女孩的性剥削的不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媒体，然后是在一个监护权程序中，一名儿童被从迦密山带走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布劳尔特和罗斯都向BATF（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转达了他们的担忧，BATF计划于1993年2月底对该大院进行一次突袭。到那时，BATF至少已获得300件武器，包括60支M16、60支AK-47和30支AR-15突击步枪。[42]

    酷爱枪支的考雷什在这次突袭前曾说过：“如果有人来我家，在我的孩子们面前挥舞枪支，那么他一定会被打爆头。”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允许公民向使用“不正当武力”的警官开枪。[43]

    罗斯还联系了《韦科论坛先驱报》，该报于1993年2月27日发表了《罪恶的弥赛亚》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引发了轰动效应，全国媒体很快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些文章控诉考雷什虐待儿童、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对其他男人的妻子拥有神授的权利——他至少有十几个这样的侧妻。[44]

    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儿童福利机构在上一年已经调查过该大院，发现孩子们都很快乐，且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几乎没有受虐迹象，除了偶尔被用勺子打打屁股，而这在得克萨斯州是可以接受的。但《韦科论坛先驱报》对考雷什性行为的指控基本属实。[45]

    第二天，即2月28日上午9点45分，BATF执行了搜查令，其依据不是《罪恶的弥赛亚》中耸人听闻的指控，而是非法持有枪支。当时，在得克萨斯州拥有和使用自动武器是合法的，但这些武器需要在联邦当局进行合法登记；而考雷什没有登记。[46]

    这时，BATF的无能就体现出来了。它将搜查计划透露给了电视记者，电视记者随后向一名邮递员问路，而这名邮递员正是考雷什的姐夫。BATF通过大院内的一名线人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因此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但BATF仍决定继续突袭。事先得到风声的考雷什首先下令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各个入口处部署了武装人员。后来，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但考雷什在前往其中一个入口时曾经告诉追随者，他要出去和特工谈谈。根据随后的财政部调查，考雷什打开门，问特工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回答：“别动！”考雷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子弹穿透门和窗户从里面射出。另一名从大院外观察的特工报告说，他看到考雷什开了两次枪，这意味着考雷什一定打开了门，但他可能并不是第一个开枪的人，也不是BATF后来声称的对他们进行伏击的人。[47]

    持续的枪战席卷了整个大院，4名特工和6名大卫教徒被杀，其中两名分别是考雷什16个月大的孩子以及另一名教徒的婴孩；几十人受伤。BATF的特工们没有为突袭做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大卫教徒的火力和武器补给都超过了他们；弹药不足时，他们便撤退了。[48]

    大多数记录者都认为，如果大卫教徒愿意，那么他们可以杀死更多的BATF特工。后来的政府调查特别指出，大卫教对袭击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暴力”，其特征符合“希望从主流文化中退出的群体”[49]。事实上，那天最引人注目的交流是韦恩·马丁——那位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教徒给韦科警局办公室打的一个慌乱的电话。他说：“告诉他们，这里有妇女和儿童，让他们停下来！”——这不像是有人执意于末日暴力。[50]更令人痛心的是，BATF在此之前就经常因一些小型武器违规而进行挑衅性的破门袭击，其知道考雷什经常在附近独自慢跑，想趁这个时候发出逮捕令，以轻易地逮捕他。[51]

    惨败之后，FBI（联邦调查局）解除了BATF的职务。在接下来的51天里，FBI与手腕中弹的考雷什进行了谈判。从一开始，FBI就将围攻原因描述为解救人质，但在BATF突袭后不久，20名儿童在几名成年人的陪同下离开了大院，随后有大量证据表明，剩余的大卫教徒都不想要或不需要联邦政府的解救，而联邦政府则以经典的时代论方式，将这里称为“巴比伦”。

    全国都在关注这次行动；遭到BATF袭击后，考雷什立即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公众直接沟通，沟通中他引用了英王钦定版《圣经》中的长篇大论。虽然他的追随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对这本《圣经》很熟悉，但对世俗观众来说，他仿佛在讲斯瓦希里语[52]。有一次，他对一位深感困惑的电台采访者说：“我们现在在第五个封印中。”

    神学家詹姆斯·泰伯也听到了这次采访，他在1993年之前并不知道考雷什。2月28日晚，他与几百万美国人一起收听CNN，当时CNN中断了常规广播，报道BATF袭击后的情况。这位年轻的大卫教领袖喋喋不休，泰伯的注意力突然被他提到的7个封印吸引。泰伯不仅知道这是《启示录》里的重要内容，而且还知道“考雷什”是希伯来语中“居鲁士”的意思；泰伯快速地查阅了《以赛亚书》第45章，发现居鲁士已经被上帝认定为弥赛亚，弥赛亚的希伯来语“Mashiach”翻译成希腊语就是“Christos”，也就是“基督”。考雷什称自己为“羔羊”，是基督复临主义的表现——泰伯更加确定，考雷什的信仰基础正是《启示录》。

    随着对峙事态的发展，泰伯很清楚地意识到，FBI对考雷什的末日叙事一无所知。泰伯打电话给另一位神学家菲利普·阿诺德，后者联系了FBI特工，特工们承认，他们已经被考雷什的《圣经》独白弄糊涂了。

    一些特工甚至开始阅读他们酒店房间里的基甸版《圣经》中的末日启示类内容，这是一项甚至让专业神学家都无法承受的任务。正如泰伯所说，特工们疯狂翻阅《圣经》的景象“几乎滑稽可笑，但同时也令人恐惧”。泰伯和阿诺德立即意识到，大卫教徒们认为自己在有7个封印的世界中航行；他们还意识到，第5个封印，即考雷什认为大卫教目前居住其中的封印，是7个封印中最暴力、最危险的一个。

    泰伯和阿诺德认为，要想和平解决对峙事件，就必须在考雷什的信仰基础《启示录》上与他交手。政府允许泰伯和阿诺德接触了一位被监禁的大卫教徒，他叫利文斯通·费根，是考雷什派往迦密山代表其公众形象的。费根证实了泰伯和阿诺德的分析：大卫教徒生活在混乱的第5个封印中，但上帝让他们等待。在4月1日的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中，这两位神学家出现了，他们详细讨论了《启示录》的末日论，并暗示了和平的结局。他们知道考雷什经常收听这个节目，为了确保考雷什能听到，他们还让考雷什的律师发给考雷什一份录音带。

    4月14日，不管是否由于受到电台节目的影响，上帝终于再次向大卫·考雷什发出了指示，考雷什现在明白了一切。那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律师们，宣布他正在写一封宗教长信，要向全世界通报“7个封印的解码信息”。写完后，他将公布一份副本。“我会出来，然后轮到你们处置这只野兽。”阿诺德和泰伯很高兴；也许终究可以避免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然而，这将是全世界从考雷什那里听到的最后一次交流。[53]

    不是只有泰伯和阿诺德理解考雷什的虔诚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峙事件；更多的福音派人士也是如此。在围攻初期，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浸信会联合委员会的要员们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的开头衷心地恳求：“请让得克萨斯州韦科的冲突非军事化。”这封信指出“复仇的威胁以及军队和坦克的集结，只会向这群‘忠实的信徒’证明世界的力量都在与他们作对”，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政府在这场失败的局面中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和信誉，却没能彻底铲除犯罪教派，那就更是一场悲剧”[54]。

    然而，在7周多的对峙之后，在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的支持下，FBI中的强硬派获胜。雷诺批准直接出击。

    虽然泰伯和阿诺德能否让考雷什走上正途还未确定，但是FBI内的强硬派认定考雷什是一个骗子，以“对《圣经》的胡扯”作为拖延战术；对没有经过神学训练、已经听考雷什讲了几个小时的《圣经》的特工们来说，似乎情况确实如此。[55]FBI的人嘲笑考雷什4月14日的那封信，尤其嘲笑这名九年级辍学者要写一封“宗教长信”的狂妄，认为这又是一种拖延战术。考雷什的律师们说他们正在拟一项投降协议，但是FBI的人根本不理睬。[56]FBI没有针对“预言”问题与考雷什沟通——这对考雷什来说很重要——而是直接切断了大院的电源，摧毁了信徒们停放的汽车，还开始放震耳的音乐，用强光探照灯照射院子。

    4月19日，FBI结束对峙，开始行动。从那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特工们用装甲车反复撞击大楼，并使用CS催泪瓦斯（一种类似于麦加大清真寺的围攻者们使用的化学武器）。中午过后不久，大院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吞没了大院，烧塌了屋顶。76名大卫教徒，其中包括两名孕妇，在大火中丧生，只有9人逃脱。大多数人从大火中逃到地下室，被发现时已经被烧死。至少有20名成员死于枪杀，其中包括考雷什，显然是为了避免被直接烧死。

    尽管随后的多项政府调查都得出结论，认定大卫教徒在FBI突袭之前就纵火企图自杀，但幸存的大卫教徒坚决否认任何自杀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罪行。他们还说，当FBI切断电源时，他们使用油灯照明，但装甲车将油灯撞倒。此外，4月19日，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大风很快就通过打开的窗户和被FBI车辆撞出的洞，使火势从一个房间蔓延到另一个房间。火灾发生后两周，FBI将现场夷为平地，但这也没能提高FBI的可信度。[57]

    其中一名幸存者随身携带了一张数据盘，上面有考雷什4月14日的信中所提到的未完成的手稿，而FBI曾经认为所谓的手稿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诡计。打印出来的信一共包括13页纸，其中包括对第一个封印的介绍和讨论；这封长信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写完。[58]

    用詹姆斯·泰伯的话说：

    考雷什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圣经》解经大师。从大卫支教的神学角度来理解，他的信息具备系统性、一致性和内在的逻辑性。然而，对一个不了解《圣经》预言细节的人来说，他的信息以一种典型的、没有停顿的方式传递，并引用了钦定版《圣经》的长篇大论，似乎毫无意义。[59]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考雷什是否会如4月14日信中所承诺的那样和平投降，但很明显，FBI从未试图认真处理他所关心的神学问题。灾难发生后6个月，司法部成员向副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的修订版长达489页。其对神学知识缺乏关注在目录中就能体现出来。目录中列出了宗教学者们的咨询内容，仅有4页，除了学者们的身份介绍之外，几乎没有传达任何有用的信息。这4页之后是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内容（共28页），几乎所有的咨询师都认为考雷什是个骗子。其中一位是FBI国家学院的行为学专家兼讲师皮特·斯梅里克，他甚至反对神学家参与这次事件。[60]

    随着对峙事件的推进，大部分公众与FBI一样，认为大卫·考雷什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然而，真相可能更加微妙。与乔治·哈德森、塞缪尔·英萨尔、威廉·米勒以及几乎所有群体错觉的传播者一样，考雷什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叙事，这种自欺欺人使他对追随者进行灾难性误导的能力更加强大。

    在过去500年中，人类的模仿倾向和寻找引人入胜故事的倾向都落脚在末日错觉上——这是所有叙事中最让人着迷的一种。由此产生的神学叙事通常将其信徒限定在和平、繁荣的社区中，但这种叙事也会时不时跳出正常行为的护栏，由此产生诸如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博克尔松的疯狂的再洗礼派的暴动、文纳的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和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的大屠杀等灾难性后果。

    与一个半世纪前的威廉·米勒及其追随者一样，考雷什怪诞的神学、强烈的性欲和与未成年人发生的性关系，使他被媒体和公众妖魔化——这一妖魔化反过来导致了过度执法的悲剧。如果BATF最初的反应能够更加灵活，如果FBI能更加熟悉末日叙事的细微差别，那么韦科对峙事件可能不会以悲剧告终。

    正如结局所体现的，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将责任归咎于联邦政府，大卫支教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电视直播了这场大屠杀，但大火最重要的目击者——一位名叫蒂莫西·麦克维的年轻退伍军人——近距离目睹了这场大屠杀。麦克维早已经愤怒于上一年的政府围困鲁比山事件。与韦科围攻事件类似，鲁比山事件起源于美国特种部队老兵、福音派教徒兰迪·韦弗受到的武器指控；这场对峙导致韦弗的儿子萨米和持有强烈末日信仰的妻子维姬的死亡。韦科对峙期间，麦克维正在那里分发枪支权利小册子。当韦科的火焰升起时，他发誓要为无辜死亡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报仇。在韦科袭击两周年之际，他和同伙特里·尼科尔斯使用卡车炸弹对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大楼进行了袭击，这导致168名无辜者丧生。麦克维之所以选择这个目标，是因为大楼里既有FBI办公室，也有BATF办公室，此外，还有大量其他部门的联邦雇员。[61]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到了新千年初，大卫支教的灾难和林赛不靠谱的预言再次让人们意识到，过于精确的预言和日期设定是有风险的，时代论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不受质疑的类型：末日类小说。

    早在20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就开始创作正义者“被提”、反基督者崛起、大灾难、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等主题的小说。1905年，俄亥俄州一位名叫约瑟夫·伯勒斯的医生出版了已知最早的被提类小说《泰坦，土星之子》。书名中的泰坦是一个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反基督者的人物形象，“一个年轻的希腊人，他将联合激进的社会党人，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摧毁基督教会”。伯勒斯在序言中说，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他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打开了“一盏探照灯，照耀出教会未来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1]。

    尽管被提之景象和泰坦/反基督者崛起的故事吸引了读者，但整本书的各个章节都在讲述令人腻烦的《圣经》解读。其销量还不错，一共印刷了10次，10年内的销量超过1万本——也很体面，但不能算是一本畅销书。[2]

    但是，这本书展现出了被提类小说和美国福音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仇外心理、仇视伊斯兰教以及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恐慌。伯勒斯小说中的民族英雄名叫英格兰，孤身一人对抗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联盟。可悲的是，美国因为“2500万在欧洲出生的美国公民”而无法援助母国。美国的“萨克森人”急于帮助英格兰，但被黑暗联盟的势力压倒，现在又被穆斯林“安拉！安拉！安拉！”的高呼声援助。欧洲的穆斯林势力入侵美国，将“萨克森人”文化溶解于外来的社会主义中。[3]

    随后的几十年里，被提类小说家们从时事中提炼出引人注目的叙事，并将其加入小说中，以此改进他们的作品。[4]到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时代论小说家是弗兰克·佩雷蒂，他是一位文学巧匠，最有名的著作《当前的黑暗》销量超过200万册。

    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代论者需要找一个新的敌人。他们被迫选定了另一个末日祸根：新纪元运动，尤其是那些散发出一丝撒旦主义气息的运动。

    故事发生在和平美丽的虚构大学城阿什顿，其中出现了两位英雄，虔诚的牧师汉克·布舍和老练的新闻记者马歇尔·霍根，他们与一位极其富有的城市骗子亚历山大·卡瑟夫对抗，后者出于莫名的原因想要控制这座小城镇。

    卡瑟夫的盟友包括一群红眼睛的、鳞片皮肤的长着翅膀并呼吸硫黄的恶魔，他们吸食普通人的意志，但幸运的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虔诚信徒的攻击，尤其是布舍。但这些生物与当地大学的女权主义教授朱琳·兰斯特拉特的撒旦潜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兰斯特拉特试图通过“神和女神意识入门”等课程破坏霍根女儿的宗教信仰。卡瑟夫密谋陷害布舍和霍根，把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但他们联手打败了卡瑟夫及其下属，不管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5]

    佩雷蒂所体现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例如，林赛把达尔文、康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看作毁灭现代社会的“思想炸弹”，并引导了一场文化圣战。在撰写《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前一年，他出版了《撒旦好端端地活在地球上》一书，其中有对洛杉矶一位“警察指挥官”的采访，这位指挥官描述了在圣莫尼卡海滩上的一次“接吻行动”，让林赛想起了“非洲野蛮人的宗教仪式”：

    大约有400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一团人，随着鼓声和诡异的音乐晃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脱衣服。有些人开始沉浸在公开的性行为中，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脖子上戴着饰物。他们信仰精神世界，会欣然承认魔鬼对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6]

    历史上，越是在最糟糕的时期，末日运动就越蓬勃发展：巴比伦流亡时期犹太人的被奴役和流亡；两次犹太人反抗罗马的大屠杀和大规模实体破坏；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和俄国大屠杀的恐怖。生活在繁荣、安全、和平的现代国家中的末日信徒，不得不将他们的义愤发泄在不太明显的社会祸患上：占星术、对进化论和地质科学的认知失调、普世主义、性、毒品、摇滚乐和永远存在的撒旦。

    这种末日恐惧的散播远非无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代论者对新纪元的唯灵论和占星术的厌恶，演变成了经典的“道德恐慌”——这是一种群体错觉——对本不存在的撒旦式儿童性侵和大规模谋杀的群体错觉。大量自称撒旦教专家的人，包括重要的执法官员，在全国出名，他们谈到有数万名儿童成为宗教仪式的受害者。据说，撒旦教徒绑架年轻女性，强迫她们成为“生育者”，以此供应婴儿祭品；新生儿在填写出生证明之前就被从医院抱走，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怀念”[7]。

    泰德·冈德森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曾是FBI的官员，参与玛丽莲·梦露自杀案和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案，并领导FBI的洛杉矶、孟菲斯和达拉斯办事处。冈德森认为，美国每年有4000名儿童死于宗教仪式：

    有人告诉我，这些团体从医院、孤儿院、购物中心和远离街道的地方绑架受害者（通常是婴幼儿），这是很常见的事。据我所知，撒旦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近年来，他们通过渗透教练团队以及在美国各地建立幼儿园，集中精力招募少年棒球联盟队员……一位博伊西[8]的警察认为，每年有五六万的美国人失踪，他们成为撒旦团体的人类祭品。大多数受害者被焚烧，因此尸体和证据都没有。我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有一家神秘用品店，其出售便携式火葬设备。我已经向FBI、美国司法部和国会议员报告了这些事实，并建议联邦政府对此进行调查，但我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9]

    1988年，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的《杰拉尔多·瑞弗拉秀》的节目，推出了一个名为《恶魔崇拜：曝光撒旦的地下活动》的纪录片，其讲述了所谓的大规模谋杀；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甚至出现在主流媒体节目中，如《20/20》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早间节目》。[10]

    1985年的麦克马丁审判案，是现代社会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当时，一位年轻的、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这让人联想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向警方报告，她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幼儿园被鸡奸。她的故事听上去不像真的：孩子们被引诱到飞机上和隧道里，在那里，马被屠杀，教师装扮成女巫在空中飞行；孩子们在仪式中受到性虐待，其被录制成儿童色情作品。

    幼儿园的经营者是一位很不幸运的女士，名叫佩姬·麦克马丁·巴克利。所谓的撒旦虐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们聚集到学校，他们很快从孩子们那里提取了关于虐待的描述，但这些孩子年龄太小，根本不能准确表述所发生的事情。这场对巴克利和其他6名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审判耗时7年，耗资1500万美元，并毁掉了被告们的生活：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巴克利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她的儿子待了五年。最终，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隧道或儿童色情制品，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死马，成为证据的一件黑色长袍最后被证明是巴克利女士的毕业礼服。[11]

    这起审判只是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美的十几起大规模撒旦主义/托儿道德恐慌事件中的一起，最后判定被告无罪。还有许多其他案例，被告被判重刑，但随后的上诉和调查审判表明了这些控诉的虚假性，也突出了道德恐慌的错觉特征。此后福音派偏执狂又转向了其他领域，各种起诉便消失了。《纽约时报》记者玛格丽特·塔尔博特警告说，“犹豫是一种很难维持的心理状态；人们总是急于用更摩尼教式的愿景取代它”，尤其是当反基督者和末日隐约出现时。[12]

    《当前的黑暗》和佩雷蒂的一系列后续书籍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出版业奇迹还在后面，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莱希出生于1926年，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的鲍勃·琼斯大学，那里的氛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符。该校的建校与原教旨主义者强烈反对主流新教教会接受现代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有很大的关联。在1924年的一次圣经会议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俯首向福音传道者鲍勃·琼斯说：“如果学校不停止讲授进化论，那么我们的国家将成为无神论者的国家。”[13]布赖恩非常关注世俗邪恶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而琼斯清晰地听出了布赖恩的担忧，并于1927年创立这所大学。而这一年的布赖恩，作为前国务卿、两届总统候选人、著名演讲家，则继续在臭名昭著的“猿猴诉讼案”[14]中起诉斯科普斯。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拿到鲍勃·琼斯大学毕业证的莱希，在全国各地奔波，为各种教堂会众服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定居。在加利福尼亚，他为耶稣和养家而奋斗，这种热情可能与他9岁时失去父亲有关。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电视节目《莱希的家庭生活》，他抨击同性恋、世俗主义和女权主义，成为一名老练的文化战士。多年来，他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和非虚构类书籍，书中明确警告国家妇女组织、联合国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危险性。[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飞往某个预言研讨会的航班上，莱希注意到航班机长正在和空姐调情。机长戴着结婚戒指，而空姐没有。莱希自言自语道：“如果‘被提’发生了，航班上的上百人就会突然消失；这时飞行员意识到，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基督教妻子和儿子也会失踪。那不是很有趣吗？”[16]

    事实上，在莱希的作品之前，已经至少有两个被提类叙事中出现过失踪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塞勒姆·柯班的小说《666》和威廉·詹姆斯的文章《当数百万人消失时》。[17]撇开独创性不谈，历史上最成功的宗教性多类媒体尝试——末世迷踪现象已经诞生。

    莱希最初设想了一部“被提三部曲”，但他知道自己缺乏必要的小说叙事技巧，因此文学经纪人为他联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代笔人——时代论者杰里·詹金斯。后者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写了190本书。风度翩翩的莱希在年龄上与詹金斯的母亲相仿，两人立即建立了联系。莱希提供该系列的神学框架，詹金斯撰写书的文本。[18]1995年，两人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名为《末世迷踪》。

    詹金斯以前的作品，从儿童小说到体育新闻报道，无所不包，他对营利性文学艺术的精通体现于该系列作品的每一页，例如书的开头：

    雷福德·斯蒂尔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他从未碰过的女人。当满载747名乘客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自动驾驶，按照预定路线将于第二天早上6点在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降落时，斯蒂尔已经从脑海里抹去了自己还有家庭的事实。春假期间，他将会和妻子以及12岁的儿子在一起，他们的女儿也会从大学回来。但现在，他的副机长正在昏昏欲睡。他正想象着哈蒂·德拉姆的微笑，并期待着快点儿见到她。德拉姆是斯蒂尔航班上的资深空姐。他已经一个多小时没见到她了。[19]

    迄今为止，斯蒂尔一直忠实于他的妻子艾琳。艾琳是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她随时都期待着被提。但现在的斯蒂尔已经鼓起了勇气，将飞行控制装置留给昏昏欲睡的副机长，然后漫步走到飞机上的厨房里与德拉姆幽会。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她正在抽泣且情绪异常激动，她告诉他，数十名乘客失踪，他们的座位空着，只留下了衣服。一个接一个地，醒来的乘客尖叫着，因为他们注意到了消失的同伴和仅剩的衣服。德拉姆请求斯蒂尔做出解释，斯蒂尔假装不知道，但“可怕的是他知道一切。艾琳是对的。他和大多数乘客都在末日前被留在了地球上”[20]。

    全世界陷入了混乱，无人驾驶的飞机像被击中的野鸡一样垂直落下，无人驾驶的车辆冲出公路路肩；几百万人失踪，更多的人死亡。虔诚的地铁司机突然失踪，造成了撞车事故。纽约市作为世界无信仰者的中心陷入交通瘫痪。欧洲关闭了空中交通，因此斯蒂尔将他的飞机开回美国芝加哥的一个运转正常的机场（不同于电影版中不太真实的高速公路着陆）。

    电视新闻镜头捕捉到了被提的怪异景象。例如，一位临产妇女的肚子突然瘪了，婴儿直接升入天堂，与此同时，护士的衣服掉到了地板上，护士也与婴儿一起升入了天堂。回到家后，斯蒂尔发现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都离开了，而他的持有不可知论的大学生女儿克洛伊被留下了。当然，艾琳所在教堂的所有会众也都离开了；牧师意味深长地为剩下的人留下了一张“我告诉过你”的DVD，DVD制作得非常用心，它影响了雷福德·斯蒂尔，使他立即皈依并获得重生。

    巧合的是，斯蒂尔航班上的一位乘客名叫巴克·威廉姆斯，是一位著名记者，正在调查被提事件。大约一年前，他去以色列采访了一位生物学家，这位生物学家不仅发现了一种能将沙地变成肥沃农田的化学肥料，还掌握着另一个神秘而极具价值的科学秘密，正是这个秘密使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地区。威廉姆斯在以色列期间，俄罗斯人试图对该国进行大规模核袭击，但他们所有的导弹和轰炸机都奇迹般地在半空中爆炸。

    小说中的第三位主角是反基督者，即一位名叫尼古拉·卡帕西亚的罗马尼亚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外表英俊，能力出众，极富魅力。在他还是一名政界新星时，威廉姆斯采访过他。他迅速升迁，很快成为联合国首脑，并将联合国安理会改组为时代论者所熟悉的十国联盟。卡帕西亚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他建立了全球货币体系和经济联盟，实现了核军备的全球性裁减，与以色列签订了七年和平协议，并将现在拥有至高权力的联合国迁移到了古巴比伦所在地区。通常情况下决策缓慢的世界组织，却在几个小时内同意了卡帕西亚提出的所有要求。卡帕西亚随后宣布成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宗教。

    威廉姆斯发现了卡帕西亚的真实身份，并开始与克洛伊联手。克洛伊母亲所在教堂的会众几乎都被提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洛伊所有斯坦福大学的左翼朋友们都被留下承受灾难；克洛伊和威廉姆斯重获新生后结婚，并与她的父亲联合组建了“灾难之光”，该力量利用技术魔力与卡帕西亚作战。[21]

    书中到处都是国际主义者的阴谋。几十年前，一位全能型生物技术金融家乔纳森·斯托纳加尔对卡帕西亚的母亲人工授精，于是能够迷惑人类的卡帕西亚诞生，斯托纳加尔的邪恶野心得到推进。军方故意无视专业飞行员的不明飞行物报告。斯托纳加尔重新安排了世界的领导者，几乎每天都制造高层“自杀”事件，但他自己最后也为卡帕西亚所杀。卡帕西亚洗脑了所有目击者，使他们相信斯托纳加尔是自杀的，除了受到上帝保护的威廉姆斯。

    这本书充斥着莱希的摩尼教式文化战士风格：那些反对堕胎并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会被提，而仅仅过着舒适生活或阅读新纪元书籍的人将被烧死。

    威廉姆斯引人入胜的探索过程，将原本难以理解的时代主义末日论分成了容易理解的小部分。这本书保持了一种高度传神的叙述流，通过交替的段落既描述了威廉姆斯对卡帕西亚真实身份的不懈追查，又阐述了如今重获新生的斯蒂尔对时代论末日计划的探索。

    1995年版的《末世迷踪》出版后，在接下来的12年里，莱希和詹金斯又写了15部续集和前传，它们共同涵盖了整个时代论序列，从邪恶的卡帕西亚在基因工程中出生，到（最终的）王国降临。

    前几部书的每一部都售出了几十万册，到了第四部，由于口口相传，该系列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2]到了第八部，首印总量已经达到250万册。2001年“9·11”事件之后，第十部销量飙升，取代约翰·格里森姆的《油漆的房子》成为全年最畅销小说，这是格里森姆自1995年以来首次失去此殊荣。更值得注意的是，畅销书排行榜一般都不会将宗教性书店的销量计算在内，而这本书在宗教性书店的销量占总销量的1/3。大约1/10的美国人读过该系列的书，1/4的美国人知道这些书。[23]

    《末世迷踪》系列的总销量超过6500万册。2002年，莱希和詹金斯登上了《时代》杂志（以及2004年《新闻周刊》）的封面；随后，两位作者分别推出了各自的系列，莱希也从宗教导向的廷代尔出版社转到主流的兰登书屋，后者支付了4500万美元向他预约了另一个系列的书。[24]

    如此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时代论者对它的批判性审查。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中写道：

    美国最畅销的小说系列《末世迷踪》，热情地描绘了耶稣复临并杀死所有非基督徒的情景。世界上的印度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和不可知论者，以及许多天主教徒和一神论者，都被扔进了永恒的火焰中……天哪，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幕啊！

    克里斯托夫随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林赛的各种有缺陷的预言上，并得出结论，“明明是错的，却罕见性地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25]。另一位世俗评论家则轻蔑地认为詹金斯融合了“杰瑞·法威尔和汤姆·克兰西[26]”的风格。[27]其他一些评论家认为，被提类小说普遍缺乏同情心，它们以极大的快乐描述被烧死的数亿人。

    杰里·詹金斯展现出一个随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平民作家形象。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他提道：

    平庸的文字，单薄的人物形象——我接受批评。我就是给平庸的人写的。我也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尽己所能写作。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被尊为经典作家。我不会自称C.S.刘易斯[28]。对于那些文学类型的作家，我很佩服他们。你们知道吗？我也希望自己能足够聪明，能写出一本难读懂的书。[29]

    詹金斯对C.S.刘易斯的提及并不是随意的；根据神学家马克·沃德的说法，“基督教出版细则要求，每一本基督教书中至少有其中一章的开头要引述C.S.刘易斯的话”。詹金斯也没有吹嘘他的读者群，他提到，有一次他在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遇到一位购物者，她买了一本他写的书还有一瓶威士忌，詹金斯得出结论：不管以哪种方式，那天晚上她一定睡得很好。[30]

    相比之下，在《新闻周刊》的同一篇文章中，莱希则表达了强硬的神学确定性和对国家文化精英们和宗教精英们的强烈不满：“我试图接触的数百万人都从字面上理解《圣经》。但神学家们把我们的想法搞得一团糟，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找到背后的神学原因。知识分子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这让我很烦。”[31]

    莱希所说的“普通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占《末世迷踪》系列读者的71%，而在东北部的占比仅为6%。[32]莱希的核心读者区域正是反堕胎、反同性恋的社会保守主义大本营，这些保守主义为美国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注入了能量。杰瑞·法威尔和帕特·罗伯逊都来自弗吉尼亚州，哈尔·林赛来自得克萨斯州，吉米·斯瓦加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金·贝克来自密苏里州。

    越来越多的时代论教区居民，其中有很多是林赛、莱希和詹金斯的书迷，涌向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沉湎于他们的千年信仰；2017年，以色列的360万游客中，大概有1/8是福音派教徒。许多以宗教为导向的旅行者预订了时代论旅行路线，其中最精彩的是参观耶路撒冷圣殿研究院的游客中心，那里展示了为重建圣殿而建造的器皿和工具。用学者约西·梅克尔伯格的话说，大多数游客“完全无视故事中的巴勒斯坦一方。这可是涉及宗教的；有友如此，何需敌人？[33]”[34]

    重建第三圣殿的核心环节是出现一只没有杂色、没有瑕疵且没有负轭的红色小母牛。乳房部位长出的白毛，使梅洛迪小牛失去了作为天启之牛的资格，但它的出生启发了一位更认真的时代论者来到以色列。他名叫克莱德·洛特，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牧场主，1989年，他读到了《民数记》19章中的相关段落，并思考如何才能繁殖出这样一只完全合格的动物祭品。他认为，这并不难，尽管这种小母牛在欧洲和亚洲很少见，但美国的红色的安格斯牛几乎接近这一要求。

    第二年，他访问了密西西比州农业和商业国际贸易办公室，该办公室向一位国务院贸易专员发送了以下备忘录：

    克莱德·洛特打算提供一种红色的安格斯牛作为《圣经·旧约》中的祭品，它不会有任何瑕疵或浅色毛发，遗传性红色使其有红色的眼睛，黑色的鼻子，一只一岁的小母牛的体重约为700磅。这些牛将很快适应中东气候，而且牛肉质量也很好。[35]

    最终，这份备忘录传到了圣殿研究院的拉比们那里，该研究院院长哈伊姆·里奇曼高兴地注意到，有着《圣经》中著名地点——索多玛[36]之称的地方也饲养了牛。[37]在随后的几年里，洛特和里奇曼在以色列互访。1996年，梅洛迪的出生引起了轰动，这鼓励他们制订一项重大计划：他们要在1997年12月，将500只怀孕的母牛运往危险一触即发的约旦河西岸。该计划可能产生一整群真正的天启之牛，但由于陷入繁文缛节和财政困难而未能启动。洛特哀叹道：

    我内心深处认为，上帝希望我成为以色列的福音，但这很复杂。我们只是还没准备好把红母牛送到那里。如果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亲自掌管人类事务，那么这将会发生，而且这将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38]

    在时代论的计划中，一条细细的红线将“关键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分开。梅洛迪、索多玛和里奇曼，这些关键词概括了一种奇怪的神学戏剧，不同的参与者在同一舞台上表演，并阅读几乎完全相同的剧本。在结束之前，参与者们愉快地支持着彼此的演出，但到结束时，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在犹太教的剧本中，弥赛亚第一次出现，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永恒的犹太国家和圣殿；而基督教的剧本中增加了几个场景，上帝再临复仇，使1/3的犹太人放弃旧信仰而改信新信仰，并烧死了另外2/3的犹太人。

    不用说，这出戏涉及大量见利忘义的互相利用。以色列极端分子想获取犹大人和撒马利亚人[39]的《圣经》权利并重建圣殿，但无法获得多数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很乐于接受福音派基督教徒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而这些基督教徒则相信，这出戏结束时，一定可以通过犹太人的转皈依或被焚烧而实现对他们的新犹太盟友的清洗。用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的话说：

    也许这本无所谓，但有些善意的人认为犹太人重建圣殿将导致世界杀戮，他们有时会插手这些极端分子的事务，因为这些极端分子的行动不是出现在神话领域，而是出现在一个真实的国家，真实的冲突是会夺走真实生命的。[40]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在克莱德·洛特和哈伊姆·里奇曼沉溺于各自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末日幻想时，美国的投资者们在一场金融投机狂欢中丧失了集体智慧。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曼哈顿市中心的《财富》杂志办公室工作了一天之后，记者杰森·茨威格乘出租车回家。当出租车驶入车流时，被四位身穿昂贵西装的年轻人拦住，其中一人砰砰地敲着司机的车窗，要求搭车前往只有几个街区远的目的地。当出租车司机告知他已经有乘客时，这位年轻人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扔到司机的脸上，说：“把他赶出去，我们给你100美元。”

    出租车司机关上车窗，正如茨威格先生记录的那样：“我们两个像少女逃离匈人阿提拉[1]的帐篷一样快速逃离了现场。”令茨威格这位老纽约人目瞪口呆的不是那些年轻人用100美元撵他下车，而是他们步行完全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2]

    像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一样，这些盛气凌人的年轻人也沉醉在暴富所带来的狂妄中，或许也有更世俗的心境。他们很富有，根据物质社会的逻辑，他们聪明而且重要，尽管他们的财富很可能来自狗屎运或者欺诈伎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场让这四位年轻人如此陶醉的金融狂热，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005年，然后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缓慢崩溃，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的时间长度基本上与1929年黑色星期四之后的通货紧缩相同。它带来了广泛的破坏力：总计1亿投资者共损失了5万亿美元（约占股市财富的1/3）。其中最激进的股民是数百万美国人，他们被蒙蔽，认为自己在互联网股票和共同基金中找到了年轻人的财富源泉，就像1929年的埃德加·布朗一样，他们在风暴中失去了大部分积蓄。[3]

    与之前的狂热一样，泡沫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是海曼·明斯基提出的4个因素——技术替代、信贷宽松、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以及放弃旧的估值方法，也适用于本次狂热。

    泡沫的原因是互联网。作为那个时代巨大的技术替代，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一切。[4]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把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联系起来，互联网诞生。这种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刺激了投资者。但由于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操作困难，再加上第一代个人电脑的昂贵和笨重，因此在最开始的20年中，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最初的常用网络，如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一开始甚至没有连接到更广域的互联网，即使后来连接上了，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像围墙内的花园，不允许直接导航到域外网页。

    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当时，位于瑞士和法国边界、研究高能粒子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5]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第一款原始浏览器，他预知性地称之为万维网。那时，他只是试图将该设施中无数台不同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但是偶然地，他连接了世界。这轰动了金融市场，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6]

    伯纳斯·李的第一款浏览器在满足普通用途时仍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他程序员改善。199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NCSA（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发布了马赛克浏览器，它是一种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相对容易安装和使用的浏览器。马克·安德森领导了NCSA团队，他当时还只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那里与持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吉姆·克拉克一起合作。

    那时的克拉克已经于10年前创立了视算公司，其主要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在技术术语上，这种设备是一种“计算机工作站”，是为特定任务设计的一种设备，通常需要运行专有的操作系统和软件。20世纪80年代，工作站制造商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种盈利能力只是一个黄金陷阱，因为它们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功能更强大的个人电脑取代。克拉克预见到了这种结果，但他无法说服公司管理层相信这一点，于是他沮丧地离开了视算公司，因为他不仅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偏离方向而感到愤怒，而且不满于自己的股份仅值2000万美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创造了巨大个人财富的行业里工作了十几年，相对于付出的创造力、领导力和辛勤工作，以及承担的风险，这一股值较少。”[7]他发誓，下次一定要有更多的控制权，得到更好的回报。

    1994年，克拉克和安德森成立了马赛克通信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满于他们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要求他们换个新的公司名称；于是他们改名为网景通信公司。和马赛克通信公司一样，网景通信公司的浏览器也是免费提供的，并很快传播开来。到1995年中，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为电脑屏幕右上角带有字母N的地球图标而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他们在线且可以从全球任何地方访问网页。

    明斯基的第二个病理生理学因素——信贷宽松，为泡沫提供了原始燃料。在现代社会的部分准备金体系中，一国的中央银行——就美国而言是美联储——扮演着货币供应的看门狗角色。美联储的任务是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进而保持经济繁荣，但美联储还有一个任务，用前任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要“在聚会开始时把大酒杯拿走[8]”[9]。

    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委员会关心两个问题：以GDP增长和失业率衡量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控制通货膨胀。股票价格不太受到关注，而且经常成为前两个问题的“无辜旁观者”。

    到了20世纪中期，美联储的主要工具是联邦基金利率，即成员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这一利率事实上成为政府证券的短期利率。当作为安全性证券的政府证券的利率比较高时，这会吸引投资者买入，进而导致资金从股票等风险资产中转移出来，并使股票的价格降低；相反，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会购买股票，从而提高股票价格。[10]

    20世纪90年代初，一场相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两个事件。首先，它使乔治·布什没能连任；正如胜利者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所言：“笨蛋，关键是经济！”其次，经济衰退引发了美联储大幅放松信贷，这助长了股市泡沫。

    在艾伦·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美联储通过买进美国国债来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这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990年1月的8.3%降至1992年底的3%左右，并持续了整整两年。降低的利率助长了初始阶段的股市繁荣，投资者们开始谈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美联储主席积极维持一种高股价状态。[11]

    按理说，美联储应该在1997年左右“把大酒杯拿走”，那时经济运转顺利，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左右。似乎格林斯潘正打算这么做，但被一系列事件打断。随后发生的事情与20世纪20年代本杰明·斯特朗通过降低利率来保护英镑、不经意间引发了美国股市狂热非常相似。

    1997年和1998年，一系列全球性事件使美国的大酒杯保持满溢。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从泰国货币——泰铢的崩溃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最初，不断演变的传染并没有引起格林斯潘的警戒，因为这些亚洲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到1997年底，韩国，一个驻有数万美国军队的富裕国家，也陷入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被迫做出反应。美联储和财政部强有力地支持美国银行以尽可能低的利率保持向韩国贷款，而且不仅对韩国，对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国外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这些外币的汇率，使美元升值。早在1997年初的经济繁荣时期，美联储已经开始提高利率，但为了防止美元升值，还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低利率；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持续相对较低的利率助长了当时本已存在的股市狂热。

    国际金融的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债务违约和卢布贬值。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因为有一家大型知名美国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2]在俄罗斯国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该基金公司持有的大量债券价值蒸发，这威胁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并重创了世界各地的股价（见图13-1）。

    图13-1 1997—2000年的联邦基金利率

    那时，格林斯潘已经获得近乎神话般的“大师”地位，市场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他，正如鲍勃·伍德沃德后来将他的畅销书以这位主席的名字命名一样。格林斯潘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威胁他的良好声誉。他组织私人银行对该公司进行救助，还通过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放松信贷，并将其维持在低水平整整一年。这又把股票价格推到了最高点。[13]

    到20世纪末，泡沫的第三个病理生理学因素——金融健忘症——已经发展了几十年。1929—1932年的熊市如此猛烈地侵蚀了家庭和机构的财富、灼伤了国民的心理，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股票都被看作不稳健的投资；比如，直到1945年，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个人投资在股票上的平均金额（主要统计富人的储蓄）仅在30美分左右，而且持有大量股票的主要是少数几家企业养老基金。

    1929—1932年股票熊市发生时，虽然只有约10%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但是随后的大萧条影响了所有人。[14]几乎所有特定年龄的美国人身上都有大萧条时期留下的阴影（就本文作者而言，即使他母亲在餐馆里用餐后剩下一点儿芦笋，也要仔细包装并拿回家）。对几百万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残酷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这在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确实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股票泡沫。围绕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领导的贝尔实验室团队发明的半导体晶体管，越来越微型化、功能越来越强大的电子设备开始爆炸式发展。到1959年，在公司名字后加上“tronics”（英文单词“电子”的后七个字母）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兴趣，并使股价上涨，就像几十年后在公司名字后加上“.com”的做法一样。美国音乐协会是一家专注于留声机和黑胶唱片的制造商，它只需将名字改为“Space-Tone”，就以7倍的价格上市了。还有一些类似的公司名称，包括“Astron”“Vulcatron”，还有几个以“sonics”结尾的名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Powertron Ultrasonics”。[15]投资银行大量配股给内部人士，同时限制广大公众可购买的数量，这更激发了公众的热情。1962年，像所有以前的泡沫那样，狂热的买主都已耗尽，公众热情崩溃。[16]

    电子狂热只涉及股票市场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那个时代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相对较少，因此它在公众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持久的印象。[17]到20世纪90年代，对普通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全社会股票泡沫已经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当泡沫再一次来临时，只有三类小群体有能力识别：拥有完整记忆的90多岁的老年投资者；经济史学家；那些阅读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吸取并保留了前三章教训的人。

    20世纪90年代，泡沫的第四个病理生理学因素，是放弃传统的股票估值标准。20世纪20年代末，不仅最优秀的股票产生了稳定的利润流，而且除了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最著名的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雷明顿兰德公司）外，其他所有公司都提供了健康的股息。[18]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少数几家新技术公司的收入足以承担其人员和设备的巨额支出。至于股息，科技类股票投资者认为，那是遥远的马鞭和马车时代的遗留物。微软于1986年首次向公众发行股票，但直到2003年才宣布派息；截至本书撰写之时，互联网的两大赢家亚马逊和谷歌从来没有派过息。20世纪90年代，不知何故，投资者们认为，收益和股息根本不重要；他们认为，公司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于一种更模糊的衡量标准，即能否博得数百万眼球的关注，或是否有数十亿次点击量。

    正如20世纪那位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数字世界看起来确实不一样，许多曾经听起来最疯狂的承诺都在那时兑现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宽带，无处不在、几乎免费的语音和视频电话，以及吞噬了许多传统实体店的高效的在线购物环境。

    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普通投资者却并未获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市的数百家公司中，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只有亚马逊一家成为主导性经济力量，但即使是亚马逊，也尚未显示出投资者对其零售业主导地位所期望的收益。[19]

    和英国铁路泡沫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繁荣尽管打击了金融投资者，但也给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基础设施。如上文所述，我们根据盈利能力和社会效益构建了一个三级金字塔式结构，以理解这些泡沫公司（见图13-2）。

    图13-2 不同等级的泡沫公司

    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不仅造福于社会，也让投资者们更富裕了，比如东印度公司或英格兰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有亚马逊和谷歌。金字塔第二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层，是那些让社会受益却让投资者赔钱的公司，比如乔治·哈德森的铁路帝国和塞缪尔·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

    美国环球电讯公司是科技泡沫时代的这种公司的典型代表。当今全球50万英里的海底光缆，大部分铺设于1998—2002年的互联网投资热潮时期，其中的近1/3是由加里·温尼克贡献的。

    温尼克曾是一名债券销售员，是“垃圾债券之王”、被判重罪的迈克尔·米尔肯的门徒。他与商业祖先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有着同样的天赋：能通过股票和债券从轻信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几十亿美元。

    不幸的是，他没有哈德森和英萨尔那样的商业头脑；在1997年成立环球电讯公司之前，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掌握的电信知识并不比“打推销电话的能力”多很多，此外他也从未经营过大型企业。[20]环球电讯公司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无能和渎职，还是由于运气不好，这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温尼克倾向于不参与公司的日常事务，但他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确实在公司倒闭前有意识地抛售了数亿美元的股票。民事诉讼和监管行动剥夺了他的大部分非法所得，但最终检察官并没有起诉他。

    温尼克的罪责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尽管环球电讯公司严重冲击了投资者的财富，但它为当今互联世界的形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围绕环球电讯和其他互联网股票的市场狂热达到顶峰时，环球电讯公司的市值超过400亿美元，其中温尼克拥有60亿美元。（1999年的《福布斯》封面大肆宣扬他的“光速致富”。）[21]

    他的项目既没有欺诈也不缺乏远见，因为他对全球网络带宽重要性的评估是正确的。但是，和商业史上许多有远见的人一样，他低估了两个会导致利润降低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会时刻存在。首先，利润会带来竞争，使供应增加，进而压低价格和随后的利润，这和死亡以及税收一样，是必然存在的。例如，温尼克在1997年完成了两条大容量、跨大西洋的光缆的铺设，但随后6年内又出现了10条竞争性电缆。其次，技术进步也增加了商品的供应，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就海底电缆而言，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干设备”（即电缆两端的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的改进使原来铺设的电缆的承载能力增加了7~10倍。尽管2003—2014年没有铺设新的跨大西洋电缆，但现在的全球数据流量大约比2002年大1000倍；平均而言，目前世界海底电缆容量的利用率只有不到1/4。[22]

    像泡沫时期总是会发生的那样，投资热情导致环球电讯公司的投资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2年1月28日，该公司申请破产，随后两家亚洲公司用2.5亿美元收购了温尼克公司的控股权，这个价格相当于1便士兑1美元。虽然重组后的该公司最终仍然运营着互联网主干网的一大部分，但最初的股东们只获得了法律和解中的一些碎屑，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场巨大损失的波及范围很广：除了个人投资者，养老金和共同基金池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小学教师琳达·洛奇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12万美元，在评论温尼克先生适时卖掉他自己的股票时，她说：“我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而小股东们却做得这么差。”[23]环球电讯公司的许多员工在他们的401（k）计划[24]中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他们比洛奇更悲惨，不仅失去了储蓄，还失去了工作。[25]

    除了环球电讯公司的高管，还有一些人通过适时出售股票而获利。1999年3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向该公司高管发表了演讲；代替8万美元的演讲费，他持有了该公司的股票，并于几个月后以大约4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些股票，据《华尔街日报》推测，这些股票可能用于支付他在肯纳邦克波特镇[26]上公寓的维护费用。[27]

    虽然环球电讯公司严重损害了像洛奇和公司普通员工这类人的金融利益，但它通过提供超量带宽使世界受益。金字塔的最底层就不是这样了，几百家互联网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践踏了投资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在这些公司徒劳地追求关注度的过程中，可能最精彩的故事就是韦伯万事件了，它是一种1995年之前所无法想象到的大惨败。

    路易斯·博德斯是一个有着古怪想法的20多岁的技术人员。他先是创立了一家同名连锁书店。1997年，从书店领域退出5年后，他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当时，他从网上订购的稀有香料邮包到达他的家门口（当时网购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他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能不能说服美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食品？

    博德斯的理想很大。为了向几百万消费者提供生鲜商品，他需要建立一个新颖而庞大的物流系统。他在奥克兰建立了第一个配送设施，其面积是一个标准超市的20倍，铺设了4.5英里长的传送带，可以运送各种各样的生鲜食品，包括700多种肉类和鱼类。[28]然后他聘请了全国最大的建筑公司柏克德工程，以超过10亿美元的总成本，计划打造一个由26个类似建筑群组成的全国性网络，这对一家在上一年还不存在的公司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博德斯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他预计，每个配送设施每天能完成825份订单，每年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的1/3；人工“挑拣者”们将被策略性地安置在一组装有食品的旋转传送带中间，他们将把顾客购买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通过几英里长的传送带将食品送到空转的冷藏卡车上，这些食品可以在订购后一小时内送到家。由于规模大，预计韦伯万公司只需要将收入的不到1%用于实体仓库，而即将过时的传统超市的这一比例则为6%。博德斯计划在征服零售食品行业之后，转向视频、消费电子产品和干洗行业。[29]

    韦伯万公司吸引了高盛、甲骨文、惠普、奈特·里德等一系列公司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公众投资狂热。为了继续煽动这场狂热，其在首次股票发行时，只出售了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如果出售的是全部股票的话，那么总市场估值将达到84亿美元，是西夫韦[30]公司的一半，这对最终建成时将以26个超大型超市为中心的运营来说并不差。[31]

    两个问题注定了这是一次冒险。第一，韦伯万并不是第一个互联网食品销售商；它有几个竞争对手，其中包括规模更大、更成熟的家用杂货公司HOMG，HOMG背后的支持者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第二，系统不好用；这项未经测试的技术被证明不听使唤，而且即使系统运行顺利，消费者也不相信该公司能为他们挑拣出易腐产品并做到按时交付。韦伯万和HOMG都公布了多月的亏损。[32]

    HOMG管理得更好，但韦伯万激发了更多的热情，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这意味着HOMG首先出现资金枯竭。实力较差但资金较多的韦伯万并购了HOMG，但这更加速了新合并的公司的现金消耗；2001年7月，该公司宣布破产，几十亿财富蒸发，3500名员工失业。[33]

    20世纪90年代的三级泡沫金字塔，坐落在渎职和欺诈的泥潭中，就像安然公司那样。作为美国历史上欺诈金额最大的企业之一，安然导致的投资者损失高达700多亿美元。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一夜暴富的氛围。与讨人喜欢、乐善好施又有远见的温尼克不同，安然的管理层有意识地实施了大量制造金融泡沫的犯罪行为，其主角们扮演了典型的恶棍角色，如道貌岸然、有社会野心的肯尼斯·莱，运动机能亢奋的杰弗里·斯基林，还有阴暗、犯盗窃罪的安德鲁·法斯托。

    与环球电讯和互联网公司不同，安然最初从事的是经济中最不起眼的商品之一——天然气的经营[34]。20世纪中期之前，天然气经常被当作废物烧掉。相比之下，该公司的负责人则很耀眼，用记者彼得·埃尔金德和贝萨尼·麦克莱恩精辟而又令人难忘的话来说，他们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35]。

    1942年，肯尼斯·莱出生于阿肯色州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他在11岁之前都没有住过有卫生间的房子。然而，从11岁起，他的好运来了，他跟随父亲搬到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在那里，家里的3个孩子都以很低的学费进入公立密苏里大学。莱在那里遇到了经济学家平克尼·沃克，后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运。

    毕业后，莱开始在埃克森公司的前身——亨伯尔石油公司工作，并通过在夜校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海军服兵役，服兵役期间的1969年，沃克帮他在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武器采购工作。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任命沃克为联邦能源委员会成员，莱作为沃克的助手一同前往。这位年轻的助手给尼克松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尼克松任命他担任内政部主管能源事务的副秘书长。

    公用事业贯穿公共通行权。自19世纪末其诞生以来，各州和联邦政府就对该领域进行严格监管。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管制开始放松了。依靠在华盛顿的人脉，莱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能源公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最终，1984年，作为休斯敦天然气公司的CEO，他策划了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著名管道公司北方内陆公司的合并。莱聘请的咨询公司给合并后的公司命名为恩朗（Enteron）；令人尴尬的是，《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新名字是“胃肠道”的同义词。于是这个名字被缩短为安然（Enron）。[36]

    莱从管制放松中看到了巨大的利润。可悲的是，他身上的某些特征将会使“安然”这个名字变成公司渎职行为的同义词：他热爱奢华和威望，这一弱点使他无法控制他雇用的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傲慢自大的年轻人；他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将自己的私利等同于公司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华盛顿特区和曼哈顿的高层们交往，他在公司总部休斯敦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他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运营。尽管莱获得了丰厚的薪酬（2001年超过1亿美元，包括股票期权和“贷款”），但他的社会和物质野心推动他陷入债务深渊，到安然破产时他的债务超过1亿美元。[37]

    我们从安然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上可以窥见公司的行为。购买公务机本身并不意味着公司管理不善，更不意味着渎职或过度使用。[38]但安然公司中有六辆车被莱的妻子和孩子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即“家庭出租车”，这支车队在公司内部广为人知。在超级富豪中，飞机的大小、航程和速度代表着飞机所有者的权势等级；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私人航空领域的典范是配有三个引擎的猎鹰900。安然公司有两架猎鹰900，莱的家庭优先使用。例如，1999年的某一次，莱的女儿罗宾打算从法国返回时，公司派了一架猎鹰900专门过去接她。2001年，公司即将崩溃，莱热情地拉住即将成为CEO的杰弗里·斯基林，询问他对另一架新订购飞机的内饰的意见。[39]

    莱的家庭车队影响了其他高管的消费行为。高管中的许多人拥有豪华车队、多套豪华度假住宅和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公司也有一个过度消费文化的例外：冷静而能干的高管理查德·金德，其地位仅次于公司CEO。但莱迫使他以个人原因为由辞职。随着1996年金德离开安然，阻止公司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而去。（金德随后帮助成立了另一家能源公司金德-摩根。该公司没有私人飞机，当金德需要私人飞机时，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就自己掏钱租一架。）[40]

    莱的公司愿景远远超出了国内的管道领域；他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和进军诱人的能源期货交易新领域，扩大公司的业务空间和范围，一旦成功，他就要从头开始创建一个互联网带宽的期货市场。一旦公司征服了这些行业，他就将继续进军钢铁和造纸等大规模工业，以及货物运输等服务业领域。[41]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公司需要借入大量资金，而这又需要证明其早期盈利的能力；由于公司的新项目实际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只要制造表面上的利润就足够了。

    接下来杰弗里·斯基林出场了。他在新泽西州和芝加哥郊区长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于南卫理公会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他很快发现，金钱能使他感到兴奋，而电路却不能。在某节课上，他偶然发现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描述了如何将期货合约“证券化”并使其成为可以销售的金融产品，这种方式类似于后来的次贷危机中抵押贷款被打包出售给轻信的投资者。斯基林发现了一种从数学抽象中赚钱的方法，而他非常擅长数学抽象。此后不久，他进入哈佛商学院，并于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顶尖毕业生，斯基林顺利进入了麦肯锡公司。在最近的丑闻之前，麦肯锡公司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咨询公司，在那里，冷静的抽象推理比其他所有技能都更受重视。不到10年的时间，斯基林就升职为休斯敦办事处的负责人，经常为安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1990年，安然公司将他从麦肯锡挖了过来。

    和其他大多数公司一样，安然在天然气销售收入入账时才将其计入财务报表。对斯基林这样的高级咨询行业从业者来说，这种似乎过时的、仅仅从销售一种商品中获利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例如，他设想，管道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长期合同，可以像其他证券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更为关键的是，在收入入账时才计入财务报表，这不符合斯基林的智慧。如果客户签订了未来十年购买天然气的合同，他就认为可以将收入提前计入。

    这种被称为“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正处于合法性的边缘，因此在使用之前，他请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92年，委员会竟然给出了许可。斯基林获得了一种最接近印钞许可证的东西：签署长期合同，一次登记所有收入，从而立即报告可观的收入，根据这些虚假的收入，再去借入资金建设天然气输气管道，凭此管道，就可以签订更多的合同，然后立即计入更多的未来收益，并为进一步扩张借入更多的资金。[42]这就好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内以超过1万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武装部队出售2500架F-35战斗机，签署协议后立即登记收入，根据这些预计收入借入资金生产汽车，然后登记汽车未来销售的预计收入，再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医院。

    安然公司已经借入了大量资金拓展公司业务，其经营范围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天然气输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其投资项目还包括：在孟买南部的达博尔建造了一座大型燃气发电厂；成立了阿祖里克斯，即一家遍布全球的水务公司，远至罗马尼亚、秘鲁和摩洛哥；建立了天然气交易平台和电力交易平台，其中最诱人的，是为科技投资者建立互联网容量交易平台（最后一个平台意味着，其与温尼克的环球电讯公司有业务联系）。

    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擅长会计骗术，迷惑了那些粗心的股票分析师和小投资者。也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中很少有人懂得如何经营实体企业。安然的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损失了大量资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博尔发电厂，其发电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当地供电局拒绝使用，随后该发电厂被搁置了5年。安然水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由一位名叫丽贝卡·马克的极具魅力的高管负责，但她对于水务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该公司最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崩溃。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安然公司签订了向全世界2.8万个地点供应电力的合同，这被休斯敦总部的理智者嘲笑为“见鬼的业务”，由于其在电力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雇用技术和管理专家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斯基林设想了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宽带交易平台，但据说他对此一窍不通，甚至必须依赖于秘书为他打印电子邮件并为他打开电脑终端。[43]

    斯基林没有向股东坦白公司的损失和债务负担，而是命令28岁的新员工安德鲁·法斯托隐瞒这些损失和债务。为了借入资金，公司不仅需要证明有能力盈利，还需要证明没有背负已经存在的债务。斯基林此前已经通过“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解决”了盈利问题；法斯托将通过隐藏公司的大量已存在债务来解决借款难题。

    法斯托的前雇主是大陆银行，他在那里学到了贷款证券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证券化涉及贷款和其他债务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出售给买家和交易员。这些高度复杂和模糊的安排，即所谓的SPE（特殊目的实体[44]），承担了安然迅速增加的债务，因此这些债务在理论上已经从安然的账目中消失了；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小投资者，甚至安然自己的董事会，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已经看不到债务，这一骗局让人觉得该公司似乎没有负债累累。

    法斯托建立了3500多个这样的SPE公司，名字诸如马林、皮鞭、勇敢的心、猛禽、绝地武士、楚巴卡（以星球大战中长着毛发的角色楚巴卡命名）以及LJM1、LJM2和LJM3（LJM分别是法斯托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名字的首字母）。还有许多SPE公司专门将资金从股东、贷款人，甚至公司内的较低级别员工那里，转移到法斯托和其他高管的个人账户。[45]

    斯基林和法斯托的会计骗局，将安然的债务垃圾一脚踢开。这些垃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最终无法再隐藏。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股东和分析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件本来应该很快就显现的事情？

    最终第一个意识到并采取措施的人是詹姆斯·查诺斯，他运营着一个对冲基金，专门从事所谓的“卖空”交易。在正常情况下，股票购买者希望他们可以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卖出，从而获利。与直觉相反，“卖空”交易者可以做相反的事情：先以高价卖出，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回购股票以获利。为了做到这一点，其必须首先向其他人借股票；股票出借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借入者独自享有卖空操作的回报以及风险。[46]

    查诺斯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安然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分析师；但他的优势在于更好地处理了社会公认的安然叙事与相反的财务数据之间的认知失调，并采取了行动，即做空安然的股票。[47]安然所取得的贷款取决于其信用评级，这又取决于法斯托能否利用各个SPE公司隐藏安然的债务。这些贷款还取决于安然的股票价值，因为股票是贷款的抵押品；当欺诈的消息最终传出时，公司股价下跌，银行收回贷款，纸牌屋倒塌。2001年10月16日，安然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损失；而在6周后公司宣布破产之前，肯尼斯·莱一直对公司的前景保持乐观。当他和助手们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前往纽约提交申请破产保护的文件时，他们乘坐公司的喷气式飞机飞过去，并入住了奢华的四季酒店。[48]

    和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倒闭一样，安然的倒闭打击了内部普通员工，这些员工被鼓励用401（k）计划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公司的股票；例如，2005年，2万名前安然员工获得了85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赔偿金，这相当于1美元的实际损失只能收回几分钱。（这笔钱是保险公司和银行出的，而不是从倒闭的安然公司那里收回的。）[49]

    雪上加霜的是，在股价跌幅最大时，员工们在一个月内都无法出售用退休账户购买的股票，名义上是因为账户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另一边，安然的高层在股价崩溃前集体抛售了股票，例如，斯基林卖出了高达7100万美元的安然股票。当另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德能提出并购安然时，安然的高管们要求它承担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奖金和支出，其中大部分是要支付给莱的，于是德能拒绝了并购。[50]

    与布朗特、哈德森和米切尔不同，这一次，正义得到了伸张：包括斯基林和法斯托在内的多名高管都被判入狱（他俩的刑期分别为11年和6年），而莱在宣判前死于心脏病发作。

    安然事件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类似丑闻，如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泰科国际公司和伯纳德·埃伯斯的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事件，都处于会计操纵监管调整的转折时期。

    1993年，为了控制过高的高管薪酬，美国国税局将CEO薪酬的公司税扣减额限制在100万美元[51]；这推动了CEO的报酬形式转向股票期权，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期权将更有价值。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从理论上讲，期权支付使CEO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但这是“意外后果定律”[52]的一个经典案例，期权支付也让CEO为使公司显示出持续而可靠的收益增长而伪造季度收益数字。

    在其他情况相同并给定平均收益水平的条件下，将两个季度的收益进行微小调整，就会使股票更有价值。由于现实中的公司收益波动很大，这种对收益报告进行的别有用心的“管理”，对很多CEO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这种做法合法但不正派。通用电气就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正常运营而又经营广泛的企业帝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损失，通过将损失从一个季度重新安排到另一个季度，就可以产生平稳、可靠的收益增长流。[53]这种伎俩的发明者是杰克·韦尔奇，他没有做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更不用说欺诈了；相反，金融界和大众媒体都赞颂他，认为他是第二个托马斯·爱迪生。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初的无线电和汽车等革命技术所产生的股票泡沫，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祉提供了自由流动的资本。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尽管金字塔底部留下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公司，如韦伯万，以及欺诈性公司，如安然，但将这些都考虑进去，当今不可估量的在线知识、娱乐、购物和网银交易，依然受益于这场泡沫中对技术进行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因此，泡沫投资者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无意识地、悲惨地牺牲了自己的财富，把他们称为资本主义不知情的慈善家，这也不算太牵强。

    到了20世纪末，大型投资银行——为新公司和已存在的公司制造股票和债券的机构——已经成为泡沫的主要发起者。早在美国内战期间，金融家杰伊·古尔德就通过出售政府债券为联邦军队融资，成为行业的开创者。1929年大崩盘后，佩科拉委员会揭发了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肮脏的投资银行业务，并制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禁止投资银行从事普通公民的存贷款业务，由此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分离。

    随后的几十年里，投资银行的游说逐渐削弱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执行力。在菲尔·格拉姆（自由市场空想家）等共和党议员的推动下，在实行“三角策略”[54]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默许下，该法案最终在1999年泡沫最严重时被废除。

    在这场科技泡沫中，投资银行加快了对新公司股票发行的速度；而通过网景浏览器，公众第一次欣喜若狂地连接到互联网（虽然比今天的宽带连接速度慢一万倍），不需要被劝说就会主动购买这些股票。当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意识到巨人微软也在开发浏览器时，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通过IPO融资。

    20世纪20年代，摩根公司一直没有涉事其中，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迫使摩根公司将其投资部门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即摩根士丹利。到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成为美国最大的新股发行商，它发行了网络泡沫中最引人注目的网景的IPO。

    到这时，摩根士丹利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公司的一位高管弗兰克·夸特罗内，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说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口音，在此之前已经为互联网核心硬件的主要生产商思科公司进行了公开募股。随着网景公司在1995年8月9日首次募股，夸特罗内也使自己成为阳光查理（与查理·米切尔一样，夸特罗内在一系列审判中险些入狱，其中有一次因妨碍司法和阻拦证人被定罪，但在后来的上诉中，罪名被推翻）。

    困扰着夸特罗内、克拉克、安德森和刚刚被聘为网景公司CEO的吉姆·巴克斯代尔的一个主要问题：投资者应该为公司的股票支付多少？合理定价IPO是一门艺术。在理想情况下，为了保持热情，一只股票在交易首日应该经历发行价格的大幅“弹”起；如果发行价格过高，股价可能就会在首个交易日下跌，从而打击散户投资者的信心；如果发行价格设置得太低，公司及其创始人就会受损。最后他们4个人决定，每股为28美元（在此价格上，公司估值将约为10亿美元）。当天早上市场开盘时，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对该股票的需求如此之大，导致当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午9:30的开盘钟声响起后，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无法得出合理的价格；某家经纪公司很快增加了一个新的电话提示音：“如果您的电话内容是关于网景公司的，那么请按1。”太平洋时间上午9点（按东部时间的话，证券交易此时已经开始两个半小时），不知所措的克拉克没有意识到这种疯狂，他看了看他的显示器，发现股价持平在28美元。他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的一位经纪人，经纪人告诉他存在“交易失衡”。克拉克不能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想知道IPO是否失败了。

    “交易失衡”根本无法描述出摩根士丹利的纽约IPO服务桌上震耳欲聋的情景。其中心大约有200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上都有一个交易员，每个交易员都拼命地努力接起几个同时响着的分机，而每个分机的通话内容都是关于如何购买网景股票。

    克拉克打电话后不久，经纪人回电告知他，该股票开盘价为71美元，这意味着他的净资产猛然突破了5亿美元，而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则更多，正如《克拉克回忆录》中某一章的标题——《10亿美元是最好的报复》。[55]

    “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在当天晚些时候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网景是什么时候开盘的？”[56]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不是每天早上起床时，我们都认为生意不好。 ——罗杰·艾尔斯[1]

    许多人忽略了泡沫的明显迹象，特别是忽略了安然的财务垃圾堆，主要是因为受到“投资银行家”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里，这一职位已成为“赚了一大笔钱的人”的代名词。投资银行发行IPO时，它的佣金是进款的5%~7%。网景IPO的佣金是1.3亿美元，韦伯万IPO的佣金是3.75亿美元；之后其他公司的IPO又为投资银行赚了几十亿美元。投资银行的雇员从这块馅饼上分了一大部分。1998年，弗兰克·夸特罗内从摩根士丹利转到瑞士信贷银行，第二年，他分到的个人份额上涨至约1亿美元。[2]

    20世纪90年代之前，股票分析师在投资公司内部属于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人，所获报酬一般。而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奇怪的特征是，曾经地位低下的股票分析师上升为名流阶层，互联网泡沫将其中一些人推向了超级明星运动员和电影演员那样的知名度，因为，热切的公众关注着他们关于这个或那个网络公司前景的每一个公告。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摩根士丹利的玛丽·米克尔和美林证券公司的亨利·布罗吉特。问题在于，这些“分析”股票和债券的家伙，是由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公司雇用的。

    金融业是美国经济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占全国GDP和股票市值的近1/5。由于投资银行的业务是这一比重的最大来源，因此，正如美林证券公司的安然股票分析师约翰·奥尔森理解的那样，那些没有给出一系列“买入”建议的分析师，可能会承受压力。

    安然的高管们紧盯着公司股价，尤其是法斯托本人，因为他的项目依赖于公司股价。安然的主要投资银行的兴趣则在于债券发行，而债券发行又推动了安然疯狂的全球扩张。这些发行为投资银行带来了巨额收入，安然不断用此事实提醒其投资银行。一位分析师说，该公司曾向他表示：“我们每年的投资银行业务超过1亿美元。如果你（推荐客户）买了很多，那么你也会得到一些收入。”[3]

    但奥尔森没有遵循那个剧本。与詹姆斯·查诺斯不同（查诺斯在卖空安然股票的事件中被怀疑有欺诈行为），奥尔森并没有过分否定安然，他只是报告说，自己不了解安然的会计核算，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指出：“他们对于如何赚钱不太坦率……我没听说过有哪位称职的分析师能认真分析一下安然。”[4]安然的董事长莱鄙视奥尔森，并给奥尔森的上级唐纳德·桑德斯写了一张便条：“唐，约翰·奥尔森对安然的看法10年来一直是错误的，现在仍然是错误的，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桑德斯向奥尔森出示这张便条时，奥尔森注意到，莱可能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他至少知道如何拼写“坚持己见”这个单词。）[5]最终，两位美林的投资银行家向公司总裁赫伯特·艾利森抱怨，后者向莱道歉。美林开除了奥尔森，并继续跟随安然赚大钱。[6]

    20世纪90年代，几千名演员在几百个舞台上上演了不同版本的美林/安然/奥尔森大戏，尽管每个剧本都不一样，但情节始终如一，股票分析师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成为投行同僚的啦啦队长。1997年，一位研究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汇编了15000多份股票报告；只有不足0.5%的报告建议卖出股票。[7]

    除了发起者，投资大众处于金融狂热的第二个解剖学位置。在互联网泡沫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自己的投资经理，一方面，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推动了这一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预期寿命逐渐延长，随之而来的是退休时期的延长。1889年，当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建立养老金制度时，欧洲成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比70岁的合格年龄少几十年，而且那时，家庭成员通常都会照顾他们的年老成员。到20世纪末，美国人的预计退休时期已经长达30多年，而且随着日益增加的人员地域流动，家庭护理往往很难实现。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个人为其日益昂贵的退休时期准备资金的压力。

    有一些最幸运的美国人，他们工作的大公司里提供“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该计划向雇员提供养老金，直到雇员或他们的配偶去世（假设公司没有在他们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之前解雇他们，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汽车制造商斯蒂庞克公司就是这么仁慈的雇主，但1963年，当它关闭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时，这引发了国会的一系列调查，最终促使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产生，该法案至今仍在管理养老金的运营。该法案中有一个较为晦涩的部分，其提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这是第一次允许雇员可以以不缴纳所得税的方式积累储蓄，直至退休时取出；1981年，政府放宽了对个人退休账户使用的最初限制，使其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并可适应于更多的雇员。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特德·本纳的养老金福利顾问，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的雇主总会让他回答以下问题：“我怎样才能在法律上获得最大的税收减免？怎样才能给我的员工最少的工资？”[8]这让虔诚而慷慨的本纳很苦恼，他想寻求一种方法，让公司对员工更加慷慨。

    本纳注意到，1978年的《国内税收法》新增了一条模糊的分项——401（k）条款，允许雇主将工人的工资直接递延到退休储蓄中。本纳认为，如果雇主能够提供与工人贡献相匹配的缴费，那么这可以促使更多的工人建立401（k）个人账户。本纳在国税局有关系，国税局批准了这项计划。401（k）个人账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401（k）资产已有数万亿美元，与个人退休账户资产大致相当。[9]

    这些个人账户允许公司放弃传统的固定收益计划[10]；随着地域流动增加所带来的代际联系的减少，工人和小商人突然成为自己的养老金经理。但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数字量化技巧、历史常识和情绪自律，连金融专业人士都很少能具备，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很显然，普通投资者无法胜任这项投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共同基金的经营数据上看出。目前最常见的退休账户投资工具是共同基金，其基本上是固定缴款计划［如公司401（k）计划］中唯一可用的选择。如果投资者能胜任，那么他们在这些投资工具上的“内部收益率”（IRR，即所有基金份额的买卖）应该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完全相等。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员工购买和销售基金的时间安排非常糟糕，以至于他们的内部收益率几乎总是低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11]换句话说，小投资者往往高买低卖，没能获得某只基金的全部利润。

    互联网泡沫的第三大解剖学视角——媒体，其典型是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在电视商业和投资信息领域的前身是FNN（财经新闻网）。FNN从1981年开始运营，当时正值漫长而残酷的熊市尾声，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是公众投资兴趣的低谷；10年后，FNN破产。1989年，急于提高萎靡收视率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感受到公众对投资的新兴趣，成立了财经频道。

    这一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市场开始转好，数千万人开始关注股市，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兴趣。最初，该频道的节目令人昏昏欲睡：主播们在牌桌后面对着摄像机，播放一些如何准备晚餐和如何处理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12]1991年，NBC接管了破产的FNN及其大部分人才，命运略有改善，并将频道名称用首字母缩写表示为CNBC。

    1993年，罗杰·艾尔斯接管了CNBC，媒体之神更加眷顾新生的CNBC，而艾尔斯对电视原生情感力量的传奇掌握和利用也达到了顶峰。艾尔斯出生时患有血友病，还有一个喜欢体罚他的父亲——这是一个特别不幸的组合——频繁受伤使他不得不长时间地被监禁在家，他真正的教室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他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电视节目。不出所料，他在大学里主修媒体研究，毕业后在当地东海岸电视台从事制作工作。[13]随后，他在《迈克·道格拉斯秀》这一在全国播出的节目里担任道具助理；不到3年，他就成为制作人。晋升后不久，1968年，他在节目演播室里遇到了正值第二次总统竞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表达了对“一个人必须使用噱头（比如电视）才能当选”的反感，艾尔斯回应说，“电视不是噱头”。那次会面后不久，尼克松的助手伦纳德·加门特雇用了艾尔斯。[14]由此，艾尔斯开启了他20多年的共和党总统媒体顾问生涯。他使1968的尼克松更受欢迎，并在1988年帮助乔治·布什击败了迈克尔·杜卡基斯。

    成为CNBC的总裁后，艾尔斯保留了原FNN的节目格式做法，特别是屏幕底部实时滚动的股票行情信息，这将成为金融泡沫肥皂剧的隐喻背景。除此之外，他从各个方面彻底改造了CNBC的外观和体验感，后来又将同样的技术应用到为国家政客和商业巨头提供的新服务上。他不再简单地用主题音乐宣告新的节目片段，而是通过增加带有主持人小头像的话外音。关于食谱和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杰拉尔多·瑞弗拉[15]和迷人的政治评论员玛丽·马塔林。艾尔斯亲自指导摄像师恰当地塑造企业高管的形象，并让其看起来更具活力，敦促编剧们想出更吸引观众的“不切换频道”模式，并派主持人在证券交易大厅快速报道价格走势。演播室的嘉宾越美艳越好。正如《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所说：

    他们理想的演播室嘉宾曾是一位选美比赛冠军，她报道科技股，用简短的陈述句讲述，并与唐纳德·特朗普约会。由于能找到的这种女性的数量不多，制片人通常只能安排那些尊敬艾伦·格林斯潘并尽力说英语的秃顶中年男性。[16]

    艾尔斯教导他的主播和制作人员：要将金融视为一项群众爱看的体育运动。在股票市场经历了一周的异常残酷之后，他用一段广告剪辑将CNBC与竞争对手相比较：“道琼斯指数在大量交易中暴跌。但请先看今天的天气。CNN告诉你，你的衬衫是否会被淋湿；CNBC告诉你，你是否还能买到一件衬衫。”他还将从CNN挖过来的玛丽亚·巴蒂罗姆提升为主播，她同时满足了他对性和金融的需求；凭借酷似索菲亚·罗兰的长相、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和露骨的性感，她很快成为大家熟知的“金钱宝贝”。[17]

    1996年，由于艾尔斯对其他员工的欺凌行为，CNBC迫使他离开，这一事件也将困扰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但那时他对CNBC的改造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CNBC已经在欧洲和亚洲开设了电视网，世界资本市场中真实或虚构的大戏从未落幕。

    艾尔斯凭直觉认为，他的观众更喜欢像棉花糖一样的娱乐性新闻，而不是像菠菜一样的信息和分析性新闻；而最棒的是味道像糖果又能带来无限财富的新闻。在艾尔斯的领导下，CNBC掌握了这种体裁，将乏味的主流金融世界转变为极其成功的娱乐世界，掌握了现代文化炼金术的技艺。互联网成为新的聚集场所，利用互联网，小投资者可以通过电子交易和达泰科等在线经纪公司，根据刚刚在CNBC看到的内容，即时买进或卖出。这种方式受到短线投机者的青睐。

    调查性报道被抛弃；它不仅会耗费大量资金，还会得罪极其重要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是广告份额的最大购买者。最好是在电视节目时段插入那些热情谈论自己公司的企业高管，以及那些谈论股票走向的权威性“市场策略分析师”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这些高管和分析师都是免费出场的，他们乘坐租用的汽车，穿过哈得孙河，到达新泽西州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

    在节目中，这些公司高管和大多数分析师的谈论内容都体现出一致的乐观，因此，CNBC的节目缺乏批判性审查。2000年和2001年，CNBC主持人马克·海恩斯分别采访了肯尼斯·莱和杰弗里·斯基林。海恩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自称是一个敏锐的审问者，但面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安然欺诈案的肇事者，他只问了一大堆与赞扬和吹嘘有关的问题。[18]

    当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Sears（西尔斯）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公司解雇数万名员工时，CNBC为这些公司上浮的利润欢呼，而忽略了大规模解雇的人力成本。当公司犯下明显重罪时，只要由此产生的丑闻没有出现在报纸头版，CNBC就装作没看见。例如，2012年5月，CNBC对摩根大通向股东隐瞒20亿美元交易损失的报道视而不见。[19]

    CNBC对观众的利益也没产生多大好处。两项代表性学术研究密切关注了按照节目嘉宾名单和推荐目录买入股票的结果；它们的结论并不令人鼓舞。第一项研究是关于股票价格对公司CEO出现在CNBC节目上的反应，第二项研究是关于CNBC目前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为钱狂》的选股表现，其节目主持人是狂热而有活力的詹姆斯·克拉默。如图14-1所示，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相同：相对于整个股票市场，被推荐的股票在节目当天或次日的价格上涨达到峰值，然后下跌。尽管之后的价格下跌令人担忧，但之前的上涨意味着，事先知道节目日程安排的参与者与CNBC的观众就像在玩跷跷板。克拉默虽然外表滑稽，但他并不傻，他很了解这种动态。至少有一次，他卖掉了一家在《巴蒂罗姆秀》中被大肆吹捧的公司的股票，几天后又在价格回落时买回。[20]

    图14-1 CNBC与股票价格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选择不来凑热闹的CEO。杰夫·贝佐斯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IPO公司亚马逊的董事长兼创始人，他喜欢与见多识广的记者们往来，甚至经常接受小型出版物的采访。不过，他认为在CNBC上露面没什么意义，因为他知道CNBC只关注短期的公司股价，他觉得这毫无价值。他认为，只要能照顾好消费者，无论股价如何波动，公司从长远来看都会兴旺繁荣。[21]

    互联网泡沫的第四大解剖学视角，是政治领导人。在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事件期间，包括法国和英国君主在内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都置身其中。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公众监督和反腐败立法的增加，很少有政客成为杰出的投机者：20世纪20年代，他们对泡沫传播的直接政治参与程度不超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22]。

    20世纪9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资本家，这一前景吸引了保守派[23]；受安·兰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理论的影响，保守派在新的“所有权社会”中大放异彩。这场科技泡沫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政治性法案——一种彻底的贪污和腐败——政治不作为占据了中心舞台，20世纪30年代佩科拉审判之后的各项监管保障措施，没能很好地得到落实；到20世纪8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的做法，也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到1999年，该法案被最终废除。

    CNBC从内容和基调上大肆赞美牛市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播劳伦斯·库德洛在《库德洛报道》栏目的开场白中说道：“记住，伙计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通往繁荣的最佳道路！”[24]保守派记者詹姆斯·格拉斯曼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信科技泡沫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著有很多投资类书籍的著名作者，他一直都偏爱保守主义阵营，尤其是《华尔街日报》。20世纪90年代，他热情地提到，市场的迅速崛起仅仅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丰饶的序幕。因此，当2000年4月股市开始崩盘时，他指责美国政府扼杀了市场。针对一项支持政府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的裁决，他评论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只股票会在某一天下跌，但我对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的解释是，投资者们被关于微软的裁决激怒，他们意识到了政府干预的威胁。如果政府没有干预，他们就会更好。（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也是如此。克林顿政府喜欢把过去10年里股市翻了两番归功于自己，但其对纳斯达克指数的崩溃也负有责任。[25]

    乔治·吉尔德曾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演讲稿撰写人，他坚定地相信，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和自由市场优越性之间的关联，是20世纪90年代持有科技热情的最极端例子。2000年1月1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认为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时空网格”。他运用夸张的比喻，提及了原子内部的广袤空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的操纵”，甚至还在杂志编辑们面前悄悄使用了量子力学和“离心力”的内容。他得出结论：只有广泛运用信念、爱和宗教信仰，人类才能在崭新的新数字时代取得胜利。[26]《铁路时报》的编辑们一定会在天堂为他鼓掌。

    吉尔德、库德洛和格拉斯曼，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智力，又有常春藤盟校[27]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他们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大错特错？从20世纪起，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们利用分析能力不是为了分析，而是为了合理化——使观察到的事实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如果你折磨数据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们最终会招供”[28]。）人类的这一倾向有两个主要原因，这两个原因正是理解个人和群体幻想的核心。

    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聪明的人、愚笨的人还是普通人——都有这种非理性倾向，原因之一是，真正的理性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做到。另外，理性能力和IQ（智商）之间没有什么关联。21世纪初，在相对较新的决策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谢恩·弗雷德里克，提出了一种著名的范式，证明了绝对的严密分析是多么困难。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写了一篇经典论文，描述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反应测试”，它测量的是理性能力的商，即RQ，而不是IQ。问卷调查只有3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假设一个棒球和一根球棒的价格加起来是1.1美元，而球棒的价格比棒球贵1美元，那么这个棒球多少钱？大多数人，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也会很快回答0.1美元。但这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球棒的价格为1.1美元，因此总价格为1.2美元。正确答案是，棒球的价格必须为0.05美元，球棒的价格为1.05美元，两者的总成本为1.1美元。[29]

    如果你认为棒球/球棒问题以及脚注中的另外两个问题很简单，那么你可以试一下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即沃森的四卡片问题测试。测试中有四张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的卡片。第一条规则：“如果卡片的字母面是一个元音，那么它的数字面是一个偶数。”四张卡片现在显示：K、A、8和5。你会翻开哪两张卡片来证明或反驳这条规则？

    绝大多数受试者会凭直觉选择A和8，但正确答案是A和5。沃森是“确认偏见”概念的先驱，他用典型的学术性语言低调地陈述道：“这项任务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得出正确答案，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规则并不排斥偶数卡片的另一面可以有元音或辅音，所以，把8这张卡片翻过来是没有用的。要驳斥这条规则，我们必须翻开5这张卡片，如果它的背面是一个元音，我们就能推断出这个规则是错误的；同样地，很简单，翻开A并找到一个奇数，这也将证明原规则是错误的。[30]

    人们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才能拥有理性思维。几乎所有人都是精神上的懒惰者或“认知吝啬鬼”，用心理学语言来说，即他们凭直觉寻找分析捷径，例如使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描述的启发式方法。要做到彻底理性，需要强烈的认知努力，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愉快，因此大多数人都不这样做。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只有在其他一切方法都失败的时候才开动大脑——甚至通常那时都没有开动”[31]。

    因此，IQ和RQ分别测量不同的方面。IQ衡量处理抽象语言和定量技术的能力，特别是算法，而RQ则集中在应用这些算法之前的一些问题：在分析事实之前，有没有仔细列出问题的逻辑，并考虑到了其他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在得出答案之后，是否考虑到了该答案可能是错误的，并估计出错误的概率，进而预测出这个错误将会导致的后果？事实证明，高智商并不能防止人们掉入这些陷阱。基思·斯坦诺维奇是RQ测试扩展问卷——CART（理性思维综合评估）的提出者，在他的评估中，“理性和智力经常分离”[32]。

    我们倾向于非理性行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常常将智力用于合理化，而不是合理性。一般来说，我们合理化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情感框架，我们的认知过程包括一个快速移动的系统1——位于大脑深处的边缘系统，即我们的“爬虫脑”，以及一个缓慢的系统2——这一系统主宰着CRT（认知反应测试）和CART所需要的理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大脑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用心理学家罗伯特·查容克的话来说：“一位明智的设计师为我们的每一个过程分别提供一个系统，而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多用途系统，就像既能烤肉又能烤面包的机器一样，最后任何一项功能都执行不好。”[33]

    在后工业世界，尤其是在规划周期延伸到未来几十年的金融事务中，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和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所面临的生存性问题（需要使用系统1来解决）越来越不同，反而CRT和CART的扭曲思维问题（需要使用系统2来解决）越来越相同。这个问题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复杂：我们经常利用系统2对系统1已经得出的情绪化的结论进行合理化。换句话说，或者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话来说，被大肆吹嘘的系统2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系统1的“新闻秘书”。[34]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但即使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也无法胜任我们所面临的预测性和决策性社会任务。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在预测方面做得很差，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衡量我们做得到底有多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考察了284名专家（来自政治、经济、国内策略研究等领域）所做的2.8万个预测，并对这些所谓“专家”的预测能力进行量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发现专家们的预测能力非常差——竟然落后于“基准概率”这一简单的统计规则。所谓基准概率就是事件过去的发生频率。

    例如，当投资“专家”被问及来年市场崩溃的可能性（比如将崩溃定义为价格下跌超过20%）时，他可能会讲述美联储政策、工业产出、债务水平等如何影响这种崩溃的可能性。泰洛克认为，最好忽略他的这种叙事性推理，只是简单地查找市场崩溃的历史频率。例如，自1926年以来，每年发生股市月平均价格下跌超过20%的概率是3%，这个简单的方法在预测崩溃概率方面比基于叙事的“专家”分析更准确。

    泰洛克还发现，某些专家的表现尤其糟糕。根据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在著名论文《刺猬与狐狸》中所描述的内容，[35]泰洛克也将专家大致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刺猬型专家是思想家，他们根据统一的世界理论来解释所看到的一切，而狐狸型专家则会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狐狸型专家比刺猬型专家更能容忍模棱两可的情况，也较少被迫得出确定的结论。刺猬型专家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并且会做出更极端的预测；关键是，当面对相悖的数据时，他们改变观点的频率要比狐狸型专家低，这种低频率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

    刺猬型专家的分析也同样适应于政治右翼和左翼：例如，时至今日，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依然支持保罗·埃利希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迫在眉睫的全球饥饿和自然资源短缺的著名预测，自由主义者也依然支持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对比尔·克林顿的预算和社会政策将破坏经济的高调警告。

    自远古祖先开始信仰萨满以来，人们就试图通过咨询专家，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泰洛克测试了三类群体的预测能力：大学本科生、预测领域的权威人士，以及在某一领域很有见解但在该领域之外进行预测的“业余爱好者”。毫不奇怪，本科生表现最差。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的表现并不比业余爱好者好；此外，当泰洛克把专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时，发现拥有某领域的专业知识似乎更有利于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但使刺猬型专家的预测结果更差。

    也就是说，狐狸型的环境科学专家也许能比刺猬型的军事专家更好地预测军事结果，反之亦然。这个结果的原因似乎是，虽然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都倾向于高估极端结果的概率，但专家这样做的次数更多，并使他们的总体预测准确率降低。业余爱好者看起来更像狐狸，至少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因此，用泰洛克的话来说，知识的最佳点似乎位于“《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高质量新闻出版物的读者附近，因为很多业余爱好者都报告说，这些出版物是他们获取专业以外话题有用信息的来源”[36]。

    泰洛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专家们一般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合理化数据，使之符合他们先前持有的世界观。刺猬型专家更严格地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因此他们更坚决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例如，泰洛克发现“话唠”，即列举大量支持性论据的能力，是预测不佳的标志。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识别专家类型的简单经验法则：刺猬型专家使用“此外”一词多于“然而”一词，而狐狸型专家则相反。[37]

    大多数人都持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渴望对自我的赞赏，因此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预测比实际更准确；相反，我们错误地认为对手的预测不太准确。不过，刺猬型专家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泰洛克列举了一些他们所用的最著名的借口：“一个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破坏了我的预测”，“我几乎是对的”，“我没有错，我只是太早了”，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的正确性还没有被证明”。泰洛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倾向：“当他们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们很难问，他们为什么做错了。”[38]

    最后，泰洛克发现了特别有效的预测死亡之吻：媒体名气。就媒体而言，其寻找的是“繁荣派和末日派”；也就是其喜欢极端预测的刺猬型专家，这类专家比模棱两可的狐狸型专家更能吸引观众。进一步地，媒体的关注会使他们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本身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其结果是出现一个媒体-预测的死亡螺旋，即媒体寻找极端的、糟糕的预测者，媒体曝光又会使该预测者的预测更加不准确。泰洛克说道：“三大主角——听上去像权威的专家、关注收视率的媒体和专注的公众——可能因此被锁定在一个共生的三角关系中。”[39]回顾过去，科技泡沫的意识形态啦啦队员库德洛、吉尔德和格拉斯曼，已经击打出泰洛克的三重奏：喜欢极端预测的媒体的宠儿刺猬型专家。

    互联网时代展现出金融泡沫的所有经典迹象和症状：股票投资话题在日常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放弃有保障的工作转而全职从事投机性工作，真信徒对怀疑论者的蔑视和嘲笑，以及极端预测的盛行。

    在电视屏幕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站上，人们如此密切地观察并实时记录极端的市场繁荣及随后的灾难。市场繁荣感染了高科技产业的神经中枢——硅谷、华尔街，以及位于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但日常闲聊中感受到的市场热情在主街、社交聚会和投资俱乐部中最为强烈。

    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丹尼斯镇，有一家理发店是男性工人阶层聚集的堡垒。那里上演了一段由狂热所引发的底层故事，令人心酸。在正常情况下，理发店的聊天内容主要涉及体育和政治，如果店里有电视机，电视就一定会转到播放棒球、足球或篮球比赛的频道。但20世纪末并非正常时期，比尔·弗林拥有的这家理发店——弗林理发店，也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理发店。

    到2000年，弗林已经当了30多年的理发师，对股票市场并不陌生。他的曾祖父也是一名理发师，给了他极好的建议：把收入的10%存起来，然后投资于股票。事实证明，弗林这方面的智慧运用得并不好，因为他和很多人一样，偏爱彩票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椰菜娃娃风靡一时，大量儿童和成人“投资”了它们，不顾及它们可以被随意制造的事实。在狂热的顶峰时期，弗林以保证金形式购买股票，也就是说，用借来的钱购买了制造椰菜娃娃的科尔克公司的股票。

    1988年，科尔克公司破产，弗林的积蓄大大减少，但他继续将剩余收入投入股票市场。10年里，他猛砸了10万美元，将其投资于他认为最具魅力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到2000年，他的积蓄已增至60万美元。弗林告诉自己，当投资组合达到百万时，他将退休；考虑到自己做得很好，他认为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40]

    如果说狂热是一种流行病，那么“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它将使我们所有人变得富有”这句话就是病毒，比尔·弗林是科德角的零号病人。到2000年，理发椅上讨论的话题已经从红袜队、凯尔特人队和爱国者队转向了弗林最喜欢的两只股票——EMC（易安信）和安根尼克斯。电视转到了CNBC频道。

    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娱乐和即时在线交易，正是弗林理发店上演的毒性组合。弗林编造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并诱导顾客们购买他推荐的公司的股票。[41]2000年冬天，《华尔街日报》记者苏珊·普利亚姆第一次来到这家理发店，当时正值市场触顶之际，大家谈论的话题一直都围绕科技股。弗林向一位顾客推荐了生物技术公司安根尼克斯的股票，店里其他人则主动说起自己购买了Coyote科技公司的股票和NTAP（企业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股票，或者更低风险的话，杰纳斯资本集团提供的共同基金也可选择。杰纳斯是一家专注于科技投资组合的投资公司。

    弗林最喜欢的是数据存储公司EMC的股票：“我想我已经介绍了100个客户购买EMC。”弗林并没有通过严格的证券分析，而只是通过另一位理发师的推荐，决定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但顾客们似乎都不在乎。到2000年中，股票遭遇了几次严重下跌，但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仍充满信心。正如一位画家/壁纸设计师所说：“即使股票真的下跌30%，也会马上恢复。”弱者受到嘲笑。弗林指着停车场的一个顾客说：“看到那个家伙了吗？他两年前留了5000美元，我让他买EMC。如果他听了，那些股票现在就值18000美元了。”[42]

    3个月后，当普利亚姆女士再次来到理发店时，科技股刚刚从严重下跌中恢复，但仍比峰值低40%左右。弗林说：“我不是只买生物技术或高科技类股票。”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候补选项EMC。他还购买了更多的安根尼克斯，其股价已经强劲反弹，他的投资组合价值也达到了新高。[43]

    2001年2月，他所钟爱的、以保证金购买的EMC股票，跌到了经纪人不得不给他平仓的地步。该只股票在普利亚姆女士第一次来访后不久达到了145美元的峰值，最终在2002年底跌至4美元以下。弗林的理发店曾经是镇上的社交中心，现在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一个顾客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林损失了很多钱。他不想谈论太多。”[44]

    并不是所有顾客都被剪羊毛；例如，有一个顾客用卖掉EMC股票所得的现金购买了一套新房子。但总体而言，损失已经造成；2000—2002年的熊市让弗林意志消沉，直到2007年，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建议下，他才开始再次购买股票，当时他购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股票。5年后，伊士曼柯达公司破产了；2013年，73岁的弗林仍在给别人理发。即使在股票崩盘后，EMC的高管们也会在暑假期间顺便来理发。他们越来越喜欢弗林先生了。[45]

    在大多数情况下，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交易的都是单个公司的股票，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经常采用保证金的形式。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通过另一种途径持有股票，即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是20世纪20年代信托投资基金的直系后裔，不仅可以通过拥有大量不同公司的股票轻松实现风险分散，而且还提供了所谓的资深经理人选择股票的机会。1990—2000年，美国的股票共同基金资产增加了近20倍，从20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股票共同基金占股票总市值的比重从7%左右增加到23%左右。[46]

    和弗林理发店的常客们一样，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排名靠前的基金。雅各布互联网基金是最受欢迎的基金之一，在1998年暴涨了196%。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在1999年暴涨了291%。杰纳斯资本集团运营着一系列以科技股为主的国内和国际基金，其中许多基金在那一年也实现了三位数的回报。

    这些基金的强劲表现吸引了更多的资产，特别是迅速增长的401（k）账户中的资产，其发起人意味深长地向参与者提供了基金业绩统计数据，以便后者能从近期回报率最高的基金中做出选择。

    几股交织的逻辑共同推动了人们对科技类基金的狂热。最明显的逻辑是，表现最好的基金吸引了最大的资产流，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的价格，也进而提高了基金的表现。这些共同基金公司对其管理的资产按比例支付报酬，并大量发行新的科技基金。最后，投资者的投资期限越来越短，这推动了基金经理们更加狂热地进行交易。1997年，美国公共电视网著名的《前线》节目拍摄了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的经理——加勒特·范·瓦格纳向手机发送的近乎连续的交易流。[47]该节目正好说明了媒体是如何附和的，其中包括著名金融记者约瑟夫·诺切拉对范·瓦格纳的热情洋溢的描述：

    竞争非常激烈，顶级共同基金经理就像现代炼金术士，创造了神奇的市场收益。现在，没有人比这个人——加勒特·范·瓦格纳——更能点石成金了，他在旧金山单独运营着一只基金。[48]

    如果你在1997年1月1日买入了10000美元的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那么到2000年3月，该基金将增长到45000美元（回报率为350%），然后，将在2002年9月跌至接近市场底部的3300美元，即从10000美元下降了67%，从45000美元下降了93%（可参考同时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见图14-2）。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也依然低估了损失。尽管属于“前线”类，但1997年时，该基金刚刚起步，了解该基金的投资者相对较少。仅在1999年，基金规模就从1.89亿美元增至15亿美元。因此，更多的投资者承受了93%的损失，而不是令人兴奋的350%的上涨。最后，诺切拉是对的：范·瓦格纳确实是一位炼金术士，但他是将黄金转化为铅的术士；2008年，他最终辞去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投资组合的经理职务。在所有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中，该投资组合的10年业绩表现是最差的，价值损失了66%，而整个股市的收益率为72%。[49]

    图14-2 1995—2003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

    英国铁路泡沫、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以及之后的互联网泡沫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它们背后的核心技术发挥了作用。依赖于新铺设的铁路，哈德森能够迅捷地从办公室、建筑工地、股东大会到达议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期间，即使是远洋班轮上的投机者，也可以通过阅读由无线电信号提供的股票价格收报机及外部信号在船上交易台进行交易。互联网聊天室和在线交易扩大了对互联网公司股票的狂热，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就是通过互联网交易的。

    第二个标志性的泡沫症状——放弃舒适体面的职业转而全职从事投机——也在互联网泡沫期间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交易大部分是日内交易，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请假，甚至完全辞职，坐在电脑显示器前，每天进行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交易。

    日内交易涉及股票的一连串买卖，目的是获取大量微利。在理想的日内交易中，典型的例子是，以的价格购买1000股股票，并在当天（有时在几分钟内）以的价格卖出，由此产生的毛利润为125美元。事实上，大多数日内交易者的平均回报率接近于零，每笔交易都会被扣佣金，在成百上千笔交易中，即使是稳健成功或幸运的参与者，也会被佣金毁掉。

    在上瘾方面，没有什么能与在线交易相媲美。参与者一直盯着自己的终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很多人在拉斯维加斯（或任何其他地方）玩过视频扑克。我玩儿过，这让人上瘾。尽管你输了，例如，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玩儿上一个或两个小时，十次中有九次你都输了），但它仍然让你上瘾。现在，想象一场对你有利的视频扑克。也就是说，所有的小铃铛、按钮和蜂鸣器仍然在那里提供即时反馈和乐趣，但你不会赔钱，而是变得更富有。如果拉斯维加斯是这样的话，你就得用救生钳才能把人们从座位上撬下来。人们会随身携带便盆，这样就不用离开座位了。在这种视频扑克面前，强效可卡因都要让位。在我看来，这正是在线交易的现状。[50]

    1997年以前，只有大型机构从事这种日内快速交易，因为小投资者无法从证券交易所获得必要和准确的定价；1997年出现了“二级报价”，电脑屏幕上可以显示限价挂单[51]，以供散户投资者参与和使用。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不同，大多数日内交易者都精通技术，有数字天赋，受过高等教育。问题是，当有人购买股票时，意味着有其他人卖出，反之亦然。换言之，证券交易类似于与隐形伙伴打网球；大多数日内交易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网络另一端的几乎都是投资界的威廉姆斯姐妹[52]，即精明的机构参与者，对他们来说，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压倒人类交易者的符号或计算机算法。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100个公司开设了“培训项目”。花几千美元，“受训者”就可以参加三天的入职培训和“新兵训练”，然后是一周的“模拟交易”。“培训师”很乐观：只要遵守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成功。正如一位培训师所言：“这就像打高尔夫一样。如果你对如何放置双脚、如何举起球杆以及如何持球都很小心，那么你将有更好的机会打直线球而不是曲线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日内交易。”[53]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500万美国人在网上交易，尽管全职交易的人数估计要少得多。[54]只要市场行情上涨，日内交易者就有一半的机会，但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铁路泡沫期间的暴跌一样，当海浪汹涌时，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会被卷走。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或办公桌上痴狂的日内交易者相比，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的女士们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们的发展轨迹更为壮观，代表一种典型的淘金热氛围，这种氛围让那些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人相信，她们在这一领域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传统的投资俱乐部。它由伊利诺伊州比尔兹敦镇的中老年家庭主妇组成，遵循相对保守的传统，已经保持了几十年：聚在一起吃饼干、喝咖啡，研究已存在的、收益可靠的公司，并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她们甚至并不接受重金：会员首先支付100美元，之后每月支付25美元。当她们开始向全国性组织——全国投资者协会——报告回报率时，问题来了。该协会连续6年向她们颁发了“全明星投资俱乐部”奖。1984—1993年的10年间，她们报告了惊人的23.4%的年化回报率，其比股市的年化回报率还高出4%。

    她们击败华尔街的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那种随意投资便过上舒适生活的故事不谋而合。该俱乐部的成员摆脱了小镇家庭主妇的身份，成为全职金融大师。她们乘坐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经常向比她们家乡人数（5766）还多的观众发表演讲，这些观众有时在雨中等票，而她们可以从投资公司赚取丰厚的顾问费，还卖出了80万册《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常识性投资指南》，这是一本她们的“秘诀”概要。其中一个成员感慨道：“我在休斯敦下了飞机，豪华轿车司机向我道歉，因为他必须使用一辆特大型轿车。以前，当豪华轿车经过我身边时，我会说‘我想知道里面坐了谁’。好吧，现在是我坐在里面了。”[55]

    她们突然成了名人。但是有一个问题：23.4%的回报率，已经将她们每月的会费计算在内了。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只有100美元，那么一分钱也赚不到，但半路上又增加了25美元，这时不能说她获得了25%的回报。大约1998年，也就是该书出版两年多后，出版商注意到了这一错误，然后插入了一条免责声明，即“该回报率可能与共同基金或银行计算的回报率有所不同”。

    在牛市期间，新闻从业技巧退化；直到该书的1998年版上架，《芝加哥》杂志的记者沙恩·特里奇注意到并报道了出版商的免责声明。但该杂志并不是投资类报道的前沿阵地。女士们起初很愤怒，她们的出版商亥伯龙公司的一位高管称特里奇先生是“恶意的”，一心想抹黑“人们遇到的最诚实的群体”[56]。

    不管是不是无心之过，在这10年里，这些女士的年化回报率并没有达到23.4%，9%更接近事实。最终，亥伯龙公司召回了这本书，并同意用出版社的任何一本书换回它，从而解决了一场官司，而这些女士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女士的表现并不算糟糕：审计人员经过正确计算后发现，1983—1997年的整整15年间，她们的账户每年有15.3%的收益，仅比指数基金的收益低2%；她们已经很值得尊敬了，当然也比弗林理发店的人和日内交易者做得好。尽管如此，也只有20世纪90年代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即一个数学错误把一群赚取平庸股市回报的普通女性变成文化偶像。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比尔兹敦镇的女士们、日内交易者以及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一样，数百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股市天才。摩根士丹利有学问又有见解的巴顿·比格斯最能捕捉到这种情绪：

    社会迹象非常糟糕。每个人的儿子都想为摩根士丹利工作。没用的姐夫们打算创立对冲基金。我认识一个50岁的人，他什么都没做过。他打算创立对冲基金。他正在向人们散发宣传册。我在某处找到了一个。[57]

    泡沫的第三个症状，是对怀疑者持有激烈的愤怒情绪，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得明显。在罗杰·艾尔斯将CNBC打造成媒体巨头的几十年前，多达3000万观众会在每周五晚上观看《与鲁凯瑟讨论华尔街的一周》，这是美国公共电视网在全国播出的一个小组秀节目，主持人是路易斯·鲁凯瑟，他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金融记者的儿子。

    鲁凯瑟严格编排节目。节目中最令人向往的角色，是由股票经纪人、分析师和时事通信作者轮换组成的小组成员，他们在节目开始时与鲁凯瑟逗乐，然后询问本周的特邀嘉宾是谁。逊色一点儿的角色是荧幕外的“精灵”小组成员，他们声称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方向。鲁凯瑟清楚两点：首先，行情看涨不仅让他的品牌受益，其中包括两个时事通信和路易斯·鲁凯瑟海上巡游投资，而且对他的节目有益；其次，对经纪人和分析师来说，有幸获得一个小组中的固定席位，便是一个无价广告。因此，他严格限制专家组成员，特别是在科技泡沫时期。

    20世纪90年代末，瑞银华宝的投资分析师、鲁凯瑟两个节目小组的常客吉尔·杜达克开始觉得不安。她读过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书，并意识到他的泡沫标准，特别是“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正符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她警告她的客户，但其中一人指责她不爱国，就像她的公司创始人保罗·沃伯格在70年前被诽谤那样。因此，她知道了泡沫期间怀疑者是如何被对待的：“你会被鄙视，被恐吓，当泡沫开始破裂时，公众会非常愤怒。这需要一个替罪羊。”1999年11月，即泡沫破裂前5个月，鲁凯瑟以最具敌意的方式解雇了她——在一个她不再出现的节目的夜晚，她的照片上多了一顶高纸帽。鲁凯瑟用一位迷人的达特茅斯前篮球运动员艾伦·邦德代替了她。4年后，邦德因偷窃养老金而被判入狱12年。[58]

    互联网泡沫对“价值型投资者[59]”的打击最严重，他们购买成熟实体公司和制造业工厂的股票，这些股票定价合理，在股票狂热时期落后于大盘。著名的价值导向型对冲基金经理朱利安·罗伯逊被迫关闭了他的老虎基金，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创造了令人羡慕的业绩。罗伯逊先生说：“这种方法行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67岁了，谁还需要这个公司？”罗伯逊先生宣布公司将于2000年3月30日关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在3周前达到了5060点的峰值，但当时罗伯逊并不知道，这是未来15年内都不会达到的水平。[60]

    最后一个泡沫的识别性特征，是一些极端性预测的产生。正常情况下，专家预测的某一年的市场涨跌幅度很少超过20%。超过这个幅度的预测可能会使预测者被认为是疯子，而且大多数预测都是以个位数的幅度上下波动。但泡沫期间并非如此。1999年，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塞特合著了一本书，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年内将上涨超过2倍，从目前的约11000点上涨到36000点。其他人也不甘示弱，将估计数值提高到100000点。[61]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得出的这个上涨超过2倍的预测，说明将泡沫时期的高价进行合理化的努力已经做了很久。他们通过操纵股票和债券所使用的投资折现率来实现这一点。不严格地说，折现率是投资者在承担持有证券的风险之前所要求的回报率；证券的风险越高，购买证券所要求的回报率（折现率）就越高。例如，2019年中，非常安全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为2.5%，而持有更高风险的股票所需的回报率约是其3倍，而1990年前约为10%。

    长期资产（如30年期国债或股票）的价格与折现率近似成反比：将折现率减半（例如从6%减至3%），价格就会翻番。（因为股票没有到期日，至少在理论上，它甚至比30年期的国债更“长期”。）相反，当经济或全球地缘政治地位恶化时，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即持有股票的折现率，因此其价格暴跌。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6000点的预测表明，投资者已经演变成一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认为股票从长期来看风险不大，因为其总会从价格下跌中恢复过来。因此，这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决定对股票采用类似国债的3%的折现率，而不是历史上大约10%的折现率；这在理论上使股票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10%/3%）。[62]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已经忘记了邓普顿所警告的“这次不一样”这句话的高昂代价。几乎在他们的书出版的同时，2000年，互联网泡沫在突然回归的风险中破灭，标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狂热结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了6万亿美元，就好像整个国家7个月的经济产出都消失了一样。1929年，只有10%的家庭持有股票，但到2000年，个人经纪业务和共同基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和基于雇佣关系的401（k）计划的扩张，使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比例上升到60%。数千万人原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很宽裕，但他们现在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另有数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储蓄足以退休，但他们现在被迫延迟退休。

    一个从金融市场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故事重现，2000—2002年，投资者们再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遭受突然经济损失时的难以形容的痛苦之中。用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的话说：

    有些事情是无法用文字或图片向没有经历过的人充分解释的。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任何描述，都无法接近那种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大笔钱的感觉。[63]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互联网泡沫拉开了20世纪流行性狂热剧的舞台帷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上最年轻的亚伯拉罕宗教，用现已被熟知的末日叙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其能力和暴力程度震惊了世界。

    2014年11月16日，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了一个名叫彼得·卡西格的美国人以及18名叙利亚俘虏。卡西格是美国陆军前突击队员，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肇事者公布的录像中，没有显示卡西格被杀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卡西格的断头就放在“圣战者约翰”的脚下。“圣战者约翰”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埃姆瓦兹的英国公民，他带着英国口音缓慢而庄重地说：“我们正在达比克埋葬第一支美国十字军，并焦急地等待其他部队的来临。”[1]

    在过去的一年里，伊斯兰国用巧妙而有效的社交媒体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战士和其他志愿者，很多人甚至是从繁荣和平的西方来到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圣战者约翰”提到的城市达比克，以及同名的伊斯兰国宣传杂志《达比克》，对理解其招募新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很大帮助。[2]

    达比克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城镇。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那里打败了埃及马穆鲁克人，进而控制了黎凡特。对现代圣战者来说，这标志着哈里发政权的重生——一个由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领导的国家，统治所有的穆斯林，这将持续4个世纪。尽管该镇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战略地位也不重要，但是，与奥斯曼哈里发帝国之间的联系，使该镇处于伊斯兰教末日叙事的前沿和中心。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彼此相似。鉴于它们的起源相同，这并不奇怪。中世纪早期，拜占庭人和穆斯林都根据《但以理书》的同一节内容，预测到了对方的作战计划。[3]达比克由于其军事历史，成为伊斯兰教的末日发生地点，在那里，反基督力量（在伊斯兰教中经常被称为“达加尔”）将与代表正义的军队作战。

    这些末日叙事也是有区别的。基督教的末日叙事主要来源于几个很容易界定的《圣经》文本，特别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中的文本，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却来源于更为分散的、不容易界定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对应阿拉伯语中的“传述”或“报道”）。与基督教末日论不同，穆斯林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几乎没有什么预言，并且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天主教神学传统一样，特别警告不要计算末日时间。

    但是，和基督教徒一样，穆斯林不可抗拒地被末日时间诱惑，他们的末日叙事就像沙漠野花一样从圣训中蹦出来。[4]由于数量众多，伊斯兰教的末日论甚至比基督教的末日论更混乱。例如，逊尼派的传统与大约1万条圣训有关，而不同的观察家对每一条圣训的报道方式往往不同。仅某位中世纪学者，就列出了3万多条圣训。先知[5]于632年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根据真实性对其言论进行了分级和分类，从“真实的圣训”一直到“捏造的圣训”。

    先知没有留下遗嘱，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他的前四位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见证了穆斯林的领土迅速扩张，其远远超出了阿拉伯的西部边界，进入拜占庭和波斯。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帝国与这两个相邻的异教大国之间展开了战斗。此外，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先知的堂弟，也是女婿）遇刺，随后阿里的小儿子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在现代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杀，从而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宗派分裂，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场伟大的伊斯兰教冲突，一方是侯赛因的追随者——什叶派，他们将先知的继承权限制在血统上；另一方是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他们演变成逊尼派，不承认领导权的血统限制。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极具争议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伊斯兰国家之间大量的武装冲突以及它们与邻国非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列成表格，并得出结论：“伊斯兰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6]批评者指责他“东方主义”[7]，并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战争源于西方的统治。虽然西方殖民主义在现代中东问题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亨廷顿这句骇人听闻的名言同样适用于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时，伊斯兰是世界上最有智力、最富裕、最强大的文明之一的拥有者，那时的西方依然落后无能，基本不会给它造成什么困扰。

    下面开始讨论伊斯兰教末日论的魅力。美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徒生活在相对繁荣、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的社会中；此外，他们的宗教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因此，西方基督教末日论者只能被迫在一团乱的道德恐慌中挑选其中一些作为危情时刻（末日）的迹象：普遍的性行为、社会主义，以及撒旦主义（或者至少是占星术）。

    相比之下，自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首次绕过好望角、击败穆斯林主导的极度繁荣的印度洋贸易，之后的伊斯兰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相对衰落。因此，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末日迹象非常明显并令人痛苦，漫长的屈辱和失败需要末日时刻的正义，仅在20世纪的屈辱就包括：1916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了穆斯林核心地带；1948年，以色列成立；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及其神圣的圣殿山；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尴尬地暴露出西方军队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该宗教最神圣的圣地守护者）。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相比，穆斯林更加渴望一场能够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末日大灾难。我们不能忽略穆斯林的末日论者及其追随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其中一人写道：

    因此，犹太人在基督教徒脸上的掌掴仍在继续，但后者显然享受并允许这种羞辱。西方国家的十字军继续像一个被施虐的妓女，直到被殴打和羞辱，尤其是被她的皮条客——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殴打和羞辱，她才能从中获得快乐。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犹太阴谋而被埋在砖瓦之下。[8]

    和所有的末日追寻者一样，穆斯林的末日论者渴望回到赫西俄德的“黄金种族”时代，也就是他们的萨拉菲时代，即穆斯林的前三代，包括先知的伙伴及其后代，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开国元勋。因此，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学者和领导人钻研圣训，想从中寻找灵感，使伊斯兰教恢复作为世界主流神学的合理地位，这就不足为奇了。大量的圣训提到了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其中的君士坦丁堡战争，这些战争发生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当时他的言行录被首次记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北部尘土飞扬的达比克小镇如此痴迷，因为最著名、最受尊敬的末日圣训中提到了达比克：“在拜占庭人袭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之前，最后的末日不会到来。”[9]

    圣训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传述的出处，使真实的圣训可以追溯到先知时期。这是一个依靠世代口传的游戏。两位波斯学者，艾布·侯赛因·穆斯林和伊斯玛仪·布哈里，在先知死后200年，出版了最受人尊敬的汇编。据报道，布哈里梦见自己拍打先知周围成群的苍蝇，醒来后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对不真实圣训的驱逐。在他严格的筛选标准下，只有1%的传述被认为是真实的圣训。[10]穆斯林和布哈里的圣训集录是公认最权威的，任何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政治领袖、军事领袖或评论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圣训的掌握，特别是这两位学者编写的圣训。

    不用说，即使是最真实的圣训也要经过几代人的口头传播，用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的话说：

    末日预言对杜撰者来说，是一个特别诱人的目标。早期，在那些分裂穆斯林团体并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双方都试图通过预言自己的必然胜利和对方的注定失败，来为自己的政治辩护。借先知的嘴把预言说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几个世纪以来，新政治将赋予剩余部分新的含义，这一现象是基督教《启示录》的读者所熟悉的。[11]

    伊斯兰教的许多末日叙事，都是由那些对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倭马亚族感到不满的人发展的。倭马亚族建立了第一个强盛的穆斯林王朝，并定都大马士革。因此，能将虔诚的教徒从大马士革日益腐败和专制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的核心人物，就是穆斯林的弥赛亚，在阿拉伯语中就是“马赫迪”，其意思是“正确引导的人”。

    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散布预言：从呼罗珊（大致位于现代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所在地区）升起黑旗的士兵，将从那个方向横扫过来，打败倭马亚人，“如果你看到呼罗珊地区升起了黑色旗帜，那么即使需要爬过冰面，你也要立即前往，因为其中有哈里发马赫迪”[12]。750年，悬挂黑旗的叛军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叛军领袖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建立了以巴格达为首都的帝国——阿拔斯王朝，其统治将持续500年。

    每一则圣训都和上述胜利的阿拔斯叛军所引用的那一句类似，往往残缺而简短，通常是一句话或一段话的长度，很少出现一两页。正如美国最著名的穆斯林末日文学学者戴维·库克所说：

    由于穆斯林的传统没有明显的文本依据，只有后人提供的冗长背景（基本上由学者们将材料按照可利用的时间顺序排列），因此，末日出现之前的各个事件的发生顺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并不奇怪。[13]

    换言之，数量众多且内容简短的圣训，使无限多的末日叙事成为可能；将一天的头条新闻倒入面糊中，并添加大量的确认偏见，聪明的伊斯兰学者比他的基督教时代论表亲更容易写出理想的世界末日叙事。

    然而，源自圣训的穆斯林的末日论，确实与基督教的末日论有共同特征：世界将在某个时刻终结。耶稣是一位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返回地球，通常手扶两位白人天使的肩膀，降落于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东尖塔。他与达加尔作战。达加尔一般都是犹太人，而且常常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与基督教末日论中迷人的反基督者不同，达加尔具有令人厌恶的个性，长相丑陋，有一个巨大的钩状鼻子，一只畸形、鼓起的眼睛和大小不一的双手——这是解剖学上证明对称美感的最好机会。[14]

    反犹太主义是穆斯林末日论的既定组成部分，它甚至包括最具欺骗性的种族主义谣言。已故沙特国王费萨尔经常向外国政要大谈共产主义-犹太世界的阴谋，会面结束时，他总会问礼宾官：“他们拿到书了吗？”他指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有一次，美国大使向他指出，假定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书，是沙皇的秘密警察伪造的。费萨尔回答：“胡说。”沙特王国用多种语言印刷了这本书，并扩大其发行量。从过去到现在，费萨尔一直不是唯一的反犹太主义者；事实上，对所有的穆斯林末日论者来说，《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人背信弃义的头号展品。[15]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和基督教的时代论者一样，从当前事件中寻找预示末日时刻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较小的迹象”，如性开放等，这正符合林赛和莱希的观点。甚至连歌舞、钱财和男性的丝绸服装也被看作一种末日迹象，汽车也是，因为女性可以驾驶。其他较小的迹象包括地震、洪水、干旱和财务不当行为，特别是收取利息和女性雇用男性（最后一个迹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年轻时候的先知正是被寡居女商人赫蒂彻雇用的，后来赫蒂彻成为先知的妻子和首位追随者）。

    一则特别著名的圣训说，“最后时刻”将会出现“两个人物打起来”，尽管这两个人物宣讲的是同一件事；当30个假弥赛亚出现时；当所有的宗教知识消失时；当杀戮变得频繁时；当每个人都很富有、没有人会接受施舍时；当坟墓如此壮丽，以至于活着的人都希望自己在里面时。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在寻找“更大的迹象”，即更具体的预言事件。在穆斯林早期阶段，位居榜首的预言是穆斯林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但尚未实现）。历任穆斯林统治者利用圣训为屡次的攻城失败做辩护；1453年，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末日并未随之来临，神学家们于是将预言中的末日之战的地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最近的预言是在达比克。

    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另一个“更大的迹象”是犹太人重返圣地。从犹太人的角度，基督教版本已经令人不快——要么皈依和改变信仰，要么被摧毁。而穆斯林版本则更残酷：安拉将把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用一位穆斯林末日论者的话来说，“通过把他们聚集（到巴勒斯坦），来宣布将临上帝的复仇”：这是穆斯林末日版本的最终审判。[16]

    其他“更大的迹象”包括达加尔的出现和太阳从西方升起。圣训中也出现了歌革和玛各，还有一个被称为苏菲亚尼的伊斯兰教特有的人物（在叙利亚横冲直撞的强大的逊尼派暴君）。作为逊尼派，他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斥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斥责逊尼派，例如，在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倭马亚王朝的对手）的哈里发辖地，他受到崇拜。[17]

    苏菲亚尼的最终目标是杀死世界末日的主角马赫迪，但通常他很快就会被地球吞噬。在大多数圣训下，直到耶稣处理了达加尔，马赫迪才带领伊斯兰军队取得胜利，并建立对世界的正义统治。什叶派相信，10世纪时失踪或“隐藏”的第十二任伊玛目[18]穆罕默德·马赫迪，将如他的名字所示，在世界末日时再次出现。[19]

    1978年，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直接导致了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订。伊斯兰教徒憎恶《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尤其是1987年，一位不出名的埃及记者赛义德·阿尤布写了一本书，名为《反基督者》[20]，书中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犹太人背信弃义，毒害了整个人类历史，他们将在一场末日之战中被伊斯兰教势力击败。

    20世纪80年代之前，穆斯林的末日文学是一种沉睡的文学体裁，侧重写马赫迪和千禧年，较少写歌革和玛各，也较少写耶稣与达加尔之间的战争。《反基督者》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与哈尔·林赛的书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同。类似于《消失的伟大地球》带来的基督教末日类文学的转变，阿尤布的书强调恐怖、血腥及最终战胜犹太人，并淡化随后的善良和光明，这种做法为该类型的文学体裁注入了活力。[21]

    根据阿尤布的说法，达加尔在地球上的犹太代理人首先是门徒保罗，其次是君士坦丁一世[22]，然后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的犹太人阿塔图尔克[23]，再次是美国、北约，最后是以色列。阿尤布写道：“地震、火山爆发和干旱将先于反基督者出现，（而且）气温将明显升高。”接下来是一场最后的大战，其中的幻觉性细节让《启示录》和林赛都甘拜下风。末日时刻，以色列被摧毁，占世界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往耶路撒冷。书中，阿尤布还谴责罗马教皇访问犹太教堂，并否认纳粹大屠杀。

    与基督教时代论小说一样，圣殿山在该书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从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和拉比戈伦那里得到的提示，阿尤布写道：“达加尔的住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有时试图焚烧阿克萨清真寺，试图进行考古发掘，甚至试图通过美国共济会购买土地。”[24]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叙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以色列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所写：

    末日剧场涉及三方，在所有三方的末日论信徒眼中，一场伟大的戏剧已经上演。声音系统是希望和恐惧；每次其中一个演员讲话，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正在上演的有三个剧本。在基督教剧本中，犹太弥赛亚扮演主角；在穆斯林剧本中，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有自己的角色。一方认为的繁荣修辞可能正是对另一方的战争提示。[25]

    和林赛的书一样，《反基督者》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畅销，之后阿尤布又写了一系列类似的书，这催生了一大批模仿者。其中的一些书，把几乎每个人（包括马丁·路德）都看作犹太人；模仿者之一法赫德·萨利姆在书中慷慨地承认萨达姆·侯赛因[26]不是犹太人，但侯赛因的一位亲密伙伴的父亲是犹太人，因此他的政权被玷污了。最著名的模仿者是另一位埃及记者穆罕默德·伊萨·达乌德，他为沙特媒体撰稿。

    达乌德显然认为阿尤布的书对犹太人过于冷静和宽容，1991年，他出版了《当心：反基督者从百慕大三角入侵世界》，其中百慕大三角既是达加尔旅居北美的一个中间地点，也是复仇的伊斯兰空军的飞碟基地。[27]

    流行的末日类文学书籍遍布开罗、利雅得、贝鲁特、巴格达[28]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露天市场，摆满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书店书架。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些书籍更加容易获得，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21世纪的圣战主义提供了有效的背景音乐。[29]伊斯兰教学者让-皮埃尔·菲利于描述了该体裁日益反犹和反西方的基调：

    这种愈演愈烈的谵妄并不是无害的，因为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和报复……第三个千年的救世主们提炼出了具有末日信仰的人的仇恨胆汁。美国对伊斯兰教持有一成不变的敌意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30]，因此注定要惨死；伊斯兰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永恒的胜利。[31]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将摆脱羞辱和压迫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马赫迪身上。这种叙事和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者一样，都关注整数日期。马赫迪主义总会在穆斯林的新世纪之初爆发。

    穆斯林历法始于先知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622年，即“希吉来”元年，而希吉来历的14世纪始于1882年11月12日。[32]希吉来历13世纪末，相当于公历19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苏丹苏非派[33]神职人员被埃及统治者的宗教异端激怒。这些宗教异端虽然向奥斯曼土耳其上交象征性贡金，但事实上更受惠于英国人。艾哈迈德认为，1882年11月12日是末日的预兆，为了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在喀土穆[34]建立统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他在1881年宣布自己为马赫迪。[35]

    艾哈迈德的起义最初成功了，如果不是后来英国的查尔斯上将——“中国的戈登”[36]——在艾哈迈德围困喀土穆的时候被杀，那么艾哈迈德的政权可能会幸存下来。戈登在英国国内已经是受欢迎的英雄，他试图保卫整个喀土穆城市，这超越了他帮助埃及军队和政府撤离的这一职权，从而惹恼了英国王室和最高指挥部。

    1898年，民众对戈登之死的愤怒，迫使英国不计成本地派遣了一支由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领导的远征队，以收复喀土穆。与此同时，艾哈迈德死于斑疹伤寒；基奇纳在恩图曼战役中击败了艾哈迈德的继任者阿卜杜拉·塔希。在恩图曼战役中，英军动用先进武器，屠杀了1.2万名穆斯林士兵，而自己仅有轻微损失。[37]（温斯顿·丘吉尔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中尉；这场战争以及19世纪晚期的其他殖民地战争的压倒性胜利，激发了诗人希拉尔·贝洛克的创作灵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还没有。”）[38]

    喀土穆是伊斯兰教历14世纪之初的起义地点，在穆斯林地理上是一个边缘地带。伊斯兰教历15世纪初的骚乱事件则发生在伊斯兰的震中——麦加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10年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据说，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在其家乡麦加城外的希拉山上，向先知口述了第一段《古兰经》经文，当时这位激动到颤抖的先知还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麦加的财富来源于“克尔白”。后者是一座花岗岩建筑，据说是亚伯拉罕建造的，其中嵌的黑石可能是陨石。早在穆罕默德之前，朝圣者就开始朝觐并绕行克尔白和黑石，此地很可能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阿拉伯人的多神信仰中的主要神——安拉的神殿。[39]

    当时，穆罕默德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小商人，是在未来妻子赫蒂彻的护助下才获得成功的。但实际上，他的血统也来自麦加的统治部落古莱西，只不过他出身于该部落的一个小分支而已。他的宗教热情，特别是他致力于清除克尔白360个异教神灵的偶像崇拜图腾，威胁到了麦加的朝圣交易，因此激怒了古莱西的精英们，他们迫使他于622年逃到了耶斯里卜（就是后来的麦地那），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历元年，众所周知的“迁移”。630年，当他最终作为胜利的伊斯兰教势力之首返回麦加后，拒绝非信徒进入这两座城市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今天。[40]

    从那时起，阿拉伯半岛就受到富裕和奢侈的商人精英与虔诚和禁欲的信徒之间紧张关系的间歇搅动。18世纪初，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法学家开始宣扬一种激进的伊斯兰教，其核心围绕着两条原则：回归先知的原始教义，坚决反对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贵族们享受奢侈和财富。舞蹈、珠宝甚至烟草都是“哈拉目”（伊斯兰教禁止的）；什叶派也是“哈拉目”，什叶派信徒必须在皈依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一位可怕的勇士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后，法学家的神学才能和勇士的军事力量实现协同增强，他们将“瓦哈比思想”从其诞生地——地处内陆沙漠深处、受太阳炙烤的阿拉伯空旷地带——向外传播，直到几乎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甚至更远的地区。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衰落，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后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西方被称为伊本·沙特）于1902年占领了位于利雅得的奥斯曼要塞，并建立了至今仍存在的沙特王朝。新政权的突击部队，是极端虔诚的“伊赫万”，其字面意思是“兄弟”，由历经几百年沙漠劫掠和战争流血的贝都因人组成。1924年，围攻麦加的伊赫万军队屠杀了邻近城镇塔伊夫的400名居民，包括孕妇，吓得麦加人不战而降（见图15-1）。

    图15-1 伊赫万和麦加起义

    对伊赫万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东政治格局。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现在英国基督徒隐隐出现在阿齐兹的北部边境，阿齐兹需要安抚他们。此外，要想成为伊斯兰圣地的合法守护者，他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认可，不仅包括叛乱的什叶派，还包括苏非派和不太拥护他的逊尼派。因此，阿齐兹开始远离具有“瓦哈比思想”的伊赫万盟友。

    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热情地接受现代社会产品，特别是汽车和电话，这伤害了他与瓦哈比信徒之间的关系。瓦哈比信徒打算清除东部的什叶派，结果却被阿齐兹镇压。由于被阿齐兹的异端行为激怒，瓦哈比信徒中最保守的伊赫万人叛变；1927年，他们对科威特发动了一次袭击，却被另一个现代社会产品——英国军用飞机——羞辱。两年后，当时已经受够了伊赫万人的阿齐兹，开着装有机枪的汽车，从利雅得出发，向北驶向内陆绿洲斯巴拉。在那里，他要求伊赫万人投降，但骑着马和骆驼的伊赫万人拒绝投降，招致了阿齐兹的屠杀。[41]

    伊赫万叛乱的火焰被抑制，但并未完全熄灭。穆罕默德·本·赛义夫·乌特比是一位在斯巴拉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伊赫万人；屠杀发生多年之后，1936年，他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长着一张似乎总在愤怒的脸。沙特人喜欢粗俗易懂的名字，于是乌特比给他的儿子起名为朱海曼，其意思是“愤怒的脸”，后来的朱海曼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42]

    朱海曼出生两年后，美国石油工人就在宰赫兰地区钻出了第一口喷油井，还参观了这个当时贫穷而虔诚的国家。这是一次伟大的自然经济实验，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后嗣和追随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阿卜杜勒·阿齐兹有6个儿子，他们由其不同的妻子所生，自阿卜杜勒·阿齐兹1953年去世后，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地统治着这个王国。

    这些儿子中第二个担任国王的是费萨尔。1962年，他废除奴隶制；1963年，他允许女孩接受教育；1965年，他将电视引入王国。这些都进一步激怒了瓦哈比信徒。10年后，费萨尔被一名王室成员暗杀，暗杀者的理由是他的亲属在引入电视所带来的暴乱中丧生。

    在沙特王国，精英们的儿子都可以加入陆军和空军，但是，更虔诚的伊赫万人被调往声望较低的国民警卫队。朱海曼成年后，在警卫队服了18年兵役，直到1973年才作为下士被调离。虽然平庸的国民警卫队的服役经历并没有提升他的社会或物质地位，但强烈的宗教倾向驱使他研究更卓越的事物，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末日论。

    从警卫队退役后，他在麦地那定居，并加入了一个瓦哈比组织：“指挥正确、禁止错误”的萨拉菲组织。该组织尤其受到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的影响。本·巴兹是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有野心的伊斯兰教学者，自8岁起就双目失明，他反对沙特王国一头扎进现代社会。

    当时，王室尤其喜爱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式奢侈生活，这激怒了本·巴兹；本·巴兹还猛烈地抨击烟草、理发店和公共活动中的鼓掌行为。[43]在本·巴兹和其他伊斯兰教徒的精神指引下，萨拉菲组织直接在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中建立了一套神学：信徒们开斋[44]不是因为日落，而是因为所有光明的消失。（不过，其允许通过拉上房间窗帘来加快开斋时间。）其祈祷时可以穿凉鞋，这一差别让其他穆斯林感到恼火。另外，他们的清真寺朝向麦加方向的墙上也未设有传统“圣龛”（即阿拉伯语中的“米哈拉布”）[45]。萨拉菲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建立了分会，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的专用建筑，并迅速建立了国际声誉，吸引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的信徒。令萨拉菲组织懊恼的是，沙特君主制逐渐选择了本·巴兹，而本·巴兹不断演变的现实主义政治在他和伊赫万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尽管失明的本·巴兹严厉批评王室的现代化和自由放荡倾向，但他并没有质疑该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政府任命本·巴兹担任著名而又有影响力的机构“高级学者委员会”的主席，其职责是每周都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国王一起出现在电视上（尽管电视曾使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遇刺）。从1993年起，本·巴兹还担任沙特大穆夫提[46]，直到1999年去世。

    本·巴兹已经去过沙特君主国的首都利雅得，而此时萨拉菲组织的神学怪癖，尤其是它对王室的敌意，使它与本·巴兹曾经友好的关系恶化。1977年夏天，本·巴兹的副手在麦地那某个屋顶上召集萨拉菲组织开会，要求其放弃异端学说。萨拉菲的大多数成员都是20多岁的人，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在年长一点儿而又有魅力的朱海曼的领导下进行重组，他们以瓦哈比祖先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伊赫万组织。[47]

    1977年12月，也许是屋顶会议几个月后，政府逮捕了朱海曼的24名追随者；他们逃跑后，向本·巴兹求助。这位盲人教士接见了他们，并要求政府释放他们。[48]

    朱海曼则选择继续逃亡。几千年来，他的祖先一直靠进入沙漠来躲避拜占庭、奥斯曼、波斯和阿比西尼亚[49]的君主，他们依靠的是一种驯养的动物——骆驼，这种动物能够在险恶、几乎无水的环境中生存。自1977年逃脱后的两年里，朱海曼依靠贝都因人的遗传技能，成功地避免了在空旷的半岛内陆被抓。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通常与3~5名追随者一起旅行，并安排与其他人的秘密会议；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从精神上参加这些秘密会议。有一次，他要去看望妈妈，最后一刻他收到警示，被告知警察正在监视他的家；另一次，他牙痛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位不会向当局泄密的牙医。[50]

    朱海曼对本·巴兹的妥协很不满，并断绝了与他的联系。游历期间，朱海曼将自己沉浸在圣训中，特别是那些涉及马赫迪和末日的圣训。他从先知最著名的末日类圣训中获得灵感：

    末日不会到来，直到拜占庭人攻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一支由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组成的穆斯林军队，将从麦地那前来阻止他们……然后战斗就会开始。1/3的（穆斯林）军队将认输；安拉之神永远不会原谅他们。1/3会战死；在安拉眼中，他们将是优秀的殉道者。还有1/3将战胜：他们将永远不会受到考验，他们将（继续）战胜君士坦丁堡。[51]

    达比克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镇，阿马克是土耳其的一个山谷；伊斯兰国组织以前者命名其杂志，以后者命名其通讯社。在朱海曼的末日论中，麦加和麦地那取代了达比克和阿马克。

    为了触发末日，朱海曼需要一个马赫迪。令他高兴的是，他的沙特追随者之一被证明是马赫迪，这位追随者是一位浅肤色的超凡脱俗的诗人，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诗人与朱海曼联手后，诗人的妹妹梦见自己的哥哥在大清真寺的院子里通过克尔白接受了拜伊尔（baya，即效忠的誓言）。在标准的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中，这个梦是有意义的：和先知一样，卡赫塔尼是浅肤色的古莱西人，这是成为马赫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卡赫塔尼的左脸颊上也有一个胎记，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根据一条广为引用的圣训，马赫迪也有。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包括朱海曼本人，很快就做了同样的梦。

    梦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当集体经历时，因为安拉通过梦向先知传达了他的许多启示。（正如朱海曼的一位追随者所说：“我们做梦，证明我们更虔诚。”[52]）卡赫塔尼与朱海曼越来越亲近，朱海曼甚至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娶了卡赫塔尼那位做梦的妹妹。[53]

    正如哈尔·林赛后来所说，这个巨大的拼图终于拼好了。现在，朱海曼不仅拥有了他的马赫迪，而且他对圣训的解读也确认了马赫迪接受拜伊尔（效忠）的精确地点，即在夏甲和以实玛利（分别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和儿子）的坟墓旁，在大清真寺院内的克尔白外面，这正是卡赫塔尼的妹妹所梦到的那样。朱海曼还揭示了接受拜伊尔的日期：根据逊尼派的传统，他预测，一位被称为“世纪更新者”的学者将出现在每个希吉来世纪的第一天：希吉来历1400年开始于1979年11月20日。因此，朱海曼及其追随者必须占领大清真寺，以便马赫迪在确定的日子、在上述克尔白旁边的地点接受拜伊尔。

    在沙漠流亡期间，朱海曼录制了录音带，并创作了《朱海曼的信》。在这些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神学思想和末日论。（他只接受过四年级教育；虽然不是文盲，但写作能力很差，因此“信”很可能是口述的。[54]）沙特没有出版商会碰这些信，但最终一家科威特左翼出版社印制了两本单独的简编，分别是《七封信》和《四封信》，它们在半岛上广为流传。

    本·巴兹建议释放朱海曼的同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希吉来历1400年的第一天，朱海曼和大约300名追随者在大清真寺壮观地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55]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已经用由裹尸布（用来承载对死者最后祝福的一种传统）覆盖的担架私运了武器和供给。占领行动几乎没有带来流血事件，只在最初有两名没有武器的警察和一名助理伊玛目被杀。当朱海曼的手下鸣枪庆祝时，朱海曼从伊玛目手中抓起麦克风并大声喊道：“看，马赫迪！看，是正确的引导者！”[56]

    随后，朱海曼在楼上和宣礼塔上部署了狙击手，并让卡赫塔尼的哥哥赛义德出场。赛义德会说流利的古典阿拉伯语，他向人群宣布了马赫迪的存在。赛义德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向卡赫塔尼献上了拜伊尔，使一些战俘也加入他的行列，并使至少一名清真寺保安指挥官相信，那位面色苍白的年轻诗人确实是马赫迪。

    朱海曼释放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不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但是，由于叛军禁止数万名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朝圣者人质离开大清真寺，并指示他们拿起武器协助攻击，因此致命的混乱发生了。政府军和警察接近清真寺时，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遭到火力攻击。

    叛军占领初期，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政府的反应迟钝：首先，尽管全副武装的叛军向所有身穿制服的人开枪，但军队不愿还击，因为先知禁止携带武器进入麦加。其次，大量人质和政府军本身也担心卡赫塔尼可能真的是马赫迪。

    只有一个管理机构能够解决这一僵局，即由本·巴兹领导的乌莱玛（意思是宗教学者）或高级学者委员会。由于对王室的不虔诚、道德败坏和挥霍行为感到愤怒，这一威严的机构故意讨价还价：直到叛军占领的第五天，它才宣布卡赫塔尼为骗子，并为反击战祈福。作为交换，沙特国王哈立德同意重塑社会风气，尤其是禁止酒精和女性出现在电视上，这也是朱海曼呼吁的核心内容。

    在获得神学许可后，可怕的攻击开始了。政府军很快用反坦克导弹击退了尖塔狙击手，但主楼的叛军火力依然在，步兵无法进入清真寺。受伊赫万影响的国民警卫队，拒绝向自己的部落和神学兄弟开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向对方提供武器，这使情况更糟。

    正规军取代了国民警卫队，但其在城市游击战方面的训练很少。直到军队将轰鸣的装甲运兵车开进清真寺，事情才有了进展。除了双方的损失之外，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朝圣者人质在交火中丧生。由于多次被告知是马赫迪，卡赫塔尼认为自己是无坚不摧的，不知怎的竟然真的在暴露的炮火中幸存了下来；他由此更加确定自己是永生的，开始向军队回掷手榴弹，直到运气最终耗尽——对方的一枚手榴弹几乎把他炸成碎片。叛军慢慢撤退到清真寺地下室，装甲车也进入了地下室，但在狭窄的通道里动弹不得。

    围攻陷入僵局。虽然确切数字从未公布，但袭击发生一周后，政府伤亡人数占全国三万军队和两万国民警卫队人员的很大一部分。哈立德国王需要寻求外国援助。约旦是唯一一个既与沙特关系友好又拥有可靠突击部队的阿拉伯国家，它主动提出援助。

    从沙特的角度看，其不能接受约旦的援助。在1924—1925年的战役中，包括1924年对塔伊夫城的残忍袭击，当时仍与哈立德的父亲阿卜杜勒·阿齐兹结盟的伊赫万军队，将现任约旦君主侯赛因的曾祖父哈希姆驱逐出了汉志王国，该王国包含麦加和麦地那；接受他们曾经鄙视的哈希姆人的援助意味着丢脸，因此他们无法接受。[57]

    因此，沙特王国被迫接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援助：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接受了来自基督教势力的援助。这将是圣训中提到的异教徒“北方军队”；它最终来了，但只是以微小而短暂的形式出现。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58]发生后，哈立德认为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无能，因此决定向法国情报局寻求帮助。允许非信徒（更不用说基督教军队）进入麦加，这是极其敏感的，因此法国只派出了3名精英特工，他们携带大量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数百磅先进的麻醉气体。

    20世纪60年代，大清真寺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和扩建，其建筑平面图在这次袭击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平面图由负责这一庞大工程的建筑大亨穆罕默德·本·拉登绘制。1967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塞勒姆接管了公司。塞勒姆带着平面图赶往清真寺，和员工一起在清真寺地板上钻了几个洞，通过这些洞把法国毒气罐扔到了叛军所在的地下室里。但这一战术只是暂时有效，因此沙特人最终被迫对叛军所在的地下室发动了一场由法国人设计并协同的直接进攻，其残忍程度难以想象。[59]

    14天后，也就是12月4日，围攻结束。几千名参战人员和人质死亡。至少有100名军人被俘，包括垂头丧气的朱海曼。医生们检查了这些囚犯；如果肩部疼痛或有瘀伤，这就表明其曾经主动开枪。医生们通过这种方式找出了69名囚犯，他们被公开斩首，名列榜首的是朱海曼。其他一部分人被沙特秘密处决，剩余的被判长期监禁。官方公布的叛军、军队和人质的死亡人数是270，但没人相信这一数字。[60]

    朱海曼的行为，主要是由他的末日幻想驱动的。但是，随后对幸存追随者的采访清楚地表明，许多人并不相信他的末日神学，而只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在口头上表示相信；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参加该行动可以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无论如何，在围攻的第三天，当他们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卡赫塔尼被手榴弹炸死时，即使是那些相信朱海曼的末日预言的人也丧失了信心。[61]事实仍然是，如果末日信念不存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就不会发生。

    和1927—1930年的伊赫万叛乱被镇压一样，沙特人成功镇压了1979年的这场伊赫万叛乱。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冲突之风将把大清真寺围攻事件的余烬带到王国边界之外。这一次，新技术将使朱海曼的继承人有能力将火焰扇得比1979年更强烈、更明亮。甚至在清除清真寺的血迹和碎片之前，这些余烬就开始燃烧得更亮。在沙特军队处理了朱海曼的最后一批叛军3周后，苏联军队入侵了阿富汗。这不是巧合；从美国对1979年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的反应，以及沙特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和半岛东部的一场什叶派叛乱中，苏联人感觉到了美国和沙特君主国的衰落。

    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阿富汗成为吸引新一代圣战者的磁石。其中许多人是朱海曼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朱海曼在阿富汗圣战者营地中具有传奇性地位。美国放弃了对中东的不干预政策，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分子涌入阿富汗。其中一名战士是翻修和扩建大清真寺的建筑大亨的儿子，他就是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他的哥哥提供的建筑图，在夺回大清真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后，一名居住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伊萨姆·巴卡维（后来改名为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发现了朱海曼的信，并找到了该国的萨拉菲组织分支，该分支为该教派的逃犯提供了避难所。随后，迈格迪西去麦地那进行宗教研究，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周游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然后抵达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里是进入阿富汗（当时已被苏联占领）的主要门户。在每一站，他都寻找朱海曼的追随者。迈格迪西对朱海曼的传说如此着迷，他模仿朱海曼的外貌，留起了长发和乱胡子，并宣称与这位伊赫万英雄没有血缘关系。[62]

    最终，迈格迪西在约旦定居，并在1995—2014年频繁进出监狱。他为今天的圣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方面，任何其他的穆斯林思想家都比不上他。圣战学者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穆斯林末日文学中引用最多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就是迈格迪西，他自成年后就将自己沉浸在《古兰经》和圣训中。[63]

    在1995—1999年第一次进入约旦监狱服刑期间，迈格迪西指导了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约旦小罪犯。两人都在1999年被释放，之后在空间和神学上都分开了。迈格迪西留在了约旦，虽然他有时批评极端的同伴，但他确信一件事：虔诚的穆斯林有义务前往叙利亚参加即将来临的与达加尔之间的末日之战，如果不去叙利亚，就去也门。他的学生扎卡维则逃往了阿富汗，并发展出一种偏执而凶残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扎卡维死了，但这种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扎卡维有一种诡异的本领，他总是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发生之前到达该地区，首先是阿富汗，在他从阿富汗逃出后又是伊拉克。在伊拉克，他几乎独自写下了暴力圣战剧本，包括自杀式袭击、绑架和斩首西方人，他还擅长通过网络招募新兵。

    2004年，扎卡维参加了位于法鲁贾[64]的两次战役，并宣布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到此时，迈格迪西已经拒绝了朱海曼的末日论，但扎卡维没有，而且随着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迅速战败，扎卡维的宣传越来越采用末日论的基调。在早些时候，他已经认识到末日式的宣传能够吸引新兵。这一经验后来被伊斯兰国采用，从而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战场形势越糟糕，基调就越末日式，就会吸引更多的新兵，从而产生更多的战场伤亡。

    扎卡维从未忘记他的首要目标，即推翻约旦君主国。约旦君主国于1994年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扎卡维将约旦人描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奴隶”，经常用预言性术语“腐败的统治者”来形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扎卡维还鄙视什叶派及其伊朗[65]权力中心，他经常引用一些诋毁什叶派的古老预言，特别是与636年阿拉伯军队在卡迪西亚击败波斯萨珊帝国有关的预言，以及将后来的波斯伊斯兰[66]与可恨的蒙古人联系在一起的预言。很明显，扎卡维并没有把犹太人看作达加尔，对他来说，什叶派是达加尔，美国侵略者也是达加尔；谋杀什叶派和美国侵略者，不仅在神学上是必要的，而且还有额外的收获，即可以引发一场教派战争，加速末日的到来。

    末日类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早期穆斯林与拜占庭人斗争的内容，扎卡维充分利用了这些文学。扎卡维提到美国军队时，使用了古代表示拜占庭人和西罗马人的一个缩写：rum。（相比之下，基地组织对以美国为首的部队使用了同样指责性的标签：“十字军”。）只要有可能，扎卡维就会把先知的战斗比作自己的战斗。他特别喜欢著名的《苏瓦班圣训》，在这部圣训中，先知告诉他的追随者，“各国将从各个方向蜂拥而至，就像饥饿的人们涌向水壶一样”。他认为伊拉克2005年的民主宪法是一场灾难，为了安慰自己，他引用了布哈里圣训，即使正义被击败，“通过这种方式，信使们也受到了考验，然后他们最终会胜利”[67]。

    扎卡维的自杀式爆炸、斩首和对无辜生命的漠视，最终甚至使他的组织成员也疏远了他。组织成员可能泄露了扎卡维的“精神导师”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所在地，这使满载炸弹的美国F-16战机在2006年6月7日找到了扎卡维。[68]

    扎卡维还谈到了重建哈里发政权的问题。最后一个哈里发政权已经在1924年被土耳其废除。但扎卡维最终放弃了重建哈里发政权这一目标，因为一个合法的哈里发政权需要领土，以及人民的支持。重建哈里发必须要等待；因此扎卡维和奥萨马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宣布了一个地位稍逊的实体——“酋长国”。

    酋长国和哈里发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异；酋长国统治有限的领土，而哈里发不仅统治所有穆斯林，还意味着末日的来临。扎卡维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他认为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尽管如此，末日的确切日期和哈里发问题，还是使奥萨马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中心”的行动与扎卡维在伊拉克的行动分道扬镳。2006年，扎卡维在空袭中丧生之前，命令追随者宣布成立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组织在4个月后的2006年10月15日这样做了，这令基地组织目瞪口呆，基地组织认为没有控制领土而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是愚蠢的。

    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伊斯兰国之间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主流基督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之间的分裂。高雅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看不起他们的同宗——时代论教徒，他们认为时代论的末日猜测是未经洗礼的人的胡言乱语；同样，享有特权的奥萨马也蔑视扎卡维愚昧的末日论，认为他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小流氓。尽管奥萨马是个恐怖分子，但他是个贵族。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是那个地区特有的族长，来自也门，成年后最初在麦加的港口城市吉达做搬运工，最终成为沙特王室的建筑总承揽商；今天，沙特本拉登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承包公司之一。老拉登娶了不少于22个女人，有54个孩子，其中第17个是奥萨马，奥萨马的母亲15岁时生下了他。

    奥萨马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老拉登让奥萨马的母亲嫁给了一位公司高管，这位高管成为奥萨马的继父。尽管奥萨马已不在父亲的屋檐下，但他和父亲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享受着父亲的庇护，包括在多个私立机构接受精英式教育，最重要的是吉达著名的塔格学校，该学校当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温床，其中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正是年轻的奥萨马所接受的。1967年，奥萨马10岁时，他的父亲死于飞机失事；1979年，他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参与家族的建筑生意。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去阿富汗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或与圣战者一起作战，成为沙特年轻人中的一种时尚。最初，奥萨马是被公司派往那里的，后来，他把事业从建筑转到圣战。[69]

    对出身高贵、有工程头脑的奥萨马·本·拉登来说，圣战是一件有条不紊、需要冷静头脑的事情，而不是一件救世主式的事情。仅举一个例子，他后来向持有末日思想的索马里青年党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对伊斯兰教干旱家园的威胁不亚于外国军队，并建议他们种植耐热树。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说：“如果你不知道他管理着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那么你会认为他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名官员。”[70]

    奥萨马还有另一个不相信扎卡维的末日论的理由。1979年他毕业那年，他哥哥塞勒姆凭借大清真寺修缮平面图，参与了夺回大清真寺的行动。[71]奥萨马一家目睹了当考虑不周的末日计划与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相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当末日计划者对地域既没有政治控制也没有军事控制时。

    基地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远敌”美国，并将其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和中东。“9·11”袭击导致了恰恰相反的结果。奥萨马·本·拉登对中东“近敌”的战略是推翻其腐朽的领导，这需要一种“心灵与智慧”的方法，需要避免自杀式炸弹袭击、斩首，以及避免对什叶派的大规模屠杀。而他的更狂热的伊拉克追随者们正在犯这些错误。

    近敌和远敌的概念是由埃及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杰创造的，他认为“近敌”是埃及政府，“远敌”是以色列。埃及外科医生艾曼·扎瓦希里又引用了这两个术语，他后来成为本·拉登的副手。1982年，法拉杰因参与暗杀萨达特被埃及人处决，而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被杀后，脾气暴躁、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继承了基地组织的领导权，并和奥萨马·本·拉登一样，蔑视世界末日论。

    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建立哈里发政权，但在2006年，其名义上的执政机构“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任命了一位没有名气的人担任“忠诚信徒的指挥官”，他就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巴格达迪自称是先知的后裔，因此在技术上有资格成为哈里发，但他所谓的先知血统很可能是假的。他的真名是哈米德·扎维，曾是一名警察、电子修理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识或声望的伊玛目。事实上，扎卡维的埃及弟子阿布·阿尤布·马斯里负责运营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机构。

    同年早些时候，伊拉克伊斯兰国选择了黑色旗帜作为其象征，上面有先知的印章和“除了造物主之外，世上没有别的神灵，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使者”的铭文。由于末日圣训预言中提到了“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伊拉克伊斯兰国旗帜的末日征兆再清楚不过了。[72]

    在因冲突和贫困而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伊斯兰国出现了一条丰富的矿脉。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期望末日来临的穆斯林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多。皮尤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51%的中东穆斯林相信马赫迪即将回归，这一比例在被入侵后的伊拉克可能更大。[73]（与其他宗教信仰的社会学数据一样，国家越贫困，信仰越强烈；南亚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为60%，而巴尔干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仅为18%。）[74]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伊拉克伊斯兰国采用的末日叙事远比奥萨马·本·拉登陈旧的萨拉菲神学以及奥萨马·本·拉登的继承人、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的神学更有说服力。

    如果还有人相信马赫迪即将到来，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实际领导人马斯里。为了加快马赫迪到来的进程，他让部队修建讲坛，供马赫迪在麦地那、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3座著名清真寺之间穿梭。马斯里还需要征服并控制领土，以加速马赫迪的到来。对于怀疑者，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马赫迪随时都会来。”[75]

    马斯里用热情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一系列比扎卡维犯下的暴行更严重的暴行辩解。伊拉克伊斯兰国不仅屠杀什叶派教徒，还屠杀任何拒绝效忠的逊尼派教徒；用妇女和儿童做人盾；炸毁房屋和医院。它广泛实行“哈杜德”[76]：用石头砸死通奸者，给偷窃者截肢，对饮酒者施行鞭刑。有一次，伊拉克伊斯兰国斩首了一名8岁的女孩。

    随着伊拉克伊斯兰国杀戮升级的报道传到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试图收回他们在伊拉克的控制权，但对方一直拖延。[77]美国官员惊奇地发现了马斯里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并将取他性命的奖金从500万美元降至10万美元；一些分析人士猜测，他只是一名戏剧演员。或许，他的妻子对丈夫的固执、笨拙的暴行所做出的描述最为简洁：“你说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哪里？我们生活在沙漠中！”2010年4月18日，伊拉克和美国联军在提克里特（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附近联合袭击了马斯里和巴格达迪，将他们逼到了绝境，最后他们引爆了自己。[78]

    尽管失败了很多次，伊拉克伊斯兰国还是再次发现了一个林赛、莱希和詹金斯所熟知的真理：末日叙事很叫座，而且越血腥越好。到了21世纪，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伊拉克伊斯兰国可以向全世界宣传世界末日。其中最常见的宣传品是简单的新闻稿：

    一个勇敢无畏的兄弟，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英雄之一，殉难者旅的成员……在迪亚拉省马弗里克区的耶路撒冷十字路口，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了美国十字军的指挥场所。我们这个英勇的兄弟高呼“最伟大的真主”并引爆了汽车……杀死11名士兵，摧毁两辆布拉德利装甲战车。[79]

    互联网不仅可以广泛传播文字材料，还可以传播更引人注目的视频。“十字军”部队遭受袭击的视频片段，在中东和西方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中受到欢迎，这些视频通常从多个角度拍摄；其中的一段美国卡车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毁的视频，其标题是“他们的最后时刻”。网上还有一些较长的视频，包括“精选”的袭击汇编、殉道者传略、计划-执行纪录片和充满煽动性的剪辑组合。美国和伊拉克军队也不是唯一的对象，事实表明，以处决什叶派囚犯为主题的视频尤其受到欢迎。[80]

    早在2008年，经奥萨马·本·拉登授权的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已经通过两个杂志《战争的回声》和《激励》推进伊斯兰教的末日宣传。其中《激励》是一本英语杂志，其经营者是萨米尔·汗，是一个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巴基斯坦人，他擅长使用一些吸引人的文章标题，如《在你妈妈的厨房里制作炸弹》；2010年左右，他开始为《激励》写一些末日类的文章。

    汗是一位伊玛目的门徒。这位伊玛目极具魅力和影响力，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也门裔美国公民，名叫安瓦尔·奥拉基，他在一篇文章中庄重地写道：

    穆贾姆·卡比尔和其他人从伊本·阿拔斯[81]的传述中得知先知的话：“一支12000人的军队将从亚丁-阿比杨（也门）出现。他们将给安拉和他的使者带来胜利。他们是我们中最好的！”

    关于上面那条圣训，可敬的谢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愿安拉保佑他早日被释放——说，圣训传述链条很好，传述者是可以被认同的。[82]

    奥拉基没有对上述第一段话进行分析，而是在第二段中引用了一位更权威的学者的观点。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被监禁的沙特伊斯兰神学家，名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他为圣训传述链条的可信度提供了担保。[83]

    奥拉基充满启示性的末日文章、讲座和视频激励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其中一些袭击是由与他有过私人接触的门徒，甚至可能是他亲自指导的门徒发动的，比如“内裤炸弹手”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而其他袭击则是远方的人受到他的鼓舞，比如胡德堡枪击案的罪犯纳达尔·马利克·哈桑，哈桑曾是一位与他发过电子邮件的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还有时代广场的炸弹手费萨尔·沙赫扎德，其自称只是奥拉基的“粉丝和追随者”[84]。

    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走上了一条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相同的、毫无意义的暴力之路；这是阿富汗上级基地组织所反对的。此时奥萨马·本·拉登已经被杀，基地组织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扎瓦希里。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未能保护好辖域内的人民。2011年9月30日，美国在也门发动了一次引发争议的无人机袭击，杀害了萨米尔·汗和奥拉基——两个都是美国公民。可悲的是，另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奥拉基16岁的儿子阿卜杜拉赫曼的死亡，这可能是个意外；2017年1月29日，一次灾难性的海豹突击队袭击又导致一名突击队员和奥拉基8岁的女儿死亡。[85]

    到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但是，当奥巴马政府初期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只留下了小部分骨干训练师和顾问时，情况又有所改变。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是一位高度党派化的什叶派政治家，其镇压性策略甚至将温和的逊尼派也推向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阵营。

    2010年5月，即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死后一个月，一位名叫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机会主义者和伊斯兰学者，担任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86]关于他，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据说他的直系亲属是先知的后裔，但都已经失踪。他似乎是一个富有书卷气的年轻人，由于视力差而无法加入萨达姆的军队，很早就有“信徒”的绰号。他全身心投入《古兰经》和圣训中，目前尚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巴格达获得萨达姆大学伊斯兰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该大学由独裁者建立，用于拉拢宗教权势。

    除了伊斯兰教经文，“新巴格达迪”还有另外两个爱好：他擅长的足球和公共道德准则的执行。据说他脾气暴躁，可能是因为射门失败或看到不同信仰的夫妻在婚礼上跳舞。

    2003年美国入侵后不久，巴格达迪由于组织了一个不知名的抵抗性组织，于2004年2月在费卢杰被捕，被关进“布卡营”监狱。那里关押着2.4万名囚犯，被一位观察者称为“事实上的恐怖分子大学”，巴格达迪在狱友中很受欢迎。圣战分子们在布卡营交换思想，建立关系，并在拳击短裤的松紧带上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被释放后，他们会立即脱掉衣服，从短裤上剪下关键信息，并用其来重整和建立组织。

    巴格达迪迷惑了美国人，使自己提前获释，之后他几乎立即与扎卡维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很有价值。对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石头砸死通奸者，窃贼截肢，屠杀什叶派和其他叛徒等残暴运动，他可以为其提供神学掩护。2007年，他不再做这些，前往巴格达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2010年4月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的死亡，为布卡营的校友们空出了领导人的位置，而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凭借其个人魅力、学术声誉、在布卡营的人脉以及所谓的古莱西血统位居榜首。[87]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巴格达迪得以在全国扩大影响力，其影响力甚至进入了叙利亚。2013年4月，他宣称拥有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统治权，这让此时由扎瓦希里控制的基地组织中心大吃一惊，扎瓦希里将伊拉克伊斯兰国踢出了组织。在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实际上站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一边，有选择地轰炸其对手，让伊拉克伊斯兰国几乎不受影响。

    到6月中旬，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摩苏尔。巴格达迪发现，自己现在掌控了一个辖域，这一辖域覆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这一边界是由臭名昭著的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的。[88]伊拉克伊斯兰国命运的转变震惊了西方联盟；就在6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告诉记者戴维·雷姆尼克，“如果业余队的队员穿上湖人队的队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科比·布莱恩特”。尽管奥巴马特别提到了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领土的能力，但他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89]

    正如哈尔·林赛和朱海曼一样，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大拼图”几乎已经就位：世界处于道德和政治混乱之中，一个由先知后裔统治的无国界王国——哈里发政权，无疑就在眼前。唯一需要的是哈里发的神学基础。

    一位名叫图尔基·比纳利的圣战学者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位来自巴林的神学家如此令人敬畏，足以被看作迈格迪西的继承人。和他的老师一样，他频繁进出监狱。2014年初，当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集结力量时，他到达叙利亚，见证了哈里发政权的诞生：“已经到达了一个有着史诗般战役和战争的地点——叙利亚，难道我们还会回去吗？……这里是伊斯兰，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住所，我属于这里。”[90]

    但他的导师迈格迪西肯定不相信哈里发政权即将到来。令迈格迪西懊恼的是，比纳利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伸出你的手，把拜伊尔交给巴格达迪》的文章。[91]

    2014年6月29日，斋月的第一天，巴格达迪宣布重建哈里发政权，他本人就是哈里发易卜拉欣。5天后，这位从未在公众集会上出现过的哈里发，登上了新占领的摩苏尔努里大清真寺的讲坛，戴黑色头巾，身穿黑色长袍，谦卑地接受了领导权，然后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领导。除了经典的神职装束外，他还戴着一块高级圣战分子钟爱的、显眼而昂贵的手表，该手表除其他功能外，还每天5次提醒祈祷。[92]

    此后，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层决定将组织简称为伊斯兰国。几周后，伊斯兰国宣传人员出版了第一期《达比克》，文章标题为《哈里发制度的回归》：哈里发重生。《达比克》最初只在暗网[93]上发布，2014—2016年，一共发布了15期，这些内容现在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获得。[94]

    到2015年底，约有3万名来自至少86个国家的外国战士前往伊拉克，加入了伊斯兰国，其中约1/6来自西方国家。[95]与奥萨马·本·拉登冗长、晦涩难懂的阿拉伯语公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比克》初期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版本（目标为潜在的西方新兵，特别是那些对伊斯兰教末日论缺乏深刻理解的新兵）。

    其中充满了与西方之间的即将来临的末日大决战预言性典故，从最著名的末日圣训开始（见图15-2）。其中提到，“直到罗马人在阿马克或达比克登陆，末日才会确定”，并且耶稣将回归，在他面前，敌人“会像盐一样在水中融化”。对于那些仍然不理解预言含义的人，杂志提供了一个缩略版本：

    图15-2 伊斯兰末日地标

    根据圣训，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前的战斗中，达比克及其周围地区会扮演重要角色。目前，达比克由十字军支持的萨赫瓦（逊尼派傀儡）控制，靠近其与哈里发之间的战争前线。[96]

    很快，伊斯兰国将通过占领象征性意义重大、战略上次要的达比克城来实现这一预言。按照伊斯兰国的说法，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战士组成的伊斯兰国军队将重建哈里发政权，并恢复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很快，在真主的允许下，穆斯林将以主人的身份自由行走，享有荣誉，受到尊敬，昂首挺胸，保有尊严。”[97]

    虽然英雄和反派的身份不同，但该杂志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与林赛和莱希几乎相同：

    事实上，今天的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和两条战壕：伊斯兰和信仰者的阵营，库夫尔（不信仰者）和伪善者的阵营。目前没有第三阵营。或者说，穆斯林和圣战者的阵营，犹太人、十字军及其盟友，以及库夫尔的其他国家和宗教阵营。其中第二个阵营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被犹太人鼓动。[98]

    这个预言之后是逊尼派遭受到暴行和处决什叶派肇事者的残忍画面，前一种画面是为了引起支持者的同情，后一种画面是为了在反对者中制造恐惧。随后是人们对哈里发易卜拉欣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奇怪的是，杂志中还出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貌出众的官员道格拉斯·奥利万特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卡托研究所[99]的讲台后面，旁边还有他对伊斯兰国可怕能力的描述性文字。[100]该杂志随后列出了伊斯兰国通往胜利的五步路线图，从“迁移”（即移民到伊斯兰国领土）到“哈里发政权”。

    奇怪的是，马赫迪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基本上不被提及。原因并不确定；也许马赫迪的出现需要一个日期，因此很容易让人失望；也许他在1979年围攻中的灾难性结局使他贬值了。因此，伊斯兰国叙事更多地聚焦于先知耶稣[101]战胜达加尔。[102]

    “迁移”到伊斯兰国领土的西方人，通常不会说阿拉伯语，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有一种例外：那些有媒体经验的人。伊斯兰国制作的一段13分钟的视频中，有多名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圣战分子赞美哈里发的辖地：“我们没有边界，我们参加了在叙利亚的战争，一段时间后我们将前往伊拉克，在那里战斗，然后回来。我们甚至将前往约旦和黎巴嫩，这都没问题。”另一段视频显示了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吹嘘攻击以色列，痛惜“我们在费卢杰的姐妹们”所生的畸形婴儿。还有一段视频则传达了一句妙语——放弃你在西方的“肥差事”，“问问自己，是什么阻止了你？是什么让你落后？是你的财富”[103]。

    圣战主义媒体专家巧妙地使用了通往大脑边缘系统的捷径——音乐，就像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或者美国总统竞选广告中那样。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回避乐器，因此伊斯兰曲调以催眠般的无伴奏合唱歌曲《纳希德》，来赞颂即将到来的哈里发政权，并规劝信徒殉道。

    《纳希德》在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13年，察尔纳耶夫兄弟制造了致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由于他们的苹果手机无法连接所劫持车辆的立体音箱，无法收听激进纳希德的声音，于是他们冒着风险开车返回丢弃的汽车里，取回他们的CD。安瓦尔·奥拉基对于圣战音乐的魅力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好的纳希德可以传播得如此之广，可以吸引那些你无法通过演讲或书籍接触到的听众。”[104]

    许多年轻人在西方过着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没有目标、似乎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被这场建立在有着1400年历史的末日叙事基础上的大冒险吸引。最近的圣战新兵中有高比例的欧洲新皈依者，这就是明证。[105]正如一名叙利亚逊尼派叛军对路透社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圣战者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攻打阿萨德的，那你就错了。他们都是按照先知的承诺来到这里的。这是先知承诺的战争，一场伟大的战争[106]”[107]。

    正如心理学家蒂莫西·布罗克和梅拉妮·格林指出的那样，叙事越有力，就越能腐蚀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对已经厌倦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与西方生活格格不入的新兵来说，伊斯兰国的叙事足够强大，足以在种族大屠杀、强奸和奴役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神学掩护。

    2014年8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后，辛贾尔省的很多伊斯兰教雅兹迪派成员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国的统治之下。2014年10月11日出版的第四期《达比克》不仅使迫害该教派合理化，还将此迫害美化为鼓励信徒参与种族驱动的大规模奴役、强奸和谋杀的手段。

    雅兹迪人相信安拉把世界托付给了7位天使，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特别尊敬的孔雀王。《达比克》中提到，这样的异端邪说使雅兹迪人成为多神教徒或异教徒：“他们的信条如此离经叛道，连基督教徒都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崇拜者和撒旦教徒。”《达比克》中提到，关于多神论者，《古兰经》中讲得很清楚：

    那么当禁月过去，无论你们在哪里发现多神教徒，都要杀掉他们，俘获他们，包围他们并在各处埋伏等待着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悟并立行礼拜和完纳天课（穆斯林缴纳的税款），你们就任他们自由。的确，安拉是宽恕的、仁慈的。

    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不同，伊斯兰教义认为“有经者”[108]可以通过上缴“人头税”（非穆斯林缴纳的税款）而受到保护。伊斯兰国将雅兹迪人视为异教徒。但伊斯兰国的神学家们争论雅兹迪人究竟一直是异教徒，还是最初是穆斯林，后来成为叛徒。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叛教的妇女必须得到与叛教男子相同的选择——皈依或死亡，而一直是异教徒的妇女可以被奴役。

    《达比克》中提到，伊斯兰国认定雅兹迪人一直是异教徒，因此他们的妇女应该做奴隶。但安拉是仁慈的，不允许他们的性奴与其孩子分离。更妙的是，根据一条圣训，当“奴隶女孩生下她的主人”，这就是末日的标志。对这句话的解释模棱两可，也许是指主人的孩子成了主人，或者奴隶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是末日的标志，或者是指末日时男人会放弃婚姻、与妾相处。但无论如何，根据《达比克》的说法，带走非信徒的女性“是由伊斯兰教法所确立的，如果有人拒绝或嘲笑，那么他就相当于否认或嘲笑《古兰经》的经文和先知的叙述，背离伊斯兰教”[109]。

    因此，伊斯兰国让雅兹迪人皈依；伊斯兰国的士兵经常在拒绝皈依者的家人面前割断他们的喉咙或砍掉他们的头。4/5的妇女和儿童被分配给伊斯兰国的士兵，其余1/5被送到基地，被关押的妇女经常遭受轮奸。许多雅兹迪人设法逃走了，但结果是被饿死。截至2017年，根据联合国估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杀害了3000名雅兹迪人，劫持了7000人。[110]

    从2014年中开始，伊斯兰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直接或煽动制造了多场袭击。最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和其他地点的屠杀造成130人死亡，530人受伤；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地区的国庆日卡车袭击事件造成84人死亡，458人受伤。据估计，截至2019年8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外直接或煽动制造的袭击夺走了3800多人的生命。[111]

    2014年中，巴格达迪升级为哈里发易卜拉欣时，基本是伊斯兰国的巅峰时刻。当时的伊斯兰国有约800万人口、大量武器储备以及油田和炼油厂的收入。之后，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胜利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引起了西方的军事反应，再加上伊斯兰国的极端残暴以及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被更具调和倾向的海德尔·阿巴迪[112]取代，伊斯兰国对逊尼派的影响有所减弱。从2016年10月起，越来越强大的伊拉克政府军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和库尔德武装的协助下，逐渐收复了摩苏尔地区，并在2017年1月下旬以灾难性的方式夺回了摩苏尔城市东段。可能有超过10000名平民和大约1000名联军部队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仅这一次行动中就有多达16000名伊斯兰国战士被杀，至此，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从前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突袭，巴格达迪被逼入绝境，他引爆了一件爆炸背心，将自己和他的两个孩子炸死。[113]

    在与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整场冲突中，伊拉克政府军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可能杀害了多达6万名伊斯兰国战士。伊斯兰国在战场上的形势逆转，削弱了它在欧美地区策划和煽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尽管它仍然能够在中东和亚洲地区发起一些骇人行动。《达比克》于2016年停止出版，到2018年初，它的宣传流量已经下降了约2/3。

    正如许多伊斯兰末日论的观察家预测的那样，早在2014年中，伊斯兰国就停止了继续扩张；它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腹地，基本不打算进一步征服土耳其、库尔德人控制的领土以及什叶派地区。由于没有任何持续的征服，哈里发政权失去了正统性和征兵能力。[114]

    此外，伊斯兰国最初的胜利引起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强烈抵制，特别是伊玛目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部队。2014年底，通常支持和平的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神职人员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呼吁战斗人员“保卫国家和人民，保卫公民荣誉和圣地”，这引发了热情的新兵征募潮。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得到了由传奇指挥官卡西姆·索莱马尼领导的伊朗精英“圣城部队”的资金、人员和物资的大力支持（索莱马尼于2020年死于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在残酷的后续报复行动中，数千名无辜的逊尼派教徒被杀害。[115]

    由于不再获取更多的领土以及军事形势的迅速逆转，伊斯兰国的末日叙事前景及物质回报和异教徒性奴都在减少；到2016年中，那些没有被炸成废墟的训练营因缺少新兵而关闭。2017年10月17日，伊斯兰国设在叙利亚拉卡市的“首都”，落入由美国特种部队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军手中。2019年3月下旬，联军占领了最后一块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116]

    目前，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它在欧美地区的追随者仍然能够发动“孤狼袭击”[117]，但那个曾经引导了胜利的、不断扩大的哈里发政权的末日叙事已经消失，伊斯兰国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数万名天真的年轻追随者。

    但是，只要整个社会中存在屈辱和失望，启示性末日论就能也必然将蓬勃发展。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它从西方那里收到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失败的情况下。

    此外，基督教末日论在20世纪末的兴起表明，即使在成功、繁荣的社会中，末日类叙事也可以蓬勃发展，而所有三种亚伯拉罕信仰都可以为末日叙事提供肥沃的土壤。人类对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渴望（其中末日类故事最具诱惑力）加剧了另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我们的“群体内/群体外行为”倾向。相当一部分人总会持有一种极具诱惑性的观点，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少数人中的一员，将参与建立一个良性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要求焚烧非信徒。这种幻想已经驱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性群体狂热，从明斯特的扬·博克尔松和他的追随者，到美国的威廉·米勒和杰瑞·法威尔，再到被吸引至伊斯兰国地狱的数万人。

    后记

    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 ——理查德·道金斯[1]

    如果查尔斯·麦基能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那么1844年的大失望、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以及最近兴起的三种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幻想都丝毫不会让他惊讶。同时，他会被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论述吸引（这一论述描述了1841年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之后的一代人），并思考如何将进化论用于所写的情节。同样，他也会被20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吸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麦基会知道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受本能的驱使，依靠相互合作、交流以及最重要的模仿，在缺乏食物，面对各种有毒浆果、毒蛇以及跑得更快、牙齿更大的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生存。

    从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第300代人，仍然被这些古老的生存本能驱使。这300代人不仅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进化出更多的分析性认知，而且在相对更人性化的工业或后工业世界中，这种心智能力的提高会给人类带来生存性优势是值得怀疑的。换句话说，人类可能注定要带着石器时代的思维，在太空时代的星球上蹒跚而行。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有更古老的根源。我们的许多和蚯蚓相同的基因已经存在了数亿年之久，例如调节食欲的基因。[2]我们对富含能量的甜食和高脂肪食物的偏好可能起源于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这远在人类物种进化之前。但在一个充斥着廉价糖和脂类的现代世界，这一基因已经变得极度不适应。

    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角度看，模仿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化特征。除了我们先进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外，模仿制造新工具的能力——北极的皮艇、北美大平原上猎杀野牛的工具和亚马孙盆地的喷枪——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生存。但可悲的是，我们也将模仿倾向运用于一些适应性不良、有时令人憎恶的行为。

    证明适应性不良现象的最著名的实验，可能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者”经常说服受试者（“教师”）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致命”电击。[3]同样，斯坦福监狱实验将受试者分为“囚犯”和“看守”。几天之内，两组人都模仿并内化了自己的角色，以至于两组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4]

    这两项实验都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但道德和知识腐败的传染性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或实验问题，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很多更好的例子能够说明异常性行为如何在显然正常、适应良好的人中传播。[5]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安然丑闻就表明了非理性和道德腐败的传染性。主人公肯尼斯·莱、杰弗里·斯基林和安德鲁·法斯托都不认为自己不道德；毕竟，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非常聪明的人，且他们正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此外，与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中实验对象受到同桌的误导一样，安然员工接受了周围同事和记者们几乎一致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

    也许最极端的道德失范传染的例子表现在强权社会中，比如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文革”时期的中国，当然还有纳粹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采访了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和管理人员的人，他发现，当他们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对自己曾经的工作闭口不言。里斯惊讶地发现，这些德国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1，并不是盲目服从命令的邪恶机器，而是外表正常、聪明的个体，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有价值而又合乎道德的事业，即消灭世界上的犹太害虫。就像一家精英公司的初级管理人员一样，他们通过竞争和创新，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可怕的任务。[6]

    即便如此，这些德国人的这种同行驱动的不人道行为还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在机枪一次性射杀数千名犹太人时，即使在强硬的党卫军中，这种行为也会带来心理困扰。因此，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和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最“高效”的纳粹集中营，都依靠非德国俘虏来完成最肮脏的工作，且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德国人员，例如，贝乌热茨集中营大约只有20个德国人员，却屠杀了60万人。[7]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黑暗结论：如果我们的同行中有足够多的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可取的，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仍然认为德国例外主义是大屠杀的主要因素，那么你应该考虑英国官员在德占海峡群岛泽西岛和根西岛[8]上的行为，他们愿意配合德国人，将犹太人居民送到纳粹营地。用一位前纳粹官员的话说：“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从未受过考验的人总是对受过考验的人做出评价。”[9]或者，更简洁地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模仿的倾向，尤其是平常那些有益的、帮助经济和整个社会顺利运转的群体幻想，可能会迅速变异为欺诈性或种族灭绝性的群体幻想。

    麦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是会讲故事的猿猴——麦基本人就是个叙事能手。当我们的远古祖先需要彼此交流才能生存时，他们并没有使用三段论、数字数据或数学公式来交流。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叙述：“你从右边，我从左边，我们从两边刺杀这头乳齿象。”人类是叙事性动物，无论叙事多么具有误导性，如果它足够令人信服，那么至少在这些事实造成巨大痛苦或伤害之前，它几乎总是会战胜事实。就像中东的伊斯兰国军队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这些事实会毁灭信徒们自己。

    此外，我们听故事不仅因为我们喜欢故事本身，而且因为我们想知道故事的结局；任何故事都不如关于世界最终命运的故事更吸引我们，并让我们身临其境。越能让人们感到身临其境的叙事，越能腐蚀人们的分析能力；一个设计巧妙的末日叙事，可以说服男人们放弃所有的世俗财产，或者愉快地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送到故事讲述者的床上。

    我们将塑造事实，使之符合我们先前存在的观点，而不是让后者符合前者；对于这一点，麦基是认同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成为确认偏见的牺牲品，坚持那些与我们的信仰最一致的事实，故意忽略那些与我们的信仰不一致的事实。

    从技术角度讲，如果我们真的理性，就应该按照“贝叶斯推理”这种分析方法来阐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贝叶斯推理”是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发明的，是一种面对新数据时会改变预测的数学规则。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个政客，他认为该政客有50%的概率发生犯罪行为，那么根据贝叶斯推理，当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开脱罪责的证据出现时，他应该把对该政客犯罪概率的估计下调到50%以下。

    但人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对某个话题持有强烈观点时，我们会有意避开与观点相悖的数据；当这些数据和信息不能再被忽略时，这会引发幻想性信仰的改变，就像多萝西·马丁的飞碟教派那样。人类远非理性的“贝叶斯人”，实际上常常是“反贝叶斯人”，这一事实推动了幻想性信仰的传播。

    毫无疑问，麦基知道，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像传染性病原体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迅速传播，其速度和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超级传播者传染大批接触者的速度一样。此外，正如阿希博士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一个错误的信念足够普遍，它就会获得一个临界质量[10]。

    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相同的幻想时，我们就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幻想，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也更有可能相信它，这是一个缺乏刹车系统的恶性循环。在存在幻想传染、又没有有效防御措施的情况下，失控的狂热越来越有动力，直到最终撞上现实的砖墙。

    最后，麦基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人类倾向于以摩尼教式思想看待生活——一场善与恶之间的赤裸裸的泾渭分明之战。如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一代出版的话，麦基就会理解，这是人类石器时代进化的又一个包袱。麦基会进一步意识到，人类近乎普遍的过度自信倾向既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也会让我们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这本书和麦基的书都会被宗教群体排斥，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不认同他们世界观的人来自地狱（在极端的情况下，应该死）。

    伊斯兰国只是这场摩尼教式幻想展览会上的一辆最新花车；在一段时间里，伊斯兰国掌握着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使那些遭受贫困、战争和压迫的人信服和满足：受苦难者作为正义之士参与了这场正义和邪恶之战，安拉迟早会让他们战胜邪恶的压迫者，从而获得最终和永久的胜利。因此，这种21世纪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与16世纪扬·博克尔松的叙事或20世纪哈尔·林赛的叙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林赛的后期对手——社会主义者、撒旦主义者和占星家，与哈布斯堡帝国或以色列和西方军队的实力相比确实是弱者。）

    这本书和麦基的书对幻想性金融狂热的描述，与末日描述只是在类别上不同而已。两种叙事都非常令人愉快：当选者都将免去生命的苦难，在末日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精神手段，而在金融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经济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确认偏见和人类模仿都扮演主角。

    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摩尼教式元素，而后者的前沿和中心就是摩尼教式思想。此外还有其他区别。回想一下，泡沫的诊断性特征之一是对怀疑论者的强烈反应。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围绕着加密货币（比特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的兴奋，似乎展现出了早期金融狂热的所有迹象和症状。也许最著名的比特币代言人是“杀毒软件之父”约翰·麦卡菲，他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在3年内能达到50万美元，任何怀疑比特币价值的人，如果不是恶魔，那么至少是个白痴。[11]（比特币在2017年底达到20000美元的价格后，到2020年中，其交易价格为11800美元。）

    麦基除了会被现代心理学和进化论关于群体幻想行为的见解吸引之外，也会从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家针对金融狂热的最新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金融狂热事件总是与激动人心的新技术、放松的信贷、健忘症和放弃久经考验的金融分析方法等有关。同样，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很有启发性；虽然似乎很少有人通过直接投资这些工具而致富，但它们背后的所谓区块链技术很可能通过彻底改革银行业和政府金融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麦基是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者，但由于他的时代缺乏关于人类行为、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科学知识，他受到一定的阻碍。他对集体幻想的精彩描述虽然极具启发性，但也仅限于此。尽管麦基不知道这些科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了），但他一定想过，人类注定要反复经历金融和宗教领域的这种摧残。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1-7

    前言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10 《启示录》的开创者 畅销书与美国核武政策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后记

    前言

    近两个世纪之前，一位年轻的名叫查尔斯·麦基的苏格兰人，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同时攻击上帝和玛门[1]。他出生于1814年，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诗人、民谣作家，还担任过美国内战记者和英国报纸的编辑，在文学生涯中享有杰出的声誉。但后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1841年撰写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一书，当时他才27岁。该书讲述了多个历史性群体狂热事件，其中一些与宗教和货币有关。[2]从那以后，这本书为读者不断加印。

    麦基记录了公元1000年前笼罩在欧洲的末日幻想，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惊人的宗教疯狂。不过，这本书最著名的内容是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投机，以及1719—1720年巴黎和伦敦双股市泡沫中的群体性金融狂热。这些情节使这本书一直享有盛誉[3]。在它出版之后，接连发生的金融狂热的频繁性、规律性及其造成的全球性影响，使得即使在写成近两个世纪之后，这本书依然是金融专业人士的必读经典。[4]

    麦基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具有传染性的人。例如，希罗多德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流士）担任波斯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了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吃掉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当着希腊人的面，大流士又把印度卡拉提亚人（他们愿意吃掉自己双亲的遗体）召来，借助翻译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父母的遗体。这些印度人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允许大流士提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个故事显示出习俗的意义。在我看来，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5]

    希腊人毕竟是古代的智者，大流士一定忍不住想要教育他们。他想传递给希腊人未言明的信息：你们也许是人类中最博学的人，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非理性；你们只是更善于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已，善于解释尽管有各种反面证据，但你们依然是对的。

    虽然古人和麦基非常熟悉人类的非理性和流行性狂热，但无法得知其中精确的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心理原因。例如，麦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一群人会时不时地去追逐某种价格高得离谱的投资？

    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好的理解。首先，金融经济学家发现，人类会本能地追求回报非常高但是发生概率非常小的结果。比如彩票，平均来说是赔钱的，但用巨额财富幻觉吸引了买家。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揭示了贪婪和恐惧背后基本的解剖学和心理学机制——“大脑边缘系统”，其位于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具有对称分布的结构，包括一对伏隔核（大约位于每只眼睛的后面）和一对杏仁核（位于太阳穴下方）。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后发现，伏隔核不仅会因奖励而被激发，而且会因为对奖励的预期而被激发得更加强烈，无论这种预期是关于烹饪、性、社交还是金融；相反，杏仁核会因厌恶、恐惧和退缩而被激发。例如，如果你喜欢芙洛阿姨的烤宽面条，那么在你去往她家的路上，你的一对伏隔核及两核之间的连接会更快地被激发，并且很可能在你闻到菜肴香味时达到激发率的顶峰。但是，一旦你品尝到第一口，伏隔核的激发率就会下降，如果芙洛阿姨在你到达时告诉你她刚刚烤煳了这道菜，你的伏隔核就不再被激发。[6]

    这种活跃的预期传导有很明显的好处：大自然偏爱那些怀有预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而预期一旦被满足，就几乎没什么进化优势了。周围的人毫不费力地变得富有，这会大大刺激我们的伏隔核，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看到朋友发财更干扰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判断力的了”[7]。

    几个世纪以来，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人类并没有运用强大的智力冷静分析世界，而是对事实进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预期。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权威著作《出类拔萃之辈》[8]，使用反讽方式说明了美国“最杰出”的决策者如何在军事介入越南事件中自欺欺人，对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倾向明显；而我们最近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也表明我们还没有吸取教训。[9]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积累了很多实验数据，分析人类对“合理化”胜于“合理性”的偏好。当面对的事实和数据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重新考虑并适当改变这些信仰，而往往会回避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当无法回避时，我们有时会更加强硬地继续进行错误评估。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可能会教化、改变、使其归附或说服对方。简言之，人类的“理性”构成了一个脆弱的盖子，在麦基所说明的自欺欺人的沸腾的大锅上危险地保持平衡。

    麦基本人的行为表明，即使是最理性、信息最灵通的人也容易受到金融狂热的影响。1841年，他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一书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场金融狂热，其围绕当时伟大的高科技产业——铁路，甚至比1719—1720年席卷巴黎和伦敦的双股市泡沫还要严重。投资者们贪婪地购买铁路股票，为英格兰的铁路里程从1843年的2000英里[10]增加到1848年的5000英里提供了资金支持；股市最终崩盘时，还有数千英里的铁路已在计划中但从未建成。如果说应该有人预见到这次崩盘，这个人就是麦基。

    但狂热事件发生时，麦基正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他报道了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却明显缺乏怀疑态度。1852年，他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二版，对此只做了一个简短的脚注。

    金融狂热可以被看作一场像《哈姆雷特》或《麦克白》一样的悲剧，有着界定清晰的人物、熟悉的叙事和精心排练的台词。四个戏剧人物控制了故事的叙述：有才华但不择手段的项目发起人，轻信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大肆渲染的媒体，以及把手伸进钱柜并无视腐败之火的政客。

    发起人走上了一条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剧式道路，成为最引人入胜的演员。他们大多数一开始都是才华横溢、努力工作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凭直觉比别人更早地知道某项新技术将给社会带来财富。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富有和强大，在一个以财富判断人的资本社会中，他们成为国家的雄狮。当投机活动走到尽头、泡沫破裂时，他们最终落得不光彩和破产的下场，但通常（并不总是）能够侥幸逃脱牢狱之灾。

    事实证明，公众很容易被那些英雄般的、魅力四射的发起人用花言巧语说服。要想胜任投资工作，必须具备一系列能力，包括数学能力、技术专长以及最关键的经济历史类应用知识。唉，比起数据和事实，人们更喜欢故事；当面对复杂的投资任务时，人类默认进入叙事模式，也许最令人愉快的就是那些通过购买新技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财富的故事。

    媒体和公众一样成为发起人的受害人。写杰出商人的改革性经营事迹，能非常轻易地损害新闻界的名誉。这些发起人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各大杂志封面上，先是被称作英雄，后来又成为被控重罪者。

    最后，金融狂热席卷了相关政客，他们的声誉和人气曾经因过度投机带来的经济短暂繁荣而得到提升，但最后经常因为把手伸进钱柜而被抓。

    各种金融狂热故事的情节变化不大。大多数投机性事件包含两个因素：预示共同富裕的激动人心的新技术，以及宽松的信贷。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大约10%的货币供应由实际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组成；其余部分以信贷形式存在。银行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随意创造信贷，信贷的规模取决于银行、抵押贷款公司和其他贷款人对得到偿还的乐观程度。这个过程是如此违反常理和令人震惊，因此值得我们重复这个概念：银行印钞。事实上，银行与其所服务的公众一样容易狂躁或抑郁，当沉浸在泡沫里极度兴奋时，它们放纵的“赚钱”行为通常更能煽动起投机之火，这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最为显著。

    泡沫伴随着四个特征。首先，最重要的是，金融投机开始主导除了最普通的社会互动之外的一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见面时谈论的不是天气、家庭或运动，而是股票或房地产。其次，原本在其他领域很理智的专业人士，却放弃了可靠、高薪的工作，去参与上述资产的投机。再次，对投机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虽然总有一些年纪够大、记忆够长、以前看过这出戏的人知道它的结局，但他们的警告遭到了鄙视和嘲笑，并在过去几十年里通常被冠以五个字：“你就是不懂”。最后，平时稳重的观察家们也开始做出荒诞的金融预测，他们预计资产价格一年内的上涨幅度，不仅仅是10%、20%或30%，而是一倍、两倍或末尾增加一个零。

    除了关于金融狂热的前三章之外，《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还包含三章篇幅较长的关于宗教狂热的内容：分别讲述《圣经》预言、十字军东征和猎杀女巫。虽然宗教狂热和金融狂热看上去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它们发生的潜在力量是相同的：希望改善自己今生或来世的福祉。而放大金融和宗教群体幻想传染性的因素也很相似：人类固有的模仿、编造和接受引人入胜的叙事以及追求地位的倾向。

    宗教狂热似乎是人类历史不变的特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圣殿悲剧。1994年10月4日晚，瑞士切伊里村的居民被镇上一座农舍冒出的火焰吓了一跳，消防队员在那里看到了一幅奇异、可怕的景象：22具尸体，其多数身穿红色、黑色或白色斗篷，还有几个妇女穿着金色斗篷。除了其中3名受害者以外，其他人都是被枪杀的。此外，还有10名受害者头上蒙着塑料袋。被发现时，大多数人躺成一个圈，头朝外；弹壳和空香槟酒瓶散落在地板上。

    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瑞士和加拿大又发现了74名被谋杀或自杀的受害者，其全部为教派成员或者他们的孩子；所有的死亡事件都发生在春分或秋分、夏至或冬至的前后几天内。

    该教派由两个男子领导：一个叫吕克·茹雷，他是神秘、英俊、有吸引力的46岁比利时医生，1993年受到共谋和武器指控，但从加拿大逃脱；还有一个叫约瑟夫·迪·马布罗，是70岁的法裔加拿大人。最终的受害者里包括法国滑雪名将让·维亚尔内的妻子和儿子。维亚尔内是1960年奥运会滑雪金牌获得者，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字授权给一家国际太阳镜制造商，此后他的名字成为一个著名的商标。在维亚尔内去世之前，小维亚尔内曾经告诉记者：“从生到死这段路程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茹雷解释说没什么可怕的——但恰恰相反，我开始觉得自己快要殉道了。”[11]

    1997年3月24日，最后一批圣殿教受害者被发现；两天后，在美国圣迭戈附近的兰乔圣菲小镇，警察发现了另一个末日组织——天堂之门的39名成员的尸体，他们也死在那个春分前后。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将被隐藏在海尔-波普彗星尾部的宇宙飞船里运出地球。[12]

    太阳圣殿和天堂之门只是一系列著名末日组织中的两个例子：1978年，吉姆·琼斯领导的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集体自杀及谋杀事件夺走了918条人命；1993年，大卫支教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与愚蠢的联邦当局对峙，导致86名教徒被杀；残忍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了1995年东京地铁神经麻痹毒气袭击。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如茹雷和维亚尔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成就的人。

    末日论的群体幻想不是现代世界特有的；中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精彩故事——如果我们对它们印象不深刻的话，就可以称之为插曲。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一群神志正常、聪明、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世界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终结，而且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日期终结。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无论我们如何吹捧自己的个人理性，一个好的故事，即使分析起来很有欠缺，也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且比最具决定权的事实或数据更有说服力。

    最近，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些引人入胜的叙事是多么有效地腐蚀了我们的分析能力。也许所有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末日论的叙事；如果认识到自己存在于叙事中，那么我们都想知道叙事的结局。末日论故事深嵌于世界上的许多宗教中，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13]，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不被看见，但它潜伏在每天的头条新闻和推特背后，它如此古老以至于至少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起源。

    想要了解“故事的剩余部分”的渴望深深地侵蚀着我们的意识。此外，末日论故事还有另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承诺将使人类摆脱一个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短见”，充斥着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而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腐败的人类存在。很少有故事能像承诺救世主的回归那样让人感到欣慰。救世主会扭转局面，拨乱反正。这种对人类新开端的渴望深深地内嵌在《圣经》中，尤其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些书为几次血腥的末日运动提供了蓝图。

    演化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为解释群体狂热的传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机制。冰河时期末期，第一批部落从西伯利亚进入北美，之后的大约一万年时间里，人类的足迹从亚北极地区到北美大平原，再到热带亚马孙河流域。人类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需要掌握生存所需的各项专门技能，生物本来不可能进化得这么快：比如，要进化出一种会在亚北极海岸制造皮艇的基因天赋，还要进化出在北美大平原上猎杀水牛的天赋，然后是进化出在亚马孙地区制造毒气喷枪的天赋，这些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据估计，北欧成年人的乳糖耐受性和吐蕃人的高海拔耐受性的进化用了3000~10000年，这是已知人类适应性进化最快的时间。）[14]

    但人类做到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并没有将制造皮艇、猎杀水牛或制造毒气喷枪的独特能力硬连接到基因中，而是编码了一项通用技能——模仿能力。例如，当有足够多的人和足够多的试错时，最终会有人想出如何建造一艘可使用的皮艇，而其他人可以准确地模仿这一过程。[15]

    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喜欢模仿；一旦有人有所创新，其他人很快就会采纳。然而，我们的模仿倾向也增强了适应不良性行为，其中最主要是幻想性信仰。诚然，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模仿能力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对人类生存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前现代时期在亚北极、大平原或亚马孙流域所起的作用。因此，在现代世界，适应性行为和适应不良性行为之间的权衡使得模仿能力对于人类已不如过去那么有利，我们现在陷入晚更新世时期的模仿倾向中，这一倾向在现代时期的成本越来越高，其中最昂贵和最危险的代价就是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信仰的传播。

    人类不仅对叙事的反应比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初步研究表明，越引人入胜的故事越能侵蚀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6]此外，研究还表明，叙事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是存在内在利益冲突的：前者希望使消费者信服，并设计出最引人入胜的叙事，而后者如果是理性的，就应有意避开这些叙事，并仅仅依赖数据、事实以及分析的方法。

    人类偏好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还具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人类本来很善于发现他人撒谎的真相，但是人类用欺骗自己的能力消除了这些真相，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骗子。[17]纵观历史，在各种宗教性群体幻想的主角中，作为局外人的骗子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些被自己的幻想欺骗的受害者。

    大约从150年前开始，基督教新教发展出一种信仰，其专业名称为“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简称“时代论”），其现代倡导者将其打磨成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尽管其确切的内容因不同的神学风格而异，但基本叙事都是预测犹太人将返回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在那里恢复祭祀。然后，罗马帝国以十国联盟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由一个有魅力、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人领导，这个人是反基督者，是魔鬼在人间的化身，他与犹太人结成了一个七年联盟，但三年半后，这个反基督者背叛了犹太人，从而促成了外国军人对以色列的入侵。入侵者不仅包括俄国人，还包括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那里的2亿中国人。

    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接踵而至：大决战和其他恐怖事件，统称为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最后，耶稣复临，击败反基督者，建立千禧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亿人死亡。信仰耶稣的基督教徒被顺利地从大决战和大灾难中提到天堂——这就是“被提”。犹太人的结局差一些：1/3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并规劝其他人也改信，从而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另外2/3的犹太人就倒霉了。

    不了解上述时代论叙事，就无法充分理解当前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非宗教取向的公民都认为这是极其怪诞的，但是，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一系列的预言事件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教父》一样耳熟能详，像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这样的电视福音布道者，他们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时代论资质。

    几个原因决定了对时代论叙事的普遍关注。以色列，尤其是重建圣殿在这一信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和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明显放弃[18]，可以直接追溯到福音派，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吹，他们现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犹太复国主义[19]者。事实上，2018年5月美国驻耶路撒冷新大使馆落成典礼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是由两位时代论牧师主持的。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杰夫里斯，曾经声称希特勒帮助过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另一位是约翰·哈吉，他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上帝对新奥尔良罪恶[20]的惩罚。[21]

    在核时代，即使是轻微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宿命论也是危险的。2010年美国皮尤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来，而且大多数人相信“被提”。[22]其中一个有此信仰的美国人就是罗纳德·里根[23]。他可以和杰瑞·法威尔这样的人畅所欲言地谈论时代论神学。福音派占据美国军队的近1/4，其中大部分是时代论者；他们的影响在空军学院尤为突出，所服务的部门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核武器。[24]1964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他的兰德公司老板审查完美国的核指挥系统后，放映了电影《奇爱博士》，并评论说这部电影很可能成为一部纪实节目。影片中，一位患精神病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奇爱博士关注于饮用水的氟化[25]——即使到今天仍然有部分时代论者被饮用水氟化问题困扰——影片中这位指挥官触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26]

    历史上，基督教徒一直给犹太人贴上反基督的标签，这一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暴动。即使在今天，对一些极端福音派教徒来说，把这个标签贴在某人或任何团体身上，都可以为他们的谋杀辩护。

    最后，单是时代论这一信仰就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引发大规模死亡。1993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镇，痴迷于《启示录》的大卫·考雷什[27]领导的大卫支教与不理解其信仰体系的联邦官员发生了冲突。

    启示性末日论的起源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并且可能更早地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多神教，因此，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极端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末日剧本，都与基督教时代论者的末日剧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不足为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谁扮演英雄，谁扮演反派人物。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犹太人是反基督者，而“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从世界各地招募新兵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片杀戮之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圣训中直接引用的末日论叙事。

    要想理解金融泡沫和暴力性的末日疯狂等社会潮流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可以先理解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这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群体决策智慧的现代理解开始于1906年秋天，当时的先驱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参加了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英格兰西部肥畜和家禽展览。在那里，他进行了一次群体理性实验。大约800名参赛者以每个人6便士[28]的价格购买一张“公牛体重竞猜”的票，对公牛净重（即屠宰后去掉头和内脏）猜得最准的人将获得奖品。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猜测值的中位数为1207磅[29]，与实际体重1198磅相差不到1%。所有猜测值的平均数为1197磅，几乎准确，尽管高尔顿在他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平均值这个数字，因为他认为中位数，也就是（按顺序排列后）所有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在理论上比平均数更具有吸引力。[30]

    高尔顿关于集体决策准确性的结论已经被反复证实。[31]最近，《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他的畅销书《群体的智慧》中总结了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提出，有效的群体智慧有三个要求：个体分析的独立性，个体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收集个体意见的有效方式。[32]

    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什么才是“群体”——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和詹姆斯·索罗维基提到的那些理性的人，还是吕克·茹雷、约瑟夫·迪·马布罗和大卫·考雷什这些不理性的人？

    妄想性群体与智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高尔顿的约800名参赛者中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聚集成一个集体，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实验有一个关键的、通常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它涉及牛的净重。在牛被屠宰前，没有人知道结果，参赛者必须在参赛卡上填写自己的地址，这样获胜者才能接到通知，且参赛者为了让自己的预测结果不对外泄露，在填写卡片之前并没有聚集在一起。

    几年前，金融专家乔尔·格林布拉特对高尔顿实验进行了巧妙的改变，他向哈勒姆地区的一个小学生班级展示了一个装有1776颗果冻糖豆的罐子。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学生们独立提交的索引卡上所显示的平均估计值非常准确：1771颗果冻糖豆。然后格林布拉特让每个学生当众说出他们的估计值[33]，这破坏了他们总体判断的准确性——新的“开放式”估计结果平均只有850颗果冻糖豆。[34]

    因此，一组人的互动越多，其行为就越像一个真正的群体的行为，评估结果就越不准确。有时候，群体互动变得如此紧密、频繁，就产生了疯狂。用弗里德里希·尼采最简洁的话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的；但在群体、政党、民族以及时代中，疯狂是司空见惯的”[35]。麦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话就是，“据说，人以群体为单位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发疯，但非常缓慢地逐个恢复意识”[36]。

    因此，实现一组人整体判断的准确性，要求参与者不能像群体那样行动。此外，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这还要求这组人中个体的多样性：一组人对于某项估计的观点越多，该估计就越准确。

    观点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个体；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37]在过去30年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检验了数百位著名专家预测的准确性；他发现，那些综合考虑各种往往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比那些从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世界的人表现得更好。[38]简单一句话：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金融领域，都要提防空想家和真信徒。

    索罗维基的书描述了群体决策是如何成功的，而我的书将描述群体决策是如何失败的，以及群体决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不仅群体会疯狂，而且正如20世纪发生的几次事件那样，整个国家都会疯狂。

    麦基做得并不完美，他的很多编写内容甚至都不是原创的；他可能从当时四年前出版的一本理查德·达文波特的书《了解假冒、欺骗和轻信》（Sketches of Imposture,Deception,and Credulity）中获得了灵感甚至摘录了部分内容。达文波特的书涵盖了许多相同领域的内容，但没有那么多细节。[39]另外，麦基对郁金香事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描述，并将“郁金香狂热”这个术语引入现代词典，也为现代评论家们所不屑，他们认为麦基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全社会范围的现象。[40]

    此外，麦基的章节、主题和时间顺序是混乱的；关于群体行为的章节（如金融泡沫、十字军东征）中穿插着关于时尚（头发长度、胡须和决斗）、健康和科学困境（磁化、炼金术）的章节。[41]

    也就是说，麦基意识到了，我们的社会特性会如此频繁地干扰我们的理性。在这一事实面前，麦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观察者）的错误、混乱和可能缺乏独创性的问题，都可以忽略。

    我第一次阅读《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是在25年前，尽管前三章所描述的金融狂热吸引了我，但我当时认为这种狂热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相对良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关联的。我错了。让我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发展，麦基描述的金融狂热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20年后，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格外擅长向世界各地的信徒传教，其吸引了数千人从安全、繁荣的西方国家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杀戮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其这样做相当于兜售了一种末日叙事，这种叙事与大量基督教徒所信仰的末日叙事非常相似。麦基对这一主题也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论述。

    对深受《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这本书影响的人来说，伊斯兰国的崛起敲响了响亮而清晰的警钟。如果说宗教狂热的现代表现是存在的，那么这就是随着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快速发展，审视从中世纪至今的群体幻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本书中，我忽略了几个麦基详细阐述的事件，例如时尚和健康狂热；而且，我并不直接报道政治事件。可能一些读者有疑问，在当今紧张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我将这本书局限在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这两个领域，是为了使本书的主要内容保持在可控篇幅之内，也是因为我个人对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的共鸣。但是，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接下来所描述的事件及其心理学基础，可以与所有种类的狂热相联系，尤其是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21世纪的病毒阴谋论相联系，这不会有太大困难。

    很显然，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遇袭，这场灾难增强了一种已经确立的现代伊斯兰教末日主义，后者被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唤醒。可以说，20世纪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这给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战略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以往的宗教狂热来理解。

    更笼统地说，本书将提供一个心理学框架，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群体性疯狂。显然，人类是一种会模仿、会讲故事、会寻求地位、会道德性谴责他人、会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猿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必将充满宗教和金融群体狂热。

    任何一个写群体幻想的作者都很快会遇到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社会学事实。就像大流士故事中的希腊人和印度卡拉提亚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规范的产物，有时，一个社会的圣礼是另一个社会的亵渎。例如，世界上有许多神学（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倾向于将他人的信仰体系视为异端，这甚至会发生在密切相关的教派中，也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微小差异的自恋”[42]。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几百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邪教”，而数百万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宗教”。

    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的字面真理：世界将很快遭受一场末日大灾难。非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能会认为，末日叙事只是一种幻想，这种群体性幻想对信徒或世界上的其他人极少产生强烈危害。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所有成功的群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共有的幻想。无论美国社会存在什么缺陷，我们最大的力量在于我们信仰法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样，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纸币和更为缥缈的电子交易货币代表着真实的资产和债务。但归根结底，这些有益的共同信仰只不过是全社会的骗局：只有在大多数人都相信的情况下，它们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仙子效应”[43]。因此，我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变坏的群体幻想上，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极其有害的大众幻想和群体疯狂”。

    本书的讲述基本按照年代顺序，从麦基没有提到过的中世纪末日狂热事件开始，到近期末日狂热最壮观的例子——中东伊斯兰国的崛起。在这两者之间，我按照发生顺序向读者介绍过去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各种金融和宗教狂热事件，以及相关的神经科学发展历程。

    我们首先从人类群体幻想的黑暗中心——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在那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西多会[44]修道士受《圣经》启示类书卷的启发，发展了一种神学，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新教末日叛乱。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老虎去打猎了，
    鸟儿开始飞翔；
    男人坐下来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虎睡着了，
    鸟儿降落了；
    男人不得不告诉自己他明白。
    ——库尔特·冯内古特[1]

    12世纪末，欧洲的国王和王后们踏上了艰苦的旅程，来到遥远的卡拉布里亚山上的一座修道院，沐浴在一位几乎被遗忘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2]的传奇智慧中。在1190—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狮心王理查[3]也经过这里，寻找自己的未来景象。[4]

    这位沉默寡言而又有智慧的修道院院长喜欢数字和历史类比，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并预言一个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这正是欧洲统治者被吸引到修道院的原因。不幸的是，约阿希姆无意中点燃了预言的导火索。他的未来景象对饱受蹂躏的穷人来说是一种雄辩的诉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革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最初的和平模式演变成一种血腥的末日神学，席卷欧洲大片土地。

    要想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需要援引《圣经》的三大末日叙事：《旧约》中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以及《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虽然这三本书对现代非宗教读者来说可能显得晦涩难懂，但它们有助于解释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分化，这种分化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变得非常明显。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对这三本书的内容像对美国独立战争故事和内战故事一样熟悉，但其他美国人并不太了解这些书。此外，即使是福音派教徒也常常不知道这三本书中故事背后的古代近东[5]历史，特别是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这两个犹太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为一系列宗教群体的末日幻想提供了背景，这些幻想在许多方面与瑞士切伊里村的悲剧相似。幻想是亚伯拉罕宗教[6]自诞生以来一直具有的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包括16世纪的德国明斯特镇，19世纪中期的美国米勒运动，以及随着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对即将到来的末日进行的各种反复和广泛的预测。

    宗教狂热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人类希望摆脱困境，回到美好的旧时代，回到一个神话般和平、和谐和繁荣的时代。现存最早的希腊诗歌之一，约公元前700年赫西俄德[7]的《工作与时日》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的希腊极度贫困，作者在雅典西北部维奥蒂亚的一个农场艰难度日，他把这个农场描述为“冬天不好，夏天闷热，任何时候都不好”[8]。赫西俄德想象着，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年代里肯定会好一些。在他所讲述的神话中，首先出现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黄金种族”，这个种族：

    像诸神一样生活，没有内心的悲痛，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悲惨地衰老，四肢永远有力；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产出丰盛又足量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诸神眷爱着他们。[9]

    然后是第二代种族，“用白银打造的，到目前为止还不那么高贵”。他们仍然受到祝福，但他们犯了罪而且没有向神献祭。随后是第三代种族，他们的盔甲、房屋和工具都是由青铜打造的。出于某种原因，诸神给了第四代种族比第三代种族更好的平局：一半死于战斗，另一半以半神的身份生活。赫西俄德的第五代种族是“一个铁族，人们白天不停地感到劳累和悲伤，夜晚接二连三地死去，诸神给他们设置了很多麻烦”。赫西俄德预言，他们的孩子会更差——唯利是图，口出恶言，最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赡养年迈的父母。[10]生活确实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赫西俄德的描述比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描述早了2000多年。

    赫西俄德时代的苦难生活尽管凄凉，但至少是当地土地和文化的固有特征——土地的贫瘠、人的贪婪和邻近城邦的侵略。但毕竟，敌对邻邦的人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文化，尽管战胜方经常奴役战败的邻居，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11]之前，通常不会取战败方的性命。

    犹太人是怎样来到圣地定居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历史学家质疑摩西和《出埃及记》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是，后来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人，比征服随后凶猛的“海上民族”更容易。迦南人是巴勒斯坦地区文化上更先进但侵略性更弱的原住民，而“海上民族”是一个神秘的种族，不仅侵犯了埃及，可能还消灭了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几个地中海西岸文明。在所谓的“犹太人逃离埃及”后不久，当地的“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在现代加沙地带和特拉维夫之间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并开始向内陆推进。

    非利士人的威胁促进了以色列各个部落的联合。扫罗最终被选为以色列的领袖，并开启了希伯来人联盟的时期。扫罗曾经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他击败了以前的雇主。公元前1000年之后，扫罗的副官大卫在扫罗死后接替了他的职位。大卫也曾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是一位更具军事天赋和魅力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他们不仅占领了北部的以色列地区和南部的犹大地区，还占领了一座由迦南人控制的、设有重防的城镇耶路撒冷，其作为大卫的私人领地。

    大卫领导下的犹太人地理版图达到最大，向北延伸到大马士革。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卫王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和耶路撒冷。其中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具有独立的王权（见图1-1），由大卫分别占有，而耶路撒冷是大卫的私人财产。

    图1-1 大卫王国的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他的儿子所罗门统一了这个联盟。所罗门像一名雄心勃勃的建筑师，他修建了一系列宫殿、堡垒和朝圣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他还积极开展婚姻外交：娶了一位法老的女儿为妻，根据《列王纪上》[12]，他至少拥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嫔。他在美吉多[13]建立的一个堡垒后来因其希腊名称而更为人所知：哈米吉多顿[14]。

    所罗门的建筑计划不仅耗费巨资，而且需要众多的劳役，使民生怨愤。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拒绝北上到以色列首都示剑城参加加冕典礼，至此以色列王国退出联邦[15]。[16]

    当亚述人成为强大的“军事机器”时，南北分裂对犹太人的独立是致命的。公元前9世纪，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开始向亚述人进贡。公元前745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夺取了亚述王位，他挥师西进开始分割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1年，他的继任者撒缦以色五世和萨尔贡二世（又译撒珥根二世）征服了以色列王国，萨尔贡二世的史册记录：“我带走了住在这里的27290人，并挑选了50辆战车给我的皇家军队……我修复了那座城市，使它比以前更加伟大；把被我手征服的土地上的人，迁到这里住。”[17]

    萨尔贡将以色列王国中的精英们（包括贵族、富豪、能工巧匠等）驱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他们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很可能是同化融合到当地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中了，从而出现了10个“消失的部落”。亚述人随后将目光转向了南部的犹大王国，并在公元前701年发动了一次进攻，但失败了。此后一个世纪，不知何故，亚述人没有再进犯犹大国，也许是想把该地区作为他们和埃及人之间的缓冲区。这拯救了犹大国和犹太人民，使他们免遭北部以色列王国那样湮灭消失的厄运。

    公元前605年左右，亚述被巴比伦人攻陷，犹太人面临着一股更可怕的征服力量。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带领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据《列王纪下》记载：

    ……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8]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大约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在犹大国扶持的傀儡西底家反叛，作为回应，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蜂拥而入。国王逃跑，但在杰里科附近被捉，巴比伦人“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镣铐把他绑起来，将他掳到巴比伦去”[19]。

    鉴于北方邻国“消失”的经历，犹地亚人[20]非常清楚，尼布甲尼撒二世正以灭绝的方式威胁着他们的文化甚至是生存，因此他们寻找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一场奇迹般的大灾难，将他们从即将被湮灭中解救出来。——这是同时期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不需要的，因为他的文化并没有受到这种被灭亡的威胁。

    公元前597年，与约雅斤一起被虏到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流亡者中，有一位受过圣殿教育的祭司，名叫以西结。《以西结书》是他本人或他人以他的名义写的，书中记录的内容开始于五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92年。随着天堂的幻象向他打开，一辆载着上帝的战车出现了，这辆战车有四个幻影般的有翅膀的活物，每个活物都有四张脸：人脸、狮脸、牛脸和鹰脸。

    《以西结书》是《圣经》中第一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不管它的作者是谁[21]，写作时间一定是在圣地环境恶化的那几十年里。正如《列王纪下》中所描述的，巴比伦人放逐了犹大王国的王室成员、祭司和富人，留下了大量的下层阶级。起初，被虏往巴比伦的这些贵族乐观地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耶路撒冷，但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和第一圣殿被摧毁，这使他们的叙事文学朝着启示末日的方向演变。

    《以西结书》的作者讲述的故事从被征服的原因（即犹大的不敬），转向上帝的回归和犹太国家的重建。他转向了一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越来越引起共鸣的叙事：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愤怒，他的回归，以及后来他儿子重建王国，并将不虔诚的人罚入地狱。

    《以西结书》依次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以西结被任命为先知（传达上帝讯息的人）；第二，重建大卫王国，并摧毁现实中的敌人，以及摧毁神话中的敌人——可怕的玛各和统治者歌革；第三，新圣殿的辉煌，以及一个复兴并扩大的犹太国家的辉煌。（《圣经》后来的书卷混淆了歌革和玛各，因为两者都可以解释为人或地区。）

    以西结还描述了大卫王国重建之后，以色列人将如何遭受这个神话中的掠夺者的入侵，然后击败他。这是《圣经》中首次实际性地提到歌革这个人物，他最终将演变成《新约》中的反基督者，是现代新教徒启示性末日预言中的主要人物之一。[22]以上三个部分的预言应验过程中包括许多奇妙而可怕的幻象，战胜邪恶力量，以及新世界的荣耀，这些成为随后许多末日叙事的基础。

    《圣经》中的第二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是《但以理书》，据说写作时代与《以西结书》相同。它的开篇是征服耶路撒冷，流放巴比伦，以及尼布甲尼撒二世提挈四个聪明的希伯来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和但以理，“国王向他们咨询所有智慧和领悟方面的问题，发现他们比王国里所有术士和占卜师好10倍”[23]。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几乎记不清楚的梦。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预兆，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细节。当宫廷占卜师说他们没有能力把梦的细节和梦的讲解告诉他时，尼布甲尼撒下令，不仅要杀死这些占卜师，还要杀死王国里的所有智者，包括四个希伯来人。

    幸运的是，上帝向但以理展示了国王梦的内容：一个可怕的幽灵，有着金色的头、银色的胸膛和手臂、青铜的腰腹和臀股、铁的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因此出现了现代短语“泥足”）。一块石头打碎这个野兽的脚；然后石头变得越来越大，先是变成一座山，然后充满整个天下。[24]

    但以理所描述的野兽的金、银、铜、铁恰好与赫西俄德所讲述的时代相匹配；这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同一时期的波斯文本中也描述过根据这四种金属命名的四个历史时代。[25]

    上帝给但以理讲解了这个梦，但以理将解梦转述给尼布甲尼撒二世：野兽的头是尼布甲尼撒本人，银和铜部分代表未来较小的王国，铁和泥足是一个伟大的联合帝国，但由于铁和泥两种元素不相合，联合帝国很容易破裂。最后，上帝接管了统治权：“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26]

    很多学者根据书中的内容推测，《但以理书》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巴比伦流亡时期，而是在公元前2世纪。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从尼布甲尼撒二世到这本书的实际写作之间的3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居鲁士国王征服了巴比伦人，允许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并建造第二圣殿；但是，公元前332年，巴勒斯坦又被亚历山大占领。在被希腊统治期间，任何一个有文化的犹地亚人[27]都知道叙事中的预言是什么：尼布甲尼撒二世梦中野兽的半铁半泥脚代表了希腊托勒密帝国和塞琉西帝国[28]——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区的继承国——的衰弱及其最终的毁灭。《但以理书》的作者很可能想让书看起来比实际写得早3个世纪，以增强其预言的可信度。

    希腊人给犹太人带来了另一个生存威胁。公元前167年，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任命墨涅拉俄斯为犹太大祭司。后者主张对宗教习俗进行彻底改革，其计划包括废除祭祀和摩西律法等。安条克四世还将第二圣殿改造成世俗空间，并用宙斯雕像[29]亵渎它。

    改革派祭司、传统犹太人和安条克之间的冲突逐渐失控；公元前167—前164年，安条克的军队抢劫了圣殿，摧毁了神圣的卷轴，并将任何遵守安息日、割礼和献祭仪式的人处以死刑。他还洗劫了耶路撒冷；杀害、奴役和驱逐成千上万的居民；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在城里驻扎希腊军队。

    这还不是全部：犹太人被要求在圣殿敬拜宙斯雕像，并献祭猪。最终在公元前164年，传统主义者马卡比兄弟领导的起义爆发，他们首先消除了这些可憎的行为，之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该国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征服。

    《但以理书》的上半部分结束时，男主角（指但以理）被送到狮穴敬拜上帝，并在上帝的保护下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在书的后半部分，但以理本人梦见了异象，他自称不理解这些异象，但实际上这些异象只是尼布甲尼撒的梦的一个变体。四头幻影般的野兽依次从海里出来，每一头都比上一头更令人敬畏：一头被拔出翅膀的狮子；一头牙齿间咬着肋骨的熊；一头有四头和四翅的豹子；最后一头挑战动物学分类，“可怕又狰狞”，有着铁牙和铁角，在但以理的注视下，铁牙和铁角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一个角长着眼睛和嘴巴，能说“夸大的话”[30]。上帝出现了，宝座上发出火焰，他征服了第四只野兽。就像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这只野兽代表塞琉西帝国。在接下来的居鲁士及其接替者大流士和伯沙撒统治期间[31]，但以理又看到了异象，异象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波斯帝国的最终解体。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描述了一个神圣的审判，在这个审判中，死者被复活，一些人享受“永生”，而另一些人在上帝的永久统治下被判“耻辱和永远的蔑视”。[32]

    《圣经》中的第三本末日启示类书籍是《启示录》，95年左右由书中被称为“约翰”的人写作，他是上帝讯息的一个谦卑的接收者。作者很有可能不是当时大约90岁的使徒约翰，而是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帕特莫斯岛上的一名囚犯，是一位更为平庸的先知。这部作品最终被大多数基督教教派编纂成《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大多数现代读者，即使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也会发现《启示录》是一卷难以理解的、晦涩难懂的书。历史学家R.H.查尔斯说：

    从最早的教会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承认《启示录》是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这从《启示录》的解读史中也可以体现出来。[33]

    《启示录》读起来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图像，甚至比《但以理书》中的异象更梦幻。它与《但以理书》的异象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并非巧合。

    因此，对这本书的解读，需要具备东罗马帝国以及马卡比时期的专业历史知识。查尔斯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文学分析，他认为帕特莫斯岛上的约翰很可能在完成这本书之前就去世了，后人对他未完成的原稿进行了不适当的编辑，造成了这本书的难懂。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几乎完全缺乏对该书叙事结构的共识。在过去几个世纪，这种解读困难造成了无穷无尽的伤害和混乱。[34]

    《启示录》由22章组成；前三章是约翰写给罗马帝国东部七教堂的信。接下来两章描述了主的宝座，被24位长老和4只可敬的野兽围绕着；出现了用7个封印封严的书卷，只有犹太大卫国王的后裔才能打开；一只被杀过的七角七眼的羔羊（圣经学者认为羔羊代表耶稣）正符合要求，这只羔羊一个接一个地揭开了封印。

    第六章到第八章描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四印打开后出现了四匹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黑色和灰色的马，分别象征着战争、国际冲突、饥荒和瘟疫。第五印打开后出现了祭坛下的殉道者，象征着迫害；第六印是地震。接下来是一段插曲，144000名犹太人被“封印”（额上有上帝的印记；12个部落各12000人）。第七印，也是最后一个封印，是由8位天使带来的；前面7位吹号，第8位摧毁世界。

    接下来的三章出现了同样令人困惑的画面：天使们吹响了七个号角，带来类似于七印那样的灾难。中间有个插曲，约翰被一位天使命令吃一本小书，然后天使指示他设计新的耶路撒冷和圣殿。

    书的后半部分描述了一条巨大的红龙，有7个头、7顶王冠和10个角。这条龙被认定为撒旦，他试图吞食一个新生儿，但没有成功。那个新生儿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寓言中的玛丽即将生下他。[35]

    接着是更多的幻象：第二只7头、10角、戴着10顶王冠的野兽，制造出寻常的混乱；第三只有两个角的复合兽，也在制造混乱；“羔羊”（耶稣）归来，指挥144000名原住犹太人；7个碗（或小瓶，取决于解释版本）倾倒在地上，带来类似于封印和号角的灾难；最后，一个可怕的女性形象，巴比伦的大淫妇出现了，被学者解释为罗马帝国或是耶路撒冷的背叛者。

    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一位天使将龙/撒旦抛入火湖1000年，殉道者复活。1000年后，撒旦归来，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之多犹如大海之沙”，包括来自玛各的歌革，进行最后的战斗，最后撒旦被永远地扔回火湖。最后的审判将正义者与邪恶者分开，后者将和撒旦一起被封进火湖，连同“死亡与地狱”。最后两章描述了规模宏大的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12000弗隆[36]。长度、宽度和高度都相等”，并且基督应许说他很快就会回来。[37]

    《启示录》的基本叙事是耶稣回到地球与邪恶做斗争，并最终将邪恶抛入火热的永恒，将正义之人提入天堂，宣判其他人，并毁灭世界。至于确切的细节如何，就只是一个解释方面的问题了。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旧约》的末日叙事有着共同的起源，特别是与它非常相似的《但以理书》。事实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结构和内容并非基督教和犹太教所独有；哲学家、神学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宗教有许多共同的主题；其中最持久的主题是赦免正义的世界末日之火，他推测这起源于波斯教/琐罗亚斯德教[38]。[39]

    《启示录》中那些极端的模棱两可的内容，可以有无限的解释。最突出的是，如果人类历史上存在千禧年，那么应该如何理解“1000年”，以及为什么末日发生的时间如此精确。在神学术语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被称为“末日论”：末日时代人类的最终结局。

    模棱两可和难解性更扩大了《启示录》的影响力，因为这为世界何时结束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解释性寓言开辟了道路。用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赖特的话说：

    模棱两可、选择性保留和误导性的释义结合在一起，使信徒可以对宗教教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只需要巧妙地运用隐喻和寓言，便可抹去文本的字面意思，并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它。而如果原始文本的语义非常清晰，那么无论用什么工具都无法达到这种效果。[40]

    根据2010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有35%的现代美国人相信《圣经》代表了上帝的字面意思，同样有35%的人认为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41]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信仰的回溯时间越久，这种信仰就越普遍。

    从基督教早期开始，神学家们就假定了耶稣回归的三种不同的年表。第一种是教会已经建立了千禧年，耶稣将在千禧年结束时回归。这种时间序列在神学术语上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包括现在或未来的1000年时期，然后是最后审判和耶稣回归。第二种是前千禧年主义，意思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前回来，然后是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说，耶稣回归、最后的审判，以及千禧年本身都在未来。最后一种是所谓的“非千禧年主义”，即千禧年只是一个寓言性的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42]在这三种解释中，前千禧年主义的叙事最引人注目。几乎从《启示录》写完那一刻开始，书中模棱两可的语言以及人类对故事结局的渴望就催生了各种源源不断的前千禧年主义末日故事。

    罗马帝国晚期最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发誓不去尝试计算末日时间，“真理之口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试图预计并设定这个世界的剩余时间是徒劳的”，更通俗地说，“放松你的手指，让它们休息一下”。[43]之后一段时间里，在教会的末日论立场中，奥古斯丁的这种不干预态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约阿希姆的神学继承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迫不及待地期望末日时代的到来。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虽然末日预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但它的预测屡屡失败。预测研究表明，人类在预测未来方面的能力很差。实际上，只要观察历史上预测事件的正确概率，就会比基于叙事的推理更好地预测未来，而显然，到目前为止，对末日时间预测正确的概率一直是零。

    既然末日预测的准确性为零，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叙事影响？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基于叙事的推理如此站不住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们是“认知吝啬鬼”[44]，他们不愿意进行严格的分析，而是倾向于启发法——一种简单的心理捷径。而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就是最有力的启发法。[45]

    20世纪，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过程：第一种是快速的情绪反应，位于我们大脑深处进化古老的边缘系统，即所谓的“爬虫脑”，第二种是一种缓慢得多的有意识推理，产生于进化上比较新的大脑皮质，位于大脑边缘系统的上方。2000年，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将这两种大脑系统分别标注为系统1和系统2，自此我们就一直沿用这种最普通的分类方法。[46]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系统1比系统2更占支配地位是有道理的；数亿年来，早在人类进化出系统2之前，快速反应的系统1就驱动着动物们对危险信号做出行为反应，例如蛇的嘶嘶声或捕食性动物的脚步声。而反应速度较慢的系统2，可能进化时间还不到十万年，因此只能在更古老的系统1的束缚下运作。更简单地说，我们更快的情感机器引领着我们，而我们较慢的“理性”跟随着我们。在自然界中，系统1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甚至能够在危险的感官信息进入意识之前就做出反应；但在一个相对安全、危险持续时间更长的后工业世界，系统1的优势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成本。

    因此，我们越多地依赖叙事，越少地依赖硬数据，就越远离现实世界。你是否曾在一本小说中深深迷失自己，以至于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令人着迷的电台广播，以至于你停在车道上10分钟，这样就不会错过结尾？在心理学界，这被称为“运送”。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格将叙事定义为一种装置，其可以暂时在精神上将听众或读者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运送”出去；当“运送”结束时，他们会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但此时环境在“运送时有所改变”。[47]

    换句话说，一部小说或非小说、电影、舞台表演或绘画作品能够暂时将读者、观众或听众从现实世界中“运送”出去，当他们回来时，现实世界已经有了一点儿改变。正如艾米莉·狄金森[48]所说：

    没有一艘战舰能像一本书一样，

    带着我们在天地之外翱翔，

    也没有任何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诗篇欢腾奔跳。

    最贫穷的人也能从这里通过，

    没有强迫缴费，

    这是多么廉价的马车，

    它承载着人类的全部灵魂。[49]

    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人们所掌握的事实很容易受到虚构数据的侵蚀，即使这些数据被清楚地标记为虚构。保罗·罗津和他的同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向受试者展示了两个新买的、相同的玻璃瓶，里面装有蔗糖，并且告诉受试者，这两个瓶子都是首次使用；然后向受试者展示了这两个瓶子上贴的新标签，一个写着“蔗糖”，另一个写着“氰化物”；他们坚定地告诉受试者：“记住，两个瓶子里装的都是糖。”

    然后，他们将两个瓶子里的糖分别搅拌到一些盛水的杯子里；要求受试者说出想从每种杯子中喝多少水，然后受试者从两种杯子里分别喝一小口水。最终50名受试者中的41人选择的是那些蔗糖来自标有“蔗糖”的玻璃瓶的杯子。即使让受试者自己贴上标签，实验效果仍然存在。[50]

    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人类无法将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分开，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进行清晰的“切换”。1975年，电影《大白鲨》上映。《时代》杂志报道了那个夏天：

    从前那些勇敢的游泳者，现在只敢挤在离岸几码[51]处游泳，被太阳几乎晒晕的他们紧张地踌躇在水边，出现一点点背鳍靠近海滩的迹象就会让他们很紧张。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冲浪场上，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喊道：“你想被吃掉吗？”即使是一条卑微的被称为“海洋猎犬”的狗鲨，由于它是鲨鱼，也被怀疑有杀人意图。“杀了它，杀了它，”一位纽约长岛垂钓者对他的同伴说，“在它长大杀死我们所有人之前，”而他同伴的钓竿上挂着一条仅仅两英尺[52]长、几乎没有牙齿的鱼。[53]

    这种效果是故意的：电影制片人故意将影片上映时间推迟到夏季。正如其中一个制片人所说：“一个游泳者，如果他看过或听说过这部电影，那么当他把脚趾伸进海里时，一定会联想到一条大白鲨。”[54]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克莱顿·刘易斯和约翰·安德森研究了可识别的错误描述对核对确凿事实的影响。在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受试者被告知了一些历史上关于乔治·华盛顿的真实描述，他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横渡了特拉华河，他戴着假发。再把一些虚假描述提供给受试者，诸如华盛顿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至今仍活着，等等。这时，受试者核对真实描述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每增加一个虚假描述，受试者核对时所犯的错误就越多。[55]

    格里格也进行了一些细致而又专业的实验，他的实验表明，小说内容越遵循历史事实，读者接下来就越难将虚构叙事和真实事件区分开。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之谜》，这本书中的历史和地理背景通常是真实的。虽然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的读者一开始能清晰区分虚构的19世纪伦敦与真实历史上的伦敦，但格里格发现，道尔对19世纪伦敦的描绘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其虚构部分也侵入读者对于这个现实城市的心理图像中。[56]

    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电影和艺术可以使人们难以区分事实和虚构。正如格里格所说：“沉浸在叙事文学中，会导致与事实和现实世界的隔离。”[57]

    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引人入胜的虚构叙事能够侵蚀人类的分析过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梅拉妮·格林和蒂莫西·布罗克，扩展了格里格的研究。他们通过观察首次发现，叙事很明显比辞藻华丽的争辩更能引起公众关注：

    小说、电影、肥皂剧、音乐歌词，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中的故事远比广告、布道、社论、广告牌等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叙事改变信仰的力量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也一直令人恐惧。[58]

    格林和布罗克根据以下几个指标对“运送”进行了量化：读者构思叙事场景并将自身置于其中的能力、心理和情感的参与程度、对相关叙事的感知、想要知道结局的渴望，以及“叙事中的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感觉，这些能提高“运送分数”。反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叙事随后被遗忘的容易程度，将降低“运送分数”。

    他们让受试者阅读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真实故事，故事里一个名叫凯蒂的小女孩被精神病患者刺死。他们将这个“商场刺杀案”故事以两种形式分别呈现给受试者。第一种是两栏的“非虚构”版本，小字体，看起来像报纸上的报道；第二种是类似于文学杂志的“虚构”版本，以粗体警示文字为标题，“商场刺杀事件是一个短篇故事，发表在1993年12月俄亥俄州小说杂志《阿克伦最佳小说》的专题上，其中与真实人物和地点的相似性当然只是巧合。”

    然后，根据上面讨论的“运送分数”，格林和布罗克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低分组和高分组，并询问他们对故事的看法。实验结果是，高分组受试者比低分组受试者更有可能同情故事中的小女孩凯蒂，并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那种商场袭击是常见的，以及精神病患者的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明确地将这个故事标记为虚构并没有减少故事对受试者态度的影响：对于非虚构和虚构两种形式，“运送”影响是相同的。

    接下来，他们要求受试者对一些文本内容进行初步分析，例如，识别有关“匹诺曹”以及有关“四年级练习题”的文本。在测试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圈出那些不符合“匹诺曹”内容的文本，或圈出那些四年级学生不理解的单词和短语。结果同样引人注目：两种情况下，高分组识别的内容比低分组的一半还要少。这些实验结果与假设一致，用作者的话来说，“被‘运送’的个体更少地倾向于怀疑、质疑或不信任。‘运送’使人更加倾向于将信息识别为真实。”[59]换句话说，高度的叙事性运送损害了一个人的关键能力。

    格林和布罗克注意到，将叙事明确标注为真实或虚构，对它们“运送”读者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评论道：

    一旦读者开始阅读一篇引人入胜的叙事，那么叙事来源（真实或者虚构）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这样一来，不管故事是不是真实的，读者都可能会采纳故事所体现的信仰。因此，当信息的来源可信度较低或者演讲者缺乏有力论据的时候，叙事的这种优势都可以被利用。[60]

    因此，读者或听众越深入了解一个故事，他们就越会停止怀疑，也就越不关注故事的真实性或虚构性。虽然反向因果关系可能是分析能力较低的人更容易被“运送”，但“运送”会减弱分析能力这个逻辑更有意义，而且叙事越有说服力，其读者就越忘乎所以。

    换句话说，一个好故事通常能胜过最铁的事实。2015年9月16日的共和党初选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被问及疫苗的安全性时，参选者之一、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简要总结了大量存在的数据，证明疫苗接种与孤独症之间缺乏相关性。而唐纳德·特朗普却回应说“孤独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然后讲述了一个被他称为“漂亮的孩子”的雇员接种疫苗后患上孤独症的故事。大多数旁听者在这次辩论中支持特朗普；一位记者写道：“特朗普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讲的故事比仅仅陈述事实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61]如果你想说服某人，就用叙事的方式以其大脑系统1为攻击目标，而不是用事实和数据以大脑系统2为攻击目标。

    音乐比叙事更能刺激系统1。听觉信息通过内耳的毛细胞传递到听神经，然后从下脑干传递到上脑干，再从上脑干传递到丘脑，丘脑将有关声音的信息发送给系统1和系统2（见图1-2）。

    图1-2 听觉信息至系统1和系统2的传递示意图

    一对丘脑位于脑干顶部；它们被认为是大脑接收来自下面的感官信息的主要中继站。丘脑直接与系统1相连，特别是伏隔核和杏仁核，它们分别介导愉悦和厌恶。[62]丘脑还向系统2的听觉部分发送声音信息，这些听觉部分包括一部分被称为赫氏回（也称颞横回）的大脑颞叶，及其以外的大脑皮质联合区，它们负责解释声音并使我们有意识地感受到声音。关键在于，听觉与系统2的连接更为间接，因此与系统1相比连接更慢。

    从丘脑到系统1的传导更直接，这意味着，一首令人兴奋的曲调通过系统2到达我们的意识之前，它可以先通过激活伏隔核使我们产生快感；相反，当我们听到电影中的反派或英雄即将到来的厄运所伴随的黑暗小调时，我们的杏仁核几乎立刻燃烧起来。

    因此，音乐可以看作通往人类情绪的一条进化久远的高速公路。由于音乐可以如此有效地绕过我们的系统2而直接作用于系统1，它的说服力自古以来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旋律很可能在句法上早于复杂的人类语言，母亲们会自发地为婴儿唱歌，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宗教仪式和爱国事件都涉及音乐。

    乔治·奥威尔描述了当猪少校用一首《英格兰牲畜之歌》劝诫其追随者反抗农场主琼斯时，音乐对动物农场中的非理性动物的吸引力：

    唱这首歌使动物们激动不已。少校还没唱完，它们就开始自己唱了。即使是最愚笨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一些单词，至于聪明的动物，比如猪和狗，它们在几分钟内就把整首歌记下来了。几次试唱之后，整个农场惊人地爆发出《英格兰牲畜之歌》。牛哞哞地唱，狗哀叫着唱，羊咩咩地唱，马呜呜地唱，鸭子嘎嘎地唱。它们非常喜欢这首歌，连续唱了5遍，如果没有被打断，那么它们可能整晚都在唱。[63][64]

    现实世界中，也许最著名的具有音乐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影片记录了1934年的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这部电影巧妙地将理查德·瓦格纳和纳粹作曲家赫伯特·温特的音乐编排到电影中，除了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演讲片段外，没有任何其他口头叙述。《意志的胜利》给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美国加入二战时，弗兰克·卡普拉在拍摄《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时进行了模仿。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音乐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当时美国的政治竞选广告中开始频繁采用旋律：广告中出现候选人时就在主调上采用欢快振奋的曲调，而出现竞争对手时就采用不祥的黑暗小调（或偶尔采用马戏团小丑即兴表演所用的小调）。

    这类题材的经典之作是2004年乔治·W.布什命名为《狼》的总统竞选广告，伴随着黑暗和沉思的音乐，视频中一群狼蜷缩在草地上，一段旁白开始指责国会民主党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反恐行动不力。音乐学家和传播学学者保罗·克里斯蒂安森评论道：

    虽然图像和旁白增添了广告意义，但它们只是音乐的侍女，音乐传达了大部分情感。这不是普通的音乐，是一种人们在恐怖电影里可以找到的音乐：低沉的嗡嗡声、原始鼓声、刺耳的不和谐和弦声、奇怪的音色，以及别的。[65]

    末日叙事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热衷于悲剧。路肩上多辆救护车聚集在一辆被撞得变形的汽车周围，这会引起围观并影响交通；而同样位置上一辆完好的废弃汽车则不会。“数十名矿工在爆炸中丧生”这样的标题会使报纸畅销，而“情况逐渐好转”这样的标题则不会。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所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66]，很少有小说是通过描写幸福的婚姻和和睦的兄弟姐妹而成功的。

    人类更多地关注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这似乎是人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很多实验，以验证我们对悲剧和厄运的关注。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对一场足球比赛下注，一周后返回，结清赌注并与研究人员一起回顾比赛。那些输了赌注的人比赢了赌注的人讨论比赛时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67]人类对坏消息的关注如此普遍，以至于“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已成为实验心理学的基本准则之一；从进化的角度，关注负面结果会使人类更加关注环境风险，从而带来遗传优势。[68]

    和许多生物进化所驱动的心理现象一样，坏消息更加受到关注，这证明了数字时代的功能失调。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恐怖、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报道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新闻高70%。研究人员指出，Bots（自动运行木马病毒）并没有加速虚假新闻的传播，而操作键盘和手机的人类却做到了。YouTube（视频共享网站）上的“三度亚历克斯·琼斯”现象已经成为媒体学者们之间的一个冷笑话：只需点击三下，就可以将一个更换割草机火花塞的视频，切换成琼斯先生愤怒地诉说桑迪·胡克学校大屠杀是一场“恶作剧”的视频。[69]

    鉴于负面新闻对人类的吸引力，《启示录》能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是最早构建末日之路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于1135年出生在意大利的脚趾地区卡拉布里亚[70]，和他的父亲一样，接受过教育并担任公证人。之后，他在快30岁的时候去圣地朝圣，在那里经历了神灵启示。从圣地回到西西里岛后，他作为隐士在埃特纳火山上生活了一阵子，然后重新穿越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地区做了一名漫游布道士。有段时间，他静下心来研究《圣经》，并在科拉佐的一所本笃会[71]修道院担任职位。他一定是个政治老手，因为他得到了教皇路爵三世[72]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并成功地将修道院转为西多会。[73]随后，他与另外两位教皇进行了商谈，并获得了他们在思想体系上的认可。

    他被数字迷住了，尤其是7和12：圣奥古斯丁的七国时期，创世的7天，以及《启示录》里的7个封印和7个碗；以色列的十二使徒和十二部落。更妙的是，12可以分为7和5，代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和5种感官。他认为，如此强大的数字命理学无疑可以应用于《圣经》解读，不仅可以用来揭示历史或伦理，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

    他也喜欢数字3。他认为，圣三位一体[74]是关键：它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时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诞生；圣子时代，从基督诞生到约阿希姆时代；最后一个是包括了现在和未来的圣灵时代，这个时代将由一位手持宝剑的天使引领。

    偏好数学的约阿希姆还将经文组织成几何图式，他在图式中将历史排列成各种形状，其中包括与历史“侧枝”相连的圆圈和树木。他在《图像书》（Book of Figures）中对此进行了描述。[75]

    现代读者可能会嘲笑这种不科学的数字命理——也就是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所称的“数秘主义”——但中世纪的神学家有一个借口：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是从纯数学中推导出自然界的规律的，其卓越成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熠熠生辉，他应该说过“万物皆数字”这样一句话。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之前，数字在自然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在科学中是这样，在神学中也是。[76]

    用心理学术语来说，我们都是寻求“模式”的灵长类动物。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620年左右，培根观察到人类“具有自己的本性，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存在更多的秩序和规律”[77]。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想寻找各种往往不存在的关联。这种倾向被科学作家迈克尔·舍默称为“模式化”。约阿希姆富有幻想的数字图式就符合人类的这一倾向。[78]

    人类为什么倾向于幻觉模式呢？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在遥远的人类历史中，如果人类错过了危险来临的线索，例如模糊的嘶嘶声或周边视线中黄黑色相间的条纹动物，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高昂，而如果出现幻觉，到处都听到蛇或看到老虎，那么人类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与被蛇咬死或被老虎吃掉的代价相比并不高。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而且在任何具有正常神经系统的生物体上，进化论都支持过度解释数据。[79]

    《圣经》的内容很多，大概有783000个单词，标准印刷版有2000多页，描述了无数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事件，为那些寻求模式和关联的人提供了一个宝库，特别是偏爱数学的约阿希姆，他的历史图式结束在欢乐、自由和丰富的第三时代（即圣灵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信徒都可以直接获得上帝的真理，而不需要以教会为媒介，这种幸福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审判。[80]

    约阿希姆不会用上帝的信息煽动群众，因此他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或号召性的先知，而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圣经解释者。他认为第三时代（圣灵时代）中具有完善的人性和原始共产主义，能够战胜人类的一切恶习，特别是拥有物质财富的欲望，但他不愿意提供有关第三时代的细节信息。他的预言显得有些笼统：“每个人都将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给予：别人所得会比自己所得更令他高兴；比起自己所拥有的，他更在意自己能够给予别人什么”[81]。约阿希姆描述的景象会在地球上逐渐显现，中间不需要插入《启示录》中可怕的异象，因此三任教皇都支持他。约阿希姆认为未来的第三时代最终将修正当前第二时代的缺陷，但是，受第二时代封建社会压迫的群众没有约阿希姆那样的耐心。他们想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推动第三时代的早日到来。

    约阿希姆的数学既具有公众吸引力，又能够运用于各种圣经派别和数秘主义，因此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在他的继承者中，新近崛起了一个方济各会的属灵派，其被日益成功的教会物质主义排斥。对他们来说，数学很简单：《马太福音》1:17[82]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和大卫之间隔了14代人，大卫和巴比伦囚禁之间隔了14代人，巴比伦囚禁与基督诞生之间隔了14代人。因此，第一时代持续了42代，每代持续30年，总共1260年。当前的第二时代同样持续1260年，因此将在公元1260年结束，那时将开始出现持续1000多年的第三时代。

    随着中世纪的发展，衰落的封建主义、逐渐兴起的贸易和货币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又导致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这时产生了大量恶毒的反犹主义末日叙事，其中一个就是与马丁·路德[83]的宗教异端几乎同时出现的德语版本《百章全书》（The Book of a Hundred Chapters）。

    这本书的开始是天使长米迦勒向匿名作者转达来自上帝的讯息：人类激怒了全能者[84]，他即将带来可怕的毁灭，但他决定暂缓；上帝希望作者聚集信徒，等待“黑森林皇帝”的到来；“黑森林皇帝”将带来血腥的启示录式的末日时代，以及丰富的食物和酒。信徒大部分来自受苦受难的穷人，他们参与了一系列广泛的谋杀，尤其对贵族和神职人员。这本书的弥赛亚并没有容忍，而是规定在4年半的时间里每天要谋杀2300名神职人员。[85]

    教会的腐败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厌恶：早在马丁·路德和约阿希姆之前，神职人员，尤其是教皇的肆意挥霍和肉欲之罪早已震惊了基督教世界。路德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成了正确的人。谷登堡大约在70年前发明的印刷机，将复印小册子或书籍的成本降低至原来的约1/30，而维滕贝格[86]的印刷机处于新技术的前沿，不仅可以打印拉丁字母，还可以打印希腊和希伯来字母。

    路德需要贵族支持他的宗教改革，因此他将宗教分歧严格限制在神学上而避开政治。这位伟大的改革者从《罗马书》和《彼得前书》中得到忠告，恺撒的法律仍然必须遵守：“看在主的分儿上，你们要服从人类的每一条法律。”[87]

    虽然路德反对那些寻求社会改革的人，但那些人确实运用了路德的方法。路德不仅摧毁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强大垄断，而且还向所有人展示了印刷机的强大力量。当被质疑布道很少的时候，他回答：“我们用我们的（印刷）书来做（布道）。”[88]

    16世纪初，歉收的庄稼、贪婪的贵族和狂热的路德教徒共同点燃了血腥的民众起义。据说，1523年6月23日，在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6年后，在德国施瓦本地区，位于现代瑞士中部的北方，女伯爵卢芬斯特林根命令1200名农民为她收集蜗牛壳，她可能有大量的线需要蜗牛壳做线轴。而这时农民正忙于农收，女伯爵为了蜗牛壳而进行的逼迫激怒了他们，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德语区、持续两年的农民起义。[89]

    1524—1525年，农民军队与当地贵族的雇佣兵展开了一系列战争，其统称为德意志农民战争（俗称蜗牛战争），这些缺乏训练和武器的农民叛军遭到大规模屠杀，最终大约有10万农民被杀戮。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德意志农民叛军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而这场起义的血腥结局却与宗教有关，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闵采尔的千禧年传教士以及被他迷惑的疯狂的追随者。

    1525年3月，叛军在施瓦本的梅明根镇上集会，提出了12条要求，也就是《十二条款》，并印刷了至少2.5万份副本。只有第一条要求是明显关于神学的：每个城市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传教士，他们将“简单地宣讲福音”，这大概是为了排除拉丁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接下来的十条要求更是关于经济而非宗教的：包括如何支付传教士的报酬，废除农奴制，降低地租，狩猎和捕鱼的权利，以及归还最近私有化的公共土地等。最后一条要求谦恭地指出，如果上述十一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后来被证明与圣经背道而驰，那么它们都是无效的。[90]

    但是，起义后期，闵采尔成了农民军领导人。闵采尔至少阅读并解释过约阿希姆的一篇著作，但人们对他的出身知之甚少。最可接受的猜测是，他生于德意志亚琛城外的施托尔贝格镇，其位于现代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交会地带；他是工匠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也很模糊，几乎没有留下学业记录，有人说他父亲就死在一个腐败贵族的绞刑架上，因此他具有反独裁的末日倾向。唯一可以确认的信息是他大约于1514年被任命为农民军领导人，虽然这种任命不需要大学教育背景，但他的文笔表明他接受过先进的学业教育。

    三年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维滕贝格爆发，闵采尔前往那里，在革命的激情中畅饮。他可能见过路德，甚至在他的讲坛上讲过道；他当然遇到过路德的杰出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顿。起初，闵采尔与路德派并肩作战，对抗教皇的支持者；1520年，路德推荐他接替约翰内斯·西尔维于斯·伊格拉努斯做茨维考的传教士。当时伊格拉努斯要去进修，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学者一起学习。

    在茨维考，闵采尔充分表现出他在神学上偏执的冲动和对建立“千年王国”的狂热。和路德一样，他将天主教神父和修道士称为“庞大的怪物”和“撕裂肉体的女妖”，并开始鼓吹，通过与上帝直接沟通也可以实现救赎，而与圣经无关。[91]这种说法对路德和伊格拉努斯来说都太过分了。伊格拉努斯当时已返回茨维考，并将闵采尔降职到该镇一个较小的教堂。在那里，闵采尔可能受到了茨维考“先知”的影响，这些先知分享给他一些神秘的信仰，包括理想的重要性，以及救赎与圣经的无关性。

    闵采尔进行了煽动性的布道并分发小册子，这导致他被驱逐，先是从茨维考被驱逐，然后是从布拉格和其他多个城市；最后，他落脚在萨克森人居住的阿尔施泰特镇上。在被驱逐的路上，他发展了自己的天启末日主题。1524年，他对萨克森州的约翰公爵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布道，其主要围绕《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之梦；公爵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典故，但是他回应说，罗马教堂和那些支持它的贵族已经取代了但以理的希腊塞琉西帝国；闵采尔更加清楚地向公爵指出，有理想的先知们，通常是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平教徒[92]，但是他们在解释《圣经》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现在都生活在末日前最后的日子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闵采尔宣称自己是新的但以理，他的追随者是“被选者”，他们理解末日的紧迫性，他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观察，而且是为了积极实现它。

    闵采尔布道后，公爵愤而不发地离去。闵采尔继续出版了更多的反教权主义小册子，这进一步恶化了他和公爵之间脆弱的关系。最终，公爵受够了，他强制关闭了闵采尔的印刷机，并将闵采尔传唤到他在魏玛的城堡里，使其接受审讯。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杀，闵采尔离开了阿尔施泰特镇，又在几个动荡的地方逗留后，他成为农民战争的高潮——弗兰肯豪森战役——的叛军领导人之一。

    至此，闵采尔已经说服了自己以及许多追随者，他们相信上帝让闵采尔开启末日。他不仅用自己的“千年王国”理想来说服民众，还引用了多段圣经经文来支持自己。他似乎对《马太福音》第24章印象深刻，这一章讲述了耶稣预言圣殿将被摧毁，随后发生饥荒、瘟疫、战争、地震等全球性灾难。上帝还用基甸之剑武装闵采尔，让他和他的军队战胜处于优势地位的贵族军队，据一位观察者说，他“用他的外套袖子抓住了敌人的所有子弹”[93]。

    受此鼓励，1525年5月14日，农民叛军冲向贵族雇佣军（见图1-3）。但雇佣军仅以6人的伤亡为代价，屠杀了90%的叛军部队，约6000人被杀。[94]闵采尔仓皇逃离战场，但很快被抓获并被带到贵族面前，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后，他被斩首。[95]

    图1-3 1525年农民战争的地标

    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悲惨死亡，只是拉开了这场血腥的世界末日论的序幕而已。在繁荣的波罗的海海上贸易航线上，末日论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欧洲西北部。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1534年2月，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城的气氛狂热，居民们报告说，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太阳，这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被认为与尤利乌斯·恺撒死后出现的预兆相同，预示着将出现像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那样的后三头同盟[1]。

    这一愿景尤其激励了一个被称为再洗礼派的新教教派，该教派反对天主教传统的婴儿洗礼做法，而是对新皈依者施行成年再洗礼。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的天主教徒，他小时候目睹了1534年事件，后来他记录到：“天空似乎张开了嘴，出现长长的裂缝，可怕的火焰从裂缝中闪烁……（农民们）看到这座城市似乎着火了，但当他们赶来调查时，发现火焰不仅没有伤害城市，而且完全消失了。”[2]

    年轻的冯·克森布罗克对街头的疯狂事件感到惊讶，并将再洗礼派描述为：

    ……如此错乱，如此失常，如此被疯狂驱使，他们超越了诗歌中描述的愤怒。他们没廉耻地在市场上跑来跑去，有的头发蓬乱，有的衣服松散，有的头巾在风中飞舞。有些人跳起疯狂的舞蹈，仿佛要在狂躁中飞翔。有些人脸朝下趴在地上，伸出手臂，身体摆成十字架的形状……有些人躺在松软的泥浆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滚。有些人跪下来大声喊叫。有些人睁着闪光的眼睛号叫。有些人口吐白沫。有些人摇头咬牙地做出威胁的表情，有些人捶胸顿足、招摇过市。有人哭，有人笑。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其说我们嘲笑他们的疯狂，不如说是为他们而悲伤。[3]

    托马斯·闵采尔短暂、血腥、笨拙的起义后不到10年，约阿希姆的另一批能力更强的子民在明斯特城企图实现他们狂热的末日愿景，这被称为再洗礼派的疯狂。1533—1535年，他们一度控制了市政当局，后来又在后者的最后攻击下失败。

    德意志农民战争惨败之后，群体疯狂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到了今天的德国西部和荷兰所在地（见图2-1）。几十年来，这个地区在汉萨同盟[4]的推动下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汉萨同盟是一个松散的贸易联盟，沿波罗的海和北海延伸，大致从今天的爱沙尼亚共和国到比利时的佛兰德。上一章所提到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主要源于对社会的不满，但这一场德国和荷兰的民间叛乱是由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再洗礼主义——所驱动的。

    图2-1 再洗礼派疯狂事件的地标

    8世纪末，查理曼[5]已经占领了明斯特城，该地区位于今荷兰东部、德国埃姆登城南部。他派了一位名叫卢德格尔的传教士去改变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并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卢德格尔在当地某处河岸上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该城由此得名[6]。随着明斯特在汉萨同盟经济中日益繁荣，该地区富丽堂皇的主教堂和众多的礼拜教堂使城市景象更加繁荣。

    明斯特城基督教会的繁荣是有代价的：用于支持教会的沉重的什一税落在教徒身上，而神职人员却不需要纳税；修道士们耕种土地，修女们在织布机上工作，他们与当地农民和布料生产商产生了竞争。如此贪婪的教会并不是明斯特城所独有的：在整个欧洲，教会行为点燃了宗教冲突和公众愤怒的火焰。[7]

    再洗礼派本身起源于10年前在瑞士苏黎世开展的一系列晦涩难懂的神学讨论。1519年，一位名叫乌尔里希·茨温利[8]的天主教牧师建立了一座改革宗教堂。茨温利参加了一系列由市议会发起的正式教义辩论，被宣布为获胜者。他们在市议会面前辩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洗礼时间。从逻辑上讲，只有成年人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才能有意义地服从于基督，《新约》中的福音书也是这样描述的。但是，婴儿洗礼是从3世纪就已经确立了的，到马丁·路德和茨温利时期，几乎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毫无疑问的教会做法。

    茨温利在这次辩论中的反对者之一，一位名叫康拉德·格列伯的商人，反对婴儿洗礼——“洗孩子”，因为这些神学后裔长大后可能会轻视它。辩论之后，格列伯为他的一个朋友乔治·布劳罗克施行了再洗礼，然后他们两人开始为其他成年人施行再洗礼。

    当时，这并没有引起什么。茨温利本人也评论说，他和格列伯之间只有很少的神学时间，只讨论了一些“不重要的周围事件，比如应该对婴儿还是成人进行洗礼，基督徒是否可以担任地方法官”[9]。

    但再洗礼派的导火索已经点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条导火索：一条穿过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埃姆斯河、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的河口），另一条穿过明斯特。这两条导火索分别燃烧，直到1534年，在明斯特合并，点燃了历史上最混乱的群体幻想之一。

    梅尔基奥·霍夫曼是一位德国毛皮贸易商，经常来往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间（可以带来丰厚利润），他点燃了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的导火索。他比路德小10岁，在1523年左右获得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职称，并在来往行程中传播主张改革的异端教义。几年后，他对《启示录》念念不忘，开始背离路德的教义，宣扬一场即将来临的末日式善恶大战。

    和之前以及之后的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他热衷于应用自造的末日数学。霍夫曼计算出，基督死于33年，使徒时期[10]持续了100年，直到133年。他认为，由于犹太人的罪行，人类受到了三年半的惩罚；由于巴比伦时期的邪恶，惩罚时间增加了20倍；由于教会对耶稣的疏离堕落，惩罚时间又增加了20倍，总共增加了1400年。因此，世界末日将发生在1533年，这一预言在波罗的海的多个贸易城市引发了暴动和混乱，包括吕贝克、斯德哥尔摩和一些丹麦港口。由于制造了这一系列混乱，霍夫曼被逐出这些城市。[11]

    就其性质而言，再洗礼主义是一种有吸引力但组织分散的神学，其信徒仅仅因为相信成人洗礼而被统一。最终，再洗礼派在整个西欧，尤其是汉萨同盟贸易路线上蓬勃兴起。霍夫曼的启示性再洗礼在低地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东弗里西亚最大的城市埃姆登，其位于德国沿海地区，今荷兰边境以东。

    15世纪末，哈布斯堡人接替勃艮第人开始统治低地国家。此时，这些城市已成为欧洲大陆最繁荣的城市。在路德摧毁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以及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的支持下，当地居民在一种被称为“秘密集会”的小型非官方组织下聚集。这种“秘密集会”是各种宗教派别的温床。

    1530年左右，霍夫曼经过当时宗教改革活动的密集之地——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是再洗礼派中比较温和的瑞士版本的发源地，他将其嫁接到他的末日信条中。1531年，与《启示录》相呼应，他将斯特拉斯堡定为《启示录》提到的144000名神圣信使聚集的地方，并将在该城战胜邪恶势力的大规模围困。他向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请愿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再一次导致他被驱逐，于是他回到了低地国家，对大量成年人进行再洗礼，仅在埃姆登主教堂的一次就有300人。[12]

    1531年12月，神圣罗马帝国当局——低地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抓获了扬·沃克茨，他是霍夫曼的一个门徒，曾在阿姆斯特丹对50名皈依者施行了再洗礼。他们邀请他逃跑，但他选择了殉道，并与9名追随者一起被斩首。为了保护教徒，霍夫曼把宗派的教义改为禁止成人洗礼。[13]1533年，霍夫曼返回斯特拉斯堡，这很不明智。在那里，教会判定他犯有异端罪，罪行相对次要，并将他囚禁在一些条件恶劣的牢房中。他平静地接受了阴冷的新环境，因为他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自己不会在那里待太久。但是，这个很乐观的推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在狱中度过了10年，其间，下面街道的市民偶尔会听到他轻轻地吟唱圣歌，并不断重复：“你们斯特拉斯堡的不敬上帝的经书家们有祸了！”[14]

    霍夫曼入狱后，他的追随者，一位名叫扬·马提斯的面包师来到阿姆斯特丹，宣称自己是先知以诺。令信徒们高兴的是，他又开始了成人洗礼。以诺是《旧约》中在生前就被上帝带到天堂的仅有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个是以利亚，而霍夫曼在此之前已经盗用了以利亚的身份。此外，一些再洗礼派成员以《启示录》11:3~11:12的内容作为证据，证明以诺和以利亚是两个未言明的“被提”见证人。随着时间从1533年进入1534年，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低地国家的信徒被迫将末日时间推迟到1535年，并将地点从斯特拉斯堡北移到宗教上更具宽容性的明斯特。

    1534年3月，至少3000名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教徒试图穿越须得海[15]去往明斯特。哈布斯堡军队阻止了他们，并处决了大约100名异教徒，其余的被当作无辜受骗者放走。在那个时代，哈布斯堡军队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温和的。第二天，几个“使徒”激动地挥舞着刀，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游行，警告说最后的审判将会在复活节前到来；他们被抓住并被杀死。那一年，（荷兰）海牙的哈布斯堡当局已经部署了“飞行纵队”，围捕这些低地国家的再洗礼者，对抓捕到的信徒施行酷刑，让他们在认罪和被处决之间做出选择。[16]

    1535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一群再洗礼者赤身裸体地跑过阿姆斯特丹高呼：“对神不敬者有祸了！”公开裸体象征着在上帝面前忠贞不渝，在明斯特也很常见。最后，拒绝穿衣服的男人被处死，拒绝穿衣服的女人被淹死。（刀和裸行者在荷兰语中留下了两个新词：zwaardlopers和naaklopers。）

    荷兰的许多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再洗礼派暴动，这导致了更多的处决。到1535年中，多达20%的阿姆斯特丹人可能经历过成人洗礼，许多受洗礼者（如果不是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局外人，他们是不断升级的镇压和抵抗（包括几场大规模的激战）下的难民。5月11日，携带武器的再洗礼者占据了该市的一个主要集市，在失败被捕之前，他们大声喊道：“爱上帝的人，加入我们吧！”3天后，当局挖掉了11名头目的心脏。当年夏天，当局割断了一位再洗礼派领袖的舌头，因为他用舌头来布道；然后，当局砍掉了他的右手，因为他用右手洗礼；最后，当局砍了他的头。[17]

    即使对于那个时代，这场对再洗礼者的镇压也显得很残酷，肯定比路德和茨温利的追随者遭受的镇压要残酷。路德和茨温利废除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至少他们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世俗化的政府权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再洗礼派却主张没收集中的财富，特别是集中在教会手中的财富，并否认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再洗礼者还在煽动性的言论中掺入了即将来临的末日这种信念；很多时候，行动会加速灭亡。

    尽管荷兰的再洗礼者众多，但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对荷兰控制得过于严格，他们无法成功；他们需要更温和的政治土壤，这意味着，一个事实上不受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城市。他们发现了明斯特，并在那里点燃了再洗礼派疯狂的第二条导火索。

    许多汉萨同盟的城镇，如但泽和吕贝克，都是所谓的“自由城市”，基本上独立于遥远而日益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在名义上效忠。这些几乎独立的城镇大多由当地贵族统治，例如明斯特由一位“亲王主教”统治。被选为“亲王主教”的代价通常非常昂贵，其需要由当地大教堂挑选并必须经过教皇确认，他们更多的是以封建主的身份进行统治，而不是政教合一的身份。

    1525年，明斯特的亲王主教弗雷德里克·冯·维德由于害怕农民战争，将权力下放给一个由24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名共同市长。与低地国家政府不同，该委员会基本不受哈布斯堡的影响。近10年后，该委员会将成为再洗礼派实施疯狂暴力破坏的楔子。[18]

    再洗礼派将滩头阵地定在明斯特，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归因于贝尔纳德·罗特曼。他于1495年左右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与他的祖先一起被指控犯有巫术罪。小罗特曼被描述为具有“变化无常的、小丑的气质”。由于太穷，他没有上学。他叔叔在明斯特圣莫里斯教堂担任教区牧师，在叔叔的指导下，他成为唱诗班男童，后来以唱歌谋生。到青春期结束声乐生涯时，他已经赚得了在美因茨市学习所需要的钱，并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1529年，他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19]

    1530年左右，罗特曼已经成为一名有说服力的传教士，得到了富有布商贝尔纳德·克尼佩尔多林的资助。克尼佩尔多林还担任协会会长、市议会议员，首先皈依了路德教，后来在罗特曼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秘密的再洗礼派教徒。克尼佩尔多林印刷了罗特曼的小册子。不仅在明斯特，而且在低地国家，这些作品都点燃了再洗礼的火焰。

    现代社会对疯狂的再洗礼派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观察者，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另一位是海因里希·格雷斯贝克。后者是一位皈依再洗礼派的木匠，参与了整个过程，并在最后扮演了一个小而关键的角色。冯·克森布罗克和格雷斯贝克都留下了详细的书面记录，他们在记录中所体现出的个人偏见表明，这些记录看上去是可信的。[20]

    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描述，最初罗特曼忠实地传授天主教教义，但后来：

    渐渐地，他开始将那些看上去与天主教教条背道而驰的教义融入他的布道中。他开始煽动平民对神职人员的愤怒，这吸引了一些渴望新奇事物的市民。[21]

    他在圣莫里斯教堂的上级决定保护他们的信众不受日益激进的观点的影响，因此借给他20个金弗罗林[22]供他去科隆深造学习。他既没有去也没偿还借款；相反，他直接前往了维滕贝格。路德和梅兰希顿的家就在那里。

    1531年，这位年轻的牧师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他作为一位坚定的路德宗教徒，陶醉于作为煽动者的快乐之中，非常善于吸引人群到城墙外的小教堂里。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像尊敬上帝一样尊敬他，听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并深信他的行为都是奉上帝之灵。即使官方明令禁止，他们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跟着他，因为他们渴望听到他讲话，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传教士了，他们蔑视、谴责和诅咒其他人以及所有的神职人员。[23]

    作为一名忠诚的天主教徒，冯·克森布罗克对罗特曼的布道不屑一顾，“与其说是有确凿的论据，不如说是拙劣的诽谤”。然而，无知的平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雄辩，什么是夸夸其谈，他们认为他说得很好。[24]

    此时，罗特曼已被圣莫里斯教堂免去牧师职务，他带领一伙暴徒来到教堂，砸碎了神像，推倒了祭坛，砸碎了一个银杯，焚烧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当局再次驱逐了他，他又一次到了维滕贝格，在那里，他给路德和梅兰希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们俩很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罗特曼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25]

    1532年，罗特曼再次回到明斯特，他开始公开支持再洗礼派的观点。这是一把双刃剑。成人洗礼不仅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也得到了教会的许可。到那时，对于曾经把再洗礼者绑在木桩上焚烧，以及曾经将石头绑在再洗礼者的脖子上并将他们抛入水中，教会已经表现出一丝内疚。用再洗礼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麦基的话说，“有点儿像一个神学笑话”[26]。

    此时，亲王主教冯·维德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并强迫罗特曼停止亵渎神明的行为。罗特曼遵从了几个星期，但随后又不顾一切地给冯·维德写信说：“我问心无愧，因此我毫不怀疑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怜悯。他会保护我，把我从危险中解救出来。”[27]

    1532年2月，罗特曼在该市的一个主要教堂——圣兰伯特教堂的院子里布道，公众被他动摇了，自发地选择以他作为自己的牧师。更重要的是，他在市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他不会再被驱逐。明斯特的宗教热情不仅限于再洗礼；全城的教堂中都有激进的路德派传教士，除罗特曼以外，他们都来自其他城市。

    在使城市皈依方面，罗特曼的成功与低地国家的霍夫曼和马提斯不相上下。罗特曼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布道结束后不久，冯·维德在失意中辞职，他的继任者在被祝圣[28]之前就去世了；6月，没有多少基督教会背景的一位伯爵的儿子，弗朗西斯·冯·瓦尔德克，升任亲王主教。下半年，他封锁了这座城市，而作为回应，再洗礼派成功地突袭了城墙外冯·瓦尔德克的总部，这样明斯特就完全处于叛逆的再洗礼者的控制之下了。1533年2月，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教区教堂可以实行路德教，而大教堂将保持天主教。[29]

    尽管达成了妥协，但明斯特的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特曼的小册子，由富有的布商克尼佩尔多林承销，已经渗透到了低地国家。这些小册子将私有财产列为邪恶的根源：“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共有的，就像今天仍然可以共同享受空气、火、雨和太阳一样，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某些偷窃者抓在他们自己手里。”罗特曼将明斯特描绘成一座富足的城市，它张开双臂欢迎信徒，数百名来自低地国家的可怜人南行至明斯特——再洗礼者口中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城——去朝圣。

    1533年初，天主教徒、传统的路德派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不稳定地混杂在这座城市，其中的再洗礼派不想遵守与亲王主教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从低地国家涌入很多再洗礼者，引发了3月份的特别委员会选举，选举结果是激进的路德派占多数，相当多的再洗礼者占少数，没有天主教徒。[30]市议会对那些在基督大教堂给婴儿洗礼的家庭处以罚款，标志着新的统治开始。

    与此同时，在低地国家，扬·马提斯为一个来自莱顿市的名叫扬·博克尔松[31]的人施行再洗礼。和霍夫曼一样，马提斯是一个冲动、暴躁的传教士，而扬·博克尔松则利用自己的戏剧表演技巧和精于算计的能力塑造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作为一名镇长和一名农奴妇女的私生子，博克尔松一出生就面临着痛苦和失望，父母安排他接受了初级教育，并让他在裁缝店做学徒，但他并不擅长于此。他的一些其他天赋，很快就在明斯特显现出来：金发碧眼的英俊外表，优雅、狡黠、富有演讲造诣和表演天赋。用千禧年学者诺曼·科恩的话说，他利用这些天赋“将现实生活塑造成一部戏剧，以自己为主角，以整个欧洲为观众”[32]。

    1533年末，马提斯派了几名使者前往明斯特，他们于次年1月抵达。其中包括博克尔松，他在前一年夏天来过这座城市。一到那里，他们就发现罗特曼及其追随者已经为城里的大概1/5的成年人施行了再洗礼，该城有多达1/3的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马提斯本人于1534年2月9日来到这里。[33]马提斯和博克尔松的到来标志着两位再洗礼者融合在一起：罗特曼具有说服力的土生土长的明斯特再洗礼主义，以及梅尔基奥·霍夫曼从低地地区衍生的催眠般的末日幻觉。对双方来说，他们抵达明斯特的意义非常明确。用学者拉尔夫·克勒策尔的话说：

    先知派遣使者施洗被解读为上帝正在准备世界末日。在此背景下，战争、瘟疫和通货膨胀，以及帝国的改革，突然成为末日的预兆。[34]

    事情从这里开始发展迅速。再洗礼派让使者到邻近的城市传达信息：到1534年复活节，上帝会回来惩罚恶人，很少有人能活下来；只有在新耶路撒冷城明斯特才能获得平安和救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1534年2月6日，罗特曼为河对岸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表演了一场滑稽戏剧：

    他发表了一场赞美婚姻的布道，并用他演讲中神奇的击槌声打开了修女们童贞的营房。他似乎在敦促修女们去繁殖人类，而修女们对此并不十分反感。接下来，为了让修女们进一步从愚蠢过渡到彻底疯狂，他告诉她们修道院的塔楼及房屋结构将在第二天午夜倒塌，连同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他的神谕带给修女们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欢乐，因为她们的灵魂充满了欲望，憎恨修女的生活。[35]

    这些年轻的修女无处可去，她们认为罗特曼是上帝派来的人，于是带着自己的财产跑去了他的家。整个城市的市民都无眠，迎接末日的到来。

    但是末日没有到来，为了挽回面子，罗特曼利用了一个正符合时机的圣经例子——约拿的故事，约拿错误地预言了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沦陷，全能者出于怜悯而没有责罚他。两个早晨后，再洗礼派的其他成员担心罗特曼的预测能力会使教派受损，于是滑稽地冲过街道，用“可怕的喊叫和疯狂的怒吼”大声宣讲，让不信教的人忏悔，试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信誉。那天下午，扬·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也加入了进来，一次又一次地大喊：“忏悔！忏悔！忏悔！”他们的疯狂感染了其他人，所有人一起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跳上跳下，摇着头，还有的扑通一声倒在泥里。一位再洗礼者骑马疾驰而过，宣布结束，并告诉所有人，他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天使，所有人都将听到天使们的声音。[36]

    这种疯狂激励了再洗礼者，当天晚些时候，500名再洗礼教徒占领了城市市场，后来被主流路德派教徒阻止。但路德教的阻止是短暂的；在2月23日的选举中，再洗礼派最终完全控制了市议会。2月底，武装的再洗礼派向非教徒发出最后通牒：选择接受再洗礼或被驱逐，“从这里滚开，你们这些不虔诚的人！上帝会惩罚你们！”[37]

    再洗礼派摧毁了教堂的祭坛，并花费数天时间掠夺教堂里的金银，还焚烧雕像。他们还收取刻有“DWWF”的铜币，以允许行人通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到了月底，亲王主教的军队开始围攻明斯特城，博克尔松告诉信徒，圣经要求，当末日来临时，上帝准许基督徒不再容忍，并准许他们全副武装去防御。

    第一批被驱逐的天主教徒被允许带走他们的财产，但短缺的食物除外；最后一批离开的人只能带衣服，但衣服上的纽扣和金钩都被没收了。[38]再洗礼派教徒对政变中路德教对他们的反击记忆犹新，他们把愤怒集中在男人身上。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男子预测亲王主教能够夺回这座城市，因此留下他们的女人来守卫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这造成城墙内女人数量过多，很快将产生可怕的后果。[39]

    1月，再洗礼者自愿捐出所有的物质财产——因为世界将会在复活节终结，但是到了3月，市议会开始禁止私人持有财产；罗特曼和博克尔松要求所有的金银和纸币都要上交到市政厅。为了鼓励捐赠，博克尔松宣扬，信徒有三种分类：完全放弃自我的好基督徒；保留部分财产的人，他们需要向上帝祈祷，但是上帝会心存报复；只为了方便而受洗的人，他们什么也指望不上，在末日将会被烧死。

    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把镇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上，向他们大声喊道，仁慈之门已经关上，上帝很生气。那些已经受洗的人被聚拢在一边，剩余的人，总共大约300人，被解除武器，被迫俯伏在地，祈求怜悯一个小时，这期间随时都可能被杀死。然后，他们被带进大教堂，被迫跪祈上帝3个多小时。最后，教堂门外的博克尔松戏剧性地打开门宣布：“亲爱的兄弟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你们将与我们同在，成为圣人。”第二天，他对镇上2000名未受洗礼的妇女重复了这个过程。[40]

    到3月底，这座城市已经经历完一次宗教清洗；大约有2000名天主教徒和未受洗礼的路德教徒被驱逐，人数与从荷兰和东弗里西亚迁移来的再洗礼者人数大致相等，因此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约为9000。但是，该镇的宗教结构以及心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不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天主教徒被更易受到影响的再洗礼者取代，这加剧了已经变得明显的群体幻想行为。此外，对不敬虔者的驱逐和信徒的迁移只会加强“新先知”罗特曼、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所说的“大灾难”的确定性，即末日真的要来了。

    再洗礼者不仅要拥抱未来，还要毁灭过去，因此他们下令销毁所有市政记录，特别是债务分类账簿。狂热者们焚烧路德和阿奎那[41]的书籍；一些家庭和教堂里只剩下《圣经》。最终，博克尔松还对城市的门和街道进行一般性重命名，例如，圣路德门被简称为南门，他还按照字母顺序指派姓名给新生儿。[42]

    这些“新先知”开始残酷地惩罚持不同政见者。一位名叫胡贝特·吕舍的铁匠，在2月份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席位，还对市政记录被毁感到不满。于是他被带到博克尔松面前，先是戏剧性地被赦免，然后戏剧性地被释放，他哭着求饶，但是被一把戟刺中背部。这位身体强壮、肌肉结实的铁匠还没有死，于是博克尔松朝他的背部开了一枪；吕舍被痛苦折磨了8天才死去。[43]

    复活节前不久，马提斯参加了一些朋友的婚礼；他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格雷斯贝克对此做了记录：

    他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拍打着双手，上下点着头，沉重地叹着气，就好像快要死了。最后，他又醒了过来，叹了口气说：“哦，亲爱的父亲，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每一个人，并亲吻他们的嘴唇。他说：“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和妻子一起走了。（那时，再洗礼者还没有很多妻子。）[44]

    1534年，复活节在4月5日到来，但耶稣没有出现，世界也没有结束。那天，马提斯和十几名追随者离开城门，骑着马走向亲王主教的雇佣兵，后者开始屠杀他们。格雷斯贝克记录说，围城者将马提斯的尸体切成100块，玩耍似的用血淋淋的碎片相互撞击，并用一根长矛挑着他的头，然后向城内喊话：居民们应该找回他们的市长。[45]马提斯可能是想吸引耶稣回来，或者，为了完成《启示录》11章中的一段话，即以诺（他自己）和以利亚（霍夫曼，仍被扔在斯特拉斯堡监狱中）的死亡将标志着耶稣的回归。

    博克尔松在乡村传教多年，还在上一年夏天到过明斯特，传教经历磨炼了他戏剧般的间谍技巧。在附近的舍平根镇，据说他通过洗礼治愈了一个生病的女孩，到1534年初他再回到明斯特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很可能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在此之前，他在明斯特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姿态，马提斯去世后，他站在教堂的上层窗户处俯瞰人群，身穿白色长袍，沐浴在烛光中，右边是克尼佩尔多林，左边是迪沃——马提斯美丽而神秘的妻子，历史只记载了她的教名。

    博克尔松告诉群众，马提斯应该被处死，因为他虚荣并贪婪，这让群众大为震惊。博克尔松指了指克尼佩尔多林，并告诉人们，当他住在克尼佩尔多林家时，看到了马提斯血淋淋地剖开了一名雇佣兵的肠子。这名雇佣兵告诉博克尔松不要害怕：马提斯将受到上帝的审判，而他，博克尔松，必须迎娶他的遗孀迪沃。之后，博克尔松再次指向克尼佩尔多林，让他证明雇佣兵说这话的时候他也在场。人群对这一神圣景象感到兴奋，不少人脱下衣服跳舞，所有人都知道了，博克尔松继承了马提斯的职位。[46]

    马提斯和罗特曼还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又一次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必须向信徒解释这个问题。他预言，耶稣现在不会回来，直到新耶路撒冷城清除所有不洁的元素。

    博克尔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煽动家，而且还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他加强了该市本就很强大的防御警戒线，包括双墙、护城河和石制圆形大门。9000名公民面对的是数量大致相等的雇佣兵，因此不允许有累赘：妇女不仅在火药厂协助男子，而且还将亚麻花环浸入沸腾的沥青和生石灰锅中，从城墙上扔到突袭的雇佣兵身上。晚上，博克尔松的人溜进雇佣兵帐篷，割断他们的喉咙，并给幸存者留下纸条，鼓励他们皈依再洗礼派。

    5月25日，博克尔松的部队轻松击退了亲王主教军队的进攻，其中许多人投奔进城（尽管其中6人不久就因酗酒闹事而被处死）。[47]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再洗礼者；当然，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亲王主教军队的失败巩固了再洗礼者对城市的控制。

    7月，博克尔松宣布所有以前的婚姻无效，并命令所有成年人再婚。此时，路德教和天主教留下的女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女性的数量几乎是男性的三倍。因此再洗礼派鼓励一夫多妻制。起初，再洗礼派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的男性疯狂地在城市里四处寻找年轻女性和童女，他们基于一个理论，用格雷斯贝克的话说，“拥有的妻子越多，这样的基督徒就越好。”很快，领导层意识到，由此产生的自由放任的雄性激素已经破坏了城市的稳定。为了遏制这些疯狂男性的行为，他们规定，新娶必须经过主妻的同意，并允许各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离婚。但即便如此，第一任妻子也对他们新扩大的家庭感到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们经常虐待这些新添的妻子。为了鼓励人们遵守一夫多妻制，领导层将最顽固的妻子监禁起来，并斩首了不少人。[48]

    婚姻法引发了一场暴动。大约120名男人抓获了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并指认他们为刽子手，但是一场反击战将这二人又营救了出来。大多数叛乱者都祈求到了宽恕，但博克尔松枪杀、斩首了47名叛乱者，还有少数叛乱者被砍死。除此之外，博克尔松还处决了更多抵制一夫多妻婚姻的妇女。

    8月，亲王主教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他们几乎冲破了内墙，但最终被击退。袭击者遭受了可怕的损失，因为当他们爬向城墙抬起头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死亡形式是煮沸的大锅、木柱和树木，一旦木桩和树木掉落，会立即将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从爬梯上带下。他们中的幸运儿从破裂的外墙逃了回来。之后，亲王主教的军队几乎解散。[49]

    这场胜利鼓舞了博克尔松的精神和气势；他认为自己是大卫王转世，也是这个星球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还英明地推断，这样一个惊人的说法最好是出自他人之口。那年夏初，一位名叫扬·杜森舒尔的跛行金匠从附近一个小镇来到明斯特，他自称拥有预言能力。果然不出所料，在亲王主教第二次袭击失败后，他宣布上帝已为博克尔松施了涂油礼，任命他为国王。[50]

    作为君主，博克尔松宣布明斯特的旧宪法不适合新的神圣秩序，废除了市议会和两个市长职位，并以皇家法庭取而代之。“新耶路撒冷”被重新命名为“上帝的子民”。

    在击退亲王主教的第二次进攻后，邻近的亲王加强了封锁，并任命了一名新指挥官。因此，食物和供应品很难偷运到市里；这位新国王的臣民们衣衫褴褛，慢慢被饿死。博克尔松却一点儿也不担心，他对戏剧和戏服的热情开始高涨。格雷斯贝克这样描述博克尔松：

    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天鹅绒外套，用华丽的丝织布制作成华丽的紧身裤和紧身短上衣，还有华丽的金帽子、一顶带天鹅绒细绳的皇冠、一把配有金鞘的刀、一把配有金鞘的匕首、戴在脖子上的许多金项链……他把世界挂在链子上，就像在他的盾形纹章上挂着的那个金色圆球一样。这像他的盾形纹章一样闪烁着蓝色斑点。[51]

    博克尔松的奢华感还延伸到为他的骑兵装备华丽的衣服，用华丽的丝绸，“制作成半身服装，一只手臂没有袖子，胸部镂空，因此他们在马背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的家仆穿上红色外套，配上灰色或金色戒指，以戒指大小显示仆人等级。[52]

    10月，杜森舒尔将预言中博克尔松的统治权扩展到整个地球，并宣布上帝将吹响三次号角，这标志着该城通往上帝应许之地的旅程开始。1534年10月31日日出前，瘸腿金匠杜森舒尔爬上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吹响了牛角。然后他下楼，继续在街上吹喇叭，其他人则吹奏其他乐器。成千上万的居民费力地走向大教堂广场，男人们扛着武器，女人们抱着小孩和她们最珍贵的财产。更多的号角吹响了，博克尔松骑着一匹白色的种马，全身行头，在20个护卫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后面跟着的是坐在马车里的迪沃王后，她由仆人侍奉着，还有他的另外15位妻子。

    此时，博克尔松已经把没有到来的末日提升到了高级剧场。他命令一位受尊敬的贵族，格拉赫·冯·武伦，带领自杀式冲锋队冲向围攻部队。然后，这位国王让冯·武伦宣布，这只是一次旨在测试他们意志的演练，他很高兴地通知他们，他们已经通过了。博克尔松脱下他的猩红色长袍，摘下王冠，放下君主权杖，和他的“长老们”一起为饥饿的群众提供了一场盛宴。除了给他们供应食物，博克尔松和长老们还与男人们开了一个轻松的玩笑——谈论他们妻子的数量。格雷斯贝克写道：

    只有一位妻子的市民羞愧地坐着。这样的人还不算信徒，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坐着吃喝，兴高采烈。在大教堂广场上，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像马上要死的人，每个兄弟都坐在妻子们旁边，到晚上可以选一位他渴求的人和他一起上床睡觉。[53]

    市民们饱足后，博克尔松站起身来，声泪俱下地宣称，他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将退位。博克尔松刚说完，杜森舒尔就转达了上帝那里传来的消息：上帝命令他和其他26个人一起前往附近的4个城镇传播消息，以加速末日的到来。

    此外，杜森舒尔透露，博克尔松应该恢复其国王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惩罚明斯特城中的不虔诚行为。然后，这位金匠把王冠重新戴在国王的头上，并把他的猩红色长袍和君主权杖还给了他。

    这戏剧性的一幕也许就是博克尔松本人的杰作；他在27名信使及其134位妻子面前，一举提升了自己的权威，摆脱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然后，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宫廷人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每上一道菜前，他的仆人都会大吹大擂。晚餐结束时，博克尔松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在场的人，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上帝命令他把刀和一个被俘的雇佣兵带来。他命令俘虏坐下，被拒绝后，他威胁俘虏说要把其腰斩，而不仅仅是斩首，俘虏未反抗。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后，博克尔松结束了这顿饭。[54]

    27名信使离开了；然后26名信使被抓获并被雇佣兵处决了，除了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格拉斯的人，他因会说拉丁语而没有被杀。这也引起了亲王主教的注意，使格拉斯有机会叛变。[55]

    格拉斯回到明斯特，讲述了他戏剧性地从亵渎上帝的人手中逃脱的故事，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将无价的情报送给了亲王主教：食物和武器已经短缺，这座城市已经分裂，一边是曾经忠诚但现在饥肠辘辘、士气低落的民众，另一边是再洗礼派的精英们，他们的特权使他们能够保持精气和幻想。

    格拉斯离开这座城市之前给镇上的人留下一封谴责信：“现在明斯特正在进行的行为都是一场骗局，因此，我谦卑地祈祷你们最终睁开眼睛——是时候了！注意你们的行为，你们显然违背了上帝和他神圣的话语。”[56]尽管信使们已经被杀，但博克尔松安慰信徒们，信使死亡是上帝的意愿，他派遣了更多的信使到更远的低地国家去招募新的再洗礼者来守卫城镇。为了迎接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下令制造装甲车，以穿越封锁线回到城镇。

    但增援没有到来，第二批信使也杳无音信。这些持续出现的不幸事件，再加上邻近亲王向亲王主教支援了更多的雇佣兵，使他们没有机会再取得军事胜利。罗特曼告诉市民，虽然他们不能依靠外部世界，但上帝会拯救他们。随着食物和资源的日益匮乏，博克尔松削减了军队，转而专注于神学研究。

    1535年1月1日，博克尔松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规定，“只有那些以上帝的话语为导向的政府才能得到保护”，“做出法律决定是国王、他的摄政者以及法官的特权”，“一个不受非基督胁迫的政府不应该受到干涉，即使它还没有接受信徒的洗礼”[57]。

    一群年仅10岁的儿童因偷窃食物或涉嫌叛国而被处决。一位名叫图尔班·比尔的丹麦贵族离城后不久被发现是间谍，三个知情妇女在大教堂广场被斩首。其中一个是克尼佩尔多林的情妇，她没有被纳为妻子，因为她是妓女。被带到断头台上时，她公然谴责克尼佩尔多林的背叛行为；愤怒的克尼佩尔多林抓起一把刀砍了她的头。[58]

    到了复活节，低地国家的救援部队还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宣称，他一直以来都是从精神意义而不是军事意义上定义“胜利”的。当镇上的流浪猫狗都已经被吃掉的时候，饥饿的市民们才被允许离城。

    博克尔松给予民众三四天的离城期限。离城民众的衣服被交换为破布；那些在期限之外离开明斯特的人被抓获并被处以绞刑。还有少数按照期限离城的民众被城外的雇佣兵屠杀，他们的头被挂在木桩上。格雷斯贝克将此解释为“霍布森选择”[59]：“他们仍然选择从城市叛逃，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遭受了如此巨大的饥饿。他们宁愿被杀，也不愿在巨大的饥饿中受苦。”[60]

    几周后，为了节省食物，博克尔松允许男人与他们的某些次要妻子以及孩子断绝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博克尔松也和他的妻子以及孩子断绝了关系。格雷斯贝克观察到，“如果有人出一块面包，那么肯定有一些再洗礼者愿意用一位妻子换回一块面包。当没有面包的时候，法庭就没什么存在意义”[61]。

    这时，雇佣军每天都要将50名男性逃犯斩首，让逃犯中的妇女和儿童挤在围墙外的一块几百码宽、周长4英里的地狱般的土地上，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没有食物和住所。后来雇佣军允许其中的外国妇女和儿童回家，明斯特当地人被拘留，一直到城市沦陷。[62]

    大约5月23日，格雷斯贝克和其他几个人也逃离了这座城市。和以前大多数逃离者一样，他们被抓获了，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杀；就格雷斯贝克而言，由于他年轻、个性讨人喜欢以及抓获他的雇佣兵心地善良，他只是被判入狱。[63]他的成功逃离鼓励了数百人逃离明斯特，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杀了。

    格雷斯贝克在牢房的泥土地上为雇佣兵画了一张地图，勾画出军队应该如何进入城市。6月22日晚，一位名叫“朗斯特里特的小汉斯”的人（曾是围攻者，后来叛变到明斯特，然后又和格雷斯贝克一起逃离明斯特）和格雷斯贝克通过一个小型浮动桥游到一个能够穿过护城河的地方，35名雇佣兵从那里迅速穿过护城河，杀死了熟睡的哨兵，用小汉斯的钥匙打开了大门。在防御者最终关闭城门之前，至少还有300多名雇佣兵沿着又短又细的堤道进入（比起格雷斯贝克，围攻者们更信任小汉斯，也许是因为小汉斯最初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小汉斯带领他们进攻，格雷斯贝克则留在桥上）。重新关闭城门后，困在城墙内的入侵者本来几乎就要被博克尔松的部队消灭了，但他们狡猾的指挥官威廉·施特丁用假谈判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亲王主教的主力兵团涌入该城，并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扫荡剩余的再洗礼者。[64]

    雇佣兵屠杀了600名居民，当他们发现每个人分到的战利品份额为50荷兰盾（相当于今天的1600美元）时，可能存在的任何罪恶感都消失了。再洗礼派护城河首领克里斯蒂安·克尔克林克很快被处决，一起被处决的可能还有迪沃王后。但博克尔松、克尼佩尔多林和另一名副手布伦德·克雷切丁克因各种神学犯罪、盗窃和谋杀的罪名而被慢慢审讯。博克尔松被捕几天后，亲王主教悲伤地问道：“你是国王吗？”博克尔松傲慢地回答：“你是主教吗？”[65]上层领导中可能只有罗特曼逃脱了，而且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1536年1月22日是对博克尔松行刑的日子。按照帝国新刑法规定的程序，两名刽子手用一根木桩附着一个铁圈，圈住博克尔松的脖子使他不能动弹，并用灼热的钳子把他的肉撕下来。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当被灼热的钳子触碰时，肌肉会发出明显的火焰，并因此散发出强烈的恶臭，使旁边的人感到恶心”[66]。

    看到这一幕，克尼佩尔多林试图用脖子上的项圈让自己窒息，但刽子手们用绳子把他张大的嘴牢牢地固定住，并把他捆在木桩上，然后又回到博克尔松身边继续钳肉，博克尔松默默地经受着这种折磨。之后克尼佩尔多林和布伦德·克雷切丁克也经历了这种折磨。然后刽子手用刀划开三个人的喉咙，最后刺中心脏。刽子手把他们直立的尸体塞进铁笼里，然后把铁笼挂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67]他们的骨头在那里保存了50年，街上仍然有这三个笼子[68]。

    明斯特再洗礼派的继承者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今天，成人洗礼的教义主要存在于阿米什和门诺派中，它们既安静又和平。

    第三个大规模的中世纪末日事件发生在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当时整个英格兰都处于混乱之中。17世纪早期，议会与斯图亚特国王之间存在冲突，后者继续宣称国王的神圣权利；而议会不满于查理一世对安立甘宗[69]的支持，其更亲近天主教。

    不过，他们的冲突主要围绕财政问题。查理一世由于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试图用一些非法手段结束议会的财政权力，尤其是筹集“船款”的权利。这是一项古老的皇家税，只在战时适用，而且只适用于沿海城镇。查理一世在和平时期收取议会外税收，并将其推广到内陆社区，引发了三场独立的冲突，其统称为英国内战，最终国王于1649年被斩首。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了短暂的联邦和保护国制。克伦威尔的统治，以及他能力较弱、参与政治较少的儿子理查德的继任，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使查理二世的君主制统治又在1660年得以恢复。

    动荡催生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平等派，主张法治、民主改革和宗教宽容；另一个是第五君主国派，是一个千禧年主义团体，其末日论支持“圣徒”统治，自认为是正义的骨干，但是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一点儿也不民主、不宽容甚至不谦逊。第五君主国派统治英国后，正义者将无法得到休息，因为它颁布了一项神圣法令，授权随后征服欧洲大陆。尽管这两个派别都没有完整地幸存下来，但第五君主国派在1653年短暂存在的“贝尔朋议会”（以一名成员的名字命名）中几乎掌握了政府大权。“贝尔朋议会”是克伦威尔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议会之一。[70]

    自约阿希姆以来，困难时期就会产生大量的数秘主义和末日论算术。英国外交官约翰·佩尔在1655年写道：

    有些人认为，395年是异教终结的时代，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中不存在任何一座异教徒圣殿。在此年上加上著名的数字1260，也就是1655年，是末日的新纪元。另一些人则认为是1656年，因为他们将《创世记》第五章中先辈们的生活时间进行加总，发现从创世到洪水一共经历了1656年，并由此推断，耶稣一定和挪亚一样，在第二年到来。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再等三四年，认为1260这个数字必须从狄奥多西死后、他的儿子们分裂罗马帝国时开始算起。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需要再等11年，我们不必惊讶，这是由数字666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末日时间将在1666年。）[71]

    第五君主国派中一个叫阿里塞·埃文斯的人轻易地做出了最愚蠢的估计。《但以理书》中的“小号角”在书中代表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那么它在当前时期又代表了谁，这是第五君主国派末日论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大多数信徒认为当前的小号角是国王查理一世，这让埃文斯很生气，因为他是已故国王及其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坚定支持者。对埃文斯来说，大主教的名字正标注着世界末日的时间：VVILLIaM LaVD中的罗马数字加起来是1667年[72]。

    在另一领域，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写了大量文章解释《启示录》经文（在他死后，其结集成一本《对但以理预言和圣约翰启示录的考察》），但是他很明智，并没有预测耶稣复临的日期。[73]

    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末日推算，当属一位名叫亨利·阿彻的传教士了。他在1642年出版了《基督亲临统治全地》，一部仅58页的著作，将但以理梦中被石头打碎的野兽重新解释为四个君主国：亚述/巴比伦、地中海/波斯、希腊和罗马。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第五个君主国将由耶稣亲临统治，第五君主国派的名称由此而来。阿彻的计算表明，耶稣将会在1666年或1700年复临。这种模式完全属于新教神学范畴。路德认为第四君主国和野兽都是教皇制的隐喻。[74]

    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都是英国内战以及克伦威尔议会和护国政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基督复临和最后审判事件的被动观察者。在英国内战期间，该派别中最杰出的人物是托马斯·哈里森，他官至少将，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能力。他还担任议会议员，主张进行改革。

    大多数第五君主国教徒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变革，例如哈里森。但是也有少数人并不认同，特别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费克的煽动性传教士，他敦促公众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去迎接一个由“圣徒”——也就是他们这些虔诚的精英——组成的千禧年神权政体。[75]

    第五君主国教徒一开始很顺利，他们（包括哈里森）都参加了战争并在新模范军中担任高级职位，也是1648年克伦威尔清除“长期议会”事件的参与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威尔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接受第五君主国教徒的政治和神学要求，他们之间的联盟开始破裂。1653年，第五君主国派在贝尔朋议会中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维持时间不长，随着议会的解散和随后独裁护国政体的建立，克伦威尔和第五君主国派之间的关系恶化。克伦威尔断断续续地拘留了包括哈里森在内的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但他通常会谨慎对待这些老盟友，没有因为他们的千禧年信仰而处决他们。例如，1654年，那时的哈里森可能已被多达8个不同选区选中进入新议会，他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恢复“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克伦威尔发表了反对意见，拘留了哈里森，然后“温和”警告了他；几天后，又释放了他。[76]

    用历史学家罗杰斯的话说，克伦威尔对待第五君主国派成员“就像对待自己顽皮的、被误导的孩子一样，虽然他们违背了他的意愿，但他不希望他们被监禁的天数太多，哪怕多一天也不行”。[77]

    随着1660年4月查理二世复辟，第五君主国派的幸运终于耗尽。新国王对这群人怀有偏见和仇视。哈里森不仅曾经是查理一世被监禁时的看守，而且在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司法程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他尤其受到查理二世的仇视。6个月后，国王审判哈里森和他的同僚们（弑君者），其中有一些是第五君主国派的成员。大多数人都被判有罪，而哈里森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并被告知：

    在囚车上被拖到行刑地点；在那里，你将被吊起来，活人剖腹，你的内脏将在活着的你面前燃烧，然后你的头将被砍掉，身体将被肢解为4块，由国王陛下随意处置。[78]

    曾经目睹过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记载了10月13日对哈里森的行刑：

    我到查令十字街，去看哈里森少将被拖行、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就在那里，观看的人都很高兴。他很快就被砍成块，头和心被展示给人群，这时人群发出巨大的欢呼声。[79]

    在这次事件中，哈里森的头和4块身体在城里被四处展示，这令国王很高兴。两天后，佩皮斯又目睹了另一位著名的第五君主国派弑君者约翰·卡鲁的死刑执行仪式，他“在查令十字街被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但是，幸运的是，他的身体各块没有被吊起来展示”[80]。[81]

    第五君主国派中的一个小派系，其领导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文纳的制桶工匠。他们一直幻想自己的民众支持率很高，足以通过武装暴动实现耶稣复临。尽管第五君主国派的其他一些更清醒的成员，如哈里森等人认为他们是鲁莽的，但文纳还是在1657年4月策划了一场暴动，不过暴动还没开始，就被揭发了，这证明他确实鲁莽。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文纳及其同伙非常宽容，只是将他们囚禁在伦敦塔；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释放了这些无能的策划者，他们只被监禁了不到两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以及哈里森和其他参与弑君的第五君主国派成员的死亡，刚刚获释的文纳团队感到绝望，决定采取行动。1660年12月，文纳的一个喝醉的同伙向一个名叫霍尔的人吹嘘他即将参加一个“光荣的事业”。霍尔问是什么，他回答：“我们会把查理从王位上拉下来。因为国家应该由圣徒来统治。”霍尔迅速向当局报告了谈话内容，然后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下令逮捕第五君主国派中的其他不满者。

    文纳和他的大约50个同伙没有被逮捕，因此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1661年1月6日晚上（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他们认为第十二夜狂欢结束时城市的看守人都会喝醉），他们闯入圣保罗大教堂，并在教堂外面派了一个守卫，结果这个卫兵很快开枪打死了一位路人，因为当被问及忠于谁的时候，这位路人宣称自己忠于国王。密谋就这样暴露了，文纳那支可怜的小部队在伦敦的街道上被不断壮大的“火车队”追赶，这些“火车队”由城市民兵构成，后来国王的军队也来增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文纳的士兵从人数上远逊于对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殊死反抗。

    塞缪尔·佩皮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简洁地描述了这群人：

    这些狂热分子击溃了他们遇到的所有火车队，把国王的近卫兵赶跑，杀死了大约20人，两次闯入城门；而这一切发生在白天，当全城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总共不超过31人。然而我们却认为他们至少有500人（因为他们几乎在全城的每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他们在海格特地区还待了两三天，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待过）。闻所未闻，如此少的人竟敢做如此多的坏事。他们的口号是“耶稣国王和城门上的头颅”。最终，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被分尸，因为他们在暴力中很难活下来：期待耶稣降临这里，并在此刻统治世界吧。[82]

    最后，文纳的追随者中大约有一半死在追杀中，其余大部分后来被绞死，但国王对文纳和他的副手执行了全套的半活剖腹刑，就像对之前的哈里森和卡鲁那样。[83]

    16世纪和17世纪，北欧人通过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寻求逃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去往一个美好的舒适世界。在施瓦本农民战争中，托马斯·闵采尔只是把末日神学附加在世俗平民起义的基础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疯狂的再洗礼派和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中，从一开始到悲惨结束，都是一场末日事件。

    从18世纪开始，随着一系列金融群体幻觉席卷欧洲，整个国家不再寻求上帝的援助，而是开始寻求玛门的援助。从表面上看，宗教和金融事件似乎属于不同现象，但它们是由相同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驱动的：叙事的诱人力量；人类倾向于幻想本不存在的“模式”；领袖和追随者的过于自负和过度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有一种压倒性的倾向，即模仿周围人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毫无根据或是一种自我毁灭。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们的思想都集中于同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吞并了政党政治：辉格党和托利党停止了争吵，雅各布斯派也停止了阴谋。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家旅店、每一条道路上，谈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在阿伯里斯特维斯，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在布里斯托尔和圣戴维斯，在哈里奇和朴次茅斯，在切斯特和约克，在埃克塞特和特鲁罗，几乎在陆地的尽头，人们谈论的只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只谈论南海公司的股票！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思，1868[1]

    18世纪初，聪明的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留下了一条可怕的金融混乱足迹，这对20世纪90年代那些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中幸存的人来说非常熟悉。互联网股票只会伤害数百万投资者；但劳损害了整个法国对银行业的信心，这是更严重的打击。

    劳是苏格兰人，出生于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爱丁堡金匠世家，他的父亲、叔叔和三个兄弟都是金匠。到他1671年出生时，古老的“金匠”职业已经演变并伪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银行业。

    劳的直系祖先生活在苏格兰岛，但当时的苏格兰与未来那个雄伟、贸易自由的不列颠岛完全不同（当时，苏格兰仍然独立于英格兰）。17世纪初，英国人口仅为法国的1/3，比1348—1349年黑死病暴发前的人口还要少。劳时代的英格兰弱小、不发达，当时还卷入了一场弑君性国内战争。当时英格兰在公海上的业务不仅涉及商业，还涉及海盗和走私。随着1600年左右大型贸易组织的建立，大规模国际贸易开始缓慢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当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拉着从新兴香料贸易中赚得的金银驶入伦敦时，商人们遇到了一个后勤问题：英国没有银行系统，因此没有可靠的地方存放财富。金匠们的职业就是对客户的贵重物品进行安全储存，他们提供了最合理的替代物，即证书。商人们将贵重物品交给金匠后，会收到金匠的证书。关键是这张纸质证书可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它起着货币的作用。此外，金匠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创造出超过他们所持有金银（铸币）数量的纸币。

    也就是说，金匠可以印钞。

    只有最虚伪、目光最短浅的金匠才会只制作和颁发证书给储户；大部分金匠都制作纸质证书并以高利率借出。即使是借给信用最好的人，借款年利率也常常会超过10%（尤其当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在那10年里，借出证书比发放证书给储户更赚钱，而且只要金匠仍有偿付能力，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存在。

    只有在证书持有者没有一次性全部赎回的情况下，这条菊花链才能正常运转。假设金匠的保险箱里有10000英镑的金币，他发行了价值30000英镑的证书，1/3的证书颁发给金币的主人，2/3的证书颁发给借款人。如果持有证书的人要求取出价值10001英镑的黄金或白银，那么不管他们是借款人还是最初的储户，金匠都可能被毁掉。更糟糕的是，如果证书持有者怀疑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金匠办公室不断壮大的队伍将足以引发挤兑，从而推翻整个纸牌屋。在本例中，证书与铸币的比率为3:1；该比率越高，运行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是最谨慎的金匠/银行家也可能陷入崩溃；1674—1688年，发生了四次有记录的“金匠挤兑”；1677—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期间，伦敦金匠/银行家的数量从44人下降到12人左右。

    实践当中，金匠/银行家们发现2:1的比率——每接收1英镑存款，向借款人发放1英镑贷款——是相当安全的。这一体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它预示着弹性货币供应的诞生，而弹性货币供应量可以根据借款人对贷款的渴望和债权人的放贷意愿进行调整。当借贷双方情绪高涨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扩大；当他们感到恐惧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收缩。这种纸币数量扩张的现代金融术语是“杠杆”，即纸质资产总额与硬资产的比率。[2]

    银行的杠杆推动了现代金融狂热。在欧洲，它产生于17世纪，导致各种过山车般的泡沫和泡沫的破灭。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里，金融创新产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工具，每一种都只是在稍微不同的伪装下进行杠杆操作，并成为接连出现的各种过度投机的导火线。

    作为英国金匠的继承者，约翰·劳从小生活在一种英国式的银行体系中，纸张可以像稀有铸币一样发挥货币的作用。但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然抵制纸币的概念；在17世纪之交，纸币让很多普通人觉得可笑。

    到了1694年，年轻的劳厌倦了肮脏、贫穷、处于中世纪晚期的爱丁堡，来到伦敦。他改名为博·劳，在城市里尤其是经常在赌桌上游荡。他与一位名叫博·威尔逊的人为了一个他们都感兴趣的年轻女人而展开决斗，最终他杀死了博·威尔逊。经过审判，劳被判绞刑，然后获得缓刑，然后再次被判绞刑后，逃跑了。1695年初的《伦敦公报》写道：

    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王座法庭囚犯，最近犯有谋杀罪，26岁，瘦高个，皮肤黝黑，身材匀称，身高6英尺以上，脸上长着麻子，大鼻子，声若洪钟，从上述监狱逃跑。无论是谁能够控制并将他送回上述监狱，都将立即获得由王座法庭支付的50英镑。[3]

    17世纪末，囚犯们比今天更容易“逃跑”，而劳的朋友，可能是得到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默许，安排了他的逃跑。[4]上述身体特征描述属于故意误导，因为劳的鼻子并不大，肤色白皙。

    最初，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的数学能力震惊了周围的人，在赌桌上受到欢迎。但是，把劳称为赌徒，对他的能力来说并不公正。即使在今天，定量能力和专注能力在二十一点的牌桌上也很有用。300年前的赌场的效率较低，冷静计算的回报更为丰厚。这吸引了一些欧洲最聪明的数学家参加这种机会主义游戏，其中最著名的是亚伯拉罕·棣莫弗，他的机会学说构成了现代统计学的重要基础。[5]一位熟悉劳的人写道：

    如果你问我劳的消息，那么我只能说他从早到晚只和玩纸牌的人在一起。他赌博时总是很开心，每天都会提议不同的游戏。他向所有能连续投6个6的人出价10000块亮片，但如果他们投不到，那么他们每次都要给他一块亮片。[6]

    由于连续投6个6的概率是1/46656（1/66），劳的出价一定会获胜（在第10000轮6次投球之前，他输球或付款的概率为19%）。此外，只要有机会，劳都会充当纸牌的“银行家”，他可以扮演赌场而不是客户的角色，无论什么样的特定游戏规则，他都能利用一点儿统计方面的优势。[7]

    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当劳离开法国时，他从赌场赢来的钱总计几十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8]然后他去往荷兰，在那里，他研究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该城市新证券交易所的尖端业务。他还访问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熟悉了那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行体系。

    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不信任国家管理机构，因此法国几乎不存在银行体系。攒下来的里弗尔（法国古代货币）放在床垫下或袜子里，而不是放在银行里，经济急缺资金。[9]劳赞叹于意大利和荷兰的先进金融体系，并努力使之为法国带来好处；在大约10年的欧洲大陆游历中，劳将自己从职业赌徒转变为经济学家。尽管当时经济学家这一术语还没有出现。

    劳直观地认识到以稀缺金银为基础的货币供应不足是如何扼杀欧洲经济的，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是如何刺激欧洲经济的。他早已熟悉私人发行纸币的概念，但以他在荷兰银行业的经验，他认为由中央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才能解决货币基础不足的问题。

    劳的这种充足的纸币供应能够刺激经济的直觉，可以通过3个世纪后华盛顿特区出现的婴儿合作社的著名故事（至少在经济学家中非常著名）来理解。这种合作社涉及婴儿保育服务的交易。最流行的方案之一是使用“代金券”：一种票证，每张代表半小时的婴儿照顾时间；因此，一对想要看三个小时电影的夫妇需要使用六张票证。

    此类代金券/票证方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通中票证的精确数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华盛顿特区有一家这样的合作社，由于它印制的票证数量不多，因此家长们就把它们收藏起来。许多人愿意照看孩子以赚取票证，但愿意花票证请人照顾自己孩子的人很少，因此每个人晚上出去的时间都比自己原本想要的少。

    在华盛顿特区，许多父母都是律师，正如律师们惯常做的那样，为了解决问题，他们通过立法强制要求个人花这些票证。但在经济领域，通过立法解决问题往往会失败，本案也是这样。于是一对经济学家夫妇说服合作社印刷并分发更多的票证。家长们有了充足的票证，所以晚上会出去玩儿更长时间。[10]

    同样，劳的金匠/银行业背景和经验告诉他，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是铸币短缺，除了其他措施，印刷纸币可以弥补铸币的短缺。劳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几乎从17世纪初金匠/银行家发明弹性信贷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认识到，扩张纸币可以刺激经济。1650年，也就是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称为“野蛮遗迹”的3个世纪之前，王室官员威廉·波特就指出，流通中有限的铸币数量意味着：

    尽管世界上的仓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装满商品，但是你将会看到，由于支付能力不足，商人们进货的速度慢于他们为商品找到销路的速度，而接下来，如果人们由于极度贫困而无法从商人手中买走商品，那么贸易的大门将会关上，其结果就是财富的大门会关上……反之，如果所有人手中的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增加，那么（商人们就不需要囤积货币，只要一有货币，他们就会买进商品，并将其摆在货架上），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手中的钱越多，商品贸易就越多；而这种贸易的增加将增加财富……因此，财富的关键在于增加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而不是囤积货币。[11]

    法国以及劳的祖国苏格兰的银行体系远比荷兰和意大利更为原始，因此，法国和苏格兰的经济运行不佳。罗讷河谷纺织业的恶劣状况给劳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制订了一项通过发行纸币为工厂、托儿所、面包房和作坊融资的计划。1703年底，他认识的一位法国驻都灵大使，将他的建议转述给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侯爵，但后者婉拒了他。

    新年前后的某个时间，劳回到了苏格兰，那里的情况更加变化无常。早些时候，在1695年，苏格兰议会将该国的远洋贸易垄断权授予苏格兰非洲和东西印度群岛贸易公司（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达里恩公司”）。公司计划在巴拿马地峡的达里恩建立一个贸易前哨站，以缩短从欧洲到亚洲的贸易路线。该公司向达里恩派出了两支探险队，第一支探险队由于计划和供应不善而遭遇失败，而第二支探险队的成员则被西班牙人屠杀。

    1699年，该哨站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苏格兰银行不得不暂停营业。银行的经营困难使劳感到悲痛，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经济思想，写成了两本作品：《土地银行》和《论货币和贸易》。前者提出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后者是一本详细而精辟的书，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的许多概念埋下了70年的伏笔。

    劳开始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深入思考货币的本质。他认为，真正的货币应该有7个基本特征：价值的稳定性、同质性（也就是说，它可以以固定单位交易）、易于运输性、各地统一性、易储存而不损失价值性、可分割成更小或组合成更大的货币量，以及拥有一个关于其价值的印章或标识。[12]

    劳认为土地正符合这些标准，与土地挂钩的纸币将优于锚定白银的传统货币。在今天看来，这种以土地为单位的货币概念似乎很奇怪，但在18世纪早期，它是有道理的。大约从1550年开始，白银从秘鲁和墨西哥的巨大矿场涌入欧洲，这导致其价值贬值。相反，表示一块土地的证书可以根据其未来粮食、水果或动物产量的总和进行估价。此外，白银只有少数几个限定用途：货币、珠宝和器皿或工业用途。相比之下，土地在支持纸币的同时，还有各种广泛的农业用途。[13]正如劳所写，“土地产生了一切，但白银只是产品。土地的数量不会增加或减少，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的数量可以增加或减少。因此，土地的价值比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更为确定”[14]。

    劳逐渐将他的货币概念扩展到了土地之外，包括了那个时代最伟大公司的股票，特别是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格兰银行，他认为，这些公司的利润应该比白银更稳定。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劳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体系本身会给那些价格带来致命的不稳定性。

    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先驱，劳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货币是不存在的，易货是交换的主要形式，这时，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前期大量的货币开支。用劳的话说，“这种易货状态下几乎没有贸易，也很少有手工生产者”。［劳的“贸易”一词具有现代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意义：指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我们现在认为，劳认为货币时代之前是易货阶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交换是通过互相赠送和积攒记号来完成的，这些做法的经济效率比易货更低。］[15]

    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在金属货币的基础上运行，但金属货币太少。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货币短缺，人们就可以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这会妨碍制造业发展：

    人们会问，如果各国的管理良好，那么为什么它们不自己加工羊毛和其他原材料？是因为在货币短缺的地方，工人的工资很低吗？答案是，没有货币就没有人愿意工作；而且，在货币很少的地方，其几乎不能满足国家的其他需要，因为人们不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同一枚铸币。[16]

    在第三个阶段，当货币和信贷充裕时，国家繁荣。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0年前刚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以发行钞票。[17]银行周期性地增加和减少钞票供应；劳观察到，“随着英国货币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年均值也增加了；随着货币的减少，年均值也随之减少”[18]。

    劳首次描述了一个被称为“循环流动”模型的经济概念（他的理论核心），这在他的《论货币和贸易》中有数页解释。该模型可以想象为两个同心圆，货币从一个所有者向另一个所有者以顺时针方向流动，而商品和服务则逆时针流动。

    劳设想了一个孤岛，它由一位领主拥有，该领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1000名农民，这些农民种植农作物并饲养动物，其产出占岛上产出的100%。但制成品不能在当地生产，而是通过出口多余的谷物以换取制造品进口。

    此外，岛上还有300名没有工作的贫民，他们靠上帝和农民的施舍生存。为解决这种悲哀状况，劳让领主印刷足够多的货币，用于建立工厂并雇用300名贫民，工人的工资将用于购买农民的粮食。这将增加农民交给领主的租金，领主可以继续用租金支付工人工资。

    正如现代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劳将他的例子做了概括：

    贸易（也就是现代术语中的GDP）和货币相互依赖：当贸易衰退时，货币减少；而当货币减少时，贸易就会衰退。权力和财富依赖于人的数量以及国内外商品的储存数量；而这些又依赖于贸易，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因此，贸易和货币两者之间会产生直接和必然的影响；损害其中任何一方都将损害双方，权力和财富都将是不稳定的。[19]

    劳提出一个由苏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案，但这个方案被苏格兰议会于1705年投票否决了。两年后，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根据该法案，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样劳在苏格兰就面临着生命危险，因为他本应在伦敦被监禁和处决。劳请求安妮女王的赦免，但被拒绝，于是他逃回了欧洲大陆，在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辗转10年，然后于1715年在巴黎定居。[20]

    那时，他又一次被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拒绝，他的另一个在都灵开设银行的计划也被萨伏依公爵否决。接下来，他大胆地寻求路易十四的支持。到1715年夏天，路易十四已经统治法国72年，这是欧洲君主至今的最高纪录（伊丽莎白女王必须活到98岁，也就是2024年，才能超过路易十四的在位时间）。路易十四正打算批准劳的建议时却患上了坏疽，他明确地告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我的侄子，我让你成为王国的摄政王。你将目睹一个国王在坟墓里，而另一个在摇篮中；你要永远记住前者的记忆和后者的利益。”[21]英俊、迷人和富有的劳获得了摄政王的支持，并最终说服摄政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尝试。

    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已经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濒临破产。劳曾试图组建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但受到摄政王的限制。1716年，他成立了“私人通用银行”，正如其名所示，这是一家私人企业，总部设在劳的家里，劳成为一位新加入的法国公民。

    当时，只有5个国家——瑞典、热那亚、威尼斯、荷兰和英格兰——发行了纸币，但其不能用于日常小规模交易，因此法国人对私人通用银行的纸币持怀疑态度。[22]新银行成立之初，劳就立即规定，新纸币可以与流通中的黄金和/或白银一对一兑换。由于当时的法国长期资不抵债，经常发行不足值的金属铸币，因此新纸币的价值比当时流通中的金属铸币要高。为了吸引富有的客户并增强信心，他将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开展了一些“亏损业务”，包括免费兑换外币和按银行纸币面值兑换铸币业务，而不是按低得多的（高折扣的）普通的政府纸币价格进行兑换。[23]

    由于票面价值得到了保证，劳的银行纸币和服务所具有的优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如劳预测的那样，纸币供应的增加提振了王国经济。

    劳的下一个目标是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最初于1684年获得特许经营权，后来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而获得法属美洲的贸易垄断权，但由于未能成功利用这些垄断权，其经营者安托万·克罗扎于1717年将特许经营权交还给了国王。现在，由于私人通用银行的成功，劳声名鹊起，他承诺通过让密西西比公司买断王室的巨额债务来拯救国家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劳通过投机买卖公司股票，本已惊人的赌博财富更是成倍增加。

    为了使密西西比公司承担起王室的债务，他让王室扩大他的垄断权，垄断与中国、东印度群岛和“南海”（赤道以南的所有海域）的贸易。但几乎所有的相关贸易路线都已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之下。[24]因此，密西西比公司对于这些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毫无价值。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劳的新金融体系的魅力。

    密西西比公司承担了王室的巨额债务，主要是以公民国库券的形式，国库券当时的利率为4%。由于王国的财政状况很脆弱，国库券的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其面值；劳承诺，他的计划将使国库券的交易价格达到面值，这对王室来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1718年12月，劳成功地使他的私人通用银行升级为国家银行，即“皇家银行”，该银行完成了货币流转链条：新银行将发行纸币，以支付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纸币将用于购买国库券，从而减轻国王的战争债务。难以理解的是，国库券也可以直接用于购买公司股票；由于国库券是债务，公民用国库券购买股票意味着国库券的消失，这进一步改善了王室的财政状况。[25]

    劳的权力使他沉溺于与银币的斗争，他将银币视为国家的经济锁链。硬币被抛弃，纸币被引进。早在私人通用银行存续期内，政府就已经允许公众用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支付税款。1719年初，皇家银行在法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在这些城市，高于600里弗尔的白银交易必须用银行纸币或黄金进行；禁止使用银币支付。到1719年底，皇家银行已经买进了大部分的国库券，国家债务的消失进一步鼓舞了这个国家的动物精神。

    随着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上涨，银行印制了更多的纸币以满足对股票的需求，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纸币发行。很快，第一个记载翔实的全国性股市泡沫正在形成。冒失的货币扩张并不完全是劳一个人的作品，也受到了摄政王的影响。劳理解螺旋型通货膨胀的特点，但摄政王并不理解这一风险，他只是被该计划的成功鼓舞。

    以所谓的“永久资本”运营的现代公司，这只是一种花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0亿美元，那么将通过销售股票来筹集大部分资金；如果费用预测准确，那么该项目将随后完成。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并非如此。该公司的股票不需要以全价直接购买，而是以认购的方式，以现金支付10%的股价。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股份，购买者只需支付10%的股价和20个月的分期付款（或“催缴股款”，每笔5%）中的第一笔，即只需要支付股价的15%。催缴机制是金融杠杆的一种早期形式，如果价格上涨15%，投资者的首期付款价值就翻了一番，它会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价格下跌15%，那么投资者将被清出市场。因此，催缴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保证金债务的祖先，而保证金债务是随后出现许多金融崩溃的原因，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29年。[26]

    为了满足对公司股票的需求，劳的银行发行了更多的股票；查尔斯·麦基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至少有30万人申购这5万份新股，劳在坎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热切的申购者。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股东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公布，在此期间，公众的焦急情绪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要在劳家门前的街道上等待数小时，以了解结果。最后，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整条大街。为了避免平民人群的推挤，贵族们在邻近的房子里租了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位新财神爷散播财富的神庙附近（见图3-1）。[27]

    图3-1 约翰·劳的巴黎

    人们很少谈论其他事情，几乎所有有幸拥有股票的贵族都忙于买卖股票。坎康普瓦大街的租金上涨了15倍。

    劳对拥挤的人群感到厌倦，于是逃到他在旺多姆更宽敞的住所，但那里也很快挤满了人。这引起了议长的愤怒，因为议长的法庭就在旺多姆广场上。最后，劳搬到了苏瓦松酒店，那里有一个足够大的花园，花园可以容纳几百个帐篷；拥有该房产的幸运贵族以每月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每一个帐篷。

    麦基回忆说：“如果在某次会面中，摄政王让贵族们等了半个小时，那么他们会被激怒，但他们愿意等6个小时得到一次与劳见面的机会。”[28]一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劳对女士的殷勤，她故意让马车在劳面前翻车，劳不出所料地过来救助：她很快就承认了这是她的小伎俩，劳被她逗笑，于是给她签发了股票。拘谨的麦基提到了另外一个会让读者“微笑或脸红”的情节，但没有描述它，只是害羞地提到了一封奥尔良公爵夫人写的信：

    劳太忙了，日夜不得休息。一位公爵夫人在众人面前吻了他的手；如果公爵夫人吻了他的手，那么其他女士会如何？[29]

    其他观察者也证实了麦基的描述。1719年9月，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办事员向伦敦报告说：

    坎康普瓦大街是他们的交易场所，从清晨到深夜，这里挤满了亲王和王妃，公爵、贵族和他们的夫人等，总之，这里在法国非常有名。他们出售房地产、典当珠宝，以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一周后，这名办事员又写道：“这个镇上的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股票买卖的。目前，法国人的脑子不会转向任何其他事情。”[30]巴黎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泡沫期间，人口膨胀，城市不可避免地受到食品、服务和房地产价格飙升的负面影响。这种气氛高涨的环境下产生了“百万富翁”一词，其被普遍用来形容幸运的股东。[31]另一份大使馆报告写道：“昨天有人告诉我，一家商店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出售了80万里弗尔的蕾丝和亚麻布，主要是卖给一些以前从未穿过蕾丝的人；诸如此类的报道每天都如此令人意想不到，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难以相信。”[32]

    泡沫通常结束于看似很小的扰动，然后迅速崩塌。震动发生在1720年初，当时孔蒂亲王因没有买到足够多的公司股票而被激怒，为此，他派出了三辆马车，去皇家银行（卖出纸币）换取铸币，这些铸币本应是银行发行新纸币的基础。劳当时担任法国财政部长，不能在公众面前拒绝这一糟糕的请求，因此他做了次好选择：他向摄政王抱怨，摄政王强迫孔蒂撤销这一要求。敏锐的投资者意识到亲王所提要求和摄政王默许拒绝背后的含义：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大大超过了其黄金和白银储备。随后发生了对该银行的全面挤兑。

    劳现在面临着一个危急的选择。他可以通过减少印刷纸币来保护货币币值，但这将损害股价；或者他可以通过印制更多的纸币来保护股价，而这将加剧本已猖獗的通胀。前一种做法将保护法国；后一种做法将保护贵族投资者。

    起初，劳选择保护货币，从而保护国家，或者他认为是这样。1720年2月底，陷入绝望的劳和摄政王开始禁止使用铸币进行交易，并将私人拥有的铸币限制在500里弗尔以内；此外，还禁止囤积银制器皿和珠宝，并招募告密者和经纪人来强制执行这些可恶的新规定。随着仆人背叛主人，父亲背叛儿子，国家的社会关系网开始瓦解。

    由于社会如此混乱，两周后，劳转而保护股价，从而保护富人，他提出每股出价9000里弗尔，这意味着需要印刷更多的银行纸币。到那时，里弗尔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明显，到5月份，他通过两个步骤让里弗尔贬值了50%。1720年后期，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他宣布大面额纸币价值为零，抹去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包括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和纸币在内的整个系统经通胀调整后的价值下降了约87%。对纸币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最后一击是在那年秋天，瘟疫肆虐马赛，并威胁到巴黎，这进一步动摇了金融信心（见图3-2）。[33]

    图3-2 1719—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

    至此，劳不仅耗尽了银行资本，也耗尽了他的政治资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摄政王允许他体面地离开巴黎，即先去巴黎郊区，然后出国。此时，他谋杀博·威尔逊的罪名已经获得王室的赦免。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劳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四处奔波，逃避债权人，其中最著名的债权人是伦敦德里勋爵。1719年9月，劳与伦敦德里勋爵下注，他认为密西西比公司将损害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价值，因此承诺未来将向伦敦德里交付大量EIC（东印度公司）股票，这有效地“做空”了EIC的股票（“做空”就是押注股价下跌）。但是，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的伦敦孪生兄弟）期间，EIC的股价飙升，同时劳的体系又使法国货币相对于英国货币大幅贬值，这个赌注对劳来说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赌注。[34]

    尽管劳已经成为奥尔良公爵的政治负担，但这位摄政王仍然珍视他的才华，如果摄政王没有在1723年去世的话，那么可能会将劳重新召回巴黎。最终，劳于1729年在他深爱的威尼斯病逝，遗留下的主要财产是大量艺术收藏品，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但总的来说，他是幸运的；而未来的泡沫主角往往会有更悲惨的结局。[35]

    密西西比公司确实拥有过一片美洲土地，就是后来的路易斯安那州。但在18世纪早期，该地区人口不足，而且流行疟疾病。为了给这片领土招募定居者，为公司的新大陆经营做准备，劳制作了欺骗性的小册子，将该地区描述为人间天堂。广告宣传失败后，劳又开始征募数千名男女白人囚犯以及非洲奴隶。

    违反纪律的士兵、名门中的害群之马、乞丐、妓女以及任何毫无戒心误入巴黎的农民都被强行运到了墨西哥湾沿岸。那些自愿去的人可以得到免费的土地、饮食和前往新领土的免费交通。[36]

    路易斯安那州所谓的“首府”，在现代的比洛克西和莫比尔[37]之间交替，不过是一处仅有几百名定居者的恶臭营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721年公司倒闭后逃往新首府新奥尔良。[38]

    两个世纪以来，劳一直被描绘成一个无赖。最典型的是丹尼尔·笛福[39]（以“迷雾先生”的笔名写作）写给那些希望获得巨大财富的人的建议：

    迷雾先生说，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除了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很简单，你必须佩剑，杀一两个花花公子，被关进纽盖特监狱，被判绞刑，然后越狱，假如你能做到的话，记住，顺便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转做股票经纪人，发行一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搅动一个国家的泡沫，那么你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伟人；如果你有好运气，那么根据一句古老的英国格言——一旦你敢做一个记录在案的流氓，你可能很快就有希望成为一个贵族。[40]

    经济史学家们对他更为宽容。在劳的时代，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不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这种想法在当时似乎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可笑的。但今天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将货币供应量建立在矿山或珠宝盒中的金属量的基础上更加愚蠢。例如，金本位制的权威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发现，各国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顺序与它们放弃硬通货（指金属硬币）的顺序恰好一致。[41]从本质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叮当仙子[42]的经济中，因为每个人都相信纸币幻觉，所以它运转良好。就像穿越海格力斯之柱[43]航行、死于地中海之外的远古水手一样，劳的体系——一种群体幻想——由于缺乏经验而走向了失败，但也照亮了未来的路。

    密西西比泡沫传染了整个欧洲大陆。狂热时期，顽固的威尼斯人不再反对合股公司[44]；有一些合股公司开始热情地发行股票，但后来随着巴黎灾难的消息南下而消失。荷兰也不愿落后于法国，紧随其后，进行了44次股票发行，其中有30次的价格几乎立即翻了一番。在稍欠发达的欧洲地区，贸易公司像野花一样遍地开花，然后迅速消失；18世纪欧洲股票发行中有整整40%的比重发行于1720年。[45]

    法国泡沫在伦敦最响亮的共鸣来自约翰·布朗特爵士，他出生在正确的时代。1689年，他25岁，英国在这一年继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这一年，荷兰政权持有者威廉三世应英格兰新教势力的邀请进入英格兰，并以国王的身份登上王位，结束了英格兰斯图亚特君主制时代。

    在此之前，英格兰没有“国家债务”，只有国王及其家人的私人债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时，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侄子欠了伦敦银行家约100万英镑，没有偿还一分钱的利息或本金。[46]由于王室不偿还贷款的风险一直存在，银行家们就理所当然地收取高利率，这压制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建立，国王放弃了原有的神圣权利，权利不受限制的问题得以解决，这立即使政府债务对银行家来说更具有吸引力。这反过来又更普遍地降低了利率；由于相对安全的债券不能获得高回报，投资者寻找风险更大的投资机会。这引发了未来10年合股公司的繁荣。

    布朗特是一位浸信会鞋匠的儿子，曾当过撰稿人（也就是从事法律和金融文件的写作，是一个传授房地产和金融活动内幕知识的职业）。借着这个职业，他进入一家小型商业企业集团，该集团包括一家亚麻布企业和一家伦敦供水公司。随后，他又受雇于一家最具野心的新合股公司——剑锋公司。

    起初，该公司生产先进的法式剑杆，但很快就将业务扩展到土地投机和政府债务交易。（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是与泡沫有关的金融诈骗的一个特征；近3个世纪后，安然公司也从一家枯燥沉闷的管道公司和发电厂蜕变为一家期货交易巨头，直至风险暴露。）

    1710年，布朗特的商业头脑引起了英国财政部长罗伯特·哈雷的注意，他请布朗特帮助解决国家巨额债务问题。与法国一样，英国的巨额债务也是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布朗特确实有那么一两个办法。他对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这也将成为他的招牌方法：政府将发行利率为6%的传统债券，债券中含有彩票，奖金从20英镑到高达12000英镑不等。债券的发行非常成功，这推动了一项更具吸引力的计划——“200万人的冒险”：一种复杂的分层彩票，起价100英镑，连续五次抽奖，最高奖金不断增加，分别为1000英镑、3000英镑、4000英镑、5000英镑，最后是20000英镑；每次抽奖，都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回报，以此让输家留在游戏中。

    这些投机项目的成功使哈雷更加大胆，他于1711年成立了南海公司，目的是接管英格兰的所有巨额债务，他本人担任董事，董事会中有很多剑锋公司的人，包括布朗特。[47]作为承担政府债务的交换条件，南海公司与密西西比公司一样，获得了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但事实上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南美洲，而且该公司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有与西属美洲贸易的经验。作为获得这项“垄断”权的部分交换条件，该公司承担了1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南海泡沫正是在对法国体系的恐惧和嫉妒中产生的，它与巴黎泡沫几乎同时发生。但1717年密西西比公司承担法国国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学习了此前南海公司对英国国债的承担。自1711年南海公司获得经营权的8年里，用承担政府债务换取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这种交换规模一直很小；但到了1720年，飞速发展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以及数千人涌入的坎康普瓦大街，让英国人羡慕不已。当年法国泡沫吹得最大时，丹尼尔·笛福在巴黎街头写道：

    你们，英格兰的迷雾先生们，在伦敦的你们是一群迟钝、冷漠的家伙；而在巴黎的我们喝着勃艮第酒和冒泡的香槟。你们连巴黎人民的一半聪明都没有。我们这里有清新的空气与柔和的火焰。100可以积累到2000，现在的股息为40%。[48]

    由于担心英格兰会被法国波旁家族所设计的金融永动机压倒，南海公司和议会设计了一个类似的体系，由南海公司承担更多的国家债务（约310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主要形式是年金。有人提议，这些债务的持有人，即年金受益人，应该自愿将这些政府债券转换为公司股票。

    当然，年金主要持有人是英国公民，他们从中获得收入。年金持有人必须得到一个有吸引力的报价才肯卖出，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刺激他们的大脑边缘系统，让他们相信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涨。

    南海公司出售了各种形式的股票。最典型的一种，是卖出一份票面价值（签发时的价格）为100英镑的股票，从年金持有者那里换取100英镑的年金。股票价格越高，公司越受益，因为这使公司能够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股票。例如，如果股票价格上涨至200英镑，公司就只需卖出比100英镑价格时少一半的股票，并保留剩余的一半股票；如果价格上涨到1000英镑，公司就将保留90%的股票。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更受欢迎，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是所有泡沫的核心特征。

    现在，差不多3个世纪后，布朗特和哈雷对心理学的掌控的本质变得更加清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强大的方法，利用了非常古老的人类现象：人类偏好于“正偏态结果”——概率很低但是回报丰厚，即使所有回报的均值为负。例如，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买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这张彩票的结果是50%的概率获得3美元，50%的概率什么都得不到，即它会产生1.5美元（0美元和3美元的平均数）的回报，平均损失率为25%。然而，许多人会买另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它有1/2000000的机会获得3000000美元，这意味着平均赔付额也是1.5美元（3000000/2000000），平均损失率也是25%。[49]

    换句话说，哈雷和布朗特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贪婪之地的道路：大脑边缘系统强大的奖励预期电路。这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曾经让远古狩猎者获利，但在金融领域是有害的。

    正如我们所知，在南海的垄断权几乎没有价值，但这并不妨碍该公司散布最捕风捉影的谣言。麦基写道：

    他们提到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所有西属殖民地可以自由贸易；从波托西-拉巴斯[50]矿中开采的丰富的白银将被运到英国，英国的白银将几乎与铁一样充足……与南海进行贸易的商业公司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公司，每投资100英镑，将为股东带来每年数百英镑的收入。[51]

    为了确保议会同意该计划，南海公司向议员们贿赂股票，该计划通过后，这些股票大幅升值。1720年4月14日，首次允许以现金形式出售股票；两周后，首次允许公众用年金换取股票；此时股价已从年初的120英镑上涨至约300英镑；到了6月，达到1000英镑以上的峰值。布朗特设计了极其复杂的细节，将这场200万人参加的冒险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部署了不同级别的股票连续认购，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最后，如前所述，股价越高，公司买进政府债务时向持有人提供的股票数量就越少，从而更多股票掌握在布朗特及其同僚们手中。[52]

    与法国泡沫相比，英国泡沫有四个特征。首先，法国泡沫几乎完全围绕一家公司的股票，但英国泡沫中，受当时普遍的乐观情绪所鼓励，还存在很多其他企业的上市股票。麦基列出了不少于86家被称为“泡沫公司”的英国企业，而随后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数量更是翻了一番。虽然大多数企业筹资都是为了实体经济，例如修建公路、房屋以及建立进口商品贸易，但也有很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头发贸易”、“永远转动的车轮”、“热风烘干麦芽”以及“将水银转化为可锻性精炼金属”。当代现存的一些资料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筹资项目，其中有许多可能是虚构的，比如一个“大脑的空气泵”，或者“抽干红海的水，找到犹太人离开后遗弃在埃及的宝藏”，或者，最著名的是“为了一项大有裨益的事业；但没人知道这项事业是什么”。[53]

    南海泡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英国泡沫公司的杠杆程度极高。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需要15%的首付类似，南海公司股票的首期付款仅为10%~20%，其余部分将在后续催缴中缴纳。而泡沫公司的杠杆率则高于南海公司，也就是说，它们的初始认购价格较低；有时，一先令[54]可以认购一股价值1000英镑的股票（占规定购买价格的0.005%）。因此，泡沫公司的资金非常匮乏，经常会快速破产。但是，仍有少数公司资本充足，管理良好，得以生存，其中包括两家保险公司：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

    股东们的财富疯狂增加，对公众产生了诱惑。麦基写道：“公众的思想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酵状态。人们不再满足于谨慎而具有可靠利润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赚钱缓慢。明天将拥有无限财富的希望，使人们今天的行为无所顾忌，挥霍无度。”[55]

    18世纪早期的伦敦可以看作两个独立的部分：西面是威斯敏斯特区，是政府所在地，有议会大厦、圣詹姆斯宫和为白金汉公爵新建的白金汉宫；东部是商业中心，即“伦敦金融城”，其就是皇家交易所，首都的商业精英们也在这里从事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商业活动：交易羊毛、木材、谷物和无数其他商品（见图3-3）。

    图3-3 南海泡沫时期的伦敦地标

    股票经纪人受到商业人士的鄙视，在皇家交易所大厅里不受欢迎，被赶到一条聚集了很多咖啡馆的狭窄小巷，这条小巷夹在伦巴第街和康希尔街形成的锐角中，被称为“交易巷”。

    通常情况下，“金融家”们在咖啡馆兜售股票，投机者在那里排队。股票的认购价格通常非常低，然后，买到股票的投机者匆忙来到附近的“交易巷”，通过股票经纪人的斡旋，他们把股票卖给更大的傻瓜。1720年春夏之交，这里的景象和巴黎坎康普瓦大街一样疯狂：哈克尼出租车供不应求，人们即使打到了车，也可能被堵在狭窄的街道上。卖咖啡的商人挤在像乔纳森、加洛韦和山姆这样的咖啡馆，小偷们也很猖獗；在巷子里比在王宫里更容易找到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一位律师将此过程描述为“更像是所有疯子同时从疯人院逃了出来”[56]。

    和巴黎一样，投机助长了普遍的价格膨胀。乔治一世国王举办了全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生日聚会，公司的董事们拆除了豪宅以建造更大的豪宅。在现代金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房地产价格都是年租金的5~20倍；而1720年，伦敦房地产的出售价格是年租金的45倍，这一比例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期间的比例接近。[57]南海的热情也见证了泡沫的另一个特征的诞生：证券投机成为一种时尚。在投机活动达到高潮时，伦敦的社交场合从圣詹姆斯宫和威斯敏斯特宫（即议会大厦）向东转移到伦敦金融城；在那里，一群贵族女士在“交易巷”附近租了一家商店，“闲暇时间里，当经纪人外出时，她们追捧中国瓷器”[58]。这种兴奋也不仅仅限于贵族：
    还有德鲁里巷的年轻妓女，
    她们通过在豪华马车里的交易，
    通过放荡，
    骗走他们赚得的金子。[59]

    这种氛围不利于理性决策。投机在贵族中最为热烈；6月，接近顶峰时，忧心忡忡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建议乔治国王将价值8.8万英镑的公司股票兑现为现金，这位粗鲁的国王将艾斯拉比称为懦夫，但艾斯拉比坚持己见，最终国王将其持有的约40%的股票转换为安全资产。[60]

    南海泡沫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肇事者越来越狂妄；密西西比事件中的肇事者约翰·劳一直保持了他与生俱来的礼节，但他的英国同行不是这样。虽然我们可以将布朗特或艾斯拉比形容为轻信的或虚伪的人，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从一开始，商业社会便将财富等同于智慧和正直；拥有财富的人喜欢听到别人说他们具有卓越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伴随着在金融领域内的成功，他们获得的财富和奉承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产生一种侵蚀自我意识的自负。更糟糕的是，巨额财富往往更多地来源于欺诈，而不是智慧和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奉承会腐蚀灵魂，正如布朗特身上所发生的那样，他这时已经演变为现代狂妄自大CEO（首席执行官）的原型。有一本作者不详的小册子，可能是作者在布朗特倒台后不久写的，描述了南海公司崩溃前不久，布朗特去往时尚度假胜地坦布里奇韦尔斯：布朗特去往坦布里奇韦尔斯的装备多么华丽，那里对他有多么尊重，他在那里表现得有多么傲慢，他和他的家人在谈到这个项目时怎样称之为“我们的项目”[61]。小册子的作者描绘了一幅经典画面：

    （布朗特）在他任期的前几个月里，除了他自己，从未允许任何人就（公司交易）做出提议；法庭记录中也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会议记录，而只有他口述的内容。他明显地塑造了一个先知的形象，用一种强调和异常激烈的语气说话；他习惯于摆出威严的姿态，斥责那些对他所说的任何话有一点点反对的人，并竭力教导人们。他所说的好像都是出于心血来潮，说的话类似于：“先生们，不要惊慌，你们必须坚定、果断、勇敢地行动。我告诉你们，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和你们有关。欧洲所有的钱都将集中在你们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向你们缴纳贡金。”[62]

    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塞勒所指出的，从南海泡沫到互联网泡沫，都常常会唤醒其主要人物的狂妄自大：

    伟大金融家所做的计划可能会成为投机狂热的催化剂，金融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其野心变得无限大。一方面，其获得大众面前的成功和普遍的奉承；另一方面，私人事务管理越来越混乱甚至出现欺诈；这两者之间出现鸿沟。[63]

    布朗特策划了对南海公司股票的操纵，包括从认购金中借出部分资金以购买股票。他不仅通过在价格上涨到接近最高值时卖出股票而获利，而且还秘密地向自己、朋友和许多议员增发股票，其中一些是欺诈性的。

    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引发了结局。1720年6月，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暴跌，布朗特害怕英国其他泡沫公司会抢占南海公司的资金，于是在南海股价达到峰值时推动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该法案要求新企业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才能成立，并将新企业的股东数量限制为5名；布朗特还让法院起诉了3家现存的泡沫公司，因为它们违反了公司章程。

    就像在巴黎一样，布朗特的狂妄也蔓延至其他人。如麦基所写的，一位导演，“十分骄傲的无知富人，曾说过要用金子喂他的马”[64]。普通民众也是这样：“通过成功的赌博而暴富的无知的人，他们傲慢专横，让真正有教养和思想的人尴尬，黄金竟然有能力在社会中提拔不值得被提拔的人。”[65]布朗特对其他竞争性泡沫公司采取的行动，使自己反受其害，不仅刺破了泡沫公司，还刺破了南海公司；截至10月底，其股价已从峰值1000英镑跌至210英镑，到1721年底，跌至150英镑以下（见图3-4）。[66]

    图3-4 1719—1721年南海公司股票价格

    第四个特征，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格局和范围。约翰·劳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只关注自己的私利；他真正希望通过革命性的信贷扩张刺激和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布朗特的计划很狭隘，他想通过南海公司把信贷塞进自己的口袋；当信贷扩张从南海公司扩展到其他企业时，他开始努力限制信贷，目标达到了，但这不仅摧毁了其他企业，也摧毁了南海。但从国家的角度看，布朗特计划的狭隘性使金融部门受到的损害相对短暂，这也成为南海泡沫仅有的优势，区别于法国那样灾难性的银行业崩溃、全国性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长期持续的对银行的恐惧。[67]

    此外，与密西西比公司不同，南海公司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空洞的承诺。即使在18世纪早期，其内在价值也可以做出合理估计。首先，它持有年金受益人（现在是公司股东）提供给它的年金，这些资产的价值大约为每股100英镑，也大约是泡沫破裂后的结算值。

    南海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1707年西班牙授予安妮女王的西属殖民地（《阿西恩托[68]条约》）奴隶贸易垄断权，这在其假定的业务量中占据了最大份额，而根据与西班牙的条约，授权仅限于一艘装有500吨货物的“年度船舶”，这实际上排除了新大陆产品贸易。然而，新大陆产品贸易几乎对南海公司没有意义，因为公司专门从事于金融，而不是国际商业；可恶的是，其中一名董事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使用公司500吨年限额中的60吨，被当场抓获。到了1714年，也就是泡沫破灭的6年前，由于实际贸易业务没有利润，因此公司退出贸易业务；40年后，该公司以仅仅10000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其《阿西恩托条约》的权利。[69]最后，公司的新大陆投资价值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投机者关心的不是奴隶贸易或糖贸易中的利润，而是那些股票买卖的利润，这些股票的价格似乎涨到了天价。

    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哈奇森的律师兼议员进行了当时最复杂的股价计算，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该公司股票的报告。幸运的是，其中一个报告写于1720年6月，正好在繁荣达到顶峰之前；报告建议，股票市值应该是该公司年金资产价值的两倍，也就是200英镑。而当时，股价已经是740英镑；他预言“现在就应该停止当前的这种疯狂”。结果，疯狂又持续了几个月；7月，股价已经达到每股1000英镑，哈奇森以这个价格估算出该公司的总价值几乎已经是英格兰所有土地价值的两倍。[70]（20世纪80年代的东京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当时东京皇宫的泡沫价格能买下整个美国加州的土地。）[71]

    第二年，在受害选民以及被骗议员的推动下，议会开始调查股价崩溃以及布朗特、他的同僚和政府内部人员积累的巨额财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成为替罪羊，他被迫辞职，被关进伦敦塔，还有另外6名议员被驱逐。南海公司一直运作到1853年，不是作为贸易公司，只是作为政府债务的持有人。国王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是没有被制裁。[72]

    一些人提出要监禁甚至绞死南海公司的董事，但董事们在被短暂监禁后勉强避免了这种命运。议会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用以补偿项目受害者；布朗特保留了他18.7万英镑资产中的5000英镑，悄悄地退休并到了巴斯[73]，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杰出的后代宗系，其产生了包括主教和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在内的很多虔诚的后裔。[74]

    《泡沫法案》是在狂热达到顶峰时通过的，该法案不仅阻止了其他公司的进一步投机，而且也无意中导致了南海公司的沉没。该法案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未来，对狂热及其崩溃的记忆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在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和宽松信贷的鼓舞下，在发起人、公众、媒体和政客的推动下，市场的动物精神将再次崛起，从而再次产生一波狂热，使这场18世纪初的狂热也相形见绌。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20世纪50年代初，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对中世纪群体末日幻想和18世纪金融狂热的传染性进行了研究。

    阿希让大约6个男性参与者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他们正在接受视觉感知测试。他给所有人看了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条固定长度的直线，比如说英寸[1]。然后他给他们看了第二张卡片，上面有三条线，其中一条线的长度也是英寸，另外两条线的长度稍有不同，比如3英寸和英寸（见图4-1）。参与者被要求在第二张卡片上选出与第一张卡片上长度相同的线条。这项任务需要一定的专注力，但也很容易，正常情况下受试者选错的概率是1%，连续参加12组配对实验全部正确的概率是95%。

    图4-1 阿希实验中所用的卡片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心理学实验都需要对受试者撒个小谎。这项测试根本不是关于视觉感知的，每组只包含一个真实的受试者。其他参与者实际上是阿希博士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坐在桌子中间附近，这样尽量缩短他与陪试者们的平均距离。

    测试中这个真正的受试者要么最后一个回答，要么倒数第二个回答，因此在回答问题之前，他已经听到来自陪试者们的多个答案。当陪试者们答案正确时，受试者的表现与单独参加测试时相似，所有12组卡片的正确率为95%。但是，当陪试者们故意回答错误时，受试者的表现结果会急剧变差。他们中只有25%的人在12组配对中选择正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的人在12组卡片配对中全部错误。[2]此外，受试者在各组实验中表现一致：如果一个受试者在前6组实验中深受陪试者错误的影响，那么他在后6组实验中也将受到类似的影响。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受试者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实验结束后，阿希博士采访了这些受试者，他们的回答发人深省。容易被影响的人担心他们的视力或心理处理能力正在衰退；其中一个受试者说：“我知道这群人不会错。”[3]即使是那些不易被影响的人也对自己与大多数人的分歧感到不安，并感觉到可能别人是对的，其中很少有人能对自己的答案完全确定。

    引人瞩目的社会科学实验往往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阿希博士的例子就是如此。在他的实验之后的几十年里，其结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教科书甚至学术文献中，这也恰恰表明了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4]

    实际上，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些细微差别。在存在误导性陪试者的情况下，超过一半的受试者的答案是正确的，即非一致性。此外，即使只存在一个答案正确的陪试者，也能显著降低受试者的错误率。对阿希实验的更精准的总结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影响，但25%的受试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么，很容易想到的是，阿希已经找出了那些最容易受到金融泡沫或世界末日信条影响的人。

    阿希博士的结果尤其显著，因为估计线长这种实验几乎不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打哈欠也是这样，人们对这种话题往往没有什么情感驱动的想法。当然，正如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并且已经被实验证明，打哈欠是有传染性的。在正常、完全清醒的受试者中，传染性打哈欠不仅可以通过其他人的哈欠诱发，还可以通过打哈欠的视频诱发，即使打哈欠的人的嘴巴已经被遮住。奇怪的是，只显示嘴巴的视频并不能引起打哈欠。[5]

    在情绪饱满的时候，人们的从众性会提高。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出了一个警告，即目睹别人的变富会产生有害影响，这一警告也适用于阿希博士的实验：在实验室里成功地抵抗了社会压力的人，在现实中却可能无法抵抗充满情绪的群体幻想。

    模仿不仅仅是一种最真诚的恭维，它对我们的生存也至关重要。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物种必须要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种适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上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洲人的皮肤比北欧人更黑，因为深色皮肤可以保护底层组织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相反，浅色皮肤可以在阳光较少的北纬度地区更有效地生成维生素D。

    第二种适应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正如进化心理学的先驱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理查森指出的那样，在亚马孙河雨林生存所需的技能与在北极生活的人所需的技能大不相同，他们：

    必须知道如何制作几十种基本的工具——皮艇、保暖衣、倒钩鱼叉、油灯、用皮毛和雪搭建的住所、防止雪盲症的护目镜、狗拉雪橇以及制作这些工具的工具……虽然我们是相当聪明的动物，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皮艇是一种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物体，设计一艘好的皮艇，意味着需要找到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部分组合。[6]

    换句话说，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北极人用当地存在的原材料制作皮艇，那么你几乎不可能会制作皮艇。亚马孙本地人所需要的各种其他技能也都是如此。人类从白令海峡迁移到亚马孙河只用了不到1万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在此之前一定进化出了准确模仿的能力。用博伊德和理查森的话说，能够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人类不得不：

    进化（文化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能力——北极的皮艇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喷枪——这是一种适应更新世时期的混乱、快速变化世界的高超能力。然而，创造这种好处的心理机制必然伴随着内在成本。为了获得社会学习的好处，人类必须是轻信的……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橡皮艇和喷枪这样奇妙的改编作品。问题在于，对这种容易适应的传统的贪婪，很容易导致不适应的情况以某种方式出现。[7]

    在过去的大概5万年里，人类物种已经从非洲诞生地传播到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北极海岸到热带，再到广阔太平洋中的各个孤岛。晚更新世时期，人类物种从北极之地向麦哲伦海峡迁徙，在这期间能够适应如此多样的环境，这依赖于人类精确模仿的能力。但是，人类在石器时代的许多适应性已经不适合于现代世界，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富含能量的脂肪和糖对我们的吸引力，在我们的进化史上，脂肪和糖曾经是稀缺的，可以帮我们维持生命，但现在作为廉价垃圾食品存在，并威胁人类健康。同样地，我们某些古老的模仿倾向也常常不适合于现代，用麦基的名言来说，会给现代社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群体幻想的传播还助长了另一种古老的心理冲动，即人类具有压制与日常信仰相矛盾的事实和数据的倾向。1946年，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提出了所谓的“平衡状态”范式，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大量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数据。想象一下，你认识一个叫鲍勃的人，你和他都对某种能带来一定情感分量的物品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相比，哪一款更加高级。

    如果你很欣赏鲍勃，并且你俩都认为苹果手机更好，那么你就会感到很舒服；你现在就处于海德所说的“平衡状态”。类似地，如果你认为苹果手机更好，但是鲍勃喜欢他的安卓手机，并且你认为鲍勃是个无知的浑蛋，那么你也处于“平衡状态”，因为你对鲍勃的负面评价能够使你驳斥他的相反观点。[8]但是，如果你欣赏鲍勃但在手机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你就处于一种让自己不舒服的“不平衡状态”。

    如果你对鲍勃的欣赏只有一点点，或者如果你对手机不太在乎，那么你可以忽略自己的不适。但如果鲍勃是你最亲密的朋友，而你在一些更具情感分量的事情上（比如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问题）与他存在强烈分歧，那么你就必须采取行动解决欣赏鲍勃和政治分歧之间的不平衡。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种不平衡状态会增加背内侧前额叶的活跃性。背内侧前额叶是位于额头中部上方两个脑半球的大脑区域。此外，这种活跃性预示着人们对鲍勃或唐纳德·特朗普的看法将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背内侧前额叶停止烦扰你，你就必须改变对其中一个人的看法。[9]与此相反，当受试者得知专家同意他的观点，即达到平衡状态时，大脑的另一个部分，腹侧纹状体，位于两个脑半球深处的成对结构，就会被激活。[10]这一区域能接收多巴胺神经元的密集性输入，而多巴胺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神经递质。

    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1841年的初始版本中，麦基写到了南海泡沫：

    企业，像伊卡洛斯一样，飞得太高，融化了翅膀上的蜡；和伊卡洛斯一样，她也掉进了海里，当她在海浪中挣扎时，她认识到她最适合的地方是坚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她没再尝试过这么高的飞行。[11]

    但写下这些话后的几年内，金融市场证明麦基是错的，因为投机的伊卡洛斯将再次飙升，这一次将围绕第一条蒸汽铁路的兴奋和混乱，相应的金融狂热将使1719—1720年的南海泡沫也相形见绌。很少有作家能比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更好地描述蒸汽机爆发前的人类状况：

    1801年，一个关键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马的速度更快。没有任何人、制造品、蒲式耳小麦、大块牛肉，信件、信息，以及任何形式的想法、订单或指示能够移动得更快。没有什么能够比马更快了，就杰斐逊[12]的同时代人所知，没有什么将会比马更快。[13]

    1851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弗朗西斯的经典记录见证了英国的铁路网建设。他将近代交通状况描述如下：

    用来运送农产品的机器，结构粗陋，既沉重又笨拙。即使道路状况还可以，移动（这些机器）也很困难。如果道路状况不好，那么它们要么被沼泽吞没，要么掉进堤坝中：有时，它们陷入泥泞的道路中太深了，根本无法逃脱，必须要等到温暖的天气和炙热的太阳到来才可以。几个月以来，产品都无法进入市场，水果在产地腐烂，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市场上却远远供不应求……人们发现，出口到国外要比把农产品从英格兰北部运到南部的成本更低。将商品从伦敦运送到葡萄牙比从诺里奇[14]运送到伦敦更容易。[15]

    用蒸汽动力代替人力、牲畜和水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托勒密希腊人，据说他们用蒸汽动力来打开和关闭一座亚历山大神庙的门。1712年左右，英国发明家托马斯·纽科门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该机体积庞大，效率低下，只能用于煤矿的排水，因为煤矿的燃料非常丰富。因此，詹姆斯·瓦特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而是完成了一件更巧妙、更有效的事情：通过在纽科门的设计中增加一个外部冷凝器，制造出一种燃料效率高的装置，其可以在远离煤矿的地方使用。这一创新让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说出了那句名言：“先生，我这里卖的是全世界都渴望拥有的——动力。”[16]

    在接下来的25年里，瓦特首先使用笨重的发动机驱动船桨，然后不断缩小发动机体积，到1801年，发动机已经缩小到足以让理查德·特雷维西克将之安装到陆地马车上；到1808年，他已经在伦敦尤斯顿广场附近提供了价格为5先令的乘车服务。早期的装置由软铁制成，非常脆弱，那时一位技师的妻子不仅必须在凌晨4点醒来给发动机加燃料，还必须用她强壮的肩膀使发动机运转。[17]

    18世纪之交，乔治·斯蒂芬森，诺森伯兰（位于英格兰北部）一个不识字的蒸汽机看管人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但与父亲不同，他在夜校学会了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而且将自己的天赋用于逐渐提高早期蒸汽装置的效率。拿破仑战争让英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干草价格的高昂暂时推动了蒸汽动力对马力拉动矿车的代替，但直到1818年，斯蒂芬森才说服纽卡斯尔地区附近达灵顿的矿主，修建了一条通往25英里外的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蒸汽轨道线，于1825年9月开始使用。尽管轨道线非常短，但是后来在经济上非常成功。[18]

    新铁路技术震惊了世界：1825—1845年，英格兰经历了至少三次铁路泡沫。第一次泡沫紧随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线的建成。斯蒂芬森早期的发动机并不可靠，运营的最初几年，煤炭车和客车经常需要马来牵引。但随着发动机的改进，多达59条铁路线列入修建计划。[19]

    第一批项目在议会中遭到了不小的反对，因为《泡沫法案》（南海事件的遗留法案，此时已经有百年历史）规定，所有的公司组建都必须由议会批准。最积极的反对者是运河和收费公路的经营者，他们认识到铁路运输会对自身利润造成损害。他们及其爪牙告诉公众，发动机的烟雾会杀死鸟类；发动机的重量会使其无法移动；发动机的火花会把货物烧成灰烬；老人们会被碾死；受惊的马会伤害骑马的人；马会灭绝，燕麦和干草种植户将会破产；狐狸会消失；而且，被噪声干扰的奶牛将停止产奶。[20]

    1825年，议会废除了《泡沫法案》，但普遍存在的金融恐慌以及落后的发动机技术，阻碍了更多项目的开展，经过1825—1826年的一番议会波折，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花了4年时间才建成，于1830年9月15日正式通车。它长35英里，是当时的工程奇迹，需要建造64座桥梁并挖掘300万立方码[21]的土壤。

    这项非凡的新技术有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激起了那些想要先下手为强的人的贪婪。这种刺激在1836—1837年达到顶峰。一位记者写道：“我们的语言开始受到（铁路）影响。人们用‘加蒸汽’表示‘打起精神’，用‘铁路速度’表示‘很快的速度’，并以小时和分钟估计距离。”[22]新闻报道提到，一位商人在早晨坐上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车，当天就能运回150吨棉花，并以巨大的利润出售，然后重复这种做法。“不是支持者，而是铁路的反对者被认为是疯子。如果这是一种狂热，那么这种狂热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23]约翰·弗朗西斯写道：“1836—1837年的这几个月将长久地被商业人士铭记。数千人关注并将资本投入计划中的公司。”[24]

    和其他泡沫事件一样，利率下降进一步增强了新技术的吸引力，因为利率下降能使投资资本更加充裕。25年前，拿破仑战争引起的借贷需求提高了利率；1815年利率达到顶峰时，一个富有的英国人通过购买政府债券使其索维林金币[25]的收益率接近6%。在接下来的30年里，利率下降到3.25%。[26]当投资者不满于安全资产的超低利率时，他们就会抬高那些潜在收益更高的风险资产的价格。著名记者（也是《经济学人》的编辑）沃尔特·白芝浩在描绘英国铁路泡沫破裂后的一代人时写道：“约翰·布尔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但他忍受不了2%的利率。”[27]换句话说，低利率是泡沫萌芽的沃土。

    低利率，加上这一时期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成功，重新点燃了铁路投机：“媒体支持这种狂热，政府也做出了许可，而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铁路立刻成为一种时尚和狂热。英格兰规划了各条铁路。”[28]

    每一种泡沫里都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就这个事件而言，廉价资本催生的重复铁路线过度竞争就是种子。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股东们吃到了牛排，而那些跟随频繁的人则比不频繁的人吃到了更多酸臭的食物。1836年的《爱丁堡评论》指出：“事实上，两个比较大的地方之间（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几乎都会有一条被某个公司占据的可行性铁轨线，通常会同时启动两条、三条或四条竞争性路线。”约翰·弗朗西斯写道：“一个大都会区的某个教区，有16项铁路计划，计划拆除的房屋超过1200栋。”[29]

    这些只是最可信的计划。在达勒姆，某位企业家同时工作于三条平行的铁路线上。第一条是成功的，另外两条，很自然地，失败了。而其他发起人的设想包括：由帆或火箭驱动的火车头，能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运行；高架木轨线；另外一个，根据弗朗西斯的记录，广告说法是“把残疾人抬到床上去”。[30]

    无论何时何地，免费获得的信贷和轻信的投资者都是无赖发起人的垫脚石。当时一位评论家指出，通常：

    一个穷困潦倒的冒险家突然想到，从A镇到B镇的一条铁路线是一项巨大的公共事业，他从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购买了一份军用地图，布鲁克县的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地名词典，以及一份名录。首先，他在两个城镇之间画了一条线，在阴暗的山丘之间的这里或那里画了一些漂亮的曲线，目的是使它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他称此为调查报告，尽管他和他的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地名词典、名录以及支付给一个无赖或马车夫的一罐啤酒，构成了他收入来源的所有原材料。幸运的是，年收入从未低于15%、20%或30%。收入经常如此之多，他都不好意思去欺骗更多的人了。[31]

    据说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说过，“有三种赔钱的主要方式：葡萄酒、女人和发动机。前两种更令人愉悦，而第三种迄今为止（在赔钱问题上）更为确定。”[32]随着越来越多的铁路轨道进入施工阶段，可聘用的合格工程师和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工期延误、成本大量超支、无法解决发动机难题等，这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破产潮。

    和南海泡沫期间的状况一样，英国的合股公司最初只筹集到所需资本的一小部分。投资者最初只需要支付股票面值的一小部分，对接下来铁路建设所需要筹集的资本承担分期缴纳的义务——这是一种干柴式“杠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烈火。

    回应马上就来了。钱变得稀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愚蠢；各种类型的股票都下跌了。然后是可怕的不安，毁灭降临到社区，悲伤使家庭不再温暖。那些曾经因为假想的财富而趾高气扬的男人为他们的鲁莽而悲伤，而女人们则因为无法阻止而哭泣。[33]

    至19世纪30年代的泡沫破灭时，议会已经批准了2285英里的铁路修建计划，但是截至1838年，实际动工还不足1/4。其余的里程通常是不盈利的，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正在进行中的则需要投资者追缴大量资金。1836—1837年暴跌之后，股票价格确实又有所回升，因此那些坚持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很差；在此之前一直稳定的股票价格，在1836年上涨了约80%，然后又迅速回落到实际上略高于泡沫前的水平。[34]到1841年，从伦敦到纽卡斯尔近300英里的旅程在17个小时内就可以实现：“一个理性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铁路时报》为此报道。[35]

    事实上，截至1844年，普通股东对前10年的投资回报非常满意。这推动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更大的泡沫，相关代表人物是乔治·哈德森。哈德森出生于1800年，是约克郡一个小农场主的儿子，由于被假定为会继续耕种土地，因此接受了很少的正规教育。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约克的一家亚麻布店当学徒，他也由此因祸得福。哈德森的精力、魅力和才智很快在布店里显现出来，而这些是在耕犁中无法体现的。他最终通过婚姻关系加入雇主家庭，并接管了布店。1827年，好运继续光顾这个年轻的店主，他从一个叔父那里继承了30000英镑的遗产，叔父临终时，他正好在现场（叔父遗嘱的受益人可能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他）。[36]

    新获得的财富使他得以进入政治和银行业，1833年，他被任命为约克铁路委员会的司库，负责一条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的地方性铁路。哈德森聘请约翰·雷尼爵士勘测路线，但这位著名工程师建议采用马拉系统，这令委员会很失望。幸运的是，在某次参观叔父留给他的不动产时，哈德森遇到了乔治·斯蒂芬森，后者当时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工程师。哈德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和远见，斯蒂芬森同意建造约克—北米德兰铁路。该铁路由一家合股公司出资，第一段仅14.5英里长，于1839年开通。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哈德森成为公众所熟知的“铁路之王”，创建了一个由十几家铁路公司组成的帝国，其中四家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他领导几家公司的董事会，经常一会儿出现在这里勘测一条新路线，一会儿又出现在那里指责一家失败公司的股东大会，并四处筹集新资本。他的生活围绕着两个权力中心展开：一个是约克，他在那里担任过几届市长，慷慨而又受人爱戴；另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国家的政治中心。

    哈德森能把沙子卖给贝都因人[37]。即使是最坚定的对手，他也能扭转局面。他的标志性胜利是说服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也许是19世纪最令人敬畏的政治家，他在1832年22岁时进入议会，在1843年成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议会的铁路立法部门。他先后担任了四届英国财政大臣，又于1868—1894年四次出任英国首相。

    这两个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哈德森充满活力而未受教育，是约克郡农民的儿子，而格莱斯顿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是奴隶主的儿子。两人在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哈德森是正统的保守党，是一个反对废除《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格莱斯顿虽然名义上是保守党，但实际上是一位热诚的自由贸易者。

    不过，假如在今天，哈德森将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尤其是他所珍爱的铁路，而格莱斯顿很早就认为技术日益发达的经济领域需要政府监管。比约翰·洛克菲勒降低油价还要早几十年，格莱斯顿就预见到，实力最强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大幅减价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公众将越来越受其摆布——格莱斯顿认为，哈德森的某个公司就是这样。

    1844年3月，哈德森在贸易委员会作证时，老练地强调了他与格莱斯顿的一致意见：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限制对竞争性路线的许可（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公司）。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话题，追问哈德森是如何确定票价的。委员会想知道，议会定期调整票价有什么错？哈德森一如既往地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回答说，他不反对由政府规定票价，但要求议会限制竞争性路线的许可证发放。

    委员会对哈德森的回答感到些许宽慰，提出了相对比较温和的铁路立法，规定“议会级”票价为每英里1便士。[38]但该法案使议会能够修改铁路公司的票价，这些铁路公司曾经利润如此丰厚，可以发放超过10%的股息分红；该法案通过后，对于任何已经获得许可并运营超过20年的铁路公司，政府都将有权购买。

    这令哈德森很焦虑，他给格莱斯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用最悦耳、最恭维的语气对该法案中降低票价以及政府的购买选择权表示反对。他组织了一个由铁路公司所有权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一起前往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首相罗伯特·皮尔对此印象深刻，于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些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意见。

    格莱斯顿接受了公开信的暗示，私下会见了哈德森，会面中，哈德森把坦白直率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把这位委员会主席感动了。格莱斯顿评论道：“将哈德森看作一个投机者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是一个非常有辨别力的人，拥有很大的勇气和很强的进取心——一个非常大胆但非常明智的设计师。”格莱斯顿基本废除了法案：只在法案中保留了低级三等车票的票价限制。[39]

    哈德森意识到，他差点儿忽略了议会的潜在监督职能，他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假如在今天，强大的实业家可能会为自己雇用一大群说客；但19世纪的英国具有更宽松的道德环境，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哈德森只需要给自己买一个下议院的席位。1845年中，机会出现了。在冷清的沿海小镇森德兰，他接管了当地一条失败的铁路以及码头，作为交换条件，那里的官员们提名他为保守党的席位候选人。他于8月14日正式当选，比较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同时在美国参议院任职的高盛公司董事长。

    那天晚上，一辆专列将他当选的消息从森德兰送到伦敦，第二天，另一辆专列将伦敦《晨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带回森德兰。在胜利庆典的狂欢中，哈德森将报纸扔进人群，欢呼道：“看，看智慧的进军！”[40]两个月后，在森德兰的一次宴会上，他鼓吹自己码头公司的股票，再次激发了当地人的热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能让圣彼得斯堡的棉花、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运到森德兰港，只要你们提供设施……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将成为世界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41]

    他似乎很少睡觉；例如，1846年5月2日至3日的晚上，他在下议院工作到凌晨2:30，打了个盹儿，然后坐上开往德比（英格兰中部城市）的早班火车，其大约在伦敦、约克以及他的其中一个公司——米德兰铁路公司总部三者中间的位置（见图4-2、图4-3）。在那里，他向股东们解释他的26项提案的精髓，这些提案通过修建一些新的、扩展一些已经存在的铁路和运河，将铁路和运河系统相融合。该计划需要300万英镑的投资资本；他向心存疑惑的人坦率地承认，的确许多新线路将失败，但总的来说，它们将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地区铁路系统。他已经拥有大量支持者，很轻易地排除掉了那些分散的持反对意见的股东，然后通过了所有26项公司提案。[42]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写道：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57.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2 1840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238.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3 1849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烦乱，也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疲劳。他在议会委员会中斗争，一天又一天；他以一种认真的态度争辩和恳求，从目的上看几乎没有失败过。他今天在镇上哄骗一个委员会，明天说服一位大主教；早上，在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说服一些持对立主张的人，下午，以某种大胆的突袭政策震惊了证券交易所。[43]

    他的专注力和计算能力令人敬佩。人们经常看到他把头往后一仰，遮住眼睛，然后准确地预测出尚未建成的铁路线的红利，他还能同时参与两场激烈的对话。商业伙伴们发现，如果他们的分析没有抓住要点，马上就会被他打断，但很容易又会被他原谅，他对员工和陌生人非常宽宏大量。但是，他处理数字和疯狂交易的能力也伴随着一个缺点：他过分依赖口头指令，没有保存交易的账簿或记录，只是简单地认为他的愿望会实现。[44]

    1843年的英格兰铁路线还不到2000英里，但是到1848年底已经超过5000英里；哈德森控制了其中大约1450英里的路线，并对英格兰东北部拥有实际的垄断权。[45]更多的铁路线正在计划中：议会在1844年批准了800英里，在1845年批准了2700英里，在1846年批准了4500英里。以少量首期付款认购股票，然后在很久之后完成全部购买，是哈德森和大多数其他发起人的经营手段。在工程尚未开工、连运营和收入都没有的时候，新股通常就会公布每年接近10%的股息；大多数投资者被高收益吸引，却没有注意到收入的缺失意味着最初投资者的股息必须来自新投资者的资本，这在现在被称为“庞氏骗局”。在庞氏骗局下，后来股东的股息是无法获得支付的。哈德森故意泄露他的铁路项目即将被议会批准的消息，以此推动这种狂热。就像蛋糕上的糖霜，直到泡沫的最后阶段，哈德森稠密的东北部铁路网还在阻碍竞争性路线的股票发行。

    19世纪40年代，除了布朗特和哈德森这样的发起者、公众和政客外，泡沫剧场的第四个主角——媒体出现了。概括来说，那个时代有两类媒体：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旧媒体”和以《铁路时报》为代表的铁路专报“新媒体”；前者坚持高度正统的怀疑主义，而后者则煽动投机的火焰。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市面上至少有20种铁路出版物，铁路公司每周都要慷慨地花费1.2万~1.4万英镑发布广告，这些资金成为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些钱本可以更明智地用于建设。关于新提案的吹嘘文章比比皆是。一位评论家讽刺道：“委员会为绅士和男爵们高兴，下议院通过新提案的前景是肯定的。它的工程师是斯蒂芬森（此时已经是乔治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它的当权者是哈德森；它的银行家是格林。广告还谦虚地补充说，利润不会超过15%。”[46]一篇文章夸张地说，铁路是环绕全球的新世界奇迹：

    不满足于让利物浦成为他们的铁路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全球。遥远的印度跨越河海对铁路表示期盼，中国正在倾听这神奇的声音。古希腊被毁坏的山丘和破碎的祭坛将很快与火车头的汽笛声相呼应，或者被转变为商业圣地。通过这些宏伟的工程，河流得以跨越，领土得以穿越，商业得以特许，联邦得以巩固；通过它们，金刚石可以被分割，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拥有主宰权。[47]

    直到1843年，英国经济依旧在消化1836—1837年的泡沫，但在1844年秋天，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为2.5%；更为不祥的是，银行普遍认为铁路证券“像房子一样安全”，并乐于将其作为抵押品。股票认购名单会让21世纪初房地产泡沫中的美国抵押贷款经纪人都脸红：一个年收入54英镑的半薪军官在多个名单上的总收入为41500英镑；两个住在阁楼里的清洁工的儿子，其中一个认购了12500英镑的股票，另一个25000英镑，所包含的追缴金是他们无法承担的；更多的追缴金来自虚构联系方式的股东。[48]

    一位不知姓名的观察者这样描述，英国公众：

    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为铁路疯狂。铁路在公众集会上受到赞扬；它是公众崇拜的对象；人们在交易所里谈论它；在参议院为它立法；在舞台上暗喻它。它渗透到每一个阶层；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所有人都被它诱惑。那些说话与契约一样可靠的人，现在也加入追逐铁路的行列，被旋涡带走了。[49]

    商人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森观察到：

    不易觉察的贪婪之毒在每个阶层蔓延，不仅影响了高贵的大殿主人，也影响了简陋农舍里的合居者。公爵夫人们甚至会在众人面前用凭证弄脏手指，老女仆们会发抖地急切询问股票的价格。年轻的女士们抛弃了婚礼清单而专注于股票行情表，询问她们的爱人有关牛市、熊市操作的问题，这吓到了她们的爱人。时尚人士频繁地出现在经纪人那里，而不是出现在俱乐部。商人不再关注生意而去打理他的股票，但最终，他的股票和生意都将离开他。[50]

    按照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每年11月30日是提交新路线计划的截止日期。1845年11月30日傍晚，当800个铁路计划发起人聚集在白厅（指英国政府）办公室时，一股狂潮席卷了首都：铁路公司允许通过的快递列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驶向伦敦，但那些运载竞争性路线计划书的列车被铁路公司阻止通过；一位设计师将路线计划书装进一个装饰齐全的灵柩内，然后将其运到列车上，才绕过了铁路公司的障碍。[51]

    如约翰·弗朗西斯所写的，就像南海泡沫期间一样，交易巷里挤满了人，交通堵塞，“几乎无法通行”，周围的街区“像集市一样”。他继续写道：

    谨慎的商人和敏锐的制造商都没有抵制住投机的诱惑。它像麻风病一样在他们中间传播。它不仅毁灭了无辜者，也毁灭了有罪者。它不仅毁坏了很多简陋的农舍，也扰乱了许多亲王的住所。人们急于致富，却被毁灭。他们大量购买；他们踊跃认购；他们抛弃了自己公司的存账室；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继续买入；如果失败了，那么他们往往会自毁，使本已凄凉的家园更加悲惨。[52]

    斯蒂芬森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的办公室比首相在唐宁街的办公室更受欢迎；铁的价格翻了一番；勘测员的工资很高，特别是那些在军械局工作的人，经常未经许可非法进入私人土地。一份议会报告表明，157名议员的股票认购额超过2000英镑；到1845年夏天，“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所有生意的忽视；几个月里，柜台上找不到卖货的商人，办公室里也找不到批发商，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如果你去拜访商家，那么你肯定会得到‘去城里了’这样的答复”。就连勃朗特[53]一家也参与了：艾米莉和安妮拥有约克和北米德兰的股票，而更脚踏实地的夏洛蒂则持怀疑态度。[54]

    虽然哈德森的许多商业行为，特别是他对公司治理的保密和高压手段，放在今天可能会让他坐牢，但在那时还不是非法的。再过80年，查尔斯·庞兹[55]在初始资本支付股息的操作中不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做法不会引起法律审查（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哈德森的终结不是来自欺诈或欺骗，而只是来自过度建设和监管改革。

    与18世纪的双泡沫不同，这次事件中铁路公司的倒闭过程比较缓慢。到19世纪40年代末，哈德森的铁路网（大致从伦敦延伸到爱丁堡）越来越被东西部的竞争性路线包围。为了进一步延长铁路线来突破包围圈，他冒险性地从个人投资者那里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与此同时，议会于1847年建立了新的监管制度，在此制度下，用新收购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这种类似庞氏骗局的做法被认定为非法。[56]

    1847年初，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3.5%提高到5%，这阻碍了股票认购之后所需追缴金的资本流动。1846年的马铃薯歉收和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动乱加剧了英国的经济困境，迫使哈德森和其他铁路经营者降低股息：惊慌失措的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到1848年10月，股票价格从1845年的峰值下跌了60%（见图4-4）。[57]

    图4-4 英格兰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1830—1850年）

    虽然股价下跌的绝对数小于南海泡沫时期，甚至小于20世纪的大熊市时期，但认购机制固有的极端杠杆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

    很多家庭完全被毁。一个不太起眼的英格兰镇上，发生了一些悲惨的自杀事件。原本被精心培育的女儿们现在需要出去寻找面包，儿子们被迫停止学业，很多家庭被分离：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一个社会纽带都被破坏。那些以前过着舒适独立生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欠了大量无力支付的钱。有的放弃了一切，重新开始；有的离开英国去往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蔑视并逃避债权人的追赶。一位绅士收到了400张法院令状。还有一位贵族承受了15000英镑的债务压力，于是他坐上游艇去往美丽的地中海，在那里，他忘却了与自己有关的所有难题。[58]

    此时，即使是哈德森所犯的小过失也会引致仔细审查，而这样的小过失在过去是很容易被原谅的。证券交易所的两个对手仔细检查了买卖记录，发现哈德森的某家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另一家公司的股票，而这另一家公司恰好也归哈德森个人所有；也就是说，他诈骗股东的行为被发现了。很快，他更严重的违规行为也被发现，尽管还没有上升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高度，但也让他面临严重的民事判决。

    哈德森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森德兰地区的选民依然非常感激他，这使他在议会又待了10年，只要下议院还在开会，他就不会因债务问题而被捕。随后他会以一种滑稽歌剧式的状态往返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议会开会时，他可以安全地待在英国，并拼命挽回他的财产；休会后，他逃往巴黎。1859年，他在选举中落败，游戏结束了；朋友们离他而去，只有债权人关注他，他剩下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最后，他靠仰慕者给他购买的年金维生。[59]

    1863年的一天，查尔斯·狄更斯[60]即将乘坐“福克斯通”号船返回英格兰，遇到了他的朋友查尔斯·曼比。狄更斯写道：

    曼比向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告别，我对这个人有印象，但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我们驶离港口时，那人正站在码头边上，凄凉地挥舞着他的帽子。我对曼比说：“我肯定认识那个人。”“我想你认识，”他说，“哈德森！”哈德森住在巴黎，是曼比带过去的。临别时哈德森对曼比说：“在你回来之前，我再也吃不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了。”[61]

    后两轮铁路泡沫毁掉了英国投资者，但为英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1838—1848年，铁路里程增加了10倍，直到今天，英国的铁路地图还和1848年非常相似。1848年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个数字才又翻了一番。

    事实上，不幸的铁路投资者们为英格兰提供了宝贵的公共物品——首个高容量、高速度的运输网络。19世纪初之前的英格兰，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此之后，它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每一代人大约能翻一番，不仅在英格兰，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蒸汽驱动的陆海运输效率带来的。[62]这种损害了技术投资者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基础设施的例子，还将继续出现。

    1841年，查尔斯·麦基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一版，正是在铁路狂热达到高潮之前，因此麦基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狂热。作为一名记者和受欢迎的作家，他完全应该对此提出警告。

    但是他没有，在1852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他只在一个两句话的脚注中提到了这一事件。[63]19世纪30年代，青年时期的麦基曾为两份伦敦报纸《太阳报》和《晨报》撰稿并编辑；1844年，就在铁路泡沫破裂之前，他开始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并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这3年正是铁路从繁荣走向萧条的3年。该报纸，特别是“头条”专栏，经常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麦基对铁路发展的总体态度是适度热情，这很可能只是对当时经济基调的一种反应。自由放任是当时的经济基调，其核心是废除《谷物法》，因为《谷物法》使地主、贵族受益，导致粮食价格过高，城市贫民挨饿。而铁路只是麦基及其圈子的次要关注点。[64]

    在麦基担任编辑期间，该报的头条确实转载了《泰晤士报》关于泡沫的可怕警告，但该报也转载了其他报纸中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文章。尽管在今天，麦基的名字几乎是“狂热”的同义词，但在当时，他似乎完全错过了他正在经历的那场浩劫。在1845年10月的一篇头条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铁路股的热情与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共同点，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完全是虚构的”，而铁路热情的基础：

    宽阔而安全。铁路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品。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动产和有形资产……沉默的哲学家和活跃的商界人士都能看出，没有什么能比英国资本用于这些项目更高尚、更有利的了。[65]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麦基也在铁路狂热中赔过钱，但作为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者，他没有看到人类的金融非理性，这更证明了金融泡沫的诱惑力。到了19世纪，有这样一条旧新闻：一个世纪前，艾萨克·牛顿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具有非凡知识和智慧的人，也无法免受投资泡沫的影响。牛顿不是金融新手，南海泡沫时期，他已经担任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20多年了。他在1712年购买的南海股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720年初，他以可观的利润卖出了这些股票，但那年晚些时候，他失去了理智，以更高的价格回购了这些股票。他损失了大约20000英镑，并认识到：“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66]

    英国铁路泡沫可以看作一场许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动乱。几乎与此同时，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产生了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极端末日狂热。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心理学家走运了。

    费斯汀格的父亲是一位政治激进的无神论者，也是自苏联移民至美国的刺绣师。在长期杰出的学术生涯中，费斯汀格将自己的才智运用到社会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他幸运地潜伏到美国中西部的一场飞碟狂热事件中，其正好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对象，即“情感”群体，由一位名叫多萝西·马丁的女性领导，她声称已经向人类传达了神灵们有关大地震和洪水的警报：神灵们告诉她，这两个大灾难将于1954年12月21日吞噬北美。[1]

    社会心理学家们都理解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他们早就知道，社会压力通常会磨灭个体之间的观点差异，因此各个小群体和整个社会都会演化出各自的文化、道德和宗教价值观。此外，他们还知道，这些价值观的转变往往是爆炸性的，其快速扩散类似于传染病。

    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病学家对疾病传播进行了数学建模，认为疾病传播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参数：病原体的传播率或传染性，以及治愈率或死亡率。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理解思想和信仰的传播。费斯汀格意识到，马丁及其信徒为他提供了一个实验室，让他能够实时观察这一传播过程。更重要的是，马丁团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可以观察到末日预言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后会发生什么。

    假如在今天，任何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都不会批准费斯汀格的这项研究。在研究中，他的助手“在没有经过马丁团队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潜伏进了马丁的圈子。[2]费斯汀格的项目也违反了实验和伦理规定，即现场研究人员不应干预受试者的决策。当不知情的马丁及其追随者要求费斯汀格的潜伏者们就意见和建议畅所欲言时，他们被迫屡次违反了这项不干预的规定。

    作为早期的山达基[3]信徒，马丁对于“来世”并不陌生，她经历了该组织对她的“审计”过程，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受孕、出生和之前的各次转世。她的主要合作者查尔斯·劳赫德博士，则是一位更传统的末日信仰者。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学生健康服务处的一名医生，为一个主流新教团体做国外医药的宣传工作；后来他的妻子患上失能性的神经症，他开始努力为她求医，无意中遇到了一些飞碟狂热者，他们把他介绍给了马丁女士。

    在预言大灾难的大约前一年，马丁成为一名女先知。她醒来时感到右臂一阵刺痛：“我感觉有人在试图引起我的注意。”[4]她拿起一支铅笔，很快发现自己的手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写字。与《圣经》中的先知们不同，她最初传达的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信息，而是来自更亲近的人的信息：当她向肢体的指挥者询问时，对方透露说自己是她去世的父亲。

    她的通灵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她疼痛的右臂和铅笔开始传递来自地位更高者的信息：一个叫“兄长”的人，向她提供了一些关于她死去父亲的精神需求方面的建议；其次是来自“塞勒斯”号行星和“号角”号行星的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萨南达，他说自己是耶稣本时代的肉体化身。

    萨南达是一位完全现代化的弥赛亚，当时正在美国境内进行高级侦察，并已与马丁女士以及其他人取得了联系。萨南达及其被称为“卫士”的同伴被这个国家的某些东西（后来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激怒；作为报复，他们将把陆地撕成碎片，并在年底前用一场大洪水淹没它。1954年8月1日晚上，卫士们指示马丁及其11名追随者（其中没有费斯汀格的潜伏者）去见他们的飞碟，但马丁一行人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马丁给了那个男人果汁和三明治，但他礼貌地拒绝了，然后走开了。

    飞碟没有出现，这给马丁的团队带来了第一次动摇，有7名成员立即离开了她。马丁和其余4名坚持信仰的人没有等很久：两天后，萨南达就通知马丁，那天是他拒绝了茶点，并表示对她和其他同伴的道德品质感到满意；还告诉她，大灾难发生之前，飞碟将拯救少数人，而他们是部分被选中的人。[5]

    像几乎所有的千禧年主义者和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马丁是一个真诚的傻瓜，而不是一个无赖。她将自己的时间和财富奉献给了她的追随者，为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芝加哥郊区橡树公园的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听到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后开始做噩梦时，警方指控她“煽动暴乱”，并对她进行精神治疗，随后她逃离了芝加哥的家。劳赫德也因为与这一事件有关而失业。[6]

    1954年底，当救命飞碟和随后的大灾难几乎确定不会出现时，信徒们的信仰体系被证明与事实不一致，即所谓的信仰“失验”，这是费斯汀格研究的主要目标：他想精准地确定，当事实和数据与根深蒂固的观点不一致时人们会如何行动。其研究成果《当预言失败时》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公认的经典之作。[7]费斯汀格后来创造了现在人们很熟悉的术语“认知失调”，用来描述信仰和事实之间，或者更微妙地说，叙事和数据之间的情感冲突。当令人信服的叙事和客观事实发生冲突时，叙事往往会幸存下来，这种结果自远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

    多萝西·马丁后来的行为体现出很多人处理认知失调的方式。她并没有根据那些与自己信仰不一致的证据修改自己的信仰体系，她和她的团队在此之前对自己的信仰相对保密，但后来他们反而加倍努力，开始就飞碟的到来进行传教。离开芝加哥地区后，她的余生一直从事于通灵研究，先是在南美、北加利福尼亚，最后在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在1954年的信仰失验事件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后，她以德拉修女的化名在塞多纳去世。[8]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多萝西·马丁的预言讽刺为一种21世纪的胡编乱造，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费斯汀格所说的恶魔的奴隶。马丁及其追随者们所表现出的“加倍努力”似乎是人类行为的一个近乎恒定的现象。当明斯特的再洗礼主义者反复看到博克尔松的末日预言被事实推翻时，他们的信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坚定，他们也加倍努力改变周围城镇居民的信仰。同样的情况也将发生在19世纪中期众多福音派新教徒的末日预言事件中。

    这种反常行为具有某种执拗的意义。信仰失验会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而缓解这种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新赢得的信徒在一起。正如费斯汀格所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信仰体系是正确的，那么显然，它终究是正确的。”[9]

    从1620年开始，与第五君主国派关系密切的英国清教徒将第一批殖民者送往北美马萨诸塞州。10年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新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向他的追随者们宣扬，他们即将看到“一个山巅之城”，该城的成功和上帝的宠爱将受到全世界的热切关注。[10]从马萨诸塞殖民地演变而来的美国，没有国教，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自由程度前所未有，这为神启性运动的扩散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分别出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即席卷美国和英国的宗教复兴；两者都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非正统神学，就像之前的宗教改革一样，重视个人神灵主义，贬低有组织的宗教等级制度。

    美联储所发行的20美元纸币上那个轮廓分明、眼神锐利的面孔，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不失为一种历史讽刺。杰克逊反对建立中央银行，并于1837年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许可证到期时拒绝了它的延期申请。他这样做的时机非常糟糕：几乎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泡沫，泡沫事件非常复杂，其特点是大量政府土地被出售、房地产投机以及棉花价格从繁荣到萧条。后来，泡沫破裂，由于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充当救市的最后贷款人，由此造成的货币短缺使美国陷入持续近10年的萧条，并带来约25%的失业率。那个时代并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经济数据，但杰克逊的鲁莽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可能与一个世纪后的大萧条一样严重。英国小说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在1837年恐慌之后访问了纽约，他写道：

    猜疑、恐惧和不幸弥漫了这座城市。如果我不知道原因的话，我就会以为瘟疫正在肆虐。但笛福已经告诉我原因了。来往的人群中，人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匆忙的脚步，疲惫的脸庞，快速打招呼，或者匆忙地交流着在太阳落山之前会发生的预期损失……被解雇的机械师们像饥饿的狼群一样踱来踱去。这种剧烈的震荡像电一样传播开来，传播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河、铁路和所有公共工程都已中断，一位爱尔兰移民靠着他的棚屋，手里拿着闲置的铁锹，饥饿着，他想念他的绿宝石岛[11]。[12]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当时已经开始，于1837年恐慌之后加速进行。觉醒运动中的“助产师”们产生了宗教分裂，例如摩门教和各种公然的欺骗性通灵运动。所谓福克斯姐妹与死者沟通的欺骗性，不亚于伟大作家和政治家霍勒斯·格里利[13]的欺骗性。[14]

    最为壮观的是，多达10万的美国人开始相信世界将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这个集体幻想起源于威廉·米勒，他是一个谦逊、不爱出风头、深思熟虑的人，本来最不可能成为米勒派领导人。

    米勒出生于1782年，是父母的16个孩子中的长子。他们家位于纽约州最东北部的罗汉普顿镇（见图5-1），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农业家庭，家中极度贫困，子女几乎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从9岁到14岁，他只在除了收获期和种植期之外的其他3个月里上学。在家里，这个热爱书籍的男孩只能阅读他父亲的《圣经》、《赞美诗》和《诗篇》；慷慨的邻居借给他《鲁滨孙漂流记》等通俗作品的复印本。他的文学兴趣惹恼了父亲，因为父亲注意到，这些兴趣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无法做农活，所以小米勒会在深夜偷偷溜到壁炉旁，在燃烧着的松树结的昏暗光线下看书。[15]

    图5-1 美国东北部的米勒主义地标

    21岁时，他结婚了，向东进入佛蒙特州几英里，搬到妻子位于波尔特尼附近的家中耕种。波尔特尼镇正是自然神论的温床。自然神论假定一个超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一个“神圣的钟表匠”只在远处观察他的创造物，自然神论将《圣经》视为一本纯粹的书，而不是神灵的启示——最多只不过是一本关于古代历史的有用手册。

    镇上的大量图书馆藏书反映出这种自由：伏尔泰的，休谟的，潘恩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书，米勒津津有味地读着，并逐渐成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在波尔特尼，米勒还受到最著名的市民马修·里昂的影响。马修·里昂是国会议员、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伊桑·艾伦[16]的煽动性伙伴，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可知论者。[17]

    米勒读的启蒙哲学的书越多，就越反感《圣经》：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本完全不可理解的书，然后让那些无法正确解读这本书的不幸灵魂遭受死亡、折磨、流放和饥饿？在米勒看来，人类也有错：

    我读得越多，就越发现人类性格中的严重缺陷。我找不到人类过去历史上有什么亮点，那些世界征服者和历史英雄显然都只是人类形态的恶魔。世界上所有的悲伤、痛楚和苦难，似乎都随着他们对同伴的控制权的增强而增加。我开始对所有人都感到不信任。[18]

    波尔特尼镇上打破旧俗的氛围非常适合这位年轻的农民；他终于从家里的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中解脱了，他反叛了，当着大家的面，毫不留情地模仿他祖父的华丽布道，滑稽地模仿他们的假虔诚。[19]

    米勒也确实找到了他的家庭值得称赞的地方：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独立战争，因此作为儿子，他在爱国主义和兵役方面得到了庇护。1810年，当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临近时，佛蒙特州的民兵组织授予他中尉职位；1812年美国对英宣战后，民兵组织将他提升为上尉，第二年他又调任美国正规军中尉。虽然军衔更低了，但这次调任被视为升职。不管怎样，到1814年初，他已经重新获得了上尉军衔。夏末，他来到尚普兰湖畔的普拉茨堡，在那里，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美国军队，在一场海陆一体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英国侵略者。

    这场战争令米勒感到震惊又害怕，9月11日，他写信告诉妻子，一艘美国船只上的300名士兵和水手中，只有25人幸存。“船上的一些官员说，血是及膝深的。”第二天，他再次写信给妻子：

    天哪！到处都是屠杀。我无法向你描述这种普遍的兴奋……日落时分，在一首扬基小调[20]中，我们军营鸣放了礼炮。在一两英里范围内，1.5万~2万人同时参与海陆交战，这超过了以前我见过的任何一场战争。多么宏伟，多么高尚，但又多么可怕！[21]

    这场战争不仅摧毁了英国入侵部队，还摧毁了米勒的自然神论：一支在拿破仑战争中身经百战的15000人的精锐英军，却被一支合并了15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志愿军的杂乱无章的美军打败，除非有一个主动支持美国的上帝，否则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美军胜利的原因？“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令人惊讶的结果，在我看来确实像是一个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所做的事情。”[22]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回到了罗汉普顿的农场。在那里，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退伍军人和小镇官员，他即将在家族的浸信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战时的经历和回到童年时保守的宗教环境引发了他的信仰冲突，也就是他先前对上帝的不信仰和战争中看到的超自然之力之间的冲突。基于对阅读的热爱，他使用经文来分析解决这种冲突。大约在1816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对《圣经》进行艰难的逐字逐句分析。例如，如果他遇到“野兽”这个词，且这个词在《但以理书》或《启示录》中象征着异教徒帝国，他就会强迫性地在《圣经》的其余书卷中寻找其他的“野兽”。

    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查阅《圣经》，他找到了之前的不信仰和战争经历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但以理书》中的四个王国中，只有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罗马仍然存在。他被《但以理书》8:14打动：“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对米勒来说，一切都很清晰了：《以斯拉记》第7章中，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在其当政的第七年发布了返回犹大并建造礼拜场所的命令，当时的历史学家估计这一年是公元前457年。根据米勒的末日论，末日时钟从这一年开始倒计时。鉴于圣经学者所假定的圣经日和时间年的等价性，世界将在2300年后，也就是1843年结束。

    米勒继承了悠久的“数字神秘主义”传统。数秘主义曾经为约阿希姆所迷恋，直至今天人们对它的迷恋还有增无减。最引人注目的现代例子是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在19世纪末的研究成果。他们注意到金字塔结构中的一些数学巧合，例如，金字塔底部周长的两倍与高度之比接近π值，底部周长与框架石长度之比是365，以及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几乎正好是金字塔高度的10亿倍。接着，史密斯写了一本畅销书《伟大金字塔的遗产》（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详细描述了这些惊人的发现。[23]

    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埃里希·冯·丹尼肯的瑞士人在另一本畅销书《众神的战车》中，利用类似的观察结果证明，外星人曾来过地球。[24]近千年来，神学怪人利用类似的数学巧合和圣经年表来预测世界末日。就在2011年，一位名叫哈罗德·坎普的基督教广播名人，预测世界将在10月21日结束。2012年，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谦卑地接受了《马太福音》24:36的告诫：“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25]

    杰出的数学作家、趣味数学之王、社交网站策划人马丁·加德纳这样评价史密斯的《伟大金字塔的遗产》：“这一类的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遗产。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优美地展现出一个对某种理论深信不疑的聪明人（指作者）轻而易举地掌控着整本书的主题，使其精确地契合他的观点。”[2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德纳正是在米勒神学的直系后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长大的。）[27]已故“文学坏小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针对那些幻想的圣经日期设定，创造了一个更一针见血的术语：“白痴的里程表”[28]。

    圣经的数秘主义源于“模式”现象。《圣经》是一部包含大量数字、叙事和各种往往阐述不清的历法的汇编，勤奋的千禧年主义者几乎可以将未来的任何一个日期视为世界末日。米勒并不是第一个运用圣经数秘主义将1843年定为世界末日的人；1946年，一位名叫勒罗伊·埃德温·弗鲁姆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出版了《我们祖先的预言信仰》（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它是一本关于末日计算的历史书，包括四卷。其中记录的几十种末日计算时间集中在1843年。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威廉·米勒那样使数秘主义发挥出如此毁灭性的影响。[29]

    数秘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著名心理现象“确认偏见”放大。在“确认偏见”现象中，人类一旦确定了一个假说或信仰体系，就会只关注支持其信仰的数据，而避免使用与之相悖的数据。

    “确认偏见”这个词与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个经典实验中，他向受试者展示了一个由三个数字组成的序列，如2-4-6，并要求他们推导出产生该序列的规则，然后让他们用另一个序列对该规则进行测试。[30]

    受试者根据上述序列推出的最明显的规则是“连续偶数”，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再提出诸如8-10-12这样的序列进行测试，然后他们被告知这一序列与答案规则一致。然后，受试者可能会提出24-26-28这样的序列，然后也被告知这一序列符合规则。

    在多次连续“确认”他们的“连续偶数”规则后，受试者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正确的规则。

    问题是，这三个序列还符合其他多种规则，例如“数字不断增加”或“只有正增长的数字序列”。换句话说，受试者只是试图确认自己的假设，而事实上更有效的策略是测试一些推翻假设的三数字序列，例如5-7-9，如果考官回答说这个序列也符合规则，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连续偶数”规则是不正确的，但“数字不断增加”或“每次增加二的数字序列”规则可能仍然成立。

    大多数受试者通常只测试符合其假设规则的三数字，而不是不符合其规则的三数字。这种只寻找支持假设的证据的做法，使得很少人能够推导出正确的规则。

    作为一名科学家，沃森知道，科学方法的核心是试图推翻假设，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怀疑人类的自然倾向是要确认这些假设。[31]心理学家很快拓展了沃森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人类物种更倾向于寻找和接受确认的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正如那句老话：“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被‘说服’的人还会持有不变的看法。”[32][33]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151名大学生对死刑等争议话题的看法，并从中选出48人，其中24人强烈赞成死刑，24人强烈反对死刑（分别被称为支持者/反对者）。然后，他们向两组人展示了两组不同的研究成果，他们说这些研究成果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虚构的。其中一组“研究”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低，而另一组“研究”则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高（赞成威慑/反对威慑）。

    支持者们认为，赞成威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反对威慑的研究更可靠，他们更加相信赞成威慑的研究；而反对者们则认为反对威慑的研究更为合理和令人信服。最具启发性的是，在实验的最后，在参与者阅读并评估了两组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后，每组都强化了其原来的支持及反对观点。[34]

    威廉·米勒，以及他后来的追随者们，正患上了长期的“确认偏见”病症。计算出1843年这个时间后，米勒专注于寻找确认性的证据，因此他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米勒得出了1843年世界末日的惊人结论：基督将出现在云端，火焰将吞噬大地。正义之人——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将会被提升天并获得永生，而邪恶之人不仅会被上帝毁灭，而且他们的灵魂将永远被上帝囚禁。[35]

    在近10年的时间里，米勒没有公开这个令人不安的预言，只和周围认识的人讨论。[36]但他的羞怯和内向更加提高了可信度，特别是在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神职人员中，他们对米勒的这种同时具有学术性和非教派歧视性的方法印象深刻：任何新教派别的成员都有资格获得救赎。米勒的朋友们被他的末日论征服，但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布道。这其实是因为米勒害怕成为笑柄，这种恐惧可能源于他的社交拘谨和卑微的教育经历。[37]

    1831年夏，他的浸信会妹妹和妹夫邀请他从罗汉普顿去往佛蒙特州的德累斯顿演讲，那里离尚普兰湖只有16英里。虽然他以前读过传教士写的布道，但他从未发表过自己的布道。此时，他已经快50岁了，身体不好。就在普拉茨堡战争之前，他差点儿死于斑点热，此后，他经常受到各种皮肤感染的折磨。

    历史上并没有他那次演讲内容的记录，但他说的话可能与后来的书面布道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基督将出现在天空并复活死去的圣徒，正义之人将“在空中遇见主，在那里他们将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主”。然后基督会把注意力转向有罪之人：

    看哪，天空布满了乌云，太阳蒙上了面纱；月亮苍白而被遗弃，挂在半空中；冰雹降下，七个号角高声吹响；闪电将硫黄火焰的鲜活光芒洒向远方；这个国家的伟大城市将永远不再崛起。[38]

    他的表现让德累斯顿的浸信会教徒们如此着迷，他们一直留他到星期日。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应邀在新英格兰、纽约和加拿大的农村地区演讲。当无法满足远方教徒的演讲邀请时，他给他们提供了书面传单，后来产生了一系列小册子和书籍，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演讲邀请。

    有一位目击者似乎对“确认偏见”有直观理解，他对米勒既钦佩又怀疑，他描述了讲坛上的米勒：

    他本人高大魁梧，宽大的脑袋，高高的额头，一双温柔而富有表现力的眼睛，他声音里所有的抑扬顿挫都表明了他最真诚的敬拜。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从一个有缺陷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开始讲课，用大图表说明但以理和约翰的异象。无数的人前来听他演讲，许多心胸开阔的牧师和非宗教人士也乐于接受他的观点，全国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弥漫着极大的兴奋。[39]

    米勒所用的圣经数秘主义早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同样，他充满活力的布道风格也缺乏独创性。从约1825年开始，一位长老会牧师、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角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在听众的参与下完善了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的福音讲演。他的布道带来了大量皈依；一位观察家指出，芬尼经过一座城镇后，“宗教情感深深地渗透其中，人们再也无法组织舞会，而马戏团也无利可图”[40]。米勒本人并不赞成这种新的复兴主义布道方式，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掌握了芬尼的技巧，而且邀请米勒演讲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芬尼技巧的有效实践者。[41]

    和许多早期福音派教徒一样，芬尼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早期，米勒也有这些信念：罗汉普顿是“地下铁路”运动[42]的一个停靠站，米勒至少庇护过一名奴隶。但1840年，当他参加完一个废奴协会会议时，他确信腐败在人类社会中如此普遍，必须寻求神灵的干预来解决许多弊病，特别是奴隶制：“如果人类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可怜的奴隶的大赦之年还很遥远。但是上帝能够并将释放被俘之人。我们必须也只能向上帝寻求帮助。”[43]

    米勒华丽的演讲风格让普通听众着迷，而且，他对其他新教派别的宽容和对《圣经》文本的熟悉，也让教会的圣职人员着迷。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教会长老想让他难堪：

    我在他房间里见到了他，提出了一大堆为难他的反对意见。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这些问题几乎都不陌生，而且他回答这些问题的速度和我提出问题的速度一样快。然后他提出了他的异议和问题，这难倒了我，并推翻了我所依赖的那些解释。我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感觉自己有罪，感到卑微，并下定决心要回答这些问题。[44]

    米勒的受欢迎源于他振奋人心的布道，但这是有代价的：让教徒们所感动的远不是米勒的复临主义神学，而是他演讲内容中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米勒是为了从地狱之火中救赎灵魂，而邀请他演讲的人则是为了让教堂的长椅上坐满人。当然，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传播他信息的支持者。例如，1838年，波士顿《每日时报》的编辑发表了一系列米勒的布道；几乎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约西亚·利奇的牧师写了一本名为《午夜呼声！》（The Midnight Cry!）的支持米勒的小册子，其在新英格兰广泛传播；一位名叫查尔斯·菲奇的波士顿牧师，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助手之一，连续几次重读了利奇的作品。利奇、菲奇和其他几位米勒的助手将在未来几年内支持米勒运动，并最终鼓励他做出那个最失败的世界末日预测。[45]

    起初，这些支持并没有使米勒受到鼓舞；到1839年，由于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不佳，他已经步履蹒跚；没有几个人相信4年之后的末日，他因此而沮丧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不断收到演讲邀请，但他知道，分散在农村的布道只能拯救少数灵魂免遭即将到来的末日大灾难。[46]

    虽然追随者们认为他是先知，但从技术上说，他不是，因为他坚决否认与全能者（上帝）有任何交流。他只是声称自己有能力从《圣经》中领悟未来。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显然低估了自己富有说服力的安息日神学对美国东北部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例如，1838年，他拒绝了波士顿牧师约书亚·海姆斯和加里森的助手菲奇的演讲邀请。

    与米勒的谦虚和不谙世故不同，海姆斯儒雅而圆滑，在波士顿的改革派圈子里人脉很广。第一基督教会对他来说过于保守，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很自然地命名为第二基督教会。在海姆斯的领导下，第二基督教会发展迅速，不得不在波士顿沙登大街另建了一个有500个座位的小教堂。坚强、外向、有号召力的海姆斯丝毫没有因为米勒的羞怯而退缩。183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说服米勒向会众布道，而米勒的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自己相当多的精力、组织能力和当时他所掌握的印刷媒介都投入米勒运动中，并有效地接管了这一事业。

    海姆斯不仅将米勒送往冷清的乡村教堂，还送往拥挤的纽约市和奥尔巴尼市大教堂。他重新出版了米勒的小册子和书籍，创办了一份非常成功的报纸《时兆》，它最初是双周报，很快就成了周报。海姆斯还与其他受米勒末日论影响的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那些人也出版了他们自己的米勒系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纳撒尼尔·索瑟德，他后来编辑了最著名的复临主义出版物《午夜呼声！》（容易混淆的是，它与利奇的小册子同名）。

    从各种最小的集会到最大的讲座，海姆斯凭直觉领悟到出版物和布道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引人入胜的复临主义末日叙事为特色的小册子、报纸和书籍引发了对布道的需求，而布道又引发了更多的出版物销量。信徒们到处传播米勒的话语，他们在港口付款，将一捆捆的小册子留在远洋海船和运河驳船上，或者在火车车厢里悬挂海报。[47]

    从1840年开始，海姆斯组织了几次全体大会，汇集并协调米勒的复临运动，不仅包括传统的教堂集会，还涉及大规模的“野营集会”。

    野营集会并不是海姆斯发明的；第一批野营集会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就产生了，到1840年，已成为一个组织。其成员一部分是奋兴派[48]教徒，一部分是社交俱乐部成员，他们吸引了很多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边境地区原本孤立的农民。这些农民迫切需要社交活动。通常，他们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组织者会清理出一片森林土地，将砍伐的树木做成粗糙的长凳和小讲坛，作为流动教堂。（另一方面，圣公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对野营集会及其传教活动嗤之以鼻。[49]）

    米勒的追随者于1842年6月下旬举行了前两次野营集会：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东金斯顿，另一次在魁北克的哈特利。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多达1万名浸信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前来参加，还有少量自然神论者和不信仰耶稣的“异教徒”，其大概是被无宗教派别歧视的伙伴关系吸引而来的。这次集会证明，海姆斯是一位后勤高手：这些聚会地点都很容易通过铁路到达，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还有“大量纯净的凉水，高大的铁杉树和凉爽的树荫，以及僻静的小树林来做祈祷和敬拜”[50]。大、中型城市赞助了帐篷用来住宿，铁路建立了临时车站，为信徒们降低了票价，并让传教士免费乘车。最后，每个帐篷的“主人”都提供了一张记录表，记录着从永恒之火中救赎的灵魂。

    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非常成功，因此海姆斯和他的同事决定购买一个“大帐篷”，它高55英尺，直径为120英尺，可容纳4000人，过道中还可容纳数千人。在天气恶劣时，它可以在室内提供服务，并可以配备炉灶，以便在寒冷天气举行集会；这个帐篷吸引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以及西至俄亥俄州的数千人。在随后的两年中，海姆斯和他的同事组织了125次野营集会，约50万人参加。[51]

    每次野营集会结束时，牧师们都会安排一场祈祷或一首告别的歌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歌曲《永不分离》。

    我们正穿过以马内利[52]的地盘，

    我们很快就将听到号角声，

    很快我们将与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

    什么？永不分离？

    是的，永不分离。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和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53]

    牧师随后带领会众排成一队走出帐篷，队伍螺旋排列，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握手。由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信徒们期待着他们在“天堂野营”的下一次会面。[54]

    米勒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个人代价。起初他的身体就不太好，据他估计仅在1841年就做了627次90分钟的激情演讲。[55]在这期间，由于米勒的皮肤疾病和劳累状况，不止一次，健康问题迫使他早早回到罗汉普顿。他的助手们非常热情地接替了他，因此他对运动的影响力有所减弱。[56]

    若得不到精心管理，情绪满满的群众事件很可能会失控，后来的野营集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海姆斯忙于传播米勒的信息，他让副手查尔斯·斯塔克韦瑟负责管理沙登大街小教堂，但事实证明，斯塔克韦瑟特别善于煽动会众进入疯狂状态。由于害怕他的这种影响，海姆斯最终解雇了斯塔克韦瑟，但无法阻止他参加野营集会。在野营集会上，斯塔克韦瑟的布道使信徒相信他是圣灵的宿主，并拥有“天赋”，包括能够停止蒸汽机或在水上行走。此外，在另一次集会上，一位与会者声称读懂了一位信徒的性格和内心，然后号召追随者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怀疑者，以消除永恒诅咒的痛苦。当怀疑者们反抗时，他讲着不为人知的语言并连续击打他们，周围的人试图干预，但也被他谴责下地狱。[57]

    更重要的是，米勒和海姆斯开始失去对日益强大的复临主义传播媒介的控制。信徒们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名称诸如《真理之声》《将临王国的喜讯》《降临纪事》《帐篷通信》《朱比利号角》《西部午夜呼声》等。其中最后一份报纸是由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托尔斯创办的，他曾经因为废奴活动而被关押在新罕布什尔州，又以同样的热情追求复临事业，最终落得惨痛的结局。

    184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全国各地的复临主义者聚集在沙登大街迎接1843年的到来，这将是世界的最后一年。海姆斯和斯塔克韦瑟（后者那时还没有被解雇）在拥挤的小教堂里布道。日渐虚弱的米勒向信徒们发出了一封信：

    根据我们的信仰，今年是撒旦统治我们地球的最后一年。耶稣基督会来，并打破他的头……地球上的王国将被粉碎。那有权做王的，必夺取国，得为业，直到永远。[58]

    到了2月，米勒已经从疾病中恢复到可以前往费城，在那里，巨大的中国式博物馆大厅被租来进行他的布道。兴奋之情是如此明显，等待在外面的人群也是如此不守规矩，以至于市政府因为担心市民混乱而取消了2月9日的第一次布道。第二天，米勒的布道效果很好，意外事件也没有发生。随后不久，应市长的邀请，他在特伦顿市进行了布道。在回家的路上，米勒生病了，直到那年秋天一直留在罗汉普顿。海姆斯和几位同僚将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并在各地的教堂布道，租用大厅，还将宣传资料分发，西至威斯康星州和密苏里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这场运动的中心在波士顿的沙登大街，想听海姆斯布道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教堂的座位数，因此他们计划在霍华德街修建一个更大的、能容纳3000人的场地。根据城市法令的要求，这样规模的建筑需要用砖把四面都围起来，而世界末日已近，因此霍华德街地段非常理想——已经有三面墙，只需要在第四面修建一堵12英尺高的墙。

    这场运动早已引起广大公众的怀疑和奚落，此时，收到了公开的敌意。报纸上充满了警告和蔑视，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不仅危险而且极度鲁莽：如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在波士顿，而且在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建造会堂都毫无用处。尽管公众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但信徒们还是在1843年5月4日为霍华德街的会堂举行了落成仪式。

    正如大多数闭关自守的信仰体系那样，米勒利用确认偏见来支持他们的神学；与往常一样，《圣经》再次成为支持性数据的来源宝库：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后书》，第3章，第3—4节）

    为了鼓舞因日益受到公众蔑视而灰心丧气的队伍，《午夜呼声！》开设“骗徒”和“嘲笑者角落”两个固定专栏。[59]

    米勒一直没有指明末日的确切日期。他将《但以理书》8:14中的2300年加在了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那一年（公元前457年）上，这个简单的算术确定了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843年。随着这一年平淡无奇地过去，米勒开始敷衍：由于《圣经》中的事件是按照犹太拉比的历法计算的，3月或4月才是一年的开始，根据这一计算调整，犹太人的“1843年”直到1844年3月21日才结束，因此时间仍然充足。[60]

    1844年初，米勒重返战场，在波士顿和纽约市向广大听众布道。随着那个重大日期的临近，他与约西亚·利奇和海姆斯一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压轴布道。但是，被米勒称为“恺撒之家”的首都似乎更关注当年的总统选举，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天启末日，这让他烦恼不已：

    我们的统治者和政治家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在为下一任总统而进行政治斗争，就好像他们小小的“短暂权力”将永存一样。但是在上帝的话语、圣灵和历史的帮助下，我将向他们展示，一场重要的革命即将发生，这将取代选择总统的必要性。[61]

    到了3月3日，米勒已经在首都发表了19次布道，然后在返回罗汉普顿的路上又发表了几次。回到罗汉普顿的他精疲力竭，等待3月21日的末日。

    这一天，又平安无事地过去。米勒通过私人邮件写给海姆斯一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又通过复临主义的报纸将一些信息发给信徒们：他的计算从来都不精确，所以如果计算偏离了一周或一个月或两个月会怎么样？上帝仍会降临。至于海姆斯，他警告读者：“因此，我们只在心中把事件推迟一个小时是不安全的，应该要生活在不断的期待中，随时准备与我们的大法官（指耶稣）见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定的安排。”[62]

    实际上还有很多回旋余地。例如，海姆斯旗下的一份报纸《时兆》在上一年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其指出了米勒的计算错误：因为基督教历法中没有0年，所以公元前457年和1843年之间仅相隔2999年，而不是3000年。因此，末日应该发生在“犹太年”的1844年，而不是1843年。

    这篇文章进一步对米勒使用的犹太教历法提出了异议。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到各地后，犹太的大麦收割（赎罪节的日期以大麦收割为基础）再也无法观测到，因此几乎所有犹太人都采用了拉比历法，这是一种精确的数学测年系统，以19年为一个周期。然而，这种较新的历法直到4世纪才开始使用。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更好的做法是观察圣经时代所使用的“卡拉”历法体系，该历法以最接近犹太大麦收割时间的新月出现时间为一年的开始。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天启末日将发生在1844年4月29日。[63]

    但是，那一天也安然无恙地过去了。公众的嘲笑声越来越大，米勒很容易从他的邻居那里听到一些类似的话：“什么？！还没升天？我们以为你已经升天了！不是被你妻子丢下等待被烧吧？”[64]

    《圣经》再次被挖掘出来，以解释为什么末日没有到来。《旧约》中最晦涩难懂的《哈巴谷书》2:3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迟延”一词，最重要的是《马太福音》25章中的一个寓言，10个童女等待“新郎”，新郎代表耶稣。第5节和第6节解释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利奇的小册子和最著名的复临报纸《午夜呼声！》即由此得名）。这种解释使失望的信徒安心了：耶稣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他只是在迟延。

    米勒派遵循了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在飞碟首次未能出现时的剧本。一些追随者离开了，但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加倍努力向周围的人传教。野营集会仍在继续，春季失望之后所产生的不信任，在降低信徒人数的同时，也为更热情的信徒带来了机会。狂热的斯塔克韦瑟被逐出沙登大街后，带走了许多追随者。另一个狂热分子卡尔文·弗伦奇宣称，信徒们不仅可以避免地狱之火，还可以实现“圆满”（一种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宽恕和被祝福的状态），包括可以在婚姻界限之外拥有很多“精神妻子”，这是所有时代的末日论领导人经常享有的特权。斯塔克韦瑟也热情地宣扬这一点。

    1844年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市举行的野营集会上，失望与狂热交织。在一次枯燥无味的演讲中，演讲者约瑟夫·贝茨中途被米勒的一位助手打断，助手说一位以前不知名的人物塞缪尔·斯诺有紧急消息。

    斯诺告诉人们，他对《旧约》和《新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取得惊人的发现：4个犹太教圣日和4个基督教圣日之间有一对一的一致性。那一年已经庆祝了3个基督教圣日，而第4个对应着犹太赎罪日的基督教圣日还没有庆祝。赎罪日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发生在犹太历法的第7个月（提市黎月）的第10天。

    对于1844年的赎罪日在9月23日，斯诺不同意这个日期，他觉得使用古代的卡拉历法更准确，这种历法比犹太教历法晚一个月；因此，末日时间将在10月22日。（即使如此“精确”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新月出现在数千英里之外，新大陆无法观测到，有一些信徒认为实际日期可能会延长至10月24日。）[65]

    斯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营地，甚至连被打断演讲的贝茨也吓了一跳，贝茨写道：

    这个消息开始发酵，传遍了整个营地。集会结束时，新罕布什尔州的花岗岩山上回响着呼喊声：“看，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当满载的马车、舞台和火车驶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各个州、城市和村庄时，呼喊声仍然响亮，“看，新郎来了！”基督，我们可称颂的主，将在第7个月的第10天降临！准备好！准备好！[66]

    引用的“新郎”一词再次指向《马太福音》25章。模仿海姆斯的做法，斯诺创办了名为《真正的午夜呼声》的新报纸。斯诺的计算并不是原创：早些时候，米勒本人曾有过“第7个月的第10天”的提法。1844年夏天，饱受批评的米勒派因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见而变得狂热，正好可以利用斯诺的构想。充满激情的乔治·斯托尔斯也支持这一构想。

    斯诺和斯托尔斯都是适应能力强的人：斯诺一开始自称为“异教徒”，为一家公开的无神论报纸《波士顿调查》撰稿；和那个时期的许多非信徒一样，他在阅读了米勒的著作后皈依了基督复临主义。而斯托尔斯一开始是卫理公会教徒，有一次他应邀在教堂进行废奴主义的布道；为了阻止他，逮捕他的人将他从教堂拖了出来。

    复临主义的高层们，就像所罗门·阿希的线条测试实验中更易受别人影响的受试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第7个月的第10天”，也就是当时日历的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9月下旬，该运动的旗舰报纸《午夜呼声！》的编辑内森·索瑟德在该报上刊登并支持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海姆斯一直是一个讲究实效的组织者，他察觉到队伍里的日期改变并提醒米勒，因为米勒以前也提过第10天/第7个月的说法；于是两人都于10月6日确认末日日期是10月22日。现在离末日大概只有两周了。[67]

    米勒在《午夜呼声！》中写道：

    我在第7个月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荣耀。虽然主在一年半前向我展示了第7个月的特殊担当，但我没有意识到这类担当的力量（《新约》和《旧约》在圣日问题上的一致性）。现在，称颂主的名字，我在《圣经》中看到了美丽、和谐和一致，我一直在为此祈祷，但直到今天才看到。——我的灵魂啊，感谢主。斯诺兄弟、斯托尔斯兄弟和其他人打开了我的眼睛，他们应该受到祝福。我快回家了。荣耀！荣耀！！荣耀！！！[68]

    信徒们大致接受了斯诺的计算；10月12日，守旧者中最持怀疑态度的约西亚·利奇也开始与末日步调一致：

    我的困难全都消失了，我现在在《旧约》中上帝话语所闪耀的光芒里感到愉悦……我感到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现在我抬起头，满怀喜悦地期待10天内见到万王之王。[69]

    霍华德街的会堂里挤满了人，《午夜呼声！》和《复临通报》最先进的蒸汽印刷机24小时不停地疯狂运转，试图在耶稣关上救赎之窗前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尽可能多的灵魂。

    这时，信徒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认为他们疯了，因此他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继续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意，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要么停止所有这些活动，被指责为狂热分子。领导层一直注意运动的公众形象，建议采取前一种做法：信徒们要过正常的生活，直到末日。

    《午夜呼声！》的最后一期报纸，在预期末日之前的10月19日出版。这期报纸包含了很多由衷的信念表达。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尼古拉斯，他刚刚拜访了他的复临派邻居巴克斯特夫人：

    这是她能够吃点儿东西的第29天。但显然她身体很好，看起来很健康，邻居们说她的体力最近有所增强。她说她没有生病，身体很好。昨天和今天早上，她都出了趟门。[70]

    米勒非常谦虚，他估计有5万人相信耶稣将会在1844年复临，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是美国总人口2000万中的100万；受人尊敬的美国古文物学会将这场运动的信徒人数定为15万~20万。[71]10月22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沉着自信地迎接末日，与家人在家中或教堂静静地聚集，并告别那些他们认为无法避免地狱之火的人。海姆斯从波士顿前往罗汉普顿，与米勒一起迎接救世主。

    米勒和海姆斯劝诫他们的追随者，要按照圣经的指令“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路加福音》19:13）进行日常活动。尽管有这样的建议，但1844年春天，许多人并没有播种庄稼，或者有的播种了但没去收割，以此表达他们的信仰。有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意，敲响了公共警报，并不再让孩子们去学校。有些人更进一步，把自己商店和面包店的东西都送给了别人。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大部分钱和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72]复临主义的报纸报道说，有几十个人在野营集会上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当信徒们试图把钱送人时却没有成功，钞票散落在讲坛上。信徒们放弃了自己数千美元的债权；纽约立法机构宽恕了一名议员，以便他能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在罗切斯特，一名妇女供认了几年前在英国犯下的谋杀罪，并要求被送回那里受审。[73]根据一部19世纪的费城综合历史：

    米勒教堂位于伍德和卡洛希尔之间的朱利安娜街上，在那里，米勒的追随者们日夜相聚，望着星星和太阳，祈祷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审判日就在眼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土地和房屋。其他人则捐出个人物品，结束生意或腾空房屋。在第五街的一家商店里，栗子树的上方有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这家商店为了致敬王中之王而关闭，他将在10月20日左右出现。准备好，朋友们，给他加冕万王之王！”[74]

    主流米勒派非常平静地等待10月22日的到来，他们对末日神学所产生的狂热感到忧虑：

    随着日期的临近，受骗的人们放弃了所有事情，只给自己安排各种集会，在附近的私人住宅里日日夜夜地集会。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世俗事务，有些人甚至让幼儿自己照顾自己，或者由那些不那么痴迷于集会的人来照顾。[75]

    预期的复临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对信徒的影响，因为每一个坚定的米勒派肯定会面对几个不信仰的人，随着10月22日的临近，每当起风或天色变暗时，这些不信仰者就会想，他们是不是不应该下这个赌注。在纽约的伊萨卡，一名男子被“着火”的喊声惊醒，他经过调查发现，起火的源头是一个基督复临派的会议厅，他对于“米勒派圣殿着火了，而不是全世界着火了”表示宽慰。[76]

    这次事件之后，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克拉拉·恩迪科特·西尔斯的接受私人家庭教育的美国北方贵族，对米勒运动感兴趣，并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广告来征求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她收集了大约160个故事，将其编入一本名为《幻想的日子》（Days of Delusion）的书中，这本书极大地加深了现代人对米勒运动的疯狂的印象，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其中的许多故事（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通过父母、祖父母、阿姨和叔叔80年的滤化，可能已经被渲染，或者显然是不真实的。

    尽管如此，西尔斯收集的故事中仍有几个主题始终如一：许多米勒信徒在山顶上等待，还有少数信徒在墓地等待。许多故事也确实像是真实的：西尔斯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联系人，在1844年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她记得曾向一位邻居女孩求助，这位女孩的父母都是米勒信徒，她想请这位女孩帮忙做饭。这位女孩的父母告诉她，女孩正在为被提做准备，她问：“若这没有发生，她能在一周后过来吗？”她后来回忆说：“尽管我很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脸上的恐惧表情，以及她那双蓝色大眼睛里充满的泪水。”

    西尔斯的另一个故事来自一个热心的米勒信徒，他讲述了唯一神教派的牧师西奥多·帕克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对话。爱默生说：“世界末日不会影响我；没有它，我可以继续生活。”帕克回应说：“这与我无关，因为我住在波士顿。”[77]

    西尔斯的书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故事，描述了米勒信徒们穿着白色“升天长袍”等待升天的情景，以及他们从树上跳起后掉下来摔断脖子和四肢，有时还使用了自制翅膀的情景。这些情节虽然看似可信，但很可能是复临派反对者宣传的结果。

    批评家们还指责米勒主义导致精神病院住满了精神病患者，但这也可能是虚构的：宗教思想经常会带一点儿精神分裂症特征，它是一种常见的紊乱症，但新英格兰地区的精神病院记录本上，只在少数情况下提到了米勒主义。[78]此外，一位米勒信徒将自己所有的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他的亲人很合理地试图把他关起来。1843年，一个叫普尔的信徒，为了支付从波士顿到西部说服别人皈依和传播圣经的旅费而花掉了自己的财产，他的一个兄弟把他骗到家中并试图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被他的复临派旅伴救了出来。[79]

    10月22日是个硬目标，10月的失望比春天的失望更强烈地打击了信仰者。他们的集体绝望压倒了一切。据米勒所说：“似乎所有的恶魔都从无底深渊中释放在我们身上。”[80]据该运动的一位长老路易斯·鲍特尔观察：

    10月22日过去了，那些忠实和渴望的信徒感到难以言表的悲伤；那些不信仰的人和恶人却在欢喜。一切都依旧。复临前兆没有了；以前的集会没有了。每个人都感到孤独，几乎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大家像是在寒冷的世界里！上帝不会来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出一个真正的复临派信徒的失望之情。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才能加入这个话题。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我们都有同感。除了询问“我们在哪里”和“下一步怎么办”以外，大家都在沉默。[81]

    救赎失败受到了广泛的鄙视。许多复临派教徒都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追随者，而加里森却说他们患有“一种可悲的大脑幻想，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是这样的”，这格外令人感到刺痛。（加里森另有企图，他认为米勒运动抢走了废奴运动的人员和资源。）[82]

    信徒们受到了大大小小的侮辱，从小男孩们嘲讽“你还没有上升吗？”到对海姆斯的严重欺诈指控（波士顿的一家报纸建议他避免在街上露面）。

    在这些指控中，海姆斯是无辜的。他主动提出，如果有人有任何关于他欺诈的证据，那么他将提供4倍的还款（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找到了一些证人，这些人撤回了之前对他渎职的错误陈述；他还让银行证明他的私人财产很少。[83]随后，海姆斯积极组织对那些在复临中疏忽个人和经济事务的人进行经济救济。“大失望”[84]的直接后果是，暴徒洗劫并烧毁了会堂，闯入集会并挥舞枪支挑衅。1845年1月29日，米勒被罗汉普顿浸信会逐出了教会，这对米勒本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与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一样，复临派教徒对这种强烈的认知失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斯诺与马丁女士以及她最忠实的追随者们一样，加倍努力，坚持认为末日即将到来。斯诺的顾问乔治·斯托尔斯则恰恰相反，他否认了自己之前的信仰。

    其他人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最终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是“灵化”论，由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一位名叫海勒姆·埃德森的米勒派人士提出。埃德森声称基督在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不过是以簿记模式，而不是以末日模式。他没有回到地球，而是进入了“至圣所”，正辛苦地将人类分为粗俗和善良两类。最终，他将完成名单设定，然后才回到地球做最后的判决。

    10月22日“大失望”的第二种应对认知失调的方式是“闭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耶稣还没有复临，但已经在10月22日那天，对那些没有看到光明的人关闭了极乐城之门，耶稣只会拯救选民，也就是他们。而且，作为选民，他们的“圆满”赋予他们各种性特权，从“淫乱的洗脚礼”到“圣洁的亲吻”，再到精神婚姻的最终肉体回报。[85]

    米勒，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采取了一种微妙的、界限不清的方式，躲躲闪闪、支支吾吾，最后将责任归咎于现有历史数据不精确；末日肯定会到来，但由于计算的不精确性，它可能发生在长达数年之后。

    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病入膏肓。他徘徊了5年后最终死去。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约书亚·海姆斯试图将这场运动凝聚起来。10月22日的承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务实事件，而不是神学信仰，因此他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拒绝进一步做任何日期设定，并试图压制他所鄙视的“灵化”论和“闭门”论。这激怒了诸如斯诺那样的“闭门”人，斯诺谴责米勒和海姆斯将会因叛教而下地狱。[86]

    海姆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米勒派会众萎缩，报纸订阅量急剧下降，运动分裂得无法修复。斯诺的正统派很快就消失了；以海姆斯和米勒为代表的主流群体承认了他们的预测错误，但仍然相信即将发生的耶稣复临。海姆斯本人逐渐远离了这场运动，最终回归到童年时代的信仰——主教制度主义。

    和16世纪的再洗礼派一样，一小部分的“灵化”者幸存下来，并发展出一个和平的现代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温和的现代主流团体，交际保守，鼓励素食主义，遵守严格的安息日禁令。该教派依然宣扬耶稣复临，但并不确定复临日期，这是可以理解的。[87]

    但幻想的复临派末日论余烬从未熄灭。“大失望”一个半世纪后，一个脱离复临安息日会的小教派，大卫·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了美国宗教史上最悲惨的事件。

    正如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描述的那样，日期设定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动态。预言越精确，就越有说服力；前几次的预言没有实现，由此产生的认知失调鼓励信徒们以更大的活力和精准度宣讲自己的信仰，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最后，一个大胆而精确的预言出现了，这个预言肯定会失败，然后动摇大多数追随者，只留下一小部分顽固的信徒。费斯汀格的研究解释了米勒事件，但他的描述不仅适用于宗教信仰，还适用于政治和文化信仰：

    尽管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信仰的失验将很难被承受，但很明显，引入相反的证据有助于增加信仰者的信念和热情。[88]

    主流基督教派再也不会犯错去进行日期设定了。正如宗教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桑登所说：

    米勒事件几乎摧毁了整整一代的美国前千禧年主义者……但把注意力集中于1843年时，米勒也引入了一个可能会摧毁这场运动的因素……米勒在1844年之前越成功，就意味着1844年之后的千禧年主义者传道越困难。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忘记威廉·米勒。[89]

    但是，仍有一些人无法抗拒将《圣经》的模糊语言转化为精确预言的冲动。20世纪，米勒的神学继承人学会了对末日发生日期含糊其词，但事实证明他们依然过分地热衷于末日的发生；正如米勒及其追随者忍不住要从《圣经》中推出一个确定日期一样，他的现代追随者们总是尝试做一件事，即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事件外推到看似合理的末日叙事中，但不可避免地都失败了。正如多萝西·马丁的飞碟一样，每一次的认知失验都会产生更多的信仰归附和更离奇的叙事。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叙事将对那些控制世界末日机器的人[90]产生巨大的影响。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人们在最快乐的时候，都是最轻信的；当人们刚刚赚了很多钱，当一些人真的在赚钱，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赚钱，此时就是人们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捏造谎言的最巧妙时机。人们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沃尔特·白芝浩[1]

    1929年初秋，温斯顿·丘吉尔在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悠闲的私人火车旅行。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他抵达纽约，正值那个秋天第一次股市大暴跌，他在那里看到，“就在我房间的窗户下，一位绅士从15层纵身跳下，摔得粉身碎骨，引起一场严重混乱，消防队也赶来了”。第二天，丘吉尔被邀请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访客大厅，他在那里注意到：

    我以为我会看到混乱；但眼前的平静和有序出人意料。（证券经纪人）被最严格的规则约束，不能奔跑或提高说话的音量。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来回走动，就像一段被扰乱的蚂蚁群的慢镜头影像一样，以旧价格的1/3和现值的1/2互相提供大量的证券。凑在一起较长时间后，他们发现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被迫卖出的股票。[2]

    此后不久，他乘船回家，没有意识到4年前他在财政上的一窍不通[3]与眼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不过，这次股票崩盘事件确实影响了丘吉尔，摧毁了他的投机性投资组合，使他负债累累。他个人的不幸却给后世带来了一线希望：为了偿还债主，他开始依赖自己最可靠的饭票——他的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书籍、许多文章，甚至还有一部剧本。

    将丘吉尔1929年之前的政治生涯形容为“起起落落”未免有些轻描淡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大臣，他曾大力支持加利波利之战，之后的惨败导致数千人死亡，他也被降级。10年后，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没有意识到丘吉尔对财政一窍不通，任命他为财政大臣（相当于英国的财政部长）。（丘吉尔是这样描述他与财政部专家的互动的：“如果他们是士兵或将军，我就会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了。但好像他们说的都是波斯语。”）[4]

    经济学家在讨论金融泡沫时，最常提到的名字是海曼·明斯基。20世纪50—80年代，明斯基在经济学界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一个长头发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更理智的卡尔·马克思。他比任何一个20世纪的观察家都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了泡沫及其破灭的病理生理学，认为泡沫及其破灭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利率下降带来的信贷宽松，以及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

    首先是利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镑纸币可以以每盎司4.86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成黄金主权硬币，纸币持有人相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满足任何需求。由于英镑似乎坚挺，因此将英镑兑换为黄金的人相对较少；毕竟，持有一大块黄色金属有什么用呢？但是，当英国开动印刷机、用印钞的方式来支付战争费用时，不断增加的纸币数量侵蚀了人们对纸币的信心，持有者越来越希望将纸币兑换成黄金。

    战争结束后，由于英国的黄金数量几乎不足以支付纸币，英国不得不暂停兑换，以免贬值纸币的持有者耗尽国家的黄金储备。但是，1925年，丘吉尔按照旧价格恢复金本位制，这一举措是灾难性的。被高估的英镑使英国国内商品更加昂贵，从而减少了出口；此外，人为的高汇率也使外国商品更便宜，从而鼓励了进口；到1926年，英国的黄金储备下降了惊人的8000万英镑（占其总量的10%）。[5]

    自美国诞生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友谊，而在这个关头，这种关系——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之间的友谊，却被证明是特别不幸的。

    提高英镑价值和阻止黄金外流的最可靠方法是降低美国利率，这可以使以英镑计价的资产相对更具吸引力。1927年，斯特朗这样做了，从而帮助诺曼摆脱了困境，但这只是暂时的。当时的美国已经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在丘吉尔即将结束其北美之行、到达纽约之际，低利率引发了一股投机热。

    到了1929年，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了周期性的金融动荡。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些繁荣和萧条称为疾病，而医学模式确实有助于了解该类事件中的患者和疾病，不管是个人事件还是社会事件。

    医生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理解疾病：病理生理学视角，即疾病过程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基础；解剖学视角，即受影响的身体部位；症状和体征视角，即病人的感觉和医生看到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泡沫和崩溃。例如，它们的病理生理学，涉及人类心理的反复无常和现代银行系统信贷供应的不稳定性。它们的解剖结构由“4P”组成，即发起人（promoters）、公众（public）、政客（politicians）和媒体（press）。最后，它们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对几乎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迷恋——一种具有社会传染性的迷恋，发起人的傲慢，以及公众对他们的崇拜。[6]

    根据海曼·明斯基的理论，泡沫膨胀不仅需要1927年本杰明·斯特朗降低利率所产生的那种信贷宽松，还需要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出现在科学或工程领域，比如19世纪的铁路；或者出现在金融领域，比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合股公司。[7]新技术或金融产品可以是股票、房地产或者其他工具，投资者为它们的出现而激动，开始向它们投入资金。由于这些资产也可以成为贷款的抵押品，因此资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投机者可以以资产作为抵押品，借更多的钱继续购买这些资产，这进一步抬高了价格，然后他们又能够借更多的钱——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但只限于上升时期。因此，狂热、恐慌和崩溃从1600年左右开始成为西方生活中长期反复出现的一部分，这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候首次出现“技术替代”和弹性纸币信贷。

    今天，技术替代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令人目眩的科技进步速度似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永恒特征：仅仅在20年前，如果人们被告知世界范围内的个人视频通信将无处不在且几乎免费，那么人们会难以置信。就在20世纪40年代，即使是年富力强的人也经常受到霍乱、伤寒、细菌性肺炎和脑膜炎等常见细菌性疾病肆无忌惮的折磨，这与他们财富的多少和社会阶层的高低无关。但在发达国家，在青霉素等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灾难极其罕见。

    相比之下，在1600年之前，缺乏技术是一个被接受的事实。在印刷机出现之前，许多技术进步都轻易地丢失了，因为手工抄写文档如此费力和昂贵，没有足够的副本流传下来。此外，低识字率意味着工匠们往往无法记录他们的技术，这些技术也随着工匠的消失而消失。例如，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但混凝土的使用实际上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直到1756年，约翰·斯梅顿才重新揭示了波特兰水泥的秘密。

    1450年左右，谷登堡发明了批量生产的可移动式印刷机，消除了技术进步的这一特殊障碍，但其他障碍仍然存在；1600年以前，西方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东方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才有增长。

    1620年，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他的《新工具》[8]一书。在培根之前，科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从公理出发发展自己的模型，所有进一步的推理是以不可置疑的公理为基础的。在这一体系中，可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是事后补充上的。

    《新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替代，它有双重作用。首先，它认识到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演绎推理体系压制了人类进步；其次，它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一个“归纳”过程，即仔细收集经验性数据，然后将数据与理论相匹配——这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培根那些有才智的继承者，如胡克、博伊尔和牛顿（仅举几个例子）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现在简称为英国皇家学会）。这催生了整个欧洲的类似群体，科学发现开始惊人地加速。[9]

    17世纪不仅诞生了科学方法，还有第二次社会革命，即弹性货币的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误解了一个概念，以为货币就是由政府颁发的绿色纸张，一种“可以支付所有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或者，在过去是一种印有字样的金银小圆片。但是，在古代，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货币：一定标准的小麦、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出现。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才铸成第一枚琥珀金币，那是一种金银的混合币。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美国，只有1/10的货币是流通纸币和硬币；政府和银行计算机的按键输入创造了其余部分的货币。例如，银行发放抵押贷款时，不会采用运动包里装满印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各种已故总统照片的绿色亚麻布[10]的形式；相反，它会向贷款公司发送一个电子包。这些支票或电子包肯定没有相应数量的纸币和硬币作为支持，更不用说金、银或牛作为支持了。

    这种信用体系在今天被称为“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由17世纪的金匠们创立，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变得越来越有弹性。早期银行如果发行远高于2:1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凭证，就有可能遭到储户挤兑，被要求归还资金。随着银行联盟和政府运营的中央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的这一比率增长到约10:1，投资银行的这一比率可能会更高。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幅度取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想借多少钱，银行愿意贷多少钱，以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监管机构允许多少杠杆。[11]扩大准备金率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橡皮筋：1913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建立联邦储备银行就是要完成“提供弹性货币”的任务。[12]

    21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完美的海曼·明斯基范式案例。2000年之前，房地产市场相当平静、稳定和沉闷，银行只向最安全的借款人提供抵押贷款，即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收入稳定、几乎没有其他债务、所需贷款额远低于房屋市值的借款人。因此，这样的借款人几乎总是能按时还清抵押贷款，违约率很低，银行也获得了适中的利润。

    然而，银行经理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竞争性银行机构的贷款要求比较宽松，其可以为更多的借款人提供服务，从而赚更多的钱；最终，几乎所有银行都效仿了这一做法。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种现象开始流行：银行向华尔街公司出售抵押物，这些公司将抵押物打造成越来越冒险的组合，如债务抵押债券。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它将房主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从最初比较了解初始借款人情况的银行，转移到容易上当受骗的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而这些机构和政府并不了解最初的借款人情况。

    贷款标准的降低蔓延到整个银行系统，违约率开始上升。起初，抵押品标的房屋的价值上升，银行和抵押贷款证券的持有人基本没有遭受过损失，因为他们可以将违约人的抵押物没收并转售获利。但从约2007年开始，不断增加的被迫出售的房源压低了房价，银行和证券持有人开始亏损；最终，有的破产，有的得到了联邦政府救助。最后，所有银行都收紧了贷款标准。银行贷款的收缩进一步降低了房价，迫使房主抵押贷款违约。

    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全球。在房地产泡沫的前五年，大约在2002—2007年，似乎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资格抵押贷款；而泡沫破灭后，银行恨不得数一下贷款申请人有几颗金牙，以确定贷款资格。类似地，消费者、投资者和潜在房主对偿还债务的兴趣比对获得贷款的兴趣大得多，因此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量都下降了。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他告诉我们，上述周期是弹性货币体系的必然结果。在弹性货币体系中，不管是政府的中央银行（例如美联储）还是私人银行，都可以扩张和收缩货币供应。此外，他认为，这种货币扩张和收缩几乎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不仅发生在住房领域，也发生在企业管理以及股票和债券市场。

    明斯基著名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当金融环境比较安全稳定时，资金必然将逐渐从安全的借款人处转移到风险越来越高的借款人处。最终事情将失去控制，导致上述那样的风险爆发，这使得放款人和投资者更加谨慎，循环重新开始，这一过程大概每十年发生一次。简言之，稳定带来不稳定，不稳定带来稳定，放款人的周期性恐惧和贪婪循环着经济系统。[13]当然，这还要有间歇性贪婪的借款人，否则贪婪的放款人将缺乏客户。

    虽然明斯基没有明确指出，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除了“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必须满足：对以往繁荣和萧条的遗忘，以及对传统和审慎的投资方法的放弃。

    记忆缺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隐性因素。金融危机过后，损失惨痛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银行家和投资者都回避风险；前者只提供最安全的贷款，而后者不愿购买股票。随着市场慢慢复苏，不愉快的记忆逐渐消失，参与者又愿意面对风险，不稳定周期重新开始。

    引发金融狂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放弃头脑冷静的金融计算，转而采用引人入胜的叙事。当人类面临困难或不可能完成的分析任务时——比如评估一家从未产生过利润更不用说股息的公司——他们默认回到更简单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心理学家用“启发式”一词所表示的心理捷径。

    当人类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或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时，就会采取“启发式”方法。过去几十年中，心理学家把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扩展到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狂热。20世纪4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匈牙利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开始研究经济学和人类心理的交叉领域，开创了与经济（行为）相关的心理学测度。他不仅创立了现在正广泛使用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还取得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密歇根大学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温床。

    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个开拓性研究领域是决策理论。这引起了以色列研究员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注意[14]，特沃斯基特别聪明，认识他的人喜欢拿他的智力开玩笑：“你越快地意识到特沃斯基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15]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人类是熟练的直觉统计专家——直至今天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这样认为；就像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掌握语法和句法规则一样，人类也很好地掌握了统计和概率。

    起初，特沃斯基也认为上述说法是合理的，但当他与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院士丹尼尔·卡尼曼辩论时，他被对方说服。1970年前后，两人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彻底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看待决策的方式。他们证明，不仅普通人具有糟糕的统计直觉，甚至心理学家也是这样。[16]在一项经典研究中，他们这样介绍了他们的目标主体：

    史蒂夫非常害羞和内向，乐于助人，但对人或现实世界不感兴趣。他有一个温顺整洁的灵魂，要求秩序和结构，对细节感兴趣。

    然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询问受试者，史蒂夫最有可能是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还是医生？大多数人选择图书管理员，因为上面的描述最符合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印象。然而，现实中农民的人数比图书管理员多20倍，而且有很多害羞的农民，因此史蒂夫更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图书管理员。[17]

    他们还发现，人类存在广泛的系统性分析错误，有些甚至是由最聪明的人犯的，仅举几个例子：无视基础频率（例如，没有意识到农民比图书管理员多得多）；没有意识到大样本比小样本更可靠；对人类从随机数据中感知不存在模式的倾向估计不足；没有理解在连续多次尝试时、任务结果通常都会趋向于一般水平。[18]实验结束时，他们对人类可悲的理性状态深感失望：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未能从一生的经验中推断出基本的统计规则，如趋向平均值的回归，或样本大小对抽样变异性的影响。尽管在普通生活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许多可以归纳出这些规则的例子，但很少有人能自己发现抽样和回归的原理。[19]

    他们的实验揭示出人类天生的认知懒惰性。与其停下来严格分析史蒂夫最有可能从事五种职业中的哪一种，不如回到以下捷径：史蒂夫符合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形象——这就是故事的结尾。[20]

    很显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与金融泡沫相关。1720年的南海公司、1928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1999年的Pets.com[21]或今天的特斯拉，这些公司的投资者没有尝试对高预期未来收益的股票价值进行估计，因为这几乎无法估计，而是默认回到了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南海/美国无线电/Pets.com/特斯拉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将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几乎值得为此支付任何价格。”

    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研究人员还发现，最有力的启发法之一是人类对显著性事件的敏感性，即过分强调引人注目的事件。“9·11”袭击是一个极端例子，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9·11”后，即使是只导致一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也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媒体基本上没有注意到普通枪支暴力、类鸦片或车祸导致的个人死亡事件，尽管在美国，这三类事件每年都导致3万多人丧生。[22]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远远小于死于雷击的概率，然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投入的资源远远多于防止因枪支、车祸和毒品造成的十几万人的死亡而投入的资源。（类似地，任何打算去以色列旅游的游客都可能会被朋友或家人问到是否担心恐怖主义，尽管自2005年以来，以色列人死于交通事故的平均概率是死于恐怖袭击的20倍。）[23]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上述的显著性谬误称为“可用性启发式”；人们更有可能在地震或洪水发生后立即购买保险。很自然地，他们将之称为“近因启发式”。

    简言之，人类是显著性事件的俘虏，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适用于金融狂热。一项新技术能给人们带来激动人心的新鲜感，比如能够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环绕地球飞行，或者能够瞬间将娱乐活动或时事带入家庭，这种新鲜感非常显著——直到这种新鲜感消失。

    近因启发式扭曲了投资者对长期事实的看法：如果股票价格在过去几年一直上涨，他们就会认为它会永远上涨；随着股价攀升，股票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而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这将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良性循环”，可以将股价推向高位。当然，在长期熊市期间，情况正好相反。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明斯基对心理学不太感兴趣，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叙事的偏好超过对定量推理的偏好。人们都喜欢好故事；当被泡沫控制时，当面临不愉快或难解的计算时，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轻松地绕过严格缜密的分析。把这些叙事看作导致泡沫疾病扩散至整个社会的病原体，并不算过度简单化。

    我们只需要稍微扩展一下上文中弹性货币的比喻，便很容易理解泡沫是如何破灭的。想象一根直径一英寸、长几百英尺的橡皮筋。橡皮筋周围聚集着数百名观察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在闲逛。不过，他们中有几十人正在努力把橡皮筋拽长。继续想象，橡皮筋长度的不断增加给拽动的人带来了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吸引了更多闲散的人群。他们中更天真的成员相信橡皮筋可以一直被拽长；但很多人知道它迟早会剧烈收缩，计划在第一次出现收缩迹象时就放手，并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松开它。

    最终，一些人松手了，这增加了剩下的人的压力。然后，那些准备好放手的人也匆忙放手，很快，橡皮筋不仅恢复到它的自然长度，而且卷曲成一个紧密的线圈。最后，一些聪明的观察家发现，皱巴巴的线圈很容易被再次拉长，于是循环又开始了。

    到20世纪20年代，海曼·明斯基的4个条件都已经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项技术进步震撼了人类生活。19世纪末的内燃机是其中第一项发明，并促进了另外两项发明：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和汽车的普及。汽车的普及使人们可以随意长途旅行，到1925年，超过1/3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24]

    第四项发明是无线电。1895年，古列尔莫·马可尼在意大利农村地区成功将莫尔斯电码字母“s”传输至几公里外。随后20年里，这项昂贵的新技术被私人保留，用于传输私人敏感信息和有价值的信息；在美国，无线电甚至主要用于一个领域——海上通信，因为事实证明，海上通信比在陆地上以及通过海底电缆在大陆之间通信更可靠、更便宜。

    1915年，马可尼电报公司的一名雇员戴维·萨诺夫写了著名的《广播音乐盒备忘录》，建议公司向公众开放广播媒介，“通过无线方式将音乐带入家庭”。萨诺夫做了一些努力才让马可尼将他颇有利润的私人媒介向公众开放。1919年，马可尼电报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合并成立美国无线电公司，到1920年，匹兹堡的KDKA和底特律的WWJ这两个最早的无线电台开始运营。音乐会、体育赛事和突发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现场直播；毫无疑问，在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上，无线电所起到的作用与电报和互联网的发明和传播并驾齐驱。

    将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25]的表演，或1921年杰克·邓普西和乔治·卡彭蒂耶之间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消息带进美国各个家庭的客厅，这比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出现更让人震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成为投资者的宠儿，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有人提到“无线电”这个词时，它最可能指的是股票的昵称，而不是媒介或硬件。

    第五项技术进步涉及电力公司的快速扩张，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家庭提供照明，为工厂提供动力。尽管约翰·摩根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代人之前就已经合并了通用电气公司[26]，但通用及其竞争对手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国家完全通电。

    所有这五项“技术替代”——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广泛可用的电力——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蓬勃发展。此外，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技术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影响也是如此。泰勒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从19世纪末开始，领导了“效率运动”，将秒表转变为工人生产力和企业收益的驱动力[27]。1922—1927年，美国的工人产出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公司股东很高兴；但公司员工的反应不那么热情。[28]由于泰勒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泰勒主义”进入了英语词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但在美国并不总是得到称赞，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工会运动中。

    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个明斯基因素——信贷宽松。明斯基知道，技术替代不仅可以是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金融方面的。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大量金融杠杆方面的“进步”，如经纪人贷款、投资信托和控股公司，它们都提供了新的、强大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可以被借入，然后被配置到股市。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资金更像是能喷出财富的源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所说：“金融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这一类似于车轮发明的伟大创新，但其版本往往不太经受得起考验。”[29]

    20世纪以前，股票市场杠杆的主要形式是以较少的初始认购金购买股票，之后以追缴金的方式完成剩余资金额的追加。贪婪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这些部分持有、正在升值的股票去支付之后的追缴金；少数幸运者做到了，但大多数没有做到，而且许多人破产了。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者则是全款购买股票，不过是用借入资金购买的，有时借入资金高达股票价值的90%。举个例子，投资于价值为1000美元的股票，需要用100美元的自有资金和900美元的“经纪人贷款”支付。如果这些股票的价值增加10%，现在值1100美元，那么偿还贷款后留给投机者的是200美元，从而使他原来的100美元投资翻了一番。但是，如果股票的价值下降10%至900美元，债权人就会向借款人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要求借款人提交更多的资金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如果资金不到位，那么贷款合同允许债权人出售头寸，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经纪人贷款并不便宜；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对贷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1929年，贷款年利率已提高到15%，从而逐渐增加了股票购买者的负担。

    除了最乐观的投机者，其他人都至少隐约意识到了股票投机的风险。但对银行来说，经纪人贷款本身似乎是100%安全的，银行以5%的利率从美联储获得资金，并以该利率的两倍或三倍向投机者发放贷款，这是一种简单且利润丰厚的操作。金融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将资金有效地从资金过剩的人手中转移到需要资金的人手中，泡沫会扭曲这种流动，从而腐蚀一个国家的经济；20世纪20年代，不少大公司将维持和发展业务所需的资金转移到保证金贷款市场，这正是一种扭曲。[30]

    我们从经纪人贷款的高利率，可以清楚地看出美联储要安全刺破已形成的泡沫有多难。即使在今天也很难。1929年，在理论上，美联储是可以阻止经纪人贷款流动的，只要把再贷款利率提高就可以；但由于银行和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果美联储将再贷款利率提高到几乎和贷款利率一样高，那么这在经济上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使政府要求经纪人贷款提高利率，这也不会对热情的投机者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他们的净资产（至少在账面上）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在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里，昨天的价格上涨推动了明天继续上涨。美联储发现，自己就像从山上飞驰而下无法自控的滑板手，只有两种选择：故意撞到树上，或者继续深蹲向前，然后以更高的速度撞树。美联储选择了后者。（1929年10月的最初崩盘确实抑制了对经纪人贷款的需求，使经纪人贷款利率降至7%。）

    20世纪20年代，金融狂热也感染了当时已经稳定运行的投资信托机构。18世纪末，荷兰商人亚伯拉罕·范·凯特维奇创建了大概是世界上的首个共同基金——“团结创造力量”[31]，它是一个可对公众发行的投资集合，汇集了欧洲各地和新大陆种植园的企业股份。[32]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投资信托的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到了1893年，随着波士顿个人财产信托的成立，投资信托的概念又传到了美国。这些保守运作的基金通常可以像股票那样交易，按需买进和卖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几个至今仍存在：美国通用投资公司、三角洲公司、亚当斯快递公司和中央证券公司。

    另一个信托公司——高盛交易公司却没能幸存。高盛公司是直到泡沫后期才涉足投资信托业务的，1928年12月，它出资成立了高盛交易公司。最初，交易公司比较谨慎；它直接持有所有的股票和债券，也就是说，没有杠杆；此外，母公司高盛保留了该交易公司90%的股票所有权，只向公众出售了其中的10%。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高盛交易公司可以被认为是由先锋或富达[33]建立并持有几乎所有股票的简单的共同基金。

    高盛交易公司很快就不再保守。几个月后，它与高盛旗下的另一个公司——金融实业公司合并。市场如此泡沫化，1929年2月，就在合并后几天，新组建的高盛交易公司的价值就达到其持有证券价值的两倍；相当于将一美元的钞票以两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

    大多数公司都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但高盛公司还不满足，随后它回购了自己的股票，这进一步提升了其股票价值。此时，高盛公司开始以极度膨胀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其持有的交易公司股票。接着，交易公司迅速投资成立了一个新的信托公司——谢南多厄公司；而谢南多厄公司在荒谬层上又堆起了一层荒谬，它发起成立了第三级信托公司——蓝山公司。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

    该信托公司的优点在于，它使公司发行在外的证券数量与现有公司资产数量几乎完全分离。前者可以是后者的两倍、三倍或任意倍数。[34]

    在著名的高盛大厦内，谢南多厄和蓝山各自发行了普通股和“可转换优先股”，后者本质上与债券相同，每年需要向其持有者支付6%的利息。这两个信托公司事实上利用其可转换优先股为自己提供经纪人贷款，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描述，这种“乘数”放大了普通股的价格波动。

    按照普通标准，杠杆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谢南多厄的股票中只有约1/3是债券式可转换优先股，这一比重在蓝山的股票中不到1/2。但这两个公司杠杆的乘数，以及高盛交易公司处于上层所有权结构的乘数，破坏了局势的稳定。谢南多厄控股蓝山，但只有在蓝山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6%的利息支付后，谢南多厄才获得支付；同样，交易公司控股谢南多厄，但只有在谢南多厄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利息支付后，交易公司才能获得支付。因此，当沿着金字塔向上方的交易公司移动时，价格波动幅度成倍增加。而同时，交易公司也承担着自己的股息债务。例如，谢南多厄只向其普通股股东支付了一小笔股息，到1929年12月便永久停止了支付。

    高盛公司的信托船队是为风平浪静的海洋设计的，只要价格上涨，航行就会顺利。但几乎就在这三个信托公司成立后不久，天就变了，这些公司按照与创建相反的顺序陆续倒闭：首先是蓝山，然后是谢南多厄，最后是交易公司。

    杠杆结构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1929年底，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10月的崩盘中有所回升，比9月的峰值“仅”下跌了35%。但相比之下，这三个信托公司的股票下跌了75%左右。到1932年中期的市场低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89%，信托指数下跌了99%，仅在高盛的这三个信托公司中，公众承担的总损失就约为3亿美元。就在1929年8月和9月，美国各大公司发行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类似的投资信托基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大部分基金到1932年已经蒸发。[35]此时大萧条已经开始，并将持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推动了经济活力的恢复。[36]

    到1929年，第三个因素——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也已牢固确立。上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两次市场下跌。第一次是1907年的恐慌，是一次相当奇怪的事件。它的触发事件其实是一次失败的股票投机，但其规模非常小。两兄弟、铜矿巨头奥托·海因策和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试图操作一桩复杂的计谋，即尝试对他们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进行轧空操作，但彻底失败了。[37]

    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还拥有蒙大拿州的一家小银行——比尤特储蓄银行，该银行也随着失败的轧空操作而破产。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第二合众国银行实施了“安乐死”[38]，使得美国在私人贷款枯竭时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提供急需的资本。由于各大银行之间相互借贷，其中一个银行的失败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如果没有央行出面救助，那么温和的衰退可能会演变成全面的恐慌和萧条。19世纪30年代末就发生了这样的金融危机，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

    1907年，海因策的银行的倒闭拖垮了规模更大的银行，并最终将股价压低了约40%，直到约翰·摩根“画出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上的银行是他认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因此值得支持，在这条线之下的是允许倒闭的银行，此时，恐慌才停止。出于历史巧合，摩根生于1837年，也就是美国最后一个中央银行关闭的那一年；1913年，随着重建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法》通过，摩根去世。在世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扮演了美国央行行长的角色。1893年经济萧条耗尽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时，正是他策划挽救了美国的金本位制。

    1929年之前的第二次市场衰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场战争提振了美国股市，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股市投机很快被绝望替代：1919年夏天，股票市场达到顶峰，之后的一年里，股票价格逐渐下降了约1/3，当然这一时期产生的丰厚股息可以抵销一部分的价格下跌损失。[39]因此市场的下跌相对温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只有富人才拥有股票，因此1907年恐慌和1919年股价下跌都没有给公众留下太多持久的印象。到1929年，新的投资者被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带来的奇迹吸引，忘记了之前的泡沫。

    产生泡沫的第四个因素是对保守的传统股票估值方法的放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数十亿美元的自由债券发行，收益率为3.5%~4.5%。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美国人被引入证券市场。自由债券充当了公众投资的“训练轮”，并提供了安全而适度的回报率。

    政府债券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基准，或者说，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金融经济学家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几个世纪以来，投资者购买股票完全是为了股息，而由于股票有风险，为了吸引买家，股息收益率必须高于相对安全的政府证券的收益率。例如，乔治·哈德森必须向其铁路股票的买家承诺，股息收益率远远高于英国政府债券3%~4%的收益率。与英国同行一样，理性的美国投资者不要求也不期望从股价上涨中获益，但他们希望获得比安全的政府债券更高的平淡但稳定的股息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平均股票收益率在5%左右。[40]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股票应该以年收益的10倍左右卖出，以便轻松地收回成本。

    今天，不管是不是明智的投资者，都认为公司利润和股价的长期上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以容忍低得多的股息支付。但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持续的股价上涨，除非是最成功的公司。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股价涨幅也很小。例如，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早期最成功的两家合股公司，即使是这两家精心挑选的公司，1709—1823年，其股价平均每年也仅上涨0.7%和0.6%。[41]

    那么，那些最有成就的投资者是如何评价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到192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无线电公司还没有产生任何股息，而且，它在1937年之前都没有产生股息。[42]到20世纪20年代末，投资者显然认为该公司前景光明，但他们没有工具为它估计一个合适的价格，以支付该公司未来的预期利润。再过10年，欧文·费雪、约翰·伯尔·威廉姆斯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等金融经济学家就会推导出计算股票或债券内在价值的复杂数学方法，特别是那些具有高度投机前景的股票或债券的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这种估计未来所有股息价值并将其“贴现”到即期的技术，就是所谓的“股利贴现模型”。这种模型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被普通投资者理解，此外，其准确性也非常有限，甚至连专业人士也经常抵制它。[43]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无线电、汽车和飞机的发展，技术环境的不断完善，公众很容易相信旧的证券评估规则不再适用。正如20世纪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44]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记述那段时间时说：
    按照股市繁荣前的标准，股票的销售价格是其平均年收益的10倍；而现在，如果公用事业公司的一只股票的销售价格达到其最高年纪录收益的35倍，那么大家不会认为该价格太高，而会认为仅仅是估值标准提高了……因此，所有的价格上限都消失了，股票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能够卖出的价格，而是取决于它值得卖出的价格……这个原则将得出一个诱人的推论：在股票市场中赚钱是现在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45]

    到了192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各种启发式，特别是那个时代新技术的显著性、证券价格的飙升以及信贷的宽松，已经压倒了对证券价格的理性分析。

    经济学家马克斯·温克勒说得最简单。股市崩盘后，在提到最新的股利贴现模型时，他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不仅贴现了远期，也贴现了未来。[46]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和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等事件一样，对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事件的剖析也涉及“4P”：发起人、公众、政客和媒体。

    20世纪早期，塞缪尔·英萨尔继承了约翰·劳和乔治·哈德森的衣钵，创建了一个工业巨人企业，为美国的大型工厂提供动力，为数百万家庭提供照明。

    他出生于1859年的伦敦，父亲是一名中产阶级平教徒传教士和禁酒旅馆店主。英萨尔十几岁时主要忙于文员和速记员的工作，和那个时代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崇拜托马斯·爱迪生。在失去一家伦敦拍卖行的工作后，他看到爱迪生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话公司的招聘广告，非常高兴，并成功地应聘到那里。

    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英萨尔的办公技能远远超过了速记和簿记。几年后，公司选中英萨尔去美国总部工作，他回应说：“如果能成为爱迪生本人的秘书，我就去。”为了看起来比实际的21岁成熟，他开始留鬓角。1881年初，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爱迪生身边，在那里工作了11年，并在公司的各个职位上一路晋升。

    越来越多地，英萨尔的命运不仅与爱迪生捆绑，还与支持爱迪生的约翰·摩根捆绑。那时，正值摩根在社会影响力和对技术的敏锐性方面达到了个人顶峰，作为一名早期电力爱好者，他在麦迪逊大道219号的家里安装了爱迪生的第一个白炽灯泡。在当时没有电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后来摩根资助建设了曼哈顿第一座大型发电厂和输电线路，弥补了没有电网这一缺陷。

    对爱迪生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低压直流系统不适合长途传输，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占据（其建造了交流高压电网）。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由电气工程师伊莱休·汤姆森和埃德温·休斯敦于1882年创建，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竞争对手。从1883年开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逐渐走向终结，因为当时英国发布了一项变压器专利，该变压器能够“降低”住宅用长距离交流输电线路中的高压电流。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很快采用了这项专利，并在公司里部署了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交流电系统。

    1892年，在摩根投资公司的推动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这巧妙地避免了爱迪生的公司的倒闭。但爱迪生本人从未承认过交流电的优越性；他一气之下卖掉了他在通用电气的股票，后来，当有人提醒他这些股票会值很多钱时，他说：“好吧，都卖没了，但我们花钱时很开心。”[1]

    英萨尔是经营电力设施的天才。在公司被合并前的10年里，他逐渐帮助爱迪生吞并了竞争对手，并取得芝加哥地区的垄断地位。[2]但1892年公司合并之后，他不再经营芝加哥公司，也开始无所事事。第二年，他自己接管了爱迪生在芝加哥孤立的各项业务，在那里，他熟练地收购、管理小型公用事业公司，并将其合并为大型公司。到了1905年，他将业务扩展到芝加哥以外的中西部地区；他游刃有余地经营自己的公司，而且那时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使他能够逐步降低行业价格，并引入非高峰低定价策略。由于电力服务对社会日益重要，他支持政府的法定监管，甚至有一次他还建议，如果他的公司无法为客户提供适当的服务，那么这个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3]

    如果他将自己的目标仅专注于为工业和城市照明提供电力，那么他仍将被人们铭记。遗憾的是，他对用电客户审慎而正直的关心并没有延伸到公司股东身上。英萨尔早期金融阴谋的典型例子是1912年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上市，其主要目的不是发电，而是为其他业务筹集资金。英萨尔复杂金融阴谋的核心是他以个人身份以36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然后，转身以360万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了所有优先股和1/6的普通股，这样实际上他自己免费获得了公司5/6的普通股。

    和哈德森一样，英萨尔也热心于公益，工作起来像特洛伊人。也和哈德森一样，他慷慨地资助市政项目和艺术项目，包括芝加哥的市民歌剧院，其被当地人称为“英萨尔的王座”。他在芝加哥北部的利伯蒂维尔建造了一个占地4445英亩[4]的庄园，居民们“在英萨尔的庄园里建房子，将出生在英萨尔医院的孩子们送到英萨尔学校上学，使用英萨尔灯，用英萨尔煤气烹饪，在英萨尔公路上行驶，在英萨尔银行存钱，在英萨尔高尔夫球场上打高尔夫”[5]。该镇代表了他庞大帝国的缩影。在鼎盛时期，该帝国由很多公司组成，这些公司的发电厂雇用了72000名工人，为1000万个客户服务。他是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并担任11家公司的董事长。[6]

    早在1898年，英萨尔就凭直觉认为，在公用事业领域，国家机构的监管比城市运营的竞争更为可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公用事业公司完全在政府监管之下，主要归功于英萨尔本人对该行业的引领。[7]政府监管限制了公司的利润，但就像之前的哈德森一样，英萨尔明白，最大的财富不在于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在于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资金。

    英萨尔控股公司的复杂性超出了大多数观察者的理解能力，甚至可能超过了英萨尔本人的理解能力。他将数百家公司层层叠加，底层公司有时又部分地控股顶层公司。历史学家兼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一小段描述可以展现英萨尔的鲁布·戈德堡机械[8]般的复杂结构：

    缅因州的小安德罗斯科金电力公司由安德罗斯科金公司控制；而安德罗斯科金公司由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控制；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由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控制；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又由国家电力公司控制，国家电力公司又由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控制。[9]

    当时，代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普通股，由英萨尔的私人公司公用事业投资公司持有，因此共7个层级的公司。于是，杠杆作用呈多倍增加，不仅仅是撇奶油[10]，用艾伦的话来说，还有来自多个组织层级的“超级富豪奶油”和“超超级富豪奶油”。[11]到1928年，英萨尔的这种拜占庭式的公司结构几乎已经不是个例，而是规则。当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73家公司中，92家为纯控股公司，395家为控股和经营性公司，只有86家为纯经营性公司。[12]

    为了以虚高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必须创造盈利的幻觉。英萨尔有一套与布朗特和哈德森相当的金融骗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让他的公司以不断上涨的价格相互购买资产，然后将每笔购买业务的利润都入账。就好像丈夫以1500美元的价格将之前1000美元入手的雪佛兰汽车卖给妻子，而妻子则以同样的方式将她的福特汽车卖给丈夫，这样每人都获得了500美元的收益。

    与之前的布朗特和哈德森，以及之后的互联网巨头一样，英萨尔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崇拜。20世纪20年代，他威严的照片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与他在大陆银行前见一面据说价值100万美元。[13]英萨尔的销售员们推动了这场杠杆式闹剧最后一幕的出现。1929年初，经过专门训练的销售队伍开始首次向公众出售其顶层公司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最初的售价是英萨尔为其资产支付的价格的10倍，后来随着人们对该公司的热情高涨，其售价超过了30倍。英萨尔的公司结构就像高盛信托一样，是为繁荣时期设计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削弱电力公司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对公司收入享有优先权）分红的能力，而这又将严重影响其普通股的股息和价格。普通股股东通常以保证金形式认购股票，他们的净资产也将受到影响。这一过程随着英萨尔控股公司的金字塔结构逐层加速。

    这正是1929年以后发生在英萨尔和他的60万股东中的大部分人身上的故事。与哈德森一样，英萨尔始终对自己的计划坚信不疑，公司股价在漫长而艰难的1929—1932年熊市中缓慢跌落直至崩溃。他借了数百万美元，试图用他的多层公司结构来抬高公司股价，但徒劳无功。1932年4月，就在股市最终触底前的3个月，他的银行家们把他召集到纽约的一家办事处并告诉他，他们将不再支持他。“这意味着公司要进入破产管理吗？”他问道。“是的，英萨尔先生，恐怕是这样。”[14]这对投资大众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一份会计报告估计，到1946年，一场围绕中西部证券公司破产的持久法律争论终于结束时，公众损失数额会达到6.38亿美元。[15]而到那一年，股票市场已基本恢复；因此1932年股市崩盘时，在接近市场最低点的时候，公众遭受的损失肯定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英萨尔最后的经历和他的控股公司一样错综复杂，与哈德森的垮台过程遥相呼应。在破产数月后，他因与出售公用事业公司股票有关的邮件欺诈而被起诉，逃往法国，当政府试图将他带回受审时，他又逃往希腊，因为希腊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已经商定但尚未签字生效。但雅典当局忽略了这一瑕疵，无论如何还是把他经由土耳其送回了美国。[16]回到美国，他再次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这一次帽子遮住了他的脸。他被剥夺了大部分财富，但仍然可以组织起强有力的法律辩护团队，对他的多项指控最终被击败了。回到法国时，已是78岁高龄的他痛苦而虚弱，瘦得不成样子。1938年7月16日，在巴黎的一个地铁站，当他把手伸向售票员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口袋里只有几个法郎。由于他心脏不好，他的妻子曾一再警告他不要乘坐地铁。[17]

    在巨大的债务规模中，英萨尔的控股公司的债务只占相对较小的一块。正如密西西比、南海和铁路事件那样，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股票狂热以一种极端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民众和商界，导致其过度借贷。[18]1922—1929年，美国的全国总债务增长了68%，但全国总资产仅增长20%，收入仅增长29%。[19]在崩盘之前，债务的增长速度可能一直快于经济的其他方面。私人债务增长尤其迅速；与政府不同的是，个人和公司不能通过征税或印钞来消除债务，而且由于个人和公司是20世纪20年代债务的主要引擎，因此，当事件爆发时，其债务承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尤其大。

    20世纪20年代泡沫事件的另一个主要发起人是股票池，它通常是一个由经纪人和金融家组成的特设小组，他们按照精心设计的顺序相互买卖股票，操纵特定公司的股价，旨在引起小投资者的注意。他们聚集在券商大厅的股票报价器和黑板前，得出某只股票已“被控制”的结论，也跟随买入，进一步推高价格。

    股票池的关键人物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专家”：他是在交易所场内为公众买卖股票的经纪人，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客户买卖“订单簿”，这能够预测未来的股票走向。当订单簿上的公开购买订单列表足够庞大时，股票池的参与者就会将自己的股票出售给那些由股价暴涨引来的投资者，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最臭名昭著的股票池集中在无线电领域，例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其参与者似乎是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名人：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主管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钢铁公司的最高领导者查尔斯·施瓦布，沃尔特·克莱斯勒，佩尔西梅·洛克菲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前助手约瑟夫·塔马尔蒂。内线交易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违法。对现代读者来说，另一个名字很突出：戴维·萨诺夫夫人，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的妻子。

    然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股票池经理应该是约瑟夫·P.肯尼迪[20]。经常有一些传说，将肯尼迪家族的财富与私酒交易联系在一起。不过，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非法制造烈酒对一个哈佛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职业选择。他的血统更适合华尔街。在那里，他通过传奇般的股票池操作积累了一笔财富，后来又将这笔财富扩展到好莱坞和房地产等领域。

    正如19世纪40年代乔治·哈德森在铁路领域的庞氏骗局式融资——用新股东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在那时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合法的，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池行为也是如此，在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21]通过之前，这种公然操纵股价的行为没有被禁止。

    金融狂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解剖位置是政客和媒体，这两个部分巧妙地集中在约翰·J.拉斯科布身上。拉斯科布的父亲是一个雪茄制造商（经营规模中等），于1898年去世。之后的拉斯科布与英萨尔一样好运，成为工业巨头皮埃尔·S.杜邦的私人秘书，并最终成为这家大型化工公司的财务主管。1920年，杜邦拯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车，拉斯科布接管了通用汽车的财务。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斯科布成为股票爱好者，参与了一些最成功的股票池。[22]1928年，民主党任命他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然而，拉斯科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臭名昭著的采访，采访文章名为《人人都应该富有》，并发表在《女性家庭杂志》1929年8月刊，当时该杂志的订户已超过200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段话正解释了文章标题的主旨：

    假设一个男人23岁结婚，并开始每月定期储蓄15美元——几乎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足够努力。如果他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将股息和股权进行再投资，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万美元，以及每月约400美元的投资收入，这样他会很富有。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坚信任何人不仅可以富有，而且应该富有。[23]

    拉斯科布的这段话，是泡沫时代媒体对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的经典赞歌，巧妙地说明了即使是两大著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也会采取启发式捷径。如今，我们只要借助资产负债表或财务计算器，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就能计算出，20年里将每月15美元的储蓄转化为8万美元需要25%的年平均回报率；但1929年，这一计算更加困难。虽然拉斯科布可能拿出了他的铅笔、纸和复利表，但事实上他没有提到25%这一隐含的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数字即使在1929年也高得离谱），很可能他只是凭空说出了这些数字。

    像拉斯科布这样的政客，在泡沫及其破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陶醉于追求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就像1719—1720年的乔治一世国王和奥尔良公爵以及铁路泡沫时期的大部分议会成员一样。之后的几十年，现代政治廉洁和立法遏制了这种腐败，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如此，这让政治领导人有了更为神圣的责任，即要保证经济基本健康发展：在经济扩张时期，没有过度投机，而在经济收缩时期，国家领导人能够平稳地避免任何担忧或恐慌。

    20世纪20年代时也是如此。在1928年共和党大会上，赫伯特·胡佛在提名演讲中庄严地吟诵道：“今天，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贫困家庭正在从我们中间消失。”[24]经济崩溃后，胡佛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再向公众保证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胡佛还开创了一种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反应，其将成为现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标准反应，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称为“无事由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国家的政治、金融、经济领袖都被召入白宫，“不是因为有事要做，而是因为有必要给人留下正在做事的印象”[25]。

    有可能实时发现泡沫吗？

    现代金融的伟大进步之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20世纪60年代，尤金·法玛认识到，金融市场能够快速将新信息——市场变故——转化为价格。但市场变故是无法被预测到的，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价格方向。

    而且，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当前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反映现有信息，因此狂热不应该出现。正如法玛尖锐地指出：“坦率地说，‘泡沫’这个词让我发疯。”[26]

    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对泡沫的厌恶是可以理解的；现代金融学的核心是构建和测试市场行为模型。艾萨克·牛顿所谓的“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很容易被理解，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牛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建模者之一，如果连他都不能用数学术语来描述泡沫，那么也许没有人能做到。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与法玛共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认为，当上涨的价格能够实现自我维持时，泡沫就会出现，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价格也被狂热传染的时候”[27]。尽管所有泡沫都是如此，但仅凭这一现象无法识别泡沫，因为投资者一直在到处追逐当前高回报的资产。然而，像1719—1720年、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泡沫是罕见的，因此仅仅靠每天自我维持的价格上涨这一判断标准，会产生很高的误报率。

    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审理雅各贝利斯诉俄亥俄州案[28]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虽然它所涉及的领域不是金融业，但他的方法提供了考虑泡沫的另外一种方式：

    根据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这一领域的刑法犯罪仅限于“硬核色情物品”。今天，我将不再试图用寥寥几笔就对我所理解的这类物品做进一步的界定，也许我永远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29]

    正如牛顿无法模拟人类的疯狂一样，也如法玛教授讨厌“泡沫”这个词一样，斯图尔特大法官这段著名的话表明，尽管他无法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什么是硬核色情物品，但他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这同样适用于金融业：即使我们不能对泡沫进行建模，但现在我们肯定已经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了。

    到目前为止，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国铁路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都呈现出4个极具特色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金融投机成为日常对话和社会互动的主要话题，从坎康普瓦大街和交易巷的人群，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券商大厅的人群。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

    一夜之间发财的故事挂在每个人嘴边。一位金融评论员报告说，他的医生发现病人在谈论股票市场时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他的理发师不止一次地用热毛巾打断客户对蒙哥马利·沃德股票前景的描述。妻子们问她们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他们不参与这一切，结果她们的丈夫在当天早上已经买了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30]

    泡沫的第二个特征是，相当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能力强、头脑清醒的人，现在却放弃了安全、高薪的职业，全职从事金融投机。例如，如果没有当时的金融刺激，那么布朗特和哈德森都会继续成为相对成功的亚麻布经销商。艾伦描述过一位女演员，她把自己在公园大道的住所装修成一家小型经纪公司，“周围摆满了表格、图表和财务报告，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话进行市场操作，而且越来越沉迷于此”，而另一位艺术家“曾经口若悬河地说，只有高更[31]才会一边画画，一边宣扬国家贝拉斯·赫斯（一家现已不复存在的邮购商行）的股票价值”[32]。

    泡沫的第三个也是最持久的特征是，信徒对怀疑论者的猛烈抨击。20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有人能够以血统和历史感来表达怀疑并警告公众的话，这个人就是保罗·莫里茨·沃伯格。沃伯格于1868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其家族具有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背景。在1911年入籍美国之前，他在欧洲金融机构中迅速崛起；1914年，他作为创始成员宣誓就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沃伯格在移民之前曾经见过类似的欧洲泡沫，他知道泡沫的结局。1929年3月，在担任国际承兑银行行长期间，他注意到，股票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合理范围内的估值，并惊恐地指出，贷款数量的激增已经导致“无限制的投机狂欢”，这最终不仅会损害投机者，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萧条”。[33]

    这一惊人准确的预测却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谴责。最温和的方式是批评他“过时”；还有愤怒的观察家指责他“粗暴抨击美国的繁荣”，这些语句几乎与两代人之后抨击互联网泡沫怀疑论者的语句一模一样。[34]

    著名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在10年前创办了巴布森学院，1929年9月5日，在该学院举办的一次人数众多的商业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迟早会有一场崩盘，而且它可能会很可怕。”与沃伯格一样，他预测会有一场严重的萧条。正是在那天，市场急剧下跌，即所谓的“巴布森崩盘”。沃伯格很容易受到本土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巴布森则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怪人：他的作品中有一份名为《重力——我们的头号敌人》的宣言，他还成立了重力研究所，其主要目的是发明一种保护盾来抵御重力的致命力量。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那么巴布森的预言顶多会受到温和的质疑。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报纸讽刺地称他为“韦尔斯利[35]的圣人”，并指出他先前预言的不准确之处。一家投资公司警告其客户，“我们不能因为某位著名统计学家对市场的不利预测而仓促抛售股票”[36]。

    明斯基的健忘症因素通常揭示了泡沫时期的代沟现象；只有年龄足以回忆起上一次繁荣和萧条的参与者才可能持怀疑态度。而他们更年轻、更热情的伙伴会嘲笑他们是守旧派，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新现实脱节。简言之，泡沫主要集中在记忆短暂的年轻人领域。

    无论是由于何种机制，这些激烈反应都可以理解为弗里茨·海德理论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状态。正如末日信徒的期望那样，没有什么信仰能比不劳而获和无限财富的承诺更令人愉快，信徒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令人安慰的概念。对忠实的信徒来说，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给怀疑论者贴上“不理解”的标签，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泡沫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极端预测内容的出现，比如南海事件中预测西班牙奇迹般地将其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转让给英国、投资100英镑可以获得数百英镑的年度分红，英国铁路事件中预测即将“主宰时空”，美国股票泡沫中拉斯科布隐含预测的25%的市场年回报率。

    1929年，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做出了结束所有预言的预言。也许费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金融经济学家，他发展了许多现代数理金融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受到尊敬。但是，人们更记得他于1929年10月15日在曼哈顿采购代理协会说的话，那是在黑色星期四的9天前：“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峰状态。”[37][38]

    没有“阳光查理”米切尔的故事，1929年的崩盘历史就不完整。英萨尔和哈德森至少为子孙后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遗产减轻了他们的罪恶。但是，查理·米切尔，这个时代的伟大的金融发起人——和掠夺者——无法得到任何救赎。

    和英萨尔一样，米切尔出身卑微。1907年，他成为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的总裁奥克利·索恩的助手。米切尔就职时正赶上当年的大恐慌，美国信托公司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索恩领导这家公司化解了银行挤兑危机。30岁的米切尔作为助手，在整个危机期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经常晚上不回家，睡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1911—1916年，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证券经纪公司，随后被纽约城市银行（花旗银行的前身）聘请，为其管理小型股票和债券销售部门——纽约城市公司。

    商业银行家履行3项近乎神圣的职能，其对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至关重要：保护他人的货币；向企业提供营运资本，否则经济将无法运转；创造货币。相比之下，投资银行家却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这是一种风险更大、在道德层面更模棱两可的行为。

    银行监管机构早就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监管机构禁止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但不能拥有也并不意味着无法控制。通过控制的方式，米切尔和他的银行的律师们设法构建了与纽约城市公司的关系。[39]简言之，查理·米切尔是一名伪装成女王的军官的海盗，在纽约城市银行旗下航行。纽约城市公司收取了大量费用，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其主要职能是向公众出售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而为公司创造资本。不幸的是，该公司出售的许多股票和债券都是不可靠的，这些证券出售给了那些毫无戒心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客户，这加剧了银行的渎职行为。之后，纽约城市公司和银行承销了外国政府发行的更加不可靠的债券。

    米切尔在1916年接管纽约城市公司时，该公司在银行总部只占用了一间办公室，只有4名员工。发起人不仅需要公众和客户，还需要媒体。繁荣时期的媒体能带来一大群轻信的新兵。20世纪20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布鲁斯·巴顿是典型的媒体骗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将耶稣描述为“A-1推销员”。1923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米切尔的吹捧文章，题为《这里有什么其他人做不到的吗？》。在一次采访中，米切尔向巴顿讲述，当他的年轻推销员遇到萧条期时，他会带推销员到银行家俱乐部的顶层去看看下面的人群。“下面有600万人，他们的收入有成千上万美元。他们正在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储蓄。你应该好好看看，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去那里告诉他们。”[40]

    米切尔的魅力和干劲、媒体的热情以及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狂热，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纽约城市公司不断扩大其经营规模；到1929年，该公司雇用了1400名销售和支持人员，他们分散在58个分支机构中，所有这些人员都通过11000英里的私人电话线与纽约总部相连（因此现代社会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证券经纪公司蔑称为“电线屋”）。面对指责，米切尔发出了几乎不间断的规劝：“我们希望能够完全做到，除了童工之外，我们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是正式员工。”该公司实现了这一抱负，并且实现了更多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承销了超过15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比任何其他投资银行都多。[41]

    该银行向轻信的客户大力推销纽约城市公司的投资银行“专长”。这些客户得到的建议是，购买具有诱人优惠券的债券，以及价格不断上涨的更诱人的股票，以取代传统的低收益但安全的储蓄。

    米切尔可能不是证券经纪行业销售大赛的最早发起人，但他将此细化为一门艺术，向获胜的“员工”提供高达25000美元的奖金（“员工”这个术语并不讨人喜欢，但仍然很自然地用在金融业中）。米切尔的公司非常成功，其卖光了所有的债券。通常情况下，公司和外国政府会争取由投资银行发行其债券，但纽约城市公司通过主动鼓励公司发行更多债券，扭转了这种局面。更为离奇的是，米切尔将销售人员分散到不稳定的巴尔干和南美洲国家，为那些贫困的政府提供廉价资本。

    尽管销售人员汇报了秘鲁和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等外国政府的无能和数据造假，而且其几乎肯定会违约，但米切尔和纽约城市公司仍继续向银行的轻信客户出售这些外国债券。

    1921年，他从纽约城市公司总裁升任银行总裁，这为他的销售大业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最好地捕捉到了米切尔的精神，他描述了米切尔派出的推销员，他们“敲开农村各户房屋的门，像那些推销吸尘器或刷子的人一样”；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纽约城市公司主要销售债券；慢慢地，随着市场牛市势头增强，该公司将销售重点从债券转向股票，不仅销售负债的亚纳康达铜业等公司的高风险股票，甚至销售银行自己发行的股票，而如果没有该公司与银行合法分离的遮羞布，那么这样的股票本来就是非法的。[42]

    1958年，威尔逊描述了米切尔：

    在10年的时间里，他向美国公众出售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证券。他向公众出售汽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现在打了水漂；他向公众出售濒临破产的南美洲共和国的债券；他向公众出售自己银行的股票。1929年10月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在3周内从572美元下跌到220美元，最近它们只值20美元。[43]

    在这次股票崩盘事件中，米切尔让他的客户财富归零。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印象集中在10月戏剧性的“黑色日子”上。24日，黑色星期四，摩根大通领导的财团上演了戏剧性的救援，到这天中午，恐慌基本消除。但到了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即28日和29日，曾在24日拯救了股市的财阀们——米切尔、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和大通国民银行的阿尔伯特·威金——已经耗尽了勇气和资金。连续两天，股市分别下跌13.5%和11.7%。[44]

    到10月29日收盘时，股票价格已从9月的峰值下跌了39.6%：可以肯定的是，价格下跌幅度比1973—1974年、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的价格下跌幅度还要大。此外，到1930年4月中旬，股票市场又挽回了2/5以上的损失。[45]

    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只有少数美国人拥有股票，即使到了1929年，也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因此，1929年的最初下跌对普通民众的直接经济影响相对较小。[46]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腐败蔓延到了商业活动的心脏——银行系统，经济陷入混乱。到1932年中，股票价格从1929年的峰值水平暴跌了近90%。1931年12月11日，距离1932年中最终触底还有6个月（见图7-1）。一位小投资者本杰明·罗思在日记中写到了投资者的贫困：

    图7-1 1925—1935年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一位非常保守的年轻已婚男子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里，他成功偿还了房子的抵押贷款。几周前，他又将房子进行了抵押，获得的5000美元贷款用于投资优质股票，且他打算长期投资。我认为两三年后，他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可以以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优质股票和债券。困难在于人们手头没有资金。[47]

    没有资金的公众是愤怒的公众，就像在1720年和1848年那样，公众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功。金融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赔光钱的客户当然更愿意相信自己是被抢了，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傻瓜的建议下做了傻瓜。”[48]截至1929年，银行拥有23万名客户；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有多少客户开立了纽约城市公司的证券经纪账户，但估计至少有数万人，而且可能会更多。[49]与其他证券经纪人的客户（自愿走进门购买证券）不同，米切尔的客户原本打算找一家安全的商业银行存钱，结果却像是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妓院。

    一个最不可能的人物命中注定地成为查理·米切尔的复仇天使：一位直言不讳的意大利裔美国律师，名叫费迪南·佩科拉，他的父亲是一名制鞋厂工人，因工伤致残，他的受教育时间也因此被缩短。19世纪90年代末，十几岁的佩科拉从大学辍学，以供养父母和兄弟姐妹，但他设法攻读了法律学位。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担任纽约市的地方检察官助理，并成功起诉了许多起金融案件。

    崩盘和随后的熊市促使美国参议院的银行货币委员会展开了对证券业的调查。委员会从1932年开始举行听证会，审问了米切尔和其他许多人。前两名律师的审问毫无效果，于是委员会解雇了他们。

    佩科拉在审问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班布里奇·科尔比的注意。班布里奇·科尔比是一位杰出的律师，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担任国务卿，他向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委员会主席彼得·诺贝克推荐了年轻的佩科拉。那时，诺贝克正在拼命寻找人来替代他之前解雇的律师。[50]

    佩科拉从1933年1月24日开始担任首席律师；他必须全力以赴，因为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形势。就在他被聘用3周后，他第一次与英萨尔信托公司的人打交道，没占到优势。因此，1933年2月21日，当身材高大、颇有气场、皮肤黝黑、极度自信的米切尔大步走进委员会会议室时，这位新任首席律师看上去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佩科拉很快就找到了自信，主导了听证会并彻底摧毁了起诉目标，历史上将这场诉讼称为“佩科拉听证会”。正如我们见过的，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将受到极大的奉承，这反过来腐蚀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这是一个致命缺陷。此外，犯罪企业通常会给其员工洗脑，使员工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

    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金融公司的欺诈行为上。在这些公司里，员工们学着用“符合客户最佳利益”这一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有魅力和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尤其会这样培训员工；正如老话所说，鱼从头开始向下腐烂。打击犯罪的行家佩科拉很快就认识到，米切尔正是这种典型的企业精英，纽约城市公司的作案手法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起诉他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解释他是如何领导他的销售人员的。在8天的证词中，佩科拉以礼貌、低调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傲慢的米切尔穿过了纽约城市公司销售机构的道德沼泽，并彻底摧毁了米切尔。

    米切尔需要支付多少钱才能说服他的销售人员将股票和债券出售给客户？米切尔回答说，不多，每年只有大约25000美元——此时一个美国工人的年均收入只有800美元。纽约城市公司如何支付其高管薪酬？根据出售证券的利润，而不是根据这些证券给客户带来的收益。这一体系支付给米切尔多少钱？每年超过100万美元——即使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最高级的管理者，这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工资水平。

    更糟糕的是，1929年，米切尔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纽约城市公司的股票卖给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立即又从她那里买回，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他还对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进行了典型的股票池操纵；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奢侈的可免除“贷款”，但粗暴地对待普通员工，强制性地要求普通员工购买银行的股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抵销员工的未来工资。当他的普通员工最终付清高价购买的股票时，他便解雇了他们。[51]

    当骇人听闻的工资和贷款、逃税把戏和员工受虐充斥着头条新闻时，最初自信的米切尔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很大的麻烦中。然而，佩科拉的目标更高：他想揭露鼓动客户用借来的钱购买大量风险证券的销售人员（不仅仅是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扭曲的动机，这是让成千上万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破产的原因。他在听证会的第4天开始做这项任务，并展示了该公司如何在有充分的机会接触普通银行存款人名单的情况下，按照销售指导书的措辞，“无情地”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52]

    听证会的第六天，即2月28日，佩科拉再次转换关注点，关注对个人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在听证会之前，委员会已经收到数百封纽约城市公司的破产客户的来信。他们的共同点是谨慎和节俭，购买了政府债券，生活终于可以较为舒适，然后被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说服，反复购买高风险股票和债券，最后陷入贫困。

    佩科拉挑选了其中最让人同情的一位，即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布朗最近卖掉了一家连锁剧院，出于健康原因想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他想寻找一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以获得财务和后勤方面的建议和支持。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上，他看到了这则广告：

    您在考虑一次长途旅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将支付您与我们机构联系的费用，因为您将不再需要当地银行家的建议，而是将与我们密切联系，我们将指导您的投资。[53]

    关键是，该广告是由纽约城市银行发布的，但是纽约城市公司的弗雷德·拉梅尔联系了布朗，要帮助他投资10万美元。布朗积蓄中的大部分是卖剧院所得，其中的1/4已经购买了债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布朗对拉梅尔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避开股票。

    在布朗的准许下，拉梅尔为他购买了各种国内外债券，远远超过了布朗10万美元的储蓄，因此布朗又从包括纽约城市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贷款，总计18万美元。当他的债券投资组合甚至在市场崩盘之前就暴跌了的时候，布朗抱怨道：

    布朗：然后（拉梅尔）说“好吧，那是你坚持只买债券的错。你为什么不让我卖给你一些股票？”。嗯，股票市场一直在上涨。于是我完全相信了，说“好，那买股票”。

    佩科拉：你告诉他买什么股票了吗？

    布朗：从来没有。

    佩科拉：那他为你买股票了吗？

    布朗：我可以开玩笑地回答一下吗——他买股票了吗？

    听证会的书记员尽职地记录了一句话：“长时间的大笑”。[54]

    布朗随后向听证会出示了一份大量购入股票的记录，佩科拉为了减轻书记员的负担，并没有让其记录。布朗讲述了他如何前往纽约城市公司总部，抱怨拉梅尔的账户交易过于激进，以至于尽管股市不断上涨，但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一直在下降。他被告知，公司将调查此事，他将得到答复。

    布朗确实收到了拉梅尔的回信，但他建议布朗购买更多的股票，包括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到1929年10月4日，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进一步下降。布朗前往纽约城市公司的洛杉矶办事处，要求出售自己的所有仓位[55]，但接下来，“他们好似把我看作一个想把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的人，我立刻被那里所有的销售员包围，他们让我知道出售仓位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该公司终于在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卖出了布朗的股票，当时布朗的保证金已经用完，他一无所有。此外，该公司以最虚假的方式——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布朗的证券。

    布朗，两年前的身价为10万美元（约可折合为今天的150万美元），现在成了贫民。令人惊讶的是，布朗此时想再贷款25000美元以进一步投机亚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而银行拒绝了，理由是布朗失业又破产。[56]

    1929年以前，那些成功的商界人士几乎具有被膜拜的地位，成为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者；但1933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佩科拉听证会将华尔街列为头号公敌，还将“银匪”[57]一词引入了美语词汇中。这个词在两代人之后的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又死灰复燃。

    听证会于3月2日结束，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的前两天。现代经济史学家认为罗斯福的竞选口号是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威胁要让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言论，而他最终也实施了这一政策。[58]公众渴望报复，听证会后的两个月内，米切尔因涉嫌欺诈而受审。与布朗特和哈德森一样，米切尔可能没有做任何违犯证券法的事情，那时的法律比较宽松，因此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他被无罪释放。当然他必须与政府解决补税问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甚至重新获得了一些财富以及体面的社会地位；他最后的住所在第五大道，现已成为法国领事馆。

    正如两个世纪前南海股票崩溃后发生的那样，相关法律的修改姗姗来迟。在听证会之后的15个月内，罗斯福签署了一整套受佩科拉委员会启发的证券立法的文件，包括严格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分别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主要监管金融顾问和投资信托（当今共同基金的前身）。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设立其规定的机构。金融界最大的讽刺之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任专员正是曾经股票池的完美操纵者约瑟夫·P.肯尼迪。当有人向罗斯福指出肯尼迪不适合担任此职位时，罗斯福调侃道：“只有小偷才能抓住小偷。”[59]

    弗雷德·施韦德以其特有的幽默，从当代视角对此次崩盘事件进行了解释：

    1929年，有一列火车的奢华车厢，每周早上都会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当火车停下来时，一直在打桥牌、读报纸、攀比财富的百万富翁们从车厢前端走了出来。靠近车厢门的地方放着一个银碗，里面有很多硬币。那些需要5美分换乘市区地铁的人会拿走一枚。他们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硬币；这根本不算钱，就像羽毛牙签一样免费提供。只是5美分而已。

    1929年10月的突然崩盘有很多解释。我更喜欢的解释是耶和华之眼，愤怒的上帝正好在10月碰到了那个碗，在可以理解的突然恼怒中，耶和华踢翻了美国的金融结构，结果就是碗里的硬币永远消失了。[6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爱因斯坦说的）。事实并非如此。健忘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佩科拉听证会后短短两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预见性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圣乔治攻击巨龙，受到热烈的赞扬[61]；但总有一天，圣乔治死了，观众散去，圣乔治的继任者发现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家伙，开始怀疑为什么会有屠龙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代是否改变了，以及是否有必要让龙受到最温和的约束。[62]

    随着佩科拉委员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圣乔治不仅失去了警惕，还躺在路边流血不止，无法保护一群几乎忘记了拉斯科布、英萨尔和米切尔的公众，新的发起者又将诞生。

  •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8-10

    第8章 心魔

    但是人哪，骄傲的人，
    掌握到暂时的小小权力，
    立刻忘记了自己玻璃般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只盛怒中的猴子，
    在天神前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让天使为之哭泣。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暴力减少中有两个方面对我们理解人性有决定性的意义：（1）暴力；（2）减少。前6章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血腥事件。我们见到部落民在抢劫和寻仇中几乎杀光对方的男性，见到对新生儿的处置中杀死大量女婴，还见到人们为了复仇和娱乐实施酷刑，而杀戮的受害者多到可以分门别类、合辙押韵地填满整整一页字典：凶杀（homicide）、政府屠杀（democide）、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文化灭绝（ethnocide）、政治屠杀（politicide）、弑君（regicide）、杀婴（infanticide）、杀害新生儿（neonaticide）、弑子女（filicide）、手足相残（sibli-cide）、性别灭绝（gynecide）、杀妻（uxoricide）、杀夫（mariticide）和自杀性恐怖主义（terrorism by suicide）。暴力遍及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和史前史的各个角落，绝非源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别产出。

    同时，这几章给出了几十张图表，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暴力走向，展示出这根线条从左上角蜿蜒走向右下角。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暴力的趋势能够保证水平不变。不论引发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它反正不是饥饿、性欲或者瞌睡之类的生理欲求。

    因此，暴力的减少使得我们可以放弃二分法，它阻碍了我们理解几千年来暴力的根源。在二分法中，人类或者是天性良善或者是天性邪恶，或者是猩猩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鹰或者是鸽子，或者是霍布斯式的残忍暴虐，或者是卢梭式的高尚。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类不会走向和平协作，但也不会变成嗜血动物，非要定期杀个你死我活。关于人类思维有多重功能已经形成很多概念，例如官能心理学理论（faculty psychology）、多重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心理模块说（modularity）、心理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以及将大脑比作多功能瑞士军刀的思维暗喻。这么多的概念中总该有几颗真理的种子。人性中的某些成分，例如捕食、支配和复仇，都是制造暴力的动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另外一些成分，例如慈悲、公平、自制和理性，推动我们趋向和平。本章和下一章将探究这些动机和产生这些动机的条件。

    黑暗面

    在研究我们的心魔之前，我必须先要证明它们存在，因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人性驱使我们倾向暴力的观点极其不得人心。[1]虽然关于我们是从嬉皮士猩猩（倭黑猩猩）演化而来，以及原始人对暴力毫无概念的说法，早已经遭到人类学事实的否定，我们还是会读到一些文章说，暴力都是少数坏分子的所作所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忠诚的和平战士。

    可以肯定，在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不是以暴力结束。前面各章图表中竖轴上的数字显示，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几个、几十个，最多几百个人死于非命。只有在很少数情况下，比如部落战争或者发生种族灭绝的时候，死亡率达到每10万人中有几千人死亡。即使在敌意最深的对抗中，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对峙双方通常也会退后一步。甚至在战争中，很多战士都不曾扣动过扳机，那些打死过敌人的战士往往还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有些作家断言，绝大多数人类天生厌恶暴力，暴力造成大量死亡只不过说明少数疯狂的暴徒可以造成何等破坏。

    所以，我要让你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你自己，亲爱的读者，本质上都是趋向暴力的，尽管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使用暴力。让我们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Richard Tremblay）衡量了一个人生命进程各个阶段的暴力水平。他证明，最暴力的阶段不是青少年，甚至不是青年，而是两岁，所谓“可怕的两岁”（terrible twos）的确所言不虚。[2]一个刚刚学步的典型幼儿至少会踢踢打打，张嘴咬人，寻衅打架，身体攻击的频率随着年龄增长稳定地下降。特伦布莱说：“幼儿不会相互杀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拿到刀枪。我们过去30年一直想回答的问题是，孩子是怎样学习攻击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怎样学习不去攻击的。”[3]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你是否曾经想过杀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几项独立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和戴维·巴斯向大学生提出这一问题。按一般的认知，他们应该是人口统计学中暴力水平最低的部分，但得到的结果却令人震惊。[4]70%~90%的男生和50%~80%的女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他们至少曾经有过一次要杀死一个人的幻想。当我在一次讲座上描述这项研究时，一位学生大声喊道：“是的，剩下的那些人都在撒谎！”至少，他们会对大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名言产生共鸣：“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我读过的讣告有不少确实让我满心欢喜。”

    让人们幻想凶杀的动机和警察局犯罪档案中记录的动机大致吻合，主要是情人吵架、受到威胁、对羞辱或背叛的报复、家庭纠纷——与养父母的纠纷多过与生父母的纠纷。这些可怕的遐想在人们的脑海里展开，就像雷克斯·哈里森出演的充满嫉妒和复仇的影片，有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杏出墙》做背景音乐。在巴斯的调查中，有个男生估算自己在杀死一个前友人的路上已经走了80%。这个前友人向该男生的未婚妻造谣，说男生不忠实于她，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首先，我要敲断他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从手指头和脚趾开始，慢慢地从小骨头到大骨头。然后，我要戳开他的肺，可能还有其他脏器。总之，要在杀死他之前让他尽可能地尝尝痛苦。[5]

    一名女子说，她在杀死前男朋友的路上走了有60%。她的前男友想恢复关系，威胁说要将以前两人做爱的视频发送给她的新男友和其他同学。她说：

    我真的这样做了。我请他来吃晚饭。他在厨房的时候，傻傻地削着胡萝卜皮，准备做沙拉。我笑着走向他，很温柔，他没有任何疑心。我想着快快地抓起一把刀，在他胸口捅上几下，直到他断气。我真的干了第一件事（抓起了一把刀）。他看出了我的意图，跑掉了。

    现实中的许多凶杀在发生前都被这般反复推敲过。真正实施了的谋杀数量之少，仿佛是压抑的海洋里漂浮着一座渴望凶杀的巨大冰山，水面上仅仅浮出了一个尖角而已。法医心理学家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将这个意思作为他著作的书名（算是对弗洛伊德解释柏拉图的再解释）:“好人所思，坏人所为”（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

    甚至那些不曾想象过杀人的人，也会从杀人或者观望杀人的替代性经验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人们为了品味各种血腥的虚拟现实，毫不吝啬时间和金钱：《圣经》故事、《荷马史诗》、英烈传、地狱图景、英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悲剧、《贝奥武夫》、贝叶挂毯、莎翁戏剧、格林童话、《潘趣和朱迪》、歌剧、侦探系列、廉价惊险小说、流行小说、纸皮小说、恐怖剧、谋杀歌谣、黑色悲剧影片、西部大片、恐怖漫画、超人漫画、《活宝三人组》、《猫和老鼠》、动画片《奔跑者》、电子游戏，还有前加州州长主演的各部影片。在《野蛮的消遣：暴力娱乐文化史》（Savage Pastime: A Cultural History of Violent Entertainment）一书中，研究文学的专家哈罗德·谢克特说，与以往的娱乐相比，今天的暴力影片可谓温良恭让。在过去多少个世纪中，人们一直以模拟酷刑和肢解来赢得观众的喝彩。早在电脑制作图像之前，剧院经理绞尽脑汁，制作出各种可怕的特殊效果，比如“假人头，可以从人体模型上被斩下，再扎到长矛上；假人皮，可以从演员的身体上扒下来；盛满动物鲜血的囊袋，可以制造被刺穿后鲜血飞溅的效果”。[6]

    人们头脑里会闪过很多暴力想象。与之相比，真正实施的暴力行动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实和想象的巨大差距给我们指出了人类思维设计中的某些特征。暴力统计往往低估了暴力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人类的大脑里不断回荡着拉丁谚语：“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好战争。”即使在和平社会，人们也总是对虚张声势和威胁策略，对结盟和背叛心理，对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如何利用和遮盖其脆弱性充满好奇。人们对暴力娱乐表现出的普世快感，一直是作品审查和道德谴责的目标，这恰恰说明人类内心对有关暴力行为的信息充满渴望。[7]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暴力不容忽视，是否理解暴力的运作关系到人是否能够生存。[8]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注意到，性也是奇思异想和娱乐的一大内容，其想象和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9]人们对性的遐想，将不正当的性行为变为各种艺术，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他们对性事本身的投入。和通奸一样，暴力也许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其潜在的后果难以估量，绝对会证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西蒙斯认为，高级意识本身就是专为频率低但影响大的事件设计的。我们对每天必需的动作，例如伸手抓住一个物件，例如走路和说话，早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更不要说花钱去看这些动作的表演。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是暴力死亡和《梦里天和地》中沃尔特·米蒂式的飞跃。

    说到大脑，人类的大脑就是其他哺乳动物大脑的肿胀版和皱褶版。所有的主要部件都可以在我们毛茸茸的表亲那里找到，它们的功能也是一样的，比如处理来自感官的信息，控制肌肉和腺体，储存和提取记忆。在这些部件中，有一个区域网络，取名愤怒回路（rage circuit）。神经科学家贾克·潘克赛普（Jaak Panksepp）描述了向一只猫的愤怒回路部位发送电流时所见到的景象：

    对大脑进行电刺激几秒钟之内，这只温和的动物彻底变了情绪。它张牙舞爪，粗暴地扑向我，嘶嘶尖叫，流着口水。它似乎准备四面出击，但它正好对着我脑袋所在的方向。万幸，有树脂玻璃墙挡在我和这只愤怒的野兽之间。但在终止电刺激之后不到1分钟，这只猫就放松下来，恢复了平静，又可以让人毫无顾忌地抚摸了。[10]

    人脑中也有和猫脑中愤怒回路相当的组成，同样可以被电流刺激——当然，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外科医生做过如下描述：

    最有意义（和最戏剧性的）的刺激效应是它引发一系列攻击性反应。相应地，这些反应包括从恰当的语言反应（向医生说“我觉得我要起来咬你”）到失控的诅咒和身体攻击性破坏行为……我有过一次，在电刺激终止30秒钟后，问病人是否感到愤怒。他说他曾经感到愤怒，但已经不再愤怒，听起来他对此变化感到非常惊讶。[11]

    猫会嘶嘶尖叫，人会恶语诅咒。愤怒回路可以激起语言反应的事实说明，它不是惰性器官，与大脑的其他部分有积极的联系。[12]非人类哺乳动物的进攻性受大脑中几个回路的控制，愤怒回路是其中之一。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回路对理解人类的进攻性行为会很有帮助。

    * * *

    如果暴力印刻在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幻想世界、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士兵在战场上开枪杀人时还会犹豫呢？难道他们不就是去干这个的吗？一项著名的“二战”老兵研究称，战斗中有能力使用武器开火的士兵不足15%~25%；另外有研究说，绝大部分子弹都没有击中目标。[13]现在，我们知道，得出第一个结论的研究非常可疑；得出第二个结论的研究有混淆事实之嫌——战斗中所发射的大部分枪弹都不是针对单兵，而是要阻止敌军的进犯。[14]士兵在战场上未能击中目标，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瞄准中靶本来并非易事。但是，我们仍然得承认，战场上弥漫着对瞄准杀人的焦虑，很多士兵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指都会发僵。

    在街头打斗和酒吧争吵中也可以看到因使用致命武力造成的紧张感。莽汉之间的大多数冲突，与好莱坞西部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毫不相干，绝不是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亨伯特眼中的“一拳击中面颊，一脚踢中腹部，再从空中悬索飞下”。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严格地检视了真实斗殴事件的图片、录像和目击者报告。他发现，大部分斗殴不像《咆哮山谷》中设计紧凑的动作场面，而更像是一场无聊曲棍球比赛上仅有的两分钟争吵。[15]两个男人怒目相视，互喷脏话，挥拳，没有击中，再挥拳，然后就倒在地上。偶尔，纠缠的双方中一人略具优势，连续击中几拳。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两人被拉开，嘴里继续喊叫着愤怒的诅咒和挽救面子的大话，离去时，自尊心上的伤痕远远多过皮肉上的瘀青。

    情况真是如此。在面对面的冲突中，男人通常会保持克制。但是，这种谨慎不是说明人类的温柔和善良。相反，这恰恰说明了霍布斯和达尔文对暴力的分析。我们在本书第2章已经看到，任何暴力倾向性的演化，都是在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倾向性的世界里完成的。（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活着的生命不同于岩石和河流，因为他会做出反击。）也就是说，人一旦采取伤害另一个人的举动，立刻会引发两件事情：

    1.增加受袭者进行攻击的可能性。

    2.受袭者将确立在你进攻之前就对你采取行动的策略目标。

    即使你能在攻击中一举将对方击毙，你也会成为对方亲族的复仇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对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中挑起争端特别深思熟虑——谨慎到表现出焦虑和瘫痪。谨慎周全是真正的大勇，与慈悲毫不相关。

    一旦有可能消灭敌人，又没有遭受报复的危险，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大猩猩的劫掠行动中，我们已经见过此类案例。当一队雄性大猩猩巡视领地时，遇到来自其他群体的单只雄性大猩猩，大猩猩会利用数量优势，将落单的大猩猩撕成碎片。在出现国家社会之前，人通常也是在偷袭中而不是高调的战场上消灭敌人。人类的大部分暴力都是胆小鬼式的：打冷拳、欺负弱小、先发制人、凌晨偷袭、黑手党暗杀和打了就跑的驾车枪击。

    柯林斯还记录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综合征，他称之为“前行性恐慌”（forward panic），虽然更常用的字眼儿应该是“暴怒”（rampage）。当一个进攻性联盟受到阻击，并陷入对手可能长期抵抗的忧患和恐惧时，它会接着又乘虚而入压倒对手，此时恐惧转化为愤怒，人们将会野性大发作。这种似乎无法克制的暴怒驱使人们殴打敌人，直到敌人不省人事，对男子实施酷刑和肢解、强奸妇女、破坏敌人的财产。“前行性恐慌”是最丑恶的暴力。正是这种心态导致种族灭绝、大屠杀、惨烈的种族骚乱和战争中的格杀勿论，不留俘虏。警察滥用暴力也大多出于此种心态，比如1991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在警车高速追逐和暴力拒捕之后，受到警察的野蛮殴打。随着屠杀的进行，愤怒会让位于狂喜，狂躁的屠夫在血腥的暴行中欣喜若狂。[16]

    没有人被训练成暴躁的怒汉，每当军队和警察中爆发类似的暴行，总是让上级感到意外，上级也只能采取行动平息暴行，因为滥杀和残忍完全不符合军队和警察队伍的宗旨。暴怒也许是人类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将敌人在重组和反击报复之前彻底消灭掉而产生的原始适应性。这与大猩猩之间的杀戮相似程度之高，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相似性还包括一个共同的触发机制：三四个同伙，面对一个孤立的敌方成员。[17]暴怒背后的直觉显示，暴力如同人类行为剧本中的一句台词，静静地等候在那里，等待出场的时机。饥渴则与其不同，饥渴感是随着时间逐渐培养起来的直觉。

    道德标尺的偏差和关于纯粹邪恶的神话

    在《白板》一书中，我提出，当代人否认人性的黑暗面，例如“高贵的野蛮人”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甚嚣尘上的浪漫军国主义、攻击释压说和斗争神圣化的反动。对当代人否认人性黑暗面的理论提出质疑的科学家和学者，均被指责是为暴力辩护，并成为诽谤、血诬和人身伤害的对象。[18]“高贵的野蛮人”神话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样板，昭示了反暴力运动在社会礼仪和禁忌方面留下的文化遗产。

    不过，我现在相信，否认人类作恶的能力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这种否认本身就是人性的一个特点。这要归功于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著作《邪恶》（Evil）一书中所做的精彩分析。[19]鲍迈斯特注意到，那些从事破坏性活动的人，从小偷小摸的惯犯到系列杀人犯再到大屠杀的参与者，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难道世界上如此之多的恶行，竟然都不是恶人所为？

    每当心理学家遇到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就会动手进行实验。虽然鲍迈斯特与他的合作者阿琳·史迪威（Arlene Stillwell）和萨拉·沃特曼（Sara Wotman）不能在实验室里让人们犯下暴行，但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小伤害，足以供他们进行细微的观察。[20]史迪威和沃特曼让实验者描述一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事件，再描述一件他们让别人感到愤怒的事件。研究人员随机地在实验者之间不断调换这两个话题的顺序，在两个话题之间还塞上其他一些琐碎的问题，因此实验者不会连续回答与这两个话题有关的问题。大多数人每星期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几乎所有人每个月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研究人员绝不缺少研究的题材。[21]作恶者和受害者两个角色历数了各种原因，包括撒谎、失信、违约、犯规、泄密、不公和财务纠纷。

    但是，这是作恶方和受害方都唯一同意的事情。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实验对象的叙述和编码特征，例如事件的时间长度、双方的过失、作恶者的动机和造成伤害的后果。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叙述排列起来，结果如下：

    作恶者的叙述：故事开始于伤害行为。当时我有我的道理。我也许是回应对方的挑衅，或者我的反应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为此指责我是很不公平的。伤害并不严重，很容易修复，我也道歉了。现在，应该让这件事情过去了。忘掉算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受害者的叙述：故事开始的时间远早于伤害行为发生的时间，伤害行为不过是漫长错误历史中最后的事件。作恶者的行为无理、无情、难以理解。作恶者很可能就是一个施虐狂，唯一的动机就是想看到我痛苦，虽然我是完全无辜的。他造成的伤害是可怕的、难以修补的，而且是永久性的。双方都不应该忘却。

    两个描述不可能都是对的——或者应该说，既然实验参加者既讲述了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也讲述了作为作恶者的故事，两个描述不可能都完全正确。人类心理中存在某种东西，它扭曲了我们对伤害性事件的解读和记忆。这就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解脱自己，我们内心的作恶者是不是在掩饰我们的罪过？或者，为了获得世人的同情，我们内心的受害者是否在培育冤屈？因为这几位心理学家无法翻越时间的高墙，回到事件发生的旧时光，所以完全无法确定谁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史迪威和鲍迈斯特设计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后续方案。他们使用控制事件进行实验，做法是创作了一个情节暧昧的故事：一名大学生提出要帮助一个同学做作业，但出于多种原因，提出帮助的一方违约了，导致本应受助的同学该门功课成绩不好，被迫改换专业，最后转到另一所大学。[22]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学生）只需要阅读整篇故事，然后一半学生从作恶者的角度，另一半学生从受害者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准确地复述故事。还有第三个实验组，这个组的人被要求以第三者的角度复述故事，他们提到的和忽略的细节，作为人类记忆的基准，属于不受私利影响的正常扭曲。作恶者和受害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丢失或粉饰了某些细节。心理学家对他们的叙述进行了分析。

    结果，“我们应该相信”的答案是：谁也不能信。与故事本身的基准，也就是第三者的复述相比，受害者和作恶者故事扭曲的程度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每一次忽略和修饰，都是为了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显得更有道理，让对方显得更无理。最有意思的是，参加实验的人在实验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不仅实验者和实验中的角色无关，而且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同情自己复述的角色，或者为自己复述的角色辩护，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阅读故事，然后加以复述而已。但就是这一点要求，居然让实验参与者调动起认知过程，并做出自利的陈述。

    伤害性事件在进攻者、受害者和中立方眼中出现发散型描述，就是图2-1暴力三角中出现的心理叠加。我们姑且称之为“道德标尺的偏差”（Moralization Gap）。

    “道德标尺的偏差”属于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es）这种大现象中的一种。人们总是想看起来是个好人。“好”可以是高效率、有力量、受人喜爱和能干，也可以是善良、诚实、慷慨和无私。人具有展示自我积极面的动力，这是20世纪社会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最早提到这一现象的著作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最近的相关文章有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错不在我》[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罗伯特·特里弗斯的《欺骗和自我欺骗》（Deceit and Self-Deception），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的《人人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23]认识失调或认知失谐（cognitive dissonance）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指人们突然改变了原来的自我评价，人本来为了保持这个自我评价下的形象，一直控制着自己行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一词来自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小说。在小说中的乌比冈小镇上，所有孩子都比一般孩子更优秀，镇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才华和性格上高于平均水平。[24]

    自利偏差是我们在进化中作为社会动物而付出的一种代价。人们结成群体，不是因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彼此之间有磁力互相吸引，而是因为他们有社会感和道德感。他们能感受温暖和同情、感激和信任、孤独和负疚、嫉妒和愤怒。感情是内在的调节器，保障人们在社交生活——互利的交换和合作性行为——中获益，而不必付出某些代价，例如避免骗子和社会寄生虫的剥削。[25]我们对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怀有同情、信任和感激，以自己的合作作为回报。而对那些欺骗我们的人，我们感到气愤和排斥，退出合作，或者予以惩罚。一个人的善行水平，是在做一个具有良好信誉的合作者和做一个骗取不义之财的坏蛋之间权衡的结果。一个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市场，充满各色合作者，在慷慨和信任上水平不一；人们总是能够把自己说得比实际上更慷慨一点，更值得信任一些，一般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道德标尺的偏差”包含受害人和作恶者之间协商补偿时的互补性谈判战术。就像侵权诉讼案中双方的律师，起诉人强调被告行为的蓄意性，至少是无情与冷漠，以及原告为之承受的痛苦和损失。被告方的律师则强调被告行为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并极力缩小原告方的痛苦和损失。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的较量不仅最后形成补偿方案，也展示了双方围绕是否值得同情和是否勇于承担责任等声誉的竞争。[26]

    特里弗斯最早提出道德感是为了适应合作，他还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扭曲状态。夸张地表现善意和技能所造成的问题是，其他人能够发展出一套看穿这些夸张的能力，就像在撒谎者和测谎仪之间发动一场心理学军备竞赛。谎言特有的自相矛盾让人能够识破它——意第绪谚语说“撒谎的人要有好记性”，或者人说话时的犹疑、抽搐、脸红和出汗也会暴露撒谎。特里弗斯猜测，自然选择可能偏向某种程度的自欺，从源头上抑制说真话。我们欺骗自己，于是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听起来就会更加可信。[27]同时，我们头脑中的无意识思维维持着真相，告诉我们不能过分违背事实。特里弗斯表示，乔治·奥威尔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统治的秘密就是将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和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28]

    自欺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种叫作“自我”的东西，同时是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人们很容易陷入自利偏差，比如肉铺的秤，总是有误差，而且总是对肉铺有利。但是，要证明人们的自欺倾向并非易事。在心理学上，这相当于作弊的企业做两本账，一本公开的账簿为了应付检查，一本私密的账簿记载准确信息，供公司管理之用。[29]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和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发明的实验极有创意，能够在真正的两本账骗局中抓到现行犯。[30]他们向实验参加者表示，需要他们合作，共同计划和评估一个研究项目：一半参与者将得到轻松愉快的工作，即看10分钟照片；另外一半人则要从事冗长而艰巨的工作，即解答45分钟的数学题。研究者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们要两人一组地进行工作，但是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决定两人中谁承担何种工作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让每一个实验参与者从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决定谁应该得到轻松的工作，谁应该得到困难的工作。参与者可以简单地为自己挑选轻松的工作，或者用一个随机数字发生器决定谁得到什么工作。人类的自私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轻松的工作。稍后，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一份评估此次实验的匿名问卷，问卷中有一道突兀的问题，问参与者是否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在这里，人类的虚伪又得到充分地表现，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接着，研究人员向另外一组实验参与者描述了这些人的选择，然后问这种自私的行为有多少公平可言。当然，另一组实验参与者认为这些自私的选择毫无公平可言。在人们评判他人行为和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这就是典型的自利性偏差。

    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自利者真的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公平的吗？或者，只是他们大脑中的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公关”告诉他们要这样说，还有一个下意识的“自我”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为了找到答案，心理学家设计抑制有意识思维，他们要求一组实验参与者在评估实验，包括裁决他们（或其他人）的行为是否公平的同时，牢记一个七位数的数字。在有意识思维被分神的情况下，可怕的实情显露了出来：参与者对自己的评判与对他人的一样严厉。这印证了特里弗斯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真相是一直存在的。

    我很高兴发现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自欺理论如此精妙，为此它应该成立，而且因为它给人性保留了一丝希望之光。虽然认识人类自身不完美的真相属于我们最痛苦的经验——弗洛伊德有一整套防卫机制来推迟这可怕的时刻，这些手段包括否认、压抑、揣测和反向形成——但是，至少在原则上，认识我们自身的真相还是有可能的。它也许需要嘲讽，需要争论，需要时间，需要被分神，但是，人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是永远正确的。说到底，我们还是不能在自欺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如果没有对自欺的认识，人类的总体倾向是错误判断伤害性行为，无论是作为作恶者还是作为受害人。

    * * *

    一旦人认识到我们心理上这种宿命的怪癖，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看起来都变了个样子。不仅是每一个争端都有来自两个方面不同的故事，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版本，也就是说，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长期受到侵犯的受害者，而另一方是邪恶和危险的虐待狂。各方都有自己对事实的历史描述和数据，并对之坚信不疑。[31]比如：

    .十字军是宗教理想主义的浪潮，虽然有一些过分行为，但它给世界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硕果。十字军是一系列针对犹太社区的暴行，是欧洲漫长反犹历史的组成部分。十字军是对穆斯林家园的野蛮入侵，是基督教侮辱穆斯林的漫长历史的发端。

    .美国内战是废除邪恶奴隶制的必经之路，它保护了一个以自由和平等立国的国家。美国内战是中央集权的权力争夺战，目的是要摧毁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

    .华沙集团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是苏联为了保护自己和盟国避免再次遭受战乱。历史上它曾经两次遭受德国的入侵，损失惨重。

    .“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它开始于埃及驱逐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封锁蒂朗海峡，埃及计划的第一步是将犹太人赶进大海，战争结束于以色列统一耶路撒冷旧城，并确立了边境防线。“六日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征服行动。它开始于以色列入侵其邻国，结束于以色列占领邻国的领土，并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政权。

    敌对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相互竞争的说辞，还在于他们量度历史的历法，以及在他们的记忆中事件重要性的顺序。冲突的受害者是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和记忆的耕耘人，而施暴者则是实用主义者，坚定地立足于当下。本来，我们一贯认为历史的记忆是好事情，但是每到历史事件被牢记为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呼唤平反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在召唤暴力。“牢记阿拉莫！”“牢记 ‘缅因号 ’!”“牢记 ‘卢西塔尼亚号 ’!”“牢记珍珠港！”以及“牢记 ‘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口号不是在建议人们重温历史，而是战斗的号角，带领美国人介入战争。俗语说，巴尔干地区受到的诅咒是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堆积了太多的历史陈迹。塞尔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了残暴的种族清洗，但他们自己也属于世界上冤屈最深重的人民。[32]在他们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傀儡国家克罗地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匈帝国，一直追溯到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科索沃战役，都让塞尔维亚人饱受欺凌。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时，总统米洛舍维奇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讲，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事。

    20世纪70年代末，魁北克新当选的分离主义政府重新发现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在魁北克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中，有一种是将车牌上的格言“La belle province”（法语“美丽的魁省”）改为“Je me souviens”（法语“我牢记”）。从来没有人明确说过要牢记什么，但大部人认为这是新法兰西的思乡曲，而新法兰西早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就被英国人消灭了。这种牢固的记忆让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感到有些紧张，我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因此移民多伦多。万幸，20世纪末的欧洲和平主义战胜了19世纪的高卢民族主义，魁北克现在是世界上最和平也最国际化的地区。

    与受害者过多的记忆相反，施暴者的记忆往往太少。我在1992年访问日本的时候，买了一本旅游手册，里面有一份日本历史纪年表。时间线上标注出1912—1926年的大正民主，接着就是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我猜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一次冲突事件，无论是室友为学年论文吵架，还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事件的各方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且还有历史记录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历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是一些弥天大谎，也很可能只是由于偏见省略了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实，同时神化了另一些陈年旧账。现实令人不安，因为我们认识到，就分歧而言，对方很可能是对的。我们很可能过于自以为是，将会彼此攻击对方坚信不疑的立场，没有人会尊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对方自欺欺人的弱点。

    比如，今天几乎没有美国人会非议“最伟大的一代”参加正义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当重读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历史性演讲，我们仍然会感到某种不安。这篇演讲是受害者控诉的典范。演讲中可以找到全部鲍迈斯特实验的元素对记忆的痴迷（“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受害者的无辜（“美国与那个国家一向和平相处”），入侵行动的疯狂和残暴（“这种卑鄙和怯懦的进攻”），伤亡的惨重程度（“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和报复的正当性（“美国人民一定要以自己的正义力量赢得……”）。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响亮的言辞，从最好的角度看，也是似真非真。美国已经对日本实行严厉的石油和机械禁运，并预计到日本可能发动袭击，保证了尽量小的军队伤亡，最后则是因为在珍珠港丧失的2500人而牺牲了10万美国人的生命，将无辜的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最后的胜利还是通过燃烧弹和原子弹才取得的。扔在日本平民头上的原子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33]

    在没有合适的第三方出面质疑孰是孰非的那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戴上心理学家的眼镜，看看恶魔是如何觉得自己是有德之士的。不过，戴上这副眼镜，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34]当你看到“试试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千万留心你的血压——此外也可以从本·拉登的角度。然而，即使是希特勒，也像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一样，有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未曾料想的突然战败，并得出结论：战败原因是内部敌人的背叛。他对战后协约国谋杀式的食品封锁和报复性的战争赔款义愤填膺，他还见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街头暴乱。而且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自己的道德观，相信英雄式的献身能够带来千年盛世。[35]

    世界大战之外，在小规模的人际暴力上，大部分系列杀人狂也极力弱化自己的罪恶，甚至为自己的罪恶辩护。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如此恐怖，他们的这番努力简直可以说是喜剧性的。1994年，警方引述一个杀人狂的话说：“除了两个人是我们杀死的，另有两个被我们打伤了，还用枪柄打伤了一个妇女，我们就是把电灯泡塞进人的嘴里，此外我们可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36]社会学家黛安娜·斯库利（Diana Scully）采访过的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狂称，对用枪劫持来的妇女，他一向“温柔和蔼”，这些妇女很享受被强奸的体验。为了证明自己的和善，这位杀人狂特别提到，当他用刀扎死受害人的时候，行凶“总是突然的，她们不会知道自己要死了”。[37]约翰·韦恩·加西绑架、鸡奸并杀害了33名男孩，他说：“我看我自己更多还是个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毫无嘲讽的意思，还接着说：“我的童年是被骗走的。”他从童年受到的所谓迫害一直延续到成年，媒体莫名其妙地非要将他塑造为“一个混蛋和一个替罪羊”。[38]

    小偷小摸一类的轻罪更是容易被合理化。所有在监狱和犯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今天的监狱关的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不仅有因警察草率制造的冤案，还有自助正义型的暴力案。本书第3章中提到了唐纳德·布莱克有关“社会控制”制造犯罪的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大部分暴力犯罪中，施暴者并没有实际获益。[39]罪犯的确受到挑衅或背叛，然后进行了我们所认为的过度的反击——在争吵中殴打了伶牙俐齿的老婆，在抢夺停车位时捅死了一个陌生人。在布莱克眼中，这些都是对挑衅的自然反应，也是寻求某种正义。

    * * *

    看到这些将犯罪理性化的分析，我们感到很不舒服。这恰恰说明了用心理学分析的必要性。鲍迈斯特注意到，为了理解伤害行为，科学家或学者的观点总是和施暴者的观点相重合。[40]他们都采取离间的、无关道德的立场看待伤害行为。他们也都将犯罪情景化，总是留意事件的复杂性，以及这些复杂性与伤害行为的因果关系。而且，他们都相信伤害行为是可以解释的。相反，道德家采纳受害者的观点，认为伤害必须被认真对待。暴行造成的忧伤和愤怒将持续很久。凡人之所以要对暴行进行胡乱推理，虽然仍然是宇宙奥秘，但恰好说明世界上存在着无法被消灭和不可解释的邪恶。许多集中营的记录者甚至认为，试图解释集中营的成因本身就是不道德的。[41]

    鲍迈斯特仍然以心理学的角度，将这种迷思叫作“纯粹邪恶”。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受害者的思维方式。作恶是蓄意伤害，而且不需要理由，作恶的目的就是邪恶本身。作恶的恶棍恶毒透骨，一心要给无辜和善良的受害人制造痛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之所以称其为迷思，是因为事实上作恶者大多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认为合理和正义的反应，其中包括受害人的挑衅。

    纯粹邪恶提出一个在宗教、恐怖影片、儿童故事、民族主义神话和动情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十分常见的原型。在许多宗教中，邪恶被人格化为恶魔——冥王哈迪斯、撒旦、魔王别西卜、金星路西法、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或者摩尼教式的黑暗与光明之争中仁慈上帝的对手。在流行小说中，邪恶的相貌属于狂砍滥杀的凶手，属于系列杀人犯，属于妖魔，属于奇丑无比的怪物，属于《蝙蝠侠》里的小丑，属于《007》里的杀手；或者根据电影的年代，也可能属于纳粹军官、苏联间谍、意大利黑手党、阿拉伯恐怖分子、都市强盗、墨西哥毒枭、银河系皇帝或者公司高管。作恶者也许拥有大量的钱财和权力，但是作恶的目的总是模糊和变态的；恶魔真正想做的只是制造混乱和让无辜的受害者受难。作恶者是敌人，是善之天敌，所以作恶者通常是外国人。好莱坞的恶棍，尽管都是些无国籍人士，口音却是一模一样的外国腔。

    纯粹邪恶妨碍我们理解真正的邪恶。科学家的立场是施暴者的立场，而道德家的立场是受害者的立场，科学家被认为是“为作恶寻找借口”或“诿过受害人”，或者是在追求“理解一切、原谅一切”的道德虚无说。（前面提到过刘易斯·理查森的回答：谴责越多，理解越少。）确实，研究人员有时将作恶者的动机归咎为一些小过失，例如嫉妒，或者当时具体的情形，或者复仇，而不是更大的罪过，例如制造无穷尽的苦难，或永远维持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研究人员有时还认为这些作恶的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有的，而不是少数心理变态者特有，甚或是一个邪恶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高贵野蛮人说”才会如此流行）。但每到这些时候，这些研究分析就会被指责为将邪恶相对化。学者汉娜·阿伦特有专文论述阿道夫·艾希曼在组织集中营屠杀中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她杜撰了新的表述方式“平庸的恶”来阐释她在此人身上看到的平庸和此人作恶动机的平庸。[42]已经有历史学家证明，艾希曼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反犹分子，比阿伦特的描述走得更远，但不论她对艾希曼的解读是否正确，她都算得上是解构纯粹邪恶的先驱。[43]我们将会看到，近40年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中有些确实是受到阿伦特的启发，特别强调大部分伤害动机的平庸性。[44]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要描述让我们趋向暴力的大脑系统和动机，同时寻找激励或抑制暴力的信息，并据此来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大张旗鼓地采取作恶者的观点肯定不利于我要做的工作，而假定我们的大脑天然地具备道德力量，比如有些大脑指向恶，另外一些指向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本章所谈论的心魔和下一章将谈论的天使之间有一些明确的分界线。它们不仅取决于神经生物学的现实，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论说，因为我们的某些脑神经系统既能引起最善良的人类行为，也能导致最邪恶的行为。

    暴力的器官

    纯粹邪恶的症状之一是将暴力视为一种兽性的冲动，比如以下词语所示“野兽般的”、“畜生一样的”、“禽兽不如”、“非人性的”和“野性的”，而描写魔鬼的时候总让它们带着犄角和尾巴。但是，虽然在动物王国，暴力是家常便饭，但只有从受害者的视角看世界，才能将兽性看作暴力的唯一原因。想想我们人类对蚂蚁所做的种种毁灭性破坏：我们吃它们，毒死它们，不小心地踩死它们，蓄意地捏死它们。每一种杀蚁的行为动机截然不同，但如果你是蚂蚁，你不会关心这些微妙的差别。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对同类的恶行完全是出于单一的、兽性的动机。但是，生物学家早已注意到，哺乳动物的大脑里有不同的回路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攻击行为。

    在动物王国，最常见的攻击性行为是捕食。捕食者，例如鹰、隼、狼、狮、虎和熊的图案，装饰着运动员和军人的外套；许多作家，例如威廉·詹姆斯，都谴责人类暴力来自“食肉动物的本性”。但从生物学角度看，捕猎食物与对抗对手、抵御威胁的攻击性行为完全不同。养猫的人都知道这种区别。当猫咪在地板上看见一只甲壳虫时，它安静地蹲着，全神贯注。但是当一只流浪猫遭遇另一只流浪猫时，它会挺起身子，毛发竖立，发出低吼和尖叫。我们已经见过神经科学家可以将电极植入猫脑中的愤怒回路，通上电流，即可触发猫的攻击模式。而将电极植入不同的回路，研究人员可以触发捕猎模式，观察一只猫无声无息地袭击幻想中的老鼠。[45]

    像大脑中的许多系统一样，控制攻击行为的回路也有不同层级。控制肌肉基本行动的子程式位于后脑，正靠在脊椎的顶部。但是触发其工作的情绪，例如愤怒回路，则分布在较上位的中脑和前脑。拿猫来说，刺激后脑能够激活神经科学家所说的假怒。猫开始尖叫，毛发竖立，露出尖齿，但是人还可以放心地抚摸它。但是，如果刺激大脑较高部位的愤怒回路，猫所产生的情绪不再有任何虚假，它会愤怒地扑到实验者的脸上。[46]进化正好利用了大脑的这种模块组合。不同的哺乳动物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进犯武器，可以是嘴、獠牙、角；灵长类动物则是手。控制末梢神经的后脑回路在新谱系的演化中可以重组或者被置换，但控制情绪的中央程序却相当顽固。[47]神经科学家在人的大脑中也找到了愤怒回路，这说明人类的大脑有类似的构造。

    图8-1是电脑制作的老鼠的大脑模型，老鼠面向左。老鼠是一种依赖灵敏的嗅觉生存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有非常发达的嗅球（olfactory bulbs）；为了显示大脑的其他部位，图中嗅球左侧的大部分被切掉了。和所有四足动物一样，老鼠是水平造物，所以我们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高位”和“低位”就是指前和后；在老鼠的脑部，高级思考位于脑模型的前端（左），身体控制位于模型的后端（右），与脊柱直接相连，如果要画出这一部分，它会从图右边溢出来。

    图8-1 老鼠的大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脑组织解构

    资料来源：《阿兰鼠脑全图》（Allen Mouse Brain Atlas）,http://mouse.brain-map.org。

    愤怒回路是联结三个大脑低位器官主要部位的通道。[48]在中脑，有一个半环状的组织，称为“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灰质”，即它由灰色物质组成 [一群神经元，而没有保护输出纤维的白质髓鞘（white sheaths）]；所谓“中脑导水管周围”是指它包围着一个导水管，一个充满液体的沟渠，从脊髓到大脑的脑腔，整个穿过中枢神经。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具有这些回路是控制愤怒的感觉运动组件。大脑记录疼痛、平衡、饥饿、血压、心跳、体温和听到的声音（特别是另一只老鼠同伴的尖叫）的部位发出的信号，信号进入回路，让动物感到紧张不安、沮丧或者愤怒。回路输出的信号进入运动程序后，老鼠就开始跳、踢和咬。[49]有关暴力的生物特性最早的一项发现是疼痛或沮丧与攻击之间的联系。当动物受到电击或者取得食物的通道被截断，它会攻击最靠近它的同伙；如果周围没有活着的攻击对象，它会开始咬一个玩具或者其他类似的替代品。[50]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部分受下视丘（hypothalamus）控制。下视丘是一簇神经核，约束动物的感情、动机和心理，包括饥渴和情欲。下视丘也监控体温、血压、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它位于脑下垂体的正上方，脑下垂体向血液中泵入激素，其功能之一是调节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生殖腺分泌的睾丸素或雌性激素。这类神经核中的两种——内侧核和腹外侧核，正是愤怒回路的组成部分。“腹”（ventral）是指动物的腹部，相对于“背”（dorsal）或者背部。这些人类大脑的术语沿用已久，因为在传统上将大脑看作垂直地位于一个直立的躯干之上，所以，人类大脑的“腹”朝向我们脚面，而“背”则是我们的脑顶壳。

    下视丘受控于杏仁核。“Amygdala”在拉丁文中就是“杏仁”，用来形容人脑的形状。杏仁核是小型、复合器官，连接着大脑的记忆和动机系统。它给我们的思想和记忆涂上情绪的色彩，最擅长的就是恐怖色彩。如果训练一只动物预期在听到某种声音后将受到一下电击，杏仁核就会指挥建立记忆，将这种声音与焦虑和恐惧联系在一起。杏仁核还会在出现危险的捕食者或者发现同类威胁时发出警告。比如，人类的杏仁核对愤怒的表情会做出反应。

    愤怒回路的上方就是大脑皮层，这是在两个大脑半球外部的一层薄薄的灰色物质，承担着对感觉、思考、计划和决策的各种计算。每一个大脑半球分成各种叶，一个在脑前部，称为额叶，计算与行为有关的决策。最主要的一片额叶正位于头骨眼眶的上方，称为眼窝前额皮质；因为在眼眶上，因此也叫作“眶额前脑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简称“眶额皮层”。[51]眶额皮层与杏仁核和其他感情回路紧密地连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将情感和记忆整合，做出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决策。当动物因应某种情势，包括它的情绪和经验教训，准备开始进攻的时候，就是眼眶后面大脑的这个部位负责指挥。虽然我已经说过，对愤怒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到下视丘，再到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到运动程序——但是，全部的联系均为双向：这些器官之间以及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进行着大量的反馈和相互应答。

    我已经提到过，捕食和愤怒在食肉哺乳动物的行为列表节目上属于完全不同的曲目，触发这两种行为需要电击不同的大脑部位。捕食涉及的回路是潘克赛普所说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52]寻求系统的主干通过大脑中部的一束纤维——内侧前脑纤维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穿过整个中脑（图8-1中未做显示）直达外侧下丘脑，再从那里向上到达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所谓爬虫类脑（reptilian brain）的主体部分。纹状体的构成是许多平行的神经束，这让它看起来有很多条纹。纹状体深藏在大脑半球的内部，与额叶紧密相连。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将电极植入老鼠大脑的中部，连接上斯金纳箱上的控制杆后，他们发现老鼠会不停地按动控制杆刺激自己的大脑，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由此，他们发现了寻求系统。[53]最初，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大脑的愉悦中心，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相信，此系统发出的是欲求或渴望，而不是愉悦本身。（成年人要面对的一大现实是，你要小心自己的愿望，因为所求若非所欲，一旦到手，你很可能并不会真正享受它，而这一现象自有脑解剖学的生理依据。）连接寻求系统的不仅是一套连线，而且还有化学物质。系统内神经信号通过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神经传递介质进行传递。能够制造多巴胺的药物很多，例如可卡因和安非他命，都能让动物活跃起来，而减少药量，就像施用了抗精神病药物，让动物表现出消极冷漠。（腹侧纹状体中还有另外一组传输介质——内啡肽和体内内生性鸦片发生反应的回路。这些回路更接近对到手奖励的享受，而不是在期盼中渴望。）

    寻求系统确立动物追求的目标，例如接近取得食物的控制杆。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寻求系统会调动食肉动物开始捕猎。我们可以想象，动物开始追踪猎物的状态，是一种愉快的预期。一旦成功，它安安静静地撕咬猎物，完全没有了攻击时愤怒的号叫。

    动物的攻击既可以是进犯，也可以是防守。[54]进犯性攻击最简单的触发器是突然的疼痛或者从寻求系统发出的挫败信号。从人类的某些原始反应中能看到这样的本能反射。幼儿在愤怒时双臂突然紧贴在身体两侧，成年人在榔头敲到自己手指时，或者突然发觉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会脱口诅咒或砸碎东西 [在计算机维修中，有一种技术叫作“撞击维护”（percussive maintenance）]。老鼠进行防守型攻击时是扑向对手的头部，而不是在对手的身侧又踢又咬。防守型攻击由另一套大脑系统控制，此系统关乎恐惧。“恐惧系统”就像“愤怒系统”，是由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经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的一个回路。恐惧回路（fear circuit）和愤怒回路是两个不同的回路，连接着这几个器官上不同的神经核，但是两者相近的位置，反映出它们之间频繁的互动。[55]轻度恐惧可以触发惊呆或者逃跑，但是极度恐惧加上其他的刺激，可以触发愤怒的防御性攻击。人类的“前行性恐慌”或暴怒可能就是从恐惧系统向愤怒系统发生的类似切换。

    潘克赛普确定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第四个动机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触发暴力，他称其为“雄性间攻击系统”（intermale aggression system）或“统治系统”（dominance system）。[56]和恐惧回路与愤怒回路一样，统治系统也是从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起，穿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一路上将与三束神经核联系在一起。每一束神经核都有受体接受睾丸素。潘克赛普注意到，“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完全一样，雄性的性欲要求某种自我肯定，因此，雄性的性欲总是和侵犯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些倾向相互交织在整个脑脊髓中。就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与侵犯有关的系统位于靠近愤怒回路和寻求回路（seeking circuit）的地方，而且很可能和上述两种回路有密切互动”。[57]如果对这一解剖做心理分析的话，可以这样说，寻求系统引导雄性自愿地甚至是渴望地寻找进犯其他雄性的机会，但是一旦开始战斗，两位雄性之一面临失败甚至死亡的危险，对打斗的关注会让位于盲目的愤怒。潘克赛普注意到在神经生物学上有两类侵犯行为，虽然两类行为存在互动。当内侧下视丘和脑纹状体的特定部位受损，动物就会向猎物或者实验者发起进攻，而不是向另外一位雄性同伴进攻。我们会看到，向动物（或者男人）提供睾丸素，并不会让他寻衅滋事。相反，他会感觉自己很伟大，信心满满地面对其他雄性的挑战。[58]

    * * *

    只要看一眼人类的大脑，你就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在图8-2中，皮层部分完全透明，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老鼠大脑的几个部分被全部带进人脑，包括愤怒、恐惧和统治回路的处所：杏仁核、下视丘、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在中脑的内部，脑脊髓沟从中穿过）。以多巴胺为能量的纹状体，其腹侧部位的作用是为整个大脑确立寻求的目标，在人脑中也是特别突出。

    这些组织构成鼠脑的绝大部分，但在人脑中，这些组织被封在厚厚的大脑中间。如图8-3所示，肥大的大脑皮层为了塞进头骨，被团成一团揉皱的报纸。大脑的主要部分是额叶，从这个角度向后看，额叶占据了大脑的3/4。神经解剖表明，对人类而言，愤怒、恐惧和欲求的原始冲动与受大脑约束的审慎、道德和自制力相对抗——尽管这一切都在力图驯化野性，但人们还是不能肯定谁会占上风。

    在额叶内部，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眶额皮层”之名的来历：这是一个肥大的圆凹，正好覆盖在眼眶的骨架上。1848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地工头在向岩石里充填炸药时，炸药意外爆炸，将一枚钢钎插入盖奇的颧骨，再从头盖骨穿出。自那时起，科学家就知道眶额皮层的活动与情绪控制有关。[59]根据盖奇的头骨，20世纪的计算机复制了他受到的损伤，显示钢钎穿过左眶额皮层，连同端脑（cerebrum）内壁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cortex）。（请见图8-4的内侧视图）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紧紧连在一起，包裹着额叶的底部，神经科学家通常使用两个词中的一个词合指两者。

    图8-2 人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皮层下结构

    资料来源：埃克斯（AXS）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olan）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3 人脑，约束侵犯行为的主要大脑皮层区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4 人脑，内视图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虽然盖奇的感觉、记忆和行动都没有受到影响，但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他的大脑受到的损伤有着严重的后果。以下是他的医生对变化的描述：

    可以说，他的智能和动物性之间的平衡或均衡，似乎被完全摧毁了。他冲动无礼，不时污言秽语（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恶习），完全不理会同伴的感受，对与他的本意不一致的约束和建议极不耐烦，有时固执己见，有时又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不断制订未来的计划，但未经执行就改变主意，不论是否可行。他的智能和行为像一个孩子，但却有着强壮男人的野性。尽管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在受伤之前，他的思维稳健，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的精明强干，认为他在工作上既有热情又有恒心。从这一点看，他的头脑发生了巨变，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不再是盖奇了”。[60]

    虽然盖奇最后逐渐恢复了大部分均衡，但他的故事已经被扭曲，而且作为心理学教学的导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篡改。不过，当年医生的描述，与我们今天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大致相符。

    眶额皮层与杏仁核、下丘脑以及与情绪有关的其他部位有密切的联系。[61]眶额皮层的主要成分是神经元，多巴胺是其神经传递介质；眶额皮层与纹状体内的寻求系统连接在一起。与它相连的还有一个叫作“脑岛”的皮层小岛。在图8-3中，脑岛的前端刚好从大脑外侧裂（sylvian fissure）下方露出一点儿头，其他部分完全埋在裂沟后面，被上方的额叶和颞叶覆盖着。脑岛记录我们的身体直觉，包括胃胀的感觉和其他感觉，例如恶心、温暖、膀胱憋尿、心跳加速。有些隐喻，例如“这事让我热血沸腾”和“他的行为让我呕吐”，对大脑来说，每个字都是实情。认知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当一个人发觉同伙分赃不均的时候，脑岛就会活跃起来。但如果知道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是计算机随机产生的，没有人可抱怨，那么脑岛部位就呈暗色。[62]

    位于眼球上方的眶额皮层（图8-3）和面向内部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图8-4）紧靠在一起，区分它们的功能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经常将它们算作一个组织。眶额皮层似乎更多地参与决定一种经验是否愉快（恰好它紧挨着脑岛，脑岛接受来自脏器的信号），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多地参与决定你是否得到想要得到的，避免得到不想得到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位于脑中线两侧，正好是寻求回路展开的位置所在）。[63]眶额皮层做出的是对伤害的情绪化反应，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实现的则是对上述反应的判断和反思，也许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造成了道德范畴上的差距。但是，分界线非常模糊，我继续使用“眶额”来称呼这两个脑组织。

    眶额皮层根据接受的输入信号——直觉、欲望的目标、情绪冲动，同时还有来自大脑皮层其他部位的感觉和记忆，输出制约情绪的信号。它将人的愤怒、温暖、恐惧和厌恶等生理感觉与人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计算各种信号，再将调制信号送回最初产生情绪感觉的器官。输出的信号也被向上送往大脑皮层中进行冷静审议和执行控制的部位。

    这个流程图说明，神经解剖结果与心理学家在诊所和实验室里的观察基本一致。19世纪医疗报告中的华丽辞藻和21世纪的临床术语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只消略加调整，今天对眶额皮层受损病人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于菲尼亚斯·盖奇：“脱抑制性，行为举止不当，易曲解他人的情感，冲动，不考虑行动的后果，对生活不负责任，对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主动性弱。”[64]

    心理学家安杰拉·斯卡尔帕（Angela Scarpa）和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目录，但包括了更多的症状。最后一个症状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喜欢争论，不关心行为的后果，无视社交礼节，冲动，注意力不集中，浅薄，情绪多变，暴力。”[65]“暴力”，雷恩医生在自己的研究中观察到这个症状，他不是先挑选有眶额皮层脑损伤的病人，再观察他们的性格，而是选择有暴力倾向的人，再观察他们的大脑。他的研究重点是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美国神经病学会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定义是：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并对之进行侵犯”，包括犯法、欺骗、攻击、粗野和不知悔恨。暴力罪犯中的极大一部分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夸夸其谈、自恋、自大和外表迷人的特征，这伙人被称为精神变态狂（有时也称为反社会变态狂）。雷恩对有暴力倾向并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进行了脑扫描，他发现，这些人的眶额皮层区域萎缩，代谢活动迟缓，其他与情绪有关联的大脑部位，包括杏仁核也有同样的症状。[66]在一次实验中，雷恩对比了冲动杀人犯和预谋杀人犯的大脑。在两者中，只有冲动杀人犯有眶额皮层功能障碍，这说明这部分大脑主控的自制力承担着抑制暴力的主要功能。

    此外，眶额皮层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眶额皮层发生病变的猴子，很难在等级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经常卷入打斗。[67]无独有偶，眶额皮层受损伤的人对社交失礼很不敏感。当他们听到一位妇女漫不经心地贬损朋友送给她的礼物，或者不小心泄露这位朋友被排挤在聚会名单之外时，病人意识不到这位妇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想不到这位朋友很可能受到伤害。[68]雷恩还发现，当要求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就自己的错误写一篇文字并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神经系统几乎没有反应，而对于正常人，这会是一桩充满羞耻和悔恨的重负。[69]

    * * *

    我们可以说，眶额皮层（以及紧邻它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了人脑几项安定机能的工作，包括自制，对他人的同情，对规则和约定的敏感。即使如此，眶额皮层在端脑中还属于相当原始的部分。我们甚至在老鼠的脑子里也能看到它，它接收的信息，无论如何解释——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都是来自脏器的直感。大脑中还有其他装置，对暴力行为进行更精细和智能的调节。

    在决定是否要对制造伤害的人进行惩罚这个思考程序中，我们的正义感告诉我们，施暴者的罪过不仅在于其造成的伤害，而且在于他或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故意（mens rea）犯罪，绝大部分司法系统都认为这是犯罪行为的一个要件。假定一名妇女在茶水中下鼠药毒死了她的丈夫。我们在决定是否将她送上电椅时，关键要看她舀出那一勺粉末的小罐子上没有贴错“多米诺砂糖”的标签，而确实是“多康杀鼠灵”——也就是说，她清楚地知道她在下毒，她是刻意要取他的性命，否则，这可能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面对犯罪行为，人们会产生粗暴的情绪反应，如此丑恶的行径（“她杀死了她的丈夫！真可耻！”）可能触发报复的动机，而完全不考虑她的主观意图。我们如何处罚犯罪，必须考虑罪犯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有可能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受害者坚持认为罪犯是有意地要伤害受害者，而施暴者坚持说原本无意制造伤害。

    心理学家利亚纳·扬（Liane Young）和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将实验者放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器下，让他们阅读涉及有意伤害和意外伤害的故事。[70]她们发现，根据施害者的精神状态判断其是否无罪的能力，与颞叶和顶叶之间的大脑部位有关，请见图8-3（尽管事实上，右半脑中与其对应的这一部位才是本书的着眼点）。

    颞顶交界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处于多种信息通道的交接口上，包括对自己身体位置的感受，以及对其他人的身体位置和动作的感受。萨克斯已经在前面证明，这个区域是心智机能的关键部位，这种机能被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直觉心理能力和心智论。顾名思义，就是理解其他人信念和愿望的能力。[71]

    此外还有一种超越直觉的道德考量：衡量不同行为过程的后果。让我们来看一个与道德哲学有关的老故事：为了逃避纳粹躲在地窖里的一家人，他们是否应该闷死婴儿，以免婴儿啼哭，暴露他们的藏身处？一旦暴露，全家人包括婴儿都难逃一死。是否应该将一个胖子扔到脱轨车厢的轨道上，胖子的体积足以挡住车厢，拯救在轨道上工作的五名工人？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这两例杀人都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牺牲一人，挽救五条生命。但是，很多人在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时候畏缩了，因为他们有一种直觉，无法亲手伤害无辜的人。还有一个类似的逻辑悖论，一个站在轨道边上的旁观者有机会挽救五个工人，他可以扳开道岔，将脱轨的车厢转到支线上，只有一个人会在支线上被撞死。对这个版本，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扳开道岔，牺牲一个人挽救五条性命，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杀死一个人，只是没有阻止脱轨的列车，是脱轨的列车杀死了这个人。[72]

    哲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与科恩和其他人一起证明过，反对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直觉反应来自杏仁核和眶额皮层，而期望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的功利想法来自前额叶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亦见图8-3。[73]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中主要处理智力和抽象问题，比如，当人们进行智力测试的时候，这个部位就特别活跃。[74]在人们考虑地窖里啼哭的婴儿时，他们的眶额皮层（这个部位对闷死婴儿的恐惧发生反应）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部位在计算生命的得与失）都开始活跃起来，同时活跃的还有第三个大脑部位——大脑内侧壁处的前扣带皮层（见图8-4），它的功能是处理相互冲突的冲动。那些认为可以为救全家而闷死婴儿的人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活跃。

    颞顶交界区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迅猛生长，给了我们进行冷静思考的必要手段，而正是这种思考让某些暴力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在思考后做决定时感到矛盾——闷死婴儿是否应该被视为暴力行动，或者应该被视为防范暴力的行动，这说明端脑上这部分最典型的大脑既不是内心的魔鬼，也不是善良的天使。它们只是认知的工具，既可以孕育暴力也可以约束暴力，这两种功能对人类的暴力活动都极具影响。

    * * *

    我对暴力神经生物学所做的概述，完全不足以充分展示我们对暴力的科学理解，而我们对暴力现象的科学理解也还非常不充分。但是，我希望，这次回顾能够让读者相信，暴力的根源不是单一的，它不仅有多重的心理根源，而且受不同的原则支配。为了理解暴力现象，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大脑的硬件，还要了解它的软件，即人们从事暴力的理由。这些理由就像大脑组织微电路板上错综复杂的纹路，我们无法直接从神经元身上读到这些理由，就像我们将DVD光盘放在显微镜下，无论怎样观察，也不可能理解光盘中储存的电影。所以，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变换角度，我要对心理学做一次综述，将心理学现象与神经解剖学联系在一起。

    对暴力有多种分类方法，但区分大致类似。我在此引用鲍迈斯特的四类分法，但将其中一类一分为二。[75]

    第一类暴力可以称为实用性、工具性、利用性暴力，或者就称为捕食。这是最简单的暴力形式：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暴力被用来追求某种目标，例如贪婪、肉欲或野心，大脑内的寻求系统决定人追求的目标，而暴力行动受人的全副智力的引导，智力的最佳象征就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暴力的第二个根源是支配——追求对对手的绝对控制权，亦称追求优势（鲍迈斯特称之为“自我中心”）。这种动力可能与受睾丸素驱动的统治系统或雄性间攻击系统有关联，虽然这绝不仅限于男性，甚至也不仅限于个人。我们将会看见，群体也争夺支配权。

    暴力的第三个根源是复仇——追求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伤害。其直接的动力是愤怒系统，但寻求系统也有可能是此类暴力的成因。

    暴力的第四个根源是施虐，即享受伤害他人。这一动机不仅令人困惑，也让人感到恐怖，它可能是我们的心理怪癖——主要是寻求系统某些怪癖的副产品。

    第五个，也是后果最严重的暴力根源是意识形态。在这种暴力中，虔诚的信徒将一组动机编织成信条，召唤其他人一起奉行，以达到毁灭性的目标。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归结于大脑的任何部位，甚至也不能用整个大脑来解释，因为它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分布在许多人的大脑中。

    捕食

    第一类暴力不是一个真正的暴力分类，因为施暴者完全没有仇恨和愤怒这类破坏性的动机。他们不过是为了需要而走了捷径，而恰好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挡在了路上。它充其量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范畴：此类施暴者缺乏类似同情心或道德关怀这样的抑制因子。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公式这样表述——行为是否道德，在于这项行为是否将人看作人本身，而不是一种手段。康德对道德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要阻止此类暴力。

    捕食也被叫作实用性、工具性或者利用性暴力。[76]它与霍布斯的争斗根源论不谋而合：为得利而攻击。它也符合达尔文的生存机器说，一个生存机器将其他生存机器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和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口食物没有两样。它同样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名言的人际翻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也是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对为何要抢劫银行的回答：“因为钱在那里。”农民会告诉你，用两块砖头阉割马，可以大大提高马的工作效率，这一建议背后的原因也是捕食暴力。如果你问：“这样不痛吗？”农民会告诉你：“如果你不夹住自己的手指头，就不会痛的。”[77]

    因为捕食暴力只是为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人类有多少种目标，就会有多少种暴力的形式。其最典型的形式恰如其名：捕食，为获得食物捕杀或狩猎，它对受害者不带有任何敌意。不仅对猎物没有任何仇恨，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和绅士俱乐部壁炉上的奖杯，我们可以看到猎人将他们的猎物英雄化和图腾化。猎人甚至对猎物有同情心——这也证明仅有同情心不足以制止暴力。生态学家路易斯·里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研究过非洲南部布须曼人惊人的捕猎技能，他们横穿卡拉哈里大沙漠追逐猎物，只消一点点踪迹，就能推断出猎物所在和其身体状况。[78]他们以共情的方式追逐猎物——他们让自己踏进动物蹄爪，想象它们的感觉，计算它们会到哪里藏身，其中甚至会有爱的成分。一天夜晚，看完第九局棒球赛转播之后，我已经昏昏欲睡，懒得离开沙发，也不想再改换电视频道，只是麻木地看着有线体育台播放的画面。这是一个关于垂钓的节目，整部片子就是在一片水面上，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铝制轻艇上，一条接一条地钓着鲈鱼。每次起钩，他都将鲈鱼捧在眼前，抚摸着，嘴里发出亲嘴的声音，然后赞美说：“呜哇，你是个美人儿！你可真是太漂亮了！是的，绝对的！”

    捕食施暴者的处境纯粹是非道德化的、实用的，甚至是轻飘飘的，它与捕食受害者的处境天悬地隔。完全可以说，即便鲈鱼有机会，也决不会报答温情脉脉的垂钓男子，而大部分人也不想知道肉鸡和活生生的龙虾如何看待我们在食用它们时获得的快感。这些快感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盘茄子饱腹，而是要让鸡和龙虾做出牺牲的原因。同样的无动于衷能够让冷酷的捕食暴力转向人类自己。

    下面是几个人类捕食暴力的例子：古罗马人镇压行省的起义；蒙古人毁灭抵抗征服的城市；毫无约束的散兵游勇打劫和强奸；殖民定居者驱赶和屠杀原住民；黑帮殴打一个对手、一个奸细或者不合作的警察；统治者刺杀政敌，或者相反；政府监禁或处决异见人士；交战国轰炸敌方的城市；流氓在抢劫或劫车过程中伤害不服从的受害者；罪犯杀害目击他犯罪的证人；母亲闷死她们觉得不能养大的新生儿。防御性和先发制人型暴力——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向敌人动手——也是一种工具性暴力。

    正是因为捕食暴力如此平凡又简单，在人类的道德画面中，它又是最不寻常、最难解读的现象。我们读到的一则暴行报道中说，乌干达的叛军士兵驻扎在屋顶上，以劫持妇女为消遣。他们将抢来的妇女捆绑在一起，强奸后扔下屋顶摔死。我们会摇头，然后问：“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79]我们拒绝接受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比如因为无聊、肉欲，或者就是一场体育运动；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施暴者的收益，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提出纯粹邪恶的概念。但是为了理解这些暴行，我们最好不是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行，而要问为什么这样的暴行并不常见。

    可能除了耆那教的牧师之外，我们所有人都犯有捕食暴力，至少犯有捕食昆虫的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对人类的捕食暴力受到情感和认知制约的抑制。精神变态狂占男性人口的1%~3%，高低之差取决于是采用宽泛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定义，将很多种冷酷的坏蛋都囊括其中；还是采用比较狭义的定义，只涉及最狡诈的操纵者。[80]精神变态狂从儿时就撒谎成性，惯于欺压他人，没有同情心，也不懂得悔恨。20%~30%的暴力罪犯是精神变态者，一半以上的重罪出自这些人之手。[81]他们同时还从事非暴力的犯罪活动，例如诈骗老人的退休储蓄，或者以完全无视员工或利益相关人福祉的方式经营企业。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精神变态狂大脑中处理社会情感的区域，特别是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出现萎缩或者不活跃，即使这些部位没有其他病变迹象。[82]有些人在这些部位发生病变或遭受外伤后出现精神变态现象，但精神变态的条件也具有可遗传性。精神变态可以演变为一种利用大众信任合作而谋利的少数派博弈战略。[83]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会让自己的民兵和军队全部由精神变态者组成，但军事组织中精神变态者总是不合比例的多。这些人出于对劫掠和强奸的向往，特别受军事冒险的吸引。我们在第6章中说过，大屠杀和内战中总是出现一种分工现象，意识形态狂或军阀策划和发布屠杀命令，有不少精神变态狂参加的突击队则兴高采烈地将屠杀计划付诸实施。[84]

    * * *

    捕食暴力的心理表现在人类对手段-目的进行推理的能力上，也表现在当我们面对其他生命，道德制约不会自动启动这个事实上。但在捕食暴力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两种心理变化。虽然捕食暴力纯粹是实用性的，但人类的头脑不会长久地盯在抽象推理上。它很快就会回到进化中形成的、充满情绪冲动的暴力类别。[85]一旦捕食的对象做出防护性回应，捕猎者的情绪就开始激动。被捕食的人可能隐藏自己，也可能重新集结，还可能反击，甚至威胁到捕食者的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工具性暴力，因而产生了安全困境或霍布斯陷阱。在这些情况下，捕食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从冷静的目的分析转变为厌恶、仇恨和愤怒。[86]我们已经说过，施暴者通常将自己的受害者看作害虫，对他们怀有道德厌恶。或者，他们认为这些受害者是现实的威胁，对他们充满刻骨仇恨，这种情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包含了一种不是要处罚敌人，而是要彻底铲除敌人的愿望。当无法彻底消灭敌人时，施暴者不得不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继续面对受害者，这时他们就开始感到愤怒。一旦猎物做出防守性报复行动，捕猎者的反应是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顿时有了合情合理的愤慨，也有了复仇的动机。这又把我们带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他们尽力弱化自己率先攻击他人的严重性，将其作为必要的措施，同时极力指责对方的报复行动无理且蛮横。双方对错误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捕食者记住了发生在双号日的袭击，而受害者记住的是单号日的打击，两者认知上的差距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复仇行动。我们将在后面探究这个动态过程。

    还有第二种情况，自利偏差能够将捕食暴力的小火苗煽动成熊熊烈焰。人们不仅夸大自己的道德操守，还夸大自己的实力和前途，这种自利偏差的子类，被称为“积极幻觉”。[87]数百项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人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领导能力、智商、专业能力、体能和管理技巧。同时，人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自信到荒唐的程度。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一出校门就能找到最好的工作，能生出天资过人的孩子，能够长命百岁；在这些方面，他们有高于常人的机会。而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不会成为人为事故、犯罪、疾病、抑郁、意外受孕或者地震的受害者；在这些方面，他们遭遇厄运的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蒙骗自己？“积极幻觉”让人们更幸福、更自信，精神更健康，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幻觉，因为我们只能问“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只有虚幻的评价才能让我们幸福和自信，而不是按照真实情况来校准我们的满足感。对此最好的解释是，积极幻觉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战术，一种有根据的虚张声势。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同盟军加入冒险，为了拿下最好的价格，或者为了吓退敌人，合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助益。而相信自己的夸张好过不知羞耻地撒谎，因为在撒谎和测谎之间存在竞赛，大多数观众有足够的知识辨识赤裸裸的谎言。[88]只要你的夸张不过分到成为笑料，你的观众就不能无视你的自我评估，因为说到底，你是最了解自己情况的人，你有内在的动机不去过分扭曲自我评价，否则你将不断地遭遇挫折。对一个物种而言，如果大家都不夸张，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的大脑不是根据物种的利益筛选出来的。在一个人人自夸的团体内，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作为唯一诚实的人生存下来。[89]

    过度自信会给捕食行动带来更可怕的悲剧。如果人完全理性，他们只会在对胜利有把握，而且是战利品将超过战争消耗时才发动捕食攻击。出于同样的理性，弱势方在预见到败局时，应该立刻认输。在一个完全由理性人组成的世界上，会存在大量的剥夺，但不会有太多的打斗和战争，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会发生暴力，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暴力才能区别谁更强势一些。

    但是，在一个充满积极幻觉的世界上，进攻者可能会鼓足勇气发起进攻，而防守者可能会咬紧牙关进行防守，谁都不知道自己胜算几何。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无论你多么肯定你能轻易获胜，永远记着，如果另外一方不认为他也有获胜的机会，那就不会有战争了。”[90]结果将是（博弈论的和军事意义上的）消耗战，正如我们在第5章谈到的情况。这些消耗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在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中，它以大规模而拔得头筹。

    军事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领袖们做出的战争决定不计后果到了妄想的程度。[91]拿破仑入侵俄国，一个多世纪后，希特勒再次步其后尘。在过去5个世纪中，发动战争的国家中有1/4到一半最后输掉了战争，而当它们获得胜利的时候，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92]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愚政进行曲：从特洛伊到越南战争》（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和罗伯特·特里弗斯关于自欺的理论，给了理查德·兰厄姆某种启发。他提出，造成军事失利的问题通常不是情报不足或者战略错误，而是过分自信。[93]领袖高估了他们取胜的前景。他们的狂妄也许能够鼓舞士气，恐吓软弱的对手，但是这也让他们在战场上和对手迎头相撞，因为敌人也许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软弱，或者敌人也有狂妄的过度自信。

    和兰厄姆等人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c Johnson）做过一项实验，验证双方的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战争。[94]他们设计了一个不算太复杂的战争游戏。在游戏中，一对参加者分别充当两个国家的领袖，争夺两国边境有争议地带的钻石资源。他们有几种机会，比如进行协商、相互威胁或者发动代价高昂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如果还有哪个国家幸存的话，胜者只能是财源雄厚的一方。两个游戏玩家通过电脑互动，彼此见不到对方，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游戏开始之前，研究人员要实验参加者预测一下自己的游戏水平。研究人员得到了极具“乌比冈湖效应”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在乌比冈湖效应中，很可能人们确实没有自欺。假定70%的人说他们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而事实上总是会有一半的人高于平均水平，所以，只有20%的人高估了自己。但战争游戏不是简单的乌比冈。在这里，玩家（不分男女）越自信，结果越糟糕。玩家越自信，发动无端攻击的次数就越多，尤其是当两个都自信满满的玩家交手时，就会不断触发毁灭性打击。女性不会感到奇怪，这些过度自信、相互毁灭的对手，都是男性。在现实世界中评估过度自信理论，仅仅事后证明某些军事领袖决策错误是不够的。它必须能够证明，领袖根据特定的信息做出致命的战争决策，而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同样的信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冒险很可能失败。

    在《过度自信与战争：积极幻觉的浩劫与光荣》（Overconfidence and War: The Havoc and Glory of Positive Illusions）一书中，约翰逊证明了兰厄姆的假说。他梳理了战争前夕领袖做出的战争预测，这些预测显示这些领袖均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完全不顾他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内，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双方都预期战争将一举歼灭敌人，在圣诞节前就可以胜利班师。各国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狂热地冲出家门，应征入伍，不是因为他们无私地渴望为国献身，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死。不可能双方都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双方都错了。在越南战争中，三届美国政府不断将战争升级，尽管有大量情报告诉他们，在能够承受的代价下，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

    约翰逊指出，毁灭性的消耗战不需要双方都确信或有信心取得胜利。它所需要的只是对手的主观概率总和大于1。他注意到，在现代冲突中，战争的迷雾格外浓重，领袖远离战争的现场。与当初演化形成人类“积极幻觉”的小型战争相比，现在的过度自信可以维持更长时间。另外一个当今世界特有的危险是，国家领袖大多是一些格外自信的人，这些人一般都受到重视，很容易变得过度自信。

    约翰逊曾经期望，在民主国家，过度自信煽动的战争会少一些，因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很可能将领袖的幻觉暴露在冰冷的现实之下。但是，他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信息流本身。约翰逊的书在2004年出版，封面图案极为贴切：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著名照片。小布什总统身着飞行服，站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身后的横幅上写着“任务达成”（Mission Accomplished）。说过度自信，并不是要指责伊拉克战争本身的表现（当然，就不用提萨达姆·侯赛因了），而是说它对战后重建民主伊拉克造成的严重影响；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做好规划，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政治学家凯伦·奥尔特（Karen Alter）在战争爆发前所做的分析显示，布什政府的决策过程表现出不寻常的封闭。[95]他对团体迷思现象做了教科书式的经典描述：战前政策小组坚信自己一贯正确和完美，排斥任何不同意见，强行达成共识，对个人的怀疑进行自我审查。[96]

    就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注意到：

    有些已知的事情已经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明白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未知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未知——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

    在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的评语之后，约翰逊又提出，拉姆斯菲尔德忽略了最关键的第四个类别，不知道的已知——那些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能够知道，但是却被忽视和压制了的信息。正是这些不被意识的已知，让某种有限的工具暴力（寥寥数星期的“震慑行动”）演变成一场各种暴力无休无止的混战。

    支配

    “拍胸脯”——说大话，“肩膀上沾着木屑”——惹是生非，“沙上画线”——表明立场，“扔下手套”——发出挑战，还有“撒尿竞赛”——毫无意义的竞赛，这些五花八门的谚语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向居于强势地位者发起毫无意义的挑战。这个暴力类别与捕食性、实用性和工具性的暴力有显著的区别。尽管在有些争夺支配权的竞赛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利品，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暴力死亡的最高数量级上，封建王朝时代、“主权国家时代”和“民族主义时代”的很多伤亡惨重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争夺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家和民族的优势。而在另外一端，大量凶杀案的唯一动机是“摆平一些鸡零狗碎的小冲突，例如辱骂、诅咒和碰撞”。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在他们关于凶杀的书中提出忠告：“从参与这些 ‘琐碎争执 ’的闹事者的行为看，争执之重要似乎远不止是几分钱的找头，或者谁先占到台球桌，他们真正介意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97]支配权竞争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可笑。在任何无政府世界，一个能动实体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建立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对抗进犯者的声誉。虽然可以在进犯发生后的回击中展现勇气，但最好还是在造成损失之前就主动出击。为了证明自己含蓄的威胁不是空话，可能需要一个能够展示决心和报复能力的舞台——一个明确表示“别惹我！”的渠道。出于私利，每个人都想了解人群中其他人的战斗能力，因为当预知双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时，各方都会期望先发制人。[98]当一个社区的成员中比较英勇的人群相对稳定并为人所熟知时，我们称其为支配等级差序（dominance hierarchy）。支配等级的基础是蛮横的实力。而即使最凶狠的灵长类动物也无法在一对三的打斗中获胜，统治有赖于结成同盟的能力——同盟者也不是随便选择队友，而是要选择比较强壮精明的同伴。[99]

    在支配权竞争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信息，这也是统治之争在几个方面不同于捕食暴力的原因。当支配权竞争升级到生死冲突，特别是当参赛者实力相当，同时都充满积极幻觉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人类还是类人的动物），他们会以表演结束竞赛。对抗的双方展示实力，挥舞武器，玩弄边缘政策的把戏；当一方终于退后一步时，竞赛也就结束了。[100]而在捕食行动中，只有抓住猎物才是终点。

    支配权竞争中信息具有关键作用的另一重含义是，暴力和情报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声誉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基础是逻辑学所说的公共知识。为避免恶斗，交战的双方不仅要明白谁更强大，还必须知道对方也明白这一点，并且肯定对方也知道自己有同样的认识，如此等等。[101]公共知识也会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所以支配权竞争的赛场就是公共信息的角斗场。一次羞辱就可能点燃支配权竞争的导火索，在荣誉文化和崇尚决斗传统的社会尤其如此。羞辱被认为是和武力伤害或偷窃同等的冒犯，会立即引来暴力复仇（在此，支配心理和下一节将讨论的复仇心理混合在一起了）。对美国街头暴力的研究发现，认同荣誉守则的年轻人最有可能在次年卷入严重暴力事件。[102]研究还发现，在有旁观者的时候，两个男子的争吵升级为暴力的机会要高出一倍。[103]

    在一个封闭的团体内决定支配权，是一场零和博弈：如果某人的地位上升，就有一个人的地位下降。在很多小团体内，例如帮会和孤立的工作单位，支配权竞争往往演变成暴力，因为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在小圈子里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全部社会价值。如果人们属于多个不同的团体，可以在其中切换角色，很可能在某个团体中得到承认，因此羞辱和轻蔑的后果就没有那么严重。[104]既然支配权竞争较量的仅仅是信息，那么，一旦双方知道了谁是老大，暴力即告终结，不会有后续的连环仇杀。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发现，在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中，在较量结束后，两只动物会修好。[105]它们可能会摸手、接吻、拥抱，倭黑猩猩还会进行性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它们打算修好，为什么开始要费神对抗呢？如果它们有理由进行对抗，为什么事后又要修好呢？答案是，这样的修好只存在于长远利益一致并相关的灵长类动物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也许是遗传相关性，共同抵御其他捕食者，结伙对抗第三者，或者，正如在一项实验中显示的，只有合作才能得到食物。[106]它们各自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因此仍然有理由在团体内争抢支配地位或者进行报复，但是，双方并非毫无共同利益，他们犯不上彼此纠缠不休，更不要说互相杀害了。在某些灵长类群体内，彼此没有这些共同利益时，对手之间的较量是无情的，暴力很可能会升级。比如，一个群体内的黑猩猩会在打斗后修好，但是它们永远不会与其他群体的黑猩猩在交战或袭击后修复关系。[107]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类之间的修好同样是受共同利益认知的主导。

    * * *

    “看谁尿得更远”这个隐喻说明，性别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条件进行此种竞赛的性别也是最有可能参加支配权竞争的性别。虽然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灵长类动物中，雌雄两性都会谋求支配，通常是在同性之间竞争，但支配权竞争——将莫名其妙的地位作为值得牺牲一切的无价之宝，则更多是男性头脑中的问题。对男女分组所做的个人价值调查显示，男性认为职业地位远比生活中的其他快乐更重要。[108]他们为之甘冒更大的风险，更有自信，也更加容易过度自信。[109]大多数劳动经济学家认为，男女在个人价值评价上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收入和职位上的性别差距。[110]

    当然，到目前为止，男性也是更暴力的性别。虽然每个社会的暴力水平有所不同，但在任何地方，男性都比女性更喜欢武力游戏，欺负人，实施暴力，携带武器，享受暴力娱乐，幻想杀戮，进行杀戮，强奸，发动战争和参加战斗。[111]不仅这种性别差距的指向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肯定有其生物学起源。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入童年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差别，甚至在（因生殖器异常而）被秘密地当作女孩子养大的男孩子中，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差异。[112]

    我们已经知道性别差异演化的原因：哺乳动物中的雄性比雌性更快地完成再生产，所以他们要竞争交配的机会，而雌性总是要特别考虑自己和子女的生存。因为失父幼子的生存机会大于失母幼子，因此男性在暴力竞争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这不是说雌性完全不参与暴力——查克·贝里（Chuck Berry）曾经猜测说，米洛岛的维纳斯是为了争抢一名棕色眼睛的英俊男子，在搏斗中失去了双臂，只是女性觉得暴力不是那么有意思。妇女之间的竞争战术较少涉及危险的武力进攻，大多是流言蜚语和排挤。[113]

    在理论上，为交配进行的暴力竞争和为支配进行的暴力竞争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人无须引入支配概念就能解释为什么成吉思汗让如此多的妇女受孕，以至于今天在中亚随处都能找到他的Y染色体，只要看看他杀死了多少父亲和丈夫就够了。但是，社会性灵长类动物通过对统治者的服从来制约暴力，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支配权和交配权在实践中合二为一了。在前国家社会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男子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女友，还可以与其他男子的妻子发生关系。[114]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6个王国中，地位和交配机会之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数据准确地表现出来。劳拉·贝齐格发现，皇帝通常有几千个妻妾，皇子有几百个，贵族有几十个，上流社会的男子有十几个，中等人家的男子一般有三四个。[115]（与数学推论相符，下层社会的男性很多没有妻子，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脱离自己的阶级。）最近，随着可靠的避孕手段的出现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这一相关性已经被弱化了。但财产、权力和成功仍然是让一个男人更有吸引力的因素，而最表象化的身体优势——身高——仍然可以提升男人在经济、政治和浪漫情爱上的竞争力。[116]

    与工具性暴力调动大脑中进行寻求和思考的部位不同，支配权竞争调动的是潘克赛普所说的“雄性间攻击”。这真的应该被称作“性内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因为女性也参与这种竞争。人类的“雄性亲职资本”，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竞争交配的进化冲动。不过，在人脑中，至少有一个回路，男性下丘脑视前区的一个神经核要比女性的大一倍。[117]整个系统布满接收睾丸素的受体，男性血液中的睾丸素含量是女性的5~10倍。下丘脑控制的脑下垂体可以分泌一种激素，它告诉睾丸或肾上腺分泌更多睾丸素。

    虽然在大家的印象中，通常认为睾丸素是男性好斗的原因——记者纳塔莉·安吉耶（Natalie Angier）这样说：这是“那种让男人的行为举止像个真正的汉子的物质，让他们摆谱、推撞、叫喊、咒骂、挥动拳头、扭出弹吉他的姿势”。但是，生物学家不敢将男性的侵犯性完全归咎于睾丸素。[118]提高睾丸素，显然能够让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更喧闹，而降低睾丸素则让它们减少喧闹，做过绝育手术的猫狗的主人都见过同样的效果。但是，睾丸素在人类身上的效果没有这样容易判定，其生物学原因说起来很无聊，而且睾丸素的水平与攻击性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的心理学道理却非常有意思。

    根据科学家的最佳猜测，睾丸素不会让所有的雄性都变得更具侵犯性，但是会让他们为应对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119]在大猩猩身上，当有雌性大猩猩在场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上升，上升的水平与雄性的支配地位相关，因而与它的侵犯性相关。在男人身上，当有迷人的女性在场时，以及在与其他男性进行（例如体育运动）竞赛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也会上升。一旦竞赛开始，睾丸素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而决出胜负之后，得胜方的睾丸素继续升高，失利一方则不会。睾丸素水平比较高的男子在运动中更具进攻性，在竞赛中表情更严厉，更少露出笑容，握手的时候更用力。实验显示，这些男子更愿意盯住其他人愤怒的表情，也更倾向于将面无表情的脸视为愤怒。并不是只有好玩和游戏能够提高激素的水平，前面讲过的理查德·尼斯比特就荣誉心理所做的实验，来自美国南方的男子被骚扰后，睾丸素上升，他们的表情更愤怒，握手更用力，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格外昂首阔步。更极端的例子还有，监狱犯人中睾丸素较高者中暴力罪犯的比例也较高。

    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睾丸素水平不断上升，中年之后开始下降。男人婚后、有子女后以及与子女相处一些时间后，睾丸素也会下降。所以说，这种激素是平衡养育行为和交配行为之间取舍的内在调节器；交配行为包括讨好异性和驱赶同性中的对手。[120]睾丸素可能是将男人变成爸爸或者变成无赖的旋钮。

    男人一生睾丸素的上升和下降，或多或少与雄性的好斗性相关。顺便说一句，暴力第一定律——“这是年轻人的把戏”，容易观察但不容易解释。虽然人们知道为什么在进化中男人变得比女人更暴力，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男性比年长的男性更加暴力。说到底，年轻人还能活很多年，所以当他们迎接暴力挑战时，是用自己未来的寿命做赌注。在数学意义上，一个人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日子所剩无几，他可以变得越来越冒失，一个垂暮老者正好应该最后出击一次，大肆强奸和谋杀，直到特警小分队将他制服。[121]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很有可能在子女、孙子女、外甥（女）和侄子（女）身上投资。所以说，老人的体力弱了，但在社会关系和精神上却更强大了，相比继续繁衍更多的后代来说，他们能通过供养和保护家庭得到更大的收益。[122]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声望，需要长期积累，并能够自我维持。每个人都喜欢胜者，没有什么能够比成功更成功。所以，在竞争的最初几个回合，声望的成本收益率最高。

    睾丸素让男人（在较小程度上也让女人）为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它不会直接导致暴力，因为很多种暴力都与支配权无关，而且许多支配权竞争都未经暴力，而是通过表演和边缘政策决定了胜负。但是，当未婚和无法无天的年轻人竞争支配权时，无论他们是直接竞逐支配权还是以其他领袖的名义竞逐支配权，暴力的确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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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权的社会构造性有助于解释哪类人会冒险保卫支配权地位。也许，过去25年来，最蛊惑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暴力的原因是自卑。很多一流专家都支持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有些学校甚至引进一些项目，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自我感觉；20世纪80年代末期，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设立了“促进自尊工作小组”。但是，鲍迈斯特已经证明，这个理论实在是不能更荒唐、更错误了。暴力的问题在于太多的自尊，而不是太少的自尊，尤其是当这些自尊不是当事人的努力所得。[123]自尊是可以被量度的。研究表明，精神变态者、街头混混、恶霸、打老婆的丈夫、系列强奸犯和仇恨罪的罪犯都是自我感觉出奇良好的人。黛安娜·斯库利在监狱的牢房里对很多强奸犯进行过访谈，这些人都向她吹嘘说自己是“多才多艺的超级成功者”。[124]心理变态者和暴力分子都特别自恋：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成就，而是出于一种天生的权力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将所有的不如意都看作对个人的挑衅，而传递坏消息的人威胁到了他们脆弱的名誉，被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诽谤者。

    当统治者具有暴力倾向时，后果更加严重。他们的病态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几个生活在一起或者不幸偶遇的人跟着倒霉。那些对自己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实行冷酷统治的暴君和那些发动毁灭性征服战争的狂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伤亡惨重的战争和大规模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为仅仅三个男人的个性。平庸的暴君，例如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塞塞·塞科、穆阿迈尔·卡扎菲、罗伯特·穆加贝、伊迪·阿明、让-贝德尔·博卡萨，给自己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规模有限，但仍然极具悲剧性。

    对政治领袖心理所做的研究，一向为人诟病。研究者不可能对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测试，人们也很难克制自己不将这些道德败坏之辈病态化。在什么让希特勒成为希特勒的问题上，心理史学以进行各种别出心裁的精神分析而著称：他有一个犹太人的祖父，他只有一个睾丸，他是一个受压抑的同性恋者，他没有生殖能力，他是性欲倒错的恋物癖。在《解释希特勒》（Explaning Hitler）一书中，记者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写道：“寻找希特勒的工作得到的不是一个清晰的、大家都认识的希特勒的形象，而是很多个不同的希特勒，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且相互冲突。如果这些希特勒在地狱里碰面，彼此大概都认不得对方，也不会敬礼高呼‘Heil’。”[125]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比较平淡的研究领域，比如对个性分类的研究——将人分类放进鸽子笼，而不是试图解释他们，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暴君的心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将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的持续心理状态”。[126]与所有精神病诊断一样，自恋是一个模糊的分类，与精神变态（无视，并且会冒犯他人权利的持续心理状态）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非黑即白的思维；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身份、行为混乱且不稳定）均有重合的部分。但是，自恋人格的三大核心症状——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确实是对暴君最合适的诊断。[127]狂妄自大的纪念碑、颂歌式的宣传画和万众欢呼的大型集会，典型地反映出他们的病态。当自恋的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军队和警察，他们给世界留下的瘢痕就不仅仅是雕像了，因为他们可以下令发动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与普通的流氓和恶霸一样，暴君毫无根据的自尊非常脆弱，很容易被戳破，所以在他们眼中，反对他们的统治绝对不是批评，而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同时，缺乏共情能力让他们对对手的惩罚毫无节制可言，无论是真实的对手还是他们想象的对手。他们精神障碍的另外一个症状，即他们对“无限的成功、权力、光辉、美或者理想的爱情”的幻想，让他们完全不考虑追逐幻想的人命代价。他们要在贪得无厌的征服中，在雄伟的建筑项目上，或在乌托邦式的宏大计划里实现他们的幻想。我们已经知道过度自信可以导致战争。

    当然，所有能成为领袖的人身上都有足够的自信。在盛行心理分析的年代，评论家经常给他们不喜欢的领导人下诊断，说他们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但是，千万不要混淆自信的政治家和那些把自己的国家和大半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的精神变态狂人。多党制的和平特性之一就是遴选领导人的程序会使完全缺乏共情的人处于劣势，制衡机制可以制约一个狂妄的领袖可能制造的损害。即使在一党制内，领导人的个性，比如斯大林和与他相反的戈尔巴乔夫，也能够对暴力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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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欲所带来的灾难可能用第二种方式成倍地放大。决定程度大小的因素是社会心理。对此我要告诉大家一桩很可爱的逸事。每年的12月，我都会被本地的一个传统感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要向波士顿赠送一棵高大的云杉，作为城市的圣诞树。1917年，哈利法克斯港发生了可怕的军火船爆炸事故，当时波士顿市民为哈利法克斯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圣诞树就是新斯科舍向波士顿表达感激之礼。作为新英格兰的加拿大流放者，我可以感到双份的温暖：一份是对我的加拿大同胞得到慷慨援助的感激，另一份是对波士顿弟兄得到的美好回馈的赞赏。而你要是仔细想一想，整个仪式其实相当古怪。我和这一慷慨事件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关系，既没有丝毫贡献，也无须表达谢意。今天无论是选树、伐树和送树的人，还是收树和装点树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受害人和救援者。就我所知，与当年那场悲剧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在两个人之间互换同情和感激是件美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新斯科舍”，一个“波士顿”。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名字充满了道德情感，代表一整套价值观，而他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都受到这一道德和价值系统的约束。

    个体的个人定位中有一部分是与他（或她）所从属的团体的身份交融在一起的。[128]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团体就像一个个体一样，具有自己的信仰和愿望，以及值得称赞的或者应被谴责的品质。这种社会认同表明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团体有助于个人的福祉。我们的适应性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境遇，还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团体、村庄和部落的境遇。这种团体归属，可以是来自真实的或者传说的血缘，也可以是互利的关系网，或者对某些公共品——共同防御的承诺。在团体内部，有些人通过惩罚不做任何贡献的寄生虫，来帮助监管公共品的供给，这些人因此得到团体的尊重。在心理上，对群体福利的贡献，只有通过削弱群己之间的边界才能实现。以我们团体的名义，我们感受到对其他某个团体的同情、感激、愤怒、负疚、信任或者不信任。我们将这些情感连接到那个团体的成员，无论那些成员作为个人具体干过些什么。

    在竞争中对团体的忠诚，比如对一支球队或一个政党的忠诚，激励我们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曾经说过，今天的运动员在各个运动队的花名册上高速周转，球迷不再能够拥戴一伙运动员。球迷能盯住的只有球队的徽章和球衣：“你站在那里，为了你的球衣打败了来自另一个城市的球衣而欢呼和呐喊。”但是，我们还是要站起来欢呼：球迷的心情随着他的球队的命运而涨落。[129]群己边界的消失的确可以在生化实验室里得到验证。男人在心爱的球队打败对手的时候，睾丸素上升，如同他们自己在摔跤对抗或网球单人赛上战胜了对手。[130]当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或失利，他们的睾丸素也随之上升或下降。[131]

    我们的公共情感有它的阴暗面，我们都期望自己的团体压倒其他团体，完全无视对方团体成员的具体感觉。在一组很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告诉参与实验者，他们分属于按照两个不同意见划分的团队，比如，一个团队更喜欢保罗·克利的画，另一个团队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132]接着，他让他们在分别属于不同团队的两个人之间分钱；两个人的身份都只有数字标识，而分配者的选择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结果是，不仅分钱的人给自己的临时队友多分钱，他们甚至宁愿放弃让实验室破费，而两队队员都能得到更多钱的机会（比如给自己的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19美分，让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25美分），也要惩罚另一个团队的队员，不能让他得到比自己队友更多的钱（比如，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得到7美分，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1美分）。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团体的偏爱，这似乎不是一种习得的品性，而是需要人们校正的特性。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者已经发现，学龄前儿童能够做出非常种族主义的举动，让自由主义的父母感到震惊。甚至婴儿也更愿意与本种族的和说话口音相同的人交流。[133]

    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图（Felicia Pratto）提出，尽管程度不同，但是人们都有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动机。不过，更直白的术语表述应该是“部落主义”，即人们认为社会群体具有等级结构，自己所在的群体高于其他群体。[134]他们认为，社会支配取向决定了人们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价值，包括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命运、宿命、种姓、国运、军国主义、严厉打击犯罪，以及为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现状辩护。逆向的社会支配则将人们导向人道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普世权利、进步主义和基督教《圣经》中的平等与和平。

    社会支配理论意味着，尽管种族已经成为讨论偏见的主要着眼点，但它在人的心理上其实并不重要。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人们能够根据任何一种相似性，甚至仅仅是根据对两位表现主义画家的不同品位，将世界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约翰·图比（John Tooby）、勒达·考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指出，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上，不同种族的人被海洋、沙漠和崇山峻岭隔离，几乎没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这也是种族特征得以演化的原因。人们的对手主要是同种族的村庄、家族和部落。人们心目中最紧要的问题不是种族，而是“盟友”，只不过今天的许多盟友碰巧与种族相吻合。[135]心理学家G.理查德·塔克（G. Richard Tucker）和华莱士·兰伯特（Wallace Lambert），以及后来的凯瑟琳·金茨勒（Katherine Kinzler）都证明过，对人类偏见最生动的刻画是说话：人们对讲话口音不熟悉的人总是怀有戒心。[136]古老的《圣经·士师记》中对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的来源做了生动的记载：

    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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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现象可以说是人类心理和历史的一种互动，它整合了三种东西：部落主义的感情冲动，同文同域同祖“群体”的认知概念，政府的政治结构。爱因斯坦说过，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疹”。这话不总是对的，有些时候，它只是一次伤风感冒。但是有些外强中干的小集团充满自负，这种集团的自恋癖和民族主义合并发作的时候，民族主义可能是灾难性的。前面讲过，一旦自恋狂感觉受到现实的怠慢，他会暴怒，自恋癖因此可能触发暴力。自恋癖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会产生政治学家所说的“怨恨”：坚信自己的民族或文明天生拥有历史给予它的辉煌地位，尽管它目前处境卑微，它的衰败完全是因为内部和外部敌人的阴险破坏。[137]

    怨恨激起挫败感，也就是自恋狂常常会感受到的屈辱、嫉妒和愤怒。有些历史学家，例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和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认为20世纪初的大战和大屠杀起因都是德国和俄国的怨恨。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只是在争取它们应有的支配，但是敌人背信弃义，拒绝了它们的权利。[138]人们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上，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都对自己未能得到相称的地位感到怨怼，他们的情绪不容忽视。[139]

    回望某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瑞典、丹麦，它们在18世纪就不再参与竞争支配权的把戏，转而将自己的自尊放在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是更实惠的目标上，例如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公民享有愉快的生活。[140]还有一些国家从来就不曾在意过是否有显赫的形象，例如加拿大、新加坡和新西兰。它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也不小，但与其成就相称，在国际关系方面，它们从来没有找过麻烦。

    集团的野心关系其他相邻民族的命运。民族事务专家不接受“历史宿怨让相邻民族征战不休”的传统观点。[141]说到底，这个地球上有6000种语言，其中至少600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使用。[142]与可能发生的冲突相比，真正爆发的民族冲突的数量只是一个很小的零头。1996年，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两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进行了研究：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的苏联45个前加盟共和国；另一个是在1960—1979年完成去殖民化的非洲，至少有160个民族。费伦和莱廷统计了这两个地区爆发的内战和社区间冲突（包括严重骚乱）占相邻民族数量的比重。他们发现，在苏联地区，爆发战乱的概率是约4.4%，而在非洲，这个数字不到1%。发达国家也有民族混居的情况，比如新西兰、马来西亚、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美国，它们有更好的民族非暴力记录。[143]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不一定非要相互仇杀。民族集团也和个人一样，难免争强好胜，但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并不需要大打出手。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不同民族是否能够和平共处。费伦和莱廷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一旦有人对其他集团成员发动袭击，这个集团如何处理挑事者。[144]如果犯事者受到自己社区的惩罚，受害的集团就会将事件视为一件孤立的犯罪行为，而不是集团间开战的信号。（我们在前面说过，国际维和部队的作用之一，就是他们可以惩罚挑事的一方，安抚另一方。）政治学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意识形态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几种情况会让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当混居的民族期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与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同族人合并的时候；当人们对自己人的暴行无动于衷而牢牢记着邻国的祖先造成的伤害的时候；以及当被下流政府统治，一方面神话自己族群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将其他族群排挤在社会合约之外的时候。

    许多和平的国家都在经历消除部落主义心理、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过程。政府不再将自己看作特定民族的灵魂领袖，而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个族群和人民共同结成的契约实体。政府机器通常就像鲁布戈德堡的机械装置——有着繁杂迂回的机构，各种特殊身份、权力分享和平权机制，这个构架复杂精巧的装置由几个类似橄榄球球队这样的民族象征组合在一起。[145]人们的根扎在球衣上，而不再是在鲜血和土地上。这种看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恰如人们乱糟糟的自我分群，个人可以有多重认同，并同时作为不同集团的成员。[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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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支配是男人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男性是痴迷支配权的性别，男人比女人有更强烈的部落情怀，包括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对不平等泰然处之的能力。[147]但是，男人也更容易发觉自己是被歧视的对象。人们通常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白人大男子制度下一对孪生的偏见，美国非裔女性受到双重的压迫，但斯达纽斯和普拉图的发现与此设想相反。事实是，与少数族裔的男性相比，女性较少成为种族主义歧视的对象。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可以是家长式的或者剥夺式的，但不是同性间常见的对抗式。斯达纽斯和普拉图从歧视的演化过程解释了这种差异现象。性别歧视主要源于男性要控制女性行为，特别是性行为的遗传激励。部落主义的起因是一个团体的男子和其他团体男性竞争资源和配偶。

    鉴于男女两性在过度自信、个人暴力和集团敌视上的水平差异，人们不由得经常要问：女性主导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和平？如果我们改换一下时态和语调，问题可能更有意思。世界变得和平了，是不是因为很多女性承担起责任？如果有更多的女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和平？

    我认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肯定的。之所以非常肯定，是因为性别和暴力之间的联系相当复杂，绝不是简单的“男人来自火星（战神之星）”。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在《战争与性别》（War and Gender）一书中回顾了战争与性别之间的交集，他发现，贯穿人类历史和遍布人类社会，男子都是军队的主体和主宰。[148][之所以有亚马孙人和其他女武士的形象，多半也是因为男人喜欢看看身着军装的健壮女子罢了，比如劳拉·克劳馥（Lara Croft）和西娜（Xena），而不是因为历史确有其实。]即使在女权至上的21世纪，世界军人的97%，世界作战士兵的99.9%，都是男性。（以色列以男女平等征兵著称，但女战士主要在诊所和办公室工作。）男人大可吹嘘，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狂人、嗜血暴君和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均为男性。

    但是，面对这些血腥的暴力，妇女也不是良知反战者。在许多时候，她们也曾亲率大军，也曾在战地服务。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她们鼓动自己的男人上战场或者提供后勤支援——在古代，她们自带营帐追随大军；在今天，她们是军工厂的主力。还有很多女王和女皇，包括西班牙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的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服上都毫不手软。20世纪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果尔达·梅厄、英迪拉·甘地和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都曾在战时领导自己的国家。[149]

    在妇女有能力从事战争和她们一贯的作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传统社会，妇女不得不为自己和子女的安全考虑，所以，毫不奇怪，她们希望她们的男人打赢战争。因为两性差异（包括上肢的力量、掠夺和杀戮的意愿、怀孕和养育子女的能力），加上军队中男女混合产生的麻烦（比如两性浪漫引发同性间竞争），有常备军的社会一直按照性别进行分工，参战送死是男人的专责。不论在任何时代，握有权力的女性都能尽忠职守，包括发动战争。一位身处王朝或帝国征战时代的女王，即使她本人爱好和平，也很难在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性命的同时成为列国中唯一的和平主义者。尽管两性之间有些特性在平均水平上有巨大的差别，但这些特性仍然是两性所共有的，所以，在军事领导和战斗技能方面，许多女性甚至比大多数男性更有能力。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一直是也仍将是和平的力量。传统战争是男人的游戏：部落的妇女从来不曾结伙袭击邻里，抢劫新郎。[150]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利西翠妲》（Lysistrata）在舞台上展示这种性别差异，剧中的古希腊妇女举行性罢工，要求男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19世纪的女权运动经常与和平主义运动和其他反暴力运动，例如废奴和动物权利运动联手。[151]在20世纪的反核、反越战、反对阿根廷暴力冲突、反对北爱尔兰暴力中，以及在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妇女组织都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力量。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近300个民意调查的回顾显示，在87%的问题上，男人倾向支持“更暴力和强制性的手段”，而在另外13%的问题上，男女倾向持平。[152]比如，男性倾向在1939年支持以武力与德国对抗，在1940年支持与日本对抗，在1960年支持与苏联对抗，在1968年支持与越南对抗。在美国1980年以来的历届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妇女选票都多于男子的选票；在2000年和2004年，与大多数男性选民相反，大多数女性选民反对小布什当选。[153]

    虽然女性比男性更热爱和平，但在一个社会中，男女的意见之间存在相关性。[154]1961年，一项美国民调询问国家是否应该“不惜打一场全面核战争也决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存”。87%的男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仅仅”有75%的女性持相同立场。这证明，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间，妇女相比男子只是更和平一些。当国家在某个问题上（比如越战）产生分裂的时候，性别鸿沟会拉大，而在整个国家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性别差距会缩小，而在某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到感情纠结的问题上（比如向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询问阿以冲突的解决途径），则完全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到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即使妇女本身不反对战争。承认妇女的权利和反对战争总是正相关的。在中东国家，民意调查显示，赞成男女平等的人，也倾向赞成以非暴力方式解决阿以冲突。[155]对传统文化社会所做的几次民族志调查发现，一个社会越是善待妇女，就越少卷入战争。[156]现代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从西欧到美国自由派的蓝色州，再到美国保守的红色州，最后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和平和妇女的地位高度相关。[157]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在妇女得到充分赋权的社会，很少出现无所寄托的年轻男子拉帮结伙、无事生非的现象。[158]当然，长期和平时代和新和平时代，也正是女权革命时代。我们不知道何为因果，但是生物学和历史告诉我们，当其他条件已定，妇女拥有更大影响力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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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过文明进程的社会或者在受协约和规则约束的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下历练的支配毫无用途。社会支配感的淡薄可以减少个人之间的暴力和群体之间的战争。这当然不是说支配感背后的情感会彻底消失，这些情感已经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对某个性别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将这种情感边缘化。在20世纪中后期，支配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美德，例如男子气概、荣誉、名望和光荣开始被解构，解构的过程一部分是非正式的调侃，比如马克斯兄弟在滑稽剧《鸭羹》中嘲弄沙文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妇女逐渐进入专业领域。女性对竞争支配权始终保持某种心理距离，认为它不过是男孩子的吵闹，随着妇女影响力的上升，支配权竞争失去了它的魅力。（任何在男女同工环境中工作的人都知道，妇女将男性同事的装腔作势视为“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主义，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荣誉文化可以何等夸张，因此也不由得检点一下自己。新近流行的源于西班牙语的“男子汉”（macho）一词，非但没有夸耀男性英雄气概的意思，反而带着几分蔑视，被用来奚落男人的狂妄自大。“村里人”乐队（Village People）搔首弄姿的歌曲《铁血男子汉》（Macho Man）和其他同性恋造型中的男子形象也让更多的人对阳刚男性减少了兴趣。

    我认为，生物科学的进步和它在文字文化上的影响也是一种制约支配权竞争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明白，追求支配是人类进化进程中的残余。支配权竞争背后有一连串生物学术语，谷歌图书项目对这些术语的流行程度进行了数量分析：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睾丸素”, 60年代开始流行“啄序”（pecking order）和“支配等级”, 90年代则是“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159]中间在8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医学术语“睾丸素中毒”（testosterone poisoning）。每一个术语的流行都将支配权竞争的地位贬黜一级。它们都暗含着一种意思：男子追求荣耀，无非是他们原始想象力的一点儿残迹——他们血液中一点儿化学物质产生的症状，其表现为动物的本能。我们在公鸡和狒狒身上看到这些化学物质工作时，是忍不住要发笑的。与历史久远的老概念，诸如“光荣”和“荣耀”相比，生物学术语具有离间效果，而光荣和荣耀作为支配权竞争的战利品，预设了哪些算得上是男子的成就，能够带来光荣和荣耀。150年来，英语书籍中这两个词语的使用频率一直在稳步下降。[160]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本能对意识的既有影响，而是有能力对本能进行审视，这是我们在本能带来破坏时克制本能的第一步。

    复仇

    人类在无数典籍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要对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报以伤害的坚定决心。希伯来《圣经》对复仇喋喋不休，给我们留下了数种精练的表述，例如“血债血偿”、“以眼还眼”、“伸冤在我”。荷马的阿喀琉斯描绘说，男人的胸膛里涌动着火气，复仇比流淌的蜜糖更甜美。而在夏洛克看来，复仇是人类共性的最高点。当问到他要那一磅人肉能干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拿来钓鱼也是好的呀！即使他的肉不中吃，也至少可以出出我这口恶气。”

    其他文化中的人也同样诗意地讴歌报仇雪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生在黑山一个世仇不断的家族，后来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他称复仇是“我们眼睛里的光，面颊上的火焰，太阳穴处血脉的跳动；我们过去流淌过多少鲜血，听到这个字眼，我们的嗓子就开始发紧”。[161]一个新几内亚男子的叔叔受箭伤致瘫，他听说放箭射伤叔叔的人被杀死的消息后说：“我觉得我仿佛生出了翅膀，我觉得我就要飞上天空，我非常幸福。”[162]阿帕切（Apache）首领杰罗尼莫（Geronimo），在细细地品味了对墨西哥四支连队的大屠杀后写道：

    身上还沾着敌人的鲜血，手里还握着武器，心里还洋溢着战斗、胜利和复仇的欢乐，我身边围绕着阿帕切勇士，我被授命为所有阿帕切部落的战争首领。接着，我下令剥下被杀敌人的头皮。

    我不能让我所爱的人死而复生，我不能让死去的阿帕切人重返人间，但是我可以欢庆胜利的复仇。

    达利和威尔逊评论说：“欢庆？杰罗尼莫在牢房里写下这些话时，他的阿帕切民族已经支离破碎，几近灭亡。对复仇的渴望似乎如此徒劳无益：一切都晚了，再哭也于事无补。”[163]

    尽管完全徒劳无益，但对复仇的渴望却是人类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血债血偿几乎是世界上95%的文化都明确赞许的准则，而不论何处，引发部落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复仇。[164]在世界范围内，10%~20%凶杀案的动机是复仇，绝大部分校园枪杀案和个人爆炸案的动机也是复仇。[165]复仇行动有时指向一个集团而不是个人，城市暴乱、恐怖袭击、反恐怖袭击和战争的主要动机也是复仇。[166]历史学家研究过为了报复一次袭击而导致战争的案例，这些决定通常都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产物。[167]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民的反应是，“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掺杂着震惊、恐惧、困惑、悲伤、羞辱，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极端的愤怒”。[168]除了战争，不可能考虑其他任何选择（例如遏制和骚扰），即使动一下这种念头都意味着叛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也是如此，美国在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入侵阿富汗，其动机既是长期战略决策，认为入侵是有效的反恐措施；也是一种情绪，认为一定要干点儿什么以示报复。[169]9月11日3000人被屠杀的恐怖袭击本身也是受复仇驱动，拉登在他的《告美国人民书》（Letter to America）中解释说：

    安拉，万能的真主，准予并选择了复仇。因此，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有权回击。谁摧毁我们的村庄和城镇，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村庄和城镇；谁偷盗了我们的财富，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经济；谁杀死了我们的平民，我们就有权杀死他们的人。[170]

    复仇的念头不局限于政客和部落首领发热的头脑。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复仇都是一个容易触发的键钮。大部分大学生忏悔的凶杀幻想几乎全都是复仇幻想。[171]在实验研究中，实验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学生带入要对羞辱进行报复的状态。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然后给他们看一篇其他同学对其作文所做的侮辱性评价（这个“同学”或者是匿名的实验者，或者完全是虚构）。每到这种时候，安拉就开始微笑了：在实验中写作文的学生刚好有机会处罚作文的批评家，处罚手段有电击，对着耳朵吹喇叭，或者（经人类实验反暴力委员会审查通过，在最新的实验中）强迫批评者喝下一个正在接受假想味道实验的辣椒调料。结果屡试不爽。[172]

    人类对复仇的需求确实是如饥似渴。在这些实验中，就在参加实验者要实施报复性电击的那一瞬间，仪器突然失灵了（当然是研究人员做了些手脚），所以他或者她不能如愿进行电击复仇。接着，所有参加实验者被带去进行另一项品尝葡萄酒的实验。那些未能对羞辱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的学生，总是要喝下更多的葡萄酒样品，仿佛要用酒来淹没他们的懊恼。[173]复仇的神经生物机理开始于中脑—下丘脑—杏仁核联结的愤怒回路，一只被刺痛或受到挫折的动物总是更倾向攻击离它最近的动物。[174]人类的愤怒回路接收来自大脑各个部位的信息，包括颞顶交界区，它区分伤害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接着，愤怒回路激活产生痛感、厌恶感和愤怒感的脑岛。（前面提到过，当人们感到自己被其他人欺骗了的时候，脑岛部位开始发亮。）[175]这些感觉的滋味都令人不快，我们已经知道，动物会努力关闭对愤怒回路的电刺激开关。

    但是，大脑接下来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谚语如“复仇如蜜”,“与其生气，不如讨还欠账”,“复仇是一道凉菜——越冷酷越好”，都是情感神经科学的研究假设。它们给出了大脑活动的模型，从憎恶的愤怒转向冷静甚至寻求愉快的方式，很像是引导人搜索美味的食物。事实证明，很多民间神经科学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多米尼克·德·奎尔万（Dominique de Quervain）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给一组男子一次机会，将一笔钱交给另一个参加实验者操作，投资盈利，然后，或者将股份全部交给投资者，或者全部留给操作者自己。[176][这种情况也称“信任博弈”（trust game）。]接下来，投资款被骗的实验参加者得到机会向无良信托代理处以惩罚性罚款，有时，他们需要花钱购买进行处罚的特权。在告知实验参加者有机会进行惩罚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他们发现，纹状体的一部分（寻求系统的核心部分）开始发亮——当一个人渴望尼古丁、可卡因和巧克力的时候，大脑的同一部位也开始发亮。复仇真的是甜蜜的。一个人纹状体的亮度越高，他愿意为得到处罚权付出的金额越大，这显示纹状体的活跃程度反映了人的真实愿望，一种他愿意付钱实现的愿望。在实验参加者选择付钱得到处罚权之后，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开始发亮——这些脑部位权衡不同行动的过程带来了愉悦和痛苦。在这个案例中，可以说是付出了复仇的代价和开销后的满足。

    复仇需要丧失共情，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的这个活动过程。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她的合作者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参加者的诚实得到同伴的回报，或者遭到背弃。[177]接着，他们自己在手指上接受一下轻微的电击，然后看着诚实的伙伴接受电击，或者看着背信弃义的伙伴接受电击。当诚实的伙伴遭到电击的时候，参加实验者对伙伴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己被电击时感觉痛苦的脑岛部位发亮；在看到诚实的同伴受电击时，同一部位也会发亮。当骗子受电击的时候，女性无法阻断她们的共情，脑岛部位因同情而发亮；但是男人硬得起心肠：他们的脑岛保持黑暗，纹状体和眶额皮层却开始发光，显示达到了目标的满足。这些回路的亮度与男性实验者陈述的复仇愿望的强烈程度相符。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女权活动家认为男性更倾向报复性正义，而女性则宽宏慈悲，此实验结果与他们的观点一致。[178]塔尼亚·辛格非常谨慎地表示，女性也许是对处罚造成的肉体伤害感到畏惧；如果处罚的方式是罚款、批评甚至排挤，女性也许和男性一样富于报复心。[179]

    复仇带来的冷酷而甜蜜的快感是无可否认的。恶棍得到应有的报应，是人们编写故事时不断重现的主题；当暴力的处罚终于落到一个坏蛋头上的时候，感到开心的绝不只是警官“肮脏的哈里·卡拉汉”。作为电影院的常客，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获奖影片《证人》（Witness）属于我最享受的片子。哈里森·福特扮演一名便衣警官，与宾州乡下的一户阿米什家庭住在一起。一天，他全身阿米什打扮，陪着这家人坐着马车进城。在路上，他们遭到一帮乡下流氓的拦截和骚扰。这家阿米什人真诚地信奉和平主义，即使一个流氓开始戏弄和欺辱他们举止庄重的父亲，他们也不做任何反抗。头戴草帽的福特渐渐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出手反击，他一拳将那个小流氓打倒在地。这一手让那伙流氓大吃一惊，也让电影院里的观众欢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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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叫作复仇的疯狂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理治疗将复仇视为一种疾患，宽恕则是良药，但复仇冲动有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功能：威慑。[180]达利和威尔逊解释说：“有效的威慑是要让敌人明白，任何伤害我方的谋利企图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是得不偿失，不如不做。”[181]复仇性惩罚作为一种威慑的必要性，不仅是人们传诵的故事，而且在合作进化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中一再得到证明。[182]

    有些合作形式解释起来很容易：两个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或者是队友，或者是有共同利益的知己；因此，对一个人有利的，即对另外一个人亦有利。这种共生合作是天然形成的。当人们的利益开始有一部分不一致，一方有可能利用对方的合作意愿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合作就不太容易解释了。正和博弈的囚徒困境是描述此类难题最简单的模型。想象《法律与秩序》连续剧中的一个场景，两个犯罪同伙（“左撇子”和“布鲁特斯”）分别被关在两个牢房内，指控他们有罪的证据不够充分，于是区助理检察官分别向两个人提出谈判条件。如果两人中的左撇子做证指控同伙布鲁特斯（“背叛”），而布鲁特斯仍忠实于左撇子（即继续与同伴保持“合作”），左撇子将获释，而布鲁特斯将被监禁10年；反之亦然。而如果两人互相背叛，做证指认对方犯罪，两人都将进监狱，但两人的刑期将被减到6年。如果两人都保持忠诚，检察官只能指控他们较轻的罪名，两人至多在牢狱里蹲上6个月。图8-5是这一困境的偿付矩阵，黑色字是第一个囚犯左撇子的选择和回报，灰色字是左撇子的同伙布鲁特斯的选择和回报。

    图8-5 囚徒困境

    他们的悲剧是，两人本应合作，代价是仅仅6个月的刑期，博弈得到最大正数解，但两人都会选择背叛，因为他们都想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两个结果：如果同伴忠诚，自己能获得自由；如果同伴背叛，自己也只是得到6年刑期，而选择忠诚自己却有可能得到10年刑期。所以，他选择背叛。而他的同伙出于同样推理，也选择背叛。如果他们都能依据利他原则做选择，本来可以只坐6个月的牢，但两人的自私自利让他们最后各得6年刑期。

    囚徒困境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它将社会生活的悲剧提炼成一个极为简洁的公式。[183]当同伙忠诚于合作，当事人却背叛同伙时能得到最大收益；当同伙背叛，当事人仍忠诚于合作时会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两个人都坚持合作，总收益最大；两人都背叛对方，总收益最小——每当面对这些选择，人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生活中的许多困境都有同样的结构，其中最典型的是捕食暴力。在捕食暴力中，与和平爱好者对抗的好战者能够稳赚，但是与其他好战者对抗的好战者，则很可能两败俱伤，所以最好两个人都是和平爱好者；但当你觉得自己是和平爱好者的时候，你就开始害怕对方可能是一个好战者。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诸如消耗战、公共品博弈和信任博弈等都是如此，个体的自私自利充满了诱惑，但共同的自私自利则是毁灭性的。

    一次性的囚徒困境结果当然很悲惨，但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重复囚徒困境，参与者连续互动，经过数轮博弈得到最后结果。如果假定重复囚徒博弈的收益不是监狱和钞票，而是后裔的数量，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合作的演化。重复囚徒困境中虚拟生物之间就互助机会或者不愿意帮助其他人——例如相互梳理毛发，进行博弈，收益是身体的健康，成本是花费的时间，长期而言都可以转化为后代的数量。重复博弈就像自然选择下的生物代际演化，我们可以观察哪些竞争策略在数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各种组合可能性的数量很大，很难进行数学证明，但是这些策略可以编程，一个简单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即可让各种组合进行循环竞赛。这些原本仅仅是理论家的假设，有了计算机之后，他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各方和各种策略在虚拟进化中的斗争过程。

    第一轮竞争由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主持，获胜的策略是简单的“针锋相对”或“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第一步是合作，接着，如果同伴也合作，就继续合作；但如果同伴背叛，就开始背叛。[184]因为合作得到奖赏，背叛受到惩罚，因此背叛者会改换行为，转为合作，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思路和罗伯特·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相一致，特里弗斯早几年在没有使用数学工具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一理论。[185]正和奖励来自互换收益（每一方都能在自己付出很小代价的条件下为对方带来很大收益），诱惑则是完全利用对方，不付代价而得到收益。特里弗斯的理论认为，道德情感是对合作的适应，这一理论可以直接翻译成“一报还一报”的算法。同情是合作的第一步，感激是对合作者的合作，愤怒是对背叛者的背叛——或者说，是报复性的惩罚。惩罚可以是拒绝提供帮助，也可以是制造伤害。复仇不是坏事：它防止坏人利用好人，是合作的必要条件。

    至今人们已经研究过几百种重复囚徒困境竞赛，并得出几项新的教训。[186]一是“一报还一报”策略尽管极其简单，但其成功仍可被分解成不同的特点，并与其他策略相结合。这些特性被按照人类的个性命名，标签的意义远不止方便记忆；合作的动态过程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进化中形成了这些个性。“一报还一报”成功背后的第一个特性是友善：第一步一定是合作，尽力抓住共同获益的合作机会，决不在对方背叛之前出卖对方。第二个特性是清晰，如果战略中交往规则非常复杂，让其他参与方不能确定其行动的后果，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就会成为为所欲为，而一旦出现为所欲为，最佳回应就是“永远背叛”策略。其他策略很容易与“一报还一报”策略结合，根据可能的选择进行调整。“一报还一报”的第三个特性是报复：对于背叛必以背叛回报，这是最简单的复仇形式。第四个特性是宽恕：它为悔改敞开大门，如果对手在玩弄背叛之后又转回合作，根据“一报还一报”策略就应该立即报之以合作。[187]

    最后一个特性——宽恕，实际上远比人们最初设想的更加重要。“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弱点是它很容易犯错误和出现误解。假定一个参与者本意是合作，但因为行动中出错变成了背叛，或者假定将其他参与者的合作意图误判为背叛，因此施以报复性背叛。于是对手也施以报复性背叛，接着就是新一轮的报复，冤冤相报，将参与者带进无休止的背叛循环——整个程序等同于一场世仇大战。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噪声的世界，难免会发生误解和错误，所以具有更大宽恕度的“慷慨版一报还一报”（Generous Tit for Tat）的策略，比一般的“一报还一报”有更大的胜算。“慷慨版一报还一报”每隔一段时间会随机地宽恕叛徒，重启合作机制。无条件的宽恕行动可以将一对陷于相互背叛不能自拔的仇人拉回合作之路。

    过度宽恕的战略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果在人群中有几个精神变态狂玩弄“永远背叛”，还有几个憨头只会“永远合作”，这个战略就无法被执行下去。精神变态狂通过掠夺憨头自肥，最后壮大到足以剥夺所有人。在这样的世界上，更有竞争力的策略是“悔改版一报还一报”（Contrite Tit for Tat），这个版本在宽恕上要更挑剔一些。它会记住自己的行为，如果一轮背叛的起因是自己的一个随机错误或误解，它会允许对手背叛一次而不予追究，然后转回合作轨道。但是，如果背叛是对手发动的，它绝不心慈手软，坚决施以报复。如果对手也奉行“悔改版一报还一报”，那么它也会原谅有理由的报复，双方仍会重返合作。所以说，不仅是复仇，还有宽恕和悔过，都是社会动物获取合作收益的必要条件。

    合作的进化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重复交锋的可能性。一次性囚徒困境无法完成演化，即使是在重复囚徒博弈中，如果参与者知道博弈交手的回合有限，也难以形成合作，因为在博弈接近结束的时候，各方都因不再惧怕报复而接受背叛的诱惑。出于同样的道理，在不同分组之间，一组参与者是不能迁移的邻里，成员彼此被捆绑在一起，除了相互博弈，别无选择。与成员能够搬迁和自己选择伙伴的小组相比，不能迁移的参与者之间有更强的宽恕意愿，因为相互背叛的结局是共同毁灭。

    人类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变数。我们有语言，因此不需要与他人直接交往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合作者还是背叛者。我们可以四处打探询问，了解人们以往的行为记录。博弈论专家将此称为“间接互惠”，它让名誉和闲言碎语有了现实的价值。[188]

    潜在的合作者必须不仅能够在两人博弈中，而且还能够在团体的合作行动中平衡自私和互利。博弈论专家也探讨过多人参与的囚徒困境，称为“公共品博弈”。[189]每个参与者向公库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后来增长了一倍，在每个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你可以想象，一群渔民共同筹款改造港口设施，例如灯塔；或者同一街区的商家合资聘用保安。）对团体来说，最好是每个人尽力出资，越多越好。但对个人来说，最好是省下自己这一份，成为搭便车者，占其他出资人的便宜。悲剧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肯出资，公款为零，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变得更糟糕。[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过一个相同的现象——“公地悲剧”。每个农民都毫无节制地在村镇的公地上放牧，直到草场枯竭，公地成为无人能用的废地。污染、过度捕捞和碳排放都是真实的“公地悲剧”案例。][190]但是，如果博弈的参与者有机会惩罚搭便车者，对他们在团体中剥夺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报复，让参与者有做出贡献的动力，其结果就是人人获益。

    我们可以模拟的世界花样如此之多，对合作进化的建模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但在所有复杂模型中，我们都能看见利用、复仇、宽恕、悔改、名誉、闲言碎语、小集团和睦邻友好这些人类特有行为的演化。

    * * *

    在真实世界中，复仇真的管用吗？有些人具有利用他人的潜能，切实可信的惩罚威胁真的能在这些人心里造成恐惧和威慑，让他们停止剥夺他人吗？来自实验室的回答是肯定的。[191]人们在实验囚徒困境博弈时的行为显示，他们倾向于“一报还一报”式的战略，结果总是能收获合作的果实。他们在进行“信任博弈”时（另外一种“囚徒困境”，也就是前面谈过的，在测试复仇时使用神经成像技术的实验），投资者有能力处罚不守信的信托托管人，这足以使托管人心生恐惧，退还投资人应得的收益。在公共品博弈中，如果人们有机会惩罚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就会消失。还记得那些研究吗？在研究中，参与者的论文被痛批，而他们有机会用电击来报复批评者，但如果知道批评者也有机会以电击进行回击的话，他们就会减弱电击的强度。[192]

    只有在复仇者具有喜欢复仇的声望并有不惜成本实施复仇的意愿时，复仇才有威慑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复仇的渴望可以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成为自我伤害（比如寻求自助正义的人杀死不忠的配偶或者挑衅的陌生人）。[193]此外，最有效的威慑是惩罚的目标知道谁是复仇者，所以可以修正自己对复仇者的行为。[194]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复仇者只有在对方知道自己被惩罚时才感到复仇的满足。[195]司法理论上的特别威慑正是基于这些冲动：惩罚罪犯的目的是防止罪犯再次犯罪。

    司法理论中的一般威慑也是基于复仇心理：明文公示的处罚就是要第三者心生畏惧，克制犯罪的诱惑。有些人为自己树立不容欺侮的强悍声望，其心理相当于一般威慑。（俗话说：“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要从老虎嘴里拔牙”、“不要用鸡蛋碰石头”。）实验已经显示，当有观众在场时，人们施加的惩罚会更加严厉，严厉的程度甚至会超过他们所遭受的损失。[196]正如在有旁观者的时候，男人争吵升级的概率会增加一倍。[197]

    有些复仇行为只能用追求威慑效果来解释。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非常流行的理性人理论，早就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被人类自己的行为证明是不成立的。[198]在博弈中，一方为提案人，手持一笔资源在他和另一位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另一方作为响应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人的分配方案。如果响应方拒绝提议，双方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理性的提案人会为自己留下尽量大的份额，而一个理性的响应人会立即接受提案人留给他的那一份，无论份额多么微小，因为有一点儿小碎渣也强过什么都没有。但实验中的提案人几乎总是愿意分给对方一半的资源，而响应者对少于一半的分配方案都不愿意接受，即使拒绝较小的份额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惩罚。为什么这一实验中的人行为如此缺乏理性？因为理性人假设忽视了人类的复仇心理。当提议的分配方案过于吝啬，响应人会感到愤怒——确实，我前面提到的大脑神经成像研究所观察的正是“最后通牒博弈”中人脑的反应，脑岛部分因愤怒而发亮。[199]愤怒驱使响应者对提案人进行报复性惩罚。绝大部分提案人预见到对方的愤怒，所以他们会提议一个比较大方的分配方案，慷慨到足以让对方能够接受。一旦因为博弈的规则发生变化，响应人不得不接受任一分配方案，而提案人又不需要担忧报复的时候（即所谓的“独裁博弈”），提案人的分配方案就会变得更加吝啬。

    * * *

    我们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如果复仇的目的是威慑，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它如此常见？为什么复仇没有像冷战中的核武器，建立恐怖均衡，让每个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会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复仇？

    主要原因是“道德标尺的偏差”。人们总是认为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都是事出有因、可以被原谅的，而他们遭受的伤害都是蛮横无理、刻骨铭心的。双方在计算打击的先后次数和造成的伤害程度上差距越拉越大。[200]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这样形容，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很像坐在汽车后座上向父母告状的兄弟俩：“他先打了我！”“他出手比我重！”[201]

    在苏克维恩德·谢吉尔（Sukhwinder Shergill）、保罗·贝斯（Paul Bays）、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和丹尼尔·沃尔珀特（Daniel Wolpert）所做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错觉导致升级的类似案例。他们的实验是让参加者将手指放在一根棍子下，然后加力下压，棍子下压的力度可以被精确量度。[202]实验的指示是，实验人甲向实验人乙的手指加力3秒钟，力度以他刚刚从研究人员那里感觉到的强度为准。然后，乙得到同样的指示。甲和乙轮换角色，每个人都向对方施加刚刚感受过的压力。8个回合之后，乙向甲施压的力度是第一轮的18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螺旋上升，因为与他们所感受的压力相比，人们总是低估他们所施加的压力；每一个回合，他们的用力大约增加40%。在现实世界的纠纷中，错觉不是来自触感的误差，而是来自道德感的幻觉，只是两种错误都是螺旋形攀升的。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都提到要感谢利维坦——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政府是促成暴力减少的主要原因。仇杀和无政府是孪生兄弟。我们现在知道了利维坦有效性背后的心理学。法律也许是个混账东西，但却是个不偏不倚的混账，它可以超越施暴者或受害者的本位偏差，中立地衡量伤害。虽然肯定有一方对任何裁决都不会满意，但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一方面制止失败者再做抗争；另一方面，失败者也缺少与中立方进行抗争的意愿，因为他并不是在向对手认输，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要重振自己的声望。古罗马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它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正义背后的逻辑：（1）天平；（2）蒙眼布；（3）剑。

    利维坦使用剑锋实现正义，说到底依靠的还是暴力。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复仇本身可以走多远，比如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还有像美国今天的过度监禁。刑事惩罚经常出现不必要的严厉，完全失去了作为一种讲求精确的措施，力求社会伤害总量最小化的目的。问题一部分出在制度设计上。刑事惩罚的基本原理不仅仅是个别威慑、一般威慑和隔离，它也意味着罪有应得，即公民复仇的愿望。[203]即使我们可以肯定一件残暴罪案的作案人永远不会再次犯案，案件也不会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大部分人仍然会觉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此人必须为他造成的痛苦付出代价，也尝尝痛苦的滋味。罪有应得背后的心理动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正如达利和威尔逊观察到的：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几乎是神秘和不可简化的道德律令，是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心理机制的运作结果：通过计算罪与罚确保违规者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来实现正义和惩罚。与赎罪、忏悔、神圣正义等有关的宗教秘咒数不胜数，无非都是要将一个俗世的、现实的问题交给高高在上的超然权威：请求上天将恶行的收益降为零，以此阻止自私自利的竞争行为。[204]

    但是，既然这是一条不可简约的律令，我们身在其中挣扎，看不到它的演化机理，人们在生活中量度的正义，很有可能只是大致符合此律令的激励原则。

    心理学家凯文·卡尔史密斯（Kevin Carlsmith）、约翰·达利、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设计了一些假想案例，尝试将威慑从“罪有应得”中区分出来。[205]“罪有应得”必须考虑伤害动机的道德价值。比如同是诈骗所得，一个诈骗犯将所得转化为公司在穷国受剥削的低薪工人，另一个将所得用在自己的奢侈开销上，后者将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相比之下，威慑主要考虑的是惩罚制度的激励结构。假定罪犯预计的犯罪的代价是被抓住的可能性乘以抓住后受到的处罚，那么，越难被发现的犯罪受到的处罚应该越重。出于类似的道理，得到公众关注的罪行，与没有得到关注的罪行相比，受到的处罚也应该越重，因为对公众关注罪行的惩罚具有更高的威慑价值。但让人们置于这些情景，对虚构的犯人量刑时，他们的决定却只考虑“罪有应得”，完全不考虑威慑。邪恶的动机总是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罪行是否难以发现，或者是否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却没有在量刑时产生加重惩罚的效果。

    人道主义革命开始了废除残酷惩罚的过程，当时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提倡司法改革。在他的新制度设计中，刑事司法从让坏人受罪的原始冲动转向更实用的威慑目的。但是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从完全功利的意义来理解司法制度。不过，我在《白板》一书中说过，即使今天司法实践的动力还是“罪有应得”，但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威慑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制度过于功利化，犯罪分子就会学习与之博弈。“罪有应得”消除了这种可能性。[206]

    * * *

    最精密的司法制度也不可能对公民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能够依赖的只有他们内心的公正和对复仇心的克制。在本书的第3章，我们谈到过加州沙查县的牧场主和农场主如何不惊动警方自己解决纠纷，在这中间，互惠、公议（闲言碎语）、偶发的破坏行动和对微小损失的“忍气吞声”等各项原则都有自己的作用。[207]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人们能够不做计较，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却会眼中冒火，脸上发烧，太阳穴上青筋乱跳？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认为，政府司法在引导公民内化自制，约束报复冲动上具有撞击效应。在第2章和第3章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平靖措施在减少暴力方面产生巨大效果的很多实例；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实验，说明在一种条件下产生的自制，如何在其他环境中扩展开来。

    第3章还介绍过有一项研究发现，政府的简单存在本身只能将暴力水平从每年十万分之几百的凶杀率降低到十万分之几十。暴力水平进一步降低有赖于其他一些不易辨识的因素，比如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契约的认可程度。最新的一项实验也许在实验室捕捉到了这个现象。经济学家贝内迪克特·赫尔曼（Benedikt Herrmann）、克里斯蒂安·尚尼（Christian Th.ni）和西蒙·盖西特（Simon G.chter）让分处在16个国家的大学生参加公共品博弈（参加者向公库交纳一笔资本，资本翻番后再在参与者中分配），一种情况是相互间可以处罚，另一种是相互间不能处罚。[208]研究人员惊恐地发现，在有些国家，很多参加博弈的人惩罚那些慷慨贡献公共品的人，而不惩罚那些小气鬼。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对团体利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只能鼓励每个参加者都成为搭便车的人，对公共品的贡献很快枯竭，每个人都是输家。这些参加者之所以做出反社会的惩罚，原因似乎都是过度报复。当一些人因贡献过低而受到惩罚后，他们不是纠正过错，在下一轮博弈时增加贡献（这是这项实验开始在欧美进行时出现的结果），而是惩罚那些在上一轮惩罚他们的人，而这些人多半是利他主义者。

    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西欧诸国，受罚的对象能够悔改，而在另一些国家，例如俄国、乌克兰、希腊、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受罚的人愤然报复，两类国家之间的区别何在？研究人员就各国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多元回归分析，这些特点取自经济统计和国际调研。预测过度报复的主要指标是社会规范：该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逃避所得税、骗取政府福利、在公交车上逃票不是问题。（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规范是为一个国家带来繁荣的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其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源。）社会规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银行给每个国家一个法治（Rule of Law）分数，它能反映法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私人之间的合约，司法系统是否公正，黑市和有组织犯罪的地位，警察的素质，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一个国家的法治基本上预示了该国公民选择反社会复仇的程度：在法治不昌的国家，国民特别容易陷入毁灭性复仇。因为多重变量纠缠在一起，不可能确定哪一个变量是原因，但是结果总是显示，一个体面的利维坦所主持的不偏不倚的司法制度能够促使国民克制冲动，避免卷入共同毁灭的复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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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升级冲动的复仇一定会有一个克制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关，道德标尺的偏差会让每一个冲突都变成不断升级的血仇，就像我们在手指压力实验中看到的，每个人都在新一轮行动中向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不仅复仇并不是一定要升级，尤其是在法治的文明社会，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它会升级。合作进化的模型显示，最成功的博弈者在一报还一报的游戏中主动退让，特别是在与其他博弈者同舟共济的时候，他们愿意选择悔改和宽容。

    《超越复仇：宽容本能的演化》（Beyond Revenge: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giveness Instinct）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卡洛（Michael McCullough）认为，我们的确有克制复仇的开关。[209]我们见到过，几种灵长类动物可以在打斗后亲吻和修好，至少在有血缘关系、有共同利益或者有共同敌人的群体中会有这样的行为。[210]麦卡洛的研究显示，人类也具有在同样条件下启动宽恕的本能。

    当侵犯者与我们共属一个天然共情圈时，复仇的欲望最容易被调整。我们会原谅亲人和朋友所犯的错误，但其他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会认为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共情圈可以扩展（这将是下一章的内容），我们的宽恕圈也跟着扩展。

    压制复仇的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与侵犯者的关系有特殊价值。我们也许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和他们捆绑在一起，只能设法学会和他们相处。在总统初选阶段，为了赢得党内提名，对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污蔑；他们在电视辩论上的身体语言，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他们彼此憎恶。但是，一旦决出胜负，他们立刻咬住嘴唇，咽下自己的骄傲，团结一致对抗党外的对手。在很多情况下，胜利者会邀请失败者做自己的竞选搭档或者阁员。共同的目标有力量让宿敌和解，20世纪50年代一个著名的实验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这种力量。在一个名为“罗伯茨山洞”的夏令营，男孩子被分成几个小组，自己发动战争，交战历时数周，包括进攻和反击，使用的武器有一定的危险性，例如装在袜子里的石头。[211]接着，心理学家安排了一些“意外”，迫使男孩子放弃争斗，共同工作，例如修复营地的供水管道和将校车拖出烂泥坑。男孩子达成停火，克制了敌意，有些男孩子甚至和敌对阵营的人成了朋友。

    第三种让我们克制复仇心的情况是原来的侵犯者不再构成威胁。无论你的宽容心多么强烈或者有几多温情，在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还能继续制造伤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放下武器。如果伤人者想消除你的愤怒，再次赢得你的善意，他必须向你证明他不再有伤害你的念头了。他也许开始会说，原来的伤害是特定环境中的不幸产物，现在那种环境已然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行动不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法避免的，或者伤害是意料之外的。决非偶然，这些借口恰恰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人真正相信的，此乃道德标尺的偏差的一端。如果这个借口说服力不够，他会接受你的解释，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你的痛苦表示同情，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发誓赌咒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研究证明，这些战术确实可以平息受害人的怒气。

    道歉的问题在于它可以是一文不值的假话。一个虚情假意的道歉，目的只是想避免报复，反而可能勾起受害人的怒火，不如什么都不说。受害的一方需要窥测施害一方的灵魂，看看是否还有任何再次施害的企图。真正能让人重新做人的是羞耻、愧疚和尴尬这些自我意识情感。[212]施害者的问题是如何表达这些情感。所有信号系统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让一个信号可信的方式是让它具有相当的成本。当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灵长类动物要安抚一个首领的时候，它会让自己缩头缩脑，避免和首领对视，并且暴露出身体的脆弱部位。对人类而言，与之相当的姿态是奉承、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作为一个下意识的回路，控制着我们的血流、肌张力和腺体的活动，因此它也控制着我们身体上最易被观察的部分。带着脸红、结巴和眼泪的道歉总是比平淡、冷静和有节制的道歉显得更真诚。道歉时的痛哭流涕和涨红的脸特别有感染力，它让人觉得悔过不仅是一种表达，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情感表达人知道旁观者了解他的情感状态，旁观者也知道情感表达人对其情感状态有所了解，以此类推。共同认知消除了自我欺骗：有罪的一方不再否认令人不快的事实。[213]

    * * *

    麦卡洛认为，我们克制复仇的因子可以补充司法制度的不足，成为减少社会冲突的一条路径；因为法院系统不仅开支巨大，效率低下，不能满足受害人的需要，而且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工具，所以克制复仇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许多社区都开始实施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项目，有时作为对司法的补充，有时甚至完全替代司法。通常的做法是，施害者和受害人在各自的朋友或家人的陪同下，与辅导顾问一起座谈，辅导让受害者有机会陈述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也让施害者有机会真诚忏悔，并提出对受害者的补偿。听起来这好像是针对家庭主妇的日间电视节目，但它至少让一部分心生悔悟的施害者走上正途，同时还补偿了受害者，并且避免了将案件卷进庞大迟缓的司法机器。

    在国际舞台上，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雷厄姆·多兹（Graham Dodds）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开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214]此后，历史等待了六百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1984年，日本裕仁天皇对到访的韩国总统说：“本世纪有过一个不幸的时期，实在令人遗憾。”这算是日本对侵略韩国所做的道歉。此后其他日本领导人不断做出更加坦白的道歉。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为“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以及梵蒂冈为它在宗教战争、迫害犹太人、奴隶贸易和压迫妇女方面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道歉。图8-6显示政治道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吗？政治学家威廉·朗（William Long）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War and Reconciliation: Reason and Emo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布莱克就是主持整理《冲突目录》的学者，本书第5章的内容大量仰赖这部目录提供的资料。他和朗这次也是用数字回答问题。他们研究了114对在1888—1991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然后，他们研究了和解活动——将交战双方领导人带到一起的庆典或仪式，再比较和解活动前后几十年中军事争议（包括武力威胁和战斗）的数量，观察庆典和仪式是否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提出假说，同时使用理性人理论和进化心理学解释他们的发现。

    图8-6 1900—2004年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道歉

    资料来源：多兹，2003年b，以及多兹，2005年。

    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朗和布莱克找出21个国际和解活动，比较了那些明显让敌对双方冷静下来的案例和那些敌对双方一如既往继续对抗的案例。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取决于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一方或者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做出出人意料的、自愿的、冒险的、易受攻击的且不可撤销的和平举动，向对方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继续对抗。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1977年在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姿态让人们震惊，毫无疑问，其代价极其高昂，萨达特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演讲促使了一项和平条约的签署，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亲热的仪式，现在两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它们保持了和平。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

    前面说过，宽恕心理在施害者和受害人有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盟关系或者相互依赖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所以，不必奇怪，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联结可能还要深厚。他们很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或者宗教信仰，是同事，甚至是姻亲。在很多叛乱和军阀混战中，挑战者实际上就是子侄和邻里的孩子；有些社区如果还想继续存在，就不得不欢迎那些对自己犯过暴行的人回头。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网可以为道歉或和解姿态铺平道路。与促使两国之间和平的机制，例如代价高昂的善意信号相比，这些和解姿态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是无法彻底切割的实体，他们之间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声音，不可能在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单纯地交换信息，而一方在提案被拒绝后也很难若无其事地坚持己见。

    朗和布莱克研究了自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结束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再次出现暴力。下面的数字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达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就像一个大嗓门附近有一个麦克风，它能放大自己的输出，制造刺耳的号叫，报复性的正义将人们带回施害者制造的新创伤，这很可能激起双方螺旋上升的复仇欲望。相反，就像控制增益可以消除麦克风本身产生的反馈一样，如果控制报复性正义的严厉程度，就可以打破派系暴力的循环。在发生内战冲突之后，抑制寻求正义的渴望是关键所在，不仅警察和监狱系统这样的司法机构本身非常脆弱，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施害者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ubuntu）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他们认为，这剂验方有四种主要成分。

    第一，开始是一轮彻底的揭露和承认伤害的事实。这也许是以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形式，施害者公开坦白他们的罪行；也可以是组织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发布官方的正式报告。这些机制的作用直接针对人们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的自利心理。虽然揭露真相不会流血，但它要求忏悔方做出痛苦的感情牺牲，他们要感到羞耻和愧疚的煎熬，无条件地放弃他们的道德武器——自认清白。有些犯罪虽然大家心里知道，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有些犯罪却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两者在人们心理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如同脸红和眼泪让道歉容易被接受一样，公开认错可以改变对立团体之间的关系。

    成功和解的第二个内容是重新明确人们的社会身份。人们根据认同重新定义社会集团。社会中曾长期受到欺辱的人也许成为领导者。叛军成为政客、官僚或者生意人。军人向国家交出权力，并成为国家的守护者。

    第三个内容最为重要：不彻底的正义。一个社会必须在清算过去的违规时给出界限，在起诉凶残的首犯和某些卑鄙的打手的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特赦。即使是对这些首犯和打手，惩罚也是采取针对其名誉和特权的形式，而不是血债血偿。至于可能的赔偿，则以精神安慰为主，经济意义为辅。朗和布莱克对此评论说：

    除了莫桑比克之外，在每一个成功的和解中，正义必得伸张，但从来都不是完全彻底的伸张。这一事实也许是悲哀的，从某种法律或道德的角度看，它甚至是悲剧性的，但是，它符合重建社会秩序的要求，因为新的社会秩序以宽恕为前提。在所有成功的和解案例中，修复性正义都不可能回避，但又不可能充分实现……无论这种情况多么令人不满，人们还是能够接受以社会和平为名实行的大赦，尽管大赦可能保护了相当程度的非正义。[215]

    换句话说，我们要撕掉“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正义”的车贴，换上乔舒亚·戈尔茨坦的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和平。”[216]

    最后，敌对双方必须通过言辞的和非言辞的表达，表示自己对新关系的承诺。朗和布莱克观察到，“立法机构郑重通过决议，交战双方的首脑签署合约并互相拥抱，人们矗立起与悲剧有关的雕像和纪念碑，重写教科书，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各种举动，都是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充满希望”。[217]

    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218]

    施虐狂

    很难说人类的暴行中哪一种是最残暴的——可以选择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但是，如果说种族大屠杀是以数量取胜，施虐狂可能就是“质量”取胜。毫无缘由地蓄意制造痛苦，目的只是享受他人遭受苦难，这不仅在道德上是荒谬的，而且是理智难以理解的，因为从受害人的痛楚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种群的繁衍，施虐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与很多其他罪孽不同，人们喜欢幻想某些有罪的愉悦，但纯粹的施虐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去观赏一只猫被活活烧死。但是，无论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里，施虐的恶行屡见不鲜，至少在下面五种情况中，我们能够看见它们的记录。

    工具暴力能转变为虐待。酷刑可以威胁政敌，但为了威胁的有效性，至少偶尔要真正施用一番。酷刑还可以用来从嫌疑犯或政敌嘴里获取情报。许多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都使用某种程度的酷刑，它们被委婉地称为“第三级待遇”、“中度肉体压力”和“强化审讯”，这些手段有时确有收效。[219]自边沁以来的道德哲学家已经表示，在理论上，酷刑甚至是符合正义的，比如定时炸弹即将在一个未知的地点爆炸，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伤，刑讯可以迫使罪犯供出炸弹的放置地点。[220]

    但是，反对酷刑的观点很多，其中之一是它不会仅仅满足作为一件工具。实施酷刑的人很快就会忘乎所以。他们在受害人身上施加的酷刑之惨重，受害人或者为了让他们停止行刑，说出任何他们想要听的话；或者被折磨得失去知觉，不能做任何回应。[221]受刑人经常死亡，让获取口供的意图化为泡影。而美军士兵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之类的案例，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对容许发生这种事件的国家来说，这是战略性的灾难；它制造敌人，疏远朋友。

    施虐的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刑事和宗教惩罚。这里又要提到酷刑的工具性动机，即以刑罚的痛苦抵消罪犯的犯罪所得，以此阻止新的犯罪。贝卡里亚和其他启蒙时代的司法改革家已经指出，处罚不一定严厉，而应该可靠，可靠的处罚一样具有威慑的效果。死刑足以惩罚死罪，但是在过去，处死罪犯之前还有漫长的酷刑折磨。事实上，极刑和执行极刑的手段已经变成为了残忍而残忍。

    自娱也可能成为施虐的动机，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还有斗熊和烧猫比赛。塔奇曼提到过，中世纪的法国城镇有时候会向其他城镇购买被判刑的犯人，然后在自己的城镇里公开行刑，以此娱乐本地居民。[222]

    士兵、暴乱分子、民兵，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过恐惧和恶战的军人的烧杀劫掠，一般都伴随有残暴的施虐和肢体残害，兰德尔·柯林斯称之为“前行性恐慌”。此类暴行见于大屠杀、种族清洗、警察暴力和战争中溃败的士兵，包括部族战争中溃散的战士。

    最后是系列杀人犯，这些人为了性满足而跟踪、绑架、虐待、肢解和杀死受害人的变态狂。像泰德·邦迪（Ted Bundy）、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和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这样的系列杀人犯与一般的大屠杀凶手不同。[223]杀人狂中有一些是滥杀，比如愤怒的邮局职员为了报复羞辱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自杀之前尽可能多地杀人。杀人狂中还有一种是连环杀人，比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狙击杀手约翰·穆罕默德，他的复仇活动长达数周。但是，系列杀人犯的动机是施虐，让他们兴奋的是受害人感受痛苦和慢慢死亡的画面，他们要亲手折磨、肢解受害人的身体，还要分尸，挖出脏器。看到哈罗德·谢克特的权威资料《系列杀人犯档案》（The Serial Killers Files）中的一些描述，那些最熟知人类暴行的人也不免要心惊肉跳。

    摇滚歌曲、电视剧和好莱坞大片都不乏臭名昭著的系列杀人犯故事，但是，真实的系列杀人犯是很罕见的。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和杰克·莱文（Jack Levin）说过：“研究系列杀人犯的学者人数很可能多于系列杀人犯。”[224]同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所有其他暴力种类一样，这样很小数量的犯罪也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系列杀人犯成为公众瞩目的话题，总共有大约200名已知的系列杀人魔头，每年受害人约为70名。而到90年代，系列杀人犯有141人，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内，只有61人。[225]这些数字很可能不是全部（因为很多系列杀人犯谋杀离家出走的孩子、妓女、流浪汉和其他失踪后无人报告的人），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统计，美国至多有二三十名系列杀人犯同时在活动。在美国每年1.7万起凶杀案中，能够算在他们头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26]

    系列杀人犯不是什么新事物。大多数人认为系列杀人犯是我们病态社会的产物，但谢克特证明，与这一观点相反，系列杀人狂散布在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卡利古拉、尼禄、蓝胡子（其原型应该是15世纪的骑士吉尔斯·德·莱斯）、穿刺王伏勒德、开膛手杰克是其中最著名的典型。有学者认为，传说中的狼人、强盗新郎和魔鬼理发师背后也许都有一个系列杀人犯的真实故事。在虐待杀戮中唯一新颖的是对这一行为动机的命名“施虐狂”（Sadism），它正是来自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系列虐待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几个世纪之前，系列杀人狂被叫作“杀人恶魔”“嗜血魔头”“人型妖怪”或者“道德败坏的疯子”。

    虽然历史上手段花哨的系列杀人狂数量有限，但是宗教审判中的裁判官、战争中烧杀劫掠的军人、公开行刑和血腥竞赛的围观者，还有古罗马斗兽场内的观众，他们展现的虐待狂热却绝非罕见。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系列杀人狂的这种嗜好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脑瘤压迫或者童年性侵和虐待。[227]（其中相当一部分虐待狂确实是儿童性骚扰和暴力虐待的受害者，但这样的受害者有成百上千万，他们都没有成为系列杀人犯。）所以，完全可以说，理解了导致系列杀人狂的原因，也就能理解导致普通人产生虐待快感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最难以理解的暴力形式呢？

    * * *

    虐待狂的发展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享受其他人痛苦的愿望，二是无视一切原本限制人们施虐的制约。

    虽然承认这一点很痛苦，但是人性中至少具备四种动机，让人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满足。一是对生命脆弱性的病态好奇，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词语应该是“死亡”（macabre）。男孩子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揪下蚂蚱的大腿，用放大镜烧死蚂蚁。成年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心理伸长脖子张望车祸现场——这个毛病可以制造数英里长的交通阻塞，以及不惜花费有限的收入，付费阅读和观看残忍的娱乐书籍与节目。最终的动机可能是获得一种对生命世界，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所把握的感觉。窥视死亡隐含的教训是“那个方向盘和那个没有上锁的前门！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228]

    希望看到他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优势感。看见有权势的人垮台可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人曾经是给你制造痛苦的人。而当人们向下鄙视他人，而不是向上仰望的时候，知道自己具有统治他人的力量总是令人感到宽慰。对他人具有统治力的终极形式就是能够随意令他们感到痛苦。[229]

    今天，神经科学家会把人放在核磁波下观察人类的各种体验。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用核磁扫描研究过虐待狂。最近的一项研究涉及施虐的淡化版——幸灾乐祸。[230]实验对象是核磁共振成像仪下的日本男生。研究人员告诉这些男生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期望得到一份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的工作，但学习成绩一般，工作面试一塌糊涂，在网球俱乐部当替补队员坐冷板凳，最后只能在零售店找一份低薪工作，住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公寓里，连个女朋友也找不到。在校友重聚时，他遇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这个同学在跨国公司里工作，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还有一辆拉风的时髦跑车，上法国餐馆用餐，收藏名表，周末乘飞机度假，“下班后有大把的机会找女孩子”。研究人员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想象见到另外两个同学，一个是成功人士，另外一个不算成功——和日本研究人员设想的一样，这两个同学没有引起男生的任何嫉妒心，因为这两人是女生。参加实验的男生仍然想象自己是个失败者，接着，他读了一连串他所嫉妒的成功男同学的倒霉事：这个同学被诬陷考试作弊，成为被恶意造谣的对象，他的女朋友另有所爱，他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他的奖金数额很小，他的车出了故障，他的名表被偷，他的公寓大楼被人涂鸦，他在法国餐馆食物中毒，他的度假计划因台风被取消。研究人员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出男生脑子里涌动的欢喜。当男生（虽然没有威胁性的女生不在此列）读到虚构的幸运儿遭遇不幸事件时，他们的纹状体——决定需求和偏好的寻求回路的构成部分开始发亮，亮得就像夜晚东京的繁华大道。而女生在看到一位令人嫉恨的女性对手倒霉的时候，大脑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施虐的第三个动机是复仇，或者是复仇的第三方无害版，即所谓的公道。道德性惩罚的全部要点在于要让罪犯为所犯之罪受苦，我们也知道复仇的滋味甘甜如蜜。报复可以实实在在地关闭大脑（至少是男性大脑）的共情功能，而只有当复仇者知道被报复的人明白自己所遭受到痛苦是作恶的报应时，复仇才是最完美的。[231]对复仇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亲手施虐更能让对方知道是何人在报仇呢？

    最后一种施虐的情况是性虐狂。施虐行为本身不是常规的性虐待，在沉溺于S&M（施虐-受虐）的人当中，倾向受虐的人数远远多于施虐的人数；但是，在色情活动中经常能见到一定程度的男性的性支配和下流因素，原因也许是因为男性的欲火通常是盲目燃烧，而女性在性事上则比较挑剔。[232]大脑中控制性行为和侵犯行为的回路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内交织在一起，并且都对睾丸素产生反应。[233]

    男子的侵略性中包含着性因素。在对士兵所做的访谈中，很多人都使用典型的色情字眼描述战事。一位越战的老兵说：“对有些人来说，握着一杆枪就像是永久的勃起。每一次扣动扳机，都是完成一次性活动。”[234]另一位老兵对此表示同意，说：“这就是……一种能够夺走5条生命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感……我想到能用来形容它的词就是射精。你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感，你知道，就是 ‘我干成了这件事’。”[235]有组织的酷刑经常同样有发泄性欲的成分。记载中的很多基督教女烈士被割掉性器官，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内，酷刑的刑具总是指向女性身体的性敏感部位。[236]正如早先的殉教史，后来的恐怖娱乐，例如在巴黎大木偶剧场里的通俗剧场景里，或者刊载“真实犯罪”的小报上，经常描写女主人公被性虐和肢解的情节。[237]而在警察国家，政府执行的酷刑经常是满足施刑人性欲的工具。劳埃德·德莫斯记录过一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

    在实施鞭刑时，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就站在鞭刑架旁边……他的脸因淫荡的兴奋而涨得通红。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兜内，很显然，他一直在进行手淫……曾经有过三十多次类似的场景，我亲眼见证了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在实施鞭刑的时候手淫。[238]

    系列杀人狂有男有女，如果系列杀人狂代表了一种对粗暴性行为的极端偏好，其中的性别差异应该能够给我们某些启发。谢克特对那些自封的“罪犯性格分析师”和“心灵猎手”深怀戒心，例如《沉默的羔羊》中的人物杰克·克劳福德，但是谢克特承认，从系列杀人狂的作案方式可以推出一个特点：“当警察发现一具尸体，喉咙被割断，胸腔被打开，内脏被掏出，生殖器被切除，他们立刻会判断说：罪犯是男性。”[239]不是说女孩子不会成为系列杀手，谢克特的记录中就有几例黑寡妇和死亡天使的故事，但是女性杀手的游戏方式非常不同。谢克特的解释是：

    在男性系列杀人狂的暴力行为——阴茎式的进犯性、插入性、贪婪性和（通常都是在陌生人身体上得到满足的）无歧视性，与男性的典型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为此，不妨将施虐狂式的残害—谋杀看作男性正常性行为的古怪变体……

    女性精神变态在邪恶上与男同胞相比毫不逊色。但是，粗暴的插入不会让她们感到激动。她们的兴奋点不在用阴茎状物体侵入陌生人的身体，而是来自对亲昵和温情的变态模仿和残忍扭曲。比如，向信任她的病人或者向睡眠中的孩子嘴里喂毒药。简而言之，让她们兴奋的是温柔地将朋友、家人和依赖她们的人变成尸体——以养育的手法将他们送向死亡。[240]

    * * *

    可供施虐的资源如此之多，为什么施虐狂又是如此之少呢？显然，人类的头脑里有一些安全栓防止伤害他人，只有在这些安全栓失灵的时候，施虐狂才会冒出头来。

    第一道安全栓是共情。如果人们能够感觉他人的痛苦，伤害他人的感觉就会像是伤害自己。发生施虐的时候，往往也是受害者被妖魔化或非人化——被排斥在共情圈之外的时候。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而且我将在下一章继续展开），要共情成为克制侵犯的离合器，仅仅养成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习惯是不够的。比如，在如何更好地折磨受害人方面，施虐狂经常有着独创性的变态直觉。共情反应必须意味着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看齐，而这种能力更多的是“同情”或“悲悯”。鲍迈斯特指出，还有一种情感能够触动同情达到自制，那就是“负疚”。他说，负疚的对象不一定是既成事实。我们的很多愧疚是一种期待性的情感——我们约束自己不去从事某些在将来会感到难过的行动。[241]

    下一道防范施虐的安全栓是文化禁忌：不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因同情而克制自己的行为，在当今世界，人们都相信故意伤害他人不是一个选择。《世界人权公约》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明确禁止使用酷刑。[242]与将酷刑视作大众娱乐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不同，今天的政府只能偷偷摸摸地使用酷刑，毫无例外，这说明此禁忌已经被广泛接受——尽管和其他各种禁忌一样，有些时候它只是一块虚伪的遮羞布。针对禁忌的伪善问题，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2001年提出了一套旨在消除民主国家暗地里使用酷刑的法律制度设计。[243]他建议，当出现定时炸弹的时候，警方要想撬开嫌疑犯的嘴巴，获取拯救民众生命的宝贵信息，必须先从一位公正的法官手里拿到许可；除此之外，严禁一切刑讯逼供。但是，德肖维茨的设计却激起公众愤怒的抗议。对禁忌进行审查本身就是违反了禁忌，德肖维茨被人误解为是在提倡酷刑，而不是在试图限制它。[244]有些批评认为，禁忌自有其功能。他们说，如果遇到定时炸弹，最好的权宜之计是秘密刑讯逼供，无论如何不应将酷刑作为一种常规选项，因为它很可能被滥用到其他场合，不仅会被用来对付现实的威胁，甚至会被用来对付想象中的威胁。[245]

    反对酷刑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对伤害他人的生理反感。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对同伴痛苦的尖叫感到痛苦。将猴子放在不断听见同伴遭受电击发出尖叫声的环境中，它们会停止进食。[246]紧张和压抑所说明的不是猴子有多高的道德标准，而是说明它对同伴的处境感到恐惧。（这可能也是对同伙发出的外部威胁警告的一种反应。）[247]在著名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实验中，参加者遵照指示，对行骗的同伴进行电击。他们在听到电击引起的叫喊声时，都显出不安的表情。[248]甚至在回答道德哲学的经典假说“失控车厢选择”时，当人们想到要将一个胖子扔下铁轨挡住滑轨的车厢，便纷纷退缩了，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挽救5条人命。[249]

    现实中亲手实施暴行的人的证言与实验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不是生来就乐于享受对他人肉体的攻击。战场上的士兵很可能手指发僵，不敢扣动扳机。[250]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对纳粹预备役军人做过访谈，这些军人都曾经接受命令近距离射杀犹太人。访谈显示，这些军人对自己的暴行的最初反应都是生理上的反感。[251]与我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人对他们第一次杀人的记忆没有多少道德色彩——既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负疚，也没有寻找理由减轻自己的罪责。相反，他们却都记得受害人的尖叫、飞溅的血肉和近距离射杀的心理直感如何让他们翻肠倒胃。鲍迈斯特对这些证言的总结是：“发生大规模谋杀的第一天，刽子手不会想到反省自己的良知，他们所想的就是呕吐。”[252]

    * * *

    人性对施虐狂有所防范，但也一定有所疏漏，否则就不会有施虐狂存在了。我们见到的最残忍的疏漏发生在人暴怒的时候，击溃敌人的宝贵机会转瞬即逝，必须毫不犹豫地抓住它，这时对亲手制造伤害的任何反感都不存在了。而最复杂的疏漏则发生在我们的意念世界，人们会暂时悬置任何疑惑，让自己沉浸在施虐的想象中。我们大脑的一部分让我们放松自己，进入虚拟的施虐情节，而另一部分提醒我们，这些都是假想的，因此我们的克制不会毁了我们的快感。[253]

    精神变态者的问题是他们终生关闭了对施虐心态的克制。他们大脑中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对压抑的信号反应迟钝，此外，他们对他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同情心。[254]所有的系列杀人狂都是精神变态。经历过政府残酷刑讯和惩罚的幸存者经常回忆说，看守中有些人格外残忍，可以肯定这些人是精神变态者。[255]但是，大多数精神变态者不是系列杀人狂，甚至也不是施虐狂，而在某些环境中，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公众观赏残忍的酷刑，几乎每个人都热衷于变态的施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出导致人们以制造他人的痛苦为快乐的路径，而且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走上这条邪路。

    施虐变态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256]政府雇用的施刑者，例如警察审讯员和监狱守卫的职业轨迹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人们一般认为，新手为了得到更多口供而过度用刑，老手则因手法娴熟无须制造太多的痛苦。但事实却是老手会毫无必要地折磨犯人。他们知道怎么从中获得享受。其他类型的施虐狂也是后天培育而成的。大部分性虐狂在最初使用鞭子和锁链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数量更多的受虐狂，只是逐渐地，他们自己开始从中得到施虐的享受。系列杀人狂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也是充满惊恐、厌恶和失望；他们会发现，整个体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发现下一次杀人总是更轻松、更愉快，于是不断加大残忍的程度来满足自己，直到成瘾。不难想象，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公开和经常的酷刑与死刑处决，培养了整个社会对施虐的承受力。

    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人们对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但是当人们获得虐待快感的时候，却没有变得更麻木。久居鲍肆之人，最后确实会变得不闻其臭，但对别人的痛苦，他们却不会因为见得多而变得没有感受。施虐狂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杀人对系列杀人狂来说绝对是一种嗜好。[257]

    鲍迈斯特对施虐变态的获得性做过解释，他使用了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基于色觉比喻的动机理论。[258]所罗门认为，情感是成对发生的，正如颜色是成对的互补色。戴上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玫瑰的色彩会渐渐消失，世界从粉红色回到中性，但当摘掉眼镜之后，在短时间内，世界看起来是绿绿的。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色觉系统内红色（或者准确地说较长光波）和绿色（中光波）之间处于相互较量的状态，我们对中性的白色和灰色的视觉受到这种较量的影响。如果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长时间过于活跃，它们逐渐习惯并开始放松，视觉中的玫瑰色就会慢慢褪去。如果我们这时摘掉色镜，感应红色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同时受到刺激，但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已经麻木了，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工作正常。所以，绿色在较量中获胜，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绿莹莹的。

    所罗门认为，就像我们对色彩的感受，两个对抗的感觉之间的平衡保证了我们情感状态的稳定。恐惧与安慰，愉悦与压抑，饥饿与餍足都是相互平衡的感觉。相反的两种情感和互补的两个颜色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如何随着体验而变化。就对抗的情感而言，一个人最初的反应随着时间而弱化，平衡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体验的不断重复，对情绪反弹的感受比对情绪本身的感受更敏感。蹦极的第一跳总令人感到恐惧，猛然减速又令人激动不已，接着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让人感到宁静的愉悦。但随着不断重复的碰跳，对结果的确信感越来越强烈，恐惧的时间越来越短，快乐到来的时间越来越早。如果说，快感的高峰是在从恐慌突然转换到宽慰的那一刻，那么，逐渐减弱的恐慌感也减弱了因解脱恐慌而产生的快乐感。要想得到同样的快感，蹦极者只能不断增加危险程度。很多第一次积极体验都有类似作用—反作用的动态过程。第一次使用海洛因让人感到愉快，而戒断反应不会很强烈。但对已经是瘾君子的人来说，愉快的程度越来越低，戒断反应不仅来得快，而且也更难受，直到避免戒断反应的愿望压倒追求愉快的冲动。

    鲍迈斯特认为，施虐狂具有同样的发展过程。[259]侵犯者对自己制造的痛苦先是感到厌恶，但这种不适应为时不久，一种逐渐明确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反向情感将他带回淡然处之的状态。随着残暴行为不断重复，再来一次的动机越来越强，最后彻底消除了早先的厌恶感。逐渐地，整个施虐的过程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享受和愉快，最后成为迫不及待的渴望。按照鲍迈斯特的说法，快感还在后面。

    情绪相对过程理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本身非常粗糙。比如，据此理论，人们会敲打自己的脑壳，因为一旦住手会得到一种快感。显然，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受作用和反作用之间张力的支配，也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具有先逐渐弱化再逐渐强化的过程。一定存在某种厌恶性体验，让人们特别愿意享受克服它的快感。心理学家保罗·罗金定义了一种获得性品位综合征，被称为“良性自虐”（benign masochism）。[260]这些自相矛盾的快感包括人们喜爱食用辣椒、重味刺鼻的干酪、干葡萄酒，以及从事一些极端形式的体验，例如桑拿、跳伞、赛车和攀岩。所有这些都是成年人的品位，新手必须先克服最初的痛苦、厌恶或者恐惧，最后成为鉴赏家。而培养这些品位都需要将自己刻意暴露在剂量不断增加的刺激源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附带有潜在高风险（中毒、暴露和事故）的潜在高收益（营养、医疗、速度、对新环境的认识）。获得这些品位的快感就是公开挑战极限的快感：一步一步地试探一个人到底能在避免发生灾难的同时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承受什么样的温度、强度和速度。个人体验的空间受到内在恐惧和谨慎的限制，而良性自虐的最大成就是拓展了这个空间。良性自虐往往会超出它最初的征服动机。所罗门和鲍迈斯特指出，克服反感的过程可能反应过度，其结果是产生欲求和上瘾。就施虐而言，潜在的收益是控制、复仇和满足性欲，潜在的危险是受到受害人或受害人盟友的报复。施虐狂确实能成为鉴赏家——中世纪欧洲的刑具，警察局的审讯中心，还有系列杀人犯的巢穴都具备某种残忍的精致。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都对施虐成瘾。

    施虐变态是后天获得性品格这一事实，既让人恐惧，也给人希望。作为大脑中动机系统铺垫的一条通道，在某些个人、保安和某些特殊人群中，施虐是永久的危险，这些人有能力主动出击，而且可以秘密行事。但是，因为它只能是获得性的，如果这条通道上的头几步被阻断，通道的其余部分被暴露在阳光下，通向施虐狂的道路也就被关闭了。

    意识形态

    人类中的个体从来不缺少动用暴力的自私动机。但是，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杀人如麻的暴力记录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大量的人追捧一种意识形态。像捕食或工具暴力一样，意识形态暴力也是达致目标的手段。但是，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即实现更大的善。[261]

    但是，在所有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正是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实施了最无情的相互残杀。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越战、纳粹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所许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真正的信仰者接受任何折中；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

    我们已经见到过凶残的意识形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人类认识的前提是我们有能力进行长链条的手段—目的推理，我们因此能够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而选择不愉快的手段。在某些领域，目的确实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比如良药苦口和痛苦的外科手术。当为了实现宏大的目标而不惜使用伤害人类自身的手段时，目的论就变得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支配欲和复仇欲，我们本质化其他团体，特别是将他人妖魔化和害虫化的习性，我们因势而变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夸大自己的智慧和美德的自利偏向，都会鼓励手段—目的论沿着危险的思路展开。对于乱世和集体悲剧，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找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一面吹捧意识形态信奉者的德行和能力，一面以含糊其词或狡辩回击其他人的质疑。[262]所有这些材料，如果再加上缺乏共情能力，同时还渴望他人的仰慕，幻想无限的成功、权力、辉煌和美德，一起在一个自恋者的脑子里发酵，结果很可能是产生一种让千百万人送命的信仰。

    但是，理解意识形态暴力的困惑不在于心理学，而在于流行病学：一种毒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少数自恋狂人扩散到整个大众，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执行他们的设计。许多意识形态信仰不仅邪恶，而且荒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容忍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举例说，烧死女巫，因为她们做妖法沉没船只，将男人变成猫；彻底清洗欧洲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雅利安人的血统；处决所有戴眼镜的高棉人，因为眼镜代表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是阶级敌人。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呢？

    群体能够让思想发生各种病态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分化。将一群意见基本一致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的讨论形成结论；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意见会变得相互更接近，也更极端。[263]自由派变得更自由，保守派变得更保守。迟钝是另外一种群体病态，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将这种动态过程叫作“团体迷思”。[264]群体倾向于说些领袖喜欢听的话，压制异议，审查个人的独立见解，过滤那些与群体中正在形成的、与共识相冲突的事实。第三种病态是群体之间的敌意。[265]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被关在一起几个小时——假定你是自由派，对方是保守派，或者你同情以色列，对方同情巴勒斯坦，或者假定相反。你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很有可能是文明礼貌的，甚至是热情友好的。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房间里双方各有6个人。情况很可能是双方争吵得口沫横飞、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根本问题是，人们习惯以团体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而个人在团体内被接受的渴望，以及在竞争中扩张本群体的渴望，往往会压倒他们的良知和理智。

    甚至当人们不曾加入组织严密的团体，他们同样受到周围同伴的影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就服从权威所做的实验受到很多心理学家的赞赏，该实验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266]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对自己的同事、学生和一些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调查，他在问卷中提问，当实验者指示各位对参加实验的同伴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认为实验参加者会如何选择。所有的回答都说只会有很少的人使用超过150伏的电压（在这个水平上，受电击人会要求终止电击），大约会有4%的人使用300伏电压（在这一档上有标签注明“危险：强电击”），只有极个别的精神变态者会使用仪器允许的最高电压（标签注明“450伏-XXX”）。事实上，65%的实验参加者使用了最高电压的电击，这远远超过被电击人能够承受的水平。他们任凭受害者发出的痛苦抗议变成可怕的寂静。而如果研究人员不终止实验的话，他们还会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对象（或者是尸体）继续施加电击。实验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或职业对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个性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真正产生区别的是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以及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当实验组织者不在现场，通过电话或者录音机传达操作规则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当受害人与实验参加者同处一室，两人之间没有隔板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而当实验参加者必须与另外一个“同伴”（未暴露身份的实验研究人员）协同工作的时候，那么，如果“同伴”拒绝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也会拒绝。但是如果这位“同伴”同意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在超过90%的情况下也会同意执行电击。

    人们从其他人那里寻找应该如何行动的信号。这是社会心理学黄金时代的重要结论。当时，心理实验如街头戏剧，目的是要提高人们对盲目从众的危险的认识。1964年的一条新闻报道说，在十几名纽约人无动于衷的旁观下，一位名叫姬蒂·吉诺维斯的女子在公寓小区的空地上被强奸和捅死——事实上，这个报道几乎完全是虚构的。随后，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以“旁观者冷漠”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267]心理学家开始怀疑，单个人会对紧急情况做出即时反应，但一群人却可能不做任何反应，原因是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假定如果其他人什么都不做，说明情况还不是太糟糕。在一次实验中，当参加实验者填写问卷的时候，他或者她突然听到挡板后面传来一声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说：“哎哟……我的脚……我动不了了……嗷，我的脚脖子哎……这是什么，怎么搬不动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实验参加人旁边坐着同伴，而同伴继续填写问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在80%的情况下，实验参加者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当实验参加者单独一人听到求助信号时，不做回应的情况只有30%。

    人们甚至不需要目睹其他人的冷漠，也能够做出同样冷漠的行为。将人们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团体内，假定这个团体是另外一个团体的统治者，就足以激起人们的冷漠无情。在另一次经典的“心理实验道德剧”中（实验在1971年进行，当时还没有道德委员会限制用人进行实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设置了一个假监狱，他将参加实验者随机分成“犯人”和“看守”两组，他甚至请来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警察“逮捕”这些“犯人”，将他们扭送进他在大学校园开办的牢房。[268]津巴多亲自扮作典狱长，他告诉他的看守，可以在犯人面前耀武扬威，让犯人感到惧怕；为了制造权威感，他给看守配备了制服、警棍和反光墨镜，而让犯人穿上羞辱性的衣帽。两天之内，有些看守已经深深地进入角色，开始欺压犯人，强迫犯人脱光衣服，用手擦洗马桶，甚至强制犯人做俯卧撑，而看守就站在犯人背上，甚至做出鸡奸的姿态。6天之后，津巴多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得不叫停实验。几十年后，津巴多在他的新著中将他的“校园监狱”内出人意料的虐待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情况进行了类别分析。他说，当一群人得到对另一群人的统治权，很可能让优势群体中的个体做出野蛮行径，而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和本杰明·瓦伦蒂诺都引用过米尔格拉姆、达利、津巴多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以此解释普通人为何会参与，或者至少默认那些极端残暴的恶行。旁观者经常被周围的疯狂吸引，成为抢劫、轮奸和大屠杀的参与者。在纳粹集中营，士兵和警察驱赶手无寸铁的平民，强迫他们在土坑前排列成行，然后开枪扫射。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受害者的敌意，也不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让并肩作战的兄弟失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会因不服从而受到处罚。（我个人违背良知坚持执行电击老鼠的经历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判断绝对可信。）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德国警察、士兵或守卫因拒绝执行纳粹命令而遭受惩罚的案例。[269]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们甚至将从众和服从作为美德。许多文化特别从道德意识方面强调集体整合和服从，将其作为大肆宣扬的美德。

    米尔格拉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进行他的心理实验的，我们应该已经看到，自那时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自然地，我们会问，今天的西方人是不是还会服从权威人物发出的迫害他人的指示。33年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过于怪诞，今天已经很难复制同样的实验，但是社会心理学家杰瑞·伯格（Jerry Burger）找到了新的方法就人类的服从心理进行实验，实验设计通过2008年道德委员会的审查。[270]伯格注意到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150伏电压是被电击人第一次叫喊出声提出抗议的水平，但在原来的实验设计中，在这个电压水平上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实验参加者不拒绝执行研究人员的指示，80%的时候他们继续实验，就意味着要使用更高的电压，直到能够承受的最高电压。所以，伯格重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他在150伏电压中止实验，立即向实验参加者进行解释，防止出现太多毫不犹豫地折磨陌生人的情况。问题是，经过40年的叛逆，各种车贴都在号召质疑权威，人们应该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历史意识，知道“仅仅是执行命令”这样的借口是多么可笑，那么，人们还会执行来自权威的命令去伤害一个陌生人吗？答案是：他们还是会的。70%的实验参加者对受害人进行电击，一直加压到150伏；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研究人员允许使用更高的电压，他们真的会一直用到最高一档。光明的一面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所做的实验中，不执行电击指示的人比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近1倍（30%比17.5%）；新实验的参加者有更多元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如果仍然限于原来实验所使用的同质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这个数字也许还能够更高一些。[271]但是，绝大部分人仍然会不顾自己的判断，执行他们认为被社会认可的伤害性命令。

    * * *

    人们为什么以羊自喻？我不是说合群从众本质上是非理性的。[272]人多力量大，相信自己千百万同胞来之不易的共同智慧，比认为一个人是天才，可以一切从零开始要聪明得多。而且，合群从众在博弈论的“协调博弈”中可以是一项优点；在协调博弈中，如果其他人没有选择某个选项，一个个体就没有合乎理性的理由特别选择这个选项。靠左行车还是靠右行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没有人愿意在此逆流而动。纸币、互联网协议和我们的语言也是典型案例。

    但是，有些时候，个人合群从众的优点却可以将整个群体引向病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项新技术标准在一定量的大群用户中确立立足点的途径，一般用户选用这一标准，大多是因为还有许多人也使用它，因而将其他优秀的竞争者排除在外。根据某些理论，这些“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解释了英文拼写、标准键盘、家用录像系统的磁带制式、微软的软件为何能够成功（虽然每个例子都会有人提出质疑）。另外一个例子是畅销书、时装、流行歌曲和好莱坞票房大片等无法预测的命运。数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为一个网站设置了A和B两个不同版本，网站向用户提供下载各种车库乐队制作的摇滚乐。[273]在A版网站上，用户看不到一首歌已经被下载过的次数；歌曲的流行程度大致接近，每一次测试中它们被下载的次数相差不远；但在B版网站上，用户能够看见一首歌曲被下载的次数；他们倾向于下载已经流行的歌曲，从而让流行的歌曲更加流行，形成加速的正反馈环路。放大歌曲下载之间最初的小差异，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少数歌曲成为大家追捧的热曲，其余大量歌曲则湮没无闻。但在每一次测试中，热曲和冷板凳经常交换位置。

    无论你是叫它“羊群行为”“文化回音室”“富者恒富”，还是“马太效应”，我们的从众倾向确实能导致集体性不良后果。但是，文化现象中的一些案例——漏洞百出的软件、平庸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装其实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通过社会网络宣传集体整合是否会引导大众支持他们并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并参与他们明知完全错误的行动呢？自从有了希特勒的崛起，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似乎都令人难以接受：一个观点是希特勒单枪匹马蒙蔽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家；另一个观点是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人同样会制造集中营。社会动力学分析显示，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对，但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总是比常识更容易抓住大众。

    这是社会动力学中一种让人发狂的现象，可以叫作“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或者叫作“阿比林悖论”（Abilene paradox）——此名词出自一个得克萨斯的逸闻，一家人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全家出动前往阿比林市，仅仅是因为家里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想去阿比林。[274]人们很可能误认为其他人赞成某种做法或者某种意见，所以他们也表示支持，尽管他们的内心很反感这种做法或意见。典型的事例是大学生中狂欢式饮酒的风气。许多调查显示，每一个学生在私下都认为狂饮到呕吐是很愚蠢的，但是每个人又都相信其他同学认为这种活动很酷。有调查证实，年轻帮派成员袭击同性恋，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伊斯兰世界对不遵闺训的女性实行荣誉谋杀，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对恐怖组织“埃塔”（ETA）的容忍，其背后都有沉默的螺旋作祟。[275]所有这些团体暴力的支持者原本都不认为暴力是可取的，但是却都认为其他人认可暴力。

    极端意识形态为什么可以占领那些本应有更好判断力的人的头脑？“人众无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另外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实验中，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让他的实验参加者经历了一场如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一般的迷惑。[276]这些人与另外7名实验者（按照惯例，伪装的研究人员）围桌而坐，向他们展示一张画有一条线的卡片，接着是一张有三条线的卡片，然后要求他们指出后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一条和第一张卡片上的线一样长。问题很简单！6名伪装的实验者先回答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是明显错误的。当轮到真正的实验参加者回答问题的时候，3/4的实验对象都不顾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选择跟随大多数人的答案。

    但是，一个人的谎言得到公众的认可还不足以煽动大众的疯狂。“人众无知”很容易被戳穿。童话《皇帝的新衣》讲得很清楚，只要有一个小男孩打破“沉默的螺旋”，虚假的共识立刻崩坍。一旦皇帝裸体成为公众的共识，人众无知就不复存在了。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Mi-chael Macy）认为，人众无知会顽强地抵制小男孩和其他说真话的人，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强制他人。[277]人们不仅公开效忠一种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同样效忠的荒谬信仰，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效忠的人，主要也是出于相信——当然也是违背真实的——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进行强制惩罚。梅西和他的同事推测，对谎言的从众和对谎言的强制推行彼此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将大众带进他们作为个人无法接受的荒谬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有些人要惩罚拒绝效忠一种信仰的异端，尤其是惩罚者本人也未必接受这个信仰？梅西和他的同事认为，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向其他强制执法者证明，他们拥护这一信仰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赤胆忠心地相信这一信仰。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同伴的惩罚，而他们的同伴则怀有同样的念头，惩罚异端是出于恐惧，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会受到其他同伴的惩罚。

    惩罚拒绝伤害他人的人，这样的恶性循环可以将一个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煽惑得如日中天，这在历史上确有先例。在驱巫和大清洗中，人们都曾经被卷入抢先谴责他人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力图在自己被其他人揭发之前揭发某人。发自内心的虔诚成为人人竞逐的品质。索尔仁尼琴回忆了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向斯大林致敬。每一个人都站起身，疯狂地鼓掌，3分钟，4分钟，5分钟……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停下来。11分钟之后，大家的手掌已经刺痛，主席台上的一位工厂经理终于坐了下来，其他与会者接着也满怀感激地跟着坐了下来。这位工厂经理当晚被逮捕并被押送至古拉格，他在那里待了10年。[278]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不得不养成掩饰自己的能力，避免让内心的真实思想背叛自己。

    为了证明违心强制他人的螺旋可以支撑不受欢迎的信仰，梅西与同事达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和罗布·韦勒（Robb Willer）不仅要证明这个理论合乎逻辑，而且具有数学根据。证明人众无知很简单，人众无知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稳定平衡，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强权社会唯一的离经叛道者。难题是证明一个社会是怎样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的。安徒生让他的读者搁置疑惑，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场景、一个皇帝可以被糊弄到赤身裸体上街巡游；阿施雇用了研究助手替他撒谎。但是在真实世界，谎言是怎样运作并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呢？

    这三位社会学家用计算机设计了一个只有两类人（agents）的小社会。[279]一种是真正的信徒，这些人总是循规蹈矩，如果不守规矩的邻居数量增加太多，他们就会出面予以谴责。另一种人在私下里对规则满心疑惑，但又没有勇气公开表达，他们在只有少数邻居强制执行规则时才会遵守规则，而当多数邻居开始强制执行规则时，他们自己也出面强制他人执行规则。如果怀疑派没有被吓破胆，成为从众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走向另外的方向，在从众的邻居中强制推行怀疑主义。梅西等人发现，令人反感的规则可以在某些社会关系网内扎下根，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网都能被突破。如果真正的信徒均匀地散布在整个人口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互动，令人厌恶的信仰就无法占领大众。但是，如果信徒在一个社区聚集成群，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内压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邻居，而这些怀疑派邻居高估了周围的服从程度，因恐惧被惩罚，自己开始渴望表达忠诚，于是也出头向其他人，包括自己的邻居强制执行规则。由此产生虚假服从和虚假强制的雪崩效应，最后让令人厌恶的规则充斥整个社会。

    这个模拟社会距离现实世界并不遥远。詹姆斯·佩恩记录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占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骤。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小撮信仰“幼稚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包括暴力”。他们收编愿意从事暴力的地痞流氓，不断恐吓其他人，最终迫使大众保持沉默。[280]

    梅西和同事就米尔格拉姆最先发现的一个现象进行了分析：大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通过熟人彼此有关系，即文化基因弥姆理论中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281]他们在虚拟社会中设置了几段随机的远程链接，通过这些远程链接，成员可以与其他低度分隔链上的成员进行联系。成员之间因此可以探测其他社区成员的服从程度，消除虚假的共识，并拒绝屈服于顺服和强制的压力。远程链接打开了社区之间的通道，分散了狂热分子强制执法的力量，阻止他们吓倒太多合群从众者，避免狂热形成潮流，吞没整个社会。人们一般相信，言论自由、迁移自由、信息渠道通畅的开放社会不可能被疯狂的意识形态控制。

    梅西、韦勒和桑原（Ko Kuwabara）接着想在人群中实证虚假共识效应，即看一看人们是否会因受到恐吓，从而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会被人看不起，去抨击那些他们内心认同的人。[282]这三位社会学家非常调皮地挑选了两个领域进行实验——品酒和学术奖。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人们的意见形成主要取决于对自己可能显得不够档次的恐惧，而不是取决于客观标准。

    在品酒实验中，梅西等人先是让实验参加者产生一种自我意识；他们告诉参加者，之所以挑选他们进行实验，是因为他们鉴赏艺术品的品位高雅。然后，这组人开始了“有几百年传统”（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自己炮制）的名为“荷兰圆环”的品酒活动。这一群葡萄酒爱好者先是评比一套红酒，然后再互相评比彼此评酒的水平。每个参加实验的人先拿到三杯葡萄酒，然后要求他们就香气、味道、回味、口感和总体品质进行评级。事实上，三杯酒来自同一名瓶子，其中一杯掺了少许果醋。同阿施的实验一样，在向实验参加者询问意见之前，先让他们看着四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做评价，这四人对掺了醋的葡萄酒的评价都高于一杯没有调兑过的葡萄酒，然后给最后一杯最高的评价。不出意料，大约半数的实验参加者不顾自己味蕾的感受，做出了从众的评判。

    接着，第6个实验参加者，也是一个伪装的研究人员，对酒做了准确的评价。最后，到了评酒员互相评比的时候了，有些人进行匿名评比，有些人进行公开评比。匿名评比的人都对第6个伪装的研究人员的准确评价表示了敬意，给了他最高分，尽管他们自己被吓得追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那些被要求公开进行评价的人，则坚持自己的虚伪，给了这位诚实的评酒员低分。

    有关学术文章的实验过程与此类似，但是在结尾增加了一个实验内容。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大学本科生，他们被告知当选一个学者精英小组，参加极受尊重、历史悠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圆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由读者公开评价一段文字，然后再互相评价彼此的文字评价能力。他们拿到一段来自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博士的文章的一个段落，据说尼尔森是麦克阿瑟“天才奖金”得主和哈佛大学哲学系艾伯特·W.纽科姆讲座教授。（当然，哈佛没有这样的教授和教授职位。）这段被命名为“微分拓扑和透射”的文字实际上是摘自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论文《超越边界：对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论文实际上是“索卡尔恶作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位物理学家在文章中堆砌了大量深奥难懂的字眼。为了证明他对后现代人文科学所谓学术标准的深刻怀疑，他将这篇文字发表在著名的《社会文本》杂志（Social Text）上。[283]

    参加实验的人表现相当不俗，在私下评级的时候，都没有被这段文字打动。但在公开评级时，当他们看到4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了这段文字极高的评价之后，他们也给出了好评。接着，第6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论文做出了极低的评级。当他们开始互相评价的时候，他们私下里给第6个最诚实的评价者好评，但在公开评价时却给了他差评。社会学实验再次证明，对于一个自己并不同意但是却误以为其他每个人都赞同的意见，人们不仅会表示赞同，而且会虚伪地惩罚那些不愿意表示赞同的人。这项实验的附加内容是，梅西等人另外又找来一组实验参加者，让他们评价第一组实验参加者是否真诚地相信那篇胡言乱语的论文是优秀成果。新来的实验参加者认为，与那些没有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相比，选择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更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错误评价。这个结果证实了梅西的猜测，强制他人遵守规则或信仰被看作真诚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会去强制推行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真心相信的信念。这也证明了梅西的人众无知模型，即一个社会可以被一种大多数人作为个体都不认同的信仰系统占领。

    * * *

    说一种兑了醋的葡萄酒芬芳醇香，或者说一篇学术垃圾逻辑严谨，后果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是从饥饿的乌克兰农民家里没收走最后一袋面粉，或者是向排在土坑前的犹太人开枪扫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普通的正常人即使会对一种他们以为是公认的意识形态保持缄默，又是怎样克服自己的良知，犯下如此残忍的暴行呢？

    答案还要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惯于将自己的恶行解释为受到挑衅，有理由非自愿或者未产生严重后果。我在介绍“道德标尺的偏差”这个概念时提到了一些案例，作恶者会为自己出于自利动机犯下的恶行（背信弃义、抢劫和强奸）寻找理由。但是，人们也会为他们在压力下，为了其他人的目的犯下的恶行进行辩解。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谐消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它是自欺的主要战术。[284]社会心理学家，例如米尔格拉姆、津巴多、鲍迈斯特、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和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Kelman）的研究说明，人们有很多方式消减认知失谐，尤其是消减那些在他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自许的道德形象之间的失谐。[285]

    消减方法之一是“委婉陈辞”——用辞藻重新描述伤害，让人们觉得伤害行为没有那么邪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政治学与英语语言》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揭露了政府怎样用官样文章掩盖暴行：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话和文章都是在为不可饶恕的错误进行辩护。诸如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俄国人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你确实可以为它们辩护，但你能使用的论据不仅过于残忍，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团体自己的宗旨。所以，政治语言只得大量使用委婉语、乞词和含混暧昧的字眼。毫不设防的村庄受到空袭，居民被驱赶到野外，牛羊遭到机枪扫射，棚屋被燃烧弹击中后成为灰烬：这叫“绥靖”。上百万农民的土地房屋被没收，屋主被赶出家园，只能拿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物：这叫“人口转移”或者“边疆整改”。人们未经审判即被经年累月地关在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或者被送往北极的伐木场，在那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灭不可靠分子”。之所以需要这样措辞，是因为人们既要陈述事实，又不希望唤起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景象。[286]

    奥威尔说，政治委婉语是他那个时代的现象。这句话是不对的。早于奥威尔150年，埃德蒙·伯克就抱怨过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委婉语：

    这套措辞的全部意图就是为屠杀和谋杀找到几个同义词和遁词。这些事情从来不能被叫作它们本来的名字。屠杀有时被叫作“骚动”，有时被叫作“沸腾”，有时是“放纵”，有时则是“革命权力使用过头”。[287]

    再举几个近几十年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附带伤害”, 90年代开始了“种族清洗”, 21世纪开始有“非正常引渡”。

    委婉语能够有效是出于几个原因。相同含义的词很可能具有相反的情感色彩，例如“纤细”和“皮包骨头”,“肥胖”和“鲁本斯式的丰满”，或者一个猥亵的字眼和它的文雅的同义词。我在《思想本质》一书中力图证明，绝大部分委婉语都具有欺骗性：不是这些词语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词语对世界的概念化解释是不同的。[288]比如，一个委婉语可以对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装糊涂，进行合理推诿。当对历史事实不熟悉的人第一次听到“人口转移”时，他想到的是搬家的车辆和火车票。对词语的不同选择包含不同的动机，因此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附带伤害，意思是指伤害是无意的副产品，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两者之间的道德差距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几乎可以无动于衷地使用“附带伤害”来描述在辅道上工作的倒霉工人，他是为了挽救另外5个人被从主道上转过来的失控车厢撞死的。所有这些因素——情感联系、合理推诿、动机论都可以用来扭曲对行为的解释。

    道德脱离的第二个机制是渐变主义。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残暴的恶魔，但是会每次一小步地逐渐泯灭人性，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做了与现有规则不相符的事情。[289]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是纳粹对有残疾和智障的人实行安乐死，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羞辱他们，将他们关进贫民窟，最后驱逐他们。不断升级的事件有一个极为委婉的名字——“最终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案例是战争的阶段性决定。对盟友的物资支援可以升级为提供军事顾问，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士兵数量，在消耗战中尤其如此。对工厂的轰炸逐渐变为对居民区附近的工厂的轰炸，再逐渐变为对居民区的轰炸。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人们不是第一轮就对实验伙伴进行450伏的电击，参加试验者都是从弱电击开始，逐渐升级到450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博弈论中叫作升级博弈（escalation game），它和消耗战类似。[290]如果参加实验者因为电击太强而退出实验，他会丧失完成任务和推进科学研究而带来的满足感，而他已经为此付出的焦虑和他给实验伙伴制造的痛苦也就白白地浪费了。每次增加电压，仿佛总是在做最后一次测试，他巴望着实验员立刻宣布研究圆满结束。

    第三个道德脱离机制是推卸或扩散责任。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伪装的实验参加者总是先向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对一切负有全责。当情况发生变化，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要承担责任的时候，顺应的愿望立刻开始下降。我们已经看到，第二个志愿实验参加者比第一个更大胆；班杜拉的实验显示扩散责任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291]在米尔格拉姆式的实验中，当实验参加者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压相当于其他两个参加者使用的平均水平时，他们选择的电压通常更强。历史事实展示了同样的现象。“服从命令”已经是战争罪犯为自己辩护的陈词滥调。那些残暴的领袖有意识地以特殊的方式组织军队、行刑队和官僚机构，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个人的行动不会亦不足以完成任何杀戮。[292]

    第四个关闭常人道德判断功能的途径是疏离。我们提到过，除非人们被暴乱裹挟，或者已经陷入施虐变态不能自拔，否则不会愿意亲手伤害无辜者。[293]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将受害者带进实验参加者的房间，会让参加者将对受害人的最强电击强度减弱1/3。当要求参加者亲手将受害者的手按在电极板上时，他们会将电击强度减弱超过1/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埃诺拉·盖号”（Enola Gay）轰炸机的飞行员不会同意用火焰喷射器在瞬间烧死几十万人。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保罗·斯洛维奇证实了一种现象，即“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294]人们的头脑对数量巨大的人（有时甚至对为数不多的人）陷入困境总是反应迟钝，但可以随时调动起来挽救一个知道姓名和面孔的人的性命。

    抑制道德意识的第五个手段是贬低受害者。我们都见过从妖魔化和非人化一个团体走向伤害该团体成员的事实。班杜拉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特意让一些实验参加者认为还有一组其他族裔的人参加实验，然后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对这一组人的蔑视和诋毁。[295]听到过这些谩骂的人对这一组人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会提高所使用的电压。一旦人们受到操纵，开始伤害某些人，他们会相应地降低对这些人的评价。班杜拉发现，一半以上的实验参加者会赤裸裸地为自己电击他人进行辩护。很多人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归罪受害者（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例如“表现不佳说明懒惰和成心冒犯上级”。

    社会心理学家还总结过其他各种屏蔽道德的手段，班杜拉的实验参加者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尽量低估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会感到太痛的”），将伤害相对化（“每个人都会遇到些倒霉事”），推诿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如果说为了服从领导，我只得做个狗崽子，那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唯一漏掉的免除道德约束的策略是“有利对比”（advantageous comparison）:“其他人干了更可怕的事情”。[296]

    * * *

    意识形态是不治之症，因为它源于多种让我们变得聪明伶俐的认知能力。我们能够展望复杂抽象的因果关联。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取知识。我们为配合其他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有些时候，这就是要求我们循规蹈矩。我们在团队中工作，实现那些单个人无法实现的丰功伟业。我们把玩抽象，不需要仔细考量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诠释某个行为，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以及追求的目的与其衍生品各不相同。

    这些认知能力可以形成非常有害的混合体，这就是危险的意识形态。有些人提出理论说，清除一个邪恶的或者无人性的集团就能够实现至善。一小撮臭味相投的信徒以惩罚非信徒的方式推行这一理论。社会中一些群体被影响，或在恐吓下表示支持这一理论。持怀疑立场的人被迫保持沉默或者被孤立。自利的理性让人们不顾自己的理智而追随甚至制造骗局。

    虽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永远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感染，但开放社会算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转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种族灭绝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

    纯粹邪恶、心魔和暴力的下降

    在本章开始，我介绍了鲍迈斯特关于纯粹邪恶的理论。当人们采取受害者的立场看待暴行时，很容易道德化地假定所有的施暴者都是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而在道德家眼中，暴力的历史性减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成果。“最伟大的一代人”打败了法西斯，民权运动打败了种族主义，罗纳德·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引发了东欧剧变。在当今世界，当然也有恶魔——施虐成性的精神变态狂和自恋的暴君肯定属于恶魔之列，因此，世界上肯定也有英雄。但是，暴力的减少似乎主要来自时间的变化。老的暴君死去，没有新的暴君继位；专制政权垮台，没有人愿意为之殊死顽抗。

    与纯粹邪恶不同的观点是，人们相互伤害的主要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具有的。因此可以推论，暴力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人们受此类动机驱使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越来越有控制。征服了这些魔鬼的天使是下一章的主题。完成对我们内心魔鬼的辨认是控制它们的第一步。

    20世纪下半叶是“心理学时代”。学术研究成果日益成为大众智慧的一部分，包括支配等级、米尔格拉姆和阿施的实验，以及认知失谐理论。但不仅仅是心理学科学知识渗透进公众意识，人们也已经非常习惯于使用心理学分析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这半个世纪中，由于识字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全人类的自我意识空前增强——摄像头无时无刻不跟踪着我们，将我们的动作放慢分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在观测自己。我们越来越多地从两个制高点观察我们自己：一个是在我们脑颅的内部，观察我们有何种体验；另一个是从科学家的视角，观察我们的体验在大脑进化中的活动规律，包括所有幻象和错觉。

    无论是理论心理学还是公众的智慧，至今都还远远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自己。但是，一点点心理学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在我看来，我们认知上的和情感上的几个小缺陷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本来是能够避免的。[297]我还认为，对这些缺陷的共同警惕，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暴力伤亡，而人类在此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的五个心魔中的每一种都具有一种结构特性，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它，而且最好对它有进一步的认识。

    人们，尤其是男人，对成功的前景过度自信；当他们相互对抗时，结果总是比他们最初所想的更加血腥。人们，尤其是男人，特别在意自己及所属团体的支配权；当他们加入支配权竞争时，他们几乎不可能让支配者取胜，而结果很可能是人人都是输家。人们追求复仇，而论及冤仇的方式总是夸大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残忍；当双方寻求完全正义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和后代带入无休止的冲突。人们不仅能够压制自己对亲手施害的厌恶，甚至会养成嗜好；如果他们私下里或者与同伴合谋沉湎于此，他们可能成为施虐狂。人们能够效忠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效忠这个信仰；这样的信仰可以席卷一个封闭的社会，并将整个社会带进一种集体错觉。

    第9章 善良天使

    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即有某种仁爱，无论它多么微小，已经注入我们的胸腔；某种人类友情的火花；还有一点点鸽子的气质，与狼和蛇的元素一起已经糅进我们的骨架。让我们假定这些慷慨的情操从来就是如此淡薄，假定它们如此微小，甚至无法移动我们身体上的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头；但它们仍然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 ——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

    每一个时代，人们养育孩子的方式都是观察他们人性观的窗口。如果父母相信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孩子一打喷嚏，父母就揍孩子一顿；如果父母相信人天性纯真，他们则要禁止孩子玩闪避球游戏。有一天，我在路上骑车，看到路边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散步，那幅景象向我展示了对人性的最时髦的解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又哭又闹，另一个则正在接受妈妈的劝诫。我看着他们的三重奏，听到妈妈用坚定的声音说出一个词：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共情的时代。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谈论人类共情能力的书籍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宣言式的大作。[1]仅在过去两年，就有冠以下列书名或副标题的书籍出版：《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共情的不可或缺》（Why Empathy Matters）、《共情的社会神经科学》（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共情学》（The Science of Empathy）、《共情落差》（The Empathy Gap）、《共情为何重要（以及为何濒临灭绝）》 [Why Empathy Is Essential（and Endangered）]、《全球化中的共情》（Empathy in the Global World）、《谁说商业直觉是天生的》（How Companies Prosper When They Create Widespread Empathy）。在另一本书《共情的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中，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这样解释了他的见解：

    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都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s）——所谓的共情神经元，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他人的境遇。我们人类似乎是最具社会性的动物，不断在同胞中寻求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

    社会科学家因此开始通过共情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以往忽略了的关键线索。这些线索告诉我们，衡量人类进化的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还有人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对其他人共情的强度和广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本质上是一种共情的物种；共情能力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

    如果我们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振兴全球经济，并让我们的生物圈恢复生机，那么今天迫切需要的就是全球性共情意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上让共情感受力（empathic sensitivity）生长成熟和让共情意识扩展的机制是什么？[2]

    也许，全球性共情意识正在扩展之中，远不止于让一个小调皮停止欺负自己的妹妹——我在路上看见的妈妈就是使用共情概念来教训自己的小男孩。也许，这位妈妈是受到诸如《共情教育》（Teaching Empathy）、《教育孩子共情》（Teaching Children Empathy）和《共情之根：改变孩子改变世界》（The Roots of Empathy: Changing the World Child by Child）之类书籍的影响。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elton）在评价这些书籍时说，作者“努力展开的是关乎世界和平和保护我们星球未来的大问题，他的起点是从所有的学校和教室开始，每一次教育一名学生、一个家长、一位老师”。[3]

    我绝不反对共情。相反，我认为——一般而言，虽然不是永远如此——共情是个好东西，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共情。更大范围的共情可以解释今天人们为什么摈弃残酷处罚并更多地思考战争的人命代价。但是，今天的共情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成为一种感性的理想，被人们冠以各种警句和口号（告诉人们它就是世界存在的动力，是世界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它还被鼓吹为降低暴力的因子。对于美苏停止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我不认为这和爱情有多大关系，同样，它也谈不上有多少共情。虽然我会认为，我和身边的其他人有同样的共情能力，但我不认为，是因为有了共情，所以我没有反击批评我的人，没有为了抢车位大打出手，没有在妻子指责我愚蠢时抱以老拳，没有为了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而游说发动战争。我从不先让自己停止思考，再换位到暴力受害者的立场，感受他们的痛苦，然后缩回我打算行使暴力的手。我的头脑里从未有过要暴力待人的可怕念头。这些念头实在荒唐、可笑、不可思议。当然，对上一代人来说，这些暴力选项显然有一定道理。暴力的减少也许确实与共情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更坚实的力量，例如谨慎、理性、公平、自制、规范和禁忌以及人权理念。

    本章的主题是“善良天使”：那些让我们放弃暴力的心理感官功能，而我们可以将暴力的减少归功于这些感官功能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共情是这些感官功能之一，但绝不是唯一一个。正如休谟所说，这些感官功能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虽然人们还会不时看到有人说，在自然选择理论中，仁慈的演化仍然是一个谜。实际上，这个谜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破解了。尽管人们对细节还有很多争议，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生物学家还会怀疑，进化的动力，例如互助共生、亲缘以及其他形式的互惠，可以选择心理感官功能，而在外界条件具备时，这些感官功能促使人们和平共处。[4]休谟在1751年所写下的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是正确的：

    而那些真诚地坚持人类绝对自私论的人，在听到还有一些微弱的德行已经成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时，也不会有任何惊讶。相反，我们会看到，他们就像支持另一种信条一样支持这个观点；他们身上的这种（看起来的）讽刺性（而不是腐败性）自然而然地让上述两种见解都得到强化；而且，这两种见解确实是紧密地、几乎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5]

    如果我在这种讽刺精神的引导下坚持说共情被过度炒作了，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也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是人性中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阅读了整整8章可怕的人类恶行和促发这些恶行的人性阴暗面之后，读者有权利期待在讲述天使的章节中看到一些光明向上的东西。但是，我不会用“太”幸福的结局来取悦大众，我拒绝这一诱惑。我们大脑中约束阴暗冲动的器官，在我们那些蓄奴、烧巫、暴打儿童的祖先身上也都是标准部件，显然，它们并一定让人们成为好人。如果我说人性中有些坏因子让我们干坏事，有些好因子让我们干好事，以此来解释暴力的减少，这恐怕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解释。（战争，我赢；和平，你输——反正我是赢定了！）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探究必须不仅说明它们是怎样引导我们远离暴力，还要能够说明为什么它们屡屡遭遇失败；不仅要说明它们近来不断增强的效力，还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等待了如此之久才让天使有了今天的力量。

    共情

    “共情”（empathy）一词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在1909年的教学中最先使用了此词，尽管《牛津英语大词典》说英国作家弗农·李（Vernon Lee）在1904年就用过此词。[6]两个人都是引自德文“Einfühlung”（带着感情），并用这个词来表明一种审美体验：“用心灵的肌肉来感觉或行为”，就像我们看见一座摩天大楼后想象我们自己挺起腰板站得笔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词在英文书籍中的流行程度迅速上升，很快它就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美德的用语，例如“意志”（1961年）和“自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7]

    “共情”一词在迅速流行的同时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一种很接近于“同情”（sympathy）或“悲悯”（compassion）的意思。各种含义的混合很符合民间的心理学说：对他人的仁慈在于能够为他人设身处地，感其所感；穿上他人的鞋子，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8]这个理论不是不证自明的理论。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论人类的特定盲点》（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中讲到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

    就说狗和我们的关系吧。我们被世界上最亲密的纽带联结在一起；我们双方都是另一方生命意义之所在，但是，在这友好的喜爱之外，我们对对方毫无感受——就像我们无法体会树丛下的撒欢，或者何以贪恋树根和电灯柱子的味道，而它们也不能享受文学和艺术。当你坐在那里阅读最感人的浪漫小说，你的狐梗犬能怎样判定你的行为？尽管它对你满心忠诚，但你的行为的性质却绝对不是它能理解的。它坐在那里，像个没有生命的雕像，而你本来可以带它出去遛弯，扔根棍子让它狂奔着去叼住！你染上的该是多么古怪的疾病，手里拿着这些东西，每天要一动不动地盯上几个小时，完全没有生命的意识？[9]

    所以说，今天的“共情”被赋予某种忘我的含义——一种对他人的无私关怀，共情不完全等同于想人之所想和感人之所感的能力。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个字眼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同心态时的不同含义。[10]

    最本源和最机械的共情感是投射（projection）——一种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其他人、动物或事物的位置，想象身处其中的感觉。摩天大楼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共情的对象甚至不一定具有情感，更不要说会介意共情者感受的到底是些什么。

    与投射相接近的技能是换位（perspective-taking），顾名思义，就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让·皮亚杰最著名的观察是，在桌子上放上三座玩具山，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能力从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的角度设想这三座山是如何摆置的，皮亚杰称这种不成熟性为“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公平说，不仅是孩子如此，这种换位能力对成年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查看地图搞明白“你在这里”的方位指示，以及在想象中扭转一个三维物体，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但这不等于说应该对我们的悲悯心产生怀疑。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换位意味着揣摩他人的所见、所思和所感，这也就让共情有了另一重含义。

    读心（mind-reading）、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心智化（mental-izing）或者共情精度（empathic accuracy）都是指从某人的表情、行为和处境推断他的想法和感情的能力。比如，这种能力让我们猜想，一个刚刚误了火车的人可能非常沮丧，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准时赶到他的目的地。[11]读心不要求我们自己体验共情对象的经历，甚至不一定要我们关切他们的境遇，只是要求我们能够推断他们的感受。读心也许包含了两种能力，一是读懂思想（这是自闭症病人不具备的），另一种是读懂感情（这是精神变态者所缺失的）。[12]有些很聪明的精神变态狂尽管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真正本质，但为了能够更好地操纵他人，他们也学习读懂他人的情感。举例说，一个强奸犯这样谈论他的受害人：“她们吓坏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们怕什么。我自己也害怕过，害怕确实令人很不愉快。”[13]不管他们是否真正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对于他人的情感本身，他们完全不在乎。施虐、幸灾乐祸和对动物的痛苦无动于衷说明一个人即使能够对其他生命的感觉有所认知，但仍然可以不产生任何同情心。

    人们在目睹其他人遭受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紧张不安。[14]正是这种反应让人们克制自己在争斗中伤害他人，也是这种反应让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参加者在动手实施电击时感到焦虑，让纳粹预备役军人在第一次近距离射杀犹太人时感到恶心。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对他人的痛苦感到紧张不安与同情的关切不同。相反，人们可能因厌恶这种紧张不安而压制带来不安的受害者，或者因不快而逃避这些受害者。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在机舱里遇到尖叫不止的孩子，当被吵得头昏脑涨坐立不安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同情，我们对父母或许还有一些，但对孩子则没有多少了，而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换一个远些的座位。名为“拯救儿童”的慈善组织连续多年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一张赤贫儿童的照片，配上文字说明“每天只要拿出5分钱，你就可以拯救胡安·拉莫斯。或者，你可以翻过此页”。大部分人都选择赶快翻过这一页。

    情感具有感染力。当你欢笑的时候，全世界都和你一起欢笑；这就是为什么喜剧中要加上笑声的录音，也是为什么拙劣的喜剧演员总是在关键台词后面加上一连串叽叽嘎嘎的模拟笑声。[15]其他有关情感传染的实例是婚礼或葬礼上的眼泪，在热闹的晚会上想要跳舞的冲动，人们在炸弹案中的恐慌，还有颠簸的轮船上总是有越来越多的乘客出现呕吐。情感传染还有一种不太强烈的形式，它包括各种替代性反应，比如我们看到运动员受伤的时候会皱起眉头，看到007系列影片中詹姆斯·邦德被捆在椅子上遭暴打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另一种传染是运动神经模仿，比如我们给婴儿喂苹果泥的时候，自己也会张开嘴巴。

    许多人认为共情是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情感能力，而在这些共情倡导者的文章中，情感传染似乎是“共情”感的基础。虽然，“共情”感中我们评价最高的心理反应叫作同情反应，或者简称同情。同情包括在认知他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前提下，将他人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人们很容易将同情等同于情感传染，但也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16]如果一个孩子被乱叫的狗吓坏了，开始号啕大哭，我对她的同情不应该是和她一起恐惧地号啕大哭，而是安慰她和保护她。相反，我能够对其他人所经历的而我不可能体验的痛苦怀有深刻的同情，比如妇女生产时的痛苦，妇女被强奸的痛苦，或者癌症病人的疼痛。我们的情感反应不是自动复制他人的情感，而是取决于我们判断他们是盟友还是竞争者，然后做出可能截然相反的情感选择。当球迷观看主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也高兴，观众沮丧他也沮丧，但他观看客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就沮丧，而观众沮丧则轮到他得意。最常见的情况是，同情决定了情感传染，而不是相反。

    人们为共情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争执不休，让共情成为今天的热议话题。用镜像神经元作为悲悯意义上同情的同义词，让对共情理解的混乱固化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夫金这样写道：“所谓的共情神经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其他实体的境遇。”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从根本上是共情的物种，寻求与我们同胞的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镜像神经元理论假定，同情（这里的“同情”和“传染”模糊难分）是我们大脑里天生的情感，是我们灵长类动物的传承，我们只需要运用它，或者说，至少不要压抑它，就能为世界迎来一个新时代。里夫金承诺“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普及全球共情意识”。很不幸，他的承诺所依据的却是他对神经科学非常有问题的诠释。

    1992年，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的同事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某些神经元；猴子捡到葡萄干或者猴子看见人捡到葡萄干的时候，这些神经元都会变得活跃。[17]其他神经元对其他类型的行为有同样的反应，包括自己做出的和看见的行为，比如触摸和流泪。虽然神经科学家不能在人脑里插进几根电极棒，但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大脑有一样的神经元：脑神经成像实验已经在顶叶和内额叶找到几个这样的区域，在人们自己做出某些特定动作，或看见其他人做同样动作的时候就会发亮。[18]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虽然并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仍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的大脑不能对同样的动作做同样的理解，不论这个动作是谁做出的，我们都不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时使用同样的动词。但是，这个发现立刻被炒作成一个巨大的泡沫。[19]一位神经学家声称，镜像神经元之于神经科学意义之重大就像DNA之于生物学的意义。[20]加上报道科研新闻的记者推波助澜，有科学家将镜像神经元吹成是语言、模仿、文化学习、潮流和时尚、球迷、代祷，当然还有共情的生物基础。

    镜像神经元理论有一个小问题，在恒河猴（rhesus macaques）身上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但这是一种非常暴躁的小生物，从它们身上，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共情（或者模仿，更不要说语言了）。[21]另一个我们将要进行探究的问题，即镜像神经元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特定部位，而根据神经成像研究，这些部位与同情关怀意义上的共情没有多大联系。[22]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猜测，镜像神经元具有让人对某种行为概念进行想象的功能；当然，这一说法也存在争议。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不接受对镜像神经元的夸张，例如认为它能独到地解释人类的能力；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等同于同情心了。[23]

    当我们体验到痛苦以及对他人的痛苦经历产生反应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脑岛会特别活跃。[24]但是，这种对自身痛苦的感受和对他人痛苦感受的重合反应，是我们同情他人境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说过的一项实验，实验参加者受到电击后，脑岛部位发亮；当这些实验参加者看见其他清白无辜的人受到电击时，脑岛的同一部位也会发亮。但是同一实验还显示，如果看到诈骗自己钱财的人受到电击，男性实验参加者的脑岛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的纹状体和眶额皮层还会因为甜蜜的复仇而发亮。[25]

    共情，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机械动作。共情像装有开关一样，可以被开启，也可以被关闭，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共情，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或看到某人高兴而感到难过。复仇是开启反向共情的键钮，球迷时而狂喜时而沮丧的反应告诉我们，竞争可以触发反向共情。心理学家约翰·兰泽塔（John Lanzetta）和巴兹尔·英格里斯（Basil Englis）将电极棒粘在实验参加者的脸上和手指上，然后让他们和另外一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玩投资游戏。[26]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或者两人一组进行投资，或者两人互相竞争（但每人的收益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投资获益时，在计分簿上打个钩，而赔钱的时候，就给一下轻微的电击。当参加者认为两人是合作关系的时候，每当同伴有收益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微笑，而同伴受到电击的时候，电极棒探测到冒出的汗水和皱眉头。而当参加者认为和同伴是竞争关系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同伴遭受电击的时候，他们放松并且微笑，而当同伴有成就的时候则感到紧张并皱起眉头。

    通过共情——在感染、模仿、感情换位或者镜像神经元意义上的共情——建设美好世界的问题是，它触发的共情未必是我们想要的共情。也就是说，它所开启的不一定是对他人同情关切的情感。同情是内生的，是人们如何相处，即人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关系主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决定了他对他人的痛苦是共情，还是无动于衷，或者是反向共情。

    * * *

    在前一章，我们讲到大脑中与暴力倾向有关的回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与天使有关的部位。在人类的大脑中搜索共情的结果证实，替代感是弱化还是强化取决于共情者的其他信念。克劳斯·拉姆（Claus Lamm）、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让·德赛特（Jean Decety）让实验参加者观看一位（乔装的）耳鸣病人接受新式治疗，治疗方式是从耳机里播放噪声，这位“病人”听到噪声后身体做出了畏缩的动作。[27]当实验参加者对病人产生共情的时候，大脑里的活动模式与他们自己听到噪声时是一样的。这些活跃的大脑部位包括脑岛的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从字面本义还是从喻义上说，这部分大脑皮层处理的是人体脏器的感觉（见图8-3）。另外一个是大脑中的杏仁核，这个杏仁状的器官负责对恐惧和紧张做出反应（见图8-2）。第三个部位是前扣带皮层（见图8-4），这是一条在大脑半球内壁上的皮层，参与疼痛感引发的情绪动机——不是引发刺痛感本身，而是产生要消除痛感的强烈愿望。（在对换位性痛苦进行实验时，通常都看不到对身体真实痛感做反应的大脑部位有任何活动；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痛感，那更可能是幻觉，而不是共情。）研究人员没有给实验参加者任何可以激起反向共情的示意，例如竞争或者复仇，但是他们的共情反应仍然随着他们对情况的判断发生变化而变化。一旦他们得知这个治疗方法很有效，因此“病人”吃点儿苦头也是值得的，他们大脑中的换位性紧张反应就开始减弱。

    在对充满悲悯心的大脑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共情神经元组成的共情中心，看到的是各种激活共情和调节共情的复杂模式。决定这些模式的是认知者如何诠释他人的困境，以及如何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共情的路径大致如下：[28]大脑上颞叶的颞顶交界区和附近的回间沟（沟槽）对他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做出评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附近的额极（frontal pole），即大脑额叶的前端点评估情况的特殊性和本人的整体目标。眶额皮层和腹内侧额叶皮层整合这些评估的结果，并与大脑中更古老和更情绪化的部位产生的反应进行协调。杏仁核加上附近额极传递过来的信息，对恐惧和紧张性刺激做出反应。脑岛则记录了厌恶、愤怒和替代性疼痛。扣带皮层协助控制对紧急信号做出反应的大脑神经系统，比如某些回路发出召唤不相容反应（incompatible responses）的信号，有些则发出感受到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的信号。对镜像神经元理论来说，最不幸的是，大脑中镜像神经元最丰富的区域，比如指示运动神经运作的大脑额叶的某些部分（位于大脑外侧裂的最后方）和记录身体感受的大脑顶叶的某些部分，却大多不介入这些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只有跟踪身体各个部位所处位置的顶叶部分参加了共情活动。

    事实上，大脑组织中最接近悲悯性共情的既不是皮层质也不是皮层下器官，而是传输激素的系统。催产素是下丘脑制造的一种小分子物质，它对大脑的情感系统，包括杏仁核和纹状体发生影响，它由脑下垂体释放后进入血液，进而影响全身。[29]催产素原初的进化功能在于启动母性，包括生育、哺育和关照幼子。但因为这种激素能够减少与其他生物亲密接触的恐惧，因此它在进化过程中还具有支持母子之外其他亲和形式的作用，包括性高潮、异性一夫一妻制中的依恋、婚姻和伴侣之爱，以及非亲缘之间的同情和信任。为此，催产素也被称为“拥抱激素”。催产素在多种人际亲昵关系中的作用证实了巴特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母性关怀是其他各种人类同情形式的进化先驱。[30]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人们做了些颇为稀奇古怪的实验，其中之一是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合作者进行的信任博弈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参加者将资金交给一位委托人进行投资，本金可能会翻几番，但委托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向出资人返还资金。[31]实验参加人接受鼻腔喷雾剂，一半人吸入含有催产素的喷雾，催产素可以通过鼻腔进入大脑；另一半人则吸入空白的对照剂。那些吸入催产素的实验对象明显愿意将更多的钱交给陌生的委托人。媒体还曾经大肆报道说，某车行通过通风系统在展车厅释放含有催产素的雾剂，迷惑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议用飞机喷撒催产素的方式加速提高全球性共情意识。）另外有实验显示，吸入催产素让“最后通牒博弈”中掌握资源的提议方更加慷慨（在这种博弈中，接受方有否决权，提议方根据对接受方反应的预期分配资源），但催产素对“独裁者博弈”没有影响（在独裁者博弈中，接受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提议方无须考虑接受方的反应）。催产素似乎很可能是对他人的信念和愿望产生同情反应的关键触发器。

    * * *

    在第4章中，我曾提及彼得·辛格有关扩大共情圈（其实是同情圈的）假说。共情圈最内层的核心是我们对儿女的养育，而触发这种温柔情感的最可靠装置是幼儿脸蛋的几何形状——我们称这种感觉为“招人怜爱”（cuteness）。1950年，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注意到，具有典型的未成熟动物体量的物体，让拿着它们的人产生温柔的情感。这些轮廓特征包括大脑袋、大脑勺、大额头和大眼睛，还有小鼻子、小下巴，以及细小的躯干和四肢。[32]“招人怜爱”最初是形容母亲关爱自己子女的映射，但是触发反射的特征在子女自己身上被大大地夸张了（以至于这些特征被当作子女健康的标识），以此诱发母亲的关爱反应，阻止杀婴倾向。[33]那些幸运地拥有幼崽脸型和体型的动物总能使抱着它们的人做出温情的反应，它们也因人类的同情心而得到更多的关照。我们觉得小白鼠和兔子要比老鼠和负鼠可爱，鸽子比牛更容易获得同情，海豹幼崽比貂或其他狡诈的毛皮动物更值得人类的保护。漫画家、泰迪熊和动漫动物的设计师都是利用这种映射让他们创作的形象更讨人喜爱。在一篇著名的有关米老鼠创作历史的文章中，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历数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只老鼠的眼睛和脑门如何被不断地加大，终于从一个招人讨厌的小顽皮成为一名清纯可爱的公司代言人。[34]古尔德没能活到2009年，否则他会看到迪士尼公司对米老鼠的新装扮。考虑到今天的孩子对“前卫”和“冒险”个性的追求，在新发行的电子游戏中，迪士尼让米老鼠退化了，新的米老鼠在解剖学上无疑具备了更多的老鼠特征。[35]

    我们在第8章中已经看到，“招人怜爱”对保育生物学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它将大量资源引向少数几个有迷人魅力的哺乳动物。甚至有组织认为，他们可以积极地利用这种反应，于是将有着两只楚楚动人的大眼圈的熊猫作为该组织的徽章。人道救援组织使用同样的手法宣传自己，他们常常用孩子的照片做自己的招贴。心理学家莱斯利·泽布罗维茨（Leslie Zebrowitz）已经证明，陪审团对长着孩子脸的被告怀有更多的同情，而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只能归功于我们克制不住的同情心。[36]美貌同样会因同情引致不公。容貌不佳的孩子常常受到父母和老师更严厉的处罚，也更经常成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37]容貌不佳的成年人则在诚实、善良、可信、敏感甚至智力方面被低估。[38]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成人亲友也怀有同情心，包括那些容貌丑陋的亲友。但是，即使在边界确定的圈子内，我们尊奉同一套道德感，但却不是毫无差别地释放同情心。在同情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与之相呼应的情感，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可能是彻头彻尾、一成不变的温暖和柔情。社交生活中少不了摩擦和碰撞：谁踩了谁的脚指头，谁扫了谁的面子，谁又得罪了谁。如果心怀同情，我们或者感到负疚，或者愿意原谅，只是这些情感大多被局限在同一个小圈子内：我们同情的人，是那些被我们伤害后让我们感到愧疚，而伤害了我们后却容易得到我们宽恕的人。[39]罗伊·鲍迈斯特、阿琳·史迪威和托德·希瑟尔顿（Todd Heatherton）研究了关于负疚感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他们发现，负疚和共情密不可分。共情感强烈的人也具有较强的负疚感（女性的这两种情感都更丰富），而得到同情的人往往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愧疚的人。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当要求人们回忆让他们感到愧疚的事件时，93%的事件与家人、朋友和情人有关，只有7%涉及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

    当回忆让别人感到负疚的事件时，我们得到了相同的比例：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亲友感到负疚，而不是让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感到负疚。我们将在有关道德的章节再来看鲍迈斯特等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注意到，同情和负疚只发生在“共生关系”的圈子内。[40]在“交换关系”或“公平对等关系”中，即在我们与熟人、邻居、同事、合伙人、客户和商家的关系中，人们很少产生同情和负疚感。交换关系遵循公平原则，伴随的情感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不如说是诚恳。如果我们伤害这些人，他们会回报以伤害，我们可以精准地协议罚金、退款和其他形式的赔偿来弥补此类伤害。如果这些赔偿行不通，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我们可以疏远他们或者损害他们。我们会看到，交易式的议价赔偿能够修复交换性关系，但在共生关系d中则成为人们的避讳，修复共生关系的代价要大得多。[41]它要求更复杂也更长效的情感黏合剂，例如同情、愧疚和宽恕。

    * * *

    那么，我们将同情心从婴儿、毛茸茸的小动物以及与我们有共生关系的人群向外扩张，将更多陌生人拉进同情圈会如何呢？互惠利他主义提供了一套预期，它采取“一报还一报”等在技术意义上“友善”的策略，即首先付出合作的善意，在对方没有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如果人们具有这样的善意，他们应该也具有给予陌生人同情的意愿，其最终的（即在进化中形成的）目标是试探结成互利关系的可能性。[42]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位急需帮助的人，自己只要付出小小的代价，就能够让他人摆脱极大的困境，我们的同情心通常会油然而生。此外，在有共同利益作为润滑剂的互利关系中，即在具有同样价值取向和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人之间，同情心也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像“招人怜爱”一样，“需要”是同情最常见的诱因。甚至几岁的孩子也会出手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人。[43]巴特森在研究共情的时候发现，当学生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时，比如一个刚刚做过腿部手术的病人，即使病人不属于他们通常的社交圈，甚至不论病人是同学，还是陌生的老人或孩子，甚至是只小狗，他们都会产生同情的反应。[44]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马蹄蟹（鲎）仰天躺在沙滩上，十几只小腿无可奈何地在空中蹬扯着。于是我把它翻转过来，看着它溜回大海，心里竟然涌起一丝幸福感。

    当某人需要的帮助不能轻易被满足的时候，相同的价值观和其他共性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45]在一个颇具创意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 Krebs）让参加实验的学生观看（研究人员假扮的）实验者玩一种特殊的轮盘赌，规则是当球落在双数栏，他赢钱；球落单数栏，他得到一下电击。[46]赌者或者被介绍为这些学生同系的同学，并具有相同的个性；或者是一个既非学生又个性不同的陌生人。当参加实验的学生认为赌者是和自己相似的人时，他们看到他被电击，就会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他们说，等待他被电击时的感觉最为难过，他们甚至愿意替他接受电击，或者付钱免除他的痛苦。

    克雷布斯提出一种“共情-利他假说”来解释参加试验的学生愿意为同伴做出的牺牲：共情带动利他。[47]我们已经看到，“共情”一词含义模糊，所以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假说。第一个是基于“同情”感的共情，在人的情感状态中，包括对他人境遇的关切——为他人幸福而感到欢乐，为他人悲哀而伤感——这种心态促使我们毫不利己地帮助他人。我们将这个假说称为“同情-利他假说”。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它将推翻心理享乐主义和心理利己主义这两个老学说。心理享乐主义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而心理利己主义则是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当然，有人会提出循环论证说，帮助他人可以满足利他情感的需要，这恰好证明了人的行为必定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者对自己有益。但是，要证明这些玩世不恭的理论，必须指出帮助他人还有某种“独立的”利己动机，比如缓解自己的痛苦，避免遭到谴责或者得到公众的赞许。

    “利他”一词的含义非常模糊。“共情-利他假说”中的“利他”是指一种特定的动机意识，它以为其他人谋利为目的本身，而不是有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48]进化生物学所说的利他与此不同，它从行为而不是动机来界定“利他”：生物利他性包括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谋求他人利益的行为。[49]（生物学家需要识别两种一个生物有益于另一个生物的利他方式。另外一种利他方式称为“互助主义”，指一个生物在自己得益的同时亦有益于另一个生物，比如昆虫采食植物的花粉，鸟类捕捉哺乳动物身上的跳蚤，还有趣味相投的同屋互相分享音乐。）

    在实践中，生物学上的利他和心理学上的利他经常相重合，原因是如果我们有动机做某件事情，我们通常也准备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有误解，对生物学利他主义的进化解释（比如说，生物帮助自己的亲属或与亲属相互帮助，长远看都有益于基因遗传）与利他心理毫不矛盾。如果自然选择因长期收益而倾向以巨大代价帮助亲人或有潜在互惠可能的伙伴，那么自然选择会赋予人脑向这些人提供帮助的直接动机，没有必要再拐弯抹角地思考自己有何利益。事实上，利他者的基因可能获得长期收益，这一点既不说明利他者的虚伪，也不否认其利他的动机，因为基因的遗传收益在利他者的大脑中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50]

    因此，“共情-利他假说”的第一个版本是，利他心理是存在的，动机是同情心。第二个版本的“共情-利他假说”的基础是“投射”和“换位”共情。[51]根据这个假说，不论是想象自己遇到同样的境况，还是干脆将自己想象成他人，只要为他人设身处地，即可产生对他人的同情——如果“同情-利他假说”成立的话，这种同情会促成对共情对象的利他性行为。人们也可以称此为“换位-同情假说”（perspective-sympathy hypothesis）。这个假说关系到我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提出的问题，即媒体报道、回忆录、小说、历史书籍和其他各种替代性体验的手段扩大了我们的集体同情意识，推动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

    虽然巴特森本人并没有严格将共情利他假说分为两个版本，但他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给两种版本都提供了支持。[52]

    让我们从“同情-利他假说”开始。有人坚持认为帮助他人无非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儿，让我们拿这种玩世不恭的观点和“同情-利他假说”做个比较。在一项研究中，实验参加者眼睁睁地看着由研究人员假扮的另一名实验参加者伊莱恩在学习实验中反复遭受电击。[53]（实验分男女进行，男性看到的是一名叫作查理的男子。）随着实验的进行，伊莱恩表现出明显沮丧的情绪，这时，参加实验的人被告知有机会替代伊莱恩继续实验；同时被告知，除伊莱恩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实验任务，可以选择立刻离开。所以，在这个时候接替伊莱恩的工作，将是一个纯粹的利他行为。在另外一组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还要继续观看伊莱恩遭受另外8次电击。巴特森的理由是，如果人们仅仅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痛苦，不想再看见伊莱恩受罪，才自愿替代伊莱恩进行实验，那么，如果他们有机会离开，可以不再看到伊莱恩接受电击，他们就没有必要出手替换伊莱恩。只有在他们不得不继续目击伊莱恩的痛苦，继续听到她的呻吟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付出自己遭受电击的代价。与克雷布斯的实验一样，实验参加者的同情心受到测试，她们被告知伊莱恩具有与她们相同或者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兴趣（比如，如果实验对象喜欢读《新闻周刊》，那么伊莱恩被说成是喜欢读《时尚》或者《十七岁》）。无疑，当实验参加人感到自己和伊莱恩相像的时候，不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观看她被电击，她们都愿意替换她，让她不再遭受痛苦。如果她们觉得与伊莱恩是不同的人，那么只有在还要继续观看她受苦的情况下，她们才会愿意替代伊莱恩接受电击。此项实验和其他的研究共同证明，人们自私自利地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的目的是解除自己看到他人受罪而感到的痛苦。但是，当他们同情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可以转变为单纯为了解救受害人，无论这样做是否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

    另外还有一组实验测试助人的第二种隐蔽动机，即以前所说的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赞许。[54]在这个实验中，巴特森等人没有再操纵情感，但是，即使人们对同一事件都抱有同情感，每个人同情感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巴特森这次利用了人们同情感的差距。他们让实验参加者听到伊莱恩焦虑地大声抱怨即将到来的电击，然后要求他们指出他们所感受的同情、感动、怜悯、柔情、温情和心软的程度。有些人在所有这些形容词后面都给了高分，另一些人则都给了低分。

    实验正式开始后，伊莱恩已经精疲力竭，失误越来越多，明显地感到沮丧。这时候，研究人员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来评估实验参加者是否出于纯属善意的意愿帮助伊莱恩摆脱困境，或者只是为了想要表现自己的善意。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来评估实验对象的情绪之后，或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有机会让伊莱恩解脱；或者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让伊莱恩结束实验，只是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功劳可以夸耀。对同情伊莱恩的人来说，这两种情况让他们得到同样的解脱感；而对伊莱恩没有同情感的人来说，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让伊莱恩解脱时，他们才感到满足。另外还有一组实验，实验参加者必须在猜字游戏中得到高分才有资格替换伊莱恩，他们或者被告知游戏很容易（因此绝对没有机会造假得低分而逃避），或者被告知游戏很难（因而有机会名正言顺地逃避牺牲）。对伊莱恩没有同情心的人借机逃避，在所谓的难题面前束手无策；而对伊莱恩怀有同情心的人在解“难题”上的得分甚至更优异，因为他们知道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机会替代伊莱恩受苦。所以说，同情感可以产生真正的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感，即视人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在这个实验中，甚至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享受助人为乐的快感这种高尚目的的工具。

    在这些实验中，人们从其他人——实验人制造的痛苦中解救受害者。那么，同情触发的利他行为能否抑制自己利用他人，或者抑制自己报复他人挑衅的欲望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另外的实验中，巴特森让妇女进行一次性囚徒博弈，她们和一位研究人员假扮的匿名对手斗牌，斗牌的结果是以交易形式产生一些抽奖券号码。[55]在大部分情况下，她们采取了博弈论专家所说的最优策略，即背叛对方。她们根据保护自己不受欺骗并能够借机利用对方的原则选择出牌，与根据合作原则出牌相比，这样出牌会让双方都失去更多机会。不过，当实验参加者读过她那位匿名伙伴的一个私人便条之后，激起了对伙伴的同情心，她以合作原则出牌的比率从20%跳升到70%。在后面的实验中，另一组妇女进行“重复囚徒博弈”，这让博弈者有机会以自己的背叛来惩罚背叛的伙伴。对先行背叛的伙伴仍然报之以合作的次数只有5%。但是，如果预先让实验参加者对伙伴抱有同情心，她们就会更愿意宽恕，以德报怨的次数上升到45%。[56]所以说，同情可以减少自相残杀式的对抗和得不偿失的报复。

    在这些实验中，在一种情况下，同情是一个间接变量，由参加人与给定对象（比如伊莱恩）之间价值取向的相似性所决定；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情完全是内生的：研究人员在现场观察到实验参与者的共情反应有差异，有些人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无论原因何在。而理解暴力下降过程的关键是，同情是否可以由外生因素来左右。

    前面说过，同情以及相伴随的负疚和宽恕主要发生在共生关系圈子中。因此，任何能够产生共生关系的东西，也应该能够产生同情。建立共生性的主要手段是引导人们合作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罗伯茨岩洞营交战的男孩子，最后协作将校车拉出泥潭。）很多解决冲突训练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先是将冲突各方带进一种友善的氛围中，让他们有机会进行个人交流，然后交给他们一项共同任务，协商如何能够解决冲突。这些做法都能够激发相互同情，训练班通常要求学员进行变换视角为对方着想的训练。[57]不过，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合作被强加在参与者身上，显然我们不可能让数十亿人加入有人指导的化解冲突训练班。

    最有力量的同情外生触发器，所费有限且俯拾皆是，它就是人们在阅读小说、回忆录、自传和报告文学时产生的角色换位。那么，接下来的共情学问题是，读者对媒介的消费产生了换位思考，但是它是否真的带来了对作家、评论家和他们所描绘的群体的同情呢？巴特森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相信他们正在为大学广播站做市场调研。[58]他们要对一个叫作“个人视角新闻报道”的新节目进行评估。这个新节目的宗旨是“超越当地新闻事件本身，报道事件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实验要求一组参加者“专注于广播的技术层面”,“客观地看待节目所讲述的事实”，不要被受访对象的感情影响；要求另一组参加者“想象受访人对事件的感受和事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人为地操纵换位思考以制造某种同情感。必须承认，这样的操纵很不高明：因为人们在读书和看新闻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但是作家都知道，如果能够引诱观众进入故事主人公的立场，他们就会满怀同情地追随他进入故事情节。所以，对想要成功的剧作家的最好劝告就是“整出个英雄，再给他找些麻烦”。应该说，真正的作品不需要向观众下指令，所谓感人的主角，就是说他能抓住观众的同情心。

    第一组实验显示，换位思考产生的同情和伊莱恩实验中发现的同情一样真诚。[59]实验参加者先是观看了对凯蒂的采访，凯蒂的父母在一起车祸中双双丧生，她只好承担起抚养年幼弟妹的责任。接着，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有机会做些小事情帮助凯蒂，比如照顾孩子，或者开车送她去一些地方。研究人员在志愿计划表上做了些手脚，或者让名单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学生签名准备帮助凯蒂，以此制造同伴压力；或者让名单上只有两个名字，让实验参加者可以毫不羞愧地忽视凯蒂的困难。那些专注于报道技术层面的人只在有很多同学报名帮助凯蒂的时候才志愿提供帮助，而那些仔细听过凯蒂采访的人，不论是否有其他同学报名，都在志愿者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抱有同情是一回事，对一个人所代表的群体产生同情则是另一回事。读者是仅仅对汤姆大叔抱有同情，还是对所有的美国黑人奴隶都抱有同情？是仅仅同情奥利弗·特威斯特（Oliver Twist），还是同情所有的孤儿？是仅仅同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还是同情所有的集中营受害者？在一项有关同情泛化的实验中，学生听到一位年轻女子朱丽讲述她车祸后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遭遇（在进行此项实验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找到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是啊，你们可以想象，这真是挺可怕的。我是说，我每次咳嗽或者感到虚弱时，都会想，是不是到时候了？你知道，就是生命是不是开始衰竭了。有时候我感觉挺好的，但在我脑子的深处，有种恐惧一直在那里。任何一天都可能是走向死亡的（停顿）转折点。我知道——至少是现在——我没有生路。我知道他们在寻找治疗办法——我也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切真是太不公平了，太恐惧了，像一场噩梦。（停顿）我的意思是，我本来觉得自己刚刚才开始生活，突然，我马上就要死了。（停顿）这真叫人受不了。[60]

    稍后，当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对艾滋病人的态度时，换位思考的学生比仅做技术评估的学生有更强烈的同情心，这说明对一个人的同情确实可以扩展到对这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的同情。但是，此处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效果受道德教化的规范，我们从实际生活中可以认识到，同情感不是天然的生理反射。朱丽承认，她因为整整一个夏天没有防护的滥交，才感染上了艾滋病。尽管那些换位思考者仍然对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怀有更大的同情心，但是对感染艾滋病的年轻妇女这个群体却没有太多同情了。以流浪汉为对象的实验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实验参加者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同情心对因疾病而陷于窘困的流浪者和因厌倦工作而流浪的人是不同的。

    接着，心理学家研究团队继续拓展他们的实验，这次他们要看看人们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能有多少同情心。[61]没有人一定想要人们对杀人犯抱有温情，但是，对不值得同情的人怀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也许是反对残忍处罚和滥用死刑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点儿同情心，才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时期的刑罚改革。巴特森并没有到拿精神变态杀人狂来博取同情的地步，他很巧妙地编造了一个典型的常见凶杀案，杀人犯受到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受害人的挑衅。下面是“詹姆斯杀死邻居的故事”：

    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他把垃圾倒在我家后院的篱笆旁边。我在他家房子的侧墙上喷上了红漆。然后，他在我的车库放火，我的车还停在车库里呢。他知道那辆车是我的骄傲和欢乐。那真是我的宝贝，我把它收拾得好好的。我睡醒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可我的车毁了——彻底毁了！而他还在笑！我被气昏了——我没有喊叫；我一声都没有吭，但我浑身哆嗦，站都站不稳了。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他死定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我拿着猎枪，在他家的前廊上等着他。他又笑了起来，说我是个懦夫，说我没有胆子做任何事。但是，我做了。我向他开了4枪。他当时就在门廊上咽了气。警察来的时候，我还拿着枪站在那里。

    （审讯员：你对做过的事情后悔吗？）

    现在？当然了。我知道杀人不对，没有人——包括他在内，应该这样被杀死。但是当时我全部的想法就是不能饶了他——他必受报应，我不想再看见他。（停顿）我向他开抢的时候，心里感到很痛快、很轻松。我觉得自己自由了。不再愤怒，不再害怕，也不再仇恨，但是这种感觉也就有一两分钟吧。他才是得到自由的人，而我要在监狱度过余生了。（停顿）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对杀人犯詹姆斯本人，采取换位思考的学生比做技术评估的学生还是要多一点点同情，但对杀人犯这个群体，无论是换位思考还是技术观察，两组学生的态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意料之中还有意外。一两周后，参加实验的学生突然接到一个有关监狱改造的民调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乔装改扮的巴特森实验研究人员，不过没有学生想到这一点。）民调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对谋杀犯的态度，它与学生实验问卷上的问题极为相似。研究人员希望在这个时间间隔上，显出换位思考的效果。那些在一两周之前尝试站在詹姆斯的角度看问题的学生对谋杀犯明显抱有更大的同情。研究人员称所追踪的这种延迟影响为“睡眠者效应”。当人们突然接触到原来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却能够改变他们态度的信息时，比如本案中对杀人犯怀有某种温情，他们意识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影响，因此有意识地加以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防线松懈了，内心的变化开始浮现。此项研究的要点在于，听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设身处地地进入他的角色，即使这个人属于被人们极端厌恶的群体，人们还是会真诚地对他和他所属的群体抱有更多同情——即使不能在听到他的故事后立刻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一个人际交往密切的世界上，人们有很多渠道接触陌生人的故事，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媒体的采访，还有各种回忆录和自传。那么，虚构世界的那部分信息流——让观众心甘情愿遭受折磨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又如何呢？听故事的愉悦来自听者进入角色，然后对比各种不同角色的立场，比如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立场、讲故事的人的立场和读者自己的立场。小说是不是一条扩张共情的隐秘途径？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的散文中为这一心理假说进行过辩护：

    只有已经具备同情心和道德情操的人才能感悟理论和数字的感召力，但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展现的人类生活画面，可以让最平凡和最自私的人心动，让他们关切他们身外的世界，这或许可以叫作道德情操的原料。当司各特将我们带入走运佬马克雷白克特的小村舍，或者给我们讲述《两只鸽子》的故事；当华兹华斯向我们吟诵《苏珊的幻想》；当金斯利向我们展示奥尔顿·洛克如何可怜巴巴地凝望着大门，门外的大路通向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树林；当霍农描画出一群清扫烟囱的人，就沟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打破粗暴的排他性而言；他们的作品，超过了成百上千次布道和成百上千篇哲学论文。艺术最贴近生活，它让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不断丰富我们人生的体验，不断扩展我们与同胞的交往。[62]

    当代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心理学家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和基思·奥特利（Keith Oatley）等人强烈主张阅读小说是共情扩展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人道主义进步的力量。[63]人们也许会认为，文学理论家会加入他们的阵营，全力证明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而在这个时代，学生和资金居然纷纷弃文学而去。但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比如《共情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的作者苏珊·基恩，对于阅读小说能够提升道德的建议甚至感到恼怒。在他们眼中，这种观点太庸俗、太功利、太低级趣味、太煽情、太奥普拉——太哗众取宠了！他们指出，阅读小说，迫不及待地看着书中反面人物倒霉遭殃，同样可以培养幸灾乐祸的情感。它可以强化对“另外那些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它甚至可能分流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关注，将同情转向不存在的虚构受害者。他们还表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闹出一大堆实验室数据来显示杜撰的作品可以共情。马尔、奥特利和他们的合作者都证明阅读小说的人在共情和社交机敏度测试中得分较高，但是这种相关性不能说明到底是阅读小说让他们更富有同情心，还是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喜欢阅读小说。[64]

    如果虚构的体验不能产生真实体验一样的效果，那倒是让人觉得奇怪了，因为人们经常在自己的记忆中混淆两者。[65]有几项实验说明小说确实可以扩展同情。巴特森所做的一项广播节目实验中有一个对瘾君子的采访，参加实验的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被告知这位瘾君子真有其人，另一组被告知是演员在表演。[66]凡是被要求换位思考的听众都对瘾君子抱有更大的同情，不论他是真人现身还是演员表演（虽然在被告知是真实人物时，同情增多了些）。而在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手中，虚构的人物甚至能够比真人有更强烈的感染力。文学理论家杰梅扬·哈克穆尔德（Jèmeljan Hakemulder）在他的著作《道德实验室》（The Moral Laboratory）一书中说，在实验中，实验参加者阅读了事实相同但题材不同的作品。作品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悲惨处境，他们或者是通过马里克·默克戴姆（Malike Mokkeddem）的小说《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的主人公的眼睛接触事实，或者是通过冉·古德温（Jan Goodwin）的纪实报告《荣誉的代价》（Price of Honor）来了解情况。[67]阅读小说的人比阅读纪实报告的人变得更加同情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因为他们更少将妇女的困境归咎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些实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道主义革命的编年表恰好排在通俗小说流行之后，不完全是一种巧合：换位思考确实有助于扩展同情圈。

    * * *

    共情研究已经证明，同情可以推动真正的利他主义，对个体的遭遇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可以扩展至个体所在的群体，这个个体甚至可以只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人们一直在揣测，是对人类苦难的感受，以及减轻其苦难的真挚愿望推动了人道主义改革，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猜测。正因为如此，对历史上多种暴力下降的解释必须考虑到换位思考的认知过程和同情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这里所谈的暴力涉及有组织的暴力，例如残酷刑罚、奴隶制、滥用死刑；涉及日常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儿童、同性恋、少数族裔和动物的虐待；还涉及杀人如麻的战争、征服和种族清洗。

    同时，研究还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共情时代”或者“共情文明”作为解决我们问题的手段。共情也有它的阴暗面。[68]

    首先，当共情与社会的基本原则——公平相抵触的时候，它会危害人类的福祉。巴特森发现，当人们对身患重症的10岁小姑娘谢里产生共情后，他们选择让谢里跳过其他排队等候的孩子先得到治疗，尽管其他孩子的病情更重，已经等候了更长时间。共情在这里等于将其他孩子交给死亡和痛苦，仅仅因为共情者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那些知道谢里的遭遇但没有对她产生共情的人，做出的决定反而更公正。[69]其他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巴特森还发现，在公共品博弈中（成员向公库上交资源，公库获利后向成员进行再分配），博弈者可能对其他成员产生共情，比如读到报道说这位女子刚刚和男友分手了，于是将本应交给公库的资源转给这位女子；对公库贡献的减少，损害了所有成员的利益。[70]

    共情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实验室的兴趣所在，在真实世界，它可能产生沉重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和政府雇员对自己的亲族和密友产生共情，关切地向他们发放特殊津贴，而不是铁面无私地分配给陌生人，社会将因此陷于灾难。裙带关系不仅侵蚀警察、政府和企业的生命力，而且在家族和种族之间开启对生活必需品的零和竞争，这样的竞争必定走向暴力。现代组织的核心是承担抽象的委托义务，而这些义务超越所有的共情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为谋求普世人类福祉的力量，共情过于狭隘。虽然有镜像神经元，但共情不是生理的自然反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泛起同情心。共情像开关一样，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甚至走向反面，它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怜可爱、容貌俊秀、亲族、朋友、相似的人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都可以激发共情。虽然共情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但巴特森警告过，其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为时可能非常短暂。[71]期望人类的共情梯度可以平展扩张、无限伸延，人们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这曾是20世纪的乌托邦梦想，它实际上要求对人性进行不切实际的压制，而压制的结果还未必如愿。[72]

    压制人性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扩展共情圈不等于说我们必须对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感同身受。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我们的共情可以勉强铺张开来，伸展向更远的人群，但这样肯定会导致情感不堪重负，怜悯心产生疲劳。[73]《旧约》指示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新约》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但道德理性似乎应该是：爱你的邻居和敌人，因此不要去杀害他们。坦率地说，我不爱我的邻居，更不要说敌人了。所以，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不要杀害你的邻居和敌人，即使你完全不爱他们。

    真正得到扩展的与其说是共情圈，不如说是权利圈——对其他生命做出承诺，不论这些生命与我们多么不同、多么疏远，都应该免于被伤害和被剥夺。在激发人们的良知，关切受歧视集团方面，共情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光有这些良知的感悟是不够的。共情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它推动改变了决定社会如何对待这些团体成员的政策和规则。在历史上有些关键时刻，对生命价值的新感受很可能扭转精英的决策和大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将在本书讨论理性的部分看到，要克服共情固有的狭隘性，非常需要抽象的道德讨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政策和规则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共情则成为非必需品。事实上，共情就像爱，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自制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奥德修斯将自己捆缚在桅杆上，蚂蚁储存食物时蚱蜢尽展歌喉，圣奥古斯丁祈祷“求主让我贞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为自制而挣扎。在当今世界，自制成为越来越紧要的美德，因为我们已经驯服了自然的灾难，我们的痛苦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暴饮暴食、抽烟、聚赌、透支信用卡、轻薄滥情，沉溺于海洛因、可卡因和电子邮件不能自拔。

    暴力也是一个自制力的问题。研究人员罗列了长长的暴力风险因素，包括自私、羞辱、嫉妒、部落偏见、挫折感、拥挤、热天气以及雄性。当然，世界上大致有一半的生命是雄性，我们都被羞辱过，都有嫉妒心，都遭遇过挫折，或者都在还没出拳时就已经被吓出一身冷汗。无处不在的凶杀幻想也说明，我们不能消灭暴力的诱惑，只不过是学会了抵制这种诱惑而已。

    现代欧洲的凶杀率下降到中世纪欧洲的1/30，自制力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历史性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讲到过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国家权力的巩固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扭转了激励机制，让人们放弃了强盗生意；它也向人们不断地灌输自制伦理，终于让克制和得体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人们控制住自己不再在衣橱里小便，不再在公共场合性交，不再在餐桌旁放屁，不再抱着骨头大啃，啃到一半又把骨头放回到菜盘子里的同时，也控制住自己不再在餐桌上互相动刀子和互相割掉鼻子。在荣誉文化中，受到羞辱立刻施以报复的人受到尊敬，而在尊严文化中，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的人才值得尊重。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去殖民化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暴力增加的同时，人们也不再珍视自制力，长者不再遵纪守法，年轻人更可以肆意妄为。

    缺乏自制也会带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很多愚蠢的战争和动乱的起因都是领袖或社群对某人某事大肆鞭挞，其实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已经对自己的出言不逊而感到后悔。这里列举两个典型的实例：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非裔在自己的社区放火抢劫；2006年，真主党发动一次袭击之后，以色列彻底摧毁了黎巴嫩的基础设施。[74]

    在本节中，我将以在前一节探究共情是否支持扩展同情圈的方式，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自制力，论证它是否支持“文明进程论”。文明进程论，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自我理论，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做出了若干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将逐一进行检视。大脑里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冲动和自制的竞争系统？对于人类的种种恶习，从暴饮暴食到滥交再到拖延症，从小偷小摸到严重侵犯，自制力是不是驯服它们的唯一力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个人是否有办法增强自己的自制力？自制力的调整是否能够遍布全社会，从而改造社会的特性，形成新的自我约束？

    * * *

    让我们先来理解自制力这个概念，以及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是非理性的。[75]首先，让我们撇开纯粹的自私自利，即损人利己，我们要观察的是自我放纵，即为了自己眼前的愉快而给自己带来长期的伤害。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美食，明天的脂肪；今天的尼古丁，明天的癌症；今天歌舞狂欢，明天要付乐师的账单；今天性交，明天怀孕、得性病或者嫉妒；今天大打出手，明天就生活在瓦砾之中。

    及时行乐并不一定是非理性。说到底，星期二的你和星期三的你相比，不会因为在星期二吃了一块巧克力就缺点儿什么。相反，星期二的你可能因此更有价值。如果那块巧克力足够大，帮你填饱肚子，星期二吃了它让你不再饥肠辘辘，而把它留到星期三，则意味着你星期二可能要挨饿。再说，你克制自己在星期二享用这块巧克力的欲望，但你可能当晚长眠不醒，无论是星期二的你，还是星期三的你，都永远没有机会享用这块巧克力了。最后，你将巧克力藏起来，它还有可能变质，也可能失窃，反正让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都尝不到一点儿甜头。

    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及时行乐也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出钱，一定要收取利息。明天的1美元比今天的1美元价值要低（即使我们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利息就是我们给两者之差决定的价格。人们按照单位时间内固定利率计算利息，也就是说，它是利上加利，或者叫作呈指数增加。利息补偿了人们在收回本金之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本金所失去的价值，这种贬值也呈指数形态。为什么会呈指数变化呢？每过去一天，你都有可能死亡，借款人也可能逃匿或者破产，你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这笔钱财了。而每过去一天，发生这些不幸事件的概率就增加一点儿，你要求的补偿也因此相应地翻番。至于享乐，对理性人来说，如果必须在纵情今朝还是快乐明天之间做决定，那么，只有在明天的快乐呈指数放大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快乐明天。换句话说，是理性人，就应该对未来打折扣，以放弃某些第二天打了折扣的快乐为代价，享受一下今天的快乐。为了能够在90岁的生日晚会上挥霍一把，而让一个人节衣缩食一辈子，这可太没有意思了！

    只有在我们过分忽视未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将未来的自己过分贬值，以至于在未来的自己还可能活着享受储蓄的时候，已经将储蓄挥霍一空时，这时的自我放纵才成为一种非理性。在数学意义上，有一个最佳未来折现率，亦即最佳利率——它计算了人的预期寿命，保有储蓄的可能性，你的资源最多能够维持多少时间，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比如年富力强的时候和年老体衰的时候），你能享用的资源。“吃喝玩乐吧，反正我们明天都是要死的”这个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肯定我们明天就会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还有明天，而我们却像没有明天一样暴饮暴食，那就是非理性的。过度的自我放纵，缺乏自制，是让我们自己的未来过度贬值，等于是为我们放弃的某些快乐索取过高的利息。没有任何合理的利息率，能够让我们20岁时抽烟的快乐与50岁时癌症的痛苦等价。

    当今社会人类缺乏自制力的行为，大多来自折现未来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很可能是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当时我们祖先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的寿命很短，也没有多少储备手段能够应付数年之后的需要。[76]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人们只能听天由命的情况下，他们为退休所存的积蓄非常之少，仿佛总是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77]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提出了“自由意志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理论，其依据正在于此。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在人民的同意之下——在人民的现在和人民的未来之间实行倾斜性政策。[78]实例之一是将加入退休金计划作为工资单上的一项自动预置，让人们选择退出计划，而不是让人们选择加入计划。另外一个实例就是将销售税转嫁到最不健康的食品上。

    但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还不仅是过分地无视未来。如果我们只是将未来的自己过度贬值，我们也许是做了不利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和其他可能性的流逝而变化。如果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大声喊叫说“立刻上甜品”，这个声音完全淹没了小声嘟囔的“脂肪脂肪”，那么，不论是在5分钟内拿到甜品，还是在5个小时内拿到甜品，结果都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偏好可以随着对象是否立等可取而变换，这种现象也称为“近视贴现”（myopic discounting）。[79]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填写次日早餐的订单，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无脂酸奶加水果，但如果是站在自助早餐的食台前，我们却会挑选煎五花咸肉和牛角酥。许多实验显示，很多生物都有同样的倾向，即在两个遥远的收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宁愿选择较大的收益，即使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比如，如果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在一个7天内得到10美元，第二个是在8天内得到11美元，你会选择第二个。但是，如果两个选择近在眼前，人们就会失去自制力，偏好发生变化，我们会选择立刻到手的好处，哪怕分量小一些，而放弃还要等待更长时间的那个好处，哪怕它的数量会大一些：就是今天，10美元！宁愿今天立刻到手10美元，也不想等到明天拿11美元。对单纯的贴现未来而言，只要贴现率合理，选择贴现就是合理的，但近视贴现与此不同，近视带来的偏好逆转，绝对没有理性可言。而所有的生物都是近视的。

    喜欢数学思维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用数学解释近视偏好反转，他们认为，生物进行的是“双曲线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而不是更理性的指数贴现。[80]当我们为自己的未来计算折旧的时候，并不是在必须等待的每个单位时间内，将回报的主观价值重复乘上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即第一步是为折扣原值的一半，然后折旧1/4、1/8、1/16等等，而是用递减折旧率计算每个时间单位的主观原值，即表现为首先是原值折扣一半，然后是1/3、1/4、1/5，以此类推。在定量表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更直观和定性地表述这个观点。双曲线是一条有一个突凸的曲线，如同一条陡直下降的曲线和另一条几乎平缓的曲线焊接在一起。而指数曲线则像是一条斜率不变的平滑下降的滑雪道。这一数学解释和心理学对近视贴现的解释相一致，有心理学理论认为近视贴现来自大脑的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处理当下的享受，另一个处理遥远的或者完全假想的享受。[81]托马斯·谢林这样说：“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仿佛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想要一个干净的肺，长命百岁，另一个自我则酷爱烟草；或者一个自我想要身材苗条，另一个则喜爱甜食；或者一个自我想要阅读亚当·斯密来提高自己……另一个只想看个电视上的老电影。”[82]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自我的理论，以及俗话说的人类的过失是身体内有小魔鬼在捣乱的结果（“我真是中了邪了”），都是对自制力如同脑子里有小人在打架一样的直觉描述。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以孩子为对象进行了近视贴现的实验研究，他让孩子们在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和15分钟后得到两颗棉花糖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他们认为，即刻享用的渴望来自大脑的“热系统”，而等待的耐心来自“冷系统”。[83]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脑的冷热两个系统的轮廓：大脑的边缘系统（图8-2显示了这一系统的主要部分）和脑额叶部分（见图8-3）。边缘系统包括愤怒回路、恐惧回路和优势回路，它们从中脑穿过下丘脑直到杏仁核；属于边缘系统的还有受多巴胺驱动的寻求回路，它从中脑穿过下丘脑到达大脑纹状体。两条路径均与眶额皮层和脑额叶有双向的联系，而眶额皮层和脑额叶调控着这些情感回路的活动，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我们能否说，自制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和脑额叶之间的一场拔河赛？

    2004年，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和乔治·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心理学家萨缪尔·麦克卢尔（Samuel Mc-Clure）和神经成像专家乔纳森·科恩组成的课题小组试图通过两个大脑系统之间的较量解释近视贴现之谜。他们将两个系统命名为“边缘蚱蜢”（limbic grasshoper）和“脑额叶蚂蚁”（frontal lobeant）。[84]参加实验的人躺在扫描仪下对两笔奖赏进行选择，比如说，或者很快可以得到5美元，或者等几个星期得到40美元。研究人员想知道，大脑对于“在立刻拿到5美元2两周后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与“2周内拿到5美元和6周内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的处理是否不同。答案是，确实不同。在唾手可得的满足感面前，立刻满足的可能性让实验对象的大脑纹状体和内侧眶额皮层部分闪闪发亮。而两种选择都会让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发亮，脑额叶的这个部分负担较冷静的更有意识的信息。更妙的是，神经成像专家可以清晰地读出实验对象的想法。当他们的侧前额叶皮层比边缘系统更活跃的时候，他们抗住诱惑，选择延迟但更大的收获；当边缘体和侧前额叶同样活跃甚至更活跃的时候，他们屈服于眼前的诱惑，选择尽管数量较小却可以最快到手的收获。

    如图8-3中前部发达的大脑显示，前额叶包括许多部件，构造复杂，它们涉及多重自制功能。[85]前额叶的最后端，即连接顶叶的部位，就是所谓的运动神经，它控制全身的肌肉。紧挨在运动神经前面的是运动前区，承担组织运动指令，形成更复杂的运动形式；人们最早就是在这个区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在这个区域之前的部位被称为“前额叶皮层”，它包括我们已经反复提及的背外侧、眶额/腹内侧皮层区域，以及左右两个大脑顶端的额极。额极有时候也被称为“前额叶之前额叶”，当人们选择放弃即刻但较小的收获，追求延迟但更大的收获时，额极连同背外侧皮层特别活跃。[86]

    与那些把自己的学生塞进扫描仪的科学家相比，对前额叶与自制力之间关系的新发现，丝毫没有让传统的神经病学，即那些治疗脑伤的神经科医生感到惊讶。很多脑外伤病人的病因都是过度折扣了自己的未来，开车不系安全带，或者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为了早一秒钟上路，或者为了风撩头皮的快感，他们放弃了未来的更大收益——免于事故，保住自己的前额叶完整无损。这笔交易实在太不划算了。据说，前额叶受伤的病人都变得刺激驱动。他们看见梳子，会立刻拿起来梳理自己的头发；只要眼前有食物，就忍不住要向嘴里送；让他们冲澡，不去叫他们出来，他们就会一直站在淋浴喷头下面。完好的前额叶是人们摆脱刺激性控制的前提，它负担着让人们的行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和计划的功能。

    当头部受到硬物撞击，前额叶与颅骨发生冲击后会受到严重损伤。在美国铁路工头菲尼亚斯·盖奇遭受的意外中，一根钢钎扎穿了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皮层，但没有伤及外侧和最前端的部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前额叶的不同部位涉及不同的自制力。盖奇的记录显示，他丧失了“智能和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今天的神经学家也认为，眶额皮层负担着协调情感和行为的主要功能。眶额皮层受损的病人变得冲动，不负责任，不能集中注意力，社交失态，有时候甚至变得暴力。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这种病状的症结是病人对情感信号缺乏敏感。他证明，这些病人在牌桌上出牌的时候，无论输赢概率，他们都不会冒冷汗，而正常人在输钱风险特大的时候，都会有紧张冒汗的体验。[87]这种情感驱动的自制——我们将之称为忧患（apprehension）——有着古老的进化历史，哺乳动物如老鼠都有非常发达的眶额皮层（见图8-1）。

    但是，还存在着更冷静的、规则驱动的自制力，前额叶的外层和最前端部位承担这类自制力的调控，这部分大脑主要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才出现的。[88]我们已经看到，当涉及在两个延后的享受之间进行选择时，以及是在扳动脱轨车厢的行车道岔撞死1名工人，或者任车厢留在原轨道上撞死5名工人之间进行选择时，背外侧额叶皮层负责对成本收益进行理性计算。[89]额极在指令链上居于更高的地位，人类的生活充满各种欲求之间的竞争，神经科学家认为额极让这些竞争顺利地展开。[90]每当我们同时面临多重任务，探索新的问题，恢复中断的话题，或者每当我们在梦想和专注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额极开始活跃介入。额极让我们能够分神关注一个杂念，然后又跳回原来正在进行的工作，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缺少一味原料中断烹饪，跑到商店买回作料后再接着烹炸煎炒。神经科学家艾蒂安·克什兰（Etienne Koechlin）对前额叶的功能做了这样的总结：它最后端的部位负责对刺激做出反应；侧额叶负责处理故事的背景环境，额极则专注于故事的主要情节本身。具体说，当电话铃声响起，我们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刺激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是在朋友家中做客，我们会任凭电话铃声一直响下去，直到主人自己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场景进行回应。如果我们的朋友正在洗澡，告诉我们替他接一下电话，这是我们对具体的情节做出反应。

    这几个层次的自制力发生故障时，就会导致冲动型暴力。拿对儿童进行粗暴体罚来说，反对暴力已经是现代西方的父母固有的准则，他们对打孩子这样的想法几乎会产生生理反感，这可以说是眶额皮层做出的反应。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下的父母（比如那些会对孩子说“等你爸爸回家再说”的母亲）也许会根据孩子捣蛋的程度来调整自己对打孩子的态度，比如孩子是在家中闯祸还是在外面闯祸；如果是在家里调皮，当时家中是否有客人在场。自制力比较弱的父母，或者认为孩子的行为让他们无法容忍的父母，有可能大发雷霆，就是说他们大脑内的愤怒回路挣脱了前额叶的控制，将孩子痛揍一顿，下手之重，这些父母自己事后也会后悔莫及。

    艾德里安·雷尼以前曾经发现，精神变态者和冲动型杀人犯或者眶额皮层部位很小，或者反应迟钝。他最近又进行了一项神经成像实验。实验证明，来自边缘系统的冲动和来自前额叶的自制力出现失衡会导致暴力。[91]他对一群殴打妻子的丈夫进行了脑扫描，让他们看一些带有负面情感色彩的单词印刷图片，例如愤怒、仇恨、恐怖和惧怕等，告诉他们尽量忽略单词的含义，只要指出单词的印刷颜色 [此类测试注意力的方式被称为“叫色测试”（Stroop task）]。家暴男子在指出颜色的时候反应迟缓，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激愤，对负面情感词汇超级敏感。正常人可以毫不延迟地指出印刷字体的颜色，完全不受词汇含义的影响；与这些正常人的大脑相比，家暴男子的边缘系统（包括脑岛和纹状体）更加活跃，而背外侧额叶皮层则比较迟钝。我们可以猜测在冲动型攻击者的大脑中，来自边缘系统的进攻性冲动较强烈，前额叶操控的自制力却较弱。

    * * *

    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缺乏自制力，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曾卷入暴力行为。但即使在非暴力的大多数人中，也有些人的自制力强过另外一些人。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其他特质比自制力更能预示一个人的健康和成功了。[92]沃尔特·米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推迟享受进行了实验。在实验中，他给孩子们两个选择：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或者等一会儿得到两颗棉花糖。他一直追踪着这些参加实验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93]10年之后，对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再次进行实验的结果证明，在棉花糖实验中显示出较强意志力的孩子，青春期调整顺利，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分数更高，在校就读的时间更长。十几二十年后，这些孩子已经进入成年，那些有耐心的孩子，成年后很少服用可卡因，有更强的自尊心，人际关系更好，懂得如何应对压力，很少有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有更高的学位，挣钱也更多。

    其他对样本更大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成年人都能做到为两颗棉花糖多忍耐一会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是今天拿到5美元还是等两周之后拿40美元”时，他们同样遇到了挑战。莱布森、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克里斯·柯比（Kris Kirby）、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其他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选择延后但是更大回报的人，也是学习成绩更好、体重更轻、抽烟少、锻炼多、每个月都付清信用卡账单的人。[94]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测度自制力。[95]他们让大学生对下述这些句子进行评级来暴露自己的自制力：

    我有抵御诱惑的能力。

    我心里想什么都忍不住要说出来。

    我从来不会失去自制。

    我总是随心所欲。

    我太容易发脾气。

    我守不住秘密。

    如果我行动前能停下来想一想就好了。

    我太贪玩了，经常因此不能完成工作。

    我总是很准时。

    研究人员对评级中迎合社会偏好的倾向进行校正，将各种反应综合为一个测度习惯性自制力的单一指标。他们发现，得分高的学生往往学习成绩好，很少有饮食失调问题，较少饮酒，较少有身心病痛，很少精神紧张、抑郁、恐惧和偏执，有较强的自尊和良知，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有稳定的朋友，较少发生事后后悔的性关系，不太能够想象自己婚姻出轨欺骗配偶，较少有“发泄”或者“出气”的需要，更多感到愧疚，但很少感到羞耻。[96]有自制力的人更能够替他人着想，虽然他们具有同样的同情心，但他们对他人困境的反应不会太紧张。通常认为，那些自制力太强的人紧张、压抑、神经质、不善交往，强迫症人格，性心理停留在性心理发育阶段。但事实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自制力越强，他们生活得越好。自制力评级最高的人心理也最健康。

    自制力弱的人是否容易行使暴力？至少有间接的证据显示答案是肯定的。第3章中我们谈过的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Michael Gottfredson）、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詹姆斯·Q.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所推崇的犯罪理论，即犯罪的人也是自制力最弱的人。[97]他们总是经受不住眼前来路不正的小诱惑，不肯等待需要长期诚实耕耘的果实，比如远离监狱。暴力型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往往有违反校规的历史，他们很容易卷入证明他们缺乏自制力的各种麻烦，比如酒驾、吸毒酗酒、事故、考试不及格、滥交、失业，以及一些非暴力的犯罪，比如盗窃、破坏他人财产和偷车。许多暴力犯罪都属于典型的冲动型。一个人本来只是要到店里买包香烟，结果却头脑发热掏出枪抢劫了收银机，或者受到某人的谩骂或侮辱，拔出刀捅死了挑衅者。

    为了说明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表示心理学上的自制力与犯罪学上的自制力两个概念相符合；前一个概念以选择即时的小报偿或选择未来的大报偿来衡量，或者以自我冲动评级来衡量，而后一个概念以实际发生的暴力为量度。米歇尔检测了城市初中里的孩子，他发现那些能够为得到更多巧克力糖豆而等候更长时间的孩子，更少卷入打架或与同伴发生冲突。[98]很多对老师给学生评语所做的研究证实，在老师眼中，冲动的孩子往往具有较强的进攻性。[99]心理学家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泰里·莫菲特（Terri Moffitt）做过一项特别富有信息量的研究，他们对新西兰但尼丁市1972年和1973年出生的全部儿童进行追踪。[100]在3岁时被鉴定为“低度控制”（undercontrolled），即冲动、焦躁、抗拒性、不能集中注意力和情绪波动的儿童进入21岁后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高很多。（这项研究没有区分犯罪是不是暴力犯罪，但对同一样本进行的后续研究显示，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高度相关。）[101]导致这些人高犯罪倾向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他们对行为后果的预期非常不同。根据他们对问卷的回答，控制力低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连续犯罪后被抓获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认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失去亲友尊重的可能性也很小。

    青少年时期是自制力不断增长的时期，他们选择放弃眼前的小甜头，得到未来更大报偿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种变化影响到青少年的犯罪轨迹。产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大脑的发育成熟。20岁之前，前额叶皮层的各种连接尚未完成，外侧和额极区是大脑中最后发育成熟的部位。[102]但是自制力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自制力是导致行为不端的唯一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麻烦应该越来越少，而事实并非如此。暴力不仅和自制力有关，而且和行使自制力的欲望有关。[103]青春期也是被称为“寻求刺激”（sensation-seeking）冲动发生涨落的年纪，这一冲动的动力来自大脑中寻求回路的活动。其活跃程度在18岁时达到峰值。[104]受睾丸素支配的雄性间竞争在青春期也处于上升状态。[105]虽然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大脑前额叶开始成熟，但对感官刺激和竞争的追求很可能压倒自制力的增长，让年轻人表现得更加暴力。长期而言，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年轻人终于明白追求刺激和竞争要付出代价，而自制则带来收获，此时自制力才会占上风。青少年犯罪的弧线是这几种动能合力的结果。[106]

    所以，自制力从幼年起就是表现人和人之间差异的一种稳定的特质。至今还没有人对双胞胎和领养儿童进行过自制力行为研究，例如孩子面对棉花糖的诱惑以及其他对成人的类似标准实验，而探讨自制力的遗传性非常需要有这样的研究。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自制力和遗传有关，因为差不多每一种心理特质都具有部分遗传性。[107]自制和智力具有某种相关性（在-1和1的区间内，相关系数为0.23左右），两个特质都依赖于大脑的同一部位，虽然依赖的方式不完全相同。[108]智力本身与犯罪高度相关——比较迟钝的人既更多地行使暴力，也更多地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高自制力到底是高智力的结果，还是高智力的原因，这两个特质对非暴力各有其作用。[109]说明自制力具有遗传性的另一个线索是，以缺乏自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此病症也与违法乱纪和犯罪有关联）为代表的症候属于遗传性非常强的人格特质。[110]

    就我们目前所知，缺乏自制力走向暴力的证据所证明的是相关性。因为人们发现，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缺少自制力，而这些人也更容易行为不端、发怒和犯罪。但是，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自制力弱的人更倾向犯罪也许是因为他们智力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太糟糕，或许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宏观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某一个因人而异的特质无法解释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暴力水平发生了变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证明个人放松自制会产生什么样的暴力结果。我们还必须能够证明，人民和社会能够不断地培养自制力，以此制约暴力。下面，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些此前没有留意到的关系。

    * * *

    一个人和一种欲望做斗争，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许多有关自制的成语和词语都表现出自制是一种力量，比如意志力、毅力、意志坚强和自我抵制。语言学家勒·塔尔梅（Len Talmy）已经说过，有关自制的词语均来自与力量有关的语言，仿佛自制力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小人，正在与顽强的对手进行肉搏。[111]我们在语言中使用同样的句型说萨莉强行推开了门和萨莉强迫自己继续工作，比菲控制住自己的狗和比菲控制住自己没有发脾气。还有很多概念隐喻，比如“自制就是力量”。人们发现这一隐喻实际上有着神经生物学的真实依据。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在一系列出色的实验中证明，自制就像是人体的肌肉，会变得疲劳。让我引用他们的一篇论文中方法论部分的片段，这些文字翔实地说明了他们的实验过程：

    实验参加者报名参加一项有关味觉的实验。研究人员为每一名参加者安排一次个人测试时间，要求参加者在测试之前少吃一顿饭，保证三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任何东西。

    研究人员在实验参加者到达之前精心布置了实验场地。一个小烤箱里烘烤着巧克力饼干。整个房间弥漫着新烘焙糕点的诱人香味。实验参加者落座的桌子上摆着另外两种食物，一盘是巧克力饼干配着巧克力糖，还有一碗红白小萝卜。[112]

    主题故事是，这是关于感觉记忆的实验，参加者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中的一种进行体验，一小段时间后，回忆味道的品质。研究人员告诉一半的实验参加者吃两三块饼干，告诉另一半实验参加者吃两三颗小萝卜。做完说明后，她离开房间，从单向视窗后观察实验对象，确认他们没有违规。论文中有如下记载：“他们中有些人明确地表现出对巧克力的兴趣，不过只是眼馋地看着盘子中的巧克力，有几位甚至拿起巧克力饼干闻了闻。”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为了测试味觉记忆，他们要坐在那里等候15分钟。在这段时间，他们做用铅笔描画几何图形的解谜游戏，游戏要求是描线不得重复，铅笔不能离开纸面。为了增加心理压力，研究人员给实验对象的都是些无解的游戏题，旨在测试他们在放弃之前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品尝饼干的人在游戏上投入18.9分钟，进行了34.3次尝试，而吃小萝卜的人在游戏上花了8.4分钟，进行了19.4次尝试。可以说，吃小萝卜的人在抗拒饼干诱惑上消耗了太多精力，以至于没有更多的耐心尝试解谜了。鲍迈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这里的自我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即控制激情的自我意识。

    这项研究受到很多争议：也许吃萝卜的人只是感到沮丧，或者气愤，或者情绪不佳，或者就是饿了。但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逐一回应了这些批评，随后10年不断积累的大量实验证明，从事任何需要一定毅力的工作，都会妨碍同时完成另外一项也需要毅力的工作。下面是几项消耗自我的工作：

    .说出一个颜色词的印刷颜色（比如蓝色印刷的“红”字），不要受颜色词本身的影响（即“叫色测试”）。

    .两个相邻的屏幕，一个上面播放一出喜剧录像，实验参加者被要求不要注意喜剧，集中注意力跟踪另一个屏幕上移动的方格，就像玩猜豆子游戏。

    .就“为什么应该涨学费”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演讲稿。

    .写一篇散文，描述一个胖子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要不落俗套。

    .看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德博拉·温格在死前和孩子道别的场景，但不能表现出任何感情。

    .让一个有种族偏见的人长时间地与一位美国非裔谈话。

    .写下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同时不能想起北极熊。[113]

    下面是人们丧失意志力的结果：

    .在用手挤压一杆把柄的同时做拼字游戏，或者看着一部绝对无聊的电影——片子的全部内容就是桌子上放着一只盒子，人们会在较短时间里提出放弃。

    .在味觉实验中品尝了一勺冰激凌之后，违背自己的节食规则，吃了更多的冰激凌。

    .在品酒实验中多喝啤酒，尽管马上就要参加模拟驾驶考试。

    .在拼字游戏中无法克制性意识，比如将“NISEP”这5个字母拼成“penis”（阴茎），而不是“spine”（脊椎）。

    .无法在教别人打高尔夫球推杆入洞的同时和另外一个人谈话。

    .在看到让自己心动的手表、汽车和游艇的时候，出价超过原来的预算。

    .在参加有关口香糖、糖果、玉米薄脆片或者和纸牌游戏有关的研究中，每当有研究人员调皮地减价推销这些东西，实验参加者往往将刚刚挣到的小钱花个精光。

    通过设定不同的控制条件，心理学家可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比如疲劳、难度、情绪和缺乏自信。测度的唯一共性是需要多大的自制力。

    这项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自制力可以掩盖个体之间的差异。[114]所以，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文化诋毁节制和自制力，同时抨击社会的一致性，大家推崇的口号是“做你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是社会所坚持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制完成这件事情。如果自制让个性扁平化，我们也可以预测，一旦自我消耗殆尽，个性会反弹回来。而这正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一个现象。在“品尝冰激凌实验”中，在事先没有提醒实验参加者注意克制自己的情况下，节食的人和饮食正常的人吃下相同分量的冰激凌。但在意志力被消耗的情况下，节食的人会吃下更多冰激凌。“自我消耗”凸显出的个体差异还包括偏见水平不同的人固守成见的程度不同，酒鬼和饮酒适度的人在实验中喝下的啤酒数量不同，以及羞涩的人和开朗的人持续聊天闲扯的时间长短不同。

    鲍迈斯特的小组还证实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人——特别是男人，在控制性欲方面需要调动意志力。[115]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评估了两个人在发生一夜情式的随意性交之前，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接近程度。不仅个体之间有差别，男女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伍迪·艾伦影片中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对这一差别的写照：黛安娜·基顿说，“我相信，没有爱的性体验毫无意义”，伍迪·艾伦回答，“是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体验也是体验，而且是最好的体验之一”。在此项研究的实验参加者中，研究人员先让一半的人经受了自我消耗——根据不断变换的规则玩串字游戏，然后告诉所有人，让他们想象自己本来正与某人发展着浪漫关系，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和另一位极具魅力的异性在酒店房间里相会。接着，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想象自己屈服于性的诱惑。不论是否经受过自我消耗，凡是认为没有爱的性关系毫无意义的人（不分性别）都想象自己会抵制诱惑。但是，对那些接受一夜情式性关系的人来说，瞬间的意志软弱则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他们刚刚经过自我消耗，他们中很多人会想象自己屈服于诱惑。

    两性之间在此问题上有巨大的差别。当人们意志力旺盛的时候，男女之间没有区别，两性都抗拒想象的不忠；当人们的意志力被消磨之后，女性仍然继续拒绝欺骗，而很多男子开始想象自己出轨。有些人认为自己意志力强，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没有多少自制力——这里不考虑短暂的自我消耗，对这两类人进行的简单分析，也说明风流需要自制。在自制力强的人中，不论男女都不能想象自己欺骗伴侣，但在自制力弱的人当中，男性则想象自己会出轨。失去了自制力的羁绊，男子的行为更符合演化心理学对他们的估测。

    鲍迈斯特和盖略特（Gailliot）继续推进实验，目的是探究自制力对真实的——不是想象的——性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邀请成双成对的伴侣进行实验，这些人或者是已经有相当长的性关系，或者是刚刚开始他们的性关系；研究人员将他们分开，然后分别进行自我消耗（要求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观看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再让他们相聚，研究人员似乎有事要离开实验室几分钟，给伴侣一点儿能够互相亲昵的时间。出于礼貌，研究人员既没有对这些伴侣进行录像，也没有从单视镜背后进行观察，他们只是要求每个人自己在一个简短的报告里描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经验丰富的伴侣即使经历了自我消耗，仍然能够避免身体接触，仿佛性已经从激情变为家常便饭。但是自我消耗后的新情侣则克制不住进行身体亲热。根据他们写下的报告：“他们长时间地湿吻，互相抚摸（比如臀部和女性的胸部），甚至掀开衣服暴露自己。”

    * * *

    根据文明进程理论，在中世纪欧洲，自制匮乏之下是各种形式的放纵，包括邋遢、暴躁、放荡、粗鲁、无视未来，以及最糟糕的一项放纵——暴力。对自制力的研究证明，自制作为一种意志力可以克制大部分放纵行为，但我们还需要证明，暴力也是可以被克制的放纵。我们已经知道，自制力弱的人更经常卷入吵架斗殴和寻衅滋事。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实验中通过操纵自制力释放出人性中的这头野兽呢？

    谁也不想把实验室闹得天翻地覆，于是鲍迈斯特想到了辣味调料。他征求饥肠辘辘的实验参加者进行品尝食品和书面表述之间关系的研究。[116]他们要指出他们最喜欢的味道和最不喜欢的味道，写一篇短文表达他们对堕胎的看法，评判一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的短文，再评判一种食品的滋味，最后阅读一篇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在品尝测试中，一半人必须品尝甜面包圈的滋味、口感和香气，另一半人品尝小萝卜的滋味、口感和气味。就在实验参加者将食品塞进嘴里那一刻，研究人员喊叫起来：“等等！对不起，我可能搞错了。这可能不是你的样品，请不要再吃了。我要去问问下面应该怎么办。”说罢他离开房间，让实验对象一个人和面包圈、小萝卜一起待上5分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关于自制力的有效实验，请看下面几段摘自书面报告的文字：

    实验参加者：40名本科生参加了此项研究。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一定的学分。其中7个人的数据完全无效，不能做分析之用，原因是有4个人对同伴的反馈表示怀疑，另外有3个人则是因为不顾指示吃掉了整个面包圈。

    参加者接着读到实验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当然都是些尖酸刻薄的评论。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评论者的味觉偏好，即是否喜欢辛辣食品。接下来，研究人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为同伴准备一份点心，原料是一包薯条和一罐辣酱，辣酱瓶子上明显标注着“辣”。研究人员在学生离开之后，通过瓶子里剩余的辣酱来测量这位学生使用了多少辣酱。参加实验的学生同时被要求为自己的情绪，包括愤怒的程度评级。那些失去了就要到嘴的面包圈的学生，丧失了自制力，尽管还没有疯狂，但的确进行了反击。在为尖刻的实验同伴准备的薯条里，他们倒上的辣酱比一般人要多62%，他们实在是无法克制报复的冲动。如果你有机会折磨一个嘲笑过你的人，比如每当他在电脑游戏中出错，你可以按键让他听到一声高音喇叭的尖叫。实验的结果显示，意志力被损耗的人总是更乐意揿下按钮。

    还有一项测试人进攻性的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想象自己带着挚爱的女友站在酒吧里，一个情敌出现了，开始和女友调情，而且让她感到很开心。（如实验对象是女性，那就想象自己和男友在一起，情敌是另外一位女子。）想象自己开始和情敌发生顶撞，被情敌一把推到吧台上。而吧台上正有一个啤酒瓶子。实验参加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将啤酒瓶子砸到对手的脑袋上？请分级回答，评级从-100（完全不可能）到100（极为可能）。”对自制力薄弱的人，如果他们的自制力完全没有受到损耗，他们回答说“不会武力报复”；但是如果他们的意志力刚好被消磨了一番，他们的回答就变成“很可能会将酒瓶子敲到情敌的头上”。

    如果我们综合（1）鲍迈斯特的实验——实验室内消减自制力能够增加性冲动和暴力倾向，（2）个体中自制力薄弱和童年行为不端、成年放纵和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3）神经成像研究所证明的前额叶活动和自制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4）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的冲动型暴力和前额叶功能损伤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所得到的实证图景完全支持埃利亚斯的猜想，即自制神经机制的软弱很可能导致暴力。

    * * *

    这个结论仍然不完整。个人身上的特质一般具有几十年的稳定性，但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被耗尽，因此无法用特质的存在来解释一个社会在几个世纪中的变迁。我们必须揭示无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制水平如何，他或她都能够提升自制力。自制力既有个体遗传的可能性，也有持续提升的可能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就像人们的身高：基因让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高，但是在几个世纪中，人们的平均身高也在增长。[117]

    人们在思考自制的同时，也在思考增强自制力的方法。奥德修斯告诉船员将他捆缚在桅杆上之后，船员用蜡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听见海妖曼妙的歌声，但又不会在诱惑下驾船撞向岩礁。这种为了自己的未来而约束现在的自己的行为被冠名为“奥德修斯模式”或“尤利西斯模式”。我们可以为此行为模式找到成百上千的实例。[118]我们尽量不在空腹的时候购物。我们在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尽力控制自己，在馋涎流淌之前扔掉巧克力松糕、香烟和酒精。我们将闹钟放到卧室里离床最远的地方，以免闹钟响后我们伸手就能关上闹铃再次入睡。我们授权雇主从每一张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放进养老金账户。我们克制自己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前不去买让人分神的书刊杂志。我们把钱交给Stickk. com这样的公司，设置好程序，每一次我们达到一个目标，就能拿回一部分钱；如果我们到期达不到目标，这笔钱就会捐给我们最讨厌的政客。我们总是当众发誓洗心革面，如果食言就会名誉受损。

    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在近代欧洲初期，人们奉行奥德修斯式自制的实践之一就是不再在餐桌上使用锋利的刀子。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西部开发时酒馆门口总有一个大家熟识的提示——“在门口交出枪支”。这和今天控制枪支的法律和裁军协议异曲同工。自制的另一种策略是远离麻烦，比如避免与仇人碰面。打架的人接受旁人劝架，也是一种自制战术，而且还有避免承认自己软弱和胆怯的好处。

    自制力还有各种心理战略。沃尔特·米歇尔告诉我们，如果把自己面前诱人的棉花糖遮盖起来，或者扭头不看它们，或者唱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在自己脑子里将棉花糖重构为一朵小小的白云，而不是好吃的糖果，甚至4岁的孩子也可以为了拿到双份的棉花糖而长时间等候。[119]暴力案中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即重构对羞辱性行为的认知，对方的挑衅可以被看作对一个人荣誉的沉重打击，也可以是一个不妨忽略不计的摆谱，或者不过是肇事人的幼稚无知。人们时常提出忠告说“别介意，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或者劝你不要在意肇事者，说“他不过是吹牛皮”、“他还是个孩子”、“无聊人的无聊话，不值得理会”，还有谚语如“棍棒石头能断骨，言语随风不过心”，这些见识的背后都是人们的认知重构。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表示，根据经济学的“最优利率模式”和生物学的“最佳觅食模式”，还有操纵自制力的第三种方式。他们提出，生物具备一个内变量，就像浮动利率，其可调整的幅度受控于对未来的预期。[120]该变量的设定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稳定，以及人们的预期寿命。如果明天永远不会来临，就不会有人愿意为明天进行储蓄；如果人们身处乱世，也就没有信心能够收回自己的储蓄。达利和威尔逊对主要大城市中的不同居民区进行了量化比较研究，他们发现，预期寿命越短（只考虑暴力之外的影响因素），暴力水平越高。两者的相关关系支持下述假说：以年龄为常数，人们未来的生活岁月越短，暴力倾向越严重。因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对未来的折现率进行调整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一个人不计后果的鲁莽将影响所有其他人的折现率。马太效应，即所谓在一些社会中诸事正确，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每一件事都是错误的，很可能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每个个体不顾未来的行为叠加影响的结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提升自制的第四个方式是改善人们的营养、健康和有节制地生活。大脑的前额叶是一大块代谢旺盛的组织，对葡萄糖和其他营养胃口极大。用身体的体力来比喻自制力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容。鲍迈斯特已经发现，当人们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或者从事需要意志力的工作而导致“自我消耗”时，血糖水平急剧下降。[121]这个时候，如果给人们喝一杯加糖（不能是代糖品）的柠檬水，补充身体内的葡萄糖，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通常会出现的挫折。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低血糖、酗酒、滥用毒品、寄生虫负载，以及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缺乏造成前额叶损伤，确实会降低贫困人群的自控能力，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冲动型暴力倾向。几项安慰剂对照研究均证明，向囚犯提供膳食补养品能够减少他们的冲动性暴力。[122]

    鲍迈斯特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使用的隐喻词有着极为真实的基础。如果意志力就像肌肉，在使用中因消耗能量而疲劳，而一杯提神的甜品就能让人恢复精力，那么，锻炼是否也能够增强人的意志力呢？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坚持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来提升意志力？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隐喻词——前额叶毕竟不是二头肌，不可能因锻炼而鼓胀起来。但是，在使用中我们有可能强化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络。同时，人们可以学习自制的策略，享受把握冲动的快感，尝试新掌握的行为自律的诀窍。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了锻炼对意志力的作用，他们要求参加者在自我消耗研究开始数周或数月之前开始执行自制锻炼计划。[123]这些锻炼计划包括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持续记录他们吞下的每一口食物；参加体育锻炼、财务管理或者学习技能之类的项目；用平时不习惯使用的手刷牙或控制鼠标；对学生真正构成自制力挑战的任务是：说话时不用脏字，使用完整的句子，不用“我”作为句子的开始。经过几个星期的交叉训练，学生在自我消耗实验中确实变得更有耐受力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得更自律。他们抽烟少了，喝酒少了，吃的垃圾食品也少了，花钱少了，看电视的时间也少了，学习的时间多了，更经常地清洗脏碗脏盘子，而不是一直把它们留在厨房的水池里。实验再次证明了埃利亚斯的推测，即生活小节上的自制力可以成为人的第二本能，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举止风度。

    在接受“尤利西斯式约束”、认知重构、内在浮动贴现率、改善营养和类似体能锻炼的机能训练这些调整之外，自制力还有可能是社会推崇的时尚。[124]在某些时代，自制力是一个体面人的优点：说明这个人成熟，有尊严，是位淑女或绅士，一位品行高雅的人。在另外一些时代，自制力成为嘲弄的对象，被指为拘谨、装正经、古板和道学。犯罪高发的20世纪60年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宣扬放松自制的时代：“为所欲为”“张扬自我”“感觉好，就去做”“让我们尽情狂放”。那10年的音乐会影片充分展示了自我放纵的主题，每一个摇滚歌星都试图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狂躁，以至于他们的冲动看起来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费了很大的心血。

    * * *

    这6条通向自制的途径是否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自制，从而让自制成为一个社会的特征？这将是文明进程理论诠释链上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外生的骨牌是执法的变化和经济合作的机会，它们产生倾斜性回报，让延迟满足，特别是回避冲动型暴力从长期看有利可图。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强化人们的自制机能，让人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不仅仅是担心被发现后的处罚。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积极反馈环，而且是工程和人本双重意义上的“积极”。在一个社会中，当大家都开始克制侵犯性行为，个人时刻准备回击侵犯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因此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形成积极的良性循环。

    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有一道鸿沟，跨越鸿沟的桥梁是寻找一个衡量自制力的社会性指标。我们已经看到，利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它展示了人们对延迟消费所要求的补偿。当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收入增长和投资失败的风险等客观因素。但是，它也反映了人们不愿意延迟满足的心理。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一个6岁儿童情愿立刻吃下一颗棉花糖，而不愿意等几分钟拿到两颗棉花糖，其效果等于是要求每天3%的利率，即每个月的月息为150%。[125]

    格里高利·克拉克——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见过这位经济史教授，估算了英国人在1170—2000年以地租和房租形式索取的利率，这八百多年正是文明进程展开的时期。克拉克认为，1800年之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收入水平没有变化，业主失去财产的风险低而且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确实如此，实际利率所体现的就是人们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的偏好程度。

    图9-1显示，在英国凶杀率急剧减少的几百年间，实际利率也出现急剧下降，从超过10%降至2%以下。其他欧洲社会也呈现出同样的变迁趋势。相关不能说明因果，但是这种关系符合埃利亚斯的观点，在中世纪欧洲进入现代欧洲的过程中，暴力下降是自制和面向未来这一大趋势的组成部分。

    什么能够更直接地测度一个社会的综合自制力？年利率只是人们延迟消费的货币运作，从这里推向克制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冲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虽然用个体的特质来代表一个社会的本质（比如说，“残暴的人民”）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些文化中的人确实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强的自制，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尼采将文化分为阿波罗式（Apollonian）和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两种，取名来自希腊的两个神祇：太阳神和酒神。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193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民族志文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使用了尼采的区分手法。阿波罗文化被认为是思考、自制、理性、逻辑和有秩序的，而狄俄尼索斯文化则是感性、激情、本能、非理性和混乱的。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类学家使用此种两分法的分析方式，不过，社会学家海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对世界上各种文化进行了量化分析，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中产阶级市民对问卷的回答，重新发现了文化模式的差异。

    图9-1 1170—2000年英国的隐性利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绘制，2007年a，第33页

    根据霍夫斯塔特的数据，不同的国家可以在6个维度上呈现差异。[126]差异之一，是追求长远收益还是追求短期利益：“长期收益导向的社会培育追求未来回报的美德，特别是储蓄、坚韧和应变能力；短期利益导向的社会则推崇与过去和当下相关的美德，例如民族骄傲，尊重传统，维持 ‘面子 ’，承担社会责任。”差异之二是追求“放纵”还是“克制”:“‘放纵 ’表示一个社会容许人们比较自由地追求人欲的满足，享受生活，寻找快乐；‘克制 ’代表着一个社会用严厉的社会规范压抑人欲。”当然，上述两个维度都与人的自制能力有关，而且两个维度存在相关性（110个国家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45）。如果埃利亚斯知道有这样的数据，他会预测这些民族特质与该国的凶杀率相关。事实确实如此。长期利益导向的国家强调控制人欲，它们的国民确实在凶杀犯罪上有所节制。[127]

    所以说，像扩张共情圈理论一样，文明进程理论也从远离自身领域的地方得到了实验和数据支持。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都已经确认了埃利亚斯的估测，即人具有克制暴力和非暴力性冲动的自制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可以强化和扩大自制的能力，而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自制力有强弱之分。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提到对自制能力长期增长的另一个解释：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在转向我们的最后两位天使——道德和理性——之前，我需要就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花上几页篇幅。

    最新的生物进化？

    很多人在使用“进化”一词时相当随意，既用它代指文化变迁（即历史），也将它用作生物变化（即跨越数代生命的基因频率的转变）。文化和生物进化当然有互动关系。比如，当欧洲和非洲的部落人开始驯养奶畜时，他们也开始进化出让人在成年后仍能消化乳糖的基因。[128]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实验区分两者。比如，一个社会从另一个社会领养的孩子，如果这两个社会已经分别出现适应不同文化的生物演化，那么，在平均水平上，领养的孩子与本地生养的孩子应该有所差别。

    人们经常就暴力下降提出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和人类最新的生物进化有关。在一个已经经历了“平靖进程”和“文明的进程”的社会中，人们的基因构成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改变，因而在推进历史进程的同时，让人类具有永久背离暴力的倾向？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是文化潮流被吸收进入基因的拉马克式（Lamarckian）进化，而只能是适应生存并繁衍的达尔文式进化。那些恰好天生适合新文化的个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强的生存和繁衍能力，因此让下一代人携带了更多适者基因，进而改变整个群体的基因组成。

    比如，不妨想象一下，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社会，冲动性暴力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但在经历了平靖进程或文明进程的社会中，动辄复仇的暴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伤害自身。利维坦势必极力剿杀精神变态狂和狂热分子，将他们送进地牢或送上绞刑架，让头脑冷静的人在安定的社会中生儿育女。有利于共情和自制的基因得以繁衍，而放任捕食暴力、争夺优势和复仇的基因则日渐衰落。

    即使一夫多妻向一夫一妻转变这样简单的文化变迁，在理论上也改变了人类的选择。根据拿破仑·沙尼翁对雅诺马马人的记录，杀过男人的男子，比没有杀过人的男子有更多妻子和子女；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舒阿尔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况。[129]如果这个简单的数据模式持续数代人或数十代人，遗传倾向肯定是趋于选择具备杀戮的意愿和能力。相反，当一个社会转向一夫一妻制，杀戮不再带来繁衍后代的优势，为此行凶杀人的动力自然会减少。

    贯穿本书，我始终假设在认知和情感意义上，人性在过去的一万年间未曾发生改变，不同社会之间的行为差异都有其严格的环境诱因，而在这期间，暴力的减少有目共睹。这是一个标准的进化心理学假设，它所依据的事实是，就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存在的漫长历史而言，人类社会发生分化和变迁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只算是短暂的一瞬。[130]因为大部分适应性进化是渐进的，而人类在几万年的生存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以觅食为生，因此人类的生物演化主要是为了适应觅食生活方式。觅食社会之后的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的分化都属于很晚近的事件。这个假定得到人类心理同一性事实的支持——无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形态，人类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能力，诸如语言、推理、心理直觉、性嫉妒、恐惧、愤怒、爱，还有厌恶；人类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人口融合，没有显示任何与这些基本能力不同的内在差异。[131]

    但是，有关远古人类的生物适应性和心理同一性的假说仅仅是假说而已。生物演化的速度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包括选择压力的强度——当一个基因发生两种变异，两种变异载体的后代在生存数量上的平均差距、种群构成，实现变迁所需要的基因数量，以及基因之间互动的方式。[132]虽然由一套相互关联的基因构造而成的复杂器官可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但一个或者为数不多的一组独立变异的基因也可以实现一定量化的调整，只要调整对生存适应产生足够大的效果，在几个世代内就可以完成进化变迁的过程。[133]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人类在久已完成人种、族群和民族分化之后的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间，继续经历某种程度的生物进化的可能性。

    虽然人们有时表示，除非有人能够发明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从前，否则，有关自然选择的假说永远都是无法被证实的猜想。事实上，自然选择是一种特征鲜明的机械过程，它在生命机体的性状及其基因组合的形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制作痕迹。自2000年完成第一阶段“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以来，对自然选择的指纹图谱所做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基因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工作。[134]一种研究手法是，将人类的基因与其他物种的相应基因进行并列对照，对比两套基因内对机体性状没有影响的同义变异（silent changes）的数量，以及对机体性状产生影响的变异的数量。因为同义变异不改变生物机体，所以它只可能是由随机漂变（random drift）积累而成，而有影响的突变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另外一种研究技术是观察某个基因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变异性。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某种人类基因，与人类作为整体和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相比，它在人类群体内的个体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异。此外，在突变发生杂交或者经过性交配生成新的碎片之前，还有其他方法能够检测在人类共有的大条染色体中间是否藏有某个有用的基因。这种共有的染色体标志着最新发生的“选择性清除”（selective sweep）。人们至少已经有十几种技术方法研究基因变异，这些方法还在不断改进之中。它们不仅可以针对特定的基因，而且可以被应用于整个基因组研究，估测人类基因中哪些部分是最新的自然选择的目标。

    这些分析已经得出令人惊异的成果。基因学家乔舒亚·阿基（Joshua Akey）在对2009年的回顾中总结说：“可以被视为今天人类基因组中强选择事件的数量，比我们10年前所能想象的要多很多……（大约）8%的基因组受到正向选择的影响，还有更大部分的基因处于较温和的选择压力的影响之下。”[135]许多经过选择的基因都涉及人类神经系统的运作。在理论上，它们对人类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而选择的规律则因种群而异。

    有些记者还没有弄明白这些研究成果的含义就开始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些研究是对进化心理学的抨击；在他们眼中，说人性是对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适应有非常危险的政治含义。事实上，如果新近发生的进化选择涉及与人类的认知和情感有关的基因，这些进化事实将支持一种更激进的进化心理学，即在远古形成的人性基础之上，人类心智的生物形态还受到新环境的塑造。据此可能推出非常煽动性的论点，比如说，与在有文字的国家社会生活了几千年的人种相比，某些原住民和新移民群体在生物形态上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个在政治上令人不快的假说不一定就不成立，但它确实要求我们在做出这一假说成立的结论之前格外小心谨慎。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相信，某些特定社会中暴力的减少是因为其社会成员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 * *

    研究暴力的神经生物学是一个在研究自然选择方面研究对象丰富的领域。对小老鼠进行四至五代的选育，就可以培养出与现有老鼠相比暴力水平有明显差异的新世系。[136]当然，人类的暴力远比老鼠的暴力要复杂，但是，如果人类之间在暴力倾向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性，变异是更加倾向暴力还是离弃暴力，选择的结果肯定有利于能够带来更多健康后代的变异，人群中煽动暴力或平靖暴力的基因浓度将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不论攻击性是否可以遗传，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群中个体之间攻击性的差异是由人们的基因差异造成的。

    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衡量基因的遗传性。[137]一是观察在出生后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特质的相关程度；他们具有同样的基因，不同的家庭环境（在样本环境范围许可的范围之内）。二是与异卵双生子（他们有一半相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相比，观察同卵双生（他们有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存在更高的特质相关性。三是观察亲生兄弟姐妹（他们有一半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比领养兄弟姐妹（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基因，但有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有更强的特质相关性。比如，同卵双生很可能比异卵双生更易成为犯罪伙伴。每一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但三种方式的优劣各不相同，所以，如果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趋同，我们就有足够的根据相信某些特质具有遗传性。

    这些观察已经证明，反社会人格和违法乱纪的秉性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尽管其影响有时取决于环境因素。在1984年对丹麦领养儿童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在父母有犯罪记录的领养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中，罪犯父母的亲生后代中约25%有犯罪行为，而无犯罪记录的父母的亲生后代中只有15%有犯罪行为。[138]但在这项研究中，只有在非暴力型犯罪，例如窃车犯罪中能明显看到血缘之间的相关效果。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教科书说，只有非暴力犯罪特质具有遗传性。这个结论过于草率。暴力犯罪的数量远比非暴力犯罪的数量少，因为暴力罪犯的样本非常少，因此显示遗传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弱。另外，刑事司法系统本身的变化对定罪率产生的影响之巨大，完全盖过了犯案人的暴力倾向。

    我们今天使用更敏感的测度手法研究暴力，包括保密的自我报告，对侵犯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进行分级，以及来自老师、朋友和父母的鉴定。比如，一个人可以被定级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他人”或者“刻意恐吓和引起他人的不适”。所有这些测度都与一个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相关，同时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139]使用行为遗传学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所有三种方式都证实人的侵犯倾向具有明显的遗传性。[140]

    对在出生时即被分离养育的双生子进行分析是最不常用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手法，原因是今天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案例。但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对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的攻击性进行了观察。观察发现，遗传系数为0.38，也就是说，样本中攻击性差异的38%可以用基因差异进行解释。[141]比较常见的是对领养儿童的研究。据其中一项最出色的研究估测，样本中攻击性行为的遗传力高达0.70。[142]对比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攻击性倾向，例如争吵、争斗、威胁、破坏以及违抗父母和老师，各个研究得出的遗传力在0.4 ~0.6，在儿童期和成人期特别明显。（在青春期，同伴之间的影响通常会盖过基因的作用。）[143]

    行为遗传学家李秀贤（Soo Hyun Rhee）和欧文·瓦尔德曼（Irwin Waldman）最近审查了攻击性遗传学的全部研究文献，其中包括一百多项对双生子和领养子女的研究。[144]他们按照严格的研究标准遴选了19个单项观察进攻性行为（例如打架、残害动物和欺负弱小）的案例。此外，他们还审查了所有已经发表的对被逮捕和被定罪的罪犯双生子与领养子女的研究。他们估测进攻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44，犯罪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75，其中0.33为加成性遗传力（additive heritability），即纯种繁育的方差，0.42为非加成性遗传力，即基因间互动产生的方差。虽然他们使用的犯罪行为的数据资料没有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但他们引用了丹麦双生子研究的结论，估算暴力犯罪的遗传力为0.50。[145]行为遗传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显示，抚养家庭的环境影响力之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其他环境因素，例如邻里、亚文化或特殊的个人经历等肯定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却非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法能够轻易加以测度。对于这些遗传力的具体数字，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认真，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数字都远远大于0。行为遗传学证实攻击性行为具有遗传性，因而让自然选择有了改变一个群体的平均暴力倾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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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力是进化变异的必要条件，但它所度量的是各种影响因素的混合产出。一旦对这些因素条分缕析，我们就会发现若干自然选择扭转人类暴力倾向性的特定路径。以下是其中的几种：

    自我驯化和幼态化。理查德·兰厄姆指出，动物的驯化通常是要放缓它们身体某些部位的发育节奏，将幼兽的某些特征一直保持到成年，这个过程被称为幼态化或幼态持续。[146]经过驯化的品种或物种往往有更接近幼崽的头颅和脸型，性别差异较少，更喜欢玩耍，更少攻击性。在那些刻意驯化的家畜，例如马、牛、羊和狐狸身上，我们通常都能见到这些变化。数千年前，一些狼开始盘桓在人类营地周围搜寻吃剩的食物，这开启了狼向狗的自驯化过程。在本书第2章中，我提到过，当倭黑猩猩的觅食生态不再鼓励雄性的进攻性后，倭黑猩猩出现幼态化，脱离类似黑猩猩的祖先，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样子。兰厄姆认为，根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显示的幼形变化，在过去3万年至5万年，人类也经历了幼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至今也许仍在持续。

    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已经证明，大脑皮层包括背外侧额叶前区灰质的分布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它在同卵双生子之间几乎完全一致，而在异卵双生子之间相似性要差很多。[147]连接额叶皮层和大脑其他部位脑白质的分布也具有高度遗传性。[148]所以，每个人进行自制的额叶回路很有可能先天不同，因此它很可能成为晚近自然选择的对象。

    催产素即所谓的激励同情和信任的拥抱激素，在大脑的数个部位承担受体的功能，这些受体的数量和分布对人类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是一种在雄性大脑中工作的类催产素激素，而草甸田鼠是一种缺少此种激素、具有攻击性并且性滥交的动物。在一项非常有名的实验中，生物学家将一个抗利尿激素的受体基因植入草甸田鼠。结果，这些接受了新基因的、原本“一夫多妻”的草甸田鼠成为恩爱的一夫一妻，变得就像它们在进化中携带此种受体的表亲草原田鼠。[149]实验说明，催产素—抗利尿激素系统中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化，就能够在同情心、亲密感和由此而来的抑制攻击性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睾丸素。一个人对优势挑战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入血液的睾丸素的数量，以及在人们的大脑中此种激素受体的分布情况。[150]个体的睾丸素受体基因因人而异，因此，一定浓度的睾丸素对某些人的大脑可以产生强烈的影响作用。男子所携带的编码基因中睾丸素受体越敏感，他在与吸引他的女子交谈时，睾丸素上振的幅度也就越大，这可能带来减少恐惧和鼓励冒险的效果。在一项以强奸犯和谋杀犯为对象的研究中，样本里相当多数量的人带有这样的基因。[151]决定睾丸素水平的遗传通道相当复杂，但自然选择正是通过筛选这些路径，改变了人们接受攻击性挑战的意愿。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是神经元释放出的特殊分子，渗透穿过微小的突触间隙，与另外一个神经元表层上的受体锁定后改变这个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让神经的放电形态在大脑中得以扩散。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是最主要的一种神经递质，它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或名降肾上腺素，它与触发“或战或退”反应的肾上腺素有关联）。大脑的几个动机系统和情感系统都有儿茶酚胺的活动，其浓度受降解和回收儿茶酚胺的蛋白质的调控。这些蛋白质之一是单胺氧化酶A，简称MAO-A，它具有分解神经递质的作用，防止递质在大脑中积聚。而一旦出现递质的积聚过多，人对威胁就会做出过度反应，也就更容易采取攻击行动。

    人们最早是从一个荷兰家庭的案例中发现了单胺氧化酶A对人类的暴力行为有影响。这个荷兰家庭发生了罕有的基因突变，一半以上的男性成员身上都没有有效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152]（单胺氧化酶A是X染色体携带的基因，而男性只有一个X染色体，因此如果男子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出现缺陷，没有备份作为弥补。）在这个家庭以往的至少5代人中，有基因缺陷的男子不断卷入暴力冲突。比如，一位男成员用刀子威胁自己的妹妹脱光衣服，另一位企图开车撞死自己的老板。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变异刚好发生在决定单胺氧化酶A生成数量的基因身上。携带低活性型基因的人大脑中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数量增加。很多出现此种基因变异的人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以及暴力行为和暴力犯罪的记录。在看到他人愤怒和恐惧的表情时，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反应强烈，而眶额皮层反应则不太强烈；在心理实验中，他们一旦认为实验伙伴有欺诈行为，就会强迫这个伙伴喝下辣椒酱。[153]与其他影响人类行为的基因有所不同，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对人类的攻击性行为有特殊的作用，而和人类的其他人格特质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54]

    对那些在压力型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例如受过父母的虐待或忽视，或者在学校成绩落后于人，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让他们更容易具有攻击性。[155]我们很难指明具体哪一种压力具有这样的效果，压力型的生活往往在各个方面都充满压力。事实上，调控因素中很可能包含虐待型父母与子女共有的某些其他基因，让父母和子女都具有攻击倾向，并引起周围人的反感。[156]不管调节因素是什么，它都不会彻底扭转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所有研究都表明，此种基因在人口中有集合效应或主效应，这就有可能让它成为自然选择的目标。莫菲特和卡斯皮首先发现了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与压力型生活环境有关，但他们也表示，与其将此种低活性型基因视为引发暴力的因子，不如将高活性型基因视为抑制暴力的因子：它防止人们对生活压力进行过度反应。遗传学家已经发现了对人类单胺氧化酶A基因自然选择的统计证据，尽管他们还无法从中区分低活性型和高活性型变异的不同影响，也无法证明此种基因在进化中胜出是因为它的攻击效应。[157]

    其他影响多巴胺的基因也与犯罪行为有关联，其中包括一种影响多巴胺受体密度（DRD2）的基因类型和一种影响多巴胺转运蛋白（DAT1）的基因类型，多巴胺转运蛋白具有清除突触间隙内过量多巴胺的功能，并将多巴胺送回释放它的神经元。[158]这些基因都可以快速成为自然选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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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审视过的人类历史变迁中，可能已经发生过对暴力或者非暴力遗传倾向的自然选择。问题是，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存在进化的通道并不等于证明进化确实经过了这些通道。进化不仅取决于遗传的素材，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诸如人口结构（同时包括人口的绝对数量和从其他族群吸纳移民的水平）、遗传和环境的随机造化，以及对文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所具有的弱化遗传效果的作用。

    我们要问，真的有证据证明历史上的平靖进程和文明进程确实让被平靖和被文明化的人在体质上不再对暴力感到激动了吗？一般的印象非常容易造成误导。历史上有很多案例显示，一个民族认为另外一个民族是“野蛮人”或者“食人生番”，但这种印象更多出于种族主义偏见以及在观察中使用了不同的社会标准，而不是对人性中先天和后天特质的认真分析。1788—1868年，16.8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有人会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很可能继承了其先人不安分的特质。但是，当今澳大利亚的凶杀率低于它原来的母国，事实上，它是世界上凶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45年以前，德国人是地球上最好战的民族；今天，他们可能是最爱好和平的人民。

    进化基因组学（evolutionary genomics）的革命性进展是否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他们的宣言《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s Explosion: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中，物理学家格雷戈里·柯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人类学家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审视了人类最新的进化选择的证据。他们推测，进化中包含了人类气质和行为的改变。但是，所有他们提到的进化所选择的基因都不涉及人类的行为，它们仅限于消化、抗病和皮肤色素。[159]

    就我所知，有两项声称暴力行为与人类进化有关的研究，找到了某些科学证据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对约1000年前定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毛利人的研究。和其他很多半狩猎半种植型非国家社会一样，毛利人生活中战事频繁，他们曾经对附近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hi people）进行过灭绝性的大屠杀。他们今天的文化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往昔尚武的痕迹，比如新西兰英式橄榄球大赛前的毛利人哈卡战舞，能让国家队“全黑队”队员热血沸腾；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美丽的绿岩制武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把绿岩战斧，是我在奥克兰大学讲学时学校赠送的礼物。）1994年颇受好评的影片《战士奇兵》（Once Were Warriors）生动地展现了毛利人的犯罪和家庭暴力，新西兰的一些毛利人社区至今仍深受其害。

    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有70%的毛利人携带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高于欧洲裔新西兰人（只有40%的人携带此种基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新西兰媒体立刻对此进行了报道。[160]领导此项研究的遗传学家罗德·利亚（Rod Lea）表示，这是毛利人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迁徙新西兰的毛利人必须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独木舟航海，而在定居后又必须能够在不断自相残杀的部落战争中生存下来。媒体将此基因贴上了“勇士基因”的标签，并推测说这种基因解释了当今新西兰毛利人遭遇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过，对勇士基因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大有人在。[161]问题之一是，基因瓶颈也有可能是造成基因选择特征的原因，一个族群只有为数有限的祖先，这寥寥几个人碰巧携带的随机分配的基因被他们枝繁叶茂的子孙成倍地放大了。问题之二是，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在中国男性身上更加普遍（77%的中国男子携带此种基因），但是中国人早已不是勇士的后代，在现代社会中也没有暴力的病态倾向。第三，也是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是，在非欧洲人口之外，我们并没有确立此种基因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也许，其他人种演化出其他方式控制儿茶酚胺的分泌水平。[162]（基因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基因相互关联反馈的网络中运作。所以，在一个族群中，某个基因不活跃，可能会有其他基因特别活跃以对其进行补偿。）到目前为止，勇士基因理论受到不少严厉的指责，有些抨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另一项提出人类新近进化影响到人类行为的研究涉及文明进程，反而与平靖进程没有太大关系。在《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作者克拉克试图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表和地点做出解释。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本书第4章中图4-7即援引自这本书）。克拉克问，为什么是英国出现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一次性跳跃？

    克拉克的回答是，英国人的天性发生了变化。自1250年左右开始，英国开始从骑士社会转向（被拿破仑嗤之以鼻的）“小店主国家”，大概是因为比较富裕的平民能够在年轻力壮时结婚，食物比较充足，生活环境比较卫生，他们比穷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克拉克将此称为“最富者生存”：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而且拥有后代。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生育率也超过了贵族，当时的贵族正忙着在比武和私家战争中劈脑壳和大卸八块，参见第3章的图3-7，资料来源也是克拉克的数据。要到19世纪之后，英国的经济才出现了全面的发展，而在此之前，富裕商人家庭中生存下来的多余子女在社会上没有向上爬的经济机会，只能屈居底层。他们不断地取代比较贫困的贫民的位置，但同时保持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节俭、勤劳、自制、珍惜未来和远离暴力的特质。英国人口的进化选择了中产阶级价值。当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带来各种机会时，中产阶级价值观让英国人处于最有利的位势，充分把握了这些机会。虽然克拉克为了将就政治正确，时不时要说明非暴力和自制也可以是父母传授给子女的文化习性，在为应该读点经济史一书所写的标题为“资本主义的基因？”的摘要中，他毫不含糊地阐释了他的论点：

    到19世纪，英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盛行，时间偏好率低，延长工作时间，人力资本上升，所有这一切也许源于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规则，由人类社会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变化中的生存压力所决定。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理性，也取决于我们的基因。[163]

    这本书对工业革命的历史沿革给出了翔实的统计资料和生动的文字阐述。但是，在各种增长经济学理论的生存竞争中，生物基因资本主义理论的竞争力至今未显优势。[164]问题之一是，直到最近，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富人的繁育数量都压倒了穷人，这不是工业革命后社会所独有的特性。问题之二是，虽然贵族和王室在合法婚生子嗣的数量上无法和资产阶级家庭抗衡，但在制造私生子方面却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因此在下一代基因库中，贵族和王家拥有的份额高于上一代的比例。问题之三是，当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一个民族可以在未经历中产阶级价值发展阶段的条件下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战后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中国。最重要的是，克拉克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显示与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英国公民天生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和更低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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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新的生物进化在理论上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倾向性，但我们提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相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可能是遗传进化的结果，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进化过程从未停止，但某些社会变化的时间之短暂，超出了自然选择能够解释的范围。人道主义革命时期废除了奴隶制和酷刑，权利革命时期针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以及动物的暴力减少，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战争及种族灭绝的数量大幅下降，所有这些进步都发生在数十年甚至数年之间，有些甚至是发生在同一代人的身上。最戏剧性的变化是，美国的凶杀率在犯罪率大下降的20世纪90年代整整下降了一半。美国犯罪率下降的速率为每年约7%，在仅仅两代人之内，美国的凶杀率就下降到只有原来水平的1%，而这一期间人类的基因频率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和社会环境可以调整我们内心善良天使（例如自制和共情）的设置，从而控制我们的暴力倾向。因此，我们不需要基因变化的假说，也有办法解释暴力减少的全部原因。至少到现在为止，基因假说不是我们的必要条件。

    道德和禁忌

    世界上的道德规范实在是过多了。如果我们将在追求自助正义中发生的凶杀、宗教冲突和革命战争带来的死难、因无受害人犯罪和过失被处决的人，以及意识形态大屠杀的对象加总在一起，这个数字肯定要超过不道德的掠夺和征服造成的死亡。人类总是用道德感作为原谅自己残忍行为的借口，认为自己动机纯正，且暴力也不曾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对异教徒和改宗的犹太人实施酷刑，对女巫处以火刑，监禁同性恋，将不遵闺训的姐妹和女儿处死——受道德驱使的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数苦难。难怪人们会对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的粗话抱有同情。他说：“我认为人们太看重动机了。你要是敢说哪些人懒惰，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上的抢答竞赛和自撸，我就敢告诉你哪些人真是他妈的一点儿麻烦都没找过！”

    虽然人类的道德感对人类福祉的总贡献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数，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如果运用得当，道德感也可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比如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改革和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权利革命。对于毒化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道德既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解药。人们的禁忌心理和道德心态一样，都是双刃剑。它可以让不同的宗教见解或者性取向的偏差成为必须严厉惩处的罪恶，但同时它也能够抑制人们的某些危险的邪念，例如武力征服、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对其他族裔怀有歧视性偏见、强奸，以及杀死已经成形的胎儿。

    这部分天性似乎是我们身上最美好的资源，但在实践中，它却可以比我们心中最恶毒的魔鬼更残忍。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癫狂的天使呢？

    为了理解在暴力减少历史进程中道德感的作用，我们必须先解开几个心理学之谜。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是怎样从各自的经验出发确立符合某些“道德”的追求，而以我们现在的道德准则，已经完全无法接受那些“道德”。第二，为什么一般来说道德感非但不能减少苦难，反而经常增加痛苦？第三，道德感何以如此割裂：一个正直的市民怎么会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怎么会蓄奴和进行殖民征伐，为什么德国纳粹对动物格外仁慈？第四，无论是好是坏，为什么道德感会进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制造出禁忌悖论？而最大的迷惑当然是：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道德感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最终驱动暴力水平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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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点是区分本质上作为哲学议题的道德（尤其是“规范伦理学”），或是作为心理学议题的人类的道德感。除了持极端道德相对论立场的人，一般人们都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道德信念可以是错误的，即认为大屠杀、强奸、荣誉杀戮和残害异端具有合理性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些恶行。[165]一个人不论是道德现实主义者，相信道德真理是像数学公理一样的客观存在，还是仅仅简单地认为，如果道德陈述能够成立，也只是因为它与公共信念相一致，或者说，它是我们集体理性思考得出的最佳认识，他都能够看到道德问题和道德心理问题之间的区别。道德心理问题追问的是人们体验道德的心理过程，就像我们对其他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研究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验室和田野调查研究道德心理。

    理解道德感的第二步是承认在人们思索自己的行动——不只是规避某种行动——时，道德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人们会因为一种行为被指为不道德（“杀人是错误的”）而规避这种行为，也可能仅仅因为有不同品位（“我讨厌菜花”）、不时兴（“喇叭裤过时了”）或者不审慎（“不要抓破蚊子叮咬的包”）而规避这些行为，两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心理差异。[166]差异之一是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对是普世的或普遍化的。如果你觉得菜花的味道令人厌恶，其他人是否要吃菜花不是你应该顾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认为谋杀、酷刑、强奸违反道德，你绝不可能仅仅是自己不去参与这些不道德的活动，而对其他人是否烧杀奸淫全然无动于衷。你必定反对任何人从事此类活动。

    其次，道德化的信念可以付诸行动。人们也许无法不懈地实践苏格拉底的格言“知善者行善”，但是他们对此却充满渴望。在人们眼中，德行本身就是具有实质价值的目标，不需要计较它们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如果人们相信谋杀是不道德的，无须收买，甚至无须赞美，他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去谋杀他人。一旦人们触犯了某项道德戒律，他们会设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如果不是极力寻找相反的戒律和借口为自己辩护，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有个人性格缺陷的原因。除了那些魔鬼和小说里的恶棍，没有人会说：“我认为杀人是可怕的暴行，但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我随时可以杀人。”[167]

    最后，违背道德可以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认为杀人是错误的，他不仅有权看到杀人凶手受到惩罚，还有义务实现惩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如果将“谋杀”换为“偶像崇拜”，或者“同性恋”“亵渎神明”“颠覆”“下流”“叛逆”，我们就能看到人类的道德感可能成为多么强大的邪恶力量。

    道德感还有一个特征，即很多道德信念成为社会的规范和禁忌，而不是信仰者能够进行表述和捍卫的原则。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六阶段说。这六个阶段始于孩子规避惩罚，终于哲学家阐述普世原则，（而很多人从未能超越的）中间两个阶段，即制定“好男孩”“好女孩”的标准，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惯例。科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道德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海因茨为了挽救病危的妻子，闯入药店盗窃一种定价过高的药品。在对海因茨的道德困境进行推理的时候，处于这两个道德阶段的人能够做出的回答不外乎：其一，他不应该偷药，因为偷窃不好，而且触犯法律，但他不是罪犯；其二，他应该偷药，因为作为好丈夫，他只能如此。[168]很少有人能够对道德判断的原则进行阐述，比如说人的生命具有的基本价值高于任何社会规范、社会稳定或者遵纪守法。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特别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难以言说性，他将这一现象称为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人们时常有一种瞬时直觉，感到一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对其之所以不道德的理由却感到困惑和挣扎，而且往往给不出解答。[169]比如，海特询问他的病人的下列行为是否正当：兄妹之间发生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某人用美国国旗擦马桶；某家人吃掉他们被车撞死的狗；某个男子买了一只死鸡，然后对死鸡进行了性行为；某人违背对母亲临终时的誓言，没有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回答是，上述每一项行为都不正当。但当被问及这些行为不正当的理由是什么时，他们惶惑起来，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他们都表示：“我不知道，我无法解释，我就是知道这是错误的。”

    即使道德规范难以言说，有些时候它们仍然可以有效地制止暴力行为。在当代西方，人们不再对被遗弃的孩子实施安乐死，对羞辱进行报复，以及向另一个发达国家发动战争。规避这些暴力不是出于对道德问题的权衡，对他人的共情，或者对冲动的克制，而是出于在人们心中这些暴力已经完全不是现实的选择。这些暴行不是被深思熟虑后再被放弃的，而根本是不可思议，甚至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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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行为规范的文化差异，加上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道德失声，会给人某种印象，似乎道德规范和禁忌完全是主观性的——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种文化，如果组成句子的字数是偶数，说话人就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否认海水是滚烫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和他的学生以及合作者发现，全世界的各种道德规范均集中在为数寥寥的一小部分主题上。[170]人类的道德关注可能早已成为德化，即确立道德规范的认知和情感工具，而那些被现代西方人视为道德核心的直觉——公平、正义，保护个人的权利和预防伤害——仅是这几个关注领域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只需粗略地浏览一下古老的宗教，例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就会知道它们就其他一系列关注点确立了道德规范，比如忠、敬、顺从、禁欲，以及对饮食、性事和经期等与生理机能有关的某些规定。

    施韦德将世界范围的道德关注划分为三类。[171]“自主”（autonomy），这是当代西方人承认的伦理，它假定社会由个体组成，道德的宗旨在于让个体进行选择并使自己不受伤害。与之相对比的是“社群”（community）伦理，它将社会视为由部落、家族、家庭、组织机构、行会和其他联合体的总集，道德就等于责任、尊敬、忠诚和相互依赖。“神性”（divinity）伦理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神性，而部分神性的实质寄居在人的身上，道德的宗旨是保护神圣的精神不受侵蚀和玷污。如果人的身体不过是承载灵魂的容器，其最终归属权在神，或者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人就没有权利随意处置自己的身体。他们有责任避免身体被不洁净的男女饮食和其他肉体快感玷污。神性伦理为厌恶感的道德化以及纯洁和禁欲的清规戒律提供了依据。

    海特接过了施韦德道德三分说，并将其中两个伦理再一分为二，形成他所谓的五项道德基准。[172]“社群”被切分为“内群体忠诚”（in-group loyalty）和“权威/尊敬”（authority respect）,“自主”则被分成“公平/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即支撑互惠利他主义的道德）和“伤害/关爱”（harm/care，培养人们的善良和爱心，约束残忍和攻击性）。海特为“神性伦理”贴上了更世俗化的标签——“贞洁/神圣”（purity/sanctity）。除了这些调整，为了强调道德五基准的普世性，海特特别说明，在世俗西方人的道德直觉中能够找到这五个领域的所有内容。他在论及发生道德失声的情况时认为，“贞洁/神圣”让信守此道德的人对乱伦、人兽交和吃家庭宠物产生厌恶感，“权威/尊敬”要求人们为母亲扫墓，“内群体忠诚”禁止人们侮辱美国国旗。

    我本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Fiske）发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中，德化来自四个互动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反映了人们看待人际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173]他的理论试图解释在既定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分配资源，在进化历史的哪个阶段产生了人们的道德执着，为什么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以及人们是如何区隔化道德，并通过禁忌来保护道德的。下面的表格大致展示出菲斯克的四种互动模型与施韦德和海特的道德分类之间的关联。

    菲斯克的第一个模型，社群共享（简称“共享”），结合了“内群体忠诚”和“贞洁/神圣”。在人们进入“共享”心态的时候，他们在群体内无偿地分享资源，不介意谁付出多少，谁又得到多少。他们将群体视为血肉相连的“一体”，这个共同的实体必须被小心保护，不容任何玷污。人们用各种显示连接和亲和的仪式强化这种团体直觉，比如身体接触、聚餐、团体操练、同声唱诗或祈祷、分享情感、同样的身体修饰和纹彩，在哺育、性交和歃血盟誓类的鲜血仪式中交融体液；此外还有祖先的神话、家族传承、祖辈扎根的领土，或者共同的图腾。“共享”是从母性关怀、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演化而来，它至少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催产素系统植入人类的大脑。

    菲斯克的第二个互动模型——“权威序列”（autherity ranking），是一个由权威、地位、年龄、性别、身材、体力、财产或优先权所定义的线性等级结构。“权威序列”让上级有权对下级予求予取，接受供奉，要求下级顺服和尽忠，同时也要求上级承担家长式、牧师式或贵族式保护下级的义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从灵长类动物的等级差序进化而成，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睾丸素反应回路嵌入人类的大脑。

    “平等互惠”（equality matching）包含投桃报李式的互惠以及其他公平分配资源的模式，比如轮候、抽签、多予多取、等额分配、儿歌式的口头规则。虽然黑猩猩有非常粗糙的公平感，但动物一般都没有能力完成明确的互惠活动，在出现自己要吃亏的情况时尤为如此。“平等互惠”的神经基础是我们的大脑能够记载人们的意图、欺骗、冲突、变换观察角度和计算，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有脑岛、眶额皮层、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区。“平等互惠”是人类公平意识和直观经济意识的基础，在知己和战友之外，它让人们以邻居、同事、熟人、贸易伙伴的形式联结在一起。很多部落都保留着交换毫无用途的礼品的仪式，比如我们在圣诞节都要尝一口甜腻的果仁糕，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平等互惠”的互动关系。[174]

    （读者对照三种分类后可能会问，为什么海特的“伤害/关爱”会和“公平”相接，并和菲斯克的“平等互惠”排列在一个对照组，难道它不是更应该接近更加感情化的关系，例如“社群”或者“神圣”。这样划分的理由在于，海特“伤害/关爱”的对象不是关怀的标准受益人——亲朋好友，而是泛指的“某个人”。人们对海特“关爱”问题的回答，与对他所提出的“公平”问题的回答完全吻合，这当然绝非偶然。[175]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公平意识背后的互惠利他主义逻辑是率先给予合作，表示“善意”；在对方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当自己所费不高但能让他人受益匪浅——或云拔一毛能利天下时，一定出手帮助他人。一旦关爱和伤害伸延到亲友的小圈子之外，它们只能是公平逻辑的组成部分。）[176]

    菲斯克的最后一个互动模型是“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货币体系、价格、租金、工薪、收益、利息、信用、其他衍生品都是推动现代经济的力量。“市场定价”依赖数字、数学公式、会计、电子数字传递和规范的合约语言。与其他三个模型不同，“市场定价”依赖文字、数字和其他新近发明的技术，因此它不具备普适性。人们也不是天然地就接受“市场定价”的逻辑。正如我们所知，直到当代，人类社会一直普遍抵制利息和利润。菲斯克表示，四个模型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排序的标准或多或少反映出它们在进化、儿童发育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时间：社群共享>权威序列>对等互惠>市场定价。

    在我看来，“市场定价”模型的特点既不在市场，也不在定价，它应该和其他正式社会组织的样板具有同样的性质。这些组织已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磨砺，即使在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仍然是千百万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有效方式，只不过未受调教的大脑很难自发地获得这些知识。[177]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这些组织之一，所谓“民主”，意味着权力不在强人（“权威”）手里，而是在经过正式投票程序产生的代表的掌握之中。代表所拥有的特权受法律制度的制约。其他的组织形式有公司、大学或非营利组织。在这些组织工作的人既不能任意雇用自己的朋友和亲属（“共享资源”），也不应该私相授受（“对等互惠”），而必须恪守信托责任和规则。我对菲斯克理论的修订绝非无中生有。菲斯克说过，他的“市场定价”模型深受马克斯·韦伯“法理型社会”概念的启发；在韦伯的理论中，社会权力来源有三种模式：传统型、非凡人格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一套合乎理性并严格按照规则实施的法律制度。[178]因此，我有时候会用更通用的术语“法理型”来称呼“市场定价”互动模式。

    施韦德、海特和菲斯克三人的理论有重合也有分歧，但他们在道德感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的想法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社会是通过“黄金法则”或“绝对律令”来规范日常行为中的品德和是非。相反，道德与否就看是遵从还是违背了这些互动模型（或互动伦理、互动准则）：背叛、欺骗或者推翻一个联盟，玷污自己或者玷污自己的社区，蔑视或侮辱一个合法的权威，无故伤害他人，白占他人的便宜，贪污或滥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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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类的着眼点不是要将整个社会塞进笼子，而是为阐述社会规范提供一套语言法则。[179]这套语言法则应该能够揭示在文化差异和历史差异背后的共同规律（包括暴力的减少），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对违反惯例的行为可能做出的反应，包括人在道德区隔化（moral compartmentalization）上表现出的天生的局限性。

    某些社会规范不过是协调博弈的手段，比如行车靠右、流通纸币和使用地方性语言，[180]但是大部分规范都具有道德含义。每一个道德化的规范都是一个被分隔的区间，其中含有一个互动模型，一个或几个社会角色（父母、子女、老师、学生、丈夫、妻子、上级、雇员、客户、邻居、陌生人），一个场景（家、街道、学校、工作场所）和一种资源（食物、金钱、土地、房屋、时间、建议、性、劳动力）。要适应某一种文化的社会成员，意味着严守一大套社会规范。

    以友谊为例。两个亲近的朋友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社群共享”。他们在饭局上随意地分享食物，互相帮助，用不着斤斤计较。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们必须遵守其他互动规范。如果他们共同从事一项工作，两人中的一人是专家，此人可向另一人发号施令（“权威序列”）；他们也可能各付某次旅行中一半的油钱（“对等互惠”）；或者一个人按照蓝皮书上的市价买下另一个人的旧车（“市场定价”）。

    违背互动规范绝对是不道德的。在规范友谊关系的“社群分享”模型中，一个人决不应该在分享时小气吝啬。就“对等互利”模型中油费分账的特例而言，拒不支付自己的一份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持续的互利关系中，“对等互利”允许放宽衡量的尺度，比如在美国加州沙查县，牧场主用大致对等的互惠补偿对方的损失，而对某些小损失则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181]“市场定价”和其他“法理型”模式则没有这样宽容。在昂贵的餐馆里用餐后不付饭钱的人，恐怕不能指望店主会让他赊账，甚至免单。店主很可能会立刻报警。

    当一个人违反了公认的互动规范，违规者会被视为害虫或者骗子，成为道德谴责的目标。但是，当一个人将一个互动模型的规范用于原本受另外一个互动模型制约的行为时，则会产生一种新的心理现象。这个人“不懂规矩”，所以他的犯规行为不算太严重。人们对“不懂规矩”的反应程度可以从困惑、受窘和难堪，一直到震惊、反感和愤怒。[182]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用餐后心满意足地向餐馆的主人表示感激，然后提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请他到家里吃顿饭（在“市场定价”的场合使用“社群共享”规则）；反之，我们也可以想象，应邀在朋友家吃饭时（“社群共享”的时光），某人突然掏出钱包说要付给主人饭钱（“市场定价”），或者主人家要求正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的客人起来刷锅洗碗（“对等互惠”）。同样，还可以想象一位客人提出向主人兜售自己的旧车，然后狮子大开口，拼命提高价格；或者主人突然建议每对夫妻在回家之前玩半小时交换性伴侣的游戏。

    人们对规范错位的情绪反应取决于违规行为是意外还是有心为之，是哪一种规范发生错位，以及所涉及的资源的性质。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表示，当一种资源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时候，规范错位会引发禁忌心理——某些想法一旦被公之于众，即会引起人们愤怒的反应。[183]神圣的价值不是可以买卖的交易品。神圣的资源通常受“共享”和“权威”基础模型的规范。当有人将“对等互利”和“市场定价”这两种高级模型用于神圣资源的时候，就会触发禁忌反应。比如，有人向你提出要买你的孩子（突然将“社群共享”关系扔进“市场定价”模型），你不会问对方出价几何，而是会被他的提议本身激怒。如果有人出价要买你珍藏的私人纪念品或传家宝，或者出价要你出卖朋友、配偶或者国家，也会引起你同样的反应。泰特罗克发现，当要求学生就神圣资源开放市场问题，比如允许交易选票、兵役、陪审员义务、身体器官、供人领养的儿童分析利弊的时候，大多数学生不是就自己的反对立场提出强有力的论证（比如困境中的穷人将会出卖自己的器官），而是对问题本身表示愤慨。最经典的“论证”是：“这实在是太可耻、太不人道了，令人无法容忍！”“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

    禁忌心理不是完全非理性的。[184]为了维系珍贵的人际关系，仅仅是说正确的话和做正确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展示我们心地纯正，不会为了好处就出卖信任我们的人。对于卑鄙的提议，只有愤然拒绝，否则就说明你不懂得父母、夫妻和公民的真正含义。而这种理解包含了赋予基础互动模型以神圣价值的文化规范。

    有个老笑话说，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为了100万美元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她愿意考虑。接着他问，那么为了100美元，她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他回答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只是在讨论价钱而已。”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大部分神圣价值事实上是伪神圣。如果对这些神圣价值的出卖是模糊不清的，被花言巧语掩饰的，或者可以重新包装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诱惑下做出妥协。[185]（这个笑话使用了标志性的数字“100万美元”，这将一个简单的金钱交易解释成改变生活的机会，具体说，就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当最早出现人寿保险的时候，人们对给人的生命标价，并让妻子拿丈夫的死亡押注非常反感，而人们对人寿保险的认识在技术上是非常准确的。[186]人寿保险业发起大规模广告宣传，将寿险产品重新包装成有责任心的丈夫必须考虑的安排，寿险让他可以在自己万一不在世的时候继续承担关照家人的责任。

    泰特罗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交换。“常规”交换是在单一互动模型中权衡后做出的选择，比如与张三而不是李四做朋友，或者买这辆车而不是那一辆车。“禁忌”交换是以某个模型中的神圣价值对抗另外一个模型中的普通价值，比如为了金钱出卖朋友、爱人、器官或者自己的良知。“悲剧”交换则是两个神圣价值的交锋，比如决定两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谁应该排在前面，或者最悲惨的终极选择，苏菲必须在自己的两个孩子之间选择孰生孰死。泰特罗克指出，政治的艺术主要就是将禁忌选择包装成悲剧的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反对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悲剧的选择说成是禁忌权衡）。想要改造社保体制的政治家必须躲开改革“失信于老年公民”的指责（这是其对手的诠释），强调改革是“减轻辛苦谋生的工薪阶层的重负”或者“停止侵蚀下一代的教育资源”。在阿富汗保留军队可以从“将我们战士的生命置于险境”转换成“确保我们国家对自由的承诺”或“最终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将会看到，对神圣价值进行重新包装成一种维和心理的策略，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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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有关道德感的新理论帮助人们理解道德情感、道德区隔和道德禁忌。我们现在将用这些理论分析一下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德化标准的差异。

    某些互动模型对社会角色的配置得到所有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模型很可能具有生物学的基础。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分享”，家庭内部尊重长者的“权威序列”，以及根据“对等互利”交换商品和互相帮助。但是，有些模型对资源和社会角色的配置却因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而有巨大的差异。[187]

    比如在西方的传统婚姻中，丈夫可以对妻子摆出“权威”。这个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被推翻，有些夫妇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转向“对等互利”，两人严格平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甚至到了要按小时计算的地步。“对等互利”产生的算计感与大多数夫妇追求的亲昵感不能兼容，所以现代婚姻的主流采取了“社群共享”模型——结果，很多妻子认为，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账目不清，自己总是做得过多，而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夫妻关系偶尔也进入“法理型”互动，比如“婚前协议”，或者在遗嘱中分别规定以前的婚姻所生子女的继承权。

    互动模型与资源之间或者和社会角色之间的不同联系，说明了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差异。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可以鬻田卖地，另一个社会允许买卖或交换新娘，双方都可能对对方的实践感到不可思议。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性生活完全受家庭中男性权威的主宰，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妇女可以自由地以“社群共享”的方式结交情人，或者她们可以毫无羞耻地按照“对等互利”原则用性来交换其他资源。在有些社会，只有受害者的亲族可以为复仇进行杀戮（“对等互利”）；而在另一些社会，人命可以用金钱赔偿（“市场定价”）；或者，杀人必受国家机器（“权威序列”）的惩罚。

    承认某人属于不同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对其违反互动规范的愤怒。不同文化的人的犯规行为甚至可以成为幽默的原料，比如在早年的喜剧中，懵懂的移民和乡巴佬总是在买火车票时讨价还价，在公园的草坪上牧羊，或者提议让自己的女儿和债权人结婚来抵偿债务。在影片《波拉特》（Borat）中，这个公式倒转了过来，喜剧演员萨沙·拜伦·科恩尽情地调侃美国人如何为了刻意地容忍不同的文化，任凭一个拆烂污的移民在他们中间胡作非为。不过，一旦违规涉及神圣价值，比如西方国家中的移民要实行女性阴部割礼、荣誉谋杀、买卖儿童新娘，又比如西方人在小说和报刊漫画中描绘与讥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者让小学生用先知的名字命名小熊玩具，容忍就达到了极限。

    互动模型中社会角色和资源的配置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188]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神权和其他原始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是“社群共享”和“权威序列”互动模型。个人利益完全被淹没在社群中 [法西斯一词源于意大利文的“捆绑”（bundle）]，而社群受军队、贵族或神职集团的统治。共产主义主张的是资源的“社群共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生产工具的“公平互惠”和政治权力的“权威序列”[理论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强人统治下的官员特权制（nomenklatura）]。民粹社会主义追求生活必需品，例如土地、医疗、教育和托儿等资源的“对等互利”。而相反的极端情况是，自由意志主义则允许人们在“市场定价”的原则下对几乎所有资源协商议价，包括人体器官、婴儿、医疗、性和教育。

    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人们已经熟知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conservative）。海特进行的数次调查显示，自由主义者相信道德的意义在于防止伤害和保证公平（与施韦德的“自主”和菲斯克的“公平互惠”等价）。保守主义者则给予五种道德基础同样的权重，包括“内群体忠诚”（例如稳定、传统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贞洁/神圣”（例如礼貌、体面和宗教仪式），以及“权威/尊重”（例如尊重权威、顺从上帝、承认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军人服从命令）。[189]美国文化战争的战场遍及税收、医保、福利、同性恋婚姻、堕胎、军队的规模、进化论课程、媒体上的污言秽语、政教分离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争夺的目标是要决定什么是这个国家正当的道德观。海特说，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都认为对方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尽管双方大脑中的道德回路都在熊熊燃烧，但点燃它们的道德概念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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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及道德心理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之前，让我用互动模型理论解决本书前面提出的一个心理困惑。许多带来观念变化的道德进步并不是让人们觉得某种行为罪过，而是感到这种行为荒唐可笑，比如决斗、斗牛和侵略战争。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批评家，例如斯威夫特、约翰逊、伏尔泰、马克·吐温、奥斯卡·王尔德、罗素、汤姆·莱勒、乔治·卡林，他们更像伶牙俐齿的喜剧演员，而不是满口箴言警句的先知。那么，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让笑话比利剑更有力量？

    幽默利用不和谐让听众感到冲突，但转换参照系可以化解不和谐。在新的参照系中，调侃的对象可以失去原有的光环，变成微不足道或有损尊严的东西。[190]当伍迪·艾伦说“我很为我的金表感到自豪，这可是我爷爷咽气之前卖给我的”时，听众先是觉得惊讶，这样情深义重的传家宝的传承为何是买卖而不是赠予，再说卖者已经完全不能享受买卖的收益。接着，他们认识到伍迪·艾伦扮演的人物是家庭中不受待见的家伙，而这个家庭充满了钩心斗角和唯利是图。带来不和谐感的第一个参照系通常包含某种居主流地位的互动模型。要理解笑话的可笑之处，必须摆脱原有的互动模型，比如，将伍迪·艾伦的金表继承从“社群共享”切换到“市场定价”。

    拿政治议题或者道德议题开心的笑话，不动声色地向原已成为第二天性的互动模式发出挑战，迫使听众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当人们心目中的战争形象已从惊心动魄和光彩辉煌变成浪费生命并愚蠢时，人们就特别能欣赏喜剧经典《鸭羹》。鲁弗斯·T.法亚弗为了一个完全是假想的羞辱，可以斗志昂扬地发动战争，这让民族自豪和“权威序列”都成为十足的笑料。讽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加速器。20世纪60年代，种族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被塑造成头脑迟钝的尼安德特人，越战鹰派被刻画成嗜血的心理变态狂。

    18世纪的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说：“讽刺，应如利刃般锋锐，轻触处刀入肌肤，似无痛楚，不见血痕。”不过，很少有讽刺能够磨砺到这般锋锐，刀过无痕，而被取笑的人也太明白其背后的颠覆力量。他们感到神圣的价值在遭受有意的羞辱，尊严被折辱，而且认识到，人们的笑声说明大家都知道他们受到了羞辱，为此他们很可能做出剧烈反应。2005年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登的漫画引发多起流血骚乱，证明当某些人的神圣互动模型受到刻意贬低的时候，幽默就不是好笑的事情了。（在《日德兰邮报》的一幅漫画上，一批人体炸弹袭击者刚刚抵达天堂，迎接他们的穆罕默德惊呼：“停一停吧！处女已经用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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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道德感的互动模型是怎样让人们感到暴力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社会有多大的自由度能够控制道德暴力，甚至能够实现道德反暴力？所有的互动模型都要求对违反规范的人进行道德惩罚，但每一种模型所允许的暴力各有其特性。[191]

    菲斯克说，人类之间的互动不是必须使用任何模型，他称不服从互动模型的状态为无效人际关系或反社会人际关系。不从属任何互动模型的人会被非人化：他们被视为缺乏人性的某些基本属性，被当作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任意被忽视、被剥削或者被捕食。[192]因此，反社会关系可以为征服、强奸、刺杀、杀婴、战略轰炸、殖民掠夺和其他犯罪铺垫基础。

    将他人置于互动模型之中，至少表明承担顾及其利益的义务。“社群共享”本身包含着对内群体成员的同情和温情——当然，也仅仅是对自己的成员而言。菲斯克的合作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表示过，“社群共享”可以产生第二种非人性化：不是机械地将反社会关系非人化，而是将对象兽性地非人化，拒绝承认社群之外的人同样具有人类的共同特质，例如理性、个性、自制、德行、文化。[193]对待团体之外的人，人们并非只是冷淡和麻木，而是厌弃和轻蔑。“社群共享”会鼓励这种非人化，因为受排挤的人被认为缺少本群体成员特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些人的存在就是肮脏的污染源。所以，尽管“社群共享”四个字中的每个字都很美好，但部落屠杀、种族和民族灭绝、宗教清洗此类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社群共享”那里找到思想支持。

    “权威序列”同样也有两面性。家长式的权威有责任保护和支持自己的羽翼，这也许就是“平靖进程”中领主制止属下自相残杀的心理依据。奴隶主、殖民统治者和仁慈的独裁者因此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合理性。但是“权威序列”也承认可以对不尊上、不顺从、违背命令、叛国、亵渎、异端、冒犯君主的人进行暴力惩罚。当“权威序列”和“社群共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为一个集团针对另一个集团的暴力，包括帝国侵略和武力征服，以及对下层阶级、殖民地人民和奴隶的镇压提供了理由。

    双方交换互惠的义务让“对等互利”成为一种比较仁义的互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方都以对方的存在和福祉为自己的存在和福祉的前提。对等互利鼓励某种程度的换位思考，而换位思考能产生真正的同情。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商贸具有平靖效应，其背后的思维是交易伙伴之间就算没有诚挚的爱，至少还懂得彼此珍惜。另一方面，对等互利符合“一报还一报”的复仇理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抵命、血债血偿。我们在本书第8章看到，即使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刑事处罚是罪有应得，而不是普遍威慑或特殊威慑。[194]

    法理型理性是在文字和数字社会才出现的新型互动模型，它既非直觉亦非感情，本身对暴力既不鼓励也不抑制。如果不是人人都明确拥有选举权，并拥有对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前提，由于市场经济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利润追逐，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奴隶交易和人口走私，甚至以炮舰外交开辟新的外国市场。量化工具可以在高科技战争中用于产生最大化的杀伤力。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法理型理性也可以服务于功利主义道德观，即衡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精确测度警察和军队的最低需要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总量。[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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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道德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和权利革命，促成了暴力的全面减少？

    常规互动模型的变化方向相当清晰。菲斯克和泰特罗克观察到：“在世界范围内，最近3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在整体上沿着从 ‘社群共享 ’向 ‘权威序列 ’，再向 ‘对等互利 ’和 ‘市场定价 ’的方向加速移动。”[196]如果我们使用第7章提到的民调数据作为指标，社会自由主义引领风气变化之先河，社会保守主义最终追随其后。海特关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道德关怀的数据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在前文提到过，在判断道德关怀的重要性时，社会自由主义者对“内群体忠诚”和“纯洁/神圣”（菲斯克将此涵盖在“社群共享”）以及“权威/尊敬”不屑一顾，而几乎将全部关注放在“伤害/关怀”和“公平/互利”上。社会保守主义者则对所有五类道德规范一视同仁。[197]社会自由主义导向的历史趋势，与社群和权威渐行渐远，其价值观越来越多地以平等、公正、自治和合法权利为基础。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可能都不愿意承认正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趋势，但今天，没有任何主流保守政治家还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打出传统、权威、凝聚力或者宗教的旗号，为种族隔离，妇女不能离家工作、指控同性恋为犯罪等行为进行辩护。[198]

    道德资源撤离社群、圣洁和权威何以具有反对暴力的效果？一个原因是集体性或公社性（communality）是部落制和沙文主义的道德核心，权威则给政府镇压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道德被约束在一定的边界之内。这个范围越小，人们能够合法惩处的违规行为就越少。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每个人都同意道德的基石之一是自主和公平。没有人反对政府行使暴力将刺客、强奸犯和谋杀犯关进监狱。但是，在这个共识之外，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希望再加上一个非暴力型犯罪名单，比如同性恋、放荡、亵渎、异端、淫秽和玷污圣符。为了让卫道士的道德谴责具有威力，必须由利维坦来惩处越轨行为。从法律条文中删除这些罪名，也就减少了权威挥舞棍棒、手铐、板子，以及实施监禁和处决的机会。

    社会规范向“市场定价”方向推移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但是它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走向非暴力的趋势。酷爱“市场定价”模型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主张将卖淫、吸毒和赌博一概非罪化，清空当今世上关押了千百万人的监狱（老鸨和毒枭应该可以被送进对付流氓团伙的感化营）。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以社会认可的暴力对付很多人不认可的行为，例如亵渎神明、同性恋、吸毒、卖淫，是否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但是，无论对错，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道德退出社区、权威、神明这些传统领域，暴力确实在减少。而道德退出也恰是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个人摆脱部落和权威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宽容个人选择，只要这些选择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和福祉。

    现代社会中道德发展的历史方向不仅仅是离开集体和权威，而且是走向法理型组织，这本身也是趋向和平的发展。菲斯克说，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功利主义道德，可谓“市场定价”模型的典范。“市场定价”是法理型思维的一个特例。[199]功利主义大家切萨雷·贝卡里亚开创了刑法改革，将赤裸裸的复仇饥渴变为以威慑预防为目标的政策。边沁的功利推理指出了处罚同性恋和虐待动物的非理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据此提出了最早的女权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曼德拉、图图和其他和解派人士公开谴责复仇型正义，而主张实行揭露真相—大赦—适当惩罚元凶的配合政策，这也是通过达到功利的均衡以减少暴力的成功案例。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而不是武力打击，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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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道德心理学最新理论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限制社群、权威、神圣和禁忌的影响，这些直觉都是且很可能永远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惊慌。不同的互动模型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嵌入，追求暴力最小化的法理型思维模型可以约束其他思维模式的暴力性。[200]

    如果某个版本的“社群分享”对人的生命进行资源配置，社区的范围涵盖全人类，远非一个家庭、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这个模型完全可以成为抽象人权原则的情感依据。我们是一个人类大家庭，在这个家庭内，没有人能够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在“权威序列”模型中，为了防止更大的暴力伤害，国家被赋予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威，以民主制衡的形式嵌入“权威序列”，比如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同时国会可以弹劾和罢免总统。神圣的价值观和捍卫神圣价值的各种禁忌，也可以反映出我们认为必须珍视的价值和事物，比如已经成形的胎儿，国家的边界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与核武器。

    斯科特·阿特兰与两位心理学家杰里米·金吉斯（Jeremy Ginges）和道格拉斯·梅丁（Douglas Medin），以及政治学家哈利勒·史卡基（Khalil Shikaki）合作，探讨了如何以和平为目的重造心理禁忌的问题。[201]在理论上，和平谈判应该遵守“市场定价”模型的规范。当敌对双方放下武器，自然产生一笔红利——所谓的“和平红利”，双方同意分享红利达成和平。为了得到一份和平红利，各方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最高要求，所得到的红利将大于他们拒绝谈判的收益，而继续交战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幸的是，神圣价值和禁忌心理会拒绝理性交易的最佳方案。如果对手中的一方固执于价值的神圣性，那么他所捍卫的是无价之宝，就像我们不会出卖自己的孩子，他也决不肯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交易。被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比如对某片圣地的主权和对历史暴行的某种承认。即使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妥协也是触犯禁忌，甚至动一动这样的念头都证明此人是叛徒、内奸、唯利是图的小人、荡妇。

    流行的心理学实验的方式，都是研究人员找几十名大学生，每人给一杯啤酒的钱，然后让他们回答问卷。但在一项非常大胆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找到了真正生活在以巴冲突地带的居民进行调查：西岸的6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5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700多名巴勒斯坦学生，其中半数承认追随哈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研究人员在每一个小组中都能找到视自己的要求为神圣价值的狂热分子。几乎一半的以色列定居者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犹太人民永远不能同意放弃任何以色列领土，包括（构成西岸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在巴勒斯坦人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在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妥协。80%的难民认为，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权利不容让步。

    研究人员将以巴两族人各分三份，组成三组，再向每一组人出示一个要求各方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妥协的假想和平方案。其中一组得到“两国方案”，要求以色列从99%的西岸和加沙地带撤走，但不需要接纳巴勒斯坦难民。毫不奇怪，这一方案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双方的极端分子对方案本身表示愤慨和厌恶，并声称如果有必要，将以暴力抗拒这样的方案。

    第二组受访者拿到一个在两国方案之外，附加美国和欧盟在100年内每年补贴10亿美元，或确保人民生活和平繁荣的方案。面对这些甜头，非极端分子的反对立场有所软化，但因为方案带有明显的收买意味，极端分子变得更加狂躁和愤怒，也更加暴力。一旦涉及政治和宗教冲突，人类行为分析中的理性人假设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据泰特罗克的观察，很多表面上无比神圣的价值实际上都是伪神圣，如果能够对禁忌的权衡折中巧妙地重新包装，妥协的空间仍然存在。在假设和平方案的第三个版本中，两国解决方案之外被加上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宣言，明示其敌人就某一神圣价值做出让步。展示给以色列定居者的方案说，巴勒斯坦人“将放弃任何返回以色列的要求，这本是他们的神圣权利”，或者“需要承认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而在交给巴勒斯坦人的方案中，以色列将“承认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并将为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所有错误道歉”，或者将“放弃他们所坚信的、对西岸的神圣权利”，或者将“象征性地承认（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历史正当性”（但并不真正给予这一权利）。这些辞藻真的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与公然地拿和平和金钱进行贿赂不同，敌人在神圣价值上的象征性让步，尤其是特别强调这是一方的神圣价值时，确实弱化了极端分子的怒火、厌恶和支持暴力的意愿。虽然这样的方案并没能将双方的极端分子减少到绝对少数，但是减少的数量足以改变各方新近举行的大选结果。

    这一操控人类道德心理的实验具有深远的含义。找到软化以巴双方狂热分子的对抗立场，其他各国也公认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几乎可看作人间奇迹。古板的外交家将争执双方视为理性人，强调和平方案的成本收益，这种标准做法将会招致反感。如果他们的和平方案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话，他们必须将对抗双方视为道德人，认真操作方案的象征性框架。当人们放纵自己捍卫神圣和禁忌的心态时，道德感很可能成为和平的障碍。只有当此种心态愿意根据理性目标接受调整，才会产生真正符合道德的结果。

    * * *

    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道德直觉离开社群、权威和圣洁，而趋向公平、自治和理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外力是人口的迁徙和社会流动性。人们不再被局限在家庭、村庄和部落。在这样的小世界里，整合和团结是生活的基础，一个人被排斥和遭放逐意味着他的社会生命的死亡。现在，人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自己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新的世界观，接受更普世的道德规范，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不是崇拜某个集团的强权。

    出于同样的原因，开放社会让人们尽显才华、雄心和运气，不受出生身份的制约。在人们眼中，“权威序列”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而更多地被视为历史文物，甚至是某种不公正的遗产。

    来自多元背景的人相聚在一起，互通商贸，按照职业或者社会偏好合作谋求共同的远大目标，他们头脑中原本圣洁的意识会逐渐褪色。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当某人认识某位同性恋朋友的时候，他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会大大提高。海特认为，当人们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大选版图时，从粗分的红州和蓝州，到细分的红县和蓝县，都显示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和主要水路沿岸。在喷气式飞机和州际高速公路出现之前，这些地区是人口和思想交流汇聚频率最高的地带。这些地区早年的优势，让它们成为交通、商业、传媒、研究和教育的集散中心，至今仍然是多元和自由派的大本营。虽然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派和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道德领域的侧重点仍然一致。自由派的微观空间分布说明，背离社区、权威和圣洁的道德发展趋势的确是流动性和都市化的结果。[202]

    另一种颠覆社区、权威和圣洁观念的力量是对历史的客观研究。菲斯克说，社群思维将团体视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一种不朽的本质将人们联结为集团，传统之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太初。[203]“权威序列”也天然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他们受命于天，遵从宇宙的规则而世代沿袭。这两个模型都在炫耀自己天生而永恒的高贵和圣洁。

    在这种为统治寻找合理性的罗网之下，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像游园会上冒出来的一只臭鼬。唐纳德·布朗在开始人类共性的研究之前，曾经试图解释为什么印度的印度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历史学家，而邻邦的中华文明却正好相反。[204]布朗推测，在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中，声称自己是英雄和神祇的后裔的统治精英明白，让学者不断地在故纸堆中搜寻窥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很可能会找到一些证据，戳穿权贵的谎言。布朗研究了亚洲和欧洲的25个文明的历史，他发现，等级化的社会青睐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排斥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传记、写实肖像和正规教育。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索性招募写手，炮制自己国家永恒的、光彩夺目的历史。[20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民主国家开始挖掘自己国家浅薄的根基和曾经犯下的卑鄙罪行，修正的新历史让很多人的心理受到重创。在新史学中，爱国主义、部落主义和对上层的盲从不再具有原来的地位。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学生教科书和博物馆展品内容上的争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虽然，对于各种自私自利的传奇故事，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解毒剂，而虚构的作品也一样能够转变读者和观众的道德意识。忠诚、服从、爱国主义、责任、法律或者习俗所规范的道德，与道德原则要求的行动之间发生冲突，让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面临艰难的抉择。在1967年出品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一名狱警在处罚保罗·纽曼扮演的角色卢克，将他关进闷罐监牢时解释说：“抱歉，卢克，我不过是行使职责。你要理解我。”卢克回答说：“甭来这一套——管这叫执行职责，不等于说这是对的，头儿。”

    偶尔，作者能够唤醒读者，让他们意识到良知本身是个靠不住的向导。哈克贝利·费恩带着黑奴杰姆逃往自由州，两人漂荡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突然对自己帮助杰姆感到莫名的愧疚，因为他突然想到，杰姆的主人是他合法的拥有者呀！

    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杰姆不停地大声念叨着。他说，到了自由州，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挣钱，一个子儿也不花，等到攒够数了，就把老婆赎出来。杰姆的妻子如今在一家农场为奴，就在华生小姐家的附近。然后他们两个人要拼命干活，好把两个孩子赎出来。要是孩子们的那个主人不肯卖孩子的话，他们就去找废奴活动家，把孩子们偷出来。

    听到他这样说，我几乎全身冰凉……我心想，这都是因为我没有转转脑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黑鬼，我差不多一直是在帮着他逃跑，如今竟然这么大大咧咧地说什么要偷走他的孩子——这些孩子可是属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且此人从来也没有害过我啊……

    我的良知在心里煽起的火越烧越旺。到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说：“饶了我吧——还来得及呢，待会儿一看见灯光，我就划过去，上岸，告发他。”……我所有的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我继续张望着，看有没有灯光。这时我高兴得简直要在心里为自己唱上一曲哩。没有多久，出现了一处灯光……

    （他）跳将起来，弄好了小舟，把他的旧外套铺在船底板上，好让我坐在上面。他把桨递给了我。在我划桨的时候，他说：“麻（马）上，我就要欢呼啦。我要说，这一切，都亏了哈克。嗯呐，我（是）个自由人啦。嗯呐，可要是哈克，我哪里得自由呢。全亏哈克才成功的。杰姆一辈子也忘不下你，哈克。你是杰姆贼（最）好的盆（朋）友，嗯呐，你也是老杰姆现在唯一的盆友。”

    而我刚刚才把小船划开，急着想去告发他。他的这番话，让我像被掏空了一样瘪了下来。

    在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心理发展中，原则、服从、互惠和对陌生人的同情指导着良知，把哈克拖向错误的方向。同时，对一位朋友的同情和直接牵挂将他拉向正确的方向（读者脑海里可能还会闪出人权观念）。这段文学叙事也许称得上是对人性的脆弱，对人们在道德和不被道德承认的信念之间困惑挣扎的绝妙刻画。

    理性

    眼下理性的日子很不好过。大众文化在“赛愚昧”的深渊中继续沉沦，美国的政治话语则已经陷入“逐底竞赛”。[206]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神创论、胡言乱语的新纪元运动、“9·11”恐怖袭击事件阴谋论、心灵热线和宗教极端主义复兴的年代。

    似乎四处弥漫的非理性还不够糟糕，很多评论家绞尽他们的推理脑汁，要说明理性的重要性被过分地高估了。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的媒体蜜月期间，编辑甚至放言说，一个伟大的总统不一定要很聪明。一个心地善良、具有坚实明确的道德观念的人赛过那些精于计算、花言巧语、受了过多教育的政客。他们表示，说到底，还不是哈佛训练出来的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把美国拖进了越战的泥淖。左翼的“批判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在一个问题上与右翼的宗教卫道士意见一致，即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集中营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科学和理性培育出的毒果。[207]

    甚至科学家也追随其后。许多心理学家说，人类受激情的引导，只有在事后为给自己的直觉寻找理由时才会调动那点儿可怜的理性能力。行为经济学家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展示，人类的行为如何远离理性人假设；报道行为经济学进展的记者，不放过任何抨击理性人理论的机会。这其中的含义是，既然非理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干吗不接受它，享用它呢？

    在本章——本书结论部分之前的最后一章，我要试图说服你，无论是对世界理性现状的悲观评估，还是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坏事情的轻佻，都是错误的。尽管人们干了不少蠢事，但是当今社会还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世界越聪明也就越少暴力。

    在展示证据之前，我要先扫清那些反对理性的偏见。现在，乔治·W.布什总统已经卸任，所谓“我们最好有个不太聪明的领袖”的理论只能让人脸红，而我们甚至可以量化害臊的理由。我们都知道，人们在衡量公共人物的心理特质方面没有什么良好的记录，但是，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发展了几种（从心理计量学家的技术角度看）可靠和有效，而在政治上无党派立场的历史计量手法。[208]他分析了从华盛顿到小布什42位总统的数据资料。他发现，根据非党派历史学家的评估，对总统的绩效而言，天生的智力和对新思想、新价值的开放心态都有关键的作用。[209]虽然布什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但他在总统绩效排名上却是倒数第三。而在经验开放性这个项目上，他是倒数第一名，评分从最低0分到最高100分，他的得分是不折不扣的0分。西蒙顿在2006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当时布什仍在总统任上；自那时之后，又有三位历史学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果很接近：布什在42位总统中排名为第37、第36和第39。[210]

    至于越南战争，认为只要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没有那么聪明，美国就会避免卷入战争的观点，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在这些人退出舞台之后，战争在理查德·尼克松手里继续残酷地推进。而尼克松既算不上最优秀也算不上最精明。[211]总统的智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可以做量化处理。1946年（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起始的年份）到2008年，总统的智商和其任期内美国卷入战争的战争死亡人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5。[212]我们可以这样说，总统智商增加一个IQ点，战争死亡减少13440人。虽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战后最聪明的三位总统——肯尼迪、卡特和克林顿，没有将国家带进毁灭性的战争。

    认为集中营是启蒙运动的产品的观点，如果不是下作，至少是荒唐。我们在本书第6章已经看到，20世纪真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大屠杀发生的次数，而是人们在观念上终于认为大屠杀是一种邪恶。在集中营毁灭的人类生命前面，它的技巧和组织形式是无足轻重的陪衬，而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手段极为原始，它也提醒我们，技术和组织并不是实施大屠杀的必要条件。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像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是19世纪反启蒙思潮的果实，绝非伊拉斯谟、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边沁、杰斐逊、麦迪逊、穆勒的传承。在真正的科学面前，纳粹主义自命的科学是非常滑稽的伪科学。哲学家亚基·曼申弗劳德（Yaki Menschenfreund）最近在他的一篇精彩文章中评价了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要为纳粹集中营负责的理论：

    纳粹意识形态不仅是非理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理性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其政策的破坏性。它美化多神的、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拥抱回归自然和“原生态”的浪漫情思，培育终结旧时代的天启式期待，幻想届时将彻底解决种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对理性主义及其有关理论的轻蔑，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彻底排斥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纳粹运动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一贯强调“weltan-schauung”（世界观）——对世界的自然和直接的体验，与“welt-an-denken”（对世界的思考）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对世界的思考，就是通过概念化、计算和理论化分解现实的“破坏性”智力活动。与“堕落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崇尚理性相对抗，纳粹宣扬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自然的生活观，不受妥协或者困惑的阻碍和烦恼。[213]

    最后，我们来看看所谓理性无力对抗情感的意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心理学家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曾经表示，持此观点的人，是对实验室中的道德失声现象和其他道德困境引起的生理反应解读过度。[214]即使是直觉主导的决定，直觉本身已经是以往道德推理的产物。这个过程也许是个人的反思，也许是餐桌上的争论，也许是人们在争论中产生的规范被社会同化吸收。案例研究表明，在个人生活的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一名妇女决定堕胎），或者在社会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比如内战、女权、同性恋权利、宣布国家参战的重大问题），人们都会纠结于痛苦的思考和忧虑。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历史性的道德转变，其发端都是一些经过人们艰苦思索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提出之初遭遇猛烈的抨击。当辩论平息的时候，胜方的主张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人们的情感。比如，如果你今天问人们为什么不烧死宗教异端，为什么不蓄奴，为什么不鞭笞儿童，或者为什么不对犯人处以轮刑，人们也许会“道德失声”，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问题都曾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在乔舒亚·格林就失控车厢道德困境进行脑扫描研究时，我们甚至可以目睹人们的直觉和推理交互妥协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每一种道德感都有其神经生物的基地。[215]

    * * *

    当休谟写下他的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时候，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人们鲁莽、纵情，或者即使遇人不淑，也任凭自己神魂颠倒。[216]他是在就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说明理性本身仅仅是从一个真命题到达另一个真命题的工具，与这些命题的价值取向完全无关。然而，有很多理由决定了为什么理性，配合以“一点点鸽子的气质，揉进我们的骨架”，必然地“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让我们来看看某些理性的运作为什么可以带来暴力水平的下降。

    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发生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时间顺序告诉我们，理性抗拒暴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如伏尔泰所说的“荒谬导致暴行”。戳穿某些谎言，比如众神要求牺牲献祭，巫师咒语灵验，异教徒终将下地狱，犹太人在水井内投毒，动物没有感觉，孩子是父母的所属品，非洲人非常残忍，君权神授等等，即可以破除很多暴力的思想基础。

    运用理性的另一个和平效果是，理性是自制的伙伴。我提到过，在人身上有两种特质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它们在大脑中的生理基底相互重合。[217]这就是理性——推演一种行为的长期后果，让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自制。

    当然，自制还不止于避免做出损害自己未来利益的仓促决定，它也意味着为了我们所认为的正当动机而克制自己的某些本能。有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技巧，比如测度人们用多长时间将类似“好”和“坏”这样的字与白人的面孔和黑人的面孔联系在一起，通过神经成像实验监测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动，可以辨识出很多白人对美国非裔有轻微的生理反感。[218]但是，第7章的图7-6、图7-7和图7-8显示，人们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共同工作和生活，彼此以礼相待的现实，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克服这些偏见。

    推理与道德观也可以相互作用。四种互动模型是人们道德冲动的源泉，每一个模型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推理模式；每一种推理模式各有其相应的计量尺度，并通过特有的认知方式展开推演。[219]“社群共享”模型的思维标准是“全或无”，或者说“非此即彼”（即所谓的“名目尺度”）：一个人或者属于神圣家族，或者不属于。与此相应的认知方式是生物学直觉思维，着眼于生物性的纯洁本质和潜在的污染源。“权威序列”使用顺序尺度：对统治与被统治阶层进行线性排序。它的认知手段是对空间、力和时间的物理学直觉：人的排序越高，他的形象就越大，力量越强，地位越高，越具有优先权。“对等互惠”采用等距尺度，两个量之间可以比较大小，但是不存在比例关系。具体的量度方法如排序、记数，或者以相同的单位进行比较。只有“市场定价”（以及“市场定价”所属的法理型思维）能够用“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尺度进行量度和运算。法理性模型要求以非直觉性的符号数学做推理工具，比如分数、百分比、幂。我已经说过，法理型模型在人类历史上远非常见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具有高级的认知能力——熟练把握文字和数字的能力。

    “Proportionality”一词在数学意义上是“比例性”，在道德意义上是“均衡性”、“相称性”和“合理性”。它具有这样的含义不是偶然的。只有布道家和流行歌曲的歌手会宣称总有一天暴力要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哪怕仅仅是作为一种防备，为了威慑捕食者和在威慑无效时解除侵犯者的武装，以警察和军队形式存在的暴力手段总是必要的。但是，以尽可能小的必要暴力制止更大的暴力，与人在头脑发昏时为寻求惩罚性正义制造的暴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报还一报的粗糙复仇感，在处罚的程度上特别带有自利的偏向，因此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过度暴力，包括酷刑和非常处罚，殴打有过失的孩子，战争中毁灭性的报复行动，私人之间因小恩怨而伤人性命。但道德进步并不在于全面打击暴力，而是有理有度地对症下药。我们看到的例子有遵循贝卡里亚功利主义观的刑法制度改革，接受启蒙思想的父母有节制地惩罚孩子，拒绝暴力手段的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现代民主国家对挑衅的适度反应（军事演习、鸣枪示警、对军事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以及在冲突之后实行有限大赦与和解。这些弱化暴力的措施都要求对比例、均衡和相称有某种感觉，而这种思维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理性的教养和培育。

    当理性将暴力本身抽象为一种心理范式，并将它构建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需要取胜的竞赛时，理性就是在抗拒暴力。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将古希腊的毁灭性战争形容为天上变态傀儡一手操办的孽作。[220]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抽象思维的杰作：他们超脱了那种将战争归咎于阴险宿敌的立场。当然，将战争归罪于天神不能给凡尘众生带来减少战争的机会。对战争的道德谴责也具有抗拒暴力的力量，不过它没有告诉人们，当强敌临门时应该做些什么。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和其他当代思想家的著述展示了真正的道德进步：将战争作为博弈论的题目进行理智分析，而积极的制度安排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几个世纪之后，这些制度安排，比如康德的民主—商贸—国际共同体的三位一体论，在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有意识地将危机包装成对方为自己设下的陷阱，让两个人都能不失脸面地后撤一步。

    * * *

    所有这些为理性辩护的理由都没有提到休谟的观点：理性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取决于思考者的情感。如果思考者想要得到和平与和谐的话，理性可以勾画出通向和平与和谐的路线图。但是，如果思考者愿意看到战争和冲突，理性也可以产生走向战争和冲突的路线图。我们是否有理由期待理性让推理者期望更少的暴力呢？

    根据严密的逻辑，答案是“没有理由”。但是，略做加工，就可以将答案变为“有理由”。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思考者关心自己的福祉：他们想活下去，而不是去死；他们想自己肢体健全，而不是残缺；他们想生活舒适，而不是生活在痛苦中。仅是逻辑本身不足以让人们拥有这些成见。但是，任何自然选择的结果——的确，任何有意识的主体，只要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承受住熵的摧残，都会产生这些愿望。

    第二个条件是，思考者是其他意识主体共同组成的社区中的一员，这些主体可以影响自己的福祉。他们之间可以交换意见，并且能够理解对方的理性。这一假设同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想象，鲁滨孙在孤独中思考，银河霸主的属下不能挑战他的权威。但是，自然选择至今还不曾制造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因为进化以生命群体为对象。说到人类，他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的动物，还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即使是银河霸主，王冠在头难安枕席，霸业至此，他还是要担心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得不对付他昔日的属下。

    我们在第4章的结尾提到，如果人类的自利性和社会性假设结合以理性，就会推出以非暴力为目标的道德观。暴力是囚徒博弈，博弈双方以侵蚀对方获取私利，但是两个人在相互侵害中都会遍体鳞伤，且不说还可能丧命；如果双方都不去伤害对方的话，两人反而得到更大的收益。在博弈论对囚徒困境进行定义的时候，说明不允许双方交谈；而即使他们能够交谈，他们也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协商，并可以通过情感、社会和法律担保约束彼此的承诺。当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不要实施伤害时，他首先必须自己承诺不去伤害对方。一旦他提出“你伤害我是不对的”，也等于是说“我伤害你也是不对的”，因为在逻辑推理上，“你”和“我”是没有区别的两个实体。（说到底，这两个代词的意义随着对话的进行不断调换位置。）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这样说过：“代词 ‘我的 ’到底有一种怎样的神奇力量，它竟然能够让我们有理由推翻至公至正的真理？”[221]理性既不能区别张三和李四，或者王五和赵六，也不能区别任何个体的集合，因为就逻辑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他们不过是一些x和y而已。所以，你一开口试图劝说某人不要伤害你，提出各种他不应该伤害你的理由，就等于是接受了以避免伤害为最终目标的承诺。只要你还为自己高品质的理性感到自豪，愿意广泛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此劝服他人，你就会调动这一理性追求公众的利益，包括避免暴力。[222]

    当然，人类并非生来就具有理性。我们由猿演化而来，在小群体状态下生活了几十万年，认知过程的演化都是以狩猎、采集和社交为目的。仅仅是在文字、城市、远程交往和通信出现之后，我们的祖先才逐渐培养起理性判断的能力，并不断扩展理性施用的范围，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们也许有理由期待，集体理性经过时间的砥砺，将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我们身上导致暴力的短视和冲动；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理性主体，我们希望对方以何种方式对待我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我们的认知能力不是必然向这个方向演化。但是，一旦人们秉持一种开放的推理体系，即便这个体系是从平凡的琐事，比如从准备晚餐和保护盟友发端演化而来，你总是忍不住要用这个体系考虑一下那些作为其他命题结果的命题。当你用母语学会并理解了“这是那只杀死了老鼠的猫”这句话，你自然就能明白“这是那只吃了麦芽的老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学会运算37+24，那么34+27之和对你也不会是太大的难题。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将这一奇妙现象称为系统性（systematicity），并认为这一特性来自人类神经系统所具有的支撑语言和理性的组合能力。[223]如果一个物种的成员有彼此理性互动的能力，并有足够的机会运用这种能力，他们迟早会发现非暴力和其他互利安排所能带来的共同利益，并且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这种能力。

    这正是彼得·辛格最早提出的“扩大的圈子”理论。[224]我借用了他的修辞手法，用“扩大的圈子”来形容一种历史进程——人们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机会，因此对更多样的人群产生了同情心。不过，辛格本人极其理智，对这些情绪化的表达没有多少兴趣。他是哲学家的哲学家，他认为，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确确实实已经有思考的能力，能够想明白他们应该尊重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尊重不局限于我们社会小圈子里的亲友熟人。就像你不可能一边坚守做人的原则，一边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你也不可能去损害其他团体成员为自己的团体成员谋利。对辛格而言，人们的伦理圈子之所以在向外扩大，不是因为软心肠的共情，而完全是冷静思考的理性结果：

    开启理性思考，就像在黑暗中踏上上行的滚梯。一旦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能够走多远已经不由我们的意愿所决定，我们也无法事先知道哪里是我们的终点……

    如果我们不知道滚梯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登上滚梯后，打算跟着它移动几米，弄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难避免一直前行，直到终点。同样，一旦开始理性思考，人们也无法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人们之所以会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辩解的想法，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群体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旦理性思考开始运作，它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受社会集团边界的制约。[225]

    根据辛格引证的历史发展顺序，早期古希腊人的道德圈子限于城邦，如公元前5世纪的这篇原本无意搞笑但却颇为滑稽的墓志铭所展示的：

    这是在一位大好人尸身上建立的纪念碑。来自迈加拉的庇锡扬，杀死了7个人，在他们身体上折断了7把标枪的枪尖……这个男子，挽救了3个雅典兵团……从未让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有过丝毫的悲伤，在众人景仰之下，他进入了冥界。[226]

    柏拉图将他的道德圈子外推了一点点。他认为，希腊人应该避免毁灭和奴役其他希腊人，被毁灭和受奴役的噩运只属于非希腊人。在近代，欧洲人对所有的欧洲人实行不得奴役的准则，但非洲人却是可以奴役的对象。当然，在今天，对所有人而言，奴隶制都是非法的。

    辛格的比喻只有一个问题，道德关怀的历史似乎不大像一部滚梯，而更像一个被卡在某层楼上的电梯，似乎永远也不打算再工作了，但突然间它又晃晃荡荡地上升一层，然后又滞留在那里不动了，接着再上升一层……辛格叙述的历史显示，在2500年间，人类的道德圈子只向外推延了4圈，每625年向外推出1圈。作为一部滚梯，这样的速度给人的感觉确实有些不牢靠。辛格承认道德进步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而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太稀缺了：

    仅就一种质疑精神的出现时机和成功而言，历史只是记录了一连串意外事件而已。但是，如果理性思维能够在习惯道德的制约下茁壮发展，长期来看，进步就不是偶然的意外。不时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出现，他们被习俗施加在理性思考上的边界困扰，因为理性思考的性质不喜欢“小心禁区不得入内”的警示。理性思考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它追求普适性。除非它被对抗的力量粉碎，否则，理性思考的每一次应用，都是在为后人理性思考的新领域添加基石。[227]

    但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卓越的思想家如此罕见，理性的扩展如此艰难，人们会问，为什么人类的理性要历时数千年才能得出奴隶制不太对头的结论？同样的问题还有殴打儿童、强奸妇女、灭绝原住民、监禁同性恋，或者为了抚慰国王受伤的虚荣心而发动战争，这些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吗？这不应该是非得有爱因斯坦的头脑才能想清楚的问题。也许，问题在于理性滚梯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引导人性道德进步的力量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头脑。也许，即使辛格是对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滚梯的移动不仅有赖于寥若晨星的大思想家，还有赖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思考水平的提升。

    * * *

    不论你们相信与否，人确实是越来越聪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注意到出售智商测试结果的公司定期调整试题时，他欣喜若狂，仿佛得到一个重大的发现。[228]人们设定100为智商的平均值，但是答对的问题所占的百分比却是一个取决于问题难度的任意值。考试公司必须用一个公式将正确答案所占的百分比转换为智商的IQ值。他们发现，这个公式总是出问题。几十年中，智商测试的平均分数越来越高，为了维持100的平均值，每过几年就要调整换算公式。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同样的IQ值，后来的测试者必须比以前的人答对更多问题。如果不做这样的调整，IQ就会出现膨胀。

    智商膨胀不是通货膨胀那种需要人们去抑制的问题。弗林认识到，它展示了某种有关人类智力的重大历史现象。新一代人在拿到和老一代人一样的试题时，能正确回答更多问题，得到更好的成绩。进入20世纪后，智力测验大行其道，遍及世界各地。在某些国家，每一个学龄儿童和应征的军人都要接受智力测试，数据的积累已经足以显示变化的趋势。弗林进行了两类比较，他一方面仔细收集同一套智力测试题的历年数据，另一方面又搜寻各种设法调试测试结果的标准。两类比较得出相同的结果： IQ值一直在提高。[229]1994年，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将此现象命名为“弗林效应”。自此，弗林的名字就和智商上升联系在一起了。[230]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智商测试以来，30个国家，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稳定的“弗林效应”。[231]更早的英国数据显示，弗林效应甚至可以追溯到1877年出生的一群英国佬（尽管他们是成年后接受的智商测试）。[232]变化可真是不小：平均每10年提升3个IQ点（为标准偏差的1/5）。

    变化是惊人的。如果时间机器将今天十几岁的少年送回195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18；如果回到191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30，高于当时98%的人。不错，按照弗林效应的字面含义，今天的一个普通人，比1910年“太平盛世”里98%的人都更加聪明。更不客气地说，如果时间机器将1910年的一个普通人送到今天，他的平均智商将会是70，差不多是在智障的边缘。如果使用专门测试一般智力的“瑞文氏推理测试”, 1910年的普通人的智商放在今天只有50，已经完全属于智障的范围，在“中度”和“轻度”智障之间。[233]

    显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弗林效应。1910年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住满了傻瓜的世界。评论家一直在设法否认存在“弗林效应”，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有力的论据。无论是主张平均主义的左翼作家，还是信奉自我实现的右翼作家，都不愿意接受“智商”这个概念和衡量智商的工具。但是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智商是可以被测度的，一个人的智商终其一生相当稳定，并且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智商水平预测他的学术和专业成就。[234]你也许会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学校已经变成考场，孩子也都成了某种考试专家。但是，正如弗林指出的，考试的变化很不均匀，时紧时松，而智商的增长则非常稳定。[235]那么，这是否和试题的内容有关系？比如“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常识，或者词汇部分的很多单词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学校早就教过这些算数。不过，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恰恰不是常识、词汇和数学。[236]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是与抽象推理有关的试题，比如“相似”（“一磅和一寸有什么共同点？”）、“类比”（“树和什么具有相当于鸟和蛋的关系？”）以及“直观推理”（给出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几何图形，要求测试者推出如何填补右下角的空缺：比如，每一行的从左到右，每个图案比前一个增加一个边框，减少一条竖线，一个空白点被填黑）。词汇和数学是智商测试分数变化最小的部分，其他类型的考试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比如SAT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某些年龄组平均考分下降的现象。[237]图9-2显示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智商测试和分项测试分数上升的情况。

    图9-2 弗林效应：1947—2002年智商测试分数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弗林，2007年，第8页

    弗林效应是一颗科学重磅炸弹，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图形推理”和“相似”两类测试分数的提高，就会知道几十年来人们的“一般智力”得到了多大改善。人们认为，这几项智商测试试题所测的正是一般智力，它们的高低与测试者在总测试中其他部分的得分高度相关。我们将一般智力称为g（或G因素）, g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心理测试科学上最重大的发现。[238]如果你任意提出一项常规智力测验——数学、词汇、几何、逻辑、文本理解、事实知识，那些在某一项测试上得高分的人，一般在其他项目的测试上也有好成绩。人们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论。我们都听说，不善言辞的数学天才和滔滔不绝的诗人不会理财；人们会认为，一种类型的智力发达了，肯定在大脑中挤占了其他类型智力的资源，所以说，用于数学的脑细胞多了，用于语言的就会少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的确比其他人更有数学才能，另一些人更有语言才华，但是就整体人口而言，在同一个人身上，总是同时具备这两种才能——以及其他所有与智力有关的才能。

    此外，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几乎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虽然可能会受文化环境的影响）。[239]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出生时就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在成人后，两人的一般智力因素高度相关，而在同一个家庭的领养同胞之间却没有任何的智力相关性。一般智力因素与某些神经结构和功能的指标存在相关性，这些指标包括处理信息的速度、大脑的容量、大脑皮层灰质的厚度，以及连接不同皮层区的白质的完整性。[240]最有可能的是，人的一般智力因素是很多基因影响累积的总和，每一种基因都对大脑的功能有微小的影响。

    弗林效应的震撼力在于，这一效应肯定与环境有关。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有自己的时速限制，它只能以代际来衡量，但是弗林效应却可以以数年甚至数十年为尺度来衡量的。弗林明确地排除了营养、整体健康水平、远系生育（与外地人结婚生育）对此效应的影响作用。[241]产生弗林效应的因素与人们的基因、饮食、疫苗或婚姻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只能在人们的认知环境中寻找它了。

    破解弗林效应之谜的关键是，人们认识到弗林效应所指的智商提高不是所谓的一般智力的提高。[242]如果是指一般智力，那么所有分项测试的分数都应该提高，包括词汇、数学和原始记忆力，提升的幅度应该相当于这些项目与一般智力因素的关联程度。但是，智商测试值的提高集中在“相似”和“图形推理”这样的项目上。不管这个神秘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它高度选择性地作用于某些智力构件——它选择的不是人脑先天的智力，而是把握抽象推理所需要的能力。

    对“弗林效应”最好的解释是，它有数种原因，每一种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力。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充满象征符号的环境，要求人们分析各种视觉图像，并赋予这些图形某种约定的规则，这当然推动了人们直观推理能力的提高。[243]但是，要理解智力提升和道德推理之间有何种关联，指望视觉能力显然是不行的。与所谓的“前科学思维”相比，弗林将新提高的能力定义为“后科学思维”。[244]如果一个智力测验的“相似性”部分有这样一道题：“狗和兔子有何共性？”对我们来说，答案显然是“它们都是哺乳动物”。但1900年的美国人很可能告诉你：“你用狗捕猎兔子。”弗林认为，区别在于我们今天很自然地使用科学范畴对世界进行分类，而在不久之前，这个“正确”的答案却过于深奥，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关。弗林想象说，1900年的智力测试者会问“‘谁会在意它们是否都是哺乳动物 ’”,“从他的观点看，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位置，是那些有用的东西，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物”。[245]

    这几句话是弗林硬塞进前人的嘴巴里的，但是心理学家在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时，对人们的推理方式做过一些记录，比如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的研究。卢里亚向苏联偏远地区的农民提出了类似智力测验中“相似性”的问题，记录如下：

    问：一条鱼和一只乌鸦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答：一条鱼——鱼生活在水里，乌鸦会飞。如果鱼只会躺在水面上，乌鸦就会啄它。乌鸦能吃鱼，但鱼不能吃乌鸦。

    问：你能用一个词（比如“动物”）来指它们吗？

    答：如果你叫它们“动物”，那可不成。一条鱼不是一只动物，一只乌鸦也不是……一个人能吃鱼，但是不能吃乌鸦。

    卢里亚的受访者还拒绝接受完全假想型思维——在皮亚杰的认知阶段论中被称为“形式操作”（与之相对的是“具体操作”）。

    问：在终年冰雪的地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终年冰雪。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只见过黑色的熊，我不谈论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问：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一个人没有去过那里，他不能只凭别人的话就说什么。如果一个60岁或者80岁的人见过白熊，告诉我白熊的事情，他应该是信得过的。[246]

    弗林评论说：“这些农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理解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纯逻辑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实，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事实，但是这对他们的智力测验毫无帮助。”因为现行的智力测验专注于抽象、形式推理——这种能力能够让一个人跳出局限于周围事物的狭隘知识，探索纯粹假想世界的各种假说。

    弗林认为，产生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戴上“科学眼镜”观察世界；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人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眼镜”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我们知道，学校教育引导青少年从皮亚杰的认知的具体运动阶段进入认知的形式运动阶段，不过，即便有学校，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完成这个转变。[247]贯穿整个20世纪，遍布世界各地，孩子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1900年，美国成年人平均上学的时间为7年，其中有1/4的人上学时间不到4年。[248]直到30年代，高中才成为义务教育。

    在这个转变时期，学校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期，阅读就是站着大声朗读书本。根据教育专家理查德·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的观察，“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兵都不能通过书面智力测验，部分原因是，即使他们上过几年学，知道怎样朗读，但军队的测验是问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所读到的东西，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来没有学过这种技能”。[249]另一位研究人员杰里米·吉诺维斯（Jeremy Genovese）通过分析1902—1913年的高中入学考试的内容，并对比90年代高中同龄学生的能力测验，记录了20世纪教育目标的转变过程。[250]就事实性知识而言，今天的年轻人并没有比前人做得更好。比如，今天关键考试的地理部分居然要求学生在世界地图上指出美国！他们的曾祖父母却是要“给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出发旅行到墨西哥湾一路途经各州的名字，并给出这些州的首府的位置和名字”。但在另一方面，今天的考试通常会要求学生掌握比率、数量、多重选择和基本经济学知识：

    某社区所在地区饮用水稀缺。为了妥善管理水资源，下面哪些事情是该社区不应该做的？

    A.提高用水量。

    B.从另一个社区买水。

    C.各家安装节水装置。

    D.提高水费。

    任何理解供求规律的人都知道，D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但是，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画面——一池子水，一群喝水的人，那么，在收取多少水费和池水能维持多长时间之间，你很难立刻就能建立起联系。

    弗林认为，在整个20世纪，通过学校等机构，科学推理渗入人们的日常思维。越来越多的人在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专业，他们每天都在和符号而不是庄稼、动物、机器打交道。人们也有了更多闲暇，可以用来阅读，玩组合游戏，更新知识，与时俱进。而且，弗林还认为，缩写抽象符号（shorthand abstractions）随处可见，这说明科学思维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每一个缩写抽象概念都是一件经过磨炼的分析利器，人们一旦掌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玩弄各种抽象的关系。任何一位有能力阅读本书的读者，即使没有受过科学或者哲学训练，也极有可能在平时的阅读、谈话和媒体报道中接触过成百上千个抽象概念，包括比例、百分数、相关、因果、控制组、安慰剂（空白对照组）、代表样本、假阳性、实证分析、事后分析、统计分析、中位数、可变性、循环论证、权衡取舍和成本收益分析。随着20世纪印刷业的兴盛，这些抽象概念一个接一个地从阳春白雪的学术界渗入大众，越来越普及，甚至像“百分比”概念一样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二本能。[251]

    不只是惯于大发议论的有识之士掌握了专业性的抽象概念。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歌曲《河流》（The River）中有这样的歌词：“我本在庄斯顿公司干着建筑工/但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语言学家杰弗里·农贝格（Geoffrey Nunberg）就此评论说，只是在最近40年来，普通人才开始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经济”，仿佛经济也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然力量。[252]而在以前，他也许会说“因为世道艰难”。或者，他还会加上一句说，因为犹太人、黑鬼或者富农在捣乱。

    * * *

    现在，我们可以将本节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结合在一起：理性的和平效应和弗林效应。我们有几个理由认为强化的理性力量——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的能力，让人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通用的术语组织自己的思想，能够产生更高的道德承诺，包括避免暴力。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贯穿整个20世纪，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概念组织思想的能力——不断地得到强化。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否有助于我们解释20世纪下半叶记录所显示的暴力减少呢？这个下行趋势的时间跨度从长期和平到新和平再到权利革命。是否还存在一个道德方面的弗林效应，就是说，将我们带离暴力冲动的理性滚梯也出现了加速提升的现象？

    这个想法不是痴人说梦。弗林效应中增长最大的认知能力，是对直接经验的具象进行抽象的能力，这也正是共情换位和扩大道德关怀圈所需要的能力。弗林本人从与他父亲的对话中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弗林的父亲是1884年出生的爱尔兰人，非常聪明，但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

    我父亲心中装满了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歧视其他集团。但是，他对黑人还留着几分种族偏见。我和弟弟一直想打消他的偏见。“如果哪天早上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皮肤变黑了，难道你就低人一等了？”他立刻反驳说：“这可是你们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了。有谁听说过人的皮肤一夜之间会变黑的？”[253]

    像俄国农民看待熊皮的颜色一样，弗林的父亲被局限在具象、前科学型的思维中。他拒绝进入假想的世界，拒绝探索各种推理的结果，而这却是人们反思自己的道德承诺，包括反思他们的部落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之一。

    至于高中考试中某个特殊城市的用水量的问题，除了要求其他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使用比例的概念。弗林注意到，有关比例的问题对很多青少年特别困难，而把握比例关系的能力也是弗林效应的组成部分。[254]在刑事处罚和军事行动中如何公正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比例思维的关键作用。我们只需要在考试题中将“管理水资源”换成“管理犯罪率”，就可以看到智力的提高如何转换成更人性化的社会政策。在心理学家迈克尔·萨金特（Michael Sargent）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即使在考虑到人们的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收入和政治倾向之后，数据仍然显示，人的“认知需求”即具有能够享受智力挑战的特质越高，对刑法惩罚性的要求就越低。[255]

    弗林效应是否让理性滚梯加速上升，让人们具有更宽广的道德关怀，更少的暴力？在我们进行检测之前，有必要对弗林效应本身是否成立做一次检查。今天的人真的比昨天的人更聪明吗？弗林自己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中忧心忡忡地说，在某些国家，按照过去的老标准，现在1/4的孩子都可以被认为是“天资聪颖”，真正可以称为“天才”的人的数量增长了6倍。“这个结果简直标志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人们决不会看不到它。”[256]不过，近几十年来的确已经发生了一场知识复兴运动，也许不涉及文化，但肯定涉及科学和技术。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地质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令人眩晕的飞跃，同时，技术进步又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人间奇迹，比如：人体器官移植；常规性的基因组扫描；精彩纷呈的外行星和遥远星系的图像；一件小小的玩具就能够和几十亿人交谈，能够摄像，能够全球定位，能够存取巨大的音乐收藏，能够从无数的图书馆取书阅读，还能够进入美妙的互联网天地。这些奇迹接踵而至的速度之快，反而让我们对那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思想感到麻木了。但是，以百年为尺度观察人类历史演变的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实不可能熟视无睹。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脑力非凡活跃的时期。

    人们也很容易对道德进步感觉麻木，但从长远观点观察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明确地表示对过去60年间的道德进步感到惊异。我们知道，军事历史学家对长期和平感到困惑不解。权利革命带给我们很多观念，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观念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这些观念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比如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妇女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压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体罚儿童，学生应该受到保护，不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同性恋没有任何过错。我认为完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观念是理性得到广泛应用的成果。

    检测弗林效应是否成立的另一半工作是要问，我们的近代祖先是否可以被认为都是道德白痴。回答是“是的”。我做好了为此进行论辩的准备。虽然他们肯定都是一些脑筋灵活的体面人，但是，以当代人的道德标准来看，在他们所生活的文化中，集体道德的发育程度非常原始，就像用今天的医学标准看古人的泥浴疗法和草药一样。他们的很多信念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愚蠢的。这些信念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它们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理性之光过于微弱，往往照不到它们的头上。

    你大可不必认为这个判断污辱了先人，想想在抽象理性开始生长并发挥影响之前，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共同信念吧。在一个世纪之前，多少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颂扬战争的壮美和高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向往。西奥多·罗斯福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激进”的总统。他说过，为了防止新大陆变成“留给肮脏野蛮人的狩猎场”，必须消灭美洲印第安人；他还说十之八九，“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257]另外一位“激进派”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他坚决拒收黑人学生，夸赞三K党，清除联邦政府机构中的黑人雇员；而对于少数族裔移民，他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不纯正的美国人身上都挂着一把匕首，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们合众国的肌体上扎上一刀。”[258]第三位“激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把几十万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仅仅是因为他们和日本敌军是同一个族裔。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开始著书立说，他提到在大英帝国的疆土上参加了“很多次对付野蛮人的快乐的小型战争”。对这样快乐的小战争，他的描写是：“作为惩罚性行动，我们对村庄系统地逐一围剿，我们拆毁房屋，填埋水井，炸掉塔楼，砍倒大树，焚烧庄稼，破坏水库。”丘吉尔为这些暴行辩护的理由是“雅利安血统必胜”。他还说，他“强烈赞同对未开化的部落施用毒气”。对于英国人治理不善而产生的大饥荒，他归因于印度人民不断地“像兔子一样繁殖”，意犹不足，他还要加上一句：“我恨印度人。他们是些信蛮教的野人。”[259]

    对他们自己种族的人民而言，当时这几位领袖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开明和人道的。他们的道德观如此之割裂，或者说道德区隔之狭隘，让今天的人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完成走向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的思维飞跃。我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当姐姐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对我们的教导。这几十年来，千百万孩子所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教导：“有坏的黑人，有好的黑人，就像有坏的白人和好的白人。光是看人的肤色，你是没法看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不错，这些人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但问题是，我们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可笑的。”这些教导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孩子进行思考，让他们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100年前的大政治家的脑神经硬件已经具备这样的推理能力，区别在于，今天的孩子受到鼓励完成这个认知飞跃，继而，认知飞跃的结论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缩写抽象符号，例如言论自由、宽容、人权、民权、民主、和平共处以及非暴力（它们的对立面，例如种族主义、大屠杀、极权主义和战争罪），起始于简练的政治语言，随着不断扩散，最终成为每个人大脑中的思维工具。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进步称为智力提升，因为它和智力测验中抽象推理题得分的增长没有太大的不同。

    道德愚昧不限于领袖制定的政策，它们还被写入法律。本书的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国家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妇女不能在强奸案审理中担任陪审员，因为证词会让她们受窘；同性恋是犯罪；男人可以强奸妻子，将妻子关在家中，甚至可以杀死通奸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如果你觉得今天国会的议事过程充满蠢话，那你真该看看1876年旧金山市华人移民权听证会上一位律师的证词：

    至于（华人的）宗教，不是我们的宗教。完全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宗教正确，他们的必然错误。（提问：我们的宗教是指什么？）我们的宗教相信存在神圣旨意，它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上帝——神圣智慧已经说过，神划分了国家和世界，由5个大家族继承，他将非洲给予黑种人，欧洲给予白种人，美洲给予红种人，亚洲则给予黄种人。上帝不仅激励我们保护自己的遗产，还激励我们从红种人的手中偷取美洲；现在的情况是，撒克逊人，或者说来自欧洲家族的美国人，白种人，拥有欧洲和美洲的继承权，中国的黄种人应该留在全能上帝原来交给他们的土地上；既然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不能允许他们从我们手中偷取土地，那是我们从美洲野人手里抢夺来的东西。[260]

    不仅没有议员以道德理性对此提出挑战，我在第6章提到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大文豪（包括叶芝、萧伯纳、福楼拜、威尔斯、劳伦斯、沃尔夫、贝尔、艾略特）都对大众表示出极度的轻蔑，几乎走到灭绝其生命存在的地步。[261]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拥护斯大林主义。[262]约翰·凯里引用过艾略特散文中的一句话，诗人是在对大艺术家的精神优越感进行评价：“说来不免悖谬，但是，作恶也比无所作为要好：至少，它证明我们存在。”一个世纪之后，凯里评论这句话说：“我们发现，这句耸人听闻的名言忘记提到，恶行是有受害者的。”[263]

    * * *

    产生弗林效应的变迁因素同时也是扩展人们道德关怀的力量，这个观点即使通过检验证明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存在这样的事实。要证明更多的理性思考导致了暴力的减少，我们至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一般而言，其他各种因素不变，一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以智商测试或其他测试为量度标准）越强，那么他的合作能力也越强，道德关怀的圈子越大，对暴力的同情越少。或者可以更简练地说，我们至少要证明，由理性思考能力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倾向采取有利于减少暴力的社会政策。如果人越聪明、社会越聪明，他们越排斥暴力，那么，智力的提高也许就可以解释暴力的减少。

    在我们检视此假说之前，我要先明确它不是什么。与道德进步相关的理性不是大脑天赋能力意义上的一般智力，而是后天培养的抽象推理能力，也正是弗林效应所说的被大大提升了的智力。道德进步和推理能力高度相关，因此，对智商的测度将可以显示抽象推理能力的水平，但只有抽象推理才是滚梯假说中的动力。出于同一原因，尽管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人们在抽象推理能力上的差异却不是得自遗传；我的假设是，各个群体之间抽象推理能力的差距起因是环境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滚梯假说谈论的是推理 [或合理性（rationality）]——是一个社会的抽象推理水平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影响作用。用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话说，知识分子“在常温下没有行动能力”。[264]他们总是被大胆的见解、花哨的理论、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以及在20世纪制造了无数麻烦的乌托邦思想激发。强化道德情感的那种理性不是来自宏大的知识“体系”，而是来自逻辑性、清晰性、客观性和比例性的运用。这些思维习性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均匀分布在人口之中，但弗林效应显示水涨船高，所有的小艇都漂荡在更高的水位上，所以，我们期望看到在精英和大众之中各种微观的和宏观的启蒙浪潮。

    下面，我要给出理性思考能力与和平价值观的七种关联，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直接性，在程度上各有不同。

    智力和暴力犯罪。第一个关联最为直接：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变量为常数，人越聪明就越少犯罪，也越少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265]我们无法指出因果箭头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聪明人认识到暴力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他们有更强的自制力，或者是他们躲开了产生暴力的环境。但是，假定所有这一切不变（比如，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犯罪率的起伏），人变得越来越聪明，暴力也就越来越少。

    智力和合作。与纯粹的抽象相比较，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纯粹的模型——囚徒博弈，来想象一下抽象推理如何抵御暴力的诱惑。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科学美国人》上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专栏。有一次，他在专栏中提到他对一次性囚徒博弈的困惑，为什么看上去理性的选择却是错误的。[266]你不能相信另外一个玩家能够和你合作，因为他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信任你，而在他背叛的时候，你的合作只会给你带来最坏的结果。霍夫斯塔特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看到，如果双方能够走出各自狭隘的立场，站在奥林匹亚山尖上，从同一个视角向山下观望他们的困境，他们两人可以推断出同样的结论，最好的结果是双方合作。如果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对方有此认识，而且对方也认识到他或她有此认识，以此类推，双方就应该合作并享受合作的收益。霍夫斯塔特设想了一种“超级理性”（superrationality）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双方确信对方的理性，并确知对方也确信自己的理性，如此等，虽然他最后心有不甘地承认，很难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进入超级理性状态。

    智力程度的提高是否至少能够将人们向超级理性状态的方向推进一把呢？是不是可以说，更理性的人，更愿意琢磨相互合作带来最大共同收益这个事实，也更愿意假定另外那个家伙转着同样的脑筋，因此也更有机会从同步发生的信任飞跃中获益？还没有人针对智力程度不同的人做过一次性囚徒博弈测试。不过，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序贯（sequential）一次性囚徒博弈；在实验中，第二个玩家在看见第一个玩家做出动作之后才采取行动。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克斯（Stephen Burks）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对1000名实习卡车司机进行了推理智力测试和囚徒博弈实验。在博弈中，他们用钱作为奖励。[267]排除年龄、种族、性别、学校教育的长短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是越聪明的司机越可能在第一步就选择合作。研究人员还特别观察了第二个玩家对第一个玩家行动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与超级理性没有任何关系，但确实反映出一个人在看出对方合作的意图后有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是重复性博弈，双方的合作就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实验的结果显示，聪明的卡车司机更有可能对合作回报以合作，对背叛回报以背叛。

    经济学家加勒特·琼斯（Garrett Jones）以另外一种途径将智力和囚徒博弈联系在一起。他搜索了1959—2003年大专院校进行的所有重复性囚徒博弈实验的文献。[268]从涉及数千名参加者的36次实验中，他发现，一个学校的SAT的中值越高（这个指标与智商测试中值高度相关），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有更强的合作意愿。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都显示，在合作收益可预见的情况下，智力可以强化合作行为。所以，一个社会变得越聪明，这个社会也就越具有合作性。

    智力和自由主义。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越是聪明就越倾向自由主义。这句话事实上并不是像它听起来那么偏颇。这句陈述肯定会让保守派非常不满，不仅因为它污辱了他们的智商，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抱怨说，许多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自由派或者是左派）利用他们的研究随意地攻击右派。在他们的研究中，保守主义仿佛成了一种智障。（泰特罗克和海特两人都提出要警惕这种学术政治化的倾向。）[269]所以，在寻找智力和自由主义的联系的证据之前，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联系。

    首先，既然说智力和社会阶级相关，那么，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统计学的意义，都可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偏见。不过，重要的是，理性滚梯论中所指的智商仅仅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相对于部落、权威、传统的种种限制，古典自由主义更珍重个人的自主和福祉。而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理性换位思考的结果。某些意识形态与当今中间偏左的政治同盟，例如民粹主义、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绿色运动纠缠在一起，智商并不必然和这些意识形态相关。在有些情况下，古典自由主义反而与自由意志主义和反政治正确派意气相投。不过，从总体来看，海特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自由派”的人，更倾向于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平和自主置于社会、权威和纯洁性之上。[270]我们在第7章已经看到，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在个人自主方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自由派在几十年前作为开拓者所持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今天的保守派接受。

    心理学家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对两个大型美国数据库进行了分析。两组数据都显示，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和宗教为不变量时，人的智力和其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正相关。[271]在参加“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的2000多名年轻成年人中，平均智商从自认为是“非常保守派”的94.8，稳定地上升到自认为是“非常自由派”的106.4。“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相关性，同时还显示，智商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联比与左翼自由派的关联更为密切。在这项调查中，对于“政府有责任在贫富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左派的立场，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不赞同；同时，对于“政府应该帮助美国黑人，以补偿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歧视”（自由派的这一立场完全受其公平价值观的驱动），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赞同。

    心理学家伊恩·迪瑞（Ian Deary）和他的同事对1970年某个星期内英国出生的所有儿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展示了智力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关系。他们的论文题目说明了一切：“儿时聪颖，成人开明。”[272]他们所说的“开明”（enlightened），是指经过“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开启的思维。根据《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启蒙运动是“一种哲学，它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他们的研究发现，将教育、社会地位（阶级）、父母的社会地位设为不变量，孩子在10岁时的智商（包括抽象推理测试）可以预测他们30岁时的反种族主义、社会自由派和支持妇女工作权的立场。排除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加上测度智商和测度政治态度之间20年的时差，证据确凿地显示，因果箭头从智商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他们进行的第二次分析发现，10岁时聪明的孩子长大后更愿意投票，而且倾向于投票给自由民主党（中间偏左派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同盟）或者绿党，而不太会投票给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政党。同样，数据分析再次显示，智力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左翼自由主义：当将社会阶级地位设为不变量时，智商和绿党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但智商和自由民主党的相关性仍然存在。

    智力和经济知识。就像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相关惹恼了右派一样，讨论智力和经济知识的关联，会惹恼左派。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也研究了“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他发现（甚至在将教育、收入、性别、政党和政治倾向都设为常量之后），人越聪明，越倾向于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273]他们更同情移民，赞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更不赞同保护主义、就业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当然，所有这些立场都与暴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广角地观察这些立场下面的基础，我们有理由说，这个基础不仅与智力相关，历史证明，它也倾向于和平。所谓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是接受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文明商业理论；它宣扬交换产生正和收益，而扩展合作关系可以带来多赢的连锁效益。[274]因此，它站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在持这些意识形态的人眼中，世界上的财富是零和博弈；一个集团得到了，只能是另一个集团失去了。在历史上，对经济学无知的结果就是民族暴力和阶级暴力，因为人们以为，穷者改变自己处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制剥夺富者，并惩罚他们的贪婪。[275]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族群骚乱和大屠杀都在减少，人们的经济学常识的积累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在国际关系层面，过去50年来，贸易已经取代了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贸易，加上民主和国际共同体，共同为世界带来了康德的民主和平时代。[276]

    教育、民智和民主。说到康德式和平，作为其三角支架中一支的民主，也因人们理性思考能力的提升而变得更坚实了。政治学的一大困惑是，为什么民主在有些国家生根开花，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比如，为什么苏联卫星国和在欧洲部分的苏联加盟国完成了民主变迁，而在中亚部分的前加盟国却没有。强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身上的民主制度，动荡不堪，让这些地方的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理论上，人们一直猜测，能够阅读和具有一定知识的民众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向南走，就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其门楣上刻着一行激情洋溢的大字：“麻省需要人民接受教育，唯此秩序与自由方有保障。”可以假定，刻字人所想的“教育”不是指有本事说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到墨西哥湾一路上各州州府的名字，而是阅读和算术，是理解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是评估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能力，是对他人的存在和多元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内受过教育的成员都具有如此共识的期盼。[277]这些能力只要求有限的抽象推理，并与弗林效应中提升的理性能力相重合。重合的原因很可能是弗林效应本身就是教育推动的结果。

    但是，直到最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楣上的民主—阅读论从未被检验过。人们早就知道，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人民总是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聪明；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丰富，我们无法说何为因何为果。也许，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因为更富有，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学校和图书馆，因此让它们的人民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心理学家海纳·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试图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称为交叉-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解开纠结不清的相互关联（我们前面提到，此乃英国所做的“儿时聪颖，长大开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278]有些数据库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给出了量化的指标。不少国家都有儿童上学年数的统计。林德曼还取得了一些样本国家中通用的智商测验数据，再加上国际认可的学业测试的结果，他将两套数据结合，用来量度智力。林德曼测试了一个时期（1960—1972年）中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后面一个时期（1991—2003年）这个国家的繁荣、民主和法治的水平。如果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理论成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如前一时期的国民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之间应该存在强相关。最关键的是，其相关性应该要远比前一个时期的民主和法治，与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和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因为过去影响现在，而非现在影响过去。

    让我们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刻字人致敬。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过去的教育和智力确实能够预测日后的民主和法治（还有繁荣）。相反，过去的财富，不能预测今天的民主（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法治）。与学校教育的年数相比，智力水平是预测民主的更强有力的指标；林德曼证明，学校教育只有在和智力相关的时候，才对民主有作用力。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教育辅助下不断提升的理性能力，通过推进民主，让一部分世界变得更安全了。民主本身的定义关系制约政府的暴力，我们还知道，统计证明民主抑制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大屠杀，并且减轻内战的残酷性。[279]

    教育和内战。虽然发展中国家智力测验的平均分数开始的时候比较低，但在有测试记录的国家中，例如肯尼亚和多米尼加，智力分数一直在迅速提升。[280]我们是否能够将一部分“新和平”的成就归功于这些国家理性水平的提高呢？虽然我们对此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启示性的现象。在本书前面我们说过，新和平的部分动因是民主和开放经济。这两项，都是聪明人倾向支持的。我们可以这样推理，更多的教育产生更聪明的公民（当然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以此为民主和开放社会铺垫道路，以此促进和平。

    很难对链条中的每一环进行证明，但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证明了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相关性。论文的题目是“字母、数字和黄金法则：内战中教育的和平作用，1980—1999年”。[281]我们在本书第6章提及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内战所做的分析，政治学家克莱顿·泰恩（Clayton Thyne）使用他们的数据分析了160个国家和49场内战。泰恩发现：一个国家度量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所占的比重，适龄儿童中小学生所占的比重，青少年人口中中学生（特别是男生）的比重，（影响比较小）成人识字率。每一个指标都可以降低一个国家一年后卷入内战的可能性。这4个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可观：将以往的战争史、人均收入、人口、山区、石油出口、民主与专制的水平、族群和宗教因素设为常数，与一个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相比，如果一个国家的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国家在来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下降73%。

    仅从这些相关性，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学校教育让人们更聪明，他们因此更加厌恶内战。学校教育确实有其他的和平效应。它能提高人们对自己政府的信心，因为政府投资学校至少证明它们总算还能做件好事。它给了人们技能，因此人们可以寻找工作，而不是只能投靠军团或军阀。它也让年轻人离开街道，躲开民兵武装。但是，这些相关性如此诱人，泰恩忍不住争辩说，教育的和平效应至少有一部分是“给了人们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282]

    政治话语的复杂程度。最后，我们来看看政治话语。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客们的语言非常愚蠢，而且越来越蠢。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演讲智商，但是泰特罗克和其他政治心理学家分离出一种称为“综合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的变量，用它测度语言中的平衡感、微妙度和深度。[283]一段综合复杂度低的语言表述，平铺直叙一种意见，没完没了地重复说过的字眼，毫无转圜和深度。通过计算某些字眼，例如“绝对”“总是”“肯定”“决定性地”“完全地”“永远”“无可争议”“难以辩驳”“毫无疑问”和“不可置疑地”的使用次数，给出话语的最低复杂度。一段表述中如果使用了“通常”“几乎”“但是”“然而”和“也许”，让话语带有几分婉转，会提高综合复杂度。如果在表述中承认两种观点，复杂度更高；如果能够讨论关系、权衡取舍或者妥协，复杂度继续提高；最高的复杂度是引用原则和体系来解释各种关系。一段话语的综合复杂度和其作者的智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相关。根据西蒙顿的观点，尤其是对美国总统而言，两者高度相关。[284]

    话语的综合复杂度与暴力有关联。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语言综合复杂度越低，这个人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越强，在战争游戏中越有可能进入战争。[285]泰特罗克和心理学家彼得·聚德费尔德（Peter Suedfeld）合作，对20世纪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数次政治危机中的讲话进行了复杂度分析。这几次危机有些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比如1948年的柏林封锁和古巴导弹危机），有些则演变为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分析发现，如果领导人演讲的语言复杂度下降，战争就会随后而至。[286]最特别的是，他们发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领导人演讲中简单愚笨的修辞和军事冲突相关。[287]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种相关关系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蠢驴脑袋的双方实在想不出达成协议的途径，还是好战的双方简化了自己的修辞，以彰显自己不容讨价还价的谈判立场。在研究了实验室案例和现实案例之后，泰特劳罗表示，两种意图同时存在。[288]

    政治话语的综合复杂度是否出现了弗林效应式的提升了？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和迈克尔·法根（Michael Fagen）的研究结果显示，可能确有其事。[289]研究人员将前后两个时期（1916—1932年和1970—1993年）的美国国会证词和有关新闻报道的综合复杂度进行了编码。他们研究了这两个时期中围绕若干内容相近的争议所使用的修辞。比如，就压制自由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Act）和开放市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就给予妇女投票权和后来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对比。几乎在每一项对比中，与今天政治观察家的噩梦相反，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提高了。唯一的例外是男性国会议员在女权问题上的陈述。下面是1917年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一段精彩发言：

    在伟大的孤星州，合众国最大之州，我有幸代表其中58县。在那里，每一个年满21岁者均可投票，除非你是犯人、疯子和妇女。在孤星州，妇女竟被置于囚犯和疯子的同类，此实非我之所愿。[290]

    这里还有1972年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一段辩论，来自生于1896年的参议员山姆·欧文（Sam Ervin）：

    （《平等权利修正案》）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模一样、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让人想起很多愚蠢的傻事。将一个母亲从孩子身边带走，她因此能够与敌人作战，把父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这绝对是荒谬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也许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愚蠢的。[291]

    这位参议员关于女权的陈词滥调只是一个特例，另外28个比较案例告诉我们，20世纪的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是在上升的。顺便说一句，欧文并非冥顽不化之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参议员，在他说了上述那番话不久，即被推举主持水门调查委员会，将理查德·尼克松赶下了总统宝座。人们对参议院演讲的要求一向不高，即使如此，他的话今天听起来也格外昏庸愚昧。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对几十年前的政治话语大可不必抱有怀旧之情。

    不过，在一个特殊的竞技场上——美国的总统大选辩论，政客真的是在逆弗林效应的潮流而动。凡是关注2008年总统大选辩论的人都知道，5个字就可以说明问题：管道工老乔（Joe the Plumber）。心理学家威廉·戈顿（William Gorton）和珍妮·迪尔斯（Janie Diels）搜集了1960—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对语言的复杂度评分，量化了话语变化的趋势。[292]他们发现，1992—2008年，总的复杂度呈现下降趋势，而从1984年开始，与经济学有关的言论的质量就开始直线下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辩论话语复杂度的下降，很可能是政治策略复杂度上升的结果。在竞选最后几周内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针对的观众是一群特定的、尚未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他们是选民中最不了解情况也最不关心选举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是根据他们听到的一句话、读到的一行字决定自己的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所以竞选专家总是劝告候选人将目标尽量放低一些，再放低一些。2000年和2004年的竞选语言复杂度落到最低点，布什的民主党对手用大白话对付布什的大白话。美国政治制度的这个弱点，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连续和平的时代，美国会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 * *

    我将理性排在人类天性中四位善良天使的最后一位是有道理的。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从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其他三位天使就和我们形影相随，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她们既未能防止战争，也未能阻止奴隶制、专制、制度化的施虐和压迫妇女。共情、自制和道德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就推动近几十年和近几百年来的人类进步而言，她们自己也没有多大的自由度，行动的范围非常有限。

    共情的圈子可以扩大，但是其弹性受限于亲族、朋友、同类和讨人喜爱的特性。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关怀应该延及整个群体，但共情圈子的极限距离理性指出的边界还非常遥远。此外，共情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情感。只有理性能够教会我们扩张共情的窍门，也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以及何时我们可以将对可怜的陌生人的同情心转换为有行动意义的政策。

    自制是一块能够锻炼增强的肌肉，但是，它仅仅能够防范那些源于我们内心诱惑的伤害。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说对了：人在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应该摆脱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理性则告诉我们，不论这些时刻在哪里：当人们做自己事情的时候，不能侵犯其他人做自己事情的自由。

    道德感针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资源提出三项伦理规范。但是道德感的运用却没有多少道德可言，它们大多是与部落、权威或清规戒律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在道德感的运用模式中有哪些应该被奉为规范。法理型思维，是真正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伦理规范，而它却与自发的道德感毫不相干。

    理性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组合系统，是一个能够产生无数新思想的引擎。它只需要以基本的自利原则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进行编程，假以时日，其内在的逻辑就会要求它尊重他人的利益，而这个“他人”的数量可以是不断增长的。也只有理性可以认识以前推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更新和改善。如果你发现我这里所做的论证有缺陷，是理性允许你指出疏漏所在，并给出你自己的论证。

    亚当·斯密是休谟的朋友，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文中的生动举例，直至今天仍然让人感到震撼。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读到为数众多的陌生人遭遇可怕的灾变，比如1亿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的消息时，我们会有何反应。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的反应或多或少会是下面这个样子。有一会儿，我们感到很难过，怜悯受难者，或者还会想到生命的脆弱性。也许，我们今天会开张支票或在某个网站点击一下捐款键，援助幸存者。接着，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享用晚餐，上床睡觉，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意外，即使与千万人的性命相比微不足道，比如失去了小手指头，我们感到的痛苦却将如此巨大，无法忘怀。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玩世不恭，但是斯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论证他的观点。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这一次，你可以进行选择：你可能失去你的小手指头，或者1亿人失去生命。你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小手指头牺牲1亿人的性命吗？斯密预测，而我也同意，几乎没有人会做这样可怕的选择。但是，斯密问，既然我们对陌生人的同情远远不能和我们对自己私利的关切相比，为什么人们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他通过比较我们的善良天使，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人性温柔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之光，它们仅仅能够抑制私欲最强烈的冲动。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每当这样的时刻，它就会发挥作用。这是理性、道义、良心，是胸中的居士，那个内在的人，是审判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兼仲裁者。每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到他人幸福时，是他向我们大声疾呼，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绝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之私的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标准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然产生的偏差。是他向我们指出：慷慨是合宜的，违反正义则是丑恶的；为了更大的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是合宜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293]

    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小部落联合成大社群，只需要最简单的推理，每个人都能明白，应该让自己的社会性本能和同情心扩大，延及本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个人是否认识他们。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即阻止他将同情心延及人类之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的障碍，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本书原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可以乐观的？”我希望，我所罗列的数字，能够让你摆脱一些悲哀黯淡的成见，对世界现状的评估分数有所提升。但是，尽管我记录到若干暴力减少的趋势、若干恶法的废止和若干种恶行被清除为零，我的心情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感激。乐观需要些许傲慢，因为它毕竟是要从过去推演未知的将来。虽然我坚信，短期内我们不会再见到活人祭祀、奴隶制、轮刑折磨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也可以预期，目前的犯罪率、内战、恐怖主义虽然仍将存在，但将龟缩在某些最阴暗的角落里，世界上总会有些地方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可以确定无误的是，许多种类的暴力已经减少到目前的水平，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减少。作为科学家，我必须对任何带着我们升华的神秘力量和红运天道保持怀疑。暴力减少是社会、文化和物质进步的成果。如果这些条件继续存在，暴力就将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甚至会继续减少；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那么暴力的水平则会上升。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不打算做任何预言，也不准备向政客、警察局长或和谈代表提供建议；在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尝试的是，辨认推动暴力减少的各种力量。我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本书有关历史的章节（第2章至第7章）中反复出现的历史进展，以及在有关心理学的章节（第8章和第9章）探索的人类心智功能。所以，我要在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每一种共性指出一种途径，人们循此途径以自制、共情、道德和理性战胜了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不应期望会发现一个有关这些力量的宏大理论。我们寻求解释的暴力减少跨越规模迥异的不同时期和各种灾难：驯服周期性的抢劫和争夺；克制个人之间的恶性暴力，例如割掉对手的鼻子；停止残酷的习俗，例如活人献祭、酷刑处决和鞭刑，废除奴隶制和债务监狱一类的社会体制；不再崇尚血腥的游戏和决斗，政治谋杀和专制独裁逐渐消失；以及最近战争、集体迫害、大屠杀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对同性恋的歧视都在减少，而对儿童和动物的保护则在增强。上述暴力活动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在肉体上伤害受害人，所以，只有站在一种泛受害人的立场，我们前面说过，这也正是道德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才会梦想找到一种终极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施害人的动机五花八门，对反抗这些动机的力量的阐述也只能是各色各异的。

    同时，所有这些发展都明确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个潜在受害人来说，现在是赶上好时光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上述暴力活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历史叙事会是什么样的：比如，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父母决定恢复痛打孩子的做法；或者，国家对自己的公民越来越人道，但国家之间却战事连绵。当然，事实是，绝大部分暴力活动都在向弱化的方向发展，步调之一致，很难说是巧合。

    当然，也有背道而驰的逆流：“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毁灭性较量（其残酷性压倒了战争频率的下降，直到后来两个指标同时下行）；20世纪中叶屠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大行其道；60年代的高犯罪率；去殖民化后发展中国家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已经被扭转。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暴力趋势都指向更和平的方向。我们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必然能找到一种理论，但是，当如此多的发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它的原因。

    重要，但不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让我先说明几种力量，它们在本书第2章至第7章所讨论的进程、和平和革命中似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就我的理解，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这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在抑制暴力上无法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武器和裁军。专注于暴力的作家和抵制暴力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双眼都紧盯着武器。军事史的作者和读者都是些汉子，满篇都是长弓、马镫、大炮和坦克。许多非暴力运动则是诋毁武器的运动，比如用“战争贩子”这个词对军火商的妖魔化，各种反核示威以及控制枪支的宣传。而热衷武器的一方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也只是专注于对战争武器的描述，并认为正是因为破坏性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炸药、毒气、原子弹）的发明，让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显然，武器技术通过决定胜负、确立威慑和制造毁灭性的破坏，多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比如，没有人会否认，在发展中国家限制使用自动武器会有利于和平。几千年间，武器，像其他技术一样，越来越精良，但是暴力的水平却不是一成不变地向上爬升，而是起伏地下滑，形成一条锯齿状的下行线。前国家时代的长矛和弓箭制造的伤亡率，一直是最高的历史纪录，以后的任何武器都未曾打破这个纪录（本书第2章）；“三十年战争”中的长枪手和骑兵手下的人命数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毒气（第5章）。虽然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了军事革命，但它主要是军队的竞赛，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手中军队的规模和效率，武器竞赛反而是次要的。大屠杀的历史则显示，人们在杀人的时候，手持原始器械可以和手持工业化技术一样有效率（第5章和第6章）。

    在“长期和平”“新和平”“美国犯罪率大下降”这些时期中，暴力大幅度减少都不是以敌对双方化剑为犁为起点。历史的顺序往往与此相反，就像在冷战结束之后，裁减军备是和平红利的一部分。而在核武器和平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核武器的无用性，以及目前常规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的破坏力，核武器对世界事务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第5章）。有一种流行（并且荒唐）的观点认为，核大国为了证明自己研发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是正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核武器，这个说法至今被证明是错误的。

    看到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暴力历史理论的失败，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人类的行为是目标导向，而不是刺激驱动，与暴力相关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是否真的想要另一个人死。反对枪械控制的一句老生常谈在字面上还真的没有错：枪不杀人，人才杀人（这句话既不支持禁枪主张，也不反对禁枪主张）。任何人，只要有工具能够打猎、收割庄稼、劈木柴，或者准备凉菜，就有办法制造严重的人身伤害。需求是发明之母，只要大敌当前，人们就将不断地更新技术以对抗来自敌人的压力。换句话说，在暴力呈减少趋势的历史进程中，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因素。当人们受到贪婪的驱使，或者处于恐惧时，他们就会为自己开发武器，而当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又让那些武器躺在和平中锈蚀。

    资源和权力。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有一位教授，只要有学生愿意听，他就要传播一个有关越战的内幕：整个战争是为了钨。他发现，在南海有世界上最大的钨矿矿藏，钨这种金属是制造灯泡里的灯丝和冶炼合金钢的原料。所谓民族主义和牵制战略的说法全是烟幕，不过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为控制重大战略资源所进行的对抗。

    越战钨矿论是资源决定论的一个典型，它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例如土地、水、矿藏和战略地带。有一种见解认为，冲突的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如果能够公平地分配资源，人类就能实现和平。另外一个听起来像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是，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属性，和平是力量均衡的结果，即各方都感到对方的威慑，不敢涉足对方的势力范围。

    在历史上，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对资源的争夺却无法解释暴力的大趋势。在过去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例如宗教、革命、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章）。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人类的灾难真的和钨或者其他什么资源没有关系，但是，所有要证明这些灾难起因于争夺资源的努力，都像是偏执的阴谋论。至于说力量均衡，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让世界进入疯狂的混战。相反，它对发达国家之间的“长期和平”趋势毫无影响，还预示了发展中国家中“新和平”时期的到来。所有这些令人欣喜的发展都不是源于资源的发现和再分配。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资源常常变成诅咒，而不是祝福。拥有丰富石油和矿藏的国家，虽然理论上是有了更大的馅饼可以在自己的国民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国家总是居于最暴力的国家之列（第6章）。

    看到资源控制未必涉及暴力，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进化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他们总是要争夺女人、地位和优势。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不是土里埋藏的东西，而是调动起来的人的聪明才智、干劲和合作，是人将土里的东西变成有用的果实。当人们进行分工和交换各自的收获的时候，财富就会增长，每个人都是赢家。也就是说，资源竞争并非必然，它是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系统内生的现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构造和思维方式，可以选择对最终产品进行交换的正和博弈，也可以选择争夺原材料的零和竞争，甚至是负和竞争，因为战争的代价会超过抢来的原料的价值。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所有这些资源，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富裕。在过去1000年以来，世界越来越繁荣，暴力也越来越少。人类社会是不是越富有，也就越和平呢？也许，每天面对贫困的痛苦和挫折感让人们更加暴躁，也更有理由去打斗，而丰裕社会的享受则让人们觉得生命值得珍惜，继而也珍惜他人的性命。

    不过，很难在富裕和非暴力之间找到密切的相关性，有些相关性甚至是反向的。在前国家社会，经常是在水草丰美的温带定居的部落，比如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人，实行奴隶制、种姓制和武士文化；而物质贫瘠的非洲桑族人和马来半岛塞迈人的生活要和平得多，内部分配也公平得多（第2章）。正是在那些辉煌的古老帝国，我们看到了无数奴隶、十字架酷刑、角斗士、无情征服战争和活人献祭（第1章）。

    民主和人道主义革命背后的思想在18世纪蓬勃发展，但物质财富的大繁荣却是相当后期的事情（第4章）。西方的财富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而直到19世纪末公共卫生革命，才开始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延长人的寿命。较小尺度上的繁荣波动，似乎也与人权状况没有同步关系。虽然有人提出过，在美国南方，棉花价格下降的时候，鞭刑的数量上升，但历史的大趋势是，鞭刑在20世纪上半叶呈指数级减少，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还是经济衰退的大萧条，都不曾让这种趋势出现任何偏离（第7章）。就我们所知，发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权利革命，既没有借过经济周期的东风，也没有受它的牵累。而且，权利革命也不是现代丰裕社会的自动产物，亚洲的一些富国，仍然相对容忍家庭暴力和体罚儿童（第7章）。

    暴力犯罪的水平亦与经济指标不相吻合。20世纪美国犯罪率的曲线与繁荣的曲线大多没有时间相关性：大萧条期间谋杀率大幅度下降，在经济繁荣的60年代直线上升，但到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又跌至新低（第3章）。警察的案情记录早已指出两者之间的弱关联，警方记录的凶杀动机往往与社会道德有关，例如复仇和不忠，很少是为了金钱和食物等物质利益。

    在一种情况下，财富和暴力之间显示出强大的关联：在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可以看见这些差异（第6章）。人均GDP在1000美元的国家，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迅速上升。但是，很难说清楚这一关联背后的原因。钱确实能买到很多东西，但要说就是因为穷国买不起东西而要对暴力负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问题可能在于贫困对个人的影响，例如营养和医疗，也可能在于对国家的影响，例如学校、警察和政府能力的不足（第6章）。因为战争和发展势不两立，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是贫困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造成了贫困。

    虽然赤贫与内战有关联，但与大屠杀没有关联。不要忘记，穷国总是有更多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导致大屠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贫困并不是产生大屠杀的原因（第6章）。在丰裕坐标的另一端，30年代末期的德国已经摆脱了经济萧条，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它开始酝酿成为大屠杀象征的暴行。

    财富和暴力之间纠结的关系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吃饱饭。我们相信，作为道德动物，我们中间的很多暴力来自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够富裕。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通常是更坏，人们总是愿意为了所谓的精神纯洁、集体光荣或者绝对公正而放弃物质享受。

    宗教。说到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部落教条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走遍全世界，各种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赋予人们权力为了取悦嗜血的神灵牺牲活人的性命，杀害巫师，因为他们具有邪恶的力量（第4章）。经书中描述的那位神，对大屠杀、强奸、奴隶制和处决异教徒感到欢欣；一千多年以来，这些文字成为杀害共情别恋的妻子、占有妇女、殴打儿童、虐待动物、迫害异端和同性恋的依据（第1章、第4章和第7章）。人道主义革命，例如停止残酷刑罚、激发共情的小说的传播以及废奴，在当时都遭遇教会和卫道士们的激烈反对（第4章）。将狭隘的价值观拔高成为神圣信仰，目的无非是要给自己开一张践踏他人利益的许可证，并拒绝任何妥协的可能性（第9章）。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近代西方历史上第二个最血腥的时期，参战者正是受到宗教的煽动，而在今天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它仍在煽动狂热分子。宗教右派分子及其盟友通常会说宗教是主张和平的力量，只是这个理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为宗教辩护的人认为，法西斯是无神论。但事实是，法西斯不是无神论（第4章）。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法西斯和天主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希特勒不需要基督教，他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始终认为他是在执行神意。[1]历史学家的记录证明，许多纳粹精英将纳粹主义和德国基督教拼凑为一种合成信仰，既取基督教千禧年之说，亦接续了其悠久的反犹历史。[2]大批教会神职人员和信众积极投向纳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宽容、世俗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厌恶，终于在纳粹那里找到了共鸣。[3]

    但是，否定一种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肯定其他的意识形态。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宗教运动也曾经反抗暴力。在无政府时期，宗教组织有时发挥着文明力量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在社会上以道德准则自诩，它们也确实成为人们内省和善行的场所。贵格会信徒将启蒙运动反对奴隶制和反对战争的主张落实到自己的废奴与和平行动中；19世纪，其他自由主义的新教教派开始加入贵格派的努力（第4章）。新教教会在驯服野蛮的美国南方和西部新边疆上颇有贡献（第3章）。（虽然，马丁·路德·金拒绝了主流基督教教义，而接受了甘地、世俗西方哲学和反叛的人本主义神学家的启发。）美国非裔教会不仅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还提供了话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非裔教会与警方和社区组织合力，控制美国城市中非裔聚居的老城区的犯罪率（第3章）。在发展中国家，图图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与政治家及非政府组织联手，在一些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内战的国家推动和解与重建（第8章）。

    所以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无神论畅销书的副标题“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是夸大其词。宗教在暴力的历史上扮演了不止一种角色，因为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我们统称为“宗教”的，实际上是无数纷繁复杂的运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它们只有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与古老的宗教组织相比，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非宗教的社会组织都算是新鲜事物。虽然宗教都自称源于神，但其信仰和实践都来自人类活动，反映了人类的智能和社会潮流。当潮流顺着启蒙主义的方向涌动，宗教也顺应大势，小心谨慎地避开《旧约》中最血腥的说教。当然，很多调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摩门教的某些变化却是赤裸裸的。1890年，摩门教的领袖自称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指示，教会将停止实行多妻制（当时，一夫多妻制成为犹他州加入美国联邦的障碍）；1978年，摩门教的领袖再次得到聆训，允许黑人担任圣职，而在此之前，黑人被认为身上刻有该隐的邪恶印记。教会的分裂派、改革运动、大公会议和其他自由派力量发动了更多更细致的变革，让宗教更顺应人本主义的浪潮。只有在宗教激进主义势力试图逆潮流而动，推行坚持部落和独裁的刻板戒条时，宗教才成为一种暴力力量。

    和平主义者困境

    让我放下这些并不坚定抵制暴力的因素，来看看那些坚定的抵抗者。我不打算给这些抵抗力量开列名单，只想找到一个分析框架，看看这些力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我们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暴力如此具有诱惑力，为什么人们永远在渴望减少暴力，为什么暴力如此之顽固，如此之难以制服，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变化最终让暴力减少了。要做到真正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这些导致暴力减少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它们不应是我们试图解释的暴力减少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在暴力减少之前即存在并最终导致暴力减少的独立的历史进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暴力多变的动态过程，让我们回想一下合作（或者说是克制攻击性）收益的经典模型，即所谓“囚徒困境”（第8章）。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名字，姑且称它为“和平主义者困境”。一个人或者一个联盟受到在掠夺性攻击中取胜的诱惑（相当于背叛它的合作者），当然它同时也想避免受骗，避免被有同样贪念的敌人击败。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攻击，他们将陷入报复性战争（相互背叛），结果只能是双方付出比他们选择和平（相互合作）更大的代价。图10-1描述了和平主义者困境；胜负的数字是假定数据，但是它们反映了此困境的悲剧性构造。

    图10-1 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论如何，和平主义者困境都不是一个数学模型；我不断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说明为什么我要用文字来解释说明其中的含义。模型中的数字反映了暴力的双重悲剧性。在这样的结果下，第一个悲剧是，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你的对手是和平主义者，你会受到诱惑去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如果你选择进攻获胜，你得到10分，高于选择和平能得到的5分）；而如果对手是一个侵略者，你选择战争，承受战争的惩罚（损失50分），也强过做一个马屁精，让对方利用你的软弱（损失惨重，-100分）。因此，无论如何，攻击都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个悲剧是受害者的代价（在此为-100分）与胜利者的收益（10分）极其不合比例。除非交战双方在对抗中互置对方于死地，在这个模型中，进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对双方而言，尽管有胜利的奖赏，但是他们还是以共同选择不进攻对方更合算。征服者为了多抢到一小片土地，要以杀害整整一个家庭为代价；强奸者片刻的“驱力降低”体验，绝对无法与他给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熵定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对称性：宇宙中只有极微小的部分有可能处于有序状态，能够支持生命和幸福，所以，破坏和制造痛苦远比培育和创造幸福要容易。就是说，即使是以最精准的功利主义观念来看，由一位最公正的中立观察家来加总社会的总幸福和总不幸，他会得出结论说，暴力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给受害者制造的不幸大于给施害者带来的幸福，导致世界幸福总量的减少。

    但是，当我们从高高在上的、中立的、毫无倾向的观察家立场回到地面，站在博弈一方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能看到为什么暴力如此难以消除。任何让自己一方成为唯一选择和平的人，都是在发疯，因为对手会因此受到进攻的诱惑，和平者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常言“那是对方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和平主义左脸挨打后送上右脸，“铸剑为犁”等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始终如一地制约暴力：因为只有在对方也同时具有同样情感的时候，和平主义才有积极的结果。我还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力水平会发生出人意料的螺旋式上升，或者螺旋式下降。每一方都必须显示出足够强的攻击性，以免让对方以为自己是容易捕获的目标，通常的情况是以攻为守，而且有力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双方均怀有被对方攻击的恐惧，这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陷阱”，也称为“安全困境”，它会导致双方的暴力升级（第2章）。即使博弈是重复性的，而且报复的威胁（在理论上）对双方都有威慑力，对战略优势的过度自信和其他自利性偏差仍然会导致暴力循环。根据同样的逻辑，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一个善意的姿态偶然得到了善意的回报，也可能破解循环，让暴力螺旋式下降。

    要寻找促使暴力减少的历史性因素所具有的共性，着眼点就在于这些因素应该能够改变和平博弈的回报结构——调整棋盘上的数字，吸引双方进入左上角的格子——双赢的和平收益。

    根据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历史和心理学，我相信我们可以确认有五种发展，具有将世界推向和平方向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事件、数据库和实验研究中看到这五种发展。每一种发展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和平者博弈的回报结构，将人们带进珍贵的和平。让我们按照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对这五种发展做一番总结。

    利维坦

    国家，为了使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图2-1中的侵犯者-受害者-旁观者暴力三角，描绘了国家与暴力的简单逻辑，而用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术语对这一逻辑的描述可以是：如果政府处罚侵犯者，让侵犯行为的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其收益，比如，罚金是侵犯获利的3倍。这将改变两种选择对潜在侵犯者的回报，让和平比战争更有吸引力（图10-2）。

    图10-2 利维坦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除了改变理性人的行为，一个利维坦——或者相当于利维坦的女性对等角色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他的处罚不受参与者自利偏差的影响，他也不是某一方复仇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有裁判监督的博弈，博弈者进行先发制人型或自卫型攻击的动机会减弱，而一方软化进犯性立场的愿望，会让对手感到放松；良性的相互影响，最终让双方走出暴力的循环。谢天谢地，心理实验显示，人类的自制力具有泛化效果，克制进攻性可以成为一种习性；即使在利维坦眼光有限关照不到的时候，经过文明教化的各方仍将会继续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书第2章所述“平靖进程”和第3章所述“文明进程”背后的动因就是利维坦效应。当第一个国家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的时候，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1/5（第2章）。而当欧洲的采邑合并为王国和主权国家之后，执法力量的统一，最终将凶杀率又压低至之前的1/30（第3章）。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带，比如欧洲的边远山区，美国南方和西部的新边疆都曾经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地区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也有一部分无政府的荒漠，例如得不到稳定的法律保护的下层人民，还有不敢暴露自己的走私和犯罪团伙，这些阶层同样也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而当政府执法发生倒退，比如速成的非殖民化时期、失败的国家、权贵倾轧的伪民主国家、警察罢工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暴力可以疯狂地杀回头来（第3章和第6章）。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无能是导致内战的最危险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这笔资产，也许是受暴力蹂躏的发展中国家和享有更多和平的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的分野（第6章）。某些国家的国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实验室里，他们沉溺于毫无必要的恶意惩罚，让博弈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第8章）。

    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和法院的象征雕塑朱斯提提亚，都武装着佩剑。但有些时候，他们只要有蒙眼布和天平也就足够了。人们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所以，第三方的威信和软实力，或者丧失名誉和被社会排挤的压力，会和拥有暴力威胁手段的警察与军队一样有效力。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政府至今还只是人们的幻想，但第三方仲裁，间或辅之以制裁或象征性武力威胁，仍然大有可为。在参加国际组织或允许国际维和部队工作的国家，内战的风险下降，这说明非武装的或者只有很少武装的第三方所具有的和平作用（第5章和第6章）。

    一旦利维坦挥舞利剑，其收益取决于它使用武力是否合乎法理，在属民的决策矩阵中是否仅仅惩处“侵犯”行为。如果利维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矩阵中所有四个单元施加惩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迫害人民，那么，它能防止多少伤害，它也就能制造多少伤害（第2章和第4章）。民主优越于专制和伪民主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够对症下药，将适度的武力置于决策矩阵中的适当单元，将和平主义者的选择从一种难以维系的理想变成诱惑之大以至于无法拒绝的现实选项。

    文明商业

    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就是交易可以将零和的战争博弈换作正和的互利博弈，而现代生物学对非亲缘之间合作演化的解释，为启蒙主义的利益交换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它提高了共同选择和平、共享交换所得的收益水平（图10-3）。

    虽然文明商业不能消除一方在攻击中被击败的灾难，但它能够消除敌人发动进攻的动机（如果敌方能够从和平的交易中获益）。相互合作能够产生收益，这至少具有部分的外生性，因为它不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交易意愿；它还取决于交易双方擅长提供对方需要的产品，并取决于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金融、簿记、履约保证。一旦人们受到吸引，开始自愿交换，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以求达成最合算的交易（比如“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继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温情，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抱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图10-3 商业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中，利维坦和文明商贸是欧洲文明进程的两大驱动力（第3章）。自中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各个王国不仅严惩劫匪，国家化司法，而且发展商贸的基础设施，包括货币和强制执行合约。这些制度性基础设施，加上道路和钟表等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观念上消除了在利息、发明和竞争等方面的禁忌，让商贸更加有利可图。商人、工匠和官僚最终取代了勇武的骑士。历史数据支持埃利亚斯的理论，欧洲的商贸的确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而犯罪学数据表明，欧洲的暴力死亡率自那时起迅速下降（第9章和第3章）。

    随着远洋航船、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重商主义政策的衰落，人类社会的大型实体之间，例如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商贸日趋发达。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18世纪一批好战的帝国，例如瑞典、丹麦、荷兰和西班牙，它们纷纷接受教化，变为商业国家（第5章）。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荣耀至上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赚钱致富的念头压倒了收复失地之类的复仇心（第5章）。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赢利，给人们带来了巨大诱惑。

    上述所有叙述都有量化研究的支持。战后出现长期和平及新和平的年代，也正是国际贸易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兵戎相见的机会大大减少（第5章）。读者应该记得，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发生大屠杀和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小（第6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完全依赖开采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和钻石，而不是依赖通过商业和贸易的附加价值，这个国家陷入内战的机会则会增加（第6章）。

    文明商业理论不仅有国际数据的验证，也符合人类学家早已知道的一个现象：许多文化都维持着成员之间相互交换的网络，因为他们知道，交换关系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和平，即使很多时候彼此交换的都是些无用的礼品。[4]艾伦·菲斯克和他的同事正是从这些民族志记载的现象想到，处于平等交换或“市场定价”两种关系中的人，认为自己被相互承诺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彼此关系冷漠或者某些人难以融入社会的时候，人们也很少将对方非人化（第9章）。

    文明商业背后的心态，与我在本章回顾的其他和平力量不同，并没有在心理实验中做过直接验证。我们确实知道，当人们（甚至猴子）进入正和博弈，需要合作实现一个共同受益的目标，人际间的紧张关系能够缓解（第8章）。我们还知道，在真实世界中，交换可以是有利可图的正和博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本身减弱了交换双方之间敌对的紧张。就我所知，在有关共情、合作和攻击的海量文献中，还没有人测试过在有过互利交换往来的人之间，互相电击或者在对方的食物上倒满特辣级辣酱的行为是否会有所减少。我疑心，对做研究的学者来说，文明商业（也可称为温柔商业）还算不上是个性感刺激的概念。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总觉得自己比做生意的人优越，在他们的大脑里，绝对想不到要将和平这样高贵的东西归功于锱铢必较的商人。[5]

    女性化

    山口勉之到底是世界上最走运的男人，还是世界上最不走运的男人，就看你怎么想了。山口在广岛遭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侥幸逃生，但是很不幸，他选择逃到长崎避难。不过，他同样侥幸逃生，又活了65年，直到2010年在93岁高龄时离世。一个男人，经历了历史上仅有的2次原子弹袭击并能够生还，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敬重。而他在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处方：“唯一能被允许管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只能是母亲，而且是那些还在亲自给孩子哺乳的母亲。”[6]

    山口所说的，正是对暴力的经验性概括，即暴力的执行者主要都是男人。从孩童时期起，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游戏更加暴力，幻想也更加暴力，消费更多的暴力娱乐产品，是暴力罪犯的主力，更乐于惩罚和复仇，更愿意在攻击性行为中承担愚蠢的风险，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好战的领袖和政策，并筹划和执行了几乎所有战争和大屠杀（第2、3章和第7、8章）。尽管有时做出同样选择的有男有女，男女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大，但在选票接近的大选中，如此有限的差距也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或者，在双方较量谁更加好勇斗狠的博弈中，这点儿差距也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妇女领导了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她们在其他政治机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最近几十年，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也正是在这几十年，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第5章和第7章）。詹姆斯·希恩认为，战后欧洲国家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从军事力量转向对国民生老病死的全程关照。这几乎就是一幅传统性别分工的漫画。

    山口药方的细节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乔治·舒尔茨回忆，1986年，他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他本人目睹了罗纳德·里根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建议两国禁止核武器，撒切尔听到后将手提包砸到了他的身上。[7]但是，山口可能会说，撒切尔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她的世界观已经适应了一个男性治理的世界。既然近期我们不会看到单独由女性——更不要说单独由哺乳的母亲，来掌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山口的药方是否灵验。但是，有一点他是对的，他预见到当世界变得更女性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和平。

    人们之所以认为女性倾向的价值观可以压制暴力，原因是性别之间生物差异造成的心理遗产，即为了争夺得到女性的机会，男性有更强烈的竞争冲动，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失去父母的孤儿，女性则有更强烈的躲避危险的动机。无论是部落里男性为争夺女性展开的竞争，还是骑士时代为荣誉、地位、统治优势展开的竞争，或者现代社会里为名望而展开的竞争，都是零和博弈，而且主要是男人的喜好。假定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战争胜利的收益与不战而败的成本之比，暂且为80%——相当于男性自我受伤后的瘀肿和青紫。假定现在做出选择决策的是女性，男性心理的影响还要相应下降（见图10-4；为了清晰起见，我删除了所有“对方的选择”）。这样一来，和平变得比战胜更有吸引力了，而战争的成本比不战而败还要高昂。和平主义者的选项表现出绝对优势。如果我们对战争选项下女性承受的战争成本再做调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变化将会更加戏剧性。

    图10-4 女性化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疑，决策中从男性主导转向女性主导未见得是一个外生因素。在有些社会，贪婪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大举进犯，必须具备最勇武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是自杀。一个女性化的价值体系是奢侈品，只有那些已经可以免于捕食者侵犯的社会才有资格享受。但是，向女性利益相对倾斜的决策，也可以来自与暴力无关的外生因素。在传统社会，生活安排就是一种这样的外生力量：如果妇女和娘家一起生活，得到父兄的保护，丈夫只是来访者，妇女的境遇要好过嫁到婆家，受丈夫和夫家男性的统治（第7章）。在现代社会，这些外生力量包括各种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比如成品食物、家用电器、避孕、更长的寿命，还有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都让妇女摆脱了长时间养育儿童的重负和各种家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妇女的地位越高，社会中有组织的暴力也就越少（第8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为了抢劫妇女，或者为了报复敌人抢劫自己的妇女而发动战争的部落和酋邦，例如雅诺马马人和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第1章和第2章）。在现代社会，我们则可以比较某些欧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西欧的“过度女性化的民主国家”，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水平已经非常低；而在亚非实行伊斯兰教法律的伊斯兰国家，还在对女性实施阴蒂切割，以石刑处死通奸的妇女，女性还必须套上蒙头盖脸的罩袍，那里的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发生率就非常之高（第6章）。

    女性化不一定需要妇女拥有更大的战争决策权。它可以是一个社会逐渐放弃男性的荣誉文化，比如武力复仇，以体罚培养男孩子的男子气，宣扬军事胜利的光荣（第8章）。欧洲和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自由派倾向的蓝色各州已经处于这一潮流之中（第3章和第7章）。一些保守派学者曾经伤感地向我表示，现代西方正在被削弱，因为它丧失了勇武和英雄的美德，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轻佻、颓废和娇气。我的假设始终是，暴力除了在防止暴力加剧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恶；但是这些学者没有错，这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和平还是选择荣誉和光荣，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我只是觉得，这些男子气概的潜在受害者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发言的权利；他们也许不会同意，要用他们的生命和身体来为荣耀男子气概的美德付出代价。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说女性化是一种指向和平的发展。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安排可以减少男性间竞争产生的暴力。婚姻就是此类制度安排之一，在婚姻中，男子承担向自己的子女投资的义务，放弃为争夺其他性交机会而与其他男子的竞争。结婚能够减少男性的睾丸素和降低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从统计数据中看到，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人们幸福地成家结婚时，凶杀率直线下降，而到60年代和70年代，结婚年龄后移，凶杀率上升，在结婚率特别低的美国非裔社区，凶杀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第3章）。

    另一个消除暴力沼泽的因素是男女数量的均衡。毫无约束的纯男性社会环境，例如美国边疆开发时代的牛仔和矿工营地，总是充满了暴力（第3章）。西部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年轻男子蜂拥而去的时候，女子留在了东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选择性堕胎产业，让阿富汗、孟加拉、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比重畸高（第7章）。[8]如此多的剩余男性，预示着这些地区和平和民主的近景相当黯淡。而从较长的时间来看，性别比例将随着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恢复平衡；一方面停止杀害女婴，另一方面，政治领袖总要学会人口统计，鼓励人们养大自己的女儿。对女婴利益的保障可以说是社会暴力减少的保证。但是，在性比例实现均衡之前，这些社会恐怕还不得不忍受颠簸和动荡。

    一个社会尊重妇女的利益与暴力水平还有一重联系。暴力不仅是男性过多，而且是年轻男性过多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大型研究项目证明，年轻男性比重高的国家，卷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可能性更高（第6章）。[9]人口金字塔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过大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骚动，还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们谨慎的长辈。同时，这样的结构还说明这些年轻人在追寻地位和配偶上受到压制，缺少机会。这些发展中国家僵化的经济制度，无法灵活地吸纳数量巨大的年轻人，很多人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如果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实行合法的或事实上的多妻制，大量年轻女性被年长或富有的人占有，那么，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男子。这些年轻男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他们很可能在民兵、军阀和恐怖分子那里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第6章）。

    《性与战争》（Sex and War）有一个听起来极为吸引男性的书名，但这本新书事实上是一篇女性赋权的宣言。[10]繁殖生物学家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政治学家马莎·坎贝尔（Martha Campbell）和记者托马斯·海登（Thomas Hayden）合著此书，书中给出大量的证据，指出与妇女被当作生育机器的男性社会相比，当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掌握避孕手段，并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婚嫁时，她们生育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其结构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不至于过分庞大。（与人们以往的理解不同，一个国家不是在丰裕之后才能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波茨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让妇女掌握自己的生育能力（在生物战场上，这一直是两性争夺的领域），是当今世界那些最危险的地区减少暴力的不二法门。但是，这样的赋权必须克服强大的反对力量，传统男性总是想掌握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而宗教组织总是排斥避孕和堕胎。

    直接的政治赋权，男子气概的贬值，女性婚姻自主，女婴生存权，妇女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这几类女性主义化的发展都是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在世界上，任何在这些方面发展滞后的地区，也是暴力减少滞后的地区。但是，世界范围内民调资料显示，即使在那些最顽固的国家，对妇女赋权的呼吁也在变强，许多国际组织承诺要努力加速这一进程（第6章和第7章）。如果短期内还很难看到世界上暴力的进一步减少，但就长期而言，这些都是充满希望的标志。

    扩大的圈子

    我最后要论及的两种和平力量改变了暴力的心理回报。第一种力量是同情圈的扩大。假定生活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代表了多样的群体，我们有机会接受他们的视角观察世界，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其处境的情感反应。想象一下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我们的福祉和他们的福祉密不可分，我们真的是可以爱上我们的敌人，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的潜在敌人所得到的回报，也会加总到我们自己的账单上（反之亦然），因此，和平主义将成为绝对有利的选择（图10-5）。

    图10-5 共情和理性怎样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当然，让所有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极乐世界。但是，在考量他人利益的时候，稍微地多为他人想想，比如，在想到他人被奴役、遭受酷刑或肢解时，会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愧疚之情——能够改变人们攻击他人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因果链上两个环节的证据：带来更多换位思考的外生事件，以及换位思考变为同情心的心理反应过程（第4章和第9章）。从17世纪开始，出版业和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由此播下了人道主义革命的种子（第4章）。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物中的小说让人们进入他人的生活和头脑，讽刺和笑话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准则。对奴隶制、施虐式刑罚、战争、虐待儿童和虐待动物的生动描述，让读者感受到其他生命的苦难，为最终废除这些制度或减少这些实践创造了条件。虽然编年史不是因果证明，但是实验室研究证明，人们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以强化他们对诉说者的同情心，至少让他们感到故事更加可信（第9章）。

    识字率、城市化、流动性、大众传媒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发展，而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地球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第5章和第7章）。也许，就像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点燃了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一样，地球村和电子革命促进了20世纪的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运动。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人们常说的大众媒体加速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但是，对换位共情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在大都市人群多样性和人文价值认受性之间存在的数种统计关系（第7章和第9章）。[11]

    理性的滚梯

    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都是受同样的外生因素的推动，例如识字率、都市化和教育。[12]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利益结构，所以两者的和平效应可以用同一个和平主义者博弈模型进行描述。但是在概念上，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是有区别的（第9章）。前一个要求我们换到他人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情感。后一个要求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站在奥林匹亚的山顶，从超理性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没有立场不偏不倚的角度，在思考中将自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视为等价。

    理性滚梯还有一个外源的动力：现实性。现实的逻辑关系和经验事实独立于试图把握现实的思考者的心理变化。当人类磨砺他们的知识和理性体系，并从信仰系统中剔除迷信和矛盾，必定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擅长算数，他的运算必然会得出某个特定的和，或者某个特定的乘积（第4章和第9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得出的结论都让人们越来越少地诉诸暴力。

    本书通篇所讲的都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所能得到的成果。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当越来越有知识的公众开始质疑迷信杀戮，比如活人献祭、驱巫、血祭诽谤、宗教审判所，以及让某个民族做替罪羊，迷信依据的事实性假设被戳穿后，杀戮也就逐渐停止了（第4章）。人们就反对奴隶制、专制、酷刑、宗教迫害、虐待动物、暴力对待儿童和妇女、轻率地发动战争、迫害同性恋进行了审慎的理性论证，这些论证绝不是夸夸其谈，而是通过参加辩论并推动改革的人和社会组织，进入决策过程（第4章和第7章）。

    当然，区分共情和理性并不容易，就像有时很难区分心和头脑。但是，共情能够达到的边界是有限的，它的亲和力止于与我们类似或者与我们接近的人，这说明共情只有插上理性的、普世化的翅膀，才能给全世界带来抑制暴力的政策和规范变化（第9章）。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立法禁止暴力行为，还包括设计降低暴力诱惑性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包括民主政府、康德式的反战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和解运动、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国际维和行动、90年代的预防犯罪改革和文明攻势，此外，还有牵制、制裁和谨慎接触等外交策略，给予一国领袖更多的选择，避免只能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鸡博弈”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之间做选择（第3章和第8章）。

    尽管理性滚梯走走停停，经常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它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它离弃道德体系里的部落主义、权威和纯洁，走向人道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自主和人权（第9章）。将人类福祉奉为至善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因为它的合理性是可以被证明的：任何思想者的群体，只要他们关心自己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对话，都会接受这个目标，而社群和权威价值体系则狭隘地局限于本部落或者本阶层（第4章和第9章）。

    证据显示，都市化的浪潮将形形色色的人卷入讨论，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在讨论中畅所欲言，人们能够揭露和总结历史的教训，人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正沿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方向演化（第4章至第9章）。我们已经见到的证据之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在衰亡，连带它所煽动的大屠杀和战争也在销声匿迹，而权利革命的思想正在蔓延，已经不再有人能够为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反对种族压迫发展到反对一切对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的压迫（第7章）。我们还见到，这些变革逐渐地改变了保守分子的立场，尽管他们在最初总是抵制变革。例外则从反面提供了证据，在那些与世界隔离的社会中，人们无法获得外来的思想，政府和神权压制出版自由，正是这些社会顽固地抗拒人文主义，死抱着部落、权威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第6章）。然而，随着电子文字共和国的兴起，即使是这些社会，恐怕也无法继续置身于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潮流之外。

    “滚梯”的比喻，暗示着随机游走的思想潮流相互叠加，产生的合力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这似乎很有些辉格派和现代主义的味道，外带些颇为天真的历史观。但是，这种辉格史观得到了事实的支持。我们看到，发源于西欧和美国沿海地带的自由主义变革，在一定的滞后之后，纷纷被世界上较保守的其他地区效仿（第4章和第6、7章）。我们还看到，在充分发展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合作、民主、古典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接受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第9章）。

    反思

    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上，暴力的减少也许算得上是最有意义但最不被赏识的发展状况了。暴力减少的含义触及我们信仰和价值的核心——随着历史的进程，人类的生存条件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或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什么比理解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呢？有些观念，比如失去纯真的堕落，宗教典籍和森严等级的道德权威，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历史的推动力，以及对自然、社区、传统、情感、理性和科学的道德评价，都悬而未决。我一直在长篇累牍地试图记录和解释暴力的减少，这里我不想为探讨它们的含义再泼洒笔墨了。但是，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要再对两个问题进行反思，因为它们也许会让暴力的下降趋势发生逆转。

    第一个反思关系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科学、技术和理性让人类生活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习俗、信仰、社区、传统权威、返璞归真的自然观的消亡。

    仇恨现代性是当代社会批判的永恒主题之一。不论人们怀旧的目标是小镇温情还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社群凝聚力还是家庭价值，是宗教信仰还是某种主义，或者是与自然韵律之和谐，每个人都巴望着倒转时光。他们说，除了异化、掠夺、社会病态、失去意义，以及为了豪宅、越野车和电视真人秀不惜毁灭地球的消费文化之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正如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的《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向我们所展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失落伊甸园是一曲悠久的哀歌。[13]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浪漫乡愁成为大众的流行观念，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就一直想厘清事实，反驳人们的成见。他们著述的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是错的》（The Good News Is the Bad News Is Wrong）、《越来越好》（It’ 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它们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 They Were Terrible!）、《为理性乐观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Rational Optimism）、《改善中的世界》（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以及最近出版的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的《渐入佳境》（Getting Better）。[14]

    这些为现代性辩护的作者，历数了人类进入丰裕和科技时代之前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提醒我们，先人的身上长满了跳蚤和寄生虫，和自己的粪便一起蜗居在地洞中。食物不仅寡淡、单调，而且时有时无，没有保证。医疗要仰仗医生的锯子和牙医的钳子。不论男女，从日出一直劳作到日落，然后遁入黑暗。冬天意味着在大雪覆盖下的农舍里，忍受连续数月的饥饿、寂寞和孤独。

    还不止于此，我们的先辈们匮乏的不仅是世俗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生活中更缺少那些高级层面的精神享受，比如知识、美、人与人的交往。即使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部分人的行走出入，也从来没有超出自己出生地方圆几公里的范围。所有人都不了解宇宙的广袤，不知道史前人类的历史、生命的基因谱系、遗传密码、微生物的世界，更不知道物质和生命的构成。音乐录音、随手可得的书籍、即时的世界新闻、艺术杰作的大量复制、影视戏剧，都是我们的先人想也想不到的，更不要说还有能够放进衬衣口袋的小小的电子工具。过去，当子女移民海外，他们的父母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和自己的孙子孙女，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里还有现代性给生命本身的馈赠：延长了几十年的寿命，能够看见自己的新生儿的母亲；能够活过一岁生日的幼儿。每当我在新英格兰的老墓地徜徉，总是被大量的小墓地和哀伤的墓志铭感动：“埃尔维娜·玛利亚，死于1845年7月12日，年仅4岁零9个月。原谅我们的泪水，这是父母的悲泣。一朵凋零的小花在此长眠。”

    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没有哪个浪漫分子真的愿意乘上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怀旧分子总是要亮出他们的道德底牌：恐怖的现代暴力。他们说，至少我们的祖先不用担心抢劫、学校枪击、恐怖袭击、集中营、世界大战、杀戮场、凝固汽油弹、劳改营和核毁灭。当然，波音747飞机、抗生素、iPod（一种数字音乐播放器）都抵不上现代社会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在这里，只有没有感情色彩的历史和统计知识能够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它们显示，怀旧所追念的和平安定纯粹是一种幻觉。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儿童读物对原住民的生活大肆浪漫化，但是他们的战争死亡率高过我们的世界大战。对中世纪欧洲风情的浪漫遐想，忽略了工艺精湛的酷刑刑具，看不见在那个时代遭到谋杀的风险是我们今天的30倍。在人们怀念的那些旧时光里，有外遇的妻子会被割掉鼻子，7岁的孩子会因偷了一件小衣服而被送上绞架，囚犯的家庭要付钱才能让犯人免戴镣铐，女巫会被锯成两半，水手会被鞭打成肉酱。我们今天的道德共识，比如奴隶制、战争和酷刑是错误的，在过去可以被当作矫揉造作，而我们的普世人权观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过去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大屠杀和战争罪行的记录，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零碎儿值得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几乎过去70年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灾难既不是人类噩运的先兆，也不是世界常态的新标准，而是一个局部的暴力高点。自此，暴力趋势开始蹒跚下行。支撑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纳入现代性思维，而是被倒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性的力量——理性、科学、人本主义、个人权利，当然不曾是一鼓作气地向着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带来乌托邦，或者终结人类之间的摩擦和作为人的痛苦。但是，在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收益——健康、体验和知识之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收益：它具有减少暴力之效。

    * * *

    对那些已经注意到暴力减少的作家来说，暴力减少的规模之大，而且发生在几乎各种时间尺度和水平量级上，实在有些神秘的意味。詹姆斯·佩恩暗示，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做功”，整个过程“几乎像着了魔法”。[15]罗伯特·赖特几乎屈从于这一诱惑，他怀疑零和竞争的减少是不是“神示证据”，是一种“天授神意”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宇宙主宰者”的故事。[16]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抵制此类诱惑，但是我也同意，说明暴力逐渐减少的数据所具有的相重性（multiplicity）确实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谜。是什么让我们感到人类历史的进程有某种方向性？我们自然也有权问，指示方向的箭头在哪里，又是谁将这个箭头贴在那里的？如此之多的历史力量都整齐地指向一个有益人类的方向，如果这还不意味着是神的作品，那么，它是不是证明了某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观念的真实性——存在一种道德真理，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像我们发现科学真理和数学真理一样？[17]

    我个人的观点是，“和平主义者困境”至少澄清了个中奥秘，并且证明，历史进程的非随机性方向源于某种人性的现实，而我们对道德和目的的认识也深受这些现实的影响。我们这个物种生来就是要面对困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利益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脆弱的躯体让我们成为易于剥夺的对象，同时想成为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的愿望，还会将所有人卷入惩罚性冲突。单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输家的策略，共同的和平则是可望而不可即。和平主义者困境回报的数学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数字所反应的恰恰是人类世界现实的本质。毫不奇怪，古希腊人将战争归罪于众神的任性，希伯来人和基督徒则祈求他们神圣的道德主宰调整一下来世的回报，期望以此来改变人们感知的激励结构。

    演化生成的人性，天生无力应付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挑战，不会选择进入矩阵左上角幸福的和平单元。贪婪、恐惧、优势和肉欲这些动机总是在吸引我们发起攻击。虽然存在一种应对措施——一报还一报的复仇威胁，有可能在重复性博弈中开启合作，但在实践中，自利的偏差总是让博弈者打错算盘，结果往往不是威慑产生稳定，而是无休止的循环冲突。

    但是，人性中也包含着进入和平单元的动机，比如同情心和自制。它还包括像语言这样的沟通渠道。人类还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组合推理体系。当这个体系经过辩论的提炼，它的成果通过文字和其他文化记忆逐渐积累，它就会找到改变回报结构的途径，让和平选项越来越有吸引力。在这些途径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超级理性诉求，它所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另一重抽象：视角的可互换性，亦即承认我们个人狭隘视野的非特殊性。它将两个对手的回报混合在一起，由此破解了博弈的困境。

    只有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觉得人类自身之重要实乃宇宙之核心时，人类才会将逃出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愿望变成一种天赋宏愿。但是，这个愿望确乎属于非物质世界中的偶然现象，所以它不同于其他能激起物质发明的愿望，比如对精制糖或者中央供暖的渴望。和平主义者困境中令人沮丧的回报结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而走出困境的最全面的解决方法——视角的可互换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它是“黄金法则”背后的基本原则，很多传统道德都有类似的黄金法则。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的认知过程就是与这些人性现实进行斗争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认知一直在与逻辑定律和几何定律进行斗争一样。

    虽然，人类摆脱毁灭性竞争算不上是一个天赋的宇宙目标，但它的确是一个人类的目标。宗教捍卫者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没有神的法令，道德就永远失去了外在的根据。人只会追求一己之私，尽管这种追求可以按照品味或时尚有所调整，并成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信徒。我们现在可以来领会一下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人间找到一些让人类得以兴旺繁荣的途径，包括找到一些策略，帮助人类解脱天性中具有攻击冲动的悲剧，应该足以成为所有人的目标。这个目标，比加入天堂合唱团、融入宇宙精神或者转世为更高级的生命都要更高贵，因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向任何一个进行思考的同胞证明，而不需要由强人、传统或武力任意灌输给某一部分人群。我们在本书中见到的数据显示，有了这样的目标，人类就会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步履蹒跚的、不完美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

    * * *

    最后一个反思。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从来都不曾忘记数字背后的现实。回顾暴力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暴力的残忍和毁灭震撼。有时，则是被愤怒、厌恶和无限的悲哀淹没。我知道，在图表的背后，是一名年轻男子在忍受刀伤的剧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消失，知道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这里还有一名酷刑的受害者，他的全部意识已经被难以承受的痛苦取代，只剩下唯一的愿望，那就是意识本身的终结。这里还有一名女子，她刚刚得知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已经横尸壕坑，而她自己很快就要“落入野蛮粗暴的奸淫者之手”。[18]这样的惨剧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十个人的身上或者一百个人的身上，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这里的数字不是成百上千，也不是数以万计，甚至不是数以百万计，而是一百个百万——以亿为单位。这是一个让人精神崩溃的数字，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19]

    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减少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20]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

  •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1-7

    目录
    上册
    序言
    第1章 陌生的国度
    第2章 平靖进程
    第3章 文明的进程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
    第5章 长期和平
    第6章 新和平
    第7章 权利革命
    下册
    第8章 心魔
    第9章 善良天使
    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参考文献

    人是一种怎样的混合生物呀！他新奇、古怪、混乱，自相矛盾，不可思议！他裁断世上万物，他是微末的蚯蚓、真理的宝库，是充满谬误和不确定性的阴沟，宇宙的光荣和糟粕。 ——布莱兹·帕斯卡

    序言

    本书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减少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下降的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或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发展出复杂精致的艺术、学术和商业。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人类久经厮杀，处境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还有什么比解答这个问题更能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家庭、部落、传统和宗教，饱受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理性和科学等种种力量的侵蚀。对于这种现代性，我们又该做何理解？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场充斥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噩梦，还是以历史的标准衡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时期，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变迁。

    对暴力变化趋势是在上升还是下降的判断也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基于生物学的人性理论通常将暴力视为宿命，心智白板论认为暴力是后天生成的，但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之初的自然状态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开端？觉得暴力在增加的人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已经毒化了人类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而觉得暴力在减少的人认为，我们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文明将我们引向崇高，我们可以期望这一向上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本书篇幅巨大，但我别无选择。首先，我必须要说服你，在人类历史上，暴力确实在减少。我知道，此论必定遭到质疑、责备，甚至激起愤怒。我们的认知将我们预设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有媒体推波助澜，其信条是“见血的消息上头版”。人类的大脑在估算事件概率时，总是避难就易地从回想案例和图像开始。与老人安然辞世的画面相比，残暴杀戮的场景更易令人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觉，让我们刻骨铭心。[1]不论暴力死亡的比例有多小，它的绝对数都足以填满媒体的晚间新闻，让人们对暴力的印象与其实际比例完全脱节。

    放大危险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学。从来没有人会为了宣扬世界已经变得更美好而去招募志愿者，传播好消息的人总是被告诫闭上嘴巴，以免诱发人民的自满情绪。而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极不愿意承认，在文明、现代性和西方社会里还有些积极的东西。也许，正是某种最初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在暴力行为减少的同时，容忍或美化暴力的态度也在减少，而且人们的态度通常起主导作用。按照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暴行的标准，得克萨斯州的注射死刑，偶发的流氓挑衅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闹。但是，站在当代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我们把它们看作我们的行为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的标志，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什么程度的标志。

    面对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只能用数字来说服你们。我将从数据库中收集这些数字，并将其制成图表。我会解释数据的来源，并尽力说明数据是如何被采集的。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家庭、社区、部落和其他武装派别之间，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国家之间，暴力在许多方面都在减少。如果每一个层面上暴力历史的轨迹各有其特质，那么它们就应该各有专著论述。但让我一再惊讶的是，回顾过去，世界上各个层面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这就有必要在一本书中结集文献，寻找这些发展在何时、如何且为何出现了这些共性。

    我希望能让读者相信，当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因此需要我们给出解释。暴力的历史可以很自然地演绎成一个道德的传奇——一场正义反抗邪恶的英勇奋战，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我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领袖（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但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术、管理、商业或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对和平的作用。暴力减少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一组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统计趋势，因此需要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大脑如何应对情势的变化。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探讨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学。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论是对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想本质》（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讨过这些理论。我从中认识到，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解释暴力减少的方法是查明我们的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最后，我要证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越和平的社会往往越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和管理水平越高，对妇女的尊重程度越高，从事贸易的可能性也越大。在这些优良的特质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不能令人满意的循环论证，比如暴力减少是因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减弱了。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实践领域，例如技术、人口统计、商业和治理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源于知识领域，因为新思想被构思和传播，并拥有自己的生命。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确定一个外生的触发力。在数据允许的限度内，我将试图找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曾经作用于我们心智的外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减少的原因。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汇聚成此部长篇巨著——这本书分量太重，我不妨将主要结论做一个预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个关于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种历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趋势（第2章至第7章）。人类这个物种从暴力中后撤经历了种种发展。条分缕析，我将其归纳为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过程：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5左右。我将这个和平阶段称作“平靖进程”（pacification process）。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欧洲史对这一阶段有详尽的记载。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年）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他将这一令人讶异的暴力减少归因于分散的封建领地整合为具有中央集权和商业基础设施的大王国。与埃利亚斯所见一致，我将这一趋势称为“文明的进程”（civilizing process）。

    第三个变迁跨越几个世纪，起始点大致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尽管这一变迁是对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传承，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这一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有时称这种转变为“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重大变迁始于“二战”结束。战后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历史学家将这一天赐佳景称为“长期和平”（long peace）。[2]

    第五个趋势也与武装冲突有关，但它变得越来越有节制。虽然从新闻报道中，人们还很难相信这一结论，但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减少。鉴于这一令人欢欣的发展并不稳定，我将之称为“新和平”（new peace）。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对动物的虐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由人权概念衍生的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逐一登场，我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s）。

    五个心魔（第8章）。许多人坚信“暴力压力释放理论”：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种聚积在我们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地得到释放。这种理论完全背离现代科学对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aggression）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不同心理系统的输出，它们的环境诱因、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各不相同。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predatory or instrumental violence）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实用手段。“支配欲”（dominance）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民族、宗教或民族团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revenge）激起了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伸张正义。“虐待狂”（sadism）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它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这引导他们远离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共情”（empathy），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共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对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self-control），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抑制冲动。“道德感”（moral sense）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reason）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在本书的一小节中，我将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讨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减少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五种历史力量（第10章）。在最后一章中，我试图结合心理学和历史学，找出那些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大幅减少的外生力量。“利维坦”（leviathan），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商业”（commerce）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博弈，因为技术进步使商品和思想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女性化”（feminization）社会文化越来越尊重女性的利益和价值的过程。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会在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力量，例如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出发，扩大共情的范围，接纳他人。最后，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escalator of reason）使得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减少，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瑕，今天亦未必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来临时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使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恨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不如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追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 * *

    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开始进行暴力分析的。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研究人性必然要关注暴力。我是从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有关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杀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减少的。他们在这本书中调查了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从中世纪至今凶杀案的减少。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我均提到过这些暴力下行的趋势，结合西方历史上的废奴、结束专制、停止酷刑处罚等人道主义的发展，以此支持一个观点，即道德进步与人类心智的生物学解释和对人性中阴暗面的认知是一致的。[3]在回答网络论坛www. edge. org 2007年的年度问题“你对什么比较乐观”时，我重申了这些观点。我的这个观点引发了历史犯罪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大量来信。他们告诉我，暴力减少的历史证据要比我知道的更丰富。[4]他们的数据让我相信，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有待讲述的故事。

    所以，我首先要向这些学者致以最深切的感谢，他们是Azar Gat, Joshua Goldstein, Manuel Eisner,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和John Carter Wood。我在写作本书时，也受益于与Peter Brecke, Tara Cooper, Jack Levy,James Payne和Randolph Roth之间的通信。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思想、文章和数据，亲切地指导我进行远非我专长的领域的研究。

    David Buss, Martin Daly,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David Haig,James Payne, Roslyn Pinker, 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和Polly Wiessner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Peter Brecke, Daniel Chirot, Alan Fiske, Jonathan Gottschall, A. C. Grayling, Niall Ferguson, Graeme Garrard, Joshua Goldstein, Capt. Jack Hoban, Stephen Leblanc, Jack Levy,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 Charles Seife, Jim Sidanius, Michael Spa-gat, Richard Wrangham和John Carter Wood对部分章节所做的评论，让我获益匪浅。

    许多人及时地回复了我就本书提出的询问，甚至提出了建议，他们是John Archer, Scott Atran, Daniel Batson, Donald Brown, Lars-Erik Ceder-man, Christopher Chabris, Gregory Cochran, Leda Cosmides, Tove Dahl,Lloyd deMause, Jane Esberg, Alan Fiske, Dan Gardner, Pinchas Gold-schmidt, Cmdr. Keith Gordon, Reid Hastie, Brian Hayes, Judith Rich Harris,Harold Herzog, Fabio Idrobo, Tom Jones, Maria Konnikova, Robert Kurzban,Gary Lafree, Tom Lehrer, Michael Macy, Steven Malby, Megan Marshall, Mi-chael McCullough, Nathan Myhrvold, Mark Newman, Barbara Oakley, Robert Pinker, Susan Pinker, Ziad Obermeyer, David Pizarro, Tage Rai, David Ro-peik, Bruce Russett, Scott Sagan, Ned Sahin, Aubrey Sheiham, Francis X.Shen, Lt. Col. Joseph Shusko, Richard Shweder, Thomas Sowell, H.vardStrand, Ilavenil Subbiah, Rebecca Sutherland, Philip Tetlock, Andreas For.Tollefsen, James Tucker, Staffan Ulfstrand, Jeffrey Watumull, Robert Whiston, Matthew White, 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David Wolpe。

    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是： Mahzarin Banaji, Robert Darnton, Alan Dershowitz, James Engell, Nan-cy Etcoff, Drew Faust, Benjamin Friedman, Daniel Gilbert, Edward Glaeser,Omar Sultan Haque, Marc Hauser, James Lee, Bay McCulloch, Richard McNally, Michael Mitzenmacher, Orlando Patterson, Leah Price, David Rand,Robert Sampson, Steve Shavell, Lawrence Summers, Kyle Thomas, Justin Vin-cent, Felix Warneken和Daniel Wegner。

    特别感谢那些和我一起为本书制作数据报告的研究者。Brian Atwood进行了无数精确的统计分析和数据库搜索工作，他的工作不仅完整，而且富有洞察力。William Kowalsky从民意调查领域发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Jean-Baptiste Michel帮助开发了书虫项目、谷歌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和谷歌书籍语料库，并构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战争规模分布模型。Bennett Haselton所做的一项有关人对暴力历史的观感的研究信息十分丰富。Esther Snyder协助完成了绘图和文献搜索的工作。Ilavenil Subbiah为本书设计了精美的图表和地图，并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关于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宝贵见解。

    我的文学代理人John Brockman提出的问题，促使我写作此书，他对初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Wendy Wolf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本书的定稿很大程度上是在她对初稿所做的详细分析基础上成型的。对于John和Wendy，还有企鹅出版社的Will Goodlad对本书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所给予的支持，我深怀感激。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家人Harry, Roslyn, Susan, Martin, Robert和Kris给予我的爱和鼓励。我必须向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她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她对本书价值所抱有的信念也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在塑造我的世界观方面，她比谁做得都多。本书题献给我的外甥女、外甥和我的继女们：愿他们享有一个暴力不断减少的世界。

    [1] Slovic, 1987; Tversky & Kahneman, 1973.

    [2] Coined by Gaddis, 1986.

    [3] 我在以前出版的书中讨论过暴力下降的问题： Pinker, 1997, pp. 518-519; Pinker, 2002, pp. 166-169, 320, 330-336。

    [4] 其他讨论暴力下降的著作有：Elias, 1939/ 2000;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Keeley, 1996; Muchembled, 2009; Mueller, 1989; Nazaretyan, 2010; Payne, 2004; Singer, 1981/2011; Wright, 2000; Wood, 2004。

    第1章 陌生的国度

    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人们的行为与我们全然不同。 ——L. P.哈特利

    如果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它就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国度。人是健忘的，常常不记得生活曾经何等危险，每时每刻、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残忍的野蛮。文化记忆抚平了往日的块垒，原来的血腥已经褪色，留下的只有轻描淡写的纪念。佩戴十字架的妇女很少会想到这曾经是古代常用的刑具。一个人说到替罪羊时，也不会想到一种旧俗：为处罚王子的胡作非为，要鞭打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祖先生活方式的丑恶印记，但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如旅行可以开阔视野，对我们的文化遗产进行一次思想之旅，也许能够提醒我们，往昔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21世纪的开端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和达尔富尔危机为标志。如果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平时期，你很可能认为此人不是梦呓就是别有用心。我从与人们的谈话和调查中得知，大部分人拒绝相信这一判断。[1]在这一章，我将用日期和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首先，为了软化你的立场，我想提醒你，大家熟知的历史里充满了罪恶的史实。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科学家经常要对他们的结论进行合理性检验，对真实世界做抽样，以确保他们的方法没有缺陷，不至于得出荒谬的结论。本章的各个小节就是对我后面使用的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检验。

    下面，让我们走马观花，游历一个叫作“往昔”（公元前800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陌生国度。我们不是要再次回望那些已经被赫然载入史册的战争和暴行，相反，我们要在那些貌似熟识的地标背后进行搜索，寻找那些被掩盖着的罪恶。当然，“往昔”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跨越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和习俗。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在于令人震惊：这个旧世界暴力横行，人们逆来顺受，甚至经常认可暴力；而且暴力的方式之残忍，足以震撼21世纪西方人敏感的心灵。

    史前人类

    1991年，两名徒步旅行者在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脉发现了一具从融化的冰川中探出的尸体。救援人员以为这是一起滑雪事故的遇难者，他们用风钻将尸体从冰川中挖掘出来，这损坏了尸体的大腿和背包。而当某位考古学家发现一把新石器时代的铜斧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具尸体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2]

    现在，这具尸体被称作“冰人奥茨”，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多部著述、纪录片和文章的主题。自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两千岁老人》（“我有4.2万个儿孙，但没有一个来看望我”）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千岁老者能告诉我们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奥茨生活在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那时，替代石器的金属工具刚刚出现。除了铜斧和背包，他还带着一筒羽箭、木柄匕首，还有一块裹着树皮的琥珀——一套精心制作的打火装置。他戴着有皮帽带的熊皮帽子、用兽皮缝制的绑腿，防水的雪鞋的材料是皮革和麻线，里面还衬着草。他患有关节炎的关节上有文身，这很可能是针灸留下的痕迹。他随身携带着有药用价值的蘑菇。

    在冰人被发现10年后，放射专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奥茨的肩膀上嵌着一个箭头。他并不是像原来科学家推测的那样，失足落崖后被冻死，而是被谋杀的。新石器犯罪现场调查组对奥茨进行了尸检，勾勒出当时的犯罪场景。奥茨的手上、头部和胸部都有尚未愈合的创伤。DNA（脱氧核糖核酸）分析在奥茨的羽箭头上发现了另外两人的血迹，从他的匕首上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血迹，而在他的斗篷上还有第四个人的血迹。据场景复原，奥茨参与了一次抢劫，与比邻的部落发生了冲突。他用箭射杀一人，然后取回了箭，射杀了另外一人，再次取回了箭。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同伴，在受袭后进行抵抗，最后自己中箭倒地。

    到20世纪末，奥茨不再是唯一一个成为科学明星的千年老人。1996年，在华盛顿州的肯纳威克，一场水上飞机竞赛的观众注意到哥伦比亚河岸边有暴露的骨头。考古学家很快找到了一具生活在9400年前的男性骨架。[3]“肯纳威克人”很快成为法律和科学争议的目标，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几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互相抢夺对这具骸骨的监护权，并力争要按照传统掩埋骸骨。但是，联邦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要求，指出没有一种人类文化能够连续存在9000年。当科学研究重新开始，人类学家对自己的新发现颇为激动——在人体解剖学上，肯纳威克人和今天的美洲原住民非常不同。一项报告称此人有欧洲人的特征，另一项报告称他和“阿伊努人”，即日本的原住民相吻合。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美洲曾经有几次独立的移民迁入，这与DNA证据相矛盾。DNA证据表明，美洲原住民是西伯利亚移民的后裔。

    肯纳威克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科研对象，有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在肯纳威克人的骨盆上留有一枚石弹。尽管他的盆骨已经部分愈合，这表明他并非死于此伤，但法医证据明确无误地指出，肯纳威克人被击中过。

    我们只有两具史前人类的遗骨，而他们生命的结束方式，都是非常可怕的。大英博物馆的很多参观者都被“林多人”吸引了。那是一具保存完好、有2000年历史的古尸，于1984年在英国的泥炭沼泽地被发现。[4]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来探望过他，但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他的头盖骨被钝器击裂，他的脖子被扭断了，不仅如此，他的喉咙也被割了。林多人可能是一个德鲁伊教的人，被以三种方式牺牲，以献祭给三位神。北欧泥炭沼泽地保留下来的男女尸体都带有被勒死、被棍棒打死、被刀扎或者遭受酷刑的痕迹。

    在为此书做研究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检索到两个保存完好的人类尸体的新故事。一个是在英格兰北部的泥沼中挖出的一个2000年前的头骨。当考古学家清理头骨的时候，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动，于是从底部的敞口处向里看，看到里面有一种黄色的东西，它竟然是被保存下来的大脑。和以往一样，尸身保留完好的程度并非值得我们关注的唯一要点。这具头骨是被故意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这告诉考古学家，这是一位活人献祭的受害者。[5]另一个故事是德国的一处有4600年历史的坟墓，里面埋葬着一位男子、一位女子和两个男孩的尸体。DNA分析显示，他们是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这应当是科学界已知的最古老的核心家庭。这四位死者是同时下葬的。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他们是在一场袭击中被同时杀害的。[6]

    难道说，古人不进行谋杀，就不能给后人留下一具有趣的尸骨了吗？根据丧葬学理，有些案例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经过处理的尸体才能够长久地保存。也许，在人类的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些作为献祭品牺牲者的尸体才会被扔进泥沼，因此得以为后代保存下来。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古人保存这些人的尸体，只是因为他们是被谋杀的。下面，我们要从法医的鉴定结果来看看古代尸体的死亡原因，以及它是怎样落到我们的手里的。目前，史前的遗骨给我们留下的明确印象是，在“往昔”这个地方，人的身体极有可能受到伤害。

    荷马的希腊

    我们对史前人类暴力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偶然受到防腐处理或者石化而保留下来的尸体，所以它必定是很不完整的。但是，一旦文字开始传播，古人就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如何处理日常事务的更完整的记录。

    《荷马史诗》被视为第一部西方文学名著，在许多文学阅读指南中占据首位。尽管荷马的故事以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但他写作的时间要晚得多，应该是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650年。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东地中海的部落和酋邦内的生活现实。[7]

    今天，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以整个社会为攻击目标，而不仅仅是限于攻击对方武装力量的全面战争，是现代的发明。人们一般将全面战争归咎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和远距离杀伤技术。但如果荷马的描述是准确的（它们与考古学、民族志和历史相吻合），那么古希腊的战争在全面性上绝不亚于现代战争。阿伽门农向国王墨涅拉俄斯解释他的作战计划时这样说：

    怎么，心软了，我的兄弟？为何如此关照我们的敌人？或许，你也曾得过特洛伊人的厚爱，在你的家里？不，不能让一个人躲过暴烈的死亡，逃出我们的手心——哪怕是娘胎里的胎儿，也绝不放过！让特洛伊人死个精光，无人哀悼，不留痕迹！[8]

    文艺理论家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在他的著作《强暴特洛伊》（The Rape of Troy）中讨论了古希腊战争的作战方式：

    士兵划着吃水浅的快船登岸，海边的居民未及抵抗就遭到扫荡。男人通常被杀死，牲畜和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妇女被带走，成为胜利者的性奴或家奴。荷马时代的男子经常要面对突发的暴力死亡，女子则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时刻为她们的男人和孩子的生命担忧。海面上的每一片帆影都可能预示着被强暴、被奴役的厄运。[9]

    我们还经常读到，20世纪的战争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因为战争使用的武器是机关枪、大炮、轰炸机和其他远程武器，士兵无须进行面对面的肉搏，就可以毫无怜悯地杀死大量从未谋面的敌人。根据这一推理，手持武器远远没有现在高科技战争手段这样的杀伤力。但是，荷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战士可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戈特沙尔给出了形象的范例：

    冰冷的青铜轻而易举地刺入肉体，带着黏稠液体的血肉四处横飞：颤抖的矛尖上挂着一块人脑，年轻人绝望地用手捂住内脏，眼球被挑出眼眶，或从头骨上被割下来，在尘土中茫然地闪着微光。尖利的兵器在年轻的躯体上砍进杀出：在额头的正中，在太阳穴，在两眼之间，在脖颈处，从嘴巴或脸颊的一侧穿透到另一侧，刺穿肋骨、胯部、臀部、手、肚脐、后背、腹部、乳头、胸部、鼻子、耳朵和下巴……长矛、长枪、箭、剑、匕首和石块，贪婪地吞噬着肉体和鲜血。喷洒的鲜血，在空气中散成血雾。骨片横飞，骨髓从鲜红的创口涌出……

    激战之后，上千名阵亡者，加上伤者的残肢断臂血淌成溪，和土为泥，灌沃了平原上粗壮的野草。男人驾驭着沉重的战车和钉着马刺的战马，在泥泞中跋涉，士兵脚上的系带鞋裹满泥巴。盔甲和武器散落在四周。尸横遍野，慢慢在腐化、分解，成为野狗、蠕虫、苍蝇和鸟雀的盛宴。[10]

    在21世纪的战争中，当然还能见到强暴妇女，但长久以来，这一直被视为一种野蛮的战争罪行，大多数军队试图阻止这样的暴行，而其余军队则予以否认和隐瞒。但是，对《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来说，女性的身体是正当的战利品：妇女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垄断和处置的。墨涅拉俄斯在妻子海伦被诱拐后，发动了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拒绝将一名性奴交还给她的父亲，遂将希腊拖入灾难。他忽然心动，占有了一位本来属于阿喀琉斯的姑娘，后来他送给阿喀琉斯28个女子作为赔偿。而阿喀琉斯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我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一天天喋血苦战，为了抢夺敌方壮勇们的妻女，而和他们拼死相争。”[11]奥德赛在离家20年后回到妻子身边，他杀死了那些追求妻子的男人，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战死；当他发现这些男人与家中的侍妾们通奸时，他下令儿子将她们一并处死。

    即便按照今天战争纪录片的标准，这些屠杀和强奸的故事也是令人震惊的。荷马和他笔下的人物肯定在哀叹战争的无益，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只能接受，就像天气，人人都在谈论，但无人能做任何改变。正如奥德赛所说：“我们人类，按着宙斯的意志，必要历经残酷的战争，从年轻直至死亡，谁也不能幸免。”人们在制造武器和运用战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智慧，但说到战争的原因，他们立刻变得束手无策。人们不是将战争的苦难作为一个需要人类自己解决的问题，而是编造出暴躁的天神，将人类自己的悲剧归咎于神的嫉妒和愚蠢。

    希伯来《圣经》

    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希伯来《圣经》讲述的场景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但写作的时间是在500年后。[12]与荷马的作品不同的是，《圣经》在今天受到数十亿人的尊崇，被他们奉为道德价值的源泉。《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出版物，已被翻译成3000种语言，世界各地酒店的床头柜上都有它的身影。戴着祈祷头巾的正统犹太人亲吻《圣经》，美国法庭上的证人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甚至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也要手触《圣经》。尽管地位崇高，《圣经》却是一出漫长的暴力庆典。

    起初，神创造天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让他成了有灵魂的人亚当。耶和华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亚当叫自己的妻子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亚当知道夏娃是自己的妻子，她怀孕，生了该隐。她再次怀孕，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攻击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一个人口为4人的世界上，这一行径造成25%的凶杀率，比当今西方国家的凶杀率高出大约1000倍。

    男人和女人一开始繁衍生息，上帝就认定他们有罪，而种族灭绝是人类应得的惩罚。（在比尔·考斯比的喜剧小品中，挪亚的一个邻居问他为何要建造方舟，挪亚回答说：“你能踩水多长时间？”）当洪水退去时，神给挪亚上了一堂道德课，即“仇杀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圣经》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精神祖先。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罗得，住在所多玛。因为那里的居民犯下了肛交和其他罪行，神要用神圣的凝固汽油弹毁灭那里的每一个男女和孩子。罗得的妻子犯下回头眺望焚城烈焰的罪行，因此被夺去性命。

    神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道德观，命令他将儿子以撒带到山顶，捆绑起来，再割断喉咙，作为给神的燔祭。以撒能够生还，是因为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1000多年来，读者始终在困惑，神为什么进行这样可怕的试探。一种解释是，神之所以阻止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而是因为他没有通过。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当时的标准：服从神的权威，而不是敬畏人的生命，才是至高的美德。

    以撒的儿子雅各有个女儿叫底拿。底拿被绑架后受到奸污——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求爱的风俗，强奸者的家庭接着会向受害女子的父母出价买下她，为强奸者娶作妻子。底拿的兄弟们表示，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交易——强奸者未行割礼。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强奸者家乡的所有男子都割掉包皮，底拿就是他们的人了。当那里的男子挂着血淋淋的阴茎而行动不便的时候，底拿的兄弟们攻入城市，大肆掠夺和破坏，屠杀了男人，抢走了妇女和儿童。当雅各担心四邻的部落会进行报复性的袭击时，他的儿子们解释说，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13]此后不久，他们重申了他们对家庭价值的承诺，这一次是将弟弟约瑟卖为奴隶。

    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找到了去埃及的路。渐渐地，他们生养众多，这让法老心生不快，于是法老开始奴役他们，并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新生男婴。摩西侥幸逃过了大规模的杀婴行为，长大成人后挑战法老，要求释放他的子民。无所不能的神本可以软化法老的心肠，但相反，神让法老变得更冷酷，这让神有理由用痛苦的疥疮和其他苦难折磨埃及人，接着又让他们的长子全部丧命。（“逾越节”这个词暗指神派来的行刑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的房门，屠杀埃及人的长子，饶过以色列人的孩子。）在这场屠杀之后，神又降下另一场屠杀，让追杀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在跨越红海时全军淹没。

    以色列人会聚西奈山，聆听《十诫》。它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准则，禁止雕刻偶像和觊觎牲畜，但允许奴役、强奸、虐待、肢解和对邻近部落的种族灭绝。摩西从神那里带回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定亵渎神明、同性恋、通奸、顶撞父母和在安息日工作都为死罪。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返回的那一段时间里心烦意乱。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膜拜金牛雕像，而你可以猜想一下，为此他们应受什么惩罚——死亡。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遵从神的旨意，杀死了3000名以色列同胞。

    在《利未记》中，神用7个章节指示以色列人如何源源不断地屠宰神要求的牲祭。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为第一次献祭准备了神堂，但是两个儿子疏忽了，用错了香料。神便将他们烧死了。

    当以色列人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米甸人。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命令，残杀男子，焚烧城市，劫掠牲畜，俘虏妇女和儿童。当他们返回向摩西报告时，摩西大怒，因为他们饶过了妇女的性命，而这些妇人中竟然有人引导以色列人敬拜敌人的神。于是，他向士兵下令，杀死所有人，只留下未婚的性奴作为对士兵的奖励，他们可以任意奸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们的活命。”[14]

    在《申命记》第20和21节，对于那些不肯臣服的城池，神授予以色列人一项笼而统之的政策：用利剑杀光所有的男子，掠尽牲畜、妇女和儿童。当然，面对一张新近到手的美丽面孔，男子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这个男子刚刚残杀了她的父母兄弟，她也许没有心情谈情说爱。神预见到了这个小小的不便，并提出下述解决方法：俘获人应该剃光她的头发，削短她的指甲，将她囚禁在他的房间里一个月，任她哀哭，使她的眼泪流干。然后，他就可以进屋，强奸她。

    对于上了名单的其他敌人（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种族灭绝必须是彻底的：“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15]

    当约书亚入侵迦南并洗劫耶利哥城时，他将这一指示付诸行动。在城墙塌陷之后，他的兵士“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16]更多的家园沦为焦土。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以及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17]

    接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士师或部落酋长时代。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参孙，因在自己的婚宴上屠杀了30个男子而为世所熟知，杀人的原因只是他需要他们的衣裳偿还赌债。为报杀妻杀父之仇，他又杀死了1000名非利士人，并放火焚烧尸体。而在他挣脱束缚后，他又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人。当他最后被俘，双眼被灼伤时，神再次赋予他力量，进行了一次“9·11”恐怖袭击事件式的自杀式袭击——他推倒一座大型建筑，压死了3000名在里面做礼拜的男女。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让他有机会报仇雪恨。几个世纪前，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曾经骚扰过他们，神下令“消灭所有的亚玛力人”。所以，当士师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时，他提醒扫罗谨记神谕：“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18]扫罗执行了命令，但他饶恕了亚玛力王亚甲的性命。撒母耳得知后震怒，并“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扫罗最终被他的女婿大卫推翻，大卫吞并了南部的犹太部落，征服了耶路撒冷，立它为一个王国的首都。这个王国将持续4个世纪之久。后人用传说、诗歌和雕塑颂扬大卫。3000年来，他的六角星一直是他的人民的象征。基督徒也尊崇大卫为耶稣的先驱。

    但是，在希伯来《圣经》中，大卫并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一个弹奏竖琴吟诵《诗篇》的英俊挺拔的诗人。杀死歌利亚让他名声大振，随后他招募游击队，用刀剑顶着自己的同胞勒索钱财，并为非利士人充当雇佣兵作战。他的这些成就让扫罗心生嫉恨：在扫罗的宫殿内，女人们吟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要设计刺杀大卫。[19]大卫在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前侥幸逃脱。

    大卫称王后，继续杀戮上万，保持着那个千辛万苦赢得的声誉。他的将军约押“毁坏亚扪人的地”，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20]最后，大卫干了一件被神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他下令进行一次人口统计调查。为了惩罚大卫的这一过错，神杀死了7万名以色列人。

    在王室内部，性和暴力是无法分开的。一天，大卫在王宫的屋顶上散步，偷窥到一名叫拔示巴的裸体女子。他为所见心感愉悦，于是将她的丈夫派往战场送死，将拔示巴充为后宫。后来，大卫的一个孩子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又丧命于另外一个孩子的复仇之手。复仇者押沙龙召集军队，并与大卫的10个嫔妃通奸，企图篡夺大卫的王位。（按照惯例，我们不知道这些嫔妃对此有何感想。）押沙龙被大卫的士兵追赶时，树枝挂住了他的头发，大卫的将军将三柄长枪刺入他的心脏。家庭纷争并未到此结束。拔示巴玩弄手段，让大卫膏封他们的儿子所罗门为继承人。大卫的合法继承人、长子亚多尼雅刚提出抗议，所罗门就把他杀了。

    所罗门王的杀戮要少于他的前任们，让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第一圣殿，以及他编写的《箴言书》、《传道书》和《雅歌》（他在后宫有700个王妃和300个嫔妃，显然他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让他久负盛名的还是他最出色的品质——“所罗门的智慧”。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妓女先后在几天内产子，其中一个婴儿夭折，两个母亲都声称那个活着的男孩儿是自己的。聪慧的所罗门王的判决是，抽出利剑，将孩子劈为两半，每个妇女各得一半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女子立即撤回了自己的要求，而所罗门王就将男婴判给了她。“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21]

    美好传说的间离效果能让我们忘记故事发生的那个残酷的世界。不妨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法庭上，一位裁决母子归属案的法官拿出一把电锯，威胁说要在争执各方的眼皮底下将婴儿劈作两半。所罗门确信，那个更仁慈的妇人（尽管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是生母）会自己站出来，而另外那个卑鄙的妇人会看着孩子在她面前被屠杀——他是对的！然而，他也必须准备万一他错了，他要么劈死孩子，要么失去信誉。对两个妇人来说，她们肯定是相信这位智慧之王有能力实施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

    在现代人眼中，《圣经》所描绘的世界，其野蛮程度令人惊心动魄。家庭直系亲属之间相互奴役、奸污和谋杀。军人毫无区别地屠杀平民，包括儿童。妇女被买卖，像性玩具一样被争来抢去。仅仅因为轻微的不服从，甚至不为任何原因，耶和华虐待和屠杀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些暴行既不是孤立的个案，也不是鲜为人知的，所有那些在主日学校被孩子们用蜡笔涂色的、《旧约》中主要人物的故事里都能见到这些暴行。它们好像一条不断展开的情节线，绵延千年，从亚当、夏娃开始至挪亚，到三圣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到摩西、约书亚、士师们、扫罗、大卫、所罗门和后来的各位。据《圣经》学者雷蒙德·施瓦格尔（Raymund Schwager）说：“希伯来《圣经》中有600多个段落是专门谈论族群之间、国王之间或个人之间的攻击、毁灭和相互残杀的……除了约有1000个句子提到耶和华现身亲手执行暴力惩罚，有更多的经文描写耶和华将犯罪者送到行刑人的刀口下，还有100多处提到耶和华亲口下令杀人。”[22]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一位自封的暴力学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人类历史上主要战争、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估计死亡人数，他认为《圣经》中有特别记载的大规模杀戮约为120万人。（他排除了《历代志下》第13节中描述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之战的50万人的伤亡，因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死亡人数是不可信的。）如果加上挪亚洪水的受害者，受害人数约为2000万人上下。[23]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事件大部分是从未发生过的。不仅没有证据显示耶和华水漫大地、火焚城市，就连三圣父、出埃及记和征伐建立犹太王国，也几乎可以肯定都是虚构的。在埃及的文字记载里，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有关百万奴隶离去的只言片语（而这样的事件不可能逃过埃及人的眼睛）。在耶利哥城及其附近城市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毁于战祸的痕迹。公元前1000年前后，如果真有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红海的大卫王国，当时竟然完全没有人留意到它。[24]

    现代《圣经》学者已经确认，《圣经》就是一部维基百科。它融合了500多年间许多作者的著述，它们风格各异、方言混杂，同一人物有不同名字，对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它的编辑过程很随意，留下了大量自相矛盾、重复和前后不一致的内容。

    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部分可能起源于公元前10世纪。它们涉及当地部落的神话和消亡，以及从邻近的近东其他文明中汲取的法律准则。对于迦南东南部山区处于铁器时代的游牧和农耕部族，这些经文很可能就是他们据以裁决边界纠纷的法典。这些部落开始蚕食山谷和城市，间或也会发生劫掠，甚至摧毁一两个城市。最终迦南人接受了他们的神话，他们拥有共同的家谱，光荣的历史，防止他们叛逃到外国的一系列禁忌，并有一位防范自相残杀的隐形执法者。经文的初稿完成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那时巴比伦人征服了犹大王国，原居民被迫流亡，经文对这一时期给出了连续的历史叙述。经文定稿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犹大国居民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园。

    虽然《旧约》中的历史事件是虚构的（或者像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一样，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它仍然为我们观察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近东文明的生活和价值观提供了一扇窗户。不论以色列人是否卷入过种族清洗，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任何人都不曾想过，不被强暴，不被当作一件性具，可能是一位妇女的正当权益。在《圣经》作者的眼中，奴隶制，还有剜眼、石刑、分尸等酷刑都无可非议。与对习俗和权威不假思索的服从相比，人的生命毫无价值。

    如果你认为，我回顾希伯来《圣经》的文字内容，是试图非难今天的数十亿信众，那你根本就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毋庸置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绝对正派的人，他们不会赞成种族灭绝、强奸、奴隶制，以及用乱石砸死犯轻罪的人。他们纯粹是将《圣经》作为神迹而敬畏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间，《圣经》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改，被寓言化，或被谨慎地忽略，暴力内容较少的经文（犹太教的《犹太法典》和基督徒的《新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对暴力的感受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信徒对《圣经》是有取舍的。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圣经》是道德典范，而实际的道德观念却来自现代原则。

    古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徒

    基督徒淡化了《旧约》中愤怒的上帝，更多地尊奉一个新观念的神，即《新约》中上帝的儿子耶稣，一位“和平之君”。爱你的敌人，当人打你左脸时送上右脸，当然比剿杀一切生灵更具优势。可以肯定的是，为确保追随者的忠诚，耶稣也还是不能完全不使用暴力的意象。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7节，他说：

    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是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为此惩处了什么人。

    当然，关于耶稣曾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其实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25]这些所谓耶稣的言辞，是在他死后几十年写的。基督教《圣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充满了自相矛盾、未经证实的史实和明显的虚构。但正如希伯来《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的社会价值，基督教《圣经》给我们讲述了公元1世纪、2世纪的社会状态。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故事绝非特例。很多异教神话都讲到神派来一位救世主，在冬至那天出生，母亲是处女，出生时有十二位相应十二星宫的门徒环绕身旁。救世主在春分日像替罪羊一样，陷身地狱，在欢乐中复活，象征性地被门徒分食，最终得到救赎和永生。[26]

    耶稣故事的背景是古罗马帝国，它刚刚成为犹太人的又一个征服者。尽管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处于“古罗马和平”时期，但所谓的太平安宁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当时正是古罗马帝国野蛮扩张的年代，包括征服不列颠，烧毁耶路撒冷的第二神殿，并将以色列人驱逐出犹太家园。

    这一时期古罗马帝国的杰出标志是斗兽场。今天，它吸引了上百万名游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印着斗兽场图案的比萨饼包装盒。在这个运动场里，能够和美国“超级杯”规模相媲美的观众云集一堂，观赏血腥残忍的巨作。女子赤裸着被捆缚在柱子上，被强奸，或被野兽撕成碎片。成群的战俘模拟战争场面，相互残杀。奴隶被用来上演神话中肢解和处死的故事。例如，将扮演普罗米修斯的男奴用锁链拴在岩石上，由受过训练的鹰叼出他的肝脏；角斗士互搏直至死亡。我们今天拇指向上和拇指向下的手势，就来自当年的斗兽场，观众以此向取胜的角斗士发信号，告诉他是否应该给对手致命一击。为了给古罗马市民提供吃喝玩乐，大约50万人以这种极度残忍的方式丧命。在古罗马人的恢宏巨制面前，我们今天的暴力娱乐项目只能自惭形秽。[27]

    古罗马最著名的死刑方式当属钉十字架（crucifixion），这个词的词源是“极度的痛苦或折磨”（excruciating）。任何人，只要曾经抬头仰望教堂的前方，一定会在某一瞬间有过这样的念头，被钉在十字架上必定有无法形容的痛苦。那些神经强大的人可以通过阅读耶稣基督的尸检报告来丰富他们的想象。这份报告的依据是考古学和史学资料，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28]

    古罗马人行刑以鞭笞赤身裸体的囚犯为开始。短鞭子用几股皮绳编结而成，鞭绳上系着尖利的石块，古罗马士兵用鞭子抽打囚犯的后背、臀部和双腿。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文章作者的描述，“创口一直撕裂到下层骨骼肌，皮肉被成条地拉出来，鲜血淋漓地颤动着”。囚犯的双臂被捆在一具100磅（约45公斤）重的十字架上，他必须将它扛到行刑地，然后矗立在地上。他那皮开肉绽的后背会被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腕会被钉在木头上。（与大家熟悉的画面不同，手掌上的皮肉是经不住一个男子的体重的。）当囚犯被悬挂起来后，再将他的双脚钉住，脚下通常没有撑板。因为囚犯的体重完全悬在双臂上，胸腔受压，无法呼吸，他只得收紧双臂，或者双腿撑在被钉进脚背的钉子上。窒息和失血直至最后死亡，整个过程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也可能要三四天。行刑者可以将囚犯的身体撑在一个座板上，以此延长酷刑的时间，也可以用木棒打断囚犯的双腿，加速其死亡。

    虽然我总想说，没有哪一个人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我还是发现，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发明和滥施这些酷刑的古人。即使我抓到了希特勒，可以任意惩罚他，我也绝对不会想到对他施加这样的酷刑。我无法不因同情而退缩，不愿意成为那种能够享受残忍的人，我也看不出在没有相应收益的情况下，给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再增加一点儿痛苦有什么意义。（即便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未来出现暴君，我还是认为，更有效的做法是最大化独裁者必受制裁的预期，而不是最大化处罚的残忍程度。）但是，在这个被我们称为“往昔”的异国他乡，钉十字架只是一种普通刑法。它是波斯人的发明，被亚历山大大帝带回欧洲，在地中海各国广为流行。耶稣被判犯有“轻微煽动蛊惑罪”，与两名普通的盗窃犯一起被执行十字架死刑。最令人悲愤的是，在当时，这个故事的煽情之处在于，当局竟然将耶稣与小毛贼同等对待。对于因一个如此轻微的过失，犯人就要遭受钉十字架的惩罚，人们反而习以为常。

    当然，耶稣上十字架，从来都被认为是大事件。十字架成为象征，引领了一场横扫古代世界的运动，基督教最终被古罗马帝国接受。2000年之后，十字架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易被辨识的标志。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如此深刻的可怕死亡，它必定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模因（meme）。但是，让我们暂且退后一步，从我们所熟识的基督教之外，思索一下是什么样的心态，才会试图赋予“基督受难”以某种意义。一场伟大的道德运动选用的标志，其图像来源竟然是一件恐怖的酷刑兼死刑器具，以今天人们的情感来看，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请设想一下，集中营纪念馆用淋浴喷头做标志，或者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围绕着一柄大砍刀的图形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进一步说，第一代基督徒从基督上十字架受难中看到了什么教训？在今天，这种野蛮行为可能会激起民变，或者推翻暴政，或者要求不再对任何人使用此种酷刑。但显然，早期基督徒得到的教训并非如此。相反，耶稣受难是福音，是最美妙的历史插曲中最必要的一节。耶稣受难得以发生，是神给世人的绝大恩惠。神以无边的法力、怜悯和智慧，除了让一个无辜的男子（还是神的儿子）四肢被钉穿，在痛苦中慢慢窒息而死，神想不到还有其他的办法，能让人类从他们的罪与罚中得到解脱（尤其是人类的原罪之一：他们居然是那对冒犯天规的夫妇的后裔）。只要承认这一残忍的谋杀是神仁慈的礼物，人便能得到永生。而如果人们看不出其中的逻辑，他们的肉体将永堕炼狱。

    从这种思路来看，酷刑杀人并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它也有光明的一面。它是救赎之路，是神意的组成部分。和耶稣一样，早期基督教圣徒也是被花样翻新的酷刑折磨至死，并因此在上帝身边得到了自己的位置。1000多年间，基督教殉教史以低俗的笔调描述了这些刑讯折磨。[29]

    下面是几位众所周知的圣徒的名字，虽然人们对他们的死因所知甚少。圣彼得，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是第一位教皇，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圣安德烈，苏格兰的守护神，他在“X”形的十字架上结束生命，此即英国国旗上两根对角线的起源。圣劳伦斯被架在火上活生生地烧烤。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不了解这些酷刑的细节，尽管他们知道加拿大的一条大河、一片海湾，还有蒙特利尔市两条主要大道中的一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位为人所怀念的圣徒是圣凯瑟琳，她被施以轮刑。在轮刑中，行刑者将受害者捆缚在大车轮上，用大锤击打他或她的四肢，再将被砸烂但仍有生息的肢体编结在轮辐上，轮子被置于木桩的顶端，供鸦雀啄食；受害者迁延时日，最终因失血和休克而死亡。（圣凯瑟琳之轮，轮外沿嵌有尖刺，是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校徽上的装饰。）圣巴巴拉（美丽的加州城市圣巴巴拉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被拴住脚踝倒挂起来，士兵用铁爪撕裂她的身体，割掉她的乳房，并用烧红的铁块烧灼她的伤口，再用带有尖刺的木棒击打她的头部。圣乔治是英格兰、巴勒斯坦、格鲁吉亚共和国、十字军和童子军的守护神，因为神一再使他复活，他得以数次死于酷刑。他被两腿分开放在尖利的刀刃上，双腿绑上重物，放在火上炙烤，刺穿双脚，被有刺的车轮碾压，将60枚钉子钉入他的头颅。蜡烛将他的后背烤到流出油脂，最后他被锯成两半。

    殉教史上窥阴癖式的描述不是为了唤起对酷刑的反抗，而是为了激发对英勇先烈们的崇敬。在耶稣的故事中，酷刑成了一件绝好的事情。圣徒们欣然接受自己遭受的折磨，因为此生受难将换得来世的祝福。基督教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这样描写一位圣徒：“母亲就在现场，凝视着为她心爱的人的死所做的一切准备。她的眼中没有一丝悲伤，相反，每当橄榄木燃起的火上的铁锅吱吱作响，她的孩子被烤焦时，她都欣喜无比。”[30]圣劳伦斯应该被喜剧演员尊为保护神，他躺在烤架上对施刑者说：“这边已经熟了，转个身，来尝一口吧。”施刑者都是普通人，有点儿像是演员。他们被我们唾弃，仅仅是因为他们折磨了我们的英雄，而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酷刑。

    早期的基督徒颂扬酷刑，认为这是对罪孽的公正处罚。公元590年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颁行的“七宗罪”，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犯有这些罪的人在地狱要接受何种惩罚：
    骄傲：轮刑
    妒忌：浸冰水
    饕餮：强迫吞食老鼠、蛤蟆和蛇
    好色：在火和硫黄中焖熏
    愤怒：活体肢解
    贪婪：下油锅
    懒惰：扔进蛇坑[31]
    当然，这些判决都是无期徒刑。

    因其将残忍神圣化，早期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欧洲1000多年制度化酷刑的始作俑者。“火刑柱、烧脚刑、轮刑、撕筋裂肌的绞床、被劈开卸作四块、被开膛破肚、被剥皮、被重物压死、拇指夹、铁环绞喉、文火慢烤、铁处女（一个空心的人行木雕，内部布满尖利的铁钉；后来，一个重金属摇滚乐队也取名 ‘铁处女 ’）”，如果你了解以上这些表述，也就知道中世纪和近代的异端分子所经受过的残酷迫害的一小部分。

    在西班牙宗教审判时期，教会官员得出结论，数千名前犹太教徒的皈依不真诚。为了迫使皈依者承认他们秘密叛教，裁判官将他们的双臂捆在背后，再将他们吊在手腕上，反复地猛烈提起再抛下，受刑人肌腱撕裂，双臂脱臼。[32]还有许多人被活活烧死。遭受这一刑罚的还有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因为他质疑三位一体；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及其他异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因为他将《圣经》译成英文。伽利略——可能是宗教审判最著名的受害者，他逃过了这一厄运。他只是被带到了刑具面前（具体说，就是绞床面前），然后赏给他一个忏悔的机会，要求他公开宣布放弃日心说，即否认“太阳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不动的，地球不是中心，而且是移动的”。今天动漫中出现“绞床”一词时，意思是指训练四肢的弹性（“伸展运动”）或者一些双关语（“你想给我上发条——和我较劲吗？”“无痛苦——不付出，无收获”），但在当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与伽利略同时代的苏格兰旅行家和作家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描述了宗教审判中使用绞床的情景：

    当摇杆向前扳动，我的双膝受到两块木板拉开的张力撕扯，大腿肌腱被抻断，膝盖骨破裂。我双眼惊恐地睁大，口吐白沫，上齿磕打下齿，急如鼓槌密击。双唇颤抖不已，喉咙发出呻吟，鲜血从两臂，从被撕裂的肌腱，从手掌和膝盖处喷流而出。惨痛的折磨刚刚停止，我被放到地上，旋即传来连声叫喊：“忏悔！忏悔吧！”[33]

    虽然很多新教徒都是这类酷刑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得势，他们也狂热地将酷刑加诸他人，甚至包括妇女；15世纪至18世纪，在驱巫的名义下，有10万多名妇女被施以火刑。[34]暴力历史上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几百年后，这些令人恐怖的事件都变成了令人轻松的谈资。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女巫已不再是被刑讯折磨和极刑的受害者，而是动漫影视中的俏皮角色或冒失鬼，比如女巫希尔达、金缕梅、葛琳达、萨曼莎，还有《圣女魔咒》里的哈利维姐妹。

    在基督教国家，制度化的酷刑不只是一种盲目的习俗，还有其道德理性。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不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将落入炼狱，对不信基督的人施以酷刑，令其醒悟真理，岂不是对他最大的恩惠：几个时辰的痛苦总好过永世的折磨。在一个人教唆带坏他人之前令其沉默，或者杀鸡儆猴，正是一种尽责的公益举措。圣奥古斯丁用两个类比说明了这一点：慈父不会让其子捡拾毒蛇，园丁要剪除腐枝以保住树木。[35]耶稣自己也确认过对这种手段的选择：“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36]

    我要再次强调，我这里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指责基督徒赞成酷刑和迫害。今天，大部分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宽容和人道的。即使那些在电视转播布道坛上激情咆哮的人，也不会号召活烧异教徒或者吊死犹太人。那么，既然他们的信仰意味着实施酷刑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他们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答案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的宗教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是脱离的。当他们在教堂持守信仰的时候，他们宣扬的是两千年来未曾改变的信念；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所遵从的则是非暴力和宽容这样的现代规范。对这种仁慈的言行不一，我们大家都应该心存感激。

    中世纪骑士

    如果“圣洁”（saintly）这个词值得人们多看一眼，那么“有骑士风度”（chivalrous）这个词也一样。亚瑟王时代骑士和贵妇的传说，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浪漫的篇章。兰斯洛特和吉尼维尔是浪漫爱情的原型。加拉哈爵士是风流骑士的化身。卡米洛特（Camelot）是亚瑟王宫廷的所在地，这个地名曾被用作百老汇音乐剧的名字。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人们得知他喜爱剧中的音乐，“卡米洛特”又成为对肯尼迪政府的带有怀念意味的代称。据说，肯尼迪最欣赏的歌词是“永勿忘却，那曾经的佳境，瞬间辉煌，光荣的卡米洛特”。

    事实上，骑士的生活方式早已被忘得精光，而这对保持某种幻象还真不是坏事。中世纪骑士传说的背景是6世纪，创作年代是11世纪到13世纪，其真实的生活绝不会是百老汇喜欢的题材。中世纪史学家理查德·卡尤珀（Richard Kaeuper）统计了这些浪漫小说中最著名的13世纪的《兰斯洛特》中极端暴力行为的数量，发现平均每4页就有一起。

    让我们仅仅观察可以被量化的部分，至少有8个人头被劈开（有的被劈到眼睛，有的被劈到牙齿，有的被劈到面颊）, 8个摔下战马的人被胜利者战马的铁蹄故意地践踏（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剧痛中昏死过去）, 5次斩首，2次整个肩膀被砍断，3次砍手，3次手臂被斩断，长度不一，一名骑士被扔进烈火，两名骑士被放到投石机上投出，当场死亡。一名妇女痛苦地被骑士用铁条禁锢住；另一名妇女受神惩罚，被经年累月地放在滚水缸里；还有一名妇女几乎被长矛刺中。妇女经常被劫持，我们就听说有40名妇女被奸污……

    除了这些容易列举的行为，还有3场私人战争（其中一次是100人死亡，另一次是500人中毒身亡）……在一场比武中，为了活跃气氛，兰斯洛特用长矛杀死了与他交手的第一个人，接着拔出剑，“左右挥舞，战马和骑士纷纷倒地，利剑划过脚、手、头、手臂、肩膀和大腿。他见到一个，砍倒一个，未曾绝命的伤者在他的身后苟延残喘，所经之地，血流成河”。[37]

    骑士是怎样得到翩翩绅士的美誉的？据《兰斯洛特》讲，“除非对方先动手，或者是无法避免的非常情况，兰斯洛特从来不会杀死任何求饶的骑士”。[38]

    再看看他们最自鸣得意的所谓骑士风度——对妇女彬彬有礼。一位骑士为了讨好某位公主，竟然发誓要以她的名义去强奸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而他的竞争者则承诺，在比武大会上打败对手，取下头颅献给公主。骑士保护妇女，但仅限于防止她们被对手拐骗。在《兰斯洛特》中，“罗格雷斯王国的习俗是，如果一位贵妇或一位小姐独自出行，她不用担心任何人。但如果她由一位骑士陪伴出行，她则可能成为其他骑士的战利品。胜者可以随意带走妇女，绝不会感到愧疚，也不会受到谴责”。[39]这大概不是今天大部分人所说的骑士精神。

    早期现代欧洲

    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看到，骑士型的军阀逐渐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控制，中世纪的欧洲终于平静了一些。但是，国王和王后本身也并非高贵的典范。英联邦国家的学生用下面的记忆方法来学习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亨利八世，六任妻子，

    一死一活，两人离婚，两人砍头！

    1536年，亨利将他的妻子安妮·博林斩首，因为安妮所生的儿子未能存活，而亨利看上了她的一个宫女，便捏造了安妮·博林通奸和叛国的罪名。又有了两任妻子之后，亨利怀疑凯瑟琳·霍华德通奸，将她也送上了断头台。（今天的游客在伦敦塔还能看到斩首台。）亨利显然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他将凯瑟琳的一个前男友开膛破肚，剁成几块。具体做法是：脖子套上绳索吊起，未等断气就放下来，开膛取出内脏，阉割，斩首，最后分尸四块。

    亨利的王位先后传给了儿子爱德华、女儿玛丽和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血腥玛丽”这个绰号，不是说玛丽曾将番茄汁混进伏特加，而是指她将300名宗教异端送上了火刑架。在如何解决家庭纠纷上，姐妹两人恪守祖先的传统：玛丽将伊丽莎白关进监狱，并在表妹简·格雷被处决时亲自监刑；伊丽莎白则处死了她们的另外一个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将123名神父开膛碎尸，并让其他政敌受到断骨铐的折磨——这一刑具也是伦敦塔另一个吸引旅游者眼球的地方。今天的英国王室为了小到言行粗鄙大到婚外情等缺点备受指责，但他们既没有砍下任何一个亲戚的脑袋，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敌人开膛剖腹，难道人民不应该为此夸赞他们几句吗？

    尽管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了所有这些酷刑，她仍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君主之一。她统治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文艺（特别是戏剧）得到蓬勃发展。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充满了暴力，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虽说今天的观众已经对大众娱乐习以为常，但莎翁虚构世界里充斥的暴行之野蛮，还是让人感到震惊。亨利五世——莎翁笔下的英雄之一——在百年战争中，向法国的一个村庄发出最后通牒：

    只要一眨眼，

    那无法无天的士兵不管满手血污，

    不管耳边的一阵阵尖叫，一把拖住你女儿的秀发往外跑。

    你们的父亲多么可敬，

    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

    ——高贵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下去！

    你们那些赤裸裸的婴儿，

    在枪尖上吐着唾沫。[40]

    在《李尔王》中，康沃尔公爵挖出了格洛斯特伯爵的眼珠（他喊着：“出来，可恶的浆块儿！”）。公爵的妻子里甘下令把眼眶流淌着鲜血的伯爵赶走，她说：“把他推出去，让他一路摸索到多佛！”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获得了从贷款担保人胸口割下一磅肉的权利。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两名男子杀死一个人，强奸了他的新娘，割下女子的舌头，砍掉了她的双手。女孩子的父亲杀死了两个强奸犯，将他们做成烤馅饼，给他们的母亲吃，再将她杀死；最后，他又杀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曾经被人玷污。他自己又被别人杀死，而接着，杀他者又被杀死。

    给孩子创作的娱乐节目也一样可怕。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1815年出版了一部民间故事大全，后来被改编为儿童读物。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集》，和《圣经》、莎翁戏剧并列为畅销书，是西方经典中最受推崇的作品。虽然在删减过的迪士尼动画片中，暴力痕迹不再显著，格林童话本身却充满谋杀、杀婴、吃人、肢残和性虐待。拿三个和继母有关的故事来说吧：

    .在一个荒年，汉塞尔和格蕾特尔的父亲和继母将他们丢弃在森林里，任凭他们被饿死。孩子们见到一座由食物搭成的小屋，里面住着女巫。女巫囚禁了汉塞尔，准备把他养肥后吃掉。幸而格蕾特尔将女巫推进炽热的烤炉，于是“邪恶的女巫被恐怖的烈火烧死了”。[41]

    .按照母亲的指点，灰姑娘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为了将脚塞进水晶鞋，不是削脚指头就是削脚后跟。鸽子留意到鲜血，在灰姑娘和王子结婚后，鸽子啄去两个姐姐的眼睛，“为了她们犯下的罪孽和恶行，惩罚她们终身失明”。

    .白雪公主激起继母——王后的嫉妒心，王后命令猎人将她带进森林杀死，并要猎人带回公主的肺和肝作为证据。当王后发现白雪公主还活着时，她三次设计要取公主的性命，两次下毒，一次让她窒息。王子救活公主后，王后又闯进他们的婚礼，但是“炭火上放着一双铁拖鞋……她只得穿上炽热的铁拖鞋，一直跳到倒地死去”。[42]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今天的儿童娱乐节目制作人对暴力越来越反感，甚至认为木偶剧《芝麻街》早年的情节也过于危险。说到木偶戏，《潘趣和朱迪》曾经是欧洲风行一时的儿童剧娱乐形式之一。进入20世纪后，英国海滨小镇里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戏台上，滑稽戏的保留节目还是这两个打斗玩偶。研究文学的学者哈罗德·谢克特（Harold Schechter）总结说，这出戏的典型场景是：

    开始总是潘趣要去摸摸邻居的狗，狗呢，总是一口咬住木偶那怪异的特大号鼻子。潘趣掰开狗嘴，叫来狗的主人斯凯拉莫休，一番稍嫌粗鲁的戏谑之后，开始猛敲他的脑袋，直到那家伙的脑袋脱离肩膀。然后，潘趣呼唤他的妻子朱迪，要求她给他一个亲吻。朱迪的反应是在他的脸上抽一巴掌。潘趣于是找到另一个方式释放他的热情，他要来自己的婴儿，放在怀里轻轻地摇晃。不巧，婴儿选择在这个时候又拉又尿。潘趣可真是个热爱家庭的男子汉啊，他将婴儿的头在舞台上一通乱砸，接着，把孩子的尸体扔给观众。朱迪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发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当然，她非常生气。她从潘趣的手上抢走棍子，开始戳他。但潘趣夺回棍子，狠狠地揍朱迪，直到将她打死。接着，他开始哼一支胜利的小曲儿：

    请问谁人能像我，恶妻缠身，

    最终要想得自由，

    拿起绳子，拿起刀，

    或是拿起文明棍？[43]

    甚至主要创作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鹅妈妈童谣》，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少儿不宜。公鸡罗宾被残忍地杀害。单身母亲住在破房子里，有许多私生子，她虐待他们，鞭打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两个无人看管的孩子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杰克的头部受伤，这很可能导致大脑损伤，而吉尔的情况未明。一个流浪汉承认他把一个老人推下了楼梯。乔治·普尔基对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性骚扰，使她们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从墙上摔下来后，伤情危重，无法复原。一个粗心大意的母亲把婴儿独自留在树梢上，结果当然是场灾难。一只乌鸦冲下来袭击正在晾衣服的女仆，凶狠地啄伤她的鼻子。还有三个弱视的小老鼠被肢解。此外，不是蜡烛烧着了你的床，就是刽子手砍下了你的头！《童年疾病文档》（Archives of Diseases of Childhood）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统计了不同类型的儿童娱乐节目中的暴力发生率。电视节目中每小时有4.8个暴力场面，而在童谣中，每小时有52.2个暴力场面。[44]

    欧洲和早期美国的荣誉观

    如果你手边有一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看看钞票上的人，想一想此人的生死经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作为《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的合著者，他协助阐明了民主的哲学基础。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设计了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财政制度。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率领三个营队在独立战争中作战，并参与发起制宪会议，担任国家军队的总司令，还创办了纽约银行，任纽约州议员，并创办了《纽约邮报》。[45]

    但是，在1804年，这位才华横溢的男子却干了一件在今天的人看来无以复加的蠢事。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副总统阿龙·伯尔长期不合，互有恶语。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否认他对伯尔的某项批评，伯尔提出决斗挑战。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让汉密尔顿避免与死亡约会，常识只是其中之一。[46]决斗的风俗已经远去。在汉密尔顿居住的纽约州，决斗已属非法，汉密尔顿还有一个儿子死于决斗。在一封解释为何接受伯尔挑战的通信中，汉密尔顿列举了五项反对决斗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同意参加决斗，因为“身为男人的荣誉”让他别无选择。就在写下此信的次日清晨，他划船渡过哈得孙河，在新泽西州帕里萨德与伯尔对决。伯尔不是最后一个朝人开枪的副总统，但与迪克·切尼相比，他的枪法更准，汉密尔顿在决斗的第二天离世。

    汉密尔顿不是唯一一位卷入决斗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有过一次决斗，詹姆斯·门罗想过要在约翰·亚当斯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向他提出决斗挑战。在美元上露脸的其他人也都不同凡响。20美元钞票上永垂不朽的安德鲁·杰克逊的身体里留有多次决斗的子弹，他自称走起路来身体“叮当作响，像是一个装铅弹的袋子”。甚至5美元钞票上的“伟大的解放者”林肯也接受了决斗的挑战，尽管他设定了条件以确保决斗无法执行。

    正式的决斗当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本来是一种对贵族及其眷戚内部暗杀、仇杀和街头斗殴的抑制手段。一旦某人感到他的荣誉受到非难，就可以向对手提出决斗挑战，这将暴力限制在单一死亡的范围内，而且失败方的家族或亲随不必感到难堪。但是，正如散文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所说：“绅士……将荣誉看得如此之重，这使得任何冒犯都成为对名誉的挑战。两个英国人可以因为各自的狗咬架而决斗。两个意大利人翻脸，仅仅是为了争辩塔索和阿里奥斯托两位大诗人孰优一筹，直到其中一方在决斗中重伤，在奄奄一息之际才承认，他从未读过他拼死力推的诗人的作品。拜伦的伯祖父威廉——第五代拜伦男爵，为谁家地盘上有更多猎物这一问题争吵不休，最后在决斗中杀死了对手。”[47]

    尽管教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宣布禁止决斗，但决斗在18世纪和19世纪一直存在。塞缪尔·约翰逊为这一习俗辩护说：“既然一个男人能够向侵入他的家园的男子开枪，他也应该能够向冒犯他名誉的男子开枪。”伏尔泰、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都曾为决斗增光添彩，最后两位甚至在决斗中送命。一场决斗的缘起、高潮和结局，是小说家追求的好题材，沃尔特·司各特、大仲马、莫泊桑、康拉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和托马斯·曼都重笔渲染过决斗的戏剧效果。

    决斗的盛衰展示了一种令人困惑但却常见的现象：一种暴力可以在一个文明中存在几个世纪，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一位绅士同意决斗，他们不是为了争夺金钱、土地甚至妇女，而是为了荣誉。而荣誉这种古怪的商品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他人都相信它存在。人性中的一些成分能够吹大荣誉的泡沫，比如追求名望和受制于成规旧俗；另外的一些成分则能扑灭这些泡沫，比如幽默感。[48]正式决斗的习俗于19世纪中叶在英语国家逐渐消失，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在欧洲其他国家消失。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习俗被埋葬，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法律禁令和道德谴责，而是因为它成了人们的笑料。当“庄重的绅士赶赴荣誉的决斗场，却只能引起年青一代的讥笑时，不论它曾经是何等神圣的传统，没有任何一种习俗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49]今天，如果有谁再说起“向前十步，转身，开火”，人们想起的是兔八哥和疯狂山姆，而不是“男人的荣誉”。

    20世纪

    “被忘却的暴力”之旅开始进入当代历史，四周的地标开始有些眼熟了。但是，即使是来自20世纪的文化记忆，其中许多文物藏品也仿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

    比如，尚武文化的衰落。[50]在那些稍有历史的欧美城市，都点缀着一些炫耀武力的公共设施。行人可以看见各种雕塑——骑在马背上的指挥官、肌肉发达体形健美的裸体希腊武士、马拉战车为顶饰的凯旋门，还有长矛和剑形的铸铁栅栏。以大获全胜的战役命名的地铁站：巴黎有奥斯特利茨，伦敦有滑铁卢。在一个世纪以前拍摄的照片中，总有男子穿着花里胡哨的军礼服，不是在国家庆典上游行，就是在豪华晚宴上与贵族寒暄。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州的州徽都是富有攻击性的图像，比如投射器、锋利的武器、鹰隼或者猛禽。就连以和平主义著称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如此，其州徽的上方是一节断臂挥舞着长剑，中间是一个美国原住民手持弓箭，下方是本州的座右铭：“我们用刀剑寻求和平，但和平只存于自由之下。”无独有偶，邻州新罕布什尔州装饰本州车牌的箴言是“不自由，毋宁死”。

    但西方现在已经不再用军事胜利来命名公共场所了。我们的战争纪念碑，不是彰显马背上骄傲的将领，而是哭泣的母亲、筋疲力尽的士兵或详尽的阵亡者名单。军人身着简单的军服，与民众相比没有什么特权，在公共生活中极为低调。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巨狮和纳尔逊纪念柱的对面，新立的雕像与军功战绩毫不相干，基座上是一位赤裸身体的、怀有身孕的艺术家，而她生下来就没有双臂和双腿。比利时伊普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是诗歌《在佛兰德原野上》（In Flanders Fields）灵感的来源，也是英联邦国家在11月11日佩戴罂粟花的缘由；那里刚刚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那次战争中因逃跑而被枪决的上千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当时被看作可鄙的怕死鬼。美国最新的两个州的座右铭分别是阿拉斯加的“北方通向未来”和夏威夷的“正义永存”。（虽然威斯康星州在为原来的昵称“美国的奶牛场”征集更新的时候，应征中有一条是“不吃奶酪，毋宁死”。）

    德国的和平主义尤其坚定和突出，这个民族曾经如此尚武，以至于条顿和普鲁士这两个词就是“铁血军国主义”的同义词。直到1964年，讽刺作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还表露了他对联邦德国加入多边核联盟的恐惧。在一首讽刺摇篮曲中，歌手安慰孩子说：
    日耳曼曾经好战又野蛮，
    如今危险已去恐惧不再；
    1918年给他一个大教训，
    从此他一直都是好乖乖。

    1989年，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协商统一，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也再次苏醒，但德国今天的文化仍然是全心全意地反省它在“二战”中的角色，竭力反对任何有军力扩张之嫌的举动。即使在电子游戏中，暴力也成了禁忌。帕克兄弟公司曾试图在德国发行德语版的《大战役》（Risk）。在这个棋盘游戏中，玩家在地图上竞争占领世界。德国政府要求审查游戏的内容。（最后，游戏被改编为玩家竞争“解放”而不是征服对家的领土。）[51]德国的和平主义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2003年，50万名德国人参加了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游行。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将德国称为“老欧洲”。鉴于欧洲大陆漫长的战争历史，除了曾有学生抱怨莎翁戏剧无非老生常谈，拉姆斯菲尔德的此番言论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历史健忘症了。

    西方对武力象征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很多人都有切身经历。当终极武器新式核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露面的时候，虽然它让25万人命丧核弹的记忆犹新，上亿人的身家性命正受到威胁，但是人们并没有排斥它。人们不仅没有排斥它，甚至觉得它是迷人的！核试验熔化了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比基尼，而性感泳衣却以比基尼命名，因为设计者认为，比基尼泳衣与核爆炸一样具有震撼效果。居民后院的防空洞、学校里抱头藏到课桌下面的防空演习，以及各种可笑的“民防”设施，事实上都让人们觉得核袭击没有那么可怕。直到今天，在美国许多公寓和学校的地下室入口处，还能见到三个三角形组成的防空掩体标志。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商标上都有蘑菇云的图形，包括“原子火团硬糖球”、“原子商场”（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家夫妻杂货店），还有“原子咖啡厅”。在核战的危险真正开始减弱的1982年，纪录片《原子咖啡厅》（The Atomic Café），就借用了这家咖啡馆的名字，片中记录了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核武器令人费解的淡漠。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在日常生活中展示武力。几十年前，一个男人对挑衅者报以老拳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事情；[52]在今天则成了鲁莽粗野，成了冲动控制障碍症的病状，成了去接受愤怒管理治疗的挂号证。

    1950年的一个事件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是位很有抱负的歌手，《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乐评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玛格丽特的表演。总统看到后，用白宫的信笺给批评家写信说：“我希望有一天能与你见面。到那时，你将需要一个新鼻子，需要很多鲜牛排来盖住你的青眼圈，没准儿你还需要一根新拐杖。”虽然大家都对杜鲁门的冲动怀有同情，但在今天，如果一个当权的人公开威胁要用暴力伤害一位批评家，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甚至是阴险的。但在当时，杜鲁门却因父亲般的骑士精神而广受赞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97磅懦夫”和“沙迷眼窝囊废”，那你大概熟知“查尔斯·阿特拉斯健身计划”的标志性广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个广告在杂志和漫画书中经常出现。广告中的故事情节是，在海滩上，一个瘦弱的男子当着女朋友的面受到欺辱。他躲回家中砸桌子，踢椅子，拿出10美分的邮票下赌注，收到了一份健身计划的说明书。最后他返回海滩，向欺负过他的人报仇雪恨，这赢得了年轻女子的笑脸（图1-1）。

    图1-1 20世纪40年代健身广告中常见的暴力

    当时，阿特拉斯健身计划这个产品是超越性的，因为健身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风行。但说到他的市场营销，那还是旧时代的过气产物。今天的健身房和运动用品广告绝不会借用斗殴张扬男子气概，代言的形象一般是孤傲的，甚至还要带些同性恋的气质。在特写镜头下，坚实的胸肌和肌块累累的小腹，能让男女都心生羡慕。他们要展示的是美，而不是威力。

    相比对男性之间暴力的厌恶，人们更加蔑视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婴儿潮那一代人大多对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蜜月期》（The Honeymooners）有种怀旧心理。在剧中，杰基·格黎森扮演一个粗壮的公交车司机拉尔夫，老是筹划着要发横财，而明智的妻子艾丽斯则对他百般嘲弄。一个不断抖出的搞笑场景是，拉尔夫愤怒地向妻子挥拳咆哮：“总有一天，艾丽斯，总有一天……你要尝尝我的老拳！”（有时候，他也说：“乓，瞄准，直接奔月！”）艾丽斯对此总是一笑置之，不是因为她蔑视家庭暴力，而是她知道，拉尔夫其实还不够男子汉，不会这样做。针对妇女的暴力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敏感，主流电视台根本不可能播放《蜜月期》这样的喜剧节目。1952年《生活周刊》中的这则广告（图1-2），也是不可能出街的。

    图1-2 1952年一则咖啡广告中的家庭暴力

    这则广告以戏谑和挑逗的手法表现家庭暴力，在今天完全不能接受。但在当初，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在20世纪50年代梵豪森牌衬衫的广告中，一个妻子被打了屁股。在1953年必能宝邮资机的广告中，一个怒气冲天的老板对着他固执的女秘书大喊大叫，其标题是：“杀死一个女人总是违法的吗？”[53]

    此外还有一出创下长期上演纪录的音乐剧《异想天开》（The Fanta-sticks），里面有一首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小调“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歌词来自1905年翻译的爱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的话剧《罗马风格》（Les Romanesques）]。该剧说的是两个父亲密谋一次绑架，然后，一个父亲的儿子救出另一个父亲的女儿：
    你能看见公开的强暴，
    你能看见彬彬有礼的强暴，
    你能看见印第安人的强暴：
    那场面真是迷人。
    你还能看见马背上的强暴，
    他们都说这既新鲜又快乐。
    你能看见各种强暴，五花八门，
    一切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

    虽然这里的强暴（rape）实际上指的是劫持，而不是性侵犯，但从1960年该剧开播到2002年停播，人们对强暴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歌词作者汤姆·琼斯（与威尔士歌唱家没有亲属关系）向我解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字眼儿让我越来越紧张。尽管过程很缓慢，但是渐渐地，对于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对于凶残轮奸的描述，还有对于“约会强奸”的报道，我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开始想：“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可笑啊。”的确，我们不是在说“真正的强奸”，但是在那些笑声里，无疑包含了对我们喜剧化这个字眼儿所感到的震惊。

    20世纪70年代初，琼斯请求重新填词，制作人拒绝了他，但允许他在那首小曲前加引言，说明那个字眼儿的含义，同时允许他减少那个字眼儿的重复次数。2002年，这出喜剧结束演出。2006年该剧重新登台时，琼斯填写了全新的歌词，他还采取了法律行动，从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演的《异想天开》都必须使用新版剧本。[54]

    直到最近，对儿童行使暴力都还是合乎情理的。父母不仅揍孩子，通常还会使用梳子、板子这样的武器，或者扒光衣服露出臀部，以提高痛感和羞耻感。整个20世纪50年代，儿童作品中总是可以看到母亲警告调皮的男孩子说：“等你老爸回家再说。”于是，家长中更强壮的那个会解开皮带，抡到孩子身上。其他常见的惩罚手段是不让孩子吃晚饭就去睡觉，还有用肥皂刷洗孩子的口腔。那些被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成人照管的孩子处境更加糟糕。许多人还记得在学校受过的惩罚。按照今天的标准，那些处罚手法都属于“酷刑”，足以将老师送进监狱。[55]

    * * *

    今天的人们认为世界到处充满危险。只要看新闻，就无法不注意到那些越来越可怕的恐怖袭击、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果。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几十年前的新闻中也充斥着危险。幸运的是，这些恐惧现在均已烟消云散。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给出数据，说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比我们生活的今天更为残忍和险恶的时代。为了保持本章文风的一致性，我继续用比较形象的方式陈述我的观点。

    我于1976年大学毕业，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已经完全不记得毕业典礼上那个将我送进成人世界的演讲了。这给了我一张许可证，让我可以再创造一个毕业演讲。请你想象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世界形势分析专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预言：

    校长先生、老师、父母、亲友、1976级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时代。今天，你们学业已成，整装待发。我谨呼唤你们，回馈社会，让未来更光明，让世界更美好。

    如此等等，无须赘言。下面，我想说几句更有趣的话。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预言，看看35年后你们重聚时，世界将是何种模样。彼时，斗转星移，时间已进入新千年，世界变化之剧烈，绝非你所能想象。我指的不是技术进步，尽管它的影响让你难以把握。我指的是和平和人类安全。你会发现，这一进步更是让人难以设想。

    诚然，2011年的世界仍将危机四伏。今后35年间，就像今天一样，会有战争；也像今天一样，会有种族灭绝，有些甚至会发生在人们完全无法预见的地方。核武器仍将是世界的威胁。某些地区的冲突仍会继续。但是，在这些常量之上会叠加一些高深莫测的变量。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自童年蜷缩在防空洞里起，你们的记忆中就刻上了对核武器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这个纠缠经年的噩梦，即将烟消云散。在10年之内，苏联将宣布与西方和平共处，冷战将不发一枪而偃旗息鼓。中国不再是一个军事威胁，它甚至将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今后35年内，无人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大国之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西欧将继续保持和平，而在5年之内，战祸连绵的东亚亦将进入和平。

    喜讯不止于此。民主德国将开放边境，欢乐的学生将把柏林墙砸成粉末。铁幕将消失，中欧和东欧诸国将摆脱苏联的控制。苏联不仅将放弃共产主义，甚至将自动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将成为独立国家。而大部分国家的变革完全不需要流血。

    法西斯主义将在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消失，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以及韩国和大部分中南美洲的国家将转向自由民主。元帅、上校、军政府、“香蕉共和国”和每年一度的军事政变，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绝迹。

    中东也有令人诧异的发展。你们刚刚经历了25年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第五次战争。这些战争使5万人丧生，最近还威胁将超级大国卷入核冲突。但在3年之内，埃及总统将和以色列总理在以色列议会大厦拥抱，签署永久期限的和平条约。约旦也将和以色列维持长期和平。而叙利亚将不定期地和以色列进行和谈，两国不再交战。

    南非即将结束种族隔离政权，白人少数族裔将把权力交给黑人多数族裔。整个过程中不会发生内战，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针对前统治者的暴力行动。

    这些进展，大部分是人们长期卓绝奋斗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突发事件，似乎从天而降。你们中间也许会有人去尝试解答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在此，我谨向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成功和满足。

    对这样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大话，听众会做何感想？与会者已经发出阵阵冷笑，暗自揣测演讲者是否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那里灌下了太多的迷幻药。然而，这个乐天派的几乎每一个预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 * *

    没有哪个观光者会靠“某城一日游”就了解一个国家，我也不指望对几千年历史的一番走马观花，就能让你相信往昔的暴力甚于今天。现在，旅游归来，你仍然满心疑问：难道我们今天没有使用酷刑？难道20世纪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难道不是新的战争方式取代了旧的？我们不是正生活在“恐怖时代”吗？他们在1910年时不是也说过不会再有战争了吗？那些工厂式养殖场里不断被宰杀的鸡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核恐怖分子不会在明天发动一场大战？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借助历史研究和量化数据来做出回答。但我希望，本章内容作为合理性检验，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它们提醒我们，尽管今天仍有各种危险，但昨天的危险更为严重。本书的读者（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不再需要担心被绑架卖为性奴；不再担心宗教性种族清洗、致命的角斗和比赛；不再需要担心会为了非主流的信仰而被钉十字架，受石刑、轮刑、炙刑或者吊颈；不再担心因未能生儿子而被斩首，因曾经与王室成员约会而被开膛破肚；不再需要担心要用手枪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或在海滩上挥拳斗殴来博取女友的欢心；也不再需要为世界大战中核武器毁灭人类文明的前景而忧心忡忡。

    第2章 平靖进程

    看吧，生命实在是肮脏、野蛮且短促，但只有成为穴居人，你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纽约时报》漫画[1]

    托马斯·霍布斯和查尔斯·达尔文都是善良之人，但他们的名字却成了令人讨厌的形容词。无论是霍布斯式还是达尔文式（更不用提马尔萨斯式、马基雅维利式或奥威尔式）的世界，都是令人恐惧的地方。霍布斯和达尔文两人被载入词典，概因冠以两人之名的“主义”，各自成为对自然状态下生命的悲观概述，达尔文是“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其实并非他的创造），霍布斯是“人的一生，孤独、贫困、肮脏、野蛮又短暂”。然而，两人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暴力的深刻见解，其洞见比与其同名的形容词更深刻、更精微，也绝对更人道。我们今天对人类暴力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以他们的分析为起点。

    本章的主题是暴力在逻辑和时间意义上的起源。我们将依据达尔文和霍布斯的分析，探究暴力的自适应逻辑，并据此推演哪些暴力冲动已经在进化中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回到史前暴力，探究人类演化进程中暴力出现的时间，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1000年间暴力的常发程度，以及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推动了第一次暴力减少。

    暴力的逻辑

    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在的特质——不仅是机体的特质，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物种起源》出版150年之后，自然选择论在实验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证实，并被来自数学和科学新领域的思想充实，从而形成了对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统的新理解。这些领域包括遗传学，它解释了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的复制因子；还包括博弈论，它勾画出在一个存在其他智能主体的世界里，各有追求的单个主体的命运。[2]

    为什么进化竟然允许一个生命寻求伤害其他生命？答案并非如“适者生存”所说的那样简单。《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显然认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思，他力图通过结合了遗传学和博弈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帮助他的读者增加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读者将动物想象成按照他们的基因设计的“生存机器”（基因是在演化进程中唯一不断地复制自己的主体），然后推想这些生存机器会如何演化。

    对于某个生存机器来说，另一个生存机器（不是前者的子女，也不是其他近亲）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块面包也属于它的环境一样。这个充当环境的生存机器可以制造麻烦，但也能够被加以利用。它同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往往会还击。因为它也是机器，拥有寄托着其未来的不朽基因，而且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不惜赴汤蹈火。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控制其生存机器并充分利用环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3]

    任何人，只要见过鹰撕碎欧椋鸟，成群的蚊虫叮在一匹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渐渐地吞噬一个男子的性命，就会对生存机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方式有第一手的观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当受害者属于其他物种时，我们将进攻的一方称为捕食者或者寄生虫，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种。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杀婴、手足相残、同类相食、强奸、致命伤害这样的记录。[4]

    道金斯还措辞谨慎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中不存在大规模的血腥杀戮。首先，动物不倾向于伤害自己的近亲，因为任何促使动物伤害亲族的基因，都极有可能伤害亲族体内所携带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选择过程淘汰了有自伤害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与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倾向于反击。任何一个进化出暴力倾向的生物体，其所属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进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击你的同类，你的对手可以和你一样强壮、一样好斗，而且装备同样的武器和防卫手段。攻击同类会伤及自身，是一种极有力的选择压力，它排斥了不加选择的进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压力”释放说和大多数民间暴力理论，比如嗜血、死亡愿望、杀手本能，以及对毁灭的渴望、索求和冲动。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智能物种特别具有辨识力，他们巨大的脑容量不仅让他们能够计算进化全过程的平均胜算，而且能够精确计算特定情况下的成本收益。

    当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间关系进入暴力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维坦》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简短的篇幅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的分析至今无人能超越：

    因此，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造成争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个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琐事，比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轻视他们的迹象，无论是直接指向他们本人，或是针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字。[5]

    霍布斯认为，竞争是能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认为竞争是进化过程固有的组成。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水和理想领地，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妻子”也是男人应该竞争的一种资源。在大多数动物中，雌性动物在后代身上的投资都大于雄性。对哺乳动物而言，这一点更加显著，母亲在体内孕育后代，并在孩子出生后照顾他们。一个雄性可以和数个雌性交配，以增加繁衍后代的数量——同时可能让其他雄性没有后代。而雌性即使和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增加生育的数量。因此，在许多物种中，包括人类，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资源，成为雄性竞争的对象。[6]但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机器，强奸和攻击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妇女只是被动的性感战利品，人都是试图尽可能多地生养孩子；也不等于说，人不受文化的制约。这些观点都是对性选择论的误解。[7]

    争斗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时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惧”，而不是“羞怯”。第二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竞争产生恐惧。如果你有理由怀疑你的邻居，感觉他蓄意将你从竞争中铲除，就是说，要杀死你，那你自然会想到要先发制人，抢先干掉邻居，从而保护自己。即使你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杀，你就会感到要去杀人的诱惑。悲剧在于，你的竞争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样的计算而忧心如焚，尽管他也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善良之辈。事实上，就算他知道你本来无意冒犯，他还是有正当的理由忧虑，他会认为你满心疑窦，担心他将要伤害你，因此准备消灭他；而你也有同样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政治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做过一个类比，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被称作“安全困境”。[8]

    智能主体怎样才能让自己摆脱霍布斯陷阱？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项可靠的威慑政策会打消竞争对手出于谋利而进行侵犯的动机，因为回击产生的成本可以抵消进攻的全部预期收益。同样，因为你承诺不会率先动手，对手失去了出于恐惧而进行侵犯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因为威慑消除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动机，也就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需要。威慑政策的关键在于威胁报复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对手认为第一次打击就足以消灭你，他当然没有理由担忧报复。如果对手认为，一旦发生攻击，你有可能理性地克制报复行动，那他就会利用你的理性攻击你且不受惩罚。你只有持守承诺，不暴露软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锱铢必较，唯此威慑政策才会有效。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些许小事——一个字眼儿、一声冷笑或任何一点点轻蔑的迹象，都能够引发争端。霍布斯称之为“光荣”，常用的说法是“荣誉”，而最准确的用词应该是“信誉”（credibility）。

    威慑政策也被称为“恐怖平衡”，在冷战时期，也叫作“相互确保毁灭”。威慑只能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因此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须对任何失敬的信号，哪怕是非暴力的轻蔑，做出宣示实力的暴力反应，因此，一种暴力行为可能导致另一种暴力行为，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项主要特征，这一特征让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是正当的报复行为，而对方的暴力是无端挑衅。

    霍布斯的分析适用于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的著作的标题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利维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利维坦通过处罚侵犯行为，抑制了侵犯的动力，从而化解了先发制人的焦虑，也打消了每个人为证明自己的决心而时刻准备出手的紧张感。因为利维坦是一个公正无私的第三方，它不受沙文主义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沙文主义让各方都认为对手阴险恶毒，而自己则如冰雪般清澈纯洁。

    利维坦的逻辑，可以用下面这个三角形来概括（图2-1）。在每一个暴力行为中，都有三个利害关系人：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都有暴力动机：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要进行报复，而旁观者要尽量减少另外两方争斗产生的连带伤害。两个参战者之间的暴力可以称为战争，旁观者压制参战者的暴力可以称为法律。简而言之，利维坦理论就是法律好过战争。我们可以检测一下根据霍布斯理论对暴力历史所做的预期。利维坦第一次出现是在人类盛会的尾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进入文明。定居的农民第一次聚居为城和邦，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如果霍布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变迁应该带来第一次暴力减少。在文明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一种让所有人敬畏的共同权威”，人们的生活应该比文明之后更混乱、更残暴、更短命，直到某一天一个武装权威实现了和平，情况才开始改善。我将这个发展称为“平靖过程”。霍布斯坚信，美洲很多地方仍有未开化的人生活在无政府的暴力状态，但他没有说明他指的具体是哪些人。

    图2-1 暴力三角

    因为没有资料，人们可以随意揣测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很快也会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霍布斯的对手是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处于原始状态更温和……野蛮人的例子……似乎确证人类本来应永远停留在这一状态，以后的种种改进……都是指向物种的衰败。”[9]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哲学远比“混乱残暴短命”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简单概括更深奥精妙，但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抱有的成见引发了长久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白板》一书中，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如何通过日积月累，成为人类情感、道德和政治的沉重包袱。20世纪下半叶，卢梭的浪漫理论成为政治正确的人性论，这既是对早期关于“原始”人类的种族主义学说的回应，也是出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卢梭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更加积极乐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么战争不仅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因此，任何支持和平的人都必须坚持霍布斯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批“和平派人类学家”在学术界相当富有进攻性，动物行为学家约翰·范·德尔·登嫩（Johan van der Dennen）将他们称为“和平与和谐黑手党”。他们一直坚称，人类和动物是绝对排斥同类相残的，战争是后天的产物。原住民在与欧洲殖民者遭遇之前，他们之间的打斗是仪式性的、无害的。[10]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以生物理论解释暴力导致宿命论，而浪漫人性论则对人类充满乐观，这两种观点都是本末倒置。但这不是本章要论述的问题。论及史前人类的暴力，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在说空话：他们对文明之前的人类生活一无所知。今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本章回顾了人类最原初阶段的暴力行径。故事要从我们成为人类之前开始，通过观察我们那些灵长类近亲的攻击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化谱系中，暴力是如何出现的。当说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时候，首先，我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觅食族群和部落，与生活在有某种政府形式的定居者进行对比；其次，我们要了解觅食者的争斗和他们争斗的对象。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无政府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否比生活在稳定国家的人的争斗更具破坏性？我们要求答案既有描述，又有数据，并尽可能地估算出在利维坦和在无政府两种状态下的人均暴力死亡率。最后，我们再来审视文明生活的优势和劣势。

    人类祖先的暴力

    我们对暴力史的追溯能走多远？人类进化谱系上的灵长类祖先早已绝迹，但它们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证据，证明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它们的其他后代——黑猩猩。当然，我们人类不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而且，黑猩猩是否保留了我们共同祖先的特质，或者早已是一个独特的黑猩猩偏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答案如何，与我们有共同特质的黑猩猩都是我们的教材，它展示了在灵长类身上暴力行为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以此来测试一个演化预设，即暴力倾向不是水压释放式的，而是策略性的，只有在潜在收益高、风险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11]

    黑猩猩的群体一般最多为150只，有自己的领地。黑猩猩的食物包括水果和干果，这些果实不均匀地散布在森林之中。觅食时，黑猩猩时分时合结成小组，从单独1只到15只不等。如果在领地的边界地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遭遇来自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双方的互动永远是对抗性的。如果两个群体的黑猩猩势均力敌，这场边界纠纷将是一场喧嚣的噪音战，双方尖叫、低吼、摇动树枝、向对方扔东西，相互攻击约半小时左右，直到一方，通常是数量较少的一方逃遁。

    这种典型的炫耀实力的战斗，在动物中非常常见。人们一度认为这只是为了物种自身利益不流血而解决争端的仪式，现在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是武力和决心的宣示。既然战斗的输赢结果显而易见，而战斗的过程会给双方都造成伤害，一番吵闹之后，弱势的一方就应该让步了。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炫耀武力就有可能让冲突升级，引发恶斗，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有可能受伤或丧命。[12]在黑猩猩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升级为血腥恶斗，因此人类学家一度认为它们是本性和平的物种。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第一个在野外对黑猩猩从事长期观察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13]当一群雄性黑猩猩遭遇只数很少的，或者单只的来自其他群体的黑猩猩时，它们既不发出叫声也不吹毛瞪眼，而是立即利用数量优势采取行动。如果这个陌生者是处于发情期的青春期雌性，它们可能会为她梳理毛发，并尝试与之交配。如果她带着自己的幼崽，它们就会攻击她，杀死并吃掉幼崽。而如果它们遭遇单只的雄性黑猩猩，或者能够从一小群中孤立出一只黑猩猩，它们会对其施以野性的残杀。进攻方的两只黑猩猩按住受害者，其他黑猩猩则开始打它，咬掉它的脚趾和生殖器，撕碎它的身体，扭断它的四肢，喝它的血，或者掐断它的气管。在一个群落里，黑猩猩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邻近群落中所有的雄性黑猩猩。在人类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种族灭绝。黑猩猩之间的这种攻击大多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边界巡逻的结果。在巡逻中，一群的雄性黑猩猩会悄无声息地寻找并锁定单只雄性黑猩猩。社群内部也会发生残杀。一群雄性黑猩猩可能会杀死一个竞争对手，而一只强壮的雌性黑猩猩也会在一只雄性或一只雌性同伙的协助下，杀死另一只处于弱势的雌性黑猩猩的后代。

    当珍·古道尔第一次对这些杀戮做出描述时，其他科学家怀疑，这些被观察的黑猩猩是否受到了惊吓，或是患病，或者因为灵长类动物学家为了方便观察，给黑猩猩喂食了人类自己的加工食品。30年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些致命性侵犯属于黑猩猩的常规行为。灵长类动物学家已经观察到或推断出近50起社群之间的杀戮，还有至少25起社群内部的杀戮。这些报告涵盖至少9个社群，其中一个从未被人投食喂养过。在某些社群，超过1/3的雄性死于暴力。[14]

    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黑猩猩？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是古道尔的学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收集了有关黑猩猩的种群学和生态学的大量数据，对几种假说进行了测试。[15]他记录了一大一小两个达尔文自然选择优势。一旦黑猩猩消灭雄性对手及其后代，它们或者立即迁入对手的家园，扩张自己的领地，或者依仗自己越来越强的数量优势继续进攻，连战连胜。这样，它们为自己、自己的后代和与自己交配的雌性，垄断了领地内的食物资源，其结果就是雌性黑猩猩的生育率上升。强势社群有时也吸纳消亡社群的雌性黑猩猩，给雄性带来第二次繁殖优势。黑猩猩并不是直接为获取食物和雌性配偶而打斗。它们关心的仅仅是统治自己的领地和在对自身风险最小的前提下消灭对手。进化的收益是间接的，而且非常漫长。

    至于风险，黑猩猩降低风险的方法就是欺负弱小，它们只在数量占据优势时开战，通常至少要有3比1的优势。因为果树是散布在森林中的，黑猩猩的觅食方式经常将倒霉的猎物送到它们的手中。有些黑猩猩迫于饥饿，不得不成群结队或独自觅食，有时还会冒险到没有黑猩猩的地方寻找食物。

    这些和人类的暴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约600万年前，从那时起，人类的祖先很可能进行过与今天黑猩猩同样的杀戮。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还给世界留下了第三个物种——倭黑猩猩（又名矮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它们在200万年前与表兄弟分手，演化为独立的物种。人类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同属近亲，而倭黑猩猩从来不进行致命性攻击。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的这一差异确实是灵长类动物学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之一。倭黑猩猩以温顺、母权制、充满情欲和食草的“嬉皮猩猩”而闻名。它们成为纽约素菜馆的店名，给性学家苏西（Suzy）博士以哲学灵感——“倭黑猩猩之路：通过快乐获得和平”。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干脆表示，它们是当今男人的楷模。[16]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表示，在理论上，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更接近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17]据此，男性群体间的暴力在人类演化史上并非根深蒂固。黑猩猩和人类各自发展出致命的攻击行为，而人类的攻击性很可能是特定文化的历史产物，而不是物种演化的结果。那么，如果人类不是天性倾向群体暴力，也就不需要一个利维坦，或者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来控制人类的暴力。

    这种认为人类是从爱好和平的、倭黑猩猩式的始祖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嬉皮猩猩”的故事冲昏头脑。倭黑猩猩是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数量极少，而且生活在刚果危机四伏、孤立隔绝的原始森林中。我们对倭黑猩猩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对一小群圈养的、食物充足的幼年或青年倭黑猩猩的观察。许多科学家怀疑，如果能够对更年长的、饥肠辘辘的、数量更多也更密集的、活动更自由的倭黑猩猩进行系统的研究，勾勒出的画面也许会相当阴暗。[18]事实证明，在野外的倭黑猩猩从事狩猎活动，彼此交战，甚至互相伤害，有时也可以是致命的。所以，尽管倭黑猩猩的攻击性不如黑猩猩——它们从不互相袭击，社群之间可以和平相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和平的。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事实上更接近黑猩猩，而不是倭黑猩猩。[19]倭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不仅行为古怪，其解剖学特征也非常奇特。它们有小巧的、孩子般的头颅，体型轻巧，性别差异较小，这些都是幼态化特性。这让它们与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大猩猩和猩猩），以及人类的始祖南方古猿的化石都非常不同。倭黑猩猩这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特征，说明它们出现幼态持续，即动物调整其成长过程，将幼态保留在成熟体中（比如倭黑猩猩的头颅和大脑）。因此在类人猿家族的族谱上，倭黑猩猩越来越偏离猿猴的属性。幼态持续一般发生在被驯化的物种身上，比如狗是从狼分离而来的，它的筛选过程就是减少动物的攻击性。兰厄姆认为，倭黑猩猩的进化筛选降低了雄性的攻击性，这也许是因为倭黑猩猩成群觅食，不存在易受攻击的独行者，所以群体暴力没有获益的机会。也就是说，倭黑猩猩是猿猴家族的异类，而我们人类则是更接近黑猩猩的动物。

    即使黑猩猩和人类各自独立地发展出群体暴力习性，这种巧合本身也含有丰富的信息。这也许说明，致命攻击对智能物种而言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这一物种会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群体，有亲缘关系的雄性会结成联盟，而且能够判断彼此的相对实力。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谈及人类的暴力行为，我们会看到人类和黑猩猩这两条平行线，有时实在是过于接近。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化石，以填补共同祖先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空白。但是，黑猩猩的祖先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原始人类的化石和手工艺品也十分罕见，不足以提供任何攻击性行为的直接证据，比如保留完好的武器或创伤。因为在侵犯性的物种身上发现了剑状的犬齿，一些古人类学家通过测量雄性化石的犬齿，以及雄性犬齿与雌性犬齿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体型较大，与其他雄性的冲突也更频繁），以寻找其暴力倾向的迹象。[20]很不幸，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口鼻不同，不论古人类是爱好和平还是富于侵犯性，他们的口腔太小，张合度不够，不允许大型犬齿发挥作用。除非一个物种留下大量完整的骸骨，否则很难可靠地确定它们的性别，也就无法比较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出于这些原因，对于认为新近发现的拉密达猿人，这个440万年前的古老物种有可能是人类的始祖，许多人类学家是心存疑问的。拉密达猿人雌雄同体，而且是小犬齿，因此是一夫一妻制，且性情温和。）[21]最新发现的更丰富的人属（Homo）化石显示，至少从200万年前开始，雄性人属的体型就大于雌性，它们的性别差异程度至少和现代人是一样的。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即男子之间的暴力竞争在进化谱系上有着漫长的历史。[22]

    人类社会的种类

    我们所属的物种——晚期智人或“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据说已经有20万年的历史。但是，拥有艺术、仪式、服装和复杂的工具，并有能力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是7.5万年前在非洲开始出现，随后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当这一物种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内部平等的小规模血缘群体，以游牧为生，辅以狩猎和采集，没有书写文字，也没有政府。今天绝大部分的人类生活在阶层化的、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的社会中，食物来自耕作农业，并在国家统治之下。这一变迁大约开始于1万年前，我们有时称其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当时在新月沃地（即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印度、西非、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第斯山脉开始出现农耕。[23]

    我确实想过，以1万年为界，将人类的生存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狩猎-采集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完成了人类主要的生物演化。在现存的狩猎-采集群体中，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一进化的蛛丝马迹。另一个是后来的“文明时代”。这一分界线符合生态区位论，人类具有生物适应性，进化心理学家称之为“进化适应的环境”。但是，它和利维坦假说却不相吻合。

    首先，1万年的界限仅仅适用于第一个农耕社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农业是从那些摇篮地区逐渐传播出来的。比如，近东的农耕浪潮一直到6000年前才波及爱尔兰。[24]直到几百年前，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还是狩猎-采集者的家园，当然，有少数地方至今仍然如此。

    而且，狩猎-采集群体和农业文明是两种格格不入的社会形态。[25]我们最熟知的非国家形态的狩猎-采集群体是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Kung San），也称昆申人或桑人，以及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以狩猎-采集的方式生存，完全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涉足的地球极地地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祖先。我们的先人很可能享受着更丰饶的环境。直到不久之前，还有一些觅食者徜徉在山谷中、河流畔，那里丰富的鱼类和禽兽，让他们能够维持富足和复杂的定居生活方式。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他们的图腾柱和冬季赠礼节都非常出名。此外，还有一些人生活在亚马孙和新几内亚这些国家鞭长莫及的地带。他们是猎人兼栽种者，在狩猎和采集之外，他们刀耕火种，在森林中的小片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香蕉或红薯。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像单纯的狩猎-采集者那样严峻艰苦，但也远远没有完全定居的农民那样舒适。

    农民一旦开始固定居所，种植谷物和豆类，饲养家畜，他们的数量就开始暴增。接着是开始分工，一部分人完全依靠其他人提供的食物为生。人们最初形成的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靠亲缘和文化凝聚的部落，一些部落又联合为酋邦。酋长是大权在握的领袖，有固定的扈从。此外还有一些游牧部落，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四处游荡，向定居的农民出售畜禽产品。希伯来《圣经》中的以色列人，开始是游牧部落，在《圣经》中提到的士师时代，发展为酋邦。

    在农耕文明历时约5000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26]开始是实力比较雄厚的酋长率领武装扈从，征服了其他酋邦和部落，进一步集中权力，并开始供养专业化的艺术家和士兵集团。新兴的国家开始修建堡垒、城市和其他防御设施。他们也开始发明书写文字，记录并明确规定属民上缴的税收和贡品，并编纂法典约束人民。有些国家垂涎邻邦的产业，被觊觎的国家不得不奋起自卫，结局往往是大国吞并小国。

    人类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有许多亚态和过渡形态。他们还认为，不存在任何文化滚梯，能够保证社会由简单形态一直向上运行，发展成为复杂形态。部落和酋邦可以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制度，比如欧洲的门的内哥罗部落，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当一个国家陷落时，接手占领它的也可以是部落。《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开始的是希腊黑暗时代，而随古罗马帝国衰亡而来的则是欧洲黑暗时代。即使到了今天，在许多国家，比如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质上仍然是酋长制。他们的酋长，就是我们所说的军阀。[27]

    我们可以在日历上绘制一条死亡数量时间线，但对于检测暴力的历史演变，这条线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发现某个人群中的暴力开始减少，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历史时钟的指针走到了某个钟点。如果这个变化要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也不应该期待暴力是沿着从简单的狩猎-采集游牧社会，到复杂的狩猎-采集定居社会，到农耕部落和酋长制，到小国家，再到大国家这样一条直线平稳地减少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主要变迁，是第一个带来内部暴力减少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即中央集权的国家——利维坦。

    早期的国家并不都是（比如霍布斯理论总结的）公民的共同体，其所拥有的权力来自公民协议产生的社会契约。早期的国家更像是勒索保护费的黑帮组织，蛮横的头领从本地人手里收取钱物，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人的欺侮，同时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争斗。[28]首领和受他保护的人一样，受益于暴力的减少。就像一个农民要防止他饲养的动物彼此伤害一样，一个统治者也会尽力阻止他的属民卷入无休止的掠夺和对抗。对百姓来说，这些冲突不过是欠债还钱、报仇雪恨，但是对统治者而言，这是纯粹的净亏损。

    * * *

    关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这是一个早已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几百年间，人们普遍认为原住民是凶猛的野蛮人。比如，《独立宣言》控诉说，英王“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第安蛮族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作战的准则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杀勿论”。

    在今天来看，这段话的措辞太落后，也太冒犯了。字典已经开始警告说，不应使用“蛮族”（savage，源于sylvan，意思是“森林中的”）来指代原住民。我们已经认识到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施行的种族灭绝，因此，《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看起来就像一口黑锅，自己满身污渍，却偏偏要跳起来数落别人不干净。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利这种现代观念，让我们无法对史前人类的暴力程度进行坦率的讨论，此外，“和平派人类学家”还要为古人涂抹上一层卢梭主义彩妆。比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将新几内亚的坎布里人（Chambri of New Guinea）描绘成为一种逆性别文化，她只看到那里的男性涂脂抹粉，弄卷毛发，而完全无视这些男子是在杀死敌对部落的成员之后，才有资格给自己装扮上这些我们认为女性化的装饰。[29]那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类学家发现自己被同行排挤，被专业团体的宣言谴责，被以诽谤罪起诉，甚至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30]

    确实，与现代战争相比，人们很容易产生部落战斗杀伤力有限的印象。一伙对邻村怀有怨愤的家伙，只能在遭遇仇家的那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动手。而双方隔空叫阵，距离之远，使他们的“导弹”一般很难落到对方的阵地。双方恶语相向，诅咒，叫骂，侮辱，吹牛皮，外加张弓搭箭，或者投出几只梭镖，同时自己也不会忘记避闪对方发射过来的利器。每当有一两个武士负伤或是阵亡，就到了他们叫停的时候了。这种喧闹的场面，让观察者认为原始人的战争是一种仪式和象征，同后来场面宏大的战争屠杀完全不同。[31]历史学家威廉·埃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写过：“狩猎-采集群体通常25人到50人一伙，很难发动像样的战争。他们既缺乏战斗人员和像样的武器，也没有多少理由开战，更没有多余的钱支付战斗费用。”[32]他认为暴力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大增加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

    仅在过去的15年，那些没有预设政治立场的学者，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阿扎尔·加特（Azar Gat）和约翰·范·德尔·登嫩开始系统地整理有关非国家形态社会中大规模战斗的频率和规模的资料。[33]原始社会战争的实际死亡数字显示，那种看上去无害的某一场战斗是欺骗性的。首先，小冲突可能升级为尸横遍野的恶战。其次，几十人规模的帮伙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即使每一次只有一两个人丧命，日积月累的死亡率也会非常高。

    最主要的扭曲还是在于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暴力：战斗和偷袭。对黑猩猩的研究说明，这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偷偷摸摸的袭击所造成的伤亡数量远远大于喧嚣的战斗。[34]一群人在凌晨潜入敌人的村庄，射杀第一个从茅屋中出来解手的男人，接着向冲出茅屋的其他村民放箭。他们可以用梭镖刺穿茅屋的草墙，也可以从门口或烟囱口向屋内放箭，并放火烧屋。在村民能够组织自卫之前，很多睡眼惺忪的人已经被撂倒，而偷袭者迅即溜回森林。

    某些时候，进犯者有足够的实力屠杀全村，或者杀死所有的男人，劫走妇女。另外一种卑鄙但有效的灭敌方式是伏击：袭击者可以预先埋伏在森林中的狩猎路线上，在敌人经过时发动突袭。还有一个战术是“背信弃义”：一方佯装要和敌人和解，请对方参加宴会，然后举暗号刺杀毫无防备的宾客。而发现任何一个孤身误入他们的领地的男子，人类的政策和黑猩猩毫无两样，那就是格杀勿论。

    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男人（而且差不多总是男人）对于战争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战术上，也反映在他们的装备上，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杀伤性武器。[35]箭头上可能涂有从有毒动物身上提取的毒素，或者沾上腐烂物，以便造成伤口溃烂。箭头的设计可能是为了易于与箭杆脱离，因此让伤者很难拔出箭头。武士最喜欢的奖品是人头、整张的头皮和男性生殖器官。他们基本上不留战俘，只是偶尔带回几个活口，以便回村后施以酷刑虐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威廉·布莱福特对马萨诸塞州原住民的观察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杀人取命，而是乐于用最血腥的方式折磨人。他们用贝壳剥活人的皮，切下四肢和关节，在炭火上烧煮，在活人眼前吞食从他们身上割下的肉片。”[36]

    虽然当我们读到欧洲殖民者称原住民为野蛮人时会感到如芒在背，深感这些殖民者的虚伪和种族主义，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编造原住民的暴行。许多目击者都讲述过部落战争的残忍。20世纪30年代，海伦娜·瓦莱罗（Helena Valero）在委内瑞拉热带雨林被雅诺马马人绑架。她讲述了他们的一次突袭行动：

    带着儿童的妇女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入，他们都是被喀拉维塔里人（Karawetari）抓来的……接着，男人开始屠杀孩子，小孩子或大孩子，他们杀死了很多。孩子想逃跑，但他们抓住孩子，摔在地上，用手里的弓扎穿孩子的身体，将他们钉在地上。他们提着幼儿的脚，将他们甩向树干和岩石……所有妇女都在哭泣。[37]

    19世纪初，一个名叫威廉·巴克利（Willian Buckley）的罪犯为了逃脱澳大利亚殖民当局的处罚，与瓦扫让（Wathaurung）原住民一起快活地生活了30年。他拥有第一手的资料，告诉了我们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战争的方式。

    为了进攻敌人的据点，他们先是埋伏在附近，等到周围一切悄无声息，大部分敌人进入熟睡，成群地躺在一起时，我方开始扑向敌人，当场杀死三人，打伤数人。敌人匆忙逃离，丢下的武器成为进攻者的战利品，丢下的伤员被用飞旋镖打死。最后胜利者长吼三声，结束战斗。他们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用燧石、贝壳和战斧割下死者的四肢。

    妇女看见返回的男人时，开始高声号叫，并狂野地跳起舞蹈。他们用棍子抽打着扔在地上的死尸和肢体。看上去，所有人都兴奋得完全疯狂了。[38]

    不只是见过原住民的欧洲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原住民自己也有记录。因纽特人罗伯特·纳斯卢克·克利夫兰（Robert Nasruk Cleveland）在1965年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入侵者攻进了营地，杀死了留在那里的所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向被杀死的妇女的阴道里塞上白鲑鱼，然后诺阿塔克人（Noatakers）就带着克提提伽娃和她的婴儿离开营地，撤回诺阿塔克河的上游……最后，在快要到家时，这些诺阿塔克人轮奸了克提提伽娃，留下她和她的婴儿，任凭他们在荒野等死。

    几个星期之后，返回家园的科伯克（Kobuk）猎鹿人见到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腐烂的尸身。他们发誓复仇。一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北上诺阿塔克河上游，很快发现了大队的努阿塔格米特人，于是悄悄地跟踪他们。一天早上，努阿塔格米特人发现了大群的驯鹿，营地里的男人出外追猎。男人一离开，科伯克人就进入营地杀死了所有的妇女。他们割下妇女的阴户，用绳子穿成一串，随即迅速撤回家乡。[39]

    人们一直认为吃人是原始野人习俗的精髓，但许多人类学家对有关人类相食的报道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部落间的血腥诽谤。但最新的法医考古发现显示，食人在史前人类中广泛存在。这些证据包括有人类牙印的人骨，还有像其他动物骨头一样被敲碎、烹煮后丢弃在厨房垃圾桶的人骨。[40]有些带有屠宰痕迹的骨骼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那时海德堡人——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刚刚在进化舞台上现身。在烹调的器皿上和人的粪便里也发现了人血蛋白的痕迹。食人在史前也许是一个常态，因此它已经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影响：我们的染色体组中包含了某些抗朊病毒疾病的基因，而这些疾病恰恰是通过同类相食传播的。[41]这些发现与目击者的描述相符，比如，在一位传教士的手稿中，这样描述毛利武士对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敌方酋长首级的嘲弄：

    想逃跑，是不是？但是逃不出我的大棒。你被煮熟了，成了我口中的食。你的父亲呢？他也被烧熟了。你的兄弟呢？他被吃掉了。你的老婆？她就坐在这儿呢，她是我的老婆啦。你的孩子们呢？他们在那儿，扛粮食包呢，都成了我的奴隶啦。[42]

    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觅食族群没有侵犯性，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手段和动机能够驱使原始人发动战争。比如，埃克哈特就曾断言狩猎-采集群体“没有多少理由开战”。但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决定它总是要去争夺点儿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会一直处于争夺状态）。霍布斯注意到，人类的冲突有三个特别的理由：利益、安全和可靠的威慑。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一样为这三个理由彼此开战。[43]

    觅食的原始人可以通过入侵争夺地盘，比如狩猎场、水源、河口的两岸，以及珍贵的矿石资源，比如燧石、黑曜石、盐和赭石。他们也可能劫掠别人饲养的牲畜或储存的食物。而且，妇女经常是争夺的目标。男人袭击邻近的村庄，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劫持妇女的目的，他们先是轮奸，然后将其分配为妻。他们也有为其他目的洗劫邻村的时候，那么，妇女就是额外的奖赏。有时候，他们会说，某个女子已经许婚，但到了成亲的日子却没有被送过来，这也是劫掠的理由。青年男子会为了奖品、成绩和其他炫耀力量的彩头而争斗。在有些社会，这样的行动是成年的标志。

    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以安全为由进行侵略。他们的脑子中只有“安全悖论”或霍布斯陷阱。如果他们担心自己太弱小，就会和近邻联手，或者在敌人变得更强大之前抢先下手。一个亚马孙的雅诺马马人告诉人类学家：“我们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不想再杀人了，但是有些人实在太奸诈，不可信。”[44]

    在大部分调查中，最经常提到的战争动机是复仇，其本质是要增加敌人对进犯的预期成本，向潜在的对手显示凶狠的威慑力。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人类这一心理特性进行了描述。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会对他的话感到陌生，他说，复仇“远比流淌的蜂蜜还要甜美，从男子的胸中奔涌而出”。觅食族群和部落民对盗窃、通奸、破坏、偷猎、抢劫妇女、背信弃义、疑似巫术以及以往的暴行等进行报复。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95%的人类社会都接受一命偿一命的观念。[45]部落民不仅感到复仇在自己的胸中奔涌，而且知道复仇也奔涌在敌人的心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个不留地杀光所有的敌人，因为幸存者一定会为被杀的族人复仇。

    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水平

    对非国家形态社会中暴力的描述，固然消除了认为觅食族群的人天生和平这样的成见，但我们仍不知道，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相比，他们的暴力水平是更高一些，还是更低一些。现代国家的史册上写满了血腥的屠杀和战争暴行，除了在各个大陆都有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也已经以千万计。只有通过数字，我们才能了解文明是增加了暴力还是减少了暴力。

    当然，从绝对数上看，文明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是应该看绝对数还是看占人口比重的相对数呢？这个选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道德不可计量的困境，杀死100个人的50%和杀死10亿人的1%，到底哪个更糟糕。一种观点认为，一个被酷刑折磨或被杀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程度，与有多少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无关，所以我们的同情和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苦难的总量上。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夭折或惨死的可能性，可能死于暴力、意外或者疾病，所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享有完整生命的人数，可以作为道德良好的量度；相反，暴力死亡的人数可以衡量道德如何败坏。这一观点也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述：“如果我是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我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这种观点推论，无论是用暴力死亡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计算个人的风险，结论都是，要比较横贯各个社会的暴力危害，应该关注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而不是数量。

    那么，如果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将狩猎-采集、狩猎-栽种以及其他部落民（不分时代）放在分界线的一边，国家形态社会中的定居民（同样不分年代）放在分界线的另一边，我们会看到什么？最近有几位学者从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搜罗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来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尸体统计资料，结果估摸出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得自对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研究的民族志学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死亡统计。[46]另一个数字来自法医考古学家，他们用挖掘罪证的眼光对墓地和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检查。[47]

    我们有可能确定一个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丧命的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吗？一些史前人类的遗骨上带着暴力伤害的铁证——骨头上嵌着石器时代的镖头或箭头，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肯纳威克人和冰人奥茨。其他间接的证据也是确凿无疑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检查史前人类的骨骸，以确定他们曾经受到来自他人的武力损伤。伤痕可以包括受击破裂的头盖骨、石器在头骨和肢体骨骼上留下的切口，以及尺骨的招架骨折（当一个人面对攻击抬起手臂防卫时会遭受的骨折）。有几种方式可以从骨伤痕上鉴定是受害者活着的时候遭受的创伤，还是受害者遗骨暴露后所受的损伤。活人的骨骼受创破碎时像玻璃破碎，断茬锋利，而死人的骨头破碎时像粉笔，边缘呈平滑的直角。如果在一根骨头上，破碎面的风化模式与完好面不同，那就说明它可能是在周围的皮肉烂掉之后才破碎的。周围遗留物也可作为鉴定犯罪的证据，包括战壕、盾牌、攻击性武器（比如在捕猎中毫无用途的战斧），还有洞穴墙壁上描绘的人类战争的场景（有些洞穴画有超过6000年前的古老历史）。即使汇总所有这些证据，考古学的死亡统计仍然是低估数，因为有些死亡原因，比如毒箭、伤口腐烂、内脏和动脉破裂，在受害者的遗骨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人员将暴力死亡的原始数据汇总之后，可以用两种方式计算死亡率。第一，计算所有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这一比率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与寿终正寝相比，一个人有多大的机会死于另一个人之手？”图2-2中有三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即来自史前考古遗址、狩猎-采集群体、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的遗骸，还有就是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

    最上面的一组数字是在史前考古遗址内挖掘出的人类遗骸所显示的暴力死亡。[48]这些遗骸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部落，年代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1770年。这些个案或者发生在国家出现之前，或者发生在那些未与任何国家有过持续接触的非国家形态社会。这些遗址发现的暴力死亡率的范围是0~60%，平均暴力死亡率是15%。

    接下来的一组数据是8个当代或近代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暴力死亡。[49]这些数据来自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样本组的平均战争死亡率与上面的样本组相差无几：14%，区间是4%~30%。

    图2-2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战争死亡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史前考古遗址：鲍尔斯（Bowles）, 2009年；基利，1996年。狩猎-采集群体：鲍尔斯，2009年。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加特，2006年；基利，1996年。古代墨西哥：基利，1996年。全世界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包括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荒）：怀特，2011年。欧洲1900—1960年：基利，1996年，来自怀特，1942年，1942/1964年，1942/1965年；见注释52。17世纪的欧洲：基利，1996年。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基利，1996年，以及哈里斯（Harris）, 1975年。20世纪全世界战争死亡：拉齐纳和格莱迪奇（Lacina & Gleditsch）, 2005年；萨基斯（Sarkees）, 2000年；见注释54。美国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7。全世界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8。

    在第三组数据中，我将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狩猎、采集和栽种的混合状态归总。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新几内亚或者亚马孙热带雨林，平均暴力死亡率为24.5%，其中还有欧洲最后的一个部落民社会门的内哥罗人，它的暴力死亡率正好接近这一组的平均数。[50]

    最后一组是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死亡数据。[51]最早的数据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帝国和城市的暴力死亡率，5%的人被其他人杀死。那里无疑充满危险，但其暴力死亡也只是前国家形态社会的1/3至1/5。当进入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我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政治单元、几千年的历史和许多亚种的暴力形式——战争、凶杀、屠杀等等，所以很难给出单一的“准确估算”。为了尽量公允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最暴戾的国家和时代的数据，再加上对当今世界暴力情况的估算。我们在第5章中会看到，在过去500年欧洲史中，最暴力的时期莫过于17世纪，即血腥的“宗教战争”时期，以及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历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计17世纪的战争死亡率是2%, 20世纪前50年的战争死亡率是3%。[52]如果将20世纪最后40年也计算在内，战争死亡率将会更低。有人估算，包括美国（其他）战争的死亡，整个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低于1%。[53]

    最近，通过发布两个定量数据集，战争研究变得更加精确，我将在第5章对此进行解释。这些研究有保留地给出了20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约4000万。[54]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有60亿的死亡总数，忽略某些人口统计上的细节，我们可以估算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0.7%。[55]即使我们将战争的间接死亡，比如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的死亡估算为直接死亡的3至4倍，也无法弥合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在暴力死亡率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种族灭绝、政治清洗和其他人为的灾难，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暴力学家马修·怀特估计，所有可归咎于这些人为因素的死亡总数是1.8亿人左右，但这也仅仅将20世纪的暴力死亡提升了3%。[56]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今世界。根据最新的《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5年美国人口死亡数为2 448 017。2005年也是美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武装冲突后最糟心的一年，阵亡人数创下近10年新高。两场战争共造成945名美国人死亡，占当年美国总死亡人数的0.04%（万分之四）。[57]即使我们算上18 124个国内凶杀死亡，暴力死亡率也只有0.8%，也就是8‰。其他西方国家的暴力死亡率比美国更低。至于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计算的数字是政治动荡（战争、恐怖袭击、种族灭绝，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制造的杀戮）直接导致的暴力死亡为17 400例，死亡率为0.03%（万分之三）。[58]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仅仅计算了那些有直接证据的战争死亡，但如果我们从宽计算没有文献记录的战争死亡和饥荒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将其按照有记录的战争死亡的20倍来计算，暴力死亡率还是低于1%。

    图2-2上最大的断裂，是无政府群体和部落与有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不过，我们比较的根据都是来自考古挖掘、民族志内的数字和当代的估算，有一些甚至就是废纸便笺上潦草的记录。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对狩猎-采集群体和定居文明社会的两组数据集进行并列比较，人民、年代和方法都更有可比性？经济学家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和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对900具美洲原住民遗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遗骸的来源地覆盖了从加拿大南方直到南美洲的广袤地区，死亡日期均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之前。[59]他们将遗骸按照狩猎-采集群体和城市居民两类分组，后者属于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比如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在狩猎-采集群体的遗骸中，带有暴力伤害印记的占13.4%，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的狩猎-采集群体。城市居民的遗骸上有同样印记的只有2.7%，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20世纪之前的国家形态社会。所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我们发现，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来的1/5。

    现在再看看对暴力进行量化的第二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谋杀率是用活人的比例来计算，而不是用死人的比例来计算的。这一统计方式对于以坟场荒冢为依据的数据比较困难，但对于大部分其他数据来源却比较容易，因为它只需要知道死亡人数和人口规模，而不需要其他来源的死亡累计。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是一个衡量谋杀率的标准，本书将一直使用这一尺度来衡量暴力。要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我们以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地方——刚刚进入21世纪的西欧为例。在那里，居民区每年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60]即使在最温文尔雅的社会，偶尔也会有年轻人在酒吧斗殴中失去控制，也会有老太太在亲夫的茶水里搅上些砒霜，所以这个暴力死亡数字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现代西方社会，美国属于最危险的国家。在情况最糟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0。在暴力严重的城市，比如底特律，凶杀率高达10万分之45。[61]当一个社会的凶杀率高到这个水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到危险的存在，而当凶杀率达到10万分之100，个人生活都会受到这一危险环境的影响：假定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那么在10年的时间内，其中会有一人遇害。如果凶杀率飙升至10万分之1000，即1%，那么每年你都会失去一个认识的人，而你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谋杀。

    图2-3是27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包括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和9个国家形态社会的战争死亡率。非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是10万分之524，大约0.5%。在国家形态社会中，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死亡率大约是0.25%。[62]在阿兹特克帝国之下，是在不同世纪经历过严酷战争的国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平均每年的人员损失是10万分之70。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让无数生灵涂炭，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军队遭到重创，此外还有各种内战和其他军事冲突。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年均战争死亡率分别是10万分之144、10万分之27和10万分之135。[63]20世纪，美国成了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参加了两场世界大战，还有菲律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美国每年为此丧失的生命甚至比20世纪的其他军事大国还要少，仅为约10万分之3.7。[64]即使我们算上20世纪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的组织型暴力——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和人为的饥荒，年均死亡率也只有10万分之60。[65]2005年，图表上代表美国和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的横线极短，短到完全看不见了。[66]

    图2-3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非国家形态社会：新几内亚的黑瓦人和伊拉拉人，来自加特，2006年；其他来自基利，1996年。墨西哥中部、德国、俄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基利，1996年；见注释62和注释63。20世纪的美国：利兰和奥博罗恰努（Leland & Oboroceanu），2010年；见注释64。20世纪的世界：《 2008年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2008）；见注释57和58。

    所以，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程度比传统的群体和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约1/4，而与最暴戾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相比，不足其1/10。

    * * *

    虽然觅食族群之间常有战争，但这并不普遍。我们不能认为，如果人性中的暴戾倾向发生弱化，是对外部条件的战略性反应，而不是对人内在诉求的释放性反应。据两项民族志学的调查，65%~70%的狩猎-采集群体至少每两年会经历一场战争，一代人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战争的达90%，而所有人都有对过去战争的文化记忆。[67]这说明，狩猎-采集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但却能够长期避免战争。图2-3展示的两个部落——安达曼人和舍迈人均有很低的战争死亡率，但是这两个部落都有着饶有意味的故事。

    印度洋上的安达曼人年均暴力死亡率的记录是10万分之20，大大低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平均水平（10万分之500），但他们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勇猛的狩猎-采集群体。2004年，印度洋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人道救援团体的直升机飞过他们的岛屿时，遭遇雨点般的箭与镖的攻击。救援人员当即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说明安达曼人没有被灭绝。两年后，两个印度渔民醉入酣梦，他们的渔船漂流到安达曼人的一个小岛岸边。两人当即被杀，直升机被派去打捞尸体，也遭遇了一阵箭雨。[68]

    当然，在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群体中，也有像舍迈人那样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旷日持久的、集团性的、算得上战争的杀戮行为。“和平派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他们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常态，只有那些更晚近、更富有的栽种社会和游牧社会才会卷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这一假说与本章没有直接关系，本章的目的是要对那些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和生活在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进行比较，而不是对狩猎-采集者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但是，我还是有理由怀疑这种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纯洁无瑕的假设。图2-3显示，在这些社会中，战争死亡率虽然低于栽种社会和部落社会，但暴力水平基本上相差不大。如前所述，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狩猎-采集群体，可能并没有历史代表性。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群体，都散落在荒漠或冰原这些不毛之地。他们之所以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保持低调，并在面临冲突时情愿用脚投票。正如范·德尔·登嫩的评论所说，“当代 ‘和平的 ’觅食者……是这样彻底解决问题，过上和平生活的，他们或者与世隔绝，断绝了和其他人的联络，或者四处逃匿，或者受到暴虐不得不臣服，在惨败中不得不接受驯化，被武力威胁不得不成为顺民”。[69]比如，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狩猎-采集和谐社会的典范，而事实上，他们在20世纪初与欧洲殖民者、他们的邻居班图人开战，自己内部也彼此开战，包括几次倾巢出动的大屠杀。[70]

    对这几个小社会的低战争死亡率，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虽然这些人能够避免战争，但是还会有谋杀，他们的凶杀率和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是可以一比高低的。在图2-4中，我以比图2-3大15倍的比例进行了绘制。左侧是一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让我们先看最靠右的灰柱。舍迈人是从事狩猎和栽种的部落，有一本书是《舍迈人：马来亚的非暴力人民》（The Semail: A Norvident People of Malaya），据说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用暴力。不过，舍迈人的凶杀案不算多，但舍迈人的人口也不多。人类学家布鲁斯·瑙佛特（Bruce Knauft）做过计算，他发现舍迈人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30，这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城市的凶杀率接近，而且是美国全国凶杀率（取最糟糕的那10年的平均数字）的3倍。[71]同样的长除法也摧毁了所谓布须曼人爱好和平的声誉，有一本关于布须曼人的书是《毫无恶意的人民》（The Harmless People），而北极圈中部的因纽特人则是另一本书《从不发怒》（Never in Anger）的灵感之源。[72]不仅这些毫无恶意的、非暴力的、不会发怒的人民互相谋杀，谋杀率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而且，当布须曼人被博茨瓦纳政府接管之后，他们的谋杀率下降到原来的1/3，这正好应验了利维坦理论的预言。[73]

    图2-4 最少暴力的非国家形态社会与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比较

    资料来源：布须曼人和中北极圈因纽特人：加特，2006年；李（Lee），1982年。舍迈人：瑙佛特，1987年。美国十大城市：兹姆林（Zimring），2007年，第140页。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见注释73。西欧（估算）：世界卫生组织；见注释66，第3章，第701页。

    政府管制下凶杀减少的事实过于明确无误，以至于人类学家对此所做的记录很少辅以数据。史书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和平时代”——“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还有“伊斯兰治下的和平”“西班牙治下的和平”“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中国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太平洋西北部的“加拿大治下的和平”和南非的“比勒脱尼亚治下的和平”。它们都是指在一个有效政府的管制下，疆域内的抢劫、武斗和战争出现减少。[74]虽然帝国统治本身可以是非常残酷的，但确实在所征服的地盘上控制住了地方性的暴力。“平靖进程”是一个如此普遍、无所不在的现象，人类学家通常对它视而不见，将其当作方法论上的一个干扰噪音。毫无疑问，那些原住民受到政府管辖后，相互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因此被排除在暴力研究之外。原住民自己也感受到了平靖的效果。生活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奥亚那人这样解释“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过多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75]

    人类学家卡伦·埃里克森（Karen Ericksen）和希瑟·霍顿（Heather Horton）对政府出现后流血复仇减少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在一项对192个传统研究所做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殖民者或国家政府管治之前的觅食族群中，经常发生一对一的复仇，而在部落社会，家族对家族流血仇杀也是常事，在那些强调男人荣誉的文化中尤为严重。[76]相反，在中央政府管治的社会或者因有其他传统资源而对社会稳定要求较高的社会中，人们经常接受法庭和法院的裁决。

    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战乱。而现代武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反抗部落长老追求自由的年青一代，给战乱火上浇油。[77]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讽刺意味的悲剧现象之一。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这一发展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一股逆流，但它表明利维坦在推进暴力减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明及其缺陷

    那么，霍布斯是正确的了？至少他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们发现人性中有三种导致暴力的主要因素：收益——掠夺性攻击，安全——先发制人的攻击，荣誉——报复性攻击。数字证明，相对而言，“在没有一个共同敬畏的权威的时代，人们所处的状态就叫作战争”。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生活在“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和危险之中”。

    但霍布斯坐在17世纪英国的扶手椅里，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错误。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在家族和盟友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他们的生活远远不是“孤独的”，他们中间的纠纷和残暴仅仅是间歇性的。尽管他们过几年就要打杀一番，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时间觅食，宴饮，歌唱，讲故事，生儿育女，照顾病人，以及从事其他生活必需的工作，寻找生活的快乐。我在上一本书的初稿里，很随意地将雅诺马马人称为“凶悍的人”，影射的是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名著的书名。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同事在我的初稿边页上写道：“是幼儿凶悍、老妇凶悍，还是他们的吃相凶悍？”

    对于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贫穷的”，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那些没有国家组织的社会没有宽敞的房屋，没有传送和运输重物的工具，没有对地球的地理知识，不知道计算时间，也没有系统的文字，如果邻村的武士时刻都有可能向你射来几支毒箭，抢走妇女并烧掉你的茅棚，你也就很难有机会去发展这些技术和知识。但是，对于第一批放弃狩猎和采集，开始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他们的选择绝非易事。终日在田野里耕耘，以含淀粉的谷物维生，与牲畜和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污秽遍地，疾病丛生。斯特克尔和他的同事对古人遗骸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狩猎-采集者相比，最初的城市居民患有贫血、炎症、龋齿，而且身高大约矮6~7厘米。[78]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相信，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从觅食社会向农业社会变迁的文化记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79]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离开伊甸园？对许多人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抉择：他们加倍地繁殖，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自然的野味无法支撑他们的索取，他们不得不种植食物。随后才出现了国家。生活在边界的觅食者，或者被吸入城市，或者坚守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对那些能够进行选择的人，伊甸园的唯一问题就是太缺乏安全了。几颗蛀牙、两块脓疮、几英寸的身高，相对于得到5倍的安全保障来说，只是小小不然的代价。[80]

    对一种死亡的逃避，又带来另外一种死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说：“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在第1章我们谈到的《圣经》故事中，最初的国王用专制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刑罚管制他们的臣民。只要设想一下，暴戾的国王监视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律条的规范，亵渎神明和不尊奉国教者要被乱石砸死，国王有权力将妇女征入后宫，或者把婴儿劈为两半，把小偷和迷信小集团的领袖送上十字架。在这些方面，《圣经》是精确写实的。研究国家起源的社会科学家早已注意到，最初的国家是等级森严的神权制，精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特权，实施严刑苛法，维持属民的服从。[81]

    有三位学者对大量的文化样本进行了分析，在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对绝对权威和残忍手段的依赖性之间找到了量化的相关关系。[82]考古学家基思·奥特拜因（Keith Otterbein）的研究显示，一个社会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战斗中杀死妇女（而不是劫走妇女）、蓄奴和从事人口贩卖。社会学家史蒂文·施皮策（Steven Spit-zer）表示，结构复杂的社会更倾向于将不侵害他人的活动有罪化，比如渎圣、性错位、不忠和巫法，并对罪犯施以酷刑、肢解、奴役和死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证明，社会制度越复杂，社会越容易落入暴君的掌控。而所谓暴君，就是那些永远正确永远伟大、草菅人命而不受惩罚，并在后宫禁锢大量女子的领袖。她还发现，在巴比伦、以色列、古罗马、萨摩亚、斐济、缅甸、阿兹特克、印加、（密西西比下游的）那切兹、非洲的阿善堤和其他王国，都出现过这个意义上的专制政治。

    当涉及暴力时，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国家，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固然不再经常地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和贪官污吏攥在手心里。这让我们更加觉得“平靖”这个字眼儿带有太多的血腥气，它绝不仅仅带来了和平，而且带来了强权政府的绝对控制。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人类还要再等上几千年，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3章 文明的进程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排斥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从我开始用餐具吃饭，就一直为餐桌礼仪挣扎烦恼；礼仪规定，不能用餐刀将食物送到叉子上。当食物的体积足够大时，我把叉子插到食物下面，肯定能盛住一块什么，这点儿机灵劲儿我还是有的。但是我的小脑确实不够发达，对付不了那些精切细斩的小碎块，还有那些滚圆溜滑的小豆粒，它们总是在叉子的尖齿前躲闪翻滚。我只好在盘子里追逐它们，绝望地寻找一个小沟或者一个小坎，让我的叉子能够借上一点儿力，并祈望它们不要突然飞蹦起来，最后趴在桌布上大喘气。偶尔，我会趁用餐同伴不注意，在她看见我的鲁莽举动之前，赶紧用餐刀堵住这些小颗粒、小豆粒的逃路。餐刀是用来切割食物的，除此之外做任何用途都是没有教养，让人无法容忍，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羞耻和失态。阿基米德宣称：“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如果他知道什么是进餐礼仪，他甚至不可以用餐刀将青豆推到叉子上！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追问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毫无意义的禁忌。我问：“以一种有效而且完全卫生的方式使用刀子和叉子，有那么可怕吗？我又不是要用手指头抓土豆泥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所有的孩子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就无法再争论下去了。对这些莫名其妙的礼仪规则，我暗自恼火了几十年。突然，就在我为此书进行课题研究的某一天，我豁然开朗，谜团解开了，从此不再为刀叉礼仪而纠结。我的顿悟受惠于一位你也许尚未听说过的大思想家诺贝特·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市（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从事社会学和科学史的研究。[1]1933年，因为是犹太人，他逃离了德国；1940年，因为是德国人，他被关进英国的一个集中营；他的父母均在纳粹集中营遇害。在这些灾难之上，纳粹还要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一笔重彩，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在德国出版。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埃利亚斯从一所大学流浪到另一所大学，大多数时间是在夜校授课。为了谋生，他还取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格。最后他终于在兰开斯特大学安顿下来，从事教学工作，直至1962年退休。1969年，《文明的进程》英文版出版。他不再默默无闻，但是要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当人们终于恍悟到他书中的重大发现时，他的地位才得到真正的承认。他的发现不是关于餐桌礼仪背后的理性，而是关于凶杀的历史。

    1981年，政治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利用法庭和郡政府的记录，估算了英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凶杀率，得出30个估计数，与伦敦现在的记录一起，绘制成图表。[2]我在图3-1中复制了这组数据，计算死亡率的方法和第2章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我必须使用对数尺度，因为凶杀率的下降几乎是一条陡峭的直线。图表显示，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的凶杀率降至原来的1/10、1/50，在有些地区甚至是1%。比如，14世纪牛津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110，而20世纪中叶伦敦的凶杀率是每年不到10万分之1。

    几乎每一个见到此图的人都深感惊讶（包括我自己——我在序言中已经提到，这张图就是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本书是它结出的果实）。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的一个成见，即过去的世界是一派田园牧歌，今天的世界则满目腐败堕落。当我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人们对暴力的看法时，人们猜测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高14%。而事实是，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低95%。[3]

    本章要讨论的是欧洲从中世纪到现在凶杀率的下降，以及它在其他时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正例与反例。本章的题目借用了埃利亚斯的书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用理论解释这一现象的大思想家。

    图3-1 1200—2000年英国的凶杀率，格尔1981年估算

    资料来源：格尔的数据，1981年，第303～304页，第313页。

    欧洲凶杀率的下降

    凶杀率在下降——在我们对这一非凡的发展进行解释之前，首先要确保它是真实的。格尔的图表发表后，几位犯罪历史学家对凶杀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4]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对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的凶杀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估计，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尸检官的验尸报告、法庭案例和地方档案。[5]在图3-2中，每一个灰点是对某个城镇或管辖区的凶杀统计，同上，图表使用对数尺度。从19世纪起，英国政府就保有完整的年度凶杀案记录，它们在图中用灰线表示。另外一位历史学家J. S.科伯恩（J. S. Cockburn）整理了1560—1985年肯特郡的连续数据。艾斯纳将这些数据与他自己的数据重叠在一起，即图中的黑线。[6]

    图3-2 1200—2000年英国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艾斯纳绘图，2003年。

    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凶杀率的下降，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凶杀率从中世纪的10万分之4~10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分之0.8。从数据的时间上看，中世纪的高凶杀率不能归咎于1350年左右随黑死病而来的社会动荡，因为我们还有黑死病时期之前的大量数据。

    艾斯纳对数据的可信性进行了全盘考量。之所以使用凶杀这种选择性的犯罪来量度暴力，是因为不论文化差异多么大，不论人们如何定义犯罪，一具尸体都是无法被掩盖的罪行，而且总是能吊起人们探究根底的好奇心。与抢劫、强奸和攻击相比，凶杀案的记录是更可靠的暴力指标，虽然其他犯罪通常（虽非永远）与凶杀存在相关性。[7]

    我们当然想知道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些杀戮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是否和我们今天一样，对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区别裁断，他们是起诉还是听之任之？过去的凶杀率和强奸率、抢劫率和攻击率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抢救暴力的受害者，以防止他们由受伤变为被杀？

    幸好，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艾斯纳引用的研究表明，将几个世纪之前的凶杀案交给今天的人来判断是不是故意伤害，今天的结论通常和当时的结论一样。他的研究还显示，在大部分时期，凶杀率和其他暴力犯罪率相关。他指出，法医学或刑事司法体系的任何历史性进步都必然会低估凶杀案的减少，因为与几个世纪前相比，今天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杀人犯比例更高。在救生医疗方面，20世纪之前，江湖郎中治死的病人和救活的病人一样多；1300—1900年，医疗救生的成功率越来越高。[8]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仅仅是1/4或者1/2的变化，而不是10倍和50倍的变化，采样噪音就会带来很大的干扰。

    英国人之间的凶杀逐渐减少，这在欧洲人中是否属于特立独行呢？艾斯纳研究了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犯罪学家为这些国家收集了杀人数据。图3-3显示，西欧各国的情况相当接近。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拖延了几个世纪才想明白犯不上互相残杀，而意大利人直到19世纪还不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到20世纪，所有西欧国家的凶杀率都降至每年10万分之1左右，各国相差无几。

    图3-3 1300—2000年西欧5个地区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艾斯纳的数据，2003年，图表1。

    为了更好地看清欧洲暴力的减少，我们来比较一下第2章中提到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在图3-4中，为了将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纳入表格，我延长了纵轴线，将对数尺度上的量级增加到1000。与未被平靖的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因纽特人相比，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暴力要和缓得多，与定居的觅食部落，比如舍迈人和布须曼人在一个水平上。而从14世纪起，欧洲的凶杀率稳步下降，直到20世纪最后30年才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虽然欧洲总体上凶杀数量越来越少，但某些凶杀模式一直维持不变。[9]约92%的非杀婴类凶杀案的凶手是男性，年龄集中在20多岁。直到20世纪60年代凶杀率有所回升之前，城市总体上比乡村更安全。凶杀的其他模式则发生了变化，以前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凶杀率基本接近，但凶杀率开始下降后，上层社会凶杀数量的下降幅度要比下层社会大得多。我们后面再回头探究这个现象。[10]

    图3-4 1300—2000年西欧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非国家形态社会（不包括舍迈人、因纽特人和布须曼人的26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几何平均数），见图2-3。欧洲：艾斯纳，2003年，图表1；5个地区的几何平均数，缺少数据的部分用内推值代入。

    另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与杀害孩子、父母、配偶和手足的案件相比，无亲缘关系的男子之间的凶杀案减少了。这在凶杀统计学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维寇法则”（Verkko..s Law）：与涉及女性和亲族的家庭暴力相比，男人之间的凶杀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很大的波动。[11]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的解释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源自亲缘成员之间基因重叠的模式——遗传的相似性。相反，非亲缘男性之间的暴力是获得性的，它受争夺支配权或优势的刺激，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非常敏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男人需要多少暴力才能在等级排序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要看他如何评估其他人的暴力程度，这可能导致暴力急速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导致暴力螺旋下降的良性循环。我将在第7章中讨论亲缘心理的细节，并在第8章中讨论支配权问题。

    对欧洲凶杀率下降的解释

    欧洲凶杀率连续几个世纪下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城市生活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素不相识，却要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各不相同，这难道不是暴力的温床吗？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哪些痛苦的社会变迁？你是否相信，以教堂、传统和对神的畏惧为中心的小城镇生活，是我们抵挡谋杀和混乱的最佳防卫手段。再好好想一想！随着欧洲进入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和世俗化，它变得越来越安全了。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埃利亚斯的理论，它是唯一经得住验证的理论。

    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没有使用多少数据来支持他的理论，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数据，他的做法是检视中世纪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他查看了15世纪德国《中世纪家庭画册》（The Medieval Housebook）中的插图，这些插图画的是一位骑士眼中的世情百态。[12]

    从图3-5中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农民正在给一匹马开膛破肚，而一头猪在农人身后嗅着他裸露出来的臀部。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一男一女坐在木枷上。再往上，一个男子被押向绞刑架，而绞架上已经悬挂着一具尸体。

    在绞刑架旁边，受轮刑的男子尸身残破，乌鸦正在啄食他。轮刑架和绞刑架都不是画面的焦点，而只是背景的组成部分，如同树木和磨坊。

    图3-5 《土星》细部，《中世纪家庭画册》，第1475～1480页

    资料来源：埃利亚斯复制，1939/2000年，附录2，见Graf zu Waldburg Wolfegg，1988年。

    图3-6是第二幅插图的细部，图中的骑士正在攻击一个村庄。在左下角，一个农夫被士兵刺伤，在他的上方，另一个农夫的衣角被士兵揪住，边上的一个哭号着的妇女双手伸向天空。在右下角的小教堂内，士兵正将匕首刺向一个农民，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教堂左侧，骑士铐住了一个农民。上方，几个骑兵放火点燃农舍，士兵一面赶走农人的牛羊牲畜，一面向农妇挥舞着大棒。

    图3-6 《火星》细部，《中世纪家庭画册》，第1475～1480页

    资料来源：埃利亚斯复制，1939/2000年，附录2，见Graf zu Waldburg Wolfegg，1988年。

    封建欧洲的骑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阀。国家毫无行动的能力，国王只是贵族中最显赫的一个，没有常备军队，对国家几乎没有控制。所谓的治理，就是国王分封了男爵、骑士和其他贵族，由他们掌管大大小小的采邑，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粮食和徭役。骑士经常以征战、偷袭和复仇这些霍布斯式的暴力方式进犯其他骑士的领地。如《中世纪家庭画册》插图中所示，他们在进行杀戮时毫不手软。在《远方之镜：多灾多难的14世纪》（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一书中，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这样形容他们的谋生之道：

    骑士兴致勃勃地参与这些私斗，攻敌的唯一战略就是在对方领地上杀戮和残害尽可能多的农民，毁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仓库和其他财物，因为这样就能减少敌人的岁入。结果，双方交战的主要受害者是各自领地内的农民。[13]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为了维护威慑的可信度，骑士举行血淋淋的竞赛和其他彰显男子气概的运动，并饰以荣誉、勇气、骑士精神、光荣和侠义之类的辞藻，以至于后人忘记了他们不过是些残暴的盗贼。

    在私斗和比武的背景之下，生活中还充满其他暴力。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价值观已经和滴着鲜血的十字架、永生永世的炼狱、对圣徒受肢解酷刑的刺激性描述融为一体。工匠以独出心裁的创造力来制造各色虐待狂式的刑具。旅行成了玩命，匪徒劫持人质勒索赎金成了一门大买卖。埃利亚斯注意到：“小人物，比如制帽工、裁缝和牧人，也都动辄拔刀相向。”[14]甚至神职人员也不例外。历史学家巴巴拉·哈纳沃特（Barbara Hanawalt）引用14世纪英国的记载说：

    事件发生在耶佛陀夫特（Ylvertoft），国王爱德华在位第五年的圣马丁节前的那个星期六。耶佛陀夫特教区牧师——来自威灵顿的威廉派他的职员约翰去约翰·考布勒家买一支一便士的蜡烛。约翰要先拿到钱才肯交出蜡烛，这就惹恼了威廉。威廉猛然推门进屋，击打约翰的前额，令他脑浆飞溅，当即丧命。[15]

    人们的娱乐也沾满暴力的色彩。塔奇曼描述了当时两项流行的运动项目：“参赛者的双手被捆在身后，用他们的脑袋去撞击一只被钉在柱子上的猫，看谁能先杀死这只猫。参赛的风险是发狂的猫可能会撕破他们的面颊，抓出他们的眼珠……或者人们拿着大棒追打关在围栏中的猪，观众在笑声中看着这头猪尖叫着狂奔乱躲，直到在大棒下咽下最后一口气。”[16]

    我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阅读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内容从不规则动词的语法到多重宇宙物理学，其中最古怪的一篇莫过于《丢面子和要面子：中世纪后期城镇的鼻子和荣誉》。[17]在这篇论文中，史学家瓦伦丁·格勒布纳（Valentin Groebner）整理了几十宗中世纪欧洲砍掉别人鼻子的事件。有时，这是官方对异端、叛国、卖淫或鸡奸的惩罚，但更常见的还是私人之间的复仇行为。在1520年纽伦堡的一个案件中，汉斯·里格尔与汉斯·冯·艾布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妒火中烧的冯·艾布割掉了无辜的里格尔妻子的鼻子。一位最高法官综合考量了案情，判处里格尔通奸罪成立，坐监四个星期，冯·艾布免于处罚。这种人身伤害经常发生，以至于格勒布纳这样写道：

    中世纪晚期的一位外科教科书的作者也特别关注鼻部损伤，讨论被割下来的鼻子是否能够再长回去。对于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国御医亨利·德·蒙德维尔在他的名著《整形外科》一书中给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不能。”15世纪的其他医学权威则要乐观得多，海因里希·冯·福尔思庞特1460年的《医药大典》夸下不少海口，其中之一就是一张专为失去鼻子的人“制作新鼻子”的处方。[18]

    “割掉你的鼻子，让你难堪”（to cut off your nose to spite your face）这样古怪的谚语其实都来源于生活。中世纪后期，割下某人的鼻子，是让某人丢脸的典型方式。

    和其他研究中世纪生活的学者一样，埃利亚斯对中世纪古人暴躁的脾气感到震惊。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那时候的人真是浮躁、粗野到了极点，而且极其幼稚：

    并不是说他们总是面露凶色、横眉怒目，时时刻刻挥刀弄剑……相反，他们本来是在乐呵呵地互相调侃，甩出一连串嘲弄的字眼儿，但就在笑语喧哗声中，他们可以突然拔刀相向，开始玩命地厮杀。我们看到的中世纪的人充满了矛盾：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地狱怀有极度的恐惧，心怀沉重的罪恶感和忏悔，同时疯狂地追求狂欢和享乐。他们的性情暴躁易变，毫无克制地仇恨和好勇斗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阴晴不定、瞬息可变，这就是当时人们完全同构的情感生活。比起后来的人，中世纪的人更冲动，感情的表达更自由、更直接，也更开放。只是到了我们这里，一切才变得微妙、温和和精于算计。社会禁忌作为各式各样的自我克制，深深地渗透到追究功利的社会机体中，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加隐藏的宗教虔诚、桀骜不驯的派头和凶残的行为是相互矛盾的。[19]

    塔奇曼也这样写道：“中世纪人的行为带有显而易见的幼稚，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任何冲动。”[20]多萝西·塞耶斯（Dorotry Sayers）翻译了《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她在序言中提到，“在个人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临头时，轻轻地抿住嘴唇，静静地将烟头扔进壁炉，这种硬汉形象，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1]

    虽然中世纪人的孩子气肯定有被夸大的成分，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表达情感的习俗确实有所不同。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一组不同寻常的数据资料——礼仪手册。今天，我们认为《艾米·范德比尔特家族礼仪》（Amy Vanderbilt..s Everyday Etiquette）和《曼纳斯小姐行为矫正指南》（Miss Manners.. Guide to Excruciatingly Cornect Behavior）这类书，只是提供了一些免于失态受窘的小常识。但它们曾一度是道德行为的严肃指南，由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家撰写。1530年，人文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大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撰写了《论男孩的礼貌教育》（On Civility in Boys）这一行为手册，该书在欧洲畅销了整整200年。这些手册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失礼，也让我们从中知道哪些是当时人必须遵守的规则。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人是粗野的。礼仪手册中大量的劝诫是关于如何消除身体的异味：

    不要在楼梯、走廊、衣柜和墙帏上撒尿和涂抹其他污秽。/不要在女士面前，或者在宫廷的门口和窗户前大小便。/不要在椅子上前后滑动，做出要排出气体的样子。/不要用裸手在衣服下面触摸私处。/不要在别人大小便时打招呼。/不要在排出气体时发出噪声。/不要在其他人面前做大小便前解衣松带的准备，也不要在人前做大小便后系扣穿衣的动作。/当你在小旅馆里和别人同睡一张床的时候，不要紧挨着别人，不要把自己的腿放到别人的两腿中间。/如果你在床单上看见什么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要告诉你的伙伴，不要指给他看，也不要举着发臭的东西让别人闻，然后说“我很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臭”。

    针对擦鼻涕的规矩有：

    不要用桌布、手指头、袖子或者帽子擦鼻涕。/不要将自己用过的手绢拿给别人用。/不要将手绢叼在嘴里。/“在用手绢擦过鼻子后，千万不要打开手绢，向内张望，仿佛你头上有珍珠或宝石掉了进去。”[22]

    接着是对吐痰的详细规定：

    在盆里洗手的时候，不要向盆里吐痰。/吐痰的时候不要吐得太远，以至于你要伸长腿，才能踩到那团东西上去。/吐痰的时候，要侧过脸，不要让痰涎溅到别人身上。/“任何脓痰落在地上后，都应该踩上一脚，以免让人恶心。”[23]/如果在别人的衣服上看见痰和鼻涕，礼貌的做法是不动声色。

    还有关于餐桌礼仪的很多建议：

    不要第一个从大盘子中取食物。/不要像猪那样在饭桌上打瞌睡、打鼾和出声地舔嘴唇。/不要为了将大块肉靠近自己而转动大盘子。/“不要狼吞虎咽，仿佛你明天就要进监狱；也不要向嘴里塞太多食物，两颊鼓胀如风箱；更不要张嘴咀嚼，发出猪一样的响动。”/不要将手指头伸进大盘子去蘸汤汁。/不要将进过自己嘴巴的勺子伸进公盘取菜。/不要将自己啃过的骨头放回公盘。/不要用桌布擦抹刀叉餐具。/不要将嘴里的食物放回自己的盘子。/不要请别人吃自己已经咬过的食物。/不要用舌头舔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在面包上和衣服上擦拭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将头低到汤碗上喝汤。/不要将骨头、菜渣子、蛋壳、果皮吐到手里，或者扔到地上。/吃饭时不要抠鼻子。/不要直接用汤盘喝汤，要用汤匙喝汤。/用汤匙喝汤时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在饭桌上松裤腰带。/不要用手指头打扫脏盘子。/不要用手指头搅拌调味汁。/不要将肉食举到鼻子前闻味儿。/不要用托碟喝咖啡。

    看到这些戒律，当代读者的脑海里会产生一连串反应：那时候的人该是多么草率、鲁莽、野性和不成熟啊！这些不都是父母对三岁孩子的教导吗，怎么会是一个大哲学家向有文化的人发表的文字呢？但是，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优雅的举止、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这些看似第二天性一样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习得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第二天性”。这些品质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而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五花八门的劝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规矩彼此相连，强调的就是那几个主题。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逐项地接受训导，哪位粗心大意的母亲疏漏了一条半条，她已经成年的儿子也不见得就会揪着桌布擤鼻涕。这个单子上的规则，以及那些没有开列在这里的更多规则，可以浓缩为几条简单的原则：控制食欲，延迟享乐，顾及别人的情感，不要像农民那样粗俗，远离动物的本能。

    人们认为，对于违反这些规则的人的处罚是内在的羞耻感。埃利亚斯注意到，礼仪手册很少论及健康和卫生。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的厌恶情绪早已演化为一种下意识的抵御生物污染的手段。[24]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微生物和感染还毫无认识。礼仪书中唯一明确的原则是避免乡巴佬的举止、动物般的粗野和对他人的冒犯。

    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也没有后来那样慎重。人们经常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夫妇或情侣在保持交媾的私密性方面也是非常敷衍潦草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客，英国的许多城镇中都有一个叫作“摸巷”的红灯区。男人堂而皇之地向孩子吹嘘自己的性史，他们的私生子和婚生子女混居在一起。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种赤裸裸的张扬渐渐地让人们感到困窘，被视为粗野，最后才是不可接受。

    语言中留下了这一变化的印记。“农民”（peasantry）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道德沦丧；“莽汉”（boor）的原意就是“农人”，在德语和荷兰语里也一样；“恶棍”（villain）源自法语的vilein，指农奴或村民；“土头土脑的”（churlish）词源是英文的churl，意思是平民；“下流”（vulgar），俗称底层人；“卑鄙微贱”（ignoble）一词，就是由“非—贵族”两个词组合而成的。许多描述这些令人难堪的行为和事务的字眼已经成为禁忌。英国人现在习惯于叫喊着神明发誓赌咒，比如“我的上帝啊！”“耶稣基督啊！”但在刚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叫喊着性行为和排泄物发誓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四字经”，现在这些都不能再用于文明场合了。[25]历史学家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注意到：“将一朵蒲公英叫作pissabed（尿床），将苍鹭叫作shitecrow（大便-乌鸦），将红隼叫作windfucker（操风者）的时代，已经和用硕大的阳具为男子紧身兜裆袋做的广告一样，一去不复返了。”[26]私生子、淫妇、笨蛋和娼妇也从常用的俚语变为禁忌语。

    随着新礼仪的确立，军人的武器装饰，特别是刀剑，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大部人随身携带短刀。他们会在餐桌上用它对付整只烧烤的禽兽，先是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再送到嘴里。但是，在一个公共聚会上，每个人身前身后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刀尖对着自己的面孔指来指去，这种恐怖景象越来越让人反感。埃利亚斯引述了一系列以如何使用刀具为中心的礼仪：

    不要用刀剔牙缝。/不要在吃饭时一直握着刀，只在需要切割食品的时候才拿起刀。/不要用刀尖挑起食物送入口中。/不要用刀切面包，要用手来掰面包。/如果你将刀给别人，要手握刀尖，将刀柄递给对方。/不要将刀柄紧攥在手心里，而是用手指拿着刀柄。/不要用刀尖对着别人指指点点。

    在这个过渡时期，叉子成为通用的餐具，人们不再需要用刀将食物送进嘴里。餐桌上出现了各种专用的餐刀，人们不再需要在进餐时动用自己的佩刀了，餐刀被设计成圆头，而不是尖头。有些食物是永远也不需要使用餐刀的，比如鱼类、球形的食物和面包——所以，“一起掰面包”的意思就是“共同进餐”。

    中世纪的一些刀具禁忌一直保留到今天。许多人不愿意将刀具作为送人的礼品，如果实在要送，一定要配上一枚硬币，收礼的人将硬币还回送礼者，表示这是一次买卖，而不是一次赠送。表面的理由是刀具有“切割友谊”的象征，但更有可能是避免将凶器送给朋友。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将刀递给他人会带来厄运，所以，应该是将刀放在桌子上，让对方自己来取。餐具中的餐刀是圆头，而且也不是非常锋利，能够切割食物即可，牛排餐刀仅在有硬肉食时才摆上桌，吃鱼则有专用的钝口餐刀。不是绝对需要使用餐刀时，就尽量不要动用它。用餐刀来吃糕点，用餐刀将食物送进嘴巴，用餐刀搅拌食物（俗话说“刀子搅拌，煽动捣乱”），以及用餐刀将食物放在叉子上——对，放在叉子上——都是粗野的行为。

    啊哈！

    * * *

    埃利亚斯的理论将欧洲暴力的减少归因于大众的心理变化。他的著作的副标题是“社会遗传学和心理遗传学的调查”。他认为，这个转变从11世纪或12世纪开始，到17世纪和18世纪完成。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越来越克制自己的冲动，关注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顾及其他人的想法和感情。随时准备进行复仇的荣誉文化让位给时刻讲究自我克制的尊严文化。皇亲贵族在文化仲裁的压力下，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以此将他们自己与乡巴佬和庄稼汉拉开距离。接着，这些规诫被社会吸收，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稚龄儿童，直到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中产阶级总是迫不及待地效仿贵族，他们渐渐地接过这些贵族自律的标准；这些标准又从中产阶级向下层社会传递，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埃利亚斯发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模型，即使年幼的孩子完全不能理解规则的意义，但他们自幼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些规则，随后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即超我）。某一天，孩子的自我开始能够践行这些规则，约束自己的生理冲动（即本我）。埃利亚斯没有涉足弗洛伊德那些更奇异的理论（比如“原始弑父”、“死亡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他的心理学是完全现代的。在第9章，我们会探究人的意志力，即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制、延迟满足和较低的时间折现，俗语中则有所谓的“默数到十”（少安毋躁）、“勒住马缰”（三思而行）、“咬紧牙关”、“有备无患”和“枪打出头鸟”。[27]我们还要探究心理学家所说的共情能力、直觉心理学、换位思考、心智理论和俗称“钻进别人的脑子里”、“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穿上别人的鞋子走几里路”，以及对他人之痛“感同身受”。埃利亚斯预见到人们将对自制和共情这两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埃利亚斯的批评者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关于性和排泄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与洁净、厌恶和羞耻有关的内在情感。[28]我们将看到，各个社会将这些情感道德化的程度是衡量文化差异的重要尺度。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缺少规范得体行为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水平都是非常低下的。

    值得称道的是，埃利亚斯没有陷入学术时髦的窠臼，称早期现代欧洲人“发明”或者“建构”了自制。他仅仅表示，他们增加了一些大脑认知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人生来俱有的，只是中世纪的人未能充分利用它而已。埃利亚斯一再明确表示，（人的认知能力）“没有零点”。[29]我们在第9章中将会看到，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自制力，是心理学中一个有趣的话题。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力如同肌肉，如果你用餐桌礼仪这样约束训练自己，当别人侮辱你时，你会有更强和更有效的自制力，控制自己不去杀人。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的特定设置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你站在别人身边时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者在公共场所，身体的哪些部位应该被遮挡严实。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可以根据一时一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自制不是一种纯粹的美德。过多的自制会让侵犯者认为你已经失去报复的良机，因无法再采取行动，而对你进行攻击。但如果给他一个理由，让他相信你会不计后果地进行反击，他从一开始就会对你更加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根据所处的危险调整自制的水平。

    * * *

    到此为止，文明进程的理论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试图用现象内生的过程来解释现象本身。该理论指出，暴力行为的减少，与冲动、炫耀、放荡、野蛮和餐桌上粗俗举止的减少相吻合。这样的解释无疑将我们绕进一张心理过程的罗网。因为人们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所以人们的暴力行为减少了，这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无法肯定到底是人们的心理冲动变化在先，暴力的减少在后，还是相反。

    但是埃利亚斯确实提出，存在外源触发器，准确地说，是两个外源触发器激发了暴力减少的整个过程。第一个外源触发器是，欧洲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邑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把战乱不休的骑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将自己的触角伸延到王国的疆域之外。根据军事历史学家昆西·赖特的研究，在15世纪，欧洲有500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主要是领主封地和公国），在17世纪早期“三十年战争”时期有500个政治单元，在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时代有200个政治单元，而在1953年，欧洲只剩下不到3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了。[30]

    政治单元的整合本来是相对强大的军阀吞并相邻军阀的自然聚合过程，但是军事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场史称“军事革命”的技术进步包括火药武器、常备军和其他只有大政府和大财政才能支撑的昂贵的战争工具。[31]一个在战马上一手扬鞭一手挥剑的汉子，带着一伙破衣烂衫的农民，在战场上肯定不是由国家在战场上部署的步兵和炮兵大部队的对手。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说：“国家制造了战争，战争又制造了国家。”[32]

    骑士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事，让日益强势的国王们感到不快，因为不论哪一方获胜，都有农民丧生，生产力被破坏。从国王的立场看，这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军力和财力。一旦他们进入和平——所谓的“国王的和平”，他们的利益动机会要求他们继续维持和平。一个骑士放下武器，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国家。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他的敌人也许会视此为软弱的表现。所以国家必须信守承诺，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其维持和平的能力，回到相互侵夺和仇杀的过去。[33]

    骑士之间和农民之间的争斗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失去了机会。在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一些天才认识到将司法系统国有化的益处和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将凶杀视为一种侵权行为。在英国的法制下，受害人的家人会要求凶手的家人支付血债，而不是复仇。英王亨利一世将凶杀案定义为“对国家”的犯罪，换句话说，是“对王权”的侵犯。一宗张三被李四谋杀的案子，不再是张三起诉李四，而是国王起诉李四，或者，比如在美国是人民起诉李四，或者密歇根州起诉李四。这一安排的精彩之处在于，赎金（通常是凶手的全部财产，加上来自凶手家庭的财产）是判给国王，而不是受害人的家庭。司法职责由巡回法庭承担，它们定期走访各地，听审累积的案件。为了保证所有凶杀案都能得到庭审，每一宗死亡案件都由一名王室代理人——“验尸官”进行调查。[34]

    一旦利维坦掌握权力，游戏的规则也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获得财富的途径不再是当一个地区最坏的骑士，而是去朝廷朝拜，讨国王和他的随从的欢心。法庭基本上是政府的官僚机器，莽汉和大炮筒子在这里是无法施展的，法庭需要的是有责任心的监管人。贵族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自我兜售方式。他们只好陶冶自己的风度，以免冒犯国王的宠臣，还要学习换位思考，揣度国王和权臣的心意。所以，在宫廷（court），得体的举止被赞为“庄重有礼”（courtly）的，“礼貌”（courtesy）的词根也是“court”。各种“礼仪指南”最早就是要告诉贵族在宫廷如何举手投足，当然也包括怎么处置他们的鼻涕。埃利亚斯追踪了几个世纪的记录，勾画出礼貌从贵族模仿宫廷，逐渐到资产阶级精英模仿贵族，再到中产阶级模仿精英的演变。他用一句口号总结了自己的理论，即“从战士到朝臣”，将集权化的国家权力与民众心理变化联系了起来。

    * * *

    中世纪晚期的第二个外部变化是经济革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用地产经纪人的话来说，土地是一种无法被增加的东西。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中，任何人想提高生活水平，或者在马尔萨斯人口扩张期维持生活水平，他的首选就是征服附近的土地。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对土地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方的得，就是另一方的失。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排斥一切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堵塞了从现有自然资源之外增加财富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中世纪经济零和博弈的性质。塔奇曼解释说：

    基督徒对商业的态度……是金钱就是罪恶。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经营本身就是恶行”，在超出生存最低需要之外谋求盈利就叫作贪婪；用钱来生钱，放贷收息就是万恶的高利贷；批发商品，转手抬价零售，是不道德的，会受到教会法规的谴责。简而言之，正如圣哲罗姆的格言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既做商人，又取悦上帝。”[35]

    我的祖父会这样说：“非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从小就熟悉钱商和中间人业务，但也因此不时受到迫害和驱逐。当时的法律规定商品的价格只能固定在“公平价”上，即原材料的成本加上附加的劳动价值。塔奇曼解释说：“为了确保没有人能占他人的便宜，商业法禁止发明新的工具或技术，禁止固定价格之下的低价销售，禁止加班，禁止雇用额外的学徒、妻子和儿童，禁止对商品进行广告宣传或对其进行赞扬，以损害他人利益。”[36]这种零和博弈的规则，使得攫取成为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

    在正和博弈中，各方都有同时改善处境的选择。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正和博弈是交换互利，即各方均以较小的成本向对方提供较大的受益。比如，灵长类相互剔除背上的跳蚤，猎人彼此分享大型猎获，几家父母轮流看护孩子。我们在第8章会看到，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关键见解是，人类的合作以及支持这种合作的社会情感，比如同情、信任、感恩、内疚和愤怒，之所以在演化中留存并胜出，是因为它们使人类能够在正和博弈中繁衍兴旺。[37]

    剩余互换是经济生活中典型的正和博弈。如果农民有多余的谷物，牧民有多余的牛奶，双方互换谷物和牛奶，各方都有进益，即所谓的“双赢”。当然，有分工，单个时点上的交换才有收益。两个农民用一桶麦子再换回一桶麦子，毫无交换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分工让生产专业化，生产者各有所长，精修研习，提高生产的成本效益；分工也让交换手段专业化。有效交换的基础之一是交通，通过交通，不同产地的生产者才能实现剩余交换。交换的另一个基础是货币、利息和中间商，有了这些手段，一个生产者才能与其他生产者随时交换多种剩余。

    正和博弈也改变了对暴力的激励。不论你是交换恩惠还是交换剩余，交换伙伴只有活着才对你更有价值。如果你能揣摩到别人的心愿和喜好，便能更好地提供服务和产品，从而更好地在交换中得到自己的所需。虽然很多知识精英都追随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轻蔑商人，认为他们自私且贪婪，但事实上，自由市场很重视共情。[38]一个好商人必须要满足客户，否则竞争者就会把他们挖走。客户越多，商人就会越富有，此即所谓“文明商业”（doux commerce）。经济学家萨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在1704年说：

    商业将人们通过互利联结起来……通过商业，人要学习深思熟虑，要学会诚实，要学习举止得体，还要学会在言谈和行动中谨慎和有所保留。一旦意识到精明和诚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商人就会远离罪恶，或者，至少他要在言谈举止中表示庄重和严肃，以免在他所交往的和未来有可能交往的人中留下任何不良的印象。[39]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外部变化。埃利亚斯注意到，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终于开始走出技术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泥淖。货币逐渐取代了实物交换，而较大规模国家的出现，保证了货币在国家疆域内得到承认。古罗马帝国之后就一直被忽视的公路工程又开始动工，以往限于沿海和水路的商品开始直达内地。马掌的使用，使马蹄不受硬路面的磨损，车轭使马能够加大拉车的负重，这极大地改善了马车运输的效率。轮车、指南针、钟表、轮纺车、踏板织机、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等技术在中世纪后期日臻完美。这些行业内出现的能工巧匠形成了整个手工匠阶层。分工越来越细，剩余越来越高，交换机制越来越顺畅。生活中正和博弈的机会越来越多，零和博弈的吸引力迅速下降。为了抓住机会，人们必须计划未来，控制冲动，换位思考，还要开发社交和认知的技巧，拓展人际网络。

    “文明的进程”的两个触发器——利维坦和文明商业是相互关联的。正和博弈的商业合作在利维坦监管下的骡马大市上最有前途。国家不仅适合提供公共品，比如货币和道路之类经济协作需要的基础设施，当买卖双方权衡是抢劫还是交易的时候，国家可以在天平上加上自己的砝码。假定一个骑士可以从邻居家抢劫10蒲式耳（约270千克）麦子，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筹措钱款，从邻居手里购买5蒲式耳麦子。盗贼方案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如果骑士知道国家会对抢劫判处6蒲式耳麦子的处罚，他有可能只剩下4蒲式耳麦子，那他还不如诚实地劳动。国家的存在让商业更有诱惑力，而商业的存在则让国家更容易管理和运作。如果没有购买谷物这个诚实的选择，国家就只能威胁要从骑士手中拿走10蒲式耳麦子，才能让骑士觉得抢劫无利可图；但处罚10蒲式耳和处罚5蒲式耳的执行难度大不一样。当然，在现实世界，国家的制裁手段更有可能是体罚的威胁，而不是罚款，但它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合法的选择越有吸引力，人们就越不愿意犯罪。

    这两种文明的力量互相强化，在埃利亚斯看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对暴力的垄断，工匠行会和官僚的成长，货币交易取代实物交换，技术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本来各不相关的个体日渐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培养共情和自制力，直到它们——用埃利亚斯的话说，成为人的第二天性。

    在这里使用“有机”一词并非妄言。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厄尔什·绍特马里（Eörs Szathmáry）曾经说过，生命史上进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文明的进程”相似。这几个大变迁就是基因、染色体、微生物、有核细胞、有机生物、有性生殖生物和动物各个群落的相继出现。[40]在每一次变迁中，具有自利和合作两种能力的个体，在它们能够生成一个更大单元的时候，都趋向合作。它们有分工，有利益互换，并发展出保护机制以防止某个成员剥夺其他成员而伤及整体。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非零》（Nonzero）一书中勾勒出了一条类似的弧线，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场正和博弈。[41]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详细地回顾与暴力减少有关的各种理论。

    * * *

    “文明的进程”理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经受住了最严格的检验：它给出的惊人预测被证实了。1939年，埃利亚斯没有任何凶杀统计数据，他从历史叙事和古老的礼仪手册中学习。格尔、艾斯纳、科伯恩及其他人用图表展示了凶杀率的下降，这让犯罪学家大吃一惊，而埃利亚斯是唯一一个用理论预测了这一趋势的人。那么，根据近几十年我们对暴力的了解，埃利亚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呢？

    埃利亚斯的祖国德国在“二战”中的非文明行径，使他本人备受困扰，他颇费周折地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解释“非文明进程”。[42]他讨论了德国历史上反复无常的统一和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央权威的合法性缺乏信任。根据他的记录，德国精英顽固地以军国主义文化为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其结果是对外来群体特别是犹太人的同情心萎缩。如果说他的这些分析挽救了他的理论，实在有些勉强，他也许根本不应该做这些尝试。纳粹时期的恐怖不同于领主之间的烽火狼烟，更不同于市民在餐桌旁互捅几刀，其规模、性质和起因都完全不同。事实上，在纳粹时期，德国一对一的凶杀率一直在下降（见图3-19）[43]。在第8章，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文明社会，道德感的区隔化（或小团体化）、信仰和法制在人口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布，也会将人们引向意识形态驱动的战争和种族灭绝。

    艾斯纳指出了“文明的进程”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暴力的减少和集权国家的兴起并不总是同步的。[44]比利时和荷兰是暴力减少的先锋，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政府。而当瑞典开始进入暴力减少过程时，它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强化的迹象。相反，意大利诸国一直在暴力减少进程中殿后，但它们却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力量。早期的现代君主实行严刑峻法，但在那些最无顾忌地实行酷刑的地区，暴力并没有减少。

    许多犯罪学家相信，国家安抚人心的力量不仅来自蛮横的强权，而且来自人民对它的信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每一个酒吧、每一间农舍都安插暗探，监视违法行为，那些试图以恐惧为统治工具的是集权独裁，而不是人民以自制和共情共存的文明社会。一个利维坦只有在它的公民感到法律、执法和其他社会规则都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才不会在国家权力看不见时，就放纵自己最坏的冲动。[45]这个观点并没有反驳埃利亚斯的理论，但它增加了一个转折。法治的确立结束了封建领主之间的血腥残杀，但要将暴力进一步减少到欧洲各国现有的水平，还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接受了加诸他们头上的法治。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对利维坦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当社区自主其事的时候，他们通常能发展出一套合作规范，在没有法律、警察、法庭和其他政府冗员的情况下，自己非暴力地解决内部的争端。在《白鲸》一书中，伊什梅尔解释了美国捕鲸者在远离法治几千英里之外，是如何处理鲸鱼猎获纠纷的。一艘捕鲸船的人打伤或打死了一头鲸鱼，而另一艘捕鲸船的人却认为那是他们的猎获：

    因此，如果没有一些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普遍的、没有争议的法律来处理所有这些案件，渔民之间经常发生最令人烦恼和最暴力的纠纷。

    ……虽然没有其他国家（荷兰除外）有过成文的捕鲸法，美国渔民在这件事情上成了自己的立法者和律师……它们也许被刻在具有安妮女王头像的硬币上，也许被刻在鱼叉的倒钩上，或者是在一条项链上，寥寥几字，言简意赅：

    1.系住之鲸归系者。

    2.未系之鲸，人皆可争之，先系者得。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渔民、农民和牧民中都有这一类非正式的规则。[46]在《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一书中，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研究了现代美国版本的古代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经常是暴力冲突）。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传统的牧场主是牛仔，在开阔的草场上放养牛群，而现代牧场主则在有灌溉、有围栏的牧场中养牛。两种牧场主和种植干草、苜蓿和其他谷物的农场主共处。离群的牛会不时拱翻围栏，吃掉庄稼，弄脏溪流，在公路上游荡，被汽车撞倒。该县将牧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牧场”。在开放牧场中，牛主人无须对这一类意外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类是“封闭牧场”。在封闭牧场中，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一切损失负有全责，无论他是疏忽大意还是有其他原因。埃里克森发现，财产受到牛只伤害的人都不愿意求助司法系统裁决损失和赔偿。事实上，大部分居民——牧场主、农场主、保险公司的调停人，甚至律师和法官，都坚信为此等纠纷动用法律是绝对错误的。居民通过寥寥数项隐性规范即可和睦相处。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损失始终负有全责，无论牧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是，如果损失微小，或者是偶发的，受损财产的主人应该“不予计较”。人们心里大致都有一本账，记着人欠我欠，而偿还往往不是货币形式的。（比如，一个牧场主的牛损坏了另一个牧场主的栅栏，他之后可以给后者免费看护走失了的牛。）对于赖账和违约的惩罚主要是闲言碎语，间或会有私下的威胁，或者轻微的破坏行动。我会在第9章分析这些规范背后的道德心理，它属于公平对等概念的范畴。[47]

    隐性规范非常重要，但它不能取代政府。沙斯塔县的牧场主不会因为牛撞倒了栅栏而求助政府，但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公权的庇荫之下，一旦他们的非正式制裁失效，或者发生更严重的纠纷，比如打架、杀人或者争抢妇女，公权会立即介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目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性“文明的进程”的传奇。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牧场主的年均凶杀率是10万分之45，这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水平。[48]

    我认为，“文明的进程”理论能够对当代暴力减少给出大部分解释，不仅仅是因为它预测了欧洲凶杀率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因为它准确地预测了当代那些未能实现欧洲所享有的低凶杀率（年均10万分之1）的地区和时间。在这些例外中，有两个地带是文明的进程从未完全渗透的：社会经济规模较低的阶层以及地球上人迹罕至或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其中两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发生了逆转，即发展中国家和20世纪60年代。下面我们依次展开分析。

    暴力和阶级

    在凶杀数量减少之外，欧洲暴力减少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凶杀案的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变化。几个世纪之前，富人至少是和穷人一样暴力的。[49]绅士随身佩剑，绝不会放过拔剑寻仇的机会。他们出门通常有仆从跟随，而仆从也是保镖，一点点冒犯，每一次对冒犯的回击，都有可能酿成贵族帮派之间的血腥斗殴（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研究了从中世纪晚期到工业革命期间英国贵族的死亡记录。我在图3-7中使用了他的数据。数据显示，14世纪和15世纪，有惊人的26%的男性贵族死于暴力——在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未受过教育的部落的平均暴力死亡率。到了18世纪初，这一比率下降到了个位数，今天则基本上是零。

    图3-7 英国男性贵族死于暴力的百分比，1330—1829年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数据，2007年a，122页；数字为每一年数据的中值。

    以百分比衡量的凶杀率还是相当高。进入18世纪和19世纪之后，暴力仍然是上流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阿龙·伯尔。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一向不吝啬言辞，鲍斯威尔（Boswell）引用他的话说：“我曾经痛揍过很多家伙，不过其余的总算够聪明，闭住了他们的嘴巴。”[50]上流社会成员之间逐渐不再彼此动用武力，但即使有法律制约，他们还是保留了对属下行使武力的权力。早在1859年，英国《良好社会之习俗》（The Habits of a Good Society）一书的作者就劝导说：

    有些男人，只有体罚才能使其理性，这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位女士受到鲁莽粗汉或者不良马车夫的骚扰和胡搅蛮缠，一记狠狠的勾拳就能解决整个麻烦……因此，一个男子，不论他是否愿意成为一名绅士，都应该学习拳击……对此没有成文的法规，只有诉诸常识。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要准要快；一只手保持防护姿势，另一只手向敌人出击。绅士之间不会互相攻击。拳击术应当用于惩罚地位比你低下，但比你更强壮和更莽撞的人。[51]

    精英阶层是欧洲暴力减少的急先锋。今天欧洲各国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绝大部分凶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罪犯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这一变化显然是因为在中世纪，人们可以通过武力实现晋升。记者史蒂文·赛勒（Steven Sailer）这样回顾20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变化：“英国上议院的一位世袭议员抱怨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之所以设立一些新爵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最近才获得大片土地。当问这位议员 ‘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 ’时，他厉声回答说：‘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52]

    上流社会终于放下战斧，遣散了卫队，不再挥拳暴打仆从和车夫，中产阶级则追随其后。这一次不是依靠宫廷，而是有其他的文明力量完成了这一驯化。在工厂和商业机构就业的人必须要学习恪守礼仪。日渐发展的民主政治让人民开始认同政府和社会机构，并使法院制度成为他们申诉的一种途径。接着，1828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在伦敦创立了市警察局，并以他自己的小名命名了这一机构——“鲍比”。[53]

    今天社会下层与暴力相关的主要原因是，精英和中产阶级通过法制寻求公正，而下层仍然诉诸学者所说的暴力“自助”。这里的“自助”与《爱得过多的女人》（Women Who Love Too Much）或《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毫无关系，而是指“自卫报复”“边疆正义”“把法律抓在自己手里”，以及在国家干预缺失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寻求公正而采取的其他暴力复仇方式。

    《作为社会控制的犯罪》（Crime as Social Control）是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法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在文章中说，我们所说的犯罪，从犯罪者的角度看，则是寻求公正。[54]犯罪学家对布莱克使用的统计数据早有所知，即凶杀中，只有很小的比例（大约10%）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比如，在盗窃时杀害屋主，在逮捕行动中杀害警察，或在抢劫和强奸之后灭口。[55]大部分凶杀案最常见的动机都与道德有关，比如受到侮辱后的报复，家庭争吵的升级，惩罚情侣的出轨或背弃，以及其他嫉妒、报复和自卫的行动。布莱克列举了休斯敦资料库中的一些案例：

    一个年轻男子在争吵中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争吵的原因是这个兄弟占妹妹的便宜。另一个案例是男人杀妻，因为在两人争论应该先付哪些账单时，妻子嘲笑丈夫说“谅”他不敢杀她。另一个案例是女子在争斗中杀死了丈夫，因为丈夫揍了妻子的女儿（丈夫的继女）。还有一个案例，一名妇女杀死了自己21岁的儿子，因为他“和同性恋鬼混并吸毒”。还有两个凶杀案，起因都是争抢停车位，死者均因伤口发炎丧命。

    布莱克注意到，大部分凶杀都是死刑案，法官、陪审员和刽子手都是普通公民。这提醒我们，我们怎样看待暴力，取决于在暴力三角（见图2-1）中我们怎样占据制高点。设想一下，一个男子因为伤害他妻子的情人而被捕受审。从法律的立场看，丈夫是侵犯者，社会是受害者，社会因此要寻求公正（法庭为案件命名的方式，恰恰体现了这一性质，比如人民控告约翰·某某）。从情人的立场来看，侵犯者是丈夫，他自己是受害者。如果这个丈夫被判无罪或流审，或者达成认罪减刑，对于寻求复仇的情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从丈夫的立场看，他是（通奸的）受害者，情人是侵犯者，正义已经得到伸张——但是现在，他却成了二次侵犯的受害者，国家成了侵犯者，情人是从犯。布莱克注意到：

    犯谋杀罪的人经常顺从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当局，许多人耐心地等待警察的到来，一些人致电警方报告自己的罪行……在这一类案件中，犯案人确实带有某种烈士的味道。正如明知违规也要罢工的工人，明白自己要为此蹲大牢，或者其他为了坚持原则而以身试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坚持了真理，愿意为此承担后果。[56]

    这些观察颠覆了许多有关暴力的教条。其中之一是暴力是由道德和公正的缺失造成的。相反，过度的道德和正义经常引发暴力，至少犯罪人认为自己是站在道德和正义一方的。另一个备受心理学家和公共卫生研究者珍视的教条是，暴力是一种疾病。[57]但是，公共卫生学对暴力的解释完全无视疾病的基本定义，即某种引起个人不适的障碍。[58]最凶残的罪犯也坚持认为自己绝无疾患，反而是受害人和旁观者认为暴力是一种疾病。第三个似是而非的信条是，下层人民被卷入暴力是因为经济窘困。比如，为喂养孩子而偷窃食物，或者他们要表达对社会的愤怒。下层的暴力也许真有表达愤怒的意思，但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剐蹭了他的汽车、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他的那个浑蛋。

    犯罪学家马克·库尼（Mark Cooney）的《精英凶杀的减少》（The Decline of Elite Homicide）一文深受布莱克的启发。库尼在文章中说，许多下层人——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未婚的，以及少数民族——事实上是无国籍的。他们中很多人靠违法活动为生，比如贩毒、聚赌、出售赃物和卖淫，所以一旦发生业务纠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既不可能提起诉讼，也不可能报告警察。为此，他们要向大佬——那些贩卖禁品的大户，比如黑手党、毒枭和禁酒时代的私酒商人乞求所需的暴力资源。

    他们没有国籍的另一个理由是，下层人民和法律系统互相敌视。布莱克和库尼都表示，在处理与低收入的美国黑人有关的案件时，警方“似乎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充满敌意……开始是犹犹豫豫不肯介入，一旦介入后就重拳狠击”。[59]法官和检察官也是“对下层人民十分冷漠，通常处置草率，涉案各方都对裁决不满”。[60]记者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引述纽约哈莱姆区一位警长的话说：

    上周末，一个街坊都熟识的傻小子打伤了一个孩子。孩子的全家人到打人者的公寓进行报复。受害人的姐姐们乱踢公寓的房门。但是那个傻小子的妈妈却狠揍了这几个姐姐，她们躺在地上，口角流血。受害人的家人是来寻衅的，我可以指控他们非法侵入。傻小子的妈妈打伤对方的家人，足够被控三项伤害罪。但是，他们都是街头混混、渣滓，他们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得到正义。我告诉他们：“你们或者统统进监狱，或者自行了断。”否则，他们就会因为蠢行而被关进监狱。到时候区检察官会非常恼火，而这些家伙都不会在法庭上露面。[61]

    毫不奇怪，下层社会的人不愿意依靠法律，甚至对法律有所抵触，反而寻求古老的法外正义自助和“荣誉守则”。与纽约警长对管区内居民的评价相对应，年轻的美国黑人告诉犯罪学家迪纳·威尔金森（Deanna Wilkinson）：

    雷吉：我所住小区的警长不该在我们这里工作，你怎么能派一个白人警察来保护和服务黑人小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黑人的面孔就代表犯罪，而且黑人的面孔长得都是一样的。没有犯罪的黑人长得和犯罪的黑人一模一样，所有人都被警察骚扰。

    德克斯特：事情被他们搞得越来越糟，黑鬼（警察）他妈的鼓捣黑鬼（青年）。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些黑鬼（警察）袭击藏毒窝点，拿走我的毒品，然后自己拿着这些臭大粪到街上出售，套住其他人，接着再来一圈。

    昆廷（谈到开枪打中他父亲的凶手）：他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我能怎么办？……如果我失去父亲，而他们不能给凶手定罪，我会杀了凶手全家。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如果你抓不到他，抓不住他们……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这一套，谁都想受尊重，谁都想当个男子汉。[62]

    也可以说，历史性的文明进程并没有铲除暴力，只是将暴力推挤到社会经济的边缘人群中了。

    世界各地的暴力

    “文明的进程”不仅沿着社会经济维度向下层推进，也以西欧为中心，沿着地理维度全方位向外围推进。在图3-3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自身的平靖，接着是德国和低地国家。图3-8给出了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地图上和平进程向外蔓延的对比。

    19世纪末，欧洲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和低地国家）是和平的中心，周围有野性尚存的爱尔兰、奥匈帝国、芬兰，再外围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斯拉夫各国。今天，和平中心已经覆盖了整个西欧和中欧，但是，东欧和巴尔干山地的暴戾之气仍然有迹可循。

    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亦有自己的变化梯度：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农业中心进入和平很久之后，内陆地区和山区一直暴力横行。流行病一般的家族战事在苏格兰高地延续到18世纪，但撒丁区、西西里、门的内哥罗（黑山）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暴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63]我在本书开篇提到的两部浸染了鲜血的古典名著——《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来自居住在荒山野岭的人民，这并非巧合。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欧洲国家对凶杀进行统计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其他大陆的国家并非如此。即使在今天，警察局向国际刑警组织报告的警察记录薄上的数字也常常不可靠，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许多政府认为，防范自己的公民相互谋杀用不着他人操心。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军阀用政治解放运动的辞藻来粉饰他们的土匪行径，让人们难以区分哪些是内战的伤亡，哪些是有组织犯罪的谋杀。[64]

    图3-8 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凶杀统计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19世纪末（1880-1900年）：艾斯纳，2003年。艾斯纳的“>10万分之5”直到“万分之5~10”，与艾斯纳的“万分之10~30”相匹配。门的内哥罗的数据来自塞尔维亚的统计资料。21世纪初（主要是2004年）的数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年；数据选择见注释66。

    在种种局限之下，今天世界的凶杀水平和分布到底如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最可靠的，它尽量利用各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记录和其他资料来源推算死亡人口的死因。[65]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死亡数据做了高估值和低估值，这可以作为对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的补充。图3-9是根据2004年的数据绘制的世界地图（2004年数据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报告）。[66]好消息是，这套数据显示，各国凶杀率的中值是每年10万分之6。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估计，不分国别，全世界的凶杀率是年均10万分之8.8。[67]相比前国家时期三位数和欧洲中世纪两位数的凶杀率，这两个数字都说明了暴力的减少。

    图3-9显示，西欧和中欧是当今世界暴力最少的地区。在其他地区，有可靠低凶杀率数据的国家是原来的英联邦，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加拿大、马尔代夫和百慕大。只有一个英国殖民地不服从英国文明的教化，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个现象。

    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凶杀率也很低，尤其是那些接受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现有的一些专制政府（包括很多伊斯兰国家）严密监控国民的生活，一旦发现越线就施以严刑峻法，我们称其为“警察国家”。不用说，它们的暴力犯罪率都很低。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到一件逸事，说明中国也像欧洲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文明进程。埃利亚斯特别关注对刀具的禁忌，因为它与欧洲暴力的减少形影相随，而这一禁忌在中国得以进一步演化，刀具被限于在厨房使用，食物被厨师切成适合入口的小块后才能上桌，在餐桌上彻底禁绝了刀具。埃利亚斯引用中国人的话说：“番鬼粗野，刀剑佐食。”[68]

    其他国家的情况如何呢？犯罪学家加里·拉福里（Gary LaFree）和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都发现，犯罪和民主化的关系是一个反转的U字。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一样，都相对安全，但是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半民主国家（也称伪民主政体）通常深受暴力犯罪的困扰，而且易于陷入内战，有时甚至二者纠缠在一起。[69]今日世界上犯罪最为猖獗的地区是俄罗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地区。许多国家的警察队伍和司法系统贪污腐败，向罪犯和受害者两边敲诈勒索，向出价更高的一方施舍保护。牙买加（33.7）、墨西哥（11.1）和哥伦比亚（52.7）饱受毒枭荼毒，法律对贩毒收入供养的军事组织束手无策，鞭长莫及。在过去的40年里，随着贩毒日益泛滥，凶杀率也随之上升。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29.7）和南非（69），在前政府垮台之际都经历了文明退化的过程。

    图3-9 2004年世界凶杀统计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年国际凶杀统计；见注释66。

    许多地区从部落制度转入殖民地统治，接着又突然变为独立国家，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15.2），都深受文明退化之苦。人类学家波莉·威斯纳（Polly Wiessner）在她的文章《从梭镖到机关枪》中回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部落民的暴力历史。在文章的开始，她引用了1939年在当地工作的一位人类学家的描述：

    我们到达拉伊山谷的心脏地带，如果这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山谷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新几内亚最美丽的山谷。到处都是精心耕作的园地，生长着枝繁叶茂的红薯和木麻黄。修缮齐整的阶梯道路蜿蜒乡间，小花园星罗棋布……整个山谷仿佛一个巨大的热带园林。

    与此相比的是威斯纳本人在2004年的一篇日记：

    拉伊山谷已是荒凉的弃地，用恩加人的话说，成了“鸟雀蛇鼠的家园”。房屋被烈火烧成灰烬，红薯地杂草茂盛，残垣断壁间枝干横生。在大森林中，战事频仍，“兰博”们用猎枪和高能步枪相互厮杀，死伤难以记数。路旁，数年前人声熙攘的闹市一片空寂，犹如鬼市。[70]

    恩加人从来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和平使者。他们中的“马伊恩加”部落，在上一章的图2-3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战争中互相残杀，年均死亡率是10万分之300，让我们在本章中谈及的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在那里，霍布斯状态的所有要素都有充分的表现：强奸和通奸，偷窃家畜和土地，骚扰，当然还有复仇、复仇和更多的复仇。不过，恩加人早已意识到战争的破坏力，某些部落采取措施限制战火，不时也有所成就。比如，他们制定了与《日内瓦公约》类似的准则，规定肢解人体或杀害来使是战争罪行。虽然他们有时仍与其他村庄和部落进行毁灭性的战争，但会在自己的社区内控制暴力行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要面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年轻人为自己追求统治权力（和交配机会），老人则力图减少大家庭和家族中的争斗，以免出现两败俱伤、自相残杀的局面。恩加的长者迫使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参加“单身团”，鼓励年轻人控制自己的复仇冲动。他们的谚语是“血债难逃”和“杀猪者寿，杀人者夭”。[71]他们的文化中还有其他的文明元素，他们规范了何为合理得体以及清洁卫生。威斯纳在一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恩加人在大小便的时候，用雨披遮盖自己，避免冒犯他人，也避免对太阳不敬。一个男人站在路边背对公路小便，是极其粗野的举止。他们在做饭之前一丝不苟地洗手。他们在遮挡生殖器问题上非常谨慎，但在对付鼻涕方面不甚讲究。

    最重要的是，恩加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接受澳大利亚式和平。在20年的时间内，战事迅速减少，许多恩加人不再依靠暴力解决纠纷，而是用“法庭斗争”取代战场杀戮。

    当巴布亚新几内亚在1975年赢得独立后，恩加人中的暴力直线上升。政府官员给自己的同族发放土地和补贴，被政府冷落的家族心怀愤恨并图谋报复。年轻人离开“单身团”进入学校，但毕业后找不到任何工作，只有加入流氓犯罪团伙，彻底抛弃了部落长者的约束和自幼遵守的规则。他们受到酒精、毒品、夜总会、赌博和武器（包括M-16和AK-47）的蛊惑，不断卷入强奸、抢劫、放火等活动，行为方式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没有太大分别。警察未经训练而且装备不足，腐败的官僚无力维持秩序，国家虚弱不堪。简言之，速成的非殖民化带来政府真空，巴布亚人的文明进程发生逆转，他们既失去了传统的制约，又没有现代社会的“第三方执行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前殖民地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文明倒退，这可以算是世界凶杀率下降大潮流中泛起的些许旋涡。

    西方人很容易认为，在那些没有法制的地方，暴力是顽固和永久的。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很多时期，人们实在受够了血腥的暴力，于是开始组织犯罪学家所说的“文明攻势”。[72]凶杀率的下降原是国家权力的确立和商业发展的副产品。与这种非规划性的发展相比，“文明攻势”是社区中一部分人的主动努力，通常是妇女、老人和神职人员教化“兰博”和“拉斯克”（Rasckol）——黑帮和流氓，帮助他们重建文明生活。威斯纳的文章中报道了恩加省进入21世纪后数年间开始的文明攻势。[73]教会领袖力图用体育运动、音乐和祈祷吸引年轻人离开黑帮，并以宽恕之道取代复仇。2007年，恩加人开始使用手机，部落的长老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用手机报告冲突，并在打斗失控前及时赶到现场。他们从各自的家族内部约束闹事者，有时甚至以野蛮的公开行刑作为震慑。社区政府同时禁止赌博、饮酒和卖淫。新一代的年轻人见到“恶棍短命，一无所得”，也愿意接受长老的努力。威斯纳对结果做了量化描述：在暴力上升了数十年之后，凶杀数量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内迅速减少。我们将会看到，恩加不是唯一一个文明攻势取得成效的地区。

    美国各州的暴力

    就像樱桃馅烘饼一样，暴力也是美国的特色。 ——H.拉布·布朗

    布朗这位黑豹党发言人也许搞错了水果，但他对美国的评价却是有统计依据的。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凶杀率居高不下。它不与近亲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结伴，反而与强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圭人为伍，凶杀率一直停留在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上。美国的凶杀率不仅始终不能与欧洲和英联邦民主国家相比，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明显的下降，见图3-10。（在20世纪示意图中，我使用的是线性标度而不是对数标度。）

    美国的凶杀率一路攀升到1933年，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迅速下降，整个50年代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在1962年开始飙升，70年代和80年代在高点上浮动，直到1992年才出现真正的下降。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西方民主各国在60年代均出现暴力反弹。但为什么美国的凶杀率一直远远高于英国，两国的差距从来未曾弥合过？一般说来，政府有效、经济发达，享有“文明的进程”的国家暴力水平普遍下降，美国是不是此一般性规律的一个反例？如果是的话，美国有何特性？报纸的评论经常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比如“为何美国暴力猖獗？因为我们的文化素质中具有暴力倾向”。[74]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循环逻辑？美国人不仅仅是喜欢扣动扳机，即使从总凶杀案中减去因枪支导致的死亡，只计算使用绳索、刀子、铅管、扳手、烛台等器械的凶杀案，美国人的谋杀率仍然高于欧洲国家。[75]

    图3-10 1900—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图表来自门克宁（Monkkonen），2001年，第171页，第185～188页；同时见察恩和麦考尔，1999年，第12页。门克宁的美国资料与本章图3-18中联邦调查局的犯罪总报告的数据略有差距。

    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人不够文明，但这种看法只有一半是对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原本就是一个复数名词，与其说“这个美国”，不如说这些美国。记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美国暴力问题的关键。说到暴力，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三个国家。图3-11显示的是2007年美国50个州的凶杀率，它与表示世界凶杀率的图3-9使用同样的分色方式。

    图3-11显示，美国某些州的情况和欧洲没有区别。这些地区有新英格兰各州，从东岸直至太平洋西岸的北方地带（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南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数州），加上犹他州。北方地带不是指有共同的气候带，俄勒冈州的气候和蒙大拿州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指历史上从东向西的移民路线。这条丝带上的各州安定和平，凶杀率低于每年10万分之3，越往南，凶杀率越高。美国南方亚利桑那州（7.4）和亚拉巴马州（8.9），甚至比乌拉圭（5.3）、约旦（6.9）和格林纳达（4.9）都要糟糕。我们还可以看到路易斯安那州（14.2），它的数字已经接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州（15.2）。[76]

    地图上的第二组对照不是很明显。路易斯安那州的凶杀率比南方其他各州都高。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地图东北上方一个很小的黑点）的凶杀率远远超出一般水平，为每年10万分之30.8，在最危险的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国家之列。这两个行政辖区是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最高的地方。今天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1976—2005年，白人的年均凶杀率是4.8，而黑人的年均凶杀率是36.9。[77]不仅仅是黑人更容易被逮捕和判刑，这也意味着种族差距可能是种族歧视的产物。无论是对受害者辨认施暴者种族的匿名调查，还是对人们（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叙述自己的暴力侵犯史的调查，都显示了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巨大差距。[78]虽然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的比例比北方各州要高，但南北之间的暴力差异不是种族构成的副产品。南方的白人比北方的白人更加暴力，南方的黑人也比北方的黑人更加暴力。[79]

    图3-11 2007年美国凶杀率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2007年，表4。美国各地按地区、地理区域和州统计的犯罪，2006-2007年。

    虽然美国北方人和美国白人比西欧人更暴力（西欧的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4），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略加回顾，即可发现美国也曾经历国家主导的文明进程，尽管不同地区文明化的时间和程度都有所不同。真相需要被挖掘，因为在凶杀记录和统计方面，美国长期落于人后。联邦政府一直不对凶杀进行统计，而是由各州自己记录。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都没有可靠的全国统计数据。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一直是一个活动靶标，“下48州”在1912年才成型，许多州周期性地受到移民大潮的冲击，大熔炉中人口的种族构成不断变化。基于这些原因，研究美国犯罪的历史学家只好将就着使用一些较小行政区的短期数据。在《美国凶杀》（American Homicide）一书中，兰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整理了大量小范围历史数据，给出了全国统计数据出现之前300年的凶杀历史。大部分数据的走势如同过山车，上下起伏，但仍然可以看出随着无政府边疆的消失和国家的介入，美国各个地区文明化的过程。

    图3-12将艾斯纳整理计算的英国凶杀率与罗斯收集的新英格兰数据进行了叠加。根据埃利亚斯的方式，罗斯对殖民时代新英兰高凶杀率进行了观察，“在边疆暴力年代，凶杀率高居不下，成年人中年均为10万分之100。直到1637年，英国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在新英格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权确立之后，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两条凶杀曲线的走势惊人的一致。

    美国东北各州的凶杀率从三位数或接近三位数的两位数迅速下降到个位数。位于康涅狄格州和特拉华州的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凶杀率在最初几十年直线下降，从10万分之68降至10万分之15（图3-13）。但到19世纪，当我们有了新数据的时候，看见的却是美国与它的两个母国背道而驰。虽然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农村和种族单一地区——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继续漫步在和平的谷地，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波士顿却在19世纪中叶变得更加暴力，凶杀率与新尼德兰地区的纽约和费城不相上下。

    图3-12 1300—1925年英国的凶杀率，1630—1914年新英格兰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英国的数据：艾斯纳，2003年。新英格兰的数据：1630—1637年，罗斯，2001年，第55页；1650—1800年，罗斯，2001年，第56页；1914年，罗斯，2009年，第388页。罗斯的估算是以0.65为乘数，将以成年人口为基数的统计转换为以平均人口为基数，见罗斯，2009，第495页。在图中，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

    图3-13 1636—1900年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统计。新英格兰：第38页，第62页。新尼德兰：第38页，第50页。纽约：第185页。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第184页。费城：第185页。在图中，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数据被乘以0.65，将以成年人口为基数的统计转换为以平均人口为基数，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将“无亲缘关系的成年人”的数据乘以1.1之后，使之与“所有成年人”的估计值大致相当。

    美国东北部城市凶杀率的几次起伏，显示美国版的文明进程发生了两次曲折。这几条线在凶杀水平的中段上徘徊，虽然远离了高峰，但也迟迟不肯进入低谷，说明在新的疆土内，政府管制将凶杀压低了一个数量级，从10万分之100降到10万分之10。在欧洲，这一势头将凶杀率一直带到10万分之1，但美国的情况则不同，凶杀率保持在10万分之5~15之间，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罗斯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安定民众，将凶杀率从10万分之100降至10万分之10，但进一步的工作则取决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其政府、司法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在欧洲文明进程中，艾斯纳也观察到相似的情况。

    美国版文明进程的另一个转折是，罗斯的许多小范围数据均显示在19世纪中期，暴力有所增加。[80]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内战和战后的冲突打乱了原有的社会平衡，东北各州受到爱尔兰移民浪潮的冲击。我们会看到，这使美国凶杀率的减少幅度大大落后于英国。19世纪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恰如20世纪的非裔美国人，总是比别人更好勇斗狠，主要原因是他们和警方彼此毫无尊重。[81]但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城市警力扩张，专业素质提升，警察被纳入刑事司法系统，不再手提警棒在大街上自行主持正义。进入20世纪后，北方大城市中白人的凶杀率终于开始下降。[82]

    但是，19世纪下半叶的暴力变化有其宿命的特点。我在前面展示的图表只是给出了美国白人的凶杀率。图3-14给出了两个城市中黑人杀黑人和白人杀白人的凶杀率，两者之间差距显著。图3-14也告诉我们，美国黑人凶杀率和白人凶杀率之间的差距并非从来如此。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东北部城市、新英格兰、中西部和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和白人的凶杀率非常接近，但随后出现了差距。进入20世纪后，差距越拉越大，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猛增。在纽约，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从19世纪50年代的3倍于白人，蹿升到20世纪中叶的13倍于白人。[83]如果要追根究源，特别是要谈到与此相关的经济隔离和居民隔离，可以另外再写一本书了。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之一是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基本上处于无国家状态，依赖的是荣誉文化（有时称为“街头帮规”）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的法律。[84]

    图3-14 1797—1952年纽约和费城黑人和白人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纽约1797—1845年，罗斯，2009年，第195页。纽约1856—1885年，罗斯的平均数，2009年，第195页，格尔，1989年a，第39页。纽约1905—1953年，格尔，1989年a，第39页。费城1842—1894年，罗斯，2009年，第195页。费城1907—1928年；雷因（Lane），1989年，第72页（15年平均数）。费城，20世纪50年代，格尔，1989年a，第38～39页。罗斯的估计数被乘以0.65，将按成年人人口计算的数据转换为按总人口计算；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此外，他对费城所做的估算被乘以1.1，将无亲缘关系的凶杀转换为全部凶杀，并乘以1.5，将受到起诉的凶杀转换为全部凶杀（罗斯，2009年，第492页）。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均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

    * * *

    英国人最早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实现定居，图3-13和图3-15的对比，也许让人们认为两个殖民地在它们的第一个百年间完成了文明的进程。不过，必须留意到竖轴上的数字，你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在图中，东北各州的数据以0.1~100为单位，而东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数据则是1~1000，高出10倍。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不同，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差距自有其历史渊源。从一开始，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殖民地的暴力水平就高出新英格兰，然后，凶杀率逐渐下降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在年均10万分之1至10万分之10之间），整个19世纪都维持在这一水平。南方其他殖民地的凶杀率则在10万分之10至万分之100之间浮动，如图中佐治亚州种植园区的数据所示。在山区和偏远的内地，例如佐治亚州的穷乡僻壤和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边界地带，凶杀率一直徘徊在非常不文明的10万分之100的水平上，有些地区一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

    为什么美国南方会有悠久的暴力历史？最笼统的答复是，政府的文明使命从来不曾深入美国南方。历史学家彼得·斯皮伦堡（Pieter Spierenburg）曾经很挑衅性地说，美国是“民主来得太早了”[85]。在欧洲，首先是国家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声称垄断暴力，然后人民接管了国家的机构。在美国，人民在国家缴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

    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权力分享在美国南方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里克·门克宁这样说，在19世纪，“南方各州有意保持弱政权，在地方和个人暴力问题上，有意避免判处监禁”。[86]杀人如果“事出有因”，就会被从轻发落，而“在南方乡村，大部分凶杀都事出有因，这些原因包括：受害人未能尽全力逃避凶手，私人争执引发杀人，或者凶手和受害人的本意是互相杀害”。[87]

    在南方的传说中，对自助正义的信赖由来已久。孩子在襁褓中时，母亲就给他们吟诵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从母亲那里得到这样的训诫：“无论是受到侮辱还是伤害，永远不要上法庭，你要自己来摆平。”[88]这位参与过决斗的总统自我吹嘘说，他走起路来，留在身体里的铅弹哗啦哗啦响作一片。南方山地的勇武标志——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荒野大王》的大卫·克罗（Davy Crockett）给这一传统添加了浓重的传奇风采。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乡村中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伊两家的家族世仇，在这一习俗下更是战火难熄。只要这些凶杀被计入统计，南方的暴力死亡必然居高不下，而且至今仍是南方人心中的梦魇。[89]

    图3-15 1620—1900年美国东南部各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的数据。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殖民地），第39页、第84页。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和谢南多厄），第201页。佐治亚州，第162页。田纳西州-肯塔基州，第336～337页。弗吉尼亚州1838年的数字为0，因为0无法定义，图表上标注为1。罗斯的估计值均被乘以0.65，将成年人中的凶杀率数据转换为总人口的凶杀率；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

    自助正义依靠的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决心的信任。直到今天，美国南方仍然崇尚有效威慑，或曰“荣誉文化”。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多夫·科恩（Dov Cohen）认为，这一思维范式已经渗入南方各州的法律、政治和人民的观念之中。[90]在与抢劫有关的凶杀方面，南方人没有比北方人更糟糕，但他们在打架斗殴中却更多地发生命案。调查显示，南方人理论上并不认可使用暴力，他们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和家人。而南方各州的法律也认可这一道德伦理。南方的法律给予个人在自卫和保护私产时致人死命的广泛自由，对购买枪支甚少约束，允许学校进行体罚（“打板子”），明确谋杀为死刑罪，司法系统也乐于执行死刑。南方人更愿意参军，入军校学习，在对外政策上持鹰派观点。

    尼斯比特和科恩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测验，证明荣誉规则主导了南方人的个人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虚构求职信。一半的求职信上写着这样的忏悔：

    有一件事我必须做出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诚实，不想被误解。我曾经被判有罪，是人们所说的“一般杀人罪”。在您给我发出申请表格前，您也许愿意先听听我的解释。情况如下：我打了一个家伙，他和我的未婚妻有奸情。我家在一个小镇，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拦住了我。他向大家说他和我的未婚妻睡觉，他当面嘲笑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出去和他干一架。我还年轻，不想在众人面前退缩。我们到了小巷里，他开始攻击我，把我打倒在地，并在地上捡起一个酒瓶。我可以逃走，法官也说我当时应该逃走，但是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这样做。小巷的地上有根铁管子，我把它抓到手里，向他抡了过去。我没想打死他，但是几个小时后，他死在了医院里。我认识到我犯了错误。

    另一半求职信都有一段相同的话，即求职者承认被判偷车罪，他说他犯下愚蠢的盗窃罪全是为了养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犯有杀人罪的男子的求职信，更多的南方公司会送出附有信函的申请表，他们的回复所用的语气也比较温暖。比如，一家南方商店的店主回信说，很抱歉店里暂时没有位置空缺，然后接着说：

    你过去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麻烦。它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不能以此就否定你。你的坦白证明了你是诚实的……我祝愿你时来运转。你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愿望，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期望员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安顿下来后，发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话，请你顺道时过来看看我们。[91]

    没有任何北方公司给予他这样温暖的回复。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公司对偷车贼表示温暖。不过，北方公司更倾向于原谅偷车人，而不是情仇杀人犯。南方公司则相反。

    尼斯比特和科恩在他们的试验中也观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南方荒蛮之地的白佬，而是密歇根大学的富家子弟，条件是这些学生曾经在南方生活过至少6年。被选中的学生接受测试，“对特定人类判断的切面进行有时间约束的反应”（装腔作势的文章标题正好掩盖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进入实验室的走廊上，学生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在整理文件柜的工作人员。当学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放下工作，猛地关上文件柜，接着嘟囔一句粗话：“臭东西。”此时，测试主持人出来迎接学生，他并不知道哪些学生受到了冒犯。他将学生带进实验室，让学生填写问卷，采集血样。他们发现，北方来的学生对“粗话”一笑置之，行为和那些没有听见粗话的对照组没有区别，但是受到冒犯的南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怒气冲冲。他们回答的问卷表现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血样中的睾酮素和应激激素——皮层醇的水平升高。他们对测试主持人表现出强势的姿态，握手时更坚定用力。而离开时，在走廊迎面遇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南方学生拒绝给他让路。[92]

    为什么是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培养了这种荣誉文化，是否存在某种外因？当然，维持奴隶制经济所需要的残忍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暴力频仍的南方腹地的经济支柱并不是奴隶种植园（见图3-15）。尼斯比特和科恩受到大卫·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her）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的影响。这部讲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书，追溯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第一批移民的根源。北方各州的移民是清教徒、贵格会教徒、荷兰人和德国的农民；南方内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他们中有许多是边远山区的牧羊人，原本就是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化外之民。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放牧可能是荣誉文化的外因。牧民的财富都是易于被盗窃的实物，而且不像农民的土地，这些财富自己有脚，转眼之间就能被带走。全世界的牧民都具有迫不及待报仇雪恨的习性。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将他们的荣誉文化带到美国，并在南方边疆山区的放牧生活中保留了这一文化。虽然现在的南方人不再是牧民，但习俗的生命力远比造就它们的生态环境更持久。直到今日，南方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强硬，像是他们随时都要对付盗马贼一般。

    牧民假说的前提是，在某种职业性策略失去用途后，人们仍然会在数百年内坚守这一策略，但对荣誉文化的一般性解释不需要依靠这一假说。人们选择在山区放牧，是因为山区不适于耕作，而山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因为政府难以完成它的征服、平靖和管理。自助正义的直接诱因是无政府，而不是放牧本身。前面说过，沙斯塔县的牧场主牧牛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当他们中间任何人遭受财物或牛只的微小损失时，他们会认为此人应该“忍气吞声”，而不是贸然动武捍卫自己的荣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比较南方各县的暴力水平和他们的放牧规模，一旦有其他变量出现，两者之间会立刻丧失相关性。[93]

    我们因此可以充分地假定，来自不列颠穷乡僻壤的移民定居到美国南方的穷乡僻壤，两处长期以来都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因此养育出荣誉文化。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自生能力。毕竟，美国南方早已有了功能齐备的司法系统。也许，荣誉文化之所以能够一路高扬，是因为没有人胆敢出头抛弃它。抛弃它等于自取其辱，承认自己是不值一钱的胆小鬼、软骨头。

    * * *

    美国西部的情况比南部更严重，直至20世纪初，西部还是无政府的三不管地界。好莱坞电影里的套话“离得最近的警官在145公里之外”，是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的真实描述，结果也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永远的暴力。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带着洛丽塔跨州大逃亡的日子里，饱餐美国大众文化，尽情地享受牛仔电影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

    红褐色的西部风光，古铜面色、双眼碧蓝的骑手，一位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嘶鸣的骏马，受惊后飞奔的马群，颤动的窗框后露出一把短枪的枪口；触目惊心的徒手打斗场面，桌椅横飞，满是尘土的老式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矫健的身影四处翻滚，被死死按住的手还在竭力摸索掉在地上的短刀，粗重的呻吟声，击中脸颊的重拳，踢向小腹部的皮靴，横空飞蹿的绳索。最后，英雄身受重创，即使是阿喀琉斯也只能躺着进医院了。但这里的结局则不然，古铜色的脸上伤痕累累的英雄斗志正高，开始热情地拥抱他那光彩熠熠的边疆新娘。[94]

    在《暴力之地》（Violent Land）一书中，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说，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浪漫形象未必准确，但是他们展示的暴力却是非常写实的。牛仔的生活只有两部分，一是危险而艰辛的劳作，一是发薪日的饮酒、赌博、嫖妓和斗殴。“为了让牛仔成为美国经历的象征，道德美容是必需的。牛仔骑在骏马上，作为保护者和冒险家的形象被记住了，而下马后酗酒、在酒吧后门粪堆上夜宿的形象被忘记了。”[95]

    在美国西部，年均凶杀率比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区高出50倍甚至几百倍：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10万分之50；得克萨斯州的道奇市，10万分之100；格里芬堡，10万分之229；威奇托市，10万分之1500。[96]究其原因，解释不外乎霍布斯理论。司法系统缺乏资金、无能，通常还有贪污腐败。考特莱特说：“1877年，得州约有5000人在通缉犯名单上，如以此来说明司法系统的效率，实在令人沮丧。”[97]自助正义成为对付盗马贼、窃牛贼、公路响马贼和其他强盗的唯一选择。此种威慑力量的担保是不计一切代价的“言必信，行必果”。科罗拉多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一句简短的碑文可作为概括：“他说比尔·史密斯是骗子。”[98]目击者这样描述一场发生在运牛货车押车员车厢里恶斗的起因：

    当时人们正在玩纸牌，一个人说了一句“我可不喜欢和脏手（意指作弊）玩牌”。对家的一个牛仔将“脏手”听作“脏汉”，立刻火冒三丈。一通枪响之后，现场一人死亡，三人受伤。[99]

    还不仅仅是牛仔之乡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西部的其他地方，矿工、铁路工人、伐木人和其他季节性短工的居住地都处于这一状态。在1849年加州淘金热中，有这样一张宣示产权的告示，节选如下：

    敬告各位，我声明，经清溪区法律核准，并以短枪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峡谷内50英尺地带归本人所有，不得穿越，违者依法格杀勿论。此非猴子虚言，如有必要，本人将依法以枪维权。因此各位留神，特此警告。[100]

    考特莱特引用了当时10万分之83的凶杀率数据，并指出，“大量的其他证据也证明，淘金潮中的加州野蛮残暴、不可饶恕。淘金的营地取名如人类行为的仿生：剜眼村、谋杀酒吧、割喉谷、坟场塬。还有一个绞刑镇，一个威士忌镇，一个‘蛾摩拉 ’镇，但有意思的是，没有 ‘所多玛’”。[101]新兴的矿工聚居地的凶杀率也很高：内华达州的奥罗拉，10万分之87；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10万分之105；加州的伯帝镇，10万分之116；怀俄明州的本顿，10万分之24000（几乎是4人中就有1人因暴力死亡）。

    在图3-16中，我用罗斯对特定地区所做的数据，画出了西部暴力的曲线。加州的曲线说明，在1849年淘金潮前后，暴力是上升的，但之后和其他西部各州一起加入了文明的进程：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10，从10万分之100~200下降到10万分之5~15（尽管在美国南方，凶杀率未能继续下降到欧洲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10万分之1~2的水平）。图中也显示了加州牧场区各县凶杀率的下降。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接受法制之前，曾经历过无法无天的长期暴力。

    可以说，至少有五个美国主要地区——东北部、中部大西洋沿岸、南方沿海、加州和西南部——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进度经历了文明进程。而美国西部的暴力减少比东部整整晚了两个世纪，直到1890年美国宣布关闭美国新边疆，这一著名的宣言才标志着无政府状态在美国的终结。

    图3-16 1830—1914年美国西南部各州和加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的数据。加利福尼亚州（估算），第183、360、404页。加利福尼亚州牧场区各县，第355页。西南部各州，1850年（估算），第354页。西南部各州，1914年（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第404页。按成年人人口估算的数据乘以0.65，转换为按总人口估算，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

    * * *

    无政府不仅是美国西部暴力混乱的唯一根源，在迅速扩张的美国疆土上，还有其他暴力地带，比如劳工营地、流浪汉村庄和中国城。考特莱特认为，人口构成和心理演化进一步加剧了西部的野性。西部的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刚刚逃脱贫瘠的农场或城市贫民窟，力图在荒蛮的新边疆发财致富。在对暴力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暴力罪犯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30岁的男性。[102]在大部分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都是更具竞争性的性别；而作为智人，男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他的声誉，即他在年轻时开始的名望投资，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男性的暴力是可以调节的。从为接近女性与其他男性对抗竞争，到直接讨好女性。关怀她们的子女，男人如何分配他们的能量，有一系列连续选择空间。生物学家将此选择空间称为“暴徒对抗爸爸”（cads versus dads）。[103]在以男性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单个男性能量的优化配置倾向做“暴徒”，因为成为群雄首领，必须打垮其他男性竞争者，而只有首领才能在势力范围内接触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女性数量众多但少数男性得以垄断这些女性的环境中，男性的选择也是“暴徒”。在这些限制下，男性会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正如戴利和威尔逊所说：“任何一个意识到即将彻底丧失繁殖机会的生物，都会格外努力，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尝试改变其生命的轨迹。”[104]在男女数量相等、一夫一妻制的生态系统中，男性中胜出的是“爸爸”。在这种环境中，暴力竞争不仅不能给男性带来繁殖优势，反而是一个可能产生劣势结果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男子死了，那他肯定不能再供养他的子女了。

    关于边疆暴力，还有一个生物学的解释，但不是社会生物学的，而是神经生物学的解释，即无处不在的烈酒。酒精干扰了整个大脑，尤其是扰乱了负责自制力的前额叶皮层的突触传递（见图8-3）。一个陶醉在酒精中的大脑，在性、话语和身体各方面都是缺少自制的，有各种谚语为证，比如：“啤酒眼”——醉眼看花，美丑不分；“发酒疯”——酒后撒疯，胡言乱语；“酒后之勇”——酒后威风，逞一时之勇。很多研究都表明，人们在酒精的影响下，行为有更大的暴力倾向。[105]

    美国西部最终归化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铁面的警长、动辄宣判绞刑的法官，也是因为女性人口的大量流入。[106]好莱坞西部片中“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们）”，的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自然界不接受性别比例失调，东部城市和农场中的妇女纷纷涌入西部，填补了失衡的空缺。孤独的单身汉以及他们的市政官和商人，受够了西部堕落和悲惨的生活，到处鼓动寡妇、老姑娘和年轻的单身女子到西部婚姻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财富。女性到来后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西部。她们要求男人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豪饮和打架斗殴，修建学校和教堂，关闭酒吧、妓院、赌场和其他诱惑她们的男人的设施。教会给予男女同样的成员资格，并有严格的周日清晨礼拜，颂扬和鼓励自律和节制，因此教会成为妇女文明攻势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今天，看到救世军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尤其是卡丽·内申（Carrie Nation）举着斧头冲击乡下酒店的恐怖分子形象，我们就忍不住要发笑；讽刺救世军的人，改编了救世军军歌的歌词，它被说成是“我们绝不吃饼干，因为里面有酵母/只要咬一小口，男人就会变禽兽”。但是，早年参加禁酒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酒精灾难。在那些男人统治的地盘上，酒精助燃暴力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妇女和婚姻教化了青年男性，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土得掉渣，但它已是现代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它对波士顿1000名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连续跟踪了45年。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终身罪犯：（1）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和一个他关心的女性结婚，养活她和她的孩子。婚姻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们之中3/4的单身男子和1/3的丈夫，继续有犯罪行为。单从这个差别看，我们无法知道是婚姻阻止男人继续犯罪，还是职业罪犯本来就很少结婚。但是，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约翰·劳布（John Laub）和克里斯托夫·怀默（Christopher Wimer）认为，婚姻确实是促进和平的动因。他们发现，如果所有推动男子结婚的因素保持不变，打算结婚本身，可立刻减弱一个男子的犯罪倾向。[107]约翰尼·卡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因我有了你，我定当洁身自爱。

    了解了美国西部和美国南部乡村的文明进程，也就明白了今日美国的政治版图。许多北方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活在保守红色州的同胞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热爱枪支、支持死刑、主张小政府、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崇尚“家庭价值”和性别得体（sexual propriety）的文化感到困惑。而蓝色州的对头们也有同样的不满和困惑，他们认为蓝色各州的居民对罪犯和外敌姑息懦弱，对政府深信不疑，给世俗主义涂上知识化的色彩，而且容忍淫秽放荡。我怀疑，这种所谓的文化战，其实是历史上美国白人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北方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延续了自中世纪就已开始的法庭推动和商业推动的文明进程。美国南方和西部则保留了无政府新兴国家特有的荣誉文化，同时受到当地的教会、家庭和禁酒等文明力量的制衡。

    20世纪60年代的文明倒退

    可是你要谈破坏，要记住把我算在（外）……内。 ——约翰·列侬《革命1》

    尽管比较欧美的历史变迁，两者之间有很多延滞和不合拍，但两地在一个方面是完全同步的：凶杀率在20世纪60年代回升了。[108]图3-1至图3-4显示，欧洲国家的凶杀率回升到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图3-10显示，60年代，美国凶杀率飙升。美国的凶杀率曾经在30多年间直线下降，其间历经了大萧条、“二战”和冷战，但此后，凶杀率突升，从1957年的10万分之4.0升到1980年的10万分之10.2，增长了2.5倍多。[109]除了凶杀之外，其他各项犯罪都出现回潮，包括强奸、伤害、抢劫和盗窃；回潮时高时低，持续了30年。城市是重灾区，纽约简直成了罪孽的象征。暴力回潮覆盖了所有的种族和男女两性，但最具戏剧性的是黑人男性，他们的凶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达10万分之72。[110]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暴力的大洪水重新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政治舞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抢劫的笑话成为喜剧节目的当家菜，“中央公园”就是“死亡陷阱”的代名词。纽约人将自己囚禁在公寓里，里面有电池闩锁和辅助锁，还有流行一时的“警察锁”——一根钢管，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顶住门。我现在的家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不远，当年，那里被称为“作战区”，因为抢劫和捅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城里人纷纷驾车逃离，搬往近郊、远郊或者有围墙警卫的封闭社区，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下城如一片烧毁的废墟。书籍、电影、电视剧将恐怖的城市暴力作为创作背景，比如《小型谋杀案》（Little Murders）、《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战士帮》（The Warriors）、《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布朗克斯-阿帕奇要塞》（Fort Apache the Bronx）、《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和《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妇女纷纷上课学习防身术。身穿层层防护衣，如同米其林轮胎先生一般的志愿者裹上气垫圈扮演暴徒，让妇女练习如何目不斜视地走路，如何将钥匙、铅笔和高跟鞋的鞋跟变作自卫的武器，如何使用空手道的劈和柔道的摔制胜敌人。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守护天使”在公园和车站巡逻。1984年，伯恩哈德·格茨——一位举止温和的工程师，在纽约地铁车厢里开枪击中四名年轻的劫匪，顿时成为民间英雄。对犯罪的恐惧，在几十年间让保守派政客不断当选。尼克松1968年提出“法律与秩序”的施政纲领，在竞选关注上竟然压倒了越战；老布什1988年在电视辩论中对杜卡基斯冷嘲热讽，皆因杜卡基斯这位麻省州长批准了一项监狱休假计划，让一名强奸犯得以获释；众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承诺对犯罪“绝不姑息手软”。虽然公众的反应有些过度，但事实上，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凶杀案的人多得多，尤其是那些不在酒吧里与年轻人争吵的人。但是，暴力犯罪倍增，这样的感觉也绝非人们的臆想。

    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回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经济高速增长，接近充分就业，收入差距之小，简直就是今日人们的梦想；历史性的种族平等正在起步，政府的各种公共项目遍地开花，而医学的进步，让挨了刀枪的受害者有更大的机会获救。社会理论家在1962年很可能兴高采烈地打赌说，因为这些有利的条件，我们将迎来一个低犯罪率的时代。但他们赌输了，还输得精光。

    为什么西方世界会遭遇历时30年的犯罪狂潮，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在暴力下降的大趋势中出现过若干次局部性的逆流，60年代即为其中之一。在本书中，我已经提出了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变迁，如果我分析的大方向正确的话，这些变迁恰好应在此刻发生逆转。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婚姻盛行的年代，犯罪率跌到谷底。美国人结婚的人数之高，迄今为止无出其右。婚姻使男人从街头回到郊外的家中。[111]婚姻高峰的结果一是严重打击了犯罪，二是带来了婴儿潮。1946年出生的第一批婴儿在1961年进入犯罪高发期。在婴儿潮高峰期1954年出生的婴儿，在1969年进入犯罪高发期。结论似乎很自然，犯罪激增是婴儿潮的回声。不过，这两组数字讲不通。如果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其中一部分人犯了这个年纪易犯的罪行，那么1960—1970年犯罪增长应该是13%，而不是135%。[112]而且，这些青年人不仅在犯罪人数上，在暴力的程度上也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许多犯罪学家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犯罪率激增不能用通常的社会经济变量来解释，其缘由主要在于文化准则的变化。当然，为了摆脱所谓暴力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暴力文化中这种循环逻辑，我们必须辨识文化变迁的外生原因。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坚持说，无论如何，人口结构是一个关键的触发因素，不是因为年轻人的绝对人数，而是因为他们的相对份额。他借评论人口学家诺曼·赖德（Norman Ryder）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种常年入侵的野蛮人，他们必须经过驯化，掌握融入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变成建设者。”这种“入侵”就是新生代达到成人的年龄。每一个社会都要应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化过程，但偶尔，这一过程会因参与者的数量发生非连续性巨变而被吞没……1950年和1960年，“入侵部队”（14岁至24岁），以3∶1的数量优势压倒了“防守部队”（25岁至64岁）。到1970年，因为前一梯队年龄的成长，这一比例迅速降到2∶1，这是自1910年以来不曾有过的状态。[113]

    后续的分析表明，这种解释，如果作为单一的因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般来说，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年龄群体不会犯下更多的罪行。[114]但我认为，威尔逊在将60年代的犯罪激增和代际文明退化过程联系起来时，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从许多方面看，新一代人是在反抗一场埃利亚斯描述的已经持续了8个世纪的文明运动。

    在坚定的团结意识方面，婴儿潮一代是非同寻常的（我明白，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总是说我们与众不同）。这一代人仿佛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10年之后，这一代人不无自负地称自己是“伍德斯托克人”。）他们不仅在人数上压倒老一代，拜新电子媒体所赐，他们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在数量上的力量。婴儿潮是伴随着电视长大的第一代人。电视，尤其是在三大电视网时代，让年轻人知道其他同代人正在分享他们的经历，并且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同样的事情。这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所说的共同认知，催生了一张横向的团体网络，割断了与父母和权威的纵向联系。在纵向关联中，年轻人相互隔绝，被迫臣服于各自的长者。[115]正如不满的民众在集会上最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婴儿潮一代人在《艾伦秀》上，看见其他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为了摇滚乐如醉如痴，还知道全美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方式如醉如痴，而且知道其他年轻人也知道他是知道的。

    婴儿潮一代还被另外一种新科技捆绑在一起，那就是晶体管收音机。它最先是被日本索尼公司推销上市的。现在的父母抱怨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和手机像是被焊到了孩子的耳朵上，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抱怨他们和收音机的。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在蒙特利尔的家中调试收音机，纽约电台的信号经过深夜的电离层反射，回荡在我的卧室。我听到了摩城唱片和迪伦的歌声，还有琼斯的《英国入侵》和《英国迷幻》，心里感觉到正在发生什么，但琼斯先生并没有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种感觉真是既让人毛骨悚然，又让人荡气回肠。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即使在最好的年代，15岁至30岁的人群中的团结意识也是一种威胁。这次文明衰退的过程被一种贯穿20世纪的不断强化的趋势放大了。埃利亚斯的译者、学术继承人和社会学家卡斯·武泰（Cas Wouters）说过，当“欧洲的文明进程”走到尽头之后，它被一个“去正式化进程”取代。文明进程一直是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传导规范和礼仪。但随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越来越没有人将上层社会视为道德典范，品位和风度的等级也被铲平了。去正式化影响到衣饰着装，人们抛弃了帽子、手套、领带和长裙，换上了运动便装。它也影响到了语言，人们开始用小名称呼朋友，不再冠以先生、夫人和小姐。此外，无数的变化显示，人们的言谈举止变得不那么拘谨，而是更随意、更自然了。[116]在马克斯兄弟出演的电影里，古板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如玛格丽特·杜蒙之流，已然成为被嘲弄的角色，而非竞相效仿的对象。

    在经历了一系列去正式化的打击之后，精英们又遭受到第二波冲击。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上层的道德污点，而随着批判的深入，更多的上流劣迹为人所知。这些劣行恶迹包括：普遍的贫困、欺凌美洲原住民、粗暴的军事干涉，特别是越南战争，还有稍后提出的环境掠夺问题，以及对妇女和同性恋的歧视。随着马克思主义——西方正统的公敌——被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接受而声名大噪，西方也有越来越多放纵不羁的文化人和追逐时髦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的拥趸。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日渐降低。[117]

    公众中荡平官僚政府、严厉追究统治集团的意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可取的。但这一运动有副作用，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风光不再，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阶层的暴力程度都低于劳动阶级和下层社会。价值观原来从宫廷向下渗透，现在则变成从市井街巷向上涌动，这一过程被称为“无产阶级化”和“价值标准堕落”。[118]

    这些逆文明浪潮而动的湍流，受到大众文化的欢迎和喝彩。显然，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的两个原动力不是这种倒退的原因。政府管制既没有蜕化到美国西部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那样的无政府状态，以商业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也没有退回到封建制度和实物交易。然而，埃利亚斯文明序列中的第二步——与更大的自制和相互依赖相应的心理变化，却在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年轻人中受到重挫。

    文明行为的内在主导——自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攻击目标。随心所愿、自我表达和反抗压抑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成为流行的警句，被印在徽章上。“那就干吧”（Do It）是政治煽动家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一本著述的书名。“干到你满意为止（甭管是干什么）”是乐队BT Express的流行歌曲中副歌的歌词。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大言不惭地说：“肉体重于思想，摇滚乐是属于脖子以下身体的音乐。”鼓动家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告诫说：“青春期重于成年期，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歌曲《谁是我这一代》中说：“希望在老去之前就死掉。”清醒受到诋毁，精神错乱被浪漫化，这一类电影有《脂粉金刚》、《飞越疯人院》、《红桃K》和《狂暴者》。最后，当然还有毒品。

    个体应该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在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彼此都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观念受到反文化一代的痛击。如果你能想象出一个画面，赤裸裸地与上述理念背道而驰，那可能就是滚石音乐了。“滚石”一词起源于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的一首歌，它与时代产生的共鸣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成就了三大文化标志：摇滚乐队、《滚石》杂志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首名歌。在歌中，他嘲笑一个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上流贵妇。蒂莫西·利里曾在哈佛大学当心理学教师，他的名言“追求自我，顺其自然”（Tune in, turn on, drop out）成了“迷幻运动”的响亮口号。工作中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协作，在他们眼里和出卖没有两样。迪伦在歌中这样唱道：

    哦，我已尽力，

    就是要做我自己，

    但所有人都要你

    和他们一样，

    你当牛做马，他们在唱歌，我已经厌倦。

    我再也不想给玛姬的农场干活了。

    埃利亚斯曾经写道，历史上计时装置和时间意识的发展，反映出人们自制和将自我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在张扬他或她的超我时，总是表现为对社交时间的反抗，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准时准点的时候，就和自己发生冲突。”[119]1969年的电影《逍遥骑士》是这样开场的，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在启程骑摩托巡游美国之前，不谋而合地将他们的手表扔到地上。同一年，乐队“芝加哥”（当时他们的队名是“芝加哥运输当局”）的第一张唱片中有这样的歌词：“真有人知道时间是什么？真有人在意？若真是如此，我无法想象这又是为什么。”当我16岁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也将我自己的天美时牌手表扔掉了。祖母看见我光秃的手腕大吃一惊，说：“没有手表，你还算个正派人吗？”她从柜子里掏出一块精工手表，那是她参观1970大阪世界博览会时买回来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用着它。

    同自制和社会交往一起受到攻击的还有第三个理想，即婚姻和家庭生活。此前几十年，正是因为婚姻和家庭，男人的暴力被大大地驯化了。一男一女倾心相许，结成一夫一妻的家庭，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子女，这一观念也成了大肆嘲弄的对象。这样的生活被说成是没有灵魂，墨守成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千篇一律、塑料般的不自然、平庸乏味，像“奥兹和哈里特”一样的郊区荒漠。

    我不记得在60年代看见任何人用桌布擤鼻涕，但流行文化确确实实是藐视清洁卫生、行为得体和节制性欲这些准则的。在人们眼里，嬉皮士永远是一副脏兮兮、臭烘烘的样子。以我个人的体验，这是诽谤。但是，如果说他们拒绝依照传统的标准梳洗打扮，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那幅有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图片中，一群赤身裸体的观众在泥浆中嬉戏，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仅仅是从唱片封套上（图3-17），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在唱片《销售一空》的封套上，罗杰·达尔特瑞身上酱汁沥沥，浸泡在装满番茄汁焗豆的浴缸里；在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昨天和今天》上，四名留着可爱拖把头发式的歌手身上挂着大片的生肉和残躯断肢的娃娃（这张封套很快被召回了）；滚石乐队的《乞丐的盛宴》的封套上是一个恶臭的公共厕所（原稿未能通过审查）；在《谁是下一个》的封面上，四位音乐家正在拉裤链，背景是一面尿渍斑驳的墙。对得体举止的蔑视也伸延到著名的现场音乐会中。在蒙特利流行音乐节上，吉米·亨德里克斯做出与他的扬声器交配的样子。

    图3-17 20世纪60年代藐视传统的清洁卫生和得体举止

    扔掉手表或者在茄汁焗豆里洗澡，完全算不上是暴力犯罪。60年代原本应该是和平和爱情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不过，对放纵声色的歌颂渐渐地变为对暴力的纵容，接着，就变为暴力本身了。在每一场音乐会的结尾，“谁人乐队”都要摔碎他们的乐器，为此大出风头。这原本只是无害的喜剧效果，但乐队鼓手凯斯·穆恩却实实在在地砸毁了十几间酒店房间；另一位乐师皮特·汤曾德在舞台上点爆他的套鼓，震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在舞台下殴打妻子、女友和女儿，因为“表面乐队”的键盘乐师和他的前妻约会，他威胁要剁下键盘乐师的双手；最后，1978年，在死于过量服用毒品之前，他驾车发生意外，碾死了自己的保镖。

    流行歌曲中有时会颂扬个人暴力，仿佛暴力不过是一种反正统的示威形式。1964年，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斯乐队唱道：“夏日姗姗，良辰当时，街头舞翩跹。”四年之后，滚石乐队的回应是，“岁月正当时，街头起烽烟”。在他们的《魔鬼陛下》和《致魔鬼的交响曲》两张唱片中，有一首长达10分钟、极富舞台效果的歌曲《午夜漫游人》，唱的是波士顿杀人魔王奸杀的真事，歌词是这样的：“我要砸烂你的玻璃窗/一拳！一拳穿透你的钢门/我……要……尖……刀……直……插……你的……喉咙！”摇滚音乐家满腔热忱，将每一个流氓、每一个系列杀人犯都看作意气风发的“造反派”或者“亡命徒”。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调侃了这种疯狂的热情。剧中的乐队谈论他们的计划，要以伦敦东区杀人犯开膛手杰克的生平为蓝本，写一部摇滚音乐剧。（合唱部分的歌词是：“你真是个调皮鬼呀，俏皮杰克！”）

    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之后不到四个月，滚石乐队在加州的阿尔塔蒙特高速公路举办了一场免费音乐节，组织者特地雇用“地域天使党”——当时和“反文化亡命兄弟”一样被浪漫化了的黑帮团伙负责保安事务。对于音乐会的气氛（恐怕也是整个60年代的气氛），维基百科在此条目下这样记录：

    一位体重超过350磅的大块头杂技演员沉浸在迷幻药的幻象中，脱光了衣服，疯狂地穿过人群，冲向舞台，听众被他推挤得东倒西歪。“地狱天使党”成员看到此景，从舞台上跳将下来，举起大棒，将此人打昏在地。

    后面的故事就不需要给出处了，纪录片《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做了详尽的记载。一名“地域天使党”成员在舞台上殴打“杰斐逊飞机”乐队的吉他手；米克·贾格尔试图安抚越来越暴躁的黑帮，但是劝阻无效；另一个“地狱天使党”成员用刀捅死一名年轻的观众，据说这名观众掏出了一支枪。

    * * *

    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时，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诬蔑它，说它败坏道德，腐蚀精神，教唆犯罪，鼓动违法。在克利夫兰的摇滚名人堂和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录像，全是这些老顽固喋喋不休地辱骂摇滚乐。不过，我们今天是不是——呃——要承认，他们当年是正确的呢？我们真的能够在60年代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和与之相伴而来的暴力犯罪上升之间找到联系吗？当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即使相关也不一定就成因果，应该说，是第三个因素，即反对文明价值观的力量，同时造就了流行文化和暴力行为的上升。无论如何，婴儿潮一代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人们的观念和流行文化当然是相互促进的，在边缘地带，总有一些敏感脆弱的个人和亚文化可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冲击，反文明思维也总要放出一些似是而非、花里胡哨的乱箭，煽动真正的暴力。

    其中之一是国家的司法机构自我设限。虽然摇滚音乐家几乎不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却能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赶上“时代精神”，着手为新时代的堕落和放纵寻找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间的暴力冲突是通向美好世界的道路。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都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与弗洛德的新诠释结合起来。弗洛伊德将在性压抑和精神压抑与政治压迫之间建立联系，鼓吹革命斗争就是从压制中寻求解脱。闹事者往往被视为造反和不服从，或者是种族主义、贫困和不称职的父母的受害者。无视公德的街头涂鸦者被看作“艺术家”，窃贼是“阶级战士”，街道流氓成了“社区领袖”。许多非常聪明的人也受到激进思潮的诱惑，犯下无比愚蠢的错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制造炸弹，引爆军队和政府设施，或者在武装抢劫中，驾车接应射杀警卫的凶手逃跑。几个满口华丽辞藻的心理变态犯人，将纽约的知识界糊弄得神魂颠倒，竟然组织游说，请求释放这些变态的罪犯。[120]

    从60年代初的性革命开始，到70年代女权主义兴起，对女性性欲的掌控，被视为成熟男子的一个特征。流行小说和电影，甚至披头士乐队的摇滚乐《狂奔逃命》（Run for Your Life）、尼尔·扬的《沿河而下》（Down by the River）、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乔，你好》（Hey Joe）、龙尼·霍金斯的《你爱谁？》（Who Do You Love）的歌词中，都充满性强暴和粗暴的性嫉妒。[121]“革命”政论文章甚至为一切找到了合理性，比如在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1968年的回忆录、畅销书《冰上灵魂》（Soul on Ice）中，这位黑豹党领袖写道：

    强奸只是起义的一个片段。违反和践踏白人的法律和价值体系，这让我感到愉悦，而蹂躏白人的女人——我相信，这一点让我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历史上白人就是这样使用黑人女子的，我对此是恨透了。我感到我就是在复仇。[122]

    莫名其妙的是，在这场起义中遭到欺凌的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他的政治原则考虑的对象，媒体对他的回忆录的评价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纽约时报》说：“精彩和有揭示性的。”《国家》周刊说：“一本非凡的书……文笔优美。”《大西洋月刊》说：“这是一位睿智、骚动、热情和优雅的男子。”）[123]

    法官和议员也受到将犯罪合理性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将恶棍关进监牢这个问题上越来越畏首畏尾。尽管当代的公民自由运动没有造成系列影片《警探哈里》中所说的情况，众多重罪犯“因技术问题而逍遥法外”，但执法力量疲软、犯罪率飙升却是事实。在美国，1962—1979年，犯罪嫌疑人被捕率从0.32下降到0.18，捕后判刑监禁率从0.32下降到0.14，犯罪嫌疑人被监禁率从0.10下降到0.02，下降至原来的1/5。[124]

    比把暴徒放归街头更具灾难性的是执法部门和社区完全脱节，导致某些居民区的秩序不断恶化。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浪、闲荡和乞讨被非罪化；轻罪——损坏财物、喷绘涂鸦、地铁和公车逃票，以及在公共场所便溺，则不再被警方关注。[125]感谢陆续出现的抗精神病药物，以及人们对异常行为的理解和态度上的变化，精神病院的病房总算是空了，但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数量翻了两番。店主和居民本来还互相关照，监督本地的捣蛋鬼，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向地痞、乞丐和劫匪投降了，举家撤往郊区。

    60年代的文明退化过程不仅影响了个人的选择，也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许多年轻人决定不再为“玛姬的农场”打工，他们不再追求受人尊重的家庭生活，而是和全是男性的群体在一起。在这样的群体内部，为争夺统治地位，侮辱或小规模的打斗以及流血报复都是家常便饭。由于性解放运动，男人有了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承担婚姻责任的情况下得到大量的性生活机会。有些男人想从毒品走私中分杯残羹，在这个行当里，“自助正义”是保护产权的唯一手段。（在80年代后期，强效可卡因市场竞争激烈，但进入的门槛特别低，原因是这种毒品可以被分成极小的分量出售。结果，在1985—1991年的凶杀增长中，25%是大量涌现的青少年可卡因毒贩。）在毒品走私本身特有的暴力成分之外，毒品本身和老牌的酒精一起，让人失去自持，变得焦躁易怒。

    美国非裔社区受到的文明退化影响最严重。他们从二等公民的历史弊端入手，这种弊端让许多年轻人在体面和下层阶级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徘徊。与此同时，新一波反正统的潮流正在向错误的方向推进。由于警察队伍中种族歧视的老情绪，加上司法系统姑息犯罪的新态度，与美国白人相比，黑人青年能够从执法部门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而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黑人。[126]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发展成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偏执，这就让自助正义成为唯一的选择。[127]

    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黑人家庭：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中首次指出：“在所有这些打击之外，受到重创的还有美国非裔的家庭生活。”一开始，他受到严厉的诋毁，但最终人们承认他是正确的。[128]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是绝大部分）黑人儿童是非婚生子女，很多人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这一趋势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显现，而后，性解放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而扭曲的福利激励，更是鼓励年轻妇女“与国家结婚”，而不是与孩子的父亲结婚。[129]父母影响论认为，没有父亲的男孩长大后有暴力倾向，因为家庭中缺少父亲的榜样和管教。虽然我对父母影响论持怀疑态度（比如，莫伊尼汉本人就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但大量的无父家庭确实还有其他原因能够导致暴力。[130]这些不养育自己子女的年轻男性厮混在一起，经常为争夺统治权而厮杀。市中心充满火药味，战斗一触即发，气氛恰如当年西部蛮荒地区的牛仔沙龙和矿工宿营地。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周围没有女性，而是因为女性缺乏谈判能力，无法迫使男性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的文明回归

    我们不应该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把60年代的犯罪热潮看作西方暴力减少的终结，或者标志着暴力的历史趋势是循环往复的，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像溜溜球那样不断地上下起落。美国的年均凶杀率近年来最糟糕的记录是1980年的10万分之10.2，相当于西欧1450年凶杀率的1/4，因纽特人的1/10，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凶杀率的1/50（见图3-4）。

    这个数字被证明是最高值，而不是常态，亦不能预示未来的走向。1992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凶杀率比前一年下降了近10%，接着，它连续7年下降，在1999年达到5.7，是196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31]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随后的7年中，凶杀率继续维持在低水平，并进一步下降，从2006年的5.7跌至2010年的4.8。在图3-18中，上面的那条曲线是1950年以来美国凶杀率的走势，包括21世纪所达到的新低点。

    图3-18 1950—2010年美国凶杀率，1961—2009年加拿大凶杀率

    资料来源：美国的数据来自《联邦调查局1950—2010年犯罪统计一览表》，美国司法统计局，200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b，2011年；福克斯和扎维兹，2007年。加拿大的数据，1961—2007年，来自《加拿大统计》，2008年。加拿大2008年的数据，《加拿大统计》，2010年。加拿大2009年的数据，K.哈里斯，“加拿大犯罪率下降”，《多伦多太阳报》，2010年7月20日。

    图中还显示了加拿大自1961年以来的走势。加拿大人的凶杀率不到美国人的1/3，这部分是因为加拿大警方在19世纪移民定居之前先行进入西部边疆，未给暴力的荣誉守则留下滋生的土壤。除了这一点，加拿大凶杀率的起伏和其南方邻国的曲线相平行，1961—2009年的相关系数为0.85。加拿大的凶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下降了35%，而美国则下降了42%。[132]

    90年代美加两国凶杀率下降的平行轨迹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两个国家以及西欧各国，在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执法部门的政策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相似的暴力跌势。[133]图3-19给出了5个主要欧洲国家在20世纪的凶杀率。60年代之前，凶杀率呈长期下降趋势，60年代出现反弹，最近又回到较低的水平。每一个主要欧洲国家的暴力都在减少，英国和爱尔兰在某一段时间内似乎是例外，但在进入21世纪后，它们的暴力也开始减少了。

    图3-19 1900—2009年5个西欧国家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艾斯纳，2008年，不包括英国，2009年，沃克等人的数据，2009年；人口估计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2009年。

    不仅凶杀减少了，其他类型的伤害案也减少了。在美国，各类主要犯罪都减少了一半，包括强奸、抢劫、重伤、入室盗窃、扒手，甚至偷车。[134]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趋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深有感受。游客和年轻的美国白领又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带，犯罪不再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

    没有任何专家预测到这一进展，甚至在下降趋势开始之后，流行的观点仍然是，开始于60年代的犯罪增长趋势将会持续，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詹姆斯·Q.威尔逊在1995年的论文中说：

    地平线外，阴霾密布，风暴将至。人口再次变得更年轻了。到90年代末，14~17岁年轻人的人数将比现在多出100万。在这100万人中，有一半是男性，其中有6%将是高频率惯犯——在已有的罪犯之外，我们还将多出3万名抢劫犯、杀人犯和盗贼。做好准备吧。[135]

    在地平线上的阴霾之外，其他犯罪评论员又添上了更多耸人听闻的形容词。詹姆斯·艾伦·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2005年还预测说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犯罪高潮“将非常之恐惧，相比之下，1995年反倒成了 ‘过去的好时光’”。[136]约翰·迪卢洛（John DiIulio）发出警告说：到2010年，将有超过25万个新“街头超级杀手”，他们将让“‘红血帮 ’和 ‘蓝瘸帮 ’看起来就像是驯养的宠物”。[137]《泰晤士报》的前编辑在1991年预测，“到2000年，纽约将是一座没有蝙蝠侠的 ‘哥谭市’”。[138]

    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尔迪亚也许会说：“我犯的错误，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威尔逊说得最到位，他说：“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将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谋杀专家所犯的错误是，在对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上太过自信。80年代后期，毒品推动的暴力犯罪泛滥，大量青少年被卷入其中。而作为婴儿潮的回应，90年代，青少年人口势必会增长。但是，总体而言，二十几岁和十几岁的青少年犯罪倾向群体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是减少的。[139]即使这个修正后的统计数据也无法解释90年代的犯罪减少。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是缓慢的，每一个年龄组的人口，是被总人口这条大蟒蛇逐个吞噬下去。但90年代的犯罪率连续7年急剧下降，以后的9年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与60年代的犯罪率的上升一样，每个年龄段暴力发生率的变化抵消了这些群体规模所产生的影响。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用经济来解释犯罪趋势，其效果未见得比人口构成说更有说服力。虽然美国90年代的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在加拿大却是上升的，但加拿大的犯罪也减少了。[140]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也在上升，但暴力却在减少，而爱尔兰和英国的失业率在下降，暴力却在增加。[141]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此感觉惊讶了，因为犯罪学家早已知道失业率和暴力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142]（与失业率具有某种相关性的是财产犯罪。）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此后的三年内，美国的凶杀率又下降了14%。犯罪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对记者解释说：“人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一旦经济恶化，犯罪也会恶化——这个观念现在是错误的，而且从来就没正确过。”[143]

    在经济指标中，不平等通常比失业更能准确地预测暴力。[144]但是基尼系数，即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1990—2000年是上升的，犯罪数量却是减少的，而基尼系数在1968年达到历史性的低点，犯罪数量却开始猛增。[145]用收入不平等来解释暴力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全州或者全国的范围内，两者呈现相关性，但在一个州或者一个国家的内部，两者之间仍然缺乏相关性。这一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促生暴力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国家治理和文化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同时造成了不平等和暴力。[146]（比如，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贫民区没有警力保护，很有可能成为暴力肆虐的三不管地带。）

    另一个错误的先入之见通常来自权威的评论家，他们总是把社会趋势和针对某些新闻时事的“国民情绪”联系在一起。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绪骚动，但是凶杀率并没有受到影响。

    * * *

    受90年代暴力减少的启发，暴力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假设。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一本书，主题是关于暴力减少的历史时，不断有人对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解释说，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堕胎合法化后，那些本来没有人愿意生养，成人后又大多成为罪犯的孩子，就不用出生了；那些不情不愿的或者不合格的母亲，从此可以选择堕胎了。我在2001年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当时是经济学家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和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提出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玩了，不可能是真的。[147]任何假说，只要它来自外行，想用一个单一的、被忽略了的事件解释重大的社会现象，几乎肯定是一个谬误，即使它当时能找到一些数据作为支持。不过，莱维特和记者斯蒂芬·迪布内（Stephen Dubner）合著了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将这一理论普及到大众。现在，大部分公众都相信90年代犯罪率下降是因为70年代的妇女打掉了有犯罪宿命的胎儿。

    公平地说，莱维特强调，罗伊诉韦德案只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四个因素之一，他也给出了精巧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证明这一关联。比如，在1973年之前，有几个州堕胎已经合法化，而犯罪率最先出现下降的也是这几个州。[148]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是对一条漫长的、有假设前提的、牵强的因果链的两端进行比较——能够得到合法堕胎为第一环，20年后的犯罪率下降为最后一环——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被忽略了。这些环节包括以下几个假设：合法堕胎使“不想要的孩子”减少，“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而第一代经过堕胎筛选的年轻人是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先锋。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在最先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自由派各州，毒品瘟疫的发生和结束也比较早），而中间的各个过渡环节，不是非常脆弱，就是根本不存在。[149]

    首先，魔鬼经济学理论假定，妇女刚好在1973年前后可能受孕怀上不想要的孩子，此后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孩子是否被生出来。一旦堕胎合法化，男女双方有了堕胎做避孕的备份方案，也就很有可能进行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生活。如果妇女会怀上更多“不想要的孩子”，堕胎这个选择，也不过是让“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保持不变而已。事实上，“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甚至可能会升高，妇女有了堕胎撑腰壮胆，在性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有了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爱。但是，一旦发现怀孕，又开始拖延犹豫或者改变主意。这也许真能解释为什么1973年之后，美国妇女中最弱势的几个群体——贫困、单身、青少年和非裔——出生的孩子，在新生儿总人口中的比例没有减少。魔鬼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没有实现。而且，这一比例增加了，增加的幅度还非常大。[150]

    在有犯罪倾向的人口内部，妇女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异吗？魔鬼经济学理论似乎是全面倒退的。在意外怀孕并且不准备抚养孩子的妇女中，选择终止妊娠被看作向前看、有现实感、能够自律；而接受怀孕生下孩子，则属于听天由命、没有条理，或者很不成熟，只想到可爱的婴儿，而想不到他们不服管教的青春期。几项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151]在年轻孕妇中，与完成妊娠或者发生流产的人相比，选择堕胎的人学习成绩更好，更少申请福利，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但如此来说，堕胎的可获得性，也可以导致出现犯罪倾向更强的一代人，因为通过基因选择或者环境选择，它淘汰了那些最有可能思考和有自制力的人。

    魔鬼经济学中关于犯罪的心理原因的理论来自《哎呀，克鲁普克警官》。黑帮分子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说：“他们本来不想要我，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还是来了。吼吼吼！大蜥蜴！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个大浑蛋！”这就是合理性。虽然“不想要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会犯下更多的罪行，但原因更可能是，生活在犯罪倾向环境中的妇女更有可能有更多“不想要的孩子”，是环境而不是“不想要”本身导致了更多的犯罪。对父母管教的效果和伙伴压力的效果所做的比较研究显示，假定基因为不变量的话，伙伴压力的效果总是压倒父母的影响。[152]

    最后，如果1973年后的堕胎合法化塑造了更加厌恶犯罪的新生代，那么犯罪率的下降就应该从最年轻的群体开始逐渐升高，年龄越大的群体，犯罪率越高。比如，1993年16岁的青少年（1977年出生，当时堕胎正如火如荼）应该比1983年的青少年（1967年出生，当时堕胎是非法的）所犯的罪行少。按照同样的逻辑，1993年时22岁的青年应该是富于暴力的，因为他们出生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的1971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合法堕胎时代出生的第一批婴儿达到20多岁，20岁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才应该开始下降。但事实完全相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合法堕胎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成年时，他们不仅没有压低凶杀案的统计数字，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而在罗伊案裁决之前出生的、年龄略长的这批人放下刀枪的时候，犯罪率开始下降，并从这个年龄组开始传递到后面的年龄组。[153]

    * * *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最新一轮的暴力减少呢？许多社会学家都尝试过，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是，暴力减少有多种原因，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太多的事情同时发生了。[154]尽管如此，我认为有两个宽泛的解释最有道理。第一个是，利维坦——国家的权力更大、更聪明，也更有效了；第二个是，20世纪60年代虽然发生了反主流逆潮，“文明的进程”又回到了轨道上，并且进入了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抢劫、蓄意破坏和驾车行凶的行为，国家开始在几个方面强化刑事司法体系。最有效也最残酷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在监狱里待更长的时间。2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的监禁率一直维持不变，在70年代初甚至有所下降，随后则连续增长了近5倍。今天，美国监狱关押了200多万人，监狱服刑率为世界之冠。[155]监狱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0.75%，在年轻男性，特别是非裔美国年轻男性中所占比例就更高了。[156]美国监禁率上升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原因有几个，包括有关强制量刑的法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大量新建监狱（以前农村社区会奋起抵制，叫喊“别在我的后院”，现在却为了刺激经济而表示欢迎），还有“缉毒战”（拥有少量可卡因和其他管制药物都是犯罪行为）。

    研究犯罪率下降的理论大多都华而不实，但大规模监禁肯定能够降低犯罪率，因为它运作的机制几乎没有可动的部分。监禁将最具犯罪倾向的人从街道上带走，使他们丧失（行为）能力，犯罪的统计数字当然就会下降。尤其是在少数人犯有大量罪行的情况下，监禁的效果特别显著。比如，有关费城的犯罪记录的经典研究发现，6%的青年男性犯了超过一半的罪行。[157]犯罪量大的罪犯被抓获的机会也大，也最有可能被检控和被判刑关押。而犯有暴力罪的人，也往往会卷入其他麻烦，因为他们的倾向就是只要能及时行乐，绝不惜牺牲长远利益。他们大多不能完成学业，不愿工作，总是遇到各种事故，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破坏财物，酗酒，吸毒。[158]一个搜捕吸毒者和小毛贼的监狱王国，不免要顺带捕获一些暴徒，这样留在街上的暴力犯更见稀少。

    监禁还具有间接威慑的作用。一个被判过刑的人出狱后，再次犯罪之前会有所犹豫，而熟识他的人，也会吸取他的教训。要证明监禁对人有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无法再进入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困难，因为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不支持这个观点。在犯罪率高的地区，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也多，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监禁带来了高犯罪率，而不是减少犯罪。但是，如果方法得当（比如，检视某一时间在押犯的增长和稍后一段时间的犯罪数量减少是否相关，或者，检视法庭下令减少在押犯人数之后，是否导致犯罪数量增多），监禁的威慑效力是可以被测试的。莱维特和其他犯罪统计学家的分析认为确实存在威慑效应。[159]有人总是更喜欢真实世界的经验，而不是精巧的统计模型，他们可以去看看1969年蒙特利尔警察罢工的故事。警察离开岗位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蒙特利尔这个以安全著称的城市发生了6起银行抢劫案、12起纵火案、100起商店洗劫案、2起谋杀案。当局紧急召回所有警察以恢复社会秩序。[160]

    但是，说监禁人数暴涨导致犯罪数量减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161]首先，监狱的膨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暴力的减少是10年之后才出现的；其次，加拿大并没有扩张监狱，但其犯罪率也下降了。这些事实尽管不能否认监禁效应，但它们迫使该理论做出额外的假设，比如监禁效果需要时间逐渐生效，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向全国扩散。

    大规模的监禁即使能够降低暴力，其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一旦将暴力倾向最强的人锁进牢房，继续监禁更多的犯人，降低暴力犯罪率的效果会迅速递减并消失。因为新来的犯人危险性越来越小，将他们从社会上清除出去，对暴力犯罪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162]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暴力倾向会减弱，对超过一定年龄的犯人继续监禁，对减少犯罪率也没有多少意义。因此，监禁水平存在一个最优度。但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很难把握这个最优，因为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监禁率只会不断上升；在民选法官，而不是任命法官的选区，情况更是如此。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他胆敢表示监狱里关押的人已经太多而且时间也太长，竞选对手就会在电视广告上说此人“对犯罪心慈手软”，并将此人赶下政坛。其结果是，美国监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尤其是对美国黑人不合比例的高监禁率，让非裔社区丧失了大量男性成员。

    20世纪90年代利维坦提高效率的第二个方式是扩张警察队伍。[163]克林顿总统不愧是一位政治天才。1994年，他支持立法，承诺为美国增加10万警力，并由此出奇制胜地压倒了他的保守派对手。新增的警力不仅可以制止更多的犯罪，而且这些警察在街头出现本身就让很多人放弃了犯罪的念头。美国英文中的“扁平足”原来在口语中是“警察”的意思，现在他们又赢回了这一绰号。很多警察重新开始在街区内步行巡逻，不再仅仅坐在警车内等待呼叫后再赶往犯罪现场。在有些城市，比如波士顿，警察和假释官一起巡逻。假释官对那些最糟糕的前科犯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有权为任何过失再次逮捕他们。[164]在纽约，警察总局迫不及待地追踪各个街区的犯罪报告，一旦发现犯罪率有所上升，就立刻向分局的局长问责并施压。[165]警察的曝光率成倍提高，即使是对那些轻罪，比如涂鸦、乱扔垃圾、咄咄逼人的乞讨、在公共场所喝酒或小便，以及在红灯时强行擦拭挡风玻璃后向司机勒索现金，他们也不会坐视不理。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在他们著名的“破窗理论”中首先提到，一个整洁的环境告诉大家，此地的警方和居民决心协力维持治安，而一个乱涂乱画和又脏又乱的环境则意味着此地属于三不管地带。[166]

    是不是更强大和更聪明的警察力量抑制了犯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通常是社会科学中充满困惑变量的老鼠洞，但从整体来看，即使我们不能明确到底是哪一种手段发挥了作用，我们的回答仍然是：“是，有一部分是。”不仅有几项分析表明，确实是新的警务工作抑制了犯罪，而且在完善警察体制上付出最大努力的辖区——纽约市，其犯罪率的下降也最显著。纽约曾经是罪恶都市的象征，现在则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犯罪率的降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其他地区的犯罪率下降势头减弱后，纽约仍然保持了犯罪率继续下跌的势头。[167]犯罪学家富兰克林·齐姆林（Franklin Zimring）在《美国犯罪大下降》（The Great American Crime Decline）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如果犯罪下降中的35%（美国全国犯罪下降中的一半），是由更多警力、更积极的治安管理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共同促成的，那么，这将是迄今为止城市警务史上在防止犯罪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168]

    警方的“破窗”治安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厌恶“破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似乎证明社会保守派（包括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亚尼）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暴力犯罪的水平取决于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如贫困和种族主义之类的“根本原因”。很难用一般的相关性分析来证明“破窗理论”，因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城市同时也增雇了大量警员。[169]不过，《科学》杂志最近报道了一项非常有创意的研究，它通过科学的黄金标准——一个实验操作和一个对照组，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

    三名荷兰研究人员选择了格罗宁根的一条小街，荷兰人在那里停放自行车，研究人员在每辆自行车的车把上贴上广告。车主必须撕去广告贴才能骑车，但研究人员搬走了所有垃圾筒。车主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将广告贴带回家，或者将其扔在地上。在停车点的上方是一个显眼的标牌，指示“禁止涂鸦”，此外还有一面墙。实验者或者在墙上涂鸦（此为实验组），或者让墙面保持光洁（此为对照组）。当墙面布满涂鸦的时候，将广告贴随手扔在地上的人是对照组的两倍——和“破窗理论”的预测完全一样。在其他研究中，如果人们看见到处都是不还回商店的购物车，或者听到远处非法燃放爆竹的响声时，随地弃置垃圾的行为就会增多。受到影响的远远不只随手乱扔垃圾这种危害不大的违规行为。在另一项实验中，一个信封半露在信箱外面，明显可以看到信封里装有一张5欧元的钞票。当信箱被乱涂乱画或被垃圾包围时，1/4的行人会偷走信封；而当信箱干净的时候，偷信的人减少了一半。研究人员说，整洁的环境培养责任意识，不是通过威慑——因为格罗宁根的警察几乎不会惩罚乱扔垃圾，而是通过给出一个社会规范的信号：在这里生活的人遵守规则。[170]

    * * *

    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规范发生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正如30多年前犯罪率上升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虽说警方的各项改革对美国暴力的迅速减少肯定有贡献，特别是在纽约，但是要记住，加拿大和西欧的暴力犯罪水平也下降了（尽管下降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大力扩张监狱和警力。就连一些最冷静的犯罪统计学家也举手投降，并得出结论，即文化和心理的变化是难以被计量研究的，而它们肯定是在影响因素之列。[171]

    “90年代犯罪率大幅下降”是一个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个大趋势可以被称作“文明复兴进程”。首先，60年代的一些愚蠢的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些主义的崩溃，以及对其带来的经济灾难和人道灾难的认识，撕掉了革命暴力的浪漫面纱，让人们怀疑在枪口下重新分配财富是否睿智。对强奸和性虐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的信条“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听起来让人反感，而不是感到自由和解放。下城黑人区的暴力、儿童被驱车枪击的流弹击中、教堂里青少年的葬礼被持刀黑帮骚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罪恶，不再能用“对贫困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作为开脱。

    随之而来的是文明攻势的浪潮。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60年代的一个积极的遗产是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的革命。随着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成为正统，这些权利运动开始整合力量。他们将强奸、殴打妻子、仇恨犯罪、欺凌同性恋和虐待儿童纳入法律与秩序的框架，从一种反叛型的运动变成一种进步型的事业；他们努力将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街道变得对弱势群体更加安全（比如女权主义者举行反对强暴妇女的示威“还我安宁夜”），从而也是对所有人都更加安全。

    90年代一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文明攻势来自美国非裔社区。他们肩负起重新教化自己的年轻人的重任。和100年前美国西部的平定一样，其主要的道德源泉是妇女和教会。[172]在波士顿，由雷·哈蒙德、尤金·里弗斯和杰弗里·布朗领导的神职人员小组与警方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打击团伙暴力。[173]他们熟悉当地社区的情况，知道谁是最危险的帮派成员。他们向这些人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警方和社区正在监视他们。他们不是与这些帮派分子谈话，就是找他们的母亲或者祖母谈话。社区领袖的努力截断了冤冤相报的循环，他们与那些刚刚受到过欺压的帮会成员谈话，劝说加施压要求他们放弃报复。这样的干涉之所以有效，不仅是因为有了被逮捕的恐惧，而且，这样的外部压力给了帮会成员一个“退缩”的借口，让他们在让步的同时又不丢面子，很像是一个孱弱的求情人往往能劝解开两个打架的强壮男人。这些努力共同造就了90年代的“波士顿奇迹”——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5；自该时期至今，尽管有些波动，但它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174]

    警察和法庭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将工作的重心从严刑峻法及其威慑，转移到文明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强化人们心目中政府权力的正当性。一旦执法和司法系统运作有效，有头脑的小兄弟就知道，“老大哥”——政府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扑向他们，让他们的非法生意血本无归。没有哪个民主制度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意愿，能够将社会变成某种“斯金纳箱”。犯罪行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样本”能够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所以取样要足够公平，公民才会认为整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决定一个制度的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是，必须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个制度确立之后，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每个人的敌人，都明白犯法必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会产生内在的自我约束，不去从事掠夺、先发制人的进攻以及滥用私刑这些勾当。但是，过去在美国许多地区的法庭上，刑罚的裁处没有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对于被告，判刑更像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而不是某种特定行为带来的可预见的后果。罪犯缺席假释听证会，或者被检验证明吸毒却不受惩罚，他们看见其他罪犯也是这样干的，而且也都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某一天，他们突然被判监禁，刑期长达数年。他们当然想不明白，只能觉得这完全是自己厄运当头。

    但是现在，法官和警察以及社区领袖一起办案，他们对付犯罪的策略更加多样，对重罪犯处以严厉得出乎意料的重刑，对轻罪犯则采取轻惩但必罚的政策。比如，缺席一次假释听证的罪犯，一定会被带回监狱吃几天牢饭。[175]这一转变其实是利用了人们的两个心理特性（我们将在“善良天使”一章做详细解释）。一个特性是，人，特别是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人，总是不看重未来，对假定的和滞后的惩罚比较麻木，但对确定的和立即发生的惩罚则会有较强烈的反应。[176]另一个特性是，人都是在道德层面上构想自己与其他人以及与各种组织的相互关系，将这些关系分为两类，或者是原始的实力竞争，或者是互惠和公平原则下的合约。[177]史蒂文·阿尔姆法官设计了一套成功的“强制假释”制度，他这样总结说：“如果一套制度在执行中不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违规的处罚漫无章法，人们就会认为，‘我的假释官不喜欢我 ’，或者 ‘某某对我有偏见 ’，而不是所有的违规者都受到同样的对待。”[178]

    为平息暴力出台的新措施，也强调培养“文明的进程”的内在动力——共情和自制。波士顿将新措施命名为“十点联盟”，宣言中阐述了十大目标，诸如“推广和宣传有助于降低黑人社区内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新文化，我们作为一群人，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让我们个人和集体均落后于人，针对这一问题发起对话、内省和反思”。在这些新举措中，有一项叫作“停火行动”的配合方案，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设计方案时完全遵循了康德的信条——“仅仅是源于外部压力的道德永远是不充分的”。[179]记者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对一次建立感情纽带的活动做了如下报道：

    我参加过这样一次活动，它充满那种可以感受到的、几乎是渴望福音般的愿望，要让那些帮伙成员得到洗心革面的体验。一位上了年纪的前犯罪团伙的成员阿瑟·费尔普斯——人们都叫他“老爹”，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37岁的妇女推到房间的中央。她叫玛格丽特·朗，胸部以下高位截瘫。费尔普斯流着眼泪说：“17年前，我开枪打中了这位妇女，从此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承受这个后果。”朗哭喊着说：“我只能在口袋里上厕所。”说着，她从轮椅的口袋里掏出结肠造口包，举起来，在场的年轻里人眼睛里满是恐惧。最后一位演讲的是名叫阿龙·普林斯三世的街头社工，他大声喊：“你的房子起火了！你的家正在燃烧！你们要救自己一命吗？站起来吧！”在场有3/4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仿佛他们身上有木偶的提线被拉紧了一样。[180]

    90年代的文明攻势还试图赞颂责任价值观，引导年轻人远离充斥暴力的生活。美国首都华盛顿曾经举行过两次令人瞩目的大游行，分别是由黑人路易斯·法拉汉组织的“百万人大游行”和由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运动“守约者”组织的大游行。两者的宗旨都是宣示男子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虽然两者都带有令人不安的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印迹，它们在其弘扬的文明回归进程中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大分裂》（The Great Disruption）一书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随着90年代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其他指示社会病态的指标，比如离婚率、福利依赖率、少女怀孕率、退学率、性病率以及青少年车祸案和枪伤案也都下降了。[181]

    * * *

    过去20年的文明回归进程不仅是回归自中世纪以来席卷西方的历史潮流。最初的“文明的进程”是国家统一和商业增长的副产品，但最近的犯罪下降，则是针对保障和提升人民福祉的主动设计。另一个具有新意的特点是，此次复兴将文明的表面修饰与我们最关切的共情和自制的培育分离开来。

    90年代的文明回归并没有在流行文化中完全推翻60年代的反文明成果。许多最近涌现的流行音乐风格，比如朋克、金属、哥特、垃圾摇滚、黑帮说唱和嘻哈，让原来的滚石乐队看起来古板得就像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血腥；只要轻点鼠标，互联网上无限供给的色情随手可得；暴力娱乐的新平台——电子游戏，成了许多人的主要消遣。

    不过，在这些文化颓废品大行其道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减少了。无须将文化的时钟扳回《奥兹和哈里特》时代，文明回归进程还是扭转了社会功能失常的问题。某天晚上，我坐在波士顿的地铁车厢中，看见一个面相凶狠的青年。他身着黑色皮夹克，脚蹬长筒靴，文身，戴着戒指和饰钉。其他乘客都尽力和他保持着距离，可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没人愿意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吗？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哎！”

    所谓“被遗忘的一代”在90年代成人并进入社会，人们常说他们精通媒体、诙谐讥讽，属于后现代派。他们可以摆出各种姿式，尝试各种风格，让自己沉浸在低俗的文化流派中，却不会对其中任何一种玩意儿真心投入。（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婴儿潮那一代年轻人精明老到得多，后者当年将摇滚音乐家的胡言乱语奉为严肃政治哲学般的金科玉律。）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缺少这样的洞察力。记者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2000年出版的《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指出，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布尔乔亚—波希米亚人”——反传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以社会边缘人的姿态，享受着完全正统的生活方式。

    卡斯·武泰与晚年的埃利亚斯进行过对话。武泰深受启发地表示，我们正生活在文明进程的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信息时代的长期趋势，它正在导向埃利亚斯所说的“情感控制的可控放纵”，即武泰所说的第三天性。[182]如果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主导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进化动机，第二天性是文明社会中教化而成的习性，那么，第三天性就是对这些习性的有意识的反思。我们从中评价文化规范中哪些方面值得坚守，哪些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让自己文明起来，必须将所有的自发性和个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今天，非暴力原则已经生根开花，我们可以放弃某些已经变得陈腐的清规戒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在公共场合裸露大量皮肤，男性在公共场合爆几句粗口，都不能算是文化衰落的迹象。相反，这说明，他们生活在文明社会，无须担忧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言行举止而受到骚扰和伤害。小说家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是这样说的：“文明人比野蛮人更粗鲁无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不讲究礼貌，还能保住脑瓜不被开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用餐刀把青豌豆推到我的餐叉上。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

    那些能让你相信荒诞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伏尔泰

    世界各地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博物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灵格姆（Burlingame）有一个皮礼士纪念品博物馆（Museum of Pez Memo-rabilia），展品是500多个卡通人头像的小糖果筒。在巴黎，游客排着长队，为的是看一眼城市下水道博物馆。得克萨斯州麦克莱恩市的“魔鬼的绳索博物馆”展出铁丝网的各种细节和种类。在东京，目黑寄生虫学博物馆邀请参观者“试着不带恐惧感地看待寄生虫，花些时间了解奇妙的寄生虫世界”。而在雷克雅未克，那里的“阳具博物馆收藏了冰岛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陆地和海洋哺乳动物的100多具阴茎与阴茎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最不愿意去消磨时光的博物馆当属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的中世纪刑事和酷刑博物馆。[1]旅游网站www. tripadvisor. com上的一条有用的评论说道：“门票8欧元。对于十几间小展室，总数不超过100~150件的展品来说，门票的确是略贵了。但是如果您对恐怖死亡主题感兴趣，那您不应该过门而不入。在那些阴森的、石头墙的房间里，装满了执行酷刑和死刑的刑具的原件与复制品。每一件展品都配有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精彩说明。器械的每一个小孔小扳是用于肢解哪个部位的，谁是老客户，受害人是怎样受罪/死亡的，都有详尽解说。”

    在这些展示中世纪残暴的展品中，那些自认对暴行历史了如指掌的读者，还是能发现某些令人震惊的东西。那里有西班牙宗教审判所用过的“犹大的摇篮”：受刑人赤裸着身体，手脚被捆缚住，靠腰上围着的铁环吊起来，再被放到一个锋利的楔形桩上，锋尖对准肛门或者阴道；一旦受刑人放松肌肉，锋尖就会刺入并撕裂他们的身体。“纽伦堡的处女”是“铁姑娘”的一种，上面的铁刺经过精心排布，不会刺穿受刑人的要害部位，避免让其在受够折磨之前结束生命。一套雕版画展示：受刑人被拴住脚踝骨倒吊起来，身体从胯裆处向下被锯成两半。解说词说，欧洲各处使用这一刑法，惩罚包括叛乱、巫术和违抗军令等罪行。“梨刑”是一个可以分开的、布满尖刺的木球，将其塞入受刑人的口中、肛门或阴道后，再用螺栓装置打开木球，从身体内部将受刑人撕裂。这一刑罚被用于鸡奸、通奸、乱伦、异端、亵渎和“与撒旦性交”。“猫爪刑”或“西班牙挠子”是一种多齿的钩子，用来从受刑人身上扯下或刮碎皮肉。“耻辱面具”被做成猪头或者屁股的形状，除了公开羞辱外，为阻止他们叫喊，受刑人还要忍受鼻子和口中被塞进刀片或木球的痛楚。“异教徒之叉”有一对两端都是尖刺的叉子，一端顶在受刑人的下巴上，另一端架在他的脖子上，一旦受刑人的肌肉疲劳放松，铁叉的两端就会刺穿他的下巴和脖子。

    中世纪刑事和酷刑博物馆里的刑具并非都是罕见品。在圣马力诺、阿姆斯特丹、慕尼黑、布拉格、米兰和伦敦塔，都能看见中世纪酷刑器械的收藏。在许多咖啡桌书籍中，人们能看见成百上千幅酷刑图片，比如《艺术中的宗教裁判和刑罚》。图4-1复制了一些此类图片。[2]

    当然，酷刑不是过去才有的东西。当代“警察国家”一直在使用酷刑，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中，匪帮也在使用酷刑。而民主国家在侦讯与平暴行动中也会动用酷刑，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小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所作所为。但是，近来发生的零星的、秘密的并受到举世谴责的酷刑事件完全不能和中世纪欧洲历经数百年的制度化残暴相提并论。酷刑在中世纪不用隐藏，不受非议，亦无须婉语修饰。它不仅是野蛮政权以此恐吓政敌或温和政府从恐怖嫌疑分子那里榨取情报的一种策略。它不是被煽动起来的疯狂大众的心血来潮。酷刑已经融入人们的公共生活。它还是一种逐渐培育并得到祝福的惩戒方式，是艺术创造性和技术发明的一个宣泄口。许多酷刑的刑具做工精良，装饰华美。设计它们，不是仅仅造成肉体的痛苦，一顿暴打也能制造足够的痛苦，而酷刑还要激发人们内心的恐惧，诸如刺入身体的某些孔穴，在人体的皮囊里翻搅，将受刑人以屈辱的姿势昭示大众，或者将他们放在某种位置，当他们体力耗尽支撑不住的时候，痛楚剧增，不是被刑具断肢毁容，就是丧命。酷刑行刑人是他们所在时代顶级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专家，他们利用知识让痛苦最大化，避免造成让受刑人失去痛感的神经损害，尽量在受刑人死亡前延长意识清醒的时间。如果受刑人是女性，残暴还要被色情化：妇女在受刑前被剥光衣服，她们的乳房和阴部往往是施刑的目标。冷笑话对受害者的苦难毫无同情。在法国，“犹大的摇篮”被称为“守夜人”，因为受刑人不能入睡。受刑人可以被装在一只铁牛里活活烧烤，他的嘶喊声从牛嘴里传出来，仿佛是野兽在嚎叫。一个被指控扰乱治安的人可能会被迫戴上“喧嚣者的长笛”，即一种模仿长笛或小号形状的刑具，一头是一个铁项圈套在受刑人的脖子上，刑具上有夹碎手指骨和关节的钳子。许多酷刑装置被做成动物的形状，再加上一个怪诞的名字。

    图4-1 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酷刑

    资料来源：“锯刑”，赫尔德，1986年，第47页。“猫爪刑”，赫尔德，1986年，第107页。“刺穿刑”，赫尔德，1986年，第141页。“火刑柱”，平克，2007年a。“犹大的摇篮”，赫尔德，1986年，第51页。“轮上受刑”，普皮，1990年，第39页。

    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文化就是残忍。欧洲大陆各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执行酷刑，成文法中明确写有对轻罪的处罚，包括剜目、烙印、割手、割耳、割鼻、割舌和其他残害身体的刑罚。死刑则是残忍的极致，延长行刑折磨的方式有火刑、轮刑、五马分尸，穿透直肠的刺穿刑，开膛剖腹将肠子绕成一卷；甚至绞刑，也是慢慢吊起、慢慢窒息，而不是快速拉断颈项。[3]基督教会在宗教审判、驱巫和宗教战争期间，亦大施残忍的酷刑。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名为英诺森（Innocent，意思是“清白无辜”）四世的教皇在1251年批准实施酷刑，多明我会的修士兴致盎然地执行了这一敕令。装帧精美的大开本休闲书籍《宗教审判》（Inquisition）中提到，在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治下，宗教审判“无休无止”。保罗，一个多明我会修士，一度做过宗教审判大审判长，其本人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酷刑行刑人、残暴的大屠杀的刽子手。他热衷此道并才华出众，1712年因此被封圣”。[4]

    酷刑不只是一种粗暴的正义，一种用更大的暴力阻止暴力的蛮横尝试。大部分被送上绞刑架和火刑架的罪犯都是非暴力犯罪。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应该受任何法律惩罚，比如异端、渎圣、叛教、批评政府、八卦、说脏话、通奸和非正统性行为。基督教和世俗的法律系统都受罗马法启发，为获取忏悔而动用酷刑，并根据这样的忏悔判处被告有罪。他们完全无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一个人为了停止剧烈的痛苦，可以承认任何罪行。比起用酷刑阻止、恐吓和获取可核查的信息，比如同谋的名字或武器的地点，酷刑用于确保忏悔，实在是更加荒唐。没有哪一种裁决比下面的情况更荒诞了。如果一个罪犯在火刑中被烧死了，没有奇迹发生挽救他的性命，那就证明他是有罪的。一个疑为女巫的女子在捆缚手脚后被沉塘，如果她浮在水面上，说明她是女巫，会被处以绞刑；如果她沉下去淹死了，就证明她是无辜的。[5]

    与人们现在的印象完全不同，刑讯逼供并不是藏在地牢里，而是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它们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欢呼雀跃中围观受刑人挣扎和哀号。在轮刑中撕裂的四肢、绞架上的尸体、铁笼中饱受风吹日晒饥饿干渴的罪人，还有他们一点一点死去，再一点一点腐烂的躯体，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熟悉的景象。（欧洲某些公共建筑上至今还悬挂着这样的铁笼，比如在德国的明斯特大教堂。）酷刑经常是一项参与性运动。被捆在柱子上的受刑人，可以被群众骚扰、殴打、切割、扔石头、糊上泥巴或者粪便——有时甚至因此窒息而死。

    在欧洲，制度性的残忍绝不是罕见的事情。在其他文明中，有记载的酷刑有几百种之多，受害人成百上千万。这些记载中有亚述人、波斯人、塞琉古人、古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波利尼西亚人、阿兹特克人，以及许多非洲王国和美洲原住民部落。以色列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历史中也记录了残杀和严刑峻法。正如本书第2章结尾所说，第一批古老的文明都是专制的神权政体，不惜使用酷刑和极刑惩罚没有受害人的罪行。[6]

    * * *

    本章的主题是关于历史上的重大转变，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当代西方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消除了极刑与肉体惩罚，政府行使暴力对付自己人民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人民对残忍也失去了胃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暂的历史瞬间发生和完成的，其起点是17世纪的“理性时代”，在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中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这场进步中——如果有人说这不是进步，那我不知道这能叫什么，一部分是受新思想的引导，它明确地表示必须最大限度地克制甚至废止制度化的暴力。还有一部分是受情感的变化推动，人们对自己的同类开始有了更多的同情心，对同胞的苦难不再无动于衷。新的意识形态由此产生，它将生命和幸福作为价值观的中心，并用理性和事实来推进新制度的设计。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或人权。18世纪下半叶，这一新思想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称其为“人道主义革命”。

    今天，人们提到启蒙运动时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左派的“批判思想家”认为启蒙运动要对20世纪的灾难负责；梵蒂冈的基督教保守派和美国精英右派坚信中世纪的天主教才具有明晰的道德标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以此取代宽容的世俗主义。[7]甚至很多中间派的非宗教作家也将启蒙运动贬低为书呆子的复仇，笑话这些书呆子竟然天真地相信人类是一个具备理性的物种。人们之所以如此健忘、如此不懂感恩，原因可能是我们在第1章中所说，历史受到自然和时间的洗刷粉饰，往昔暴行的事实，已经被抛进记忆的黑洞，留下来的都是失去原味的谚语和徽章。如果本章开始展示的图片过于生动而令人不安，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被启蒙运动终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变迁能够功毕一役，人文主义潮流在启蒙运动前后绵延数百年，遍及西方之外的世界各个角落。[8]但是在《人权的发明》（Inventing Human Rights）一书中，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表示，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时刻，人类大张旗鼓地申明了人的权利。一个是在18世纪末，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另一个是在20世纪中叶，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一系列权利革命（见第7章）。

    我们将看到，这些宣言绝不仅仅是言辞动人。人道主义革命后，人类才开始废止许多历史悠久、早已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野蛮行径。本章前面的图片中展示的那些令人恐怖的、反人道主义的恶俗，远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就已经被抛弃了。这些习俗消失的时间，是我们理解制度性暴力减少的出发点。

    迷信杀戮：人祭、巫术和血诬

    最愚昧的制度性暴力是人祭——为满足嗜血的神灵而折磨和杀害无辜的人。[9]

    《圣经》中亚伯拉罕捆缚以撒献神的故事说明，在公元前1000年前，人祭绝非不可思议之事。以色列人夸耀说，他们的神在道德上优越于周围部落的神，因为他们的神只要求屠宰牛羊做牺牲，而不要儿童做牺牲。但诱惑一定就在周围游荡着，故而以色列要在《圣经·利未记》第18章第20节中明文规定其为非法：“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他们的后裔在几百年间一直努力不让这一恶习复活。公元前7世纪，国王约书亚摧毁了竞技场托非特，从此“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10]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后，逐渐停止用人做祭祀，但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还保留了人祭的观念。他们相信神接受一个无辜者的受难和牺牲后，会豁免整个人类的厄运。这个教派叫作基督教。

    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有神话提到人祭。除了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圣经》，在希腊传说中，为了让上天给自己的舰队降下顺风，阿伽门农将女儿依菲琴尼亚作为献祭。在古罗马史上，为了抵挡汉尼拔的进攻，四名奴隶被活埋。在威尔士德鲁伊教的传奇中，因为建造城堡的建材不断丢失，祭司杀死了一个孩子。围绕着印度教女神、有四只手臂的迦梨，还有阿兹特克神羽蛇神，有很多人祭传说。

    活人祭祀不只是令人着迷的神话。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记录了他目睹的日耳曼部落的人祭活动。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描述了迦太基发生的人祭，今天的游客还能在那里看到儿童献祭烧成焦炭的遗骸。夏威夷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印加人和凯尔特人都有人祭的传统——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沼泽人”吗？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中，在印度东南部的冈德人中，在西非的阿散蒂王国、贝宁王国和达荷美王国，活人祭祀是地地道道的行业，受害者的数目成千上万。马修·怀特估算，公元1440—1524年，阿兹特克人每天要用大约40个人做活人祭祀，共有120万人成为牺牲品。[11]

    活人祭祀，往往以酷刑折磨受害者开场。比如，阿兹特克将做献祭的人吊起来缓缓放入火中，在他们绝命之前又将他们吊出来，剖开胸膛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在电影《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中，这种祭祀形式被阴差阳错地安放到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为迦梨上演了一台献祭大戏。）印尼婆罗洲的达雅克族人，用竹篾和竹签在被献祭的人身上捅上1000下，让受害者慢慢地失血而亡。为了得到足够多用作祭祀的活人，阿兹特克人发动战争活捉俘虏，而印度的冈德人则专门喂养用于献祭的儿童。

    杀害无辜通常与其他迷信风俗结合在一起。将活人埋葬在城堡、宫殿或寺庙的地基中，以减轻对神明崇高领域的冒犯，威尔士、德国、印度、日本、中国都有过这样的奠基祭献。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做法，许多古老的王国（包括苏美尔、埃及、中国和日本）都采用过，那就是殉葬：国王或皇帝驾崩后，他的侍从和嫔妃要和他一起下葬。在印度，殉葬变为殉夫，寡妇要在为去世的丈夫举行火葬时跳入火堆。1829年，印度才立法禁止殉夫，但从中世纪开始到1829年，大约20万妇女因此恶俗而丧命。[12]

    那时候的人在想些什么呢？许多制度化的杀戮尽管不可饶恕，但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握有权力的人杀人，目的是消灭敌人，恐吓犯上作乱者，或者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但是，牺牲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为了捕获俘虏做献祭而发动战争，喂养低种姓儿童做活人祭品，很难说这些是维持权力的有效手段。

    政治学家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e）关于人类武力历史的著作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说，古时候，人们对他人生命的价值评价很低，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太多的痛苦和死亡，早已习以为常。任何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的机会都是珍贵的，取得机会的底线都可以被压低，再压低，甚至可以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古人也相信神灵，那么活人祭祀无非就是为了取悦神，得到神的护佑。“原始世界充满了危险、苦难和惊恐，诸如瘟疫、饥荒和战争。他们自然会问：‘什么样的神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一个残忍的神，一个喜欢看见人流血和受罪的神。’”[13]所以他们会认为，如果这些神灵至少每天都要求人血滋养，那人们为什么不积极主动一些呢？而且，牺牲的最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基督教的布道人，比如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倡导禁止活人祭祀。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非洲和印度，则是欧洲殖民者废除了这一恶俗。英军驻印度总司令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听到当地有人不满废除殉夫，说这是他们的习俗时，回答说：“你说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很好。我们也有自己的风俗，当男人活活烧死一个女人的时候，我们就将绳索套在这些男人的脖子上，绞死他们。去架起你们火葬的柴堆吧，我的木匠会在旁边造一个绞架。你可以遵守你的风俗，我们也要遵守我们的风俗。”[14]

    在大部分地区，活人祭祀会自行消亡。大约公元前600年，以色列人放弃了人祭。在随后几百年间，古希腊、古罗马、中国和日本也放弃了这一风俗。在成熟的、开始出现文字的社会中，人们开始反思活人祭祀。一种可能性是，识字的精英阶层、最早出现的历史学者，以及与周边其他社会的接触，三者共同发生作用，使人们有了进行分析的手段，认识到神灵嗜血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他们推断，事实上，将处女扔进火山口不能治愈疾病，不能打败敌人，也不能带来好天气。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富裕和稳定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宿命倾向，并提高了他们对他人生命的评价。佩恩是赞同这一可能性的。这两种分析都有道理，但也都很难求证，因为在开始废除活人祭祀的时代，我们看不到任何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从活人祭祀的风俗中走出来总不免会带有道德的色彩。那些经历了这一转折的人知道他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对其他仍然固守陋习的未开化的外邦人，他们掩饰不住脸上的鄙夷。日本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幕，展示了当时坚决主张废止人祭的人所怀有的同情心。公元前2世纪，天皇的弟弟去世了。根据殉葬的传统，他的侍从要和他一起被埋入坟墓。但是侍从在坟墓中还活了很多天，人们一直能听见他们“在夜晚的哭泣和哀号”，天皇和听者无不动容。5年后，皇后过世，天皇改变旧俗，用泥塑人像代替活人放入坟墓。佩恩说：“天皇在哄骗神灵，因为人的生命已经变得太珍贵了。”[15]

    * * *

    凶残的神不加区分地吞嚼无辜牺牲品的血肉，这是一种相当粗糙的灾难理论。即使当人摆脱这个梦魇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寻找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区别只是，他们的解释更见精细和具体了。他们仍然感到超自然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不再来自一个笼而统之的神，而是来自某个特殊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就叫作巫。

    在狩猎-采集群体和部落社会，最常见的报复手段就是巫术。在他们的因果观念中，没有任何一种死亡是自然的。任何人命损失，如果找不到一种看得见的原因，那就一定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原因，也就是妖魔在作祟。[16]很多社会都曾经容许以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进行冷血杀戮。只有考虑到人类认知的特性以及具体的长期利益冲突，我们才能多少理解这一现象。大脑的进化让人类可以看到自然中隐藏的力量，包括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力量。[17]一旦人开始在无法检验的世界里搜寻答案，创造力就会在那里遇到一个巨大的空间，而指控某人玩弄妖术魔法，往往带有指控者本身的自利动机。人类学家已经观察到，部落民经常会孤立某些被人轻贱的姻亲，指控他们妖魔附体，这是处死这些人最合适的借口。此类指控可用来削弱敌人（特别是那些夸口自己有神力的人）。在争夺声望的竞争中，这样的指控可以表示自己比其他人更神圣，占据神性的制高点。此外，总有一些偏执、怪癖、成为累赘的邻里，特别是其中有些人，舅舅不疼，姥姥不爱，不会有亲戚愿意为他们打抱不平，驱巫成了处置这些人的手段。[18]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人们也会通过巫术指控，设法让另一方承担责任，以弥补自己的一部分损失。这有点儿像美国的某些意外伤害案，受害人摔跤跌伤，或是将热咖啡倒在自己身上，然后为此起诉事故现场的每一个人。也许，最大的潜在动机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护自己不受指控和掩盖证据：被指控的人也许能够推翻指控他参与阴谋的全部物证，但永远无法证明自己与阴谋没有意念上的关联。在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The Goolfather）中，维托·柯里昂受人信任，因为他的原则是“如果你将意外当作个人攻击，意外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在电影中，他警告其他黑帮家族的首领：“我是一个迷信的人。如果不幸的意外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如果我儿子被雷电击中，我要找你们中间的一些人算账。”

    道德指控有时会升级失控，成为对指控者的反指控，产生雪崩效应，造成异常的大众幻觉和群众性癫狂。[19]15世纪，两名修道士出版了一本揭露女巫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称此书是“《巨蟒》和《我的奋斗》的古怪结合”。[20]在该书的鼓噪下，同时也受到《圣经》的激励——《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在随后的200年间，法国和德国的驱巫运动杀死了6万至10万所谓的巫师（其中85%是女性）。[21]这些妇女先是被施以酷刑，她们受刑不过而承认犯有吃婴，沉船，破坏庄稼，在安息日骑着扫帚飞行，与魔鬼交配，将她们自己的鬼情人变形成猫狗，以及让普通男子相信他们已经失去男根并因此不举等罪名；然后，她们被处死，通常是被活活烧死。[22]

    控巫的心理能够演变成其他血腥诽谤。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不断浮现有关犹太人的谣言，说他们在水井内下毒，或者在逾越节杀害基督徒的孩子，用孩子的鲜血做节日的薄饼。在中世纪，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被屠杀，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被清除一空。[23]

    驱巫总是违反常识的。客观地说，妇女骑在扫把上飞舞，或者将男人变成猫，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许足够多的人互相交流意见并对流行的看法提出质疑，揭示这些事实并不难。在整个中世纪，只有少数几位神职人员和政治家说出了事实，女巫是不存在的，以巫术的罪名实行迫害是败坏道德。（很不幸，一些敢于提出怀疑的人，自己也被关进地牢遭受酷刑。）[24]到了“理性时代”，这样的声音才越来越强，这些声音中有著名的作家伊拉斯谟、蒙田和霍布斯。

    有些官员受到科学精神的感染，亲自动手检验控巫。一位米兰的法官杀了自己的驴子，然后指控一个仆人行巫，接着是严刑逼供。酷刑之下，仆人承认犯有一切被指控的罪行，而因为惧怕再次受刑，这个仆人甚至情愿上绞架也拒绝收回认罪。（今天，保护研究实验中人体受试者委员绝对不会批准这样的实验项目。）从此，这位法官禁止在自己的法庭上使用酷刑。作家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德国不伦瑞克公爵被宗教审判所在他的领地里所用的手段震惊了，

    他请两位著名的耶稣会学者监督审判。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之后，两位神父对公爵说：“审判所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被他们逮捕的人都是其他巫师忏悔时供出的罪人。”

    公爵说：“两位和我一起去刑讯室看看。”

    他们跟在公爵身后，去看望一名四肢被绑在刑架上的妇女。

    “让我来审问她。”公爵建议说，“听着，妇人，你承认你是一个女巫。我现在怀疑这两个人正在施巫术。你怎么说？行刑官，加一轮刑！”

    “不要！不要啊！”妇女尖叫起来，“您是对的。我在安息日经常看见他们。他们自己变成山羊、狼或其他什么动物。”

    “你还知道他们干过什么？”公爵继续问。

    “他们和几个女巫生过孩子。一个女巫有8个孩子，父亲就是他们俩。那些孩子头像青蛙，腿像蜘蛛。”

    公爵转身对两位目瞪口呆的神父说：“我的朋友，我要不要给你们两位上刑，直到你们忏悔？”[25]

    这两位耶稣会修士之一弗里德里克·施佩（Friedrich Spee）神父在震惊之余，于1631年写了一本书。人们认为此书终结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巫运动。欧洲几个国家在17世纪明令禁止驱巫，这场迫害运动总算销声匿迹了。1716年，英国最后一次绞死女巫；1749年，欧洲最后一次有妇女被判行巫而被烧死。[26]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制度性的迷信杀戮，不论是人祭、血诬还是驱巫，是在两种压力下消亡的。一种是理性的压力：人们认识到，某些事件，即使是那些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被非人力的自然力量和纯粹的偶然机会决定的，而不是其他人有意识的设计。有这样一个保险杠贴纸——“总会有倒霉的时候”（Shit happens），这句话是代表道德进步的一大原则，完全可以和“爱你的邻人”以及“人皆生而平等”相提并论。

    另一种压力比较难解释，但也是非常强大的，即对人类的生命和幸福的评价提高了。米兰的法官对自己的仆人刑讯逼供，以此证明酷刑是不道德的，伤害了一个人，帮助了更多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他的实验感到震惊呢？这是因为我们对其他人有同情心，我们不需要认识他们，只要他们是人；我们将这种同情心凝聚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他人（任何有人类特征的人）施虐为非法行为。尽管无法消除要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这一人类天性，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克制不让这种天性发展成暴力。我们会看到，提高对他人福祉的评价，是人道主义革命时期废除其他野蛮习俗的主要动力。

    迷信杀戮：对亵渎神圣、异端邪说和叛教者的暴行

    人类用想象力臆造出各种罪恶，这种追求的极致产生了对人类自己的伤害，活人献祭和火烧女巫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可能出现在为追求幻觉而杀人的精神病患者身上，比如杀人魔王查尔斯·曼森，为了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计划发动种族战争；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行刺的目的是为了让演员朱迪·福斯特对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最大的危害还是来自贬低血肉生命的宗教信仰，比如认为现世的苦难将在来世得到补偿，或者驾驶飞机撞击摩天大楼的人，将在天堂享有72个处女。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基督是救世主，才能脱离地狱的无尽煎熬，这成了一种道义责任。它迫使人们接受这一信念，并让可能对此产生怀疑的人保持沉默。

    无凭无据的信仰所带来的最大危险是，这些信仰要靠暴力手段来维护。确立信仰本身反映出人们自己的能力，它给予的赞赏具有权威性，还可以让统治者的地位具有合法性。为此，人们对自己的信仰越来越执着。挑战一个人的信仰，就是挑战他的尊严、立场和权力。当这些信仰的依据仅仅是信念而没有其他支持的时候，不断被人挑战，成了信仰根深蒂固的弱点。相信石头向下坠落而不是飞上天，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所有清醒的人都能看见这个事实。但是要说婴儿生来带有原罪，或者上帝是三位一体，或者阿里是排在穆罕默德之后第二位最有神性的人，就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了。每当人们以信仰为中心组织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会发现其他人没有这些信仰也活得挺好——或者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还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确凿的反证，他们反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傻瓜。信徒无法通过说服怀疑派来维护自己基于信心的信仰，只有采取激愤的手段对付他们。信仰是信徒生活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侮辱这一信仰的人，必彻底消灭之。

    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世界对异教徒和无信仰者的迫害极其残忍，杀戮的人数之众，超出人们的想象。相比之下，那些认为20世纪是暴力巅峰的传统观念，实在是大错特错。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些神圣屠杀，我们只能从考古学家的估计中看到大概。比如，政治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和《政府屠杀的统计》（Statistics of Democide）中，历史学家马修·怀特在《恐怖事件大全》（The Great Big Book of Horrible Things）和网站“大规模争执造成的死亡”中，分别给出了他们的估算。[27]他们力图推算出战争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包括没有常规统计资料的事件。他们梳理能够找到的资料，使用合理性检验手段评估数据的可信程度以及允许的误差，通常他们取可靠数据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几何平均数，即中间值。我在本书中出示的是鲁梅尔对该时期的估算，他的数字一般低于怀特的估算。[28]

    1095—1208年，十字军发动了一场战争，从土耳其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战士由此可赎罪并赢得通往天堂的门票。他们先是在出征途中在犹太人社区大肆屠杀，在围困和攻陷尼西亚、安提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之后，他们杀光了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据鲁梅尔估计，在屠杀中丧命的人数是100万。当时世界上大约有4亿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1/6。按照这个比率，十字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今天的约600万人，相当于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数量。[29]

    13世纪，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开始接受阿尔比教派的异端说教。根据这一教义，他们有两个神，一个是善神，一个是恶神。怒不可遏的教皇联合法国国王，向这一地区派出大军，屠杀了约20万清洁派信徒。从1210年占领布拉姆城（Bram）后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看见教皇讨伐异端的手法。占领军割取100名俘虏的鼻子、上唇，剜出所有人的眼睛，只留下一个人的一只眼睛，让他引领这些俘虏走到另一个城市卡巴莱，恐吓卡巴莱的市民投降[30]。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清洁派教徒了，阿尔比十字军彻底铲除了他们。历史学家将这一事件定义为灭绝性屠杀的典型。[31]

    阿尔比异端镇压过去不久，宗教裁判所又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清除欧洲的其他异端。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班牙的宗教裁判以皈依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为目标，指责他们恢复旧习。16世纪托莱多的一份手稿描述了宗教裁判所审讯一名妇女的情景。这名妇女被指控在星期六穿着干净的内衣，这说明她是一个秘密的犹太教徒。她受到绞床和水刑的折磨（我就不向各位叙述细节了——这个肯定比水刑更糟糕）。每次酷刑后停止几天，让她恢复体力，然后再次开始施刑。而她一直在努力揣摩到底应该忏悔些什么。[32]梵蒂冈教廷今天宣称宗教裁判所只杀害了几千人，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绝大部分受害者是送交世俗的行政当局处决和监禁的，那些监禁通常只是被拖长的死刑而已。此外，还有新大陆宗教裁判所分部的受害者。据鲁梅尔估计，仅西班牙宗教裁判就杀害了35万人。[33]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教会不得不面对北欧众多信众成为新教徒的问题，这些信徒通常是非自愿地追随本地的公爵或国王改宗新教的。[34]而新教徒必须处理分裂教派。这些分裂教派既不是基督教的任何流派，也不是犹太人。有人可能认为，新教因为自己是天主教教义的异端，受到严酷的迫害，所以会对迫害异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事实不是这样。马丁·路德创作了6.5万字的专著《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在基督徒如何对待这个“被排斥和被诅咒的民族”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下列忠告：

    第一……烧毁他们的教堂或学校和……将那些不能被烧掉的物件用土埋葬或掩盖起来，不让任何人再看见一块他们的砖石……第二，我建议，他们的房子也应该被夷平和毁掉……第三，我建议，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犹太教法典，里面充满了关于偶像崇拜、谎言、诅咒和亵渎的教唆，一律没收……第四，我建议，从今往后禁止他们的拉比传教，违者处死……第五，我建议，不得向犹太人发放通行证……第六，我建议不许他们发放高利贷，没收他们所有的现金和金银财宝，妥善保管……第七，我建议在每一个犹太年轻人手里放上一把连枷、一把斧头、镰刀、铁锹、纺纱轮，或者一只纺锤，让他们汗流满面地挣饭吃，就像亚当的孩子所受的处罚一样（《创世记》第3章第19节）。因为他们让我们这些受诅咒的外邦人流汗吃苦，辛勤劳作，而他们在家中游手好闲，大吃大喝，养尊处优。这还不算，还要夸夸其谈地亵渎神明，因为我们劳作，就说他们的神在基督徒的神之上，这是不合适的。让我们接受其他民族都有的常识……将这些犹太人永远地驱逐出这个国家。[35]

    至少，他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活着受罪。基督教的再洗礼派（今天阿米什教派和门诺教派的先驱）连这样的慈悲都得不到。他们相信，人不应该在出生时受洗，而是应该自己坚信信念后再决定洗礼，所以路德宣布他们应被处死。新教的另一位主要奠基人约翰·加尔文对亵渎神圣和异端持类似的观点：

    有些人说，这些罪只是一些言论，不应是被判处如此重刑的理由。但是我们给狗戴上口套，难道我们应该任人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上帝说得很清楚，假先知应该毫不留情地被石头砸死。当上帝的荣耀受到威胁，我们只能将所有自然的情感踩在脚下。父亲不能原谅儿子，丈夫也不能原谅妻子，即使是性命相交的朋友也不能原谅。[36]

    加尔文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践，他下令将作家迈克尔·塞尔维特（他对三位一体提出了质疑）处以火刑，而这只是他下令处死的人之一。[37]亨利八世是第三个反叛天主教的主力。在他统治期间，每年平均有3.25个异教徒被烧死。[38]

    一边是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另一边是要杀死拉比、再洗礼派教徒和神体一位派，所以，1520—1648年，欧洲宗教战争是混乱、残忍和漫长的。这些混战肯定不仅是为了宗教，也是为了疆土和王朝的权力，但宗教之争让人们的情绪白热化了。根据军事史学家昆西·赖特的分类，宗教战争包括：法国胡格诺战争（1562—1594）；荷兰独立战争，也称“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三十年战争”（1618—1648）；“英国内战”（1642—1648）；伊丽莎白一世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历次战争（1586—1603）；“神圣同盟战争”（1508—1516）；查理五世对墨西哥、秘鲁、法国和奥斯曼的历次战争（1521—1552）。[39]这些战争伤亡率极为惨重。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把今天的德国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使其人口减少了约1/3。鲁梅尔估计死亡总人数是575万，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数量，这个死亡率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率的两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相当。[40]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估计，英国内战中有近50万人丧生。按比例计算，这个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还要大。[41]

    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才终于开始厌倦杀戮，不再因为别人的信仰错误而大开杀戒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确立了各王公决定本国宗教信仰（新教或者天主教）的原则，让少数派也能在和平中生活。（教皇英诺森十世对和平很不适应，他“永久地”宣布和平条约“废止、无效、失效、不公、被诅咒、堕落、愚蠢、毫无意义和影响”。）[42]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在17世纪失去势头，在18世纪进一步减弱，最终分别在1834年和1821年彻底关门。[43]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不再有宗教杀戮。虽然直到现在，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之间还是时有冲突（比如北爱尔兰的新教和天主教，巴尔干国家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但今天的矛盾更多是种族性和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犹太人在西方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首先是在美国、法国和荷兰，接着是在19世纪扩展至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 * *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终于决定，即使让他们的异见同胞冒着永堕炼狱的风险，并且以身试法诱惑他人一同沉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宗教战争”实在让他们精疲力竭了。但是为什么要花30年才能让他们精疲力竭，而不是10年或20年？有人觉得，人们从那时开始给予生命更高的价值。这种新开发的鉴赏力，一部分源于情感的变化，即开始习惯认同他人的痛苦和快乐；另一部分源于认知和道德的变化，即从珍视灵魂变为珍视生命。灵魂神圣的教义听起来令人振奋，但事实上极其邪恶。它将现世的生命贬低为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状态，仅仅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片段。死亡好比青春期和中年危机，无非是生命的一个必经阶段。

    欧洲怀疑论和理性主义日渐兴起，推动了以生命而不再是灵魂，作为道德和价值轴心的转换。没有人能够否认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差别以及苦难的存在，但是对不灭的灵魂离开躯体之后的事情，却是需要灌输来培养的信念。17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因为学者开始坚持认为信仰应该接受经验和逻辑的证明。这一立场打破了有关灵魂和救赎的教条，也打破了当权者的暴力政策，即用暴力（比如“犹大的摇篮”）胁迫人们相信无法相信的事情。

    伊拉斯谟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认为，人类的知识天生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被视觉假象欺骗，比如船桨在水面上仿佛是折断的，圆桶从远处看是正方形，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我们对一个更加虚无缥缈的对象的信仰？[44]1553年，加尔文将迈克尔·塞尔维特处以火刑，激起了对宗教迫害这一观念的大讨论。[45]法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领导了对加尔文的批判，他提请人们注意，尽管人们有着互不相容的信仰，但都坚信自己才握有真理，这实在很荒谬。他还指出，按照这些信念行事具有令人恐怖的道德后果。

    加尔文说自己肯定是正确的，而（其他教派）说他们也肯定是正确的；加尔文说他们是错的，并且希望审判他们，而他们也是这样说加尔文的。谁应该来主持审判？谁让加尔文来充当所有教派的仲裁者，可以一人独揽生杀大权？他说他有“上帝之道”，但其他人也说他们有“上帝之道”。如果说事实是清楚的，那么对谁是清楚的？对加尔文吗？那他又为什么写了那么多书来证明真理？……鉴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将异端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我们不同意其观点的人。如果继而就是要杀死异端，而每个人都认为他人是异端，逻辑的结果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加尔文只好入侵法国和其他国家，荡平城镇，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人畜，杀光所有的生灵。[46]

    17世纪的很多学者参与了这场争论，包括巴鲁克·斯宾诺莎、约翰·弥尔顿（他写道，“让真理和谎言掐架……真理是强大的”）、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现代科学的出现证明，人们深信不疑的信仰可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的运作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神的奇思妙想。天主教会用酷刑威胁伽利略，并对他施以终身软禁，就因为他相信一个自然界的事实，而他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教会的做法对自己非常不利。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怀疑论的思维，加上幽默和常识，来挑战迷信。在《亨利四世》第一幕中，格伦道尔吹牛说：“我可以召唤地下的幽魂。”豪斯伯回答说：“啊，这我也会，什么人都会；可是您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果然会应召而来吗？”弗朗西斯·培根以提出信仰必须以观察为基础的原则而著称。他写道，一个男子被带到教堂看画，画上是一群向神明发愿祷告而逃过沉船灾难的水手。这个男子被问道：“这难道不是证明了神明的力量？”他回答说：“是。不过，那些发愿之后被淹死的人呢？他们被画在哪里？”[47]

    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

    对迷信和教条的批判，终于消灭了酷刑的一个借口，但酷刑仍然是惩罚世俗罪行和过失的一种手段。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人认为残忍惩罚有充分的合理性。惩罚某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让他感受巨大的痛苦，以至于他和其他人不再会被诱惑去参与违禁活动。据此，惩罚越严酷，越能达到惩罚的目的。而且，一个没有有效执法和司法制度的国家必须让轻微的惩罚发挥作用。它必须让惩罚残忍到令人无法忘怀，以至于任何目击者都因恐惧而臣服，并向其他人描述，让更多的人感到恐惧。

    但是，残忍惩罚的实际作用只是其吸引力的一个方面。甚至在惩罚与法制毫不相关的时候，还有旁观者在欣赏残忍。比如，折磨动物曾经是人们无伤大雅的娱乐。在16世纪的巴黎，一大流行娱乐是烧猫。人们将猫用绳子吊在舞台上，然后慢慢放低，一直放入火中。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说：“观众，包括国王和王后，一起尖声狂笑，看着动物在痛苦中号叫，烧着，烤熟，最后变成焦炭。”[48]其他流行娱乐还有斗狗、奔牛、斗鸡，公开处决“有罪”的动物，以及逗熊游戏。在逗熊游戏中，熊被用铁链拴在柱子上，狗或者将熊撕成碎片，或者在搏斗中被熊咬死。

    即使不去主动地欣赏虐待和折磨，人们也对这些暴力表现出冰冷的麻木和无动于衷。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相当有教养的人，他在1660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去查令十字街，看见哈里森少将被处绞刑、水刑和分尸。在行刑中，他看起来还不错，和其他在同一情形下的人一样快活。他们将他当众大卸八块，把割下来的头颅和心脏拿给围观的群众看，这换来大家的一片叫好声……愿他自此魂归上帝。而我带着卡坦斯上尉和谢普利先生去了太阳饭店，给他们叫了一些生蚝。[49]

    佩皮斯关于哈里森“看起来还不错，和其他在同一情形下的人一样快活”的冷漠笑话，指的是他被绞得半死，然后被开膛剖腹，被阉割。最后在被斩首之前，他的器官被示众，被扔进火中烧掉。

    即使是那些没有这样“多彩多姿”的刑罚，实际上也是骇人听闻的酷刑，尽管它们被委婉地贴上“体罚”的标签。今天，许多历史景点为了吸引游客，都布置了木桩和木枷，孩子可以摆个受刑的姿势拍照留念。下面是18世纪英国两个上木枷的犯人的真实故事：

    其中一个个子太矮，够不到木板上放脑袋的圆洞。执吏不由分说地将他的头塞进木洞。可怜的家伙无法站立，完全是被吊在木枷上。很快，他的脸色开始发青，血从鼻孔、眼睛和耳朵中流出来。围观的群众愤怒地攻击他。执吏打开木枷，可怜的家伙从木枷上掉到地上，当场咽了气。在民众的痛击之下，另外那个家伙也受了重伤，躺在地上，绝无生还的希望。[50]

    另外一种“体罚”是鞭笞，这是一种在英国水兵和美国黑奴中常见的刑罚，用于惩罚傲慢或者行动迟缓。鞭子有数不清的型号和种类：有些剥去皮肤；有些将皮肉刮碎，打成肉酱；有些穿透肌肉抽到骨头。根据查尔斯·内皮尔的回忆，在18世纪后期的英军中，1000鞭的处罚绝非罕见：

    我经常看见受罚者被带出医院三四次，接受未被执行完的鞭刑。如果一次完成全部处罚，伤害过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看到刚刚愈合的、鲜嫩的新皮肤赤裸着接受鞭笞，那真是可怕。我见过成百上千的人被鞭打，我一贯的观察是，当皮肤被打绽开，或者被抽掉后，剧痛开始减弱。人们一般从受第一鞭开始颤抖和号叫，直到第300鞭，此后就是忍受，甚至到第800鞭或者第1000鞭，哼都不会哼一声了。他们通常像死人一样倒在那里，行刑人就像是在鞭打一堆生肉。[51]

    “爬进船底”（keelhaul）这个词有时候用来指一种口头训斥，而它字面上的意思来自英国海军的一种惩罚。将水兵用绳子拴住，拖在船身的底部。如果这个水手不被淹死，也会被吸附在船底的藤壶剐成碎片。

    到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开始用监禁取代酷刑和肉体残害，作为对轻罪的处罚，但情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囚犯必须自己负担食物、衣服和干草。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就得不到食物、衣服和干草。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支付“松铁”费，就是花钱让狱卒打开戴在囚犯腿上的带刺的铁环，或者松开将他们的双腿固定在地板上的铁棍。害虫、酷暑、严寒、粪便、粗粝和腐坏的食物，不仅增加了痛苦，而且滋生疾病，使监狱成为事实上的死亡集中营。许多监狱都是工厂；在那里，食不果腹的囚徒被迫终日劳作，从事锯原木、砸石头或者踩踏轮车等重体力活。[52]

    * * *

    在西方，18世纪是制度性残忍的转折点。英国的改良派和各种委员会开始对国家监狱的“残忍、野蛮和敲诈勒索”进行抨击。[53]公众的良知被有关酷刑处决的图片报道刺痛了。根据对1726年凯瑟琳·海斯被行刑的描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火焰刚刚烧到她，她试着用手推开柴火，但只是把柴束推散开了。行刑者只好拉紧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想把她勒死，但是火焰烧到行刑者的手，他被灼伤了，所以只好松开了绳子。人们将更多的木柴扔进火里。三四个小时之后，她终于变成了灰烬。”[54]

    “轮上粉碎”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完全表达不出这种刑罚的恐怖。根据记载，受刑人被变成一个“巨大的尖叫的木偶，在血泊中痛苦地扭动，就像一只大海怪。这个木偶有四个触角，每一个触角都是生腥的、黏稠的、没有形状的肉和骨头碎片混合在一起”。[55]1762年，法国一位名叫让·卡拉斯的64岁的新教徒，被控为阻止自己的儿子改宗天主教而杀害了他。事实上，他只是想掩盖儿子自杀的真相。[56]在审讯中，他被施用了吊坠刑和水刑，目的是要他交代同谋，最后他受到轮刑。在经受两个小时的残忍折磨之后，出于仁慈，他被绞索勒死了。被敲碎骨头时，他还喊着为自己的清白辩护，这一可怕的图景让围观者深受刺激。铁棒的每一下敲打，“都响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但为时已晚”。[57]伏尔泰站出来仗义执言。他说，外国人以优雅的文学和美丽的女演员来评判法国，却没有注意到法兰西是一个尊奉“残暴旧俗”的冷酷民族。[58]

    其他著名作家也开始痛斥虐待性的刑罚。有些人和伏尔泰一样，认为这是法国的耻辱，称这些刑罚是野蛮的、非文明的、残忍的、原始的、食人生番的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人，如孟德斯鸠指出，基督徒在为自己受到古罗马人、日本人和穆斯林的严酷镇压而悲恸的同时，却使用同样的手法迫害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很虚伪。[59]一位美国医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呼吁说，在读者和那些受过严刑处罚的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人性。他在1787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那些男人，也许还有女人，虽然作为个人，让我们厌恶，但他们也有灵魂，也和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一样，有用同样的物质构成的肉体和骨骼。”接着，他说，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毫不同情，那么“同情的原则就会彻底失效，并从人类的心里彻底消失”。[60]司法制度的目标应该是改造罪犯，而不是伤害罪犯，“公开的刑罚从来都不是让罪犯洗心革面的有效手段”。[61]英国律师威廉·伊登（William Eden）也注意到了残酷刑罚的野蛮功效，他在1771年写道：“我们让自己的同胞像挂在篱笆上的稻草人一样腐烂，我们的绞架上吊满了人类的尸体。毫无疑问，一个人被迫见惯了这等景象，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对人的情感能够不麻木吗，对不幸者的仁慈能够不消失殆尽吗？”[62]

    在这些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米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他在1764年出版的畅销书《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 and Punishments）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大思想家都深受影响，包括伏尔泰、狄德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63]贝卡里亚从第一原则出发，即正义体系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话后来被边沁引用，成为功利主义的座右铭）。因此，使用刑罚的唯一正当性在于威慑人们不去对其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推而论之，刑罚应该与犯罪造成的伤害相称，不是要平衡神秘的宇宙正义，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两个罪行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而我们对它们施加同样的处罚，那么，人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尽可能为了占取更大的便宜而犯下更大的罪行。”贝卡里亚对刑事司法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他明确表示，对威慑犯罪而言，刑事处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远比其严厉性更重要；刑事审判应该公开，并以事实为依据；死刑不是威慑的必要手段，也不应属于应该授予国家的权力之例。

    不是所有人都赞赏贝卡里亚的观点。他的著述被列入教廷的《禁书目录》，法国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穆雅尔·德·沃格朗（Muyart de Vouglans）对贝卡里亚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穆雅尔嘲笑贝卡里亚柔软的心灵，指责贝卡里亚草率地挑战经过时间检验的现有体制，并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其根源是人类的原罪。[64]

    但是，时代接受了贝卡里亚的思想。在几十年之内，所有的主要西方国家都开始废止惩罚性酷刑，包括当时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宪法第八修正案明确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虽然很难准确地描绘出酷刑减少的曲线（因为许多国家是在不同时间废止不同的酷刑的），但是图4-2显示了15个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废除司法酷刑的时间。

    图4-2 废除司法酷刑的时间

    资料来源：亨特，2007年，第76、179页；曼尼克斯，1964年，第137～138页。

    我在图4-2和本章的其他图中特别注明了18世纪这个时间段，以强调，在这个小小的历史片段之内，发生了多少重要的人道主义改革。另外一项人道主义运动是防止虐待动物。1789年，边沁在文章中提到了动物权利的基本原理：“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够推理，也不是它们是否能够说话，而是它们是否痛苦。”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口号。18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禁止逗熊的法案。1822年，通过了《虐待牲畜法案》，并于1835年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公牛、熊、狗和猫。[65]和很多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运动一样，反对虐待动物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的权利革命中掀起第二次浪潮，其高峰是在2005年立法禁止英国最后一项合法的血腥运动——猎狐。

    死刑

    英国在1783年启用坠落式绞刑，法国在1792年启用断头台。当时，这些都是道德进步，因为这样的处决方式让受刑人立即丧失意识，比那些拉长行刑时间、延长受刑人痛苦的处决手段更人道。但是死刑处决仍然是暴力的一种极端形式，尤其是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国家都毫无顾忌地使用极刑。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小偷小摸之类的过失和违规都可以被判处死刑，比如鸡奸、闲言碎语、偷菜、在安息日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与父母顶嘴，甚至批评皇家的花园都是死刑罪。[66]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伦敦每个星期有十几起死刑处决。1822年，英国有记录的死刑罪名达222项，包括偷猎、造假币、抢劫养兔场和伐树。每宗案件的庭审时间平均为8.5分钟，可以肯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送上了绞架。[67]鲁梅尔估计，从耶稣时代起到20世纪，1.9亿人因轻罪被判处死刑。[68]

    但随着18世纪的结束，死刑本身已被判死刑。长期以来被当作大众狂欢的公开绞刑，于1783年在英国被废止。1834年，绞架悬尸示众被废止。1861年，英国原有的222项死罪被减少到4项。[69]在整个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都在减少死刑罪条款，只留下谋杀和叛国两项死罪。逐渐地，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彻底废除了死刑。在继续下面的故事之前，请先看图4-3，它显示，在现存的53个欧洲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有国家都废除了对普通犯罪的死刑。（少数几个国家仅对叛国罪和严重军事罪行保留死刑罪的条文。）废除死刑的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世界，但是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实际时间开始得更早。比如，荷兰在1982年宣布正式废除死刑，但实际上自1860年起就再没有执行过死刑。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和正式宣布废除死刑之间平均有50年的时间间隔。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死刑是对人权的侵犯。2007年，联合国大会以105票对54票（29票弃权）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暂停死刑决议，同样的决议提案在1994年和1999年都没有被通过。[70]美国是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之一。在西方民主世界，无论是在死刑问题上，还是在各种形式的暴力问题上，美国都是一个局外人。（或者我应该说“是一些局外人”，美国有17个州——大部分是北方州，已经在本州废除了死刑，其中有4个州在过去的两年废除了死刑，而有18个州已经有45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71]即使美国的死刑臭名昭著，也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图4-4显示，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的死刑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在17世纪和18世纪下降得最快，而那也正是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暴力在西方迅速减少的时期。

    图4-3 欧洲废除死刑的时间

    资料来源：法国外交部，2007年；《英国死刑》，2004年；大赦国际，2010年。

    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几乎看不见的增长反映了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杀人潮的反应。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死刑判决”简直就是小说里的情节，因为强制性的司法复核几乎将死刑的执行无限期推迟，全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谋杀犯真被处死。[72]最近死刑执行数量呈下降趋势，上一个高峰年是1999年。从那以后，年均死刑执行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73]

    图4-4 1640—2010年美国的死刑率

    资料来源：佩恩，2004年，第130页，数据来自埃斯皮和斯麦克拉，2002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的数字来自死刑信息中心，2010年b。

    在美国死刑判决数量减少的同时，死刑罪的种类也在减少。过去，人们为了小偷小摸、鸡奸、兽奸、人兽性交、通奸、巫术、放火、隐瞒出生、盗窃、奴隶反叛、造假币、盗马都可能被处死。图4-5给出了自殖民时代以来对非凶杀罪执行死刑的比重。近几十年来，除了谋杀罪，唯一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只有“阴谋策划谋杀罪”。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任何针对个人的罪行，在“没有生命损失”的情况下，均不得被判处死刑。（虽然对一些危害国家的罪行，例如间谍、叛国和恐怖主义，仍然可使用死刑判决。）[74]

    死刑的行刑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美国不仅早已废除虐待性的死刑执行，比如火刑，而且尝试了一系列“人道”的死刑方法，但问题是，越是能有效地确保瞬间死亡（比如将几颗子弹射进大脑），在旁观者看来就越是恐怖，人们都不愿意在脑子里留下杀死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记忆。因此有形的绳索和子弹让位给无形的毒气和电击，后来又被全身麻醉后注射致死的准医疗程序取代。即使是这种手段，还是被人批评说对垂死的囚犯来说压力太大。正如佩恩所说：

    图4-5 1650—2002年美国以非凶杀罪被处死刑的人数

    资料来源：埃斯皮和斯麦克拉，2002年；死刑信息中心，2010年a。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立法者一再地柔化死刑，以至于它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完全退化了的器官。它不再令人恐惧；按照它目前的限制级别，它也不再有确定性，在200个谋杀案件中只会有一个凶手被处以死刑。说美国“有”死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美国的死刑仍然是活跃的、传统式的，我们一年就可能处决大约10 000名犯人，包括一批完全无辜的人。犯人可以被执行酷刑式处决，这些处决可以通过全国各大电视网转播给所有公民，包括儿童收看；每天会有27起死刑处决，留给其他电视节目的空档肯定很有限。这样的场景让为死刑辩护的人也觉得难以容忍。这说明，他们也感受到了对人类生命越来越多的尊重。[75]

    我们可以想象，在18世纪提出废除死刑思想的人看起来有多么鲁莽草率。你可能认为，没有了对恐怖极刑的惧怕，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为利益或者复仇行凶杀人。但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事实是，废除死刑并没有打断数世纪以来凶杀暴力下降的趋势，而且当代西欧国家均已不再执行死刑，它们也是世界上凶杀率最低的国家。制度性暴力曾经被认为是维持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但一旦它被废除，社会照样运转良好。

    奴隶制

    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奴隶制都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圣经》都接受了奴隶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证明奴隶制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制度，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在伯里克利时代，所谓的民主雅典有35%的人口是奴隶；古罗马共和国也是一样。奴隶一向是战争的主要战利品，而且不论种族，那些没有国家保护的人最容易被掳获为奴。[76]“奴隶”一词的词源是斯拉夫（Slav）。字典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斯拉夫人被大量俘虏并作为奴隶”。国家和军队，如果不是奴隶制的机器，就是反抗奴隶制的机器，就像我们听过的名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统治这片汹涌的海洋！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被奴役！”早在非洲人成为欧洲人的奴隶之前，他们就成了其他非洲人、北非以及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的奴隶。有些国家直到最近才废除奴隶制：卡塔尔，1952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962年；毛里塔尼亚，1980年。[77]

    在战争中被俘为奴，做奴隶的命运总要好过被屠杀。在很多社会，奴隶制渐渐转变为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比如奴役、雇佣、服兵役和职业行会。但是，暴力是奴隶制核心的本义——如果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奴隶的全部工作，但是能够不受暴力限制和惩罚地选择随时退出，我们就不能称他为奴隶——暴力往往是奴隶生活的一部分。《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20~21节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奴隶没有身体所有权，即使那些境遇较好的奴隶也逃不出被残酷剥削的命运。妓院里的女奴被长期地、无休止地强奸，而看守她们的男人都是阉人。阉人的睾丸（某些黑人阉人的整个外生殖器）被割下后，敷上滚热的黄油止血，以免因失血过多而送命。

    非洲的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篇章。16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50万非洲人惨死在横穿大洋的运奴船上。他们被用锁链拴在拥挤不堪、布满污秽的船舱底部。一位观察者说：“那些活着抵岸的人，形状之悲惨，无以言表。”[78]此外，在到达海岸或者中东的奴隶市场之前，大批人被迫徒步穿过丛林或沙漠，有数百万人在途中殒命。奴隶贩子按照冰商的商业模式处理他们的货物，即在运输过程中，损失相当一部分的货物属于正常。至少有1700万甚至可能多达6500万非洲人在奴隶贸易中死亡。[79]奴隶贸易不仅在运输途中残害生命，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新奴隶供给，奴隶主毫不吝惜奴隶的生命，把他们往死里使用，然后再买进新的奴隶。即使是那些尚能保持健康的奴隶，也是生活在鞭笞、强暴、肢体伤残、骨肉分离和就地正法的阴影之下。

    当奴隶和奴隶主发展起私人的情谊，奴隶主也经常——通常是在遗嘱中——释放自己的奴隶。在某些地方，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如果向人民征税比奴役更简便易行，或者弱国无力行使奴隶主的财产权时，奴隶制就开始转变为农奴制和佃农制。群众性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并迅速将奴隶制推向终结。

    人们为什么会逐渐放弃这种最廉价的人力工具？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废奴到底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受人道关怀的驱动。经济利益驱动说曾经一度占了上风。1776年，亚当·斯密分析说，奴隶制肯定比有酬雇工缺乏效率，因为后者才是正和博弈：

    奴隶的劳作，成本看起来只是维持奴隶生存的费用，最终却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不能取得和拥有财产的人，除了尽量多吃之外没有其他兴趣，工作则是尽量少做。在换取自己的生存所需之外，他的任何劳作都是要靠暴力来榨取，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80]

    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说：“斯密的观点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奴隶主们却不以为然。结论只能是，或者是斯密错了，或者奴隶主都是些算不清账的生意人。”[81]有些经济学家，如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总结说，斯密的分析至少对美国内战前的南方来说是错误的，当地的经济运作相当有效率。[82]南方的奴隶制不是逐渐被成本收益更高的生产技术取代，而是被战争和法律摧毁。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也是枪炮和法律终结了奴隶制。英国曾经是奴隶贸易最猖獗的国家，它在1807年宣布奴隶贸易非法。1833年，大英帝国全境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40年代，在经济制裁和近1/4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下，英国人向其他国家发出了终止奴隶贸易活动的呼吁。[83]

    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结论是，英国制定废奴政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84]洛克1689年的著作《政府论》动摇了奴隶制的道德依据，虽然他和他的思想继承人实际上都是这一制度的获益人。他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普世人权仿佛放出了关在瓶子中的精灵，一旦接受新的价值，任何人都感到越来越无法认同奴隶制度。启蒙时代出现了很多从人道主义立场抨击酷刑的作家，比如法国作家雅克-皮埃尔·布里松（Jacques-Pierre Brisson），他们也用同样的原则批判奴隶制。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贵格会的教友，以及传教士、学者、自由黑人、获得了自由的黑奴，还有政治家。其中，贵格会在1787年创建了影响广泛的“废止奴隶贸易学社”。[85]

    同时，也有很多政客和传教士为奴隶制辩护，他们的论据包括《圣经》认可奴隶制，非洲人为劣等人种，保留南方生活方式，还有家长般的关切，即自由的黑人无法独立生存。但这些强词夺理在认知和道德的审判下退却了。在一个其成员利益由社会契约协商而定的社会中，一个人能拥有另一个自己的同类，并专横地将其排斥在社会成员之外，这对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是难以辩解的。杰斐逊这样说：“大部分人类生来背上并没有戴着马鞍，那些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也没有穿着马靴和马刺，能让他们理所当然地骑在别人身上作威作福。”[86]最能激起道德反感的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奴隶生活，比如1789年出版的埃奎亚诺的《一个非洲黑奴的自传》（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和1845出版的《一个美国黑奴的自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小说则更具感染力，例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或叫《卑贱者的生活》, 1852年）。小说刻画了最撕心裂肺的场景，母亲被迫离开她们的孩子，善良的汤姆因拒绝鞭打其他奴隶而被殴打致死。这本小说销量达30万册，成为废奴运动的催化剂。甚至有这样的传说，亚伯拉罕·林肯在1862年见到斯托夫人时说：“原来你就是那位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啊！”

    1865年，在经历美国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之后，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很多国家此前已废除了奴隶制，法国在反复中先后两次宣布废除奴隶制，第一次是在1794年法国大革命初期，但拿破仑在1802年复辟，于是法国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再次宣布废除奴隶制。世界其他地区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许多百科全书提供了废除奴隶制的时间线，这些时间线在区域划分和对“废止”的定义上有所不同，所以彼此略有出入，但是它们显示了同样的模式，即废奴呼声的高潮始于18世纪末。图4-6显示了自1575年以来正式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和殖民地的数量。

    图4-6 废除奴隶制的时间

    资料来源：我见到过的最完整的废奴清单是维基百科上的“Abolition of slavery timeline”词条（2009年8月18日资料）。维基百科这一词条下“现代”栏目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所有政治实体的废奴事件。

    债役是奴隶制的近亲。在《圣经》时代和古代，还不起债务的人就有可能被奴役、被监禁或者被处死。[87]“严刑峻法的”（draconian）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立法者德拉古（Draco）的名字，他在公元前621年制定法律，规定欠债者被罚没为奴。《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要求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磅肉的权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制度。到16世纪，不履行债务的人不再被奴役或处死，但是成千上万的债务人塞满了负债人监狱。有时，他们虽然完全破产，但还要自理饭费，只有靠从监狱的窗口向过路的行人乞讨来维持生命。在19世纪初的美国，数以千计的欠债人——其中包括很多妇女——被困在监狱中，半数以上人的债务还不到10美元。与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一样，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场改革运动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情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辩论时说：“如果所有这些被压迫的受害人聚集起来，和他们受到连累的妻子、儿女和朋友一起站在我们面前，那种场景会让人性战栗。”[88]1820—1840年，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废除了债役，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也废除了债役。

    佩恩注意到，我们对待欠债人的历史勾画出一个暴力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退缩的神秘进程。西方社会已经从奴役和处决欠债不还的人，变为监禁，再变为没收他们的财产抵债。他指出，甚至没收财产也是一种暴力行为：“约翰用信用卡买了食品杂货，随后拒绝付账，他并没有行使暴力。如果店家去法院起诉，使警方出面没收约翰的汽车和银行账户，那么店家和警察就是首先使用了暴力”。[89]因为这是一种暴力——虽然人们一般都不这样想，这样的操作也已经减少了。破产法的趋势是，尽量减少惩罚和挤压欠债人的资产，给予他们机会重新开始。在许多国家，欠债人的房屋、汽车、退休金和配偶的资产都是受保护的，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宣布破产之后，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勾销很多债务。在欠债人塞满监狱的年代，人们会预言，这样的宽宏大量会彻底葬送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依靠的就是借贷还钱。但是商业生态系统继续进化，为失去了的杠杆寻找新的适应手段。当贷方不能再合法地对借方进行强制性威胁后，信用检查、信用评级、贷款保险和信用卡等种种新手段应运而生，经济生活一直在继续。一整个种类的暴力就这样消失了，承担同样功能的新机制开始运作，但没有人意识到它和原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何种关联。

    当然，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奴役制度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消失。从最近对涉及劳工和卖淫的人口走私报道来看，有些人对统计数据视而不见，对道德进步麻木不仁。他们说，自18世纪以来，世界就没有发生变化。在他们眼里，好像世界上少数地区秘密的奴役行为和世界性的有政府支持的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此外，现代人类的人口贩卖令人发指，但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恐怖相提并论。正如在2003年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口贩卖统计项目（UNESCO Trafficking Statistics Project）的戴维·法因戈尔德（David Feingold）在谈到今天人口贩卖的温床时所说：

    人口贩卖较之于贩奴，尤其是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18和19世纪，非洲的奴隶是在战争中被劫持或者捕获的。他们被送往新大陆终生为奴，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能逃离那里。相比之下，虽然今天的人口贩卖中还有一些受害者是被劫持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口贩卖是移民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尽管有时迫于环境的压力，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寻找更富裕或者更刺激的生活而自愿离开家园的。他们在途中陷入了受威胁和受剥削的处境。无论如何，这种处境不会是终身性的，被贩卖的人也不会成为永久或者世袭的贱民阶层。[90]

    法因戈尔德还提到，人权团体报告的人口贩卖人数，被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一再引用，通常都是无中生有，或者是为了支持他们倡导的价值观念而被夸大了。尽管如此，人权活动家也承认，情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解放奴隶”组织（Free the Slaves）的主席凯文·贝勒斯（Kevin Bales）发表过一个声明。尽管他以含糊的统计数据作为开场，但它客观地描述了这个问题：“虽然奴隶的真实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按世界总人口计算，奴隶所占比重也许是最小的。今天，我们不必打赢这场法律战，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反对奴隶制。我们也不需要去做经济论证，因为没有哪个经济是依赖奴隶制的（与19世纪不同，没有奴隶，整个产业都会垮台）。我们也不需要做道德论证，因为没有人再试图为奴隶制辩护了。”[91]

    * * *

    “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快速终结了很多暴力制度。但还有两种制度更顽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又延续了两个世纪，它们是暴政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尽管人类消除暴政和战争的第一波系统的努力几乎在摇篮中就夭折了，而且只在我们有生之年才开始成为主流，但是，奠定了人道主义革命的新思潮和新理念，也正是今天抗拒暴政和战争新努力的思想源泉。我将在下文中逐一说明。

    专制统治和政治暴力

    说到政府，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句名言，指政府就是一个垄断了使用暴力的合法组织。所以说，根据这一性质，政府就是执行暴力的工具。在理想的状态下，暴力仅仅被作为一种威慑犯罪分子和入侵者的备用工具，但是，几千年以来，大多数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克制力，而是沉湎于滥用暴力。

    如果说专制就是“社会的首领有权任意地，而且不受惩罚地杀害自己的臣民”，在这个意义上，最初出现的国家组织，全部是专制主义国家。[92]劳拉·贝齐格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巴比伦、希伯来、古罗马帝国、萨摩亚、斐济、高棉、纳齐兹、阿兹特克、印加和九个非洲王国都可以找到专制统治的证据。这些专制统治者生活奢侈、后宫糜烂，充分地享受权力，把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一份早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报告中提到，“苏拉特的莫卧儿总督举行了一次晚会……晚会受到干扰，因为主人突然大发雷霆，下令将所有的舞女就地斩首。英国来宾被吓得目瞪口呆”。[93]英国人之所以能够承受这种打击，是因为这个母国刚刚结束专制统治。当亨利八世陷入各种坏情绪时，他处死了两个妻子、几个被怀疑是她们情人的男子、多名他自己的顾问（包括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克伦威尔）、《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还有数万名其他人。

    世界各地都有独裁暴君心血来潮滥杀无辜的故事。智慧国王所罗门提议通过劈开婴儿来解决谁是母亲的争执。《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故事背景是波斯国王每天要杀死一位新娘。印度奥里萨邦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纳拉辛哈德瓦，要求不多不少1200名艺术家用不多不少12年建造一座庙宇，否则将全体被处死。在瑟斯博士的《巴塞洛缪·卡宾斯的500顶帽子》中，主人公差点儿因为无法在国王面前摘下帽子而被砍头。

    而独裁者自己也是成于刀剑毁于刀剑。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谋杀——挑战者杀死首领，夺权篡位——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机制。[94]政治谋杀不同于现代的暗杀，后者试图发表政治声明，执行人想要被载入史册，或者纯粹就是疯狂。从事政治谋杀的人本身就是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弑君夺位，期望登基之后承继大统，被承认具备合法性。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曾经是谋杀阴谋的目标，或者是谋杀阴谋的参与者。在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共经历了49位皇帝，其中有34位是被卫兵、高官或者自己的家人杀死的，尤里乌斯·恺撒不过是其中之一。曼纽尔·艾斯纳做过计算，公元600—1800年，有1/8的欧洲君主是被谋杀的，其中1/3的谋杀者篡夺了王位。[95]

    政治领袖不仅相互残杀，而且通常对其公民实施大规模暴力。他们对人民滥施酷刑，大兴牢狱，随意处决，而且让人民食不果腹，为了宏大的建筑工程拼死劳作。鲁梅尔估计，在20世纪之前，这些专制政府共杀害了1.33亿人，而总数则可能高达6.25亿人。[96]所以，在一个社会中，一旦抢劫和仇杀得到控制，减少暴力的最大机会是减少政府的暴力。

    到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国家的暴政和政治谋杀开始减少。[97]艾斯纳估算，自中世纪到1800年，欧洲弑君率下降至原来的1/5，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这种改变的典型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位国王的命运，他们均与英国议会长期纷争。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但在1688年，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在光荣革命中被不流血地请下王位。甚至在他试图政变之后，也只是被强迫去国流亡。到1776年，美国革命将“专制制度”的定义降低到对茶叶征税和为士兵提供食宿的水平。

    同时，政府的专制性逐渐减弱，思想家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原则和方式，以便将政府的暴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它始于一场观念的革命。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是上帝统治其王国的地方特权。人们开始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小工具——一个人类的技术发明，目的是增加全体人民共同的福祉。当然，政府从来都不是一个刻意的发明，它早在有文字的人类历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新的思想方式确实需要超前的想象力。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以及后来的杰斐逊、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这些思想家都设想过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并在头脑中反复构思一群理性的人会怎样安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结论是，新的制度与当时的神权政治和世袭君主制毫无相似之处。很难想象，一个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性人，会选择君权神授这种制度安排——“朕，即国家”，或者让一位近亲生育的10岁儿童登上王位。相反，政府应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国家权力，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让大家敬畏”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国家手持为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残害公民的许可证。这个力量不过是一项得自人民授权执行的协议，即“一个人，在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自愿放弃绝对的权利，并且同意，自己享有特定的自由，正如他容许其他人也只享有同样特定的自由一样”。[98]

    我们可以公平地说，霍布斯本人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思考透彻。按照他的想象，在某个清晨时分，人民突然就给予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一个委员会一次性的永久授权。在此之后，这个国家或委员会即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利益，以至于他们从此不再需要提出任何疑问。一个人只要设想一下美国的某位议员，或者英国王室的某位成员（且不说那些统帅或委员），就会明白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现实中的国家——利维坦是有血有肉的人，具备我们能够期望智人物种所可能具有的所有贪婪和愚昧。洛克认为，当权者将会“使自己免受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并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让法律符合自己的意愿，从而有了置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之上的私利，违反了组织社会和政府的初衷”。[99]他呼吁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而且一旦政府不再执行人民的意愿，公民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霍布斯和洛克理论的继承人将他们的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他们拿出了美国宪政政府的设计蓝图。他们痴迷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易犯错误的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如何能够具备足够的力量，阻止公民互相残杀，同时自己又不会变得自大到成为最大的侵害力量。[100]麦迪逊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天使要统治人类，就没有必要对政府进行外部或内部控制。”[101]结果，洛克三权分立的思想被写进了新政府的设计中，因为“必须以野心来抵抗野心”。[102]于是，美国政府被分成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权力部分。在联邦体系中，政府分为州和全国两级，定期的选举能够迫使政府关注大众的意愿，并以有序和平的方式移交权力。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政府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它要肩负的使命，即在公民的同意下，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并且以《权利法案》的形式，界定一系列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约束政府不得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暴力。

    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个创新是明确承认正和博弈的安抚作用。文明商业的理念贯穿在《宪法》的通商、合约和征用条款中，这些条款防止了政府过多介入公民之间的互惠交换。[103]

    18世纪时人们尝试的民主政体，就如同今天一项高新科技产品的1.0版，你能期待的只有这么多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清汤寡水、淡而无味；法国民主实践演变成一场十足的灾难；至于美国民主中的一个缺陷，大家最好去看看演员“冰茶”（Ice-T）扮演的杰斐逊是如何检视宪法草案的：“让我们来看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你可以拥有奴隶……我看着很好啊！”但是，民主制度的初期设计的价值在于它继续升级的潜力。尽管有其自身的限制，它不仅开辟了一些区域，绝不容忍宗教裁判、残忍处罚和专制权威，而且还具备让自己继续扩张的基础。明确宣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不论当时这一宣言多么虚伪，它都是一个内在的权利保护者。以它为支撑，87年后废除了奴隶制，再经过一个世纪，其他各种形式的种族压迫制度被终结。一旦民主观念开始传播，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它的感染，我们将会看到，自从政府出现之后，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最伟大的暴力遏制技术。

    大战

    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为战争辩护的理由就是恺撒那句简洁扼要的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征服就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帝国兴起，帝国衰落，整个民族被征服，被奴役，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些被冠以“某某大帝”的历史人物，既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学者、医生，也不是伟大的发明家——这些人才是给人类增添了幸福和智慧的人。“大帝”都是些独裁者，他们的业绩是征服了广阔的疆土和疆土内的人民。如果希特勒的好运气能持续得再久一点儿，他可能会以“阿道夫大帝”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即使在今天，标准的战争史书籍告诉读者的主要是战马、盔甲和火药，而对于这些宏大场景下成千上万的人命伤亡却总是语焉不详。

    同时，战争中某些男男女女的个人命运，永远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一直是审视战争的道德视角。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对立派墨家的创始人、哲学家墨子就说过：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104]

    偶尔也有西方先知高扬和平的理想。先知以赛亚祈愿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105]基督教导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转过来由他打。”[106]虽然基督教以一场和平运动为开端，但到公元312年时，情况急转直下。古罗马帝国统治者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写着“以此必将征服”，随后他使古罗马帝国皈依了这个好战版的基督教信仰。

    几千年间，尽管有周期性出现的和平和厌战情绪，但战争状态几乎连绵不断。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世纪的国际法的前提是：“（1）各方无法就和平和停火达成一致，因此即使在独立的基督教社区之间，战争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2）除非有单独的安全通行权和条约一类的特殊安排，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有随意处置外国人的绝对酌情权；（3）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谁都可以为所欲为。”[107]在15、16和17世纪，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繁，平均每年爆发约三场新战争。[108]

    反对战争的道德理由是无可辩驳的。音乐家埃德温·斯塔尔这样说：“战争。啊哈！它有什么好处？绝对什么也得不到。战争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眼中的泪水，她们的儿子走上战场，失去生命。”只是在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在意这个观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此乃“别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不再学习战争，但是它的邻国继续好战，和平的镰刀无法抵御好战的梭镖，它很可能成为入侵国的阶下囚。迦太基人败于古罗马人，印度人败于穆斯林入侵者，清洁派教徒败于法国人和天主教教会，还有很多国家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被卡在德国和俄国之间，都是这种命运的实例。

    第二，和平主义在自己的国家内也经常是军国主义势力打击的对象。在一个已然陷入战争或者即将卷入战争的国家，国家的领袖无法分辨谁是和平主义者，谁是胆小鬼或者叛国者。在历史上，再洗礼派和其他许多主张和平的教派一样，一直受到迫害。[109]

    只有在某一时刻，大批选民受到反战情绪的感染，和平主义才能得到关注和支持。必须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反战运动才不至于完全依赖人民的道德诉求。正是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和平主义摆脱了原来虔诚但毫无效果的状态，成为一场具有切实可行的议程的运动。

    将毁灭一切的战争魔鬼送回老家的方法之一是讽刺。道德说教会受到嘲弄，激情雄辩可以被送进监狱，但讽刺是一种难以压制的、圆滑的，并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反对力量。它诱惑听众变换角度，站在一个外人，比如一个傻瓜、一个外国人或一个游客的角度观察社会，让人们领悟到自己社会中的虚伪和人性中的缺陷。如果听众听懂了笑话，如果读者或观众喜欢这些小品，这说明他们默认了作者对原有规则的解构，而作者完全不需要做长篇大论的批判。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对荣誉概念——人类历史上众多暴力的主要源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辟的分析。哈尔亲王催促福斯塔夫立即参战，说“哎，只有一死，你才好向上帝还账”。福斯塔夫沉思地说：

    这笔账现在还没有到期，我可不愿意在期限未满以前还给他。他既然没有叫到我，我何必那么着急？好，那没有关系，是荣誉鼓励我上前的。嗯，可是假如当我上前的时候，荣誉把我报销了呢？那便怎么样？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解除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被感觉的吗？嗯，对于死人是不能被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的人生存在一起吗？不。为什么？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这样说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了。[110]

    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即1759年，在“七年战争”期间，约翰逊设想了一个魁北克的印第安人首领会怎样向他的人民评价“欧洲人的战争艺术和规矩”：

    他们有成文的法律，他们吹嘘说这个法律是来自那个创造了大地和海洋的他。他们自称相信并遵循这个法律，在离开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让他们感到愉悦。为什么这个法律没有被传达给我们？它被藏起来了，因为它被违反了！他们怎么可能向一个印第安民族传布这样的福音。我被告知，他们的第一条戒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贪婪之子拔剑互相残杀，将强取豪夺称为宣战书。让我们漠然看待这场屠杀，并记住，每一个欧洲人的死亡都是将这个国家从暴君和强盗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还算是国家对国家的要求吗？这难道不是秃鹫对小兔、老虎对小鹿的要求吗？[111]

    （上文中提到的小兔是指野兔的幼崽。）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年）典型地刻画了优势地位转变的情况——从小人国转到巨人国。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的嘴向巨人国的国王讲述了自己国家的近况：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的恶果……

    “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你嘴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112]

    法国人也喜欢嘲讽。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年）在《思想录》中这样想象：“为什么你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我？我手无寸铁。”“为什么，你不是生活在河对面吗？我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我这一边，杀了你，我就是个凶手，但是既然你生活在对岸，我就是英雄，不过如此。”[113]在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1759年）中，他也借虚构人物的口发表了反战言论，比如，“100万名身穿制服的暗杀者，咆哮着从欧洲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为了挣他们每日的口粮，军纪严谨地从事着谋杀和掠夺”。

    在讽刺作品告诉大家战争的虚伪和卑鄙的同时，18世纪开始出现论证战争非理性和可避免的新理论。最早出现的是“文明商业”，即正和收益的交易必定比零和或者负和收益的战争更有吸引力。[114]虽然还要再等200年，人类才会使用博弈论的数学语言，但其关键的思想可以用文字简明地表述如下：如果你能够用更少的钱从别国那里购买财宝，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卖给他们，为什么还要花钱再加上流血伤亡去侵略别国，抢劫这些财宝呢？圣皮埃尔神甫（Abbé de Saint Pierre, 1713年）、孟德斯鸠（1748年）、亚当·斯密（1776年）、乔治·华盛顿（1788年）和康德（1795年）都在文章和著作中赞扬自由贸易，因为它把各国的物质利益联结在一起，鼓励它们彼此珍重对方的存在。正如康德所说：“商业的精神迟早会抓住每一个人，它是不能和战争共存的……所以，尽管并非完全出于道德动机，各国将被迫促进和平的崇高事业。”[115]

    就像对待奴隶制那样，贵格会成立了反对战争制度的活动团体。这一教派对非暴力的信奉虽说是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神通过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向我们讲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业绩卓著的生意人，而不是禁欲的路德派。他们创立了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伦敦劳合社）、巴克莱银行，还有宾夕法尼亚殖民地。[116]

    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反战文献当属康德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论》。[117]康德从来不是一个空想家，他在文章的开始就做了谦逊的忏悔，说这个标题是来自一家小旅店的招牌，招牌画面是墓地外加这样一行文字。接着他逐一陈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六个先决步骤，接着又给出了三大原则。这些先决步骤是：和平条约不应留下战争的可能性；一个国家不得吞并另外一个国家；解散常备军；政府不得借债资助战争；一个国家不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战时，国家应避免使用破坏对未来和平信心的战术，比如暗杀、投毒和煽动叛国。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几项“正式条款”。康德坚信人性的限制，他在其他地方曾经这样写过：“人性是块弯曲的木材，做不成任何正直的东西。”因此，他从霍布斯的概念出发：

    人类肩并肩和平相处的状态不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一种。这不是说人类一直处于交战状态，但至少一直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和平状态是人们建设的结果。为了确保不发生战争，仅仅是简单地不采取敌对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除非每一个邻国（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可能）都接受安全条约的约束，各国都会视自己的邻国为敌国，而各国都恰恰要求自己的敌国接受条约。

    接着，他概述了他的永久和平的三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国都是民主政体。康德使用的字眼是共和制，因为他将民主与暴民统治联结在一起，他脑子里所想的是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和法治的政府。康德争辩说，民主政体之所以不会互相开战，有两个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种设计的政府形式，基础是非暴力的——这个设计“源自纯粹的法治概念”。民主政府只有在保护自己公民的权利时才会使用武力。康德这样推理，民主国家往往会在与其他国家交涉时将这一原则外部化，这些其他国家也只应该由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势力统治。

    第二，更重要的是，民主政体倾向于避免战争，因为所有战争的收益都归国家领袖，而代价则由人民来支付。在专制政体下，“世界上最容易做出的决定就是宣战，因为对于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他是领主而不是国家的成员，战争不需要他牺牲任何快乐，诸如他的餐饮、狩猎、乡间别墅、宫廷仪式等等。因此，他很可能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发动战争，就像他因为开心而举办一次晚会一样”。但是，如果权力在民，他们就会再三考虑是否要在愚蠢的海外冒险上浪费自己的钱财和生命。

    永久和平的第二个条件是“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制定国际法”——一个“国联”，他这样称呼它。这个联盟是一个国际化的利维坦。鉴于每一个国家都认定自己永远正确，国联将超越单个国家，给争端提供客观的第三方仲裁。正如为了避免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个人认同社会契约，向国家交出某些个人的自由，国家之于国联则是：“对于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存在一种合理的方式让世界能够避免无法无天的必然引发战争的局面。如同个人，国家必须放弃它们蛮横（无法无天）的自由，将自己纳入公法的制约，从而建立一个包括不同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实体，最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其中。”

    康德并没有设想一个拥有全球军队的世界政府。他认为，国际法可以自我执行。“各国对法律这个概念（至少在言辞上）的尊重证明，人身上还沉睡着更强大的道德意愿，要去克制自己身上的邪恶因素（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说到底，《永久和平论》的作者也就是提出“绝对命令”的人，绝对命令（或“绝对律令”）是指人应该按照能够成为普遍行为准则的方式行动。这些乍听起来都是虚无缥缈的空想，但康德把这一思想与民主的传播联结在一起，让这一思想落在坚实的地面上。两个民主国家可以相互承认对方所遵从的原则的有效性。这使它们区别于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基于狭獈的信仰；这也使它们区别于专制政体，专制政治基于家族、王朝或者有魅力的领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有理由相信它的邻国是按照与自己相同的方式组织政治事务，那么，因为两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一样的，所以两国均无须担心对方会发动进攻，也就均无须采取先发制人的防卫行动。以此类推，双方都不会掉进霍布斯陷阱。比如说，今天的瑞典人不会因为担忧他们的邻居正在酝酿什么“挪威高于一切”的计划而夜不能寐，挪威人对瑞典人也没有这样的顾虑。

    永久和平的第三个条件是“普世友好”或者“世界公民”。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不随身携带武器，就应该能够自由安全地生活在其他国家。跨越国界的对话、贸易和其他“和平关系”将全世界人民编织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一个地方发生的侵权，全世界都会有所感受”。

    显然，无论是讽刺作家对战争的丑化，还是康德如何减少战争的实用主张，都没有立刻得到普遍认同，未能让西方文明逃脱150年后的一场浩劫。但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播下了一场运动的种子，这场运动后来开花结果，最终使世界远离了战争。即使在当时，对战争的新认识也立即产生了影响。历史学家注意到，对战争的态度在1700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袖们开始声称自己爱好和平，说战争都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118]穆勒说过：“不可能再像恺撒那样简单而坦诚地宣布 ‘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这句话逐渐变成 ‘我来过，我看见，可当我站在这里观望的时候，他打了我，我赢了’。这也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吧。”[119]

    对许多国家来说，帝国权威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这是一个更切实的进步。18世纪，世界上一些最好战的国家，比如荷兰、瑞典、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它们面对战事失利，不是扩张军备，计划反攻夺回胜利，而是退出征战的游戏，把战争和帝国甩给其他国家，自己埋头于商业贸易。[120]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即大国之间的战争时间变短了，频率降低了，参与的国家也减少了（虽然军事组织的进步意味着战争更具破坏性了）。[121]

    最伟大的进步尚未到来。过去60年来大规模战争数目的惊人减少，也许就是对康德象牙塔理论的迟到的辩护——如果现在还不是“永久和平”，也肯定是“长期和平”，而且是越来越长的长期和平。正如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预示的那样，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和平，不仅是因为唾弃战争，而且是因为民主的传播、贸易和商业的扩张，以及国际组织的成长。

    人道主义革命源自何方？

    我们已经看到，曾经是数千年文明组成部分的不人道行为，突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了。驱巫、折磨囚犯、处决异端、奴役外国人，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残忍行为，迅速地从家常便饭变成了匪夷所思。佩恩评论过要解释这些变化是多么困难：

    抛弃这些武力的路径经常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是神秘的——如此之神秘，有时人们感到是上天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次又一次地，那些暴力的基础原本是如此根深蒂固、自我强化，似乎只有魔法才能扫除这些暴力。人们只能用“历史”来解释这个造福世代的政策——减少暴力的使用——是如何逐渐加诸人类的，人类自己既不曾有意识地追求过它，也从来没有赞同过它。[122]

    停止使用武力惩罚欠债不还的人，就是这种神秘性的案例之一。这种未经特意追求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趋势。还有，远在民主原则被明确表述之前，英语国家中的政治谋杀就已经消失了。在这些实例中，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感转变，也许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改革的先决条件。在争权夺利的集团放弃将谋杀作为分配权力的佳选之前，很难想象如何能实现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最近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未能站稳脚跟，这提醒我们，在改变有关暴力的规范之前，必须先改变治理的具体细节。[123]

    当然，在变化被落实为成文法律之前，情感的逐渐转变通常不足以改变实际的操作。比如，有良知的废奴鼓动家说服当权者通过法律，并以枪炮军舰为后盾，最后才终结了奴隶贸易。[124]至于血腥的运动、公开绞刑、残忍刑罚和欠债人监狱，也都是有良知的鼓动家和从他们开始的公众辩论影响到立法者，立法者通过法案，这些恶俗和暴行才被告废止。

    在解释人道主义革命时，我们不需要在默契的规则和明确的道德论证之间做取舍。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当情感发生变化，对现状提出质疑的思想家就有可能将理念付诸实施，他们就会有言说的机会，并被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不仅说服了拥有权力的人，而且经过酒吧争吵、家庭辩论渗透进社会的文化情感，最后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共识。当一种常规被从上至下的改革宣布为非法之后，一方面，它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亡，另一方面，它也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现实选项。比如在办公室和教室里抽烟，原本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后来被法律禁止，今天人们已经觉得原来的旧习简直不可思议。同样，奴隶制和公开绞刑这些恶行早已是过去，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记得它们。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它们是难以想象的丑陋，甚至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辩论。

    对其他生命及其痛苦的关注，也是深受人道主义革命影响的社会观念大转变。当然，人们的道德远远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看见珍宝还是会产生占有欲，脑子里一样有见不得人的淫思绮念，甚至也会巴望杀死那些公开羞辱他们的人。[125]但是，一些其他的邪恶愿望已经不再吸引人，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围观烧死一只猫的胃口，更不要说围观烧死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别于我们几个世纪之前的祖先，对于其他生命遭受的无法言表的痛苦，他们不仅赞成，亲手实施，甚至还能够尽情地享受。那时候的人在想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他们的那些想法了？

    在了解第8章的施虐心理学和第9章的共情之前，我们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哪些历史性的变化，让人们不再滥用残忍。同以往一样，寻找先于情感和行为变化的外生变量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只有找到这样的外生变量，我们才能摆脱说人们停止残忍行为是因为他们变得不那么残忍了这样的循环逻辑。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并最终引发了人道主义革命？

    * * *

    “文明的进程”是我们的一个备选答案。回想一下，埃利亚斯曾经表示，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人们不仅更加自制，而且培养起共情的意识。他们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身体力行尊奉新的道德标准，而是因为要想获得成功，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拉拢政界和商界的领袖。财富的获得越来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农耕和抢掠。当然，嗜好残忍与协作社会的价值格格不入：如果你认为你的邻居会兴高采烈地看到你被开膛破肚，又怎么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呢？文明的进程减少了个人暴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对严刑峻法的需要，正如今天的“严厉打击犯罪政策”，也是随着犯罪率的升降而时紧时松。

    研究人权史的史学家林恩·亨特提出了“文明的进程”的另一个冲击效应：个人卫生和礼仪的改进。比如，使用餐具进食，性行为私密化，以及尽量不在人前进行排泄，并保持衣裳不沾染排泄物。她认为，烦琐的礼节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具有内在的完整性，不是任何社会的附属品。身体的完整性越来越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不得以造福社会为理由、以个人牺牲为代价对其进行侵犯。

    我个人的情感倾向于更具体的东西。我怀疑，关于卫生对道德情感的影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假说，即人们彼此之间的反感越来越少了。人类对污秽和身体的排泄物非常反感，就像今天人们会回避身上散发着屎尿气的流浪汉；古人对邻居更冷酷无情，也是因为这些邻人肮脏邋遢，令人厌恶。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容易从生理反感滑向道德反感，视所有不卫生的东西为下贱卑鄙。[126]研究20世纪暴行的学者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当一个集团压倒性地统治另一个集团之后，特别容易发生残暴行为。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已经分析过人性灭绝的恶性循环。人们迫使那些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悲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动物或低等人种，这刺激统治集团加倍地虐待他们，使他们的处境和状态进一步恶化，最后扫除了压迫者残存的最后一点儿良知。[127]也许，如果文明的进程是一部影片，这种人性灭绝的螺旋线就如同倒放这部电影，是历史潮流的逆转。而历史的浪潮是人们的生活更清洁，更有尊严，历经几个世纪之后，也更尊重人民的福祉。

    很不幸，“文明的进程”和“人道主义革命”在时间上并没有以一种互相影响的方式同步发展。国家和商业的兴起，凶杀的急遽减少，文明进程的不断向前迈进，历时几个世纪之久，但人们仍然不介意残酷刑罚、国王的绝对权力和对异端的凶残迫害。确实，当国家握有的权力越大，它也就变得越残忍。比如，动用酷刑逼供（而不是判刑监禁），就是在中世纪许多国家恢复罗马法的时候重新引进的。[128]一定有其他因素在17、18世纪加速了人道主义情怀的发展。

    * * *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自己生活改善的同时变得更有同情心了。佩恩猜测说：“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时，他们的食物更好了，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他们觉得自己以及别人的生命都更有价值了。”[129]原来廉价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这一假说大致符合历史的大潮流。几千年来，世界一步步摆脱了人祭和酷刑处决等野蛮行径，也是几千年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越来越舒适。那些率先废除严刑峻法的国家，比如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确实位居那个时代最富有的国家之列。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贫困的角落，我们还能看到奴隶制、迷信杀戮和其他野蛮习俗。

    但是，“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也有一些问题。当时许多比较富裕的国家，比如古罗马帝国，都是虐待狂的温床。今天在富有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中，可能会发现截肢和石刑等严厉惩罚。更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不吻合。图4-7描绘了当代西方致富的历史，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使用1200—2000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按照能够购买固定数量的食物货币额）做富裕程度的测度。

    富裕水平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到来之后飞速上升。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天下，食物生产的任何进步都带来更多嗷嗷待哺的嘴巴，人们低下的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不仅英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1200—1800年，欧洲国家经济水平的测度指标，比如收入、人均卡路里的摄取、人均蛋白的摄取、每个妇女存活的子女数量都没有上升趋势。确实，他们与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只有当工业革命引进了更有效的制造技术，并兴建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之后，欧洲的经济才开始飞速发展，人民也开始变得富有了。我们试图解释的人道主义革命在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

    图4-7 1200—2000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

    资料来源：克拉克绘图，2007年a，第195页。

    即便我们能够说富裕和人道主义情感是相关的，也很难说清相关的原因。货币并不只是填饱肚子和给人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能买来更好的政府、更高的识字率、更大的流动性和其他东西。而且，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贫困和不幸就一定会让人们享受虐待他人的乐趣。人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你亲身感受过痛苦和赤贫，你应该更不希望别人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反之，如果一个人生活安逸，反而不容易了解别人的苦难。我会在最后一章再回到“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这里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

    * * *

    在工业革命前，图书生产是一个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的新技术。在1452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每一部书籍都由手工抄写。书籍的制作不仅费时费工——一本相当于今天250页的书，需要37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且在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方面都缺乏效率。手写字比印刷字难辨认，所以手写书的版面更大，使用的纸张更多，装订、储存和运输的费用也更高。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后，出版成为当时的高端技术行业。在工业革命期间，印刷和造纸行业的生产力提高了20倍（见图4-8），高于英国经济的增长率。[130]

    图4-8 15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图书生产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图表，2007年a，第253页。

    高效的印刷新技术引发了图书出版业的大爆炸。图4-9显示，17世纪每年的图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而在18世纪末出现直线上升。

    书籍也不再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玩物。研究识字率的学者苏珊·基恩（Suzanne Keen）指出：“到18世纪末，伦敦和外郡的市镇到处都有可以借阅图书的图书馆，图书馆向外租借量最大的就是小说。”[131]书籍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人们阅读的意愿也就越来越强烈。在普及教育和标准考试出现之前，很难估计读写的水平，但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一种巧妙的替代方式进行估测，比如能够在结婚证书和法庭声明上签署姓名的人的比重。图4-10给出了克拉克整理的两组时间数列，它们显示，在17世纪的英国，识字率提高了一倍，而到17世纪末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已经学会了读和写。[132]

    图4-9 1475—1800年英国每10年出版的图书数量

    资料来源：西蒙斯（Simons），2001年；图片来自网页。

    图4-10 1625—1925年英国的识字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图表，2007年a，第179页。

    西欧其他国家同时期的识字率也在提高。到18世纪末，大部分法国公民可以读写，虽然其他国家直到后来才出现识字的估计数字，但一般都认为，到19世纪初，丹麦、芬兰、德国、冰岛、苏格兰、瑞典和瑞士的大多数男性都识字。[133]不仅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而且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扩展了。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Rolf Engelsing）将这一发展称为“阅读革命”。[134]人们开始阅读宗教之外的世俗书籍，开始在集体阅读之外进行个人阅读。除了一本正经的文献，例如年鉴、宗教作品和《圣经》之外，人们也开始阅读小册子、小传单和期刊。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这样说：“18世纪末确实像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不同阶层的人民开始接触到多种多样的读物，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动力印刷、活字铸排和几乎普遍识字，大众阅读的雏芽一路生长，在19世纪全面开花。”[135]

    当然，17、18世纪的人还有很多可以阅读的东西。“科学革命”已经让人们看到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和天文望远镜中的宏观世界，意识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过是连续的浩瀚时空中一个小小的切片，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是行星轨道上的一块岩石，并非创造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对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探索，以及通往印度和亚洲的航线的发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揭示了生活方式与读者迥然不同的异域民族的存在。

    我认为，写作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变量的最佳候选因素。生活在由村庄和宗族组成的狭小世界中的人，只有通过五官感觉其狭隘的小世界，他们只有一个知识的来源——教会；而阅读给人们带来了关于其他人、其他地方和文化的迷人故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想。出于几种原因，人们思想的扩展会给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增加一剂人道主义的良药。

    共情的兴起和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人类的同情心，并不是人看到另一个生命时就会自动产生的条件反射。我们会在第9章中看到，虽然不同文化的人都对亲人、朋友和婴儿表现出同情，但对于较远的邻居、陌生人、外国人和其他芸芸众生，人们就会有所保留。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论证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已经将利益认同的人拓宽进自己的圈子。[136]有意思的问题是，是什么拓宽了共情圈。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读写。

    阅读是一种转换视角的技巧。当别人的想法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时，你就是站在那个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你不仅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你还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他或她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我们将会看到，“接受别人的观点”意义上的“共情”不同于“对别人感到同情”意义上的“共情”，但第一个共情是导向第二个共情的自然通道。一旦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你就会想到这个人是第一人称的——“我”，是现在时态的，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是想法和你有所不同。不难想象阅读他人文字的习惯能够让一个人养成代入别人观点的习惯，从而感受别人的欢愉和痛苦。在某一个瞬间，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就是绞架上窒息得脸色发青的人，或者是那个绝望地推开燃烧着的柴束的女子，或者自己正颤抖地经受着200下鞭打。我们也许会问自己，是否应该在任何人的身上使用这样的酷刑。

    接受别人的观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见。了解一个只有从外国人的、探险家的或者历史学家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世界，能够将一个不可争议的规则（“这是常规”）变为一个准确的观察（“我们的部落正在这样做”）。有了对自我的意识，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提问，质疑旧俗和常规是否能够改变。了解历史的进程，就会明白领先者可以变成落后者，落后者也可以变成领先者；沧桑人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们也许会形成一种新的思维习惯，经常能够自己提醒自己：“我，不过是走运罢了。”

    那些让读者超越本乡本土的小见识的阅读绝不仅限于纪实图书。我们已经说过讽刺小说如何将人们带入假想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自己的愚蠢和可笑，无须长篇累牍的说教，人们的情感就能发生改变。

    现实主义小说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思其所思，感其所感，读者的共情圈就这样被扩大了。研究文学的学生都学过，18世纪是小说史的转折点。小说自此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到18世纪末，英法每年出版近百部新小说。[137]与初期出版的作品不同，新小说不再拘泥于讲述英雄、贵族和圣徒的业绩，而是再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奋斗和失意。

    林恩·亨特指出，人道主义革命的鼎盛期18世纪，也正是书信体小说的全盛时期。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是在主人公自己的言说中展开的。与保持距离的旁白不同，主人公自己展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实时的”。18世纪中叶，三部情节小说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三本书的书名都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 1740年）和《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年），还有卢梭的《新爱洛伊丝》（New Hél.ise, 1761年）。书中描述的被禁止的爱情、难以忍受的包办婚姻，还有那些平凡女子（包括女仆）不平凡的悲惨命运，让许多与她们在生活中毫无交集的成年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退役军官在给卢梭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

    你让我为她发疯。想象一下吧，她的死让我泪如泉涌……我从来没有这样尽情地哭过。阅读此书给了我如此强烈的体验，我相信，我会很高兴在完成阅读的最后一瞬间死去。[138]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小说让读者与他人认同并同情他人的作用赞赏不已。在为理查森所写的悼词中，狄德罗说：

    尽管你知道这是小说，但一旦你进入他的角色，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他们的对话，然后，你同意，你谴责，你爱慕，你开始烦躁了，你感到愤怒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我就像一位第一次被带进剧院的儿童，哭喊着对故事中的人说：“不要相信他，他是在骗你呀。”……他的人物都是来自生活中的普通人……他描写的激情，正是我自己内心的感受。[139]

    当然，教会的神职人员痛斥这些小说，还将几本小说列入《禁书目录》。一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这样写道：“翻开这些书，你就会看到，几乎所有作品都侵犯了神圣和人类正义的权利，父母对孩子的权威遭到蔑视，婚姻和友谊的神圣纽带被斩断。”[140]

    亨特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阅读书信体小说，体会书中与自己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物，就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训练，最后就是转变为反抗残忍刑罚和践踏人权。和其他解释一样，对于这一相关性，我们很难排除还有别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人们变得更有同情心，这也让人们喜欢书信体小说，并关切其他人的不幸遭遇。

    但是，一个纯粹的因果关系假说要比一个英语老师的幻想更靠谱。这一连串事件的顺序是：印刷出版的技术进步，大规模出版图书，识字率提高，小说风行于世，这些依次发生在18世纪人道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在某些情况下，一群人在受苦受难，但久已被社会遗忘。畅销小说或者回忆录向广大读者展示了这些人的生活和苦难，最后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当《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让废奴活动家奔走呼号的同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1838年）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 1839年）让人们看到了英国工厂和孤儿院中的孩子受到的虐待。理查德·亨利·达纳的《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Life at Sea, 1840）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帮助结束了对水手的鞭刑。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埃利·威塞尔的《夜》（Night）、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亚历克斯·哈里的《根》（Roots）、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和艾丽斯·沃克的《拥有欢乐的秘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一部讲述女性割礼的小说）都曾经唤起公众对某些受害人的关注。没有这些书籍，受害人和他们的苦难很有可能被社会遗忘。[141]电影和电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提供了更直观的体验。我们将在第9章介绍一些实验，它们证实虚构的故事确实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一般的小说也罢，书信体小说也罢，都是扩大共情的关键类型，让人们习惯于走出狭隘自私的角落。仅此一点，阅读的爆炸性增长就可能已经对人道革命做出了贡献。此外，它还可能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贡献：为考量道德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新思想提供了一个温室。

    文字共和国和启蒙人文主义

    在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88年的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中，一位教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精英大学正在衰亡：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方便携带了。人也一样……过去20年以来，有三件事情让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空旅行、直拨电话和复印机……只要你能找到一部电话、一台复印机，加上会议经费，你就成了，你就和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学——全球校园接通了。[142]

    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说的没错，但是他过分强调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在他的著作发表20年后，这些技术被电子邮件、电子文献、互联网、博客、电话会议、Skype（一种即时通信软件）和智能手机超越。而在他说此话的200年前，当年的技术——航海、印刷图书和邮政服务已经让信息和人具有了便携性。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个全球校园、一个公共空间，或者用17和18世纪的叫法：一个“文字共和国”。

    任何一位21世纪的读者如果深入了解思想史，都会不由自主地被18世纪的“博客圈”打动。每一本书刚出印厂，立即被销售一空，旋即再版印刷，接着就是被翻译成数种文字，评论的小册子和单张接踵而至，学者通信交流，最后是又一本新书火热出炉。洛克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通了上万封信。伏尔泰一个人就写了18 000多封信，足足编纂了15卷书。[143]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对话的进行速度过于缓慢，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有一次交流，但它的速度足以引发讨论、批评、融会、提炼，并引起当权者的关注。最著名的事例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此文一出，即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推动了在全欧洲废除酷刑惩罚。

    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足够的供货人，思想的市场不仅会传播思想，而且会改变思想的创作。没有人能聪明到在一开始就知道什么观点最有价值。牛顿（很难说他是个谦虚的人）在1675年给科学家同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一封信中承认：“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想法打包，并将它与其他想法结合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其他思想，层出不穷。[144]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组件供给，而这必须依靠各种思想交流的网络。

    全球校园不仅增加了思想的复杂性，也提高了思想的质量。在蜗居的隔绝中，难免会滋生各式各样怪异和有害的思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个有害的观点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至少让这个观点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机会。在“文字共和国”中，迷信、教条和野史的寿命都不长，那些就控制犯罪和管理国家冒出来的馊主意也得意不了几时。放火烧一个人，观察他是否会被烧死，以此来判断他是否有罪，这种方法是十分愚昧的。因为一个女子与魔鬼交配并将魔鬼变成猫而处死她，同样愚蠢至极。除非你自己就是世袭的专制君主，否则你不可能认同世袭专制君主是最佳政体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洛奇1988年提到的技术名单上，只有喷气式飞机还没有被互联网取代。这也告诉我们，有时面对面的沟通是无法被替代的。飞机让人们团聚一堂，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不是已经“团聚一堂”了吗？所以，城市一直是思想的熔炉。国际化的大都市可以聚集大量不同思想的人，还提供了大量的角落和缝隙，足供特立独行的人寻找藏身避难之地。“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也正是城市化的时代。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成为知识的骡马大市，思想家每天都在沙龙、咖啡馆和书店聚会，对时兴的观点评头论足。

    阿姆斯特丹是思想角斗的主战场。在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它是一个喧嚣的港口，向各种商品、思想、货币和人敞开大门。它包容了天主教、再洗礼派、各个新教教派，也包容了祖先被葡萄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它拥有众多出版商，禁书出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它不仅印刷有争议的书籍，还向那些禁止这些书籍的国家出口。斯宾诺莎就是阿姆斯特丹人，他将《圣经》作为文学分析的对象，还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他完全没有给上帝留下存身之地。1656年，犹太社区将斯宾诺莎逐出，当时欧洲宗教审判的恐怖经历记忆犹新，犹太社区非常担忧这是否会惹恼身边的基督徒。[145]悲剧并未落到斯宾诺莎头上，但如果他住在偏僻的乡村，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不过是收拾了自己的物品，搬到另外一个小区而已，接着，他又搬到更宽容的荷兰城市莱顿。两个城市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圈子都对他张开了双臂。约翰·洛克在1683年被怀疑参与了反对英王查理二世的阴谋，阿姆斯特丹成了他的避风港。勒内·笛卡儿也不断地变换住址，风声一紧，他就在荷兰和瑞典两国之间来来往往。

    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将自由民主的出现归功于城市的兴起。[146]暴虐的独裁者即使被他的人民鄙视，仍然能保住权力，这个谜被经济学家称为“社会两难困境”或者“搭便车问题”。在专制制度下，独裁者和他的打手们有强烈的动机把持权力，但单个的国民却缺乏动机去推翻他，因为虽然民主的收益惠及全民，但反抗者却要独自承担专制镇压的风险。城市像一个熔炉，将金融家、律师、作家、出版商和人脉广泛的商人聚集到一起，他们可以在酒吧或行会大厅共谋挑战现政权的大计，彼此分工合作，共担风险。古希腊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美国革命时期的波士顿和费城、低地国家的各个城市都是孕育民主的城市典型，今天的城市化和民主化也总是并肩同行。

    政治暴君和宗教暴君从来都知道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所以他们一向压制言论、写作和结社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要通过权利法案保护这些渠道。在城市和文化兴起之前，自由的思想很难形成和聚合，所以可以说，人道主义革命出现的部分原因是17世纪和18世纪城市的兴起。

    * * *

    当然，将人和思想汇聚在一起，不能决定这些思想会怎样演化。“文字共和国”和大都市的兴盛也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出现了人道主义伦理观，而不是为酷刑、奴隶制、专制主义和战争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当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由自由和理性的力量组成的社区协商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世界各方反馈的制约下，他们的共识必然指向一定的方向。正如我们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的DNA有四个组成单位——假定他们的实验操作正确，假定DNA确实是有四个组成单位，从长期来说，他们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其他结果，我们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启蒙思想家会逐渐开始反对非洲奴隶制、酷刑、专制王朝，以及处死女巫和异端。在公正、理性、见多识广的思想家的大量观察下，这些做法最终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在思想的王国中，一个思想蕴含着其他思想，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外生的力量。一旦一个思想家群体进入这个王国，无论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如何，他们的思想都将被迫向某些方向发展。我认为，道德发现的过程是人道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动因。

    我打算继续就这个观点进行更深一层的阐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短的时间内，许多暴力制度就走到了尽头，因为批判这些制度的理论早已经过长期的酝酿，是“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涌现的哲学思想的延续。许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儿、洛克、大卫·休谟、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康德、贝卡里亚、斯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和约翰·穆勒，共同构造了一种世界观，即我们所说的启蒙人文主义（有时也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这个词已经具有了其他含义）。下面是对启蒙人文主义哲学的简要概述，虽然粗略，但总算是对这些启蒙时代思想家的观点给出一个连贯的总结。

    启蒙人文主义的起点是怀疑主义。[147]人类历史上的愚昧，以及我们自己容易被错觉和谬误迷惑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不分男女）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人需要有理由才能去相信某件事情。信仰、启示、传统、教条、权威、主观确定性带来的陶醉——都会带来错误，不应该作为知识的来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吗？笛卡儿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自己的意识。我正在思索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这个事实让我知道我是有意识的，而且我能够知道我的意识是由几种不同的经验构成的。它们包括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感知，各种欢愉和痛苦——有感官的（比如食物、舒适、性），还有精神的（比如爱、知识和对美的欣赏）。

    我们也相信理性。我们提出问题，评估可能的答案，并试图说服其他人承认这些答案的价值。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认了理性的有效性。我们也相信谨慎使用理性得到的所有结论，比如数学原理和逻辑学。

    虽然我们不能对自然世界进行任何逻辑证明，但是我们有权相信某些有关自然世界的信念。我们所谓的科学，就是运用理性和观察对自然世界进行试探性的归纳。科学在解释和改变世界方面的成功毋庸赘言，科学的进步表明我们有可能去认识世界，虽然我们的认识永远是或然的，而且是随时准备被修正的。因此，科学是我们应该如何获取知识的一个范式——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指科学的具体方法或者体系，而是指科学的价值观，即寻求对世界的解释，客观地衡量各种答案，承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试探性和不确定性。

    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个人永远是有理性的，或者永远不被激情和幻象动摇。这仅仅是说，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开和公平地运用这种能力，从长远看，他们就能够在合作中通过理性得到更坚实的结果。林肯曾经观察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人，也可以永远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在我们对世界的信念中，最有把握的一条是其他人是和我们一样有意识的。其他人也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也追求同样的目标，让我们自己感到痛苦和快乐的事情，也同样让其他人感到痛苦和快乐。

    根据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推断，那些在表面上与我们有许多差异的人——性别、种族、文化，在最根本的层面和我们是一样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问：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患同样的疾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人类对特定事物的基本反应是一致的，这种超越一切文化的共性具有深刻的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存在普世的人性。它包括我们共同的快乐和痛苦、共同的推理方式，以及我们对愚昧的共同弱点（尤其是对复仇的渴望）。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人性也是可以被研究的。我们在决定如何组织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将人性的因素考虑在内——一旦科学对我们的本能提出疑问，我们就要对本能有所保留。

    人类心理共性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无论人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一般而言，他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以我们共同认可的事实为起点，使用我们共同接受的逻辑和取证标准，我可以诉求于你的理性，并试图说服你。

    这种“理性的普世性”的具体化之一，就是界定什么是道德。如果我恳求你去做一件会影响到我的事情——请不要踩着我的脚，或者不要为了好玩而捅我一刀，或者下水去救我的孩子；如果我想要你认真对待我的恳求，就不能让我的利益凌驾于你的利益之上（比如，我要保留踩你的脚、捅你一刀，或者看着你的孩子被淹死的权利）。我必须申明我的立场，这个立场迫使我以同样的原则对待你。我不能表现出仅仅因为我是我，我的利益就是特殊的，而你的就不是；我也不能要求你承认，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宇宙中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恰好站在这里。[148]

    你和我应该达成这种道德上的理解，不仅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对话，还因为只有相互无私，我们才能同时追求共同利益。比起你和我各自囤积剩余，任其腐烂，看着对方的孩子掉在水里却见死不救，两个人没完没了地寻衅斗殴，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剩余，互相救对方的孩子，不再掐住对方的喉咙，我们的处境当然会更好。当然，如果我稍微自私一点点，多吃多占了一点点，你多少憨厚了一点点，我的处境也许会比你的处境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如果我们两人都尝试占对方的一点儿便宜，我们两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如果任何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你和我三方能够理性地进行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状态是我们双方都做到无私。

    所以，道德并不是一套由充满复仇精神的神任意制定再写在纸上的规则，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部落的习俗，它是人们视角的互换性和世界为正和博弈提供机遇共同产生的结果。世界各大宗教都发现了道德的这个基础，虽然对这一金科玉律各有自己的版本，而从斯宾诺莎的“永恒观”、康德的“绝对命令”、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洛克和杰斐逊的“人皆生而平等乃不证自明的真理”中也可以看到道德的这一基础。

    存在普世人性，这已然是一个事实性知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这已经是道德的原则。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推导出应该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政府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的自私、自欺和对他人的自私和自欺的恐惧将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放弃暴力，并授权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进行管理，那么人们的生活会更好。但既然这个第三方也是由人而不是天使组成的，他们的权力必须受到其他人的监督，迫使他们按照被管治者的意愿进行管治。政府不得对其公民使用暴力，尤其是其手段不得超过防止更大暴力所需的最低限度。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人民在自愿合作和交换中繁荣昌盛。

    这一推理也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因为它承认的价值是人的实现，这是唯一不可被否认的价值。我感受欢乐和痛苦，并追求能够实现欢乐或解除痛苦的目标，所以，我没有理由否认其他众生拥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那么你就是启蒙运动的孩子，已经受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浸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绝不是一件平庸和乏味的事情。尽管不一定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是兼容的，在自然神论中，上帝等同于宇宙的本质），启蒙人文主义完全不涉及经文、耶稣、仪式、宗教法、神圣意志、不朽灵魂、来世、福音时代，或者一个对个人直接回应的上帝。任何无助于人的实现的世俗价值，启蒙人文主义同样不予理会。这些无用的东西包括：国家的威望、民族或阶级的声誉；受崇拜的各种美德，比如男子汉气概、尊严、英雄主义、光荣和荣誉；以及其他一些神秘的力量——使命、命运、辩证法和斗争。

    我认为，启蒙人文主义，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为18世纪和19世纪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一批自由民主政体的设计，特别是美国《独立宣言》中“不证自明的真理”明确地体现了启蒙人文主义的哲学。之后，它被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与各个文化中萌发的人道主义理念相融合。[149]我们会在第7章中看到，启蒙人文主义在当代的权利革命运动中再次得到发展。

    虽然如此，启蒙人文主义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大获全胜。虽然它帮助消灭了很多野蛮的制度并建立了民主政治的桥头堡，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坚决地排斥它的影响。反对力量之一，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讲述的启蒙主义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讲述的文明进程之间的张力，虽然我们将看到，两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反对力量根基更加深厚，后果也更加恐怖。

    文明和启蒙

    与启蒙运动接踵而至的是法国大革命：昙花一现的民主之后，是一连串的弑君、暴动、狂热、暴民、恐怖行动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最后以一位自大的皇帝和一场疯狂的侵略战争而告终结。超过25万人在法国大革命和后续的动荡中丧命，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另有200万到400万人被杀害。在反思这场大灾难的时候，人们会很自然地说：“从此之后，所以，就是因为它……”而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为此谴责启蒙运动。他们这样说：“这就是你能得到的——你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你从神那里偷来了火种，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启蒙运动的理论要对恐怖行为和拿破仑承担责任。客气点儿说，这种指责是值得怀疑的。政治谋杀、屠杀和帝国扩张的战争，这些恶行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对欧洲（包括法国）的君主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许多为大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持的法国哲学家在思想界无足轻重，与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和康德理性流派也没有传承关系。美国独立战争更严格地遵守了启蒙运动的蓝本，它给世界带来了第一个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民主政体。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用暴力减少的历史数据证明启蒙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并反驳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但是，在这些批评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是盎格鲁-爱尔兰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因为他的观点与暴力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文明的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对暴力减少原因的两个解释是互相重叠的，两个都诉诸共情的扩展和合作的安抚作用，但是它们所强调的是人性的不同侧面。

    伯克是知识界世俗保守主义之父，他的保守主义基于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称的“对人性的悲剧性洞察”。[150]在伯克的眼中，人类的知识、智慧和美德永远是有限的。人是自私和短视的，如果放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将立即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相残杀。人们在恪守文明社会的准则时，培养了自制和社会和谐的习性，只有如此才能阻止人类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习俗、宗教传统、性道德、家庭结构和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即使没有人能说明它们的合理性，它们也是克服人性固有弱点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正如它们曾经带领人类走出了野蛮时代，对于今天的社会，它们同样不可或缺。

    根据伯克的观点，凡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根据基本原则设计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自发地发展，而控制社会的是无穷无尽的互动和调整，人类的头脑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无法用口头语言来表述它如何运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按照时髦的理论抛弃它或者改造它。这种笨拙的胡修乱补只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导致暴乱。

    伯克显然走得太远了。因为酷刑、驱巫和奴隶制是长期存在的传统，突然废止它们将使社会回到野蛮状态，所以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奋起反抗这些制度，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太愚蠢了。这些传统本身就是野蛮，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能够找到新的补偿方式，替代被废止的暴力制度，尽管这些暴力制度都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发明之母。

    但是，伯克有他对的一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行为中，都有不言而喻的文明规范，它们是成功推行特定改革的前提条件。这些规范的发展也许是依靠神秘的“历史动力”，正如佩恩注意到的，在民主原则确立之前，政治谋杀已经在自发地淡出历史，而某些旧制度已经开始了消亡的过程，群众运动恰好给了它们致命一击。[151]

    在解释暴力减少时，文明和启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有些时期，共情、自制和合作这些隐性规范领先，理性阐述的平等、非暴力和人权等原则随后。在另一些时期，则可能是相反。

    这种往复交替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灾难深重。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是启蒙运动之子，也是英国文明进程的产物，自制和合作已经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独立宣言》礼貌周全地解释说，“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不应因微不足道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确实是为了慎重起见。

    但是，他们的庄重和审慎绝不仅仅是盲目的习惯。建国之父们有意识地审视了人性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让伯克忧心忡忡。“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152]在他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家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1794年，“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153]

    在《白板》一书中，我提出了对人性的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存在弱点），这就是决定右翼和左翼政治思想的最大分野。[154]我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不会被特定时代中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血与土

    第二次反启蒙运动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心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德国。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论文和哲学家格雷姆·加勒德（Graeme Garrard）的著作对这场运动的各种思潮做过阐述。[155]卢梭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后来卷入的人中有神学家、诗人和散文家，比如约翰·哈曼（Johann Hamann）、弗里德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Jacobi）、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和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它的目标不是像伯克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对社会稳定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是理性本身的基础。

    他们说，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错误是它的起点是个人意识。一个脱离了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空洞的个体理性，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凭空想象。一个人，不是一堆抽象的思考——一根棍子上的一个大脑，而是有感情的血肉之躯，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错误是设定存在普遍人性和普遍有效的推理体系。人生来就有文化背景，从自己文化中的神话、符号和史诗中认知意义。真理并不是飘在天空中的命题，仿佛每个人抬头就能看见，它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叙述和形象之中，而这种叙述和形象只能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所独有，并赋予那里居民的生活以意义。

    按照这个思路，一个理性的分析家来评判传统的信仰或习俗就是迷失了方向。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奉守这些信仰的人的生活，他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信仰。比如，只有重历约旦丘陵上古代牧人的生活，才有可能欣赏和领会《圣经》。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重心，一个万有引力的中心，除非我们努力占据它，否则不可能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156]世界主义非但算不上是什么美德，而且“抛弃了一切让人最能成为人，让人最能成为自己（具有个性）的因素”。[157]普遍性、客观性和合理性，请你们走开，浪漫主义、生命主义、直觉和非理性主义，请你们进来。赫尔德对“狂飙突进运动”总结说：“我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做我，在感觉，在生活！……感情！温暖！鲜血！人性！生活！”[158]

    所以，反启蒙运动的孩子追求一个目标，不在于它是否客观真实或高尚，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创造力的独特产物。创造力的源泉也许是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浪漫派画家和作家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也可以是某种超然的存在——一种宇宙精神、一团圣火。伯林说：

    有些人将创造性自我等同于超个人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国家、教会、文化、阶级或者历史自身当中，他们认为自己是组成要素或成员，或者将其等同于一种伟大的力量，而他们自己则是这种力量在尘世留下的散射物。激进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文化或者种族利益自我认同，或者进步力量是些政治和道德概念——在指向未来的历史浪潮中，这些东西一度被用来解释和正义化某些行为，而如果这些行为的发生是出于私利的算计和平凡的动机，原本是令人憎恶和鄙视的——这些概念都是一种自我实现论的不同表述，其本质是对启蒙运动的核心命题的轻蔑拒绝。这些命题认为何为真，何为是，何为善，何为美，通过正确使用客观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验证的手法进行探索和阐述，得到的答案对所有人都是成立的。[159]

    反启蒙运动同时也否定了暴力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这一假定。斗争和流血是自然秩序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无法被消除的，除非完全湮灭世界的活力，彻底颠覆人类的命运。赫尔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人渴望和谐，但自然更了解什么是人类最需要的：它渴望斗争。”[160]美化弱肉强食的斗争——丁尼生所说的“自然乃尖齿利爪下的血肉”，是19世纪艺术和写作无所不在的创作主题。后来，它还被裹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改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将达尔文牵扯进来，不仅时间上阴差阳错，而且也是不公正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才出版，此时浪漫主义斗争论早已成为流行的哲学思想，而达尔文自己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由人文主义者。[161]

    反启蒙运动是19世纪日益强盛的各种浪漫主义运动的源泉。其中一些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带来超凡绝伦的音乐和诗歌。另外一些则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导致暴力减少进程发生了可怕的逆转。这些意识形态之一是军国主义，即人们知道的“血与土”——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一个民族群体和它的土地，加上独特的道德素质，即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伟大与光荣比它的个别成员的生命和幸福更加宝贵。此外还有浪漫军国主义，穆勒对这一思想的概括是：“战争是高尚的、上进的、善良的、光荣的、英雄的、兴奋的、美丽的、神圣的、令人激动的。”[162]第三种思潮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理论中，历史就是阶级之间的光荣斗争，其终结将是资产阶级被征服，无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第四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它认为历史是种族之间的光荣斗争，其终结将是劣等民族被征服，雅利安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人道主义革命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里程碑，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迷信杀戮、残酷刑罚、滥用死刑、蓄奴也许还没有从地球上被彻底清除，但可以肯定它们已经被赶到了犄角旮旯。自文明诞生之初，专制主义和大规模战争就是笼罩在人类头上的阴霾，至此也终于开始出现缝隙，露出几缕微光。启蒙人道主义的哲学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进步在西方站稳了脚跟，直到更多的暴力意识形态悲剧性地走上它们的道路。

    第5章 长期和平

    战争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还是当代的新发明。 ——亨利·梅因

    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回顾了战争的历史，并大胆地预测了未来几年内世界的变化。其中一位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年），他也许称得上是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曾在两次大战后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和平会议。尤其是在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中，他按年代记录了26个文明的兴衰。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看到的历史的规律，让他无法感到乐观：

    在最近的西方历史中，战争接踵而至，其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情况看，1939—1945年的战争显然已经不是这一递增趋势的高峰。[1]

    汤因比写下这段话时，“二战”的阴影尚未消散，冷战和核武器时代已经降临，他做出如此黯淡的预言完全情有可原。当时许多著名评论家都和他一样悲观，关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又持续了30年。[2]

    另外一位英国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资历。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 1881—1953年）是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他在预测天气的数值技术方面的工作，他的设计比能够应用这一技术的计算机早了好几十年。[3]理查森对人类未来的预测不是来自对各大文明的渊博知识，而是得自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百起暴力冲突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理查森比汤因比更细致，也更乐观：

    20世纪相继出现的两场世界大战很容易让人们笼统地相信，世界变得更加好战了。但是，这样的判断需要逻辑的检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4]

    理查森反驳流行的全球核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方式，是统计而不是印象。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知道，著名历史学家错了，鲜为人知的物理学家却是对的。

    本章要讲的就是理查森预测背后的故事：大国战争的趋势及其结论——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即当时看起来将要不断恶化的战争威胁没有继续发展，形成一次新的暴力高峰。在过去20年中，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形式的冲突，包括小国之间的战争、内战、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统计和叙事

    对于坚持随着历史发展，暴力正在减少这一观点的人来说，20世纪似乎实在太令人困窘了。它被公认为是历史上最暴力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大战、内战和大屠杀连绵不断，马修·怀特将其称为“血腥的世纪”（Hemoclysm），即希腊语的“血流成河”（或“血潮”）。[5]血腥的世纪不仅是生命的无底深渊，还是人类如何理解自己历史的一个谜团。启蒙运动本来期望科学和理性带来人类的进步，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系列严酷的指控：死亡本能的复发，现代性的实验，对西方文明的控诉，人类为科学和技术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6]

    但是，一个世纪有100年，而不是50年。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史无前例地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称之为“长期和平”。接着，冷战又出人意料地结束了。[7]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扭曲的世纪的多重性格？我们又如何预测这个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

    对于历史事件的历时性，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物理学家理查森之间的预测竞争，给出了两种互补的理解方法。传统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叙述。但如果我们要想接受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忠告——记住过去，才能不让过去重复，就必须识别历史的规律，如此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目前的困境。在一组有限的观察数据中归纳规律，是科学家惯用的手法，某些科学研究中总结规律的经验可能也适用于历史数据。

    让我们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或者，如果你愿意，并认为整个“血腥世纪”更符合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连带的种族灭绝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事件，假定它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我们能够看出战争与和平有什么样的长期趋势吗？

    答案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具破坏力的事件总是要发生在某个世纪的某个时点上，我们在大量完全不同的长期趋势中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汤因比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上升的滚梯中的一级，如图5-1中的左图所示。图5-1中的右图，代表战争是周期性的这一普遍认识。两个规律指出的前景都是黯淡的。像所有令人沮丧的预测一样，这两个模型也孵化出一些黑色幽默。我经常被问到是否听说过一个人从办公楼的楼顶摔下去的笑话，这个人在下坠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都向楼里的工人大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我也听说过（好几次）这样的笑话：在感恩节前夜，火鸡发表评论说，农夫和火鸡之间已经364天相安无事。作为火鸡，它是何等走运，能够生活在一个拥有长久和平的非凡时代。[8]

    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否真的像万有引力定律或者行星的运行轨道那样具有确定性？数学家告诉我们，任何有限的点集都可以被数量无限的曲线穿过。图5-2显示了两条其他性状的曲线，对相同的情节进行了非常不同的叙述。

    图5-1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悲观的可能性

    图5-2中的左图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可能性，即“二战”是统计上的一个意外，既不是上升序列中的一步，也不能预示任何未来的事件，甚至根本不属于任何趋势。乍看起来，这一说法非常荒谬。一个随机发生的事件，怎么能够在仅仅10年之内就产生如此巨大的灾难群——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日本的残暴侵略；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古拉格、两颗原子弹？暂且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之前20年内发生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史书中记载的常规战争的死亡率通常是以万计或者十万计，很少会有以百万计的。如果战争真的是随机发生的，发生一场造成5500万人死亡的大战的概率难道不应该几乎是不可能的吗？理查森证明，这两种直觉都是认知上的幻觉。一旦铁色子开始滚动（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一战”前夜这样形容当时的局势），不幸的结局可能比我们幼稚的想象力做出的预见糟糕千百倍。

    图5-2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不太悲观的可能性

    在图5-2中的右图中，“二战”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悲观，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二战”是否可能是锯齿形下滑线上一个孤立的峰值，是大规模战争完成其历史生命之前的最后一口大喘气？我们会看到，这种可能性绝非没有根据。

    在现实中，长期的战争轨迹可能是几个趋势的叠加。我们都知道，在其他的复序列，比如天气序列中的规律，是数条不同曲线的组合：季节的循环节奏、每天变化的随机性、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本章的目的是要辨识国家之间战争的长期趋势的构成因素。我将要努力说明的是：

    .没有周期。

    .极具随机性。

    .破坏性战争的升级趋势最近得到了逆转。

    .各种战争全面减少，包括国际战争。

    所以，20世纪并未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相反，发源于启蒙运动的反暴力人文主义，是20世纪不朽的道德趋势，虽然它被反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联手的战争机器蒙上了阴影，但终于在“二战”之后重整旗鼓。

    为推导这些结论，我将综合对战争发展轨迹的两种理解：一是理查森和他的追随者，一是传统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叙述。我们必须运用统计分析，以避免出现汤因比的谬误，即在那些复杂统计现象中过于人性化地幻想其宏大的图景，并自信地根据这些幻想的图景推测未来。但是，没有统计的叙事是盲目的，没有叙事的统计是空洞的。历史不是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不是由方程式产生的一组美丽的线条，历史的曲线是对一系列真实事件的抽象，涉及人们的决策和武器的功效。所以，我们也必须解释图中的楼梯形、斜坡形和锯齿形等模型，与领导人和士兵的行为，与刺刀和炸弹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章的论述过程是，从对原材料的统计分析开始，再转向叙述。要理解战争的长期轨迹这种复杂现象，两者缺一不可。

    20世纪真的是最糟糕的世纪吗？

    “20世纪是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这句老话被用来指控过各种各样的恶魔，包括无神论者、达尔文、政府、科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进步的理想，还有男性。但真是这样吗？没有20世纪之外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个判断，也不能仅仅因为有人提及几个世纪之前血流成河的“血潮”就说这个判断是成立的。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个世纪是最糟糕的世纪，因为得到20世纪的死亡数据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更早的数据了。但有两个理由怀疑，“最血腥的世纪”这个看似真实的陈述其实只是一个错觉。

    第一，20世纪的暴力死亡数量肯定超过以往，但它的总人口数量也更多。1950年的世界人口数量是25亿，差不多是1800年的2.5倍，是1600年的4.5倍，是1300年的7倍，是公元1世纪的15倍。所以说，1600年的战争死亡数要乘以4.5，才能够和20世纪的战争破坏做比较。[9]

    第二个错觉是历史近视眼：最靠近我们观测点的历史就是当代，对当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我们的常识和专业的历史学都会被历史近视眼折磨。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已经证实，人本能地使用“易得性启发”这个捷径来估算相对频率，即越是容易回想起来的事件，人们就认为它越可信。[10]比如，那些成为新闻头条的意外事件，比如空难、鲨鱼袭击和恐怖炸弹，往往被人们高估，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人理会的意外，比如触电、摔伤和溺水，则被人们低估。[11]当我们判断不同世纪的杀戮事件的强度时，任何一个不了解数据的人都会高估最近发生的、被研究最多的或者被宣传最多的那些冲突。在一项对历史记忆的调查中，我让100名互联网用户在5分钟内尽量写出他们能记得的战争。人们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参与的战争和近现代的战争。虽然古代的战争更加频繁，人们能记住的主要还是近几个世纪内的战争。

    如果我们搜索史料，根据当时的世界人口总量计算死亡率，即可校正易得性偏差和20世纪的人口爆炸。我们会发现，历史上许多战争和暴行都绝不逊色于20世纪的残暴。下面的表格是怀特列出的一份清单，被称为“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12]每一个死亡数字取的都是中值，或者是大量历史文献和百科全书中引用的数据的众数。无论是当代的事件还是古代的事件，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战场上的死亡，还包括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因此它们远高于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我添加了两列数据，为的是将历史数据与20世纪进行比较，即如果当时的世界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水平，死亡的规模和排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你是否听说所有这些事件？（反正我原来没有。）其次，你是否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5次战争和4场暴行，其杀害的人数均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说，（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人类相互之间做过的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有14件发生在20世纪之前，我怀疑很多读者听到此话都会大吃一惊。这里使用的都是绝对数字。如果我们按照总人口规模来排列数据，20世纪的暴行中只有一件能够进入前10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是“安史之乱”，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唐朝的历时8年的叛乱。根据人口统计，唐朝损失了2/3的人口，即当时世界1/6的人口。[13]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数据。有些数据倾向于将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全部归咎于战争、叛乱或者暴君，也有一些数据是来自没有数字概念的文化，它们完全没有计数和簿记的现代知识。同时，文字的历史证实，早期人类文明颇具杀戮能力。技术的落后不构成屠杀的障碍。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说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例如砍刀和饥荒就可以谋杀大量的人口。而且在远古时期，杀戮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技术落后的，军事装备总是被吹嘘为各个时代的尖端科技。军事史专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说过，公元前2000年中期，文明社会就已经饱受游牧部落军队两轮战车的蹂躏。“战车围住一群没有甲胄的步兵，在100码（约91米）或200码之外转圈，一部战车组——一人驾驶，一人射箭，每分钟可以撂倒6个人。10辆战车10分钟可以制造500人甚至更多人的伤亡。这对当时的小军队来说，不啻为 ‘索姆河战役 ’般的惨重伤亡。”[14]

    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

    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例如斯基泰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匈牙利人、鞑靼人、莫卧儿人和满族人，都对大规模屠杀技术进行过完善。2000年来，这些武士精心部署弓箭手，弓箭制作精良（使用的材料有层压的黏合木、兽筋和兽角）。在他们的洗劫和袭击行动中，受害者尸横遍野。这些部落人的暴行在“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占据了第3、第5、第11和第15，而在按总人口规模调整后的排列中，领头的6个事件，他们占据了4个。13世纪，蒙古人对伊斯兰领土进行入侵，仅在梅尔夫（Merv）一城的大屠杀就导致130万人丧命，另外在巴格达有80万居民被杀害。研究蒙古人历史的学者桑德斯（J. J. Saunders）这样评论说：

    蒙古人进行屠杀时表现出的冷酷野蛮令人难以形容地反感。陷落城镇的居民被强迫在城墙外列队，所有手持战斧的蒙古骑兵得到命令，要杀死一定数量的人，10个、20个或者50个。为证明命令得到执行，凶手有时要割下受害人的一只耳朵，收集的耳朵装在口袋里，交给长官点数。在屠杀发生数天之后，蒙古军队会返回被摧毁的城镇，搜索那些藏身于地窖和阁楼里的可怜的漏网者，将他们拽出来处死。[15]

    蒙古人的第一位领袖成吉思汗这样反思自己的生活乐趣：“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征服和追杀敌人，夺走他们的马匹，抢走他们的财物，看着他们的亲人哭泣，把他们的子女掳为己有。”[16]现代基因科学证明，这并非虚言。目前生活在前蒙古帝国疆域内的男子中，有8%的人带有同样的Y染色体，这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都是成吉思汗或者他的儿子们的后代，可见数目巨大的女子曾经被他们“掳为己有”。[17]应该说，成吉思汗的成就设定了很高的门槛，但帖木儿（亦名瘸子帖木儿），一个立誓复兴蒙古帝国的突厥人，竭力追赶成吉思汗。每当攻克一座西亚城池，他都要屠杀数以万计的俘虏，然后用死难者的头颅建造宣礼塔，以纪念自己的功业。一名叙利亚目击者称，共有28座宣礼塔，每座塔有1500个人头。[18]

    最残暴名单也戳穿了一个流行的谎言，即在20世纪，有组织暴力的水平与和平的19世纪相比发生了量子级飞跃。其一，要证实这个说法，除非对19世纪进行重新界定，比如砍掉19世纪初发生的极具毁灭性的拿破仑战争。其二，19世纪中后期没有发生战事的地区也仅限于欧洲。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是“血潮”滚滚，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一场宗教煽动的叛乱，演变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内战。非洲的奴隶贸易，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战争，还有两场血腥的内战——美国独立战争（65万人死亡）和“沙卡统治”, 1816—1827年，这位祖鲁希特勒在征服南非的过程中杀死了100万至200万人。还有我没有提到的大陆吗？对了，还有南美洲。在南美洲发生的众多战争中，有巴拉圭“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战争中有40万人丧命，其中包括超过60%的巴拉圭人口。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排列，巴拉圭战争是当代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一个极端案例的名单当然不足以确立一个趋势。在20世纪之前有更多的大战和大屠杀，但20世纪之前也有很多个世纪。图5-3将怀特的“最残暴的事情”名单从21个扩展到100个，并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比例排列，再来看看它们在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分布。

    从这些飞溅的斑点中可以看出两个规律。第一，最严酷的战争和暴行——那些杀死了超过世界人口1/10的战争和暴行——在2500年的时间内分布很均匀。第二，数据点向右向下趋于密集，越靠近现在，暴力的程度越低。怎样解释这个漏斗图形？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不进行小规模屠杀，而只放任自己从事大规模杀戮。怀特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图5-3 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100场战争和暴行

    资料来源：怀特的数据，按照麦克伊韦迪和琼斯（McEvedy & Jones）世界人口统计计算死亡比例，1978年，取中值。注意，比例的基数不是按照战争或暴行发生期间的人口数计算的。有圆圈的点，表明事件的死亡率高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按时间顺序）：中国新朝、三国、古罗马帝国衰亡、安史之乱、成吉思汗、中东奴隶贸易、帖木儿、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朝灭亡和征服美洲。

    过去200年来暴力事件如此之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多的记录。我研究这个问题多年，关于20世纪的大规模杀戮，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新的、未发表过的资料了。但是，似乎每一次打开一本老书，我都能发现在遥远的过去，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后又被遗忘了。也许在很久以前，一位编年史家记录了一个伤亡数字，但后来整个事件都被湮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也许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曾经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忽略了死亡人数，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往昔的形象。他们认为没有毒气室和机关枪，人类不可能屠杀如此之多的同胞，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不利证据都是不可靠的。[19]

    当然，一些屠杀被编年史家记录下来，却被其他人忽视或否认，同时肯定还有很多暴行从一开始就没有留下记录。

    如果不能够对历史近视眼有所校正，历史学家也一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威廉·埃克哈特整理了早至公元前3000年的战争记录，并将它们的死亡人数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20]他的图表显示，在过去的5000年里，战争死亡率呈加速上升趋势，16世纪后升幅加大，20世纪飙升。[21]但是，这根曲棍球棒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觉。詹姆斯·佩恩已经说过，任何一个声称得出战争上升的趋势，而不对历史近视进行校正的研究，都只能说明“关于世界各地的战情，美联社是比16世纪的修道士更可靠的消息来源”。[22]埃克哈特的资料来源之一是昆西·赖特的巨著《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赖特在书中开列了1400—1940年的战争名单。对赖特名单的检视，可以证明佩恩的担忧，即历史的错觉是一个真实问题，绝非假说。对1875—1940年的战争，赖特能够找到其中99%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但对1480—1650年的战争，他只能搜索到其中13%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这显然是一个警示性标志，说明与近期历史相比，遥远历史的记录是非常不完整的。[23]

    历史学家赖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用另一种方式量化了历史近视。他取一本历史年鉴，用尺子测量书中每个世纪所占用的篇幅。[24]差距之大，使他不得不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当数据呈指数级下降时，曲线呈直线形）。图5-4是对他的图示的复制。图示显示，当你回到过去，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历史记录的覆盖率呈指数级下降。在接下来的3000年内，覆盖率的下降幅度减小，但仍然是呈指数级下降。

    如果古代编年史家忽略的只是几场小型战争的记录，那么人们还是可以确信死亡人数不会被低估，因为绝大多数死亡都是由无法忽视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未计算的死亡人数不仅会模糊事实，而且会在进行估算时诱发偏差。基根称之为“军事水平线”。[25]在这条水平线之下，是袭击战、埋伏战、骚扰战、争夺地盘、宿仇和劫掠，历史学家对这些“原始”战争不屑一顾。而在这些水平线之上，是有组织的征服和占领行动，包括精心策划的战斗——穿着军服的彩排和玩具士兵的模型演戏。还记得塔奇曼描述的14世纪“私家战争”吗？骑士带着满腔激情出征，脑子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多地杀戮对方领地内的农民。这些屠杀从来没有被命名为“某某对某某之战”，也没有被写入永垂不朽的历史典籍。从理论上说，对“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记录不全，让整个时期的战争死亡数据都变得很不可靠。如果与国家出现后的战争相比，无政府封建社会、边疆地带和早期部落中有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军事水平线”之下，而不是发生在后来的列强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些社会的暴力在今天看来就比实际上要少。

    图5-4 历史近视眼：一部历史年鉴中给予各个世纪的篇幅（按厘米测量）

    资料来源：塔格佩拉和科尔比，1979年，第911页。

    所以，一旦按照人口规模进行比较，并校正易得性偏差和历史近视眼，说20世纪是最血腥的世纪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排除这个武断的判断是我们理解战争历史轨道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聚焦观察战争的时间分布——结论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讶。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Ⅰ：战争的时机

    刘易斯·理查森写道，他探索用数据分析和平，出于两个成见。作为贵格派教徒，他相信“战争中的恶行压倒了善行，尽管道德善是引人瞩目的”。[26]而作为科学家，他认为，对于战争，人们做了太多的道德判断，但缺乏足够的知识：“表达愤慨是如此简单，并令人如此满足，它已经开始妨碍人们听取与他们的情绪不合的事实。如果读者指责我为了一个虚假的教条——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而抛弃了伦理道德，我的回答是，这只是暂时悬置道德判断，因为谴责越多，了解越少。”[27]

    在仔细翻阅世界不同地区的百科全书和史籍之后，理查森收集了1820—1952年315个“致命冲突”的数据。他遇到的困难是艰巨的。困难之一是，大部分史料在提到数字时都是敷衍潦草的。困难之二是，经常不清楚史籍是怎样计算战争的，有时候是分开的，有时是合并的，有时是分分合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单独的战争还是两场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太平洋？如果是一场战争，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它是1937年爆发的，因为日本在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甚至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的？而通常我们说“二战”是在1939年开始的。理查森注意到：“战争的概念是一个离谱的东西，找不到贴切对应的事实。此概念物化失败。”[28]

    物理学家对物化失败并不陌生，理查森使用了两种数学估算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去为战争寻找晦涩的“精确定义”，而是给予每一个独立的案例以“平均优先级”——一视同仁：当他依次审视每一个时间不明确的冲突时，他将它们先合为一次冲突，再分为两次冲突，并系统地反复测试。最后的结论是，长期来看，偏差是可以抵消的。（这就是常用的“数值修约”原则，将尾数为5的数字约入最近的偶数——一半的时间是向上，另一半的时间则是向下。）借用天文学的惯例，理查森给每一次冲突的战死人数一个量级，即十进制的对数（大致为零的个数）。在对数计算标度上，测量中一定程度的不准确不像在常规的线性标度上那样重要。比如，战争是造成10万人死亡还是20万人死亡的不确定性，可以转换为仅仅是数量级5与数量级5.3之间的不确定。所以，理查森将不同数量级的冲突放进对数化的格子里：2.5至3.5（死亡人数在316到3162之间）, 3.5至4.5（死亡人数在3163到31622之间），以此类推。对数标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让我们在同一个尺度上直观各种不同规模的冲突，不论是部落圈地还是世界大战。

    理查森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统计中应该包括哪些冲突，哪些死亡应该计入，最小规模是什么。按照他的标准，他的数据库要纳入所有算得上是“善意暴行”的历史事件，所以他的数据囊括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战争，以及哗变、叛乱、暴动和种族清洗；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分析单位是“致命冲突”，而不是去争论什么才算是“战争”。他按照数量级排列的数据中有战场上死亡的士兵，有被故意杀害和误伤的平民，还有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士兵；他没有计算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平民，认为这些死亡更有可能是因为渎职，而不是蓄谋。

    理查森对历史记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惋惜不已：每次冲突死亡在4人至315人之间的世仇、劫掠和骚扰（数量级为0.5至2.5）。这些死亡规模对于犯罪学家来说太大，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太小，因此缺乏记录。对于这些在“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问题，他引用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论述东非贩奴史的内容，并且说：

    “主要供给来源是在选定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奴隶劫掠，在一片地区被 ‘洗劫一空 ’后，稳步杀向内陆的其他地区。有些阿拉伯人自己下手劫掠，但更多的是诱惑一个当地的酋长劫掳其他部落，并向酋长出借自己的武装奴隶和枪支以确保其胜利。结果当然是部落之间的战事日增，直至整个国家陷入战火。”

    这种非常的习俗应该如何归类？这只是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一场开始于2000年以前，于1880年才告结束的宏大的战争吗？如果这样归类，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其他战争。从库普兰的描述来看，似乎更有理由认为，这是阿拉伯商队和黑人部落或村庄之间的无数个小规模致命冲突的集合，伤亡的数量级为1、2或者3。无法得到详细的统计数字。[29]

    同样无法取得数据的还有拉美的80场革命、俄国的556次农民起义，这些都是理查森知道的史实，却被迫排除在他的统计之外。[30]

    但是，理查森收录了凶杀的数字，将标尺的原点定在数量级0，即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为1（因为100 =1）。他想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波西娅会反驳他说：“你不应该将谋杀和战争混为一谈；谋杀是令人厌恶的自私的罪行，而战争是英雄式和爱国主义的冒险。”他回答说：“但是它们都是致命的冲突。杀死一个人是罪恶的，而杀死一万个人却是光荣的，难道你不觉得奇怪？”[31]

    理查森接着分析了315次冲突（没有计算机辅助运算），对人类暴力进行了全景俯视，测试了历史学家建议的和他自己偏爱的几种假说。[32]大部分假说都没有经受住数据的检验。同文同种并没有减少让分裂的两派开战的机会（想想大部分内战，还有19世纪南美各国之间的战争吧），尽管很多人对世界语抱着这样的希望——“世界语”（Esperanto）的本意就是“希望”。经济指标也不能给出任何战争预测，比如，富国并不必然向穷国开战，反之亦然。一般地说，军备竞赛也不能预测战争。

    但是，有几个一般性规律被证明是存在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可以抑制冲突：国境一侧的人民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比起另一侧的人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小。国家一般是和邻国发生冲突，而大国则会和所有人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帝国让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它们的邻国。特定的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别易于卷入战争。

    但是，理查森那些最具长远意义的发现是关于战争的统计规律。他的概括是坚实的、深远的，但是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为了理解他的发现，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概率悖论。

    * * *

    假定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年到头任何时间里都有被雷电击中的机会。假定被雷电击中是随机的：每天被雷电击中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击中率是每个月一次。你的房子今天，星期一，被雷电击中了，那么下一个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哪一天？

    答案是“明天”，星期二。肯定，这个概率并不大；粗略估计为0.03（即一个月一次）。现在来看看明天之后你的房子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那一天，星期三。让这件事发生，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雷电必须在星期三击中你的房子，其概率为0.03。二是雷电没有在星期二击中你的房子，否则星期二就是发生第二次雷击的日子，而不是星期三。为了计算概率，你必须用雷电不会在星期二击中房子的概率（0.97或者1-0.03）乘以雷电在星期三击中房子的概率（0.03），得出的结果是0.0291，比星期二遭受雷击的概率略小。那么，星期四会怎么样？如果星期四是第二个遭受雷击的日子，其概率是，星期二不会遭到雷击（0.97）或者星期三不会遭到雷击（也是0.97），但是一定要在星期四遭到雷击，所以机会是0.97 ×0.97 ×0.03，结果是0.0282。星期五呢？星期五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是0.97 ×0.97 ×0.97 ×0.03，或者是0.0274。随着时间推移，概率呈现下降趋势（0.03……0.0291……0.0282……0.0274），因为假定某天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所以在这天之前的每一天都不能被雷电击中，这样不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越多，所以时间越推移，概率越小。确切地说，概率呈指数级下降，即以加速度下降。而从今天起30天后的概率是0.9729 ×0.03，略高于0.01或1%。

    几乎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计算结果。我向100名互联网用户发出问卷，用斜体表明“下一个”以免读者疏漏。67位选择了“每一天的概率是一样的”。虽然直觉上这个答案很有说服力，但却是错误的。如果每一天成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一样，今天起1000年后的那一天的概率和一个月后那一天的概率就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所房子1000年不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和下个月被雷击中的概率是一样的。在其他回答问卷的人中，19人认为房子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一个月之后。100个人中只有5个人正确地猜出答案是“明天”。

    雷击这个统计概率典型被统计学家叫作“泊松过程”，以19世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西蒙-丹尼斯·泊松（Siméon-Denis Poisson）的名字命名。在泊松过程中，事件发生是连续的、随机的和相互独立的。天神朱庇特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骰子的蛇眼向上，他就甩出一道雷电。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又掷下了骰子，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根据我们看到的原因，在一个泊松过程中，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存在很多的小间隔，间隔越长，间隔的数目就越少。这也就是说，随机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呈现集簇的形态，因为将事件分离开需要的是一个非随机过程。

    人类的头脑在欣赏这样的概率论上是很有困难的。我读研究生时曾经在一个听觉感知实验室工作。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听众在听见信号“嘟嘟”时尽快按下一个按钮。“嘟嘟”声发出的时间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是根据泊松过程设计的。听众——也都是研究生——完全清楚这个情况，但是，实验一开始，他们就跑出实验站报告说：“你们的随机发生器坏了。发出的 ‘嘟嘟 ’声都是突发的。听起来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叭嘟叭嘟嘟嘟’。”他们不理解这正是随机产生的声音。

    1968年，这个认知错觉才第一次被数学家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写进他的概率论教科书：“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看来，随机看来就是规则或趋势，而不是集簇。”[33]这里有几个集簇错觉的例子。

    伦敦大轰炸。费勒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大轰炸期间，伦敦人注意到，市内有几个地区遭到德国V-2火箭的多次袭击，而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他们相信这些火箭是有目标的，针对某些特定的社区。但当统计学家将伦敦的地图划分成小方块，然后点算遭到轰炸的次数时，他们发现轰炸符合泊松过程的分布——换句话说，炸弹的落点是随机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1973年将这个情节写进了他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书中的统计学家罗杰·墨西哥准确地预测了轰炸的分布，虽然不是精确到点。墨西哥不得不一边澄清他不是特异通灵的人，另一边推掉那些想知道何处可以藏身的迫切请求。

    赌徒谬误。很多豪赌客闹到倾家荡产都是因为“赌徒谬误”。他们相信，在撞运气的游戏中（比如猜轮盘赌中的红字，或者骰子上的数字7），如果出现一连串相同的结果，下一次摇盘或掷骰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证实，人们认为掷硬币得出的真实序列（比如：反反正正反正反反反反）是人为的，因为硬币正面或反面连续出现的次数太多，超过了人们直觉允许的范围，人们反而认为一个人为操纵的序列（比如：正反正反反正反正正反）是真实的，因为其中没有出现太多连续的正面或反面。[34]

    生日佯谬。如果至少有23个人共处一室，那么其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大于50%。大部分人对这个结果都感到吃惊。而人数达到57人，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上升到99%。在这个案例中，错觉集簇是日历。因为生日可能性最多只有这么多（366），所以一年之中总有一些人的生日会在同一天，除非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它们拉开。

    星座。我最喜欢的实例是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萤火虫洞旅游时得到的一项发现。这个著名的萤火虫岩洞在新西兰的怀托莫。[35]在岩洞黑暗的天顶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岩洞仿佛一个天文馆，唯一的不同是，“星空”上没有星座。古尔德探究了其中的奥妙。萤火虫是真正的饕餮之辈，不会放过任何伸手可及的食物，所以落在天顶上的昆虫相互间保有一定的距离。这就让它们的分布比天空上的星星更均匀。从我们所站的位置看，星星是随机散落在天幕上的。但是，星星的排列似乎是有形状的，比如公羊、公牛、双子等等。数千年来，人类渴望规律的大脑一直将这些形象视为皇皇奇观。古尔德的同事、物理学家爱德华·珀塞尔（Ed Purcell）用计算机程序制作了两幅随机点状图，印证了古尔德的直觉。这些虚拟的星星溅落在纸上，没有任何约束条件。而虚拟的萤火虫则需要周围有一些小小的空间，这点儿空间是不可侵犯的。结果见图5-5，你们应该能够猜出哪张是星空，哪张是萤火虫。左图上面有团块、线状、空白和丝纹（也许，根据你们的嗜好，还有动物、裸体或者圣母马利亚），正如天空上的星星，这是随机产生的图形。右图似乎是漫无目的，但实际上每个点之间的距离是有意识的安排，比如岩洞天顶上的萤火虫。

    图5-5 随机图像和非随机图像

    资料来源：珀塞尔编制，根据古尔德1991年的文章，第266~267页。

    理查森的数据。我要给出的最后一个例子也是来自物理学家、我们的老朋友刘易斯·弗里·理查森。这些都是来自自然现象的真实数据。图5-6中线段的长度代表不同持续时间的事件，它们在时间上从左向右排列，在大小上从下至上排列。理查森表明，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是泊松过程：它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你也许觉得你看出了某种规律，比如，左上方出现大片的空白，右上方有两条漂浮物。但是，你应该已经学会不要轻信这些表象。而理查森也确实证明，自始至终，在强度分布上，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趋势。如果你用拇指盖住右上角的两条浮线，那就完全是一幅随机的图像了。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数据。每一个线段都是一场战争。横轴是时间，从1800年至1950年，以25年为单位。竖轴是战争强度的数量级，根据死亡人数的十进对数做标度，从最小的2开始（死亡100人）到最高的8（死亡100万人）。右上角的两条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理查森最主要的发现是，战争爆发的时间是随机的。战神马尔斯不断地掷铁制的骰子，每一次蛇眼向上，他就派出两个国家开战。接着他继续掷骰子，但是对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毫无记忆。结果，两场战争开战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有大量的短间隔以及少量的长间隔。

    图5-6 理查森的数据

    资料来源：哈耶斯根据理查森1960年的数据制图，2002年。

    对战争的历史叙事认为星座是虚幻的星系团，但战争的泊松性质破坏了历史叙事，同时混淆了在人类历史上看到的宏大模式、周期和辩证法这些理论。一次恐怖的冲突不会让世界就此厌倦战争，哪怕是暂停片刻，在和平中缓缓气儿。地球也不会因为两个交战国一阵咳嗽，就被传染上战争瘟疫，发作起来不可收拾。和平中的世界不会积攒起越来越沉重的战争渴望，仿佛无法忽视的瘙痒，最终只能在冲动的爆发中得到释放。事实的确不是这样。战神一直在掷骰子。在理查森进行研究的同时和之后，由其他人整理出的数个战争数据库，全部支持同样的结论。[36]

    理查森发现，不仅战争的爆发是随机的，战争的结束也是随机的。和平女神帕克斯也在不断地掷骰子，只要双六向上，战争双方就放下武器，铸剑为犁。理查森看到，一场（数量级为3）小规模战争开战之后，每一年它都有略低于一半的机会（0.43）结束。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战争会持续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点头称是，那说明你没有集中注意力！因为战争在每一年结束的概率是一个常数，或称一个常概率，那么战争最有可能在第一年之后结束，在两年之内结束的可能性略小一点儿，战争延续进入第三年的可能性还要更小一点儿。以此类推，可能性是逐年下降的。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较大规模（数量级为4至7）的战争，这个规模的战争在开战第一年后结束的概率为0.235。战争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最短的战争也是最常见的战争。[37]这就告诉我们，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不是非要“排除体制中的好战因素”才会恢复理智，战争并没有什么“势头”，不是必须“自我发泄”。战争一开始，那些反战的综合力量——和平主义、恐惧和溃败——就开始推动战争的结束。[38]

    如果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我们来寻找战争中的历史趋势，是否毫无意义呢？我们的工作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泊松过程中的“随机性”定义的是连续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事件前后之间没有联系：事件的发动机，例如骰子，是没有记忆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这一概率将长时间保持为一个常数。战神可以变换开战的号令，比如，开战号令从蛇眼向上改为数字加总为3、6或者7。任何变换都会改变战争发生的概率，但其随机性仍然不变，即一场战争的爆发不会增加或减少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具有漂移可能性的泊松过程被称为非平稳过程。战争的概率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下降沉寂，但接着又死灰复燃。它有可能是一个非稳定的泊松过程，并带有一个代表速度递减的参数。

    同理，战争的数学可能性既是一个泊松过程，也显示出周期性。理论上，战神可能出现摇摆，导致掷骰子的3%是战争，然后变成6%是战争，后来又回到3%是战争。实际上，非稳定泊松过程中的周期和稳定性泊松过程中的集簇错觉是很难区分的。几个集簇也许蒙蔽人们的眼睛，以为看到了整个系统的兴衰（比如商业周期，实际上是经济活动无法预知的波动排序，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固定周期的循环）。有一些很好的统计方法可以测试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周期性，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长期数据时才最有效，其时间要求之长远远超过我们所寻找的循环周期，因此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许多假定的周期。为了保证结论的可信度，最好有第二套数据做平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避免被“过度拟合”的周期假象蒙蔽，错将某一数据集合中的随机集簇看作有规律的周期。理查森研究了量级为3、4和5的战争的几种可能的周期（量级更高的战争数量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测试），而他没有找到任何周期。对其他更长时间数据的分析，可以辨认的周期有5年、15年、20年、24年、30年、50年、60年、120年和200年。面对如此之多面目不清的备选，最稳妥的结论是，战争完全没有明显的周期。大部分以计量方法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结论。[39]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是另一位对战争进行计量研究的先驱，他总结说：“历史看起来既不单调和缺乏创意，仿佛是严格周期律、‘铁律 ’和 ‘普遍一致性 ’的忠实代言人，也不像一台引擎那样刻板和机械，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制造一定量的革命。”[40]

    * * *

    那么，20世纪的“血流成河”是否有某种偶发性呢？似乎人们只是这样动一动念头，就是对战争受难者的巨大侮辱。但是，“致命冲突”的统计规律不是一定要推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时间足够长，事件的随机性完全可以和不断变化的概率共生。可以肯定，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概率显然是有其特殊性的。纳粹认为入侵波兰名正言顺，因为这是为了给“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获取生存空间，这和灭绝“劣等种族”的犹太人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德意日三国，军国主义都是汹汹涌动的潮流。在纳粹和某些思潮背后，其共同的特性就是反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即使从长期看，战争的发生都是随机分布的，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一战”的爆发就可以说是增加了欧洲爆发“二战”的可能性。

    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特别是考虑到集簇错觉，我们往往会夸大历史的逻辑连贯——认为历史的力量是按照循环、渐强和冲突这些程式进行运动，因此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即使所有的概率都指向同一方向，一场死亡量级为6或7的大战仍然需要某些突发事件进行引爆，而如果我们能够回放历史的话，这些导火索事件不一定会再次发生。

    1999年，怀特回答了一个在那一年被人们反复提到的问题：“谁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说是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这个家伙又是谁呢？他是19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波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因为一系列的错误和意外，大公被送进了刺客的射击范围。怀特对自己的选择给出了解释：

    这个人独自挑起了一个巨大的链式反应，最终导致8000万人死亡。

    你行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仅仅用了几颗小小的子弹，这个恐怖分子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四个君主国，留下巨大的真空，让纳粹把持了德国，继而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些人想贬低普林齐普的重要性，说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一场“世界大战”迟早不可避免，但是，我要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北约集团和华沙集团之间的战争更不可避免了。如果没有塞尔维亚人打响的第一枪，世界大战是可能避免的，而没有这场大战，就不会有列宁，不会有希特勒，也不会有艾森豪威尔。[41]

    其他喜欢设想与现实相反情形的历史学家，比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持有类似的观点。[42]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F. H.欣斯利（F. H. Hinsley）写道：“历史学家正确地几乎是一致地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和人生目标。”基根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只有一个欧洲人真正希望战争——阿道夫·希特勒。”[43]社会科学家约翰·穆勒总结说：

    这些意见表明，欧洲本来不存在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力，历史没有要求决战，欧洲各国也没有进入必然引致战争的冲突轨道。也就是说，如果希特勒从事艺术，而不是政治；或者1918年战壕中英国人的毒气弹更有效一点；或者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是希特勒，而不是走在他身边的其他人被机关枪击中；或者希特勒在1930年的车祸中一命归天；或者，德国人民拒绝他成为国家元首，或者在1939年9月之前（甚至在1940年5月之前）的任何时间将他赶下台，欧洲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很可能不会发生。[44]

    所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也很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大多数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都同意社会学家米尔顿·希默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1984年论文的标题：“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45]

    概率是人类观察事物的一个角度。从足够近的距离观察，个别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甚至投掷硬币的结果也是可以根据初始条件和物理学定律进行预测的，一个魔术师可以利用这些定律，每一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结果。[46]但当我们拉远镜头，对大量的事件做广角观察的时候，我们看见无数的因素有时在互相抵消，有时又朝同一方向排列。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对此解释说：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我们所谓的把握时机，或者是大量微小的因素汇聚为一个强大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疏忽了的某个小因素决定了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大效果。[47]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某人想启动战争，他伺机而动，也许有机会，但也许没有机会；他的对手则要决定是应战还是逃避；枪林弹雨，爆炸声震耳欲聋，人命贱如草芥。这些事件受神经科学、物理学和心理学定律的支配。但在总体上，众多因素拥进一个矩阵，有时在最后会导致一些极端的结果。不论是何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潮流，它们共同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带到危险之中。就在这几十年间，人类遭遇了一连串厄运。

    * * *

    现在，我们看看最关键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爆发战争的概率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维持不变？理查森的数据是有偏差的，它指示发生战争的概率指向增加的方向。数据的起点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刚好切掉这场创纪录的恶战，终点截至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森没能在有生之年看见人类的“长期和平”——这已然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他作为数学家的机敏，让他知道在统计概率上存在长期和平的可能性。他设计了巧妙的方法测试时间序列上的战争趋势，排除了他的数据中前后两端的极端事件可能造成的误导。最简单的莫过于将战争按照量级分组，根据分组分别测度发展趋势。在5个分组（量级3到7）中，他都没有看到任何有意义的趋势。如果一定要说些什么，他看到了一点点下降的趋势。他写道：“虽然不能作为一个结论性的证明，但数据显示，自从1820年以来，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最清晰的观察结果是战争的数量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少……但是，在随机变量中差异不够大，所以结果很不明显。”[48]欧亚战火余烬犹在，理查森就写下这番话，这无疑证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要以事实与理性克服印象和成见的愿望。

    我们将会看到，使用其他数据对战争频率所做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49]但是战争发生的频率不是故事的全部，战争的量级也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说，理查森认为人类的好战心在减弱，他的推测所依据的是将两场世界大战归入一个子类，而这个子类只有两个数据，因此统计分析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理查森的其他分析将所有的战争一视同仁，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1952年导致1000人死亡的玻利维亚革命战争没有分别。理查森的儿子已经向他指出，如果将战争数据分为大小两类，那么这两类战争的趋势是相反的：小规模战争的发生频率明显在下降，但是大规模战争则不然，虽然战争的数目不大，但频率却是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1820—1953年的战争频率下降了，但是战争更严酷了。理查森检测了这两个相反的规律，发现它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50]下一节我将告诉大家，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论：其他数据证明，直到1945年，欧洲的战争和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总体上是数量减少了，但破坏程度增大了。

    那么，人类是更加好战了还是不那么好战了？对此没有单一的回答，因为“好战”可以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可能性卷入战争，也可以指当它卷入战争时有多少人会丧命。设想两个同等人口规模的农村乡镇，其中一个乡镇有100名喜欢在森林放火的青少年。森林都是独立的地块，所以每一次放火后，大火会自己熄灭，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另一个乡镇只有两个纵火犯，但是它的森林是连成片的，任何小火苗都有可能演变成铺天盖地的森林大火。哪个乡镇的森林火灾更严重呢？答案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如果考虑的是无法无天的混账程度，那么第一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但如果考虑的是受损的严重程度，那就是第二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事实上，两个乡镇中哪一个的总损失更大，是遭受了很多起小火灾的乡镇，还是遭受了几起大火灾的乡镇，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分析转向对量级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Ⅱ：战争的量级

    在计算每个量级上的战争数量时——有多少场导致千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万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10万人死亡的战争，等等，理查森有了他的第二个重大发现。计算的结果是有很多小规模战争和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这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真正让人惊异的是每一个量级的战争之间的对比如此整洁清晰。理查森将致命冲突的数量记录和死亡人数记录（即量级本身）绘制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到了图5-7。

    研究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的科学家，早已习惯看见他们的数据呈现完美的直线，比如气体的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团乱麻般的历史数据竟然也可以有这样完美的表现。我们从中看到的数据，从规模上看，既有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恶战，也有丛林小国的军事政变；从时间上看，则涵盖了从工业革命的开端一直到计算机时代的降临。当看到根据这些数据画出的平滑的对角线时，有谁不目瞪口呆呢？

    图5-7 1820—1952年不同量级的致命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韦斯改编，1963年，第103页；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第149页。1820—1952年，按战争结束年计算。

    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这一事件的规模呈比例关系，在双对数坐标图上，图形呈一条直线，即称为幂律分布。[51]之所以称为幂律分布，是因为当抛开对数标度，回到原始数据时，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事件的规模两个变量之间呈比例关系，即后者乘以某次幂（即坐标图上斜线的斜率），加上一个常数等于前者。在我们的案例中，幂为-1.5，意思是战争死亡人数每上升10倍，战争发生的概率下降至前一期的1/3。理查森将谋杀（暴力的量级为0）也放进了这个战争图表，因为它在性质上完全符合同一规律：它的破坏程度比最小的战争还要小，发作的频率却比战争高很多。但是，你可以看见，它孤独地高悬在竖轴的上方，远远偏离战争趋势的外推线。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查森仍然坚持说所有的“致命冲突”都在一条连续线上，未免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理查森不屈不挠地将谋杀“点”与战争“线”用一条陡峭的曲线连接起来，这样他的数据里就可以植入死亡以个位、十位和百位计的冲突统计，而这些数据在历史资料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小冲突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正好落入犯罪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空当。）不过，让我们放下这些谋杀和小冲突，集中观察战争部分。

    理查森的样本是否只是一个意外？50年之后，政治学家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使用“战争相关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主要战争死亡数据，绘制了1820—1997年97场国家之间战争的统计趋势图（图5-8）。[52]在双对数坐标中，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条向下的斜线。（塞德曼绘图的方式略有不同，但不影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结论。）[53]

    图5-8 1820—1997年不同量级的战争概率

    资料来源：塞德曼图表，2003年，第136页

    科学家之所以对幂律分布感到着迷，有两个原因。[54]一是在衡量一些你认为毫无关联的事件时，不断地呈现出这一分布状态。最早的一个幂律分布是语言学家齐普夫（G. K. Zipf）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他针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频率绘制了统计图表。[55]如果对一个大型的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人们会发现大约有十几个词的使用极其频繁，即在全部词语中，它们的使用频率超过1%，包括the（7%）、be（4%）、of（4%）、and（3%）和a（2%）。[56]有大约3000个词为中度使用频率，即万分之一，这样的词有“信心”（confidence）、“少年”（junior）和“担心”（afraid）。还有数万个词的使用频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包括“使怨恨”（embitter）、“递交请愿书”（memorialize）和“有名衔的”（titu-lar）。最后还有数十万个使用频率远远低于百万分之一的词，比如“险境”（kankedort）、“能驱邪的”（apotropaic）和“液化”（deliquesce）。

    另外一个幂律分布的案例是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1906年发现的。他在观察意大利的收入分配时发现，一小撮人巨富，大众则极端贫困。自这些发现问世之后，在其他领域也找到了各种幂律分布，比如城市人口、常用的姓名、网站受欢迎的程度、学术论文的引用数量、图书和音乐的销售量、生物种群中物种的数量，以及月球陨石坑的大小。[57]

    幂律分布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巨大的值域内，所有的幂律分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要理解这一特征的重要性，让我们比较一下幂律分布和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所谓“正态分布”——高斯分布，或“钟形曲线”。测量男性的身高，或者统计高速公路上的车行速度，大部分数据都围绕着一个均值，并向两侧逐渐下降，曲线的形状如同钟形。[58]图5-9显示的是美国男性的身高分布。大量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0英寸（179厘米）左右，少数在5英尺6英寸（169厘米）或6英尺2英寸（189厘米），极少数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52.5厘米）或6英尺8英寸（203厘米）。没有人的身高低于1英尺11英寸（约58厘米），也没有人的身高高于8英尺11英寸（272厘米）（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两个特例）。世界上最高个男子的身高和最矮个男子的身高之比是4.8，而你可以打赌你永远也不会撞见20英尺（608厘米）高的男人。

    图5-9 男性身高（一个正态分布，或钟形曲线分布）

    资料来源：纽曼制图，2005年，第324页。

    但是，对于其余的事件，测量数据并不是围绕一个典型值形成高点，不是在两侧对称下滑，也并非都限制在一个适度的小区间内。城镇的规模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典型的城市有多大规模”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纽约有800万人口，而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美国最小的城市是一个小“镇”——弗吉尼亚州的达菲尔德（Duffield），人口仅有52人。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最小城市的15万倍，与男子身高的5倍之差相去甚远。

    而且，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不是钟形曲线。如图5-10所示，这个分布是L形曲线，左侧立着陡直的脊背，右侧拖着平缓的尾巴。在图中，城市的人口按照黑色横轴上的常规线性标度排列：10万人口的城市、20万人口的城市等。所以，黑色竖轴上是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的比重，0.003%的美国城市有2万人口，0.002%的美国城市有3万人口，0.001%的美国城市有4万人口，等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的数量就越少。[59]我们再来看灰色的坐标，灰色横轴和竖轴上的标度是用对数标度衡量同一组数据，即按照量级（数据中零的位数）排列。城市的人口标度按照1万、10万、100万和1000万排开。同样，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中的比重按照量级刻度排列：0.01%（1万分之一）、0.001%（10万分之一）、0.0001%（100万分之一）等。随着两个坐标轴的伸延，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L形曲线被拉成一条几乎平滑的斜线。这就是典型幂律分布的特征。

    图5-10 城市人口（一个幂律分布）、线性尺度和对数尺度

    资料来源：根据纽曼改编，2005年，第324页。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战争。因为战争也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某些数学性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的性质和引发战争的机制。首先，从战争数据的幂指数分布看，它没有均值。也就是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称为“典型的战争”。我们不能期待，一场战争将一直打到某个伤亡水平——或者某个平均伤亡水平，然后就会自然地减缓结束。

    其次，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当你将双对数坐标图的曲线上移或者下移，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条线。这一性质的数学含义是，无论放大或缩小观测的单位，观测对象的分布形态均不变。假定在常用性上，2KB（千字节）的计算机文件是1KB文件常用性的1/4，那么，2MB（兆字节）的文件就是1MB的1/4。在战争问题上，你也可以这样看。从一场1000人死亡的小规模战争发展为一场1万人死亡的中型战争的概率是多少？它和从一场中型战争变为一场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的概率，甚至从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演变为创历史纪录的百万人死亡的大战，或者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概率，是一样的。

    最后，幂律分布有“长尾”（亦称“厚尾”），即它们有相当数量的极端值。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一个身高20英尺（超过5米）的巨人，也不可能在公路上看见一辆车车速达到每小时800公里。但是，你很有可能见过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或者见过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10年之久的好书，或者用肉眼观察到月球上一个巨大的陨石坑——或者一场导致5500万人殒命的世界大战。

    当你飞速提高量级标度时，幂律分布的长尾缓慢地而不是急速地下降，这意味着极端值发生的概率极小，但并非小到完全不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你遇见一个身高5米的人的概率是小到完全不可能的，你完全可以用生命打赌，这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或者一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20年，仅仅是极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可能不会发生，但你还是可以想象它会发生。我用不着解释长尾在战争分析上的意义了。世界发生死亡1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是极端不可能的，发生死亡10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在核武器时代，我们可怕的想象力和幂律分布的数学含义都表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柏拉图式的抽象方法讨论了战争的起因，好像军队是被数学方程式送上战场似的。我们确实需要理解战争本身为什么呈幂律分布，即什么样的心理学、政治学和技术的结合会产生这样的规律。此刻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太多的机制能够产生幂律分布，而战争数据又不够精确，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机制在起作用。

    但是，战争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的性质，还是向我们透露了各种战争动力的内幕。[60]直觉地看，这是表示规模无关紧要。无论是街头混混、民兵或者是大国正规军等，这些争斗联盟在权衡是应该威胁还是后撤，或是虚张声势，是应战升级、坚持战斗还是投降时，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博弈过程都是一样的。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所以聚众结盟，再合并为大联盟和更大的联盟。但在任何一个规模上，这些联盟都是被一个小集团或者一个人送上战场的，他们可以是流氓头子、黑帮首领、军阀、国王或者皇帝。

    对于幂律分布的武力冲突模型中的规模无关这一直觉知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61]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定这些联盟自己在规模上都呈幂律分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它们的数量成比例，它们遭受的损失与它们各自的规模成比例。我们知道一些人类的聚集，比如城市，呈幂律分布，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幂律分布最主要的起因之一是偏好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一个东西越大，它吸引的新成员就越多。偏好依附也被称为累积优势，“富人越富”和“马太效应”——对《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比利·霍利迪这样总结说：“得到了的还要再得到，没有得到的却要再失去。”热门网站吸引更多的访客，成为更热门的网站；畅销书上了销售排行榜，诱惑更多的人来买书；大城市人口众多，因此能提供更多的专业和文化机会，也就有更多的人涌入大城市。（你怎么能够让见识过巴黎的人留守乡下？）

    理查森考虑过这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发现答案与数据不符。[62]如果争斗代表城市规模，那么争斗的规模每缩小至原来的1/10，数量应该增长10倍，但实际情况是，数量增长了不到4倍。此外，在最近几百年来的战争中，战争的参与者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是呈对数正态分布（一个扭曲的钟形曲线），而不是呈幂律分布。

    复杂系统科学提出了另外一种机制，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类似结构形态的控制规律，尽管这些结构由不同的物质组成。许多研究复杂性理论的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显现出被称作“自组织临界条件”形态的系统。你可以将“临界条件”理解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小输入引发一个突发的大输出。“自组织”临界条件则是指一头骆驼背上的创伤刚刚愈合，体力稍有恢复，恢复的程度恰好能够让同一根稻草把它再次压倒。典型的例子是细流堆沙，当细细的沙流从上方落到沙堆的顶部，间歇地引起不同规模的沙堆滑坡；滑坡的分布符合幂律分布。随着滑坡，沙堆的坡度变缓，到一定程度时，流沙滑坡就会停止；但是随着新的沙流落下，沙堆的坡度再次逐渐变陡，直到触发一场新的沙崩。还有地震和森林火灾的案例。火灾烧毁森林后，新的树木随机生长，形成新的树丛，枝干互相交错攀附，为下一次火灾准备燃料。好几位政治学家都根据森林火灾原理，开发出计算机模拟的战争模型。[63]在这些模型中，一些国家征服周边国家，形成更大的国家，就像一片树丛繁衍生长侵入另一片树丛，形成更大的树丛。只消扔进一个烟头，就能引起灌木燃烧或者熊熊的森林大火；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件打破各国之间均衡的事件，就可以触发一场冲突或者一场世界大战。

    在这些模拟过程中，战争的破坏性主要取决于参战方和它们盟友的疆土规模。但在现实世界，破坏性变量还取决于交战双方都希望对手先崩溃而坚持战斗的决心。当代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比如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两伊战争，都是消耗战，双方不断地向战争绞肉机中填入人力和物力，希望对方先被拖垮。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是第一位将博弈论应用到进化论中的生物学家，用消耗战博弈为这种僵持状态建立了模型。[64]交战双方展开的是资源竞争，各方都期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在等待中成本越积越高。最初的状态是，它们就像大型甲壳动物争夺地盘，双方怒目而视，直到一方撤出；成本就是动物在僵持期间浪费的时间和能量，它们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去觅食和寻偶。消耗战博弈在数学上相当于这样一种拍卖，即两个出价人中出高价者赢得拍品，但双方都要支付失败者的低出价。当然，用这样的博弈来分析战争，叫价之后支付的是士兵的生命。

    “消耗战”是博弈论中最自相矛盾的情况之一（正如“囚徒博弈”、“公地悲剧”和“一美元钞票竞拍”）。在这些博弈中，理性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但其结果却远远不如他们合作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你可能认为，消耗战博弈中的各方应该接受eBay（易贝网）对买家的忠告：确定竞拍品的价值，出价绝对不超过这个限度。问题是，其他投标人也是按照同样的战略进行博弈。只需要再加价一美元（或者再多等待一分钟，或者再多派出一批士兵进入战场），他就赢了。他拿到战利品，他所支付的代价与你心目中的估价相差无几，而你落得两手空空，还必须付出你报出的估价。你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你就想到采用“永远比对手多出一美元”的战略。你会看到这样做的结局是什么。正是因为消耗战博弈中的逻辑悖论，即失败者一样要支付代价，所以投标人会在出价超过竞拍品价值之后仍然坚持叫价。尽管谁都已经不可能取胜了，但是各方都还希望损失不要太大。在博弈论中，这类结果的术语是“灾难现象”。这也被称为“皮洛士的胜利——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个军事比喻的含义极为深远。

    消耗战博弈演化出这样一种战略，即交战各方都要等待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是随机决定的，等候的平均时间长度也可以代表相应的资源。从长期来看，各方的付出都得到了理想的回报，但是因为等待的时间长短是随机的，没有人能够预计对方投降的时间，也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耗过对方。换句话说，它们遵守这样的规则：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它们都是（比如说）4，让步；如果不是，接着再掷一次骰子。结果当然是一个泊松过程，所以你应该知道，等待的时间呈指数分布（因为掷骰子得到双4的机会越来越小，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既然战争要等到其中一方认输的那一刻才告终止，那么战争的长度也呈指数分布。让我们回到战争模型，它以士兵的性命而不是分钟、秒钟为代价，如果真正的消耗战就像是博弈论中的“消耗战”一样，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耗战将呈现量级指数分布。

    当然，真实的战争不是呈指数分布，而是呈幂律分布，带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此，就意味着更大数量的大战）。但是，如果数值被二次指数过程调整后向相反的方向推移，指数分布可以变化为幂律分布。消耗战博弈可以有这样的转折。如果消耗战博弈中的一方在某个时刻哆嗦了一下或者面色变得惨白，或者表现出其他神经紧张的迹象，由此透露出让步的意向，那么，对手会利用这一“示意”，再多等片刻，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屡战屡胜，百试不爽。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经常进行消耗战的物种，你只能期望它们都长着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现在，人们也许会猜测，生物也可以利用相反的信号，即继续战斗而不是准备投降的信号。如果交战的一方能够采取某种强硬的姿态，显示“我将坚守阵地，绝不后撤一步”，那么它的对手也许会理性地计算一下，然后放弃战斗，控制损失，以免战争升级，两败俱伤。但我们称其为“姿态”是有理由的。任何一个懦夫都会叉着膀子，瞪着眼睛，但对手可以一眼看穿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当这个信号是有代价的时候，比如示强方将手放在蜡烛的火苗上，或者用匕首在自己的胳臂上划几刀，才能证明他确实有此意志。（当然，只有在战利品有特殊意义时才值得支付这种自找的代价，或者，他有理由相信，即使出现战争升级，他也能战胜对手。）

    在消耗战的案例中，你可以想象一个领导人随着冲突的深化，承受战争代价的意愿越来越强，决心越来越坚定。他的口号将会是：“我们将继续战斗，绝不让孩子们的鲜血白流。”这种心态，即所谓损失憎恶——沉没成本谬论，也叫作“砸好钱救烂钱”——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在人类的决策活动中却十分常见。[65]人们忍受暴虐维持婚姻，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人们硬着头皮看完一场烂电影，是因为他们已经买了电影票；或者在赌博中加倍下注，试图捞回输掉的老本；或者向失败的大笔投资追加更多的资金。虽然心理学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沉没成本谬论，通常的解释是这展示了一个公开的承诺。这是人们在宣示：“一旦我做出决定，绝不会软弱、愚蠢或者犹豫不决，绝不轻易改变主意。”在一场像减员比赛那样的决胜较量中，损失憎恶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因而可信的信号，表明选手不打算向对手让步，坚定地奉行再战一轮直至胜利的战略。

    我已经提到过，理查森的数据提出的证据显示，战争越残酷，战斗时间就越长：与大规模战争相比，小规模战争在开战第二年结束的可能性更大。[66]在“战争相关计划数据库”中，从量级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战争升级的迹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仅伤亡越大，而且还有时间之外的因素带来更高的、意想不到的战争成本。[67]如果从战争的统计数据回到实际战争，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机制的工作原理。历史上很多残酷血腥的战争，都是因为一方甚至双方的领袖采取了极其非理性的损失憎恶战略，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直到“二战”的最后几个月，尽管败局已定，但是希特勒仍然疯狂地坚持战斗，日本也是如此。林登·约翰逊总统数次将越南战争升级，一首针对他的抗议歌曲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毁灭性战争的理解：“我们半身陷进泥潭，大傻瓜还在喊叫冲锋。”

    系统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为我讲解了消耗战中承诺升级为什么呈幂律分布。我们只需要假定领导人在前一个承诺上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每一次新投入的兵力是现在正在参战的兵力的10%。那么，常数化的比例增长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发现——所谓“韦伯定律”：增量的强度要想被人感受，它必须是已经存在的强度的一个常比。（如果一个房间内已经有10只灯泡，如果增加1只，第11只灯泡亮起时，你就会注意到房间更亮了。但是如果房间里已经亮着100只灯泡，只有再亮起10只灯泡，你才会注意到房间比原来更亮了。）理查森观察到，人们对生命损失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举例说，在和平时期，英国潜艇西蒂斯沉没将会是报纸连续数天的报道热点，但在战争期间，同样的损失只会是报纸上的一条简报。这种对比符合韦伯-费希纳定律，即对增量的感觉，取决于这一增量占前一个存量的比重。”[68]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最近重审了几项试验，均支持理查森的观察。[69]有一句被错误地栽给斯大林的名言说，“一人的死亡是悲剧，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据”，虽然数字不正确，但确实抓住了人类的心理。

    如果战争按照前一个承诺的比例升级（一个固定比例的士兵被派上战场并在战斗中阵亡），随着战争的继续，战争的损失呈指数增长，就像是银行的复利。如果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博弈，它们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回想一下数学法则，如果这个变量是一个指数分布变量的指函数，那么它即呈现幂律分布。[70]我个人的猜测是，升级和消耗的结合是对战争量级呈幂律分布的最好解释。

    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战争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性质——标度不变性和长尾性——表明，在一系列作用过程中，战争的规模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军事联盟总是可以更大一点儿，战争总是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损失总是可以更惨重一些，但是战争的发展形态都是相似的，与它们开始时的规模完全无关。

    * * *

    显然，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与“致命冲突”的统计学有关：大量的小规模战争和少量的大规模战争，哪一种造成的伤亡更大呢？幂律分布本身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数据库中，将每一个规模上的战争死亡加总到同一个固定数：一场死亡1000万人的战争，10场死亡100万人的战争，100场死亡10万人的战争，一直到1000万个杀死1个人的谋杀案。事实上，指数都大于1（这是我们从战争中得到的）的分布将大量个体甩向尾部。在这一区间内的幂律分布有时服从“80∶20法则”，也称为“帕累托法则”，即人口中最富有的20%控制了80%的财富。这个比率也许不一定是分毫不差的80∶20，但许多幂律分布都具有这种不平衡性质，比如，20%的最热门网站得到2/3的总点击量。[71]

    理查森将每一个量级的战争死亡加总。计算机科学家布雷恩·哈耶斯（Brian Hayes）根据理查森的数据，制出图5-11。灰柱标示的是不引人注意的小冲突的死亡统计（死亡人数在3人至3162人之间），这些不是实际数字，因为这些死亡属于犯罪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理查森的资料来源中没有这一部分数据。相反，理查森插入这些假设的数据，将谋杀和小规模战争平滑地连接起来。[72]不论有没有这些灰柱，图形都令人震动：峰值在两端，中间下垂。它告诉我们（至少在1820—1952年）最具破坏力的暴力是谋杀和世界大战。其他形式的冲突杀死的人数要少得多。这个结论在后来的60年中一样成立。在美国，朝鲜战争的军人死亡为3.7万人，越战为5.8万人，其他战争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同时，这个国家每年有1.7万起谋杀，从1950年至今，谋杀死亡数字加总可达百万之众。[73]同样，全世界的凶杀死亡人数也远远高于战争及其连带死亡，即使包括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死亡。[74]

    图5-11 不同量级冲突的死亡总数

    资料来源：哈耶斯绘图，2002年，根据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

    理查森也估算了从谋杀到世界大战各个量级的致命冲突占总死亡的比例，结论是1.6%。他解释说：“相比这些冲突引起的大量关注，这个数字比人们的想象要小很多。那些喜爱战争的人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品位辩护说，说到底，战争死亡相比疾病死亡还是差得远了”。[75]而且，这个结论至今还是绝对正确的。[76]

    在最近130年的战争总死亡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占77%，这个发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战争并不遵循幂律分布常见的“80∶20法则”。它们遵循的是“80∶2法则”：几乎80%的死亡来自2%的战争。[77]倾斜的比率告诉我们，全球防止战争的努力应该集中在防止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一直期望有关暴力的统计能够与连贯的历史叙述相吻合，但“80∶2”之比凸显了这一愿望所面临的困境。在解释20世纪历史的时候，人们对故事情节的偏好被两个统计假象强化了。一个是想要在随机分布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有意义的规律，另一个是钟形曲线思维模式，它使极端值看起来像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出现。所以一旦出现极端事件，我们会推断，它背后一定有非同寻常的设计。这种思维方式让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历史上两件最糟糕的事，尽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可能性极端之小，小到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必然性在起作用。即使当时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两场大灾难发生的机会，两场大战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一旦发生，它们就有大把的机会不断升级，不管战争已经有多么残酷，总能继续变本加厉。如果我们对不同水平上的战争破坏力进行全面的统计，两次世界大战只是统计分布中两个极不走运的样本罢了。

    大国战争的轨迹

    理查森得出的两个有关战争统计学的结论都相当宽泛：第一，战争时间表是随机的；第二，战争量级为幂律分布。但是，对于两个关键的参数——战争的概率和战争的损失是怎样随时间而变化的，他却未能深究。他表示，战争发生的频率下降，但战争的破坏性增强这一规律仅适用于对1820—1950年战争的分析，结论应该严格局限于他所使用的不完整的战争数据。那么，对于今天战争的长期轨迹，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在有记录的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世界战争的完整可靠的数据，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数据，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理解它们。几百年来，不同的社会各自经历了剧烈的、不均衡的变迁，只用一个死亡数据对整个世界进行描述未免会抹杀太多的社会特性。但是，政治学家杰克·莱维（Jack Levy）汇编了一个数据集，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战争轨迹。

    莱维时间区间始于15世纪晚期，当时正是所谓火药、航海术和印刷术开创的“现代化时代”（“现代”一词有诸多的定义，这里取其中一种）。这也正是主权国家在中世纪的封爵和公国中出现的时代。

    莱维关注的国家，都属于大国体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对世界指手画脚的国家。莱维发现，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几个重达800磅（约363公斤）的大猩猩要对大部分骚乱承担主要责任。[78]在赖特整理的世界500年数据库中，大国参与了约70%的战争，其中有4个大国“有幸”至少参与了欧洲所有战争的“1/4”。[79]（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自“二战”以来，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俄国卷入的国际冲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80]有些国家在大国结盟中时进时出，它们在参与结盟时卷入的战争远远多于它们在不结盟时的战争行动。集中分析大国系统的一个优势是资料翔实，因为以其显赫的印迹，即使是粗枝大叶的文人也不会忽略它们参加过的战争。

    从战争量级不平衡的幂律分布中，我们可以预测，在有记录的战争死亡中，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同时涉及几个大国的战争）的死亡人数占有绝对的比重。[81]有句非洲谚语说得好（像很多非洲谚语一样，许多部落都有同样的说法）:“大象打架，草地遭殃。”这些大象习惯于互相争斗，因为在它们之上，没有任何宗主国能控制它们。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下，它们总是在神经质地打量彼此。

    莱维设计了一套定义大国的指标，并列出了1495—1975年的大国名单。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法兰西和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整个时期）, 1918年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个王国，1808年前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的荷兰和瑞典，1721年之后的俄国/苏联，1740年之后的普鲁士/德国，以及1861—1943年的意大利。这个大国体系中也包括几个欧洲之外的国家：1699年之前的奥斯曼帝国，1898年之后的美国，1905—1945年的日本，1949年之后的中国。莱维汇编的数据库中对战争的定义是：（1）每年至少有1000名战争死亡人数（这是很多数据库中对“战争”的最低要求，比如“战争相关资料项目”也是这样要求的）；（2）有一个大国卷入；（3）有一个敌对国家。他排除了殖民地战争和内战，除非是一个大国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即意味着战争中一个大国与一个外国政权相对抗。在和莱维协商之后，我利用“战争相关资料项目”将莱维的数据库扩展了25年，直至2000年。[82]

    让我们从巨头们的冲突开始——战争双方各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冲突被莱维称为“全面战争”，它也可以被称为“世界大战”，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此称呼当之无愧——不仅战火蔓延至世界各地，而且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战争。这类战争还包括“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这场战争）、路易十四的“法荷战争”（1672—1678年，同样是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战争）、“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7个大国中有5个卷入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七年战争”（1755—1763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也是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外加两场世界大战。还有另外50多场有两个或者更多大国参与对峙的战争。

    大国交战中人民遭受战乱的时间长度，是衡量战争影响力的指标之一——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被迫牺牲，生活被彻底打乱。图5-12给出了每1/4个世纪中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在最早的两个25年（1550—1575年和1625—1650年）中，曲线两次达到顶峰：在这两个25年中，大国交战延续了整整25年。这一时期，欧洲战事频仍，欧洲宗教战争此起彼伏，包括第一次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图表上的趋势毫无疑问是下降的。随着时间推移，大国交战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虽然有几次反弹，包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在图表的最右端，出现了“长期和平”的第一个迹象。在1950—1975年这25年中，只有一场大国战争（朝鲜战争，1950—1953年，美国和中国对抗），此后世界再没有发生过大国战争。

    图5-12 1500—2000年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莱维和汤普森的资料改编，2011年。数据为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现在让我们拉开距离，对战争做一次广角观察：我们有100多场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的数据，敌对方有可能是大国，也有可能不是。[83]有了这个更大的数据集，我们可以在图5-12“战争年数”测度上找到两个新的维度。第一个是频率。图5-13给出了每25年中战争发生的数量。我们再一次看见连续5个世纪的下降趋势：大国越来越少地卷入战争。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只有4场战争符合莱维的战争标准：两场中越战争（1979年和1987年），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起的“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为了阻止科索沃驱赶阿尔巴尼亚族裔居民，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1999年）。

    图5-13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频率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et Os-lo，PRIO）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第二个维度是战争的时间长度。图5-14显示的是这些战争平均持续的时间。虽然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高峰，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个峰值并不是将“三十年战争”简单地计算为持续了30年的一场战争的结果。和其他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莱维将“三十年战争”分成四场局部战争。但是即使在切分之后，那个时代的宗教战争仍然是严酷而漫长的。自那时之后，大国开始寻求尽快结束战争。最新的结果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4场有大国参与的战争平均长度只有97天。[84]

    图5-14 1500—2000年大国参与的战争的时间长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那么，战争的破坏性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图5-15给出的是至少有一个大国参战的战争死亡人数。生命的损失在19世纪初从1500人开始上升，而在19世纪中叶和后期一直减少，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出现反弹，接着在20世纪下半叶急速回落。人们一般的印象是，在这50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的破坏性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可归结于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方式的进步。如果这个印象是成立的，相反的两个趋势——越来越少的战争和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就完全符合理查森的推测，虽然时间尺度放大了5倍。

    因为图5-15将战争的频率和量级叠加在一起了，我们完全无法证明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莱维认为，纯粹的破坏性可以按照他称为“密度”的量度指标来区分，即每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每一年战死的人数。图5-16显示的是战争死亡的“密度”曲线。在图中，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稳定上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峰，趋势非常明显，因为数据没有受到19世纪后期大国战争次数稀少的扭曲。令人震动的是，20世纪下半叶突然出现的转折，完全扭转了前450年中交错上升的走势。

    图5-15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图5-16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集中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20世纪后期的特殊性还在于不仅大国战争的次数减少了，每一场战争的杀伤力也明显下降了。这一对下行线捕捉到的就是长期和平的厌战情绪。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趋势，我们将从统计图表转向历史叙述。但在此之前，让我们确认在对战争轨迹的更广泛的观察中，同样能看到这些统计规律。

    欧洲战争的轨迹

    大国参与的战争就像一个舞台有限但戏码丰富的剧场，让我们尽可观察战争的历史趋势。还有一个剧场，那就是欧洲。这一片小小大陆不仅有最完整的战争伤亡记录，而且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500年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帝国的组成部分，拒绝臣服者则一直在与这些帝国抗争。战争与和平的潮流，与其他人类社会的活动，比如科技、时尚和思想一样，大多是从欧洲发源，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传播。

    欧洲完整的历史资料让我们有机会对一系列有组织的冲突形态进行观察，即从大国参与的国际战争到两个普通国家之间的冲突，死亡低于千人临界标准的冲突，内战和种族灭绝，以及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如果我们将其他形式的暴力加总，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是不是小冲突的脊柱高挺，拖着一条大规模冲突的长尾巴？

    政治学家彼得·布莱克正在编制所有“致命冲突”的汇总，他称其为“冲突目录”（Conflict Catalog）。[85]他的目标是要找出自1400年以来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中每一条有关武装冲突的信息并进行结集。布莱克从理查森、赖特、索罗金、埃克哈特、“战争资料相关项目”、历史学家埃文·卢亚德（Evan Luard）、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整理出的战争数据入手。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对冲突和国家的法律定义都有很严格的准入标准。布莱克放宽了这个标准，他将所有有记载的冲突都纳入他的数据汇编中，甚至连一年内只有32人死亡的冲突都包括在内（在理查森的战争量级中为1.5），以及任何能够在本地有效行使主权的政治单元。接着，他在图书馆梳理历史典籍和地图，包括其他国家出版的各种语言的历史书籍。我们期待见到一个幂律分布的战争趋势，而放宽标准带来的不是几个边际上的小案例，而是数量巨大的新案例：布莱克发现的冲突至少是以往各种数据库总和的3倍。至今为止，《冲突目录》包含发生在公元1400—2000年的4560起冲突（其中已经有3700场冲突被录入电子表格），最终的冲突记录将达到6000场。这些冲突中大约1/3有估计的死亡人数，布莱克将死亡分为军事死亡（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和总死亡（包括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疾病造成的平民死亡）。布莱克慷慨地向我提供了2010年最新的全套数据。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数一下共有多少场冲突——不仅有大国参与的战争，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致命冲突。根据这些数据绘制的图5-17，给出了一个观察欧洲战争史的独到视角。

    图5-17 1400—2000年大欧洲每年发生的冲突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冲突数据为每25年数据的总和，包括国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叛乱和骚乱。“西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下列国家：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大东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塞浦路斯、芬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俄国（欧洲部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其他各高加索共和国。

    我们再次看到，以武装冲突爆发的频率来衡量，冲突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个故事开始的1400年，欧洲国家每年要挑起三场战争。这一比率蹒跚下行，到今天，西欧国家几乎没有冲突，东欧国家每年有不到一起冲突。甚至东欧国家出现的反弹实际上也多少是个误解，因为在这部分数据中，有半数被归为“欧洲”的参战国，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苏联；今天，它们通常被划分为中东或者中南亚（比如，在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的冲突）。[86]其他的东欧冲突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或苏联。南斯拉夫与俄国/苏联和土耳其这些地区也要为20世纪前25年冲突激增负主要责任。

    这些冲突中人员死亡的情况如何？《冲突目录》在此充分显示了它兼容并收的优势。幂律分布告诉我们，在全部战争死亡中，或者说至少在千人死亡临界线之上的战争的总死亡中，大国战争中最大的那场冲突造成的死亡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与我至今绘制的图形相一致）。但是，理查森提醒我们，在理论上，被传统历史和统计数据疏忽的大量的小规模冲突，很可能构成一个巨大的死亡数目（见图5-11中的三条灰柱）。《冲突目录》提供了第一个涵盖灰色区域的长期数据，并尽量涵盖袭击、骚乱和屠杀这些不在传统军事水平线之上的事件（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回早期此类事件的记录数据）。不巧的是，《冲突目录》仍在制作中，目前的记录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冲突有死亡数字。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代入某些1/4世纪战争死亡的中值，对欧洲冲突死亡的走势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布赖恩·阿特伍德和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补充，对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冲突的直接和间接的死亡加总，再除以各个时期欧洲的总人口，最后按照比例绘图。[87]图5-18展示的就是欧洲暴力冲突历史的最全面的图景（当然是指迄今为止）。

    根据人口规模测度的战争死亡显示，直至1950年，走势总体还是上升的，这说明欧洲杀人的能力超过了它繁衍人口的能力。但是，图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次“血潮”。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在的那1/4个世纪外，最血腥的时刻是17世纪初的宗教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第一个25年，再有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

    图5-18 1400—2000年大欧洲冲突死亡率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数字取自“总死亡”栏，每25年数据的合计。剔除重复录入。缺失的数据按照该25年的中值填补。各历史阶段的人口总计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的估算，1978年，为每25年末尾的数据。“大欧洲”的定义与图5-17相同。

    欧洲的有组织暴力看起来像是这样一个东西。1400—1600年，是一条低水平但稳定的基线，接着就是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然后是颠簸的下行，直到1775年发生的法国大动荡。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明显的平静时期，随后是20世纪的“血潮”，最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过去500年来大国之间和欧洲发生的各种缓慢的动荡和突然的暴力？现在，我们必须将统计学手中的指挥棒交给叙事史了。在本章的下一节中，我要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看看记录冲突数量的数字和图表背后的故事，这些学者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比如戴维·贝尔（David Bell）、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阿扎尔·加特、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约翰·基根、埃文·卢亚德、约翰·穆勒、詹姆斯·佩恩，以及詹姆斯·希恩（James Sheehan）。

    这里我先做一个预告。将图5-18中波折的曲线视为一个四种潮流的合力。现代欧洲的起点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充满频繁但规模小的冲突。随着政治实体整合，出现大型国家之后，战争的数量越来越少。同时，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军事革命促生了更大也更有效率的军队。最后，在几个不同时期，欧洲各国在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乌托邦理想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将推进个人利益作为终极价值的启蒙人文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艰难徘徊。

    霍布斯式的背景与王朝和宗教时代

    在过去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历史的背景就是战争，小到中世纪骑士的抢劫和仇杀，大到随后几个世纪中登上舞台的各种政治实体参与的战争，冲突无时不在。

    仅仅是欧洲战争的数量，就足以让人惊讶。在《冲突目录》中，布莱克先做了一个总结。公元900—1400年，欧洲榜上有名的冲突是1148场，而1400年至今，还有1166场——在1100年的时间内，平均每年两场冲突。[88]除了那些最勤勉的历史学家，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些冲突中的绝大部分，甚至很多大国参与的主要战争也同样不为人所知。举例说，“丹麦-瑞典战争”（1516—1525年）,“施马卡尔登联盟战争”（1546—1547年）,“法国-萨夫伊战争”（1600—1601年）,“波土战争”（1673—1676年）,“尤利希继承战争”（1609—1610年），还有“奥地利-撒丁尼亚战争”（1848—1849年）。哪怕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看到这些名字也会感到一片茫然。[89]

    当时，战争不仅在实践上是常见的，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接受的。霍华德注意到，在统治阶层看来，“和平只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而且战争是“一种不请自来的活动，是世间万物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90]卢亚德解释说，虽然15世纪和16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一般比较低，“但即使在死亡率很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统治者或者指挥官会因此有所顾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伤亡被看作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同时其本身也代表着崇高的名誉和光荣”。[91]

    他们为何而战呢？战争的动机正是霍布斯认定的“争斗的三大主因”：掠夺（主要是土地），先发制人阻止其他掠夺者，言行一致的威慑或者荣誉。在欧洲，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冲突，比如部落、骑士与军阀相互抢掠和仇杀之间的区别是，战争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以个人和家族为单元来执行的。在财富的主要形式不是商业和创新，而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时代，征服和掠夺在几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人们改善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手段。今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掌管一片领土，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职业选择。但不要忘记，俗话所说的“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几个世纪前意味着拥有对领土的控制，而土地是保证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只有控制了土地的人，才会有充足的食物、舒适的房屋、漂亮的用品、随叫随到的娱乐，而他的孩子才能避免夭折。王室私生子这种经年不断的丑闻告诉我们，风流浪荡的性生活是欧洲王族的特权，就像苏丹拥有后宫，只不过欧洲人委婉地将嫔妃称为“侍女”罢了。[92]

    但是，领袖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回报，还追求统治优势、荣耀和丰功伟绩——志得意满地凝视地图，狂喜地看着代表自己领土的色块比某人的大上几平方厘米。卢亚德解释说，即使是在统治者对自己名义上的疆域没有任何实际管辖权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开战，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统治权：某人得到某地封赐因此宣示效忠某王”。[93]许多战争就是男人比赛撒尿，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以仅仅是一个领主突然起意，要为了称号、礼仪或者座次的安排向另一个领主表达敬意。一个象征性的轻蔑举止就会触发战争，比如拒绝降旗，拒绝向某人的旗帜行礼，拒绝摘除外套袖口上的某个徽章，或者拒绝遵守使节优先权的约定。[94]

    虽然在欧洲历史上，政治统治集团争夺领袖地位始终是争斗的动机，但关于集团的定义，以及集团间争斗的性质和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与战争》在综合战争数据和历史叙述方面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尝试。卢亚德在书中表示，欧洲武装冲突的历史可以分为5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均按照当时争夺统治权的政治集团的性质来定义。事实上，卢亚德的“时代”不像是列车的一节节车厢，反而更像是绳索上绞在一起的麻线。明白这一点，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历史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 * *

    卢亚德将他的第一个时代——1400—1559年，称为“王朝时代”。在这个时代，王“室”皇“家”，或者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联盟，彼此争夺欧洲跑马场的控制权。一点儿生物学入门知识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统治权世袭制度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继承人战争的根源。一方面是想永远执政的权力欲，另一方面是对有限生命的意识，如何调和两者是统治者始终面临的难题。最自然的解决方式是指定一位子孙，通常是长子，承继大统。人们不仅认为自己的骨肉子孙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且认为后代对长辈的孝敬之情会抑制继承人的弑君躁动，因此晚辈绝不会因为急不可耐而抢夺王位。有些物种中的成年生命一旦完成繁衍，自己就会死去。对于这样的物种，世袭制度可以解决继承问题。但是人类的生物属性在许多方面都不适合这样的制度设计。

    第一，人类是晚成雏，新生儿完全未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儿童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亲死时，儿子还太年幼，无法进行统治。第二，人的性格特点是多基因的，因此服从统计学中的中值回归定理：无论父母具备何等卓越的勇气和智慧，他或她的儿女的平均水平都只能低于父母。（评论家丽贝卡·韦斯特说过，645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天才，只有两位统治者还算有能力……其余是无数的笨蛋，其中低智和疯子屡见不鲜”。）[95]第三，人类是有性繁殖，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两个谱系的基因传承，而不是一个。两个谱系都会在传承人活着的时候要求他对自己尽忠，在死了的时候要分得他的遗产。第四，人类是雌雄二态，虽然人类这个物种的雌性在平均意义上不像雄性那样嗜好征战和暴政，但一旦机缘巧合，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口味。第五，人类是某种程度的一夫多妻式生物，男性往往会有私生子，成为合法婚生继承人的竞争对手。第六，人类是多子的，在生育期可以生育数个子女。这就为亲子冲突铺垫了舞台，一个儿子很有可能在父亲寿终之前就想掌握家族传宗接代的大权，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父母对长子的厚待，很可能让弟弟生出觊觎之心。第七，人类是信任提携亲属的，他们会像关照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照同胞的子女。这些生物属性中的每一种都会引起继承争端，而现实中经常是数种属性同时作用，欧洲人为了王朝更替的纠纷鏖战不已。[96]

    * * *

    卢亚德将1559年定为“宗教时代”的起始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1648年，当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宣告了“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对抗的宗教联盟，结盟的成员都是信奉“一个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原则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城市和国家的控制，他们至少进行了25场国际战争和26场内战。通常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抗，但在俄国“混乱年代”（自鲍里斯·戈杜诺夫统治期开始至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的空位期），则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争夺权力。宗教狂热并不局限于基督教世界，除了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厮杀之外，穆斯林的土耳其逊尼派和波斯帝国什叶派在此时期先后四次开战。

    在本书所列的“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列表中，最后一列是根据人口规模调整的排名，“宗教时代”在排名中占了13、14和17；而在图5-15和图5-18中，这个时期都是明显的峰值期。打破杀戮纪录的原因之一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个时期出现了火枪、长矛和火炮。但很难说军事技术是发生大规模残杀的决定因素，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但死亡人数却大幅度减少了。卢亚德认为宗教狂热是导致这一时期大屠杀的唯一原因：

    战火烧向平民——特别是那些因信奉异教而被视为应该被消灭的平民，战争因此更加残酷，伤亡水平大幅度上升。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可以归结为神的愤怒。1572年，阿尔瓦公爵在占领纳尔登城之后，杀光了全城的男子，称此乃上帝对纳尔登人顽强抵抗所做的裁决。同样，1649年，克伦威尔放任他的部下血洗爱尔兰的德罗赫达，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公正审判”。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在战争中，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对待对手往往比其他人更少怜悯和仁慈。在宗教冲突最激烈的地区，除战争伤亡，还有因饥荒和农作物歉收带来的惨重的人命损失。[97]

    “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这样的名字，在图5-14中，表现为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它告诉我们，宗教战争不仅是惨烈的，而且是漫长的。研究外交史的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注意到，在这个时期，终结战争的主要机制彻底失效：“一旦宗教因素压倒政治因素，与敌对国的任何协商看起来都无异于异端和叛教。导致新教与天主教决裂的问题是不容协商的。结果……外交接触完全断绝。”[98]而在人类历史上，这还不是最后一次由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起狂暴的战火。

    主权时代的三大潮流

    历史学家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雏形。欧洲从此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不再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犬牙交错、四分五裂的封建领地。在这个时代，刚刚崛起的主权国家虽然仍与君主和宗教密不可分，但是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取决于政府、疆土和商业帝国的实力。主权国家的整合过程在164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随着这一进程达到高峰。各种统计分析都告诉我们，欧洲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趋势：战争的频率下降，战争的破坏程度加剧。

    战争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参战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减少了。回想一下第3章的内容，欧洲政治实体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500个左右，到20世纪50年代只有不到30个。你也许会认为，这种数量减少只是一个计算上的小把戏。[99]只要动动橡皮，外交家就能抹掉地图上两军对峙的分界线，将某些冲突从史书的“国际战争”章节中抽出来，塞进“内战”部分。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减少是真实的。理查森向我们表明，即使我们保持欧洲内部的边界不变，国家内部的战争也远远少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英国为例，已经有350年未曾发生真正的内战，但它参与了众多的国际战争。）这是利维坦逻辑成立的又一个例证。小王公封侯联合组成较大的王国，中央权威防止王国内部各方互相开战，其理由和王公诸侯制止属民互相谋杀，以及农夫阻止他饲养的牲畜相互残杀的理由完全相同：对于主人来说，辖区内私人之间的争斗是净损失。因此，战争数量的减少也是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一个体现。

    战争残忍程度的提升是军事革命的结果。[100]国家对战争的投入越来越大，是因为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加农炮和火枪的出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家的组织能力，它能够征调更多的兵力去杀人和被杀。在中世纪和“王朝时代”的欧洲，统治者对集结大批的农民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总是心存疑虑。不难理解，他们会问自己：“不会出什么差池吧？”所以，他们宁愿召集雇佣兵组织临时军队，或者将没有钱赎罪的流氓和闲汉拼凑起来打仗。查尔斯·蒂利在他的论文《作为有组织犯罪的开战和建国》中说：

    在战时……国家的管理者经常向私人发包战争，有时也雇用匪帮袭击敌国，鼓励自己的正规军劫掠战利品。虽然是为王家服役，但士兵和水兵通常是依靠搜刮百姓维持自己的开销，征用、强奸和抢劫都是家常便饭。一旦军队解散，他们会继续干自己的老行当，只是没有了王家的保护。退役的军舰转身就是海盗船只，退役的军人立刻变成土匪。

    反过来也是一样，国王最好的武装力量资源就是全世界的不法之徒。罗宾汉变成王家弓箭手的故事也许是个神话，但神话反映的是真实的世界。“合法”使用暴力和“非法”使用暴力的界限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武装力量逐步统一化和常备化。[101]

    正规化和常备化的军队当然也更有效率。初期由土匪流氓组成的民兵能够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但这些人既缺乏勇气又没有纪律，他们在有组织的战斗中非常没有效率。穆勒解释说：

    说到底，罪犯的座右铭绝对不会是“永远忠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责任、荣誉、国家”、“（天皇）万岁”或者“铭记珍珠港”，而是“捞到钱赶紧逃”。确实，对一个罪犯来说，在战场上送命（或者在受雇去抢劫银行的行动中送命）是最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了追求暴力的激动去死，或者为了获得战利品而死，实在太缺乏理性了，因为一旦人死亡，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了。[102]

    但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革命中，国家开始组织职业常备军。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大规模征募，不再仅仅收纳社会底层的渣滓。他们将演习、训导和严酷的惩罚相结合，训练士兵从事有组织的战斗。他们向士兵灌输纪律、毅力和勇气这样的职业守则。其结果是一旦两支这样的军队交火，瞬息之间就会造成惨重的伤亡。

    军事史学家阿扎尔·加特曾经说，“革命”一词在此可算是用词不当，因为军事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103]以高效为目的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历时几个世纪，提高军队各个部分的效率的过程是这一变迁大潮的组成部分。也许，与其说是军事革命本身，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作战方式让战场成为屠宰场。他改变了原来交战双方努力保存兵力的做法，代之以倾全力进攻的战术。在拿破仑之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打败对手，都只能穷兵黩武，竭尽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战场。[104]而另一场“进步”（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脚步声已经响起，它装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更迅速地将士兵运往前线。可再生的炮灰供应加剧了消耗战博弈，将战争一步步推向幂律分布长尾的远端。

    * * *

    在这个军事大国急剧膨胀的时期，除了国家整合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在促使战争的频率下降。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在漫长的欧洲战争史上，18世纪是一个间歇期。在前一章中我已经提到，一些帝国，比如荷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停止了大国竞争博弈，转向占领商业领域。布莱克称之为“相对平静的18世纪”（至少从1713年至1789年是相对平静的）。在图5-17中，这一时期的曲线呈U形。在图5-18中，18世纪是宗教战争和法国动荡之间的低洼的W型。卢亚德表示，1648—1789年的“主权时代”,“目标通常相对有限，许多战争都是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由此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其最终目标。战争是漫长的，但是作战的手法相当克制，伤亡比前一个时代和后一个时代都要小”。可以肯定，这个世纪也有非常血腥的战斗，比如被称为“七年战争”的世界大战。但是，戴维·贝尔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在恐怖的阴影下辨识事实，即使18世纪并没有真的将龇牙咧嘴的猎犬变为 ‘娱乐哈巴狗 ’……这期间的冲突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属于恐怖程度最低的”。[105]

    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这种宁静是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黎明有关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宗教狂热的平息让战争不再具有末世审判的意义，交战双方的首领可以谈判协商，而不是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许多主权国家成为商贸大国，它们更愿意看见正和博弈的贸易，而不是零和博弈的征服。作家对战争荣誉进行解构，对暴力历史进行批判，并将士兵和被征服者的感受带给读者。哲学家重新定义政府，以前政府是实现君主奇思妙想的工具，现在政府是提高个人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并试图想办法约束政治领袖的权力，激励他们避免战争。当时的一些统治者逐渐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或者至少受到感染。尽管这些“开明的专制”仍然是专制，但总是强过不开明的专制。而作为和平力量的自由民主制度，终于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最初的落脚点。

    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民族主义时代

    当然，接下来，世界出了可怕的差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400万人丧命，使自己名列“人类相乎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之一，在图5-18中出现了一个高峰。

    卢亚德将1789年定为“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在“主权国家时代”，参与各方是各式各样的王权帝国，它们不一定是“民族国家”，即在同一片国土内由相同语言和相同文化的人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国家由民族界定，并要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领先地位。民族主义的理想在欧洲掀起30场独立战争，先后导致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自治。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也是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结果。当时亚洲和非洲人民还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欧洲人加紧在亚非殖民，以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增加荣耀。

    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渴望的总爆发。其导火索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站在日耳曼人一边反抗斯拉夫人的忠心耿耿的民族主义分子火上浇油，扩大事端。接着，反抗斯拉夫人迅速转为反抗英国和法国，“一战”的结局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中欧和东欧形成新的民族国家。

    卢亚德将1917年作为“民族主义时代”的结尾。就在那一年，美国参战，并将战争塑造为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从此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先是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反对纳粹，后来则是在冷战中相互对抗。当卢亚德在1986年写作的时候，他在“1917”后面留下的是破折号，今天我们可以写上“1989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休止符。

    “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有些牵强。这个时代始于拿破仑战争，因为这场战火就是被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点燃的。但是点燃战争的是法国大革命残留的思想，因此它远远走在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之前。这个时代很像一个三明治，两端是两次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间夹着两个破纪录的和平间歇期（1815—1854年和1871—1914年）。

    迈克尔·霍华德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200年的历史，可以将它看作四种力量——启蒙人文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争抢影响力的战役。某些时候，其中几种力量会结成临时同盟。[106]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被看成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它被更好地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实施。虽然拿破仑推行了几项合理的改革，比如公制度量和民法规则（在很多法语地区，拿破仑的民法至今有效），但在更多的方面，他都背叛了启蒙运动的人文进步。他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推翻宪法确立的政府，恢复奴隶制，颂扬战争，由教皇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重立天主教为国教，将三个弟弟和妹夫立为外国的国王，疯狂地发动战争机器抢夺地盘，无情地践踏人类生命的价值。

    贝尔说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崇尚法兰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107]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它之前的基督教教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弥撒亚式的，充满终极审判的狂热，坚定地追求领土扩张，并且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它们都将自己的敌人视为不可救赎的恶魔：为了追求神圣的目标，必须彻底消灭这些恶魔的威胁。贝尔还说，激进好战的乌托邦主义是对启蒙主义人文理想的倒行逆施。对于革命而言，康德“追求永久和平这一目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在于它符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为了未来的和平，任何以及所有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灭绝性的战争”。[108]康德本人对这种阐释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样的战争将“永久和平埋葬在全人类的坟场上”。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同样意识到人性中扭曲的成分，因此对具有帝国倾向和弥撒亚救世情结的领袖人物充满恐惧，并予以坚决的抵制。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是被拿破仑挂在刺刀上传遍欧洲，接着又在血雨腥风中被赶了出去，此后，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反启蒙运动”的新思潮。霍华德将它们的共同之处归结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所具有的理性和观察能力，不足以创造一种成为社会和平和公正基石的法律制度。相反，个人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塑造了个人，其塑造方式甚至是个人无法完全理解的，而社会有权要求个人对其保持忠诚”。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两种反启蒙运动思想，从相反的两个方向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第一种是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社会习俗是文明进程久经考验的成就，它驯服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因此值得我们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的措辞严谨的著述一样予以尊重。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优美应用，它代表了对启蒙运动的小修正。但是，约翰·格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浪漫民族主义让反启蒙运动思想极度膨胀，他的观点是，一个民族集团——在赫尔德这里，就是日耳曼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完全不可能被所谓人类的普遍性涵盖。这个民族的整合不是靠什么理性的社会契约，而是被鲜血和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霍华德说：“这种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个人和部落之间的辩证，在欧洲流行开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19世纪的欧洲历史，甚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109]在这两个世纪中，伯克的保守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时分时合、同床异梦的游戏。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大国的政治家构造了一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会议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胜利，即稳定压倒一切。尽管如此，霍华德还是观察到，“这个新体系的建筑师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也是法国大革命领袖的追随者。他们既不相信神圣王权，也不相信神圣神权，但如果教会和国王是在革命的狂风暴雨后重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也只好在各地重整他们的权威了”。[110]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以往25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战争实在是过于残酷了”。大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责任，他们组建的“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可以说是国联、联合国和欧盟的先驱。19世纪的欧洲得以有较长时间的和平间歇，“欧洲同盟”这个国际利维坦功不可没。

    但是，君主们一边要维持欧洲的稳定，另一边要对付内部的民族纠纷，各个民族开始强烈地要求管理自己的事务。霍华德说：“结果，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来自普世的人权，不如说是民族首先为争取生存而战，继而为维护生存而战。”从短期看，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特别强烈，因为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的时候才会有和平。同时，很多民族宣称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争取自由，而 ‘维也纳同盟 ’体系正是要力图防止这种民族解放战争。”[111]

    民族主义情感很快融入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它立即成为新的、保守派竭力维护的权势集团。当王室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就渐渐开始合流。[112]许多知识分子将浪漫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交织在一起。卢亚德这样总结黑格尔的历史观：“全部的历史都是在执行一个神圣计划。战争是主权国家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途径，这正是神圣计划宣示自身的过程，主权国家中出现超级国家（比如普鲁士），代表着神圣意志得以实现。”[113]最终，黑格尔哲学孵化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具有弥撒亚式的、军国主义的和浪漫民族主义的特质。作为与此相似的另一个历史建构——暴力解放不可阻挡的辩证历史观，成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石。[114]

    人们也许会认为，英美和康德式启蒙运动的自由派继承者会反对日渐强硬的军国民族主义。但是，自由派却发觉自己身处困境：他们怎么能为王权和帝国辩护呢？于是，自由主义在“人民自决”的伪装下和民族主义站到一起，所谓“人民自决”总算还带着模模糊糊的民主意识。很不幸，“人民自决”一词所含有的那点儿人文主义意味完全取决于一个借代关系。“民族”或“人民”一词代表着组成民族的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政治领袖却成了民族的化身。一位统治者、一支军队、一片疆土、一种语言，在认知上被等同于数百万个血肉之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的一次演讲中将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奉为至高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石。当时就有人看到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内在的自相矛盾，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词组简直是装满了炸药。它带来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它会让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它将受到鄙视，被叫作理想主义者的梦幻。这些人无视现实的风险，等到想起那些恪守原则的忠告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个词组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带来多少悲剧！当始作俑者清点那些为了他喊出的这个字眼儿而送命的人的尸体时，他会做何感想啊！[115]

    兰辛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成百万甚至上千万。“民族自决”的危险之一是，如果民主是指一片地产上居住的同文同种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民族国家”。与树木和山岭组成的风景不同，人是有脚的。为追逐机遇，人四处迁徙，定居后还会召唤来更多的亲友。这种人口分布上的混合，可以在地理上不断地细分，变成少数民族中还有少数民族。一个对一片疆土宣称主权的政府，自认构成一个“民族国家”，但在事实上，它可以完全无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个体的利益，反而更关切其他领土上的某些人的利益。如果乌托邦是一个政治疆界和种族疆界刚好相吻合的世界，那么各国领导人将忍不住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开展种族清洗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在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对人权的坚实承诺的情况下，一个政权等同于人民这种借代关系能够让任何一个国际联盟（比如联合国大会）成为一场闹剧。无能的独裁者总是能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欢迎，并拿到全权委托状，然后用饥荒、监狱和谋杀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 * *

    另一个破坏了19世纪欧洲和平间歇的新发展是浪漫军国主义。这种说教认为，撇开战争的战略目的，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战争调动起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男子气概，布尔乔亚社会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物质享受，而战争是荡涤颓废、振奋人心的良药。今天，对一项专门用来杀人和从事破坏的事业怀有崇敬之情，绝对被认为是发疯。但在当时，作家纷纷表示：

    战争总是扩展人民的思想，提升他们的品格。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战争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吃和被吃，世界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好战的民族才能兴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武装，它的死期也就到了。

    ——埃米尔·左拉

    战争的崇高就在于它用伟大的国家精神彻底摧毁渺小的个人，让同胞相互牺牲的情操，让爱、友谊和强烈的同生共死的情怀得到最充分的张扬。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当我告诉你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时，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人类一切崇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

    ——约翰·罗斯金

    战争是可怕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战争将国家从社会僵化和停滞中解救出来。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战争是）一次净化和一次解放。

    ——托马斯·曼

    战争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16]

    相反，和平则成为“一种梦想，而且不是一个美妙的梦想”，德国军事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说：“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在物质主义中沉沦。”[117]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如果人类忘记了如何制造战争，他们就只剩下些幻想和漂亮的情感，除此之外还能期待的所余无几（甚至是荡然无存了）。”依照英国历史学家J. A.克拉姆（J. A. Cramb）的解释，和平的意思是“世界在迟钝之中沉沦……一场噩梦成真，如同太阳变成冰块，留下行星在一片黑暗的空寂中默默地沿着轨道运行”。[118]

    甚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例如康德、亚当·斯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H. G.威尔斯、威廉·詹姆斯，也为战争说了不少好话。从詹姆斯1906年的文章《道义战争》的标题，就能看出他谈及的是战争的积极性，而不是战争中的恶。[119]当然，他在文章的开始对军事浪漫主义战争观做了一番挖苦：

    “可怕”的战争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案所要支付的小小代价，否则世界将成为小文员和教师、男女同校、热爱动物者、“消费者联盟”和“慈善联合会”、毫无节制的工业化信徒以及没羞没臊的女权主义者的天下。人类将不再有廉耻，不再有坚强，更不会有勇气！这个星球上将住满了懦夫。唾弃它吧！

    但是，他又表示：“我们必须有新的能量和奋斗来维持我们的刚强气概，这是军人所忠实信奉的品质。尚武美德是久经考验的黏合剂，英勇无畏，蔑视懦弱，放弃私利，服从命令，仍然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所以，他提出了一项强制性国家服务建议，这个项目应该“招募我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为了戒除他们身上的幼稚，将他们送往煤矿、钢铁厂、渔轮和建筑工地”。

    浪漫民族主义和浪漫军国主义互为营养，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是欧洲国家晚宴的迟到者，但自认为也配得上拥有一个帝国。在英国和法国，浪漫军国主义信誓旦旦地说，战争的景象绝不应该是它所显现的那样恐怖。相反，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这样写道：“我多么渴望一场大战！它将像扫帚一样横扫欧洲的污泥浊水！”[120]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有同感：“我几乎在盼望一场毁灭性的战争。”[121]甚至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阿瑟·柯南道尔在1914年让福尔摩斯感叹说：“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在它大爆发之前，我们中间不少人可能就已经枯萎了。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122]各色隐喻不胜枚举：清扫灰尘的扫帚，振奋人心的清风，修枝裁叶的剪刀，荡涤污泥浊水的风暴，还有提纯精练的火焰。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

    此刻，感谢上帝，让我们躬逢盛世，

    正值青春年少，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坚定的手势，清明的目光，锋锐的力量，

    行动吧，就像游泳健将果敢地跃入水中。

    评论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说：“当然，游泳健将不是跃入干净的水中，而是一脚踩进血水之中。”高普尼克在2004年为7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书写书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著述仍然在试图琢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123]这场大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在短短4年时间中，850万人战死沙场，约有1500万人死于战争。[124]浪漫军国主义本身无法解释屠杀的狂热。至少从18世纪起，作家就开始赞美战争，但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曾经有两次史无前例的没有大国战争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种破坏性逆流聚攒起来的超级风暴，战神的铁骰子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突然出现的威胁到各个大国信誉的军备竞赛；感到恐惧的统治者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霍布斯陷阱；各方认为有能力速战速决并且胜算在握的过度自信；军事机器中大规模运输能力和杀伤能力的结合——大批士兵被迅速运抵战场，并在抵达后迅速阵亡；以及消耗战博弈，将交战双方锁定在战争成本呈指数级增长的游戏中，欲罢不能，直至毁灭。所有这些因素，在某一天被一个撞上大运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突然点爆了。

    意识形态时代的人文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始于1917年的“意识形态时代”中，19世纪反启蒙运动思想中必然论的信仰体系，决定了战争的整个过程。浪漫化和军国化的民族主义，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大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煽动起扩张的野心，而在德国，除民族主义外，还要加上一些伪科学的种族优越论。这三个国家的每一个统治者都诅咒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自由西方的普世主义，也都坚信天命让他们成为一方自然疆域的霸主：地中海、太平洋周边地区和欧洲大陆。[125]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入侵行动，就是要实现这种天命式的目的。同时，苏联和中国要推动一个辩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消灭资产阶级。美国则决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限制在“二战”结束时的边界之内，因此产生了冷战。[126]

    上述总结没有提及一个要点，而它恰恰可能是20世纪影响力最为持久的思潮。穆勒、霍华德、佩恩以及其他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19世纪还有一个继承了启蒙运动战争批判的思想运动。[127]与自由主义流派对民族主义怀有柔软的同情心不同，反战派坚定地以个人为本位，坚持个体的利益至高无上。它将康德的民主、商贸、世界公民和国际法诸原则发展为实现和平的具体途径。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反战运动的智囊有：贵格派，比如约翰·布赖特；废奴主义者，比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商贸和平论的提倡者，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平主义者，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马克·吐温和萧伯纳；哲学家，比如伯特兰·罗素；工业家，比如安德鲁·卡内基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和平奖的由来）；还有许多女权运动家和一些左右摇摆的社会主义者。（警句：“刺刀的两边都是工人。”）一些道德开拓者创建了专用于预防和制约战争的新制度，比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及有关战争守则的一系列《日内瓦公约》。

    两本畅销书的出版让和平成为流行的主题。1889年，奥地利小说家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的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战争的残酷。1909年，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先是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后来扩展成书《大幻影》（The Great Illusion）。他在书中论证说，战争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掠夺在原始经济中也许有利可图，因为财富的形态是有限的资源，比如黄金、土地或者自给自足的匠人的手工产品。但在一个财富来自交换、信用和分工的世界里，征服不可能让征服者更富有。矿产不会跳到地面上，庄稼不会走进粮仓，征服者还是要支付报酬，以使矿工采矿，使农民春种秋收。事实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钱和生命，而且他破坏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统，他只会变得更穷。不妨想象一下，加拿大中部省份马尼托巴征服西部省份萨斯喀彻温，能有多大的收益？如果说两个加拿大省份之间的征服收益有限，那德国征服加拿大，能得到的好处也绝不会更大。

    尽管文学作品一时间颇受欢迎，但反战运动在当时被认为过分理想化，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愿意给予严肃的考虑。苏特纳被叫作“荒谬的温情香水”，她的德国和平学社是“一个滑稽的缝纫俱乐部，会员都是些感情脆弱的女大妈和男大妈”。安吉尔的朋友告诉他说：“不要再碰那些问题，否则你会和那些怪人、赶时髦的新潮儿或者留着胡子穿着凉鞋追求高级思维、靠吃坚果维生的狂热分子划为一类。”[128]H. G.威尔斯这样写道，萧伯纳是“一个还在玩耍的上了年纪的顽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听得见萧氏发出不和谐的伴奏，活像一个痴呆儿童在医院里大喊大叫”。[129]事实上，安吉尔从来没有说战争是无用的，他仅仅是说，战争无法实现它的经济目的，他只是担心醉心荣耀的领导人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人们提到安吉尔，却总是说他认为战争是没有用处的。[13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吉尔成为一个笑柄，因为他竟然认为能够终结战争。直到今天，他仍被看作天真乐观主义的象征。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不止一位同事把我拉到一边，教育我诺曼·安吉尔是何许人也。

    * * *

    但是，穆勒认为，安吉尔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宣告了浪漫军国主义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终结，也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认为战争是一种需要，或者不可避免的观念。卢亚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传统态度。人类第一次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的认知，故意发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131]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被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震撼，正如穆勒所说，欧洲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破坏性相当的战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大部分参战国舔舔伤口，拍拍灰土，仿佛没有得到任何教训，就立即跳进一场新的战争。还记得我在前面说过，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不出有任何厌战情绪。穆勒坚持认为，这一次则出现了关键性的区别，锲而不舍、旗帜鲜明的反战运动现在终于可以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化领域，都能看到这种转变。当人们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伟大的战争”被改名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各国首脑立即着手将希望付诸现实，宣布正式放弃战争，并筹组国联，防范新的战争。无论这些措施在事后来看多么差劲，在当时，它们却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颠覆。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将战争奉为光荣、英雄、名誉的等价物，用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战争“仅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

    我也一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文学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战争进行苦涩反思的创作，将战争的悲剧和徒劳无益变为大众的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中，有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歌和回忆录，畅销小说和家喻户晓的电影《西线无战事》,T. S.艾略特（T. S. Eliot）的名诗《空心人》（The Hollow Men），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R.C.谢里夫（R. C. Sherriff）的戏剧《旅途终点》（Journey..s End），金·维多（King Vidor）的电影《大游行》（The Big Parade），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大幻影》（Grand Illusion）——名字取自安吉尔的著作。

    像其他人文主义的艺术作品一样，这些故事用第一人称，力图让读者和观众体验到故事中人物的痛苦感受。在《西线无战事》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年轻的德国士兵审视一个刚刚被他杀死的法国人的尸体：

    毫无疑问，他的妻子还在思念他；她肯定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他看起来好像是经常给她写信的那种人——她还会再收到他的信。明天，也许一周之后，她或许又能收到他的信，甚至再过更长的时间，个把月后，还会收到一封被邮局拖延的书信。她能看到信里他正和她诉说深情呢……

    我跟他交谈起来，我说：“……原谅我，同志……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群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恐惧死亡，都会死亡，都有悲伤痛苦？”……

    “我一定要给你妻子写信，”我急切地对那个死人讲……“我要把我刚才对你讲的话都告诉她，她不会受罪的，我以后一定帮助她，还会照顾你的父母和孩子……”我心神不定将他的皮夹拿在手里。皮夹不小心从手里滑到地下，展开了……照片上是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女孩，她们站在一面长满青藤的墙前，是那种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小小的照片。和照片在一起的，是家信。[132]

    另一个士兵问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有人回答说：“通常都是一个国家严重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引起的。”这个士兵回答说：“一个国家？我听不明白。德国的山不会跑去侵占法国的山。或者河流，或者树林，或者一片麦田，这些怎么会去侵犯人家？”[133]穆勒认为，这部文学作品的最后结果是，战争不再被看作光荣、英雄、神圣、令人激动、男子气概或者清除污浊的，它变成不道德的、令人厌恶、野蛮、无用、愚蠢、浪费和残酷的。

    也许，还要加上一个，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荣誉受到损害，导致摊牌。奥匈帝国领袖向塞尔维亚发出羞辱性的最后通牒，要求为大公遇刺道歉并镇压塞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直到奥匈帝国满意为止。俄国人为斯拉夫同胞打抱不平，德国觉得俄国侵犯了说德语的同胞，英法随即加入混战，一场有关荣誉、侮辱、羞耻、声望、信用的竞赛一步步升级，最后失去控制。各国唯恐被甩在后面成为“二流国家”，这种恐惧让他们在“懦夫博弈”中拒绝刹车，结果只有迎头相撞。

    当然，纵观血腥的欧洲历史，荣誉竞赛所点燃的战火比比皆是。但是，正如福斯塔夫所说，荣誉只是一个字眼——我们今天也许会说，只是一个社会建构，“毁谤不能容忍它”。很快，毁谤就出现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反战电影也许要算马克斯兄弟的《鸭羹》（Duck Soup, 1933年）。格劳乔扮演鲁弗斯·T.法尔弗莱，弗里多尼亚国（“自由之地”）一位刚刚得到任命的领袖。他被要求和邻国西尔瓦尼亚的大使达成和平协议：

    如果我不能倾尽全力让我们挚爱的弗里多尼亚与世界和平共处，我就是辜负了人们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十万分热切地期待与特伦蒂诺大使会面，我将以国家的名义，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深信他将怀着同样的心情接受这一善意的姿态。

    不过，假如他拒绝接受，那样也很好。我伸出我的手，他拒绝和我握手。这会给我的脸上增光，不是吗？我，一国元首，在一个外国大使那里碰钉子了。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敢跑到这里，当着我的人的面，把我当个傻瓜耍？让我再想一想。我伸出手，那个阴险的家伙拒绝和我握手。为什么？这只卑鄙、贼头贼脑的臭猪！我告诉你，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大使进屋。）是啊，你拒绝和我握手，是吧？（他打了大使一个大耳光。）

    大使：蒂斯代尔太太，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没有回旋余地了！开战吧！

    于是，一个古怪的制作编号突然闪出画面，马克斯兄弟在一队德国士兵的钢盔上弹奏木琴音乐，躬身躲闪着呼啸的子弹和炮弹。他们身上的军装一直在变换，从内战的士兵，换作童子军，再换作英国王宫卫兵，直到戴着浣熊皮帽子的边疆拓殖者。人们一直将战争比喻为决斗，决斗在逐渐成为人们的笑柄后销声匿迹了。战争的名声当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奥斯卡·王尔德的预言差点儿成为现实：“只要战争被视为邪恶，它就总有一种魅力。当它被视为粗鄙时，它就不会受到欢迎了。”

    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1940年）是另外一种经典的战争讽刺喜剧。它嘲笑的对象不再是理想王国中冲动的领袖，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烦透了军队的尚武文化。相反，小丑一抹脸成了满脑子尚武理想的当代独裁者。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场景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角色在一间理发店里交谈，两人相互较劲儿，力争盖过对方一头，不断升高他们所坐的理发椅，直到两人的脑袋撞到天花板。

    穆勒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弥漫着浓重的厌战情绪，甚至德国平民和军官也不例外。[134]虽然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条款非常不满，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发动战争来修正条约。穆勒历数了一连串有机会成为总理的德国领导人，他们之中只有希特勒一个人怀有征服欧洲的野心。历史学家亨利·特纳说，只需要一次军事政变，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135]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世界的厌战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热爱和平，但他也深知，在还能够阻止他的野心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愿意出来阻拦他的。穆勒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特勒一个人要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穆勒翻阅了希特勒的各种传记，为这一观点寻找证据：

    在1933年拿到对国家的世纪控制权之后，（希特勒）迅速并坚决地处置他的对手和潜在对手，手法包括劝服、恐吓、压制、欺诈、降级，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惜进行谋杀。他的精力超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说服力、记忆力和全神贯注的能力；并且极度嗜好权力，狂热地坚信天降大任在肩；此外还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自信心，胆大妄为，以及得天独厚的撒谎能力、令人着迷的演讲风格；最后就是能够毫不留情地消灭任何妨碍他或者试图妨碍他实现自己意图的人……

    希特勒需要利用混乱和不满为自己寻找机会，尽管这些混乱和不满大多是他自己制造的。他还需要帮手——一些对他崇拜不已、俯首帖耳的奴才；需要一支能够听他使唤和调遣的军队；需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为其所魅惑并被他带入屠宰场；还需要茫然、没有组织、愚蠢、短视、胆小如鼠的外国对手，以及情愿祈祷而不愿作战的邻国——可以说，他也是自己动手，制造了大部分他所需要的条件。希特勒将他得到的各种条件一一加以利用，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世界进行操纵和重塑。[136]

    最后是5500万人的死亡（包括日本进犯东亚的行动所造成的至少1200万人的死亡）。世界再一次呼唤和平。

    长期和平：一些数字

    本章中，在战争统计方面，我用了很大的篇幅。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看1945年以来最有意思的统计数字： 0。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厮杀之后，将近70年过去了，在大批的战争分类统计栏目中，数字都是0。让我从最重要的统计开始：

    .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数量为0。5个大国拥有核武器，所有这些国家都曾卷入战争。但是，没有任何核武器被投入使用。这还不仅是大国避免在全面核战争中同归于尽，它们也避免在战场和轰炸敌人设施的行动中使用小规模“战术型”核武器，它们中有很多相当于常规的爆炸装置。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在使用核武器上是克制的，因为当时它拥有核垄断，不必担心“确保相互毁灭”。我在本书中一直使用各种比重以量化暴力。如果我们来计算一下一个国家实际从事的暴行和它具有的暴行能力之比，考虑到它们拥有的破坏能力，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真是要高出人类历史其他时期好几个数量级。

    本来这一切都还不能算是最后的结论。直到冷战突然终结之前，许多专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查尔斯·珀西·斯诺（C. P. Snow）、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都曾认为，热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137]比如，杰出的国际问题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1979年这样说：“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战略性核战争。我不相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这场战争。”[138]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后简称《公报》）网站上的信息，这份期刊的宗旨是“向公众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深度分析、评论和报告并影响政策制定”。自1947年开始，《公报》发布“世界末日之钟”，量度“人类距离灾难性毁灭——以午夜为代表——还有多长时间”。时钟公布时的分针距离午夜还有7分钟，在后来的60年中，分针时进时退很多次，距离午夜最近的时候只有2分钟（1953年），最远的时候是17分钟（1991年）。到2007年，《公报》决定，60年内向前挪动了2分钟的末日之钟到了再次调整的时候了。但是，他们不是调试钟表的机械，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午夜”。今天的“末日”包括“生态系统的破坏、洪灾、大暴雨、旱情和极地融冰”。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冷战两大敌对国战场交火记录为0。肯定，他们偶尔会和对方的小伙伴开战，在某个附庸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但是，当美国或者苏联中的一方将部队派往对抗地区（柏林、匈牙利、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时，另一方就采取回避姿态。[139]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特征。我们已经知道，一场大战的伤亡人数远远高于许多场小战争的总和。过去，当大国的敌人侵入一个中立国，大国往往会出现在战场上以表达自己的不快。1979年，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为了表示本国的不满，从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撤回了自己的运动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冷战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戛然而止。接着是柏林墙在和平中被推倒，苏联基本上在和平中解体。

    . 1953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或者甚至可以说自1945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因为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大国）。1953年之后，没有战争的和平间歇打破了19世纪一次历时38年和一次历时44年的2项和平纪录。事实上，到1984年5月15日为止，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时间之长打破了古罗马帝国以来的纪录。[140]自公元前2世纪条顿人的部落向古罗马人发起挑战开始，每一次破坏和平的战事都有军队跨越莱茵河。[1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为0。[142]而在1956年苏联短暂地入侵匈牙利之后，整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亦为0。[143]要记住，在此之前，欧洲自1400年起每年要开启两场全新的武装冲突。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44个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唯一的例外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44]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发生在更小、更穷、更落后的国家。但是，两场世界大战以及几个世纪中许多两个国家名字相连的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俄国瑞典北方大战、英西战争、英荷战争）都告诉我们，事情原先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通过征服另一个国家而扩张领土的发达国家数量为0。波兰被吞并，英国将印度纳入大英帝国版图，或者奥地利将自己算作一个不伦不类的巴尔干国家，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1975年之后，世界上一个国家征服或者部分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次数为0。而自1948年之后的这个数字也已经接近于0（我们下面将探究有关这方面的发展）。[145]事实上，各大国的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转移”，欧洲国家将大片的帝国领土拱手交给独立了的殖民国家，移交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因为他们在殖民战争中失利。[146]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整整两个战争类别——攫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保持殖民地的殖民战争——已不复存在。[1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因为被征服而亡国的国家数字为0。[148]（南越也许是唯一的例外，这要看南越与北越在1975年的统一是被视为一种征服还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结束。）可以比较一下，在20世纪上半叶，有22个国家被占领或者被吞并，当时的国家数目要少得多。[149]虽然1945年之后，很多国家赢得独立，但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被分裂。1950年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线和2010年的地图相差无几。而在过去，世界上的统治者将领土扩张看作他们的天职。

    * * *

    本章的要点就是这些0, 0所代表的长期和平是各种心理不断调整的结果。无论在今天还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这种调整无时不在，并最终导致暴力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对战争的共识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思潮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那些渴望权力、威望和复仇的大人物能够通过他们的政治网络实现野心，为了满足自己而对因此产生的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战争有其正当性。尽管战争的心理构成——支配、报复、麻木不仁、部落意识、团体迷思和自我欺骗并没有消失，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中这些心理构成开始解体，战争的频率因此下降。

    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些惊人的发展，说战争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所以战争只是换了个地方，并没有减少。我们会在下一章探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武装冲突，在此我只想说这个意见没有意义。不存在什么“暴力守恒定律”，也没有什么泄压系统，让世界某个地方的暴力高压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出来。部落战、内战、私斗、劫掠奴隶、帝国战争和殖民战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地盘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个在某些贫困地区仍有战争的世界，总是强过一个在穷困和富裕地区都有战争的世界，尤其是要考虑到富国能够调动的难以估量的破坏力。

    当然，长期和平不等于永久和平。没有人会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推出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之间或者欧洲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的结论。但是，可能性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赌场上铁色子游戏的赔率会下降，幂律线会下沉或倾斜。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即便如此，同样的统计意识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赌博的赔率完全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对一个随机出现的和平时期进行了过度解读，就像我们前面对战争和暴力的集簇形态进行了过度解读一样。也许，战争的压力已经在集聚，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但是，也存在并非如此的可能。关于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战争不是一个钟摆，不是压力蒸锅，也不是一群狂奔的野兽，而是一个没有记忆的骰子博彩，也许赔率还在不断变换。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和平是绝对可以长期维持的。穆勒是这样说的：“如果战争狂热症是周期性发作的，我们大可期待瑞士人、丹麦人、瑞典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现在就该扑向战场了。”[150]美加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国境线，但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并没有为了过期已久的边境争端而夜不能寐，忧心如焚。

    好运气到头了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战后几十年，是500年前开始成型的大国所经历的最长的和平期。[151]在战火密布的欧洲历史上，目前的和平也是它的历史纪录。所有的统计分析都会证明，考虑到前几个世纪的战争纪录，长期和平中的那些0以及近乎0是极端的不可能事件。如果以1495—1945年的大国战争为基准线，出现只发生1场大国战争的65年和平期的概率为0.001（朝鲜战争属于边缘案例）。[152]即使我们以1815年作为起点，让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和平期修正观测的基准线，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仅发生4场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低于0.004，而欧洲国家之间只发生一场战争（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概率为0.0008。[153]

    当然，概率的计算完全取决于计算者如何定义事件。当你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有充分知识的情况下估算发生率（一种事后的比较，即人们所说的“数据探测”），与你在事前给出预测（一种有计划的或者先验的比较），结果可能非常不同。回想一下，一个房间里有57个人，出现2个人在同一天过生日的概率是0.99。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只有在找到这一对人之后方能确定生日的具体日子。而如果我们事先确定生日的日期，比如“我的生日”，那么出现和我在同一天过生日的人的概率低于1/7。股市骗子就在利用这两种概率计算的差别，在他们向客户发送的简报上预测市场的每一种可能走向。几个月后，终于撞上运气的分散的简报收件人会认为这家伙是个天才。对“长期和平”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说，那些在每一次长期和平出现后对此大做文章的人只不过是玩了一个“数据探测”的鬼把戏。

    但事实上，有一群学者在20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没有战争的时代将会延续，并认为这是新思维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先验预测应验了。这些故事既有标题，也有日期：维尔纳·莱维的《战争即将结束》（The Coming End of War, 1981年）；约翰·加迪斯的《长期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1986年）；卡列维·霍尔斯蒂的《末日骑士：兵临城下，还是改变方向，或者全面撤退？》（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At the Gate, Detoured, or Retreating?, 1986年）；埃文·卢亚德的《锈蚀的剑：当代世界政治中军事权力的消融》（The Blunted Sword: 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1988年）；约翰·穆勒的《逃离末日：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了》（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年）；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的《废奴和国际战争的终结》（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War, 1989年）；卡尔·凯森（Carl Kaysen）的《战争过时了吗？》（Is War Ob-solete? 1990年）。[154]1988年，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捕捉到了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现象：

    战后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战后”，因为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大国之间如此之长的和平期是史无前例的。[155]

    这些学者相当肯定地认为这不是一时的好运。他们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支持对未来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初，凯森在对穆勒1989年的著作进行评论时，最后加上了一段话：

    很清楚，欧洲的国际构架，以及整个世界的国际构架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在过去一般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本文的观点支持这样一种预测，即这次的变化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生（尽管这不是说在各国内部也一定没有暴力冲突）。时至今日——1月中旬，万事安好。此后的每一天，作者和读者都可以热切而紧张地验证这一预见。[156]

    当军事历史学家提出国家间战争被消除的初步评估时，人们的感觉会特别深刻，因为这些学者毕生浸润在各种战争史料中，看够了“此次非同寻常”的各种可能性。约翰·基根一向被称为“卓越的”军事史学家，如果有人以为“卓越”是他名字的一部分，也不足为奇。在1993年出版的名著《战争史》中，他写道：

    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157]

    另一位卓越的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1991年曾经这样说：

    很有可能，高度发达社会之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这个意义上的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国际秩序将被纳入一个稳定的框架。[158]

    而同样卓越的大师埃文·卢亚德——我们巡视600年战争史的向导——在更早的1986年就说过：

    欧洲刚刚发生了最令人惊异的变化，国际战争正在人们的面前被画上休止符……想到欧洲前几个世纪所经历的战争的规模和频率，这一变化的程度极为壮观，也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战争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断裂。[159]

    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修正他们的判断。阿扎尔·加特的军事史巨著《战争文明史》，覆盖面比以往任何著作都要宽泛，并以演化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霍布斯的王国……加特在书中写道：

    在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真正的和平状态基于真诚的相互信任。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消除了，甚至作为一个选项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60]

    长期和平：态度和事件

    加特的“真正的和平状态”中的“状态”二字不仅强调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这个已知的事实，而且特别指出了这些国家中思维模式的变化。发达国家对战争的概念化及对战争的准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500年以来战争死亡率不断上升（见图5-16）的主要动因是强制征兵制度，它为各国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肉。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征兵制。当时人们还没有“良心抗拒”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让美国年轻人惴惴不安的电报的第一个句子是“问候您”。与之相比，中世纪的征募方式完全没有礼貌可言。老话所谓的“抓差”原意是指政府出钱雇用黑帮和流氓在街上抓人，再将抓来的人押进军队或者送上军舰。（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美国海军”的水兵几乎都是被“抓差帮”抓来的人。）[161]强制兵役可以消耗一个人的大部分生命。在19世纪的俄国，一个农奴服兵役的年限可以长达25年。

    军队征兵制表明行使武力是正常的：人民被强制服役，服役本身将他们暴露在伤残和送命的高风险下。除了那些面临强敌威胁的时刻，征兵的强度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军人服役时长稳定地下降。美国、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彻底废除了征兵制。在另外一些国家，征兵制也更像一个培养公民意识的集训班，而不是武士演练营地。[162]佩恩整理了1970—2000年48个有相当历史的国家的军人服役数据。根据他的数据，我绘制了图5-19。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冷战尚未结束时，征兵制就已经开始消亡。1970年，这些国家中只有19%不实行征兵制，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为35%，2010年达到50%。这个数字将很快超过半数，因为又有两个国家（波兰和塞尔维亚）已经计划在之后的10年内取消征兵制。[163]

    图5-19 1970—2010年48个历史悠久国家的征兵服役长度

    资料来源：1970—2000年图表来自佩恩，2004年，第74页，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伦敦）《军事平衡》刊物（各期）的资料绘制。2010年的资料来自《军事平衡》（IISS，2010年），补充资料来自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0年。

    另一个衡量好战程度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论这些军队人员是强制征兵而来，还是通过电视上做志愿兵广告——“人尽其才”——招募而来。佩恩表明，军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表明一个国家在观念上是否迎合好战情绪的最佳指标。[16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刚开始遣散军队，就在冷战中遇到了新敌人，因此它的军队人数总量没能收缩到战前的水平。但图5-20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军队的人数迅速减少。欧洲更早地开始停止向军事部门进行人力投资。

    图5-20 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军事人员的数量

    资料来源：战争相关数据资料库国家物力数据（1816—2001年），萨吉斯，2000年。每5年的未加权平均数。“欧洲”包括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俄国／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南斯拉夫。

    其他一些大国，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也在近几十年中裁减军队的数量。冷战结束后，裁军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1988年，世界上每10万人中有9名以上军事人员，而到2001年，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每10万人中仅有不到5.5名军事人员。[165]军事人员减少的部分原因是非军事性服务外包，比如由私人承包商提供洗衣和伙食服务，以及在最富裕的国家，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前线战斗人员。但是，机器人大战的时代还很遥远。最新的事态显示，地面部队的人数仍然是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限制条件。因此，军队机器人化的进展本身就表明了战斗人员减少的趋势。国家开发这些昂贵的技术，皆因自己公民的生命（甚至我们将要看到，还有外国公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了。

    * * *

    既然战争始于人的思想，就让我们从人的思想出发构建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铭文

    长期和平的另一个指标是一套清醒理智的检查，它表明各国领导和大众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扩张领土的野心、国际上的荣誉文化、对战争的普遍认可、对战争造成的生命代价无动于衷——这些好战思维已经在发达国家失去市场。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8年48个国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陈述了以下条款：

    第一条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第二条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且不得因一人所隶国家或地区之政治、行政或国际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地区系独立、托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权上之限制。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些表达了良好愿望的辞藻。但是，为了支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承认政治领域的终极价值是个人的存在，签字国正在抛弃那些延续了上百年的学说，即终极价值是国家、民族、文化、人民、阶级或者其他集体（更不用说一个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终极价值是君主，人民不过是他或她的牛羊）。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让人们认识到了申明普世人权的必要性。在审判中，一些律师辩护说，只能为纳粹在被占领国，例如波兰实行的屠杀部分进行起诉。按照以往的观念，他们在自己国家境内的所作所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权置喙。

    另一个说明《世界人权宣言》并非一纸空文的证据是，大国对于签署这一宣言非常紧张。英国担心它的殖民地，美国担心它的黑人，苏联担心它的加盟共和国。[166]但是，在埃莉诺·罗斯福的督促下，宣言经过83个回合的讨论之后，全票获得通过（虽然苏东集团的8个国家缺席会议）。

    45年后，瓦茨拉夫·哈维尔对抛弃反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做了精彩的总结。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剧作家，在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推翻当时的制度之后，他出任捷克的总统。哈维尔写道：“在民主基础上整合欧洲这一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彻底战胜了认为民族国家是民族生命最高表现的赫尔德式老观念。”[167]

    * * *

    对于“长期和平”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冻结国境线。联合国首先倡议现有国家及其边界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准则将任何武力改变边境线的企图都视为“侵略”。在国际关系博弈中，领土扩张从此不再具有正当性。边界的划分也许毫无道理可言，边界内的政府也许根本不配执政，但武力修整边境在任何国家的政客心目中都不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一般而言，接受继承的边境线是一个和平举措。正如政治学家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所说：“在所有主张战争的逻辑根据中，最常见的就是边境问题。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涉及这样或者那样的边境纠纷。”[168]

    政治学家马克·察赫尔（Mark Zacher）对这一变化进行了量化研究。[169]自1951年以来，仅有10次入侵行动导致了国境线的大改动，这10次军事行动都发生在1975年之前。大部分行动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或者荒岛插上一些国旗，还有一些行动形成了新的政治实体（比如孟加拉国），并非征服者扩充疆土。10次听起来也不少了，但是如图5-21所示，与之前的300年相比，它是一条陡峭的下滑线。

    以色列是一个特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蜿蜒的军事分界线“绿线”是1949年战争的结果，当时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都不同意接受这个安排。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个谜一样的状态，将此作为以色列的实际边境线。以色列在国际压力下，已经交出了大部分它在1949年之后各次战争中得到的领土，而我们在有生之年，将会看到以色列交出其他领土。这个过程也许会伴有一些领土交换，也许还会包括有关耶路撒冷的复杂安排。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边境不可变更的准则与城市不可分割的准则相抵触。其他大部分占领行动，比如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已经得到纠正。近年来最戏剧性的案例是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这是1945年后发生的唯一一次一个联合国成员完全吞并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多国部队立即行动，速战速决，将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

    图5-21 1651—2000年导致疆域变化的领土战争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察赫尔，2001年，表1和表2；除了最后的20世纪下半叶的数据之外，每半个世纪的数据点上的数据均为中值。20世纪下半叶每25年为一个数据点。

    国家边界不可侵犯背后的心理学，与其说是共情和道德理性，不如说是准则和禁忌（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受到尊重的国家中，征服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选择。如果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建议征服另一个国家，现在已经根本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争论，他面对的只会是困惑、尴尬或大笑。

    察赫尔指出，“领土完整”准则不仅排除了征服，也排除了其他形式的边界侵蚀。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独立的国家的边界是老殖民行政官几十年前在地图上画的线，经常将少数民族的家园一分为二，或者将势不两立的敌对部落拼凑在一起。总之，没有人想到号召这些新国家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在空白的地图上重新划分边界。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原来共和国和省份之间的内部边界变成了主权实体之间的国境线，也没有出现重新划分边界的问题。

    将地图上任意画出的线条神圣化似乎很不合逻辑，但是即使是任意的和不公正的准则，尊重准则也是理性的选择。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注意到，当两个谈判人认为达成一系列妥协的状态优于放弃谈判的状态时，那么，任何凸显的认知界标都将有助于他们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约。[170]比如，人们在讨价还价时，可以将双方出价之差打个对折“成交”，或者四舍五入“成交”，而不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什么是最公平的价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猎鲸人接受了“已系之鲸归系者”这样的规则，因为他们知道，接受规则能避免“最烦人和最暴力的纠纷”。律师喜欢说：“现实占有，败一胜九——在谁手里就是谁的。”另外，每个人都知道“篱笆严紧才能邻里和睦”的道理。

    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领导人和希特勒谈判时，大家都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大片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将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居住地区纳入德国版图是完全合理的，而今天对领土完整原则的尊重则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的确，这个原则一直在侵蚀民族国家及与其共生的民族自决理念，而这些理念曾经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民族领袖狂热追求的目标。对横穿民族居住地的人工边境线进行重新划分，仍然是无解的地理难题，与其说无休止地纠缠一个无解的难题，并挑起种族灭绝和以收复领土为借口的征战，接受现有边界被认为是更好的安排。

    领土完整原则带来了大量的不公正，例如一些族群被划入一个对其福祉毫不关心的政治实体。这一点，也正是《白鲸》中水手伊希梅尔耿耿于怀的问题，他念叨说：“对那个勇不可当的标枪手约翰·布尔来说，可怜的爱尔兰，不就是有主鲸吗？”某些被宁静的边界线分开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经历了大规模种族清洗，由此完成了同质化过程，当时有数百万德裔和斯拉夫人被迫背井离乡。现在，新的国际准则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学家安·广仲（Ann Hironaka）一直认为，因为坚持国家和边界不可变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被拉长了。但权衡利弊，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对整个世界而言还是一个合算的交易。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与几场大规模国家之间的战争相比，大量小规模内战的死亡人数仍然更低，更不用说与世界大战相比较了。这一观察与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相符。而且，随着现代国家从一种民族精神的载体演变为人权原则指导下的多民族社会契约，各种内战的数量在减少，其破坏性也在减轻。

    * * *

    与民族主义和领土征服一样，国家荣誉观念在战后的数十年间也逐渐褪色。如卢亚德所说：“总而言之，与过去相比，今天人命的价值排序会更高一些，国家威望（或民族 ‘荣誉 ’）的排序会更低一些。”[171]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冷战最严峻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但他显然也捕捉到了这种新情感，他说过：“我可不是沙皇麾下的军官，因为在化装舞会上放了个屁就要自杀。让步总是好过开战。”[172]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此看法一致，对本来会导致战火的挑衅或让步，会冷静地不予理会。

    1979年，美国遭遇两场相继而至的挑衅——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在政府操纵下占领美国大使馆。美国的反应不过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及每天晚上在电视上彻夜播放被扣押人质的消息。吉米·卡特后来说：“我可以动用手中的武力摧毁伊朗，但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质的性命不保，我也不想杀死2万名伊朗人。所以，我没有进攻。”[173]虽然美国鹰派对卡特的懦弱愤怒不已，不过，他们自己的英雄罗纳德·里根对1983年贝鲁特炸死241名美国军人事件的回应是，从黎巴嫩撤出全部美军；1987年伊拉克战斗机向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发射导弹，37名美国海军军人遇害，里根也是稳坐不动。2004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马德里列车进行爆炸袭击，事件未在西班牙煽起反伊斯兰情绪，反而，很多西班牙人认为政府卷入伊拉克战争才招致了恐怖袭击，在随后的大选中将其赶下了台。

    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放弃荣誉案例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虽然追求国家威望是促成危机的起因，但一旦陷入危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意识到双方均需要保留面子，而问题只能由双方共同设法解决。[174]肯尼迪读过塔奇曼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著作《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知道国际关系中的“自卑和自大的个人情结”驱动的懦夫博弈可能导致灾难。在回忆导弹危机的回忆录中，罗伯特·肯尼迪说：

    我们一致同意双方都不想为古巴打仗，但是，其中一方很可能会出于“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采取行动，另一方为了同样的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必须做出回应。回应引起对方的再回应，并逐渐升级为武装冲突。这正是我（肯尼迪）想回避的。[175]

    赫鲁晓夫有关沙皇军官的俏皮话表明，他对荣誉的心理学也有所警惕，对博弈论有同样的直觉。在危机最紧要的时刻，他向肯尼迪提供了这个分析：

    这是一根在战争身上打了结的绳子，你和我都不要在两端拉扯它，因为你我越使劲儿扯，绳结就会越紧。也许有一天，这个绳结拉得太紧了，系铃人再也无法解铃，到那时就只能割断绳结了。[176]

    解铃之途是互相让步——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苏联的导弹，肯尼迪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并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危机逐步降级不是单纯的撞大运。穆勒回顾了冷战期间大国对峙的历史。他总结说，历史的演变更像是一步一步地爬梯子，而不是登上一架自动滚梯。虽然领导人有几次开始进入危险的升级竞赛，但是每向上爬一级，他们的恐高症就越严重，最后总是小心翼翼地又爬了下来。[177]

    尽管冷战中苏联人敲鞋咆哮，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后听凭苏东集团以及苏联本身解体，未让世界遭受一场新的大灾难。历史学家蒂莫西·嘉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称此为“放弃使用武力的惊人之举”，并说这是一个“个人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辉煌典范”。

    艾什最后这个评价提醒我们，历史的偶然性是双向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萨拉热窝没有走错路，或者啤酒馆政变时警察开枪瞄准的是另外那个某某人，人类历史就会少一场甚至两场世界大战。在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也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听信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建议，入侵古巴；作为回应，苏联的坦克穿过柏林墙，人类历史上又多了一两次世界大战。但是鉴于主流理念和准则决定了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塞族学生普林齐普和希特勒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肯尼迪、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 * *

    20世纪价值观的另一个历史性巨变是，民主国家中领导人的战争计划遭到人民的抵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核武器”示威活动，它的传奇之一是与其他反战运动共同推出的和平标志——圆环中的三叉戟。60年代后期，反对越战的示威把美国搅得国无宁日。反战信念早已不局限于一群情感脆弱的女大妈男大妈，那些穿凉鞋留大胡子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再被视为狂热分子。在60年代成年的那一辈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怀有反战信念与和平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之后，以战争为题材的艺术充满了悲情。与此不同，60年代的流行艺术谴责正在发生的核军备竞赛和越战。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充满了反战宣传 [比如《史默瑟兄弟喜剧时间》（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和《风流医生俏护士》（M. A. S. H）]，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流行电影和歌曲：

    《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奇幻核子战》（Fail-Safe）、《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心灵与智慧》（Hearts and Minds）、《 FTA》（FTA）、《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无语问苍天》（Johnny Got His Gun）、《王者之心》（King of Hearts）、《风流医生俏护士》、《多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第五屠宰场》。

    《艾丽斯餐厅》（Alice..s Restaurant）、《在风中飘扬》（Blowin.. inthe Wind）、《残酷的战争》（Cruel War）、《毁灭的前夜》（Eve of De-struction）、《我觉得我死定了》（Feel Like I..m Fixin..to Die Rag）、《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圣诞快乐（战争结束了）》[Happy Xmas（War Is Over）]、《不再做战争机器》（I Ain..t Marchin..Anymore）、《如果我有一把锤子》（If I Had a Hammer）、《想象》（I-magine）、《暴雨将至》（It..s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昨夜梦境》（Last Night I Had the Strangest Dream）、《机关枪》（Machine Gun）、《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随军牧师》（Sky Pilot）、《3-5-0-0》、《和好有时！》（Turn! Turn! Turn!）、《再造战士》（Universal Sol-dier）、《出了什么事？》（What..s Goin..On?）、《上帝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战争到底为什么？》 [War（What Is It Good For?）]、《深陷泥淖》（Waist-Deep in the Big Muddy）、《花儿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与18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艺术家不仅指责战争不道德，而且嘲弄战争，让战争显得荒唐可笑。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上，“乡巴佬乔和鱼”乐队唱着那首轻快的《我觉得我死定了》。合唱部分的歌词是：

    嘿，一、二、三，我们为何要开战？

    别问我，我不知道，下一站就是越南！

    嘿，五、六、七，快快打开天国之门。

    哪有时间搞明白，呜呼！大家都要去送死。

    1967年，在独角戏《艾丽斯餐厅》里，阿罗·古斯里收到入伍通知，要他到纽约一个征兵中心去见军队的精神病医生：

    我就到了那儿，我说：“精神病大夫，我想杀人。我是说，我就是想杀人，杀人。我就是想看看，看看血肉还有肝呀胆呀在我嘴里的样子。我要大吃烧焦了的尸体。我是说杀人，杀、杀、杀。”接着我开始蹦上蹦下，嘴里喊着“杀、杀”。他也跟着我一起蹦蹦跳跳，也喊着“杀、杀”。一位中士走过来，给我别上一枚奖章，把我带到大厅的另一边，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孩子。”

    人们很可能将这场文化运动当作婴儿潮一代的怀旧情绪。如汤姆·莱勒所嘲讽的，胜仗都是他们的，好歌都是我们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打了胜仗。因为风起云涌的全国反战行动，林登·约翰逊令人惊讶地宣布不再寻求1968年总统连任的党内提名。虽然对抗议活动日益失控的反应帮助尼克松在1968年入主白宫，但尼克松也确实将美国的战争计划从军事胜利转变为挽回面子的撤军，尽管在战争结束之前已有2万名美国人和100万名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1973年停火之后，美军开始撤离越南，国会禁止任何新的军事干预行动，并削减对南越政府的资助，因此有效地结束了战争。

    有人说，美国从此患上“越战综合征”，极力回避任何军事介入，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信心，进行了几场小规模的战争，并在几场代理战争中向反共力量提供支援。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军事政策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美国最好战的总统也明白，在“伤亡恐惧”“厌战”“多佛信条”（即竭尽全力减少运回多佛空军基地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这些强烈的社会情绪下，美国人已经不可能承受任何高伤亡率的军事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战争行动仅限于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绞肉机般的消耗战和对外国（比如德累斯顿、广岛和北越）平民的大规模空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军队内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级军官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必要的滥杀在国内是公关噩梦，在国外则事与愿违，不仅得罪盟友，还会鼓噪敌人。[178]海军陆战队设置了新的军事教程，向队员灌输新的荣誉准则《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179]教程问答是：“有操守的战士是生命的保护者。谁的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哪些他人？所有的他人。”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以骁勇著称的罗伯特·汉弗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硫黄岛战役中指挥一个步枪排，他所讲述的《狩猎故事》（The Hun-ting Story）作为形象的共情扩展，成为美军教化士兵的教材。[180]在这个故事中，一队驻扎在亚洲某个国家的美军，为了消遣而全体出动猎野猪：

    他们的卡车开出车库，驶向大森林，途中他们在一个小村子外停车，雇一些当地人为他们拍打树丛兼做向导。

    村子穷困不堪。房子都是土坯垒就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道路泥泞，整个村庄散发着熏人的气味。无数的苍蝇扑面而来。男人面容阴沉，衣衫脏兮兮的。女人捂着脸，孩子流着鼻涕，衣衫褴褛。

    很快，车上的一个美国兵说：“这地方太臭了。”另一个说：“这些人活得像动物一样。”最后，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说：“是呀，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你能说什么？他们说的好像都没有错。

    但是，就在这时，卡车上的一位老中士开口了。他是那种寡言少语的人。事实上，除了他的军装，他看起来就像是当地村庄里的一个汉子。他看着年轻的空军军官，说：“你认为他们一无所有，是不是？行啊，如果你真那么肯定，你干吗不拿着我的刀，从车后面跳下去，去看看能不能杀死一个？”

    车上一片死寂……

    中士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珍重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那些流着鼻涕的孩子，也许是森林里的女人。但是，不论是什么，他们珍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和我们美国人一模一样。如果我们不停止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踢出这个国家！”

    （一名士兵）问中士：“我们美国人拥有那么多财富，能做些什么来证明不管这些村民有多穷，我们都在平等的人格上尊重他们？”中士淡淡地回答：“你要有足够的胆子跳下车，不要介意裤腿上溅满泥巴和羊粪。你要有勇气面带笑容地走进村庄。当你看见臭气熏天、面相恐怖的农民，你要能够看着他的脸，只用你的眼睛让他知道，你知道他是和你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人，和你一样怀着希望的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想满足孩子愿望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舍此只有失败。”

    《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即使是作为一种愿望，也显示了美国武装力量的长足进步，原先它的士兵叫越南的农民“黄佬儿”“地溜儿”“斜眼儿”，军队在调查诸如美莱村大屠杀之类的暴行时迟疑不决，拖拖拉拉。前海军陆战队上尉杰克·霍本参与了制定和实行《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的工作，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20世纪70年代刚刚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 ‘杀杀杀’。那时告诉受训的队员，荣誉守则是 ‘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敌人，如果可能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的。”

    21世纪初以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肯定表明，美国还没有远离战争，但这些战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在这两场冲突中，国家间战争的阶段进展迅速，（按照历史标准）战争死亡率相当低。[181]伊拉克战争的大部分死亡是战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区间暴力造成的。截至2008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的死亡总数是4000人（越战是5.8万人），这推动美国人选出一位新总统，并在两年内结束了军队的作战任务。在阿富汗，美国空军在2008年轰炸塔利班的行动中恪守人道主义原则，“人权观察”对此称赞说是“最低限度伤害平民的良好记录”。[182]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在讨论智能定位政策如何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规模减少平民伤亡时，对2009年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了如下评论：

    在过去，军队会对这些恐怖分子的藏身地狂轰滥炸，行动中会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丧命并失去家园。为了击毙寥寥几个敌人，不精确的炮火和空袭让整个村庄和城镇沦为瓦砾；现在一架无人机飞进战区，指引一枚导弹打击激进分子聚集的一座房屋。这样的行动还是会误中目标，但是，同历史上任何标准相比，平民的死亡率都大大下降了。

    至今为止，我们都认为这一趋势是理所当然的。2010年2月，一枚导弹失误炸死10名阿富汗平民，这一消息成为头条新闻。事件本身是一桩可怕的悲剧，但它也是一个例外，平民死亡率相当之低，而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这场为期8年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打击行动。驻阿富汗美军司令为10名平民的死亡向阿富汗总统沉痛致歉，全世界的媒体把这一事件渲染为在进攻上的重大发展。我不是说杀死10名平民没有问题，而是要说，在以往的战争中，甚至就在几年之前，这样的平民伤亡不会引起任何关注。平民死亡，即使数目巨大，一般都被认为是战争中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或许也是不幸的——副产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假设不再适用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183]

    《科学》杂志在2011年报道了维基解密透露的文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平民伤亡数据，这些本来是秘密的数据证实了戈尔茨坦的判断。2004—2010年，阿富汗战争的平民死亡大约是5300人，其中约80%是被塔利班叛乱分子而不是联军杀害的。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即使将这个平民伤亡数字翻番，仍然相当低——相比而言，越南战争中至少有80万平民死于战火。[184]

    在对战争的态度上，美国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欧洲人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外交政策分析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说：“美国人来自战神火星，欧洲人来自爱神金星。”[185]2003年2月，欧洲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美国领兵入侵伊拉克，伦敦、巴塞罗那和罗马各有百万人参加了游行，马德里和柏林各有50多万人上街示威。[186]伦敦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是“不要鲜血换石油”、“制止疯狂派牛仔病”、“美国才是流氓国家”、“泡壶茶，不打仗”、“打倒战争”，还有一个简单的“不”字。德国和法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参加美英联合行动，西班牙刚刚加入就撤出了。甚至在欧洲争议较小的阿富汗战争，主要战斗力也都是美国士兵。阿富汗战争名义上是44国组成的北约军事行动，但兵力半数以上是美军，而且，说到骁勇善战，美军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2003年，一位身在喀布尔的加拿大武装部队上尉在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

    今天早上，卡拉什尼科夫机枪协奏曲响起来之后，我一直等着哨兵先开火。我觉得他们都睡着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岗哨一向是由德国联防军负责的，他们干得可真不怎么样……如果他们真是在执勤的话。我之所以敢这样评价他们，是因为他们多次放弃岗哨。第一次是因为我们被火箭击中了，其他几次是因为他们觉得岗楼里太冷了。我向一位德军中尉指出他们缺乏荣誉和基本的军人素质，他回答说岗楼的供热是加拿大的责任。我反驳他说，给士兵提供保暖服装是德国人自己的责任。我真想说些什么提醒他喀布尔不是斯大林格勒，但我最后还是忍住了。

    德军已经今非昔比。或者，就像我多次听到人们说的，“他们不是（纳粹）国防军”。想到我们人民的历史，我本来应该说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是，现在我的安全要仰赖这些优等主宰民族后裔的警觉性。我要说，在说这是件大好事之前，我还真有点儿犹豫了。[187]

    在《士兵都到哪儿去了？：现代欧洲的变迁》（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英国版是《垄断的暴力：为什么欧洲人厌恶打仗》（The Monopoly on Violence: Why Europe-ans Hate Going to War）]中，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说，欧洲人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作为制度的国家（state），其作用不再是为了保证民族（nation）的面子和安全把持武力，而是要提供社会保障和物质福利。尽管在美国“疯狂派牛仔”和欧洲“投降派猴子”之间还有各种差异，但在过去60年间，欧美政治文化分别在两条平行线上的运动，都是背战争之道而驰，其共性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两者现存的差异。

    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吗？

    什么才是正确的？与专家的分析、末日钟、欧洲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相悖，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呢？到底是什么迫使大名鼎鼎的军事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诸如“尺度壮观的变化”、“战争史上最令人惊异的断裂”，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形容词？

    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子弹。战争变得过于危险，领导人都被吓破了胆。战争一旦开启，将不断升级直到毁灭，即使不是终结人类本身，至少也会终结人类的文明，这种核武恐惧的均衡阻止了各国领袖发动战争。[188]丘吉尔在英国议院发表最后一个重要演讲时说：“世界很可能是这样的，经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进入故事的特定情节。在这里，安全是恐怖孕育的巨婴，生存是毁灭的孪生兄弟。”[189]外交政策分析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持同样的见解，他建议我们要“感激我们的核武祝福”。伊丽莎白·罗斯托提议为原子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0]

    我们期望这不是真的。如果“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它只能是傻瓜的天堂，因为任何一次意外、一次误会，或者一位空军将军对自己珍贵的体液的痴迷，都有可能引发世界末日。谢天谢地，我们的观察告诉我们，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对“长期和平”没有什么贡献。[191]

    首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没有踩住过滚滚战车的刹车闸。诺贝尔和平奖的创立者在19世纪60年代说过，他发明的炸药“将会比上千份世界公约更快地导致和平，（因为）一旦人们发觉整个军队可以在瞬间被彻底摧毁，他们当然会守住宝贵的和平”。[192]当潜艇、炮兵、无烟火药和机关枪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提出过同样的预见。[193]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惊恐不已，认为这将最后毁灭文明和人类，但是恐惧也没能结束战争。[194]正如卢亚德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仅因存在极限破坏性武器就能够阻遏战争。如果生物武器、毒气、神经毒气和其他化学武器的发展在1939年不能阻止战争，那么很难说为何现在核武器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195]

    其次，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抑制战争。比如说，欧洲国家之间的危机在过去经常演变成战争，但是为什么1995年加拿大和西班牙之间的渔业权纠纷，以及1997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多瑙河水坝的争执没有升级为战争？在“长期和平”时期，发达国家的领袖从来不需要计算盟国中哪一个会挨打不还手（比如说，“进攻德国和意大利不会受到抵抗，但是攻打英国和法国则不行”），因为这些领袖从来没有进犯其他国家的打算。他们也没有受到核大国的阻遏——美国不会威胁加拿大和西班牙说，“如果你们在比目鱼的争论上太过喧哗，就让你们尝尝核武器的味道”。

    而对超级大国自己为什么避免相互冲突，穆勒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常规战争的前景就足以阻止他们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自动生产线可以大量制造坦克、火炮和炸弹，有能力屠杀数千万人，让城镇沦为瓦砾。苏联人最明白这一点，它自己在战争中遭受了最为惨痛的伤亡。核战争可以造成无法想象的破坏，常规战争造成的破坏可以想象，但仍然令人震惊，很难说两者之间的这点不同是大国避免交战的原因。

    最后，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总是在无核国家挑衅（或者拒绝服从）核武国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这本来是核武威胁最应该能够避免的。[196]朝鲜、北越、伊朗、伊拉克、巴拿马和南斯拉夫对抗美国，阿富汗和车臣叛军对抗苏联，埃及对抗英国和法国，埃及和叙利亚对抗以色列，越南对抗中国，阿根廷对抗英国。就在1945—1949年，美国还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完成了它对东欧的控制。冒犯核霸王的国家不是自寻死路。他们准确地预见了现实的危险，大国的核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阿根廷的军人政权在下令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坚信英国不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核报复，让城市变为陨石坑。以色列在1967年或1973年没有对埃及大量集聚的军队进行现实的威胁，更不用提荡平开罗了。

    谢林和政治学家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分别对“核武禁忌”进行了论述。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核武器本身属于一种非常态的恐怖范畴。[197]使用战术核武器，即使这件核武器在破坏性上和常规武器相当，也应被视为开启历史先河的、后果难以想象的划时代事件。所有形式的核爆都遭到人们的诅咒。中子弹可以减少对设施的破坏，但以瞬间产生的高能辐射大量杀伤士兵，它的研发遭到全世界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说，中子弹满足了哲学家对一场正义战争的所有道德要求，但中子弹的开发最终在军队的实验室里胎死腹中。[198]20世纪50、60年代半狂想式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各种计划，比如使用核爆挖掘运河和港口、推动火箭进入太空等，现在都已经成为那个愚昧年代的可笑回忆。

    肯定地说，自长崎事件以来，不使用核武器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禁忌。[199]核武器自己不能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其设计、建造、运送以及使用的条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这种活动完全被限制在假想世界之中，与实际战争计划几乎没有交集。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禁忌心理——彼此均认同某些念头过于邪恶，因此不能去想——在这里的表现是，每次提及核战争的前景，前面都要加上一个词：难以想象的。1964年，在巴里·戈德华特仔细思考如何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之后，林登·约翰逊的竞选班子立即推出了著名的“雏菊”电视广告。在广告片中，一个小女孩数着雏菊上的花瓣，她的计数同时就是核爆的倒计时。人们认为约翰逊在那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支广告也小有功劳。[200]罗伯特·奥本海默在1945年目睹第一次核弹试验时，引用了《薄伽梵歌》中的诗句：“现在我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自那之后，宗教典故一直和核武形影相随。最常见的还是《圣经》中的词句：天启、末日、世界的终结、最后的审判。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这样写道：“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我们将世世代代被打上该隐的印记。”[201]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曾参与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在1985年发出疑问：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广岛的神圣化，就是说，广岛正在升华为一个极为神秘的圣像，成为一种足以与《圣经》事件相比较的宗教力量？尽管我不能证明，但我相信，人们在广岛核爆40周年之际流露出的深刻的关切，表明广岛事件已经具有重大宗教节日般的象征意义……广岛的圣化是核武时代最具希望的进步。[202]

    核武禁忌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在广岛核爆至少10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仍然对原子弹保持敬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3年哀叹人们围绕核武器有着各种“虚假的认识”和“禁忌”。[203]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爆发台海危机时，艾森豪威尔说：“在任何战斗中都可以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使用这些武器。在你能够使用子弹和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不能够使用这些武器。”[204]

    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核武器成了一种耻辱，这一类言论变得令人完全无法接受了。人们先是认识到核武器的破坏力与历史上其他任何武力都不在一个序列上，它们彻底违背了发动战争合乎比例的观念，民防计划（比如后院的防空洞和藏在课桌下面的掩蔽演习）在核武面前荒唐可笑。接着，人们认识到，在核爆之后的几十年中，核辐射余波的持续辐射可能会造成染色体损伤和癌症。大气核试产生的辐射微尘已经使全世界的降雨受到锶90的污染。锶90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和钙一样，存在于儿童的骨骼和牙齿中。马尔维娜·雷诺兹的反战歌曲《他们对雨做了什么？》（What Have They Done to the Rain?）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尽管美国和苏联急不可待地开发新的核武技术，但在同时，虽然听起来很虚伪，他们也开始致力于召开核裁军会谈，发布核裁军声明。但真正开始让核武臭名昭著的还是草根运动。莱纳斯·鲍林、伯特兰·罗素、艾伯特·史怀哲等公共人物和上百万公民一起举行示威，签署请愿书。与日俱增的压力迫使超级大国先是暂停大气核试验，接着完全禁止大气核试，随即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临界点。林登·约翰逊利用公众的情绪，在“雏菊”竞选广告中丑化戈德华特。他在1964年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公众关注核武定义的边界，说：“不要搞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常规核武器这样的东西。在危机四伏的19年中，没有哪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投放原子弹。不使用核武器现在是政治决策的头等大事。”[205]

    世界持续走好运，无核战20年成为无核战30年、40年、50年和60年；一种禁忌自我强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共常识。使用核武之所以是难以想象的，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事实上，因为核威慑越来越无效，它不仅未能阻止大规模战争（越战），也未能遏止小规模战争（马岛战争），这算是人类为无限期推迟最后审判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 * *

    当然，一个仅仅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准则很有可能突然崩溃。人们也许会忧虑——也应该忧虑，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甚至很快还会有伊朗这些大国俱乐部之外的核武国家，可能不接受使用核武器后果不堪想象这一共识。更糟糕的是，国际恐怖组织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以无法想象的极端恐怖震撼世界，那么，它们只要偷盗一件核武器就可以破除禁忌。一旦引爆一次核武器，所有的约束都会失效。悲观主义者会说，尽管“长期和平”至今为止不依赖核威慑，但这只是暂时的。结局肯定是核武扩散，一个疯子就能截断幸运线，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打破核武禁忌。

    今天世界核安全的危险现状，让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感到不安。但即使如此，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糟糕。我会在下一章讨论核武恐怖主义问题。在此，我们来看一看核武现状。

    核武扩散的速度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疯狂，这让我们有了一线希望。在美国196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肯尼迪预测，到1964年，将会有“10个、15个、2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06]中国在196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核俱乐部就有了5名成员。汤姆·莱勒的歌曲《谁是下一个？》正是抓住了人们对失控的核武扩散的恐惧。他在歌中依次唱出各个国家的名字，猜度它们是否会是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下一个是卢森堡/谁知道？也许会是摩纳哥”）。

    但是，歌曲历数的国家中唯一成为核武国家的是以色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如此说/为了万无一失——最好还有颗炸弹！”）。专家预言，日本将在1980年之前“坚定地进入制造核武器的程序”，而一个统一的德国“会为没有核武器而缺乏安全感”，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兴趣发展核武器。[207]信不信由你，自1964年之后，放弃核武的国家的数量和取得核武的国家的数量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今天的朝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同时，1989年，南非在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前夕，拆除了它的核设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谢绝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信不信由你，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非核国家中，寻求核武器的国家迅速减少。图5-22中的数字来自政治学家司各特·萨根，显示的是1945年后每一年有多少无核国家开始发展核武项目。

    图5-22 1945—2010年无核国家开始和终止开发核武器的记录

    国家前的减号“-”表示该国终止了核项目。灰色字体的国家是人们相信在2010年正在开发核武技术的国家。虽然以色列在2007年对叙利亚一处被怀疑是核设施的地点进行过轰炸，但直至2010年，叙利亚一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所以叙利亚仍然被列在此名单上。

    资料来源：根据萨根的资料改编，2009年；萨根2010年的更新资料，2010年，司各特·萨根和简·艾斯伯格（Jane Esberg）提供。

    下行线表示在不同年份，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罗马尼亚、韩国、瑞士、南斯拉夫曾经发展核武器，但后来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偶尔有些国家和地区是在以色列的空袭压力下放弃了核计划，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出于自我选择。

    * * *

    核武禁忌是否已经岌岌可危？是否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流氓国家挑战禁忌，从而让整个世界失去约束？历史是否告诉我们每一种武器技术或迟或早要付诸应用，最后成为无可非议的现实？

    毒气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恐怖的篇章，它也是我们寻找答案的地方。在《化学武器禁忌》（The Chemical Weapens Taboo）一书中，政治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追溯了化学武器怎样在20世纪上半叶沦为过街老鼠。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旨在规范战争行为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各项公约分别禁止签约国使用中空弹，空中投掷爆炸物（当时是使用气球投弹，4年之后才发明了飞机）以及散布毒气的发射装置。鉴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海牙公约》看来无非是准备丢进历史垃圾箱的几张废纸，上面写满了自我感觉良好但毫无执行力的宏大宣言。

    但是普莱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军人还是应该感激《海牙公约》。当德军开始在战场使用致命毒气的时候，它宣称这仅仅是对法国人使用催泪手榴弹的回击，并没有违反《海牙公约》的条款，因为没有使用炮弹发送毒气，而只是打开毒气筒，任凭风将毒气带向敌人。即使德国人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但它还是指明一个事实，即德国人感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作为对德国违反公约的报复，英国、法国和美国随即宣布，因为有包括美国在内的非签约国参战，各方同意公约不再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化学武器成为世界性的诉求。《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包含了一项更加严谨的条款：“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并鉴于……已经宣布禁止其使用……这项禁令成为公认的对国际良知和实践具有同样拘束力的国际法的一部分。”[208]最后133个国家先后签署了议定书，尽管其中不少签署国保留了储藏化学武器作为威慑的权力。丘吉尔对议定书的解释是：“我们单方面地做出决定，除非德国人率先使用，我们绝不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但是，深知敌人的野蛮，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充分做好准备。”[209]

    不论是否有效，这份协议确立了反对在国家间战争中使用毒气的禁忌。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大量毒气，但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担率先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恶名，尤其是纳粹当时仍然希望英国能够接受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各方都对对方的报复心怀戒惧。

    甚至在某些意外事件打破了稳定，很可能触发不可阻挡的升级行动的时候，双方也都保持了克制。欧洲战场上的盟军曾经两次意外地开启了毒气。盟军向德军司令部做出解释，德军司令部接受了解释，没有进行报复。[210]对文明的某种认知区隔化多少也有助于保持克制。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在阿比尼西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都使用过毒气。但是各国领导人对这些事件默不作声，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发生在“未开化”地区，不属于国际大家庭的事务。因此，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导致禁忌崩溃的违约行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战争中持续使用毒气的是1967年埃及在也门的行动，以及1980—1988年伊拉克在战争中针对伊朗军队（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平民）。触犯禁忌也许就是导致萨达姆·侯赛因垮台的原因。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次战争行动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对萨达姆使用毒气的厌恶，让不少反战者闭上了嘴巴。2006年，伊拉克法庭审判萨达姆并判处他死刑，7项指控中有2项是使用毒气。[211]世界各国在1993年正式宣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所有已知的化学武器库存都已经或者正在被销毁。

    为什么在如此之多的战争武器中，只有毒气格外被人们憎恶，并被视为不文明，甚至纳粹也没有在战场上使用它？（纳粹在其他地方使用毒气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愧疚之感。）遭受毒气侵害是极为痛苦的，但是被金属的碎片打穿或者打烂也同样是极为痛苦的。如果说到死亡数字，毒气的致命程度远远不如子弹和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毒气致伤的伤员的死亡率不到1%，毒气死亡数总计不到战争总死亡数的1%。[212]虽然化学战在军事行动中往往一团糟，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风力和风向——德国人还是很可能在敦刻尔克使用毒气，将英军打得一败涂地。而在太平洋周边列岛清除日军藏身的山洞时，美军也还是会觉得毒气最得心应手。如果说化学武器难以使用，这也不是它们的特性，大部分新武器技术在刚刚被启用的时候都没有效率。例如，第一批火药武器装载速度慢，瞄准困难，容易在士兵的脸上爆炸。而且，化学武器也不是第一个被指责为“野蛮”的杀人工具。在弓箭时代，人们指责使用火枪不道德、反人性并且是懦夫行为。那么，反对化学武器的禁忌的着眼点何在？

    一个可能性是，人们在头脑中对毒有特殊的反感。无论如何，只要悬置正常的文明准则，任凭武士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行事仍有约束，即只应该向有潜力使用同样武力的敌人采取快速和直接的打击。和平主义者也可以享受战争影片或者战争电子游戏，内中不乏枪杀、刀刺和爆炸，但几乎没有人会愉快地看着绿色的烟云在战地弥漫，慢慢地将活生生的人变为僵尸。投毒者一向受到痛斥，被视为特别邪恶的背信弃义的凶徒。毒是巫师的工具，而不是战士的武器，是（掌控了厨房和药箱的）婆娘的手段，而不是男子汉的本领。在《恶毒妇》（Venomous Woman）一书中，文学家玛格丽特·哈尔里斯（Margaret Hallissy）对其原型做了如下说明：

    在两个身份相当的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时，毒药从来都不是一件光彩的武器，不像剑或枪，这些才是男人的武器。一个使用此类暗器的男人令人不齿。公开承认对抗形成一种约束，在这个约束下，对等的双方都给予对方机会以显示实力……决斗者是公开的、诚实的，也是强壮的；投毒者则是狡诈、玩弄阴谋，而且是虚弱的。一个带着枪或剑的男子具有威胁力，但是他昭示自己所具备的威胁，他打算攻击的受害者也可以武装自己……一个准备下毒的妇女和一个持枪的男子一样可以致人死命，但是因为她在暗中行事，受害者更加无法反抗。[213]

    不论我们对投毒多么深恶痛绝，不论这是来自人类演化的遗传，还是来自文化历史的继承，只有将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放大，才能使之生根发芽，成为战争规范中的一个禁忌。普莱斯分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来没有有意地向平民施放毒气，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本身就是一个关键性事件。至少，在应用上确立了不得触犯禁忌这个先例。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毁灭整个城市感到极为恐惧，大众被动员起来坚决反对使用毒气。

    化学武器禁忌和核武器禁忌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类比。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是不可比拟的，但今天这两种武器合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因为这两种禁忌通过联系互相强化了。这两种武器都会导致疾病，造成慢性死亡，而且在施加伤害时无法分辨战斗人员和平民，因此格外令人恐惧。

    至少按照核时代日益恐怖的标准，我们在化学武器上的经验能够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给世界带来某种希望。不是每一件杀人的技术都要成为军备工具箱里的永久组件；有些妖魔鬼怪还能够被塞回原来的瓶子；有些时候，道德情感也会固化为国际规范，并影响战争规则。此外，这些国际规范可以足够坚挺，不至于因一次孤立的违规就失去效力，而这样违规也未必一定触发不可控的暴力升级。这实在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发现，虽然似乎是意识到这个发现的人越少，对世界越好。

    * * *

    如果说世界得以免于化学武器之害，那么，它是否也能免受核武之害呢？美国一些偶像级人物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宣言，标题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些偶像人物不是彼得、保罗和玛丽，而是乔治·舒尔茨、威廉·佩里、亨利·基辛格和山姆·纳恩。[214]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佩里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基辛格是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纳恩曾经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直被认为是国会中最了解国防问题的议员。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空想和平主义者的嫌疑。

    支持他们的是一支“梦之队”，其成员都是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既有老牌的民主党人，也有老牌的共和党人，资格最老的是肯尼迪政府的阁员。他们中有5位前国务卿、5位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4位前国防部长。曾经在这些位置上服务的人中有3/4响应号召，参与推动一项分阶段、可核实、有约束力的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有时我们称其为“全球零核”（Global Zero）计划。[215]巴拉克·奥巴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各自的讲话中分别表示支持该项计划（这也是奥巴马在20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几家智库已经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问题。主要线路图分四个阶段——协商，减撤，核实，最后在2030年彻底销毁核弹头。[216]

    从这些支持者的简历来看，人们也许会说“全球零核”的背景是某种冷酷的实力政治。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的核武库就成为一个荒唐的笑料。超级大国之间的生存性威胁不复存在，因此不再需要进行威慑。在核武禁忌有效的情况下，大国的核武库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核武报复无法威慑没有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因为恐怖袭击的炸弹从来不会注明回信地址。如果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觉得值得珍重，也就无从对他们进行威胁。世界上已有各式各样的核裁军协议，虽然都值得赞扬，但是只要数千颗核弹仍然存在，制造核弹的技术仍没有被遗忘，这些核裁协议对全球安全就没有实际作用。”

    全球零核”背后的心理是将使用核武的禁忌扩展为拥有核武的禁忌。禁忌的前提是各方相互理解，承认在有核和无核之间有很多分界线，最重要的是零核与非零核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所有的邻国都没有装备核武器，那么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口保护自己免受邻国威胁而寻求拥有核武器。老资格的核大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保留核武器。如果成熟的强国远离这种老式的丑陋的武器，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盛而寻求核武器。任何试图追求核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都会被世人看作不可接触的异类——一个卑鄙的罪犯，而不是令人敬畏的挑战者。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销毁核武器的过程可能打开一个危险的窗口，在这个时期，某个核大国可能落入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掌控。有些国家为了防范对手不老实，可能自己也私藏几颗核弹。而流氓国家一旦确定不会受到核报复，就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在一个没有核武器，但仍然具备核武器制造知识的世界上——这个妖魔恐怕是无法再装回瓶子了——一次危机就可能导致各国竞相重整核武器，而第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将难以克制在敌人取得优势前发动攻击的欲望。无核世界是否真能如愿，以及是否真如所愿，包括谢林、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和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内的一些核武器战略专家持怀疑态度，虽然其他人还在努力制订裁核时间表和保障机制。[217]

    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没有人敢说核武器很快就能像毒气弹一样得到控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讨论中将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一种可预见的前景，这也算是显示了长期和平趋势的一个迹象吧。一旦实现无核化，这将代表暴力的根本性下降。一个无核的世界！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者敢有如此梦想？

    长期和平是民主和平吗？

    如果“长期和平”既不是恐怖孕育的巨婴，也不是与毁灭伴生的孪生兄弟，那它会是谁的孩子呢？我们能否找到某种外生的变量——某种不在和平进程之内的发展元素，它不仅在战后历史中生机蓬勃，而且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天然的反战力量？是否能够找到某种因果解释，而不是仅仅说“发达国家不再打仗是因为它们不那么好战了”？

    在第4章，我们提到了一个200年前的理论，它给出了某种预见。伊曼努尔·康德推断，弱化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动机需要三个条件——除此之外，并不要求他们个人成为更善良、更温情的人。

    首先是民主。民主政府的设计旨在通过共同接受的法治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所以民主制度应该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外化这一伦理。其次，与个人崇拜、救世信仰和沙文主义使命不同，每个民主政体都建立在同样的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每个民主国家都知道其他民主政体如何运作。在霍布斯的世界，担心对方先下手的恐惧让双方都有率先发动进攻的意愿，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推定信任，能够将这种恐惧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既然民主国家领导人要对人民负责，他们不太可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荣耀，牺牲人民的鲜血和财富，发动愚蠢的战争。

    现在被称为“民主和平”的理论给“长期和平”提供了两点解释。第一，所有的趋势线都指向正确的方向。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民主的根基相当浅。直到1989年，半壁东欧都在非民主的政府统治之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法西斯独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军国主义君主制，与之联盟的是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纳粹独裁，有法西斯意大利与之结盟。甚至法国，也是经历了5次尝试才得到真正的民主，在此期间穿插着君主制、帝国，还有维希政府。不久之前，许多专家都认为民主制度已然日薄西山。1975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哀叹说：“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与19世纪君主制的处境越来越相像：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在几个孤立或者独特的零星角落坚持着，即使在一些特殊环境中运作得还算良好，但绝对不是未来的方向。它是世界的过去状态，不是世界的未来状态。”[218]

    确实，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未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图5-23显示的是“二战”之后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非完全民主亦非完全专制的国家）在全球的命运。莫伊尼汉宣布民主已死的那一年恰好是各个政体相对命运的转折点，民主制度终于成为世界的潮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南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民主化，东欧则在20世纪90年初开始民主转型。到今天为止，在欧洲被归类为专制政体的国家只有白俄罗斯，除此就是俄罗斯，它仍然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例如韩国，也是以民主政体为主。[219]与对国际和平是否有贡献无关，民主是一种最少对自己的公民施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体扩展本身就是暴力历史性减少的里程碑。

    图5-23 1946—2008年，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

    资料来源：图表改编自马歇尔和科尔，2009年。仅包括2008年人口超过50万的国家。

    “民主和平”的第二个卖点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描述，人们说得多了，仿佛也就成了事实，有时我们索性将它上升为历史的规律。这里有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做出的一个解释，他在2008年接受了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的采访：

    斯图尔特：我们的总统——您见过他了吗？他可是个大大的自由派。他相信如果每个家伙都是民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打架了。

    布莱尔：是啊。历史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两个民主国家卷入相互对抗的战争。

    斯图尔特：让我问您一个问题。阿根廷，民主吗？

    布莱尔：嗯，它是民主制度。他们选举自己的总统。

    斯图尔特：英国，民主吗？

    布莱尔：多少也算是吧。反正我上回离开那儿的时候，它还是民主的。

    斯图尔特：呃……你们打仗了吧？

    布莱尔：事实上，（打仗的）那个时候阿根廷还不是民主国家。

    斯图尔特：真见鬼！我还以为我套住他了！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民主化，而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对“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停止参加战争的解释。实际上，斯图尔特提出这样的疑问，说明“民主和平”理论受到严厉的审视，尤其是这个理论为布什和布莱尔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历史爱好者总是喜欢找到一些例外，这里是怀特搜集的几个特例：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战争：雅典对叙拉古

    .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古罗马对迦太基

    . 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对英国

    . 1793—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法国对英国、瑞士和荷兰

    . 1812—1815年的1812年战争：美国对英国

    . 1849年法兰西-罗马战争：法国对罗马共和国

    .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美利坚合众国对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南方邦联）

    . 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对西班牙

    . 1899—1901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 1947—1949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

    . 1978年和1982年的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对黎巴嫩

    . 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克罗地亚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卡吉尔边境战争：印度对巴基斯坦

    . 2006年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220]

    每一个反例都涉及这些交战的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问题。古希腊、古罗马和美国的南方邦联都是蓄奴的；英国在1832年之前一直是君主制，只有少得可怜的直选机制。其他交战国，例如黎巴嫩、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19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至多只能算雏形民主或者边缘民主。直到20世纪初，妇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将会看到，在投票的时候，妇女比男子更倾向于和平。大部分支持“民主和平论”的人都认为该理论不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世界，因为那时的民主仍然是新生的和不稳定的，但是20世纪之后，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批评“民主和平论”的人表示，民主的圈子非常狭小，里面只有寥寥几个国家，因此根据统计概率的规律，看不到交战双方都是民主国家的战争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除了大国之外，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才有交战的可能，而很多理论上会发生对抗的国家没有这个地理便利。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引进民主这个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新西兰和乌拉圭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如果我们将民主和平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排除某个时点之前的战争案例（比如将时间约束设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么就有人会对“长期和平”做出一种更嘲弄的描述：自冷战开始以来，与世界上头号大国美国结盟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长期和平”的其他表现，比如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是永远无法用“民主和平论”来解释的。持这种批评立场的人认为，大国之间的和平来自相互威慑，包括核威慑和常规武器威慑。[221]

    至少在分析总体战争倾向上，民主和平论还有最后一个难题，即民主国家的表现远不是康德设想的那个样子。民主国家应该外化其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分配和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种观念，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争霸殖民帝国的战争格格不入。这几个国家在1838—1920年共攫取了至少33块殖民地，其中一些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让“民主和平论”感到困窘的还有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干涉，比如中央情报局帮助推翻多少有些民主色彩的伊朗政府（1953年）、危地马拉政府（1954年）和智利政府（1973年）, 智利政府因为过于左倾而让美国不能容忍。主张“民主和平论”的人的回答是，欧洲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立刻烟消云散，但随着国内民主化的进展，欧洲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迅速减少；而美国的对外干涉都是秘密行动，与公开的战争不同，公众完全不知情，因此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外。[222]

    每当争论落入可伸缩的定义、刻意寻找的样本和各种各样的借口时，我们就应该引入有关致命冲突的统计分析了。两位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的工作为“民主和平论”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的工作包括严格定义、控制混杂变量，并对民主和平论的量化进行测试：不是民主国家永远不进行战争（在提到的这些特例中，战争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少卷入战争。[223]

    鲁塞特和奥尼尔解开了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团，他们使用统计学的多重逻辑回归，剥离出混杂变量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老烟鬼中有很多人有心脏病，但需要证明的是引起心脏病的原因是吸烟，而不是缺乏运动，尽管吸烟的人大多锻炼不足。为此，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地收集心脏病人的数据，以及尽量多的干扰因子——锻炼的数据。在查看大量男子的健康记录样本之后，你或许会发现，平均而言，每星期增加一小时运动量，男性心脏病发病的概率就会降低一定程度。但是，运动量和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有些电视迷的心脏很健康，有些运动员却在健身房发生心肌梗死。当运动量一定时，预测的心脏病发病率和收集到的实际发病率之差被称为残差。在得到一组残差的集合之后，我们可以做各种测试，以确定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变量——抽烟对心脏病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找出一个变量集合。一般来说，老烟民的运动量较少，但是其中也有些人的运动量很大，同时，有些不吸烟的人完全不做任何锻炼。这就提供了第二组残差：男性中实际吸烟人数的比重和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吸烟人数的比重之间的差。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吸烟和运动关联的残差（吸烟实际人数与从人们的运动量上推算的吸烟人数之间的差距）和运动和心脏病关联的残差（心脏病患者的实际人数与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心脏病患者的人数之间的差距）之间是否相关。如果两个残差相关，我们就可以说，吸烟和心脏病相关，而且两者与运动联合相关。如果我们在男子生命较早的时点上测度是否吸烟，在稍后的时点上测度是否有心脏病（排除心脏病导致男人吸烟的可能性，而不是相反），就会一步一步得出吸烟导致心脏病的结论。多重回归不仅让我们能够处理两个互相纠缠的预测变项，而且让我们能够处理任意多的预测变量。

    多重回归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厘清的预测变量越多，需要的数据就越多，因为干扰变量有吸收和“耗尽”数据差异性的特性，干扰变量越多，数据差异性越小，我们也就只能依靠余下的差异性求证我们的假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件，这是人类的福气，却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幸”。“战争相关项目”的数据显示，1823—1997年，世界共发生了79次真正意义上（年死亡至少1000人）的国家战争；1900年之后，只有49次，这在统计学上完全没有意义。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只能设法扩大他们的数据库，将与国家间武装争端有关的事件，包括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开枪示警、战斗机升空示威、摩拳擦掌、放冷枪，以及其他耀武扬威的行动加入进去。[224]假定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相应地都有更多未发展成战争的小纠纷，而导致纠纷的起因和战争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因此，在统计上，这些大量的纠纷可以被视为战争的替代值。1816—2001年，被“战争相关数据库”承认的国家间武装争端有2300多起，这个数字足以让数据饥渴的社会科学家感到欢喜。[225]

    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是排列出分析单元：1886—2001年每一年中每一对交战或者几乎交战的国家，它们或者是邻国，或者其中一方是大国，进入名单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一对国家确实在那一年发生过武装冲突。假定在一对交战国中，即使有一个是反战的民主国家，它仍然很可能被另一个更好战（而且可能也是不民主的）的对手拖进战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在每一组交战国中，比较不民主的那个国家在战争发生前一年的民主程度如何。显然，指责民主的荷兰在1940年卷入与德国入侵者的战争是非常不公平的：1940年的战争名单上有荷兰-德国组，而1939年德国民主的评级是0——最低分。

    在确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时，为了避免数据挖掘中的种种诱惑，尤其是有些不时上演竞选闹剧的国家会坚称自己是民主政体，鲁塞特和奥尼尔使用了“政体项目”（Polity Project）的数据。“政体项目”将民主化的程度从0~10分为11级，根据各个国家政治过程的竞争性、领导人遴选方式的开放性，以及对领导人权力的约束程度来对每个国家进行评级。研究者还加入了一些变量，它们被认为将通过纯粹的现实政治影响军事争端：一对国家以前是不是盟国（因为盟国之间不轻易交恶），两国之中是否有一个大国（因为大国喜欢找麻烦）；如果两个都不是大国，是否有一方比另一方要强大得多（因为结局预知，所以力量悬殊的两个国家之间较少发生战争）。

    那么，民主国家是不是比不民主的国家更少介入军事争端，或者根本没有区别呢？答案是确定的——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不民主的一方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发生战争的机会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机会将减少一半。[226]

    事实上，“民主和平论”比其倡导者所希望的更加坚实牢靠。不仅民主国家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而且有证据显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避免战争。[227]民主国家之间互不交战，不仅是因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从来没有人提“专制和平论”，因为强盗之间并不尊奉互不抢劫的守则，专制国家也不会因为同为专制就避免相互冲突。[228]“民主和平论”不仅被整整115年的历史数据验证，同时也被1900—1939年和1989—2001年这两个区段的数据验证。这说明“民主和平”不是冷战时期“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副产品。[229]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或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那些几个大国独霸世界的年代，并不比群雄并列的年代更和平。[230]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新兴民主化国家是“民主和平论”的例外，请想一想在苏联帝国崩溃后加入民主阵营的巴尔干国家和中欧各国，还有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摆脱了军人政权的南美国家，它们中没有任何国家在民主化后发动过战争。[231]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民主和平论”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它起始于1900年左右，只适用于此后的世界；用19世纪的历史来验证它，则会有太多的反例。[232]

    “民主和平论”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但是，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是为自由而战的人，应该尝试向每一个我们能够攻占的专制国家安插民主政府。对一个社会而言，民主不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变量；不存在一个民主政府运作程式说明书，能够让所有人照章办理。民主首先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文明心态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反对政治暴力。前面讲到过，英国和美国当年为民主准备基础的时候，那里的政治领袖刚刚摆脱谋杀对手的恶习。没有这样文明的社会肌体，民主就无法保证国家内部的和平。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虽然新生的仍很脆弱的民主政体不再发动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它们在内战方面的记录却仍然令人扼腕。

    对于为什么民主国家厌弃国家间的战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民主美化为原动力。“富有的人要给他更多，匮乏的人还要让他失去。”——在马太效应中，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受惠的一方，是满足了的人又得到了更多。民主国家不仅摆脱了专制，而且更加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也更开放。为了理解长期和平，我们必须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开。

    长期和平是自由和平吗？

    “民主的和平”有时被看作一种“自由的和平”的特例。这里的“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强调的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不是左派的自由主义。[233]“自由和平论”提倡“文明商业学说”，即商贸是某种形式的互惠利他主义，交易各方均有机会因正和博弈而受益，商贸中利他即为利己。罗伯特·赖特在讨论人类合作发展历史的著述《非零》中，给予互惠主义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有许多不应该轰炸日本人的理由，而我本人想到的是日本人制造了我的小面包车。”

    “全球化”这个时髦的字眼儿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种外源的进步因素让贸易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划算了。这些进步在交通技术方面有喷气式客机、集装箱货轮，在电子通信技术方面有电报、长途电话、传真、卫星和互联网。贸易协议降低了关税和政策限制，国际融资和换汇通道让货币能够在各国之间流动。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创意和信息，而不是体力和物质。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告诉我们贸易与和平高度相关。18世纪，随着皇家特许和垄断逐渐让位于自由市场，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逐步让位于国际贸易人人受益的观念，战争开始收敛，商贸开始兴盛。从大国武力游戏及其附属的战争中抽身的国家，比如18世纪的荷兰、20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日本，通常将国民精神从争当武力大国转变为争取成为经济实力大国。20世纪30年代的关税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萧条，这很可能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个方向上是滚滚洪流般的制成品，另一个方向上是源源不断的美钞，除此之外，两国鲜有共同之处。但两国目前相互礼让，可以说是贸易促进和平的一个最新案例。在有关现代防止冲突的假说中，与“民主和平论”相媲美的还有“金色拱门理论”（麦当劳的黄色M商标），即在两个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唯一肯定的例外是1999年，北约短暂地轰炸了有汉堡“巨无霸”的南斯拉夫。[234]

    撇开这些说笑，历史学家对“贸易有利于和平”是不是一般性规律持怀疑态度。比如，1986年，约翰·加迪斯这样写道：“这都是人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但是实在没有多少历史事实能给出验证。”[235]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支撑贸易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带来和平。促进贸易的技术，比如船只和道路，也促进了掠夺；有些时候，甚至在同一伙人中，商贸和劫掠同时并存，其原则是“敌众我寡则商，我众敌寡则抢”。[236]在中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间，商贸盈利如此丰厚，人们有时甚至对抵制贸易的殖民地和弱国动用炮舰强迫其开放贸易。最臭名昭著的实例是19世纪的“鸦片战争”，当时英国人以武力进犯中国，迫使中国允许英国在中国领土上贩卖毒品。大国之间的战争通常都发生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在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宣称自由贸易已经消灭了战争的5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贸易和平论”的声誉一落千丈。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乘胜追击，特别用数据说明，大战前几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包括两国的贸易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37]安格尔自己也不无痛苦地指出，只有当各国都以国家的繁荣为首要考虑的时候，才会因战争毫无经济收益而避免战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情愿牺牲一点点——但经常远远不止一点点繁荣，来换取国家的面子，或者推行乌托邦式意识形态，或者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正。而他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竟然也会支持他们的决定。

    鲁塞特和奥尼尔，两位善于做数据分析的“民主和平论”的辩护者，对怀疑论充满了怀疑，于是对“自由和平论”进行了测试。首先，他们注意到，尽管国际贸易在“一战”前夕达到一个小高峰，但与“二战”后的贸易发展相比，贸易量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图5-24）。

    图5-24 1885—2000年各国GDP中国际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鲁塞特制图，2008年，根据格莱迪奇的数据，2002年。

    其次，国际贸易推动和平，只有在贸易受国际协议制约的情况下才成立，因为国际协议能够防范某些国家突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切断其贸易伙伴生命攸关的供应线。加特认为，进入20世纪前后，英国和法国都曾经吵吵嚷嚷要在帝国内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不与殖民地之外的国家进行贸易。德国人对此感到惊恐，德国领导人深感自己也需要一个帝国。[238]

    双方各有正例和反例，也有许多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又到了要进行多重回归的时候了。在每一对有战争风险的国家中，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找出对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那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他们发现，即使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在某个年份对贸易依赖较高的国家，在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239]其他研究表明，贸易的和平效应与该国的发展水平有关：那些已经具备降低贸易成本的金融和技术基础条件的国家，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240]这个论断符合安格尔和赖特的观点，即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金钱的激励指向贸易，背离战争。

    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不仅两国间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和平，而且每个国家对外贸的总依存度也与和平相关，一个向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不倾向于介入军事冲突。[241]我们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文明商贸的定义。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国家商业精神的一个侧面，其他还包括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公民能够自由签订可强制执行的合约，并依赖自愿的货币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以物易物或者坑蒙拐骗。这种广义商贸所具有的和平效应甚至比民主的和平效应更加显著。只有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民主和平论”才有明显的效力，但当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是市场经济时，商业的影响就会显现。[242]

    根据这些发现，一些政治学家推演出一种叫作“资本主义和平论”的奇谈怪论。[243]“自由和平论”中的自由既是指民主的政治开放，也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开放。根据“资本主义和平论”，经济开放是促进和平的主要力量。持此观点的人坚信，康德对民主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论述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当然会让左派哑口无言。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其运行依赖的是公民之间的自愿契约，而不是政府的命令和管治，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民主共和具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国家内形成自愿协议所采用的伦理（正如在法治下过渡权力的伦理一样）会自然地外化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一个自由市场国家的透明度和可理解度能够让邻国确信它不会进入战时体制，这不仅可以化解掉进霍布斯陷阱的危险，而且可以严格制约领导人玩弄战争威胁和边缘政策的能力。不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是否受选票箱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中，政客的权力受到控制了生产手段的股票持有人的约束，他们很可能反对扰乱国际贸易。对于领导人追逐个人荣耀、宏图伟业和绝对正义的个人野心，以及他们面对任何挑衅都要无限升级的冲动，市场的制约就是一道紧箍咒。

    民主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反之亦然，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相关，比如某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但同时是专制政权；印度是民主制度，但直到最近，其经济制度仍然以社会主义为主。有几位政治学家研究了这种错位滑移现象，他们在分析军事冲突或其他国际争端的数据时，将民主和资本主义作为相互独立的变量。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一样，他们也发现国际贸易和经济开放这些资本主义变量具有明显的和平效果。但在统计分析中，一旦离开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还具有和平效应，有些学者的看法就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产生了分歧。[244]不过，即使人们在统计回归上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相对和平效应争执不下，整体“自由和平论”仍然有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和平论”这个观点让某些人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们总是记得资本主义曾经被视为“死亡机器”和“战争狂人”。研究和平的著名学者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2008年作为学会主席在国际学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结束之前，他不无调侃地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口号，但稍做了更新，他说：“要赚钱，不要战争。”[245]

    长期和平是“康德和平”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爆发，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都急切地想要弄明白灾难的起因，并提出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的各种方案。对于其中最出名的一项方案，穆勒这样解释说：

    一些西方科学家明显出于参与研发高效杀人武器的负罪感……放下实验室的工作，开始琢磨人文问题。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其表述还带有一种福音式的确定性，这是他们在讨论物理问题时从未使用过的。虽然爱因斯坦是作为瑞士这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完成了他最伟大的物理学发现，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瑞士这个榜样完全视而不见。他宣称：“只要还存在拥有大规模武力的主权国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他和其他科学家终于发现了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创立一个世界政府，才能够防止人类迫在眉睫的自我毁灭。”[246]

    世界政府似乎就是利维坦逻辑的直接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垄断了暴力的使用权，能够解决个人间的凶杀以及不同集团间的战争问题，那么，一个世界政府合法垄断对军队的使用，不就可以解决国家间的战争问题了吗？伯特兰·罗素在1948年提议，应该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立刻向世界政府表示臣服，否则美国就应该施以核打击。[247]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得都没有罗素那么远，但是世界政府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爱因斯坦、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休伯特·汉弗莱、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和威廉·道格拉斯。很多人相信联合国会逐渐演变为世界政府。

    今天还在鼓吹世界政府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科幻小说迷。世界政府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政府的效力取决于它所管治的人民之间相互信任以及共享价值的程度，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在全球尺度上实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政府是唯一的，没有制衡机制来消除它的运转停滞和傲慢，因为只有在有替代、有选择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管治，心怀不满的公民才有移民的空间。联合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接受其统治的政府。安理会在几个大国把持不放的否决权之下束手束脚，无所作为；联合国大会与其说是世界人民的议会，不如说是一个为暴君准备的演讲台。

    在“永久和平”中，康德展望未来，想象会出现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他所想的绝对不是国际利维坦。这个联邦逐渐地扩大为自由共和的俱乐部，而不是全球性的大政府，这个联邦依赖的是道德正当性的软实力，而不是对武力使用权的垄断。当前与康德的理念最接近的是政府间组织，简称IGO——参与国在某个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IGO负担有协调各国政策的功能。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国际组织中最有成效的不是联合国，而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它是一个由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在1950年发起的IGO，目的是监管共同市场，规范煤钢这两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生产。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计特别注重将宿敌（特别是联邦德国）及其各自的抱负融入一个共享的商业企业。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打下了基础。[248]

    很多历史学家相信，这些组织有助于西欧消除战争的集体意识。通过人、钱、商品和思想的相互渗透交流，这些组织弱化了各国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正像美利坚合众国弱化了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将各国带入一个俱乐部，各国领袖必须遵从某些合作规则，在一起社交和工作。这些组织可以作为不偏不倚的法官，调节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它手中的胡萝卜——大市场，可以诱使参与国或者放弃它们原先的帝国（比如葡萄牙），或者承诺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249]

    鲁塞特和奥尼尔表示，政府间组织是康德和平力量三角中的第三个角，另外两个分别是民主和商贸。（虽然康德没有在“永久和平”中将商贸作为独立的力量，但他在其他地方对商贸不吝赞赏，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认为他们有足够的依据勾画“和平力量三角”。）政府间组织不需要任何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使命。它们可以协调防务、货币、邮政服务、关税、管道运输、渔权、污染、旅游、战争罪行、度量衡、道路标志等等——只要是各个政府自愿达成的协议，内容可以涵盖各个领域。图5-25表现了政府间组织成员在20世纪是如何稳步增加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迅猛。

    图5-25 1885—2000年每一对战争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IGO数目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

    为了确认IGO成员组织是否对和平有独立的影响，或者它只是搭载在民主和商贸的便车上，鲁塞特和奥尼尔计算了每一对战争关联国家加入IGO的情况，连同民主和商贸因素以及实力政治变量，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康德的三个和平力量都是成立的：民主促进和平、商贸促进和平、政府间组织促进和平。在给定年份，三个变量都在最高第10级的一对国家。与平均水平相比，不会发生军事争端的概率为83%。也就是说，两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0。[250]

    * * *

    康德的理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还是正确的吗？鲁塞特和奥尼尔用精巧的统计相关性为康德进行辩护。但是，相关数据得出的因果关系总是经不住推敲。更大的可能性是，在分析中两个呈现相关性的“因”与“果”背后，有某个隐藏的实体才是影响“因”与“果”两个变量的真正原因。在康德和平三角中，每一个推定的能动主体可能都有更深刻甚至更“康德主义”的原因，即以各方均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愿望，而不是强者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弱者。民族国家只有在各种政治势力厌倦使用谋杀分配权力之后才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只有在更努力追求共同繁荣，而不是单边光荣之后才大开商贸之门；只有当他们愿意为了一点互利而放弃一点主权时，才会加入政府间组织。换句话说，通过接受康德价值，民族国家及其领导人越来越多地遵从某些行为准则，并因此让这些准则成为普世原则。那么，长期和平是否意味着康德“绝对律令”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呢？[251]

    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根据一种姑且可称为“现实主义”的流行理论，这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将永远处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领袖必须都是变态狂，仅仅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被煽情的（和自杀性的）道德思想蛊惑得斗志弥坚。[252]

    为“现实主义”辩护的人会说，人性必然导致某种结果，而人性论的基础则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动物。但是，我们在第8章和第9章将会看到，人也是道德动物：人类的行为道德与否，其行为的依据都不是对无私所做的伦理分析，人类的行为受道德本能的指引，辅之以情感、规范和禁忌。人类也是认知动物，他们编织信仰，并以信仰指导行动。所有这些禀赋并非天然地将我们这个物种推向和平。但是，如果我们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领导人们的道德感和认知力与他们的同盟军相结合，将人类推向和平共处，这种想象既不是过于感性，也不是反科学的臆想。也许，长期和平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在三大康德式的原因之外，长期和平可能取决于一个最终极的康德原因。发达国家的选民所认同的各种准则已经演化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因战争造成人命伤亡，天然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在以战争制止更多的人命伤亡这一严格条件下，战争才具备合理性。如果确实如此，正如奴隶制、农奴制、轮刑、开膛破腹、斗杀狗熊、活烧猫、异端火刑、淹死女巫、绞死盗贼、公开行刑、在绞架上公示行刑犯的尸身直至腐烂、决斗、欠债人监狱、笞刑、船底拖曳等等，已在人道主义革命中从无可非议变为充满争议，再变为不道德、难以想象，直到闻所未闻，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将像这些恶行陋俗一样销声匿迹。

    我们能够辨识发达国家中新兴的人道主义反战精神的外生原因吗？在第4章，我推断，出版、识字率、旅行、科学和城市化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和道德胸怀，加速了人道主义革命。20世纪下半叶与人道主义革命时代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迎来了电视、电脑、卫星、电子通信和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普及。研究媒介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战后的世界称为“地球村”。在一个村庄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感受到其他村民的命运。如果这个村庄是我们共情圈的自然规模，那么，当村庄扩展到整个地球，村民所关切的同胞将远远超出原来的家族和部落。当你打开晨报，看到9000英里外一个小姑娘刚刚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她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恐，赤裸着身体，正向你跑来……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还会大言不惭地说战争是“男人至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或者还敢于鼓吹战争“提升人类的思想和品格”。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和平解体，与20世纪末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253]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试图以控制媒体和人口流动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完全失效。一个没有复印机、传真机、个人电脑（且不说刚刚出现的互联网）的现代经济简直就是一出滑稽戏，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何专制，也无法阻止科学家和政策专家向西方学习，更无法阻止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喜爱摇滚乐、牛仔裤以及其他表达个人自由的消费品。戈尔巴乔夫本人具有强烈的世界性偏好，他在政府中安插了许多访问过西方和在西方学习过的政策分析人员。在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中，苏联领导人在字面上许诺尊重人权，苏东境内大批人权活动家纷纷为此鼓动民众，要求当局兑现承诺。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政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在1989年获得书号正式出版，电视台能够实况转播人民代表大会的辩论，这让成百上千万的苏联人看到了苏联前任领导人的残忍和现任领导人的无能。[254]电脑芯片、喷气客机、电磁频谱不断传递着各种思想，苏东的铁幕最终被瓦解了。

    反战思潮最终获胜的背后，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图5-18所展示的是大欧洲冲突死亡率。在颠簸的曲线上有三个峰值，分别是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每一个峰值之后都是一个凹值，三个凹值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低。每一次“血潮”之后，各国领袖都想尝试不让悲剧重演，他们的努力并非一败涂地。当然，他们达成的条约有效期实在有限，对于不懂得数字的人来说，历史典籍中的故事告诉他们，长期和平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一场空前的大战正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泊松雨点状的战争分布显示，战争没有周期性，没有聚积和释放的循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在每一次灾难后降低下一次犯错误的概率。

    拉斯-埃里克·塞德曼重温了康德的论文，从康德对长期和平的论述中发现了某种新意。对于各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从基本原理中推断出和平的前提条件，康德不抱幻想；他认识到他们只能从苦涩的历史经验中学习。在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写道：

    战争、紧张且不懈的备战，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每个国家迟早都必须在自己内部感受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概莫能外。这些因素自然地驱使民族国家开始尝试寻找出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最后，经过各种浩劫、动荡甚至彻底耗尽一国之国力，他们终于找到理由采取行动了，尽管其理由不需要如此之多的悲惨经验，他们也应该早已知道。这个行动就是放弃他们毫无法律约束的野蛮状态。[255]

    塞德曼认为，康德的通过学习实现和平的理论，应该和他的通过民主实现和平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虽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原本都曾经是好战的（因为许多民主国家原本都是实力大国），所有国家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都不免盲目应对，但是，民主国家因为信息开放，国家领导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更有从灾难中学习的能力。[256]

    塞德曼将1837—1992年军事冲突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排列，交战双方均为民主国家的冲突为一组（黑线），其他国家的冲突为另一组（灰线），见图5-26。民主国家锯齿形的黑线显示，它以好战为起点，接着不断受到冲击，直到冲突水平直线上升。但是，在每一个峰值之后，冲突水平迅速跌至谷底。塞德曼还发现，与新兴民主国家相比，成熟民主国家的学习曲线的斜率更大。专制国家在大型战争的突然打击之后，也会恢复到比较和平的水平，但其过程缓慢，而且没有规律。人们常说，在20世纪的“血潮”之后，经历了民主化的世界“厌倦了战争”,“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这些含糊其词的说法背后，也许确实有某种道理。[257]

    图5-26 1825—1992年，两个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塞德曼绘图，2001年。曲线为两个交战国的20年移动平均值。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民谣中，一个流行的主题是，战争之愚蠢不证自明，人们只是冥顽不化地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还需要多少死亡，他们才能明白，已经有太多太多人失去了生命？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摇曳。”“士兵都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士兵都到墓地去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在经历了500多年的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主权战争、民族主义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后——在分布图上，脊椎处许许多多的小规模战争和长尾处几场恐怖的大战，统计数据表明，我们终于在学习了。

    第6章 新和平

    麦克白的自证是无力的——所以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是的，埃古也不过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笔下恶人的想象力和气魄最多不过是几十具尸体罢了。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意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你也许会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险恶的威胁已经消除，这让国际问题评论家感到释然。与专家原来的预测相反，苏联坦克没有入侵西欧，古巴危机、柏林危机和中东危机都不曾升级到核灾难。[1]世界大都市没有在核打击下蒸发熔化，大气层没有受到核辐射的污染，也没有核爆炸产生的烟尘遮天蔽日，让人类步恐龙后尘而走向灭绝。不仅如此，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成为第四帝国，民主制度没有变为君主政体，大国和发达国家没有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它们一直处于和平之中，而且和平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以肯定，专家在几十年前就该认识到世界的命运开始变好了。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权威评论家比以往更悲观了！ 1989年，约翰·格雷（John Gray）预测，世界正在“重复历史的老路，大国对抗的老套路……民族统一主义的诉求和战争”。[2]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这样写道：“某种重复已经开始了：‘（在1989年之后）不需要太长时间，在意识形态暴力和极权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摇摇晃晃地旋转回到了它熟识的鲜血浸泡的模式中。’”[3]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说，在冷战结束后教授国际关系课已经让他感到非常沮丧，能听到的“无非是恐怖主义、人体炸弹、背井离乡的难民和种族灭绝”。[4]民主、共和两党都弥漫着悲观主义：2007年，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著作《第四次世界大战：论抗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长期斗争》出版。自由派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说，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危险的地方”。[5]如果里奇所见为实，2007年的世界应该比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更加危险，也比194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时期更加危险。那么，我们的世界还真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前景为何如此暗淡？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压力的结果。在权威评论家的市场中，卜凶的卡珊德拉（Cassandras）卖相总是好过乐天派宝莉阿娜（Pollyannas）。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人类的秉性，大卫·休谟有过这样的观察：“谴责现状和思慕过去，这种幽默情感深深地根植于人性，即使那些具备极深刻的判断力和受过最全面教育的人也深受其影响。”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根源是我们的新闻界和知识界缺乏数学素养。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最近写道：“当婴儿潮一代成人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半个地球之外杀戮送命；今天，这一代人进入退休年龄了，有些人甚至早已退休了，我们的国家还在干着同样该死的糗事，这实在是令人绝望。”[6]这等于是假定5000名美国人的死亡与5.8万名美国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10万名伊拉克人丧生和几百万名越南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如果我们不睁开一只眼睛盯着数字，已成定规的编辑方针“流血故事占据头版”将会盘踞人们的认知捷径；“越是令人难忘，就越是经常发生”，我们最终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虚假的不安全感。[7]

    本章要谈的是挑起新悲观主义的三种有组织的暴力。前一章的重点是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只是简要地提及了本章的内容。“长期和平”没有带来这三种暴力的终结，难免给人留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印象。

    第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包含所有其他种类的战争，最引人瞩目的是内战，以及民兵、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瘟疫一般肆虐。这些战争被称为“新型战争”或者“低强度冲突”，但起因仍然是“宿怨”。[8]非洲少年手持苏制冲锋枪的图片已经尽人皆知，这更让人们觉得有理由相信地球上战争的重负并没有减轻，仅仅是从北半球搬到了南半球而已。

    “新型战争”被认为对平民特别具有杀伤力，因为战争一旦降临，就会立即带来饥荒和瘟疫，而战争死亡的大部分是由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根据一份广泛传播的统计资料，20世纪初，90%的战争死亡是士兵，10%的战争死亡是平民，但是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正好颠倒过来。据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人毛骨悚然，与纳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相上下。

    我要追踪的第二种有组织的暴力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我们刚刚逃脱出来的这100年被称为“种族灭绝时代”，或者“一个世纪的种族灭绝”。许多评论家都曾经说过，种族灭绝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它在超级大国争霸期间被压制，在冷战结束后迫不及待地重操屠刀，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见的暴力形式。

    第三种有组织的暴力是恐怖主义。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以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两场对外战争，以及政治论坛上的一个强制性议题。恐怖主义的威胁被认为是美国的“生存性威胁”，具有“彻底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结束“人类文明”的能量。[9]

    当然，每一场祸患的代价都是人的生命。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冲突造成的生命损失具体是多少，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增势，还是减势？直到最近，政治学家才开始尝试度量这类冲突的破坏程度。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所有类别的杀戮都呈下降的趋势。[10]这一下降的趋势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只有近2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认识到这种暂定性，我将这种发展称为“新和平”。无论如何，这些趋势属于暴力的真正减少，值得我们给予认真的关注。它们具有实质性的规模，表现出与传统观点相反的走向。研究这几个趋势，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哪些选择是我们做对的，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努力。

    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走势

    当欧洲国家逐一经历它们的王朝、宗教、主权、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时代，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接着转身步入长期和平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做什么呢？不幸的是，历史记录上的欧洲中心倾向使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追溯欧洲之外的发展。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捕食、氏族仇杀、劫掳奴隶的状态。这些丛林中的活动基本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没有引起任何历史学家的关注。殖民主义列强自己进行了大量侵略战争，以征服殖民地，镇压反抗，抵御对手。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据《冲突目录》记载，在1400—1938年的500余年，美洲有276场暴力冲突，北非和中东有283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586场，中亚和南亚有313场，东亚和东南亚有657场。[11]历史近视让我们缺乏可信的数据，因此无法为这些战争的频率和破坏力绘制趋势图。但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中许多战乱是毁灭性的。它们包括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其破坏程度从人口比例上看，有些甚至在绝对水平上都超过欧洲发生的战争，比如美国内战、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南美的三国同盟战争（或称“巴拉圭战争”），以及南非夏卡·祖鲁的数次征战。

    1946年，欧洲列强和发达国家终于把自己摆到了和平的起点线上，人们也是从这时起开始有了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记录。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白沙尼·拉齐纳、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其他同事开始建立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库，这套严谨的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46年。[12]该数据库收录了每一年发生的武装冲突，最小规模的冲突死亡人数为每年25人。冲突按照死亡人数分级，死亡达到1000人时被定义为“战争”，这与“战争相关项目”所使用的定义一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殊的定义。（我将在讨论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时继续使用“战争”一词，而不考虑它的技术含义。）

    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力求分类标准尽可能可靠，让使用数据库的分析人员能够对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战争进行比较，并在固定的时间尺度上绘制趋势图。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分析人员可能在比较某些战争的死亡人数时，使用包括死于瘟疫和饥荒的间接死亡数据，或者在计算某个地区军队对军队的战争死亡时，计入种族灭绝的数字。这样口径不一的对比毫无意义，而且极容易成为某种有企图的政治宣传。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仔细地梳理历史记载、媒体报道、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地点算死亡数字。他们的计算比较保守；可以肯定他们倾向于低估数字，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推测出来的和死因无法确定的死亡数字。其他暴力冲突数据库也使用了类似的标准和部分相同的数据，这些数据库包括“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 UCDP），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89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使用的是调整后的乌普萨拉数据；还有“人类安全报告项目”（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HSRP），同时使用奥斯陆和乌普萨拉两套数据。[13]

    和刘易斯·理查森面对的问题一样，新的冲突计数必须处理语义物化失败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在将冲突分类时使用强制性标准。[14]第一个强制性标准是，根据冲突的原因及同样重要的可数性区分三种大规模暴力。“战争”（以及比较缓和的版本“武装冲突”）的概念适用于大部分有组织的并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群体杀戮。能够定义为战争的冲突必须至少有一方涉及政府，交战双方一定是争夺某种可辨识的资源，通常是领土或者政府统治权。明确地说，该数据库将狭义上的战争称为“以国家为基础的武装冲突”，它们是唯一能追溯到1946年的冲突数据。

    第二个标准容纳了“非国家”或者“社团之间”的冲突，它包括军阀、民兵、准军事组织（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或者宗教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

    第三个标准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单边暴力”，它包括种族灭绝、政治杀戮和对非武装平民的屠杀，既可以是政府的行为，也可以是民兵的行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库之所以没有包括单边暴力，部分是因为作为技术性选择，他们采取了根据原因划分暴力种类的做法；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战争而忽视种族灭绝的遗留问题。人们只是在最近才认识到种族灭绝可以带来更惨重的生命损失。[15]鲁道夫·鲁梅尔、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Barbara Harff）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已经收集了种族灭绝的数据，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些数字。[16]

    三种暴力中的第一种是国家操纵的冲突，可以根据政府针对何种敌人进一步划分子类。典型的战争形式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比如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此外，还有跨国家或者跨体制的战争，即一个政府向在其边境之外、没有国家地位的实体开战。一般来说，属于此范畴的有帝国主义战争（一个国家与原住民对抗以攫取殖民地），还有殖民战争（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殖民地的战争），比如法国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最后一类是内战或一国境内的战争。在这一类战争中，政府与叛乱、起义和分裂运动对抗。这些战争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完全的内部战争（比如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以及国际化的内部战争，即有外国军队介入，通常是帮助一个政府镇压叛乱者。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以国家间的冲突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和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复兴党控制下的伊拉克）。一旦原来的政府被推翻，外国军队留驻当地，并协助新政府防卫和打击叛乱者，冲突就应该被定义为国际化的内部冲突。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哪些死亡应该被算作战争死亡。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库计算了直接或战争相关的死亡——在施暴者必须承担自身受伤害的风险的对抗中，受害者死于枪击、刀刺、棒击、毒气、爆炸、水淹或者故意制造的饥荒。[17]受害者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陷入交火之中的平民，或者是“附带损伤”中的死亡者。战争死亡的统计排除了因疾病、饥饿、紧张和基础设施瘫痪导致的间接死亡。当间接死亡与直接死亡相加作为战争导致的死亡总数时，这个死亡总数应该被称为非正常死亡。

    为什么这两个数据库都不包括间接死亡呢？这不是要从史书中抹去人类的某些苦难，而是因为只有直接死亡才有确凿可信的记录。直接死亡也符合我们对主体责任的基本直觉。一个主体要对什么样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们认为，主体可以预见到结果，有意识地让这一结果发生，并通过一系列行动使其发生，而这一系列活动本身没有过多不可控的中间环节。[18]估算间接死亡的主要问题是，它要求我们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在想象中模拟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世界，估算这个可能世界的死亡率，并以此为基准估算现实世界的战争间接死亡。这样的估算几乎需要一个人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即使没有发生战争，前政府的愚昧无能是否仍然会导致战后的饥荒？如果那一年发生了大旱，饥荒导致的死亡应该归咎于战争，还是归咎于天气？如果战争前一年的饥饿死亡率下降了，我们是否应该假定如果没有发生战争，这个死亡率应该进一步下降？或者我们应该将死亡率冻结在战前最后一年的水平上？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没有被废黜，他是否会继续杀害更多的政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他倒台后种族或教派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我们是否应该将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4000万至5000万人的死亡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500万人死亡的名单上，因为如果不是战争将如此密集的部队塞在战壕中，感冒病毒也许不会发生可怕的变异？[19]估算间接死亡需要我们就成千上万的冲突，以统一的口径回答所有这一类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战争总是同时具备多重破坏性，那些战争死亡人数更多的战争，通常也会导致更大的与饥荒、瘟疫、服务瘫痪等相关的死亡。出于这种考虑，战争死亡的趋势可以作为整体破坏性趋势的代表指标。但是，这样的关联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成立。在本章中，我们要探究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比发达国家遭受更严重的战争连带危害，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的比率是否已经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以及战争死亡是否已经是一个误导性指标，不能再说明暴力冲突中的生命损失。

    * * *

    现在，我们有了冲突数据库这件精密仪器，对于全世界的最新战争走势，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图6-1鸟瞰20世纪的总况。图6-1由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整理，他们对“战争相关项目”1900—1945年的数据做了调整，使之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中1946—2005年的数据相匹配；再将数据除以世界总人口，得出20世纪个人死于战场的风险。

    图6-1 1900—2005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根据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的数据，2006年。

    图6-1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两场世界大战令人震撼的破坏力。它们不是逐级上升，或者像钟摆一样摇摆，而是在起伏的低地上冲天而起。20世纪40年代初之后，战争死亡率直线下降（高峰时为每年10万分之300），下降速度世所罕见。眼尖的读者在下滑线上还能看到一个下行线，曲线在战后10年内出现了若干小高峰，随后下行至今天低平的直线。让我们在图6-2中放大观察这条下行线，同时按照战争的不同成因对战争死亡进行分解。

    图6-2为区域图，每一层区域的厚度代表了一种国家操纵的冲突的战争死亡率，各层累计的高度是各种类型冲突加总的战争死亡率。首先，让我们留意一下图形的整体趋势。即使我们完全排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峰值上跳水式的直线下降，图形还是明显地展示出过去60年间战争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的10年内，死亡率只相当于几张纸的厚度了。在这10年中，尽管在中期发生了31场冲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乍得、斯里兰卡和苏丹），但战争死亡率只有年均10万分之0.5，甚至低于最和平的社会的凶杀率。[20]可以肯定，这些死亡数字低于真实死亡数字，因为它们仅仅包括有报告的战争死亡，但是在整个时间序列上，数字的口径是完全统一的。即使我们将现有数字乘以5，它仍然远远低于年均10万分之8.8的世界总凶杀率。[21]从绝对数看，年均战争死亡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约50万人，下降到21世纪初期的约3万人，下降幅度超过90%。所以我要说，不论人们相信与否，从全球的、历史的和量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民谣吟诵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战争（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

    图6-2 1946—2008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来自塔拉·库柏（Tara Cooper）2010年进行的数据更新。估算尽量使用“最实”数据，除此，估算使用“高值”和“低值”的几何平均数。世界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46—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年，数据乘以1.01，以便与其他数据匹配。

    让我们且收起惊讶，更认真地观察一下各种战争类别发生的变化。我们从左下侧颜色最浅的色块开始，它所标示的战争种类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跨国战争或殖民战争。一个大国试图保住殖民地的战争极具破坏性，比如法国在1946—1954年企图守住越南的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37.5万），以及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18.25万）。[22]在经历了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权力移交”之后，这一类战争不复存在。

    现在再看一看黑色的色块——国家之间的战争。图中有三个显著的黑色大色块，按照时间排列，色块的厚度逐一下降：第一块包括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4年之内共有100万战争死亡），第二块包括1962—1975年的越南战争（14年中共有160万战争死亡），第三块包括两伊战争（9年中有64.5万战争死亡）。[23]自冷战结束以来，只发生了两场具备规模的国家间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2.3万战争死亡；1998—2000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5万战争死亡。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数量稀少，为时短暂，战争死亡数量相对很少。（在每年1000人死亡这个技术意义上，无论印巴冲突还是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冲突，均不能算作“战争”，此外还有快速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战争。）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这些年份，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间冲突。

    “长期和平”——在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正在向世界其他区域蔓延。野心勃勃的大国不再认为有必要使用帝国征服或者欺压弱国来宣示自己的伟大：中国宣布自己的“和平崛起”，土耳其津津乐道于它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巴西外长克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乐呵呵地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能够夸耀自己有10个邻国，却在过去的140年没有打过一场仗。”[24]东亚似乎紧步欧洲的厌战后尘，虽然在“二战”后的10年中，东亚成为世界上最血腥的地区，中国、朝鲜和印度烽火连绵，但1980—1993年，这一地区的冲突和死亡数字急遽下降，自此东亚的冲突数字一直保持在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上。[25]

    在国家间战争消亡的同时，内战突然猖獗起来。在图6-2中，20世纪80年代最上方那一大块浅灰色色块，包括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内战中的43.5万战争死亡。深灰层蜿蜒起伏走过80年代和90年代，其中是大量的小规模内战，比如安哥拉、波斯尼亚、车臣、克罗地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伊拉克、利比亚、莫桑比克、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干达内战。但即使是这一个色层，在进入21世纪后也迅速下滑，成为一条扁平的带子。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图景，不妨将死亡人数按照战争的两个主要测度进行分解：每一种战争的数量和每一种战争的杀伤力。图6-3显示了每一种武装冲突的数量，在此没有考虑战争的死亡人数。记住，一场冲突的最低死亡人数是25人。随着殖民战争销声匿迹和国家间战争日渐稀少，在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不再支持自己的附庸国，国际化内战也经历了一个短促的冷却期。但是，接着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出现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治安战争，国际化战争重新浮现。但是，最显著的现象是从1960年左右开始，纯属内部冲突的内战数量暴涨，在90年代初左右达到高峰，然后一路下降，直至2003年，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图6-3 1964—2009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塔拉·库柏2010年对数据进行了更新。

    为什么两张图的色块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战争的幂律分布。在幂律分布中，分布在L形尾部的少数战争造成了大部分战争死亡。在1946—2008年的260场冲突中，共有超过940万战争死亡，其中半数死亡来自5场战争，3场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 2场是解放战争（中国解放战争和阿富汗内战）。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主要来自长尾的消减，破坏力巨大的战争越来越少见。

    不同规模的战争在死亡总量中占据的比重不同，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战争在死亡总数中的份额也有明显的差别。图6-4显示了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平均每场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

    图6-4 1950—2005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改编；人类安全中心，2006年。

    直到最近，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战争种类是国家间战争。没有什么比两个利维坦之间相互倾轧更残酷的游戏了，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前线的炮灰，一轮又一轮炮火轰炸，直打到对方的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样的厮杀之下，人命损伤当然极为惊人。远远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是一个利维坦将自己的霸气施加到本国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扶植一个摇摇晃晃的政府，或者紧紧把持住自己的殖民地。最后一名是内战。在那些大国不予关注的小国内，扛着机关枪的叛军骚扰当地政府，他们能制造的伤害非常有限。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一类冲突的死亡率也有所下降。[26]1950年，平均每一场武装冲突（不分种类）要杀死3.3万人；2007年，这个数字是不到1000人。[27]

    * * *

    对于“二战”结束之后武装冲突走势的起伏，及其逐渐平静的“新和平”阶段，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解读呢？冲突舞台上最主要的变化是战争大多发生在穷国，主要集中在一个半弧形地带，从中非和东非伸延到中东，跨过西南亚和印度北方，向下进入东南亚。图6-5中的黑点显示的是2008年正在进行中的冲突，深灰色的国家包括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底层10亿人”。大约半数的冲突发生在人口占世界1/6的最贫穷国家。在2000年以前的几十年，冲突也都分布在贫穷地区，比如中美洲和西非。在历史上，无论经济因素还是地理因素都与战争没有常数关系。不要忘记，富有的欧洲国家曾经在500年间不停地相互厮杀。

    在当今世界，贫困与战争的关系是平稳的，但是高度非线性。发达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基本为0。对人均GDP为1500美元的国家来说（按2003年美元汇率计算）, 5年之内爆发新的国内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约为3%。但是，对于收入更低的穷国，内战风险大幅度增加：对于人均GDP为750美元的国家，5年内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6%；对于人均GDP为50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是8%；对于人均GDP为25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上升到15%。[28]

    图6-5 2008年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地理分布

    深灰色的国家为“底层10亿人”或者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黑点表示2008年发生冲突的地点。

    资料末源：数据来自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阿瓦尔·斯特兰德（Harvard Strand）和安德烈斯亚·弗若·托勒夫森（Andreas Fore Tollefsen）；根据哈尔瓦德·比海于格（Halvard Buhaug）和西里·鲁斯塔德（Siri Rustad）2008年为格菜迪奇制作的地图改编。

    对这种相关性的简单解释是，在资源贫瘠之地，穷人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争夺，此即贫困导致战争的原因。尽管某些冲突确实是为了争抢水源和可耕地，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样简单。[29]首先，因果的指向关系可以完全相反。人们完全可以说，战争导致贫困，当辛苦修建的道路、工厂和粮仓不断被夷为平地，当技巧娴熟的工人和经理不断被赶走或被射杀，创造财富谈何容易。所以，战争也被称为“逆向发展”。据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估算，一个国家为一场典型内战所付出的代价是500亿美元。[30]

    其次，自然资源这一类值钱的东西既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和平。在非洲许多饱受战乱之苦的贫困国家里，到处都是金矿、石油、钻石和其他战略金属矿藏；而一些富裕并和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比利时、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自然资源。肯定存在第三个变量，让我们假定这个既带来财富又带来和平的变量是文明商贸社会的规则和技能。而且，即使贫困确实导致冲突，也很可能不是因为要对稀缺资源进行竞争，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一支有效的治安力量和军队来维持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对政府的作用远大于对游击队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四小虎已享有相对的安定和平。[31]

    不论贫困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对其效果以及其他“结构变量”进行量度，比如度量一个国家人口构成中青年和男性的比重，这些变量的变化都过于缓慢，无法充分解释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内战的涨落。[32]这些变量与一个国家的管治形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图表中，20世纪60年代内战部分的增厚有一个明显的触发因素：非殖民化。欧洲统治者在征服殖民地和镇压反叛时也许非常残忍，但一般来说他们有相当有效的治安警察、司法和公共服务系统。虽然他们经常豢养一部分族群，但是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控制整个殖民地，所以，他们的执法具有良好的普遍性，通常不允许一个族群在迫害另一个族群之后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当殖民政府撤离时，他们将有效的管治一起带走了。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在东欧下台后，中亚和巴尔干地区立刻陷入半无政府状态。对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发生的混乱，波斯尼亚的一位克罗地亚人这样解释说：“我们过去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那是因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警察盯着我们，确保我们彼此非常相爱。”[33]

    许多新近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政府被控制在强人、贪官污吏，有时甚至是精神病人的手中。他们任凭大部分国土处于无政府状态，强盗和匪帮横行霸道，挑起战火，这正是我们在第3章中从波莉·威斯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明退化进程的描述中所看到的景象。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侵吞国家的税收，他们的专制让其他集团除发动政变和起义之外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他们对小混乱的反应进退失据，在事情恶化之前无所作为，之后又派出敢死队毁灭所有村庄，这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34]中非帝国的让-贝德尔·博卡萨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给这个小国正式取名为中非共和国。博卡萨有17个妻子，亲自切割（甚至有传言说有时还食用）他的政敌的尸体。当学校的学生抗议强制高价购买按照博卡萨规定的样式制作的校服时，他下令将学生殴打致死。他自己举办仪式给自己加冕，还制作了一张黄金的王座和一顶嵌满钻石的皇冠。这场加冕仪式的开销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年收入的1/3。

    在冷战期间，许多暴君得以把持权力，是因为得到超级大国的庇护，理由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评价：“他也许是个狗崽子，但他是我们的狗崽子。”[35]苏联支持许多政权，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美国支持另外一些政权，目的是要它们不要加入苏联阵营。还有一些大国，比如法国，与任何向它提供石油和矿产品的政权保持友好。专制政府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军火供给和金钱资助，反抗这些专制政权的叛军就会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供给和资助，主子的利益在于看见受保护人在冲突中取胜，而不是结束冲突。从图6-3可以清楚地看到1975年前后，当葡萄牙解散它的殖民帝国，而美国在越南被打败，全世界的反叛者欢欣鼓舞的时候，内战开始了第二次高潮期。1991年，内战的数量到达高峰，当年共爆发了51场内战。绝非巧合的是，那一年苏联解体，以冷战为动机的代理人战争也就此消失。

    不过，只有1/5的冲突减少可以归功于代理战争的消亡。[36]某些主义的终结排除了另一个煽动冲突的动力源，它是卢亚德“意识形态时代”的最后一个反人道主义和崇尚斗争光荣的信条（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谈到另一个新的斗争信条）。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总是要将战争推向死亡分布的长尾部，因为意识形态让领袖头脑发热，力求在毁灭性的消耗战中坚持住，最后压倒对手，完全不介意生命的代价。战后几场伤亡率最惨重的冲突，都是在朝鲜和越南这类政权推动下发生的。这些政权为了击败敌人，都显示了狂热的牺牲精神。

    有关美国人在对越战争中打错算盘的著述已经有很多，这些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决策者。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低估了北越人和越共承受伤亡的能力。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国的战略家，比如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完全不能想象北越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够抵抗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是信心十足地认为，下一次攻势升级将迫使越共投降。约翰·穆勒这样说：

    如果我们对1816年以来上百个参加了国际战争和殖民战争的国家逐一按照占战前人口的百分比计算死亡率的话，显然有一个极端的个例……它能够接受的战争死亡率是最疯狂的，通常是自杀式的。比如说，是“二战”中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死亡率的两倍。而且，罕见的几个经历了如此之高的战争死亡率的国家，例如“二战”中的德国和苏联，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而不是为了扩张而拼命。美国人在越南遭遇的对手似乎是一个运作极其有效的组织——耐心、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基本上没有腐败，也没有令人涣散的自我放纵。虽然越共经常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挫败，压力和疲惫无时不在，但是他们总是能够重整士气，重新装备，以更大的斗志返回战场。事实也许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他们是我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优秀的敌人。”[37]

    一则预言应验了：“杀死我们的10个人，我们也会杀死你们的1个人。到最后，还是你们承受不起。”民主愿意牺牲的生命，只是独裁者愿意失去的一个零头，而且，没有人会去询问被杀死的那10个人怎样看待送命这件事情。尽管占有各种优势，但民主国家最后还是放弃了消耗战。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从意识形态国家转变为商品经济国家，当权者放松了对国民的统治。自此，他们也不再愿意以原来那样的代价挑起不必要的战争了。

    现在的世界，很难再为声誉、荣耀和意识形态所鼓舞，而更多地享受着富足生活的愉悦。当然，被送上战场受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2008年，为了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Dssetia）的一小片疆土的控制权，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发生了武装冲突。交战5天后，格鲁吉亚宣告失利，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向《纽约时报》的作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不组织抵抗占领军：

    我们可能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车臣——我们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个现代欧洲国家。也许，总有一天，我们会将他们赶出去，但是我们必须跑上山，蓄起大胡子。这个国家会为此背上极其可怕的精神和情感重负。[38]

    这个解释是夸张的，甚至是不老实的——俄罗斯没有要占领格鲁吉亚的意图，但是，总统的解释确实表达了在“新和平”背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选择：蓄起胡子上山打游击，或者不采取行动，继续做一个现代国家。

    * * *

    除了冷战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降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过去20年中内战数量减少，以及战争死亡人数锐减呢？而且，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已经完全看不到的内战，在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持续出现（2008年共发生36场冲突，除一场之外全部是内战）？

    回答这些问题的最佳切入点是康德的和平三角理论：民主—开放经济—融入国际社会。我在前一章介绍了鲁塞特和奥尼尔的统计分析，他们的分析尺度是整个世界，但分析的对象仅是国家间的争端。康德和平三角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时是否适用？毕竟发展中国家才是当今世界冲突的聚集地。结果是，每一个变量都大有深意。

    人们可能认为，既然民主多多益善，是抑制战争的好东西，那么，有一点儿民主也比完全没有民主要好。但在内战的问题上，情况并非如此。在本章前面（以及在第3章我们检视世界的凶杀率时），我们都碰到了伪民主这个概念。这种统治制度既不是完全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专制。[39]在政治学家眼中，伪民主被视为半民主政体、权贵政体，以及（我在一次会议上听人提到的）烂糟政府。我本人最喜欢最后一种说法。这是一些什么也搞不利索的行政当局。与专制政府不同的是，它们不再将自己的人民吓得不敢说话，但是也没有任何谈得上公平的执法系统，而法制是任何一个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相反，它们经常对局部的犯罪活动进行全面打击。它们从专制政权演化而来，全盘继承了其贪腐的习性，将政府的税收和职位据为己有，在亲族之间进行瓜分，权贵的亲族再去行贿，寻求警察的保护、法庭的偏袒或各种许可证；而恰恰在这样的社会，要办成任何一件小事，都需要申请这样或那样没完没了的许可。政府的职位只是一张从事贪腐的门票，要获得政府的职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在政府部门有亲族当权。而对政府的控制需要定期地经受“民主选举”的重新争夺，“选举”的利害关系之重大，不亚于抢夺任何珍贵且不容分享的战利品。家族、宗派、种族等集团围绕选票箱互相倾轧，接着就是试图推翻不符合自己愿望的选举结果。根据《冲突、管治和国家脆弱性全球报告》，爆发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战争，比如种族冲突型内战、革命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伪民主制比民主制度高6倍多，比专制政权高2.5倍。[40]

    前一章中的图5-23展示了为什么半民主的伪民主制国家的暴力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专制制度的衰落，“伪民主”国家的数量开始上升。目前这些国家从中非到中东，再到西亚和南亚，呈大新月形分布，基本上和图6-5中的战区图相吻合。[41]

    当政府手中把持了大宗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黄金、钻石和战略矿产的时候，一个赢家通吃的政治制度可以让国家的内战风险成倍增加。这些天赋的财富非但不是祝福，反而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富矿悖论”和“傻瓜的黄金”。拥有丰富的不可再生且易被垄断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通常经济发展速度更迟缓，政府更贪渎，暴力冲突也更频繁。委内瑞拉政治家胡安·佩雷斯·阿方索（Juan Pérez Alfonzo）说过：“石油乃魔鬼的粪便。”[42]一个国家之所以受到这些富饶资源的诅咒，是因为资源被集中把持在少数权贵和富豪手中，通常是政府的精英，有时是独霸一方的军阀。当权者念兹在兹的无非防止对家染指他们的财源，完全无心于建立交易网络，让社会共富，并在各个集团之间培养相互责任。科利尔和经济学家丹姆比萨·莫约（Dambisa Moyo），连同一批政策分析专家一起呼吁关注另外一个悖论——外援悖论。西方名流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外援，很可能也是一杯毒酒，因为它让转手分配外援的当权者有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力，几乎没有多少外援真正用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设施。昂贵的违禁品，例如古柯、鸦片和钻石是第三种诅咒，其丰厚的收益，让政客和军阀为了保住非法的地盘和走私渠道而不惜凶残地杀戮。

    科利尔指出：“21世纪的 ‘底层10亿’国家，实际上处于14世纪的状态：内战、瘟疫和愚昧。”[43]14世纪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当时西方正处于文明进程的边缘，尚未出现有效的政府整合各方利益。穆勒在《战争残余》（The Remnants of War）一书中说，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冲突不再是职业军队进行的领土争夺战。冲突是由抢劫、恐吓、复仇和强奸构成，施暴者是为军阀和地方政客效劳的无业青年的帮派，很像中世纪爵爷在私人战争中纠集的社会渣滓。穆勒说：

    这些战争中有很多被贴上“新战争”、“种族冲突”，或者最宏大的“文明的冲突”的标签。但是事实上，尽管不是全部，其中大部分都近乎小团伙（通常是非常小的团伙）的罪犯、匪帮和流氓的伺机劫掠。他们参与武装冲突，不是作为孤注一掷的政府的雇佣军，就是作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军阀，或者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匪帮。这些施暴者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施暴的对象一般属于特定的种族、国籍、文化或者宗教派系。他们对主要对手方的人特别残忍，但其行为和一般犯罪无异。[44]

    穆勒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各场臭名昭著的内战和种族灭绝的目击者报告，包括波斯尼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东帝汶、科索沃、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津巴布韦及亚非新月冲突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目击者说，这些暴行大多是吸毒后的流氓和醉醺醺的痞子所为。穆勒描述了1989—1996年利比里亚内战中的一些“士兵”：

    按照惯例，战士都是一副美国动作大片，比如《第一滴血》、《终结者》和《丛林杀手》里好汉的做派。许多人都有响亮的绰号，比如“霹雳上校”“无畏上尉”“谋杀首领”“青年杀手上校”“丛林大王将军”“魔鬼杀手上校”“战主三世将军”“耶稣将军”“大麻烦少校”“光腚将军”“兰博将军”。尤其是在初期，叛匪尽情地宣泄对奇装异服的钟爱，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妇女的长裙和假发、连裤丝袜、人骨制作的饰品，指甲上涂满色彩斑斓的油彩，甚至还有一个万花图案马桶坐垫做成的头饰（这也许是一个特例）。[45]

    政治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的数据也证明，这些衣饰光怪陆离、武器装备轻便的内战匪帮都是一些小团伙。这些人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据此与政府军周旋，而对同情政府和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进行恫吓。这一类乡村游击战和叛乱有各种渊源，但其本质并不是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更像是流氓集团和黑帮之间的地盘争夺战。费伦和莱廷对1945—1999年的122场内战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不变（他们将此作为政府资源的代理变量）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的宗教及其语言实行歧视政策，或者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多种族和宗教多元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并不见得更高。更容易爆发内战的是人口众多、多山地、新政府或者政局不稳定、大量出口石油、（或许还有）壮年男性人口比重偏高的国家。费伦和莱廷的结论是：“我们的理论解释是，利维坦压倒经济因素。在这些地区，国家相对较弱，而且变化无常，人们既是因为恐惧也是出于投机而寻求地方势力的保护。这些土霸王一面维持一种原始的公正，一面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或者其他个人之外的目的搜刮保护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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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殖民化后出现无政府状态，逆文明进程中内战数量不断上升，而当文明复兴进程逐步展开，政府不再欺压自己的国民，而是开始提供保护和服务时，内战数量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47]最近，很多非洲国家开始抛弃博卡萨式的狂人，而选择能够承担责任的民主派，比如南非的曼德拉，他称得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48]

    变迁不仅要求发生内战的国家改变思想，甚至也要求国际社会改变某些固有的观念。历史学家杰拉德·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说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成为终极理想。新独立的国家立即着手展开为主权国家挣面子的各项事业，比如航空公司、大会堂和国家级别的机构。许多国家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提倡发展中国家不参与世界经济，而是发展自给自足的工业和农业。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贫困。经济民族主义通常与浪漫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军国主义颂扬暴力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切·格瓦拉棱角鲜明的肖像，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旦顶着革命光环的独裁者失去威望，民主选举就成了新的灵丹妙药。对于文明进程中孕育的各种面目阴沉刻板的机构，比如一个有效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一套可靠的商贸基础设施，人们觉得毫无浪漫可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机构对于减少长期暴力是必要的，因而是所有其他社会良序的先决条件。

    在过去20年来，大国、捐赠国和国际组织（比如非洲联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它们排挤、惩罚、谴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侵入一些由无能的暴君统治的国家。[49]追踪和打击政府腐败的措施，以及辨识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贸易的各种障碍，都已经成为普遍的实践。很可能就是这些质朴无华的工作，共同扭转了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让发展中国家陷于内战的政府畸形和社会病态。

    理性的政府通常奉行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几项对内战数据进行的回归研究，期望找到类似“自由和平论”这样的解释发达国家间得以避免战争的根据。我们已经看见，和平的第一个支柱“民主”，不能减少内战的数目，尤其是在以权贵倾轧为特色的伪民主政体当道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民主，似乎也仍然可以减缓内战的严重程度。政治学家拉齐纳发现，如果其他变量不变，民主国家的内战与非民主国家的内战相比，死亡人数减少一半。格莱迪奇在2008年一项有关“自由和平”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规模内战。”[50]“自由和平论”的第二个支柱要更强大一些，即向世界经济开放门户，包括开放贸易，开放外国投资，开放附带条件的外援，以及开放电子媒体。这一支柱既有助于减少内战发生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减轻内战的严重程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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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和平论共有三个支柱。第三个支柱是国际组织，其中在消除内战方面成效最显著的莫过于国际维和部队。[52]在非殖民化的几十年间，内战层出不穷，问题不仅在于战争爆发数量剧增，更麻烦的是战争旷日持久，旧的战火未熄，新的硝烟又起，每年平均有2.2场新战争爆发，只有1.8场旧战争结束。[53]到1999年，平均的内战长度已经达到15年！ 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情形才开始变化，战争结束的数量终于开始超过新爆发的内战数量。更多的内战以没有明显胜负的谈判和解告终，而非血战到底。在过去，这些内战经常在停火数年后重新开战，但现在死灰复燃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

    维和部队的出现与和平趋势高度吻合。图6-6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加强了维和行动，特别是大量增加维和人员的数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冷战结束是一个转折点，大国终于更愿意看见战火平息，而不是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傀儡获胜。[54]维和行动的升级，也标志着人道主义时代的到来。在人们眼中，战争已经开始变成臭不可闻的脏东西，即使是只有黑人和棕色人送命的战争。

    图6-6 1948—2008年维和行动数量的增长

    资料来源：格莱迪奇绘图，2008年，数据来自西里·鲁斯塔德。

    联合国问题多多，但维和是它的长项之一，尽管它还做不到防患于未然。“维和行动有效吗？”这是政治学家弗吉尼亚·佩奇·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一篇文章的标题，她在文章里回答说：“毫无疑问，有用！”[55]福特纳整理了1944—1997年各次内战115个停火案例的数据，观察维和部队的存在是否减少了战争重启的机会。数据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北约和非洲联盟这些永久性组织的行动，以及一些国家临时联盟的行动。她发现，维和行动让内战复燃的机会减少了。这并非说维和行动无往不利，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就是两个有目共睹的失败案例。维和的作用主要在于一般来说它能够阻止战火重燃。维和部队不需要重兵。就像一个瘦小的裁判可以拉开两名厮打在一起的冰球悍将，轻装甚至没有武器的维和部队也可以分隔敌对的民兵，并引导他们放下武器。即使维和部队不能带来完全停火，它也可以起到预警大冲突的绊网作用。并不是所有维和部队都必须是戴蓝色贝雷帽的士兵。审核选举，改造警察，检查人权状况，监督无能政府的运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维和行动有效？第一个原因与利维坦有关：具备一定规模且武装优异的维和行动，可以直接对破坏和平协议的一方进行打击，提高侵犯行为的成本。成本和收益既有名誉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对于莫桑比克反对派领袖阿丰索·德拉卡马（Afonso Dhlakama）和他的全国抵抗运动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一事，一位维和行动的参与者这样评论说：“对德拉卡马而言，被认真对待，能够参加鸡尾酒会，受到尊敬，就已经意义重大了。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政府不再称全国抵抗运动为 ‘武装匪帮’。被人争相拉拢的滋味真是挺不错的。”[56]

    甚至小规模行动也可以有效地维持和平。维和部队的出现，打消了冲突双方出于恐惧对方先下手而发动攻击的冲动。而接受维和部队这一行动本身就显示了各方确有停止冲突的意愿。一旦维和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他们就开始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确保双方都相信对方没有暗中备战的企图。维和部队也可负责维持日常治安，以防范小规模暴力行为引发不断升级的循环复仇。他们也可以找出那些想要撕毁停火协议的刺头和捣乱分子。如果有个别人破坏协议，发动挑衅性攻击，这时也只有维和部队有能力向被攻击方证明这只是流氓行动，而不是重启内战的信号。

    维和行动的影响力不限于此。他们还可以试着封锁叛军和军阀的主要资金来源——违禁品交易，这些人往往是同一类人。维和人员还可以向遵守和平协议的一方提供资助，增强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在选举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一位塞拉利昂人在谈到某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感叹说：“卡巴去哪里，白人就去那里，联合国也去那里，钱也跟着去了那里。”[57]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战士一样，报酬通常就是劫掠的机会。维和部队手中的钞票可以用于“裁军、解除武装、重返社会”项目，将“光腚将军”和他的同伙拉回公民社会。维和人员可以充当重要的中间人。对那些有更多意识形态追求的游击队来说，从一个中立方手中拿钱这个事实，说明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卖给可憎的敌人。金钱也可以被用作迫使政府向政敌或特定的种族集团开放职位的杠杆。接受金钱的诱惑，向中立的第三方妥协，而不是直接面对自己的对手，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安排。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员德斯蒙德·马洛伊（Desmond Malloy）指出：“维和人员创造了一种和谈的气氛。（妥协）成了一个面子问题——这是人类的特性。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妥协又不失尊严和面子的机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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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熟知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苏丹和其他死亡之地的读者来说，上面那些鼓舞人心的统计仍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在两方面受到了限制。它们只包含国家主导的冲突：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政府。死亡也只计算了战争相关死亡。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没有掉在这些灯柱下面的钥匙，战争和死亡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是非国家间冲突（也称社区间暴力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军阀、民兵、黑帮、叛乱团体，以及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的准军事人员互相开战。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国家失败的地方。当一场战争看不见政府的身影，说明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权。直到最近，战争专家一直对这一类战争没有兴趣。没有人追踪，也就没有记录和数据，因此也就无从描绘趋势。联合国给自己的使命是防止“战祸”，但它拒绝对社区间暴力（或者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进行统计，因为联大的成员国不愿意让社会学家在它们的国境内到处探头探脑地做调查，或者暴露政府凶残的暴力，或者暴露因政府无能而未能防范的凶杀。[59]

    尽管如此，纵观历史，今天的非国家暴力冲突比过去几十年和几百年减少了很多。在那些年代中，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部落战争、打劫奴隶、游牧部落的抢劫、海盗袭击、贵族和军阀的私家战争，已经为害人类数千年。在1916—1928年中国军阀混战的12年间，有超过90万人死于战祸。[60]

    从2002年起，乌普萨拉开始建立“非国家冲突数据库”。这些数据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在某些年份，非国家冲突的数量和国家主导的冲突一样多，这种情况说明的是战争稀少，而不是社群间冲突频繁。毫不奇怪，大多数社群间冲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此类冲突在中东（主要是伊拉克）有增长的迹象。第二，非国家冲突杀戮的人数远远低于有政府参与的暴力行动，约为后者的1/4，当然这也无须惊讶，按照定义，政府本来就是暴力机器。第三，2002—2008年（该数据库中的最新数据）的冲突死亡人数明显呈下降趋势，尽管2007年是伊拉克社群间冲突伤亡最惨重的一年。[61]所以，可以肯定，非国家间冲突造成的伤亡，不足以改变全世界武装冲突死亡水平下降这个“新和平”时代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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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在战乱中平民因饥饿、疾病和混乱而死亡的数字是更艰巨的挑战。人们常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平民死亡仅占战争死亡的10%，而在今天，这个比重是90%。与这个说法相一致的是，流行病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平民（直接和间接）“非正常死亡”的数量之多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调查方法不是从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中统计尸体数量，而是由调查人员选择样本对象，询问他们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遇难，再将得到的数字根据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外推。一项2006年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调查估计，2003—2006年，伊拉克战争中共有60万人丧生，这远远高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人权组织“伊拉克死亡统计”记录的8万至9万人的战争死亡。[62]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内战的死亡人数为540万人，是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的战争死亡数的35倍，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奥斯陆统计库中1946年以来各种战争死亡总数的一半。[63]即使假定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字有意取死亡统计的下限（因为对死亡的原因有严格的限制），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在总体上，战争死亡率的下降是否真的能说明和平时代的到来。

    伤亡数字总是伴随着道德指责，所以我们无须惊讶这三个数字被广泛传播。它们被用来谴责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对非洲的忽视。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数据的来源，应该发现这些修正主义的估测都是缺乏根据的。（在此，没有必要一再强调，这不等于说人们应该对战时的平民死亡无动于衷。）

    首先，通常所说的10%到90%的战争死亡为平民死亡之说，已经被证明完全是臆造。政治学家、“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乔舒亚·戈尔茨坦和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都知道这个“10%到90%”的标签没有数据的支持，都曾尝试寻找这个数据的来源。[64]他们也知道，这种数据经不起合理性检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几乎不生产任何剩余。不事耕耘的兵痞动辄就可以颠覆农村人口和食物的脆弱平衡，让人们陷入饥荒。“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特别能显示战争的危害，不仅大量平民死于屠杀，而且家园、庄稼、牲畜、供水遭到蓄意破坏，又造成更大数量的平民死亡。美国内战期间，在封锁和焚烧庄稼粮仓等焦土政策的夹击下，成千上万名平民死于饥饿。（在小说《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发誓不再挨饿，这展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上帝为我做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6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穿过人口密集的地区，向城镇和村庄发射炮弹，双方都试图用封锁使对方的平民挨饿。我已经提到过，如果将1918年大流感的受害者算作战争的间接死亡，“一战”的平民死亡数量会增加几倍。同样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平民的方式有集中营、空袭、《第五屠宰场》式的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的狂轰滥炸，此外还扔了两颗原子弹。今天的战争，无论如何伤害平民，也不可能达到当年的规模了。

    戈尔茨坦、罗伯茨和麦克将这个模因追溯到一系列含混的重述中。在这些重述中，对不同类型的伤亡估算进行了混搭：将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和另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间接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难民人数进行了比较。麦克和戈尔茨坦估计，平民死亡的数量相当于战争死亡数量的一半，在各次战争中的比重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重并没有越来越大。的确，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比重在最近大幅度下降了。

    《柳叶刀》刊登的流行病学家对伊拉克战争死亡的估计引起了广泛关注。[66]8名卫生工作者组成的团队在18个地区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各家最近的死亡情况。流行病学家将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几年的死亡率从之后几年的死亡率中减去，认为两者之差是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再用这个死亡率乘以伊拉克的总人口。这种算法的结果是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入侵，会减少65.5万名伊拉克人的死亡。被调查的家庭显示，这相差的65.5万死亡人口中有92%都是非正常死亡，他们死于枪伤、空袭、汽车炸弹，而不是疾病或饥饿这样的间接死亡。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常规的死亡计算就是低估了约6/7。

    如果样本的选择不遵循严格的标准，那么，将小样本的结果外推到整个人口可以导致巨大的偏差。由迈克尔·斯巴盖特（Michael Spagat）和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率领的一个统计学家小组发现，这些估算完全没有可信度，因为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居住在主要街道和道路交叉口旁的家庭数目多到不合比例，而这些地段往往是炸弹爆炸和枪战最密集的地带。[67]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一项改进研究得出的战争死亡数字是《柳叶刀》中的文章估算的1/4。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对原始估计数按照35%的容差系数进行了上调，以弥补撒谎、迁移和记忆衰退造成的误差。他们未经上调的死亡数字是11万人左右，非常接近战争死亡的点算数字。[68]

    另一组流行病学家为了挑战20世纪中期之后战争死亡减少的一般性结论，对13个国家的战争死亡进行了新的推算。[69]斯巴盖特、约翰逊和他们的合作者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推算点散布在世界各处，对于追踪时间序列上的战争死亡毫无帮助。[70]

    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中有540万人死亡（90%死于疾病和饥饿）的报告是否可信呢？[71]结果，这个数字也是被夸大了的。国际救援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得出这个数字所依据的战前死亡率过低，因为它使用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总体死亡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要糟糕得多，而计算依据的内战战争死亡率的估算又过高，因为它的数字来自国际救援组织提供人道援助的地区，那恰恰是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意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的间接死亡人数很多——很可能超过100万，但是项目审慎地拒绝接受流行病学家回顾调查推算的非正常死亡，理由除了他们的样本偏差，还有他们的估算需要揣测如果战争没有发生，事情会是什么样的。[7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搜集的证据说明，在过去30年的战争中，疾病和饥饿带来的死亡率呈现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趋势。[73]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战争对孩子和其他生命是有益的，但这绝非他们统计分析的本意。相反，他们记录了过去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饥饿导致的死亡数量稳定减少，今天的内战大多是一个国家内一小撮叛乱分子在某个地点上的区域性战争，其破坏程度不足以扭转局面。事实上，当医药和食品能够在人道主义停火期间快速送达战区，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死亡率可以加速下降。

    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的一场“儿童生存革命”（5岁以下的儿童是人口中最脆弱的人群，因此需要特别的援助，但这场革命也保护成人的生存）。现在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始变得更聪明了。过去的援助组织经常是对着问题砸钱，现在它们已经掌握了公共卫生科学的新发现，了解哪些灾祸的杀伤力最大，也知道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最有效地对应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主要有四个原因：疟疾；腹泻性疾病，比如霍乱和痢疾；呼吸道感染，比如肺炎、流感和肺结核；以及麻疹。每一种疾病都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而且费用相当低。蚊帐、抗疟疾药、抗生素、饮水净化器、（在干净的饮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糖的）口服补液疗法、疫苗、母乳喂养（此举可减少婴儿感染泻腹和呼吸系统的疾病），仅仅这些简易可行的手段就可以挽救大量生命。在过去的30年中，仅疫苗一项就拯救了2000万人的性命（1974年时，全世界只有5%的儿童受到疫苗的保护，而今天，这个数字是75%）。[74]即时治疗性食品，比如用锡纸包装的花生酱软糖，据说很受孩子喜爱，它是对付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利器。

    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战争的生命损失，也消除了对战争间接死亡大幅度上升抵消或者完全覆盖战争死亡减少的忧虑。“人类安全报告项目”估计，在朝鲜战争4年中，朝鲜总人口中平均每年有4.5%死于疾病和饥饿。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即使我们接受极其悲观的估计，即有500万人的间接死亡，平均每年的死亡率为全国人口的1%，也比朝鲜战争低80%以上。[75]

    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很难看到光明的一面，因为战争的余孽仍在制造无数的悲惨事件。我们在剔除夸张不实的数字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似乎在斤斤计较地量化他人的痛苦，显得很没心没肺，特别是这些数据经常被用来作为筹集资金和呼吁关注的宣传素材。但是，追求真相，不仅是保持信誉，也是一种道义责任。知道全世界死于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对那些在每日新闻的轰击下已经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是一服清醒剂，否则，很多人会认为穷国早已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与其揽镜自赞利他主义的高风亮节，不如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些数字减少，让我们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改善人类的福祉。这些统计数字展现了若干意外的启示，有些听起来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独立、自然资源和民主选举（当它没有效力的时候），都是增加暴力死亡的力量；而有些听起来枯燥的工作，比如有效的执法、向世界开放经济、联合国维和部队和花生酱软糖，都可以减少死亡。

    大屠杀的走势

    我们这个可悲的物种有能力从事各种各样的暴力，其中最独特的是大屠杀，它不仅令人憎恶，而且让人无法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为了金钱、荣誉、爱情而发生致命的冲突，为什么对有过失的同类重刑惩罚，甚至为什么在见到手持武器的人时也会拿起武器兵戎相见。但是，有些人想要杀死数百万无辜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作为人类自称有人性，可这些行为却毫无人性可言。无论是叫作种族灭绝（因为人种、宗教信仰、族裔以及其他具有某种不可更改属性的成员身份而施加的杀戮），还是叫作政治清洗（因为政治立场而施加的杀戮），或者叫作政府屠杀（democide，政府或者民兵对平民进行的大规模杀戮），都是对人进行分类再施以杀戮，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谁，而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就必须被杀死。这似乎与通常的谋财害命、恐惧和报复这些动机都没有关系。[76]

    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人数之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鲁梅尔是最早开始尝试统计大屠杀受害者人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估算是，20世纪被自己政府杀害的人的总数达到了1.69亿。[77]显然，这个数字是被高估了，但大部分研究暴力的学者都承认，20世纪死于自己政府之手的受害者人数多过战争死亡。[78]马修·怀特对各种出版物中的死亡数字进行了综述，他认为，有8100万人死于政府的暴行，有4000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总计有1.21亿人死于政府之手。相比之下，战争造成3700万军人和2700万平民的战争死亡，另有1800万人死于战争连带的饥荒，共有8200万人死于战争。[79]（怀特补充说，大约半数的政府屠杀发生在战争期间，没有战争，这部分杀戮也许不会发生。）[80]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如此多的人，需要大规模杀伤的手段，这是大屠杀之所以恐怖的又一个层面。纳粹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成为种族灭绝不可磨灭的象征。但是，大批量杀戮并非离不开现代的化学科技和铁路。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政府镇压旺代地区的叛乱时，有人竟然想出用驳船大量处决犯人的主意——将塞满犯人的驳船完全浸入水中一段时间，直到船舱内所有人都在水中溺毙，再将驳船浮出水面，换下一批死囚。[81]在纳粹集中营中，毒气室并不是最高效的杀人工具。纳粹的党卫军别动队，或者说是行刑队用机枪扫射杀死了更多受害人，正如历史上驾驶两轮战车的亚述士兵，或者骑在骏马上的蒙古人在奔驰中用标枪刺杀敌人。[82]1972年，布隆迪的图西族人大肆屠杀胡图族人（22年后，卢旺达胡图族人反过来大肆屠杀图西族人）。一个行凶者这样解释说：

    有好几种手段，好几种。一种是将2000人关在一栋房子，比如说监狱里。有几间大房间。锁上门窗。将这些人留在里面15天，没有吃没有喝。然后打开房门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尸体。不用殴打，什么都不用做。全都死掉了。[83]

    乏味的军事术语“围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剥夺一座城市的食物，让受困者在饥饿中耗竭生命，这是一种久经检验、成本有效的灭绝手段。弗兰克·乔克（Frank Chalk）和库尔特·约纳松（Kurt Jonassohn）在《种族灭绝的历史和社会学》（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ade）一书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几乎从来不报道一座古代城池的倾覆对它的居民意味着什么。”[84]《旧约·申命记》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追忆的预言，其依据就是亚述人或者巴比伦人的征服：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85]

    在种族灭绝的数字和方式之外，施暴者沉湎于毫无约束的施虐狂状态，种种恶行煎熬着人类的道德想象力。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目击者描述了受害者在被处死之前还受到过什么样的嘲弄、折磨和残害。[8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胎儿被从母亲的子宫中揪出来；在执行绞刑的前夜，用钉子将囚犯从两耳处钉在栅栏上。对此他评论说：“人们有时候说到人身上残忍的 ‘兽性 ’，这种说法对动物极其不公平而且粗暴。没有任何动物像人这样残忍，像人这样技艺高超、匠心独具地残忍。一只老虎只能咬和撕，这就是它能做的全部。即使它做得到，它也绝对想不到要从耳朵处把人钉在墙上过夜。”[87]我本人读过这些记录种族灭绝的历史资料后，脑中留下的那些印象让我终生难得安眠。让我在此复述一件我无法忘怀的事例，不是因为它们血腥（这样的血腥在史书中无处不见），而是因为它们的冷酷。该事例来自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人道论：20世纪的道德史》（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是一个奴工营的指挥官。在他的营地，犹太囚犯分拣从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同胞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这些囚犯一直劳作到死。囚犯的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另一个死亡营。

    维尔特只破例留下了一个孩子……他给这个年约10岁的犹太男孩糖果，让男孩穿上小党卫军的军服。维尔特带着男孩骑马在营地巡视囚犯，维尔特骑着一匹白马，男孩骑着一匹小马驹，两个人抱着机关枪近距离向囚犯扫射（包括男孩的母亲）。[88]

    格洛弗忍不住评论说：“这是赤裸裸的轻蔑和戏弄，令人深恶痛绝。”

    * * *

    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恶行？要想理解人类的“因类而诛”，我们必须从人类聚类分群的心理学开始。[89]

    人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其他人按照归属、习俗、相貌和信仰分门别类。虽然我们总是批评这种因陈袭旧是一种心智缺陷，但是，分门别类是处理情报信息不可或缺的手段。分类让我们得以根据一个对象的少数可观测的品质，而对其大量未经观测的品质进行推断。如果我注意到一种水果的颜色和形状，将之分类为一种覆盆子，我就能够推断它有甜味，可以充饥，没有毒。对于将人像水果分类一样根据某些共性分门别类，是政治正确感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分类，也就没有各色各样的文化可供赞美，没有任何民族的品质让人骄傲。人以群分，除了统计学上的意义，还因为他们确实共享一些特性。所以说，人在头脑中对个体按所属群体做划分，事实上并不是心智缺陷。今天美国非裔确实比白人更依赖福利，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比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要高，商学院的学生就是比学艺术的学生在政治上更保守——这一切都是平均意义上的。[90]

    分类产生的问题往往超出统计学的范畴。首先，当人们处于某种压力、混乱或者情绪化的状态时，他们立刻忘记对人的分门别类只是一个近似值，而认为这些僵硬的条条框框可以套在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91]其次，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道德化的倾向，将自己赞赏的品质赋予盟友，而将自己唾弃的品质安在敌人身上。比如，在“二战”期间，美国人认为，苏联人比德国人有更多优点，而在冷战期间，他们的想法正好倒转过来。[92]最后，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本质化的倾向。在实验中，孩子们告诉实验者，出生即被调包的婴儿开口说话的时候将使用他们生父母的语言，而不是养父母的。而成人认为，一个特定的族裔和宗教集团的成员具有相同的类生物化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集团中的人是匀质的、不可变的、可预知的，而且是与其他集团的成员有区别的。[93]

    当人们处于冲突中时，这种将人划类而分的认知习惯变得非常危险。它将霍布斯的暴力动机——利益、恐惧和威慑，从宣泄个人纠纷的小调转变为一场族裔战争的宣战书。历史调查显示，种族灭绝是由这三种暴力动机造成的。我们将看到，在酝酿的过程中还加入了两种剧毒的催化剂。[94]

    一些种族灭绝的起因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原住民占据了一片沃土，或者垄断了水源、食物、矿藏，入侵者则想据为己有。扫除这些人如同清理灌木和消灭害虫，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并不深奥，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可以根据对他人的分类而开启和关闭。许多对原住民的大屠杀完全是为了抢夺土地或者奴隶，而将受害者划归劣等人种。此类种族灭绝包括美洲殖民者或政府对美洲原住民数不清的驱逐和屠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刚果自由邦对非洲部落的残暴统治，德国殖民者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实施的灭绝，以及21世纪在苏丹政府支持下，贾贾威德武装组织对达尔富尔地区的侵袭。[95]

    当征服者发现，他们不妨留原住民一条命，让原住民纳贡缴税时，种族灭绝又有了第二种赤裸裸的用途。享有嗜血魔头威望的征服者，可以随时向一座城市下达最后通牒——投降或者屠城。为了提高威胁的可信程度，入侵者必须做好屠城的准备。这正是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兵荡平西亚城市背后的理由。

    一旦征服者将这些城市和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他们就用雷霆手段镇压一切反叛，并以此来威胁被征服者保持顺从。公元68年，亚历山大总督招来古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反抗古罗马统治的起义。根据历史学家弗拉菲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记载，“一旦（犹太人）兵败，他们就被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有些人在野外被活捉，还有一些被赶进屋子里劫掠一空后，再付之一炬。古罗马人对婴儿毫无悲悯之心，不分老幼，格杀勿论，直到血流遍野，5万名犹太人被杀光”。[96]20世纪，苏联人在阿富汗，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美洲国家的右翼军人政府都在镇压叛乱时使用过类似的战术。

    一旦受到非人对待的一方奋起自卫，或者反败为胜，就很可能出现团体间相互恐惧的霍布斯陷阱。各方都视对方为生存威胁，必欲先去之而后快。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对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种族灭绝，部分原因是他们深恐自己成为对方屠杀的受害者。[97]

    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看见自己的同志遇难，或者自己侥幸逃脱灾难，或者偏执地忧虑自己成为打击对象，这些人可能在心中激起道德义愤，向他们认为的袭击者寻求复仇。和所有形式的复仇一样，一旦报复性的屠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目的就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然广而告之、无路可退的冲动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这也许已经通过进化，通过文化范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成为人类大脑中的固定程式，为了证明威慑的可靠性，必须进行杀戮。

    这些霍布斯式的动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些掠夺、先发制人或者报复性的杀戮必须针对整个群体，而不是仅仅针对那些挑起冲突或制造麻烦的个人。将人分门别类的认知习惯也许是一个理由，小说《教父》第二部里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年幼的维托·柯里昂的妈妈乞求西西里黑手党大亨饶过孩子的性命：

    寡妇：尊敬的弗兰西斯科，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因为他不肯屈服，杀死了他的大儿子，因为他发誓复仇。但是，维托才9岁，呆头呆脑的。他什么也不会说。

    弗兰西斯科：我不是怕他讲话。

    寡妇：他很弱小。

    弗兰西斯科：他会长成汉子的。

    寡妇：一个孩子不能伤到您。

    弗兰西斯科：他会是一条汉子，那时他就要来寻仇了。

    而他也确实回来复仇了。在电影中，成年的维托回到西西里，找这位黑手党大亨说话。他在这个老头的耳朵边小声报出自己的名字，接着把老弗兰西斯科像切鲟鱼一样开了膛。

    家庭、亲族和部落内成员间的团结——特别是他们寻求复仇的决心，让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成员被挑衅，就是他们全体被挑衅。虽然经常接触而力量相当的两个群体一般会将复仇限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水平，但一再发生的暴力可以将偶尔的愤怒变为长期的仇恨。亚里士多德说过：“愤怒的人希望自己愤怒的对象不断地受苦，充满仇恨的人则希望仇恨的对象永远消失。”[98]当一方发现自己在数量或者战术上占有优势，它就有可能抓住机会实施最后的解决方案。对抗的部落都明白种族灭绝的实践优势。人类学家拉斐尔·卡斯滕（Rafael Karsten）与亚马孙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一同叙述了他们的战争方式（在显示战争死亡率的图2-2中，这个部落是一条长线）：

    在分部落内部发生的小争斗具有私人间血债血偿的特点，其原则是公正的复仇，而两个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原则却是灭绝。在灭绝性战争中，没有以命偿命的问题，战争的目标是彻底消灭敌对部落……胜利方最大的顾虑就是留下一个敌人的性命，哪怕是一个小孩子的性命。他们担忧任何活口都有可能在将来向胜利者复仇。[99]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德拉姆（Margaret Durham）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发生在距离亚马孙半个地球之外的一个类似的细节。在阿尔巴尼亚部落，他们通常尊奉对等复仇的规范：

    1912年2月，我接到报告，说的是一起惊人的大规模司法案件……梵迪亚家族的一个家庭，长期以来有作恶的坏名声——抢劫，枪击，在部落里为非作歹。首领在一次聚会上判决这个家族的所有男子死刑。一些男子被指派在某一天伏击他们，将他们捉拿归案。那一天，这个家族有17个男子被枪杀，其中一个只有5岁，另一个只有12岁。我谴责他们杀害无辜的儿童，但是他们说：“这都是些孽种，不能让他们继续繁衍。”这种对遗传的信念，等于是说要杀死一个怀孕的不幸妇女，以免她生下一个男孩，从而再次作恶。[100]

    本质主义者的“孽种”概念是几个生物学隐喻之一，其灵感来自对摇篮复仇的恐惧。人们预计，即使只有寥寥几个被打败的敌人活了下来，其残余势力也会成倍增加，并在未来制造麻烦。人类的认知经常是类比的。当人们想到令人讨厌的生殖生物集合的概念时，脑子里开始不断想起害虫的概念。[101]全世界的种族灭绝罪人都在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隐喻，直到成为陈词滥调。他们所厌恶的人都是鼠辈、毒蛇、蛆虫、虱子、苍蝇、寄生虫、蟑螂或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猴子、狒狒、狗。[102]1641年，一名英国驻爱尔兰指挥官为其下令杀害数千名爱尔兰天主教徒辩解说：“杀死幼虱，才能消灭虱子。”[103]1856年，加利福尼亚的定居者杀死了240名玉基族印第安人，仅仅是为了报复他们杀了定居者的一匹马。有人回忆，定居者的领袖说：“有一个幼虫，就会有一只虱子。”[104]1864年，在沙溪大屠杀前，约翰·齐文顿上校说：“幼卵会长成虱子。”大屠杀导致数百名夏延族人和阿拉帕霍人死亡。[105]每当有人要形象生动地鼓动大屠杀，那些令人厌恶的生物因子，比如溃疡、癌症、细菌和病毒就成了他的修辞的一部分。说到犹太人，希特勒有他自己的一套隐喻，也都是生物学的词汇：犹太人是病毒；犹太人是吸血的寄生虫；犹太人是混血的杂种；犹太人是有毒的血液。[106]

    人类的头脑在演化中形成了对生物因子毒害的抵御意识：厌恶感。[107]身体的分泌物、动物的器官、寄生虫和寄生蠕虫、传播疾病的带菌媒介最开始触发厌恶感，厌恶意味着人不仅排斥这些污秽物，而且排斥任何看起来和这些污秽物相像或者有过接触的物体。厌恶感很容易被道德化。如果将道德评判视为一个连续的集，在它的一端是精神、纯粹、贞操和洁净，另一端就是兽性、污染、淫荡和肮脏。[108]所以当我们看见讨厌的污秽时，不仅有生理排斥感，而且有道德鄙视感。英语中用来比喻一个奸诈小人的词，很多都是传播疾病的媒介——一只老鼠、一只虱子、一只蛆虫、一只蟑螂。20世纪90年代，用来形容被迫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的臭名昭著的术语是种族清洗。

    隐喻思维是双向的。我们不仅使用令人恶心的隐喻代表道德堕落的人，还倾向于认为外形恶心的人品德也堕落（我们在第4章提到过这个现象，林恩·亨特的理论认为，欧洲清洁卫生的改善是导致严刑峻法减少的一个原因）。在道德评判集合的一端，受过净化仪式的白人苦行僧被尊为圣人；在另一端，生活在堕落和贫困之中的人被视作劣等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既是化学家也是作家，他描述了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运往死亡营途中出现的这种恶性循环：

    押运犹太人的党卫军好奇地看着男人和女人随处大小便——在站台上，在铁轨中间。德国乘客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厌恶：这些人活该倒霉，看看他们的品行吧。天理昭昭，这不是人，算不上人类，而是动物。[109]

    通向种族灭绝的感情道路——愤怒、恐惧和厌恶——可以有若干种组合。在政治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研究20世纪种族灭绝历史的著述《比战争更槽》（Worse than War）中，他指出，不是所有的种族灭绝都有同样的原因。他对屠杀分类的依据是受害群体是否被非人性化（被视为道德反感的对象），是否被妖魔化（成为道义愤怒的对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两者皆非。[110]剿灭一个被非人性化的群体，看起来就像杀死一群寄生虫，比如德国殖民者眼中的赫雷罗人，土耳其人眼中的亚美尼亚人，苏丹穆斯林眼中的达尔富尔黑人，以及欧洲殖民者眼中的各种原住民。相比之下，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被视为有正常推理的能力。有推理能力但仍选择异端邪说而拒绝真正的信仰，因此更加十恶不赦。这些当代的异端包括专制的受害者，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萨尔瓦多右翼独裁政府的受害者。此外，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恶魔——这个群体不仅是令人憎恶的劣等人，而且卑鄙邪恶。纳粹就是这样看待犹太人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也是这样看待彼此的。最后，可能还有一些既不是劣等人种也不是恶魔，但被认为是潜在的掠夺者，必须抢占先机予以清除，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无政府状态中发生的屠杀。

    * * *

    到此为止，我已经对种族灭绝进行了如下解释：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将人按照某些特质聚类分群；而在道德感上，将人等同于他所类属的群体。个人或军队之间的霍布斯竞争的结合可以转化为种族之间的霍布斯竞争。但是，种族灭绝还有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杀害几百万人，你需要一个意识形态。[111]强势政权推崇乌托邦的信条，将个体完全淹没在道德化的范畴之中，利用这些信条煽动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造成了种族灭绝死亡人数分布上的异常值。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包括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期间的基督教（以及一个分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法国大革命政治恐怖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奥斯曼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民族主义，以及德国集中营背后的纳粹主义等。

    为什么乌托邦意识形态总是将人类引向种族灭绝？乍看之下，这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乌托邦不可行，但追求完美世界的努力是否至少应将我们引向更美好的世界——60%完美度的世界，或者15%完美度的世界？毕竟，一个人必须有追求才会有成就。难道我们不应该树立更高的目标，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想象前所未有的图景，并追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

    乌托邦意识形态引发种族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给出的是一个恶性功利计算。在乌托邦中，每个人都是永远幸福的，所以其道德价值无限外推。将一辆威胁到5个人性命的失控列车换轨到会撞死1个人的支道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同意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假定有1亿人的生命，甚至10亿人的生命可以得救，甚至可以外延到无限的将来，无数的生命为此得救，那么，我们能接受多少人的生命为了这无限的善而牺牲呢？死上几百万人似乎还是很合算的。

    不仅如此，想想某些人明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却还要反对它，他们就是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个无限善的唯一障碍。他们该有多么恶毒？大家心里都明白。

    第二，乌托邦都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蓝图。在乌托邦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人呢？好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有些生来倔强，也许在本质上就从属于某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未来美好新世界中绝无立足之地。也许在社区共享的世界，他们太富于独创性；在劳工世界，他们就是书呆子；或者，在一个虔信的社会，他们鲁莽轻率、不拘小节；在一个强调团结的社会，他们有强烈的家族意识；或者，在一个返璞归真的世界，他们过于都市化和商业化。如果你在一张白纸上设计完美新世界，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从规划中剔除这些人呢？

    在《血与土：从斯巴达到达尔富尔种族灭绝和灭绝的世界历史》（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一书中，历史学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提到了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古怪特征。人类一次又一次回望早已消失的农耕天堂，梦想复兴健康的田园生活来取代日益扩张的腐败都市。在第4章，我们看到，启蒙运动在都市知识分子世界形成之后，德国反启蒙运动者大肆浪漫化人对土地的依附，他们赞美的正是基尔南此书的标题：血与土。浪漫派将世界看作一个和谐、纯净而有机的整体，而难于管治的都市人口，它的流动性，以及居民按照族群和职业聚居，都是对浪漫想象的公然冒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都追求乌托邦，脑子里装满本民族在祖国的土地上繁荣昌盛的图景，其实蓝本就是最初开始定居生活的部落祖先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112]农耕乌托邦主义成为希特勒双重偏执的依据：一重是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是商业和城市的盟友；另一重是他狂妄的计划，他要将人口稀少的东欧变成让德国城市居民殖民的农庄。柬埔寨市民被赶到农村杀戮场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集中在城市的商业活动本身也容易触发道德仇恨。我们在第9章将会看到，人的经济学直觉根植于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一对一的等价交换，比如，三只鸡换一把刀。真正理解当代经济的那套抽象数学道具，比如货币、利润、利息和租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13]在直觉经济学中，农民和工匠生产的是可触摸到的有价值的物品。商人和其他中间商在转手商品时牟利，但没有产生新的商品，所以，通过使素不相识或相距遥远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但仍被视为寄生虫。更加卑鄙的是放债的钱商，他们借出一笔款项，收回时却要求一笔附加款，尽管他们的信贷服务让一些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人们习惯于无视商人和放债人的无形贡献，将他们看作血吸虫（又是一个使用生物学词汇的隐喻）。对个别中间商的反感，很容易会变成对一个族群的反感。中间商这个职业所需要的必备资本主要是专业知识，而不是土地和工厂，知识更多地在家族亲友之间传递，而且具有很好的便携性。出于这些原因，一些特定的族群擅长经商理财，经常在有需求的社区之间迁徙，并且成为致富的少数族裔——同时也成了嫉恨和憎恶的对象。[114]很多歧视、驱逐、骚乱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都曾经是擅长经商的社会团体或族群。他们包括苏联和柬埔寨的资产阶级少数民族，东非和大洋洲的印度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华人，还有就是欧洲的犹太人。[115]

    政治屠杀往往是终结旧时代诗作中的高潮，是暴力的最后一次出击，它将把人类带进千秋万代的祝福之中。研究政治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传统宗教的末日观如同两条平行线。

    在历史学家乔基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和乔治·莫斯（George Mosse）的著述中，他们对纳粹的末世主义做了如下评价：

    希特勒许诺一个“千年帝国”，一个永恒的完美世界，与《新约》启示录中恶魔重返世界之前的千年福地、善与恶的较量以及上帝战胜撒旦的最后胜利非常相似。他对纳粹党国的全部想象都极为神秘，弥漫着宗教——多为基督教的气息，充斥着仪式和符号。它的党国服从更高的律令——一个由先知希特勒受命完成的天赋重任。[116]

    最后，要胜任这些工作，有特殊的资格要求。你想承受管理一个完美世界的压力和责任吗？乌托邦社会的领导人需要极端自恋和无情。[117]这些领袖对其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对渐进改革和动态调整毫无耐心，完全不顾及他们的宏大实验对人类产生的实际后果。

    要想理解种族灭绝，必须理解领导人的动机，因为心理要素——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霍布斯的贪婪、恐惧和复仇，厌恶情绪的道德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瞬间征服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煽动他们大开杀戒。各个不同的群体，可以互相回避、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蔑视，但仍然可以长期共存，完全不发生种族灭绝。[118]比如，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非裔，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非洲人。甚至在纳粹德国，反犹情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也只有希特勒及其几个狂热的党羽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个好主意。[119]而当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常是警察、军队或者民兵真正下手谋杀。[120]

    公元1世纪，塔西陀说过：“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据政治学家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s）一书中的描述，塔西陀的分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种族灭绝。[121]一个领袖或者一小撮党棍决定何时开始种族灭绝，他向相对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下达行动命令。这些人都是真诚的信徒、坚定的追随者和流氓恶棍（就像在中世纪一样，通常是从罪犯、流浪汉和无业年轻人中招募而来）。他们指望大多数人不会出头阻挡他们，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也确实会如此，我们在第8章中将论述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产生种族灭绝的心理要素，比如本质主义、道德化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影响。领袖及其追随者满脑子都是这些意识形态，但是大众不需要太多，就足以打破平衡，让领袖的计划付诸实施。20世纪种族灭绝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证实了领袖的不可或缺。当他们被推翻或者死去之日，就是种族灭绝停止之时。[122]

    * * *

    如果这个分析的思路是对的，那么，人性（包括本质主义、道德化和直觉经济学）被毒化、霍布斯安全困境、末世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手中的机会都是种族灭绝的土壤。问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历史学家从来不认为种族灭绝是个有趣的课题。图书馆里关于战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关于种族灭绝的研究几乎是零。乔克和约纳松指出，对于古代历史，“我们知道朝代更替，帝国消亡，城市灰飞烟灭。我们怀疑在这种时刻有些战争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牵涉其中。他们的命运实在无足轻重。如果有什么地方提到了他们，通常也是和牛羊牲畜的损失放在一起”。[123]

    种族灭绝绝不是20世纪特有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许多战乱和杀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灭绝。熟悉上古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毁灭了米洛斯。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雅典人处死了所有从军年龄的男子，将全体妇女和儿童掳为奴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灭绝迦太基和它的全部人口。其行动之彻底，以至于古罗马人自己形容说已将敌人碾为齑粉，无形可循。其他历史性的大屠杀还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希伯来《圣经》中的记载，十字军的屠杀和洗劫，对阿尔比派异端的镇压，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欧洲的驱巫运动和欧洲宗教战争的暴行。

    《近代大屠杀历史》的作者们坚持认为，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世纪”，的确是有些莫名其妙。乔克和约纳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写道：“种族灭绝遍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强调，书中对20世纪之前的11次种族灭绝的案例研究“既不彻底，也没有代表性”。[124]基尔南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此书的一项主要结论是种族灭绝在20世纪之前确实是经常发生的。”只要看一看目录的第一页，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第一部分：早期帝国扩张

    1.古代种族灭绝和早期现代社会

    2.西班牙征服新大陆，1492—1600年

    3.东亚的枪炮和种族灭绝，1400—1600年

    4.早期近代东南亚社会的种族灭绝

    第二部分：殖民时期的殖民者

    5.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1565—1603年

    6.北美殖民地，1600—1776年

    7.19世纪澳大利亚的种族灭绝暴行

    8.美国的种族灭绝

    9.殖民者在非洲的种族灭绝，1830—1910年[125]

    鲁梅尔有数据支持自己的结论：“皇帝、国王、苏丹、大汗、总统、总督、将军和其他统治者对自己的人民或那些受其保护或统治的人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统计了20世纪之前的16场大屠杀的133 147 000名受害者（包括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俄国的受害者），并推测政治清洗的死亡总数是625 716 000人。[126]

    这些学者不是不加鉴别地把每个历史时期的数据都列在清单上。对于数字，他们相当谨慎。比如，他们注意到尽管有种族灭绝式的事件，但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疾病，而不是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在1638年剿灭了佩科特人（Pequot），事后，英克里斯·马瑟牧师要求他的会众感谢上帝，为了他们能“在一天之内将600个野蛮的灵魂送进地狱”。[127]庆祝种族灭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他后来还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校长，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座右铭是：“发扬马瑟精神！”）

    马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种族灭绝而感谢上帝的人。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看到过，耶和华命令希伯来人进行十几场大屠杀；而在公元前9世纪，摩押人以屠城回敬希伯来人，他们以他们的神阿斯塔-基摩的名义杀光了几座希伯来城市的居民。[128]在创作于约公元400年前后的《薄伽梵歌》中，有一小节描述了因为凡人阿诸那不愿意杀死他的祖父和老师所属的敌对派系，印度教的克利须那神训斥他说：“对你来说，没有比为宗教原则而战更好的事业了；没有必要犹疑……灵魂无畏刀砍火烧……（因此）你何必为一个不值得悲悼的东西而哀伤。”[129]受约书亚征战的激励，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打败爱尔兰人之后，将一座爱尔兰城镇的男女老幼屠杀殆尽，他随即向议会解释他的行动说：“这是为了感谢主保佑我们在德罗赫达（Drogheda）的努力。城里有三千多名敌人。我相信我们已经将他们全数消灭。”[130]英国议会全票通过一项动议，声明“既是作为他们有罪当罚的正义，也是出于警示后人的慈悲，议会特此批准该项在德罗赫达的处决”。[131]

    让人震惊的事实是，直到最近，只要此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们一直不认为种族灭绝有什么特别的错误。只有一个例外，是16世纪西班牙神父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他抗议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对美洲原住民的残暴行径。用蒙特西诺斯自己的话说，他不过是“旷野里孤独的呼喊者”。[132]当然，有一些军人的戒律——有些甚至源自中世纪，徒劳地试图阻止战争中对平民的杀戮，也有具备早期现代性的思想家，例如伊拉斯谟和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偶尔发声抗议。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末，当公民开始抗议在美国西部和大英帝国发生的血腥杀戮时，反对种族灭绝才成为主流意识。[133]甚至直到那时，西奥多·罗斯福——未来的“进步”总统，在1886年曾经这样写过：“我不想走得太远，说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10个人中有9个是这样的。而对第10个人，我认为也是不要仔细追究为好。”[134]根据文学评论家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记录，直到20世纪，还有很多英国文人肆无忌惮地歧视大众，认为他们粗野、没有灵魂，仿佛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种族灭绝式的狂想时时冒头。1908年，D. H.劳伦斯写道：

    如果我能为所欲为，我要建一个像水晶宫一样大小的行刑室，军乐队演奏着轻柔的音乐，电影放映机放着片子；然后我要到大街小巷里找到那些病病歪歪的、半死不活的人，还有那些残废；我会温柔地给他们带路，他们会懒洋洋地对我报以感激的微笑；乐队这时会轻轻地奏起《哈利路亚大合唱》。[13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在民调中被问及如果美国取胜，应该如何处理日本人，10%~15%的人回答说“彻底消灭”。[136]

    转折点出现在战后。当时英语中甚至没有专门指称种族灭绝的词，直到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一份关于纳粹在欧洲的统治的报告中创造了这个词。一年之后，这份报告被作为简报送交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137]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性迫害震惊了世界，不仅因死亡人数之巨，而且是集中营的恐怖景象：流水线式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堆积如山的鞋子和眼镜，像瓶塞子一样码放在一起的尸体。1948年，莱姆金推动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灭绝——不论受害者是谁——视为犯罪。詹姆斯·佩恩注意到一种很另类的进步：今天否认集中营的人至少感到要否认集中营曾经存在，而在以前，种族灭绝的施暴者和同道却会炫耀自己的残忍。[138]

    正因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经历的勇气，世人认识到了种族灭绝的恐怖。乔克和约纳松意识到这些幸存者回忆的历史性价值。[139]在过去，种族灭绝的幸存者认为自己是屈辱的失败者，回忆往事只能是在严酷的历史判决上向揭开的旧伤疤上撒盐。只有在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被接受之后，种族灭绝才成为反人类罪，幸存者则成为审判庭上的证人。战后不久，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出版了女儿的日记，他们一家在纳粹占领的阿姆斯特丹为逃避进集中营而东躲西藏。被发现后，安妮被押解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后因伤寒死在那里。她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的逃亡生活。20世纪60年代，埃利·威塞尔和普里莫·莱维分别出版了有关犹太人在集中营被关押和处死的回忆录。今天，《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和威塞尔的《夜》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书。后来又有其他幸存者——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吉卜赛人，以及波斯尼亚人、图西人和达尔富尔人也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一直不断地重新定位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些回忆录就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乔克和约纳松说：“纵观大部分人类的历史，只有统治者才是主角，而在20世纪，被统治者第一次成为历史的主角。”[140]

    任何一个和集中营幸存者一起长大的人都知道，回忆和讲述那些可怕的往事并非易事。战后几十年中，他们还是觉得那些经历都是难以启齿的耻辱。他们想忘掉这一切，除了受害者的羞耻之外，还因为他们在绝望的深渊里挣扎，泯灭了最后一丝人性，那些遭遇之沉重，令人不堪回首。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家族姻亲，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就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他抓住我的手腕，开始讲这样一件往事。一群人正在默默地吃饭，突然其中一个人倒在地上死了。其他人立刻扑到他因腹泻而沾满粪便的身体上，从他手里抠出一块面包。当他们分这一小块面包时，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所得比其他人少得多，于是开始愤怒地争吵。把这样丑陋的故事讲出来，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还需要对听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理解故事的背景，不会武断评价当事人的品德。

    * * *

    尽管数千年来种族灭绝的数量之多掩盖了种族灭绝的百年历史，但人们对大屠杀在20世纪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走势仍然很茫然。鲁梅尔是第一个尝试对之进行数字分析的政治学家。在他的两部书——1994年出版的《政府造成的死亡》和1997年出版的《政府屠杀的统计》中，他分析了直到1987年的20世纪中141个主使过政府大屠杀的政权，以及对照组——73个未参与大屠杀的政权。他搜集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对死亡人数的独立估算（包括亲政府的来源和反政府的来源，他假定两者都有倾向性，因此互相抵消），通过合理性检验，取比较可靠的中值。[141]他对“政府屠杀”的定义接近乌普萨拉的“单边暴力”和我们平常所使用的“谋杀”的概念，不过行凶者是政府而不是个人，受害人一定没有武装，杀戮是有意识的行为。政府大屠杀包括种族灭绝、政治大屠杀、清洗、恐怖、行刑队（包括政府姑息纵容的私人民兵组织）处决平民、围困和查抄食品制造的人为饥荒、集中营内的死亡，以及德累斯顿、汉堡、广岛和长崎这样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142]

    部分原因在于鲁梅尔在他的政府屠杀定义和书名中都使用了“政府造成的死亡”这一短语，他的结论是在20世纪有近1.7亿人死于他们自己的政府之手，这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那里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因。但是，从鲁梅尔的数据中，我们得出的教训不应该是“政府是原本可预防死亡的主要成因”。我这样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鲁梅尔的“政府”概念不严谨，它包括民兵、准军事组织和军阀，而这些组织的出现恰恰表明政府过分无力而不是过分强大的迹象。怀特检查了鲁梅尔的原始数据并进行了计算，他认为，鲁梅尔名单上的24个伪政府造成的大屠杀死亡平均中值是约10万人，而被承认的主权国家政府所造成的屠杀死亡的平均中值是3.3万人。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说，政府造成的死亡比政府的替代品造成的死亡要少2/3。[143]而近年来，大多数政府都不曾沾手任何大屠杀，它们通过推行疫苗、卫生、交通安全和治安所防止的大量死亡，远远高于它们制造的屠杀死亡。[144]

    但是，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只有少数特定形式的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准确地说，141个大屠杀政权制造的死亡中有3/4是4个政府所为，鲁梅尔将这类屠杀政权称为“巨型谋杀犯”。[145]其余死亡中的11%由11个巨型谋杀犯承担，包括造成600万人死亡的日本帝国、190万人死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剩下13%的死亡分属于126个政权。种族灭绝不完全遵守幂律分布，除非将许多原本不被算作种族灭绝的较小杀戮都放在尖峰部位。但是，种族灭绝的分布绝对是倾斜的，高度符合80∶4规则——4%的政权制造了80%的死亡。

    而且，政府屠杀的死亡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政府制造的。[146]极权政府要对1.38亿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占全部政府屠杀死亡的82%。排在第二位的是专制政权，死亡人数为2800万人。它是指能容忍企业和教堂等独立社会机构的独裁政权。被鲁梅尔定义为开放、竞争、选举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权杀害了200万人（主要是殖民帝国，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粮食封锁和对平民的轰炸）。政府屠杀死亡在不同政体之间的倾斜分布不仅说明极权政治巨兽的潜在受害者的绝对数量之惊人，鲁梅尔还发现，在百分比上，20世纪极权政府谋杀了它们治下4%的人口。独裁政府杀害了自己1%的人民，而民主政府杀死了自己0.4%的人民。[147]

    鲁梅尔是“民主和平论”的先驱之一，他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战争，而且特别适用于种族灭绝。他说：“在权力的两个极端上，极权政府屠杀了自己数千万的人民，而在许多民主国家，处决系列杀人犯都是罕见之举。”[148]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屠杀是因为民主政体在理念上以包容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府的权力受到一系列制度的制约，因此一个领导人无法凭自己的一时冲动在国内调动军队大量杀害人民。通过对20世纪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鲁梅尔展示了即使在各国的民族多样性、富裕程度、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文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穆斯林、盎格鲁人等）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屠杀与不民主之间高度相关。[149]他认为，各种教训明确无误：“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民主。行动的进程则是推进自由。”[150]

    种族灭绝的历史趋势如何？鲁梅尔尽量按年度来分解政府屠杀的数据，图6-7中的灰色曲线是按照世界人口比例排列的鲁梅尔的数据。和战争中的死亡一样，政府屠杀的死亡也集中在20世纪中期狂暴的“血潮”中。[151]这滚滚血潮中有纳粹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大清洗、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暴行，也有大战期间对欧洲和日本城市的狂轰滥炸。图左侧上行线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以及苏联的集体化运动杀害的几百万乌克兰人和富农。右侧的曲线上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杀害的德裔。对这样内容的图表说任何好话都是令人不快的，但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不能不说：20世纪40年代之后，世界再未闻到过那样的血腥味，40年中政府屠杀的死亡率（和绝对数量）尽管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小高潮是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进行的杀戮，另外一个高潮是7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的屠杀。）鲁梅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屠杀的减少归功于极权政治的衰落和民主国家的兴起。[152]

    图6-7 1900—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灰色线，1900—1987年数据来自鲁梅尔，1997年。黑色线，1955—2008年数据来自“政治动荡专责小组（PITF）国家失败问题数据库，1955—2008年”，马歇尔、格尔和哈尔夫（Marshall, Gurr & Harff），2009年；制度和平中心，2010年。后者的死亡数据是哈尔夫2005年发表的表格8.1中各项值域的几何平均，根据在Excel数据库中的比重按年度分列。世界总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00—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为与其他数据可比，乘以1.01。

    鲁梅尔的数据库截至1987年，恰逢世事开始新一轮的转变。此后不久，民主大行其道——而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让全世界目瞪口呆。许多观察家得出的印象是，尽管我们本应吸取教训，但这些“新型战争”说明我们仍生活在大屠杀时代。

    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最近增补了种族灭绝统计的数据。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短短4个月内，1万名手持砍刀的男子杀害了70万图西族人，凶手中很多都是胡图族领头人匆忙中招募来的醉鬼、瘾君子、捡破烂的和黑帮成员。[153]许多观察家相信，大国的军事干预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伙人手有限的大屠杀凶手。[154]比尔·克林顿为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而愧疚不安，1998年，他授命哈尔夫分析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155]她收集了（斯大林过世和非殖民化进程开始的）1955—2004年的41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的资料。她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比鲁梅尔更严格，而接近莱姆金最早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国家或者武装当局有意识地使用暴力全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可识别的群体。如果严格依照人们对“种族灭绝”一词的理解，即对种族文化的灭绝（ethnocide），一个群体因为其种族属性而被孤立及消灭，这些资料中只有5次种族灭绝。其余大部分是政治屠杀，或者政治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混合——一个特定种族的成员被指属于受打击的政治派别。

    在图6-7中，我将哈尔夫政治动荡专责小组的数据和鲁梅尔的数据排列在同一个坐标轴上。她的数据远远低于鲁梅尔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据尤为明显，因为她使用的某个事件中被处决的受害者人数要保守很多。但是，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接近，从1971年之后一路下降。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的破坏性远远无法与“血潮”时期相比，我在图6-8中聚焦放大了哈尔夫的曲线。图形使用的数据来自第三套数据——乌普萨拉单边暴力数据库，包括每一年中政府或武装当局杀害25人以上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说，行凶者不是必须有灭绝整个群体的意图。[156]

    图6-8 1956—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政治动荡专责小组数据估计，1955—2008年，与图6-7相同。乌普萨拉数据，1989—2007年：来自http：// www. pcr. uu. se/research/ucdp/datasets/的“高死亡率”估计除以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世界人口数，2010年c。

    图形显示冷战后的20年中未曾发生过种族灭绝。相反，大规模杀戮的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这15年中，人类见证了印度尼西亚对共产党的政治屠杀（1965—1966年，约70万人遇害），布隆迪的图西族人杀害胡图族人（1965—1973年，约14万人遇害），巴基斯坦人在孟加拉实施的屠杀（1971年，约170万人遇害），苏丹的南北暴力冲突（1956—1972年，约50万人遇害），乌干达伊迪·阿明政权的暴行（1972—1979年，约15万人遇害），柬埔寨的疯狂（1975—1979年，250万人遇害），最终触发船民灾难的越南10年大屠杀（1965—1975年，约50万人遇害）。[157]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内，发生了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种族灭绝（22.5万人死亡）、卢旺达种族灭绝（70万人死亡）和达尔富尔种族灭绝（2003—2008年有37.3万人死亡）。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图形毫无疑问是下行线。（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我仍然使用了这个数据库的数据。）[158]21世纪头10年是过去50年中第一次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10年。乌普萨拉的数据的时段更有限，而他们的估算也一如既往更加保守，但即使如此，数据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在单边暴力中最为突出，此后，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规模的血腥恐怖。

    哈尔夫的工作不仅是收集种族灭绝的资料，还需要找出风险因素。她注意到，这些大屠杀都发生在国家失败之后的混乱中，比如内战、革命或者政变。她设计了一个对照组，93个国家失败但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案例，对照组尽量接近那些发生了种族灭绝的国家；然后，她对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寻找事件发生前一年的特殊因素。

    分析的结果是，某些人们原来认为重要的因素其实无足轻重。比如，有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多民族聚居历史积怨必然爆发的结果，但哈尔夫的分析表明，民族的多样性对屠杀没有影响作用，因此否定了上述成见。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影响因素。穷国往往有更多的政治危机，虽然政治危机是发生种族灭绝的必要条件，但在发生政治危机的国家中，并不是越穷就越可能发生种族灭绝。

    哈尔夫的确从3/4的案例中找到了6个区别大屠杀型危机和非大屠杀型危机的风险因素。[159]一个因素是该国是否有种族灭绝的历史，不论引致屠杀的风险因素是什么，一旦曾经存在，就不会轻易消失。第二个预测因素是该国政治不稳定的近况，确切说，在过去15年内政权危机和种族战争或革命战争的次数。感觉权力受到威胁的政府会起意消灭或惩罚它们认为有颠覆意图或受到蛊惑的集团，而且也更愿意在反对派动员起来之前利用混乱实现自己的目的。[160]第三个因素是统治精英是否来自少数民族，这就是说，这些精英对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加倍地紧张不安。

    其余三个因素与“自由和平论”相似。哈尔夫证明了鲁梅尔坚持的观点，即民主是防止种族灭绝的关键。1955—2008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专制国家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的3.5倍。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三连胜“戏法”：民主国家较少发动国家间战争，民主国家较少发生大规模内战，民主国家较少出现种族灭绝。部分民主国家（伪民主或权贵倾轧）比专制国家更容易发生暴力型政治危机，正如我们在费伦和莱廷对内战的分析中所看到的一样。但是，当危机发生之后，半民主国家发生大屠杀的可能还是低于专制国家。

    另一个具有三连胜特色的因素是开放贸易。哈尔夫发现，一个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大，就越不可能发生种族灭绝，同时也越不会与其他国家交战和陷入内战。贸易抵抗种族灭绝的预防效应不可能来自贸易本身的正和收益，这与国际贸易和国家间战争的关系不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贸易（进口和出口）并不包括与弱势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政治团体之间的贸易。那么，为什么贸易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呢？一种可能性是，A国对生活在B国境内的某个集团有社群性或道义性的关切。如果B国想和A国进行贸易，它只能克制消灭这个集团的冲动。此外，参与贸易要求平和的心态，包括具有遵守国际准则和法制的意愿，以及承担增加本国人民的物质福祉的使命，而不是追求纯洁、光荣和完美正义这些虚妄的幻象。

    大屠杀的最后一个预测因素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如果统治精英坚持认为某个特定的集团是他们实现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对他们“不承担任何普世性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就更有可能进行种族灭绝。如果精英具备更务实和折中的治理理念，结果就会相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包括伊斯兰主义（特别是执行伊斯兰教法）、反共军国主义以及将特定种族或宗教妖魔化的各种民族主义。

    哈尔夫总结了这些风险因素叠加最终爆发种族灭绝的路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种族灭绝和政治大屠杀要么是意识形态式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柬埔寨，要么是报复性的，比如伊拉克（萨达姆1988—1991年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镇压）。通常通过内战或者革命新掌权的精英，充满要创造新世界的想象，于是要铲除破坏和危险分子，意识形态型的大屠杀往往以此为起点。报复性的种族—政治大屠杀一般发生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期间……通常是一方——多数是政府方试图在叛军军事上失利之后，消灭敌人的群众基础。[161]

    导致过去30多年种族灭绝减少的因素也许就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数量减少的原因：稳定的政府、民主、开放贸易，以及提升个体利益而不是群体斗争的人本主义执政理念。

    * * *

    逻辑回归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一台绞肉机，输入一套变量，挤出的产出就是可能性。它背后被掩盖的是种族灭绝生命损失的极端非正态分布——极少数的人，受到若干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采取行动，就可以制造超大量的死亡。风险因素在不同水平上的运动决定了大屠杀受害人是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是，对那些最恐怖的、受害者以千万人计的大屠杀来说，最能影响它们的往往不是渐变的政治力量，而是几种具有偶然性的思想和事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不啻为一场历史海啸，它对人类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影响。希特勒在1913年读到马克思的作品，尽管他憎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乌托邦的斗争哲学中，只不过用种族置换了阶级而已。[16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屠宰场从来不出产煎蛋饼。”瓦伦蒂诺总结说，“现在欢呼 ‘历史的终结 ’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种激进思想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接受，人类也许确实可以期待在新世纪大大减少杀戮的数量，不再重复上个世纪的恐怖。”

    在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几位在20世纪几个特定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我已经提到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的观点。[163]不过，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以狂热杀害上千万生命的暴君。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是研究斯大林的专家，他总结说：“如何看待整个大清洗的性质，取决于对斯大林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最终分析。”[164]

    恐怖主义的走势

    恐怖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暴力种类，它造成的恐惧远远高于它造成的伤害。与凶杀、战争和大屠杀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就是个背景噪声而已。自1968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大约为2500人。[165]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数字至少比这个数字高出两个数量级。

    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困扰。评论家和政治家对恐怖主义喋喋不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在性”（existential）一词，作为对威胁和危机的一种修饰被频繁使用，这可是自萨特和加缪过了鼎盛期之后难得一见的现象。专家宣布，在恐怖主义面前，美国“脆弱”和“易碎”，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均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166]比如，在《大西洋月刊》 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负责反恐的前白宫官员十分肯定地预言：到“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的时候，由于美国的赌城、地铁、购物中心连续发生爆炸，民航客机常规性地被肩式导弹击落，化工厂遭到破坏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经济将陷入瘫痪。[167]国土安全部的庞大官僚机构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戏剧性地向全国发布按颜色分级的恐怖活动警戒，劝告国民储备塑料布和胶带，紧张地到处检查身份证件（尽管假证件随处可见，布什总统自己不到饮酒年龄的女儿就因为用假证件点鸡尾酒而被警察逮捕），在机场没收所有指甲刀，在乡下的邮局外面修建水泥防护墩，还开列了8万个“恐怖袭击潜在目标”，其中还包括佛罗里达州一个糊弄游客的景点“威基-沃奇泉”，那里不过是有些漂亮女子扮作美人鱼在玻璃水缸里游来游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杀害了些许美国人的反应。“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在图表上完全无法显示，在幂律分布上，它落在尾巴的最后，而分布本身说明了恐怖主义袭击的水平在下降。[168]“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建立了“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最重要的对公众开放的有关恐怖主义袭击的数据资料）。它的数据表明，1970—2007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另一次恐怖袭击杀死了500人。[169]在美国国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城炸毁了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造成165人死亡。1999年，两名青少年学生在科伦拜恩中学开枪扫射，造成17人死亡，其他的恐怖袭击杀害的人数均不到12人。除“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美国境内在38年间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是340人，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一天开启了所谓的恐怖时代，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是11人。国土安全部挫败了另外一些袭击计划，但他们宣称的战绩中有很多最后都表明是“大象去除剂”，每一个没有见到大象的日子，都是去除剂有效性的证明。[170]

    让我们将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不论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可预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对比。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倒，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包括300人死于浴缸里发生的溺毙意外）, 3000人死于火灾，2.4万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300人在卧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内容物吸入气管，还有1.7万人死于“其他和未分类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遗症”。[171]事实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熔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172]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袭击的小举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做过一个估算，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美国有很多人因恐惧飞机遭劫持或破坏而避开飞行，选择驾车出行，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乘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死亡风险，等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12英里。换句话说，为避免乘坐飞机而产生的死亡人数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空难人数的6倍。[173]当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将美国卷入两场战争，战争造成的英美两国国民的生命损失远远甚于劫机者，更不要说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损失了。

    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差异并非偶然。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着眼点，正如这个字眼的字面意义所表明的。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定义（比如老话说，“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有预谋的暴力，执行者是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暴力的对象是非战斗人员（平民或者休假中的士兵）。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性的，手段是胁迫某个政府或者恐吓大众并传达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可以是让一个政府屈从于他们的某个具体要求，可以是腐蚀大众对政府保护能力的信心，或者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由此煽动人民对抗政府，或者制造社会动荡，以期恐怖集团获胜夺权。恐怖分子的个人动机是为了某种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诡秘，常被人斥责为“卑鄙”。他们精于传播，惯于通过制造恐惧追求名声和公众的注意力。

    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它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完全不相称。认知心理学家，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泽和斯洛维奇都证明，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174]第一个是可测度性（fathomability）：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影响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感到特别紧张。第二个是畏惧（dread）。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风险（这里指承受风险的人，不是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的错觉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它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才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数字化社会。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类配置警惕性资源的最佳指导。而且，过去对危险认知心理上的种种怪癖缺乏科学的解释，人们利用这种无知谋取第二重利益：人们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威胁以便勒索赔偿，或以此来召唤盟友共同抗敌，甚至为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找借口（第4章中我们讨论过的迷信杀戮）。[175]

    我们都知道风险认知上的谬误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财力与法律被用于防止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和消除自来水中的化学残留物，这些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另外一些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却受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176]有时，一件广为报道的事故可以成为一个先知的寓言，一个预示末世灾变的不祥征兆。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无人死亡，甚至对癌症发病率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美国为此停止了核能的发展，转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剧了全球变暖趋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家意识上扮演了一种不祥的角色。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新奇、不可捉摸、灾变性（与过去相比）和不公平的，从而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恐怖主义者在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赢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国土安全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竟然在其使命陈述中警告说：“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武器发动袭击。”乌萨马·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义的这种优势，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现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充满了恐惧”，他花费50万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造成超过5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77]

    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偶尔也能看懂恐怖主义的这笔账。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克里一时忘情，对《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说：“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他们只是些讨厌鬼。作为一个前执法人员，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消灭卖淫，永远不可能消灭非法赌博，但是我们可以压低有组织的犯罪率，将它保持在一个不会泛滥的水平上。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胁人民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它就是那种你必须持之以恒地与其战斗，但对你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构成威胁的东西。”[178]在首都华盛顿，所谓“失态”就是“一位政客说了大实话”，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对克里不依不饶，说他“不适合当领导”，克里则很快收回了自己的发言。

    恐怖主义的兴亡成为暴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章节，不是因为它带来的伤亡数字，而是因为它带来的恐惧心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在未来，如果恐怖分子进行核武袭击的假说成为现实，它确实能带来巨量的死亡。我会在下一节讨论核恐怖主义，但现在我还是只讨论现实中发生过的暴力形式。

    * * *

    恐怖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2000年前，古罗马人征服犹太人之后，一群犹太抵抗战士暗杀古罗马官员和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期望以此迫使古罗马人撤出。11世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教派完善了自杀式恐怖主义形式，他们设法在公众场合接近叛教的领袖，公开行刺。行刺者深知自己会被领袖的贴身保镖当场杀死。从17世纪到19世纪，印度的一个邪教组织勒死了数万名游客，作为对女神迦梨的祭祀。这些组织没有完成任何政治变革，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留下了遗产：奋锐党、阿萨辛派，还有印度暗杀团。[179]如果你听到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的时候，能想象到一个身着黑大氅投掷炸弹的人，那说明你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发动“行动宣言”运动，引爆咖啡馆、议会、领馆和银行，刺杀了十几位欧洲国家政要，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King Umberto Ⅰ）和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遇刺首脑的赫赫威名命名的街道和他们的纪念碑标志着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恐怖主义的力量。

    任何认为恐怖主义是2000年之后新现象的人都没有什么记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是浪漫政治暴力流行的年代，发生了不下几百起爆炸、劫持人质和枪击事件，参与者有各式各样的某某军、某联盟、某某旅、某集团或者某阵线。[180]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军”、“犹太防御联盟”、“地下气象员”（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词“没有气象员你也知道风向哪边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武装组织），当然还有“共生解放军”（SLA）。70年代，共生解放军上演了一出超现实大戏。1974年，他们绑架了报业大亨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一番洗脑之后，让她入伙，而她立刻取“丹娘”为假名，协助同伴抢劫银行，并站在七头毒蛇军旗前留下头戴贝雷帽手持机关枪的玉照。她的这张照片成为我们时代的三大标志性图片之一（另外两张图片，一是尼克松最后一次乘坐总统直升机离开白宫前挥手致意的照片，另一张是头发蓬松的比吉斯兄弟身穿白色涤纶迪斯科套装的照片）。

    在同时期的欧洲，英国有“临时爱尔兰共和国军”和“阿尔斯特自由战士”，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旅”，西班牙有“埃塔”（巴斯克分离分子小组），而日本有“日本赤军”，加拿大有“魁北克解放阵线”。当时，恐怖主义已经是欧洲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1977年的爱情故事片《朦胧的欲望》（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中，恐怖活动只是一个玩笑，到处都有汽车和商店被炸，影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些恐怖组织现在都去哪里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内恐怖主义已经和涤纶迪斯科套装一样销声匿迹。人们很少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些组织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而且它们全都消亡了。[181]此事似乎难以置信，但这正是你周围的世界。以色列继续存在，北爱尔兰仍然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克什米尔还在印度手中。在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魁北克、波多黎各、车臣、科西嘉、泰米尔—伊拉姆或者巴斯克地区，没有一个成为主权国家。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有成为伊斯兰神权国家，日本、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没有被宗教、无政府主义或者新时代乌托邦主义统治。

    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印象。政治学家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ms）于2006年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恐怖主义行不通》（Why Terrorism Does Not Work）。他在文章中检视了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划定的28个外国恐怖组织，其中大部分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如果不考虑那些纯粹的战术成功（比如媒体曝光、新的支持者、释放囚犯和赎金），他发现，只有3次恐怖组织的行动（占总数的7%）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真主党分别在1984年和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赶走了多国维和部队与以色列的军队；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赢得对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线的控制。如果算上斯里兰卡在2009年反手打败了猛虎组织，恐怖组织的获胜率就剩下2∶42，不足5%。这个获胜率大大低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压力，比如经济制裁在同期的胜算率为1/3。回顾最近的历史，亚伯拉罕表示，恐怖主义偶尔会有所成功，当然是在它们锁定一个区域性的目标时，比如将外国势力从人家自己已经厌倦了的占领区赶走，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国家大举撤离殖民地，不论有恐怖活动还是没有恐怖活动，这些撤离都是要发生的。[182]但是恐怖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从来没有能够在一个国家实施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彻底推翻一种意识形态。亚伯拉罕还发现，在仅有的几次成功中，恐怖组织针对的对象是军队，而不是平民，所以它们的角色更像游击队，而不是恐怖分子。以平民为首要目标的恐怖行动一向是以失败而告终。

    政治学家奥德丽·克罗宁（Audrey Cronin）在她的著作《恐怖主义如何走向终结》（How Terrorism Ends）中研究了一组更大的数据：自1968年以来活跃过的457次恐怖行动。和亚伯拉罕一样，她也发现恐怖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目的。恐怖组织速生速灭，平均寿命在5~9年。克罗宁指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永生，而组织则没有这样的地位。”[183]

    它们甚至得不到任何它们想要的东西。没有任何小型恐怖组织能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94%的恐怖组织从来没有实现过任何战略目标。[184]恐怖行动往往以头目被击毙或被抓获，或者组织被国家消灭，或者演变成游击队或政治派别而告终。它们中的很多组织被内斗拖垮，创建者后继无人，许多头脑一时发热的年轻人经不住和平享受与家庭生活的诱惑。

    恐怖分子还有另外一条自杀之路。他们为无所成就而懊恼，为观众露出厌倦的神色而着急，于是采取更暴戾的行动。他们开始根据媒体的关注程度选择受害者——或者是受尊重的名人，或者以数量取胜。这当然能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关注方式却不是恐怖分子所希望的。“毫无意义的杀戮”会引起原有支持者的反感，他们不仅停止提供资金和庇护，甚至开始与警方合作。比如，意大利“红色旅”的自我毁灭开始于1978年对深受爱戴的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他们将莫罗关押2个月之后枪杀了他。莫罗身上连中11发子弹，尸体被扔在一辆车子的后备厢中。在1970年的“十月危机”中，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弄巧成拙，他们绑架了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并用他自己的念珠绞死了他，尸体也是被扔在车子的后备厢中。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联邦政府办公楼爆炸事件中造成165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死亡，这使美国右翼反政府民兵运动的势力消失。克罗宁这样说：“暴力是一种国际语言，但是正派也有同样的力量。”[185]

    攻击平民只能断送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不仅吓跑了潜在的同情者，而且刺激公众支持全面镇压行动。亚伯拉罕追溯了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发生恐怖行动后民意的变化，他发现，在平民遭到严重袭击后，民意对恐怖组织的态度就开始波动下降，如果原来还有与恐怖组织达成某种妥协和承认他们的诉求具有正当性的愿望，此刻所有的理解都迅速消散。恐怖袭击之后，民众确信恐怖分子是生存威胁，支持消灭这些组织的政策。不对称的战争，顾名思义就是指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捷足未必先登，强者也不一定就是胜者，但是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这样押宝。

    * * *

    虽然恐怖主义的性质决定它注定要失败，但恐怖活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世界上有着无休无止的怨愤，只要有人拒绝接受恐怖主义无效这个现实，恐怖主义的模因就会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继续流传。

    恐怖主义的历史走势令人难以捉摸。从1970年左右开始，才有很少几个机构开始收集有关的统计数据，而他们的数据标准和涵盖的内容差距甚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恐怖行动和意外、凶杀、个人在压力下的疯狂行动之间的区别，以及战争中的恐怖行为和暴乱之间的区别，都是非常模糊的。这些统计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有些国家夸张恐怖袭击的数量，制造恐慌，有些则要压低统计数字，显示自己反恐取得了胜利。此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关注国际恐怖主义，而对国内恐怖主义不以为意。事实上，本土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人数是国际恐怖活动的6倍到7倍。“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对公众开放的最全面的恐怖活动数据资料，它综合了许多早期的数据。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来解释图表上的每一个曲折，因为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各个数据库的标准不同，出现了断裂或重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所谓的“恐怖时代”，恐怖主义是否真的增加了。[186]

    最可靠的记录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这些记录太少了，以至于可以对每一个记录仔细核查。图6-9显示的是自1970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为了不让“9·11”恐怖袭击事件淹没其他记录，我使用了对数标度，否则的话，在巨塔般耸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死亡记录之下，其他恐怖袭击的伤亡就像是地毯上的小皱褶。在对数标量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和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枪击案的两个峰值（后者是否算是“恐怖主义”尚无定论，但是除了这个例外，我对整个数据库没有任何怀疑）。除了这个尖峰三重奏，20世纪70年代之后整个记录的趋势都是下降的。

    图6-9 1970—2007年美国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http:// www. start. umd. edu/gtd/），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来自START附录，2009年。因为log在此无法定义，没有发生死亡的年份被置于人为设定的0.0001的水平。

    西欧的恐怖主义走势（图6-10）特别能说明所有的恐怖组织都灭亡了，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尽管马德里的火车爆炸案在2004年带起一个高峰，但仍然不能遮盖恐怖主义运动从“红色旅”和“红军旅”的辉煌时代衰落的事实。

    图6-10 1970—2007年西欧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2008年），2010年4月23日登录取数；非以0和5结尾的年份的数据为内推值。

    整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布什政府2007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支持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水平上升了。但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研究团队表示，布什政府的数据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死亡数字，这样的死亡如果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被定义为内战死亡。如果保持分类定义一致，将这些死亡排除在外，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外一幅图景。图6-11显示了在没有这些死亡的情况下，全球每年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按照惯例，以10万人为单位）。对全球死亡总数的解释必须非常谨慎，它们来自不同的统计渠道，根据每一个数据库使用了多少新闻来源，这些数字可以上下浮动。但如果只考虑一定规模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在25人以上的恐怖活动），各个数据库的曲线则相当一致，因为此类伤亡规模的事件有极大的新闻价值，所以每个数据库都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图6-11 世界范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不包括2001年以来的阿富汗和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世界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2007年人口估计数是外推值。

    与我们在国家间战争、内战和大屠杀中看到的图形一样，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新纪元的第一个10年——“恐怖时代”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上升曲线，也没有出现新的高峰，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高峰一路下降。全球恐怖活动在70年代末上升，自90年代起下降，其原因与这一阶段内战和种族灭绝兴衰的原因一样。民族主义运动在去殖民化的初期迅速扩展，在冷战时期得到超级大国支持，但随着苏联的瓦解而逐渐失去踪影。图形中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凸起部分，主要是拉美恐怖分子酿制的苦果（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秘鲁、哥伦比亚）, 1977—1984年61%的恐怖活动死亡来自拉美。（其中很多恐怖活动的目标是军人和警察，“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将所有旨在获取媒体关注而不是实质伤害的行动都包括在它的数据库中。）[187]1985—1992年的高峰中也有拉美的贡献（大约占死亡人数的1/3），此外还要加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15%）以及印度、菲律宾和莫桑比克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印度和菲律宾的某些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穆斯林团体所为，但在伊斯兰国家，恐怖活动的死亡率非常低，总死亡人数中只有2%来自黎巴嫩，1%来自巴基斯坦。“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巴基斯坦局势的恶化打断了自1997年之后恐怖主义衰落的走势。事实上，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大多是阿富汗战争在边境地带的渗透。

    根据数字，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新时代。如果不计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我们仍然在享受延续了几十年的恐怖主义下降。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恐怖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淡化。直到不久之前，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联。

    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对基地组织、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恐怖分子变本加厉，进行更多更大的袭击做好准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遇难平民中很多都是死于人体炸弹，我们为什么要将这部分数字从恐怖袭击死亡总数中剔除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特别是自杀性恐怖主义。

    * * *

    虽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并没有开创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但它预示着伊斯兰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时代。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恐怖分子不准备送命，就不可能执行他们的行动计划。“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自杀性袭击一时高涨，从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5起和90年代的每年16起，上升到2001—2005年的每年180起。其中大部分袭击都是伊斯兰团体发动的，他们所要表达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与宗教有关。[188]根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最近的数据，2008年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中有近2/3可归咎于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189]

    作为一种杀害平民的手段，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一种既残忍又精密的战术。在自杀性袭击中，由人的眼睛和大脑控制的人手和人脚作为精确控制器与传输装置，执行者是一个看起来和上百万其他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它是外科手术式的极端准确和极端隐蔽性的最佳结合。就技术的精密程度而言，没有任何机器人能够与其媲美。在恐怖袭击的次数上，自杀性袭击只占少数，但它是大多数人员伤亡的元凶。[190]对恐怖运动的领袖来说，自杀性袭击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官员所解释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仅需要“一个愿意赴死的青年……钉子、火药、一个电灯开关、一小段电线、水银（可从温度计中得到）、丙酮……最贵的一笔费用是去以色列某个城市的路费”。[191]唯一的技术障碍是年轻人的意愿。不想死是人的本能，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演化结果。恐怖组织的领袖怎样克服这个障碍呢？

    自从有战争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暴露在死于战场的风险之下，这里的关键词是“风险”。自然选择的逻辑在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所以，作为进取的一方，甘愿承受可能死亡的较小风险，以换取生存的更大机会——更大的土地、更多的女人，或者更安全，这很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胜出的人类意愿。[192]但自愿送死的基因在演化进程中则注定要被淘汰。所以，毫不奇怪，战争史上的自杀行动并非常规。觅食群体更愿意避免固定战场的危险，选择更为安全的偷袭和伏击；即使如此，武士还是经常会声称有梦兆或其他预兆指示凶吉，顺理成章地逃避同伙筹划的危险行动。[193]

    现代军队为了鼓励士兵承担更大的风险，有一套制度褒奖忠勇；为了减少他们逃避风险，另有一套羞辱和惩罚懦弱的制度，包括处决逃兵。有些时候，还有一类特殊军人叫作督战员，他们紧紧站在士兵的身后，有权向任何不敢冲锋的士兵开枪。战争领袖和普通大兵之间的利益冲突催生了军队里一套众所周知的伪善话语。比如，一名英国将军这样粉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战士退缩，他们迎着扑面而来的机关枪、来福枪的扫射前进，直到全部牺牲……我从来没有见过，确实，也从来无法想象一个如此英勇、自律、坚毅的雄壮场面。”而一名中士则有完全不同的描述：“我们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甚至在开始冲锋前就知道了——要穿过这样一片开阔地。但是，我们只能向前。我们被夹在两个魔鬼之间，进退两难。如果前进，你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果后退，你会被带到军事法庭再被处决。你该怎么办？”[194]

    勇士在战场上甘冒死亡的风险可能另有原因。演化生物学家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被问到是否会为了他的兄弟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不会，但如果是为了两个兄弟或者八个堂兄弟，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提出的是后来被称为血亲选择、内向适应、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的现象。只要这一生物亲族的收益大于牺牲造成的成本，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那些具有为血亲而牺牲倾向的生物基因。这样的牺牲倾向随亲缘的亲疏而增减。原因是这些基因帮助了亲族身上自己基因的副本，长期而言，它们比那些狭隘自私的基因更有生存优势。有些执迷不悟坚持反对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这样的理论要求生物有意识地计算自己的基因与亲族基因的吻合程度，并预测牺牲为自己的DNA能带来的好处。[195]当然，我们所说的生物物种具有舍身互救的倾向，救助的对象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基因亲缘。对于高级生物物种，比如人类来说，这种意向也可以表现为兄弟般的情谊。

    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生存形态都是以亲缘凝聚在一起的小群组，人的近邻大多是亲戚。比如，在雅诺马马人中，一个村庄内任意选出两人，通常两人都认为彼此是亲眷，几乎都是亲表兄妹，甚至是更亲密的亲属。[196]遗传重叠的特性是，如果冒险行动能够让自己的战友获益，愿意在此时承受更大风险的基因则在进化过程中具有优势。与其他灵长类不同，黑猩猩从事合作式劫掠，原因之一是雌性黑猩猩在性成熟后分群，而不是雄性黑猩猩分群，因此一个黑猩猩群中的雄性一般都是有血缘的亲属。[197]

    尽管进化论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方面面，但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实际上基因起源的相关度（就像狩猎-采集群体从来不曾将剐蹭过口腔黏膜的棉花签送到实验室做基因检测，黑猩猩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而在于人们对基因相关度的感知，特别是这种感知与现实在足够长的时间段内是相吻合的。[198]促成血亲感知的因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目睹自己的母亲关照他人，同餐共饮，同祖的神话，至亲骨肉的本质性直觉，共享的仪式和体验（经常通过发型、文身、划痕和变形来强调），相似的外形，以及语言中的各种比喻，比如兄弟会、手足情、父母之邦、祖国、鲜血。[199]在军队中，军官用尽各种手段和字眼，要让士兵养成相互之间具有基因相关的感觉，愿意为彼此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创作了战争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战场动员演说。他假亨利五世之口，借圣克里斯宾节之机，向战士发表演说：

    克里斯宾节，

    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远不会被遗忘，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日里的行动，也将永远被人铭记。

    我们，寥寥数人，幸运的数人，我们，就是一队兄弟

    ——因为，今天他的血和我的血洒在一起，

    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当代的军队一样费尽心思将士兵编成兄弟团队——从五六个人到二三十个人的火力小组、班、排，让士兵在小团体里培养相互为之而战的兄弟情谊。对军队心理的研究发现，士兵在战斗中最忠诚于自己团队的战友。[200]作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回忆过自己在“二战”中当海军陆战队队员时的经历，他说：

    那些在生死线上的人，是我的骨肉，我的家人。我们之间的亲密无法用语言表达，它超过所有的朋友，无论是过去曾经有的，还是未来将会有的。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如果我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脱险，那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绝不贪生怕死。现在我总算明白，男子汉不是为了军旗或国家而战，不是为了海军陆战队、荣誉或其他任何抽象概念而战。他们为彼此而战。[201]

    20多年之后，另一位也曾经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作家威廉·波洛莱斯（William Broyles）描绘了一幅相似的画面，这次是在越南：

    当岁月销蚀、记忆褪色，战争中最难忘的情感是战友之谊。战争中的一位战友就是一位你能够完全信赖的人，因为你要将你的生命交付于他……尽管这听起来是一派极右翼的腔调，但确实，对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是唯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经历。在战争中，个人的财产和地位一文不值：团体才是你的一切。你和你的战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不是一个选择谁强谁弱的过程，而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它超越种族、个性和教育——超越所有这些在和平时代将人分离的东西。[202]

    虽然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了拯救一个排的情同手足的战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要他为了这些战友，平静地制订在若干时间后自杀的计划，则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这是常见的行为，那么战争指引将被彻底改写。为了避免恐慌和溃败（或者说要在没有督战员的情况下避免溃败），作战计划通常都不会让士兵知道自己已经必死无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轰炸机基地的战略分析人员计算出，比较所有飞行员驾驶为飞双程而装满油箱的轰炸机冒险，如果抽签决定少数飞行员驾机执行必死的单程飞行任务，飞行员的生存概率会更高一些。但结果是，他们决定所有人承担更高的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不要死亡风险较低但在短期内确定发生的厄运。[203]自杀性恐怖行动的策划者是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的呢？

    死后升天的意识肯定会有帮助，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劫机者被许诺死后能升上天堂。（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则没有这些活色生香的想象，而是被某种精神境界吸引。）但是，真正完美呈现当代自杀性袭击的还是泰米尔猛虎组织，虽然猛虎组织的成员生长在许愿轮回的印度教环境中，猛虎组织的意识形态却是世俗化的：原汁原味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20世纪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翻版反帝国主义。那些曾经准备执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自己说，促使他们投身此事的原因即使有对来生的期盼，分量也都不大。所以说，尽管对美好来世的期待有可能打破成本收益的均衡点（让人更难想象无神论者会成为人体炸弹），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心理动机。

    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对失败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者和准备进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了采访，批驳了很多对他们的误解。与一般人们认为的无知、贫困、空虚和精神疾病相反，自杀性袭击恐怖分子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中产阶级，有道德感，没有明显的精神疾患。阿特兰总结说，他们的动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204]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相对直观。他们使用相当于督战员式的恐怖分子，这些人挑选自杀攻击的方案，恐吓执行者如果逃跑就杀死家人。[205]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用胡萝卜取代大棒，向自杀性袭击执行者的家庭按月送上丰厚的补贴，外加一次性的赠款以及社区内受人尊重的地位。[206]虽然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认为极端行为有助于生物的适应性，但人类学家阿龙·布莱克韦尔（Aaron Blackwell）和劳伦斯·杉山（Lawrence Sugiyama）都认为，在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袭击确实与生物的适应性有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因为新娘的价格高昂，很多男人很难娶到妻子，他们被限于堂兄妹结婚。一夫多妻占据了许多婚龄女子，还有很多女孩子嫁给以色列的富有的阿拉伯人。布莱克韦尔和杉山发现，99%的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分子是男性，86%未婚，81%至少有6个兄弟姐妹，其家庭规模大于巴勒斯坦的家庭平均规模。把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代入一个简单的人口模型后，他们发现，一个自杀性恐怖分子，能够得到足够的金钱给家庭里的其他兄弟娶妻，他个人的牺牲能换来家族繁衍的机会。

    阿特兰发现，有些自杀性恐怖分子不需要这样的直接激励。招募死士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就是找到一伙亲密无间的兄弟。恐怖分子的小集团开始通常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帮派，他们一起混迹于咖啡馆、宿舍、足球俱乐部、发廊或网上聊天室，能够盟誓彼此忠诚，让他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新的意义。每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忠诚，都要干些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同伙会觉得这样做很酷。[207]（我将在第8章再回到这个议题。）宗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团体的承诺，不仅是许诺进入天堂，还有将一己之身融入一次十字军东征、一种召唤、一个梦想或者一场圣战那种精神上的敬畏感。宗教还可以赋予一项事业以神圣价值，它至高无上，甚至高于生命。[208]这种效忠会在复仇的烈焰中白热化，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发誓要对穆斯林在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受到的伤害和羞辱给以报复，甚至象征性的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在神圣的穆斯林土地上出现异教徒的士兵。阿特兰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时候说：

    从2004年在马德里引爆列车，2005年在伦敦地铁从事杀戮，2006年和2009年试图在美国航线上炸毁客机，以及长途跋涉到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或者索马里参战与异教军人对峙的年轻人来看，你能看到他们崇拜什么样的偶像，他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什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什么是他们的动力；你能明白，对这些当今世界最残忍的恐怖分子而言，《古兰经》或宗教教义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召唤他们的是赢得同伴的赞赏和尊重，以及通过朋友赢得世界的永久敬意和纪念，这些都是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享有的……圣战组织是一个内部平等、机会均分的雇主……兄弟情深、速战速决、激动人心、充满荣耀，还非常酷。任何愿意动手用裁纸刀割下巨人歌利亚首级的人都受到欢迎。[209]

    在激进浪潮中，当地伊玛目的作用很小，因为这些要翻天覆地的年轻人不会听从社区领袖的指导。基地组织更像一个全球化品牌，引导出一个分散的社交网，而不是中央控制的招募机构。

    * * *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恐怖分子，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九头蛇，既不能斩一首而破全局，也无法攻入它的体内。但是，请记住，所有恐怖组织的规律都是一个向下的弧线，是注定要灭亡的。那么，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开始走向灭亡？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以色列，对平民的不断袭击产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效果：彻底打消了人们对这些袭击组织的同情和做出让步的意愿。[210]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开始之后，特别是在2000年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了《戴维营和平协议》不久，巴勒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前景越来越黯淡。克罗宁说，从长期看，自杀性恐怖主义是非常愚蠢的战术，因为这让受攻击的国家不再愿意宽容对待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无法辨别谁是装着引信的炸弹。虽然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修建安全防护墙，但是克罗宁注意到，其他受到自杀性袭击的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防护措施。[211]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最近开始放弃暴力，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改善政府管治，而巴勒斯坦的活跃团体也转向抵制、公民不服从、和平抗议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抵抗活动。[212]他们甚至动员了拉吉莫汉·甘地（莫罕达斯·甘地的孙子）和马丁·路德·金三世做出支持他们的姿态。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战术转折点在哪里，但放弃恐怖主义早已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新闻。

    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基地组织的命运。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马克·萨奇曼（Marc Sageman）长期关注基地组织的动向。根据他的记录，2004年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了10次较大的恐怖袭击，主要是对入侵伊拉克的反应，但到2008年，类似的袭击只有3次。[213]不仅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基地溃不成军，领导人被击毙（包括本·拉登本人在2011年被击毙），伊斯兰世界对基地组织的支持一路下沉，而对它的反感越来越大。[214]在过去6年中，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他们所看到的野蛮行径感到厌恶。正如克罗宁所说，除了暴力，正派也是一种有力的国际语言。基地运动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伊斯兰哈里发，实际上是要以一个更加专制、更加政教合一的政权取代现有的专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权，闭关自守并要对非伊斯兰信徒进行种族灭绝。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目标的真正含义时，就开始对目标失去了兴趣。而像所有恐怖组织一样，寻求曝光度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基地组织最后也未能免俗，他们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滥杀无辜，甚至是滥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同胞。2000年之后发生的巴厘岛夜总会袭击、约旦婚礼惨案、埃及旅游胜地凶杀、伦敦地铁爆炸案、伊斯坦布尔和卡萨布兰卡的咖啡馆爆炸案，都表明基地组织毫无意义地屠杀无辜，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被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QI）的运动已经被证明是最下三烂的恐怖运动，他们炸毁清真寺、集市、医院、排球比赛，甚至连葬礼也不放过；对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凶残地施予断肢和斩首。

    现在，各个层面都在向圣战战士发动圣战。沙特和印尼这些曾经纵容极端分子的伊斯兰国家，也终于感到受够了，开始镇压国内的极端分子。基地运动的权威人士也开始抨击这场运动。2007年，本·拉登的导师之一，沙特的神职人员萨勒曼·阿勒奥达（Salman al-Odah）在一封公开信中谴责本·拉登“推行血腥和残忍的自杀性炸弹文化，把整个穆斯林社会和家庭带进毁灭的深渊”。[215]他毫不畏惧地批评本·拉登个人，说：“我的兄弟乌萨马，多少鲜血在流淌？以基地组织的名义，多少无辜的人——孩子、老人和妇女被杀死了？背负这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性命去见全能的真主，你会很幸福吗？”[216]他的控诉引起一片共鸣：在伊斯兰组织和各大电视网络的网页上，2/3的留言支持阿勒奥达，他还向热情的英国穆斯林青年发表了讲话。[217]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拉兹·艾尔·阿什-谢赫（Abdulaziz Ash-Sheikh）在2007年正式发布裁决令，禁止沙特人参加外国的圣战，并谴责本·拉登和他的密友“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将我们的年轻人变成人体炸弹”。[218]同年，另一位基地组织的元老、埃及学者萨伊德·依曼姆·艾尔·沙里夫（即人们所说的法德尔医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圣战的合理化”的书，他解释说：“近些年，违背伊斯兰法的做法玷污了圣战……这些人以圣战之名杀害成百上千的人，包括妇女和孩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9]

    阿拉伯世界同意这些宗教领袖的立场。2008年，圣战者网站组织了一场与主持基地组织日常行动的领袖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的在线问答。有人提问：“对不起，扎瓦西里先生，但是在阁下的祝福下，谁在杀害巴格达、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无辜人民？”[220]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都说明民众感到愤怒。2005—2010年，在约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孟加拉这些国家中，民调中支持人体炸弹和其他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的人数直线减少，大约只剩下10%。即使是10%这个数字也够惊人了，整理这些数据的政治学家法瓦兹·盖尔盖斯（Fawaz Gerges）提醒人们注意，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不少于24%的人认为“有意针对平民的轰炸或其他形式的袭击经常或者有些时候是有道理的”。[221]

    更重要的是战争地区的民意，这些人民是恐怖分子的民意基础。[222]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仅在2007年下半年的5个月内，基地组织的支持率就从70%下降到只有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遭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反应。在当年的选举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得票仅占全国选票的2%，仅为2002年的1/5。200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在阿富汗进行的民调显示，对极端圣战派的支持一路狂跌到只有1%。[223]2006年，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多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绝大多数都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到2007年12月，他们100%地反对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224]

    民意的变化能否转化为暴力的减少呢？恐怖分子依赖民众的支持，所以民意向背将会影响到暴力的水平。2007年，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一年也是伊拉克自杀性袭击的转折点。根据“伊拉克死亡调查”组织（Iraq Body Count）的记录，2007年，伊拉克每天发生21起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而到2010年，为每天不到8起。虽然数量还是非常多，但局势在好转。[225]伊斯兰世界态度的变化并不是进步的唯一原因，2007年上半年的美军增兵和其他军事调整也起到了遏制暴力的作用。但是，一些军事行动的进展本身取决于人民态度的变化。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一支伊拉克什叶派军事武装在2007年宣布停火；在被称为“逊尼觉醒”的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弃暗投明，从反抗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当局，变为参与清剿伊拉克基地组织。[226]

    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打赢一场“反恐战争”，更不可能实现G. W.布什总统更大的目标——“扫清世间恶魔”（这两条都是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狂在某个角落里培植不满和怨怼，投资恐怖主义，以期以一笔成本有限的暴力，给世界制造巨大的恐惧，也总会有一伙结义兄弟愿意为了情谊和荣耀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恐怖活动。在发生大规模叛乱时，如果叛乱分子采取恐怖主义战术，很可能给平民和社会造成深重的损失，而核武恐怖主义的假想威胁赋予“恐怖”一词以新的含义（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一例外，恐怖主义运动自身都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新和平”是指20多年前冷战结束之后，战争、屠杀和恐怖主义在数量上减少的过程。新和平没有“长期和平”那样长的历史，也不像“人道主义革命”那样具有革命性，更不曾以“文明的进程”的形式横扫文明世界。而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虽然我有信心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法国和德国不会交战，烧猫取乐和轮刑虐待不会重返文明社会，人们在晚宴之际也不再会习惯性地拿着切牛排的餐刀互相捅来捅去，甚至割掉对方的鼻子，但对于世界是否不会再发生武装冲突，任何审慎的观察者都没有信心下此断言。

    有时候人们问我：“你怎么能够知道明天不会发生一场战争（或者大屠杀，或者恐怖袭击），从而彻底颠覆你的整个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者没有明白本书的观点。本书的观点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宝瓶座时代”，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永远和平、自由、博爱。本书强调的是，世界上的暴力呈现绝对的下降趋势以及理解这个趋势的重要性。暴力减少的原因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如果这些条件出现逆势变化，暴力就会重新回头。

    我们的世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幂律分布的统计结果和过去200年的历史事件都告诉我们，少数暴徒就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当今世界的60亿人口中，如果哪一个狂人拿到了一颗流失的核弹，他一个人就能够制造天文数字的损失。但是，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为什么奴隶买卖和债务人监狱消失了，为什么苏联和美国没有为古巴开战，姑且不论加拿大和西班牙为何不曾为平鱼纠纷打得头破血流。

    本书的目的是要解释过去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而不是要预卜假想的未来。如果你坚持要问，科学的本质不就是给出可证伪的预测吗？理解过去的意义不就是为了推断未来吗？啊哈，好吧。我做出一个预测，在今后10年，爆发一年内死亡10万人的大型暴力冲突，或者事件总死亡超过百万人的可能性是9.7%。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数字的？是啊，这个数字很小，小到在直觉上就是“不太可能”，但是又没有小到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件，就证明我的预测完全错误。当然，我的观点是，对于单个事件，例如在今后10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而言，科学预测的概念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有几个平行的世界进行观测，对哪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和没有发生什么进行统计和分析，是否能进行科学预测才可以另当别论。

    但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而我不知道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谨慎。如果你在网络上查询“即将发生的战争”（the coming war）这个字符串，能得到200万条结果，与其联组的内容是“对伊斯兰”“对伊朗”“对中国”“对俄罗斯”“在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印巴之间”“对沙特阿拉伯”“对委内瑞拉”“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之间”“为地球资源”“气候原因引发”“为水资源”“与日本”（最后这个预测的发布时间是1991年，你也许会觉得人们从此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谦逊一些）。像《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第四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V），还有我最喜欢的《命中注定》（We Are Doomed）这些著述，只看书名就能感到作者的自信。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在本章余下的部分中，我的目标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注定灭亡的警告了。专家发出过各种终结人类文明的警告：毒气弹、热核武器、苏联入侵西欧、世界有核国家达到两位数、复仇主义的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城市内超级少年暴力犯罪泛滥成灾、石油短缺引发世界大战、印巴核战争、每周都会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规模的恐怖袭击。[227]我将在本小节探讨“新和平”面对的四种威胁——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核恐怖主义、伊朗的核武器和气候变迁；每一种威胁都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种可能性。

    * * *

    伊斯兰世界显然没有融入暴力减少的大潮流。20多年来各大新闻报道充斥着以伊斯兰的名义实施的野蛮杀戮，这让西方人闻之变色。这些事件有1989年宗教领袖向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出的追杀令，仅因为他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穆罕默德；2002年，尼日利亚判决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死刑，行刑方式是石刑；2004年，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被尖刀刺死，因为他制作了一部关于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电影，讲的是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处境；2005年，丹麦报纸刊登了时政漫画，对伊斯兰先知有所不敬，许多城市发生血腥的骚乱；一位在苏丹任教的英籍小学教师被监禁并面临被施鞭刑的威胁，因为她允许她的学生给一只玩具熊取名穆罕默德；当然还有“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中19名穆斯林杀害了近3000名平民。

    西方人心目中的伊斯兰世界嗜好西方人早已唾弃的暴力，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惧症或者东方主义，而且有数字的支持。虽然世界人口的近1/5是穆斯林，大约1/4的国家以穆斯林为主，但2008年世界上所发生的武装纠纷和叛乱中一半以上是在伊斯兰国家。[228]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非伊斯兰国家相比，伊斯兰国家强迫更多的公民参军。[229]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2/3是伊斯兰组织。2008年，在能够知道凶手的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中，有近2/3死于逊尼派恐怖分子之手。[230]

    伊斯兰国家无视民主化的大潮，只有大约1/4的伊斯兰国家有民选的政府，而这些民选过程大多非常不规范。[231]他们的领袖通常都是高票当选，得票率之高往往令人发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将对手关进监狱，宣布反对党非法，解散议会，取消选举。[232]人口众多、贫困、石油资源丰富这些导致专制的风险因素绝非伊斯兰国家所特有。即使在回归分析中设定这些因素不变，结果还是穆斯林人口比重越大的国家，人民的政治权利越少。[233]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暴力相关，因为这种权利意味着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演说、写作和集会，而不被关进监狱。

    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和惯例似乎还没有经历过人道主义革命。根据大赦国际的资料，有近3/4的伊斯兰国家执行死刑，相比之下，非伊斯兰国家中只有1/3还有死刑；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使用石刑、烙刑、剜目和砍手、挖舌，甚至还在使用上十字架等残酷刑罚。[234]每一年，伊斯兰国家都有1亿多女孩子被施以阴部割礼；当她们长大后，如果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被强加给她们的丈夫不高兴，她们可能会被硫酸毁容，或者直接被杀死。[235]伊斯兰国家是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最后的两个例子是1962年的沙特阿拉伯和1980年的毛里塔尼亚）；而在伊斯兰国家，至今仍有人口买卖。[236]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巫术不仅在字面上是犯罪，而且在现实中仍被起诉和判刑。比如，2009年，沙特阿拉伯判处一名男子有罪，因为在他随身携带的电话簿上有家乡厄立特里亚文字的字母，而在沙特警察眼中，这都是些诡异神秘的符号。他为此领受了300下鞭笞，外加3年多的监禁。[237]

    在伊斯兰世界，不仅宗教迷信鼓励暴力，畸形发达的荣誉文化更是推崇暴力。政治学家哈立德·法塔赫（Khaled Fattah）和K. M.菲尔克（K. M. Fierke）记录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中流行的“耻辱话语”。[238]在伊斯兰遭受屈辱的清单上有十字军、西方殖民主义、以色列的存在、美军踏足阿拉伯领土、不争气的伊斯兰国家——西方文明要对此承担一切责任，而所有这些都是对伊斯兰的侮辱，也都是向西方国家不由分说地报仇雪恨的许可证，当然复仇的对象还要算上那些思想不纯正的伊斯兰领袖。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典型的种族灭绝倾向：历史是一场暴力斗争，最后光辉的顶点将是消灭一切人类中不可救赎的恶人。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政权的发言人都曾经妖魔化敌对势力——犹太复国主义、异教徒、十字军、多神教，他们都提到末日式大灾难和随之而来的乌托邦，并以此证明应该屠杀整个以色列民族，荡平整个美国，杀光一切侮辱过伊斯兰教的人。[239]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不是唯一一个提出疑问的人——“错在哪里？”2002年，联合国资助的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措辞坦率的《阿拉伯人权发展报告》，它被称为“阿拉伯人谈阿拉伯人”。[240]报告中记载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迫害、经济落后、压迫妇女、遍地文盲、自我孤立于世界思想潮流之外。在报告发表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出口的制成品少于菲律宾一个国家，互联网连线的水平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注册的专利数量相当于韩国的2%，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图书相当于翻译成希腊文的图书的约1/5。[241]

    事情并非向来如此。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毫无疑问比基督教文明更优雅、更精美。当欧洲人绞尽脑汁设计酷刑刑具的时候，穆斯林则在忙于保存古希腊文化，吸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在天文、建筑、测绘、医药、化学、物理和数学上领先于世。这个辉煌时代的标志之一是“阿拉伯数字”（源自印度）和大量外来词，比如酒精、代数、炼金术、碱、方位、蒸馏器和运算法则。正像西方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伊斯兰世界，它在人权方面也是后知后觉。刘易斯认为：

    在宽容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伊斯兰都不如过去两三百年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它远远优越于在此之前的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权。在伊斯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能够与西方相比的对其他信仰和非信徒的解放、容忍和融和，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能和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公开判处和公开火刑、宗教战争，以及最近对儿童性侵犯的默不作声相比的罪恶。

    为什么伊斯兰教丧失了领导地位，没能出现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革命？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古兰经》中好战的段落，但与我们自己的种族灭绝经文相比，它们不足一提，即使使用一些巧妙的注释和深度发展中的准则，也不能误导公众视听。[242]

    刘易斯的观点是，伊斯兰世界一直没有经历政教分离。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还是一位政治和军事首领，直到最近，也没有多少伊斯兰国家明白区分世俗和神圣之间差别的概念。当每一个潜在的新知识都要经过宗教的滤镜，社会就丧失了吸纳和融合新思想的机会。刘易斯回顾了伊斯兰的历史，当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典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时候，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和历史却没有被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而当穆斯林自己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史之后，他们不再对亚洲、非洲和欧洲邻国，以及他们自己敬拜自然神的祖先有任何好奇心了。古伊斯兰文明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拒绝接受机械钟表，拒绝统一度量衡，拒绝实验科学，拒绝现代哲学，拒绝翻译诗歌和小说，拒绝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更重要的也许是，它拒绝印刷出版技术。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印刷阿拉伯语被视为亵渎。[243]在本书的第4章，我猜测说识字市民组成的都市催生了欧洲的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拓展了人们的共情圈，并为自由人文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思想土壤。也许，宗教的传统势力阻碍新思想进入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将它束缚在相对缺少自由的发展阶段。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揣测的正确性，伊朗政府在2010年限制大学中学习人文科学的学生人数，理由是最高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ini）认为，学习人文科学“助长对宗教原则和信仰的怀疑和不解”。[244]

    无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根据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理论，这一鸿沟将我们带进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文明的冲突。他写道：“欧亚文明之间巨大的历史断裂线再次燃起熊熊烈焰。”“这一次冲突的分界明显是沿着从西非一直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暴力的一方是穆斯林，另一方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245]

    虽然文明冲突论的惊人之语在时评家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接受这个概念。在世界的种种血腥冲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之间和伊斯兰国家内部（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之间或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作为对当今世界暴力现状的简单总结，这是否也能算是一种文明的断裂线？而且，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哈尔瓦德·比海于格已经指出，在过去20年中，尽管伊斯兰国家在全球武装冲突和叛乱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0%上升到38%，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数量增加了。如图6-12所示，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数量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而世界其他部分越来越和平了，也就是进入了我所说的“新和平”阶段。

    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用一个伊斯兰文明的概念笼统地概括13亿自称穆斯林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的国家差异如此之大，比如马里、尼日利亚、摩洛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而按照大陆和国家来划分伊斯兰世界也非常不妥。西方人的头脑里有两个扭曲的范式，他们一直据此理解何为伊斯兰：一是总会占据新闻头条的发布追杀令和号召圣战的疯子，一是统治这些疯子的、被石油资源诅咒的专制政权。西方人的成见中几乎见不到迄今为止一向沉默或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的穆斯林大多数。难道近几十年来席卷世界的自由主义浪潮真的完全没有波及13亿穆斯林吗？

    图6-12 1990—2006年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的冲突统计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格莱迪奇，2008年。“伊斯兰冲突”涉及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反对派运动，或者两者兼有。哈尔瓦德·比海于格从乌普萨拉战争数据库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收集的数据，并对伊斯兰冲突的数据进行了独到的处理。

    2001—2007年，盖洛普在拥有90%的世界穆斯林人口的35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民意调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部分答案。[246]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不会在近期成为世俗化的自由民主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和孟加拉的大部分受访者告诉民调工作人员，伊斯兰教律法作为伊斯兰法背后的原则，应该是他们国家立法的唯一根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认为，伊斯兰律法至少应该是立法根据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圣经》应该是立法的依据之一，但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是说在礼拜日工作的人应该被处以石刑。宗教有赖于含义模糊的寓言和其他形式的无恶意的伪善，以及对从不阅读的文本怀有的情绪化的忠诚。就像美国人信奉《圣经》，伊斯兰人信奉伊斯兰律法，更多是将其视为表明道德立场的象征；他们认为德行是自己文化中最优良的部分，他们并非真的想看见通奸犯被乱石砸死。在实践中，人们也可以从自由派的角度创造性地解读伊斯兰律法，寻找权宜之计，而且经常能够战胜严厉的原旨派。（在尼日利亚，从来没有妇女被执行死刑。）在大多数穆斯林眼中，伊斯兰律法和民主制度毫无抵触。的确，尽管人们对伊斯兰律法怀有崇敬，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宗教领袖不应承担指导起草国家宪法的工作。

    虽然大部分穆斯林不信任美国，但并不是全然对西方怀有敌意，也不是绝不接受民主的原则。许多穆斯林感觉美国不是真想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民主，而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美国一直在支持埃及、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专制政权，拒不接受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选举结果；1953年，美国帮助推翻了伊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摩萨台政府。穆斯林对法国和德国的态度要好得多。20%~40%的人说他们羡慕西方文化中“公平的政治制度、尊重人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超过90%的人愿意本国的宪法能够保障言论自由，相当多的人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而且，在主要伊斯兰国家，两性中绝大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有权独立自主地投票，自由择业，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法律权利，并且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我们也已经看到，伊斯兰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盖洛普民调中，即使在2007年基地组织的声望发生逆转之前，也只有7%的回复赞同“9·11”恐怖袭击事件。

    政治暴力的动员情况如何？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小组研究了北非和中东102个穆斯林草根组织的目标，他们发现在1985—2004年，主张暴力的组织其比重从54%下降到14%。[247]而承诺进行非暴力抗议的组织是原来的3倍，参与选举政治的组织是原来的2倍。这些变化都是促成图6-11中恐怖主义活动死亡率曲线下行的原因。在我们日常阅读的新闻中，关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要比几年前少很多。

    伊斯兰的孤立隔绝受到多重自由力量的冲击，比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独立新闻机构，海湾国家中美国大学的校园，包括社交网站在内的互联网的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诱惑，非政府组织；而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要求给予妇女权利的压力由来已久，再加上西方盟国的推动。僵化的保守派也许会继续抵抗一切新思想，试图将伊斯兰社会永远封固在中世纪。但是，他们也许会有所改变。

    2011年年初，一场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的当权者，并直接威胁到约旦、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政权。结果难以预料，但是示威者几乎全部是非暴力和非伊斯兰主义的，他们所表达的愿望是民主、廉洁的政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全球圣战、恢复哈里发和杀光异教徒。但即使人心思变，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暴君或者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团体仍然能够将大众拖入灾难性的战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下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伊斯兰国家不可能联合一致对抗西方：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为一个文明，它们对我们的文明没有敌意。有些伊斯兰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正在走向自由民主。有些国家将继续被“狗娘养的”统治，不过这些统治者都是我们自己的“狗崽子”。还有一些将继续在重重矛盾中尝试伊斯兰律法下的民主制。没有一个国家会被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占据。如此，对“新和平”的可预见的危险还剩下三个：核恐怖主义、伊朗政权和气候变迁。

    * * *

    虽然常规的恐怖主义正如约翰·克里不小心溜出口的话，是一种可控的小麻烦，对我们的生活不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次核恐怖袭击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种前景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也符合恐怖主义的统计规律。计算机科学家阿龙·克劳塞蒂（Aaron Clauset）、马克斯韦尔·扬（Maxwell Young）和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将11 000次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代入双对数坐标，结果显示它们呈一条平滑的直线。[248]恐怖袭击也遵循幂律分布，也就是说，其产生机理是，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极小，但并非绝对不可能。

    他们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触发战争的因素不过是一套指数；这与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和我提出的战争模型有些相像。恐怖分子筹划恐怖袭击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越多，二者呈指数级数增加；如果准备的时间翻一番，制造的死亡翻两番。可以肯定，单个自杀性恐怖分子的行动制造的死亡通常以个位数计，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只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2004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的受害者大约为200人，筹划时间约6个月；“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人数为3000人，基地组织为此筹谋了2年之久。[249]但恐怖分子的时间不是他们自己的，每拖长一天，计划被干扰、终止或者仓促出手的可能性就增大一分。如果可能性是一个常数，谋划的时间则呈指数分布。（前面提到过，克罗宁表示，恐怖组织的消亡之快就像秋后的苍蝇，完全符合指数曲线。）一方面是指数增长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指数下降的成功机会，我们又看见一个幂律分布，拖着一条令人不安的长尾。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状，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虚妄的目标要制造空前伤亡的意志，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发生长期筹划的阴谋可能制造数目巨大的死亡。

    统计模型不是算命的水晶球。即使我们能够根据现有数据连成的曲线进行推断，在长尾部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仍然是极小概率事件（尽管不是绝对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推断。在现实中，每当进入幂律分布的长尾，数据点就开始异动，或者散落在幂律线的两侧，或者将幂律线弯曲到概率极低的水平。恐怖主义危害的统计域值提醒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最坏的情况，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发生最坏情况的概率有多大。

    请问，在今后5年内，发生下述情况之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1）一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遇刺身亡；（2）核弹在一场战争或一次恐怖袭击中被引爆；（3）委内瑞拉和古巴参与及支持一个或数个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起义运动；（4）伊朗向恐怖组织提供用于袭击以色列和美国的核武器；（5）法国放弃核武器。

    我在一个网页上向177个网民提供了15个这样的场景，请他们就发生这些场景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认为将会发生引爆核弹（场景2）的中值是0.20；认为可能发生恐怖组织从伊朗得到核弹，并在美国或以色列引爆核弹的中值是0.25。超过半数的答卷人认为发生后一种场景的可能性大于前一种。为此，他们在概率统计方面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数学错误。多个事件结合同发（事件A和事件B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大于其中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你抽到一张红桃牌的概率一定低于你抽到一张桃牌的概率，因为就抽中桃牌的概率来说，除了红桃之外，你还可能抽到黑桃。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表示，包括统计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250]举例说，34岁的比尔相当聪明，但缺乏想象力，有强迫症，并且很沉闷。上学时他的强项是数学，但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上成绩平平。如此，比尔吹爵士萨克斯管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尔成为一位会计师同时又吹萨克斯管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很多人认为后一个情况的可能性高于前一个，这简直是荒谬，因为吹萨克斯管的会计肯定少于吹萨克斯管的人。在判断可能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依赖自己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思考事物本身的规律。比尔的性格符合人们对会计师的印象，但他显然不具备萨克斯管演奏家的素质，而我们的直觉总是追随我们脑子中的印象。

    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结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扰乱了很多推理过程。陪审团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做黑道生意的人杀死了他的雇员，但却更容易相信他为了封口而杀死知道底细的雇员。（法庭辩护律师靠这种谬误吃饭，他们在案情中添加各种相关的细节，给陪审团描画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尽管从数学意义上讲，每一个附加的细节，都只能让他们所说的场景更不可能发生。）当人们不是简要陈述某种小概率事件（比如石油消费将要下降），而是将它们和一些响亮的理由拉扯在一起（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将导致石油的消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专业的市场预测师也会高估此事件发生的可能性。[251]再比如，人们总是情愿花更多的钱购买恐怖袭击空难保险，而不愿意多花钱购买一揽子的空难保险。[252]

    你应该能够看出我的结论了。伊斯兰恐怖分子在黑市上或者从流氓国家手中拿到原子弹，然后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引爆核装置的情景，在我们脑海里栩栩如生，难免浮想联翩。假使我们没有这等想象力，影视娱乐业也会为我们制作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惊天核网》（The Sum of All Fears）、《24小时》（24）这样的惊悚大片。故事的展开简直天衣无缝，很容易让我们高估事件的可能性，尽管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导致灾难的每一个步骤，得出各种概率的乘积，很可能会有另一种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问卷调查中，如此之多的人认为伊朗支持的核恐怖袭击的概率高于一般核袭击。问题不在于核恐怖袭击不可能或者是极其不可能发生。除了严谨的风险分析师外，其他人估测的此类概率总是趋于过高。

    我所说的“过高”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任何“确定的”和“更有可能的”都是过高的估计。物理学家西奥多·泰勒（Theodore Taylor）在1974年宣称，到1990年，我们将不再可能阻止恐怖分子发动一场核攻击。[253]1995年，当时全世界在核恐怖主义危险问题上最活跃的活动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可能在10年之内发生以美国为目标的核袭击。[254]1998年，反恐专家理查德·佛肯拉斯（Richard Falkenrath）在文章中说：“肯定，越来越多的非国家实体将有能力获得并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255]2003年，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判断，“很有可能”在两年内发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到2007年，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Richard Garwin）估计，每年发生核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是20%，或者说，到2010年之前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是50%, 10年之内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几乎是90%。[256]

    像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一样，评论家、政客、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有充分的动机强调最坏的情况。毫无疑问，夸大可能性，让政府感到紧张而进一步采取防范措施，严密管制核装置和核原料，监控和渗透有核恐意图的组织，这是很睿智的做法。高估风险总是比低估风险更安全，但这也有一个限度。为了搜查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成本高昂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超过了这个限度。事实证明，预告一场从来不会发生的灾难，丝毫无损于专家的信誉，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让一枚装满放射物质的蛋在自己面前炸开花。[257]

    有少数几位勇敢的分析人员，比如穆勒、约翰·帕拉基尼（John Guinea Parachini）和迈克尔·莱维（Michael Levi），对各个灾难前景进行了彻底的分解。[258]首先，在四种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三种的破坏力远远低于老式的优质炸药。[259]放射性炸弹或称“脏弹”实际上就是在常规炸药外裹上一层放射性物质（比如可以从医用废料中得到的物质），它只能产生轻微和短暂的辐射，辐射变化的水平和一个人搬到高海拔的城市一样。化学武器只在封闭的空间内有效，比如地铁，否则会很快地消散，被风吹走，被阳光分解。即使在地铁中使用化学武器，也不如常规炸药更具杀伤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造成的伤亡仅是总伤亡数的很小一部分。）生物武器能够制造疫情，但是开发和施放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对那些在非专业实验室中的制作人员一样具有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生化武器远比核武器容易获得，但是过去30年中只发生了三次生化武器恐怖袭击。[260]1984年，罗杰尼希教教徒在俄勒冈州一个小城的餐馆的沙拉里投放沙门氏菌，导致751人食物中毒，但无人死亡。1990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攻打一个堡垒时弹药供给不足，他们在附近的造纸厂找到一些氯气钢瓶，并在阵地前打开了气阀，这导致60人受伤，无人死亡。风很快将氯气吹向猛虎组织自己的阵地，从此他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不好玩。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曾经连续失败了10次，最后在东京地铁成功释放了沙林毒气，杀害了12人。第四个案例是2001年美国发生邮寄炭疽病毒袭击，在媒体和政府部门工作的5名美国人遇害，最后发现这是一次杀人狂的行动，并不是恐怖分子的计划。

    只有核武器才配得上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几个字母。穆勒和帕拉基尼核对了各种声称恐怖分子几乎“就要”拿到原子弹的报告，发现所有的报告都是虚假的。在此类报告中，黑市上拉皮条购买核武的“兴趣”，演绎成正在实际发生的协商，一般性的描述发展成详尽的蓝图，东拉西扯的线索（比如伊拉克2001年购买铝管）被解释成发展核武项目的迹象。

    如果仔细检查核恐怖分子的每一条可能通道，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通向死胡同。俄罗斯曾经对自己的核武贮备疏于保管，恐怖分子当时也许有过某种机会，但现在专家一致认为俄罗斯已经完善了制度，至今没有核武器流入中东的大巴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主任斯蒂芬·扬格（Stephen Younger）曾经说过：“不论新闻报道里说过些什么，所有国家对它们手中核武器的安全都非常谨慎小心。”[261]俄罗斯在避免核武流入车臣和其他民族分离组织方面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巴基斯坦则对宿敌基地组织充满戒意。与流言相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落入极端分子掌控的机会基本为零。[262]为了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核装置都有复杂的连锁设计；如果没有适当的维护，大部分核武器会成为一堆带有放射性的废铁。[263]鉴于这些原因，奥巴马在2010年召集了47国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防止恐怖分子提炼核裂变物质，例如钚和高浓缩铀，而不是紧盯核武器成品。

    偷窃核裂变物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峰会上提出的防范措施显然十分明智和负责，早就应该如此办理。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被车库里制造核弹的图景吓得失魂落魄，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甚至是极有可能的。对核原料的保护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准备实施，盗窃和走私核原料将越来越困难，一旦发现丢失，将发动全球追踪行动。制作一件核武器需要精密的工程和制造技术，绝非业余工匠力所能及。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就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提供咨询的“吉尔摩委员会”（Gilmore Commission），将制作原子弹称为“极为艰巨的”挑战，阿利森将原子弹描述为“又大又笨重、不安全、不可靠、难以预测、很可能不工作”。[264]更有甚者，筹备原料、专家和设备的过程充满风险，有可能被发现，还有可能发生各种背叛、欺诈、疏忽，最后还有可能走背运。莱维在他的著作《论核恐怖主义》（On Nuclear Terrorism）中开列了一张清单，说明恐怖分子必须要在这一系列事情上万无一失，才有可能实施核打击。莱维表示，“墨菲定律也适用于核恐怖：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265]穆勒提出恐怖分子发动核武袭击的20个障碍，如果某个恐怖组织有50%的机会克服每一个障碍，它获得成功的总概率是百万分之一。莱维用另外一种方法估算了核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假定核恐怖袭击的障碍只有10个，清除每一个障碍的可能性是80%，核恐怖组织成功发动核打击的概率为1/10。这些还不是我们成为受害者的概率。一个恐怖组织要权衡各种方案，即使对核袭击做最乐观的估计，结论也许还是不如将资源用于成功可能性更高的计划。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可能性绝不意味着核恐怖袭击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说核恐怖袭击不是像某些人所坚信的那样急迫，那样不可避免，或者可能性极高。

    * * *

    如果现在的权威人士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你在阅读“新和平”这几个字的时候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大战——甚至是伊朗发动的核战争的蹂躏。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围绕伊朗核能项目的紧张气氛正在加剧。伊朗已经提炼的铀足够制造核武器，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根据《防止核扩散条约》对其核能项目进行检查。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嘲笑西方领导人，支持恐怖组织，指责美国人导演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他还否认纳粹的集中营，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且祈求第十二伊玛目再次现身，这位伊斯兰救世主将带领世人进入和平和正义。有些伊斯兰什叶派解释说，这位救世主将在全世界陷入战争和混乱的时候降临。

    我们至少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实在令人不安；很多专家得出结论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希特勒；一旦拥有核武器，或者他将直接对以色列进行核打击，或者他会将核武器送给真主党，让他们袭击以色列。即使情况没有这样可怕，他总可以借此恐吓中东国家，要他们俯首听命于伊朗的霸权。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先下手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尽管这会引来经年累月的战争和恐怖活动。《华盛顿时报》 2009年的一篇社论这样说：“向伊朗开战已经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是，战争是否迫在眉睫？”[266]

    伊朗狂人很有可能发动核战争。但是，这种恐怖场景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是否有极高的可能性呢？一个人可以像艾哈迈迪-内贾德一样桀骜不驯，一样怀有玩世不恭的动机，但同时还可以想象世界仍有很多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约翰·穆勒、托马斯·谢林和其他外交事务分析家为我们设想了多重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伊朗的核武器不会导致世界的末日。[267]

    伊朗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约国，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再表示伊朗的核项目仅用于能源和医学研究。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Khameini，他拥有比艾哈迈迪-内贾德更大的权力）在2005年发布裁决令，宣称伊斯兰禁止核武器。[268]如果伊朗政府继续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红口白牙说瞎话。但是他们的大话说得太满，在全世界，包括他们所依赖的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和巴西等的众目睽睽之下失信，他们也许会有所迟疑。

    艾哈迈迪-内贾德对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冥想并不意味着他会用核灾难来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曾有分析家满怀信心地预言艾哈迈迪-内贾德会在2007年和2009年引爆核弹，这两个日子来了又走了。[269]请看看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怎样解释他的信念的，下面是他在2009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安·柯里的电视采访：

    柯里：您曾经说过，您相信他的到来，天启时刻将在您的有生之年降临。您相信您应该做什么加速他的到来？

    艾哈迈迪-内贾德：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谈的是和平……我当时说的是末日之战和——世界大战，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要求的。伊玛目……将带来逻辑、文化和科学。他的到来意味着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敌意和仇恨，不再有冲突。他会召唤所有的人都如兄弟般相亲相爱。当然，他会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他们两位将一起回来。他们在一起，会让整个世界充满爱。世界上那些关于大规模战争、末日战争等等都是些谎言罢了。[270]

    作为一个无神论的犹太人，我不能说他的这些话完全可信。但很显然，除了那个伊玛目和基督这一点，其余的部分和虔诚的基督徒没有丝毫不同，而且他们更温和，反而是许多基督徒相信末日大战，并在各种畅销书中加以无限遐想。至于说他在讲话中那句被翻译成“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话，《纽约时报》的作家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咨询了波斯语翻译和伊朗政府言论分析家，询问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他们一致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做白日梦，巴望以色列总有一天改朝换代，而不是准备立即下手进行种族灭绝。[271]翻译外国人的惊人之语，常常带来惊人的危险；记得当年说赫鲁晓夫吹牛大喊“我们将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们的寿命比我们要长（outlive），而不是要动手将我们塞进坟墓（entomb）。

    伊朗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锱铢必较。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2年将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接着就攻入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朝鲜领导人看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坚信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威胁，于是加紧研发核武器，杜绝一切美国入侵的幻想。不久，伊朗也开始全力推进核开发计划，目的无非是制造混乱，让人们对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以及是否能够迅速组装核武器产生疑虑，以此消除撒旦发动攻击的念头。

    如果伊朗最终真的成为或者被认为已成为核国家，核时代的历史也不会被改写。我们已经看到，核武器除了同归于尽的威慑之外鲜有其他用途，核大国一直受到无核国家的挑战。防止核扩散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2004年推测朝鲜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到2010年前后，朝鲜会将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并会刺激韩国和日本开发核武器。[272]事实上，朝鲜确实拥有核武器能力，2010年也已经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向一群没有准星的恐怖分子提供核弹药，这等于是要为完全不能控制的行为承担后果。[273]

    以伊朗为例，在它决定自己（或者怂恿真主党人）向以色列发动核打击时，总要掂量一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伊朗领导人必须确定以色列会进行核报复，至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来一颗，我必送还一颗，同时还会有核大国以惩罚触犯核禁忌为名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虽然伊朗现政权令人厌恶，而且在许多方面缺乏理性，不过，是为了继续把持权力，还是在巴勒斯坦核辐射中寻求至上的公义，或者为了第十二伊玛目的降临——不管有没有耶稣基督相伴——而选择彻底毁灭自己，伊朗当局进行这样的抉择时大概不会太在意原则。托马斯·谢林在2005年诺贝尔奖领奖致辞中说：“除了毁灭自己的制度，伊朗靠那几颗核弹头还能得到什么？核武器应该十二万分的珍贵，不宜赠送或出售；与其说用它来杀人，不如保留核武器，用以威慑美国或俄罗斯，或者其他什么国家，让它们不敢贸然进行军事进犯。”[274]

    虽然设想最坏情况的替代方案经常是很危险的，但危险总是双向的。2002年秋，小布什总统警告伊朗说：“美国不能无视日益增长的敌对威胁。面对这些威胁的明确迹象，我们不会等待确凿的证据——那支刚刚发射过子弹的枪，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一朵蘑菇云。”“明确迹象”将美国卷入战争，几十万人为此送命，耗资近1万亿美元，世界并未因此更加安全。65年来，所有声称核灾难不可避免的预测全部失算。无视这一历史，自以为是地确定伊朗将使用核武器，也许会将我们领向一场成本更加高昂的冒险。

    * * *

    近来，人们念兹在兹的另一个黯淡前景是全球变暖。地球的气温在持续升高，几十年之内将会造成海平面上升，沙漠化，某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遭受洪涝和飓风灾害。经济将受干扰，加剧各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人口从灾害地区向外迁移，将会导致与迁入地区的摩擦。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警告说：“气候压力正说明了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是比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或者防止核武器在流氓国家中扩散更棘手的挑战。”[275]同一年，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们呼吁针对全球变暖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的原话是说气候变迁威胁到国际安全。不断强化的恐惧感染到了所有人。一些军官在文章中将全球变暖称为“不稳定的力量倍增器”“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将延长反恐战争”。[276]

    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具备两可答案的问题。虽然气候变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痛苦，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但它不一定导致武装冲突。对战争与和平进行过追踪研究的政治学家，比如哈尔瓦德·比海于格、艾迪安·萨勒彦（Idean Salehyan）、奥勒·泰森（Ole Theisen）和尼尔斯·格莱迪奇，对于战争的目的是争夺资源这种流行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27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马拉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饥饿和资源匮乏是常态，但是他们并不曾卷入战争。飓风、洪水、干旱和海啸（比如2004年印度洋灾难性的大海啸）也没有引发武装冲突。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沙尘暴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并没有引发内战。在过去15年间，非洲大陆的气温持续上升，内战和战争死亡则一直在减少。土地和水源的压力肯定会导致地方性纠纷，但是一场真正的战争需要组织和武装一支暴力队伍，这更多取决于坏政府、封闭的经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需要。在反恐战士的想象中，任何事情都会与恐怖主义发生关联：恐怖分子往往是就业不充分的下中产阶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278]说到气候和种族灭绝的关系，苏丹政府不过是将达尔富尔的暴力归咎为荒漠化，以掩盖自己默认和纵容种族灭绝的种种政策。

    在对1980—1992年的武装冲突所做的回归分析中，泰森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密集、政治不稳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则很可能爆发战争，而是否干旱、缺水，是否有一般性的土地退化则与战争无关（严重的土地退化与战争存在弱关联）。泰森的研究使用了很多国家的数据（N），而不是仅仅挑选一两个国家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那些根据资源短缺和暴力冲突的关系来预测黯淡未来的人，在大数据（N）研究中得不到任何支持”。萨勒彦补充说，在土地供给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地改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农耕方式，就能大大提升生产率。正如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做到的，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缓解环境破坏给国民造成的痛苦。因为在影响环境的因素中，政治和社会组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使是世界气候发生了变化，资源战争也远非不可避免。

    * * *

    我们无法预知“新和平”是不是长期和平，但肯定不会是永久和平。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还会见到战争和恐怖袭击，甚至有可能颇具规模。在我们知道的未知数中有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核恐怖分子、环境退化，此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也许，某国的新领导人会决定一举收复某地，或者俄罗斯将吞并一两个苏联的小共和国，这都会激起美国做出反应。也许，气势汹汹的查韦斯会走出委内瑞拉，在整个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和残酷镇压颠覆力量。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来自某个闻所未闻的解放运动的恐怖分子，正在筹划一场惊天大破坏，或者，某种救世主意识形态正在某个狂人的脑子里酝酿发酵，而此人即将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从而将世界带回战争。正如《周六夜现场》中的新闻分析家罗莎娜·罗莎娜达娜所观察到的：“总会有件什么事情。如果不是这一件，一定是那一件。”

    但是，如果我们任凭丰富的想象力决定我们对可能性的判断力，那可就太愚蠢了。也许，总要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可以更少，而且不一定是坏事情。数字告诉我们，在过去20年中，战争、大屠杀、恐怖主义的数量虽然没有降至零，但减少了很多。认为世界充满了连续不断的暴力，每一次停火都有另外一场新战争燃起，每一次和平的间歇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步爆发累积张力和寻求释放，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顾事实。今天，有千百万人能够活着，完全是因为没有发生内战和种族灭绝，而如果世界仍然保持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状态，这些灾难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确保促成这一进步的条件，例如民主、繁荣、称职的政府、维和行动、开放经济，以及反人类意识形态的消亡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这些进步似乎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

    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我已经强调过，对历史所做的统计鉴定显示，暴力大灾变不太可能发生，但并不是非常不可能发生。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有所期望的表述方式来陈述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说，虽然暴力大灾变并非极其不可能，但是它们不太可能会发生。

    第7章 权利革命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仰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皆生而平等。” ——马丁·路德·金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壮，行动也谈不上灵活机敏，所有有组织的运动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打篮球永远是投篮不进。爬绳的时候，我的一只脚被悬空缠绕在绳索上，就像一团海藻挂在鱼线上。棒球呢，在暴晒的球场上，在那些漫长的间歇中，作为右翼外场球员，我总是暗自祈祷：千万不要有球朝我的方向飞过来。

    但是我有一项天赋，让我在同伴中免于永远低人一等的命运：我不怕疼。只要对手的攻击是公开和正面的，不带有特别的侮辱，我就很能“打架”。与体育馆里的老师和草场上的教练主持的运动相比，男孩子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有足够的机会证明自己。

    我报名参加皮卡冰球和（没有头盔和护垫的）拦挡橄榄球，经常被召唤上场，也能够一头扎进人堆奋力抢球。有一种运动叫“谋杀球”，一个男孩子抱住一只排球开始计秒，其他人则向他施以拳头，直到他忍受不住扔掉手里的排球，当然是抱球的时间越长越好。一种叫“骑马”的游戏——这是学校辅导员严格禁止的游戏，显然是得到了律师的指令。在“骑马”中，要有一个胖子（“枕头”）背靠树站着，另一个队友弯下身子，双手搂着胖子的腰，本队的其他孩子排队，一个接一个弯身搂住前面孩子的腰。对手方的孩子则助跑、跳跃，骑到弯着身子的“马”背上，做马的孩子或者支撑不住倒在地上，或者坚持三秒钟获胜。晚上回家之后，我们要玩“敲打指关节”（Knucks）游戏。在这种被学校禁止的游戏中，输了的人要忍受一摞扑克牌敲打指关节。是用扑克牌的正面还是扑克牌的侧面敲打，以及敲打的次数，由分数决定。此外还有一套复杂的规则，规定挨打的人不能躲避，打人的人不能划伤和过度用力。妈妈们会不时进来检查我们的指关节，看看有没有被划破和打伤。

    在成年人为孩子组织的活动中，没有一样能给我们带来发狂的欢乐。学校里最好玩的游戏要算闪避球，它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喧闹，我们或者躲在勇猛的队友身后，逃避飞来的胶皮球；或者滚爬着扑向地面抢夺皮球，东奔西突，直到被胶皮球击中出局。在奥威尔式控制严格的“体育教程”中，这是唯一一项我期待的运动。

    但是，在这场由来已久的战斗中，面对辅导员、体育教师、律师和妈妈们，男孩子最后还是败下阵来。一个接一个的学区开始禁止闪避球游戏。全国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NASPE）发布了一项声明，草拟声明的人肯定从来都不曾是个男孩子，甚至可能从来也没有见过男孩子。声明这样解释禁止此项运动的原因：

    全国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认为闪避球不是一项适合从幼儿园至高中十二年级体育教育课程的活动。有些孩子——那些技艺娴熟、最有信心的孩子——可能喜欢这项活动，但是很多孩子不喜欢！特别是那些胃部、头部、腹部被狠狠打中的孩子不喜欢这项活动。而且，教育我们的孩子靠伤害他人来取胜是不适当的。

    是的，闪避球的命运也算是暴力历史性减少的又一个标志吧。在我们的血脉中，暴力娱乐源远流长。雄性灵长类动物的幼崽经常在玩闹中打架，而在游戏中扭打和搏斗是区别人类男女性别最明显的差异之一。[1]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各种带有打斗冲动的极限运动。除了古罗马的角斗对抗和中世纪的长矛比武锦标赛，在体育运动的血腥历史中，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娱乐性的尖头手杖较量（贵族和神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乐子）；北美原住民苏族印第安人的男孩子在玩耍中会揪住对手的头发，然后跪在他们的脸上；爱尔兰人用结实的橡木棍打斗；还有一种19世纪时风行美国南方的踢胫游戏，参赛者互相抓住对方的双臂，尽力踢踹对方的胫骨，直到一个人倒下为止。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徒手拳击，从其战术也许可以推测出当今拳击的规则（不许用头撞、不许攻击腹部以下部位等）。[2]

    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受到了冲击。虽然人们对模拟暴力和自愿暴力的嗜好并没有改变，但是在社交生活中尽力排除所有真实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中暴力灾难的量级越来越低。战后，人们从反对屠杀上百万人的大规模战争以及杀害几千人的暴行，例如战争和种族灭绝，发展为反对伤害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其他暴力形式，例如暴动、私刑和仇恨犯罪，再继续从杀戮延伸到其他形式的伤害，例如强奸、殴打、骚扰和恐吓。对受害者的保护也在升级，开始包括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甚至动物。禁止闪避球游戏不过是大势变化的风向标。

    在持续不断的“权利”运动的努力下，暴力终于成为一种丑恶诱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犯罪。这一连串权利运动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动物权利。这些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相继而至，我将它们统称为“权利革命”。从图7-1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权利要求传播蔓延的情况。图中给出了1948—2000年英文图书中涉及权利内容的比重（相当于2000年同类图书的比重，其中包含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动物权利）。之所以选择1948年作为起点，是因为那一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民权”和“女权”两个词出现在权利时代之前，这些理念在19世纪就已经成为国民认同的良知。1962—1969年是美国民权运动高峰时期，标志是几次极为戏剧性的法律胜利。当民权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女权运动开始升温，紧接着是儿童权利和20世纪70年代的同性恋权利，最后是动物权利。这些交错迭起的运动告诉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汲取了先驱者的经验，接过某些成功的战术和口号，最重要的是，继续了前人的道德理性。

    图7-1 1948—2000年，使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术语的英文图书

    资料来源：“书虫项目”米奇等人对谷歌图书数字化的500万册图书进行的分析，2011年。“书虫”是比“谷歌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 Viewer）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它在书中搜索字符串，在分析字符串在语料库中的比重之外，还可以分析该字符串在书中所占的比重。以2000年的水平为100，图中的曲线是包含每一个权利词汇的图书比重的5年移动平均线，显示各年此类图书对应2000年的百分比。

    在两个世纪前的人道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对陈规陋习的反思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每一个进步都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升华。这些个体的思索超越自身肤色、阶级和国籍，有时硕果累累，有时也是非常痛苦的。和当时相比，个人权利的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飞跃。如果一个有感知力的个体所拥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其肤色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要受其他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性取向甚至物种的影响呢？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和地点，碍于陈规陋习和粗野的兽性，人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但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权利运动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权利革命重新审视了人道主义革命的某些议题，同时也回归了文明进程的某些主题。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尽管经历了旨在抑制暴力的种种变革，但人们当时未必认识到这些过程的真正意义。当欧洲人掌握了各种自制方式后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变得文明了、讲礼貌了，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促使凶杀率下降的社会运动之中。今天，我们很少去思考习俗背后的理由，比如，厌倦了晚餐桌上食客随手杀来杀去的血腥场面，所以我们直到今天也不能用餐刀吃豌豆。同样，我们早已忘记美国保守州虔信宗教和崇尚“家庭价值”，最早是为了驯化牛仔镇上和矿工营地内天天打架斗殴的男人。

    围剿暴力的行动连连获胜，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的努力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禁止闪避球只是这场决赛获胜之后的一个多余动作罢了。它提醒我们，文明攻势之下，我们的文化仍带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习俗、缺陷和禁忌。权利革命造就了一套深入人心的礼仪规制，我们将其称为“政治正确”。

    权利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古怪的遗产。我们将会看到，因为权利革命，各种类型的暴力都呈现大规模的稳定减少。但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这种胜利，部分原因是他们忽视了统计数据，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鉴于过去痛苦的经验，活动家为了继续维持压力而不愿意承认成功。第一代民权人士奋起反抗时，种族压迫的具体形式是私刑、夜袭、种族仇杀，以及在投票站对黑人进行赤裸裸的恐吓。今天最典型的种族歧视，也许是高速公路上美国非洲裔司机被警察叫停。[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认为，虽然1991年他得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但那场众说纷纭的国会听证简直就是一场“高科技私刑”。整场戏充满了低级趣味，当然，这最终证明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过去，对妇女的压迫体现在丈夫可以合法地强奸、殴打和禁锢妻子；而今天，如果某个一流大学工程系的教授不是男女各占一半的话，就是歧视女性。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于废除法律中对同性恋男子进行处决、残害和监禁的规定，现在则要废除将婚姻限制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合约的法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此满足现状，或者贬低为继续消除歧视和偏见所做的努力。我要说的是，权利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使人们免于暴力伤害和丧命。这些胜利即使并不全面，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赞赏并且试图加以理解。

    私刑和种族迫害的减少与民权

    在提起美国民权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人想起来的是20年来的新闻大事记。自1948年起，杜鲁门结束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政策；整个50年代，民权运动节节推进，最高法院禁止学校实行种族分校，罗莎·帕克斯因在公交车上拒绝向白人男子让座而被捕，马丁·路德·金为声援罗莎组织抵制公交车运动；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达到高峰，20万人在华盛顿举行游行集会，聆听马丁·路德·金发表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接着就是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案》，以及1964年和1968年通过的两项民权法案。

    在这几次辉煌的胜利之前，还有很多虽然没有这样响亮，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成就。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是这样开篇的：“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奴隶解放宣言》……对于千百万黑奴，它犹如燃烧着希望之光的巨大灯塔。”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自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非裔美国人未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原因是，他们受到暴力的威胁。不仅是政府运用武力推行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性法规，非裔美国人被“社群间冲突”（或“社区间冲突”）形式的暴力围困在原地难以脱身。所谓“社群间冲突”，即按种族、氏族、宗教或者语言划分的一个公民群体攻击另一个公民群体。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非裔家庭受到有组织的流氓团伙（例如“三K党”）的恐怖欺凌。私刑是指暴徒公然对其他人实施酷刑甚至极刑。种族迫害是指一伙暴徒对另一个社区大肆骚扰破坏甚至谋杀，也称致命种族骚乱。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政治学家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在其有关致命种族骚乱的权威著作中，研究了50个国家的150宗有关社群间暴力的报告，他总结出了这些冲突的共性。[3]种族骚乱除了本身的性质外，还具有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两种特征。但与这两种集体暴力不同，这样的骚乱虽然有赖于政府同情和姑息侵犯者，却没有预先计划，没有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某位领袖统一构思蓝图，然后由政府或武装力量尽力实施。种族骚乱与种族灭绝有一样的心理根源。一个集团用某种特征对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定性，并视这些成员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他们天性邪恶，甚或两者兼而有之。暴民集结成团伙，可能出于霍布斯式的恐惧，担心会受到攻击而抢先下手，也可能出于报复，宣称为了对方某种卑鄙的罪行而进行复仇。用来挑动愤怒的所谓威胁和罪行通常是流言、谣传或者赤裸裸的编造。暴民满腔仇恨，下手如恶魔般残酷。他们常常烧毁或荡平对方的产业，而不是仅仅抢掠。他们并不在意追查被指控的罪犯，而是针对社群中的所有人，随意地实施杀戮、强奸、折磨和致残。通常，暴徒的武器并不是枪，而是刀棍。当然，行凶者大多是男青年，他们在狂欢中施暴，事后对所见所闻毫无愧疚，认为自己的行动不过是对不可容忍的挑衅的正义回击。遭受打击的族群不会因一次种族骚乱而毁灭，但是骚乱造成的死亡数量远远高于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种族骚乱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2人，但也可以多到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如果是全国性骚乱，比如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情况）。致命的种族骚乱是种族灭绝的有效战术，它可以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恐惧而逃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恐怖主义一样，致命骚乱会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恐惧，往往会触发军管、被民主制度扼杀、军事政变和分裂战争。[4]

    暴力种族骚乱并非20世纪的新事物。欧洲有着上千年对犹太社区进行杀戮的历史，迫害（pogrom）一词来自俄文，原是用来描述19世纪俄国犹太聚居区内经常发生的反犹暴乱。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格兰，发生过数百起针对天主教徒的暴力骚乱。议会通过了《骚乱法》（The Riot Act），凡遇骚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群众的办法就是高声宣读法令，威胁暴徒说如果不立即解散将会面临死刑。[5]

    美国历史上也充满社群间暴力。在17、18和19世纪的美国，几乎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曾经受到暴徒团伙的攻击，清教徒、贵格会、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犹太教徒，还有移民族群，例如德国移民、波兰移民、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毫无例外。[6]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看到，有些迫害美洲原住民的社群暴力如此之彻底，完全可以被归入种族灭绝。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从事任何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但是它确实执行了几次种族灭绝。“五大开化部落”被迫离开它们在东南部的故园，沿着“泪水之路”向西迁徙到今日的俄克拉何马，一路上有上万人死于疾病、饥饿和酷暑严寒。20世纪40年代，数十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和与美国交战的国家同属一个民族。

    然而，受政府纵容的社群间暴力之害时间最长的还是非裔美国人。[7]我们也许以为私刑主要是美国南方的一种现象，事实上，两次最残酷的私刑事件均发生在纽约市：一次是1741年，当时流言四起，说黑人奴隶将发动起义，许多黑人被送上火刑堆活活烧死；还有一次是1863年的征兵暴动（2002年的电影《纽约黑帮》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暴动中至少50人被私刑处死。在美国南方内战后的几年之间，有数以千计的黑人被害，甚至在20世纪初期，至少有25个城市发生过杀戮10人以上的种族骚乱事件。[8]

    19世纪中叶，欧洲的暴乱开始减少。而美国一直要到19世纪末，暴力骚乱才开始慢慢消失，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终结的迹象。[9]詹姆斯·佩恩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将美国的私刑统计制成图表，数据的起始年份是1882年，从1890年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私刑暴力一路减少（图7-2）。在这几十年间，新闻中不时仍有私刑事件的报道，配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吊着的尸体和被烧焦的尸体，“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等人权团体和活动家也在散发有关私刑的资料和图片。一位中学教师阿贝尔·米若珀尔（Abel Meeropol）看到了一张1930年印第安纳州两个黑人男子被吊死的照片，他在激愤之下写出这样的诗句：

    南方之树结出奇异的果实，

    绿叶滴着鲜血，树根也浸泡在血里，

    黑黝黝的躯体在南方的晨风中摇荡，

    白杨树枝上吊着怪异的果实。

    图7-2 1882—1969年美国的私刑数量

    资料来源：佩恩制图，2004年，第182页。

    （在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夫妇因向苏联传递核武情报而被处决后，米若珀尔和妻子安领养了卢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米若诺珀尔给诗句谱了曲子，此歌成为比利·霍利迪的当家歌曲，《时代周刊》在1999年将其称为“世纪之歌”。[10]我们总是能碰到一些神秘的时刻，暴力私刑处于高峰时，大多数人保持沉默，而当私刑情况已经没有早期那样严重的时候，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后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私刑案例发生在1955年，密西西比14岁的埃米特·蒂尔被绑架、殴打、致残，最后被杀害，因为据说他冲一名白人妇女吹了声口哨。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敷衍了事，宣判凶手无罪。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一度担忧私刑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当时确实有几件谋杀案令举国震惊。1998年，得克萨斯的3个种族主义分子绑架了非裔人小詹姆斯·伯德。他们殴打他，直到他不省人事，再用铁链一头拴住他的脚脖子，另一头铐在皮卡后面，卡车拖着小伯德在硬路面上行驶了3英里，他的身体破碎，被摔进阴沟。鬼鬼祟祟的谋杀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的私刑，当年对黑人实行私刑可以是整个社区的狂欢节，而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私刑就是犯罪。就在小伯德谋杀案发生的几年前，联邦调查局开始收集仇恨犯罪的数据。所谓仇恨犯罪是指暴力指向特定的种族、宗教和性取向。自1996年以来，联邦调查局每年发表有关统计报告，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小伯德案是否代表一个令人忧虑的新趋势。[11]图7-3显示了1996—2008年因种族原因被谋杀的非裔美国人的人数。竖轴上的数字不是每10万人口的谋杀率，而是谋杀的实际数。1996年，即报告发布的第一年，5名非裔因种族原因被谋杀。自那时以来，谋杀人数减少到每年1个人。在一个每年发生1.7万起谋杀案的国家，这个仇恨谋杀的人数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仅是一个统计噪声罢了。

    图7-3 1996—2008年非裔美国人因仇恨被谋杀的人数

    资料来源：联邦调查局《仇恨犯罪统计》年度报告，见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a。

    当然，更常见的是那些不太严重的暴力，例如恶性攻击（攻击者使用武器或造成伤残）、单纯人身攻击，以及恐吓（让受害者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种族仇恨事件的绝对数量令人警惕，每年仍有数百起伤害案、恶性攻击案和上千起恐吓案，我们仍必须将它们放在同期美国犯罪数量的大背景下——美国每年的恶性攻击案高达100万起，以种族为动机的恶性攻击在其中（每年10万分之322）仅占0.5%，甚至低于任一谋杀案件的概率。正如图7-4所展示的，自1996年以来，3种仇恨犯罪的数量都在下降。

    图7-4 1996—2008年针对非裔美国人的非恶性仇恨犯罪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仇恨犯罪统计》年度报告，见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a。犯罪案的数量占非裔美国人口中的比重，非裔美国人口为总人口乘以0.129，这一非裔美国人口比重来自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

    随着私刑消亡，对黑人的种族迫害也消失了。霍洛维茨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他所关注的“致命种族骚乱”主题即将寿终正寝。[12]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纽瓦克、底特律和其他美国城市发生的种族暴动已经是全新的现象：非裔美国人不再是暴力的目标，而是暴力的参与者；骚乱的死亡人数很少（死者主要是被警察打死的暴乱参与者）；暴乱的袭击目标主要是财产，而不是人身。[13]1950年之后，美国再没有发生过针对单一种族或族群的骚乱；在美国之外的西方，例如加拿大、比利时、科西嘉、加泰罗尼亚或者巴斯克地区这些存在族群摩擦的地方，也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骚乱。[14]

    * * *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确实发生过迫害黑人的暴力事件，但形式有所不同。人们没有觉得这些攻击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具备恐怖活动的全部特征：直接针对平民，伤亡数量有限，宣传效果显著，以恐吓为目的，有明确的政治企图——阻止南方的去种族隔离化。与其他恐怖主义的攻势一样，当种族隔离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越过一个界限，成为彻头彻尾的邪恶，公众将全部同情给予受害者的时候，种族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公众从报道中看到，为了阻止黑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丑陋的暴徒向黑人孩子投掷秽物，进行死亡威胁。有些事件给人的印象之深刻，已经成为时代的文化记忆，比如在新奥尔良开学的第一天，6岁的小女孩鲁比·尼尔·布里奇斯在联邦法警的护送下走向学校。当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为了写作回忆录《横越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驾车穿过美国大陆，他刚好抵达绰号为“快活之都”的新奥尔良市：

    两辆车子里各走出4名体格魁梧的联邦法院执行官，然后不知道从车子里的什么地方，他们拎出了一个小小的黑人女孩儿，那是大家见过的个子最小的黑人小女孩儿。她穿着浆过的白得晃眼的衬衫，脚上的白色新鞋好小，小得几乎呈圆形。在白色的衬托下，她的脸和两条小小的腿显得特别黑。

    魁梧的执行官让她站在路边，路障后面响起了一片刺耳的嘲弄声。小女孩儿并没有朝咆哮的群众望过去，但从她眼角的眼白所流露出的表情，让人觉得她像只受到惊吓的小鹿。执行官把她像个洋娃娃般扭过来，然后这列奇怪的队伍开始在宽广的人行道上朝学校的方向移动。陪同的人员实在太过魁梧，因此孩子显得格外瘦小。接着，小女孩儿不寻常地跳了一下，我想我知道她这么做的原因。我猜小女孩儿长到这么大，一定从来没有不蹦不跳地好好走过十步路，但这时的她，刚刚开始蹦跳，跳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压迫感压住了。她的两只小圆脚踩着慎重、不情愿的脚步，走在高大的护卫者之间。这一行人慢慢爬上阶梯，进入学校。[15]

    这一事件也因1964年《展望》（Look）杂志刊出的一幅画而永垂史册。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这幅名画题为“我们共同的难题”。而诺曼·洛克威尔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理想化的美国的感性形象。1963年，伯明翰市的一间刚刚举办了民权会议的教堂发生爆炸，4名正在教堂主日学校上学的黑人女孩遇难。这件事触动了很多人的良知。同年，民权工作者梅德加·埃弗斯被三K党杀死；次年，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韦纳被杀害。除了暴徒和恐怖分子的恶行之外，还有政府暴力。正直的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被投入监狱，和平的示威者遭到水枪、警犬、鞭子和棍棒的袭击，所有美国人都能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

    1965年之后，对民权运动的抵抗日渐式微，反黑人暴乱成为遥远的记忆，没有任何社区和团体再愿意支持针对黑人的恐怖活动。90年代，有报道指美国南方发生了数起烧毁黑人教堂的事件，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结果发现事实有很大出入。[16]所以，尽管媒体特别不会放过仇恨犯罪的新闻，但是谢天谢地，在今天的美国，此类犯罪确实越来越罕见了。在其他国家，以少数族裔为目标的私刑和种族暴动也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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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伦敦和马德里的爆炸案发生在几十年前，都会成为在西方世界触发反穆斯林骚动的导火索。但是，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暴乱，有人权组织回顾2008年的反穆斯林暴力，在西方国家找不出一例以仇恨穆斯林为动机的命案。[17]

    霍洛维茨认为，西方恶性种族骚乱的消亡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政府管治。参加暴乱的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何时警方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他们很清楚何时必须放弃攻击受害者。行动迅速的执法队伍可以平息暴乱，并将族群间复仇的骚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但行动必须有预案。因为地方警察通常和施暴者属于同一族群，很可能对暴徒抱有同情，所以在镇压暴乱方面，使用专业化的国家武力比使用社区警力更有效。但是防暴警察可能造成更多死亡，他们必须经过使用最小武力驱散暴徒的严格训练。[18]

    导致恶性种族暴乱消亡的另一个原因比较难界定：人们对暴力越来越厌恶，甚至无法容忍最小的暴力动机。我们前面说过，种族灭绝和恶性种族暴乱的主要风险因素是本质主义心理学，即将一个群体的成员视为无意识的障碍物，令人恶心的寄生虫，或者贪婪、恶毒或异端的恶棍。这些态度一旦成为政府政策，即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所说的排除主义政策，或芭芭拉·哈尔夫的排他性政策，政府就很可能执行种族隔离，强制同化，甚至实施非常极端的驱逐和种族灭绝。泰德·罗伯特·格尔表示，即使是非极端性的歧视政策，也是引发内战等种族暴力冲突的危险因素。[19]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何设计与歧视性政策针锋相对的新政策。它们不仅要废止将某个少数民族置于不利地位的法规，还要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强制性地执行反排挤反歧视政策，例如黑白同校，更好更早的受教育机会，在政府职位、企业就业和教育机会上实行种族或民族配额。这些政策一般被称为补偿性歧视，在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平权行动。不论这些政策是否起到了防范种族灭绝和种族迫害的作用，它们彻底纠正了发达国家对过去造成或容忍暴力的排挤政策。而这些纠错政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

    在一份名为“1950—2003年种族政治歧视的减少”的报告中，政治学家维克托·阿萨尔（Victor Asal）和埃米·佩特（Amy Pate）审视了1950年以来124个国家中337个少数族裔的状况。[20]（这一研究和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哈尔夫数据库的结论相同。）阿萨尔和佩特将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歧视政策和反歧视政策的国家绘制成图。如图7-5所示，在1950年，44%的国家有歧视性的政府政策；但到2003年，只有19%的国家还保留这样的政策，而有更多国家开始了补偿性反歧视政策。

    阿萨尔和佩特分地区检视数据时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少数族裔的处境最好，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歧视。在亚洲、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尤其是中东地区，虽然自冷战以来情况都有所改善，但少数族裔仍然受到合法的歧视。[21]作者总结说：“各国政府的正式歧视政策都在减少。这一趋势始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民主国家，到90年代，终于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22]

    图7-5 1950—2003年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平权政策的国家

    资料来源：阿萨尔和佩特绘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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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政府官方的歧视政策逐渐减少，普通人将少数族裔非人化和妖魔化的意识也在逐渐改变。许多知识分子仍然不相信这个判断，他们始终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难以被消灭。但贯穿本书，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道德进步，都有社会评论家出来指责说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过。1968年，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预测，非裔美国人即将起义，开始“爆炸桥梁和供水管，焚烧大楼，刺杀政客和名流，当然间或还会举行大规模的暴动”。[23]虽然他既没有看见爆炸桥梁也没有看见暴动，但他仍然在1992年出版的《两个国家：黑与白，分裂，敌对，不平等》（Two Natie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一书中坚称：“种族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在百年之内弥合这条裂缝。”[24]在20世纪90年代那10年内，奥普拉·温弗瑞、迈克尔·乔丹、柯林·鲍威尔不断在民调中被提名最受尊重的美国人之列，但在出版物中，有关种族关系的描述仍然非常沉重。比如，法学家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1992年的著作《种族主义的持久性》（The Permanence of Racism）的副标题是“种族主义是我们社会中所必需的、永久的和难以摧毁的组成部分”。[25]

    社会学家劳伦斯·波波（Lawrence Bobo）和他的同事决定亲自检测美国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26]他们发现，歧视并非坚不可摧，事实上，公开的种族主义已经完全土崩瓦解。图7-6显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大多数美国人承认他们反对黑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在60年代初，几乎有半数人表示如果有黑人家庭搬进隔壁，他们就会搬家；到80年代，持此类态度的人不足10%。

    图7-6 1942—1997年美国人对种族隔离的态度

    资料来源：“黑白分校”：数据来自舒曼（Schuman）、斯迪（Steeh）和波波，1997年，使用芝加哥大学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采集的原始数据。“将会搬家”：数据来自舒曼、斯迪和波波，1997年，使用盖洛普咨询公司采集的原始数据。

    图7-7告诉我们，在50年代，只有5%的白人认可异族通婚；90年代末，2/3的人接受异族婚姻；到2008年，这个数字达到近80%。对于“黑人是否能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的问题，70年代初期就很少有人还做出带有种族偏见的回答，以至于民调问卷中不再列出这些问题。[27]

    同时，种族非人性化和妖魔化的信念也在消失。在美国白人中，这些成见由来已久；他们一向认为非裔美国人懒惰，而且智商低于白人。但在过去20年中，持有这种偏见的美国人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今天，认为能力低下导致不平等的人，其人数之少，可以忽略不计（图7-8）。

    图7-7 1958—2008年美国白人对异族婚姻的态度

    资料来源：“不赞成”：数据来自舒曼、斯迪和波波，1997年，使用盖洛普咨询公司采集的原始数据。“反对”：数据来自“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图7-8 1977—2006年不利于非裔美国人的态度

    资料来源：波波和道森（Dawson）的数据，2009年，原始数据来自“综合社会调查”。

    宗教不宽容的现象也在持续减少。1924年，在一所美国中产阶级学区的高中内，91%的学生同意这样的表述：“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应该皈依基督教。”到1980年，只有38%的学生同意这样的说法。1996年，62%的清教徒和74%的天主教徒同意“所有的宗教一样好”——而他们的上一代人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到困惑，更不要说16世纪的教徒了。[28]

    对少数族裔的任何非人化和妖魔化的态度都会引起极大的反感，这是民调数字所无法反映的。这种态度已经改变了西方的文化、政府、体育运动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在过去50年一直在努力清除流行文化中积存的种族主义印记。首先是贬低非裔美国人形象的音乐剧，比如《阿莫斯与安迪》（Amos’n’ Andy）和《小淘气》（Little Rascals）；其次是电影，迪士尼的《南方之歌》（Song of the South）和许多“兔八哥”动画片。[29]在商标、广告、庭院装饰中，歧视性的漫画形象也逐渐消失了。民权运动的高峰是美国社会反种族歧视的转折点，反对歧视非裔的禁忌，开始扩展到反对歧视其他少数族裔。记得1964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推出一种系列混合冲泡饮品，各种果味分别命名是“笨葡萄”“大嘴青柠”“中国樱桃”“老印第安橙子”，几种水果被画成丑陋怪异的卡通人脸。出品的时间可是太不凑巧了。两年后，最后两种味道的饮品被改名为没有种族色彩的“乔乔樱桃”和“快乐奥利橙”。[30]我们现在经常还能看到球队更换队名，原来的很多队名都带有对美国原住民的成见。最近改名的球队是北达科他大学的美式橄榄球“善战苏人队”。在主流公共论坛上，贬损性的种族玩笑，对少数族裔不敬的词汇，没心没肺地调侃种族相貌差异，都已经是不能被接受的禁忌，好几位政客和媒体人因为失言丢掉了自己的饭碗。比如，2002年，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发表了赞扬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的言论，而瑟蒙德当年公开宣称自己持种族隔离主义立场。洛特自己所属的共和党纷纷对其言论表示愤怒，他随即被迫辞职。

    对任何可能导致种族暴力的迹象保持高度警惕，防范暴力的行为也界定了可以思想和可以言说的界限。如果我们认同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作为判断人的标准，那我们就很难为种族优惠和种族配额政策辩护。

    但是没有一个负责人愿意取消这些政策，因为人们认识到，取消这些优惠政策，将削弱非裔美国人在专业领域的地位，可能再次导致社会两极化。所以，每当法庭裁决种族优惠政策非法，或在公决中被否决，它们总是改头换面以平权行动和“多样化”的委婉形式回到原来的地方。（比如，大学入学录取考虑的是每一所高中内最优秀的学生，而不是全国范围内最优秀的学生。）

    学生入学之后，对种族主义的警觉仍未放松。许多大学要求新生参加特殊的培训班，在培训班上，要求学生检讨下意识的种族主义，并规定言论准则，禁用任何引起少数族裔反感的言辞，尽管如果有人将这些言论准则告上法庭，法庭总是裁决这些准则违宪。[31]有些反“种族骚扰”的案件本身已经成了笑料。在印第安纳大学，一名学生因为阅读一本讲述打败三K党的读物而被判种族歧视，因为图书的封面上印有三K党党徒的形象；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在讲课时提到“湿背人”（wetback，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尤指偷渡者）一词而被判有罪，但他授课的内容就是有关对美国西裔的歧视问题。[32]一些被视为对种族问题缺少敏感意识的小事，比如19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名学生向通宵狂欢的人抗议，他叫喊了一句“闭嘴，你这只大水牛”。这原本不过是来自他老家希伯来语中对流氓无赖的一种俗称，但在大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人们以为这是一个种族性的新绰号。学校当即停摆，每个人都经历了从感到震撼、检讨到再一次刷洗自己灵魂的过程。[33]矫情到这种地步，我能给出的唯一辩护是，为了当今美国空前之种族和睦，付出如此代价也是值得的。（尽管正是由于这种虚伪的矫情，这些人决不承认美国已经处在种族和睦之中。）

    我在《白板》一书中表示过，对种族仇视的过度恐惧已经扭曲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先天和养育的天平上，重重地将砝码加在养育一边；无视人性中某些偏见并非与种族差异有关，而是所有物种均有的特性。有一种潜在的恐惧，似乎如果人性中某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它就可能是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差异。反之，如果人出生时头脑是一块白板，那么所有人出生时的头脑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白板。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因政治原因拒绝承认人类的天性，这透露出对某种特别阴暗的人性理论（人类将永远在种族敌意的边缘上徘徊，因此必须动员所有的文化资源以抵抗这一天性）的默认。

    妇女权利与强奸、家暴的减少

    回顾暴力的历史，我们总是震撼于某些在今天不齿于人类的暴力，在往昔却另有一番风景。

    强奸的历史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大戏中，强奸是最主要的暴力情节。它不仅带来痛苦，而且带来耻辱、恐怖和精神创伤，它粗暴地霸占女子延续生命的手段，甚至肆无忌惮地介入她繁衍的后代。强奸也是最常见的暴行。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总结了一系列人类的共性，强奸名列其中，有关强奸的记载遍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册。希伯来《圣经》告诉我们，一名被强奸的女子可以被她的兄弟卖给强奸者，士兵有权强奸年轻的女俘虏，国王可以拥有多达数千个嫔妃。在亚马孙部落，在荷马时代的古希腊，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格兰，强奸随处可见。在莎翁的戏剧中，亨利五世警告法国村民立即投降，否则他们的“闺女（将）落入奸淫者火热的手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凡发生种族灭绝和种族迫害之时，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强奸，比如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惨案。武力入侵之后也经常发生强奸暴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比利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入侵中国和苏联占领东欧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34]

    布朗注意到，强奸是人类的共性，因此禁止强奸也是人类的共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纵观世界历史，很少有人从受害者的角度认识强奸所造成的伤害。《十诫》中没有一条是“不准强奸”，虽然第十条提到了妇女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妻子列在夫家的财产清单上，名位在房产之后，在侍女和牲畜之前。《圣经》还告诉我们，已婚妇女遭到强暴，相当于她犯下通奸罪，可以被石刑处死，伊斯兰教法一直延续了这一传统。强奸不是被当作对女性的侵犯，而被认为是对男人——女子的父亲、丈夫或者主人（如果女子是奴隶的话）的冒犯。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制度对强奸的定义几乎一模一样。[35]强奸，是从一名父亲那里盗窃女儿的童贞，或者是从一名丈夫那里夺走妻子的贞洁。施暴者可以通过买下受害者做自己的妻子的方式来赎过。妇女要为被强奸而受惩罚。对丈夫、领主、奴隶主和妓院老板来说，强奸是他们的特权。在战争中，强奸则是合理合法的战利品。

    在中世纪的欧洲，当国家开始制定统一的刑法制度，强奸从对父亲或丈夫的侵权行为转变为对国家的犯罪；表面上看，政府代表妇女的利益，但实际上，法律的天平一直向被告倾斜。因为控告虚假强奸易、为强奸辩护难这一事实，让人们将艰巨的举证负担全部压到强奸受害者的身上，在许多法规中将强奸受害者称为“女起诉人”（或“女原告”）。有时，法官和律师声称，一名女子不可能被迫发生违反本人意愿的性交，因为“你不可能给一根晃动的针穿上线”。[36]警察经常将强奸案当作玩笑，不是向受害人追问色情的细节，就是调侃受害人说，“有谁会愿意强奸你呢？”或者，“被强奸无非就是妓女没有拿到嫖客的钱”。[37]在法庭上，妇女经常发现自己和被告一起受审，不得不证明自己没有挑逗、鼓励和同意强奸者。在许多国家，妇女不能担任性犯罪案件的陪审员，因为她们会为证词感到“难为情”。[38]

    从现代道德观念来看，人类历史上强奸之普遍和法制对强奸受害者之忽视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在启蒙时代人文主义塑造新道德观念之前，从在人类进化中形成欲望和情感的遗传利益来看，强奸和对强奸的忽视又是那样顺理成章。强奸涉及三方，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强奸者、与这个女子有特殊利害关系的男子和女子本人。[39]

    进化心理学家和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为，强奸受人类性行为的经济学主导。正如女权主义作家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所说，“一个男人想得到女人拥有的东西——性。他可以偷（强奸），可以请求索取（诱惑），可以租借（嫖妓），可以长期租赁（美国的婚姻），也可以彻底拥有（大部分社会中的婚姻）”。[40]进化心理学家则对支撑这些交易的资源进行了分析。如果在一个物种的繁衍生育中，一个性别的生育速度快于另一个性别，生育较慢的性别就会成为较快一方竞争的稀缺资源。[41]在哺乳动物和许多鸟类中，雌性的生育过程更缓慢，除了妊娠期，哺乳动物还有哺乳期。当雌性成为更有权挑剔的性别，接近雌性所受的限制就被雄性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在许多物种中，包括大猩猩、猩猩和黑猩猩，都能看到雄性对雌性的骚扰、恐吓和强迫交配。[42]说到人类，当某些风险因素同时存在时，男性就有可能使用武力进行交配，这些因素是：他具有暴戾、残忍和冲动的性格；他作为失败者无法用其他方式吸引女性；他被排斥在集体之外，因此无须担忧在社群内的名誉；以及他意识到他不会为此受到惩罚的时候，比如在征服和迫害行动中。[43]大约5%的强奸会导致怀孕，这说明强奸给强奸者带来进化优势：无论强奸表现出何种倾向性，人类进化的历史显然未曾淘汰这一行为，反而特别筛选留下了它。[44]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说男人“天性要进行强奸”，也不是说强奸犯对控制犯罪“无能为力”，或者说强奸因其不可避免或情有可原而属于“自然”现象。但是，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强奸是所有人类社会都能见到的一种瘟疫。

    强奸还涉及受害女子的家庭，特别是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男性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喂养、保护和关照他的子女和子女的母亲。但是，从基因的角度看，这项投资颇具风险。如果这名男子的妻子有个秘密的情人，他就有可能在投资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从进化上看，这无异于自杀。随着进化时间的推移，任何倾向于对妻子通奸无所谓的基因都会彻底败给那些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基因。基因并不直接指挥人类的行为，它们通过塑造人头脑中的情感组成而发挥影响，在这里，这种情感就是性嫉妒。[45]男人想到自己的性伴侣不忠就会怒火中烧，因此他要采取防范措施，尽可能地消除背叛的可能性。措施之一是威胁她和她潜在的情人，并在必要的时候将威胁付诸行动。措施之二是控制女子的行动，削弱她释放女性优势的能力。父亲在展示他们对女儿的所有权时，看起来很像是嫉妒女儿的性能力。在某些传统社会，可以出售女儿换取聘礼，而处女是没有身怀其他男子血胤的保证，贞洁遂成为卖点。父亲，甚至兄弟和母亲，都会将家中女孩子的贞操视为珍贵的资源而加以守护。而年长的女性出于自己的利益，也有动力约束年轻女子的女性竞争力。

    当然，女人像男人一样会嫉妒自己的性伴侣，像生物学家一样能够从事实观察到男人只会关照自己的后代。一个男子的不忠带来的风险是，他对后代的投资会被其他女人和孩子分流；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女子必须尽力阻止自己的男人移情别恋。但是，性伴侣不忠的成本对男女是不同的，人们已经发现，男性的嫉妒更无情、暴烈，更倾向于性不忠（而不是情感不忠）。[46]没有哪个社会的女性和姻亲会特别介意新郎的童贞。

    遗传利益形成的动机不会直接进入社会实践，但是这些动机促使人制定法规和确立习俗来保护这些利益。结果，男人彼此承认各自有权控制妻女的性能力，这成为世界各地都通行的法律和文化准则。人类的思维特别依赖形象的比喻，在女性的性能力这个问题上，最形象的比喻就是“财产”。[47]财产是一个极有弹性的概念，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有法律规范对无形资产的占有权，例如领空、图像、曲调、短语、电磁频幅，甚至基因。所以，毫不奇怪，人们能够将财产的概念推向极端，强加在不可占有物的身上，即感知有自身利益的人，例如孩子、奴隶和妇女。

    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在他们的文章《将妻子误为财产的男人》中，记载了世界各地将妇女作为父亲和丈夫财产的传统法规。财产法赋予所有人不受限制地出售、交换和销毁其财产的权利，如果财产被别人盗窃或损坏，财产所有人可以指望社区承认他们有索偿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契约中，没有妇女本人的利益，强奸成为对拥有妇女的男人的侵犯。强奸被定义为一种造成物品损害或者盗窃珍贵物品的侵权行为，正如我们知道强奸（rape）一词本身与破坏（ravage）、贪婪（rapacious）和侵占（usurp）等词同源。由此可以推定，如果一名女子不受有门第有财产的男人保护，她也就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丈夫强奸妻子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指控，如同指控一个人盗窃自己的财产。

    男人为了保护财产，严厉地要求妇女为自己性价值的失窃和破坏承担责任。这种谴责受害者的逻辑，排除了任何将两相情愿的性关系解释为强奸的可能性，也导致妇女为躲避风险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生命来抗拒强奸者。

    虽然将妇女作为财产的最肆无忌惮的比喻和修辞在中世纪末期就已停止使用，但直到最近，我们仍能在法律、习俗和情感中找到传统留下的范式。[48]订婚后的女子（不是男子）戴订婚戒指，表示她们“被采纳”；许多新娘在婚礼上由父亲“交给”她们的丈夫，并改变姓氏。直到20世纪70年代，婚内强奸在任何地方都不算犯罪，司法系统很少关注强奸案中妇女的利益。研究陪审团判案程序的法学家发现，陪审团仍然认为妇女要为自己被强奸承担疏于防护的责任，如果不提醒陪审团现代美国法律不接受这种概念，陪审团经常会根据这一民间理论做出不利于女性受害人的裁决。[49]至于感情方面的伤害，丈夫和男友往往毫不怜惜自己遭到强奸的伴侣，他们喜欢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永远失去了。我觉得被欺骗了。以前，她整个都是我的，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妇女因为被强奸而婚姻破裂的事例屡见不鲜。[50]

    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强奸的第三方：受害者。出于同样的遗传演进，男人在有些情况下具有强迫女人交配的倾向；受害人的家族则认为强奸是对整个家族的挑衅，而妇女应该抗拒并憎恶被强奸。[51]有性繁殖的性质决定了女性在演化中成为掌握性控制权的一方。她选择交配的时间、条件和伴侣，以保障子女尽可能得到最合适、最慷慨和最有保护能力的父亲，并在最合适的时间生育子女。但是，女性对生育的规划，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一张会计报表，也不是她头脑里的一块可以机械地控制她全部行为的芯片。这正是人类在进化中生成某些情感的基础，在这件事上，即女性控制自己性事的决心，以及在受到暴力性侵犯后的极度痛苦。[52]

    强奸的历史，也就是女性的权益被排斥在形成风俗、制定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社会协商过程之外。我们今天认为强奸是一种侵犯妇女的重罪，这种人文主义理念主导的情感代表了对女性权益的重新确认，将有意识的个体的苦难和个体的实现，而不是权力、传统或者宗教习俗作为道德的基础。而且，这一理念已经融入自主权原则：人对自己的身体有充分的权利，不是可以被他人协商交换的公用资源。[53]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道德，不是在不愿被强奸的妇女、希望实施强奸的男子和企图垄断女子性能力的父亲和丈夫之间寻找平衡，新的价值观完全推翻了旧的传统，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拥有完整的决定权，所有其他各方的利益都是可以不予考虑的。（我们今天承认的唯一的折中权衡是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的权利，因为被告的自主权也摇摇欲坠。）

    自主权原则也是启蒙运动中废奴、结束暴政、取消债务监狱和酷刑的关键性原则。强奸是施加在强奸受害者身上的暴行，这个在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观念，却滞后于启蒙运动的其他成果，很晚才进入人们的头脑。在中世纪末期的英国法律中，已经有些案例试图平衡受害者的利益，但直到18世纪，这些法律才形成文字。[54]并非偶然，当时正是启蒙运动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权的觉醒。1700年，玛丽·阿斯特尔在一篇短文中将反对暴政和奴隶制的原则扩展到反对压迫妇女，她说：

    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绝对的权威，那么一个家庭呢？或者说，如果一个家庭需要绝对权威，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呢？其中的道理不可能只适用于一个，而不适用于另一个……

    如果人皆生而自由，为什么所有的女人却生而为奴呢？仿佛她们只能臣服于男人变化无常的、不确定的、不清不楚的、武断的意志，只能成为完美的奴隶？[55]

    直到150年之后，阿斯特尔的观点才真正成为一场运动。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浪潮以美国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开始，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结束，妇女得到了投票权、参加陪审团的权利、拥有婚姻财产的权利，以及离婚和受教育的权利。而对于强奸的态度和处理，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才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学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1975年的畅销书《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她在书中揭露了有史以来人类在宗教、法律、战争、奴隶制、政府政策和流行文化中对强奸的纵容。她还给出了有关强奸的统计数据，以及强奸受害人本人讲述被强暴和寻求司法公正的遭遇。如布朗米勒所说，社会的主流制度能够营造一种氛围，让强奸显得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比如常言所说“当你无法避免强奸的时候，不如乖乖躺好享受一番”，妇女的感受可以完全不存在。她写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逆文明潮流中，暴力被美化成具有浪漫色彩的反叛，性革命让淫荡成为文化高雅的标志。与女性相比，男性显然更崇尚暴力和性革命，更追求反叛和精致文化的结合，于是强奸几乎被视为一种时髦。布朗米勒的记录重现了在肤浅做作的文化背景下，一些强奸犯令人精神错乱的形象，还有那些假定读者对这些“英雄”充满同情的煽情评论。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71年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塑造了一个热爱贝多芬的恶棍，他残忍地殴打受害者，并以在丈夫面前强奸他的妻子为乐。《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位评论家欢呼说：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发条橙》是对人类个性的一次探索，向我们宣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作为一个梦幻般的人物，阿利斯的魅力就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某些黑暗和原始的东西。他的行为恰恰表达了我们对即兴式性满足的渴望，对释放愤怒和释放被压制的复仇本能的渴望，以及我们内心对冒险和刺激的需要。[56]

    布朗米勒说，影评家似乎忘记了电影观众不只是男性，还有女性：“我肯定，没有女性相信那个戴着匹诺曹大鼻子，拿着一把剪刀的小流氓表达了任何女性对即兴式性满足、复仇或者冒险的渴望。”但是我们不能指责影评家曲解了制片人的意图。库布里克本人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解释了影片的诉求：

    阿利斯象征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男人，如果社会没有将“文明化”强加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这样自由自在。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阿利斯对从事杀戮和强奸具有一种无辜的自由感，我们认为这是人性中天然的野性，而展示男人真实的天性，就是这部故事片的力量所在。[57]

    《违背我们的意愿》对将惩治强奸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书出版时，美国没有一个州认为婚内强奸是犯罪，今天，美国全部50个州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都视婚内强奸为非法。[58]强奸危机处理中心缓解了报告强奸和从强奸中康复的艰难。确实，在今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些服务中心的广告。图7-9是一个招贴的复印件，哈佛大学很多厕所的马桶上方都贴着它，向学生提供了至少5家在遭到强奸后能够提供协助的机构。

    图7-9 强奸预防和反应招贴

    今天，每一级司法系统都必须严肃对待强奸案件。最近听到的一件案子反映了人们态度的变化。我的一个研究生在走过波士顿劳动阶层居住的街区时，三个在人行道上溜达的高中生上来和她搭话，其中一个抓住了她的胸部。当她表示抗议时，这个男生开玩笑似地威胁要揍她。当她向警察报案后，警方安排了一位便衣和她一起对该街区进行监视，他们在一辆不引人注意的老汽车（1978年款橙红色的凯迪拉克赛威，缉毒的战利品）中连续观察了三个下午，直到她发现对自己进行袭击的男子。区助理检察官与她见了几次面，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控告那个年轻男子犯有二级伤害罪，男子表示认罪。几十年前，即使是暴力强奸案的处置也常常是草率的，而现在一桩罪状较轻的相关案件也能让司法系统全力运转起来。

    流行文化中强奸的意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影视业在刻画强奸场面时，着眼于对受害人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厌恶。流行电视系列片《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Law & Order:Special Victims vnit）告诉大家，性暴力罪犯无论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都是卑鄙的人渣，DNA检测必定能将罪犯绳之以法。变化最大的是电子游戏产业，其收入可以与音像业媲美，而且消费对象主要是年轻人。视频游戏是一个庞大的、没有严格规范的无政府世界，大部分是年轻人自己开发自己使用。虽然游戏中充斥着暴力和性象征，但仿佛大家商量过一样，强奸不属于这个世界。法学家弗朗西斯·X.沈（Francis X Shen）分析过从最早期到80年代的电子游戏的内容，发现这一禁忌几乎是绝对有效的：

    强奸是一件不能进入电子游戏的东西……在游戏中可以大量杀人，手段经常非常残忍，有时甚至毁灭整个城市，这些暴力在现实中显然比强奸要严重得多。但是在电子游戏中，绝不允许任何人按下X按钮强奸另一个人物。在强奸问题上，“游戏不过是游戏”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在角色扮演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强奸也是禁忌。

    在这个国际研究项目中，他只发现了很少几个例外，而且每一个事例都立即引起强烈的抗议。[59]

    但是，这些变化是否减少了强奸案？强奸的真实情况很不明朗，因为强奸案永远是被低估的，而同时又经常被虚报（比如2006年成为新闻热点的杜克大学3名曲棍球队队员被控强奸，但最后证明指控不实）。[60]维权组织提供的统计毫无可信度，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些统计荒唐到说1/4的大学生被强奸过。（这个数字根据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强奸定义，甚至不需要受害人自己承认被强奸；包括所有妇女在醉后同意发生但过后又后悔了的性关系。）[61]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数据库虽然不完美，但是足供使用。统计局自1973年以来进行了大量分层人口抽样调查，据此估算的犯罪率不受向警察局报案人数的限制。[62]设计调查时特别考虑到了如何抵消犯罪报告不充分的问题。90%的受调查者是妇女。1993年调查方式改进之后，对过去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因此全部资料具有可比性。强奸的定义范围有所扩大，但又没有太离谱；除了身体的强制力之外，还包括了语言威胁强迫性性行为；既遂的和未遂的强奸；受害者的性别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可以是同性恋也可以是异性恋。（事实上，大部分强奸是男性施于女性。）

    图7-10给出了调查的过去40年各年的强奸率。它显示，在35年中，这个比率惊人地下降了80%，从1973年每10万12岁以上人发生250起强奸案，下降到2008年的每10万人发生50起。事实上，强奸率下降的幅度比此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大，因为现在被强奸的妇女几乎肯定会报警，而在过去，很多强奸案的受害人忍气吞声，或者被警方敷衍了事。

    图7-10 1973—2008年美国强奸和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联邦调查局犯罪报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和《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美国司法部统计局，2009年。

    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从凶杀到偷车各种类型的犯罪率都全面下降。人们也许会想，强奸案数量的减少是整个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女权运动的努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图7-10中，我同时还给出了《联邦调查局犯罪报告》中的凶杀率数据，读者可以对比1973年以来两条曲线的变化。图形显示了强奸率的变化与凶杀率变化之间的区别。凶杀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上下波动，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后维持在一个基本不变的水平上。而强奸率在1979年前后开始下降，整个90年代呈现急速下降，21世纪之后继续起伏下行。2008年的凶杀率是1973年的57%，而强奸率仅为1973年的20%。

    如果调查数据显示的趋势属实，强奸的减少是暴力减少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只是人们对此抱着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反强奸组织非但不曾强调自己的成功，反而制造出一种女性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危险境遇的印象（比如大学洗手间里贴满警告）。虽然对强奸率连续30年下降的现象需要做出和凶杀率连续7年下降不同的解释，但政治家和犯罪学家都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里没有“破窗理论”，没有“魔鬼经济学”理论，我们曾经用此解释近30年暴力的减少。

    有些原因是相同的。20世纪90年代强奸率的下降显然符合当时的大趋势，导致各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必然有共同之处，比如更有效的治安管理，更多的犯罪分子被关进监狱。在犯罪率下降之前、期间和之后，女权运动将强奸作为运动的焦点，要求警方、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予以特别关注。1994年通过的《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提供了进一步防范强奸的措施，增加了联邦基金和监督机构，为强奸检测工具包和DNA测试提供资助。强奸检测工作将很多初犯强奸犯绳之以法，不让他们有再犯的机会。的确，可以说，90年代犯罪率下降是女权分子反强奸运动的成果，反之亦成立。当60年代和70年代犯罪高潮终于开始放缓，女权分子反对性侵害的运动让街头暴力褪去了浪漫的光环，让公共安全成为一种权利，引发了90年代的社会改造进程。

    当然，虽说女权运动推动了强奸犯罪率的下降，但是它也表明整个国家已经为迎接这个变化做好了准备。即使在过去，人们也不敢说女性在警察局和法庭只能受到羞辱，丈夫有权强奸他们的妻子，或者强奸犯就应该在公寓走廊和车库捕猎妇女。女权运动速战速决，未经街头抵制，也没有诞生烈士，没有与警察的狼狗和凶狠的流氓团伙对峙。她们赢得这场战斗，部分是因为很多女性已经颇具社会影响力，技术进步突破了劳动中古老的性别分工，使女性从家务和照顾孩子中解脱出来；同时，也是因为支持女权的人，不分男女，人数越来越多了。

    尽管有人力图用各种逸闻证明，由于反女权主义力量的存在，妇女地位未能取得任何改善，但资料显示美国人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进步。心理学家琼·特温格（Jean Twenge）将超过25年间对女性态度的标准问卷中的回应绘制成表格，其中包括“在婚礼上仍然保留 ‘顺从 ’条款是对女性的侮辱”“妇女应该少操心权利，多想想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以及“女性不应该期望享有和男性一样的行动自由”。[63]图7-11显示了1970—1995年间，在大学学龄男性和女性中对妇女态度的71次调查的平均结果。一代又一代学生，不论男女，对妇女的态度在不断进步。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男生对女性的态度比70年代的女性更倾向于女权。南方的学生比北方的学生略差一些，但趋势是一样的，而且与对美国其他人群调查的样本结果相一致。

    图7-11 1970—1995年美国人对女性的态度

    资料来源：特温格制图，1997年。

    每个人都成为女性主义者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视角已经越来越无性别化。在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中，道德进步的引擎是在理性和论证中对一般公民地位的普世化，而这一特点再次成为20世纪权利革命的动力。女权进步紧随少数族裔权利的进步接踵而至，这绝非偶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立国信条是人皆生而平等，有什么理由不包括所有妇女？在性别问题上，这一普世化趋势有一个非常浅薄的象征，就是作家努力地避免使用阳性的“他”来指称一般的人；同时还有一个深刻的象征，即重新制定那些以男性视角为标准的道德和法制。

    强奸犯是男子，他们的受害人通常是女子。反强奸运动得到社会的支持，不仅是因为妇女已经进入政府的关键位置，开始调动政府的政策工具为妇女利益服务，我认为，还因为妇女进入政府改变了那些大权在握的男人的观念。道德制高点决定了何人收益何人买单，也决定了何为收益何为成本。比起男女之间对性的不同认识，他们性价值观之间的差距更严重，一方的收益，很可能是另一方的成本。

    心理学家凯瑟琳·萨蒙（Catherine Salmon）和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的《武士情人》（Warrior Lovers）一书，对女作家的色情小说进行了分析。他们写道：“看到为吸引异性读者而设计的色情场景，就像看见了两性之间的心理鸿沟……浪漫小说和成人电影之间的差别之大之深刻，简直可以认为男人和女人永远也不会和睦相处，更不要说缔结连理和养育儿女。”[64]既然色情小说的卖点是向消费者提供性经验，而且除了性之外，不必顾忌异性的其他需要，因此，这是观察男女纯粹性欲的一个窗口。男人的色情是直观的、生理性的、冲动的、滥情的，而且是不需要背景和个性的。针对女性的色情描写更多是语言的、心理的、反思的、专一的，有丰富的背景和个性。男性着迷的是肉体交配，女性喜欢的是与人做爱。

    强奸不是男性性欲的正常表现，但男性的欲望在选择性伙伴方面的任意性，以及对性伙伴内心生活的漠视，确实让强奸成为可能。所以，与其说是“伙伴”，不如说是性交“对象”。男女在性观念上的不同，可以转变为他们在看待性侵犯伤害方面的差异。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所做的调查显示，男人倾向于低估性侵犯对女性受害人的伤害，而女人则高估了性侵害对男性受害人的伤害。[65]传统的法律系统和道德准则对强奸受害者异常严厉，性别鸿沟可以为这一现象提供某种解释。起因也许是男性统治者对女性拥有的粗暴权威，也可能是因为男性狭隘的智力，没有能力想象还有与自己不同的头脑，即在他们的异性看来，与陌生人发生突兀的、未经应允的性交非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令人厌恶。在男性和女性并肩工作，必须为自身利害而顾虑对方利益的社会中，男人这种对异性心理的麻木不仁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性别鸿沟也有助于解释有关强奸认识上的政治正确观点。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反暴力运动的成功经常包括重新估量原有的礼仪、观念和禁忌。就强奸而言，政治正确的信念是，强奸的要点不是性而是暴力。布朗米勒是这样说的：“从史前时期开始到现在，我相信，强奸的关键作用就是恐吓，是全体男性有意识地要将全体女性置于恐怖之中。”[66]她还说，强奸犯，就像希腊神话中为阿喀琉斯打仗的雇佣军密尔弥冬，是一群蚂蚁变身的士兵，“在我们的社会中，警察记录中的强奸犯事实上是为全体男性服务的忠仆密尔弥冬”。[67]当然，“密尔弥冬理论”是荒谬的。它不仅将强奸犯拔高为一个利他的战士，还污辱全体男性从他们所爱的女子被强奸中受益，而且，这个理论还假定“性”是性，暴力是暴力，“性”是一件男性从来不会以暴力获取的东西，而这与有关强奸犯和受害人的统计分布的大量事实相违背。[68]但是，如果允许我提一个讨好女性的建议的话，说强奸与性无关的理论，在一个无法想象与不情不愿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性别来看，确实有更大的可信性。

    伴随着暴力的减少，强奸是无关性与欲的暴力成为一个信条。在神圣信条面前，常识从来都是无力的；今天的强奸救援中心一致认为“强奸和性骚扰不是出于性欲行为，而是以性为武器的侵犯、暴力和羞辱”。（对此，记者希瑟·麦克唐纳曾经回应说：“在聚会上硬要将自己挤到女人身边的男人，都是在找一件东西，而且肯定不是想要重建父权。”）[69]因为这种神圣信条，强奸受害人咨询顾问会向学生提供一些不负责任的劝告，没有任何父母会这样劝告自己的女儿。当麦克唐纳问一所大学性骚扰防范中心的助理主任，他们是否鼓励学生注意一些基本守则，例如“不要酗酒，不要和男人上床，不要脱光衣服，不要让别人来扒自己的衣服”时，她回答说：“这些说法让我很不舒服。这好像是说，女学生被强奸是她们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从来都不是她们的错——不论一个人如何穿衣服，都不是在邀请暴力和强奸……我永远也不会让我的属下或者我自己告诉受害者，遭到强奸是因为她们穿错了衣服，或者是因为她们缺乏自律。”

    幸好，麦克唐纳采访的学生没有让这种政治正确蒙蔽自己的常识。也许就研究信仰社会学来说，校园里防止强奸的官僚机构的党派立场算得上是个有意思的课题，但在历史大趋势中，他们都不是主流；近几十年来，女性的视角大量融入社会观念和执法系统，真正成为几大类犯罪减少的主要动力。

    * * *

    其他以妇女为目标的暴力种类还有“揍老婆”“殴打妻子”“虐待配偶”“同居暴力”和“家暴”。男子利用体力优势恐吓、骚扰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杀害妻子、前妻或者女友。此类暴力的起因通常是男性的嫉妒或恐惧女性会离开自己，虽然这些男子的行为实际上是用暴力确立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为女性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因为女性没有做好家务等任何一点不合意而大加惩戒。[70]

    在男子用以控制他们配偶的自由，特别是性自由的各种手腕中，家暴是其中的杀手锏。这也许与“守护伴侣”这种生物现象有关联。[71]在许多生物中，雄性对后代进行投资，雌性则有机会与其他雄性交配，雄性会到处追随刚刚与之交配过的雌性，不让她接触其他雄性，而一旦发现阻拦可能失败，雄性会试图当场与雌性交配。人类的一些实践，例如面纱、陪伴、贞洁带、幽禁、男女隔离以及女子阴部割礼，都是男性“守护伴侣”策略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为了再增加一层防护，男人经常和其他男人（有时也和年长的妇女）签约，确认他在法律上享有对配偶的垄断权力。新月沃地、远东、美洲、非洲和北欧等世界各个文明的法典毫无例外地将妇女排在财产之列。[72]通奸是奸夫对丈夫的侵权行为，丈夫有权为此伤害配偶、离婚（女方家庭要退还新娘的聘礼）或者暴力复仇。通奸一向是单独由女方的婚姻状态来定义的，男性的婚姻状态和女子本人的偏好都无关紧要。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各国法律仍容许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严惩”自己的妻子。[73]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废除那些将妻子视作丈夫所属品的法律。离婚法变得更为对称公平。男人杀死妻子和她的情人，不再是被激怒后的正当行为。丈夫不得强制禁锢妻子，不得不许妻子离开家门。女方的家人不再因收容逃离丈夫的妻子而被控“窝藏”罪。[74]美国的大部分地方都为妇女设立了逃避丈夫虐待的庇护中心，法律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视家庭暴力为犯罪。警察原来拒绝干涉“夫妻争吵”，现在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要求警方逮捕可能动手施暴的配偶。在许多地区，检察官有责任先为受到潜在暴力威胁的配偶拿到法庭保护令，让女方脱离男方和家庭，随后再起诉男方，而且无论受害人是否愿意追究，检控方都不得撤诉。[75]有些妇女陷入虐待—道歉—原谅—再虐待的循环，一些针对这种情况的政策变得非常具有干涉性，以至于有些法律学者，比如珍妮·苏克（Jeannie Suk）认为，妇女的自主权已因此受到侵犯，这些政策已经走到妇女利益的对立面了。

    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几百年来，打老婆一直被认为是婚姻的常规组成部分。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17世纪的剧作家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彻（Fletcher）嘲弄说“慈善和殴打都是从家里发源的”, 20世纪的公交车司机拉尔夫·克拉姆顿（Ralph Kramden）则威胁说：“总有那么一天，爱丽丝……砰，正打在那臭小子脸上。”直到1972年，在一项对各种暴力的严重性进行排序的调查中，受访者将“殴打配偶”列在140项的第91位。（受访者认为“贩卖迷幻药”是比“在公园强奸陌生者”更严重的罪行。）[76]不相信调查数据的读者不妨去看看社会心理学家兰斯·肖特兰（Lance Shotland）和玛格丽特·斯特劳（Margaret Straw）在1974年做的一项实验。学生在回答一份问卷时，听到一男一女爆发争吵——实际上是安排的演员在演戏。我还是让作者自己来描述发生了什么：

    大约15秒钟的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开始向女子动武。他剧烈地摇动她，而她挣扎着，抗拒着，尖叫着。她的喊声凄厉刺耳，夹杂着几声“别碰我”的乞求。随着女子的叫喊，出现了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并且重复了几次：一种是“陌生人情况”，女子喊着说“我不认识你”；还有一种是“夫妻情况”，女子喊着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你”。[77]

    大部分学生会涌出实验室查看动静。在演员表演“陌生者”的情况下，大约2/3的学生前去进行干涉。通常是慢慢靠近纠纷中的男女，希望他们能自己停止争斗。但在“夫妻情况”下，只有不到1/5的学生出面进行干涉。虽然学生面前就有电话，并且贴着校园警察局的急救电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电话报警的意思。事后，当问及他们的想法时，他们说“此事与他们毫不相干”。1974年，夫妻之间的暴力显然是可以被接受的，陌生人之间的暴力则比较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因为联邦政府对用人类做实验加以限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进行这样的实验，这也算是我们这个厌恶暴力的时代的另一个标志吧。但是有其他研究显示，现在即使是男人攻击自己的妻子，其他人也很难认为此事和自己无关。1995年的一项调查说，超过80%的受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儿童贫困和环境问题更严重）；87%的人相信干涉是必要的，即使挨了打的妻子并没有受伤；99%的人相信如果男人殴打妻子并致伤，司法就应介入。[78]不同的年代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发生了巨变。1987年，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男人用皮带和棍棒殴打妻子是绝对错误的；10年之后，86%的人认为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79]图7-12给出了对4次调查调整过的统计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是否同意丈夫打妻子。1968—1994年，认可丈夫打妻子的人数降至原来的一半，从20%落至10%。虽然男人比女人更宽容家庭暴力，但女权潮流带动男人跟着转变，1994年认同家庭暴力的男人数量已经少于1968年认同家暴的女人的数量。这一趋势遍及美国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族裔，包括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

    图7-12 1968—1994年美国人中同意丈夫掌掴妻子的人数

    资料来源：斯特劳斯等人绘制，1997年。

    至于家庭暴力本身的记录，在考虑整个大趋势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一个惊人的说法：男性所犯的家暴和女性所犯的家暴差不多。社会学家默里·斯特劳斯（Murray Straus）做过很多保密和匿名的调查，他询问受调查者是否曾对配偶行使暴力，结果他发现男女之间没有区别。[80]他在1978年时这样写道：“大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女权主义的同情者）都没有意识到，老动画片中妻子挥舞擀面杖追赶丈夫，或者将水壶铁锅扔到丈夫头上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现实的。”[81]一些社会活动家已经在呼吁关注男人作为家暴受害者的问题，并呼吁为男人建立逃脱妻子和女友暴力的庇护中心。如果妇女从来都不是按性别分类的“殴打老婆”暴力的受害者，而是男女两性一向在同样程度上均为“殴打配偶”的受害者，我们单单说“打老婆”的减少是结束针对妇女的暴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就会让人产生误解。

    要理解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必须很谨慎地解释什么是家庭暴力。关键是夫妻纠纷和由此升级形成的暴力（如罗杰斯和哈特所说的“对话中伴随着飞过来的盘子”），同配偶的一方习惯性地威胁和恐吓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82]社会学家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对有暴力问题的配偶之间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套与控制欲有关的因素共同在起作用。在有些夫妻中，发出暴力威胁的一方，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财政，限制另一方的行动，借故泄愤，打孩子或者打宠物，有意识地不流露任何赞许和爱慕的感情。在一方为控制者的夫妻中，暴力型的控制者几乎全部是男性；而配偶中使用暴力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是自我防卫和保护孩子。当夫妻双方均不属于控制型时，只有在争吵失控的时候才会发生暴力；在这种情形下，男性暴力的水平略高于女性。控制者和吵闹者之间的区别解释了性别暴力统计上的谜案。暴力调查中的数字主要是非控制型配偶之间的纠纷，这样的家庭纠纷中男女行为相差不大。但根据庇护中心的登记资料、法庭记录、急救室和警察的统计，暴力主要来自夫妻中的控制型一方，通常是男人威胁妇女，有时候也有妇女进行自卫。在反目的伴侣中，男女暴力的不对称更加显著，一般总是男方对妇女实施追踪、威胁和伤害。其他研究已经证实，习惯性的恐吓和严重伤害主要是男性的行为。[83]

    那么，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吗？在你一拳我一脚这些小事情上也许没有太大变化，[84]但在严重的暴力行为方面，例如发生攻击并上报进入《全国犯罪受害者调查》的数量发生了剧减。与对强奸的估计数字一样，来自受害者调查的家暴数字也很不可靠，但不妨以此作为衡量变动趋势的指标。而对家庭暴力的新关注，也许让受调查者更愿意报告受到虐待的情况。图7-13是美国司法部1993—2005年的家庭暴力数据，数据显示妇女被家庭伴侣暴力对待的案件减少了2/3，而男人受家暴的数字减少了近1/2。

    这一下行的趋势早就开始了。在斯特劳斯的调查中，1992年，妇女报告被丈夫殴打的数量是1985年的1/2。1992年，联邦政府开始建立暴力受害者数据库。[85]

    图7-13 1993—2005年美国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攻击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资料，2010年。

    最极端的家庭暴力是杀妻和杀夫。对社会学家来说，亲密伴侣中的一方杀死另一方时，总是一方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无须斤斤计较定义和报告中出现的偏差，死亡就是死亡。图7-14显示了1976—2005年亲密伴侣之间的凶杀比重，数字表现为每10万同性别人口中的死亡人数。

    我们再一次看到稳定的下降曲线，虽然有一个饶有意味的插曲：女权主义对男性是非常有益的。自妇女运动兴起以来，一个男人被他的妻子、前妻或女友杀害的机会减少了5/6。尽管在这期间，没有任何针对男方暴力的运动结束，而妇女一般而言本来就不是喜好凶杀的性别，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妇女不得不杀死虐待她的丈夫或男友，大都因为受到丈夫或男友的生命威胁而无法出走。妇女庇护中心的发展以及法庭限制令的运用，使妇女有了出逃之路，也就没有必要再行使极端手段了。[86]

    * * *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如何呢？不幸的是，要想说清这个问题真的挺不容易。与凶杀不同，强奸和配偶虐待的定义因地而异，警察的报告非常不准确，对于妇女所遭遇的暴力的统计，很容易受到妇女向警察报案意愿的干扰。而女权组织总是有在统计上夸大妇女所遭受的暴力的倾向，不愿意承认正在发生的暴力减少趋势。英国内政部主持了一项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受害者的调查，但是没有给出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变化趋势的数据。[87]不过来自另一个年度报告的数据（见图7-15），显示了家庭暴力的减少，与美国的情况很相似。因为在如何定义家庭暴力和如何计算人口基数上的差异，图7-15的数据与图7-13的数据无法直接比较，但两图显示的趋势几乎完全吻合。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均出现了相似的家暴减少趋势，因为它们都非常重视家庭暴力问题。

    图7-14 1976—2005年美国亲密伴侣之间的凶杀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资料，2011年，根据在线犯罪司法统计原始资料（http:// www. al-bany. edu/sourcebook/csv/t31312005. csv）。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常被指控为仇视妇女的社会，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更糟。我前面说过，在美国的家暴调查中，家暴定义宽泛，不分男女，拳打脚踢这样的暴力都能包括在统计之内。加拿大、芬兰、德国、英国、爱尔兰、以色列和波兰都采用了此类标准。但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首先不存在性别中立。心理学家约翰·阿彻（John Archer）研究了16个国家家庭暴力数据中的性别构成，他发现，在非西方国家，例如印度、约旦、日本、韩国、尼日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动手打人者主要是男人。[88]

    图7-15 1995—2008年英国和威尔士的家庭暴力

    资料来源：《不列颠犯罪调查》（British Crime Survey）数据，英国内政部，2010年。德瓦研究（Dewar Research）对历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2009年。人口估算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U. 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09年。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份资料，收录了48个国家的严重家庭暴力数据。[89]在世界范围，一般估计是20%~50%的妇女都曾经是家暴的受害者，问题比西欧和英语国家要严重得多。[90]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前一年只有不到3%的妇女报告伴侣虐待。其他国家的情形则大不一样，报告家暴的妇女在尼加拉瓜样本组中有27%，在韩国样本组有38%，在巴勒斯坦样本组有52%。对婚内暴力的态度，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只有约1%的新西兰人和4%的新加坡人认为丈夫有权利殴打挨骂时回嘴和不服从的妻子，但78%的埃及人、50%的印度北方邦的人、57%的巴勒斯坦人都认为丈夫有这样的权利。

    在很多国家，针对妇女遭受暴力对待的立法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91]84%的西欧国家已经将（或者正在准备将）家庭暴力列为违法，而婚内强奸已经被72%的西欧国家视为非法。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两个相应的数字是：东欧，57%和39%；亚洲和太平洋地区，51%和19%；拉丁美洲，94%和1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35%和12.5%；阿拉伯国家，25%和0%。在这些不公正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西亚仍然在对妇女实行制度化的残暴伤害，例如杀婴、阴部伤残、走私儿童和儿童卖淫、性奴、荣誉杀戮，使用硫酸和煤油处罚不顺从和陪嫁不足的妻子，此外还有战争中的大规模强奸、暴乱和种族灭绝。[92]这些罪行在21世纪的西方已经十分罕见或者绝迹了。

    那么，妇女遭受的暴力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众多因素，比如民主、繁荣、经济自由、教育、技术、良好的政府，共同向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的马太效应？这个答案并不全对。韩国和日本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暴力；拉美的一些国家远非发达国家，但两性间更平等，暴力的绝对水平也更低。这就要求我们在富裕程度为常数的情况下，在统计数据允许的空间中寻找其他与妇女安全有关的社会文化原因。阿彻发现，那些妇女能够在政府和专业领域得到更好的职务，工资收入也能够在家庭工资收入中占大头的国家里，妇女较少遭受配偶虐待。此外，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有权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前者针对妇女的暴力要少于后者。[93]这些相关性不能证明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它们无一不昭示，人文主义观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推动针对妇女暴力减少的主要动力；相对社区传统，它要强调的是个体的权利，包括妇女个体的权利。

    虽然我在预言未来方面一向谨小慎微，但我还是要说，在未来几十年内，针对妇女的暴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减少。压力来自上下两个方向。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妇女遭受的暴力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权问题。[94]人们已经将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政府也不断发表各种声明，虽然这些措施都是象征性的，但是以往废止奴隶制、捕鲸、海盗、私掠、化学武器、种族隔离、大气层核试验的经验表明，国际社会的谴责从长期看是有作用的。[95]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负责人曾经说过：“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国家在制订计划、制定政策和法规，这一趋势也出现在政府间合作领域。”[96]

    全世界的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在未来几年，妇女势必将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调查项目”2010年对22个国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受调查国家中，包括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黎巴嫩，以及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至少有90%的男女受访者认为妇女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甚至在埃及、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赞成男女平权的人也超过60%，只有在尼日利亚，这个数字不到50%。[97]有更多的人支持妇女离家工作。盖洛普全球调查显示，甚至在伊斯兰国家，大多数妇女认为只要妇女愿意，她们就应该有投票权，有工作机会，甚至在政府中任职；而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大多数男人对此亦表示同意。[98]从妇女能够表达这点儿起码的要求开始，她们所在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将会越来越多地顾及妇女的权益。男子不应以暴力伤害女子的生命，这一论点在今天已经不容争辩，正如雨果所说：“当一种观念成为时代的浪潮，其来势必不可阻挡。”

    儿童权利与杀婴、体罚、虐童和欺负弱小

    如果说在摩西、以实玛利、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俄狄浦斯、居鲁士大帝、萨尔贡、吉尔伽美什、后稷（周朝的始祖）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曾经是弃婴——被他们的父母抛弃荒野，任其自生自灭。[99]一个孤独的婴儿在寒冷、饥饿和野兽的围困下无助地等待死亡的图景，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撕心裂肺；而一个弃婴成长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奠基者，那真正是人间神话，无论是在犹太人、穆斯林、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还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那里，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传说。但是，弃婴的普遍存在告诉我们的不仅是美好的故事片段，还有在人类历史上杀婴曾经多么常见。从我们早已无法记忆的年代开始，父母们就开始遗弃、窒息、勒死、殴打、淹死或者毒死自己新生的孩子。[100]

    人类学家莱拉·威廉姆森（Laila Williamson）所做的一项文化研究显示，世界各个大陆各个社会均有杀婴行为，从前国家时期的狩猎群体到聚居的村民一直到发达的高级文明无一例外。77%的村民接受杀婴的习俗。[101]直到最近，仍有10%~15%的新生儿在出生不久后被杀死；在有些社会，这个数字高达50%。[102]用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的话来说，“所有的家庭都有过杀婴的经历。所有的国家都能在源头找到使用儿童活祭的历史。所有的宗教都是以残害和谋杀儿童开始的”。[103]

    杀婴是最极端的虐童形式。此外，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儿童祭献，将儿童卖为奴工、新娘、宗教服役，让儿童清扫烟囱，在煤矿的坑道里爬行运煤，此外还有几乎是酷刑的各种体罚。[104]今天，我们能够用卓越的外科手术挽救一个只有1磅重的早产儿，我们不再期望我们的孩子在30岁之前养家糊口，我们对施加于儿童的暴力保持高度警觉，甚至到了闪避球都必须禁止的程度，为此我们的确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种违背生命延续需要的杀婴呢？拉里·米尔纳（Larry Milner）医生对全世界的杀婴做了权威性的调查，他在《冷酷的心/冷酷的生活》（Hardness of Heart/Hardness of Life）一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如我在导言中所说，就是要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将自己亲生的孩子掐死”。多年前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大自然的独特病变。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已然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而它却持续地表现出杀死自己后代的倾向。在进化的意义上，这似乎非常不合理。达尔文的基因物质自然选择意味着只有最适合生存的物种能够留存，而杀婴倾向肯定是不符这一原则的不适合生存的行为。但是，我的研究得出的答案却指出，在面对某些压力的情况下，人类自愿地杀死自己亲生的后代，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105]

    要回答米尔纳的困惑，我们要进入进化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生活史理论。[106]认为母亲视每一个子女为无价之宝这种直觉，不仅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的含义，而且根本是不相容的。自然选择表现为让一个生物在其预期生命期间最大限度地繁衍后代，这需要在是为新生后代投入，还是为原有的和未来的后代保存实力之间进行权衡。在动物之中，哺乳动物在幼崽身上投入的时间、能量和食物极大，而人类又是哺乳动物极端中的极端。怀孕和生产只是母亲投资工程的开篇，哺乳类的母亲将婴儿抚育成熟所消耗的卡路里远远大于孕期的消耗。[107]大自然憎恶沉没成本谬误，因此我们认为母亲会评估后代和自己的处境，决定是增加投入，还是将能量保留给其他已出生和未出生的子女。[108]如果婴儿身患疾病，或者生存环境过于险恶，父母就不愿意浪费资源，为烂命烧好钱，而是会控制成本，将资源转向最健壮的孩子，或者等待更好的时机做新的尝试。

    对生物学家来说，人类杀婴是一种典型的筛选分诊。[109]直到最近，妇女一直是将自己的孩子抚育到2~4岁，再开始下一次孕育。许多孩子夭折，尤其是在生命的第一年。大多数母亲只能看见自己的2~4个孩子活到成年，很多母亲的孩子无一幸存。人类进化中的祖先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成为祖母，必须进行痛苦的抉择。根据分诊理论，在一个婴儿活到成年的前景过于黯淡的时候，他的母亲可能会任其死亡。这种黯淡前景的原因可以是婴儿的原因，比如身体畸形，没有活力；也可以是母亲的问题，例如已经负有养育其他子女的重负，或遭遇战争和饥荒，无法得到家庭和孩子父亲的支持。当然，这也取决于母亲是否年轻，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怀孕。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对分诊理论进行了测试，他们研究的样本涉及60个彼此无关联的社会，数据取自民族志数据库。[110]这些社会大部分都有杀婴记载，人类学家在112个杀婴案例中记录了原因。其中87%的原因符合分诊理论：或者婴儿的父亲不是母亲的丈夫，或者婴儿身体畸形或有疾患，或者婴儿生存的前景不妙，比如是双胞胎或有年龄相近的同胞，父亲外出，或者降生时正逢家庭经济发生危机。

    杀婴的普遍性和杀婴在进化中的可理解性看起来非常不人道，人们一般不将此视为肆无忌惮的谋杀，而是当作特殊类型的暴力。采访过这些妇女（或者她们的亲戚——因为这些经历对母亲而言过于痛苦，有时需要其他亲人出面讲述）的人类学家通常都记录说，母亲认为婴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并为失去的孩子悲伤不已。比如，据拿破仑·沙尼翁记载，当他开始实地调查的时候，一位雅诺马马头领的妻子“巴哈米正好怀孕了，但孩子出生后，她弄死了婴儿，是一个男孩儿。她眼泪汪汪地解释说她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新生儿和她最小的仍在吃奶的儿子阿里瓦里冲突了。为了不让阿里瓦里承担提早断奶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她选择了结束新生儿的生命”。[111]尽管雅诺马马人被称为彪悍的民族，杀婴却不是表达彪悍的必要方式。非洲有一些好战的部落很少杀死他们的婴儿，而一些相对和平的部落反而常规性地杀婴。[112]米尔纳的巨著的标题来自19世纪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的一句格言：“杀婴的起因与其说是心灵的冷酷，不如说是生活的冷酷。”[113]

    是保留还是牺牲婴儿，命运的临界点由人的内心情感和文化规范共同决定。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人们对生育怀有敬畏之意，要尽一切可能让幼儿长大成人；我们总是感到，母亲和婴儿之间那种愉悦的血肉关联几乎是本能的条件反射。但事实上，这种关联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公元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

    在一个男人眼中，没有什么比女人生产更不美好、更孤立无助、更赤裸裸、更不成样、更污秽的事情了；简直可以说，大自然甚至没有留下一丝光明，完全是一片血腥之气，把一个生命的降临搞得和杀戮一般，除了某些天性富于爱心的人，实在没有什么人愿意触摸、举起、亲吻或搂抱这个小东西。[114]

    而“天性富于爱心”却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戴利和威尔逊，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都指出，产后抑郁及其轻度表现“产后抑郁期”不是因为激素失调，而是做出保留婴儿决定后的情绪化表现。[115]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往往在情感上疏离婴儿，并可能怀有伤害婴儿的强迫性念头。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与我们通常享有的乐观态度相比，轻度抑郁通常让人们更准确地评估他们的生活前景。让一位抑郁的产后母亲感到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承担养育孩子的重负。贯穿人类的历史，许多母亲的抉择无非是立刻发生的悲剧和将来可能发生的更惨的悲剧。一旦情况进入正轨，抑郁消失，大部分母亲会爱上自己的婴儿，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美妙造物。

    哈根研究了有关产后抑郁的心理文献，测试了5种评估是否向婴儿继续投资的预测理论。预测说，如果产妇缺乏社会支持，例如她们单身、分居、对婚姻状况不满，或者远离娘家，或是产妇经历难产或者婴儿不健康，以及产妇处于失业状态或者产妇的丈夫失业，在这些情况下，产后抑郁都会更常见。他还发现，在非西方人群的产后抑郁症报告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风险因素（虽然他没有能够找到对传统家族社会的充分研究）。最后，产后抑郁与激素失调只有非常弱的关联，说明它不是一种机能失调，而是一种结构功能。

    很多文化传统在婴儿确定能够活下来之前，故意拉开人对婴儿的情感。当婴儿度过危险期，人们才被允许触摸婴儿，为其取名，或者授予其法定身份，并用欢乐的仪式迎接这一转变；在西方传统中，我们有基督教的命名礼和犹太教的割礼。[116]有些传统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仪式，比如在传统犹太教中，婴儿只有在出生30天之后才能被给予法律地位。

    如果说我一直在试图让读者多少能够理解杀婴这种行为，我能做到的也只是在古人接受杀婴和我们憎恶杀婴之间，缩小一点儿历史差距。但这两点之间的差距简直是天悬地隔。即使我们意识到杀婴不过是前现代化社会艰辛人生中冷酷的进化逻辑，依照我们的标准，还是无法理解和原谅这样的残忍。戴利和威尔逊名单上的实例包括杀死通奸受孕的婴儿，以及在妇女再婚（甚至是被抢劫被迫再婚）时杀死所有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戴利和威尔逊指出，名单上有14%的杀婴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各个杀婴分类无关。比如，儿童献祭，岳父针对女婿的恶意行为，为铲除王位继承人或者免除亲族责任进行的杀戮，而最常见的杀死婴儿的理由，仅仅因为她是女孩儿。

    * * *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人口大规模失衡，这提醒人们，时至今日，杀死女婴仍然是世界性的问题。从统计数据上看，“1亿人消失了”，这主要是在印度。[117]很多亚洲家庭想要养儿子。在有些国家，孕妇会要求医院进行羊水穿刺或者超声波，一旦得知是女孩子，孕妇转身就去隔壁的诊所做人工流产。现代胎儿性别检查技术似乎是当今女孩儿短缺的原因，但事实上杀死女婴在中国和印度已经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118]旧中国的接生婆会在产床旁放上一桶水，准备淹死新生的女婴。而在印度，杀婴的方式很多，“让婴儿吞下烟草或大麻片剂，把婴儿淹没在牛奶里，在母亲的乳头上涂上鸦片或者有毒的曼陀罗汁液，在婴儿呼吸之前用牛粪糊住嘴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即使女孩子挣扎着活了下来，也活不长久。父母将食物优先给儿子，一位医生这样解释说：“如果是男孩子生病了，父母会立刻将孩子送到医院；如果是女孩子病了，父母也许会等等，看看情况到了明天会怎么样。”[119]

    杀死女婴，也称为“性别灭绝”（gendercide和gynocide），并非亚洲独有。[120]许多采集社会杀死女婴的数量远远多过男婴，雅诺马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婴儿被扔在河里、粪堆里，或者是臭水沟里，孩子被丢在盒子里饿死，或者交给大自然，留给野兽”。[121]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杀婴也是家常便饭。[122]在所有这些地方，被害死的女孩子总是多于男孩子。有些家庭杀死每一个新生的女婴，直到他们得到一个男孩子为止，男孩子下面出生的女孩子才会被允许活下来。

    杀女婴可谓生物谜案。每个孩子都有母亲和父亲，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裔，希望自己的基因和家族的延续下去，剔除自己的女儿实在是一种疯狂的举动。进化生物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性成熟人口中两性比例应为50∶50，才有稳定的人口均衡。如果男性占多数，对女儿的需求就会上升，在吸引异性、生育下一代子女方面，女儿就会占据比儿子更有利的地位。同样，如果女性占人口多数，儿子的地位就会上升。无论是通过自然手段还是通过抚育，父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后代的性别比例，但是如果他们过分地偏向儿子而轻视女儿的话，子孙后代就会惩罚他们。[123]

    有一种很天真的假说，认为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决定了人口的增长速度。部落或者国家的人口翻番达到了马尔萨斯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杀死女儿以实现人口零增长。[124]人口零增长理论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杀婴的部落和文明并没有受到环境的压力。另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天真的团体利益至上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他们内在的机制是自我毁灭。任何不服从这一政策而保留女儿生命的家庭将繁衍昌盛，他们的子孙将占据全部人口，而那些无私的邻居家里过多的儿子，只会单身到死也得不到婚配。因此，那些总是倾向于杀死自己女儿的家族的谱系应该早已灭绝了，在任何社会持续地残害女婴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进化心理学能解释性别歧视吗？对此，批评的人认为这些解释只是创意训练，似乎任何人都能对一种现象提出一个漂亮的进化论解释。问题是人们以为，很多花里胡哨的进化论假说最后都得到了数据的验证，虽然成功不是百分之百有保证的。事实上，一个最出名的假说——将关于性别比例的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应用于人类杀害女婴，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125]

    按照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数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的推论，即使儿子和女儿平均会带来同样多的孙子孙女，但每个性别可能带来的最大数则不同。一个出色的儿子能够打败其他男性，让大量妇女受孕，因此生育大量子女；而一个出色的女儿能够生育的子女，最多是她在生育年龄能够受孕和抚养的数量。另一方面，女儿是更安全的赌注。一个软弱的儿子在与其他男性的竞争中失利后，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女儿再不济事，也总能找到愿意交配的伴侣。不是说她本身的条件不重要，一个健康和招人喜爱的女儿总是比虚弱和不讨人喜欢的女儿养活更多的孩子，但与男子之间的竞争相比，女子之间的竞争不是极端的生死对决。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测子女的强弱（比如说，通过检测他们的健康、营养和活动范围），策略性地扭曲性别比例；当儿子具有竞争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偏向儿子，而在儿子不争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偏向女儿。

    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在人类以外的很多生物中得到证实，甚至在灵长类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明。在传统社会，富裕的上层不仅寿命较长，还能够吸引更多和更好的配偶；根据这个理论，应该是上层家庭偏心儿子，下层家庭偏心女儿。在某些偏心行为（比如在遗嘱中的分配）中，这个理论真的成立。[126]但在更严重的问题上，比如是否让新生儿生存，这个理论却毫无用处。进化人类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和克里斯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各自证明了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只说对了故事的一半。在印度，高级种姓的家庭确实倾向于杀死女儿，但是，低级种姓的家庭也没有更愿意杀死儿子。事实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偏向杀死男婴的社会。[127]全世界的杀婴文化不是同样对待男婴和女婴，就是倾向杀死更多的女婴——由此，杀婴文化也杀死了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对人类杀害女婴文化的解释。

    对于杀女婴这种最极端的厌女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是，一个社会的性别歧视触及生命的权利：身为女性，就是死罪。但是，这个假说也不成立。不论性别歧视如何严重，没有一个社会是想完全没有女性的。男人的世界并不是不容许女孩儿出现的男生树屋，他们在性生活、生养孩子、采集和烹煮食物上都依赖妇女。那些杀死女婴的家庭一样希望家中有女性忙碌的身影。他们只是想让别人来养育女孩儿。杀害女婴是一种社会寄生行为，是搭便车的老问题，是平民百姓传宗接代的悲剧。[128]

    当没有人拥有公共资源的时候，就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此处，这个公共资源就是潜在的新娘群体。在婚姻的自由市场上，父母拥有新娘的产权，儿子和女儿可以相互替代，不会过度偏向某个性别。如果家里实在需要一个凶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干体力活的大块头，这个人是自己生养的儿子还是女儿带来的女婿，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儿子多的家庭会很愿意拿几个出来交换媳妇，反之亦然。女婿的父母肯定希望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你总是可以利用女儿讨价还价让女婿倒插门，如果那个年轻人的确想讨老婆的话。市场出现偏向儿子的问题，一定是产权发生了扭曲。事实上，父母只拥有自己的儿子，而不拥有自己的女儿。

    霍克斯注意到，在采集人群中，有三种居住方式：男子入赘女方家的社会，即女儿留在父母家，她们的丈夫迁入她们的家庭；或者小夫妻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居处；还有就是在从父（或从夫）居社会，即女儿出嫁进入夫家或婆家，在最后一种社会中，杀女婴情况最普遍。在邻村之间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部落社会里，从夫居成为最常见的居住模式，因为战争需要有亲缘关系的男子抱团聚居，共同战斗。如果敌人来自其他部落，这种居住模式就不会这样常见，男人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更自由地行动。内战频繁的社会会陷入残暴的循环，他们杀死女婴，他们的妻子可以立刻开始尝试繁衍男丁，于是就可以更有力地袭击其他村落，更好地防卫自己的家园，更多地劫掠其他人的妇女——特别是他们已经通过杀女婴将自己的女性残害殆尽了。在荷马时代的希腊，战事连绵的部落人就掉进了类似的陷阱。[129]

    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为什么曾出现严重的杀女婴问题呢？霍克斯认为，在国家社会中，父母同样只拥有儿子，不拥有女儿，原因是经济而不是军事。[130]在阶层化的社会中，社会精英占有不可切分的财富，通常是由儿子继承。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对市场的一种额外扭曲：低级种姓的家庭要支付高昂嫁妆，才能将女儿嫁给高级种姓的新郎。在旧中国有句老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131]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让地处农村，需要劳动力，也需要有人养老送终的父母格外紧张。今天，杀婴在这两个国家都属非法。尽管在中国，依然有人进行有选择性的堕胎，但这种活动也是非法的。在印度，尽管超声波检查和堕胎联营受到打击，但一般认为杀婴还是非常常见的行为。[132]要求减少这类杀婴活动的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大，政府只需要做一点儿简单的人口算术，就会明白，今天杀害女婴，意味着明天将面对大批难以驾驭的光棍汉（我们还会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133]

    * * *

    无论初为人母的女子何等绝望，无论名分上的父亲如何怀疑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骨肉，或者无论父母多么想要儿子而不是女儿，在西方，人们已经不再能杀死新生儿而不受制裁。[134]2007年，美国新生儿430万，其中有221名被谋杀。杀婴率为0.00005，或者说减少至历史平均水平的1/3000~ 1/2000。在这221名被杀害的婴儿中，有1/4是被母亲在他们出生的第一天杀死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头条新闻中的“垃圾筒妈妈”，她们掩盖自己怀孕的真相，秘密生产（一个女孩子在高中的毕业舞会上生产），然后闷死孩子，将孩子的尸体扔进垃圾箱。[135]这些女子发现自己陷入与史前时期人类杀婴的同样处境：她们太年轻，还是单身，独自生产，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其他一些婴儿被虐待致死，很多情况下继父是凶手。还有一些婴儿死于精神抑郁试图自杀的母亲，这些母亲自杀时带走了婴儿，因为她们无法想象孩子能够在没有母亲的世界上生存。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会发展到产后精神病，并在幻觉驱动下杀死自己的孩子。比如2001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安德烈娅·耶茨案，这个母亲在洗澡盆里淹死了自己的5个孩子。

    是什么力量导致西方的杀婴减少了整整三个数量级？第一步，将杀婴视为犯罪。犹太教《圣经》禁止杀婴，尽管并不彻底：杀死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不算谋杀，亚伯拉罕、所罗门王和耶和华自己降下的第十场瘟疫都是钻了这个漏洞。[136]在犹太教经文《塔木德》和基督教中，杀婴禁令变得明晰了，并被引入古罗马帝国。禁令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属于神，生杀取予一切听凭神的意志，因此孩子的生命不再属于他们的父母。结果，在西方道德准则和法律制度中，形成了一种禁忌，不得毁灭形体可辨识的人类生命：一个人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当然，总是会有很多例外，比如异端、不忠、未开化的部落民、仇敌，以及违背几百项法规中任何一项的犯人。此外，每一次我们将士兵和警察送进危险之中，或者克扣健康和安全措施方面的开支的时候，都是在继续裁决统计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尽管看起来与形体可辨识的生命有所不同。）

    说起来，将保护有形的生命称为“禁忌”似乎很古怪，因为这种保护本来是不证自明的。将神圣的生命放在手上衡量大小的行为，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但禁忌正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当然可以从知识甚至从道德基础上质疑什么是禁忌中的有形人类生命。1911年，英国医生查尔斯·默西埃（Charles Mercier）提出一个观点，即杀婴罪应该比谋杀儿童和成人的罪行要轻：

    受害人的头脑还没有充分发育到能感觉痛苦和死亡的折磨。它还不能感受惧怕和恐怖。它的意识也还没有充分发育，所以它不知道疼痛。它的离去，不会给任何家庭留下空白，这不曾从家长或者母亲怀里夺走任何孩子，它也还不是任何人的朋友、帮手或者伴侣。[137]

    今天我们知道，婴儿有痛感，但在其他方面，默西埃的推论已经被几位当代哲学家接受——尽管当他们的论文发表时，无一例外受到了人们的嘲笑。这些哲学家闯入了我们伦理直觉的隐秘地带，包括堕胎、动物权利、干细胞研究和安乐死。[138]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承认他们会像默西埃那样观察死亡，他们只是悄悄守着自己的直觉，觉得母亲杀死自己的新生儿与其他凶杀有所不同。很多欧洲的司法系统都区别对待这两种凶杀，将母亲杀婴和杀害新生儿作为两种不同的罪，或者准予母亲假定暂时精神失常。[139]即使在美国，虽然法律不做这样的区分，但母亲杀死新生儿时，检察官一般不予起诉；即使起诉，陪审团一般也不予定罪；即便是那些被判有罪的母亲通常也能避免坐监服刑。[140]有些时候，比如1997年的“垃圾筒妈妈”，因为媒体的疯狂报道，排除任何宽大处置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些年轻女子在3年监禁之后就获得了假释。

    就像核武禁忌，一般而言，人类生命的禁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下文摘自一部回忆录，时值1846年，作者当时正随同几个家庭从加利福尼亚州向俄勒冈州迁移。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被遗弃的8岁印第安原住民女孩儿，她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满身烂疮。

    男人组成委员会，商讨如何对待女孩儿。我父亲想带她一起走，其他人想杀死她，以此结束她的痛苦。父亲说，这是故意谋杀。大家投票表决，结果是什么也不做，任她留在原地。我的妈妈和姨妈不愿意抛下小姑娘。她们留下来，尽力关照她。当她们最后赶上我们的时候，眼里满含着泪水。妈妈说她跪在女孩儿身边，乞求上帝关照她。一名负责马匹的年轻男子不忍心就这样留下她，他赶了回去，向她的头上开了一枪，结束了她的痛苦。[141]

    今天，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在当时西部开发者的伦理观中，让女孩儿受尽折磨后死去还是主动结束她的生命，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虽然我们会为了结束老迈的宠物或者摔断腿的马的痛苦而杀死它们，但我们将人类的生命归于神圣之物。任何基于同情和怜悯的算计都不能超过人的生命：一个有形的人的生命权利是不容谈判的。

    一步一步推向极端的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从对痴呆、心理疾患病人和有残疾的孩子进行安乐死，扩展到杀害同性恋、不合时宜的斯拉夫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我们对纳粹大屠杀的反应就是固化的生命禁忌。在集中营大屠杀的设计者和那些胁从的头脑里，前面的每一个步骤，都让下一步变得可以给予考虑了。[142]我们现在推断，禁忌是在堕落的陡坡之上一条清晰的界限，防止人们滑入罪恶的深渊。对纳粹操纵人类生命生死存亡的厌恶，让我们无法接受对杀婴、优生学和积极安乐死的公开讨论。但是，和所有的禁忌一样，生命的禁忌与现实的某些特征是不相容的。今天在胚胎发生、深度昏迷和非瞬间死亡这些问题上如何界定人类生命，生物学提供的边界模糊不清。如何厘清这种模糊性，正是生物伦理学激烈争辩的内容。[143]

    任何违背人性主流倾向的禁忌，都是靠一层又一层委婉又虚伪的表述来支持的，因此，这些禁忌对我们前面提到的活动或许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大部分欧洲国家历史上的杀婴就是如此。也许，对人性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类愿意在很多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而不论是否有能力抚养由此产生的婴儿。在没有避孕、堕胎和精心构造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很多孩子一出生就得不到合适的照料，很难长大成人不论是否有某种禁忌，这些新生儿注定要夭折。

    大约1500年来，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禁止杀婴，但杀婴现象一直大量存在。有历史学家说，中世纪的弃婴“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绝无惩罚，被作家一笔带过”。[144]米尔纳引用的出生记录显示，平均每个富裕家庭有5.1个孩子出生，中产阶级每个家庭有2.9个孩子出生，贫困家庭有1.8个孩子出生，此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怀孕数量也是这个比例”。[145]1527年，一位法国神父这样说：“那些茅厕里回荡着弃婴的哭声。”[146]

    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不同时期，司法系统几次想对杀婴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的效果却非常可疑。在某些国家，未婚女仆的乳房定期受到检查，看看是否有哺乳的痕迹，而如果有乳汁而没有婴儿，她会遭受严刑拷打，直到供出发生了什么。[147]如果妇女隐瞒婴儿出生，而婴儿又未能存活，便一律被推定犯有杀婴罪，处罚是死刑，经常是将她们和几只流浪猫一起缝进口袋，然后扔进河里。即使没有这么刺激的处罚方式，结果也一样让人们感到良心的重负；以处决年轻女子来遏制杀婴的做法（尤其是这些女孩子绝大多数是因为贵族雇主受孕的女佣）并不是保护人类生命的尊严，而是允许男人甩掉他们不再想要的情妇。

    人们开始采取一些修补性的遮盖措施。母亲在睡眠中身体“压到”孩子导致婴儿窒息的意外死亡流行一时，简直泛滥成瘟疫。妇女被告知可以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有些机构设计了转盘和活板门，以确保母亲的身份不为人知。这些养育机构的婴儿死亡率从50%到超过99%。[148]母亲将自己的婴儿交给奶妈或者“育婴专业户”，这些专业户的婴儿存活率与育婴堂差不多。鸦片、酒精和糖浆是母亲和专业奶妈对付哭闹婴儿的灵丹妙药，只要用量够，的确能够有效地让孩子安静下来。熬过婴儿期活下来的孩子，很多会被送到工厂，正如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他们“既不要求太多食物，也不要求太多衣服”,“恰恰相反，十之八九，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不是在饥寒交迫之中病倒，就是在极度疲劳中掉进火炉，或者遭遇其他意外；无论怎样，他们被召唤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见到他们尚未见过的父亲”。即便有了这些新创造的机构，在公园里，路旁桥下，沟渠中，还是经常能看见小小的尸体。据1862年一位英国验尸官回忆，“警察发现一具孩子的尸体，与发现死猫死狗没有分别，不会为此多动一点儿心思”。[149]

    今天西方国家的杀婴已经减少为旧时的几千分之一，这部分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让经济压得喘不过气的母亲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避孕和堕胎越来越安全有效。但是，这也反映出孩子的价值发生了变化。社会终于在宗教说教之外，承认了婴儿的生命是神圣的——不论他们的父母是谁，不论孩子出生时多么不成模样、多么污秽，不论失去孩子给家庭留下何种空白，也不论喂养和照料孩子的费用多么昂贵。

    20世纪，即使在人工流产普及之前，怀孕的女孩子也很少会独自生产然后私自杀死婴儿。人们已经开始提供各种辅助，比如未婚母亲之家，还有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的孤儿院和帮助寻找领养家庭的中介。为什么政府、慈善和宗教组织要建立这些救生机构呢？你会感觉到，孩子变得珍贵了，儿童的利益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共同关切，起点就是保护他们的生命。从如何对待孩子的其他方面看，可以肯定，变化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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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西方珍视儿童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还要对杀婴历史演变的一种曲解再说几句话。有一种历史分析认为，西方人在杀婴方面的变化只是从婴儿出生之后再杀死他们，变为受孕后立即杀死他们。不错，与几个世纪前的杀婴率相比，现今世界上大约有相同比重的怀孕以人工流产终结。[150]在发达国家，12%~25%的受孕妇女人工终止妊娠，在某些国家，这一比重高达50%。仅在2003年，美国有100万名妇女堕胎，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则有500万名妇女堕胎，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还有另外1100万名妇女堕胎。如果堕胎算暴力，那么西方在儿童暴力方面没有丝毫进步。因为有效的堕胎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行（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才对罗伊诉韦德案做出有关堕胎权的裁决），自那时起，西方的道德状况毫无改善，甚至简直就是在崩溃。

    本书不是要讨论堕胎是否道德，但是暴力的长期趋势可以提供某种观察的角度，并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看待堕胎的。许多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人预测，接受堕胎，将让人命特别是儿童的生命贬值，让社会滑向杀婴、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逐步走向大规模的谋杀和屠杀。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惨剧还没有发生过。虽然堕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但没有一个国家不设定堕胎的孕期期限，任凭堕胎成为合法的杀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堕胎作为处理残疾儿童的手段。从堕胎成为可广泛获得的手段以来，每种形式的暴力都在减少。我们已经看到，儿童生命的价值是在迅速提高。

    反对堕胎的人看见了各种暴力的减少，但对他们来说，杀死胎儿仍然是令人震惊的道德伪善。对此，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在现代人的情感中，越来越从感知的意义上，特别是从感受痛苦和实现自我的能力上看待道德价值，并将感知定位为大脑的活动。这一转变意味着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和习俗，转向科学和世俗的哲学，寻求道德启示的源泉。就像现行法律认定生命的终结是大脑停止活动，而不是心脏停止跳动，因此，生命的起点是胎儿大脑开始感知的那一瞬间。目前人们对感觉的神经基础的认识，将感觉与丘脑和大脑皮层之间的神经投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26周左右的胎儿才开始具备这样的神经活动能力。[151]简而言之，人们认为胎儿还没有完整的意识：心理学家希瑟·格雷（Heather Gray）、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告诉我们，人们认为胎儿的体验能力比机器人和尸体强，但不如动物、婴儿、儿童和成人。[152]绝大部分堕胎都是发生在胎儿的大脑开始工作之前，从这一点来看，按照我们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在堕胎和杀婴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

    同时，我们也心存期待，对毁灭生灵的厌恶会让人们拒绝堕胎，即使他们不认为堕胎等同于谋杀。这一期待正在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为人所注意的事实，即堕胎率在全世界普遍下降。图7-16显示的是几个有堕胎数据的大国（尽管数据的质量有很大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1996年和2003年的堕胎率。

    前苏东国家的堕胎率的下降最为显著。虽然在中国、美国，在亚洲以及伊斯兰国家堕胎属于合法，但堕胎率也在下降。只有在印度和西欧，堕胎没有出现减少的迹象，但是有些地区的堕胎率本来就很低。

    图7-16 1980—2003年世界堕胎情况

    资料来源：20世纪80年代数据，亨肖（Henshaw），1990年；1996年和2003年数据，赛德格（Sedgh）等人，2007年。“东欧国家”综合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罗马尼亚的数据。“西欧国家”综合了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芬兰、荷兰、挪威、苏格兰、瑞典的数据。“亚洲国家”有新加坡、日本、韩国（以1996年的数据替代2003年）。“伊斯兰国家”综合了突尼斯和土耳其的数据。

    堕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很实际的。与堕胎相比，避孕的手段越来越廉价，也越来越方便，一旦能够得到避孕工具，这就成为那些有自制力和预见能力的人的首选。但是，即使在使用堕胎以及主张堕胎作为一种安全和合法手段的人当中，堕胎仍然是一个有伦理考量的问题。堕胎被认为应该是尽量少使用的工具，尽管这件工具不能被犯罪化。如果真是这样，在“生命优先”和“选择权优先”两派水火不容的争执之间，堕胎的走势也许能为双方提供些许一致之处。容许堕胎的国家并没有对生命漠然处之，任凭杀婴或其他形式的暴力随意施展。相反，这些国家日渐一日地将堕胎视为非情愿的手段，为了保护生灵，尽力减少使用这样的手段。

    * * *

    长期来看，针对儿童的暴力历史着实令人沮丧。对那些逃脱杀婴存活下来的孩子来说，等待他们的是经年累月的伤害和严厉的惩罚。虽然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在使用体罚时还有所节制，但在其他所有社会中，育儿手段都是来自《爱丽丝漫游仙境》:“说说你的小男孩儿吧，他打喷嚏，就给他一巴掌。”[153]有关儿童成长的主流理论曾经认为，孩子有堕落的天然倾向，要靠强力使其纳入社会规范。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国王的大臣就进言说“棍子闲坏了，孩子惯坏了”，这也许就是《旧约·箴言》第13章第24节的起源：“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他。”[154]中世纪法国版的劝诫是：“让孩子在幼年挨揍，比让他成年上绞架要强。”清教牧师科顿·马瑟（英克里斯·马瑟的儿子）对儿童的未来充满焦虑，他说：“宁愿挨鞭子，切莫被上帝诅咒。”[155]

    至于各种惩罚手段，人类的创造力上升到挑战技术极限——怎样才能让人感到最不舒服。德莫斯这样描述中世纪的欧洲：

    心术不正的孩子必须受到责罚，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人们发明了一整套责罚工具，从“九尾鞭”到铁锹、木条、铁条、荆条束、细铁链鞭子、刺棒（形状如同修鞋匠的刀子，用来刺孩子的头部或手掌），还有学校专用的体罚工具，例如打手板，梨形板子上打出小圆孔，以便在孩子的手上打出小疱疱。有记载的体罚总是严厉的，要在身体上留下瘀伤和出血。体罚往往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先是刺激婴儿阴部附近的皮肉，此后，这就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156]

    严厉的体罚持续了几个世纪。有一项调查发现，在18世纪下半叶，百分之百的美国儿童受过棍子、鞭子或其他械具的体罚。[157]儿童也是司法制度惩处的对象：塞缪尔·约翰逊的回忆录里顺带提到18世纪英格兰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子因为偷盗一件衬裙被绞刑处死。[158]甚至在20世纪初，德国的孩子还“经常因为倔强而被放到烧红的铁炉子上，连续几天被绑捆在床柱子上，被扔进冷水里或者雪地里 ‘锻炼意志 ’，或者每天被罚靠着墙边在木头上跪数小时，而他们的父母则在孩子受罚的时候吃饭或者阅读”。[159]在接受大小便训练的时候，许多孩子被灌肠折磨；而在学校，他们被殴打直到“皮肤冒烟”。

    对儿童严厉体罚不是欧洲所独有的。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到阿兹特克，殴打儿童的记录不绝于史书。各种处罚包括“针刺，绑住孩子的手后用带刺的荆棘抽打，把孩子放在烘烤干辣椒的炭火上，被迫呼吸辛辣的烟气”。[160]德莫斯注意到，直到20世纪，日本孩子所受的惩罚中仍然包括“香头灼烧皮肤，使用灌肠剂训练婴儿大小便……踢、倒吊、洗冷水澡、掐脖子、针刺、切断手指尖”。[161]（德莫斯本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家，他使用了很多资料解释“二战”中日本人的暴行。）儿童也是精神折磨的受害者。他们在娱乐中也不断被提醒他们有可能被父母抛弃，被继父继母虐待，或者被妖怪和野兽摧残。从格林童话中，我们就能观察到儿童文学中悲惨的童年或者调皮捣蛋者下场的典型。在英国，摇篮曲的主角是拿破仑：

    宝贝儿，宝贝儿，莫让他听见你，

    他就在窗外，马蹄声声急，

    他会扯下你的腿，揪下小胳臂，

    就像老猫撕开小耗子。

    他要揍你，揍你，再揍你，

    把你打成一团烂泥，

    他要吃了你，吃了你，吃了你，

    一口，一口，再一口，剩不下一粒儿小渣子。[162]

    在儿童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创作典型是小有过失或者被冤枉的孩子，他被继母屠宰，做成晚餐，供他那个没心没肺的父亲享用。在意第绪语的版本中，一名受害者在死后向自己的姐姐哭诉：

    被妈妈杀掉了啊，

    被爸爸吃下肚。

    香黛拉，他们吞下我的肉，

    还要敲骨吸髓，

    最后把骨头扔到窗外头。[163]

    * * *

    父母为什么要虐待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得不到照料，感受恐惧？人们也许会很天真地想，既然拥有更多的后代是大自然的最终选择，父母已经在进化中形成了不计代价抚育子女的本能，而孩子的一切得之父母，他们因此会毫不犹豫地服从父母。从这种天真的观点来看，父母和子女之间只有一片和谐，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直到他们强大到能有自己的儿女。

    特里弗斯最先注意到自然选择理论并未给出这样的预期。[164]父母和后代之间的冲突根植于家庭的进化基因之中。父母必须将自己的投资（资源、时间和风险）在所有孩子之间进行分配，包括已经出生和未出生的孩子。一切都是平均的，每一个后代都同样珍贵，只是处于无力自助的婴幼期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的投入。但在孩子眼中，事情却是不一样的。虽然每一个后代利益与他的同胞手足的福祉利害相关，但在他与全同胞之间只分享一半的基因，而只和自己分享全部基因，因此他当然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父母的愿望是在子女之间平均分配资源，而子女的愿望是要求自己得到更多关照，两者之间的张力就是“父母-子女冲突”。虽然冲突的对象是父母在一个孩子和其他同胞手足之间的投入，这些同胞可以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父母必须为了未来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保存能量。的确可以说，为人父母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是否要留下新生儿，这不过是“父母-子女冲突”的极端案例罢了。

    “父母-子女冲突”理论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后代期望父母多少投入，或者父母应该投入多少。它只是告诉我们，不论父母愿意付出多少，孩子都会要求更多。当孩子要求帮助时，他们会哭，父母不能无视孩子的哭声。但是，人们认为孩子哭喊比他们的实际需要更响亮、更长久。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约束孩子的行为，并帮助孩子与社区内的其他成员交往。但父母也为了自己的方便，要求孩子遵守纪律，要求孩子迁就自己的同胞手足和家族，这些要求很多已经超出了孩子自己的利益所需。“需要”（wants）、“利益”（interests）和“为了”（for）这些目的论的字眼所指的并不是人头脑中的真正愿望，而是对造成这些观念的进化压力的简称。

    “父母-子女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抚养子女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它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这场较量有时候要使用棍棒和鞭子，有时候却需要说教和单独处分。回望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孩子感到悲哀，他们毫无必要地从家长那里遭受了无数重手。与战争的悲剧不同，战场上敌对双方相互仇视厌恶，养育子女中的暴力却完全是单方的。过去那些遭鞭笞和火烧的孩子，并不比今天的孩子更调皮，他们长大了也未见得更有品行。相反，我们已经知道，往昔成年人的暴力冲动大大高于今天的成年人。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父母发现，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祖先所使用的那么多且残酷的暴力了？

    第一个变化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和许多人道主义改革一样，这个变化也是起源于“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孩子们对付“父母-子女冲突”的各种手腕，让每一个时代的父母都哀叹自己的孩子是“小恶魔”。在基督教兴起的年代，这种直觉被规范为天性中的堕落和原罪。比如，16世纪20年代，一位德国神学家在布道时说，孩子的天性中隐藏着“通奸、乱伦、肮脏的欲望、淫荡、偶像敬拜、相信魔法、对抗、争吵、激情、愤怒、反叛、拉帮结派、仇恨、谋杀、酗酒和暴食暴饮”，而这些指控只是他的开篇而已。[165]人们所说的“打得他灵魂出窍”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对未来生活的宿命观，让孩子的培养成了命中注定的事情，免除了父母和教师的责任。

    约翰·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开始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范式，并迅速得到传播。[166]洛克认为，一个孩子“仅仅是一张白纸，或者是一块柔软的蜡，可以任人塑造成型”——这个理论就是所谓的白板理论。洛克这样写道：儿童的教育“对人类意义重大”，他鼓励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怀有同情心，并尝试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问题。家教应该仔细观察学生“情绪的变化”，帮助学生享受学习过程。教师不应该期望年幼的孩子表现出和大孩子一样的“端庄、严肃和专注”。相反，“他们必须获准……做出带有适龄的傻气和孩子气的行为”。[167]

    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决定了他将长成什么样的人，但在过去，这是鲜为人知的智慧。洛克的几位同代人和继承人使用各种比喻来提醒人们幼儿是形成性格的时期。约翰·弥尔顿说：“儿童之于成人，就像清晨之于一日。”亚历山大·蒲柏将其上升到因果关联：“树枝弯了，树干也就跟着倾斜了。”威廉·华兹华斯将一个关于童年的比喻彻底颠倒了过来，他说：“儿童是成年男子的父亲。”这些新的理解促使人们反思原来对待儿童的粗暴方式的道德含义和实践效果。殴打儿童不再是从被恶魔势力控制的孩子身上驱邪，甚至不再是单纯减少调皮捣蛋频率的手段。对儿童的暴力塑造了他的成年，其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结果，将影响未来的人类文明。

    卢梭提出了另一种格式塔，他认为孩子天性纯真，并用这一浪漫的观念替代了基督教中的原罪。在1762年出版的专著《爱弥儿》（émile）中，卢梭写道：“在造物主手中时，一切都是美好的；一旦到了人的手中，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坏了。”作为20世纪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理论的前奏，卢梭将童年划分为几个阶段：直觉、感性和理念。他认为，在年幼的儿童尚未到达“理念的年纪”时，不应该指望他们按照成人的方式推理。与其用善恶规则训练孩子，不如允许孩子与自然互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如果在探索世界时损坏了什么东西，这不过是天真的失误，而不是故意的破坏。他大声疾呼要“尊重童年”，在大人介入之前，要“让自然有充分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168]在卢梭的启发之下，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将童年看作智慧、纯洁和创造力的时期，是儿童应该无拘束地享受而不是要以纪律制约的发展阶段。今天人们都熟识这一认知，但在当时，它却是相当激进的。

    在启蒙运动年代，社会精英开始接受有利儿童的白板说和人天性纯真说。但有关历史学家认为，直到进入20世纪的前后几十年间，才真正出现了改变儿童待遇的转折点。[169]经济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父母中出现了一种“神圣化”童年的现象。自那时起，我们赋予儿童新的价值，即“经济上一钱不值，感情上无价之宝”。[170]这个时代的发端是英国揭露一家“婴儿农场”的丑闻导致1870年成立了婴儿保护协会，接着在1872年和1897年制定了“婴儿生命保护法案”（Infant Life Protection）。大约在同一时期，奶制品的巴斯德氏消毒法和消毒奶瓶的出现，让婴儿摆脱了依赖不负责任的奶妈喂养的状态。虽然工业革命最早是将儿童从筋疲力尽的小农民变成筋疲力尽的工厂童工，但工业革命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也降低了对童工的需要，并为保护儿童的社会服务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大部分儿童开始进入学校，不久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对国民的义务并完全免费。针对街上成帮结派的流浪儿、叫花子和技巧高超的小骗子，儿童福利机构开设幼儿园、孤儿院、感化院、教养营地，还有男童俱乐部和女童俱乐部。[171]为孩子创作的故事以带来愉悦为目的，而不再是制造恐惧或者推行教化。儿童研究试图以科学方法实现人力开发，不再迷信夸夸其谈的老太太和所谓的育儿专家。

    我们在人道主义改革时期已经看到，承认一个群体的权利会导致对其他群体权利的类推，比如对暴君的否认，类推为对夫权暴力的否定；两个世纪之后，民权运动又激发了女权运动。保护受虐待的儿童，也得益于一种类比，不论你是否相信，这个类比竟然是保护动物。

    1874年，曼哈顿住着一个10岁的女孩儿玛丽·埃伦·麦科马克（Mary Ellen McCormack），她是被养母及其第二任丈夫收留的孤儿，邻居注意到玛丽身上有可疑的伤痕和瘀青。[172]他们报告了主管纽约市监狱、济贫所、孤儿院和疯人院的“公共慈善和教养局”。因为当时没有专门保护儿童的法律，案件的调查员只好与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联络。在会社的创建人眼中，玛丽的苦难和他营救的受主人虐待的马匹所遭受的苦难没有两样。他起用律师，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对人身保护法的创造性解释，要求将玛丽带离她的家庭。女孩在法庭平静地做出陈述：

    妈妈几乎每天都要用鞭子抽打我。她经常用一条两股生牛皮扭成的鞭子。现在我头上有两处黑紫色的疤痕，是妈妈的皮鞭子留下的，前额左边的这个伤疤，是妈妈用剪刀捅伤后留下的……我从来不敢告诉别人，如果我说了，我会挨更多的鞭子。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小苦儿的非人遭遇”的文章中刊出了玛丽的法庭证词，她被带离那个家庭；最后，她的案件调查员领养了她。她的律师创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保护儿童为目的的中介组织。与其他同时兴起的社会组织一起，它们共同开设受虐儿童庇护所，游说制定法规惩戒施虐的父母。同样，在英国，第一个针对父母虐待保护儿童的司法案例也是由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出的，随后由此诞生了防止虐待儿童全国协会。

    虽然贯穿整个19世纪，儿童在西方社会的价值日渐上升，但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巨变。在欧洲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种文化中，都能看到人们对孩子的挚爱，为失去孩子而感到的哀伤，在孩子调皮捣蛋时产生的不快。[173]甚至很多父母暴虐地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做符合孩子的最终利益。与任何暴力的减少一样，很难区分导致这一趋势的各种同时发生的变化——启蒙思想、持续的经济繁荣、司法改革和观念的变化。

    但是，不论这些原因是什么，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发挥影响。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历久不衰的畅销书《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被认为立场相当激进，因为作者在书中劝告母亲不要打孩子，不要吝啬表达喜爱，也没有必要严厉地恪守规则。虽然战后一代父母放纵孩子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人们认为婴儿潮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被宠坏了。当婴儿潮一代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他们对孩子甚至更加体贴。洛克、卢梭和19世纪的改革家开了温和对待儿童的先河。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已经逐渐成为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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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不能容忍让孩子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人们最容易控制的暴力就是他们自己实施的暴力，比如，他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巴掌和拳脚，以及板子、鞭子、荆条、暴晒、殴打和其他形式的体罚。20世纪，精英对体罚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基要派的基督教团体，人们已经很少再听得到“闲坏了棍子，惯坏了孩子”这样的说辞。父亲解开皮带，母亲挥舞梳子，孩子眼泪汪汪地用枕头护着他们屁股上的青紫瘀伤，这已经不再是常见的家庭娱乐场景了。

    至少自从斯波克医生出书以来，儿童养育大师大多是告诫父母不要打孩子。[174]今天，所有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协会都反对体罚，尽管使用的语言未见得像默里·斯特劳斯文章的标题那样直截了当：“无论如何，永远不应该打孩子！”[175]专家反对打孩子的意见出于三个理由。一是打孩子最终会带来副作用，让孩子缺少同情心，产生侵略性、犯法倾向以及抑郁。打孩子等于告诉孩子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这种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是有争议的。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打孩子和暴力之间的相关性，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父母也会有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孩子，而容忍暴力对付儿童的社区和文化，也容易容忍其他形式的暴力。[176]二是在减少孩子犯错误方面，打孩子的效果远不如讲道理，也不如使用非暴力的惩罚手段，例如训斥和禁闭。疼痛和羞辱让孩子分神，不再专心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他们顺从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处罚，那么一旦父母背过身去，他们立刻就会继续调皮捣蛋。而避免打孩子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斯特劳斯认为永远不应该打孩子的第三个理由是：“巴掌与一个家庭和一个社会的非暴力理念水火不容”。

    是父母听从了专家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民意调查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狠狠地揍孩子一顿，有些时候是维持纪律所必需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打孩子是完全正确的”。民调的结果取决于问题的选词和用语，但对那些历年来反复提出的问题，受访者中的认同人数明显呈下降趋势。图7-17给出了1954年以来美国的三套数据，加上来自瑞典和新西兰的调查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英语国家中大约90%的受访者赞成揍孩子。不到一代人之后，这个比重降到大约50%。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比重有所不同：瑞典同意打孩子的人比美国和新西兰少，美国内部地区之间也有差异，正如我们在审视荣誉杀人时看到的情况。[177]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方（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蓝色州，例如麻省和佛蒙特，赞成打孩子的比重约为55%，而在南方（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例如亚拉巴马和阿肯色，这一比重超过85%。[178]美国50个州赞同打孩子的比重与凶杀率吻合（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在-1到1的相关区间内为0.52），这可以说遭到暴打的孩子长大后变成杀手，但更可能的是，鼓动揍孩子的亚文化也同样在成人中鼓动以凶杀保卫荣誉。[179]但是，即便如此，各地支持暴力对待孩子的人数都在下降；到2006年，南方各州不赞同揍孩子的比重达到了中北部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1986年的水平。[180]

    图7-17 1954—2008年美国、瑞典和新西兰同意打孩子的人口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盖洛普/美国广播公司民调，盖洛普，1999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02年；斯特劳斯，2001年，206页。“一般社会调查”：http:// www. norc. org/GSS+ Website/，加权平均。新西兰：卡斯韦尔（Carswell），2001年。瑞典：斯特劳斯，2009年。

    家长的实际行为如何呢？如果孩子的行为超过一定界限，许多父母仍然会打孩子的手掌，但20世纪下半叶，对儿童的其他各种体罚都在减少。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父母每个月揍孩子3次以上，或者每年超过30次。到1975年，这个数字是每年10次；到1985年，每年只有约7次。[181]欧洲的变化更加显著。[182]在50年代，94%的瑞典人打孩子；对其中33%的人来说，打孩子是每日的例行公事。到199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到33%和4%。到1992年，德国的父母已经不会像他们的曾祖父母那样，把孩子按在滚烫的炉子上或绑在床柱子上，但是他们中仍有81%打自己孩子的耳光，41%用棍子揍孩子，31%能将孩子打出瘀青。但到2002年，这几个数字分别是14%、5%和3%。

    在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在以色列、匈牙利、荷兰、比利时和瑞典，只有不到5%的大学生记得自己在少年时期挨过家长的揍。但在坦桑尼亚和南非，超过25%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记忆。[183]一般而言，越富裕的国家越少暴力对待孩子，但在发达的亚洲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却有例外。在美国内部，不同族裔之间的差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国际对比，与白人相比，更多的非裔和亚裔赞同家长打孩子。[184]但在这三个族裔组中，赞同人数也都呈下降趋势。[185]

    1979年，瑞典政府立法禁止打孩子。[186]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欧各国紧随其后。联合国和欧盟已经呼吁其全体成员国禁止打儿童。一些国家发起社会运动，呼唤公众觉悟；已有24个国家通过了相关法律。

    禁止打孩子，无疑颠覆了几千年来父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观念。但是，这一变化符合国家对家庭在其他方面的介入，比如义务学校教育，强制性疫苗，将孩子带离虐待性的家庭，对父母因宗教原因拒绝施救的孩子进行强行医疗救护，以及欧洲国家严禁穆斯林移民社区实行女性阴部割礼。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政策都属于国家极权强行进入家庭的私域空间；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承认个体自主的历史潮流。孩子也是人，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拥有对自己的生命、肢体（和私部）的权利，受到国家公器下社会契约的保护。其他个体（他们的父母），声称对孩子的所有权并不能否认孩子的基本权利。

    美国人一直有重家庭轻政府的倾向，目前美国没有任何州禁止父母对孩子进行体罚。但说到政府——美国人已经开始拒绝在学校里对孩子进行体罚这种暴力形式。即使是在保守的南方各州，3/4的人认为父母可以体罚孩子，但只有30%的人同意学校可以打孩子的手掌；而在自由派的蓝色州，只有不到15%的人还持有同样的立场。[187]自20世纪50年代起，同意学校对学生进行体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图7-18）。反对体罚的意见已经进入立法。图7-19显示了美国各州允许学校体罚的数量正在下降。

    国际社会上针对儿童的暴力甚至发生了更引人瞩目的变化，学校体罚学生被视为一种非法的政府暴力，违反人权。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纷纷谴责体罚学生，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合计106个），明文禁止学校体罚。[188]

    图7-18 1954—2002年美国同意学校体罚的比重

    资料来源：1954—1994年的数据来自盖洛普，1999年；2002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02年。

    图7-19 1954—2010年美国各州允许学校体罚的情况

    资料来源：莱特（Leiter）的数据，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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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可父母体罚孩子，但他们对纪律约束式的低度暴力，例如打手掌和打屁股，与拳脚、棍棒、鞭抽、殴打和恐吓之类的严重暴力之间的区分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用刀枪威胁孩子，或者将孩子悬在屋顶边缘摇荡这类恐吓是不能接受的。在斯特劳斯的调查中，向受调查者发出的问卷上有一个包括各种虐待型处罚手段的清单。他发现，1975—1992年，接受这些处罚手段的父母减少了一半，从20%下降到略高于10%。[189]

    与受害者的报告相反，施暴者自动报告事实上就是要他们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目前父母打孩子的数量明显下降，很可能是更多的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打了孩子。过去，母亲在孩子身上留下几块瘀伤不过说明她在管教自己的孩子。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意见领袖、社会名流和电视剧作家开始呼吁公众关注虐待儿童的问题，他们经常将暴虐的父母塑造成食人恶魔，而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后都带有永久的心理创伤。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之下，即使父母曾经因暴怒在孩子身上留下伤疤，他们也不会向调查者实话实说。我们可以肯定，虐待儿童已经成为一种耻辱。1976年，当调查问“虐待儿童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只有10%的人回答“是”；而在1985年和1999年，90%的人回答“是”。[190]斯特劳斯认为，在他的调查中，针对儿童的暴力的下降，既反映了对暴力的接受程度在下降，也反映了实际暴力水平的下降；即使只有对暴力的接受程度的变化，也是值得大大欢呼的好事情。人们开始设立儿童保护热线电话，政府中有负责儿童保护的官员，警察、社工、学校的教育顾问和义工密切关注周围儿童的安全和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惩罚或者劝诫施虐者，并将孩子带离施虐的家庭。

    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变化是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建立“全国儿童受虐和忽视数据系统”的目的是从全国各地的儿童保护机构手里收集虐童案例。心理学家丽莎·琼斯（Lisa Jones）和社会学家戴维·芬克勒尔（David Finkelhor）将1990—2007年的数据编绘成图，发现儿童心理虐待案件减少了一半（见图7-20）。

    琼斯和芬克勒尔的研究还显示，在这一时期，性虐待案和针对儿童的暴力犯罪案件，例如袭击、抢劫和强奸的数量也下降了1/3到2/3。他们通过对受害者的调查，对这些数据进行理智检查，并将数据与凶杀数据、罪犯的坦白和性病发生率综合比较，发现所有数据都呈下降趋势。过去20年的事实证明，无论怎样衡量，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善。离家出走的、少年怀孕的、违法乱纪的以及自杀的人数都在减少。英国和威尔士的儿童暴力案件也大幅度减少，最新的报告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儿童暴力死亡案件下降了近40%。[191]

    20世纪90年代虐童案的减少与成人凶杀案件的减少不谋而合，而且同样很难找到单一的原因。芬克勒尔和琼斯审视了几种可能性。人口构成、严刑峻法、缉毒、枪支、堕胎以及监狱都无法解释犯罪减少的原因。9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许算得上很次要的原因之一，但它既不能解释性虐案的减少，也不能解释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后虐童案的第二波减少。警察数量的增加和社工人员的积极干预也许很有效，但芬克勒尔和琼斯提出了一个外生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电影《少女初体验》（Prozac Nation）和《兴奋剂利他林》（Running on Ritalin）上演的年代。抗抑郁药物和儿童注意力缺失症药物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让父母自己走出晦暗阴郁，另一方面帮助很多孩子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芬克勒尔和琼斯还指出，文化范式发生了尽管模糊但却强有力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正是在90年代，文明攻势扭转了60年代的放荡，克制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美国电视上听众参与的访谈节目暴露了各种家庭暴力，对现身说法的受害者充满同情甚至美化。

    图7-20 1990—2007年美国虐童案

    资料来源：琼斯和芬克勒尔的著作，2007年；同时见芬克勒尔和琼斯的著作，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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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儿童深受其害的另一种暴力是孩子欺负孩子。孩子之间的恃强凌弱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孩子和其他年幼的灵长类一样，都是通过显示自己的强势和力量在自己的小社会中追求统治地位。许多人的童年回忆都包括遭受其他孩子欺凌的悲惨故事，愚蠢低级的恃强凌弱是一种最主要的流行文化。我们在《小顽童》（Our Gang）里看到的巴齐和瓦伊姆，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三部曲里看到的比夫·丹男，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里看到的尼尔森·芒兹，以及在《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里看到的毛埃，都是这种流氓的样板（图7-21）。

    直到最近，成人还是将欺凌看作童年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经历。他们说，“男孩子就是男孩子”，童年时学会应付欺压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欺凌的受害者无处逃避，不能向老师或家长告状，因为这会让他们成为告密者和娘娘腔，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历史性格式塔的转变，暴力从不可避免变为不能容忍，而孩子中间的恃强凌弱正成为要被消灭的对象。这场运动开始于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惨案。围绕这起枪击案的起因，有着各种混乱的解释。媒体放大了各种谣言，比如哥特派、运动员派、抗抑郁药物、电子游戏、互联网、暴力电影、摇滚歌星玛丽莲·曼森——以及两个杀人的孩子中有一个曾经被欺凌等。结果，真相与媒体喋喋不休渲染的故事完全不同，两个凶手都不是哥特派，不曾被运动员派的人欺凌。[192]但是公众都觉得屠杀惨案是一次复仇行动，儿童专家借机将一个现代城市传说发展成一场抵制欺凌的运动。幸运的是，“今天受欺负，明天扣动扳机”不是唯一的理论，还有一些更理性的解释，比如，受欺负的孩子可能陷入抑郁，在学校学业不佳，自杀率增高。[193]目前美国有44个州立法禁止在学校欺负同学，有些州规定在学校教材中明文谴责欺凌，鼓励培养同情心，指导孩子如何建设性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194]儿科医生和儿童心理学家的组织都曾经一再声明要求切实防止欺凌，杂志、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瑞的电视访谈王国，甚至美国总统都对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5]再有10年时间，今天《凯文的幻虎世界》漫画中对欺凌的滑稽刻画，有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看20世纪50年代咖啡广告中丈夫暴打妻子的场面一样，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

    图7-21 针对儿童的另外一种暴力——儿童之间的欺凌

    即使不考虑受欺凌孩子所承受的沉重的心理后果，欺负同学也是绝对不道德的。正如凯文认识到的，一旦人们长大，就不再能够无缘无故地痛打别人。成年人用法律、警察、工作场所规范和社会准则保护自己，没有理由认为孩子就不能享有这些保护，以前之所以做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成人在从自己的角度看待生活时懒惰且无情。因为儿童生命价值的提高以及普世的道德观，保护儿童免受同伴的欺凌，就像保护儿童免受其他伤害一样，已经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运动。儿童和青少年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轻罪的受害者，诸如偷窃午餐钱、毁坏书本文具以及动手动脚之类的性骚扰，这些轻罪超过了学校校规的范围，又没有达到警方出警的程度。而年轻人的利益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保护年轻人的利益，社会已经在进行必要的调整。2004年，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题为“校园犯罪和安全指标”的报告，报告使用受害者调查以及学校和警方的统计数据，给出了1992—2003年美国校园暴力的走势。[196]报告仅在最后三年调查了校园内欺负同学的问题，但全程追踪了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报告的结论是打架、威协、盗窃、性侵犯、抢劫和人身攻击等犯罪都呈下降趋势，如图7-22所示。

    视频网站YouTube上流传的一群女孩对一个同伴大打出手的暴力事件，媒体不失时机大肆炒作，但与媒体的渲染相反，美国的大多数女孩并没有野性发作。目前女孩中的谋杀和抢劫率是近40年来的最低点，武器持有率、打架、斗殴和女孩遭受和实施的暴力伤害案近10年来一直在不断减少。[197]但随着YouTube大行其道，近年内我们可以预期看到更多这类视频引发的道德恐慌（诸如虐待狂、嗜血儿童或者小杀手）。

    图7-22 1992—2003年美国针对年轻人的暴力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德沃等人，2004年。

    * * *

    现在说孩子一切正常还为时过早，但是显然他们的处境比以前好了很多。的确，有些反对暴力保护儿童的措施未免有些闹过火了，已经落入迷信和禁忌的窠臼。

    禁忌之一就是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所批评的“教养说”。[198]洛克和卢梭开启了儿童养育理念的革命，改写了养育者的角色，将通过体罚纠正孩子的坏毛病，变为通过塑造为未来培养人才。到20世纪后期，父母虐待和忽视孩子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对的），逐渐让位于父母能够造就孩子的智力、个性、社交能力，甚至精神错乱（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呢？只要看看移民的孩子就知道，孩子们的口音、价值和行为标准最终是追随他们的同代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孩子是与同伴一起，而不是与家庭一起进入社会：养育孩子常常需要举全村之力。对领养儿童的研究发现，被收养孩子的个性和智商与他们的亲生同胞相关，而与领养家庭的兄弟姐妹无关。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成人的个性和智商是由基因和机会决定的（因为这里的相关性并不完全，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有差异），而不是由父母后天塑造而成，至少不是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塑造而成的。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反证，“教养说”还是发展出一套非常顽固的专业见解，接受这些观点的母亲把自己变成每天24小时运转的育儿机器，激励、培养和开发她们怀中的小白板。

    另一个被神圣化了的禁忌是绝对不许孩子接触任何一点儿与暴力有关联的东西。2009年在芝加哥，25个11岁到15岁的学生参与了一场饭厅里扔食物的打斗。这原本是一项很老派的运动，但这些孩子被警察带走，还被铐上手铐，押进警车，拍摄了嫌疑犯照片，最后被控“行为鲁莽”。[199]校区内武器零容忍政策带来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一个6岁的幼儿童子军的午饭盒里有一副套装的野营餐具，学校几乎为此重新制定校规；为了课堂作业，12岁的女孩子用一把工具刀从玩具房子上割下了一块玻璃，结果被学校开除；雄鹰童子军队员遵循“时刻准备着”的座右铭，在自己的车里准备了一个睡袋、饮用水、食品和2英寸长的折叠刀，他因此被学校停课。[200]很多学校雇用了脖子上挂着哨子的“课间教练”，监督孩子从事建设性的、有组织的课间游戏。学校担心如果让孩子自由选择，孩子也许另有所爱，比如为了一只足球争吵、跳绳，或者在操场上跳方块。[201]

    成年人不断努力剔除儿童文化中的暴力内容。1982年的电影《外星人》（E. T.）的高潮是小男孩爱略特将外星人放在自行车的小筐子里，闯过了警察的防线。2002年，在此电影出品20周年版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数字处理解除了警官的武装，他通过计算机绘图用对讲机取代了原来警察佩带的枪支。[202]万圣节前后，父母总是得到提示，给孩子的装扮服饰要“积极向上”，比如要装扮成历史人物或南瓜胡萝卜，而不要把孩子整成僵尸、吸血鬼或者电影里的反派。[203]洛杉矶市的一所学校就万圣节化装指导，发出如下这份备忘录：

    不得扮成流氓团伙或恐怖人物，或者让人感到恐惧；

    只能在游行中使用面具；

    化装不得侮辱任何种族、宗教、国籍、残疾或性别；

    不得使用假指甲；

    不得出现武器，即使假的玩具武器也不得出现。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另一个地方，一名妈妈认为自己的孩子也许会对邻居院子里的万圣节的墓碑装饰和怪物感到恐惧，于是打电话到警察局报告邻居犯有“仇恨罪”。[204]

    儿童价值的历史性提升已经进入其衰落期。孩子不再面对出生时被闷死的噩运，不再在冷酷的孤儿院忍饥挨饿，不再被乳母下药，被父亲痛殴，被继母屠宰后做成肉馅，不再在矿井或车间里累死累活，或者感染传染病，也不再被同伴殴打。现在的专家绞尽脑汁，要在下行的曲线甚至反弹曲线上寻找一点点新的增量。不准许孩子中午在户外活动——有患皮肤癌的风险，不能在草地上玩耍——有跳蚤，不能从其他孩子的小摊子上买柠檬水——没有洗干净的柠檬皮上有细菌，不能在妈妈做蛋糕的时候舔打奶油的勺子——没有做熟的鸡蛋有沙门氏菌。律师出马检查所有的操场，确保所有地方都铺满橡胶软垫，滑梯和攀登架的高度不能超过腰部，跷跷板要一律拆除，这样就不会有在下方的孩子跳离位子，看着还在上方的孩子掉到地上——这本来是跷跷板最好玩的噱头。儿童教育节目《芝麻街》的制片人发行了一套DVD，包括这套经典系列节目最初几年的合集（1969—1974年），他们竟然在包装外盒上警告说有些节目可能“儿童不宜”![205]节目中有孩子进行“危险活动”的内容，例如爬上攀登架，没有戴头盔骑自行车，在弯弯曲曲的筒子里爬进爬出，接受和善的陌生人送的牛奶和饼干。受到审查总清算的节目是，《魔怪大作剧院》（Monsterpiece Theater）在每一集节目的结尾，都有穿着大领结小夹克、口衔烟斗的主持人蓝色“曲奇饼小妖怪”吞云吐雾，这无疑美化了香烟产品，会带来让孩子窒息的风险。

    对童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陌生人绑架，这可谓造成恐惧心理的典型案例。[206]1979年，当时年仅6岁的伊丹·派兹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去校车站的路上失踪，自那时起，儿童绑架案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美国有3家利益团体全力以赴安抚恐慌的父母。我们可以理解，失去孩子的父母希望自己的悲剧还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其中一些父母用余生奋力呼吁社会对被拐骗儿童的关注。（其中之一是约翰·沃尔什，他推动在牛奶包装盒上印刷失踪儿童的照片，并成为美国极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美国通缉犯》的主持人，节目涉及很多绑架和谋杀案。）政客、警长、公关公司负责人当然知道他们绝对不能错过这些社会运动，有谁胆敢出头反对保护儿童免受伤害呢？他们纷纷在宣布保护儿童的新立法的仪式上露面，这些新法案往往以失踪儿童的名字命名，例如“亚当条款”、“安玻警戒”、“梅根法”，还有“全国失踪儿童日”。媒体也认识到这些案件都是收视率的发动机，他们不仅不分昼夜连轴转地报道儿童失踪案件，节目弥漫着恐惧，而且不失时机地推出纪录片（“这是每个父母的噩梦……”），电视连续剧《法律与秩序》还专门辟出一个系列，主题就是性犯罪。

    美国儿童的童年从此彻底改变了。父母绝对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野。孩子有司机，有看护，装备了手机，不过，手机完全没有减轻父母的焦虑；如果孩子没有在铃响的第一时间接起电话，父母就会惊恐万分。原来，孩子在操场结识新朋友，现在必须依靠妈妈牵线，这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很少见的。[207]40年前，2/3的孩子或者步行上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今天只有10%的孩子还在这样做。在一代人之前，70%的孩子在户外玩耍，今天只剩下30%。[208]2008年，记者勒诺·斯科纳兹9岁的儿子乞求母亲让他放学后独自一人乘纽约的地铁回家。勒诺同意了，孩子平安地完成了旅程回到家中。当她在《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上报道了这个小花絮时，她立即成为媒体攻击的全民公敌，被冠以“美国最糟糕母亲”的头衔。（典型的报道标题如：“妈妈让9岁的孩子自己乘坐地铁：专栏作家的儿童独立实验掀起风波”。）作为回应，她发起了一场“放养儿童”运动，并提议设立“全国儿童公园独立活动日”，即每年有一天将孩子带到公园，并将孩子自己留在公园，让孩子有机会学习怎样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游戏。[209]

    勒诺·斯科纳兹肯定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妈妈。她仅仅做了一件政客、警察、父母或者制片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在牛奶包装盒上的失踪儿童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被性罪犯、儿童贩子、索取赎金的绑架者拐带走的，而是十几岁的孩子自己离家出走，或者被离婚后父母中不满监护协议的一方带走。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有200~300个孩子被陌生人拐骗失踪，现在这类案件每年大约有100起，其中半数案件中的孩子被谋杀。美国有5000万名儿童，拐骗谋杀率为100万分之1。这大约是溺毙风险的1/20，车祸死亡的1/40。作家沃里克·凯恩斯（Warwick Cairns）做了一些计算，结果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自己的孩子被绑架，需要把孩子留在无人看管的街上长达75万年。[210]

    有人会认为，孩子的安全如此紧要，即使出现这些过度紧张和过度开销，每年能挽救几条小性命也是值得的。但这种推理非常虚假。在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要在安全和其他美好事物之间进行取舍，就像父母为孩子积攒学费而放弃安装室内自动喷水消防装置，或者开车带着孩子外出度假，而不是整个夏天把他们留在家中玩电子游戏——虽然这样显然更安全。避免绑架的安全措施造成的代价是，孩子童年的经历变得单调了，肥胖症的儿童人数增加，职业女性长时间持续焦虑，年轻人吓得不敢要孩子。

    即使将风险最小化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盲目的安全建议也无济于事。许多措施，比如牛奶包装盒上的通缉犯图片，都属于犯罪学家所说的犯罪控制剧场，即属于广告宣传，不需要任何实际行动。[211]实际上，当3亿人为了50个人的安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了其带来的好处，这种规模巨大的调整的后果往往不可预见。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被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车辆撞死的孩子比其他车祸死亡高2倍，所以，有更多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免遭绑架而开车送孩子上学，就有更多的孩子死于交通事故；[212]第二个，高速公路上电子显示牌上发布失踪孩子的信息，导致驾车人分神和减速，也是导致车祸的原因。[213]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提升儿童生命价值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进步之一，只是过去20年中的一些举措未免过火，已经有荒谬之嫌。

    同性恋权利，对同性恋仇视的减少，以及同性恋非罪化

    如果我说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对逻辑和数学理性做出了杰出的解释，发明了数字计算机，解决了精神与肉体的问题，拯救了西方文明，这显得非常夸张。但是，这些又绝对都是真实的。[214]

    在1936年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图灵给出了一套简单的操作。根据他的设计，这套操作足以对任何可计算的数学和逻辑公式进行运算。[215]这套设计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一种运算机器，也就是数字计算机。10年之后，图灵实用的设计成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计算机的蓝本。“二战”期间，图灵曾经为英国政府破译密码的部门工作，帮助破译了纳粹与潜艇之间通信使用的密码，此举对打败德国的海军封锁，扭转战争局势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结束后，图灵发表了一篇（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将运算等同于思考，由此对机械系统怎样具有智能给出了解释。[216]此外，他将当时最艰深的科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生物结构怎样在胚胎阶段从一组化学物质发生形态转变），并提出了巧妙的解决方法。

    西方文明又是怎样感谢这位旷世奇才的呢？1952年，英国政府逮捕了他，取消了他的安全许可，威胁要判他坐牢，接着对他进行化学阉割，将年仅42岁的图灵逼上自杀的绝路。

    图灵做了什么，要遭受如此的唾弃？因为他与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性交为非法行为，他被控“行为猥亵”。英国的另一位天才奥斯卡·王尔德也是在同一罪名下被打垮的。对图灵的指控出于一种政治恐惧，当局认为同性恋可能是被苏联间谍利用的弱点。8年之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因为与一个苏联间谍的情妇有绯闻而被迫辞职，这让对同性恋间谍的恐惧成为人们的笑料。

    至少自《旧约·利未记》第20章第13节明文规定了男人与男人做与妇人一样的苟合之事就要被处死以来，很多政府一直利用对暴力的垄断对同性恋进行监禁、酷刑、阉割和处决。[217]一个同性恋者即使能逃脱政府和司法的迫害，躲过所有诸如猥亵、鸡奸、肛交、非自然行为、反自然罪等罪名，还是难逃自己同胞的同性恋仇视、同性恋迫害狂暴力和反同性恋仇恨犯罪。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草根民众自发的同性恋迫害狂暴力，在人类暴力种类中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分类，因为实在难以确定侵害者从中要得到什么。此种暴力并不涉及资源竞争，同性恋即使是犯罪也不存在受害者，消灭同性恋更不会带来任何和平。如果有任何利益纠结，异性恋男人应该很高兴地面对同性恋同胞，因为他会觉得：“太好了！我能拥有更多的女人了！”按照这个逻辑，女同性恋应该引起更大的愤怒，因为女同性恋者将双份的女性带离交配资源库。但是，历史上对男同性恋的仇恨远远高于对女同性恋的仇恨。[218]很多司法制度单单规定男同性恋为犯罪，但从来没有一个司法制度仅仅挑出女同性恋为非法。针对男同性恋的仇恨犯罪远远高于针对女同性恋的犯罪，比率几乎是5∶1。[219]

    和同性恋本身一样，对同性恋的憎恶也是一个进化之谜。[220]这不是说，同性恋的性行为有任何神秘之处。人类本身就是多元性向变态的物种，一直不断地从各种有生命的物体，甚至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对物种繁衍毫无意义——上寻求性满足感。在全男性的环境中，例如航船、监狱、寄宿学校中，男人寻找任何与女性身体近似的对象进行发泄。在这样的环境中，男色成为一个比较柔软、光滑、甜蜜的对象。在很多社会，包括古希腊的精英，男妓得到制度化的认可。当然，据我们所知，在同性恋行为被制度化的社会，不存在同性恋憎恶。妇女在性向方面有比较大的弹性，很多妇女都经历过不同的性向阶段，从愉快的单身，到滥交，到一夫一妻，或者同性恋；美国女子学院的一个传统现象就是“同性恋直到毕业”（lesbian until graduation）。[221]

    真正的谜是同性恋的性取向——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坚持倾向同性性交而不是异性性交，或者有些人坚决回避与异性性交。至少，男同性恋性取向看来是天生的。男同一般都说他们在青春期初感性欲骚动的时候就开始被同性吸引。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同性恋比在异卵双生中更常见，这说明他们共享的基因对性取向有影响。此外，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同性恋是少数几个政治正确指向“天生”的问题。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同性恋是天生的，人们并不是选择成为同性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而且，这也不是说，如果同性恋者愿意，他们就能在学校或者童子军中把其他孩子变成同性恋。

    进化之谜在于为什么这种避免异性交配的基因能够如此长久地存在，既然携带此类基因的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后代。也许“同性恋基因”具有某种补偿性优势，比如当女性携带此种基因时生育力加强，特别是当这种基因是X染色体，而妇女具有两个X染色体——女性在传播基因方面只需要比男性稍稍多过一半就具备传播优势。[222]也许，假定的同性恋基因仅仅在特定环境中才导致同性恋，而这个环境在基因筛选时还不存在。一次民族志调研发现，在近60%的无文字社会中，同性恋或者很罕见或者根本不为人所知。[223]或许，基因是通过让胎儿特别易受激素和抗体的影响，影响发育中的大脑，进而间接产生作用。

    不论是何种解释，在不接受同性恋行为的社会中长大的同性恋者，总能感受到全社会的敌意。在意识到同性恋存在的传统社会中，不接受同性恋的社会的数量是容忍同性恋的社会的2倍。[224]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对同性恋的不宽容都可能触发暴力。欺负弱小和粗暴常常被视为显示男子气概的最方便的手段。立法者将他们自己在同性恋问题上的道德信念转化为戒律和条例。这些信念也许是厌恶和道德感互相强化的结果，但人们最终却混淆了什么是生理的反感，什么是客观的罪恶。[225]在这种思想短路中，避免同性伙伴的本能冲动变为对同性行为的谴责冲动。在《圣经》成文的年代，对同性恋行为的厌恶感转化为法律，变成对同性恋者的迫害，特别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同性恋者被判处死刑或阉割。[226]而20世纪令人毛骨悚然的迫害是纳粹在集中营对同性恋者实行灭绝。

    在启蒙时代，人们对建立在生理反感或宗教教义上的道德戒律提出质疑，由此开始了对同性恋的重新审视。[227]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表示，同性恋应该被非罪化，虽然他们也没有达到在道德上接受同性恋的程度。1785年，杰里米·边沁向前迈了一大步。根据功利主义分析，道德无非是能够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因此边沁认为同性恋没有任何不道德可言，因为它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福利的损失。法国大革命后，同性恋在法国合法化；在其后几十年间，又有极少几个国家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见图7-23。直到20世纪中期，同性恋权利运动再次兴起，并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在7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高潮。

    图7-23 美国和全世界同性恋非罪化时间表

    资料来源：奥托松（Ottosson），2006年，2009年。另外7个国家（东帝汶、苏里南、乍得、白俄罗斯、斐济、尼泊尔和尼加拉瓜）的日期来自“国家和地区的LBGT权利”（http:// en. wikipedia. org/wiki/LGBt_rights），另36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没有时间资料来源。

    今天，同性恋已经在几乎120个国家得到合法地位，尽管还有80个国家坚持在纸面上反对同性恋，这些国家大部分在非洲、加勒比海、大洋洲和伊斯兰世界。[228]在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索马里部分地区和伊朗（尽管根据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说法，伊朗不存在同性恋），仍然对同性恋者处以极刑。国际社会仍在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所有的人权组织都认为同性恋入罪是违反人权。在2008年联合国大会上，66个国家通过一项宣言，要求各国废止规定同性恋违法的法律。在有关此项宣言的声明中，联合国人权官员那瓦内森·皮拉伊（Navanethem Pillay）写道：“普世原则没有例外。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29]

    图7-23也显示美国的同性恋非罪化进程相当落后。直到1969年，同性恋在美国除伊利诺伊州之外的所有州都属违法，都市的警察经常在不太繁忙的夜晚袭击同性恋者聚会的场所，驱赶或逮捕聚会的组织者，有时甚至动用警棍。1969年，纽约警察袭击格林尼治村的一所同性恋夜总会“石墙酒吧”，引发了连续3天的抗议骚乱。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区开始行动，要求废止规定同性恋违法的法律，立即对同性恋非罪化。在十几年之内，美国大约半数州实现了同性恋非罪化。2003年，在新一轮的非罪化运动之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得克萨斯州的反鸡奸法，认定所有此类法规违宪。在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意见陈述中，最高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引用个人自主的原则，并批评使用公权维护某种宗教信仰和传统观念的荒唐：

    自由给予个体的自主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以及特定亲昵行为的自由……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强大的声音谴责同性恋行为不道德。这种谴责由宗教信仰、权利概念、行为准则以及对传统家庭价值的尊重所决定……但所有这些考虑都不能回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多数人是否可以使用国家公权，通过刑法运作，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整个社会。[230]

    20世纪70年代第一波同性恋非罪化运动之后，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十几年后，残留的同性恋法律终于被彻底清除。80年代因为艾滋病的流行，同性恋社团动员自救，并促使很多名流出柜，还有许多人在死后公布了自己的性向。这些人包括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和罗克·哈德森（Rock Hudson），歌手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和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时装设计师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罗伊·侯斯顿（Roy Halston），还有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运动员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格雷格·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以及喜剧演员艾伦·德詹尼丝（Ellen De Generes）和罗茜·欧唐内（Rosie O..Donnell）。当红的艺人凯蒂莲（k. d. lang）、弗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和乔治男孩（Boy George）大张旗鼓地炫耀他们的同性恋个性，剧作家哈维·费斯坦（Harvey Fierstein）和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创作有关艾滋病和其他同性恋题材的影视剧本。浪漫喜剧和连续剧《威尔和格蕾丝》（Will and Grace）和《艾伦》（Ellen）中开始出现可爱的同性恋形象，异性恋接受同性恋逐渐成为正常的准则。《宋飞正传》里宋飞和乔治坚持说：“我们不是同性恋！……不是因为同性恋有什么不好。”随着同性恋去污名化、家庭化甚至贵族化，很少还有同性恋者觉得需要掩盖自己的性向。1990年，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一位1925年出生的优秀的语言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在他的自传体散文的开篇这样说：“当罗杰·布朗（Roger Brown）出柜时，需要勇气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231]

    当美国人日复一日地认识到同性恋者是他们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从此无法继续将同性恋者排除在自己的情感圈子之外。民意调查充分展示了这一转变。从图7-24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两个民调组织询问的）同性恋是否不道德，同性恋是否合法，以及同性恋者是否有平等就业机会的意见。我将对最后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在制图时颠倒过来，让所有四个问题的低值代表更大的容忍度。

    对同性恋最友善的意见，也是最早出现转折的指标是公平就业机会。在民权运动之后，追求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美国人即使不赞同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接受对他们的歧视。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给予同性恋者公平就业机会的人几乎消失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的道德判断终于赶上了他们的公平意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盖洛普民调机构2008年新闻发布的标题将当时国家的情绪概括为：“美国人在同性恋道德问题上对半分，但大部分人支持同性恋合法化和接受同性恋关系。”[232]

    在同性恋问题上，自由派比保守派更积极，白人比黑人更开放，世俗社会比宗教界更宽容。但所有集团都趋向于给同性恋更大的空间。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重要，2009年的盖洛普调查发现，六成美国人的朋友、亲戚或者同事中有公开的同性恋者；与另外四成人相比，这六成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但宽容已经相当普遍，即使在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美国人中，62%的人表示他们对与同性恋者的交往毫无芥蒂。[233]

    图7-24 1973—2010年美国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

    资料来源：道德缺失（GSS）来源于“一般社会调查”。其他问题来源于盖洛普，2001年，2008年，2010年。所有原始数据均为肯定回答；图中“平等就业”和“合法化”取原始数据与100之差。

    美国年轻人的态度是社会变化的关键所在。虽然很多人对我说，美国年轻人已经变得非常厌恶同性恋，人们不断听到年轻人以轻蔑的口吻说“这可是太基佬腔儿了”。但是数字给出的事实是，受访者越年轻，越能够接受同性恋。[234]他们认为接受同性恋更符合道德规范。在同性恋原因的争论上，年纪较大的受访者中的自然/先天派比后天派更宽容，因为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能因自己无法选择的事情遭受谴责。但是十几岁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更同情后天派的解释，同时他们对同性恋也更宽容。这种组合说明年轻人压根儿就不认为同性恋有任何错误，所以无所谓同性恋者是否能够选择性取向。他们的态度是：“同性恋？怎么了，傻瓜。”年轻人当然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由开放，不过很有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当他们占据人口分布的中段时，他们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宽容大度。但是，我对此是有怀疑的。我坚信对同性恋的宽容存在一道真正的代沟。现在的年轻人会一直坚守他们的立场，而随着厌恶同性恋的老一代人离去，美国将会越来越宽容。

    * * *

    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不仅解除了警察和法庭骚扰同性恋者的权力，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法庭阻止其他公民骚扰同性恋的权力。美国的大部分州，还有20多个国家都实施反仇恨法，对基于性取向、种族、宗教或者性别的暴力犯罪予以重罚。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联邦一级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最新的法律是“马休·谢泼德和小詹姆斯·伯德法案”（Matthew Shepard and James Byrd, Jr.），即“2009年防止仇恨法案”（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 of 2009）；法案以怀俄明的同性恋学生马休·谢泼德命名。1998年的一天，谢泼德在被殴打后，又被通宵绑在铁丝网上折磨至死。（该法案的另一命名来自一名美国非裔小詹姆斯·伯德，他在同一年被拖在一辆卡车后面夺去性命。）

    那么，对同性恋的宽容在增长，对迫害同性恋的容忍在下降，人们的新态度和新法律确实减少了对同性恋者的暴力吗？只要看看在城市、东西两岸沿海地区和大学校区内，同性恋已经变得越来越公开，这至少说明他们感到针对性的暴力威胁不是那样严重。因为缺乏统计数据，很难给出实际暴力犯罪率的变化。仅仅是在1996年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公布仇恨犯罪的数据，并对犯罪动机、受害者和犯罪性质进行分类，美国才算有了这方面的统计。[235]不过，这些数据未必靠谱，因为它们主要取决于受害人报告犯罪的意愿，地方警察机构的犯罪分类以及他们是否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仇恨犯罪。[236]在发生凶杀案时，统计不是什么大问题；幸运的是——同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很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因为是同性恋而被杀。自1996年以来，联邦调查局记录表明，每年有不到3起针对同性恋的凶杀案，而同期其他类型的凶杀案有1.7万起。就我们所知，其他针对同性恋者的犯罪也很少见。2008年，在每10万名同性恋者中，有3人会因为性取向成为被严重骚扰的对象，而仅作为一个人，他成为骚扰受害者的机会要高100多倍。[237]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是否越来越少。自1996年以来，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三四种主要犯罪类别——严重伤害、一般伤害或凶杀的统计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凶杀如此罕见，统计几乎是无意义的。[238]在图7-25中，与严重伤害的曲线相比，我给出了恐吓事件数据的曲线，其趋势呈下行。这里的恐吓是指一个人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图7-25 1996—2008年美国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仇恨犯罪

    资料来源：联邦调查局关于仇恨犯罪的年度报告（http://www. fbi. gov/hq/cid/civilrights/hate. htm）。案件数除以报告机构涵盖的人口总数，再乘以0.03，这是通常估计成年人中同性恋所占的比重。

    我们不能说美国的同性恋者在受暴力伤害这方面已经变得更安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受恐吓方面比以往更安全，在歧视和道德指控方面也比以往更安全。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完全不再受到来自自己政府的暴力迫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中，国民终于可以享有某种安全——尽管还不充分，但与以往相比总算是有了进步。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在帮助自己的国家免遭战败的噩运之后，仍然不能躲过政府的黑手。

    动物权利和残忍对待动物行为的改善

    让我先讲一件我干过的最糟心的事情。1975年，我刚好20岁。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得到一份在动物行为实验室做研究助理的暑期工作。一个晚上，教授派给我一项工作。实验室的老鼠中有一只发育不良的小东西，不能用于正在进行的实验，教授因此想用它做一项新的实验。第一步是要用回避条件反射程序训练这只小老鼠。在一只斯金纳箱的底部接上一个电击装置和一个计时器，每隔6秒钟电击一下小老鼠，除非它按下一个杆子，而它按动这根杆子后，电击的间隔就变成10秒钟。老鼠一般很快就能明白要领，每隔8到9秒按动一下杆子，可以彻底地避免任何电击。需要我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将那只小老鼠扔进实验箱，开动计时器，然后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我应该看到一只完成条件反射训练的老鼠。

    但是，当我在早上打开实验箱时，事情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样子。小老鼠紧紧地缩成一团，控制不住地打着哆嗦。几秒钟之后，它猛地跳起来，但它完全够不到控制杆。我意识到，这只小老鼠没有学会按动控制杆，因此它整个夜晚每隔6秒就遭到一下电击。我立刻抢救小老鼠，但发现它的身体已经发凉。我带着它冲到二层楼下的兽医室，但是已经太晚了。一个小时后，它死了。一只小动物死于我的虐待。

    我刚刚看到实验指引时，已经感到有些不对头。即使整个过程进展完全顺利，这只老鼠也要在整整12个小时内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的教授是一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对他来说，“作为一只老鼠会如何感觉”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扯淡。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老鼠能够感觉痛苦。教授很想留用我，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拒绝执行他的这个要求，对我也不会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但是我还是照本宣科地执行了他的指示，不仅在伦理上自我欺骗，而且在心理上假定这些都是标准程序。

    这次经历与20世纪的某些特定历史事件过于接近，实在令人无法安宁，我将在下一章展开我在那天得到的心理教训。我之所以告诉大家我良心上的纠结，是要说明当时对待动物的标准就是如此。为了刺激动物为得到食物而工作，我们让动物挨饿，直到它们的体重降至标准喂养时的80%；对小型动物来说，这意味着连续不断的饥饿。在隔壁的实验室里，鸽子的翅膀上拴着能够放出电击的钥匙链，我看见链子磨破翅膀的皮肤，露出下面粉红的嫩肉。在另一个实验室，发射电波的安全别针就别在老鼠胸部的皮肤上。在一项有关内啡肽（安多芬）的实验中，动物要遭受严重电击；实验文件写明电击“极其强烈，出现强直”，就是说，电击之后，动物的肌肉立即出现强直性痉挛。人们的麻木甚至超出实验的需要。一名研究员为了发泄情绪，将手边没有参加实验的老鼠狠狠扔到墙上。另外一名研究员和我分享了冷酷的玩笑：一份科学刊物上刊登的老鼠照片，它已经学会了规避电击，正四脚朝天地躺着，用前爪按动食物控制杆；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床上用早餐”。

    我可以很宽慰地说，我的小老鼠事故仅仅5年之后，科学家对动物福利的漠不关心就成为不可思议的非法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动物进行实验和教学必须得到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IACUC）的批准；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可以证明，这些委员会不是装样子的橡皮图章。笼子的尺寸、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兽医的护理、锻炼和社交的机会都得到严格的规定。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助手必须接受使用实验动物的伦理培训，参加一系列训练班讨论并通过考试。任何可能将动物置于痛苦和紧张的实验都属于要被特殊监管的类别，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说明实验是为了取得“更大的科学进步和人类福祉”。

    任何一位科学家也都能够证明，科学家自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近的调查显示，进行动物实验的研究人员毫不例外地相信实验动物能感觉到痛苦。[239]今天，一个对实验室动物的命运无动于衷的科学家，会遭到同行的蔑视。

    实验室动物待遇的变化是权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日渐感到动物不应该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伤害和死亡。动物权利的革命是暴力下降的独特象征，对这一革命的回顾正好适合作为我对暴力历史性减少的总结。因为驱动这场革命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原则，即任何人不应给其他有感知的生命制造痛苦。与其他权利革命不同，动物权利运动不是由受害人推动的，老鼠和鸽子完全无法提出申诉；也不是任何商业利益、互惠条款或者正和博弈的副产品，动物不会因为我们的慈悲对待就提供任何东西与我们做交换。与儿童权利革命不同，动物权利革命不能保证对动物以后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人类纯粹是受到同情、理性和其他权利革命的启发，以动物的名义承认了动物的利益。当然，进步是不均衡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征求动物的意见，它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现在就开始扬扬自得。但是进步的趋势相当明显，已经影响到我们和与动物伙伴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

    * * *

    每当我们想到对动物的冷漠，眼前就会浮现出科学实验室和大型饲养厂。但是，对动物的冷酷绝对不是现代才有的新事物。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对动物的暴行。[240]

    屠宰动物、寝皮食肉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之一。我们的祖先狩猎、宰杀和烹饪肉食已经至少有200万年的历史，我们的嘴巴、牙齿和消化系统是专门为包括肉食在内的饮食而设计的。[241]因为肉食中富含的脂肪酸和完全蛋白质，人类才有可能演化发育出新陈代谢积极活跃的大脑，肉食对人类社会性的形成和演化也有着巨大的贡献。[242]猎物让我们的祖先找到了可以分享和交易的价值，从而进入互惠合作的社会阶段。走运的猎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能够得到超过自己消费所需的猎获，他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因为他期待当别的猎人走运的时候，也会愿意与他分享。此外，男性狩猎和女子采集的分工带来了男女之间的协同效应。肉类猎获让男人更有效地供养后代，因此强化了家庭关系。

    进化过程中肉食的生态重要性，在人类生活上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记。肉食鲜美，食肉让人感到幸福。许多传统文化都有专门的词语描写对肉食的渴望，猎人带回一具动物的尸体，可以让整个村庄充满欢乐。成功的猎人是自傲的，性生活都会更丰富——有时是因为他们的赫赫声望，有时则是名副其实的肉体交换。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宴飨必须有肉。[243]

    在人类生活中，肉食如此重要，那些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提供肉品的存在物的福祉当然不是人类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人类内部缓和暴力的信号在与动物的关系中完全不存在，它们不属于人类家族，不能和我们做任何交易，它们中的很多物种根本没有能够激发我们同情心的面孔或表情。环保人士经常愤怒地指责人们只关心那些哺乳动物，因为只有它们有人类能够读懂的面部表情，比如笑容可掬的海豚、眼神伤感的熊猫和有着婴儿般胖脸蛋的小海豹。相貌丑陋的物种就只能随它自生自灭了。[244]

    儿童图书中描写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对大自然满怀敬畏，但这种敬畏并未妨碍他们疯狂地猎杀大型动物，直到将它们彻底灭绝，也不妨碍他们残忍地对待圈养的动物。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霍皮部落鼓励孩子捕捉鸟类，然后在玩耍中折断鸟腿或翅膀。[245]美洲原住民的美食网站上有这样的菜谱：

    烧烤乌龟

    材料：

    一只乌龟

    一堆炭火

    做法：

    乌龟背向下在火上烧烤。

    听到乌龟壳开裂的声音，就烤好了。[246]

    在传统烹饪中，活杀和活烹动物很常见。非洲的马萨伊人惯于活牛放血，将牛血与牛奶搅拌，做成美味饮料；亚洲的游牧民族从特别培养的绵羊尾巴上活割大块的脂肪。[247]作为家庭宠物的动物也常受到虐待。一项跨文化调查发现，半数的传统文化既养狗又杀狗食用，而且有超过半数的文化虐待狗。比如，在非洲的姆布蒂人中，“猎狗，尽管非常珍贵，却从生到死每一天都被主人无情地踢来踢去”。[248]我向一位研究人类学的朋友询问她曾经研究过的狩猎-采集部落如何对待动物，她回答说：

    这是作为人类学家最难接受的部分。他们觉察到我的软弱，然后试图向我出售各种小动物，告诉我，如果我不买下它们，它们会面临何种结局。我已经习惯把这些小动物带到很远的沙漠里放生。但部落人还是能追踪而去，抓回这些小东西，再次卖给我！

    依赖家养牲畜的早期文明对如何对待动物有详尽的道德准则，但即使在最善良的情况下，这些准则对动物也是好坏参半。最基本的原则是，动物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希伯来人的《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28节中，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要生养众生，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虽然亚当和夏娃还是食果灵长类，但大洪水之后，人类开始吃肉了。上帝在《创世记》第9章第2节和第3节中对挪亚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直到古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第二圣殿时，希伯来神父每天宰杀大量动物，不是为了供养人，而是因为他们迷信必须向上帝定期供奉烧熟的牛排。（据《圣经》记载，炭烧牛肉的气味，对上帝来说是“馨香之气”。）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动物在世间的排序持相近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写过：“植物为了动物而生，动物则为了人而生。”[249]希腊的科学家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哺乳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有时候，他们甚至对人类做同样的事情。[据古罗马医学著作的作者塞尔苏斯（Celsus）记载，希腊亚历山大时期的“医生可以得到王室许可，从监狱购买罪犯，在罪犯活着的时候进行解剖，趁着犯人仍在呼吸，观察器官的工作，直到他生命结束”。][250]罗马解剖学家盖伦（Galen）这样写过，他更愿意解剖猪而不是猴子，因为当他下刀子的时候，猴子的面部表露出“不愉快的神情”。[251]当然，他的同胞正在斗兽场欢乐地虐待和杀戮动物，甚至不排除虐待和杀戮双足行走的灵长类。在基督教世界，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综合了《圣经》和古希腊人的观点，确立了人类在对待动物时的道德超然立场。阿奎那写道：“据神圣的天意，动物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所用……因此，不论是杀死还是其他什么方式，人只要利用了动物，都不算是错误。”[252]

    在对待动物方面，当代哲学的起点也相当糟糕。笛卡儿在书中说，动物就是钟表，不会感觉痛苦或欢乐。我们听起来像是哭号的声音，无非是一些机械的噪声，就像是某种机器发出的警示音。笛卡儿知道动物的神经系统和人类非常相像，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他认为人类有感觉，却不承认动物也有感觉，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笛卡儿坚信灵魂的存在，上帝赋予人类以灵魂，灵魂是感觉活动的核心。他写道，当他对自己的感知进行沉思时，他不能够“将自己分切成任何部分，而只能将自己领会成一个明确无误的个体，而且是完整的单一实体……我的愿望、感觉、领会等功能不能够被单独地作为部分来进行陈述，因为它就是一个整体，而且就是这个精神的整体本身在期望、感觉和理解”。[253]语言也是这种被我们称为精神或灵魂的不可分实体所具有的功能。既然动物没有语言，所以它们也就没有灵魂；因此它们肯定也没有感觉。像动物一样，一个人有钟表一样的身体和大脑，但是此外还有灵魂，灵魂通过一个特殊的结构——松果腺——与大脑产生互动。

    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争辩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感知是大脑的生理活动。我们也知道，语言和感知的其余部分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最显而易见的案例是中风病人可以失去语言功能，但并不因此就变成没有感觉的机器人。但是，1861年之前完全没有对失语症的记录 [笛卡儿的同胞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对失语症做了第一次记录 ]，所以笛卡儿的理论在当时听起来很有道理。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实验室内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因为教会不赞成对人类的尸体进行解剖。科学家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切下手脚，观察肢体是否能再生，掏出五脏，剥下皮肤，移除器官，包括它们的眼睛。[254]

    农业也没有多少慈悲可言。除阉割和烙印之外，在牲畜的耳朵和尾巴上穿孔和打钉，都是历史上常见的农业活动。还有催肥动物或嫩化肉质的残忍喂养——今天遭到人们抗议的鹅肝业和牛奶喂养小牛，都不是新发明。英国的烹调历史描写过17世纪嫩化肉质的某些方法：

    为了在长途运输后不损失肉质，禽类的肠子在离开农场前被缝起来……火鸡在嘴边的血管上割开一个小口子，倒挂着慢慢控血；鹅被钉在地板上；为保证肉质坚实，三文鱼和鲤鱼活着被切成薄片；鳗鱼被活生生地剥皮，为了不让它们乱动，用叉子穿过眼睛，排成长串……人们认为，如果屠宰公牛前未经折磨，公牛的肉很难消化而且不健康……小牛和猪在屠宰前要用打结的鞭子抽死，以保证肉质鲜嫩，而今天的做法是用钉锤敲打肉片。“抓住一只还不是太老的大红公鸡，打死它。”有一份菜谱就是这样开头的……[255]

    工厂化饲养也不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

    伊丽莎白时代的“育肥”或催肥猪的办法是“将它们密集地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让它们没有转身的空间……它们只能趴在地上”。一篇评论说：“它们在痛苦中吃，在痛苦中躺着，在痛苦中睡眠。”禽类和猎禽通常被关在黑暗和狭小的笼子里催肥，有时甚至被弄瞎眼睛……鹅被从鹅掌处打钉子固定在地板上，据信这样可以增加重量。17世纪流传下来的习俗是，家庭主妇斩下活禽的双腿，这样饲养的家禽肉质会变得嫩滑。1686年，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宣布了一项牛舍新发明：“在牛舍里，牛一直待在同一个小牛栏里吃喝拉撒，不受打扰，直到养成屠宰。”在暗室里囚禁养成的多塞尔羊，是乡绅圣诞节大餐中难得的美味。[256]

    许多上千年的传统做法完全无视动物的痛苦。鱼钩和鱼叉是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的工具，甚至渔网也会慢慢地将鱼闷死。嚼子、鞭子、马刺、轭和重负，让牲畜的生命悲惨不堪，尤其是那些在阴暗的磨坊和泵站终日拉动转轴的牲口。《白鲸》的读者都知道有千百年历史的捕鲸活动。此外还有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看到的血腥动物竞赛，例如用头撞钉在墙上的猫、棒击猪、戏弄狗熊和烧死猫。

    * * *

    在漫长的剥削和虐待动物的历史上，一直有些力量努力要限制对动物的残害，但其动机都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同情。素食主义、反对活体解剖主义和其他爱护动物的运动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257]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几种诉求。

    我已经几处提及在人的头脑里有将厌恶感-纯洁感道德化的倾向。在公式的两个极端中，一端是极端的厌恶，一端是极端的纯净；肮脏、放荡、纵情声色和暴饮暴食等同于不道德，而在另一端，我们将美善与纯净、贞洁、禁欲和有节制画上等号。[258]这种交互判断影响到我们对食物的感情。肉食总是乱糟糟，并令人感官愉悦，因此是不好的；素食是清洁和有节制的，因此是好的。

    另外，人们在意识中有本质论的倾向，我们太愿意在字面上接受“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这样的描述。从一堆死肉想到什么东西的尸体，立刻让人感觉肮脏；吞下某种动物的精髓，很可能让吞食者带有这种动物的兽性。甚至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也不能免受此等幻想的诱惑。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实验显示，学生都相信一个猎取乌龟食肉、猎取野猪食其内脏的部落是游泳好手，而猎取野猪食肉、猎取乌龟取壳的部落很可能是勇猛的武士。[259]

    浪漫主义世界观也能让一些人改变对肉食的态度。人类堕落之前的时代、多神教和“血与土的信条”都将处理与加工动物精心描绘成颓废腐败，而素食主义者则完完全全依靠土地产出为生。[260]出于类似的原因，对使用动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忧虑造成了对科学和知识的一般性反感，正如华兹华斯在《转折》中所写：

    大自然的音律甜蜜芬芳；

    我们偏要加上人类的智慧

    扭曲了万物美好的姿态——

    为了剖析，我们大肆谋杀。

    最后，不同的亚文化对动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对其他人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判断，很可能产生自己“高人一等”的结论——而对我们自己的各种做法却经常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血腥的动物竞赛的态度特别能显示出阶级意识的较量，中产阶级四处游说，要求将下层百姓喜爱的斗鸡游戏和上流社会享有的猎狐运动立法废止。[261]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评论说，“清教徒仇恨逗熊游戏，不是因为它给狗熊造成痛苦，而是因为它让观众感到快乐”，也就是说，反暴力运动针对的是残忍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受害者感受的痛苦。但是，这也点明了一种忧虑，即爱护动物人士很可能变得愤世嫉俗。

    古人在肉食上有各种禁忌，其背后的动机令人困惑，最能说明这种困惑的是犹太人的饮食律法。《旧约》的《利未记》和《申命记》将这些律法作为绝对命令，而上帝没有向我们凡人解释圣意的义务。但根据拉比后来的解释，这些律法都顾虑了动物的福祉。[262]动物的宰杀只能由专业屠户操刀，他们总是用干净锋利的尖刀先割断动物的颈动脉、气管和食管。这在当时应该是最仁慈的做法了，肯定比将动物活生生地剁成几块，或者活生生地架在火上烧烤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死亡远非没有痛苦，今天一些保护动物的爱心人士一直在努力禁止此类屠宰方式。不许将幼崽用母乳煮食的诫令基本上是禁止将奶制品和肉类合煮，它也被认为与动物关怀有关。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此诫令表达的完全是观察者的感受。对于一个将成为盘中餐的幼崽，汤水中拌有什么佐料，实在不是它要焦虑的问题。

    素食文化背后有着五花八门的动机。[263]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个团体，除了测量三角形两个边的边长之外，他和他的追随者拒绝吃肉，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灵魂会在不同的身体，包括动物的身体上迁徙。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素食者”（vegetarian）这个词之前，不食肉和鱼被称为“毕达哥拉斯饮食”。

    印度教徒素食的动机是生命的轮回，虽然玩世不恭的人类学家，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之流，提出了比较庸俗的解释：在印度，牛是珍贵的农耕工具，此外还提供珍贵的牛奶和（做燃料和肥料的）牛粪，这些用途比做咖喱牛肉的用料更要紧。[264]印度教素食主义的精神影响了佛教和耆那教，这两种宗教对动物生命有着更深刻的非暴力哲学思考。耆那教和尚在行走时清扫脚前的道路以免踩到虫子，有些人甚至戴上面具，以免呼吸时吸入微生物而杀死生命。

    但是，在20世纪，纳粹对待动物的态度彻底粉碎了认为素食主义和人道主义可以合二为一的直觉。[265]希特勒和他的许多党羽都是素食主义者，主要不是出于对动物的喜爱，而是出于洁癖、多神教信徒亲近土地的渴望，以及对犹太教人类中心说和肉祭仪式的反感。纳粹在道德割裂方面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能力，他们拿人类进行着各种难以诉诸语言的实验，却制定了有史以来欧洲最严格的实验动物保护法。他们的法律甚至强行要求农场、电影摄制组和餐馆人道地对待动物，在烹饪之前，鱼类必须施以麻醉，龙虾要迅速处死。这是动物权利运动历史上最诡异的一个篇章。此后，素食倡导者只得回到他们最古老的立场：食肉让人变得粗暴，戒除肉食让人变得平和。

    * * *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动物表达出某种真切的道德关怀。当时有报告说印度整个国家都不吃肉，欧洲人开始对素食主义越来越好奇。有些作家，例如伊拉斯谟和蒙田，抨击了在狩猎和屠宰中对动物的残害；达·芬奇也是批评者之一，他本人亦成为素食者。

    但是，直到18和19世纪，才真正形成有关动物权利的争论。一部分起因是科学的进步。笛卡儿的实体二元论认为人的意识是一个自由浮动的实体，可以在大脑之外独立运作，逐渐让位于（精神和肉体）一元论和属性二元论，即意识等同于或者至少密切关联于大脑的活动。这种早期神经生物学的思考对动物的福祉大有助益。伏尔泰这样写道：

    狗远远比人更加忠实于友情，而一些野蛮人抓住这条狗，将它按在桌子下面，活生生地开膛剖腹，向你展示了它的肠系膜静脉。你发现，它具有所有你感到自己也有的器官。回答我，机械师，大自然真的给了这只畜生感知的全部渠道，但最后它却什么感觉也没有吗？它的神经是不会感觉痛苦的吗？[266]

    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看到，杰里米·边沁对引导他提出善待动物的伦理道德做过犀利的分析：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理性和语言，而在于它们是否感觉到痛苦。到19世纪早期，人道主义革命已经从人类扩展到其他有感知的生命，首先指向最令人关注的动物虐待方式——血腥的动物游戏，接着针对对役畜、农场上饲养的动物和实验室动物的虐待。1821年，英国议会第一次有人尝试立法禁止虐待马；当初次宣读提案时，议员发出一片狂笑，他们表示，接下来就会有人要求保护狗甚至猫了。在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英国议会确实接到了这样的要求。[267]贯穿19世纪的英国，从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融中产生了不止一个反活体解剖联盟、素食运动以及各种防止虐待动物的社团。[268]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生物学家接受了进化理论，他们因此无法再坚持感知为人类所独有的立场；到19世纪末，英国通过法律禁止活体解剖。

    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保护动物运动失去了风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峻的生活条件，制造了大规模的肉食饥渴，大众对工厂化生产提供的廉价肉类心满意足，顾不上考虑这些肉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而且，从19世纪开始，心理学和哲学的主流是行为主义；根据他们的理论，动物经验这种念头是一种非学术的傻气，是十恶不赦的拟人论。当时，和19世纪的和平运动一样，爱护动物运动有自己的形象问题，它成为空想社会改良家和食品健康狂人的大本营。甚至20世纪最坚定的道德发声者乔治·奥威尔，对素食主义者也不免发出调侃：

    有些时候，一个人确实会有这样的印象，对英国的每一个靠啜果汁维生的人，裸体主义者，脚穿拖鞋的人，性欲旺盛的人，贵格会的人，主张“自然疗法”的人，以及和平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来说，某些词汇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根据定义，饮食怪癖者就是指那些为了让自己的躯壳延长5年寿命而从人类社会自我放逐出去的人，也就是说，一些与正常的人类不发生关系的人。[259]

    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270]1964年，英国出版了露丝·哈里森（Ruth Harrison）的《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向公众揭露了工厂化饲养中的禽畜的悲惨处境。公众人物迅速响应，据信小说家布丽吉德·布罗菲（Brigid Brophy）首先提出了“动物权利”说，她刻意将两者进行类比，说她就是想“在非人类的动物世界引进平等和解放这样的观念，虽然这些理想只是偶尔能够美梦成真，但一旦成功，通常都带有令人难忘的实际政治成果，比如让奴隶、同性恋或妇女这些受压迫的阶级得到拯救”。[271]

    真正的转折点是哲学家彼得·辛格1975年的著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人们称其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272]这里所谓“圣经”的叫法有双重的讥讽含义：辛格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和一个功利主义者。自边沁将自然权利称为“高跷上的胡言乱语”以来，功利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就充满怀疑。但是，辛格追随边沁，对动物的利益给出了清晰的阐述，却没有赋予它们任何“权利”。他首先认识到，生命的感受，而不是智商或者物种的成员地位，决定其是否值得伦理考量。接着，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动物制造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这和我们不能对孩子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制造痛苦是一样的道理。他推论说，所有人都应该素食。人类完全可以依赖现代素食食谱而生存，权衡利害，动物作为生命免除痛苦和夭折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人类从肉食中得到的微末快感。无论是在文化传统上还是在生物进化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人类“天然”摄取肉食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其在伦理上的天然正当性。

    辛格的书取名“动物解放”，与布罗菲一样，辛格极力要将动物权利运动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权利革命——殖民地解放、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相类比，他创造的流行字眼“物种歧视”（speciesism），成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姊妹词。辛格引用18世纪女权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言论，说如果玛丽关于妇女权利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必须给予“野兽”权利。玛丽的论述是一种归谬法，但辛格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演绎。对辛格来说，这些类比绝非简单的修辞技巧。他在另外一本论著《扩大的圈子》中发展了道德进步理论。他说，人类在自然选择中被授予能够与血亲和同伴共情的内在能力，这种共情的生命圈逐渐扩张，从家庭、村庄扩展到整个族群、部落、国家和物种，甚至扩展到所有有感知的生命。[273]我能写作此书，也是得益于辛格的见解。

    人们同情动物的原因不仅仅是辛格提出的道德观。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靠啜果汁维生的人，一个裸体主义者，一个脚穿拖鞋的人，一个性欲旺盛的人，一个贵格派，一个主张“自然疗法”的人，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一个上述各色特点兼具之人，是一件挺得意的好事情。除了从爱心角度为素食主义辩解之外，很快又有了其他理由：肉都是催肥的，有毒，导致血管硬化；种植谷物再用来养育禽畜，而不是直接供人食用，是浪费土地和粮食；农场饲养的废料是主要的污染源，牛的食物和排泄物产生甲烷，乃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

    * * *

    不管是叫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动物福利，还是动物运动，自1975年以来，西方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针对动物的暴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

    我已经提到过第一点：保护实验用动物。不仅活的动物受到保护，不得在科研中让动物感到疼痛和紧张，或杀死动物，而且在高中生物课实验中，传统的解剖死青蛙的内容已经被文字描述和幻灯片替代。（在有些高中，学生开始使用虚拟青蛙，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虚拟解剖。[274]）商业实验室使用动物对化妆品和日用品进行实验，这引起人们的强烈抨击。20世纪40年代曾经有报告说，睫毛膏内的煤焦油会导致妇女失明，此后日用品都要经过臭名昭著的德蕾丝眼部刺激安全测试程序，就是将一定数量的产品直接施用在兔子的眼睛上，观察其所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德蕾丝测试程序；在9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无残酷测试”（指产品避免了虐待动物式的测试）的说明；今天，“无残酷测试”一词如徽章般装点着成千上万的日用品，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即使看见“无残酷测试避孕套”，也没有人会动动眉毛。消费品实验室仍在继续使用动物进行安全测试，但是数量日渐减少，规章日渐严格。

    第二个显著的变化是禁止血腥运动。我已经提及，自2005年起，英国贵族必须让他们的号角和猎犬永久退休了；2008年，路易斯安那州成为美国最后一个立法禁止斗鸡的州。斗鸡曾经是一项遍及世界各地、有上千年历史的运动项目。同许多被法律禁止的事项一样，有关活动实际上禁而不止，特别是在拉美和南亚移民中继续举行，但在美国，斗鸡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宣布此项运动非法。[275]

    甚至令人骄傲的斗牛运动也感到了威胁。2004年巴塞罗那明令禁止斗牛士在竞赛中杀死斗牛；2010年，西班牙整个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开始实施这一禁令。国有的西班牙电视台已经停止实况转播斗牛活动，因为人们认为此项活动对儿童来说太过暴力血腥。[276]欧洲议会正考虑在整个欧洲大陆禁止斗牛。就像被仪式和盛典神圣化了的决斗和其他暴力习俗一样，总有一天，斗牛运动也将偃旗息鼓，告别历史舞台，但不是因为爱心人士的谴责和政府的禁令，而是因为不再有观众能够忍受它的残忍。海明威在他1932年的作品《午后之死》（Daath in the After-noon）中解释了斗牛的原始吸引力：

    （斗牛士）必须对杀戮的瞬间感到精神享受。杀戮干净利索，其手法给人一种审美上的快感，而骄傲从来就是人类最大的享受之一。一旦你接受死亡的命运，“不可杀戮”就是可以轻易和自然遵守的戒律。但是当一个男子奋起反抗死亡时，他才会快乐地想到自己也拥有神一般的属性，也能够制造死亡。在能够享受杀戮的男人身上，这是最深奥的情感之一。他们行事时满怀骄傲，骄傲对基督徒当然是一种罪，而对异教徒则是一种德。但是，正是有了骄傲才有了斗牛，有了对杀戮的真正的享受才成就了伟大的斗牛士。

    30年后，汤姆·莱勒对斗牛经历的描述已经有些变味了。他宣称：“世界上肯定没有比一个孤独的男人独自面对一头一吨重的、愤怒的红焖肉更漂亮的场景了。”在抒情诗的高潮段落，他吟诵说：

    花镖手身段矫健，我为之欢呼雀跃，

    眼见他巧妙地刺中公牛，

    我已很久未曾如此快乐，自那日

    兄弟的小狗，罗弗

    被车撞死之后。

    “罗弗是被一辆庞蒂亚克撞死的。”莱勒补充说，“撞得如此优雅和艺术，目击证人将狗的两只耳朵和尾巴奖赏给了肇事的司机。”今天西班牙年轻人对斗牛的态度更接近莱勒，而不是海明威。他们的英雄不再是斗牛士，而是不需要依赖杀戮的精神骄傲和美学骄傲就能成名的歌手和足球运动员。西班牙的斗牛还有不少忠实的粉丝，不过观众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

    狩猎也是一项过气的运动。不论是由于对小鹿斑比的热爱，还是由于猎手埃尔墨的关系，为娱乐打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图7-26显示，在过去30年间，在“综合社会调查”中承认自己或配偶打猎的人的比重不断下降。其他统计显示，狩猎者的平均年龄迅速上升。[277]

    图7-26 1977—2006年美国进行狩猎运动的家庭的比重

    资料来源：综合社会调查。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用来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根据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数据，在1996—2006年10年间，美国人狩猎的人数和天数，以及花在狩猎上的钱数下降了10%~15%，但野生动物观察者的人数、观察的天数和花费的钱数上升了10%~20%。[278]人们仍然愿意与动物交往和沟通，只是他们更情愿盯着它们看，而不是开抢射杀它们了。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这一下降趋势是否会因为狂热的本地食物爱好者（“土食者”）而出现反弹，这些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为了减少食物运输的公里数，又拿起了猎枪，收获自己放养的、食草的、可再生的、人道屠宰的肉类。[279]

    很难想象垂钓居然可以是一项人道的运动，但是垂钓者正在尽力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捕捉后立即放生的做法发挥到极致，捕到鱼后，不将鱼带出水面就放生，因为将鱼暴露在空气中会让鱼感到紧张。当然，最好的捕鱼方式是无鱼钩的假绳钓鱼：垂钓者看着鳟鱼咬饵，感觉钓绳的那一下抖动，仅此而已。一名无钩垂钓者这样描述自己的经验：“我现在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进入鳟鱼世界并与它们相处。我不会打扰它们进食的节奏。它们不断咬饵，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咬饵时鱼线抖动的快感。我不再想伤害和骚扰鳟鱼，同时我也有办法继续享受垂钓。”[280]

    你能看懂这些比喻修辞吗？

    发布本博客文章时没有伤害任何树木。

    制作本书预告时没有任何豚鼠受到伤害。

    本商品的制作没有伤害任何北极熊。

    本书评的写作没有伤害任何山羊。

    本产品的生产没有伤害任何健怡可乐罐。

    抗议全民医保法案中没有任何茶党成员受到伤害。

    这种句式来自美国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 AHA）的标志性证书，证明在制作电影时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在每部影片的片尾，在灯光师和场务领班的名字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证词。[281]曾经有报告说，电影在拍摄马群冲下悬崖的镜头时，竟然真的让马掉下了悬崖；美国人道主义协会为此专门设立了电影电视部，为电影业制定对待动物的指引。协会解释说，今天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动物的福利，他们和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站在一起，要求使用动物演员的娱乐界提高准则和承担责任。他们坚持使用“演员”一词，说：“动物不是道具。”共有131页的《影视业安全使用动物守则》在1988年推出第一版，开篇即将动物定义为：“任何有感知的生命，包括鸟、鱼、爬行动物和昆虫”，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物种不受保护或任何遗漏。[282]我随手翻开一页：

    水效果（请参阅第5章中的“水安全”）

    第六款之二：不得有任何动物被用于极端的和强制的雨模拟。任何用来制造效果的水压和风速必须全程受到监控。

    第六款之三：在模拟雨的场景中，应该提供橡胶垫或其他防滑物或防滑材料层。如果需要泥泞效果，泥泞的厚度必须在摄制之前得到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的批准。在必要的情况下，泥泞下必须安装防滑层。

    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夸耀说：“自从实施守则以来，摄制过程中动物出现意外伤害、疾病和死亡大幅度下降。”他们有坚实的数据支持，而我又喜欢用图表讲故事，请各位看图7-27，它给出了每年因为虐待动物演员而发生“不可接受的”动物死亡事故的影片数量。

    图7-27 1972—2010年摄制中发生动物伤害的影片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影视部，2010年。

    如果说以上种种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动物权利已经被抬高到一个全新水准，那就请看看2009年6月16日发生的事件。《纽约时报》有专文记载，题目是：“什么是白色的，有132个房间，还有很多苍蝇？”谜语的答案是“白宫”，它刚刚受到这种昆虫的侵袭。在一次电视转播的采访节目中，一只苍蝇不停地围着奥巴马总统的脑袋打转转。特勤人员一时无法与之搏斗，并将其按倒在地上，总统本人只好亲力亲为，抬起一只手，将苍蝇拍死在另一只手上。最高终结者吹嘘说：“我击中了吸血鬼。”这一片段成为YouTube的热点，但是也引来“善待动物”组织的抱怨。他们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不能说奥巴马总统不应该伤害一只苍蝇”，但为了“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昆虫事件”，他们给奥巴马送来一只他们的“人道捕虫器”。[283]

    * * *

    最后，我们来说说肉类。如果你要数一数50年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动物，将对动物的伤害做个总计，你会说，人类在对待动物方面毫无改进。因为动物权利革命的进步被肉用仔鸡革命的进展抵消了。[284]1928年总统竞选口号“每只锅里一只鸡”告诉我们，鸡曾经被视为奢侈品。市场的反应就是培育肉质更多的品种，进行更有效的饲养，尽管这可能更不人道：工厂化饲养的肉鸡双腿细小，鸡笼拥挤不堪，呼吸的是腥臭的空气，运输和屠宰的手法都非常粗暴。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开始相信白肉比红肉更健康（“国家猪肉委员会”不失时机地提出口号说猪肉是“另外一种白肉”）。因为禽类的大脑非常之小，与人属于不同的物种类别，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禽类比哺乳类缺少感觉的能力。于是，对鸡肉的消费需求暴涨，到90年代初，鸡肉的消费超过了牛肉。[285]一个人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数十亿的悲惨生灵先是被带到这个世界，然后又被杀死，因为要200只鸡才能顶得上1头牛所提供的肉量。[286]工厂化饲养家禽，以及虐待家禽和牲畜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趋势恶化并非因为道德滑坡，也不是人们的心肠变得更硬了。饲养的数量在人们未注意之际不断攀升，其动力是经济利益和人们口味的变化。人们之所以对饲养数量毫无察觉，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对鸡的生活有任何好奇心。此外，这些动物向我们提供的是如假包换的白肉。

    但是，潮流在90年代开始转向。标志之一是素食人群的扩大。我相信，许多人有和我一样的经历，请客吃饭时，一位刚刚坐上餐桌的客人宣布说：“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不吃死的动物。”自那时起，事先征询客人，“可有什么忌口吗？”成了请客用餐的礼节；参加会议晚宴的人也可以在菜单上打钩，用一盘浓香酱汁茄子替代一盘没滋少味的鸡肉。这股潮流终于成了气候，《时代周刊》 2002年的一篇封面报道的标题是：“你应该成为素食者吗？数百万美国人不再吃肉了。”

    食品业对这股潮流的回应是推出丰盛的素食和纯素产品。我家附近自选商场的素肉部提供大豆汉堡、菜园汉堡、面筋汉堡、素菜汉堡、无肉馅饼、豆腐包、非热狗、假热狗、假培根、假肉干、豆腐干、大豆腊肠、大豆熏肠、素鸡馅饼、无肉烤鸡翅、素烧烤什锦、素腌肉、素炖肉、素菜蛋白薄片、素菜鲜贝、素金枪鱼。科技和人类的语言创造力在此宣告了当今素食主义的潮流，以及对自古以来人类馋涎肉食的抵制。那些贪食传统大型早餐的人，可以享受早餐素腌肉条，配上豆腐渣，也可以是大豆酪、大豆奶油和素油酪烹制的摊素蛋。饭后甜品有冰豆沙、大米冰激凌、豆腐甜酪，还可以点缀上素油奶花，顶上再加一颗红樱桃。最终替代肉类的将是人工培养动物的细胞组织，也叫作“无足肉”。极端乐观的动物权利组织“善待动物”悬赏100万美元，作为对第一个将人工细胞培养的鸡肉送上市场的科学家的奖金。[287]

    素食主义无处不在，但纯粹的全素者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完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并非易事。素食者被死动物和嗜肉如命的食肉者层层包围着，他们本身也不是生来就对肉没有欲望。我们没有必要奇怪，世界上有很多半途而废的素食者：每见到一个素食者，就能见到三个曾经的素食者。[288]许多持续保持素食的人让自己相信鱼算是蔬菜，因为他们大啖鱼类和海鲜，有时甚至也吃鸡肉。[289]有些人像“现代派传统犹太人”一样遵守自己的饮食规则；现代派传统犹太教徒去中餐馆时，会让自己从选择很少的食谱中放纵片刻；有些素食者在外用餐时也不再受素食的约束。素食人口的主要组成是十来岁的少女，她们素食的主要动机不是对动物的爱心。少女中的素食主义者很多都患有厌食症。[290]

    但是，素食主义至少仍处于上升趋势。在英国，“素食者学会”搜集了各种民调中问及素食的信息，汇编成表格。我使用他们的数据绘制了图7-28。图中笔直的上行线说明，在过去20年中，英国的素食人数增加了3倍多，从占人口的约2%上升到约7%。在美国，“素食资源小组”出资，民调机构提出相当严格的问题，询问受调查者是否食用肉、鱼或者禽类，排除了半素食者和那些创意无限的林奈式分类素食。美国的素食者数量要少一些，但趋势是一样的：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素食人数增加了3倍多。

    图7-28 1984—2009年美国和英国的素食人数占比

    资料来源：英国的数据，来源于素食者学会，http:// www. vegsoc. org/info/。不包括针对家庭、学生和“严格”素食者的民调数据。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素食资源小组，《素食者杂志》。
    2009年：http://www.vrg.org/press/2009poll.htm
    2005年和2003年：http://www.vrg.org/journal/vj2006issue4/vj2006issue4poll.htm
    2000年：http://www.vrg.org/nutshell/poll2000.htm
    1997年：http:// www. vrg. org/journal/vj97sep/979poll. htm
    1994年：http:www. vrg. org/nutshell/poll. htm

    对动物福利的关切日益增加，素食者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数量仍然如此之少。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惊讶，毕竟，成为素食者和关心动物的福祉不是一回事。不仅素食者的动机可以与关怀动物毫不相关，比如健康、口味、生态、宗教，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让妈妈不高兴，而且，关爱动物的人也在犹豫，素食主义的招牌是否真是减少动物痛苦的最佳方式。他们或许认为，素食者无私放弃的汉堡，在一个消费巨量肉类的国家中实在微不足道，他们微弱的声音根本无法影响任何肉牛的生命。即使素食者的努力解救了若干肉牛，但其余肉牛依然生活悲惨。改变食品业的标准是一种集体行动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个体总是倾向于逃避为总体福利做自我牺牲。

    素食主义的趋势，可以作为人们更加关怀动物的象征性指标，尽管关怀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些在原则上仍然食肉的人，可以少吃一些。（自1980年起，美国人对哺乳动物肉类的消费量一直在下降。）[291]餐馆和商场越来越多地向消费者说明，主菜活蹦乱跳时喂养的饲料和活动的范围。美国的两大主要禽类加工厂在2010年宣布，他们开始实行更仁慈的屠宰方式：禽类在被倒挂着割喉之前，先用二氧化碳熏昏。肉类的市场营销必须小心翼翼。食客会很高兴知道他们的主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一直受到仁慈的对待，但是最好不要向他们描述最后的细节。即使最仁慈的屠宰技术仍然有形象的问题。一位公司主管说：“我可不想听到公众说，我们对鸡施放毒气。”[292]

    大多数人支持以法律措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通过法律迫使农场和屠宰场更人道地对待动物。在2000年的一次民调中，80%的英国人说“他们希望英国的农场为禽畜提供更好的福利条件”。[293]尽管美国人有更强烈的自由意志，但也希望政府就此问题采取行动。在2003年的一次盖洛普民调中，竟然有96%的美国人说，动物应该得到某种保护，免于被伤害和被剥削。只有3%的人认为没有保护的必要，“因为它们是动物”。[294]虽然美国人反对禁止狩猎，反对禁止在医学研究和产品测试中使用动物，但是62%的人支持“立法严格监管农场饲养动物的待遇”。一旦有机会，美国人会将他们的意见转化为选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均已就牲畜权利立法。2008年，63%的加州选民投票通过了《防止虐待农场动物法案》，法案禁止小牛夹栏喂养，禁止鸡笼喂养，禁止母猪妊娠夹栏喂养，这些喂养方式都在限制动物的活动范围。[295]美国政界有句老话：“加州带头，余者跟从。”

    或者可以说，欧洲带头，加州跟从。欧盟已经制定了有关动物护理的详尽规则，首先承认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大目标是确保动物不再遭受可以避免的痛苦，并要求主人和管理人保证动物的最低福利需要。[296]在这些国家中，瑞士走得最远，已经生效的长达150页的规则要求所有的狗主人接受4小时“理论”课的培训，并详细规定了家养宠物如何居住、喂养、散步、游戏以及埋葬的要求（不得将活金鱼从马桶中放水冲走）。苏黎世有一项独特的政策，即政府支付“动物权利人士”费用以将违反动物权利的人押往法庭。被送上法庭的包括一名钓鱼爱好者，因为他向当地报纸吹牛说，他只用了10分钟就钓到一条大梭子鱼。（这位垂钓者最后被宣布无罪，梭子鱼则被做成了佳肴。）不过，2010年，瑞士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在全国推行此项政策时，国民还是犹豫了。[297]这一切听起来太像是美国保守人士所恐惧的噩梦，不过即使这些保守派自己也愿意让政府出面规范保护动物福利。在2003年的民调中，大部分共和党人主张就农场饲养动物的待遇通过“严格立法”。[298]

    * * *

    我们会走多远？经常有人问我，我是否认为将我们从废奴和废除酷刑带到民权、女权和同性恋权利的道德力量，也会将我们带往废除肉食、禁止打猎和动物实验。到22世纪时，我们的后代是否会对我们曾经吃肉感到可怕，就像我们知道祖先蓄奴会感到可怕一样。

    我的回答是，也许会，也许不会。在被迫害的人和被迫害的动物之间进行类比在修辞学上很有力量。说到底，我们都是有感知的生命，都有相当的智商。但是，类比只是比较而已，两者到底不是一回事。美国非裔、妇女、儿童和同性恋者不是肉鸡，我认为动物权利的走势不会是上述任何人权运动的复制品。心理学家哈尔·赫佐格（Hal Herzog）在他的著作《为什么狗是宠物，猪是食物？》（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一书中，列出了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上，我们的道德哲学如此缺乏一致性。我在这里给出几个令我特别震惊的理由。

    道德障碍之一是对肉食的欲望和与大快朵颐形影相随的社交快乐。虽然古老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证明不食肉的社会是存在的，但是素食产品仅占美国食品市场份额的3%，这说明我们距离那个转折点还有十万八千里。在为写作本章收集资料时，皮尤研究所2004年的一次民调让我感到兴奋，民调中13%的人回应说自己是素食者。但细读报告，我才发现，这是对总统候选人、佛蒙特州左倾州长霍华德·迪恩的支持者进行的一次民调。这说明在“本和杰瑞冰激凌”故乡最酥脆的燕麦片堆里，仍然有87%的人要吃肉。[299]

    但是，道德矛盾有比对肉食的渴望更深层的原因。人类和动物的许多互动只能是零和博弈。动物吃掉我们的房子、庄稼，有时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它们能弄得我们刺痒和流血。它们携带对人类有害甚至致命的细菌和病毒。它们互相残杀，甚至那些我们期望保留的濒临灭绝的动物也不例外。没有动物参与实验，医药将停滞在目前的水平上，数十亿活着和未出生的人将为了老鼠而忍受病痛与死亡。伦理计算认为，每一个有感知的生命所承受的痛苦的分量都是一样的，物种沙文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牺牲动物来为人类谋福。比如，我们不可以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而射杀野狗。但是，仅仅从动物学特征上的优势看，也应该给予人类的利益更大的权重。比如，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能够尽情享受生活，思索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对死亡怀有恐惧，并在社交网络中将自己的幸福与其他人关联在一起。但是，按照这个逻辑，人类对生命的禁忌就没有意义了。正是因为这种禁忌，智力残缺的人的生命才受到保护。辛格本人毫不妥协地接受超越物种的道德观。[300]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种道德观还无法取代目前西方的道德观。

    对动物权利的思考肯定会撞击人类思想领域某些最费解的谜，让道德直觉开始发生动摇。难题之一是意识，即感知是如何经过神经信息处理而产生的。[301]笛卡儿对哺乳动物的认识肯定是错误的，我基本上相信他对鱼的认识也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于牡蛎的理解呢，对蜓蛐呢，还有白蚁，还有蚯蚓，也都错了吗？如果我们需要在烹调、园艺、房屋修缮和娱乐中保持伦理的确定性，就必须回答这个哲学难题。我的另一个困惑是，人类是理性和道德的主体，但同时也是作为残忍大自然组成部分的生物体。我对猎人开枪射杀麋鹿的画面感到某种反感，但是，为什么我对凶狠的棕熊捕食麋鹿的画面却没有太多伤感？为什么我没有那种道德紧迫感，赶紧准备一些纯大豆制作的麋鹿风味馅饼，将棕熊从麋鹿身旁引诱走？我们是否应该让食肉物种逐渐灭绝，或者通过基因工程将它们改造成食草物种？[302]我们总是在这类思维实验中止步不前，因为无论对错，我们对我们感觉“自然”的东西总是给予更大的道德权重。但是，如果其他物种的自然肉食性可以接受，为什么人类的自然肉食性就不能接受呢？特别是我们人类还可以调动认知能力和道德能力尽量减少被食用动物的痛苦。

    我猜想，这些无解的问题使得动物权利运动不可能完全复制其他权利运动的发展趋势。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终点线在哪里无关紧要。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要人类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动物的痛苦。考虑到最近公众敏感性的变化，可以肯定，动物的生活质量将继续得到改善。

    权利革命的根源何在？

    当我开始为写作本章进行研究的时候，我知道，出现“长期和平”和“新和平”的几十年时间，也正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权利取得进步的时期。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每一个案例中，量化的暴力——仇恨犯罪和强奸、殴打妻子、虐待儿童，甚至在制作中发生动物演员受伤害的影片的数量，所有这些都呈下降趋势。我们怎样理解过去50年来各方各面的非暴力趋势呢？

    在这些趋势中，有几个共同点。在每一场运动中，人们都是逆人性的强大潮流而动。这些固有的人性包括：对外团体的非人性化和妖魔化；男性的性贪婪和他们对女性的占有意识；表现为杀婴和体罚的亲子冲突；对同性恋的性厌恶道德化；我们对肉食的嗜好，对猎获的快感，以及基于血亲、互惠和魅力的共情边界。

    如果生物的属性还不够糟糕，亚伯拉罕诸教还将我们这些最糟糕的天性以戒律和信仰的形式规范化了，并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鼓动着暴力——妖魔化异教徒、确立对女性的占有权、认定儿童天生有罪、憎恶同性恋、支配动物并拒绝承认它们有灵性。亚洲的文化也有不少耻辱之处，最耻辱的当属大规模抛弃女儿，这导致对女婴的屠杀。此外，还有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殴打妻子，痛揍孩子，夹栏饲养，电击老鼠。这些准则被人们接受，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从来就是被接受的。

    就暴力的不道德性而言，权利革命显示，道德的生活方式经常需要坚定地否定直觉、文化、宗教和常规。在追求道德的人中，道德准则受共情和理性的引导，并以权利的语言加以陈述。我们迫使自己设身处地为其他有感知的生命着想，穿上他们的鞋子（或者它们的爪子），设想如何免受伤害或杀戮。我们不再关注那些表面的事物，比如眼睛所看到的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性取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物种。

    我的结论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观及其所培育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潮流是权利革命的源泉。权利革命也就是自由主义革命。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和自由主义运动密切相连，每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几乎都是从欧洲发源，经过美国蓝色自由州，传递到美国红色保守州，再传向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接着进入威权国家，可能最后是非洲和大部分的伊斯兰世界。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在西方文化中留下太多的新避讳和新禁忌，人们调侃地称其为“政治正确”。但是，数字显示，权利运动减少了许多死亡和苦难，同时让人们的新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暴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暴力。听媒体上美国自由派的评论，你会觉得，至少在过去40多年中，美国一直在被右派拖向保守，从尼克松到里根，到金里奇，再到布什父子，现在则是茶党运动中愤怒的白人。权利革命已经触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异族通婚、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同性恋的宽容、儿童处罚和动物的待遇。保守派的态度也在随着自由主义的趋势变化，事实上，今天的保守派比昔日的自由派更加自由。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但至少在实践中，美国今天保守派的立场就是1980年左派的立场。”[303]（也许这才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愤怒的原因。）

    是什么引发了权利运动？就像很难为长期和平、新和平和90年代犯罪率下降找到原因一样，要为权利运动确定一个外生因素来解释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实在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标准答案。

    战后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不过繁荣对社会的影响是弥散式的，从中找不到任何触发革命的直接动因。钱可以买到教育、警察、社会科学、社会服务、媒体覆盖、有妇女参加的专业劳动大军，以及对儿童和动物更周到的关照，我们无法确定这中间到底哪个因素导致了变化，而且，即使能够确定某个因素，我们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社会选择了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来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伤害。虽然我无法提供严谨的统计分析，我还是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21世纪的头10年，各种权利扩张的时间表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衰退没有相关性。

    民主政府显然发挥了它的作用。权利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国家，公民以社会契约约束他们之中的暴力。民主制度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机制，让社会契约可以向原来被排斥的团体伸延。但是，时机仍然是说不清楚的谜，因为民主本身不是一个全然外生的变量。当美国黑人在民权运动中夺回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时，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其他权利革命也有同样的经历，新团体被接纳或者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成为社会契约中的正式成员，只有这时，政府才真正得到授权监管（或放弃）针对某些社会成员的暴力。

    在权利革命期间，互惠和贸易网络不断扩张，并实现了从实物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妇女的家务负担减轻了，社会需要更加多样和丰富的人力资本，而不仅仅是本地人工或者传统势力集团的成员。当妇女和少数族裔进入政府机构和商业领域，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利益带入日常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机制的实例：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专业机构中任职的妇女人数越多，这个国家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就越少；而与同性恋有私交的人较少反对同性恋。但是，正如民主一样，制度的包容性也不是完全的外生过程。信息经济隐藏的手可能是一种让机构更愿意接纳妇女、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力量，当然，政府仍然要通过消除歧视的立法彻底完成转变。在儿童和动物福利的问题上，完全没有交换互利的市场：受益人完全是单方面的。

    如果我一定要对权利革命最重要的外生原因下赌注的话，我选择那些让思想和人员日益具有更大流动性的技术。发生权利革命的几十年，也正是发生电子革命的时代：电视、晶体管收音机、电缆、卫星、长途电话、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手机、手机短信、网络视频；这几十年也是州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喷气飞机的时代；同时，还是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不太注意的是，这几十年也是图书出版大爆炸的时代：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几乎增加了5倍。[304]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样的关联。人道主义革命起源于文字王国，长期和平和新和平都是地球村的孩子。请记住伊斯兰世界做错了什么：很可能是他们抵制印刷出版，拒绝进口图书和图书所包含的思想。

    为什么思想和人员的传播会带来降低暴力的变革？有这样几条路径。最显而易见的是，思想和人员的传播暴露无知与迷信。交往密切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至少在整体上和长期趋势上，不会受到有害信仰的蛊惑，比如相信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人天生贪婪和背信弃义，相信少数族裔的叛变造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困境，相信妇女不介意被强奸，相信儿童只有在棍棒下才能学会规矩，相信有人选择腐败的生活方式因此成为同性恋者，还有就是相信动物是不会感到疼痛的。伏尔泰说过，那些能够让你相信谬误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另外一个因果路径是，鼓励人们转换视角，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人道主义革命有自己的《克拉丽莎》、《帕米拉》和《茱丽》，有它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雾都孤儿》，还有目击者对人们被殴打、火刑和鞭笞的报告。在电子时代，共情的技术更普及，也更能打动人心。美国非裔和美国同性恋者先是活跃在各种娱乐节目中，接着他们做访谈节目的嘉宾，然后是出演电视剧和电影中令人同情的角色。不仅纪录片，还有畅销小说和改编的电影《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杀死一只知更鸟》都记载了他们在与警察的水龙和警犬对峙下的抗争。电视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不仅作为女主持人，还作为电视剧中的女主人公大声宣扬自己的理念。

    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见，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会扩展我们的同情和关切，这不仅是体验虚拟现实，也是一种理智敏捷性——其实也是一种智力。具有这种智力的人能够摆脱出身和乡土的狭隘约束，思考假想的世界，反思决定一个人信仰和价值的习俗、本能冲动和社会制度。这种反省式的思维方式可能是良好教育的产物，也可能是电子媒介的产物。保罗·西蒙在歌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惊讶：

    天天都有奇迹发生，

    刚刚接到来自远方的电话，

    摄像机缓缓地追随着，

    我们就这样看着自己。

    第三条路径是可以促进道德提升的信息流。有些学者研究过世界不同地区物质进步的趋势，比如三卷本《文化》（Culture）的作者，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和《枪炮、病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的作者、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们都得出结论说，物质进步的关键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创新为依托。[305]还没有人聪明到能够在完全的孤独中发明一种让其他人都喜爱的东西。成功的创新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创新者还参与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从丰沛的思想水系中汲取各种养料。欧洲和西亚的文明能够征服世界，是因为移民和航海让商人和征服者把发明和创新从原产地带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这些技术和创新有来自中东的谷物和拼音文字，来自中国的火药和造纸，来自乌克兰的良种马，还有葡萄牙的航海技术，等等等等。Cosmopolitan（世界性）的意思是“世界公民”，而insular（孤独）的意思就是“岛国小民”，这都是有原因的。困守孤岛或者交通不便的山区社会往往不仅技术落后，道德观念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低地的居民已经开始文明进程的时候，山民仍然保守着荣誉文化，也就是说将对部落的忠诚和家族复仇作为最高伦理。

    导致技术进步的关键也是促进道德进步的关键。身处于信息集散地的个体和文明可以得到大量新生的道德资源，这是哪怕最公正的先知也无法凭空提供的。让我重温一下权利革命的简史。

    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文章《非暴力的朝圣之旅》（Pilgrimage to Nonviolence）中，详述了形成其政治哲学的思想脉络。[306]作为一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神学研究生，他当然通晓《圣经》和正统神学，但是他也阅读了其他叛逆神学家的著述，例如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劳申布施不仅质疑《圣经》的准确性，还抨击耶稣基督为世人罪过而死的教理。

    接着，马丁·路德·金列举了“对伟大先哲的社会和道德理论进行认真学习，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霍布斯、边沁、穆勒和洛克。一如既往，所有这些思想大师都启发我思考。在不断向他们提出质疑的同时，我从他们那里汲取丰富的思想”。他仔细地阅读（并排除了）尼采和马克思，从此免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这些思想对其他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他赞赏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人性特别是对民族和社会集团行为的洞察力……尼布尔思想中的这些成分帮助我看清了肤浅乐观派对人性的幻想，以及虚幻理想主义的危险”，但他也拒绝了欧洲大陆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反理性主义。

    金赶赴费城聆听了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Mordecai Johnson）的讲座，自此，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约翰逊刚刚结束了一次印度之行，他谈起了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莫罕达斯·甘地。金写道：“他的道理如此深刻和令人振奋，我离开聚会后立即买了几本关于甘地生平的书。”

    金立刻认识到，与耶稣教义中一贯宣扬的非暴力不同，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理论不是要对爱做道德肯定。相反，这是一套顽强的战略战术，是要通过更高的智慧战胜敌人，而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金得出结论，对暴力的禁忌可以防止运动被冒险家和暴徒侵蚀。在运动初期遭受挫折的时候，暴力禁忌可以维持成员的士气和关注点。反对暴力，让敌人失去攻击的合理性，让自己在第三方眼中保持积极的道德优势，同时让敌人处于劣势。出于同样的理由，非暴力抵抗分裂敌人，让一些敌人的支持者对单边暴力越来越反感。而运动本身可以通过静坐、罢工和示威等制造麻烦，以争取自己的目标。这种战术当然不能用来对付所有的敌人，但显然对其中某些是有效的。

    1963年，金在华盛顿大游行上所做的历史性演讲，是对他在朝圣之旅中积累的各种智慧的集大成者：有希伯来先知的想象和语汇，有基督教承担苦难的勇气，有欧洲启蒙运动个人权利的理想，有美国黑人教会的韵律和修辞，还有来自一个浸润了耆那教、印度教和英国文化的印度人的战略规划。

    毋庸赘言，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金组装的道德装置也成为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不断成为其他权利运动的工具。后来者自觉地高举非暴力的大旗和道德理性，并学习金的各种战略战术。以历史的标准来看，20世纪后期权利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所使用和所引起的暴力都非常之少。金自己成为民权运动的烈士，是种族隔离分子恐怖行动的少数受害人之一。我们谈到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动事件都与民权运动无关，它们是在民权运动已经取得历史性进展之后的事情。其他社会革命的暴力成分也非常有限：（同性恋夜总会的）“石墙骚乱”没有人员伤亡，动物权利运动中有些极端分子采用了恐怖手段，仅此而已。后期权利运动推动者的主要行动是出版书籍、发表演讲、组织游行、游说议员和为公投收集签名。公众早已接受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道德准则，而且越来越排斥任何形式的暴力，权利运动所需要的只剩下发动公众。相比之下，推翻专制政治、结束奴隶制和殖民统治的早期权利运动，无一不经过死伤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血腥战斗。

    从历史到心理学

    到此我们已经用了6章来记载暴力减少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图示，告诉我们21世纪最初10年的暴力水平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即使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暴力，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也许，我们经历的只是大进步中的短暂瞬间，此后将是一个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现在的低水平暴力将是一个新常态，所有可以消除的暴力都已经解决了，继续减少暴力的任务将会非常艰难。也许，我们的好运气就要到头了。但是，不论如何推断未来，必须承认，我们能有今天，确实是非凡的成就。

    马丁·路德·金有过一句名言，它改编自废奴主义者、唯一神教派牧师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1852年的一篇短文：

    我不想假装理解道德世界。天际广阔，我极目眺望，视野仍然有限；仅目力所及，我无法计算世界的弧度和广度；遵循良知，我知道它是神圣的。就我所见所识，我肯定，它指向公正。[307]

    150年后，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天际的穹顶确实已经弯向公正，这一景象是帕克当年无法想象的。我也不想装作能够理解道德世界，或者能够凭借良知去领悟它。但是，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让我们来看看，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能够理解多少。

  • 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0-20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如果说德国人的这种癌症一开始并不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有足够有效的健康力量在抵制着。但是随着它的逐渐发展，最后，它通过一个决定性的诡计而掌握了权力，这种癌症爆发并且摧毁了整个政治机构。之后，大多数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1942年分发的德国的抵抗传单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周——对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来说都是艰难时期。天气阴冷潮湿，这是一种在德国北部平原才有的特别寒冷的特性。灰蓝色的天空使旧建筑和鹅卵石街道显得灰蒙蒙的，连空气本身也显得灰蒙蒙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光秃秃的树枝和结霜的土地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处境：无限延伸的绝望，深陷没有尽头和无意义的失业中。

    有些人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些人只能间歇性地找到工作。然而，有些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他们刚刚到了正常能够找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但是却没有工作，似乎不再可能有工作了。商店主站在闲置的收银机旁边，拥有令人骄傲的头衔“工艺大师”的工匠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订单的到来，这是个不幸的冬天。连孩子们也不高兴，因为流感疫情特别严重，以至于学校都关门了，男人们在闲散的一天结束之后，一看到发烧的孩子和疲倦的妻子，就会更加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对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冬天会是什么情绪呢？甚至纳粹的回答——憎恶——也黯淡了，随着出席纳粹集会的人数减少，冲锋队队员穿着傲慢的制服，却只能孤独而痛苦地站在那里，在街角处摇晃着他们的筹钱罐。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看起来已经度过他们的权力巅峰期了。他们获得了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如何能保持住支持率？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才保持住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纳粹浪潮有退却的迹象。在诺特海姆，纳粹只采取了一些固定的行动：在卡特莱拍卖大厅召开小型集会，计划再做一些重复的演讲或者“娱乐晚会”。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胜利的活力，似乎是1933年1月的典型调子。

    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兴高采烈的理由。他们在1932年损失惨重。有一些不祥的预兆显示城镇中的失业者越来越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许多人期待着纳粹能接管。他们计划着战斗，但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为了共和国的冯·施莱歇尔将军或者冯·帕彭？为了在总统紧急法令下统治的民主制度？在阴郁的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集会，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然而，城镇中的政府还在继续试着处理大萧条。城市议会于1月13日召开会议，市长彼得斯宣布1933年将达到预算平衡。这可以通过提高35%的城镇税来完成。在另一项改善穷人命运的努力中，城市所拥有的花园土地税减少了25%。最后，诺特海姆分摊的中央政府的公共事业资金已经到了，总计超过6万马克，正在制订将这笔钱投入创造就业的工作中的计划。休会前，议员库埃尔富尔特花费了一些时间谴责纳粹报纸的诽谤。 [1]

    1月27日，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利用公共事业资金的计划，即应新建造一条街道，修缮几条街道。射击协会要求城镇建立一个新的射击打靶场，因为这是1933年在诺特海姆举行预定的北德射击协会大会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对请求城镇商人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城镇里表示冷漠，并且拒绝拨款，因而引起了一些更刻薄的话语。 [2]

    在1月的最后几天，《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叫作摩西的牛贩子去世了。他曾经很富有，但是他那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们挥霍了他的钱财，现在他只能躺在穷人的坟墓里了。在轻微的反犹主义和道德悲哀的氛围中，诺特海姆的1933年1月即将结束了。 [3]

    随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镇。对于所有诺特海姆人而言，国家政治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结束了，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对此毫无准备。纳粹分子在事情发生后甚至没有立即就组织起一场胜利游行。不过，这之后的周末（1933年2月4日，星期六）策划了一场“娱乐晚会”，包括演讲和一场军事音乐会。2月5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县内所有纳粹地方小组都参加的会议。现在，这些计划具有了新的意义；倦怠感一扫而光，诺特海姆人都成群结队地去买票。2月4日，星期六，匆忙准备了一场火炬游行。现在，城镇中和纳粹分子联合的钢盔团也同意加入了。胜利游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除了军乐队和钢盔团的旗帜外，还有冲锋队的旗帜、乐队和军乐队。整个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因这次事件而聚集到了一起。如果《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有800多名纳粹分子和200多名钢盔团成员。整支队伍通过要花15分钟的时间。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市集广场上也有很大一群人，“比之前见过的人都多”。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以及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的。

    绝大多数来城镇参加游行的人之后就立即离开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参加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娱乐晚会”，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些人被拒之门外了。庆祝活动很热闹，县领袖施泰内克和其他纳粹分子发表了演讲，钢盔团领袖就成为支持纳粹分子的同志有多么好发表了欢欣鼓舞的祝酒词。前年夏天和秋天，纳粹分子谈及的“反动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的“独裁”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就像啤酒上消失的泡沫一样被遗忘了。

    第二天早上，纳粹分子清醒地完成了和县会议相关的一系列繁重活动。上午，军乐队穿过城镇，而一大早，瓦尔特·施泰内克就把花环放在了战争纪念碑上。纳粹分子举行了一场游行，还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两家旅馆和一家咖啡厅举行了会议。下午晚些时候，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纳粹分子给城镇留下的印象就是这里已经完全属于他们了。 [4]

    镇压与庆祝齐头并进。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阻止暴力是正当的：2月的前10天，在旧军营发生了两场打斗。 [5] 不过，随着戈林管理内政部，除了官方的制裁和命令外，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2月2日，共产党发起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被禁止了。第二天，诺特海姆的警察接到柏林的命令，突袭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家，但没有什么收获，正如《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报道的，没找到“任何违禁印刷品”。接连不断的命令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分发任何印刷品、筹款以及在家里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 [6]

    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更加零碎。2月18日，受到普鲁士内政部怂恿的诺特海姆警方查抄了每周发行的《诺特海姆人的回声》，它是“钢铁阵线”的机构。理由是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嘲笑希特勒，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纳粹党徽是“破产的象征”。对于胆小者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尤其是有消息称该报很快就会被彻底取缔。 [7]

    2月19日，社会民主党明白了新秩序的全部意义。那一天，“钢铁阵线”计划在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通常情况下，警察会事先得到通知。午后不久，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就业办事处附近的旧军营营房聚集。朝向市集广场的游行开始时，大约有400名参加者，还有常见的旗帜和表演音乐的人。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名冲锋队队员在宽街上的旧城镇聚集，“他们处于警戒状态，要保护房屋和纳粹党旗免遭袭击”。当社会党人的游行队伍到了旧城墙的时候，他们被警方阻止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告知，冲锋队和国旗队队员已经在诺特海姆发生了冲突。警方声称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了威胁，命令游行队伍退回去，到附近的啤酒花园举行集会，而不是试图进入市集广场。

    星期天下午，在啤酒花园内，他们举行了一场（渴望得到尊重的）“咖啡音乐会”。当警方包围了400名国旗队队员时，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这一事件相当震惊。被花园的高墙和警戒线孤立起来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政治集会，而冲锋队队员们则自由地行进在城镇的街道上。 [8]

    这一事件对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的当晚，赫尔曼·舒尔策将他的国旗队旗帜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中，并将咖啡罐埋在了田地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也知道博弈结束了。他们将希望放在了德国军队的身上。如果军队下令，他们就会战斗；如果没有，那么国旗队和其他工人组织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德国将会落入纳粹手中。国旗队队员仍旧愿意战斗，但很明显，除非尽快得到命令，否则他们将会被纳粹分子逐个除掉。 [9]

    纳粹分子现在开始公开袭击社会民主党人。2月24日，社会党人分发给失业者的小册子被警方没收，“……因为嘲笑国家总理”（也就是希特勒）。同一天，警方完全禁止了“钢铁阵线”计划的火炬游行，理由是游行会“危及安全和秩序”。当然，纳粹游行得到了允许。 [10]

    尽管没有了左翼的竞争，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也没有放松他们的煽动性努力。希特勒政府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安排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知道这次的竞选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进行。党派的宣传组织随之发布指令，规定竞选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派不会被攻击（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指令）。 [11]

    在诺特海姆，2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一场演讲是针对战争老兵的，另一场的标题为“清算马克思主义罪犯”。演讲者号召所有德国人都要像“1914年的军人们”“至死都相信会获胜”那样信任希特勒。“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第二天，通过派遣200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去路德派教堂，纳粹分子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感。活动过后，冲锋队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很多诺特海姆人来参加他们的周日宪法活动。 [12]

    民族主义党派也加入了竞选运动，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过娱乐晚会之后，钢盔团进行了游行。演讲都在强调纳粹—民族主义联盟的亲密性，严厉谴责“党治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人民党派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不过具体的信息和往常一样模糊不清。演讲者坚称德国人民党将会在“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正式提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需要“从凡尔赛获得自由”，结束时提出了“加强黑白红阵线的左翼联盟”的诉求。有20个人出席了会议。

    3月2日，人民党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当天的宣传中，德国人民党提醒诺特海姆人，“暴力和武力既不能带来经济和平，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该报号召诺特海姆人帮助确保德国人民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代表：

    这是维护自由公民和市民服务、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作行业、维护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和自由道德的最佳保证。那些想要阻止专制主义、想要结束所有的国家力量等级秩序的人，把票投给德国人民党。 [13]

    他们及时地提及了“专制主义”。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烧毁 [48] 给了纳粹一个镇压左翼的新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在诺特海姆，有人听到一个社会党人的儿子对他的同学坚称纳粹分子应该对火灾负责。非纳粹分子的校长受到他自己对新环境认知的影响，立即给了这个男孩停学处分。他和市长办公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话，对于这个男孩是否可以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他们之间争论不休。 [14]

    国会纵火案之后，报纸也发挥了有助于创造恐怖氛围的作用。比如，3月13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

    这些天来，一直有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纵火行为等最邪恶的谣言……这些谣言只能助长选举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询问了有关当局，他们说这些谣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人们应该大力打击这些造谣者。当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地方警方和铁路警卫都加强了，他们保持着防备状态，保卫着大桥、建筑和我们的铁路车站以及轨道延伸线路。 [15]

    除了谣言以外，还有些具体事例。3月1日，诺特海姆的警方在突袭了私人住宅之后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违禁报纸和小册子”。警方还宣称前一天逮捕一个工人是因为“他不顾禁令分发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小册子”。镇压的手段也增多了。2月28日，恩斯特·吉尔曼（违反一直以来的国社党指令）授权镇上的冲锋队队员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枪支，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 [16] 3月1日，30名党卫军和冲锋队队员被指定为警察。他们的制服是常规的纳粹分子的褐衫，戴着一个白色的臂章，上面写着“辅警”。他们立即开始在城镇的街上巡逻。因为这些人前几年曾多次与国旗队队员打斗，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执法理念是什么样的。冲锋队队员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机会在不受警察阻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了。纳粹分子不仅控制着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

    新警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们得到任命的当天下午，冲锋队队员搜捕了当地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家。虽然他们彻底而且暴力地搜查了房子，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归罪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出了逮捕共产主义领袖的逮捕令，理由是怀疑“他分发违禁小册子”。他们还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家进行了搜捕。 [17]

    同时，这股力量还被用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纳粹分子开始传播中伤他们的谣言。3月3日和4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以下宣传内容：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

    你们想要继续生活在和平安宁中！你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无耻行为！你们想要共产党的参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国旗队的将军们带着武装追随者走向毁灭！记住这群家伙去年的无耻行为！红色的搅局者库埃尔富尔特、哈泽、德佩（等人）试图发动内战！健康保险办事处分发的医药包就是国际罪犯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嗜血意图的明显标志。作为前共产党的警察议员已经和他的武装队伍全副武装准备好了。军营里那些残暴的共产主义者配备着军用来复枪——库埃尔富尔特和其他共产党党员的同志联盟——正等待着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生一场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希特勒才是你们的救世主！国社党、冲锋队、党卫军都会为你们而战，就在诺特海姆这里！明天是国家觉醒的日子！在投票箱那里，德国人民会感谢伟大的领袖在最后时刻拯救了他们！

    一场风暴将要扫过德国！德国人投票给候选人一号！希特勒万岁！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德佩、库埃尔富尔特和哈泽立即对这一宣传内容进行了回应。然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却拒绝刊登。因此，他们只能在附近城镇的一家报纸上刊登：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更正！

    在昨天的选举宣传中，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指责我们一年前签名发动“内战”，以“粗鲁的”“可耻的”和“犯罪的”行为进行证明。还说我们期待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动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

    对此，我们正式声明，宣传中所提及的人几乎都是“阵线战士”，他们在行动中因勇敢而获得了一级或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我们中的一些人忍受着严重的为祖国战斗而受的伤。

    战后的岁月里，正是我们一直守护着和平与秩序，甚至在危急时刻，我们仍旧约束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同志们。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拒绝内战。我们在1918年以及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号召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管国社党的宣传内容，一定不要失去冷静的理性。

    我们很乐意将我们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党派”这一问题留给大众来决定。

    诺特海姆，1933年3月4日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等人） [18] 有些诺特海姆人读到了附近城镇的报纸，但是并不多。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以及在诺特海姆的副刊）都被“暂时”禁止了。这样一来，纳粹指责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没有回应了。既没有任何社会党人的宣传内容刊登在诺特海姆的报纸上，也没有公共集会和分发传单。社会民主党被噤声了。

    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次自由的国会选举之前的那周，纳粹分子有能力让城镇经历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选举。从3月1日到4日（选举前夜），广播喇叭一直放在市集广场和宽街上，每天晚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都会响彻整个城镇。那些天，冲锋队队员分发印刷品。3月2日，“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听纳粹女性附属机构全国领袖伊丽莎白·赞德的演讲。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之后，赞德夫人在演讲中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对“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认真的。因此，女性们的任务就是购物时只买德国的商品，对孩子们逐渐灌输“信仰、道德、纪律和对祖国的爱”。

    他们一直努力到3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选举前夜。那天晚上，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有600多名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钢盔团成员参加。游行在城市公园周围的大篝火旁结束。在那里，一群人通过广播喇叭听到了希特勒的讲话，这段讲话也在市集广场、宽街以及教堂和市政厅前面——简言之，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播放了。

    在公园里，火堆的光芒照亮了很多纳粹党旗。还有很多的黑白红旗帜，这些旗帜都挂在旧城镇上的商店和房子前面。在“1910年代圆顶”也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还点燃了罗马烟火筒和五彩缤纷的火箭炮。最后，人们终于被允许在投票前回家睡觉了。 [19]

    在星期天选举当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令人吃惊地安静”。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仍旧挂在外面。纳粹和钢盔团的选举用车将人们带到选票箱那里，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沿街游行。大约中午的时候，三架空军飞机低空飞过诺特海姆，为民族主义党派做宣传。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 [20]

    这是诺特海姆最激烈的一次投票，有6 802人参与投票——比1932年夏天的记录多了72人。纳粹分子比他们之前的最高纪录（在同一个选举中）多了73票，而民族主义党派比1932年11月多了105张选票。其他党派差不多和1932年秋天的情况一样，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失去了110张选票，但仍旧是城镇中的第四大党派，总票数是228张。社会民主党相比1932年11月失去了157张选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选票都流向了纳粹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包含的数据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分析。不管怎样，纳粹—民族主义党派都是明显的大多数。纳粹分子拥有63%的城镇选票，民族主义党派拥有6%。社会民主党仍旧有22%，而德国共产党位居第四，只有3.5%。

    尽管是一场充满威胁和激烈的竞选运动，但是其中的数据仍旧有指导意义，相比1932年7月的高峰，纳粹分子没能提高他们在城镇中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这是纳粹分子得到的最高的支持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这一数据代表着城镇中2/3的选民都支持他们，是能够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充足大多数了，也完全可以达到纳粹的目的了。对于纳粹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不是赢得选举，而是确保在没有严重的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让大众支持他们的意愿。在诺特海姆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纳粹分子自己并不满意这种信心的表现。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内，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保持并且增加公众支持。要诀就是继续使用武力和宣传。

    纳粹分子在放松实际的竞选活动前，还得进行最后一场竞选运动。就是在国会选举一周后，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市议会、县议会和省议会的代表权岌岌可危了。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分子可以期待利用他们在3月5日胜利时所产生的热情了。很难指望投票偏好会在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之前选举运动的恐怖机制和示威活动的热情仍旧得到了好结果。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周，有七名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了。在逮捕他们之前还搜查了他们的家，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铁棒、钢管、橡皮警棍、随身武器、匕首、弹药等……都被没收了”。国会选举之后的那个星期二，纳粹分子在市政厅、县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升起了纳粹旗帜，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按照冯·帕彭的命令，为了庆祝“国家胜利”，整个普鲁士的学校放假一天。 [21]

    在地方选举之前为期一周的竞选运动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允许举行任何的集会或者分发任何的竞选印刷品。他们确实成功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宣传，但能肯定的是，因为他们之前刊登宣传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一个非常谨慎，几乎是敷衍的公告，与社会党人以前的宣传内容相比，这次公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对社会民主党是弊大于利的：

    致诺特海姆的选民！3月12日，星期天，将会举行重要的选举，也就是省议会、县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已经为所有的选举列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序列号是“二”。我们号召所有人都去投票，尽早地投票，每一场选举中都要投票给“二号”的“库埃尔富尔特”。

    诺特海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 [22]

    社会民主党是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候选人名单的，而纳粹分子只在省议会和县议会选举中这样做了。在城市议会的选举中，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名单”的名义参加的。因为公务员没有列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正如他们在1924年做的那样），所以投票者的选择是在“国家联盟”候选人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的。

    这对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他们通过熟练的操作所获得的。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是在2月6日公布的，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多月。各党派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公民协会的纳粹执行委员会直到截止日期的八天前才举行成员会议。会上，纳粹主席就所有成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中产阶级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并且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被称为“国家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了“工人、公务员、手工工匠、工匠大师、商人、农民、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他号召公民协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城镇中就拥有“中产阶级多数派”了。

    当他述说完后，协会的老成员们问道：“候选人都是哪些人？”纳粹主席宣称“因为竞选策略”，所以他不能泄露候选人的姓名。这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恩斯特·吉尔曼随后沉默了，他说只要他愿意，谁都能获得提名。他提名了一些人，但是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了，纳粹多数派后来以投票的方式完成了提名（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纳粹控制的委员会处理了）。公民协会中的保守派成员明显中计失败了。虽然他们强烈抗议，但是除了接受现状，他们别无选择。纳粹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终结了这个问题，他高傲地评论道，这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向“德国团体精神”的普遍观点。在这个不幸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德国北部射击协会在不来梅而不是诺特海姆举行了每年的会议，因为城市议会拒绝为建立新靶场拨款，伴随着国歌的歌声，会议休会了。 [23]

    距离公布候选人名单，保守派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也许有机会至少让一些非纳粹分子位列名单之上。在最后期限前的四天，《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发表了一封由“几名公民协会成员”签名的《致编辑部的信》，要求立即公布候选人名单。《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也试图将这件事摆在公众眼前，该报指出德国人民党最近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支持“中产阶级联盟阵线”。 [24]

    公民协会中所有保守派成员的抗议都没有用。最后期限到了，诺特海姆的保守派现在除了投票支持纳粹分子精心挑选的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并不是毫无抗议地就接受了。当“国家联盟”的名单最后印出来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标注的是“国社党（？）”。恩斯特·吉尔曼给该报写了一封恶毒的信件，威胁会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该报进行纠正，以正确的标题印刷。《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温和地解释道，它是从诺特海姆参议院得到这一标题的，标题中的问号表明该报自己并不相信，而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一版本已经印刷和销售了。 [25]

    当时的参议院包括两名社会民主党人、一名公务员党派的成员和议员马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嘲弄是如何安排好的。因此，整个城镇都了解到纳粹分子欺骗了保守派，“国家联盟”是“纳粹”的委婉说法。这被精明的纳粹策略消解了。候选人名单上主要是纳粹分子，但是也有几名非纳粹分子。不过，非纳粹分子的候选人是仔细挑选的：他们都被诱导着要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实际上都准备加入，只是还没加入。因此，城镇中的保守派会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他们会认为上面也有非纳粹分子。但是，召开城市议会的时候，那些从“国家联盟”计划中选出来的人都穿着褐色衫。 [26]

    这是公民协会的末日，该协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该协会通过激烈反对诺特海姆中唯一支持民主的组织，帮助纳粹分子掌握了权力。纳粹分子一度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公民协会，但是他们现在抛弃了该协会。公民协会只在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散该组织，因为“其目标已经实现了”。 [27]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的，但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运行当地选举的竞选活动的。除了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竞选活动只有一场集会，是在选举之前的晚上举行的。主讲人是恩斯特·吉尔曼，主题是“公共选举的重要性”和“诺特海姆的政治事务”。集会上承诺“你们将选出的候选人”会详细阐述他们“在市政府中的目标”。

    “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恩斯特·吉尔曼状态特别好。他希望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投票，但是如果还有投票的话，他还是希望人们是在法律的驱使下进行投票的，这样就不会有中立的德国人了。在新秩序下，不再是议会制而是市政委员会了，就像中世纪一样。这是旧德国习俗，最适合德国。

    吉尔曼继续讲道，一周前，一种新的日耳曼精神席卷德国，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在诺特海姆清除堕落的马克思主义。健康安全办事处的车不再用于私人目的了，车速里程表被调回原来的位置。对于城镇泳池而言，不再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跳台了，这一跳台的花费比原来的计划高出了90%。城市储蓄银行不再有虚假信贷和大量的贷款了。不会再有人对啤酒厂丑闻沉默了。人们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所有的罪行都会被惩罚。伤害小商人的消费者合作社消失了。波兰犹太人将会被送回他们所属的地方，因为诺特海姆服装商店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了。向国旗队捐钱的犹太人，也就是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特别注意。 [28]

    在吉尔曼讲完后，候选人发表了讲话。一个人对学校里的拥挤表示哀痛。另一个人提倡更好的税收政策，因为诺特海姆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中买东西。还有一个人重新提起1929年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指控。最后，警察部长（也位列“国家联盟”名单之一）承诺会确保警方尽忠职守。没有其他演讲者了，所以吉尔曼为希特勒和祖国高呼“万岁”，集会以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计划了。

    纳粹选举运动的最后一击是选举前一天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刊登的宣传广告。宣传广告明显试图让城镇中的非纳粹分子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

    诺特海姆的市民们！

    14年来，你们一直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玩物！14年来，你们只能看着他们所管理的德国陷入泥潭！上周的选举为国家和普鲁士的复兴清除了障碍！明天，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镇——诺特海姆——履行你们的国家责任。这将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投出你的选票，终结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在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统治，让国家复兴事业能够进行。个人偏执必须让位于更伟大的目标。明天你们将见证国家社会主义的诺特海姆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势力！库埃尔富尔特和他的红色派系都滚出去！让诺特海姆在自由的德国复兴！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一号！

    公民协会、国社党、钢盔团、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汉诺威党派、小商人联盟、县工匠联盟、农业协会、农民俱乐部、啤酒馆主协会、德国商人学徒协会、国家铁路工人、德国公务员联盟的地方组织、诺特海姆城镇和县失业委员会 [29]

    这之后就是投票了。结果见下表： [30]

    选举结果最突出的一点是，纳粹分子没能获得选票。这也许是因为在地方选举中的总票数比一周前的全国选举少了300到500张。但是，三场投票（城镇、县和省）是一起计算的，省投票数比城镇议会的多了210张。就是在省投票中，纳粹分子的票数减少了。

    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省投票中，选民才可以在所有党派的范围中进行选择。在城镇和县投票中，选择是受限的，因此有200人不想费心去投票。而在省选举中，这些人投票了，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投票。很明显的是，在有更广泛的选择时，比起国社党，形势对非纳粹分子更加有利（不过，在地方选举中，比起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主义党派，形势对纳粹分子更加有利）。

    其次，我们会发现在恐怖威胁和不利的竞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07张选票（不过，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县选举和省选举中遭受了一点损失）。由此出现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在城镇选举中，前一周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人决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个就是坚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并没有被日益增多的恐怖活动吓住，也没有被激烈的宣传活动或盛会所触动。

    在城镇选举中，“国家联盟”候选人收到了4 565张选票。这一结果只比一周前纳粹分子所获得的少了297张。但是也比一周前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少了456张。因此，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中，有许多成员明显拒绝支持纳粹主导的候选人名单。一些人毁掉了他们的投票，还有些人的选票空白——总共有200多人。有些人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箱。但是还有些人甚至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来自中央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

    如果对只间隔一周举行的两场选举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纳粹分子明显没有增加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而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失去其坚定的支持者。城镇人也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一些疑惑，有些人对纳粹采用专横手段提出的“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颇有怨言。最后，有超过90%的人参与投票这一事实应该与仅仅一周后，在纳粹各种努力的情况下，投票参与率依旧下降了这一事实进行比较。这是反对生活政治化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德国人所说的“选举疲倦”？很难对此进行判别，因为这是诺特海姆接下来15年中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了。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我掌管着这里的一切——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诺特海姆副市长、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陈述

    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城镇的权力机制从民主、多元的转为专制的。这就包括了净化城市议会、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人的队伍。前提条件就是绝对控制议会。

    3月12日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纳粹分子获得了15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个席位。这对国社党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大多数，尤其是在“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纳粹代表都得按照地方小组领袖告诉他们的进行投票。不过，3：1的大多数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还不足够，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5个席位，他们就能合法地要求在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包含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这对纳粹分子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控制城镇事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仅有4个代表，那么准确地讲，他们就会被驱逐出所有的委员会。

    纳粹分子用一贯的彻底态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劝说其中的一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宣称自己“保持中立”，也就是否认他按照党派的名义竞选职位。我们对纳粹分子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一直没弄清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是激烈地反对纳粹分子；因此，他的叛变被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等同于犹大的背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意识到纳粹分子有许多劝说方法。 [1]

    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减少到了四个。而为了以防万一，在第一场议会会议的那天下午，纳粹分子还安排逮捕了卡尔·德佩（他是四个仍旧是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人之一）。因此，就算是那个被劝说“保持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的任期中转变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只拥有四个议员，仍旧会被排除出委员会。 [2]

    新的城市议会的第一场会议是在3月28日召开的。与之前的惯例不同，这场会议并没有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的市政厅举行，而是在诺特海姆最大宾馆的舞厅举行的。会议开始不久前，大厅里挤满了纳粹分子，包括很多冲锋队队员。党卫军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就在议会会议开始前不久，“国家联盟”候选人的15名代表一起来了，都穿着褐色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差不多就是在这之后，四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到了。在他们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会前核心会议）出发去开会的路上，警方逮捕了德佩。当其他人到达会场的时候，他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都穿着棕色和黑色的制服。大厅里挂满了月桂树的树枝，而舞台背后却挂着很多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照片，两旁装饰着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舞台上放着两张桌子：长的那张桌子是给纳粹议员的，另一边小的那张桌子是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

    25年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仍旧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他一坐到指定位置，就拿出一支大雪茄并且点着了。一个冲锋队队员立刻冲到社会民主党的桌子旁，说：“赶快熄灭！你不能在这里抽烟！”库埃尔富尔特缓慢地吐着烟气，审视着这个冲锋队队员。之后他探身过去，说道：“现在听清楚了。你是掌管城市议会的冲锋队队员还是我们的市议员？我喜欢，我就在这儿抽烟。”那个冲锋队队员转身离开了。

    市长彼得斯宣布会议开始。他是个有威严的人，以枯燥无味和遵纪守法的个性而闻名。在整顿完会议秩序后，他谈到希望新的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反映在为诺特海姆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实工作中。他列举了即将面临的困难，特别提及了预算问题。在分别祝贺了每一个新的议员之后，他请恩斯特·吉尔曼进行了第一次发言。

    这一刻，吉尔曼首先要求每个人都记住过去14年来，德国是被如何统治的。军事崩溃给德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社会民主党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而且，该党甚至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报复一切。在清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被他们蒙蔽了的穷人，而是这些欺骗者本身，哪怕是这个党派中最小的杂务人员。只有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才会知道如何再为德国服务！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民主结束了；从这时起，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会袭击每一个敌人，无论这个敌人的出身如何。针对犹太人的斗争再次开始了。他们将正面交锋。铭记着希特勒的竞选誓言，“共同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知晓德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社会主义朝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前进，而这也是诺特海姆促成的。

    接下来，新的议会议长海因里希·沃格宣读了一系列委员会的任命名单以及由核心会议的大多数决定的议员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然后，发挥了叛徒作用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上台了。他宣称他现在“保持中立”，并且已经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了”。观众们为这一声明喝彩，大喊着：“太棒了！”这位前社会民主党成员走向了大桌子。

    在喝彩声结束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站起来，要求上台。沃格回答道：“14年来，你们一直没听国社党的发言，现在我们也不会听你们的。我拒绝让你登台。”然而，库埃尔富尔特说道：“你们已经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了，而你们还不允许我们发言。那么，我认为根本没有表达我方利益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上台，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会场。”在观众们的嘘声中，另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起身来到他身边，一起走出了大厅。当他们沿着侧廊走出去的时候，站在两旁的冲锋队队员朝他们吐唾沫。

    会议剩下的部分相当乏味。纳粹对参议员的任命被一致接受了，包括任命恩斯特·吉尔曼为副市长。旧城市议会准备的针对公共事业的贷款被批准了，完全按照新议会的方法进行分配。最后，新的议长沃格以下面的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将刮起一场新的风暴。眼下的任务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力量，而在伟大思想和阿道夫·希特勒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会完成所有任务。”人们唱起《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并且高呼三次“万岁！”作为回应。新的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

    这次会议为接下来纳粹在诺特海姆前四个月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特征就是持续骚扰社会民主党人，以充足的精力应对经济形势，以及戏剧性地阐述纳粹核心干部会议预先决定的措施。

    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自由处置社会民主党议员。根据一份来自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林的通知，由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选出来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不会被阻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阻止警方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合作”，那么他们将被“立即解雇（如果还没有被解雇的话）”。之后，他们会被由合适的纳粹地区领袖选出的临时被任命者代替。 [4]

    4月7日，卡尔·德佩放弃了他的议员席位，因为他仍旧在监狱中。4月12日（城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辞职了。库埃尔富尔特和德佩被两名纳粹分子代替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四人减少到两人了。 [5]

    第二次议会会议时，社会民主党的叛徒要求允许他在议会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职，因为他有九年的经验。议长沃格拒绝了，但还是要求他尝试和纳粹分子合作。接下来，国社党提议授予兴登堡、希特勒和戈林诺特海姆“荣誉市民”的称号，获得了一致通过。国社党的第二个提议是更换了几条街道的名字，也获得了一致通过。新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街”“戈林街”“兴登堡街”“达雷街”（达雷是纳粹农业部长），最后是“伊丽莎白·赞德街”。会议结束前，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人提出了两项议案。一项是为父母失业的学校儿童提供免费书籍。另一项是解决“居住”问题。两项议案都被搁置了。 [6]

    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两个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仍旧坚守着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出席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城市议会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听市长有关预算的报告。市长解释道，动用不同的城镇企业的储备金可以让诺特海姆保持预算平衡，只需要动用大约总额的2/3。通过这一权宜之计，很可能削减大约16%的营业税和大约35%的城镇所得税。议会没进行讨论就通过了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开始对相关补贴进行投票。一直为诺特海姆工作的“志愿劳动服务”获得了1 100马克。议会允许射击协会建立新的射击场，而且向其免费提供原材料。青年海军协会获得了价值70马克的木材，用于制作他们想要的船；而希特勒青年团获得了300马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出席地方大会了。议会还提议以100马克支付5月1日庆祝活动的花费，同意支付使用“1910年代圆顶”的费用。最后，还就四位纳粹分子每人每月50马克的薪水进行了投票。整个会议只持续了45分钟。 [7]

    下一场会议于6月7日召开。在此期间，市长彼得斯去度假了，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主持会议。第一项议案是停止向城市工人支付津贴，“因为国家会接办相关费用”。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个建议城镇等到国家开始支付钱款时再停止。在两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吉尔曼提议城市将会继续向某些工人支付津贴，由他自己决定哪些人能获得，于是最初的议案就这样实行了。会议的剩下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授予或者取消不同组织的资金援助。 [8]

    这是社会党人参与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解散了，仍旧留任的议员在6月27日被迫辞职了，包括“那些当选但是后来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叛徒。纳粹分子取代了他们。自此以后，城市议会的会议只用于宣布由纳粹地方小组领袖和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已经决定好的措施。有一次，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纳粹党议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令吉尔曼很难堪。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7月18日，当时会议的目的是解释新的公共事业计划。在分配完所有的资金之后，在诺特海姆外拥有一间农场的议员乌德提议拨款建立一条从城镇到他的农场的人行道。这一提议被否决了，吉尔曼立刻终止了会议。 [9] 从此，市议员和参议员在开会期间都保持绝对沉默了。

    在诺特海姆县议会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纳粹分子没能创建“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后他们并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纳粹分子甚至没能为这次选举建立起联合阵线。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去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和附近更小的乌斯拉尔县合并。这一措施激发了地方上盲目的爱国心，尤其是附近县中失去身份地位的人。于是，在列出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全统一的纳粹党提交了两份名单：“国社党候选人名单”（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运动候选人名单”（来自乌斯拉尔县的纳粹分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党派都分别成功地建立了联合阵线。 [10]

    尽管如此，纳粹分子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占据了25个议会席位中的15个（10个是来自诺特海姆的，5个是来自原乌斯拉尔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席位，而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两个。 [11] 甚至是第一次县议会召开前，纳粹分子就已经开始安排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务了。诺特海姆县的16个社会民主党乡村议员被停职了。该县在《人民报》公开官方通知的合同被终止了。《人民报》的发行已经暂停了，而这只是遵守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该县的合同也就授予了新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 [12] 最后，纳粹迫使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加入了国社党。

    县长对纳粹的态度复杂。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失业正在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因此纳粹主义可以拯救德国。但是他不想自愿加入国社党，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相信纳粹的队伍里充满了无能者和破产者”。他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冷漠的态度。3月29日下午，就在县政府要关门的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来到了冯·德·舒伦堡的办公室。施泰内克取下自己的银制纳粹徽章，扔到冯·德·舒伦堡的桌子上，说道：“戴上它。如果你不戴的话，明天你就不是县长了。”于是，冯·德·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 [13]

    新的县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像诺特海姆的市议会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桩有仪式性的事件，向公众们开放，县大厅内装饰着旗帜、图片和彩旗。这里并没有诺特海姆市议会第一场会议那样的紧张氛围，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领袖们的性格（纳粹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快乐而且平易近人；议会多数派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是冷漠的贵族）不同于恩斯特·吉尔曼。但是，会议开始前，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把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叫到一边，对他说道：“看吧，如果发生市议会会议那样的闹剧，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会回家去。”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向他保证会恪守礼仪。 [14]

    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 [15] 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16]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17]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18]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19]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 [20] 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21]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22]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23]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24]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 [25] 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26]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27]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28]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29]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30]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31]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32]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33]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34]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 [1] 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 [2] 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3]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 [4] 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 [5] 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 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6]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7]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8]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9]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10]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 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 [11] 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2]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13]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 [14] 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15]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16]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17]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 [18] “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 [19] “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20]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 [21] 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 [22] 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3] 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24]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25]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 [26]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27]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28]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29]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0]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

    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31]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32] 。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 [49] 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3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 [34] 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35] 。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 [36] 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37]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38]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 [39] 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40]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41]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42] 。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44]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45]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 ——诺特海姆纳粹胜利庆祝仪式的主要演讲的标题，1933年3月19日

    充满活力和彻底性是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诺特海姆国社党的主要特性。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这些特性发展成了狂热，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似乎终于打开了。纳粹分子不仅抓住了权力的煽动性，并且利用这种煽动性来向他们之前的对手们灌输屈服的理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力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群众支持一直是纳粹的优势。在诺特海姆3月的选举中，群众的极度兴奋让纳粹分子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纳粹技能中的每一个技巧，城镇人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投票给纳粹主义就意味着投票给新时代，也意味着投票给一场能够扫除过去所有困难并且开创世界新千年的革命。但是纳粹革命并不是在一夜间完成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革命初期（建立独裁政权）就至少花费了半年时间。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长时间的热情。这种热情不只是让人们感觉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也是为构成革命的各种各样因素——其中许多都是丑陋的——作掩饰和辩护。最后，通过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这种有组织的热情将那些反对，甚至只是质疑引入独裁政府的人孤立起来了。于是，这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重要增援。

    有效宣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控制住媒体。通过创造一个恐怖系统，纳粹分子已经确定地方媒体并不会反对他们。表示反对的机构（《人民报》和《诺特海姆回声》）到3月为止都已经消失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一直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起先是矛盾的，后来就默许了。但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现存的地方媒体变成完全顺从的工具，最终他们还拥有了纳粹自己掌控的报纸。

    纳粹报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他们的双周刊报纸《听！听！》首次发行了。1932年秋天，《听！听！》开始作为更大的纳粹报纸的每周增刊出现，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发行，这主要是因为省党部领袖命令宣传地区报纸。按照这种形式，《听！听！》却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诺特海姆县有54 000名居民，纳粹报纸只有1 000个订购者。 [1] 1933年4月6日，增刊的名字转变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每周发行三次。到了6月，该报变为每天发行，但是仍旧作为母报的增刊。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纳粹分子接管了《人民报》的印刷厂，7月，他们开始在这里印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作为独立的党报向诺特海姆提供纳粹的观点。 [2]

    纳粹分子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地方媒体时，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8月初，《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成为诺特海姆城镇的官方报纸，以及警方事务的唯一官方报纸。几周后，该报成为诺特海姆县的唯一官方喉舌。所有党派成员自然都被要求订购《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冲锋队队员被安排去推销订购，这明显获得了成功。5月，瓦尔特·施泰内克向诺特海姆县国社党的所有地方小组领袖下达命令，禁止他们向其他报纸提供任何消息，并且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 [3] 换句话说，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弱其他地方报纸。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纳粹分子把他们最主要的枪口转向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该报是诺特海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地方新闻版块对纳粹主义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该报隶属于德国人民党，因此，在国家新闻版块，该报是反对纳粹的。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这对诺特海姆人自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纳粹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召开集会的宣传广告。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许多诺特海姆人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信念，突然判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不是他们想读的那种报纸。

    正如该报的一位前记者所言：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3月选举之间，数以百计的人不再阅读《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他们并没有停止订阅——他们来到该报的办事处，强烈地要求从明天开始别再把报纸投递到他们家里。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再听到该报的消息。广告收入也下降了。 [4]

    因此，到3月的时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开始对要印刷的内容极为小心谨慎。该报甚至很仔细地筛选要刊登的广告。不过，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之后，该报的前途是相当不确定的。1933年3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地方新闻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他的邻居国社党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你加入国社党，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将会得到担保。”因此，在与该报的编辑出版商协商之后，克诺佩尔加入了国社党。他对此并不热心，但这似乎是经济需求使然。 [5]

    不过，《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该报失去了作为城镇和县办事处官方喉舌的地位，《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失去其官方性质是预料之中的。不管怎样，这是活该，因为有记录显示该报反对我们的运动。过去几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试图穿上纳粹斗篷，但是他们仍旧从犹太人和消费者合作社那里接受广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前景真的是不确定的。 [6]

    在这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变得加倍小心了，拒绝了来自犹太公司的广告。但是遵循纳粹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克诺佩尔回忆道：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错误。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场集会的报道，其中我首先提及县长，然后才提及国社党的县领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泰内克给我打电话，痛斥了我。那天晚上，出版商告诉我纳粹分子要关闭报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因此，我去见瓦尔特·施泰内克，连连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施泰内克说：“别忘了！首先是纳粹党，其次才是办公室中的公务员。” [7]

    除了这些直接的攻击外，《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该报的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纳粹推销订阅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运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敢拒绝订阅《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负担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停止购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 [8]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能使用的唯一方式对此进行抗争。5月，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不可缺少的价值的长文。7月，该报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价值的文章，是根据纳粹省长的原话写成的。同时，该报试图鼓舞读者的勇气。6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突出地报道了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通过的决议，即反对“使用威胁或抵制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行量”。第二个月，在一个大标题下（“禁止对中产阶级报纸采取抵制措施”），《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国社党的全国指导处已经禁止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针对任何的中产阶级报纸。几周后，该报就纳粹媒体针对非该党报纸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该报批评了“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恐怖主义方式”，并且以主要的纳粹分子经常说的话来支持这一观点。 [9] 这种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增加《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行量的过程中，纳粹分子也触及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所有者兼编辑W.A.罗尔的底线。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就从未试图隐藏其对纳粹分子的崇敬之情。纳粹经常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刊登宣传广告（很可能享受了折扣价）；在纳粹分子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印刷传单时，是罗尔印刷的；他总是极富热情地报道纳粹集会。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对纳粹分子非常热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对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而言，《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可以利用的，但并不能信任，因为该报的编辑是一个卑鄙的反动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这种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0]

    在1933年初形成纳粹—民族主义者联盟之后，纳粹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攻击减弱了，但是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那样开始试图为了保护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而反对纳粹竞争时，这种攻击又增加了。5月，《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这只会发生一次

    印刷者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员罗尔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仅是公开地，而且是清楚地。谈论“地方媒体”的价值！我们都认同地方媒体的价值，但并不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价值。地方媒体并不是狭隘的“教会墓地政治”，而是与其读者的基本观点有重要的联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太老旧了。该报很明显难以适应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共同体。 [11]

    这使罗尔进行了冗长的社论回复。他坚称他为在帮助击败“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他终生都在和“马克思主义者”战斗。他从未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消费者合作社的广告，“虽然他们一直在提议”。至于“教会墓地政治”，罗尔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指责。他报道了每一场在诺特海姆举行的国社党集会，甚至雇用了一个纳粹党人来写新闻报道。他宣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仍将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至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报道，很明显是一堆谎言。如果《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再次攻击他，罗尔总结道，他不会再屈尊回应他们。 [12]

    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纳粹分子明显不打算就此认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开始下降。那些订阅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人要求不再投递报纸给他们了，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去该报的办事处领取。 [13]

    罗尔对此的回应是就“报纸的非法竞争”问题发表了一大篇文章，文内充满了纳粹官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引文。之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非法方式获得订阅。该文建议人们要求宣称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推销订阅的人出示身份文件。最后，该报还声称之所以发表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正在对我们进行许多肮脏的指控”。而且，县长办公室在阻止罗尔抱怨他失去获取官方通知的途径时发挥了作用。 [14] 简而言之，罗尔正在进行一场他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纳粹统治的头六个月结束时，明显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很可能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起被摧毁。于是在这一领域内只剩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诺特海姆的非纳粹主义报纸公开挑战纳粹主义。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越是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担忧，它们越是渴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因此，在纳粹掌权的最初的几个月，一直是诺特海姆人自己信任的报纸对他们进行宣传的。

    媒体宣传虽然有用，但并不真正是纳粹促进支持率的方法。为了确保大众支持，就必须有积极的参与，在纳粹掌权并且能够要求大众参与之后更是如此。3月竞选运动一结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第一波大众示威游行的浪潮和3月12日赢得选举胜利的庆祝活动相关。选举日当天就提供了一个预示，因为那一天也被指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要求降半旗，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悬挂帝国国旗而不是魏玛国旗。早上，所有退伍老兵协会那些身着制服的人都加入了追思会上的冲锋队和钢盔团，这也是向希特勒德国的新人民 [50] 团体的致敬。接着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县退伍老兵协会的负责人说能看到旧旗帜再次升起，他非常地高兴。

    接下来几天，旗帜飘扬，因为纳粹分子要求为纪念选举胜利而挂旗三天，主要是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这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还在诺特海姆周围举行了一场全体游行，升起了两面新的旗帜，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旧旗帜。游行队伍由钢盔团、冲锋队和党卫军组成，由冲锋队的军乐队领头。正是在这一天，诺特海姆的警察被要求带上纳粹臂章。

    率先经历这一变化的是市政厅。升起了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市长说了几句祝福德国“团结”的话，接着恩斯特·吉尔曼说了类似主题的话。讲话后，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帜被投入准备好的小篝火堆，在它被火焰烧毁的时候，围观群众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警察局、县大楼和邮局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演讲者。最后，游行队伍行进到健康保险办事处，这里也升起了旗帜，恩斯特·吉尔曼在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将这座建筑视为他们的产业和宣传机构”方面比以往更甚。“这种时代过去了，”吉尔曼总结道，“当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分子有机会活跃在这栋大楼里。”最后，被这种象征性的操控和演讲的狂欢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人群散开了。 [15]

    国社党直到这周末才举行下一场大活动。在此期间，针对那些想要更多活动的人，举办了诗人奥古斯特·温宁主讲的爱国主义演讲以及冲锋队乐队表演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之后在3月19日星期天，诺特海姆的国社党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活动，是在合适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大厅内装饰着纳粹旗帜，挤满了人，至少有1 000人。主讲人是纳粹传教士牧师明希迈耶，他演讲的主题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整个庆祝活动的基调是保守、严肃和虔诚的。 [16]

    就在诺特海姆的第三帝国典礼完成之后，为了配合希特勒和兴登堡在3月21日星期二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的国家庆典，城镇必须重复这一过程。在诺特海姆，所有的公共办事处在这天都关闭了。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并且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也休息，就是为了收听广播里的典礼仪式。收音机也被带到了学校里面，那里的孩子们听着在波茨坦发生的大事件，教师们告诉他们“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放假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大楼都装饰着纳粹旗帜。夜晚降临之后，举行了一场蜿蜒穿过整个诺特海姆的火把游行。参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纳粹和国家主义准军事组织、诺特海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协会、所有的学校，还有各种混杂的组织，如“工匠培训俱乐部”、邮局的办事员和邮递员以及志愿消防部门。领头的是城镇乐队、冲锋队乐队和冲锋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最终在城市公园停了下来，恩斯特·吉尔曼在这里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新的德国统一体：“个体不再存在了；人民就是一切！只要我们从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外部敌人。之后，‘德国将会真正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提示下，人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然后解散了。大约3 000人参加了游行；至少同样多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因此，诺特海姆的市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评论道，“已经以压倒性的大多数证明了，他们准备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新生祖国的怀抱。” [17]

    这种忠诚和热情的群众游行是宣传运动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使诺特海姆人确信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可能举行这种只是为了庆祝第三帝国出现的盛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了。需要有具体的事情才行。有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其中两场是新的，另一场是传统节日。这三场分别是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德国劳动节”（对五一劳动节的重新解释）以及5月26日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 [51] 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强调这些事件，在漫长的纳粹政变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每三周都有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成了可能。

    这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的第一场是庆祝阿道夫·希特勒44岁的生日，于4月20日举行。这天的活动以早上7点钟穿越城镇的游行为开端，参与者是冲锋队及其军乐队。这之后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仪式，将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然后，所有隶属于国社党的身着制服的人都参与了教堂仪式。路德派教堂装饰着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在诺特海姆几乎每栋房子都是这样。那天早上的布道强调了落在希特勒身上的沉重责任，以祈求诺特海姆人为他们的元首祷告而结束。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终点在市集广场，冲锋队乐队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为庆祝这一时刻，用他们的小型礼炮开火致敬，两名穿着普鲁士炮兵制服仿制品的小男孩负责开火。下午他们在诺特海姆各个酒吧里喝啤酒。晚上，庆祝活动在“1910年代圆顶”继续，举行了军事进行曲音乐会、戏剧和幽默短剧、舞会以及演讲。镇政府中的每个官员、县长、钢盔团成员和国社党成员都出席了。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主题是“团结就是一切”，他承诺诺特海姆很快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纳粹化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跳舞。

    在想象的余波中，报纸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向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分部赠送了奶酪、巧克力和香肠。这些礼物本来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分发给地方分部。 [18]

    第二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于5月1日到来，这一天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名的党派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决定转变一下性质。在诺特海姆，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纳粹的名义领导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于是就给这场活动定下了纳粹基调，让这场庆祝活动有了不同的性质，由此冲淡了之前的阶级内涵。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所以在纳粹党的高层官员决定介入当地的群众宣传组织时，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规划在纳粹掌权期间也成为第一要务。4月15日，国家宣传总部发送了关于这天所有项目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并且和预先计划好的全国广播安排就此进行协调。六天后，戈培尔新创立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的地区负责人以他自己的多框架特定指导来跟进这件事。于是，诺特海姆在5月1日的行动第一次成了一种明确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细节之外，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19]

    人们几乎是刚庆祝完希特勒的生日就开始准备“全国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诺特海姆纳粹地方小组发布的宣传广告拉开了序幕：

    德国政府为5月1日“全国劳动节”所做的计划，将在本质上显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这一天将会带领有创造力的人民认识民族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努力截然相反。同时，这标志着在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初期计划工作的开始。我们号召所有办事处、经济组织、俱乐部、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出席计划会议…… [20]

    之后不久，纳粹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宣布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工人”。因此，整个诺特海姆都必须参加庆祝活动。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要在纳粹总部购买翻领纽扣。有了这个纽扣，才能参加5月1日的游行。不买纽扣的人会把纳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个纽扣是10芬尼；出售纽扣所获得的收入将会为庆典活动提供经费。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平常的社会和经济协会都投入正常使用，以确保庆祝活动井然有序并保证良好的出席率。在五一游行中，城镇中的每个组织都有位置，从德国银行的地方办事处到教师协会。当然，所有的退伍老兵和爱国主义组织，所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雇员，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所有的工匠行会、合唱团、钓鱼俱乐部、象棋协会等都将参加游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也都被要求支付5到10马克的庆祝活动费用。他们需要在国社党县总部支付。

    这个假期是忙碌的。节目按照下面的时间表进行：
    上午6：30军乐队发出开始的信号。
    8：00在所有的办事处和商业场所升旗，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
    8：45教堂仪式。
    10：00所有俱乐部、企业等官员的会议，在城市公园举行（等待最后的游行指令）。
    10：30来自柏林的德国政府的广播。
    下午1：15开始游行（下午剩下的时间，在游行广场的途中会举行有货摊的嘉年华）。
    7：30阿道夫·希特勒演讲的无线电广播。
    之后直到午夜：音乐会、舞会，等等。

    在4月的最后几天，为这个精彩计划而做的准备变得疯狂起来。许多组织不得不借助报纸广告来发布要求其成员所做事情的详细内容。但是幸亏了这些努力，这个计划是按照普鲁士演习队的精确度完成的。最令纳粹计划者们满意的是在诺特海姆，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或者建筑物没有装饰纳粹旗帜。

    游行——出奇的井然有序——只晚了15分钟开始。这毕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5 000人参与了游行。一共有73辆机动车辆和游行彩车（大约一半的机动车是在诺特海姆的），游行队伍绵延了9公里。游行队伍花了3小时才通过。有些部分非常精彩，因为几乎每种职业都由一辆彩车代表。比如，面包师行会有一个巨型脆饼干，而移居俱乐部则有一个模型房子。游行的终点是游行广场，参与者们在这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这天计划表中的其他内容。媒体如实地报道称诺特海姆此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21]

    在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五一庆祝活动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接下来三周多的时间里不太活跃。然后是纳粹庆祝活动三部曲的第三部——“施拉格特纪念日”。这是一个新节日，为了纪念十年前，也就是第一个纳粹的春天，一个前自由军团志愿者和纳粹党成员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在鲁尔被占领期间，他因破坏罪被法国军事法庭下令处决。诺特海姆为纪念他而准备了一个刻有如下字迹的石碑：“永不忘记！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1923年5月26日被法国人谋害了。”

    当天会举行两场仪式，因为在施拉格特的仪式之后，会在市集广场上焚烧“污秽的文学作品”。要被执行火刑的文学作品包括被没收的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小册子，再加上从公共图书馆拿到的其他著作，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认为可以捐赠可燃物的诺特海姆人被要求将书交给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

    施拉格特纪念碑揭幕仪式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因此，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不过冲锋队、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也参与其中。很大一群人来围观了仪式，包括所有来自小学的学生。人们表演了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性质的诗歌和歌曲，之后由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的主管）发表了主要演讲。在对施拉格特的重要性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并且要求希特勒青年团仿效施拉格特的勇气后，登茨勒进入了演讲的核心：

    除了以他的事例来增加你们的勇气之外，还要以“施拉格特”这个名字增加你们对凡尔赛和杀了他的法国人的恨意，因为——除了迫害和危险之外——他献身于祖国。（转而面对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你们要为他报仇！你们这些德国青年知道如何仇恨外国人！你们的道路指引你们每天经过这个石碑；握紧你们的拳头并且思考：“永不忘记，我们必复仇！”

    在登茨勒之后是路德派牧师的演讲，他决定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施拉格特的英雄主义和“尊敬他与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唱完一首赞美诗之后，仪式结束了。

    之后，人们去了市集广场，数英担 [52] 的书堆积起来，最上面是一面红色旗帜和奥托·布劳恩 [53] 的照片，他是普鲁士前社会主义总理。恩斯特·吉尔曼就“非德国精神”和“犹太精神”发表了几句话之后，他以承诺再也不会有人以“种族歧视的外国因素”来写德国的书或者报纸而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燃烧着那堆书的火焰蔓延开来，人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两场仪式对诺特海姆人极具教育意义。 [22]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这三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穷尽诺特海姆国社党承担的宣传活动项目。除了这些一般的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次级组织发起的小型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参与很多。3月，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晚间音乐会和现场演习。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举行了演习，充满了象征意义。（“红方”攻击“蓝方”，并在诺特海姆的西边树林里被反攻消灭了。）这些事件无疑满足了该镇对军国主义显然无可抑制的渴望。5月中旬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名诺特海姆冲锋队队员结婚。为了明显地效仿得到正式认可的军事行为，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站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两旁，高举手臂，行希特勒礼。同样是在5月中旬，来自附近城镇的党卫军乐队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军乐队进行曲”晚会，之后同一个月，冲锋队队员组成了一支骑兵队。随着夏季的到来，冲锋队开始强调“军事体育运动”。6月初，在附近城镇举行了一场这种类型的比赛，诺特海姆有26位奖牌获得者。7月，诺特海姆举行了自己的冲锋队“军事体育运动会”，主角是整个区域的摩托车冲锋队。还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城镇的游行，之后是一场摩托车障碍赛，最后是模拟坦克对战。晚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几千名诺特海姆人观看了表演。这个月底，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举行了一场25公里的负重行军比赛。 [23]

    在掌权期间的一般宣传工作中，纳粹青年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女孩联盟举行了“父母晚会”，和4月下旬的那次一样，主要是为了展示联盟教女孩子们的健康有益的技能，如唱歌和民间舞。5月，德国女孩联盟进行了两次广为人知的旅行，一次是去地方的希特勒青年团大会（在这场大会上，该联盟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被宣布为本区域内最佳），另一次是行进至附近的城镇再返回。 [24]

    希特勒青年团对宣传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于1933年6月6日在诺特海姆召开了分区会议。超过1 400名男孩聚集到了诺特海姆，在阅兵场上露营，白天举行游行和体育比赛。《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可能还有很多城镇中人）看起来真的被“这些小褐衫士兵们”迷住了。 [25] 这些组织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大游行和集会的成功。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很活跃，而冲锋队和党卫军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是搜查房屋、殴打和逮捕的辅警。

    就像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纳粹分子再次利用了戏剧表演和电影。他们特别推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流血的德国》。4月，诺特海姆国社党为那些想去附近城镇看戏剧的人提供专用客车。7月，一个纳粹的巡回组织在诺特海姆特别表演了“施拉格特”的戏剧。“1910年代圆顶”内挤满了人。最后，甚至连诺特海姆之外的事件都会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比如，6月在汉诺威召开了一场普通的纳粹会议，而诺特海姆派了两辆专用火车，在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冲锋队都进行了庆祝游行。 [26]

    在一般的宣传工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及其附属武装组织钢盔团也试图通过煽动热情的方式来减轻希特勒政府的负担。3月，钢盔团进行了一系列电影展映。4月末，年轻的钢盔团成员举行了现场演习，之后在市集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和音乐会。钢盔团还在7月的时候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运动会发起了一场小型活动。 [27]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许多诺特海姆人加入了钢盔团。通常，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纳粹组织。4—6月间，城镇中的钢盔团差不多增加了150名成员。 [28] 随着这一活动在诺特海姆的进行，在柏林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却正在被剥夺权力，戈培尔开始指责共产主义者正在渗入钢盔团。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地方组织鼓起勇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而且坚称“任何与胡根贝格 [54] 作战的人都是在和希特勒政府作战”。6月末，有人将钢盔团放在施拉格特新纪念碑上的花环拿掉了。最后，诺特海姆地区的钢盔团宣称（1933年7月1日）他们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仔细地核查申请者了” [29] 。民族主义党派开始意识到成为国社党同路人的代价。

    虽然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党派都积极地支持新体制，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已经成为城镇生活中一部分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仍旧在继续着。近6月底，城镇中都降半旗以沉痛哀悼《凡尔赛条约》的签订。4月，国防军按照其惯例派遣了一队人到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军事音乐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还得到了国社党的支持，但是却没获得成功——诺特海姆人一直忙于纳粹的庆祝活动，以至于没时间享受他们传统的娱乐活动。 [30]

    虽然纳粹耗尽了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诺特海姆人的精力，但是至少一些希特勒时代之前的民族主义党派团体仍旧在继续工作。5月，诺特海姆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演讲，主讲者是一名前海军官员，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U-21潜艇”。5月8日，城镇举行了每年一次的老守卫大会。和往年一样，他们举行了游行、一系列演讲，最后还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舞会。但是现在传统仪式中充斥着纳粹象征和想法。因此第一次在守卫大会中出现了希特勒的照片，演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以及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至于其他的，庆祝仪式仍旧在继续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路径。 [31]

    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爱国主义团体到目前为止所发起的最大事件就是战士联盟成立六十周年和海军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的联合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耗费了整个周末，星期六晚上举行了演讲、游行和升旗典礼，星期天举行了教堂仪式和一场盛大的游行。和守卫大会一样，纳粹分子确保希特勒和国社党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因为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热情参与，庆祝活动特别井然有序，出席率特别高。因此，虽然这场庆祝活动带有纳粹的色彩，但和1933年之前这些团体的工作一样，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情绪高涨。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的诺特海姆分会于6月25日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和群众集会，还是有大量的纳粹之音。于8月初举行的诺特海姆军事协会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是这样。 [32]

    简而言之，虽然纳粹主要的宣传攻势仍旧在继续，但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继续。仅仅通过宣传让纳粹主义看起来合理的这种背景，有助于纳粹革命进程。个别的活动都充满了纳粹观念和演讲。一切都有助于铺平道路。

    除了诺特海姆传统的民族主义团体之外，两个新的运动有助于纳粹主义事业。第一个运动出现在希特勒被提名为总理之前，但1933年2月才被城镇中人察觉到。这就是民事防御计划，主要是教诺特海姆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空袭。1933年2月初，一队民事防御专家到达诺特海姆，领头的是前自由军团领袖罗斯巴赫。一所学校的集会大厅作为安置民事防御团队的地点被征用一周，他们就炸弹的种类和减少炸弹影响的措施举行讲座并进行示范。教学课程得到了诺特海姆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民事防御团队为了有助于其教学课程，自己举行了一场带有低沉鼓声（一种进行战斗的传统号召）的游行。总体上的效果就是暗示城镇很快就会陷入空袭的危险中。通过这种方式，民众的军事情绪高涨起来。 [33]

    第二个新元素是滑翔机大楼和滑翔机飞行员训练。这也是希特勒掌权之前开始的，但是在希特勒掌权的最初几个月，国社党进行了大力宣传。诺特海姆的滑翔机主要是在游行中展示的，常被认为是新的德国空军的核心。最后，在6月末，纳粹分子接管了这项活动，为诺特海姆建立了党卫军飞行员组织。因此，滑翔机练习被大力推进。 [34]

    纳粹掌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经受了特别密集的宣传攻势。由国社党领头，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组织被要求参与其中，支持并推广纳粹魅力。在诺特海姆，除了大众参与的活动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新闻报道、广播演讲以及杂志和图书中的宣传。总体效果就是创造出革命精神并且证明纳粹确保自己控制人民的措施是正当的。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圣经·诗篇》133：1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1] 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2]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3]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4]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5]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6]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7]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8]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9]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10]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11]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12]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13]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14]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15] 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16] 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17]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18]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19]

    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0] 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1]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22]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23]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24] 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25]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26]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27]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28]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29]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30] 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31]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32]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33]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4] 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35]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36]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37]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38] 。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39] 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40]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41]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42]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43]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44]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45] 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46]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47]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48]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49] 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每个人当然都会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吹来了一股新风。 ——海因里希·沃格，城市议会的纳粹演讲者，1933年3月28日

    在纳粹主义于诺特海姆崛起的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萧条。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让诺特海姆人一开始就屈服于激进主义。正是因为纳粹声称他们已经诊断出经济困难的原因（《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并且能够提供治愈方法（纳粹领导），很多诺特海姆人才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因此，纳粹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赢得稳固的忠诚，他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因为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所以纳粹分子着手准备一个适当的解决方式。他们很快就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式——通过消除大规模的失业来消灭大萧条的外在体现。必须让诺特海姆人觉得进步的车轮又开始启动了，在有力的领导下，城镇开始前进了。这些事情是纳粹分子所做的。这是他们取得的唯一的扎扎实实的成就。

    大萧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失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发展出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共工程项目。在大萧条最初几年，实施了一些有限的工程项目，1933年1月，中央政府向城镇拨出了额外的资金。纳粹分子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些工程来消除城镇中的所有失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掌权的时候，之前中央政府的拨款就能利用了，而且希特勒政府迅速地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

    1933年1月，城镇从中央政府收到了6万马克，计划将之花费在修复道路上。3月，政府批准向诺特海姆县贷款30万马克。4月，诺特海姆又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用于公共项目的10万马克。这些钱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城镇。首先，城镇能让失业者得到工作。通过将失业者从福利名单上移除，诺特海姆能投入工程项目的钱增加了；城镇财政部几乎每周节省了4 000马克。最后，通过叠加效应，这增加了一般开支，诺特海姆的商人由此获益了。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了新的纳粹政府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可以推行紧急的公共工程项目。 [1]

    1933年1月末，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653人，其中几乎有400人在福利名单上。据估计，还有100个“隐形”失业者，由此失业者总数达到了750人。虽然纳粹分子期望所有人都能工作，但是1933年春天的进展却很少。到1933年6月30日为止，城镇中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仍旧有506人。而人数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季节性工作的增加。

    然而，7月，伟大的运动开始了。有450人被安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道路被修复了，城镇中的树木被修剪了，内城周围的旧护城河被抽干了并将其变成了天鹅池和公园。新的失业群体几乎每天都要工作。7月24日，恩斯特·吉尔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之前所有福利名单上的失业者都有工作了。那时，诺特海姆唯一拿福利收入的就是孀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一时期，县长冯·德·舒伦堡宣布自1933年3月起，县福利失业者中有900人投入工作，诺特海姆县也没有福利失业者了。 [2]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更多的还在后面。整个8月仍旧在继续同样的努力。当月结束时，城镇中每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都在工作了。8月的最后几天，130多人被吸引到了工程项目中。甚至是失业女性也被安排去种花和修剪灌木。诺特海姆人几乎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城镇中没有任何一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了。 [3]

    纳粹分子为完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类似。首先，工程项目会优先给纳粹党成员，尤其是那些会员编号小的成员——所谓的“老战士”。即便是私营企业家，如果他们是党派成员，恩斯特·吉尔曼就会强烈要求优先雇用纳粹分子，当然，不可以雇用任何“红色分子”。 [4] 其次，由于清洗社会主义者并逮捕共产主义者，出现了许多工作。那些受影响的人或者是因为被随意否认了“失业者”的身份而被迫去采石场工作，或者被投到了集中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会被列为失业者了。再者，许多失业者实际上是被迫去工作。所有的失业者，无论其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最后都被投入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些人坚称他们应获得与其能力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纳粹的选择是要么在工程项目中工作，要么再也没有失业金。在许多的抗议声中，之前的失业者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爬到工人的卡车上去修路。 [5]

    不过，许多工人很高兴再次被雇用，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对纳粹在这个层面上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中，工人们并不是唯一从经济上获益的。工匠也得到了援助，主要是通过家庭维修项目的补贴。1933年春天，国家为此目的而拨给诺特海姆21 000马克，特别是为缓解住房短缺问题而帮助翻新公寓。而且，国家又拨了20 000马克，补贴给那些想要将大公寓划分为更小单元的人。城市通过修复其所拥有的全部建筑物来引领了方向。同时，鼓励新建筑，1933年新建了七栋住宅。建筑和修复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基本停滞了，这些项目及其有力的管理对电工、木匠和油漆工来说非常受欢迎。如果纳粹报道值得信任，他们一直“忙于工作”。 [6]

    最后，纳粹尽其所能地通过宣传和政治压力来结束大萧条压力。吉尔曼孜孜不倦地敦促商人们扩大经营和消费。县大楼里建立了“荣誉册”，所有雇用以前的失业人员的雇主名字都被记录下来了。 [7] 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决心和精力来做的。

    纳粹在对抗大萧条过程中所实施的一项措施之后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机制，这就是“劳动服务”。像工程项目和住宅修复津贴那样，它开始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在国社党掌权后以更大的力度被推进。起初，这是“志愿劳动服务”。1933年2月，国社党在诺特海姆建立了组织。其目标在本质上是非经济的，是为了让年轻人加入进来，以便“（1）把他们和人民团体联合起来，（2）重建他们与土壤的联系，（3）唤起健康的军事精神”。不过，“劳动服务”确实让年轻失业者远离了街角和劳动市场，该组织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项目。4月末，有65个年轻的诺特海姆人被招收，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旧军营营房里。这就有必要驱逐原本住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为了给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城市提出保证支付租金，并且为新建公寓提供必要的改建补贴。最终，吉尔曼希望旧军营中能容纳250个“劳动服务”的人，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城镇中有250个新的消费者。 [8]

    除了经济功能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功能外，“劳动服务”也协助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它还组织了一场穿过诺特海姆的惯常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一面纳粹旗帜，甚至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举办了一场古典音乐会。 [9] 所有人都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都将“劳动服务”视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尽管纳粹分子尽了最大努力去结束失业，但他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并没有忘记推进慈善事业。其中有些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比如3月30日针对福利案例提供了特殊的额外费用，“就算在艰难时期，也要展示新政府的社会方向”。此外，在希特勒生日时，他们为失业者提供了一场有咖啡和蛋糕的特殊派对。纳粹“冬季捐助”的慈善募捐带来了相当多的收入，冲锋队的赈济处报告称，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已经支出了32 000顿餐。 [10]

    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以和他们应对其他问题时同样的精力和彻底性来着手解决城镇的经济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效果和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新想法，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现存的资源。通过暂时消除失业并且增加诺特海姆的可用收入，纳粹分子并没有彻底结束大萧条；实际上，1934年他们必须再次与失业问题战斗。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纳粹分子有决心控制住大萧条。对很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关于经济危机，表象比现实更加重要。简而言之，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做了他们在经济上所承诺的事情；它驱除了大萧条这个幽灵。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1]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2] 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3] 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4] 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5]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6] 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7]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8] 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9] 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10] 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11]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12]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3]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14] 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15] 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16]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17] 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18]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19] 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20] 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21]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22] 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23] 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24]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25] 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26]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27]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28]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1] 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2]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3]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4]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55] 。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5]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6] 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7]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8]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高举旗帜！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9]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10]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11]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12]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13]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14]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15]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16] 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17]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18]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19]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20]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21]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22] 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23] 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24]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25] 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26] 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 [56] 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27] 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28]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29]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57] 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30]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31]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32]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33]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34] 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35]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36]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37] 。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38] 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9] 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40]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41]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42]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43]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44]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45]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46] 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47]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48]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49]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50]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51]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52]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53]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54] 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55] 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56] 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57] 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听见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 ——一个诺特海姆商人

    到1935年为止，诺特海姆已经解决了所有大萧条的表面现象。那年夏天来到城镇的游客会对其所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三年前来过的话，他一定会进行比较。城市建设蓬勃发展；没有失业者；工作和目的性主导了所有场合。而且，城市毫无疑问地看起来更好了。有了新的统一的园区体系，旧城镇中的房子都被重新粉刷和修整了，街道更加干净了。游客们来诺特海姆甚至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充满活力的旅游办事处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吸引到了这个山谷中的小而迷人的城镇。所有这些特色都要归功于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城镇中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想象力和活力。经济复兴是诺特海姆国社党最伟大而可靠的宣传要点。这也是独裁统治的主要理由，这样一来，吉尔曼就可以辩称通过全镇的团结一致，并且由于将市政府变成了个人独裁主义的工具，才实现了经济复兴。

    对于城市官僚体制来说，新体制影响的最大教训就是托马斯·加兰的个人命运。加兰是市政府第二高职位的管理人员，纳粹分子掌权时，他一直受到骚扰，这些骚扰只能证明恩斯特·吉尔曼在诺特海姆内真的有无限制的权力。这并不是加兰的政治主张的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代表着独立思考。

    加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政治态度上是如此沉默寡言，以至于每个人都将他视为非政治派别的公务员。吉尔曼讨厌加兰的表面原因是加兰和市长彼得斯关系亲近，而彼得斯又是吉尔曼的竞争对手。因此，吉尔曼和加兰的宿怨只能解释为吉尔曼个人态度的表现，不过他偶尔会援引模糊的“政治担忧”。 [1]

    整个1933年夏天，加兰被有条不紊地剥夺了附属职位。1933年8月，他被彻底赶出城市政府，而他的位置被给予了他的对手。之后就开始长期不和。无论托马斯·加兰想找什么工作，他都会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干扰而被拒绝。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加兰有两项选择：他离开诺特海姆并且亏本卖掉房子，或者在奥古斯特·乌德负责的工程项目中做挖沟工人。

    为了避免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位前任市总督察被迫在附近城镇找了一份在铁路车站做报贩的工作。最终，诺特海姆军队的到来将他从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军队不受吉尔曼的控制，因此加兰在军队中找到了作为文职雇员的体面工作。虽然接下来五年，恩斯特·吉尔曼每年都努力想让托马斯·加兰因安全威胁而被解雇，但是军队坚定地反抗了他。 [2]

    尽管吉尔曼进行的彻底铲除托马斯·加兰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也足以证明其有权力将城市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完全变成他的工具。1935年，吉尔曼要求城市雇员不仅要按照他的命令来完成日常工作，而且他们要完全听命于国社党。 [3] 在最大程度上，诺特海姆的政府成了吉尔曼意志的表达。

    恩斯特·吉尔曼的专制地位只有两方面的制约：给予他权力的国社党和选举他的城市议会。只要吉尔曼能够依靠纳粹党高层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纳粹组织，当然还有城市议会。到1933年夏末，在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中明显出现了反对他的力量，而吉尔曼确实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支持。当1933年12月，纳粹党全国总部拒绝了持异议者的最后诉求时，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证。 [4]

    9月，吉尔曼采取措施铲除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中反对他的人。1933年9月21日，在议会的公共会议上，头等大事就是对当时的议长沃格（纳粹教师，“理想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投“不信任票”。沃格徒劳地寻求原因，之后又试图和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谈话。他们都拒绝和他谈话，除了离开会议室，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同一场会议中宣布了不会再举行城市议会的会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议会中的四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会私下里和参议院召开会议。 [5] 这种“四人委员会”的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30日，当时德国新的城市统一法规将这一形式合法化了。

    新的法规（其中的某些部分早在1925年就在讨论了）将所有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市长。他可以得到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他，并且绝不会限制他的权力。因此，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唯一的专制统治者。 [6]

    吉尔曼对城市政府的绝对控制当然不是他用于积极解决城镇经济问题的唯一武器。通过其作为国社党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他能够控制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在“一体化”过程中将这些组织纳入纳粹控制下。1933年，这些不同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用于宣传目的。因此，用于取代自由工会而创建的德国工人阵线将其活动限制于举行群众集会和招募成员。工匠联盟举行展览、示威和游行。零售商一星期进行一次募捐，很多文章、广告和社论都赞扬其所发挥的作用。 [7] 而这些活动大概也就是在心理上让人高兴，对于结束大萧条的实际作用很小。

    经济团体“一体化”对纳粹分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为它们提供了让诺特海姆的经济脱离大萧条的控制杆。国社党是如何提议这样做的，在1933年秋天变得明显了。夏天的时候，城镇通过种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明显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要做的是将这些失业者整合入常规经济中。纳粹分子似乎认为如果德国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消费者买东西，雇主招人，大萧条就会消失。因此，经济问题被视为可通过组织和宣传来解决，而这是国社党擅长的领域。

    这一进程开始于1933年10月5日。那一天，所有的雇主，无论公私，和所有团体的代表在城镇中的一家宾馆开会。市政府列出了诺特海姆能雇用工人的所有人员的总名单，经过三重核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恩斯特·吉尔曼在这一场合的演讲中告诉聚集起来的商人们，现在是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的时候了。政府暂时雇用了失业者，而且手头上有贷款和津贴。现在私营经济部门必须开始雇人了。诺特海姆城市啤酒厂以雇用四名新人的方式竖立了榜样。制糖厂已经同意保持其正常运转，有四轮交替。几天后，每个雇主都会被拜访并且被要求在其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雇用尽可能多的新人。这一演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之后，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发表评论。有个人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坚决抵制非法工匠。还有个人号召雇主们优先雇用资深的纳粹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商人起身保证会雇用一个新工人。 [8]

    接下来几天，人们几乎没公开做什么能实现吉尔曼演讲中所阐发目标的工作。有广告号召人们多买东西、多存钱并且只光顾有合法执照的工匠。但是10月末，公共工程项目仍旧雇用了340人。 [9] 这种情况一直相当稳定地持续到1933—1934年冬天。

    春天，国社党开始认真地行动起来。新的努力被称为“工作的战斗”。开始的日期是1934年3月21日，这是“国家复兴日”的第一次纪念日（当时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

    但是在诺特海姆，宣传努力是在这个日期的三周前就开始了。2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和社团、行会领导都收到了信，号召他们到“1910年代圆顶”参加群众集会。吉尔曼对他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大区所说的同一件事情，因为纳粹大区宣传部向诺特海姆递送了一份关于演讲材料、内容和展示方式的完整大纲。不管怎样，吉尔曼的演讲很精彩：强有力、令人信服并且鼓舞人心，带有一种有益的目的性的味道。信息很简单。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必须消费、雇用、借贷、消遣，让经济之轮运转起来。雇主被告知要提高薪水并且雇用新人。如果他们不做，国家也会强迫他们。房屋主人被要求现在就进行房屋修整，当时的贷款利率低。简而言之，演讲混杂了威胁和甜言蜜语。给诺特海姆人留下的清晰印象就是：经济会复兴，人们会变得富裕和快乐——要不然还能怎样呢！ [10]

    群众集会之后一周紧接着另一场雇主、工匠大师和公务员们的小型集会。参与的人就是去年夏天听过吉尔曼演讲的同一批人。但是这次气氛完全不同。首先，吉尔曼不再在集会上谈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房间里的每个人实际上都相信经济复兴正在进行中。最好的报告都来自建筑工程的那些人。油漆匠行会报告说一年前只有15名学徒，现在有40名。木匠行会报告说自1月以来有20名新学徒。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吉尔曼也会说积极的内容。鞋匠行会对竞争表示不满；吉尔曼承诺纳粹福利组织会在诺特海姆订做500双鞋。食品杂货店抱怨来自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吉尔曼承诺这个组织“不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面包师们没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吉尔曼发誓改善会在几周后到来。但是出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整个冬天，新政府一直在试图提供帮助。裁缝行会报告说因为突然需要制服，他们雇用了18名新学徒。零售商的领头人报告说1933年的营业额比1932年增加了11%，而且现在仍旧在增长中。他承诺商人们会雇用新人：“你们听到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我想说就纳粹德国的人民福利而言，他们已经为零售商做了很多了。” [11]

    在最初的讨论之后，吉尔曼做了总结发言。他承诺会抨击合法竞争。他确认纳粹主义致力于可观利润的概念。但是他也发誓会打击任何想要削减薪水，攒钱而不投资，以及加班工作的人。他设定了合理的目标：本月内新增16名新学徒，为忘记职业技能的人提供再教育课程。之后就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愉悦的时刻。吉尔曼宣布政府将会拿出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应该花费在哪些方面？令人钟爱的计划层出不穷。旧梦想再次被提及。会议在热情洋溢和一系列计划讨论中结束。毫无疑问，至少在心理上，大萧条结束了。 [12]

    这种情绪持续了下来。几天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简短但是华丽的广告：“谁还没有工作？立即报告……给市政厅。”3月15日，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次全县大会，其中的演讲概括了“为工作而战”，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等等。3月21日，官方宣布“战斗”开始。检阅、游行、乐队、旗帜、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所有的纳粹装饰都使之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 [13] 但是，对诺特海姆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一系列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典礼。

    实际上，虽然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宣传，但是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尽职尽责而被击败。与此相反，打败大萧条的重要工具是公共工程项目和以政府注资为基础的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同一周，恩斯特·吉尔曼和诺特海姆的商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他写信给城市工程师，详细概括了1934年的一系列新的工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城镇就没有资金再支付同等数量失业者的救济金了。 [14] 许多进行中的工程项目并没那么引人瞩目。其中包括城镇所拥有的森林、修复现存园林系统和修复道路的工作。但是有一项工程改变了整个城镇的面貌。这就是“公园环”。环绕着这座中世纪内城的是一系列可追溯到诺特海姆独立年代的防御工程。到1933年，墙体都剥落了，壕沟都被填满了，反投射的土堆都被小菜园覆盖了。现在，根据公共工程计划，这都要重建。旧城墙能修复的地方就修复，其他地方则夷为平地。壕沟变成了一些小的天鹅池。其余地方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公园，有草地、花园和操场。结果，诺特海姆的园林系统规模扩大了两倍，城镇给人一种愉悦和独特的感觉。11 000多个工作日创造了这个“绿化带”。 [15]

    诺特海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吸引人了。位于诺特海姆上方树林间的两个城镇所有的酒吧都被修复和改造了，还铺设了通向这里的新道路。城镇中破败的地方都被清理和翻新了。按照博物馆馆长的指导，诺特海姆旧城区的房屋都被重新粉刷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突出了中世纪的半木材架构成果。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城镇自己的失业者完成的，但还有很多工作是由“劳动服务”完成的。这一组织最初是自愿性组织，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强制参加。它非常适合以将人们赶出劳动市场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疲软。因此，当诺特海姆制糖厂在1933年结束其季节性精炼时，该厂的300名临时工人中大部分都被吸收入了“劳动服务”中。整个1933年，“劳动服务”承担了很多随机项目，从修建足球场和射击场到在城镇的森林中修路。然而，1934年开始，他们贡献出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城镇中的新资产。这就是一座露天剧场，建立在诺特海姆森林中的自然斜坡上。

    其最初被设想为纳粹典礼的会场，开始被称为“事务广场”（Thingplatz，这是来自古条顿语的词汇，用于指部落集会的地点），后来更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圣所”（Weihstaette）。其建造好之后，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差不多创造出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它戏剧性地融入了古老而宏伟的橡树自然环境中。在其于1936年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之前，差不多花费了23 000个工作日才建造成了这座“圣所”。当然，比起纳粹典礼，这里更常被用作剧院，仅仅1936年就吸引了6万名游客来诺特海姆。而且，吉尔曼还将其交由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管理，由此使得诺特海姆成了全国总部和召开大会的城镇。这为城镇带来了很多资金。诺特海姆人对“圣所”的建造非常高兴，尽管纳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存在错误：纳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从恩斯特·吉尔曼最不受欢迎的密友——参议员奥古斯特·乌德那里购买了建造用地。 [16]

    “劳动服务”也涉及治疗大萧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旧军营营房被征用，有75个原本住在那里的“流浪”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找住房的问题使诺特海姆的住房短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城镇在陷入大萧条时，已经有住房短缺问题了，而大萧条的进程又使这一情况恶化了。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诺特海姆的人口净增长差不多为400人。同时，建筑业严重滞后。因此，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 [17]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有可用资金。到1933年11月为止，诺特海姆为建设所筹备的资金差不多有20万马克，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这些资金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通过援助和贷款获得的。比如，对于公寓的修理或分配，国家会支付20%的花费并且以六年4%的利率借贷剩下的部分。类似的条款也适用于新的建筑业。在这些吸引人的安排下，1934年3月为止针对728项工作分配了超过63 000马克。到1936年为止，有超过1 300份申请，共获批175 000马克。另有政府为支持新的建筑业而提供121 000马克。1934年春天，资金再次增加了，因为军队返回旧军营，政府必须为之前在那里办公的机构建立新的大楼，还得为“劳动服务”建立新的营房。简而言之，到1934年春天为止，所有为诺特海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 [18]

    这种情况因恩斯特·吉尔曼所采取的行动而更加有利了。对于他不能找到足够多的房子来安置军营营房的“流离失所者”，他感到相当得窘迫。这迫使他将他们安置在了旧有轨电车里，对城镇而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许多诺特海姆房东对他请求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答复是提高租金，这令他非常沮丧。综上所有原因，吉尔曼力图加速诺特海姆的房屋建设。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他已经控制住了“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该组织现在被迫要加快建设速度。为了增补这一组织，吉尔曼建立了一个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以他自己为负责人。城市财政部被要求拿出10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88名小商人被诱导着又买了价值53 500马克的股份（并且被诱导着选举了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小商人，城市储蓄银行为他们购买股份提供了贷款。 [19]

    因此，该组织也被要求立即推进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是从1933年夏天开始的，但是直到1934年春天才获得足够的动力，建筑业的旋风席卷了诺特海姆。至1934年年末，建立了85间新房子，共126个房间；另在现存的建筑物中增加了100个新房间；修复了超过1 200间。在这种努力下，城镇的经济问题消失了。1934—1935年的那个冬天，公共工程依旧在继续，但只是完成了已经开始的项目。1936年，诺特海姆不得不引进建筑工人。 [20]

    上述列出的建筑数据不包括国社党视为其建筑计划的展示品——位于诺特海姆北部边缘的48栋新的“流离失所者”的房子。虽然纳粹分子对此负全责，计划、资金和所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在第三帝国建立时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移居项目并不是开始于1932年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分子曾经阻拦过。1933年8月16日，伴随着盛大的仪式，该项目的前24栋房子开始动工。因为造的是这些简单的房子，以及这个项目也成为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第一批房屋就在11月初完成了。在“为工作而战”开始的那天，第二批“移居”项目的24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到1934年秋天，这些房子也完成了。因此，这些房屋就被通称为“纳粹移居点”。 [21]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能证明其是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在纳粹组织中是成员以及地方小组的资助者，才能在新的移居点购买房子。 [22]

    既然诺特海姆大萧条的终结是靠着工程项目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那么所有的宣传、讨论和“为工作而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看起来明显的是，当时这被视为战胜城镇经济困难的重要部分。虽然其直接的经济贡献是最小的，其在精神上的贡献却是决定性的。这使城镇中人相信大萧条结束了，也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纳粹领导下结束了大萧条。无论是不是故意的，纳粹分子都利用了“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有时比实际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这一事实。

    除了战胜大萧条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还以“他们也解决了包括饥饿、必需品和其他贫困方面的经济危机的副作用”这一事实为资本。为了缓和痛苦，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果都很受欢迎。第一个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帮助；第二个是作出贡献并不是慈善，而是对陷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德国同胞的一种应尽的义务。这种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是国社党所做的最接近推进他们所承诺的人民—社区的努力。

    纳粹福利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SV）。和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情况一样，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党派成员确实被要求加入。但是许多诺特海姆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加入国社党或者任何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人，发现自己愿意加入纳粹人民福利协会，因为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并且是有益的。 [23]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也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经由“一体化”而归入纳粹领导的组织。和在经济动力与宣传努力中的情况一样，纳粹分子因此能利用全部的社交机制来作为撬动全部群众的杠杆。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于1933年9月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即“冬季救济”。这项特别的运动被称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以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作为开端。在新闻广告中，诺特海姆人被要求付出很多。“奉献”是关键词；那些最慷慨捐赠的人都被许诺会将他们的名字写入一本名为“诺特海姆奉献册”的特别荣誉册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再次证明纳粹倾向于彻底性。一份名单列出了城镇中所有商人，每个人都被期待进行捐赠。商人们也被告知“会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捐赠太少的人将会被抵制”。到10月中旬，为了进行密集的募捐，城镇被划分成了六块区域。在募捐过程中，所有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都被给出了目标金额，并且要求其成员们负起相应的责任。慈善晚会也没有被忽视。一场惯例的“娱乐晚会”入场费是30芬尼，所有的收益都会转入“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希特勒青年团都被安排进行特殊的街头募捐。最后，每个公共地方都被放置了募捐罐，尤其是收集小硬币。这些地方都张贴了标语“赢得了芬尼，斗争就会获胜”。

    但是最精彩的策略是“炖煮星期天”。其想法就是在选定的星期天（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德国的每个人都吃炖煮的菜而不是他们的常规餐，之后将成本上的差额捐赠给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炖煮菜提供给餐馆、家庭和德国的每个地方。这种方式就证明了“即便是我们中有人忍受着极少的痛苦，所有的德国人都准备着一起承受痛苦”。这些措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炖煮星期天”通常所获得的募捐总额超过1 200马克，到1934年1月为止，只是芬尼罐里的钱就达到了342马克。但是就纳粹而言，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作为宣传措施的功能是更为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帮助缓解了大萧条引起的灾难。纳粹所推行的“团结”再次被证明是有益的。 [24]

    纳粹分子也努力在其他方面展现他们政府的社交方向。因此1933年圣诞节，在市集广场上放了一棵圣诞树，“这样一来，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了”。很多文章再次指责使用“善良的夫人”这一措辞，也就是反对等级差别。 [25]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支持这些想法。他们关注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让城镇严重分裂的阶级划分，他们认为纳粹分子正在通过抨击外在的阶级机构来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对“国家团结”的可能性非常激动，即便这是一种纳粹主义强加的如此肤浅的团结。 [26]

    纳粹对诺特海姆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以抗击大萧条的措施为终结的。恩斯特·吉尔曼认为应该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来做更多能帮助城镇的事情。工程项目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诺特海姆成了一个更愉快的观光地，在解释修理城镇森林小路和诺特海姆树林中两间城镇所有酒吧的原因时，经常这样提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尔曼才安排在城镇中引人注意的建筑物和其他合适的地点挂上了60个“历史匾额”。 [27] 1934年初，一场吸引游客的积极运动开始了，当时吉尔曼将两个现存的俱乐部，即“游客俱乐部”和“改善协会”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促进旅游业俱乐部”。在接下来的集会中，按照通常的方式，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了大约500人。在大城市报纸和小册子中赞扬诺特海姆优美景点的广告很快就开始给城镇带来游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给城镇增加了很多收入。 [28]

    对诺特海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对鲁默河以北旧军营的再次占用。这是一项深得恩斯特·吉尔曼之心的计划，主要由他积极推动。1934年初，吉尔曼决定开始和军队协商，并且准备从城市基金中拿出5万马克，用于为军队购买额外的土地。军队也愿意，于是在1934年4月签订了合同。合同的重点是军队同意以285 000马克从诺特海姆购买军营。这对诺特海姆来说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军队还要求将城镇的泳池（位于军营附近的土地上）加到交易中。当市民们得知城镇即将失去他们的游泳池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吉尔曼不得不以威胁进行镇压。考虑到诺特海姆先前为军营和游泳池付的钱，城镇在这场交易中损失了近235万马克。

    但是，军队给出了更多的补偿。首先，到1937年为止，军队在新建大楼和修复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诺特海姆的承包商和工人。其次，中央政府必须建造新大楼，用以容纳迄今为止在军营中办公的各种不同的办事处。迫使另外的100多人搬出“流离失所者”公寓也帮助刺激了建筑业发展，尤其是因为军队为新公寓提供资金。 [29] 最重要的是，诺特海姆的经济收益只是来自新增加的1 000名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并不会成为劳动市场的负担。士兵们在城镇中花钱，他们的亲戚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是，军需部和当地商人签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合同。从各个角度来看，军队的移驻是纳粹分子主导的一流经济政变。 [30]

    军队的到来自然会对诺特海姆产生其他影响。士兵们必须小心谨慎，直到1935年为止（当时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他不服从《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伪装，城镇中人很快就知道了旧军营中驻扎着一支部队。如前希特勒时代所表现出的一样，就诺特海姆人对军事的极大热爱来看，完全想象得到军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托马斯·加兰的个人经历所证实的，军队成了一些诺特海姆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吉尔曼怒火的影响。因为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不认同纳粹主义，所以“理想主义反对派”和军队之间很快就发展出了很好的感情。因此，军队使得许多诺特海姆人更容易接受第三帝国了。 [31]

    总而言之，在城镇人的眼中，纳粹分子在经济领域的行动确实对改变人们有关纳粹主义的印象以及证明纳粹主义的正当性具有重大的作用。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评定纳粹主义本质的人，在1935年时建立起了一个平衡表。一方面，纳粹主义明显终结了大萧条，开启了经济复兴，美化了城镇，提供了有活力、有效率的领导，并且增加了诺特海姆的经济资产。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损害并且管制社交生活，引入了恐怖行动体制和极权体制，攻击教会，强迫诺特海姆人加入沉闷而固定的宣传活动，并且将城镇的命运与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妄想、可疑性格绑定在一起。很明显，这种平衡并不能将其分解成一个简单的等式。

    到1935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再次对纳粹主义缺乏信心。很难说自由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在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看来，坏的结果很可能超过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投票支持结束或者改变纳粹政体。但是1935年之前，这一决定已经固定下来了。

    既然纳粹主义创造了复兴的奇迹，诺特海姆人怎么能转而反对它呢？首先，人类的感激之情是短暂的，许多城镇人很快就将经济复兴视为正常的并且将他们的担忧转到了其他事务上。其次，经济复兴在利益上是不均衡的。建筑交易的获益不成比例，但是小零售商只从灾难的边缘退回了一点儿。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趋势还是消亡；纳粹政体并没有废除20世纪的经济学。除此以外，正如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大萧条并没有真正地伤害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经济问题并没有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主要是担忧政治和社会。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纳粹的伟大工作是破坏了左翼。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纳粹分子就不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必要了。

    尽管直到1933年，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一直坚定地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政府的行动幻灭了。纳粹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压迫着农民，纳粹建筑项目吸引走了雇工，这种人员流失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农民的不满很快传达到了诺特海姆人那里，因为城镇是农村商业的中心。因此，国社党在两个主要团体，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力量被削弱了，而这两个团体在其掌权前就一直支持着他们。

    但是，比起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诺特海姆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专制独裁所带来的影响：它破坏了社交生活，它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变化无常，它贪求无厌。最重要的是，几乎令城镇中所有人都幻灭的是纳粹分子抨击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样）。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进行运动时都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至于他们掌权之后突然发生转变时看起来就像是对庄严承诺的粗鲁背叛。当然，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权力自大的举措，恩斯特·吉尔曼就认为他可以在不失去其下属忠心的情况下违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传统的政治态度渐渐消亡了。1935年春天，包括诺特海姆在内地区的纳粹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民众态度的特别报告。他总结说，绝大多数人仍旧支持我们，但是还有些问题点。比如，工人们依旧反对政府。1935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诺特海姆县的某些工人对元首的广播讲话作出了诋毁性的评论，以至于他们立刻被送入了集中营。当然，工人们一直都反对纳粹。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诺特海姆的前钢盔团成员不再说“希特勒万岁”，而是招摇地以“您好”来互相问候彼此。他们谨慎地讨论着改变内阁，甚至是建立“第四共和国”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也转向了反纳粹。至于新教教徒，他们对政府反教会运动感到失望，以至于他们公开号召反纳粹的军队独裁。“有些人公开说俄国的情况适用于德国。”当然天主教教徒也反纳粹，不过有所保留。这样事实上几乎涵盖了社会中所有的要素在内，他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民众仍旧是支持我们的。 [32]

    这位特别的纳粹官员是一位长期狂热的党派成员，他的失望很可能被归因于一开始就过高的不满足的期望。 [33] 但是在这种评估中，盖世太保可能更加冷淡。1935年年底，两份盖世太保针对诺特海姆地区的报告有相似的失望。前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断地被逮捕，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反对政府，甚至还和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建立起联系。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的宣传破坏政权。纳粹党自己的成员，或者至少是“老战士”，对该党失去了其“真正的精神”感到非常不满。普通人希望进行清洗，以驱逐那些声名狼藉的成员。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军队军官表现出的蔑视该党的态度。 [34]

    盖世太保下个月的报告甚至是更令人失望的。新教教徒正在秘密地流传反纳粹作品；天主教教会正在有组织地并且持续地试图让其追随者反纳粹。工人地下组织招募下层阶级的时机成熟了。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加强对政权的反对。人们仍旧在犹太商店里购物。之前的保守派厌烦了纳粹党，一直寻求与军队军官进行联系。父母都变得反对希特勒青年团。旧纳粹分子都觉得他们被忽视了，而新成员一直抱怨该党对他们的所求太多了。 [35]

    因此，1935年时有很多对第三帝国不满的因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几乎和可辨认的群体一样多，这也是不太可能将不满变成任何有组织反对或者团结一致针对国社党的主要原因之一。纳粹分子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纳粹革命的结果，尤其是“一体化”，使得人们一直分裂，而盖世太保会迅速地处理任何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第三帝国根基稳固，只有外国军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喜欢纳粹分子。这只意味着到1935年为止，无论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非常少。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1]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2] 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3]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4] 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5] 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6] 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7] 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8]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9] 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10] 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11]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12] 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3] 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14] 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15]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6] 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17]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18] 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19] 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20] 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21] 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22]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23] 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24]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25] 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26] 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27] 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28] 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29]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30] 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31] 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32] 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33] 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34] 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35]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36] 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37]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38] 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58] 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39] 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40] 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41] 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42] 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43] 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 [59] 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44]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45]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　结论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1]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2]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4] 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5] 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6] 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7]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8] 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带有引用符号的名字代表是假名。信息的序列如下：职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主要活动、其他。

    “汉斯·阿贝罗德”（“Hans Abbenrode”） 小学校长，投票支持中间路线。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职员，民主党派成员。犹太人，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战争中受过伤。

    鲁道夫·比克曼（Rudolf Bückmann） 高中校长，民族主义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大学毕业生。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纺织品商店的老板，纳粹党和纳粹党卫军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后来成了诺特海姆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民主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城市煤气工程的半熟练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48岁。曾经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弗里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sse）

    受雇于诺特海姆县的小公务员，社会民主党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当地国旗队的著名领袖。

    玛丽亚·哈贝尼希特（Maria Habenichts）

    高中教师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5岁。她的丈夫是共济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安娜·许格（Anna Hueg）

    城镇的首席历史学家和作家阿道夫·许格（Adolf Hueg）的妻子。政治信仰偏向于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3岁。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温和派报纸）的记者，投票支持人民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海因里希·拉默”（“Heinrich Lamme”） 一家私营银行的副主管，投票支持民主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小商人（零售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之一。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市议会议员，县议会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伊娃·罗尔（Eva Röhrs） 右翼报纸《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主编的妻子。投票支持民族主义党派，她的丈夫是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8岁。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无特殊技能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通常是作为城市劳动力储备。左翼，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28岁。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1932—1945年任县长，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政府官员。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半熟练铁路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无神论者，1930年时31岁。国旗队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小郊区的领袖，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工人委员会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书店业主，纳粹党成员（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但是1933年之后不再着迷于纳粹）。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之前在南美洲做教师。知识分子。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iessmann）

    公务员，城市储蓄银行主管，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库尔特·蔡瑟”（Kurt Zeisser）

    印刷学徒，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13岁。

    二　表格

    注：*统计基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月度报告，以及Oberamtmann Nolte，“Ar-beit und Wirtschaft in Arbeitsamtbezirk Northeim, Bearbeitet in Arbeitsamt Northeim，1938/1939”（诺特海姆区就业办事处文件中的手抄本）。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报告。

    注：1933年7月14日除了纳粹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7月或8月的“民族主义党派”集会实际上都是钢盔团进行的。

    *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哥本哈根人民报》的报告。

    注：*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数字所代表的主题（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出现的频率。）：1—抚恤金（2）；2—基督教（2）；3—资本主义（3）；4—青年（4）；5—犹太人（4）；6—对外政策（4）；7—公务员和中产阶级（5）；8—军国主义（5）；9—共和国或“制度”（5）；10—一般经济学（6）；11—“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10）；12—纳粹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0）；13—不可归类的（12）；14—纯粹的盛会或娱乐（26）。

    *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本表格只列出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活动，实际上逮捕的人和搜查的房子更多。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正式声明，为“诺特海姆的纳粹地方小组正在发生糟糕的事情”这一断言辩护。

    由埃德蒙·芬茨拉夫（编号—）同志递交，1933年6月20日。

    1933年6月16日星期五，纳粹党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和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想要知道我使用“地方小组的糟糕事情”这一表述的原因。为了回应，我将以下声明递交省党部领袖。

    1.资金问题。关于党派资产，我指控地方小组领袖没有确保必要的廉洁和秩序。相反，在很多情况中，他试图进行妨碍。

    （1）就诺特海姆女性组织中的违法乱纪情况来说，迈耶同志作出如下声明：“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2）E同志和F同志去年12月检查选举活动支出、筹款的账簿时所要求看到的收据，还有成员申请表的收据等，都没有得到。（参见F同志递交给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报告。）

    （3）去年12月，许多同志在C同志家中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当着地方小组领袖的面进行投诉。他声称这些批评是有益的，要求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作。几周后，1933年1月1日，他密谋着驱逐那些同志。（证人：C同志和沃格同志。）

    （4）1933年1月，地方小组领袖号召组成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检查债务清偿方式。出席者包括施潘瑙斯同志、B同志、C同志、H同志、I同志和J同志。地方小组领袖因病没有出席，由其兄弟代表参加。委员会一致宣布除非提交债务清单、关于债务如何产生的解释说明和如何清偿的计划，否则他们不会着手做任何事情。委员会因而再未召集起来。就流产的委员会成员而言，他们想要积极协作的意愿可以通过与1933年3月5日选举相关的筹款和准备的礼品体现出来。

    （5）关于1932年6月、7月和8月延迟登记以及不正确的捐赠接受，参见我在1933年6月11日递交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6）为了清偿地方小组的债务，地方小组领袖将每月的会费提高了50芬尼，但是并没有经过地方小组的会议批准。鉴于资金乱用的情况，许多同志拒绝支付。

    （7）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中的每位同志特别捐赠至少10马克（见附函）。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8）在同样的条件下，新的申请者需要另外交入会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支付的话，无法加入国社党。

    （9）地方小组现在的财务主管K同志因在接管职位的时候拒绝证明手上有更多的现金而为人所知，他不想为前任的玩忽职守负责。我要求他为此事作证。

    2.肆无忌惮的方法选择。

    （1）1933年1月12日，地方小组领袖告诉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他被省党部领袖与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解职了。这并不是真的。（证人：E同志。）

    （2）1933年1月19日和1月28日有两次，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签字同意开除沃格同志、C同志、L女同志、M女同志和N女同志，尽管实际上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从没有进行审讯，而且地方小组领袖已经在1月12日宣布E同志被解职了。

    （3）不久之后，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席尔洛同志）签署据说是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其内容是将L女同志和M女同志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从未进行过审讯。席尔洛同志拒绝签署。

    （4）后来，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关于德林同志的案件文件必须递交给他。这遭到了拒绝。（证人：席尔洛同志。）（见下。）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同志们监视其他没有顺从他意愿的同志们，这一点存在严重的疑问。我要求市巡查员Q同志回答他是否被要求监视R同志。能肯定的是他没有失业，而这些市雇员们一直忍受着地方小组领袖的专制方法所带来的恐惧，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反对地方小组领袖，他们就会失业。（见下。）

    （6）在参议员选举时，市议员们反对选择乌德同志，因为他从事欺骗性的和非法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我要求由S同志作证），因此名声很差。地方小组领袖声称：“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议员们依旧拒绝按照地方小组领袖的意愿行事时，地方小组领袖声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证人：G同志。）

    （7）不久之后，地方小组对上面的证人市议员G同志说：“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就必须辞职。你一定很惊讶！我很快就会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针对你的文章。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会号召抵制你的酒吧，而沃格（议会议长）会被调到东普鲁士。”（沃格同志是教师。）（证人：G同志。）

    （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工业和贸易商会。我参考了T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3.地方小组领袖的虚伪。地方小组领袖在诺特海姆地区因虚伪而名声很糟糕。他自己曾经对沃格同志说：“什么是‘诺言’？我不承认任何诺言。”以下是例证：

    （1）见第1部分中的（1）、（2）和（3）。

    （2）见第2部分中的（1）、（2）和（3）。

    （3）1933年1月30日，他告诉M同志省党部领袖要求开除她。省党部领袖最了解这并不是真的。

    （4）几周前，德林同志声称地方小组领袖不止一次撒谎，而是很多次。他告诉了乌德同志，而乌德将此事告诉了地方小组领袖。于是，地方小组领袖找到德林同志，将这位年长他25岁的同志打倒在地。（见德林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至于我，地方小组领袖在6月16日说道：“我本不该只将德林打倒在地。我本该绕着市集广场用狗鞭抽打他。那些传播关于我的庸俗谣言的其他蠢猪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下一个就是施潘瑙斯。”

    （5）尽管迈耶同志一直保护着女性组织的领袖，但是他声称：“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他私下里对U同志说：“你是对的，迈耶夫人是有罪的。”

    （6）内在的虚伪至少是存在的，地方小组领袖在焚烧市售的“堕落文学作品”时，愤怒地反对犹太人，而他自己的姐妹就嫁给了艾恩贝克的一个犹太律师，地方小组领袖并没有停止和她的友好往来。

    4.地方小组领袖允许腐败和贪污。诺特海姆的市政机构包含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参议员，某人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纳粹党比红色分子更了解腐败和贪污。”

    （1）参议员们为自己投票通过了每月50马克的薪酬，而地方小组领袖之前宣称参议员和议员职位只是名誉上的。市议员们对此进行了抗议。（证人：C同志。）

    （2）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在皮具店工作的岳父拿到了“劳动服务”团体的制作靴子的合同。（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3）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拥有一间铁具用品店的兄弟拿到了城市啤酒厂制作啤酒玻璃瓶的合同，而他的兄弟很久之前就终止了玻璃器皿的生意。地方小组领袖下属的部门之一就是啤酒厂。（证人：沃格同志。）

    （4）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拿到了啤酒厂的园椅的订单，而铁器商V同志为这个订单提供了更低廉的报价。（证人：沃格同志。）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得到了城市的脚轮衣柜的订单，而他的兄弟并没有储存那些物料，城市里的其他同志却有储备。（证人：沃格同志。）

    （6）参议员乌德安排城市终止了和W同志签订的运送牛奶合同，虽然实际上和W同志的合同对城镇更有利。乌德的意图是自己拿到这一合同。

    5.地方小组领袖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1）吉尔曼同志已经入党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31年3月1日才变得活跃起来，而他一出现在成员们的集会上，立即承担了地方小组领袖的副手这一职务。一般的判断是他只是受到了雄心抱负的激励。证据包括去年他做出的声明：“如果我当不上地方小组领袖，我就会转向其他党派并且反对纳粹党，之后我会向省党部领袖提供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证人：沃格同志和Y同志。）有一种设想是，他的目标是成为市长。

    （2）吉尔曼同志只看到了领袖原则的权力，并没有看到责任。他想要进行独裁统治，将任何的批评都视为妨害或者阴谋。（证人：沃格同志和C同志。）他没有将能干的人视为同事，而仅仅视为工具。

    （3）由于啤酒厂参议员所拥有的权力，地方小组领袖开除了啤酒厂的25名市雇员，因为他们属于社会民主党，不过元首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或者国旗队队员并不是开除这些人的充分理由。地方行政长官反对这一行动。（证人：沃格同志。）6月16日，我向地方小组领袖提出这一行动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提供一个所有德国人的人民—社区。他回复称：“‘人民—社区’只是个漂亮的词汇而已。”他说更重要的是为常年守卫在街头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面包；用“人民—社区”这个词根本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昨晚的一场特殊集会上，地方小组领袖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有些群体想要将新采用的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到街道上。冲锋队领袖们应该向其队员们讲过这个事情，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被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管理。（证人：Z同志。）我发现这有点儿在煽动冲锋队来对抗他们的同志，而且将我的声明扭曲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
    我恭敬地请求省党部领袖调查这些指控，并且整顿诺特海姆。
    希特勒万岁！

    （签名）埃德蒙·芬茨拉夫
    编号、头衔等

  • 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3-7

    第三章 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以及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 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 较多的研究课题 人们从外交 政治 军事 文化 经济各个层面介入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从经济视角对冷战发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 相对于其他层面 经济冷战起源的 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 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 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 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 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展 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 引起关注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 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而苏联领导层却 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究其原因 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 济I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 以及西方 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这里 涉及诸多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借清算 用贷款 战后赔偿 歇尔计划等 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近年来开放的 国档案 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本章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 档案文献的披露 这一问题到60年代末渐渐被 在一个更加 出的地位 2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 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 3尽管如此 这里仍然存在 很多有争议的看法 苏联为何迟迟没有正 式提出贷款要求 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苏联未能如愿取得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 悬念确实存 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 到美国的承认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 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 政经分离 的态度 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 别是在1921 宁提出 经济政策 NEP 的主张以后 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 国内市场的出现 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 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 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 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 石油大亨阿曼德 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30年初 美国对 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 2 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苏联当然希望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 但横在美苏关系中障碍除了 识形态 还有一个债务问题 十月革命后 苏维埃政权不承认革命前 美国给俄国临时政府的贷款 又通过实行国有化没收了美国在苏俄的资 据美方估计 1933年这笔金额前者为2.99亿美元 其中政府贷 1.926 后者为3.367亿美元 总计超过6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认 算这笔债务是与苏联建交的前提 2 了与美国建交 苏联政府被 迫承认所欠债务 估计总额为3.45亿美元 加上15年的利息 可能超过 5亿美元 外交人民委员M. M.利瓦伊诺夫最初建议以此为基础与美方谈判。后来苏方经过仔细“计算”，认为所欠美国的债务不超过1.6亿美元。

     出于政治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愿因债务问题影响美苏建交进 在谈判中 他与利瓦伊诺夫达成 君子协 务问题可以留待建交 后解决 方案是苏联只需支付0.75-1.5亿美元的债款 谈话结束的第二天，即1933年11月17日，美国宣布恢复与俄国的邦交。罗斯福还 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 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 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 然而 在后续的债务谈判中 美国国务院始终把 苏联欠债作为 种杠杆 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的让步 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 苏联则坚持 国必须提供新的贷款 2亿美 而其中的部分资金可作为苏联的还 认定7500 美元 2 美苏贷款和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再加上 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 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 1934 1月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8011 Act 禁止私人或机构 向欠债国提供贷款 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 3实际上 战前苏 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私人贷款是1933 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 购买美国棉花 利息5% 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 美苏关 系急速升温 战争期间 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 1941 3月美国通过了 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 授权总统向 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 出售 转让 租用 借用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 务用品 据此 美国向英国 苏联 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 事和其他物资援助 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 5美苏贸易由 此大幅提升 1935年至1939年间 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 2% 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 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 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 1941 11 4 斯大林致电罗斯福 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 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 苏联政府不胜感激 并将其视为 对苏联的最大支持 受苏联政府委托 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 务的条件完全赞同 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 之后开始偿还 并在 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 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 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 11 6日获悉了斯大 信函的内容后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 米柯打电话说 ，“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 ( 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1.23 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 3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 31.9 美元增 加到153.4亿美元 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168亿美元 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200.8亿美元 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 4在这个基础上 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 其主要内容为 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 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国际规则 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 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 个自由贸易的 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 济环境 户开放 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 并会使各国保持稳 和平和民主 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 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 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 2为此 美国极力 倡导国际经济合作 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 早在1941 8 14 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起早的 大西洋宪章 除了强调放弃以使 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并建立一个 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 全体系 还提出希望 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 实现 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 3 1943 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卿е 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 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 建工作 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 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 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 创建国际贷款机构 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 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议 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 生产与贸易的措施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以及 在资源开发 航运 空运 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 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 个领域 应予以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 1944 11 24 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 这个 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 事供给体系 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 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 应该延续 并应变得更加牢固 21945 2 12 罗斯福在要求国会 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 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 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 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 罗斯福还指出 在经济领域 各国的 旨和利益是统一的 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所需要的 互相符合的 扩大生产 就业 交换和消费换言之 就是生产更多 的商品 提供更多的就业 行更多的贸易 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 然而 美国人也明白 在考虑新的世界 经济秩序的时候 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 是对各种自成体系 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 里即针对英国 也包括 苏联 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 12 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 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 同一世界 的自由 贸易必须取消关税 配额 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 关于苏联 艾奇逊 指出 美国必须制定 公平的贸易规则 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 经济问题 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 也是 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早在1941 12 26 副外交 人民委员8. A.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一 经济委员会 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到损失 以便确定战败国如 何在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1联共 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 斯基的建议 并与1942 1 28日做出决议 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 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 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 及有关计划和方案 其中包括 后经济安排的设想 业和农业原料 产地的再分配计划 成立关税联盟 消灭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立货币集团的方案 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 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 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 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战时 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在其逗留的10天里 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

     10 16 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 斯大林 对美国的产品 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示出极大兴趣 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 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 商谈和平时期两国贸易计划的建议 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 一问题 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 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 绝不会只是 象征性地 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 一份关于 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 的长篇报告 其中讲述了他对处 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 迈斯基指出 战后 际政治领域中 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 国和英国手中 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 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 美国是 有活力的帝国 主义国 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 美国 的这种 扩张 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 而英国将力图用和 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 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 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 相反 美国 希望苏联至 少保持中立 至于英国 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 当越来越向苏联靠 因此 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 论从战 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 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 苏联都希望同美国 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 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 到经济关系 迈斯基认为 美英 这两个大国在未来 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 而特别重要的是 它们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 分重要的来源 所以 苏联必须立即 手与美英进行会谈 要求美英 别是美国 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 保证在战后5 — 10年的时间 通过租借法 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 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 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道 深入 所提措施也很到位 对此 斯大林 心知肚明 1944 3 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 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到 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 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 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 6月美国商会会长E.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 并同他进行了 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 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 并说苏联所有大型 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说 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 是工业设备和机械 而不是消费品 不过 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 产消费品 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 除非为了进口 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 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 苏联可以 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 最后 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 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 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 经济协议的实施 约翰斯顿表示 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 无论如 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 并使苏联得到长期 贷款 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 斯大林态度 蔼可亲 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 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 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 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 正是在这样气氛中 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 接物质损失 7000-8000亿卢布 约合1320-1500亿美元 ，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 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 。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事务办公室主任科拉多1945 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 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 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 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 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 建最的重要条件和前提 1943 7 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建议 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 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 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 款的问题 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 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基金将 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 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 长期信贷银行 I对此 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 无论是美国提出 的稳定基金组织 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 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 都是有限的 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 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 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 米高扬也指出 这两个组织都具有贷款利率较低 1% 的价格优 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 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含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 1943 11 5 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 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 主要 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 这一话题表示出极大兴趣 他说 苏联对重建铁 路系统 冶金厂 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米高扬还提出 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 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 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 价值3亿美元的 额外订单是不够的 哈里曼解释说 从法律上讲 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 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 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 向于对该法案做出 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 哈里曼提出 或许可 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 供贷款和财政援助 的问题 对此 米高扬 回答说 对比英国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 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 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 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 货物价格 3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 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 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 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 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 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 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 在此之前 需要 心的是 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 毕竟当时租借 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 入总计2980亿卢布 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 10.4% 2或许正 出于这种考虑 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 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 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 在一次与罗 斯福的会谈中 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 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仅限于战争时期 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 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 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 重建问题 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 1943 12 7 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 草案指出 美国 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 才能得 到苏联为恢复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 在对复兴开发银行 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 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 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 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 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 长期贷款 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 指复兴开发银行 引者 2 12 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莫洛托夫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 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 哈里曼表示 租借法案 美国政府 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 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 具体说就是 1 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 以购 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 2 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 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 3 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 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 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 通过他的 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 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 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 贷款数额及其条件 第一期10亿美元 利息0.5% 期限25 从第16 年开始 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 4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 与战前 苏联从德国 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 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 5 年利高（5.5%-6%）——相比 米高扬的要价的 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不是条件而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 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 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 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 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 与苏联的谈判 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 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 国务 院的初步考虑是 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 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 易的贷款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安排 因此 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 使馆只能泛泛而谈 1所谓 律限制 首先是指1934 1月美国 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其中规定 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 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在1933 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 双方未能就债 务问题 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 收的美国资产 达成协议 其次是2 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 统已 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 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 联战后重建的愿望 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 确信息 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法律限制的问 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 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 额问题 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由于美方的积极性不高 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 却呈 现出一种混乱局面 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 在苏联内部 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 遭到了国家计委主 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 3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 财政部长H.摩根索 向亲苏 他全力支持为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 美元 甚至同意取消利息 商务部负责官员e罗普斯也认为 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 但国务院和对外经济 管理局则完全拒绝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1 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 反对意见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 场争论甚至在媒体上 映出来 一些报刊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 2在这种情况下 美苏 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 而是进入了 眠状 3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 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进入1945 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 1 摩根索致 函罗斯福说 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 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 供全面援助 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 而是一种对美 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 摩根索还说 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 解到 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 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 苏联却 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 额度60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 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 折扣 莫洛托夫强调 苏联政府非常希望 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 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 一方案的提出 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 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 1哈里曼后来回忆说 这是 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 照会 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 2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 姿态提出问题 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3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 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 资本过剩和大量失 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 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 贷款要求 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作出官方响应 对于苏联照会 哈里曼 首先提出 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 完全置之不理 但他 觉到一种暗 即美苏 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 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 国愿意合作 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 重大的重建问题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 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 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 这一切 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为此 国政府应保留 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 便保留政治优势 5国务院在向总统转 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 (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 (2 )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 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 摩根索于I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 甚至比苏联方案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 2% !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 而且这样做将为美 国在战后提供6000 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 反对 理由是 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 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 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 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 苏联的偿还能力存 在问题 2商务部的看法与此大体相同 只是口气缓和一些 3罗斯福本人非 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 也表示出对贷款问题的 浓厚兴 4不过 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解 决之前 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 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 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 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 目前 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 7 1日至1946 6 30日的第五个租借 协议作出陈述 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 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 要求 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 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 不间断的物 5至于战后贷款问题 正如加迪斯指出的 罗斯福也倾向 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 外交工具 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 人不同的是 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 6所以 罗斯 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 1 27 美国对苏联的照会作出了正式答复 关于莫洛 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 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 的方式和方法 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 在这 步骤完成之前 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 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 本政府对此深信 不疑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 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 发给我们 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 就目前而言 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 莫洛托夫只是在2 5 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 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 斯退丁 纽斯回答说 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 3斯大林在雅 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 只是在2 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 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租借物资卖给苏联 总统说 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 些修改 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 信贷方式进行转移 斯大林马上赞扬说 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 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4 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 斯大林再次 高度评价说，「 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显然 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 因而专 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 当然 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 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 斯大林或许 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 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 问题的讨论 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 1944 12 米高扬 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 2.38 美元 的瑞典贷款 其理由就是条件不 3.5%的利率 25%用现金支付等 2 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 3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不是莫斯科认为战后贷款问题不重要 恰恰相反 正因为这个问题对苏 联来讲太过重要 所以必须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在最高层进行讨论 只要 有罗斯福在 斯大林相信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斯大林知道需要给罗斯 福留出时间去解决美国国内的法律问题 但他不知道的是 罗斯福已经时日无多。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 尔塔会 议刚结束 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 要求美国马 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 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 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 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 贸易法 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 垒的国际协议 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 4然而 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 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 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 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 无论如何 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 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 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 事实是 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 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 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哈里 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 其对苏联的认知和主张都属 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 据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说 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 应该 先让这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 国再施以援手 1另一方面 欧洲战事临近结束 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 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 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 反苏情绪迅速蔓延 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 2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 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 1945 4 23 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他回忆的那样粗鲁 无礼 确是强硬和冷漠的 在波兰临时政府组建问题发生争论时 莫洛托夫一 再重申苏联愿意合作 杜鲁门就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只要苏联政府严格履行雅尔塔协议就没有问题 35 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 立即停止 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确属经验不足 没考虑对日作 也非刻意针对苏 国接到了同样的通 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 I 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其下意识中对苏联不满的情绪 无论如何 对日作战结束以后 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 美国对苏联的租 借贷款走到了尽头 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没有取的任何进展。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 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 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 4 11 哈里曼建议 该尽一切努 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 尽快 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 必须表 种合作 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 24 19 务院财政和发展政策办公室 OFDP 任科拉多建议 政治 条件 有利的前提下 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 的谈判 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 考虑将来部分 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 35 9 斯退丁纽斯提交 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 于苏联 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 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 力推进 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 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

    在6 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驻苏代办w 奇通知并再次 强调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 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 美国政府正在 考虑战后贷款问题 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 1945 7 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 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 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议中 3-0条款1达成一项贷款协议 其中的10 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 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 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 —33 美元) 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 美元 2 出口银行法 经众议 院和参议院通过后 1945 7 31日开始实施 3这样 限制向苏联 贷款的法律障碍之一(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 经消除 而采用租借 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 但与此同时 美国越来越倾向对贷 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 正如新任国务卿上贝尔纳斯所说 美国政府已 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计划与 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 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 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 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 5由于史料不足 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 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 6不过 哈里曼还是在8 9日通知苏联政 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 7于是 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L.G.登科正式提出 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4 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 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10 亿美元的信贷 期限30 从第9年末开始还贷 年利率2.375% 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10% 折扣 1显然 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 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 然而 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 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 9 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 表团和参议员佩珀访问苏联 关于贷款问题 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 如要求苏联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 从东欧撤出其 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9月14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 斯大林抱怨说 苏联曾提出60亿美元 的贷款要求 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 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 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 助项目 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 肉类 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 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在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 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 议员佩珀在9 21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 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 来的巨大损失 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 批评 的声音 为苏联 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 珀还特意提到 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 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 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 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 尽管苏联一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 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 根据俄国档案 10 15日美苏签订 了一项协议 管道协议 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 用于支 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 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 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

    此后 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 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 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 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 的前提条件有六点 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 苏联应该 全面 和坦率地披露 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 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 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 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 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 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 此外 还提到许多与 门户开放 有关的事项 3 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 联提供贷款的闸门 贝尔纳斯承认 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 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 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 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4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 11 15日迈 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警告说 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手段”。

    当然 与此同时 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 副国务卿艾奇逊认 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 商务部长华莱士指出 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作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美苏友 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则呼吁 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 和平 意图 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I 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 到目 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 助长了苏联 取单边行动的倾向 甚至还可能促成 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 贪婪政策 2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 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 大林在1946 1 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 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 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 团访苏 1945 9 时提出的条件 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

    除了政治要求 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促使苏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签署了协议书 是到1945年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 联并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 4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 际金融贸易体系 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 于是 美国决定对苏联放 宽期限 并于1946 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 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 国务院认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 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 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 5此外 上所述 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 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 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 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 并在 2 21日提出 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 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

    1946 3 15 苏联在覆照中提出 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 论如下问题 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 贸易和通航条约 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 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 苏联政府认为 将任何其他问题与 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 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 苏联 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 24 10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史密斯拜 会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时提到 苏联会得到贷款 但需要 种条件 34月 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 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 但同 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 谈判应于5 15日在华盛顿举 照会还表示 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 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 的机会加入该机构 4然而 会谈尚未开始 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 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 为他用的问题 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了 这次是否会有 结果是令人怀疑的 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 东欧和满洲等一系 列问题上做出让步 5此后不久 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 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 当诺维科夫询问时 美方解释说 进出口 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 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的额度。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5 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 苏联政府准 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 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 也准 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 2然而 此时苏联内部又出了问题 据米高 扬回忆 苏联5 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 也没有在政治局会 议上讨论 而只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 3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 批评 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45 23 米高扬 维辛斯基 等人根据5 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 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 主要内容如下 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 4个问题 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 其他问题 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 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 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再行讨论 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 苏联政府 接受美国的提议 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 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 和清算的协议 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 5.在促进国际 贸易的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 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 贸易的垄断相矛盾 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 可以听取美方对其 他问题的陈述 告知将对此进行研究 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 并签署了贷款协议 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 也愿意成为联合国 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 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 准备的 但是 尽管斯大林认为5 17 的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 的重大让步 美国并未接受苏方的建议 6 13 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 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同时进行 其他问题 的谈判 并再次重申 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 题表达意见 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 1对此 7 9 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 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没有什 么变化 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 2但是 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 提交这个答复照会 7 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 否根本 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 这一问题时 杜鲁门痛快而简捷 地答到 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岬月下旬 纽约时报 连续 开报道 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 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 从未超过 初步阶段。

    从此以后 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5 但美苏之间关于战后重 建的贷款问题再也没有进行讨论 实际上 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几点结论和思考

    大体说来 战后苏联获取国外 其实主要是美国 贷款有三个渠 其一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这里的好处是利息低 1% 前提是申请者必须是成员国 由于苏联最后未加入布雷顿森林 体系 这条渠道自己放弃了 其二 借贷款 里的各种条件都比较 优惠 故而是苏联一直努力争取的方式 但只因限于战争期间 成果不 其三 信用贷款 这是苏联 也是各国 争取战后重建资金的主要 方式 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 且具体条件 主要是利率 年限和 商品价格 需要双方谈判确定 当苏联意识到信用贷款是获取国外资金 的主要渠道时 美苏关系已开始恶化 双方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

    从战争结束到1947 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 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 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 比之下 英国 1945 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 国谈判 很艰苦 结果 得到37.5亿美元的贷款 利息2% 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 实际为1.63% 此外作为租借 收尾 计划追加的贷款 还有6.5亿美 1得到美国贷款 美元 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 19 意大利 5.13 丹麦 2.72 波兰 2.25 希腊 1.61亿 2除希腊外 款额度都比苏联多 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 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 得多 1947 6 30 中国政府仅获取租借贷款就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美元的信用贷款 I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从本文对历史过程 梳理可以看出：
    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 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 包括经济合 充满热情和希望 尽管苏联有些疑虑 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 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 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 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 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 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白宫易主和战争后期 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抬头 成为苏联获取美国贷款的主要障碍。
    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 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 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 对这一点 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 有共识 但是 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 期待美国战后爆 发经济危机 以此为自己谋取最佳贷款条件 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 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 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 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但如果斯大 林主动提出 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 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 个国家的 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 美国 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 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 唯独苏联除外 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 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 义情绪蔓延 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 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 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 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 而主张 政经分离 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 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方面 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 否则美 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 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 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 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 世界经济的现实 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而这种体 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事实上 苏联只要 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 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 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 的严重性 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 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由此形成僵局 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 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 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 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如此看来 经济摩 擦和纠葛是冷战发生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应该看到 国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其根本原因是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战略认知 陷入了误区。

    第四章 冷战前奏：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何时开始的 或者说 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是何时形成 这是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长期争辩的问题 20年前笔 者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并提出从概念上界定冷战开启的两个标志 即对抗的双方 而不是任一单方 经出台比较完整的冷战政策 在这 政策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政治集团 由此判 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 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表明 美苏双方的对抗战略已经出台 两极格 局初步形成 1947 3月至9 是冷战开始的过程。

    不过 1946年春夏美苏关系的确呈现出一种 剑拔弩张 的状态。2月9日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激起美英社会舆论译然 2 22日凯南从莫 斯科发回的 长电 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热烈反响 3 5日丘吉尔在富 顿发表 演说 遭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本人的全面反击和严厉 斥责 一时间 苏联与英美相互指责和攻击 国际形势极为紧张 似乎 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2很多历史研究者对此做出判断:有人认为斯大林进行 战动 有人认为凯南启动了冷战 更多的人认为丘吉 尔发出了 战宣 总之 在很多学者看来 冷战在1946 春天便已经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判定冷战爆发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坚持冷战形成界定的两个标准 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1946 年初苏联 美国和英国的这三次举动的个人目的是什么 实际结果又如 它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冷战已经形成 那么应如 何判定美苏双方此时的政策目标 如果说冷战尚未形成 那么这些举动 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的问题是 在此时刻美苏两 国决策层如何认定对方的战略和政策 如何决定己方的外交目标和行为 走向。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不能说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没有缺陷 更不能否定美 苏之间在战时就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但是总体来讲 罗斯福总统掌管白 宫期间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 主张对苏友好合作的倾向始终占据美国 治的主导地位 在罗斯福眼中 美苏关系甚至重于英美关系 道理很 简单 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是苏联 惟其如此 华沙起 问题上 美国才劝导和压服英国容忍了苏联红军 袖手旁观 的行为，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 罗斯福才站在斯大林一边化解了苏 英之间的激烈争执 I随 战争走向胜利 联与英美之间的猜忌不断加 如战俘处理问题 情报交换问题 场使用问题等 最典型 最严重的莫过于“伯尔尼事件”——英美军方代表在瑞士与德国代表谈判意大利北部战场德军投降事宜 苏联怀疑西方盟国阴谋与纳粹单独媾和 以加强欧洲东部战场对苏军的压力 直到罗斯福亲自出面反复解释和保 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4月11日，伯尔尼事件划上了句号 尽管 如此 罗斯福处理的美苏关系中这最后一件麻烦事 使他对未来盟国团结合作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于开始动摇的美苏关系不啻雪上加 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迅速右转的重大因素 民主党 长期执政早已引起共和党的忌恨 罗斯福政府的亲苏政策在国会两院也 一直有人质疑 是战争需要白宫有一个强势掌舵人 战争进入尾 国右翼政治势力和反苏反共倾向日益抬头 罗斯福在参加其第四 次竞选美国总统时 放弃比他更加左倾的华莱士 而选择民主党右翼代 表杜鲁门做搭档 已经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改变的苗头 杜鲁门入主白 宫后不久 量更换主要政府官员 渐改变罗斯福的政策 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往往过度甚至错误地理解和认知苏联的战略意图 这种情况下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爆发出来 但其结果显示 美苏关系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 1945 5 9 美国在没有任何预告 的情况下突然对苏联采取了中止租借援助的举措 甚至召回已在途中的 运输船只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美国的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时 而造成 混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但白宫无视罗斯福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丝毫不顾及盟国感情和尊严的处事方式 严重刺 激和伤害了斯大林 苏联对美国新政府战后对苏政策的怀疑和担忧由此 而生 然而 杜鲁门马上采取补救措施 紧急派遣已病入膏肓的前罗斯 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解释和道歉 结果是 不仅租借援助在对日作战中继续进行 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不久 10 15 美苏签署 管道 协议 以租借贷款方式解决了对苏租借剩余物资 的生产和运输问题 1租借是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石 现在似乎也可以成为战 后美苏和平相处的起点。

    杜鲁门政府对原子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大大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 信任感 作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 对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一非常敏感的 消息 美国费尽心机 既要让苏联人知道情 又不想让他们感到是在 施加压力 但斯大林对此 非常敏感 特别是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这 一重大的军事举措 美国事先竟未对苏联透露半点风声 原子弹是威力 空前的毁灭性武器 当苏联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 并通过获取 势力范围建立起 纵深防御 从而摆脱了 孤岛意识 美国这种 原子外交 的做法无异于暗中向苏联表明 其刚刚取得的战略优势在原 子弹面前将荡然无存 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正确地指出的 原子弹对苏联是一种 心理 压力 使他们 恢覆了以往的危机感 I英国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F•罗伯茨也认为 原子弹的阴影使我们 指西方与苏 引者 的关系变得暗淡了 2为了安抚苏联 美国在1945年底的 莫斯科会议期间呼吁国际原子能合作 否认美国 利用原子弹作为对任 何国家的外交或军事威胁 的传言 苏联则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同意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突出地表现出美苏战后在远东地区矛盾和分 在斯大林看来 尔塔密约确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北纬三十八度线 北的势力范围 这不仅包括外蒙古 中国东北和千岛 而且应该 扩展到日本本土 因此 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 半岛的受降区域时 斯大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尽管此时苏军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汉城 但同时 苏联提出三八线应向东延伸 允许苏军在日 本本土北海道登陆 却遭到美国拒绝 4杜鲁门此时已下定决心 对日本 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 不允许再出现分区占领的情况 日本的 管制当然也决不能让苏联染指 苏联在1945 9 伦敦外长会议上建议 成立由四大国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 美国坚决反对 6会后双方反复讨 没有结果 7直到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才决定成立由十几个国家 组成的远东委员会 负责有关日本投降书中涉及事务的政策和原则的制定 委员会不得干预在日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调整 尊重美国在日本 的现有管制机制 同时成立一个由美国成员担任总司令的盟国委员会 而总司令是盟国唯一能在日本行使行政权力的人 I苏联虽有发言权 但实 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管制之外 斯大林对此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与日本相比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斯大林更重视东欧和巴尔干 但就是在这个西方认可的势力范围内 美苏关系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并 不否认由苏联 东欧 但是雅尔塔会议公布的 关于被解放的欧 洲的宣言 在谈到欧洲秩序的确立时 强调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的 政府 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原则 也的确在东欧各国建立了 合政府 不过前提是该政府必须是亲苏的和苏联能够控制的 杜鲁门政府则要求 东欧和巴尔干成为 放的领域 以此为借口迟迟不承认在苏军占领 下成立的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政府 波茨坦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敦会议吵得更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甚至以退出外长会议相要挟 直到 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 双方才各让一步 达成妥协 美国同意与罗马 尼亚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 苏联同意与意大利签订和约 并放弃在日本问题上的争论 2苏联于1945 11月出人意料地接受美国提 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占领军 3这一举动说明 必要时 即使在东 欧问题 斯大林也会审时度势做出让步的姿态。

     如果以为苏联在安全问题上凭借军事占领的优势而态度强硬，但在经济问题上因有求于美国就会轻易让步 那就错了 I受到美国法律的 限制 苏联为战后重建向美国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在战时只能通过租借 贷款的方式来满足 战争刚一结束 里曼就通知苏联政府 国进出 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信用贷款 然而 尽管财政部长摩根索坚持对苏 贷款应给予优惠条件 而苏联也已经基本接受此前谈判时美方提出的标 国还是提出了新的贷款条件 将东欧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作为对 苏信用贷款的政治前提 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绝不考虑那些 性的 条件 1946年初 美苏贷款谈判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艰难地开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是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双方都 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 而美苏各自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态度则更加宽 苏联在苏占区采取单边行动 肆无忌惮地抢夺 战利品 起美国 烈不满 美国坚持并强行将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迁至柏林 也遭到苏 联的反对 但是美苏双方都不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撕破脸皮 1946 1 在苏方谈判代表和专家组的坚持下 斯科同意在德国战后工业水 平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标准上做出让步 对德统一赔偿计划 为了战后世界的稳定 和平 发展 大国领袖们设计了安全和经济 两个运作系统 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最初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 国际安全组织虽也

     始了 2 的制定露出一线曙光

     遇到阻力 最后经大国之间的妥协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 I国际经济组织的 情况就不一样了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署了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 这令美国人兴奋不已 后美苏分歧的扩大 特别是苏联在经济理论上陷入误区 对计划经济体 制盲目自信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莫斯科宣布暂不加入世 界经济组织 对此 虽然艾奇逊和国务院很多经济顾问还主张给予苏联 经济帮助 以促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立场的出发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 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 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 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所妥协 和让步 因此才有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 3然而 1946年初的两 篇公开讲话和一封秘密电报 使得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

    点感到困惑 不解和怀疑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1946 2 9 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在这篇公开的讲话中 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 重点是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战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 林指出 战争的胜利表明 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 会制度 优越 更稳 更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维埃国 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 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 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斯大林特别强调 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和 绝对必需的物质条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 其特点和 优点就是在 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 的基础上 迅速地聚集资 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 没有重工业 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 没有重 工业 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这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谈到苏联即将来临的新的五年计划时 演说虽然也提了一句 除配 给制 扩大日用品生产 但重点和落脚点还在发展重工业 大概用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生产5000万吨生铁 6000万吨钢 5亿吨煤 6000 万吨石油 有这样 苏联才 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里的 意外事件 然指的是演说开篇所讲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今 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 于发展的不平稳和不平衡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斯大林的讲话——至少其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华盛顿感到震 美国官员普遍认为 斯大林在宣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为敌的苏联 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H• F•马修斯称其为 战后 苏联政策最重要 最权威的指南 并且 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及 其追随者的圣 这个讲话应该 国务院内部供所有人传阅 2国务 院东欧事务司司长Е杜布罗在致国务卿等人的备忘录中指出 讲话是一个“新方针”，也是 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 作为一种宣言 斯大林 表示苏联将维持庞大军备 立起强大的战争潜力 以确保能够应对任 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I副国务卿艾奇逊则认为 斯大林 在把苏联的外 交政策引往一个不祥的方 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和西方的 战的开始 2最高法院大法官0.道格拉斯的说法更加耸人听闻：“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鉴于前文所述战后美苏关系出现的恶化趋势 美国官员们敏感地认 为斯大林的讲话是在宣布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针 这是可以理 解的 但是 这些美国政治精英都过度和错误解读了斯大林演说的本意 4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说的实质内容 不仅需要了解苏联的对外关 更需要搞清楚战后苏联的国内状况 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和西方 的担心所在 其实 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苏美关系恶化 或许正是为了 避免引起误会 讲话在开篇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战争这一马 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时 大林话锋一转 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 而且特别强调 它一开始就带 反法西斯战争 解放战争的性质 联的参加只是 加强了 这种 性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 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 起了决定的作用 5显然 大林在此有意

     突出了苏联与英美的合作和同盟关系 那么 为什么演说最后又要强调 警惕和防备 国主义战争 就需要看看苏联国内在战后发生了 什么情况 毕竟 斯大林讲话的对像是苏联民众 年的残酷战争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是战时合作关 系允许美国电影 书籍 杂志 广播乃至爵士乐和可口可乐大量涌入苏 联I 一方面是几百万苏联士兵 带枪的工人和农民 开进东欧和巴尔干各 2 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 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以外的真 实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3这种 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 西方 别是美国 文化在战时进入苏联 官方的政策略显矛盾 而年轻人则受到很大影响 4那些从中东欧回来的士兵 很自然地将这些 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国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 于是 关于 文明比较优越的情绪 连同战利品 缴获来的科技设备以及简直是抢劫 这种亲西方的情绪在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 戏剧 来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国传播开来。

    图佐夫元帅 的作者 战地记者1 V.索洛维约夫说 们在经济方面 星报 报社记者P• A.巴甫连科认为 有同盟国我们不可能将德国 人赶出俄罗斯 我们的命运最后取决于我们盟友的意志 行为和善 诗人N.阿谢夫在其作品 胜利的火焰 中则表达了对大西洋宪章 美国 民主秩序 各种自由 的崇拜和向往 并设想保持 久的 美国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美国士兵和在苏工作人员的感受 俄国人 美国特别感兴趣 俄国妇女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期待 看美国的时尚 杂志 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俄国士兵 终感兴趣 的话题 他们 经常 为这方面情况而争执不休 美国驻苏使馆官员也认为 在俄国 众中 普遍可以看到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挚好感和赞叹 2 里曼大使直到1945 11月其任期结束时仍然相信 国人对任何与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 第二 求民主 自由和公开性 这主要反映在知识阶层 一个封闭的房间突然打开了门窗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 和自由的空气 战后的苏联正是如此 只是那些教授 作家和记者说 的比较直白 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宫呈交的一份公众情绪报告中 刚解放的哈尔科夫的一位大学教授断言 在进行的变革必须进一步走 向国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 / 旗帜 杂志主编V.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作 家代表大会呼吁 斯大林宪法应该解决 我们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

    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3 联盟

    处于灾难性的境地 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早就走投无路了

    1943 7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下言论作为 动政治情绪 表现 如诗人1. P•乌特金 现在我们充满希望 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 自由民主的俄罗斯 没有同盟者我们是不能够拯救俄罗斯的 我们国家 好的宪法 最差的制度 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青年近 杂志编辑8. A.萨福诺夫 希望 后各种自由将会来临 1944 10月底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V. N.梅尔库洛夫报告了很多作 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由化 言论 如m. M.左琴科 创作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听从命令完成任务 在某种压 力下从事写作 k1.楚科夫斯基：「 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活力 最终走向灭亡 №e维尔塔 于书刊检查机关来讲 现在 1945年底开始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人们提出了许多让党和 政府头疼的问题 们的宪法是最民主的 为什么不允许工人从一个企 业自由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里 维埃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 但这 里是一党专政 而在其他国家却存在 许多党派 这是为什 东正 教最高会议能否推荐自己的代表候选人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 这是否 触犯了民主制 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坦言 我们俄罗斯 只有克 伦斯基时代才有自由的选举 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政权和共产党

    我们将轻松地生活和呼吸 2 作家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3 2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论自由问题 我们战斗了 我们斗争了 请给我们言论自由 1 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在政府专横的条件下 俄罗斯文学会渐渐失去 员的 因为人们生活得非常不好 什么也没有 布尔什维克分子使国家 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I 第三 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俄国典故 如俄国学者所言 因为胜利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 一个人都真城地感谢斯大林同志 感谢他的英明领导 然而 苏联人民 可以 谅斯大林的一切 但是 也不能重复过去的战前而非战时的 几百万穿 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走出国境 到了柏林 维也纳 布拉格 布达佩斯 他们看到 即使经过几年战争破坏和法西斯德国占 领之后 那里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过苏联 不仅在东普鲁士 而且在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农家的地窖里都挂 整块火腿 还有香肠和奶 而身处 会主义优越制度 下的苏联人民 早已不记得这些东西 3在战后被遣送回国的苏联公民被认为是农民中产生反集体农庄情绪 的另一渠道 这些被遣送回国者和前线战士一样 了解组织农业生活和 劳动的另外一种体系 一位从立陶宛被遣送回来的妇女对自己的邻居说: 陶宛所有的农民都过得很好 最穷的农民平均也有三四头牛羊 两匹 在立陶宛没有集体农庄 农民是自己的主人 而现在回到家 战争后期 有关集体农庄即将解散 必须解散的说法在苏联农村普 血腥现实了

    能为集体农庄干活 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4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57 遍流传 甚至传言这一措施 根据丘吉尔和杜鲁门的要求以及斯大林 同志的许诺 而实施 1联共 中央组织部1945 7月的调查表明 家都在期待军队复员回家 解散集体农庄 些地区甚至要求分掉 集体农庄的财产 2联共 中央农业部关于库尔斯克州的调查报告则显 由于集体农庄将被解散的谣言流传 有集体农庄土地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 将国家土地变为私人宅旁园地 样的农户在有的地区竟高达 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是导致这种看法出现的重要原因 甚至 许多党员和干部都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产生了动摇 种新的 观念 罗斯福式 过改造而生成的 资本主义是更具生命力 和爱好和平的制度 已渗透到了苏联权威学术刊物之中 4甚至有老布尔什 维克从党的立场出发 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要求在苏联实行 真正的民 主制度 因为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 联人民是成熟和 大的 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 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 第四 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 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 和水平 德国投降后 奔萨州酒精厂原料部主任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后苏联生活将发生根本变化 应该彻底改变经济结构 因为苏维埃政权 27年来 什么也没看到 这样下去不行。」苏联工人普遍 烈要求取消 两班制 恢复三班制 恢复休息日 11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到8

     58% 3 的道路

    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 工人们对战争已经结束仍然不能按照发放工资 十分不满 我们期待 胜利 并认为我们最终会按时收到工资 但结果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5 9 19日报告 对鄂木斯克市工厂工 人私人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发现 135封信中对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抱 没有过冬的棉衣 下班后没有替换的衣服 报酬很低 什么 票证也没发 所有人都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有成批的工人 大约400 离工厂 尽管抓回后将受到审判 类似的情况在联共 中央 联共 中央组织指导工作部11 28日的报告承认 大量的事 实表明 工人 教师 医生和农民日常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 能令人 满意 工资被拖欠 棉布 服装 鞋子短缺 食品供应还不如战争时 配给票证中的份额很低 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 他们发出呼喊 为什么 常生活状况没有随 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呢 为什么面包 的供应经常被中断 为什么要排长队购买面包 年是否能够取消票 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联共 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到的问 题有：「 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很苦 将如何发展轻工业 尤其是纺 英美与苏联的战争是否很快就会爆发 我们的军队要在德国呆多久？”

    关于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综合报告 10 15 中也比比皆是 3 织工业呢?J Г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力量呢 证制度 么时候才能够在商店里进行自由贸易 4 却不是这样 现在的生活很困难

    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 而我们的物质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I据 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 这些不满情绪在很多地区已经发展为犯罪行为 战后的苏联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公认的政治和军事强国 但在国内 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正在或者已 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 俄国历史上的 二月党人 事件 是否会在战后的苏联重演 3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和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 是他们绕不过去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在于 苏联领导人没有顺应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如何吐故纳新 对原有体制 政策的弊端进 行必要的改革 而是因循守旧 试图回到战前 并且把一切 罪恶 源泉归结于西方 主要是美国 的外来影响 于是 一场针对西方的意 识形态斗争便悄悄开始了 早在1943 12 2 联共 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 关于监 察文艺杂志 的决议 要求在内部对各种文艺杂志进行监管 1944 7 26 联共 中央组织部又作出了 关闭苏联作家文学院的决 41945年5 22 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 强意识形态斗争 5战争刚刚结束 布尔什维克 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就 指出 联人民正在继续完成一项实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逐步地

    出现了大量反动传单和反动言论 甚至有暴力事件发生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任务 1 9 29 联共 中央 通过了 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工作 的决议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 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苏联境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状况 并向中央提交 关于苏联在境外国家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安排的决议草案 2尽管这些指 示和决议都是在内部传达的 但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悄悄开 美国使馆在1944年夏天就意识到 美国电影已经很难进入苏联的 影剧院了 31945年9 15日凯南报告说 联已经 恢复了战前的宣传 风格 4 在这方面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很有意思 也颇具代表性 1945 11月上旬 苏联报刊登载了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 其中不乏对斯 大林的赞美之词 12月初 西方报纸又刊出消息 在西方记者的集体投 诉后 苏联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制度显得宽松了 在南方休养的斯大林 知这些情况后 连续给负责此项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 员发来电报 严厉指责莫洛托夫 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奴性 试图 个人权力来改变我们的外交路线 夺了权力 讽刺说 也许 允许西方的 蚁和诽谤 是他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5作为这一事 件的结果 1946 2 25 联共 中央发出指令 收回外交人民 委员部对驻苏外国记者发出的信息的审查权和控制权 将其转给专门的

    保密委员会 1 斯大林对他在战时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严厉的指责和羞辱 难说其中没有 功高盖主 的猜忌成分 像他在军队中对朱可夫的处 理一样 2不过 抓住莫洛托夫对西方 奴颜婢膝 的错误不放 的确很符 合斯大林当时的心态 其实 斯大林此时并不希望与西方 特别是美国 翻脸 在外交领域 中国 伊朗 朝鲜 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约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赔偿 贷款 贸易等问题 上所述 苏联还需要 美国的合作和帮助 但是 一方面 西方报纸对苏联 要是苏军在国 行为大量的负面报道 让苏联宣传部门不得不 3 另一方面 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要求开展批判 洋媚外 宣扬 爱国主 的意识形态斗争 了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斯大林不得不在 宣传领域把美国和西方作为标靶 不得不在苏联人民面前树立起 敌人 角度需要这样一个敌人 1946 2 1 政治局批准了 联共 中央致全体选民的呼 吁书 其中作为主要任务拟定了以下内容 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 以及 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一起进行争取加强爱好和平国家合作的斗

     保持国防实力 必须 固所取得的胜利 坚决地捍 苏联的利益

     形象 — 不是真有这个敌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稳定国内情绪的

    这就是斯大林2月演说的实质内容 它既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 更不是所谓 冷战的宣言 而只是苏联党和政府近期在国内要做的 事情 在国民中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 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备过苦日子 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2其实 大林在1 23 日为哈里曼送行的会见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美苏 社会和政治理念不 但这 只与两国的内部政策有 而在外交事务上双方 以找 苏联战后的经济政策存在重大舛误 本文无意为其辩护 但美国政 府的确误读了斯大林演说 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因和目标的分析进 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在白宫引起了震动和不安 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却 有异议 很多人重读这个讲话并未发现令人恐惧的内容 因此 斯大林 演说并未直接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 莱夫勒根据当时民意调查的结 果分析说 直到2月底以前 美国的精英们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分歧很 甚至那些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的人也承认 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欢 迎这样一种政策 4在这种情况下 国务院急需对斯大林讲话所反映的苏联

    到共同的基础

    外交新方针 有一个深度的解释和说明 于是就找到了被认为是 苏联 事务首席评论员 的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 凯南 凯南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18 此时急于回家 哈里曼走后新任大 使史密斯尚未到任 只能在莫斯科等待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 凯南 为美国 缺乏通晓苏联事务 具备权威性 客观性和勇气的人才 不想再作外交官 而宁愿回国写一本关于苏联政权结构的书 斯大林的 演说发表后 南认为 太老套 以只是按照一般工作程序于12 向国务院发出一封简单概括演说内容的电报 这当然不符合国务院官员 的需要 2 13 国务卿贝尔纳斯批准 国务院给凯南发出一封电 鉴于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激起美国媒体和公众 前所未有 的反应 希望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期性的论证和分析 1凯南是最早提出警惕 苏联单边主义行为 美苏合作已无法实现的外交官之一 他的看法虽受 到哈里曼的赏识 但在华盛顿一直遭遇冷落 2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 凯南 带病的身体开始口述 并在数日内将他对苏联政策的长期思考写成 凯南电报的宗旨是分析和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和特征 为美国 的对苏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南首先指出了苏联战后外交思维的基本特 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 由于世界存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个中心 夺世界经济主导权 的斗争 苏联 与资本主 义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 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 了这封 长电

     致战争 精明的资本家 倾向于 摆脱 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而发动 对社会主义的侵略战争 苏联对此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制止 在此基础上凯南推断 苏联对外政策必定是 千方百计提高 自身的 相对实力 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 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并最终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 资本主 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 凯南认为 苏联外交路线并非基于 对外部局 势的客观分析 而是 国内统治的政治需要 其认知的根源首先在于 俄国传统的 本能的不安全感 因为 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 上的农业民族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 近代以来 俄国面对 更强大 更发达 组织更严密的 西方社会 又增加了一种新的 恐惧感 俄国统治者 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 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 对俄国人民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国 部的 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担忧不已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主张革命和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能取得成功 绝非偶然 成为激发不安全 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 因为外部是一个 罪恶的 充满敌视 威胁 联的世界 所以内部需要独裁 专制和暴力 这样才能对外部世界给以 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 从而迎来 一个新的 更美好的世界 凯南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外交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强化军事工业化进 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 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 努力 实现苏联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 不惜通过退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 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 在殖民地 附属国和落后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 以利于 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 的渗透 在国际经济领域注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并使苏联处于 主导地位 而对国际经济合作采取漠视态度 凯南最后指出 美国面对 的苏联 是一个坚信 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 必须消灭美国 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 的国家 这是美国 外交上从未经历过的

    也将是美国 来所面临的最大挑 至于对策建议 南提出了几个 原则 须有勇气去面对 美苏关系出现的危机 而且 越早越有 因为美苏之间目前没有什么令美国难以下手的经济瓜葛 而且苏联的现 实主义考虑也会让它在强硬立场面前知难而退 解决好内部的问题 高美国 会的健康和活力 不给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可乘之机 必须 给其他国家 供指导 并描绘出一个美国 希望看到的 比以前更 加积极 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I 凯南电报并非简单解答国务院对斯大林演说的疑问 而是对苏联战 后外交思维 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一般外交官 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性和理论性 此在华盛顿引起了强烈和积极的反 务卿贝尔纳斯 极大的兴趣读完了 这封电报 赞叹说：「 一篇绝妙的分 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 写得最好的分析报告 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2凯南电报 就像遇到春风的野火在华盛顿和美国驻外机构迅速蔓延 哈里曼看后拿 给对苏联事务颇感兴趣的海军部长 福雷斯特尔 后者将电报复制分发 国务院的官员还把这封电报拿给战争部的规划人员 并敦促他们让陆军 高层进行认真研究 4这封电报也被分发到美国驻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机构 各种赞美之词很快就传回华盛顿 驻古巴大使H.诺韦布的评论最具代表 这是一个 全面思考问题的杰 每位大使读后都希望 样一份

    给了 内阁中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所有成 甚至杜鲁门本人

    报告是出自他自己的办公室 I所以 如同马修斯预言斯大林演说将成为 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 美国学者d.耶金把凯南电报说成是 美国决策 者的圣经 2凯南本人也由此从一般外交官进入决策层 成为美国外交界 极一时的人物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 总体上凯南电报在美国政界 军界和国会得 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誉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带有理论性和历史感的分 析来得恰逢其时 正如凯南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 果国务院在半 年前看到这封电报很可能会嗤之以鼻 而在半年后这个报告听起来可能 多余的 3战后数月 美苏之间分歧的扩展 从白宫到国会山 不乏 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之人 但是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雅尔塔 系和社会舆论 使右翼和鹰派也不愿贸然提出与苏联决裂的方针 至少不能因公开喊出反苏口号而承担破坏盟国团结合作的道义上的责 南的分析则为这种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首先 联是一个怀有 险恶目的 的政治国家 其次 苏联通过扩张和渗透 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实际威胁 最后 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 这样 美国就可以摆脱雅尔塔藩篱 堂而皇之地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 的政策 同时说服美国和世界舆论 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凯南电报助长 了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形成 正如美国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e.波伦在3 13日的备忘录中所说 再也不需要 现行苏联政策的动机或理由进行 长篇大论的分析了 凯南的电报已经说明了一切 4 个新方针就是 政策 1947 7 凯南化名 X先生 发表了 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

     一文 确提出了对苏 政策 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破坏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地方 美国便给予 定不移的反 1在1946 2 22日电报中 凯南没有使用 一词 但对这一政策的根据和内 尤其是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大体上做了原则性说明 2正是在这个意义 凯南电报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美国对苏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日臻成 鉴于共和党议员范登堡2 27 演说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表示的 烈不满 杜鲁门要求贝尔纳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讲话 必须表 示与苏联针锋相对 绝不做任何妥协 3第二天 贝尔纳斯在纽约的海外新 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宣布了一个基于 耐心和坚定 的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卿说 美国希望友谊 但不会接受 单边主 并要 大西 洋宪章 美国将抵御包括政治颠覆在内的一切 在必要时使用 武力 且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限制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不仅要 确保自己的安全 也要 维护世界的和平 “尽管没有点出苏联的名 但这一带有 重大声明 性质的讲话被美国报纸看作是 对俄罗斯 的警告 并且表明了 美国国际关系的新方向 53 29日参谋长联席 会议向国务院提交的文件 5w№4096 美国的外交政策 强调 我们 强烈赞成 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坚定和友好的态度 但是重 点要放在 坚定 6正如著名冷战史专家加迪斯正确地指出的“耐心和坚定”成了此后一年里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1这个新方针在 美国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 解决德国赔偿和缔结和约问题乃至日本和 朝鲜的占领问题等方面 都有所体现。

     凯南无疑是一位睿智和善于思考的外交官 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加迪斯非常推崇凯南 他认为 凯南几乎是当时了解斯大林的冷战战略 唯一 的一个人 只有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 站得住脚 而按照 加迪斯的说法 这个解释就是 早在1917年列宁就对资本主义世界发 在笔者看来 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这个 长电 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 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 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 根据凯 南的逻辑 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主张 世界革命 的意识形态导致 苏联必然采取不断和无限扩张的政策 战后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 为这种扩张奠定了基础 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 威胁 而且永远不会和解 所以美国必须应战 必须遏制 凯南把苏联 看作是冷战的发动者 同时也为美国推卸了破坏美苏共同缔造的雅尔塔 体系的道义责任 然而 这个逻辑存在以下几点漏洞 至少是值得讨 论的问题 其一 苏联和美国虽然都是战后仅存的政治军事大国 但二者实力 相差悬殊 军事上 美国掌握 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及绝大多数的航 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 这些战略性武器苏联都没有 在经济上 美国已 成为可以在整个世界为所欲为的国家 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 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 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在美国 其各种产

    动了 但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制定出赢取这次战争的大战略

     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那么 苏联自 其二 大量史实表明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内部而不是 外部 这一点电报中也有提及 正如上述对斯大林演说的分析 既然如 苏联是否会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或同时就将主要矛头和力量指向美 如果这样做 苏联岂不是更不安全 实际上 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时 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直到 1946 9 27 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才发出了一封对美国外交政 策进行全面分析的电报 并确认美国已经将苏联锁定为攻击的目标 联必须反击 3在冷战史学界 这封电报被称为凯南电报的 与凯 南电报 出一辙 4 其三 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扩张型国家 凯南电报对其扩张 动机和根源的分析也十分中肯 但其忽略的一点是 到战争结束时 大林的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和远东 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三个出海口苏联已完全掌控 太平 波罗的海 或得到基本保障 黑海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 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 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主动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从理论上讲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 是一种无法共

    知实力大不如人 这一点电报中略有提及 是否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存的替代关系 苏联的确也曾高举 世界革命 旗冲击资本主义世界 凯南电报对此讲述得十分清楚 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 自从1924年斯大 林提出 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 联外交的工具 1943 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是证明 1 果说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么断言苏联与美国已经没有共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 无论如何 凯南电报对华盛顿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认定对苏联 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对于这种误导的结果 福雷斯特尔的读后感最说明问题 从此以后他 福雷斯特尔 引者 日益感觉到不能再根据俄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的假定来制定政策 在他看来 于任何细心思考的人来说 如果接受这个分析 凯南电报 引者 么就必须放弃同这个黑暗的 俄罗斯过去的 幽灵所笼罩 的独裁政权建立常规的或 的国际关系的一切希望 它使得下面的观点显得愚蠢 种观点在以后曾盛行一时 认为通过让 通过 国家首脑 的一次会晤 或者通过诸如此类的形式 在会议桌上和平地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外交的本质就是妥协 因此凯南电报必然导致一种错误观念 即在

    是否过于偏激

    敌对国家之间不需要外交 I对此 美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李普曼 1947年批评 X 文章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一个有敌对势力存在 的世界 外交处理的方法是 建立一种力量平衡 使敌对势力无论多么 乏亲密关系 无论多么对共同的呼吁无动于衷 都无法看到侵略成功 的前景 作为一个外交家 如果认为敌对和不友好国家之间无法达成 和解 那就等于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 /所 南想要阻止美国政府 中存在 的一种无限度向苏联让步的主张没有错误 这种让步只能刺激 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 美国选择对苏联采取 政策本身也没有错 别是后来凯南强调这种遏制的重点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如果只 而排斥妥协 排除继续沟通和谈判的渠道 未免过于简单 化了 最后 凯南电报所引发的美国对苏政策转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 即贝尔纳斯代表政府宣示美国外交政策新方针时 避免公开提到苏 3 表明政府对公众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实际上 在此之 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苏联的矛盾心里 例如 财富 杂志在 1945 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50%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5 30 有可能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 只有16.6%的人认为苏联会发动这样一 场战争 1946年初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26%的人认为俄国

    寻求统治世界 13%的人仍然把这种野心归咎于英国人 ё 哈伯特 因此认为 虽然存在明显的反苏趋势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保持 尔塔愿景的合作态度 有信心，「或至少是希望 1或许正是因为这一 杜鲁门才决定邀请丘吉尔到富尔顿讲演 用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 探美国舆论的反应。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铁幕一词并非丘吉尔创造 却因他的一个演说而 家喻户晓 1946 3 5 已经下台的这位英国前首相在美国密苏里 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演说 面对威斯敏斯特学院3000 面前英语世界团结的必要性 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特殊性 弟般的联合 要求双方军事上全面合作 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 空基地 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 吉尔描绘了一 幅紧张而恐怖的画面 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 将来打算干些什么 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的边界在哪里 但欧洲面对的 现实就是 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 一道铁幕 跨欧洲大陆 幕后面的中欧 欧和巴尔干国家都受到苏联的影响 和控制 所有这些国家 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正在提升 并且 到处 求极权主义的控制 铁幕的另一边 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 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 面对这种状况 丘吉尔说 我不

    听众 并通过英美两国无线电广播 丘吉尔首先讲述了在 争和暴政

    相信苏俄希望战争 他们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主义的无 限扩张 演说最后又回到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呼吁 倘若英国所有道 义上 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 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 那么 就将不仅为我们 为我们的时代 而且为所有的人 为未来 的世纪 带来一个广阔的前 1 这个演说之所引起世界震动 因为战后丘吉尔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 个曾经的大国领袖和三大国合作的 创始人 丘吉尔公然背离战时形成的大国合作原则 公然挑战雅尔塔体 的精神 此举非常人所能为 怪丘吉尔本人把这个讲话称为自己 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讲话 2不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如此重要一个 讲话 际上并不仅仅是丘吉尔这样一个非政府人物的个人行为 其背 后存在 与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 丘吉尔是著名的保守派和反共政治家 早在德国战败之际 丘吉尔 就把苏联作为下一个敌对的目标了 1945 5 22 英国军方根据 丘吉尔的指示制定了代号 不可想象的行动 的军事计划 该计划以苏 联已成为 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 为前提 目的是在柏林 布拉格 沙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继续西进的 新战 通过一场 面的战争 ，「 使俄国屈服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志 个计划 超出我们的能力 而并未实施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将计划交给了美 国人 但是它的存在已经说明丘吉尔的反苏心态 3如果考虑到那时英国民

     意调查的结果 即主张对苏联友好的英国人占70% 甚至超过了主张对 美国友好的人 45% 那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 是其对抗苏联的立场 1 一时失魂落魄的丘吉尔很快就振作起来 并作为 反对党领袖活跃于英国政坛 1945年秋末冬初 丘吉尔喊出了英美团 结共同反苏的口号 2 恰这一点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中了 杜鲁门对国务 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的表现颇有不满 认为对苏联让步过多 1946 1 5 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叫到白宫训了一顿 杜鲁门历数了苏联 在东欧 伊朗 耳其等问题上 后说 苏联 所了解的只有一 种语言 我已经厌倦于笼络苏联 3 以看出 杜鲁门后来亲自为丘吉尔 的讲演站台助威绝非偶然 1946 1 29日受邀来到美国的丘吉尔写信给杜鲁门 说他 一个信息要传递给贵国和世 并认为 们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 成一致 鲁门立刻心领神会地回信说 他知道有 个重要信息要 2 10日晚两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 根据总统军 事顾问李海的详细记录 丘吉尔告诉杜鲁门 讲演的主题是英国和美国 之间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 直到联合国能够完 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 而这将是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 丘吉尔还提 了英美的安全 两国联合参谋部应该继续工作下去 会面后 海陪同丘吉尔回到英国使馆 I哈利法克斯大使一直谈到深夜 丘吉 尔告诉哈利法克斯 杜鲁门 他发表他心目中的那种兄弟会式的演讲 相当满意 非常高兴 43 3 鲁门邀请丘吉尔乘总统专列从华盛

    你究竟有多少个师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

     顿同往富尔顿 列车上 吉尔向贝尔纳斯和李海展示了几乎已经完 成的讲稿 他们都很热情 到兴奋 有提出任何修改意 据总 统助手克利福德回忆 在贝尔纳斯向杜鲁门详细介绍讲稿内容时 一开始表示拒绝阅读文本 是当打印好的最终文本分发给白宫工作人 和随行记者时 统还是 法克制地阅读了它 丘吉尔在给R. 艾德礼首相和日贝文外交大臣的电报里描述了杜鲁门当时的反应 告诉我 这个演讲令他钦佩 虽然可能引起轰动 只会带来好处 /显 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讲演的内容 而且对最后的讲稿也十分赞成 仅如此 杜鲁门实际上希望 引起轰动 早在1945 12 20 国务院就宣布丘吉尔即将发表的演讲是一个重要事件 而关于丘吉尔与 白宫接触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 2可以说 杜鲁门是这 场闹剧的幕后导演 丘吉尔只是演员而已 然而 在公开场合 杜鲁门又希望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 作为 丘吉尔讲演的主持人 杜鲁门事先指示克利福德 他的开幕词中插入 几句关于斯大林的正面话语 3 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 尔顿讲演实际 成为美国政府 战略的一部 当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苏联立场而倾 强硬政策时 艾德礼政府采取的立场则比丘吉尔政府更接近罗斯福的 大国合作方针 而丘吉尔本人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伙伴 在美国公众眼 还是著名的二战英雄和功臣 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促进美 外交政策的预期变化 或者进一步说 使正在发生的变化合法化 鲁门不过是把这次讲演作为一种 探性气球 于如此急速的外交政

     策转变 一方面观察苏联政府的反应 一方面掌握美国舆论的走向 一石二 1 西方学者考察 英国政府事先知道并赞成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讲 他们希望凭借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强英美关系以获得美国贷款 艾德礼和贝文都不了解讲演的具体内容 丘吉尔 包括知道内情的哈利 法克斯 没有向他们提供讲稿或提纲 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2 尔顿讲 演的宗旨当然背离了英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 尽管贝文坚持对苏联采取 定而直率 的态度和策略 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强硬路线上走得太远 免彻底破坏英苏关系 2 21日英国下议院讨论外交问题时 有人 出西方大国应 合起来对付俄 贝文则建议让苏联参与英美之间 的讨论和信息交流 他甚至提出将1942年签署的英苏友好条约从20 延长到50 3所以 不管丘吉尔讲什么 英国政府也乐见其成 关键是 美英的社会反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 再决定英国的立场 幕演说发表后 美国社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产生了十分 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情况之复杂 以至有学者将美国舆论对铁幕演说 的反应分为四大类 现实主义 左翼自由主义派 孤立主义 温和主义派 4总体来说 个演说与美国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共 丘吉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极权主义无限扩张 的忧虑感和恐惧感 5 纽约时报 用列表的方式显示了除控制东欧外苏联

    在战后吞并的结果 27.39万平方英里领土和2435.55万人口 这更加深 人们对苏联是 帝国主义的象征 的印象 1在这种情绪下 大多数人赞 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3 13日的民意调查发现 60% 尽管如此 很多人并不赞成丘吉尔提出的采取英美军事联盟的方式 对抗苏联 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 而认为美苏之间仍 具备合作条件的还大有人在 英国驻美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 部分媒 体和国会显然不愿意认可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当办法 自由主义者 和左翼人士 谴责这是 无道理的敌意 美国为英帝国力量的 罪恶提供担保的计划 中间派和温和派则 担心联合国组织因此而受到 伤害 保守派虽同意丘吉尔的分析 但也 不愿意接受 所提供的 解决办法 3民意调查显示 对于美国是否可以继续与苏联合作的问卷 丘吉尔演说前 2 意者占35% 对者占52% 演说后 4 意者上升至45% 反对者下降至38% 4最后 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 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 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从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到工会组织 新闻界和知识分子 直到美国共产 尽管无法为苏联的行为辩护 但他们认为丘吉尔 不代表美国人 民或其政府 也不代表英国人民或其政府 尔顿是 场灾难 在把美国的命运 向危险的方 拟议中的英美联盟将 割断联合国 的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只有3% 人认为 太硬 2 组织的喉咙 。

    面对社会和舆论出现的分裂趋势 美国政府急忙站出来表态 方面撇开与丘吉尔演说的关系 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立场 3 8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否认事先看过讲稿 并声称美国政 府与此无关 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 并说他不认为苏联会 走一条单行道 不过 杜鲁门并不否认丘吉尔在自由的国家有自由讲话 的权利 也没有拒绝英美联盟的说法 甚至还表示在宣布战争正式结束 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的英美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 1在随后几个月 国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激烈，「 分化 丘吉尔演说发表后 英国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英国外交 部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德礼在3 9日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说 国王 陛下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 英国大使也没有 要求事先批 准或不批准这个演讲 当有人追问政府对演说内容是否赞成时 艾德礼 巧妙地回答说 陛下的政府没有被要求对一个私人在另一个国家发表的 演讲表达任何意见 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外交大臣在众议院中完全明 确地阐述了 关于驻美大使与讲演稿的关系 国使馆新闻处官员的 解释是：「 使有机会看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稿 尽管不是最后的形式 由于丘吉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只是个人讲话 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觉得有必 要表示赞同或反对 就像他在任何其他著名的公民私人访问美国的情况 一样 国官方采取如此回避的态度 与前述工党政府处理与苏联关系 时的矛盾心理有直接关系 既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愿疏远苏联 苏联最初的反应似乎很平静 3 7 莫斯科广播电台简单地提到 了富尔顿演说 第二天报纸上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和评论 说丘吉尔发表

    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苏讲演 经过一番准备 当美国报纸的热潮刚刚退去 3 11 苏联报刊开始了反击 1 真理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 吉尔挥起军 四版摘要刊登了富尔顿演说的内容 社论的矛头直指丘吉尔 他为 动派 争贩子 挑衅者和诽谤者 社论特别提到 英美 指责丘吉尔 紧紧追随山姆大叔 管只是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 希望英美军事联盟使英帝国能够继续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并指出 这一联盟 注定要彻底失败 2凯南的印象是 由于富尔顿演说没有在美 英政府和舆论界得到明显支持 苏联似乎对 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些 问题上普遍存在巨大的不团结和意见分歧 感到 欣慰 3苏联老百姓可 能更敏感一些 真理报 的社论通过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后 引起苏联 人对丘吉尔的愤怒 同时也有对战争危险的担心 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 4 苏联宣传部门根据外交情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铁幕演说 在美 国大多数人民中未能引起丘吉尔所希望的煽动 5尽管如此 面对丘吉尔 的挑战 莫斯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3 13 斯大林亲自出面驳斥丘 吉尔 以答 真理报 记者问的方式 斯大林开宗明义地指出，「 个演 说是危险的行动 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 斯大林把 丘吉尔比作希特勒 指责他 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 利用 种族 号召同苏联开战 斯大林还用大量篇幅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对苏 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攻击 认为共产党在欧洲影响的增长

    史发展规律 使然 斯大林最后断言 即使丘吉尔 他的朋友们 够组织起新的 进军 也一定会像一战后14国武装干涉苏联那样 被击败 1这篇讲话被 时代 刊称为 和平时期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 治家最严厉的攻击之一 2在英国驻苏联公使罗伯茨看来 斯大林的反驳 强而苍白 很难令人相信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苏联民众讲话: 他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压力和考验 3在这篇文章之后 联共 央对外政策部召开了对外宣传积极分子会议 部署 加强揭露英美分子 反苏阴谋的工作 丹诺夫在会上号召要坚决放弃那种 争之后应该 让人们休息 的立场 苏联宣传的调子随之发生急剧变化 很多中性的 词汇和语言被激烈的谴责所代替 批判英美的文章大量增长 4 十天后 3 22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 对外界发表 了简短的政策性声明 斯大林首先指出 联合国 维持和平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工具 以此表明苏联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问 但前提是联合国必须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上 斯大林 另一个重点是 深信 何民族 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 发生 他们要和平 他们力图保障和平 为此需要各国组织广泛的反战 宣传 5 个因伊朗危机爆发而做出的表态显然温和了许多 6苏联从来没有

    下文将谈到因苏联拒绝撤军而爆发伊朗危机的情况

     设想和准备发动战争1 斯大林也未必真的相信西方会诉诸武力 是被丘 吉尔煽动和助长的反苏情绪的确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 何况 此时苏联国内也遇到了难以摆脱的麻烦 2所以 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紧张 关系应该缓解 这就是斯大林发表第二个答记者问的目的 斯大林的讲话对于安抚国内很起作用3 但对于国外的反苏情绪就不是 几句话能打发的 莫斯科必须有所行动 那么 这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 发生后 美苏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如果把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做成剖面图 就会发现美国与苏联之间 动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 就像一个万花筒 在舆论宣传方面 上所述 3月以来 苏联国内报刊杂志普遍 加强了针对英美的指责和批评 表现出一种 的强硬路线 4但是这 仅限于国内宣传5 由苏联情报部主管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调子并没有立即

    转变 三国同盟 仍然保持了一种 谨慎乐观 的方针 在苏联领 导人的指示中 暂时还没有把 反动集团 某些反动分子 与西方国 家的官方政策直接联系起来 1美国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仍在正常进行 24月 4日政治局做出决定 批准由 真理报 消息报 红星报 人员 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会议 34 23 苏联接受美国的要求 同意将画报 美国 在苏联的发行量增加到 五万份 4直到1946 6 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乎没 有一篇谈论苏联政策的文章 甚至对 斯大林同志就丘吉尔富尔顿讲话 所发表的演说 也只字未提!5很显然 此时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在 1946年初以后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趋向强硬和对抗 这是不争的事 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美苏高层的密切接触 因为此时美国采取这种 立场的目标并非要向莫斯科宣战 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迫使苏联在某些 方面做出让步 3 5 即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当天 国务卿贝尔纳斯 起草了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建议4 15 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 为巴黎 和会准备草案 73 19日杜鲁门起草了致斯大林函 表示对美苏关系的 状担 希望斯大林访问美国 匕月27 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

    于教育国内民众 至于对外宣传 苏联暂时还不想与西方撕破脸皮

    密斯赴任路经德国 在与苏联驻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代表会谈时表示 美国无意与英国建立正式联盟 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或集 并坚持认为 苏联和美国不存在无法通过达成协议并在加强联合国 办事处任务框架内解决的矛盾 史密斯还为杜鲁门带话说 美国已准 好满足苏联的利益 30 史密斯在礼节性拜访莫洛托夫时说: 斯大林元帅在美国非常受尊敬 美国人民相信斯大林元帅说的话 如果苏联和美国能够友好合作 那世界就不会存在危险 莫洛托 夫表示同意 回答说 和平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苏方对与美 国友好合作充满诚意 24 4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式接见史密斯 史密斯说话软中带硬 美国愿意并渴望与苏联实现妥协 因为我们相 国人民有一天确信我们面临 任何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断的侵略浪 我们会像过去那样作出反应。」史密斯还表示 如果美苏 国仍 相互担心和猜疑 们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走上了代价昂贵的重整军备 的政策 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 斯大林没有正面交锋 只是强烈 地谴责了丘吉尔的演说 认为这是 他本人和苏联的无端攻击 如果 这是针对美国的 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的 斯大林一再解释苏联在中 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并重申了他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 的愿望 最后 以身体不适为由 大林婉言拒绝了访美的邀请 史密 斯带 紧张的心情进入克里姆林宫 会见结束时感到 气氛融洽 3同一 美国大使递交了关于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的信函 莫洛托夫4 7

     如果我们两国相互理解和合作 世界和平就会得到保证 如果 答复 同意贝尔纳斯的提议 “月10日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接见史密斯 方再次表达了美苏之间应加强沟通 深了解的意愿 24 12 在罗 斯福逝世一周年之际 根据诺维科夫的建议 斯大林致函纽约的美俄关 系研究所 追忆 位伟大的政治 并认为 各国人民也应该感谢美 国与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3同一天 史密斯转交了杜鲁门给斯大林 回信 信中对斯大林关于联合国组织重要性的声明表示 别高 认为这 美国政府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完全一 4 美苏关系正在日益恶化的背景下 这些言论和表态 显然主要意在争取国 际舆论和抢占道德制高点 些话语恐怕也是言不由衷的 不过 也可以 了缓解美国的敌意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也的确释放出一些缓和 关系的信号 1945年底苏联未能在规定的时间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起美国疑虑 1946 2 21日美国照会苏联 邀请苏联派 察员 加定于3 8 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 行第一次会议 6是否出席这次会议的问题 在苏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 7不过 当会议如期召开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在会场出现了 管只是 美国报纸评论说 这可能只是 大国博弈中的花招 但也可 能是苏联改变政策的 一个证据 人们希望苏联开始认识到 单边行

    看出 双方还是为对抗留下了谈判和妥协的空间 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5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85 的后果 相应调整期政策 1 最令人感兴趣的举动是莫斯科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的领土撤 这显然是对丘吉尔指责苏联 无限扩张 出的直接反应 2 26 苏联在东北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解释说苏军推迟撤离是因为中 国接管的军队未能达到和交通上的困难 2美国报纸认为 个声明暗示: 只要美国军队还留在中国 军就不会撤离 3 纽约时报 还报道说 阳苏军守备部队有所增加 据信将长期驻扎 4 在丘吉尔发表讲演的 当天 贝尔纳斯遥相呼应 表声明指责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掠夺和破坏 行为 5几天后 3 10 纽约时报 就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 苏军 在从沈阳撤军 这有望成为全面撤军的开始 6果然 3 24日苏联宣 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也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3 2日是盟 国约定的从伊朗撤走占领军的最后期限 时英美军队均已撤离 苏联 却在此前一天宣布 苏军3 2 将开始从伊朗 相对平静的地区 伊朗北部其他地区的苏军在 局势明朗之前 将继续留驻 第二 伊朗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然而 苏军不仅没有撤退 反而增加了 甲部队 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开始向南调动 在伊朗的苏军则开始

    苏联占领军将在4月底之前全部撤离中国

    全面的战斗部 I 非巧合 也在3 5日这一天 贝尔纳斯向驻 莫斯科使馆发出了给苏联的抗议照会 呼吁苏联尊重联合国的宣言和原 即无条件从伊朗撤军 照会特别提到 美国对苏联违反规定而造 成的局面 能无动于衷 2尽管称不上是 最后通牒 但美国施加的 压力显而易见 匕月8日美国再发照会 口气更加强硬 要求苏联解释 为何不是从伊朗撤军而是增派部队 43 18 鉴于苏联没有退让的表 伊朗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 提交到联合国 安理会 53 22 如前所述 斯大林发表了和解性的答美国记者问 3 25 即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听证的前一天 塔斯社发布 公告 根据与伊朗政府的协议 苏联于24日已开始撤离在伊朗的剩余部 果没有意外 军将于5 — 6周内完成 同一天 斯大林致电美 联社社长证实了这一消息 “尹朗危机由此暂时缓解 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突然宣布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撤军 争后期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 亚国家 主要是丹麦和挪威 扩大苏联影响 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 的建议和计划 1944 7月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内部会议上提

     苏联需要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 8月欧洲第五司司长 pD奥尔洛夫提交的报告也认为 苏联在丹麦拥有 殊利 因为 该国 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要冲位 11945年5 7日和8 苏联飞 机轰炸了博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 5 9日苏军登陆占领该岛 2当时美国 军事情报部门认为 苏军对博恩霍尔姆岛的占领是苏联控制波罗的海的 第一步 并预测 苏联不会离开该岛 3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 1946 3 4日丹麦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 第二天莫洛托夫便接见丹麦公使 并声明 如果丹麦已有能力使用本国军队保 博恩霍尔姆岛并在那里建 立起行政机构 苏联将召回自己的军队 43 17 美国报纸报道了苏 就是在美苏一直争执不下的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上 苏联也在巴黎 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让步 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 拥有地中海 地区一个繁华的港口 原属奥匈帝国 后归入意大利 1945 5 铁托指挥的南斯拉夫军队抢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大部分地区 与随后 赶来的英美特遣部队形成对峙 虽然美苏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军事 冲突 但苏联支持南斯拉夫占有该地区 而英美坚决反对 9月伦敦外长 会议的激烈讨论没有结果 1946 5月巴黎外长会议前期 莫洛托夫提 出南斯拉夫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战争赔款要求 来交换的里雅斯特 尔纳斯拒不接受 双方僵持不下 6 23 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 苏联 可以让步 同意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 会议以妥协性的决议 宣布的

     联宣布从该岛撤军并已经开始撤军的消息

    里雅斯特为 由区 西方的最后方案 而结束了争吵。

    当然 苏联并非处处都愿意做出妥协 在那些涉及苏联根本利益的 重大问题上 莫斯科寸步不让 例如德国赔偿问题 虽然1946年初美苏 就德国赔偿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但该计划的执行却阻力重重 特别是美 国又提出了尽快签订对德和约问题 在执行赔偿计划方面 分歧的实质 美国要求在保障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赔偿 而苏联则坚 持先完成赔偿再考虑德国经济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的尽快建议统一的德 国政府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 苏联实际上采取了抵制立场 明确提出 苏联只有在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美国的建议 甚至要 求从德国西部地区收取 现有产品 作为对苏联的赔偿 巴黎外长会议 在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迫使美国提出英美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在十分敏感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际管制问题上 美苏也走上了尖锐对 的道路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初成立 6 14 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美国就抛出了一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建议 著名的 鲁克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有两条 联合国有权对不遵 守原子能协议条款的国家实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这种制裁使用否决权 在美国是全世界核武器唯一拥 有者的情况下 这无异于维护其垄断地位 因此遭到苏联反对 6 19 苏联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建议 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 并销毁 现有的所有核反应堆 从此 联合国内关于核武器国际控制的问题便进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由此开启

    入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1949 8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 苏就开始了令人恐惧的核军备竞赛.

     这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历史剖面图 抗有之 妥协亦 有之强硬有之让步亦有之。

     简短的结论

    1946 的春天 美苏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双方充满敌 并开始宣传战 但都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针 苏联的对美方针处 在犹豫之中 不想树敌又必须树敌 识形态与现实政策陷入矛盾 治上的防线已经建立 但经济沟通和交往还在继续 希望有所收获 美国因对苏战略认知陷入误区而采取强硬方针 目的并非决裂 仍希 和等待苏联做出退让 世界 意识已经抬头 孤立主义情绪 并未完全褪去 反苏反共势力上升 但仍有不少对苏友好和与苏合作的 声音 总之 政府与国会之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斯大林的选举演说 攘外 是假 安内 是真 攘外 是为了 演说的内在动机因正在形成的敌对关系被掩盖或误读 其结果引起 了外部猜忌 客观上打击了美国左翼力量 助长了美国右翼势力 成了更不安全的外部环境 凯南的 长电 正处在上升趋势的美国右翼心态十分吻合 政府和国会中 的欢迎 但其过于情绪化的理论分析 有调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关于放弃与 苏联通过沟通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结论 更是过于偏激而脱离现实。

     丘吉尔的 铁幕演说 自知英国力竭 藉助“钟馗打鬼”鼓动英 美联合对付苏联 不乏大英帝国传统外交的老道和精明 也迎合美国右 翼势力的心理 但同时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话如果晚一 年再说 或许恰逢其时

    1946年上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 美苏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 形态对立导致的战略性互疑 苏联的核心利益在欧洲 与其直接对立的 主要是英国 除了德国赔偿问题 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并没有地缘政治 的交集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贷款 赔偿 贸易 租借清算和国际经济 组织 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也就是说 双方经济关系尚未切割 阵营对抗 两极分化为特点的冷战政策和局面都还没有最终形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但冷战帷幕还没有拉起。

     以后事态的发展变化 关键是看双方决策者是否能准确判断对方的 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而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的临界点 从历史上 社会制度异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共处的 也是可以 合作的 但如果双方在战略判断上出现错误 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幸的 此时美苏之间都有战略性误判 苏联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到 美国则认定苏联的目标就是无限扩张 双方都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 制定对外政策 其结果自然就是走向对抗 如果这种误判不能纠正而继 续发展下去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 更加不幸的是 1946 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的历史就是沿 这条线索发展的。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1944-1946年发生的伊朗危机是冷战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更是美苏关系恶化及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课题的 研究 囿于档案开放 到冷战结束之际主要集中在美伊关系 涉及美苏 系和苏联的外交行为 主要也是从美国政策的视角看问题 1俄国档案开 放以后 于危机中苏联政策及其动机和背景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2进入 二十一世纪后 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新气象 大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 亚档案的使用 使研究者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件细节和地方活动 从而对莫斯科的政策目标和结果做出更加准确 全面的判断。

    危机不仅是苏伊关系的转折点 也是美国改变对伊朗政策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 关于伊朗危机历史过程的基本史实已为研究者掌握 还有两点遗憾 因俄国总统档案馆尚未开放 判断苏联在危机中的决策 目标和动机还缺乏有力证据 因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在伊朗及 周围地区调动的实际情况仍然不甚清楚 这是引起学界关于这次危机存 在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 也是吸引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 1从苏联对 外政策的角度看 伊朗危机中有三条线索搅在一起 即经济上关于石油 资源的争夺 政治上关于伊朗阿塞拜疆革命和民族自治 或独立 运动 的开展 外交上关于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的国际争端 这就导致了问题 的复杂性 甚至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 斯大林在伊朗政策中悬而未决的 在国际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章重新梳理了苏联在伊朗目标 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拟回答三个问题 1.苏联在伊朗采取的 一系列政策行为的核心目标或主要动机究竟是什么 2.苏联在伊朗行动 最后遭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伊朗危机与冷战爆发之间到底 是一种什么关系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历史上 波斯 1935年改名为伊朗 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英 德等帝 国争夺利益的场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苏俄对波斯政策一度表现出革 命的理想主义 1917 12 3 苏维埃政府发布 告俄罗斯和东方 伊斯兰劳动人民书 宣布以往瓜分波斯的条约无效 并保障波斯人民自

    问题依然存在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5 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在苏俄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 波斯被英国占 与苏俄关系中断 1920 4月红军占领巴库 建立阿塞拜疆苏维埃 共和国 随后追击白军进入波斯吉兰地区 6 4 在吉兰省宣布成立波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1 2 21日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 控制 德黑兰 26 波斯政府与苏俄政府签署友好条约 苏俄宣布放弃沙俄 政府所签署的损害波斯独立 权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消波斯欠俄国 的所有债务 放弃沙俄政府或个人从波斯政府所取得的一切租让权 波斯领土上的俄国企业及相关财产无偿移交波斯 时规定 述权利 和资产不得让与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个人 条约签订后 吉兰省重归波斯 政府控制 但条约第六条规定 苏俄在感到其南部边界地区受到威胁时 有权派兵进入波斯 11927 1 1 苏联与波斯又签订了互不侵犯和 立条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苏联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稳 定状态 伊朗成为苏联在近东地区与英国之间的缓冲国 且与苏联保持 良好的经济关系 30年代苏联在伊朗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 苏伊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安全政策改变了苏伊关系 战争初期 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支持德国 并相继占领波兰东部 攻芬兰 兼并 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部分领土 伊朗北部和波斯湾也成为苏联 観 的目标 当希特勒邀请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时 斯大林提出了 个条件 其中包括在战后修改领土时承认 巴统和巴库以南直到波斯

    额占伊朗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7个月后 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苏联加入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 而伊朗宣布中立 1941 8 25 英国和苏联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 通牒 要求驱逐德国人 并允许通过伊朗公路和铁路向苏联运输盟国提 供的租借物资 遭到拒绝后 英军和苏军南北夹击 占伊朗 苏联外 高加索方面军第44 47 团军主力部队几乎未遇抵抗 速占领了德黑 1921 9月撤离伊朗20年后 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伊朗北部地 1941 9月初伊朗战事刚刚结束 斯大林便与联共 阿塞拜疆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m.A巴吉罗夫商定 向伊朗北部地区派出以阿塞拜 疆党中央第三书记M.阿利耶夫为首的政治工作团 第一批500名政 工人员即刻出发 2 — 3个月工作团人员应达到2000 —3000 阿利耶 夫同时兼任第47集团军军事委员 41942年1 29 苏联 英国和伊 朗签订盟约 伊朗政府有责任提供保障美国战略物资运输的一切条件 而苏英则保证尊重伊朗的独立 权和领土完整 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 驻军必须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离 5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 伊朗已放弃 中立政策 1943 9月伊朗对德宣战 并在 联合国家宣言 上签字 从而正式成为同盟国成员 12 1 结束的德黑兰会议发表了美英苏三

     地区 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4940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塞姆南以北大部分地区

     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保证伊朗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援助成为 三大国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1 战争走向胜利 莫斯科开始考虑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在既 有国际条约和大国宣言的框架下 面对战时盟国 苏联的首要目标是控 制其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 1944 1 11 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 提交的报告 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 指出 战后苏联应当保持并进 一步发展与伊朗的 友好同盟 关系 因为伊朗是苏联高加索侧翼的屏 障和同往波斯湾的通道 为此 苏联应 别注意通过大量经济 文化 和政治措施 协助开发伊朗北部地区 以加强在那里的影响 建立 国际机构以支持和发展通过伊朗的过境交通线 2这就是所谓的 波斯走 也正是1940年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要求 斯走廊 对于苏联的重 要性在战争期间得以充分显示 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3 6日苏联人民委 员会做出了 关于加强对南阿塞拜疆人民的文化和经济援助活动 的决 其中包括成立出版社 建立戏剧院 开办免费学校 建立农业示范 站和针织工厂 考虑到伊朗阿塞拜疆 即苏联文件中所说的南阿塞拜疆 地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阿塞拜疆人 决议要求派往伊朗工作的最好是阿 塞拜疆人 4根据巴吉罗夫的报告 9月前 阿塞拜疆共和国已派出245 苏联在伊朗国内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伊朗人民党 盟国军队 的进驻 礼萨-沙赫宣布退位 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继位 独裁制度的

    名干部和375名专家前往伊朗工作 他们 一例外都是阿塞拜疆人

     衰落导致伊朗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动 大批被关押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 走出了监狱 1941 10 前伊朗共产党一些骨干为核心组成了伊朗 人民党 1与共产党主张武装斗争不同 人民党主张建立一个代表广大民众 阶层的政府 求民主 自由和宪政 土地分给农民 承认工会和妇 女的权利 属左翼民主主义政治组织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944 8月在 黑兰召开时 人民党已有2.5万党员 人民党注重 众工作 通过联合 44家报纸建立的 由阵线 将影响扩展到各主要省份 还建立了工 会中央联合会 到年底已有成员15万人 2苏联在伊朗的影响正是通过这 样一个政治组织 而不是共产党 渗透和扩展的 1941 12 9日共产 国际总书记6.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提出 目前恢复共产党没有 好处 肯定会引起英国和伊朗统治阶层的不满 戒心和敌意 他建议不 要重建共产党 而应该让共产党员加入人民党 3三天后斯大林就答复 通过占领军和大量的政工人员 顾问 专家 以及以人民党为主的 伊朗左翼政治组织 苏联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以北的大部分伊朗地区

    意这个建议 4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9 大不里士为中心的苏占区俨然形成了一种 真空地带 伊朗中央政府 对这一地区已经完全失控 苏联占领当局不仅完全控制了这里的行政权 力和舆论宣传 而且像在欧洲一样 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苏占区 至在伊朗政府中工作的美国顾问也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方可进入 1 苏联在伊朗北部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美国国务 院近东司官员反复谈到 要俄国人一声令下 阿塞拜疆一夜之间就 可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 政权 2然而 联通过控制伊朗北部地区究 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似乎并不明确 照苏联政府的指令和外交人民委员 的设想 制伊朗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条通往波斯湾的交通线 方式则 是通过 国际机构 共管 显然是考虑到苏联的要求 罗斯福在德黑兰 会议上提议在波斯湾的伊朗海岸建立一个自由港 并提出对横跨伊朗的 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大林表示赞同 3当然 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必要的 前提 就是盟国的合作在战后继续存在迸发展 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可 以实现的 但是 苏军占领伊朗的实际行为给人感觉苏联似乎还另有所 苏联占领当局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由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的 而巴 吉罗夫作为阿塞拜疆人 烈的民族意识 向往的是实现民族统 多次请求斯大林把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 4苏军占领 大不里士不久 巴吉罗夫就到了那里 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其下属讲到 伊朗的一些大城市加兹温 雷扎耶 米亚内 拉盖 大不里士 阿尔

     达比勒 都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德黑兰也是一座古老的阿塞拜疆 城市 I不过 于巴吉罗夫的 统一 计划 莫洛托夫和外交部门颇不 以为然 认为这与战时盟国合作的大战略相矛盾 阿塞拜疆工作团的行 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 更大的问题 伊朗石油资源的占 战争突显了石油的重要性 美国运往欧洲远征军的物资中 每三吨 就有两吨是石油 1943 世界石油的储备中心正在向波斯湾盆地转 而英伊石油公司的探测表明 伊朗的石油储量之大 甚至会让美国 相形见细 3如果说英国和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南部地区 苏联则把目光投向 了与巴库油田相连的伊朗北部地区 4战争压力稍有缓解 苏联就开始考 察和勘探伊朗北部的石油储量 1944 1 25 苏联石油人民委员部 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科学院与军方联合考察队的报告 专家们在初 步考察了伊朗北部地区石油开采的前景后指出 工业 钻井 勘探需要 大量投资和征用当地部分领土 因此必须由国家作出专门决定 并与伊 朗达成外交协议 52 24 阿塞拜疆地质勘探部报告 最初的研究表 伊朗北方阿塞拜疆 吉兰 马赞德兰 塞姆南 北呼罗珊一带的石 油和天然气储量并不逊于南方英国控制的地区 6这一结果自然会引起苏联 领导人的极大兴趣 但更令人受到刺激的是 此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

    为在伊朗人 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中 引起了不信任和恐惧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01 之间 以及他们与伊朗官员之间 于俾路支斯坦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已 经悄悄进行了几个月 并且在8 8月签订了 英美石油协 1甚至还 有情报说 英国石油公司对伊朗北部含油地区也感兴趣 2 联不能再等待 须拿出自己的计划 1944 8 16 负责核武器研制计划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I Р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另一个关乎战略性政策 石油问题的报告 在分析了世界石油储藏和开采的情况后 报告指出 美国从1943年底开始积极获取在伊朗的石油租让权 并与英国的矛盾不 断加剧 但在对第三国的问题上 美英试图采取某种 共同的立场 即暗中抵制苏联在伊朗北方开采石油 面对这种情况 贝利亚提出两条 建议 第一 苏联政府必须同伊朗开始北方石油租让权的态度强硬的谈 为此 苏联有关部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 已经在英国开发伊朗南方 石油协议条件的基础上 制定和准备了苏伊租让条约草案及谈判所需的 要数据 第二 苏联应加入英美石油谈判 以便在 国际石油事务中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条件 3目前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可以证实斯大林 对于这个重要文件的态度 但随后苏联在伊朗的外交行为显示 苏联没 有参与英美石油谈判 而是立即开始了与伊朗政府关于北方石油租让权 谈判 其态度不仅 强硬 甚至是野蛮的 伊朗人最初对苏联占领的 丝好感4 现在一扫而光 自苏军进占伊朗以后 联强迫伊朗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 济协议 器制造 屋租赁 品交易和铁路运营等 如伊朗为

    联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支付了几百万美元 而苏方在收货时却百般挑 厉惩罚 与英美不同 苏联占用伊朗的建筑物和设施从不支付租 苏联从伊朗购买大米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 卖给伊朗的商 品价格却高出印度出售同样商品的50% 苏联1943年拖欠伊朗8000 里亚尔铁路工程费和5000万里亚尔关税 等等 伊朗人对此敢怒不敢 1在石油租让权谈判中 苏联人依然采取这种恃强凌弱的蛮横态度 利亚的报告提出不到一个月 在没有任何事先商议和预谈判的情况下 9 10 以副外交民委员工I卡夫塔拉泽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德黑 并交给伊朗政府一份关于北方五省石油租让权的条约文本 作为条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地图指定了租让权涉及的领土范围 条约规 定租让期限60 伊朗政府无权单方面取消 条约条款不受以后通过的 任何法令或法案的影响 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由苏伊双方派代表解决 该条约将在议会通过并由国王签署后生效 另有一份关于在莫斯科成立 伊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该公司经营北方油田的开发 有效期同样为60 2这就是 贝利亚石油方 在与伊朗国王的会面中 卡夫塔拉泽又 提出 苏联政府还要求对伊朗北方20 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5 的石油 勘探专属权 并要求在苏联代表团回国前签署石油租让条约 国王提出 此事将与英美的石油要求一起考虑 卡夫塔拉泽当场加以拒绝 理由是 苏伊之间是国家协议 不同于英美的私人公司 3伊朗首相要求苏联代表提 出具体条件 以便伊方考虑 但遭到拒绝 苏方只希望 原则上接受他们非常广泛的要求 这令伊朗人感到十分不安

     苏联这种只提要求而不谈任何条件的无理做法引起伊朗政府 国王和社会的强烈不满 于伊朗人提出的问题 如苏联提出的租 让权与英国的要求有何区别 这些租让权会给伊朗带来什么好处 在租 让区内苏联要求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苏联以何种货币向 伊朗支付租让费用 苏联代表来到德黑兰是进行经济谈判还是向伊朗政 府发号施令 卡夫塔拉泽一概回避 坚持说这些问题等签署租让条约后 被激怒的年轻国王提出了一个想法 在战争结束前 停止一切有关石油 让权的谈判 英美虽然还没有摸清苏联的动机 但怀疑这是为了削弱 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优势 因此也私下默认伊朗推迟做出决定 3 朗政府 反复商讨后 10 8 决定 能接受苏联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要求 但对外只说一切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后再考虑 410 10 即苏 代表团访伊一个月后 伊朗政府将这一决定分别通知了苏 英三 卡夫塔拉泽当即表示 一决定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5苏联 的反应岂止 不愉快 简直就是恼羞成怒

    苏联官方把矛头集中指向首相赛义德本人 卡夫塔拉泽在德黑兰召 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指责伊朗政府破坏苏伊关系 并声称今后 联政 府与赛义德先生政府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不可能 6苏联驻伊使馆的工 作人员则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透露 义德必须辞职 使馆将迫使他辞

    再讨论 1到10月初 伊朗报纸上出现了反对向苏联提供租让权的呼吁

     I其 直接目的 如美国东欧司苏联专家波伦估计的 在伊朗组建一 个准备继续谈判石油租让权的新政府 2在苏联占领军 工人员的鼓动 以及人民党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 10月下旬伊朗出现了全国性的动乱 局势一时间显得十分紧张 人民党动用了整个宣传机器 特别是 自由 阵线 展开舆论宣传 攻击伊朗政府的决定 3 占区与德黑兰之间铁 公路交通及通讯联系中断 伊朗军队在北方的所有行动都受到苏军 限制 朗警察维持治安的行动也遭到苏军干扰 甚至被解除武装 4 严重的是伊朗各地 特别是大不里士和德黑兰 不断举行大规模集会和 示威游行 抗议人 最多时达到5万人 甚至苏联军人也佩带武器乘坐 车在市内游行 5 朗的局势引起英美政府关注 尽管担心损伤盟国之 的合作关系 11月初 美国和英国还是分别给苏联发出措辞温和的照 望苏联遵守德黑兰会议宣言 美国照会在结尾软中带硬地指出 不能同意任何构成对伊朗内部事务的不适当干涉的行 6在英美的影 响下 伊朗局势有所缓和 但赛义德还是在苏联外交和伊朗社会的强大 然而 义德内阁的解散并没有减弱反对给予苏联石油租让权的 呼声 只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抗争的主要阵地转到了议会 实际上 巴列 维国王继位后 伊朗的民主机制得到加强 议会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 按照伊朗学者阿齐米的话说 阁实际上已经成为议会的俘

    压力下于11 9日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而在议会内部 1944 8月已经组成了占多数席位的强大右翼 集团 2苏联的粗暴行为也令国王的态度更加坚定 他甚至 烈地向美国 人表示 租让权谈判应建立在外国军队撤出而不只是停战的基础上 更符合逻辑 也更合乎民意 3在这种背景下 12 2日伊朗著名民族主 义者摩萨台在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 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与国外讨论或 签署有关石油租让权的协议 犯者将被判处3 — 8年监禁 永久不 得担任政府职务 4摩萨台在讲演中批驳了主张给与苏联租让权的 积极 平衡 就如同失去右手的人为了平衡要砍去自己的左手 朗需要的政治平衡是首先保护北方的领土主权 后再重新建立对南方 领土的控制 5摩萨台讲演两个小时后 议会在没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以 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议案 反对的只有少数人民党议员 6伊朗议会通 过的法案实际上切断了苏联通过更换政府实现租让权谈判的通道 12 8 卡夫塔拉泽在使馆约见了伊朗新首相和议会代表 对刚通过的法 案提出 烈批评 并敦促议会重新考虑苏联的建议 卡夫塔拉泽最后表 所谓伊朗石油危机 原本是美英之间对南方租让权的争夺 苏联突 的卷入 别是采取强硬 蛮横的做法 不仅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严 重恶化了苏伊关系 无疑为 后苏联实现在伊朗的政治和经济 成了巨大障碍 引发了英美对苏联在近东图谋的深刻怀疑 英国和 国的外交官大都认为苏联此举的目的并不在石油 而是 観 朗的北

    鉴于苏伊关系已经恶化 他只能立即回国了 7 30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方领土1;还在客观上缓和了英美之间的矛盾 使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 付苏联 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危机中曾 小心翼翼 地避免让苏联人感 觉他们正在 对付苏联2 卡夫塔拉泽之行彻底失败后一段时间 管苏联政府仍然指责禁止石油谈判的法令是不明智的 应予以修改3 没有再提出石油问题 显然 斯大林不想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谈 论这个问题 英国人 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伊朗问题 而限制 苏联在那里采取进一步行动 国国务院也表示赞同 4 罗斯福没有表 因为三巨头需要讨论更重要的问题 日作战 兰问题 对德政 策等等 结果 尔塔会议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提出伊朗石油问题 甚至向会议提交了 英国的决议草案 在盟军撤离伊朗以前 任何有关国家的政府都不向 伊朗政府提出要求获得追加石油租让权的建议 但莫洛托夫坚决反对 理由是 没有足够的时间 伊朗的 紧张时期已经过去 5会议记录 只提到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三国外长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 一致同意 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6德黑兰会议的旧话也未重提 因为还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 由于国务院的坚决反对 罗斯福关于在伊朗建设自 面上看 伊朗石油危机的风波已经平息 苏联在伊朗的两个目 未明言的波斯走廊和已提出的石油租让 也均未实现 殊不 知莫斯科正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由港和对铁路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已被束之高阁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尽管石油租让权谈判未能如愿开启 莫斯科在公开场合也不再谈论 油问题 但苏联并没有放弃贝利亚的石油方案 而是在暗地里单方面 继续实施 伊朗并不想恶化与苏联的关系 雅尔塔会议过后 即提出了一个 妥协方案 1945 2 26 伊朗驻苏大使M.阿希在与莫洛托夫会面时 府指示他解决苏联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的问 在法律不允许租 让的情况下 联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式确保 其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的权利和利益 莫洛托夫断然拒绝 并强调苏联 政府 在石油问题上的唯一建议是在伊朗北部的租让权 英国在伊朗的 举动更让苏联人 1945 4月起开始 英国人在德黑兰以北和东 北地区进行地形地质勘测 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 国人以探寻矿产资源和水源为借口 实际上正在向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 渗透 26 6日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召开会议讨论伊朗局势 来自 驻伊部队的指挥官D 科兹洛夫报告说 英国人在伊朗享有60年的石 油租让权 美国人最近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科兹洛夫强调 伊朗到处是 6 21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伊朗北方石油勘探工 作的决议 决议责成石油人民委员部和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组建一个水文 地质局 以此名义在伊朗北方地区进行石油勘探 石油人民委员部负责 准备仪器和设备 外贸人民委员部提供进口交通工具 外高加索方面军

    石油 联可以在开采北方石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责建设办公区和生活区并提供保 国防部提供钻井设备和运输车辆 并保证维修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款800 卢布以保证日常经费 议规定 8 1日前派出测绘队和勘探队 9 1日前将勘探和钻探设 备运送到位 9月份正式开始勘探和钻探工作 1 吉罗夫9 6日向斯 大林报告 在伊朗北方已有300多名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辛勤地工作 2 就是说 在没有得到伊朗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苏联已经擅自在其占领区 开始了工业勘探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也注意到 尽管伊朗宣布将租 权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但苏联人在其占领区内钻探油井的工作 空手而归的卡夫塔拉泽也不死心 7 6日他给莫洛托夫写报告提 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对外解释 济增长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 要求我们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租让 还催促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会 议前告知美国和英国 正如华盛顿和伦敦没有抛弃他们在南方的意图一 联也不愿放弃在伊朗北方取得石油租让权 48 30 阿希大使 与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谈话时 再次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 建议 并表示伊朗希望在法律范围 找到改善苏伊关系的途径 维辛斯 基反驳说 法律都是人定的 无论什么法律 都不应妨碍满足苏联的合 理利益 苏联的建议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 现在就看伊朗政府怎么做 5 9 8 希又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M.a西林提出苏伊联合 石油公司的问题 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 却被西林一口回绝 6正是苏联 石油租让权咬住不放 美国国务院石油顾问雷诺坚持认为 苏联在 未停止

    战后面临严重的石油短缺 寻求石油是它在伊朗北部的主要目的 尽管 多数英美和伊朗观察家相信所谓租让权不过是政治行为的幌子 1 苏联的确不愿也没有放弃获取石油租让权这一战略目标 但行为方 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石油危机平息后 1945 4 10 英国外交部 方司长e. W.巴赫特在给驻伊使馆的电报中说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 莫洛托夫表示准备重启石油谈判 但希望低调处理 巴赫特怀疑苏联将 对伊朗采取某种行动 并提醒说 果苏联想要对哪个国家采取行动 通常的理由是 1 该国政府不能维持国内秩序 乱状态对苏联安全造 成了威胁 2 该国统治阶级太残暴 应当被推翻 由符合人民意愿的 危机而不能自拔 巴赫特预言 如果苏联真的采取行动 那一定会出其 卡夫塔拉泽回国后 在南阿塞拜疆工作的苏联人似乎迷失了方向 1945 2 13 阿塞拜疆驻伊政治工作负责 哈桑诺夫向巴吉罗 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 在详细讲述伊朗的局势后 哈桑诺夫指出 苏联派来伊朗工作的人员 知道我国政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很难得到全面部署 哈桑诺夫认为 联应该帮助伊 朗阿塞拜疆人民 摆脱法尔斯人的枷 目前伊朗国家正 处于完全崩 溃的前夜 际形势也有利于实现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问题不能通过 外交谈判解决 阿塞拜疆的解放和民主秩序的建立 或将其纳入 苏联阿塞拜疆 必须通过人民起义来实现 而盟国必须面对这一既成事 于苏联驻伊使馆无法领导这一行动 大使对我们的活动并不总 是满意 哈桑诺夫建议在大不里士设立一个领导小组 接接受巴库的

    民主政府 来掌权 考虑到苏联不可能再次让自己陷入卡夫塔拉泽的 31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不意 2不幸 巴赫特言中了 指示 1这个想法与巴吉罗夫等阿塞拜疆领导人不谋而合 同一天 阿塞 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三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A. M.阿利耶夫也给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写了一份报告 结论同样强调目前解放南阿塞拜疆的条件 业已成熟 2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2 15日完成的一份参考数据认 伊朗阿塞拜疆500万人口的情况与爱尔兰 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相 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正在日益加深 32 19 联共 中央 国际情报部的报告确认 伊朗议会已经成为英国人的 服工具 苏联 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 国威胁 因而建议 作为一种对抗手段 用伊朗议会选举即将举行的机会 使亲苏派夺取伊朗北部省份的所有54 个席位 4既然伊朗不愿谈判 那就把它逼到谈判桌前 3 23 吉罗夫亲自向斯大林报告说 南阿塞拜疆局势非常 紧张 右翼势力活动猖獗 在伊朗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 大不里士街 头出现了挑衅性的示威游行 矛头指向人民党和亲苏派 伊朗政府签 发命令 强了针对亲苏人士的镇压措施 并且禁止执行苏联代表的 任何要求 电报最后说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 我们正在等待您的指 5未等莫斯科下达指示 巴吉罗夫便起草了在伊朗的工作计划 塞拜疆档案馆中现在保存 两份草稿 时间是1945 3月和4 容大体相同 吉罗夫提出了几个不同的工作目标 促进南北阿塞拜疆 的统一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疆人民共和国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少在伊朗境内给予南阿塞拜疆自治 同时帮 助库尔德人也实现自治 达到上述目的 巴吉罗夫建议采取三项措

    大不里士成立南阿塞拜疆工作小组 负责一切准备工作 该小组 巴库直接领导 并以军人身份作掩护 采取一切措施 保证在即将举 行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亲苏人士和可利用的人 档案馆里还保存 阿利耶 6月编写的另一份参考数据 文件主要讲述了阿塞拜疆民族分裂的历 结论是 经摆脱了压迫的北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的直接任务 是帮助他们的兄弟摆脱伊朗的暴政 获得主权和民族自由 并与他们的 弟团聚 2尽管提出了几种方案 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倾向明显 是要吞并南阿塞拜疆 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决策层对伊朗问题如何讨论 有何决定 目前 开放的档案材料没有任何显示 直到6月初 克里姆林宫决定采取行动 6 7 — 8 深夜 斯大林召见巴吉罗夫 只谈了 5分钟 3这应该 不是听取汇报或讨论问题 而是下达指示 6月到10月苏联决策层做 出的几个决议看 斯大林对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似乎选择了巴吉罗夫的 最后一个方案 自治 但范围不仅限于南阿塞拜疆 而是北方所有省 即苏联占领区 无论将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或让其独立 都直接违 背了 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和1943年美英苏三国宣言 而斯大林还不 想与盟国决裂 伊朗北方诸省实现自治则在法理范围之内 只要苏联幕 后主使的身份不被揭露 既可以堵住英美和国际舆论之口 又可以保障 6 10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 关于在伊朗北部组 苏联石油计划的实现何乐不为

    过去确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吞并南阿塞拜疆 而石油问题只是手段(Yergin, Shattered Peace, pp. 179-181 )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建苏联工业企 决定在大不里士等南阿塞拜疆城市建立一系列苏联工 业企业的分支机构 如制糖厂 制鞋厂 纺织厂 织袜厂等 阿塞拜疆 共和国必须保障企业用地 下属各部门分别承担工厂设计 技术人员配 设备安装 物资保证 苏联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派遣 专家指导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付建设资金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调 拨设备和物资 述企业的组织 建设和生产的领导工作交由阿塞拜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库里耶夫负责 1同石油勘探一样 如此安排俨然是在 处理家务事 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做法如出一辙 南阿塞 疆已经被看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了 6 1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央指示起草了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北方其他地区发起分离运动的 决议 送交莫洛托夫 巴吉罗夫和卡夫塔拉泽审议 2随后 南阿塞拜疆 出现了抗议伊朗中央政府的浪潮 6月底人民党和 自由阵线 大不里 士举行3万人集会 喊出了 塞拜疆要求自由和繁荣 的口号 37 6 联共 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决议 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方 其他省组织分离运动的若干措施 而这个 文件只发给了巴吉罗 夫一个人 决议要求 开始筹备工作 目的是 立拥有广泛权利的南 阿塞拜疆自治省 同时在吉兰 马赞德兰 戈尔甘 呼罗珊等省开展分 离运动 为了对运动进行领导 应在改造人民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 塞拜疆民主 吸纳各阶层分离主义力量加入 同时动员库尔德人参加 分离运动 而建立库尔德自治省 在大不里士成立工作小组 指导分 离运动 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负责筹备第十五届伊朗议会选举工作 确保分离运动代表人物在一系列改革口号的基础上当选 建立以国外武

    器装备的军事小组 以保障亲苏人士和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安全 建立 联阿塞拜疆之友协 吸引广大民众参加分离运动 利用报纸和出版 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设立100万外汇卢布的特别基金 为开展运动 和选举活动提供经费 14 阿塞拜疆中央又下达了更加具体 7 —9 分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人员调配 论宣传 筹备 建党 安排选举等等 照巴吉罗夫的部署全面推进 3分离运动并非没有 到阻力 首先是来自左翼阵营内部的不满和抵制 苏联通过解散人民 党的地方机构组建民主党 自然遭到人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对。4巴吉罗夫选 的民主党领导人皮谢瓦里在苏联生活多年 曾担任过苏维埃吉兰共和 国内政部长 治可靠 经验丰富 具备领导能力 且在南阿塞拜疆作 为受人欢迎的自由主义左派记者而闻名 并曾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党高层 领导 5苏联之所以建立民主党而不再用人民党 大概有三个原因 人民 党在伊朗素有苏联傀儡的 利于在新的运动中继续使用 人民 党属全国性政党 部在德黑兰 利于在北方组织地方性活动 人民 党带有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主张阶级斗争 不利于领导 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 6不过 人民党毕竟曾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现在 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资助 很快就在来自巴库的压力下屈服了

    10月3日人民党中央致电莫斯科 声明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服从联 1正如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w.亨德森估计的 阿塞 拜疆民族主义在伊朗北部的加强将大大削弱伊朗中央政府的效力 而民 主义口号可能比共产主义宣传更有助于赢得伊朗北部居民对苏联政策 的支持 /尽管如此 苏联的做法还是大大分裂和削弱了伊朗左翼势力 为后来局势逆转留下了隐患 正令巴吉罗夫头疼的是来自伊朗政府和社会的强烈抗议 怒的 伊朗政府查封了德黑兰左翼组织的报纸 俱乐部 把一些活跃的记者和 工会组织者投入监狱 销了伊朗北部政府官员中亲苏分子的职务 以坚决反对民主党的人取代他们 右翼报刊强烈谴责北方的分裂活动 指责阿塞拜疆民主党卖国 并积极发起运动要求苏军撤出伊朗 甚至有 报道说 什叶派毛拉宣布要发动针对阿塞拜疆人的圣战 3 联人一直试图 躲在幕后指挥 但是当苏占区的伊朗警察和宪兵维持社会秩序时 当伊 朗军队调往北方制止骚乱时 苏联军队就不得不出面加以阻拦了 4这样就 给伊朗诉诸国际舆论提供了机会 然而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大国合作 然是美英苏三国的战略目标 即使对苏联在伊朗的行为有所不满 比起德国问题和东欧问题 伊朗问题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英国在伊朗 的利益和地位与苏联相似 果公开出面干预难免陷入尴尬局面 美国 然也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并对伊朗表示同情 但此时其中东利益和战略 的重点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 而对伊朗只限于推行 门户开放 策和维持稳定 防止对盟国团结构成危险 因此也不愿直接插手

    波茨坦会议同雅尔塔会议一样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这固然令伊朗政府和 社会感到失望 但也是可以预料的 因此 苏联必须加快行动 战争结束后苏军将面临撤离伊朗的问 英的消极态度也鼓励了苏联 为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从而顺 提法改为更加隐蔽的 自治运 推动南阿塞拜疆尽快成立自治政 一方面加强军事准备 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方式强行实现自治 1分离 ceпapatнct 变成自治 a81’011 I 一字之差 说明运动的目的更加明 也让参与运动的苏联人和伊朗左翼分子在道义上得到一丝心理安慰 10 8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 中央政治局决议明确提出 朗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朗实现阿塞拜疆自治 设立阿塞拜 疆民族自治机构 为此 建立一个在巴吉罗夫领导下的 三人小组 体负责 尽快组建一支 在形式上与民主党没有联系的武装部 议还特别提出 禁止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参与与自治运动有关的任何工 2遵照这一指令 吉罗夫立即开始行动 从阿塞拜疆挑选了 96名得 力干部和武装人员 过政治和军事特别培训后派往伊朗组建武装游击 3最初组建了 30支游击队 共计3000多人 并从苏联运来 5000支步枪 300支手枪 300支冲锋枪和机枪 招募人数扩大 11 月又运送了 11500支步枪 1000支手枪 400支冲锋枪和机枪 2000 手榴弹和250 发子弹 4此外 为应对德黑兰对伊朗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封

    解决石油租让权问题 苏联迅速改变了策略 一方面 分离运动 31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扩大与伊朗阿塞拜疆贸易的决议 限令第四季 度贸易额必须达到进口 1.275亿和出口 0.8895亿里亚尔 1 照苏联的建议 民主党决定立即建立民族议会 在南阿塞拜疆进 行议会选举 21 — 22 民主党在大不里士召开阿塞拜疆全民大 皮谢瓦里在报告中说 们将为阿塞拜疆赢得自治 并努力不诉诸 武器和武力 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 我们会自 就像今天阿塞拜 疆农民与强盗 掠夺者战斗一样 3大会通过了 塞拜疆人民要求获 得完全自由和自治 的宣言 宣称已经建立的阿塞拜疆人民议会及其全 国委员会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实现人民的民族要求 4最后 大会向 国王 首相和议会发出了要求实行自治的电报 声称如果政府使用武 阿塞拜疆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5实际上 此时 在南阿塞 拜疆已经打响 11 15日巴吉罗夫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F. 叶梅利扬诺夫和 三人小组 发出了指示 一方面告诉他们有责任避免 内战的爆发 一方面又说 敌人就在 地主 商人 军官团和公务员当 必须与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即消灭他们 即使有人今天看来很平 但昨天犯下了暴行 明天可能会再次犯下这些暴行 所以这样的人 必须被除掉 消灭或清算 而且这一切必须以人民的名义进行 我说清 楚了吗 6第二天 游击队 消灭敌人 的行动便开始了 11 16 苏联驻伊朗临时代办雅库博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 伊朗首相紧急召开内阁会议 内务部长 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和外 交部副部长出席 讨论阿塞拜疆的局势 会议通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

    向阿塞拜疆民众分发武器 武装分子试图解除米亚内 萨拉卜 马拉盖 的宪兵武装 宪兵逮捕了一些人 而苏联军方要求释放他们 国防部长 断言 阿塞拜疆正在发生叛乱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17 伊朗政 府照会苏联大使馆 库尔德地区出现叛乱分子 阿塞拜疆一些地区也发 了武装分子围攻宪兵 警察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并切断通讯线路的情 伊朗政府准备增派部队前往维护治安 希望苏联政府尊重伊朗领土 完整 不干涉伊朗政府和部队的行动 2莫洛托夫在答复中声称苏联与伊朗 民主党没有关系 也否认苏联占领当局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活 3雅库 博夫在18日与伊朗首相会谈时也表示 苏联使馆不了解阿塞拜疆的混乱 情况 至于伊朗增派政府军的问题 应与苏联军方代表讨论 4伊朗国防 部长20日向苏联武官正式提出请求 允许伊朗政府军前往大不里士 苏联国防部长N. A.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1.安东诺夫向斯大林报 告了他们的意见 既然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伊朗内政 为了不给反动派 提供攻击苏联的借口 就不应该妨碍伊军的调动 5斯大林拒绝了这种天 真的看法 22 安东诺夫实际下达的命令是 阻止伊朗当局向我占领区 增派部队的任何企图 6而前一天巴吉罗夫就报告说 阿塞拜疆伊军和德 局势发展很快 11 19 美国合众社报道 叛乱分子已占领阿 哈尔 萨拉卜 马拉盖 米亚内 并包围了大不里士 阿尔达比勒 扎耶 阿斯塔拉的驻军 正在向德黑兰进军 巴吉罗夫报告 22日阿 黑兰增派的政府军可能通行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封锁 7

    塞拜疆的伊朗守备部队开始向游击队投降 1 27 大不里士已处于民 主党控制之下 阿塞拜疆的政府军普遍没有进行抵抗 现在游击队需要 的是过冬的服装和经济援助 2据美国驻伊朗使馆的情报 28日上午以 叛乱分子已占领赞詹 在进军加兹温 菲鲁斯库赫和马赞德兰也 聚集了大批叛乱人 他们都准备向德黑兰进发 伊朗政府制定了保 首都的计划 正在调集陆军 宪兵和警察部队 但也准备在必要时迁都 伊斯法罕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认为 场动乱 经远远超出了任何普 通的暴民行动 而且每一个行动都具有良好的军事战术和指挥 他因此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一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显示 整个事件的进 程完全是按照莫斯科的设计和预想发展的 而苏联决心采取武力手段就 要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特别是12月初以来 伊朗阿塞拜疆的议 会选举议程 政府纲领草案 自治计划实施方案以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 等文件 几乎每天都大不里士一巴 —莫斯科之间流转 送审 批准 4 一切准备就绪 12 12 伊朗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宣布 塞拜疆自治共和国 成立 皮谢瓦里被选为政府总理 当天宣布的19 施政纲领包括 阿塞拜疆在不破坏伊朗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自治 塞拜疆政府承认伊朗中央政府 在外交 财政 税收方面 从国家 但拥有自己的军队 以确保自主权 此外 在所有学校使用阿塞拜疆语 教学 实行宗教自由 提供免费医疗 提倡民族平等 5苏联总领事是接到 邀请后出席大会的唯一外国代表 6 天以后 在库尔德民主党的主持下成

    推断 背后的领导者很有可能是苏联人

    立了另一个自治机构 库尔德共和国 首都设在西阿塞拜疆省的马 哈巴德 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不过库尔 德民主党的独立性较强 与苏联占领当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 尔德共和国与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之间也存在 令莫斯科头疼的尖锐 矛盾 1 实际上 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苏联当局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 互利用也是很自然的 莫斯科鼓励和发动自治运动说到底是为了石油 就在暴动发生的当天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接见了伊朗驻苏 大使 在讨论苏伊关系时 杰卡诺佐夫询问了伊朗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 油公司建议的具体内容 阿希详细介绍了伊朗方面的考虑和设想 杰卡 诺佐夫表示感谢 并说苏联提出的租让条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 2此后 杰卡诺佐夫又接连三次与阿希会谈 当阿希要求苏联允许伊朗派军队制 止暴乱时 杰卡诺佐夫的答复是不需要使用军队来解决问题 并总是说 朗政府知道应该怎么做 阿希的感觉是 杰卡诺佐夫在暗示 这与 给予 石油租让权有关 3随 盟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迫 莫斯科真是有些 急了 12 12 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提 醒说 在争取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上 苏联现在着手 达成比撤军 军问题的确是苏联获取石油租让权的要害 也是盟国解决伊朗问 后更有利的协议 莫洛托夫批示 立即讨论

     的关键 然而 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非易事 早在雅尔塔会议 期间 英国就建议一旦波斯湾运输线关闭就可以开始撤军行动 但苏联 坚持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I欧洲战事结束后 伊朗立即向美英苏三国发 出照会 要求外国军队撤离 25 25 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指出 军撤退无疑将导致伊朗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 免的崩溃 因此必须拖延撤军 并尽可能保障苏联撤军后的利益 要是获得石油租让权 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 于是 苏联对撤军要求采取了避而不答的态度 3同样由于苏联顽固而强硬 的拖延立场 波茨坦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伊朗问题 只在未公布的议定 书中提到 盟国军队应立即撤出德黑兰 一步的撤军行动将在9月伦 敦外长会议予以考虑 4日本投降后 伊朗政府再次向三大国发出照会提醒 根据英苏伊三国条约 6个月后即1946 3 2日是盟军撤出伊朗 的最后期限 5伦敦会议开幕后 9 20 莫洛托夫致信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说 苏联从德黑兰的撤军已经开始实施 并会遵守条约规定的最后 期限 因此会议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6于是 伦敦会议议程删除 很可能这些都是莫斯科策略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在撤军前实现阿 塞拜疆自治 以此要挟伊朗政府对石油租让权做出让步 伦敦会议以 苏联很快就在伊朗发动了 自治运动 伊朗的紧张局势和动乱让美 国驻伊大使默里认识到苏联撤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于9 25日和

    了伊朗撤军问题

     11 20日两次上书国务卿 紧急建议 美国 采取强硬立场 要求 苏联 包括英国 立即从伊朗完全撤出 为苏军的存在 促进而不 是防止了混乱 24 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紧急照会 鉴于伊朗政 府因苏联驻军的阻拦无法履行其维护伊朗领土 和平与秩序的责任 政府建议苏联和英国军队在1946 1 1日之前撤离伊朗 尚留在伊 朗不足6000人的美国非作战部队已经接到了同样的指示 27 英国也 出照会 提醒苏联关于撤军的承诺 并希望苏军不要干涉伊朗内政 此前 伊朗政府已经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229日莫洛托夫答复 朗北方并没有发生武装起义和任何反对王国政府的运动 如果伊朗政府 派部队 只能迫使苏联也向伊朗增兵 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驻军的 安全 苏联承诺严格遵守1942 三国条约的撤军期限 向伊朗派遣苏 军的根据则是1921年签署的苏伊条约 因此 苏联政府认为没有任何必 按照1921年条约第六条款 要苏联感觉其安全受到威胁 随时可 以派兵进入伊朗北部地区 因此 莫洛托夫的答复引起了西方的紧张和 警觉 朗和英国强烈要求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讨论伊朗撤 军问题 美国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也向国务院建议在莫斯科达成新 的撤军协议 4但苏联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强硬态度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 斯为了避免与苏联在政治上摊牌 也主张软处理 最后商定 莫斯科会

    要重新审议苏军撤离的期限问题 3 32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议对伊朗撤军问题只进行非正式讨论 I英国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妥协性 方案 即成立美英苏三方委员会处理伊朗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 苏联最 还是拒绝了这一方案 理由是苏联需要首先应与伊朗达成协议 2会议期 斯大林两次接见贝尔纳斯和贝文 并明确表示 苏联对伊朗没有领 土要求和其他企图 只是担心伊朗对巴库油田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事情发展的这个地步 联是否能够按时从伊朗撤军 以及如何逼 迫苏联撤军 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了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1946年初 关于伊朗问题的三条线索汇集在了一起 即经济上的 油谈判 治上的阿塞拜疆自治 交上的盟国军队撤离 而争斗的 舞台也从伊朗国内转到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 联合国是以美苏为主的盟 国共同缔造的国际组织和安全机制 目的是维持战后的国际秩序 保障 世界和平和发展 4谁也没有想到 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竟然是 可能导致这一国际组织分裂或者瘫痪的伊朗事件 美国人很重视联合国 1945 10 22 美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 斯退丁纽斯动情地说 联合国绝对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必须教他走路和

    苏军是否能够按规定的期限撤离 届时看情况再说 3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23 说话 杜鲁门对此表示 百分之百地 支持 I苏联则希望把联合国作 为体现美苏合作的重要机构 美国国务院官员感觉 苏联代表团 似乎 真正希望联合国组织能够成功 他们 显然希望与美国代表团建立尽可 能密切的关系 2 伊朗问题陷入僵局时 伊朗外交官也想到了联合国 11 28 伊朗驻美大使阿拉向美国提出了伊朗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候选资格的要求 不久又将这一请求与联合国辩论伊朗问题联系在 312 13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华德在一个备忘录里提到将伊朗问题 交付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讨论的可能性 4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12 23 谈话中 贝尔纳斯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将被提交联合国讨论 林对此显得满不在乎 甚至不屑一顾 5 实际上 对于是否要在联合国 提出伊朗撤军问题的最初情况是 英国表示反对 美国犹豫不决 而苏 联则十分在意 非常敏感 伊朗对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 更加强了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 国讨论的决心 但前提是要预先得到英美保证支持的承诺 然而 英国 明确表示反对在1946 1 4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列入伊朗 问题 理由是此举会干扰英国提倡的三方委员会计划的实施 美国虽然 认伊朗享有在联合国提出撤军问题的权利和自由 但不愿在事先做出 支持伊朗的承诺 6英国人阻拦在联合国提出伊朗问题的真正动机 如默里 分析的 英国在伊朗南部也有同苏联一样的关于石油租让权和地方自治 的要求 7而美国人的考虑 主要是想避免联合国组织在成立之初就面临

    可能引起盟国关系破裂的尴尬局面 亨德森劝告伊朗大使接受三方委员 会的方案 以便在联合国组织之外解决问题 n月4日下午 联合国大会 伦敦召开之际 英国大使成功地说服伊朗首相向驻英大使发出紧急指 从联合国组织的议程中撤回伊朗提交的外国军队撤离和干涉伊朗内 政的议案 2然而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 5日英国的三方委员会方 公布后 引起伊朗社会广泛的敌意和恐慌 认为这是列强在伊朗瓜分 势力范围的前兆 议会 主要是摩萨台 提出与苏联人直接谈判 并更 换首相 此人应是 莫斯科欢迎 于是 伊朗政府在拒绝接受英国 1 17 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正式开幕 莫斯科感到失望的是 两天以后安理会就接到了伊朗代表对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指控 要求安 理会 行调查和提出适当解决办法 4苏联想当然地认为是英国在背后 怂恿 因而立即提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的控诉 同时让乌克兰指控英军 在印度尼西亚的暴行 5 斯科的如意算盘是以此逼迫英国在伊朗问题上放 6 结果未能如愿 英国表示同意将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作为 盟军在外国 领土上存在 的广泛问题同时予以讨论 71 25 英国代表贝文表示不 反对调查和讨论与英国有关的希腊问题 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 主要是

    方案的同时 再次要求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荷兰的事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 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问题均列 议程 美国的动议被通过 I苏联显然有点后悔 后几天 维辛斯基多 次找贝文商议 苏联准备放弃对英国的指控 果英国 做出令人满 意的让 但遭到贝文直截了当的拒绝 2莫斯科第一招失算了 英国本 来是可利用的力量 现在却被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苏联的第二个策略是私下与伊朗进行双边谈判 以避免在联合国直 接讨论伊朗问题 1 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 维辛斯基发表声明 先反驳伊方的指控是 准确的和没有根据的 然后提出苏伊两国的关 系问题 可以而且也应该 通过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解决 在此基础上 维辛斯基提出 联同意将伊朗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事程序 但是否 其实质内容进行审议 应等待苏伊双边谈判的结果 3 国的主张与此 谋而合 1 23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讨论伊朗问题的备忘 作为 本文件 备忘录清醒地看到 1944年伊朗政府拒绝向苏 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 但事已至此 美国应坚持 的原则是外国军队应该尽快撤离伊朗 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应受到 侵犯 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 就是确保小国受害者得到 由听证和公 正裁决 重要试验案例 4 而在具体处理方式上 国不愿也不能 在联合国与苏联公开对阵 1 24 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国代表团做 出明确指示 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支持伊朗 但这并不排除 议俄 罗斯与伊朗之间首先尝试双边谈 5这无疑是帮助了苏联 在几天的争

     辩中 苏联反复强调 希望与伊朗举行双边会谈以解决问题 I据中国代表 顾维钧观察，「 国人对美国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 但对英国人却采取 了非常不友好的立 2苏联代表还有意通过顾维钧之口告诉美国人 议安理会接受苏伊双边会谈的处理方式 而不要通过任何决议 斯退丁 纽斯表示 美国对此不能做出承诺 但他认为 如果伊朗人愿意放弃 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3于是 1 30 讨论了 4个小时后 安理会做 出决议 暂停讨论伊朗对苏控诉案 但在安理会决定删除之前伊朗问题 继续保留在议程中 苏伊两国直接谈判并随时向安理会通报进程和结果 4 联合国的第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伊朗政坛分左中右三派 左翼亲近苏联 右翼倾向英国 都比较激 中间派主张藉助美国制约英 同时采取温和方式处理与英 的关系 现在要谈判 自然就轮到中间派出场了 1946 1 20日保守 派首相哈基米在苏联制造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组建新政府的是伊朗著名 政治家 前首相卡瓦姆 卡瓦姆老道沉稳 右逢源 在伊朗混乱的政 治局面中受到英国和苏联两边的青睐 卡瓦姆也是主张通过与苏联谈判 解决危机的主要人物 还在卡夫塔拉泽访伊期间 卡瓦姆就秘密会见苏 联代表团成员并承诺 如果他当上首相 将接受苏联提出的所有建议 5 在机会来了 2 18 卡瓦姆满怀希望地率团抵达莫斯科 与苏联领 导人开始了长达三个星期的石油谈判 卡瓦姆认为 生硬地拒绝苏联要 求是导致危机的原因 原则上可以向苏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关键问题是

     要让苏联提出令伊朗满意的条件 1然而 莫斯科的态度和开出的条件却让 他大失所望 在前期谈判 20 —24 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卡瓦 姆表示原则上可以给与苏联石油租让权 但谈判只能在苏军撤离后开始 根据伊朗宪法 不能允许阿塞拜疆自治 因为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将导 致伊朗解体 根据条约苏军必须在1946 3 2日之前全部撤离 斯科的立场是 苏联 有石油租让权是不行的 斯大林语 阿塞拜 莫洛托夫语 苏军从3 2日开始从特定地区少量撤退 但在完全保 联合国讨论日期临近 苏联迫切需要莫斯科谈判有一个结果 2 25 莫洛托夫提出 苏联可以先放弃石油租让权 而接受伊朗的建 在北部地区组建苏伊联合石油公司 苏联拥有51%的股份 但是依 1921年的苏伊条约 一部分苏军将暂时留在伊朗 直到伊朗政府消 除了对苏联的所有敌对和歧视措施 在伊朗北部建立了秩序 面上看 莫洛托夫似乎是做了让步 但只要苏军存在 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苏联手 卡瓦姆心里很清楚 他在27 答复的备忘录中拒绝了苏联的方案 认为只有解决了阿塞拜疆自治和撤军问题 石油问题才能得到令双方 满意的解决 因此 需要返回德黑兰与政府再行商议 3卡瓦姆的答复令莫 洛托夫十分恼火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28日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提出 联收回此前让步的建议 认定伊朗统治集团敌视苏联 且对苏联在阿

     证苏联在南阿塞拜疆不会有一个敌对的邻居前 苏军不可能完全撤离 2 疆属伊朗内政 但苏联认为伊朗政府不允许自治是 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32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油田构成威胁 I这就意味 苏军不会按规定的期限 撤离伊朗 2谈判陷入僵局 3 4日最后的高层会谈中 卡瓦姆提出 要苏联答应立即撤军 他可以在回到德黑兰后争取向议会提出建立苏 伊石油联合公司的具体议案 斯大林则要求伊朗必须给予南阿塞拜疆自 3 3 5日维辛斯基与伊朗代表团成员继续会谈 双方各执己见 就在莫斯科谈判期间 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的认知和行为判断发生了 急剧变化 1946年初 杜鲁门表现出对苏联十分反感的情绪 面对苏 联在伊朗和土耳其挑起的危机 杜鲁门愤怒地表示他 经厌倦于笼络 苏联人 甚至认为 能会面对另一场战争 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 硬的语言 6 2 9 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 大力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制 并呼吁要准备应付 国主义战争 华盛顿对此感到震惊 艾奇逊 至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西方的 22日的凯南长电将斯大林讲话 归结为苏联的扩张意图 更在白宫和国会引发热烈反向和一片赞赏 3 5 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发表 幕演说 则把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 推向高潮 7在这种氛围中 特别是苏军到规定日期仍不愿撤离 美国在伊 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1946 3 1 即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前一 莫斯科电台宣布 已告知正在苏联的伊朗首相卡瓦姆 苏军将从某

     毫无结果 4 3 8 卡瓦姆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莫斯科

    些特定地区 什哈德 沙赫鲁德和塞姆南 撤出 但苏军将留 在其他地区 直到局势明朗 1据美国驻大不里士副领事R.罗索接二连三 的报告 3 3 — 5 苏联在伊朗的驻军不是回国 而是朝 德黑兰 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方向调动 苏联向南阿塞拜疆大规模增派装甲部队 还有大型卡车装载 部队驶入伊朗 甚至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在向边境 地区集结 罗索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部队调动 而是 一次全面的战斗 2不过 有情报 要来自英国 认为罗索的报告言过其实 军并没有什么重大行动 3由于目前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调动的 实际情况还说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 苏军没有在规定期限全部撤离伊朗 是不争的事实 3 3日伊朗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 4 美国政策转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2 22日贝尔纳斯给凯南发电 权他通知正在莫斯科苦苦谈判的卡瓦姆 励他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投 诉苏联 并承诺美国将在外交上给予支持 5 3 5日美国向莫斯 科发出了一份照会 苏联政府违背了 1942年三国条约的规定和1946 3 2日撤军的承诺 国政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1943 12 1 关于伊朗的宣言 缔约国 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6恰好这一天丘吉尔 在富尔顿发表 幕演 这也许并非巧合 杜鲁门后来关于该照会是 美国发出的 最后通牒 的说法 确言过其实了 7不过 这个照会的 措辞对于苏联来说 可能是苏德战争以来最直白 硬的 两天后 3

     7 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照会 1罗索的情报传来后 务院于 3 7 —8日连续两天开会 究苏军的伊朗的行动 大家一致认为 苏联在政治颠覆的同时开始了军事入侵 贝尔纳斯激动地表示 我们也 用两个拳头回击他们 艾奇逊则表示 该让苏联明白 我们已经知 道他们的行动 如果不想摊牌 最好 留下一条优雅的出路 /波伦 也认为 美国在伊朗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影响苏联 除了 别无他 3于是 3 9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第二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 美国 已经知悉苏联的伊朗的行动 美国政府想知道 苏联为什么不是从伊朗 撤军 反而是向那里增派军队 并要求苏联领导人解释在南阿塞拜疆正 发生的诸事件的原因 4 此同时 3 6日国务院宣布 美国将在21 日派遣 密苏里 号战舰驶往伊斯坦布尔 公开的理由是运送土耳其驻 美大使的遗体 这显然是在传递一种警告性质的信号 5不过 对莫斯科 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美国坚定不移地要把苏联再次推上安理会的被告席 3 7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默里通知伊朗政府 理会会议将于 3 8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美国驻英使馆通知贝文 如果没有收到苏联 政府对美国照会的令人满意的答复 果苏军继续在伊朗保留军队 国政府 别无选择 只能立即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 美国政府 还希望英国与美国一起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 73 10日晚上 默里拜 卡瓦姆 了解了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后 默里分析说 苏联希望派大使

     3 21日左右在伦敦举行 并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可以通过安理会解决

    到德黑兰继续谈判 目的就是阻止联合国继续讨论伊朗问题 鼓动伊 朗政府主动向安理会提起控诉 并表示美国将予以支持 卡瓦姆提出了 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伊朗没有在联合国提出指控 美国是否会主动这 样做 果苏联无视伊朗的抗议而自行其是 美英将采取什么措施帮助 伊朗 默里没有直接回答 1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 瓦姆回 后不久 伊朗第十四届议会到期解散 新的议会选举尚未举行 这就 把处理国际问题的空间和权力留给了卡瓦姆内阁 2另一方面 美国的政策 也更加坚定 更加明朗了。

     3 13 卡瓦姆开始出击了 为了缓解苏联的压力和威胁 瓦姆公开宣称伊朗政府希望与即将到任的苏联新大使就撤军问题继续谈 一旦苏军撤离 即刻进行石油谈判 并考虑签约 当然 有议会 才有最后的批准权 而在所有外国军队撤退前 伊朗不会举行议会选 3同一天 卡瓦姆明确告诉默里 他会在两三天内发出指示向安理会提 对苏联的指控 并与默里商议了具体程序问题 默里对此十分满意 他明确向卡瓦姆保证 美国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伊朗 4实际上美国官员此时 已经透露 如果在3 25日安理会开会前伊朗政府没有主动向联合国提 出撤军问题 美国就会单独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53 14 联驻伊朗代办会见卡瓦姆 威胁他不得向安理会投诉 少不能主动提 出撤军问题 3 15日卡瓦姆向美英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英国外 部和美国国务院就分别表明了态度 伊朗政府必须立即主动向安理会

    投诉 美国和英国政府保证将予以全力的支持 I 苏联对3月初伊朗的抗议和美国的照会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有些坐 不住了 3 15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说 美国照会所说苏军在伊朗调动的 情况与 事实不符 2同时 苏联使馆向卡瓦姆保证 苏联新任大使到 达德黑兰后 一切困难都会消除 没有必要向安理会投诉 默里得知这 情况后 再次向卡瓦姆强调现在唯有安理会可以解决撤军问题 苏联 采取的是拖延战术 敦促伊朗政府在苏联大使到任前提起对苏联的控 3美国的一再保证给卡瓦姆吃了定心丸 3 18 伊朗政府正式向 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对苏联的控诉书 要求将其列入3 25 安理会 第一次会议的议程 4也就在这一天 苏联新任驻伊大使1. V.萨奇科夫到 达德黑兰 萨奇科夫的确带来了妥协方案 据巴库档案披露 萨奇科夫 在巴库停留期间 巴吉罗夫等人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 苏联已经准备 做出 慎让步 包括撤军和石油谈判 5为了争取时间完成谈判 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请求将安理会会议推 迟到4 1 再召开 因为苏伊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否则 苏联将 不参加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 6与此同时 苏伊开始继续秘密谈判 3 20日卡瓦姆会见了萨奇科夫 面对苏联要求伊朗撤销控诉的强硬主张 卡瓦姆表示 如果撤销控诉 本届政府就只能辞职 但他愿意与苏联谈 美国一心逼迫苏联立即撤军 自然不会给莫斯科留下喘息的机会 3

     尽快达成协议

     20日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不仅不同意推迟会议 而且要求将伊朗问题列在会议议程的首位 还要求苏联和伊朗应遵照安 理会决议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1第二天 英国政府表态 全支持美国的 立场 并主张英美两国在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 无论苏联抵制还是中途 退场 会议都要继续开下去 23 21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向报界发 表讲话 坚持安理会必须立即讨论伊朗诉案 33 22 苏联释放出 一些和解的信号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指出 联合国 是维 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4 似乎表明苏联很重视在联合国框架 内解决国际争端 同一天 苏联通知中国政府 在东北的苏军将于4 底前全部撤离 5 似乎预示苏联在伊朗也会采取同样的举动 与此同 面对大量苏联驻军和阿塞拜疆的反叛 卡瓦姆政府感受到的是巨大 的现实压力 3 23日卡瓦姆征求美国的意见 他希望在苏联宣布撤军的前提 可以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与苏联签署一份建立联合石油公司 的协议 默里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 他认为要给苏联人 有余 在石油问题上对苏联作出某种让步也是合理的 且伊朗问题的解决可 以帮助化解 极其微妙的国际局 6伊朗确实受到极大压力 态发展 实存在 确定性 以致伊朗国王提出离开德黑兰重建政府的想法 面对如此危局 美国国务院也显得不知所措 只得让默里相机处置

     尔纳斯表示，「 们对你的判断力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就在第二天 即安理会会议开幕的前一天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 变化 3 24日晚7 萨奇科夫突然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 1 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苏军将在五到六周内完全撤离伊朗 2. 议成立伊朗-苏联公司来开发伊朗石油 其中苏联占股51% 伊朗为 改称总督 阁部长 改称局长 民族议会 改称省议会 后萨奇 科夫向巴吉罗夫报告 文件已经递交 难想象伊朗人的最后决定 如何 10时萨奇科夫又打电话通知卡瓦姆 苏军将立即从卡拉季和 加兹温撤离 125 莫斯科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塔斯社发表从伊朗撤 军的公告 宣布苏联自24日起开始撤离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 撤军 可在五到六周内全部完成 塔斯社还报道了卡瓦姆的声明 伊朗与苏联 的分歧可以在安理会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安理会何时开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苏军撤出伊朗 2斯大林给美国合众社社长回电 宣布苏军撤 出伊朗的问题已经通过两国政府谈判 得到积极解决 3显然 苏联所有 这些表现都是为了制止或推迟在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 3 26 安理会会议上 葛罗米柯首先便提出从安理会议程中撤 销伊朗问题 该动议以9票对2 苏联和波兰 被否决后 葛罗米柯 立即提出推迟对伊朗问题的讨论 亦遭到英美代表的坚决反对 会议进 了激烈争论 最后 会议接受了法国的提案 由美 法三国代表 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定处理意见 4 3 27日继续开会 安理会主席通

     49% 3.为调解伊朗中央政府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建议阿塞拜疆 总理

    人小组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葛罗米柯再次要求安理会推迟讨论 朗问题 理由是苏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贝尔纳斯反驳说 美国政府 得到的报告并非如此 苏方提出了建议 但苏伊并未达成协议 并要求 伊朗政府到会说明情况 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 苏联的提议被否决 罗米柯当即宣布苏联将不参加伊朗问题的讨论 然后拂袖而去 伊朗代表应邀到会说明情况 阿拉报告 苏伊谈判并未达成协议 伊朗 政府也没有发出同意安理会推迟讨论的任何指示 鉴于伊朗局势危急 阿拉请求安理会立即讨论 但由于时间关系 18 45分安理会主席宣布 休会 葛罗米柯的退场被美国报刊看作是苏联向联合国组织 问题的焦点再次转到德黑兰 在消除危机的关键是苏联与伊朗之 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协议 实际上 斯大林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3 24 13 40分已经签署并下达了苏军全部撤出伊朗的命令 撤军于3 24 开始 卡拉季的驻军必须在当 8时撤离 部撤军最迟于4 30日至5 10 完成 文件中看不到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的字样 3苏联在照会和声明中加入这些限定 无非是想给谈判增加筹码 3 27 卡瓦姆对苏联的方案提出反 建议 要求苏联将撤军的决定正式通知安理会 必须删除照会和声明 中的限定语 苏伊在联合公司中的股份各占50% 协议期限为30年而不 是苏联建议的50 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联合公司开发的地区应避开 土耳其和伊拉克相邻的地区 负责石油开采安全的武装部队应完全由 伊朗人组成 至于南阿塞拜疆问题属伊朗内政 自会通过谈判解决不

    纽约时报 这一事件称为 俄罗斯代表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

     苏伊谈判期间 安理会也在热烈讨论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苏联 从伊朗撤军 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控诉程序只是一种手段 如果国际秩 序能够得到保障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能够得到遵守 美国并不想与苏联 彻底翻脸 3 29 得知苏伊秘密谈判的情况后 美国的立场是敦促 双方将谈判情况和协议细节公布于众 以国际监督来避免伊朗在苏军压力 下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3当天 贝尔纳斯在安理会提出了一个实际上等 于再次推迟讨论伊朗问题的新提案 即要求苏伊两国代表在4 2日安理 会上报告两国谈判的情况 如果苏联政府保证无条件尽快从伊朗撤军 理会可以不进入实质性讨论 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 只是开会时间推迟到 4 3 届时安理会将决定是否立即审议伊朗对苏联的控诉案 4 4 3日安理会开会 席首先宣读了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的 信中说苏联政府正式通报 苏伊政府已就苏军撤退达成协议 该协 议自3 24日开始执行 个半月后完成 至于其他问题 则与撤军无 在这里 葛罗米柯没有提到撤军的任何限定条件 但伊朗代表阿拉 的来信却披露了一个情况 苏联把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作为撤军的条件 安理会决定休会 以便各国代表审查苏 伊政府报告的情况 第二天继 续讨论 为了尽快摆脱危机 卡瓦姆本来与萨奇科夫商定 苏伊代表一 致向联合国说明撤军是无条件的 也是这样向阿拉发出指示的 没想 到阿拉会节外生枝 卡瓦姆非常恼火 当晚紧急约见萨奇科夫 提议双

    容苏联插手 1随后几天 双方继续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方以共同发表公报的方式表明态度 从而避免在安理会正式讨论伊朗问 萨奇科夫虽有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两人连夜准备了协议文本 并通 电话求得莫斯科批准 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认了石油协议的基本 内容 合作期限为50 25年苏联占股51% 25年股份各半 基本上都接受了伊方的建议 最后规定 该协议将在伊朗新议会开始 活动后立即提交批准 最迟不得超过10 24 4 4日上午 卡瓦姆 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美国大使默里 华盛顿时间下午4 22 国务院收 到默里的电报 1 卡瓦姆有些多虑了 也是在4 4日上午 贝尔纳斯在并不了解苏 伊秘密会谈及其结果的情况下 便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 鉴于苏联已 宣布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的日期 建议安理会将伊朗诉案的审理推迟到5 6 届时苏伊两国将被要求向安理会报告苏军是否全部撤出伊朗 但如果联合国接到任何可能推迟或威胁推迟苏军迅速撤离的报告 安理 会应将该报告作为第一项议程加以审议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理会以9票赞成 含波兰 1票弃权 澳大利亚 通过了美国提案 2 斯大林接见了美国新任苏联大使史密斯 针对史密斯对国际局势和 美苏关系的担忧 斯大林重申苏联将遵守联合国宪章 也没有破坏巴尔 干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图 于伊朗 苏联不过是想要得到石油租让权 却受到英国的阻挠 美国也没有对苏联的正当要求表示支持 会谈的最 斯大林再次重申了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 并指出美苏两 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能兼容 只要有耐心和善意 些分歧就会得 到调和 34 7 真理报 报道了苏伊签订协议的消息 称其符合

    政府和伊朗人民的愿望 开启了苏伊关系的 新时 1 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的签订 伊公报的发表 塞拜疆自治地 位的保留 面对这一切 苏联确有理由相信其在伊朗的目标已经初步实 然而 莫斯科高兴的太早了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苏联在伊朗的行为表明了俄国人强权外交的一贯作风 他们似乎既 不懂得平和 公正地与人交涉 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应该妥协 让步 像杜鲁门当时的感受 苏联人 懂一种语言 的确 苏联驻军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王牌 一旦失去就必然失败 而且一 败涂地 莫斯科绝不会想到 因为这次危机 苏联干涉伊朗主权的指控 竟被长期保留在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中 成为抹不掉的耻辱 大林对安理会还是很看重的 1946 4 6 他在给杜鲁门的 信中说 苏联 完全理解联合国组织的重要性 也完全理解利用这样 个组织来实现任何单边目标是不可取的 3当天 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 安理会 鉴于苏伊已经达成协议 联也宣布了从伊朗全部撤出军队的 具体日期 葛罗米柯要求安理会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4 苏联的承诺已

    你有多少个师

    经受到质疑 美国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 建议在5 6 苏军撤离伊朗 的实际行动完成之前 伊朗的申诉仍要保留 专家委员会和4 23日安 会讨论的结果 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月6日阿拉通知安理会 苏联军 队确已从呼罗珊等北方四省撤出 但伊朗政府官员自1945 11月以来 无法在阿塞拜疆省行使有效的权力 以无法证实那里的撤军情况 25 8 理会在苏联代表既未提交报告也未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伊朗问题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将伊朗提供完整确实的报告的时间推迟至5 最后期限到来时 伊朗国王与首相之间的矛盾加剧 国王主张对苏 采取强硬政策 而卡瓦姆希望与苏联和解 因此德黑兰向安理会报告了 互矛盾的情况 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 称苏联仍未停 干涉伊朗内政 因此伊朗政府未能进行所需的调查 证实所有苏军 撤离伊朗全境 但卡瓦姆给安理会的电报称 根据从德黑兰派往阿塞 拜疆的调查团报告 苏军业于5 6日撤离阿塞拜疆省 “5 21日贝 纳斯指示斯退丁纽斯 美国政府的意见是 诚恳地建议安理会此时不应 将伊朗问题从其议程中删除 55 22日的安理会会议争论非常激烈 多数代表不同意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最后 理会以9票赞成 1 波兰 权通过了荷兰的提案 安理会无限期推迟讨论伊朗问题 但如 有任何理事国请求 安理会 即行召集会议 6实际上 朗问题安理会

    20 提案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此后再未讨论 但也没有从议程中删除 I 苏联撤军的最后结果 就是不得不抛弃它自己建立和扶植的伊 朗阿塞拜疆自治政权 回想当年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解散的情 朗民主党一定感觉到他们第二次被出卖了 苏联占领军的存在是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自治政权生存的基础 对于苏联来说 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是用来向德黑兰施压的一种手段 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所以 面临来自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莫斯科 能让步 将撤军作为签署苏伊石油协议的交换条件 早在2月苏伊莫 斯科会谈时 朗民主党就担心他们的命运只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 2 吉罗夫当然希望阿塞拜疆的自治状态能保存下来 但他也不得不 指出 主党要在新的条件下 随机应变 ，「 现出更多的政治灵活 3斯大林则在5 8 即苏军全面撤离的前一天给彼谢华里写信 明确表示 伊朗革命的高潮尚未到来 而苏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必须撤 事实上 苏联占领军撤离后 莫斯科只能把落实石油协议的希望寄 托在伊朗政府身上 因此苏联要求自治政权尽快通过谈判与伊朗中央政 府达成协议 以促使伊朗兑现其承诺 5在苏联外交人员的协调和督促下 6 13日中央政府代表团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在大不里士签署了协议 6 14日和17 伊朗议会和政府分别批准了该协议 6然而 朗国王 因此伊朗民主党只能向政府让步 支持卡瓦姆而孤立亲英分子 4

     一直对苏联心存疑虑 也不相信这个协议能够保证伊朗的统一和主权完 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0. V.艾伦同样不信任卡瓦姆 并全力支持国王 的主张 1特别是卡瓦姆成立了自己的伊朗民主党 而加强了在议会的势 这更加深了与国王之间的矛盾 尤其无法接受的是 中央政府与自 治政府的协议中规定 阿塞拜疆的游击队编入宪兵序列 这无异于削 弱王国对武装力量的掌握 2由于美苏矛盾加剧3 美国的伊朗政策也有所改 7 15日国务院的文件表明 国的政策目标是避免伊朗政府倒向 苏联 48 7日苏联向土耳其发出照会 求修改 特勒公 并参 与对海峡地区的军事防 5这不仅引发了土耳其危机 也更推动了美国 对伊朗政策的调整 以至国务院直接出面干预伊朗的选举 并向政府施 卡瓦姆毕竟是政客 在国王 军方和美国的重重压力和紧逼下 府的政策在1946 9月份开始急剧右转 雇人民党的内阁成员 搁置 土地改革和劳动立法的法令 放被监禁的右派分子 议会选举最高 监督委员会中清除左派分子 任命强硬的反共分子担任北方吉兰 马赞 德兰等省的总督 等等 7 塞拜疆自治政权感到了危险 10 22 谢华里通过巴吉罗夫向苏联领导人请求给予大规模军事援助 便抵抗 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但克里姆林宫对此一直没有答复 美国的支持和

    加压力 6

     援助下 11 21日卡瓦姆宣布 为了保证投票自由和防止骚乱 政府将 派军队监督全国各地的选举 1这显然是要使用武力解决阿塞拜疆问题的信 但苏联除了对卡瓦姆提出 好的告诫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11 28 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通过巴库转告大不里士领导人 建议 他们就中央政府派兵进入阿塞拜疆一事提出抗议 同时表明阿塞拜疆将 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的态度 整个电报没有一句苏联将给予任何有效 12 2 政府军终于开始在北方诸省采取行动了 巴吉罗夫当天 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和民主党的要求 并认为 须向他们提供一些帮 4而莫斯科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向卡瓦姆讲几句威胁的话之外 没有任 何举动 512 4日巴吉罗夫给彼谢华里的电报只得劝告他 不要给予敌 人任何口实 加强 传和教育工作 6与此相反 美国对卡瓦姆的行 动却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 除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外 还主张一旦苏联 有所举动 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7信心满满的卡瓦姆于12 10日签署 了向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进攻的命令 11日民主党接到莫斯科的指令 瓦姆作为首相有权派遣军队进入伊朗任何地区 续进行武装抵抗不合 没有必要 也没有好处 当天 阿塞拜疆省议会通过了停止抵抗的

    帮助的暗示

    决议 几天后 库尔德共和国也投降了 不里士街道上出现了 欢迎政府军的人 们欢呼 鼓掌并高呼美国万岁 民主党人则已 经四处逃亡 2政府军占领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后 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 3莫斯科始乱终弃 一个被人为煽动起来的自治运动就这样烟消云 散了 苏军撤离 卡瓦姆政府右转 伊朗北方诸省自治运动失败 切已经注定了苏伊石油协议的命运 1946 6 20 在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以后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与伊朗驻苏代办满意地谈起议会批准苏 伊协议的乐观前景 在苏联人看来 大功即将告成 4然而三个月以后情 况突变 9 29日外交部西林不安地报告 伊朗政府正在故意拖延议会 选举 米高扬也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 5斯大林闻讯后大怒 他在 第二天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中严厉指责外交部 犯了重大错误 将导致租让问题悬而不决 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必须立即介入此事 6 苏联外交部和驻伊使馆频繁催促 不断施压 但在美国的支持下 就在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缴械投降的当天 12 12 苏联外 交部又向伊朗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 但与阿塞拜疆事件毫无关系 同以 前几个照会一样 只是 决要求伊朗政府准确 及时地 履行石油协

    伊朗政府继续采取拖延战术 莫斯科无可奈何

    时卡瓦姆的态度却与以往大不相同 不再虚与委蛇 而是对苏 联提出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 并告知只要条件具备 政府就会把协议提 交议会 朗的政治变化使得卡瓦姆也感到自己无力兑现给苏联人的承诺 2更重要的是美国态度的转变 直到1947年初 在苏伊石油协议的问 题上 美国的态度依然与英国一样 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石 油利 不过 美国担心两个问题 一则该协议在经济上不平等 苏联 定价和卢布结算 有损伊朗利益 则苏联会利用经济特许权侵犯伊朗 的主权 3 然还没有下定决心 但反对签署这个石油协议的倾向已经显 3 12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主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 美国对 伊朗的政策也更加明确 只是不想刺激苏联 4 4 艾奇逊和亨德森 商议后向新任国务卿6•马歇尔建议 鉴于苏联不希望有外国势力出现在 朗北部 应该将石油协议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伊朗人 美国不宜出面 但如果伊朗因拒绝批准协议而受到苏联的威胁 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做出 坚决的反对者是巴列维国王 他主张直接拒绝批准协议 甚至不 同意卡瓦姆向苏联提出有利于伊朗的反建议 美国大使艾伦则违背国务 的指示公开支持国王 他告诉卡瓦姆 苏联签订任何表面看来有利 的条款 都无法保障伊朗的主权不受侵犯 5整个8 联大使萨奇科 夫频繁接触卡瓦姆 态度十分强硬 强调不得更改协议内容 会必须 批准原协议 甚至对伊朗政府和卡瓦姆个人安全进行威胁和恐吓 6苏联的 威逼反而把卡瓦姆推向国王一边 9月初 瓦姆撤销了明显亲苏的驻莫

    反应 马歇尔赞同这一建议

    科大使菲鲁兹的职务 而任命了一位亲西方的新大使 菲鲁兹临行前 向维辛斯基抱怨 首相完全变了一个人 1卡瓦姆的转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鼓励 29 11 艾伦发表讲话 阐明了美国的立场 一个主权国家 的政府向另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应该伴随 威胁或恐吓 爱国的伊朗人在考虑影响其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可以放心 美国人民将充 支持他们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3 伦的演说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大受鼓 议员们纷纷抨击苏伊石油协议是有害的 非法的 是伊朗过去百年 历史上最坏的协议 4 10月初 苏联军队在伊朗阿塞拜疆和呼罗珊的边境集结 进行演 5然而 这最后的恐吓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 22日伊朗议会以102 赞同 2 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拒绝苏伊石油协议的决议 6至此 苏联 盼已久的伊朗石油计划彻底破产了 于莫斯科来说 朗危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政府不 惜战时盟国关系破裂 第一次公开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 到危机 的后期 白宫已经确定了与苏联为敌的政策 伊朗危机 上稍后发生的土耳其危机 首先改变了近东地区的地 缘政治结构 在伊朗 和土耳 英国是俄国的传统对手 战后初期也 是苏联的主要竞争者 经过伊朗危机 英国的这一地位逐渐地为美国所 取代 这不仅是因为面对苏联的威胁伊朗倾向于相信和依赖美国而不是 英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认知并形成了敌对的外交政 尽管到1946 5月苏军从伊朗撤离 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退让政

    是美国政府仍然认定 苏联在伊朗的战略目标绝不是石油和经济 利益 而是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影响 9 26 国务院向参谋长联席 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在伊朗的战略利益的问 要求军方做出回答 40 12日参联会的一个备忘录做出了答复 论是 为石油供应源 朗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使苏联的影响 和军事力量尽可能远离伊朗 伊拉克和中近东石油资源 符合美国的战 略利益 苏联对伊朗北方影响的加强和伊朗出现内乱都会损害美国在中 东的战略利益 因此美国应该给伊朗以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 维持其 国内安全稳定 2危机初期美国并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拥有石油租让权 现在完全变了 虽然伊朗石油不是美国的目标 但让苏联获取则是万 不行的 危机的结果 苏联的势力被赶出伊朗 美国的影响则正在伊朗扩 1947 4 美国同意向伊朗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 用以购买美国 的剩余军火 310月美伊签署军事条约 加强了美国军事特派团在伊朗的 作用和地位 务期也延长到1949 3 4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促成了杜 门主义的出台 但其根源则在伊朗危机 正是因为苏联在伊朗危机中 的种种行为 国开始站在了苏联的对立面 个结果 也是莫斯科始 不及的 斯大林虽然最终选择了让步 但为时已晚

    简短的结论

    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及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 目标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而是政治利益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 也有这种看法 笔者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反 认为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就是 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经济利益 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 而是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不过是实现 其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 于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 联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所以 苏联完全没有 必要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大林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 间地带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 完全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是为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 自己的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笔者研究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 导致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 取的完全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

    想要在伊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 早点达到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 的行为方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 讲理 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 联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 苏联的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因此 支持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 上联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在于所 取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 谈判技巧 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 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 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 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I笔 研究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 苏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 的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 苏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 个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 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朗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I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伊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立 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2这就 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 能把握 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 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及时做 出让步 终于导致美国下 心在欧洲与苏联分裂。

    第六章 分道扬分道扬镳：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无疑是冷战时代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 较量也是美苏争霸在欧洲的主战场 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90年德 重新统一预示 冷战时代走向终结 战后德国的分裂也成为欧洲分裂 的前兆和冷战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德国的分裂 特别是这一现象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对德占领政策之 间的关系 德国史 冷战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 到目前为止 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释 主要集中在 政治 外交 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根本性 影响 即使有所涉及 也很少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1 际学界对德国 与冷战中的经济问题讨论多一些 但囿于档案 主要是俄罗斯档案 开放 的范围 也缺乏关于苏联对德经济政策的细节研究 2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 历史档案的开放迎来了一场 命性 的变化 有关苏联对德占领政 策和德国苏占区的档案大量披露 明显推动了关于战后美苏对德政策的

    打败德国是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内容 战后在德国问题上的

     所谓美苏战后对德政策分歧中的经济因素 在笔者看来 要包括 个问题 作为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起点的战后赔偿 将德国西占区 纳入美国经济援助范畴的马歇尔计划 美苏在德国分别进行货币改革而 引发的柏林危机 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美苏在战后德国问题上分歧和争论 的紧密连接的三个阶段 而且与德国 乃至欧洲 的分裂过程也是同步 发展的 本章集中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学者有一些研究 但直接使用档案文献作为 述主体的不多 讨论也不够细致 3西方学者对赔偿问题的研究起步很早 影响也大 但那时只能单方使用美国的档案 对苏联政策的研究很难深

    入下去 I冷战结束后 西方史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大讨 涉及赔偿政策的目标和赔偿的规模 价值等 但关于苏联的赔偿政 然处在阴影之中 2最近出版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奥斯特曼 博士新作 使用美 德三国档案研究美国对德政策 其中详细讨论 了美苏对德经济政策 含赔偿问题 的矛盾 分歧和处理方略 很值得 阅读 3俄国学者比较全面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94 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批判性较强 4 档案文献不断解密 俄国学者对苏 联在德国苏占区的经济政策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也比较深 入细致 尤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 5总体来说 战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合 作与分歧 尤其是苏联的赔偿政策 在国际学界还是一个尚有很大开发

    6俄国档案方面 除了大量有关苏占区经济政策的文件尚待公布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档 案和军事档案没有对外开放 研究者无法得知苏联驻德军事当局与莫斯科之间在对德政策上 的分歧和争论情况 特别是高层讨论的情况 空间的研究领域。

    本章拟利用美国和俄国双边档案文献 述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 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并提出这样一些看法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 问题上的决裂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作为打败德国的两个最大的胜利者 美国和苏联直到战争后期对德 方针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即削弱德国 使其永远不再成为威胁欧洲和 世界安全的发源地 尽管苏联的愿望更 烈一些 然而 在战后如何削 弱德国以及削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 情况却比较复杂 这主要反映在 两个方面 德国的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 对前者美国和苏联的认知是模 糊且变化的 对后者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存在分歧 值得注意 的是 二者之间有 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 面对的将是一个统一的还 是分裂的德国 其赔偿方式 规模和程序都有很大区别 结果也会完全 不一样 莫斯科官方的历来说辞是 苏联 一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和独 然而 档案文献表明 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恰恰是苏联人 早在1941 11 2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给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的电报中 就提到 莫斯科认为 国本身应该被分割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国 以此为未来欧洲各国的安定建立保证 1斯大林首先向英国透露这种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德国社会对苏联赔偿政策的普遍不满 想法 然是想了解丘吉尔首相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态度 口月27 吉尔在与迈斯基的会谈中对斯大林认识到战后必须对德国 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 表示满意 并认为 虑在战后将德国或多或少分成几个独立 的国家是可取的 112月5 丘吉尔更明确地告诉迈斯基 彻底解除德 国的武装 就要 德国分裂为几个部分 首先是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 地区分开 但丘吉尔认为目前不宜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为这只会迫 使德国人更猛烈地与盟国作战 212 16 斯大林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保障战后欧洲安全的 共同行动条约 作为条约附 件的补充议定书明确规定：「 德国肢解为若干个独立国家 其中普鲁士 在变成独立国家的同时应把东普鲁士从它的领土中划出 分为两部分 划归苏联和波兰 3这样的结果 既削弱了德国 满足了苏联的领土要 面对欧洲两大国战后安排的设想 美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1942 3 12日罗斯福与苏联驻美大使利瓦伊诺夫谈话 虽表示反对英苏之间缔 不过 这些都是秘密交易 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 苏联的态度却 完全不一样 1942 2 23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宣称 军没有也不 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 5然而 公开的表态并不妨碍苏联紧锣密鼓地准备肢解德国的具体方案 1943 6 21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 外交人民委员部顾问苏里茨提交了 结秘密条约 但同意将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去

     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标 — 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 11 6 关于肢解德国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1同年9 联共 中央政治 局决定成立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属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由奉调回 国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利瓦伊诺夫主持 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 分割德国 29 27 受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战后世界经济 安排研究的科学院院士瓦尔加提交了一份报告 列出三个方案 分别将 德国分解为三个 四个和七个独立国家 3随后苏联专家们还提了几种分割 方案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但苏联所有官员和专家的立场都是一致 正如利瓦伊诺夫10 16日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所说 割德国是削 除其侵略性的最重要的保证 5没有发现苏联最高层关于肢解德国方案的 决议 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决议 苏联研究这些方案本来是为即将在 10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做准备 不过从策略上讲 利瓦伊诺 10 9日提交的报告认为 过早宣布对德国采取极端措施会增强其抵 抗力 如果英美有异议 最好让他们作为发起人并提出具体建议 6两天 以后 里茨关于美英政府和舆论对分解德国看法的报告解释了这一策 略的理由和根据 报告指出 在英美舆论中反对肢解德国的人很多 要担心的是 红色危险 德国削弱的结果是苏联在欧洲强大起来 仇危险 绝望的德国人会东山再起 报告认为 虽然英国的官方态度 不清楚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显然是赞同肢解德国的 至还提出了具 美国内部对战后是否肢解德国的看法确实有很大分歧 虽然罗斯福

    体计划

     认为必须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 但专家们都认为这样做行不通 而为 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文件的正是这些专家 10 23日美国关于对待德 国的建议并没有提到肢解德国的问题 了同意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 文件要求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 1在三国外长 会议上 艾登和莫洛托夫都明显表露出肢解德国的意向 但谁都不愿主 动提出具体建议 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表示美国高层 占上风的是观望 态度 认为可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 除了在东普鲁士的问题上 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未来德国统一或分裂的事情外长们没有谈出任何结 2问题留给了最高领导人 12 1 德黑兰的三巨头圆桌会议上 罗斯福率先提出了 分割 德国 的问题 斯大林立即表示：「 同分割德国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 句话 笔者 丘吉尔也表示赞成 随后罗斯福提出了将德国分 为五个独立国家的计划 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 立即又提出将德国南 部地区纳入多瑙河联邦的设想 斯大林表示反对英国方案 而美国的计 划可以研究 丘吉尔争辩说 他并非不赞成分割德国 而且 少要使 德国保持分裂50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笔者 但如果仅限 于分割而没有联合 那么就像斯大林说过的 有朝一日德国还要统一起 斯大林立即反驳 不管采取什么措施 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 烈愿望 斯大林还以德国和匈牙利的合并为例 提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止他们的重新统一和复活 苏方记录在此只有一句话 没有任何措

     施可以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 笔者 最后罗斯福出面调和 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在外长会议上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来解决 I苏方的记 录显然是想表明斯大林是反对肢解德国的 正如文件编者所说 苏联对 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 2但这与本文前述的史实是完全背离的 德黑兰会议上 三大国领导人都一致赞同肢解德国 只是处理的方式和 具体办法有不同主张 盟国对德作战逐渐取得优势 美国和苏联在对德处理方针上都 现了不同意见 首先是苏联内部产生了分歧 1944 3月利瓦伊诺夫委 员会讨论德国问题时 多数人仍坚持认为应把德国分裂为一些单独的独 立国家 但委员Вё施泰因和d. 马努伊尔斯基对解决普鲁士问题后 进一步肢解德国的做法表示怀疑 认为这将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泰因特别提到了不应反对德国内部的统一运动 因为主张德国统一的不 仅是俾斯麦 还有马克思 3肢解德国的主张在美国也遇到了阻力 罗斯福 坚持战后必须严厉惩治德国4 并且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接受了将战后 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的著名的 根索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除了部分 土调整给法国和波兰并将鲁尔地区国际化以外 德国的剩余部分也将 分为二 5不过 消息很快泄漏出来 摩根索计划受到国务院 军方和美 公众舆论的强烈批评 罗斯福不得不取消在该文件上签字 б由此 苏联

    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判断 美国内部对德国问题 未形成统一意见 面临大选的罗斯福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 没有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

    斯大林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顾忌 1944 10 17日与丘吉尔 艾登的会谈中 他一再催促英国人说出自己肢解德国的计划 英国的 方案是将德国分为三个国家 普鲁士 由鲁尔 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 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 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 地利-巴伐利亚国家 大林立即表示赞成 并说这个方案比罗斯福在德黑兰提出的方案好 2 大林和丘吉尔随后分别将他们的谈话结果告知了罗斯福 3此时 在美国 政府内部国务院反对强行分割德国的意见已占上风 认为德国被肢解的 结果不仅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 还会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4相反 联的态度却更加明确 1945 1 20 斯基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 里曼 尽管在确切方法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但苏联政府的态度是 德国 离战胜德国的日子越近 大国领袖们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就显得 越加谨慎 雅尔塔会议仍然没有就分割德国的问题讨论出具体结果 1945 2 5 的首脑会议上 三巨头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 但谁都 不谈具体方案 后只是决定将 分割德国 写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

    应该被打碎 36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并委托三国外长研究具体方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谈到德国问 题时 首先提出了占领区问题 认为这是一个与管制机构相关的临时问 当斯大林提出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时 罗斯福说，「 领区将是分割 德国的第一步 I罗斯福这样说的时候或许并无特别含义 但后来事情的 变化表明 对德国的分区占领替代了分割德国 时问题 变成了 久问 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波伦回忆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已 经对肢解德国失去了兴趣 而斯大林仍有此意 但他 常谨慎 波伦的感觉没错 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确定成立以艾登为首的肢解 委员会研究具体程序 24日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英国大使F. 古谢 夫向委员会建议 按照苏联政府的理解 雅尔塔会议关于分割德国的决 定不是强制性计划 而是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同时表示 苏联不反 对英国的方案 4这显然是想把英国推到台前 但苏联的建议反而被英国所 利用 该建议递交以后 肢解委员会马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所有代表 都同意苏联对雅尔塔会议决定的解释 艾登提议待收到具体方案后将召 集下一次会议 然而 此后直到德国投降 委员会就没有再开会 5在这种 情况下 斯大林不得不在5 9 抢先公开宣布 苏联 不打算割裂 表面看来 雅尔塔会议以后分裂德国的问题似乎过去了 但实际 上只是转换了命题 变为讨论如何划分占领区 如何解决鲁尔和萨尔地

    望让别人来对这个想法负责 2 德国 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61 的地位 以及如何建立德国管制机构和行政机构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 恰恰又与另一个处理德国方针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 这就是战争赔偿问 分割 无论对于苏联还是英美来说 都存在一个未来在德 国的声誉和形象问题 都是难以公开启齿的 但在赔偿问题上就完全不 同了 双方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 没有任何忌讳 所以态 度也是明确的 坚定的 1943 8月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结束 意味 苏德战场攻防战线易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盟国开始考虑战后赔偿问 不过从一开始 美苏之间关于赔偿问题的认知似乎就显示出分歧的 迹象 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战后对德政 策文件中 关于赔偿只简单地谈到了形式问题 拆除工厂设备 移交德 国商船和提供德国劳动力 1美国提交会议的建议 15-4号文件 既全 又具体 包括 赔偿的目的是加快联合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实现和平的 经济目标 同时又不会 对德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增长带来足以产生严 重后果 的损失 赔偿的规模应 巩固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做出 贡献 赔偿的义务应为受害国 意接受的货物或特殊性质的服务 赔偿的分配应按照德国对受害国所造成的非军事性财产损失的比例进 等等 文件还建议近期成立德国赔偿委员会 2针对美国的建议 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专家认为 会议应就赔偿所适用的原则问题进行 长时间的专门讨论 尤其是获得赔偿的 先权问 以及 偿在 国之间的分配原则 310 29日的会议记录更充分地反映出苏联在赔 偿问题关注的重点及其与美国认知的差距 当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苏联 方面提供索赔清单时 莫洛托夫提出 美国的建议没有包括赔偿的全部

     内容 即在补偿苏联战争损失的问题上 然应当包括德国及其盟国的 赔偿 莫洛托夫还对美国提出应关注德国的战后生活水平表示疑义 为应当 多地关注那些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I关于 赔偿问题 会议的秘密议定书只记录了一句话 议就此交换了意见 某些争论的内容已在备忘录中写明 2毕竟 此时战后赔偿还不是各大 国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月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 完全没有讨论赔偿问 会议记录中唯一的有关内容是 在最后一天 12 1 国首脑 会谈时 吉尔提出苏联要求芬兰赔偿不合适 并揶揄地说 的耳边 响起了一句过去的苏联口号 割地 不赔款的和平 斯大林笑 我告诉过你 正在成为一名保守党人 3虽都是玩笑 确是心 里话 实际上 斯大林对战后向战败国索取赔偿早有惦记 苏联第一次正 式提出赔偿问题是在1941 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 那时希特勒 进攻苏联仅半年 斯大林在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德国应为受害国的损失 提供补偿 并征求艾登的意见 登只谈到财务赔偿会带来很大麻烦 斯大林表示同意 41942 11 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 组建了以 N. m• 维尔尼克为主席的国家特别委员会调查和评估德国法西斯占领 者迫害苏联公民 破坏苏联社会的罪行 5莫斯科外长会议与美国的对话让

     苏联人感到 要想说服盟国接受苏联的赔偿计划 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 分准备 1943 11 22 根据联共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成立 了以刚升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迈斯基为首的赔偿委员会 成员包括科学 院士瓦尔加 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V. V.库兹涅佐夫 外交人民委 员部的0. 阿尔卡季耶夫 外贸人民委员部的1.巴巴林 后来又增 加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M.z萨布罗夫和副主席N. M.西卢亚诺夫 1 之强大 以至于这个委员会名义上虽隶属外交人民委员部 但在处理 赔偿问题上 其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后者 过精心的准备 1944 7 28 迈斯基委员会提交了 联赔 偿计划总方针 第一号备忘录 个长达76页的文件 以详细的数 面地论述了苏联赔偿政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案 备忘录 指出 赔偿具有双重目的 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帮助苏联实现经济恢复 和把德国军事潜力降到最低限度 也就是 德国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 东西 赔偿的依据应该是受害国的损失而不是在战争中的开销 因为苏 联的损失最大 而战争支出 1944年为850亿美元 远低于美国 1500 亿美元 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什维尔尼克委员会预计的 3750亿卢布而是7000 — 8000亿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即1400亿美元 左右 赔偿的最主要条件是确保苏联享有获取赔偿的 先权 赔偿的 形式有两种 到敌对行动终止后两年内的一次性赔偿和战后十年每年提 供实物 劳务和货币的分期行赔偿 赔偿的规模分一次性没收 不含黄 金和贵金属 170亿美元 十年内的供货60亿美元和劳务赔偿 按每年 提供500万劳工计算 350 —400亿美元 再加上德国 星国的一次性赔 20亿美元 十年内供货100亿美元 总计700 — 750亿美元 这个结 完全在委员会估算的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 800 —850

     支付的范围内 斯基特别指出 这个备忘录只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非为与盟国谈判所准备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执行赔偿计划 养人 和尽快在莫斯科建立德国赔偿物品执行中心和在进攻部队中组建一 支专门的 偿纵队 以便立即清点被占领德国领土上可供赔偿的物 1此外 参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还有在1943 9 4日组建的由李 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X. e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 战委员会 2 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也涉及赔偿问题 如停战委员会1944 2 3 的报告提出了没收德国国家 法人 个人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并在 联合国家之间分配的主张 3利瓦伊诺夫委员会则在3 14 的备忘录中提 出了策略问题 不能直接提出剥夺德国工业的问题 它必须在裁军和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内部也在研究战后对德经济政策 而且分歧很 但讨论的焦点不是赔偿问题 据葛罗米柯观察 财政部提出的摩根 索计划主张战后德国的非工业化 应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工业 并可在 半年内补偿受害国 但没有提到赔偿的金额 战争部和国务院多数人强 烈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并使其农业化的计划 他们认为 没有德 国工业 欧洲经济就不可能恢复 总统罗斯福因受大选的影响 左右摇 犹豫不决 在战争接近结束时 美国政府和商界缓和与德国关系的 倾向也越来越清晰 赔偿只是美国政策的 副产 即便是主张肢解德

    赔偿的名义下进行 4 国和消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 最初也没有任何赔偿条款 因此 体上说 摩根索计划与苏联的赔偿要求也是矛盾的 I当苏联大使询问美国 对德国赔偿是否感兴趣时 H.摩根索肯定地回答说 美国不需要赔偿 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2 斯基的预见是 苏联的赔偿计划将遭到美国和 英国的反对 他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驳盟国 3英美关于战后赔偿的观念主 要是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 凯恩斯出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巴黎和会 他对政治家们主张 罚性赔款 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之余 凯恩斯会后即 手写了一本后来使他 举成名 的著作 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认为 那种不切实际 的赔偿要求的结果是 迦太基的和平 必将导致欧洲的贫困化 世界大 战毁坏了欧洲 赖以生存的经济机制 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 反而 将它送进了坟墓 政客们将政治放在第一位 边界 均势 版图 而将经济问题 欧洲人民的生活和生存 放在次要地位 本书的 发行大大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测 出版仅仅8个月就重印六次 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认为 对德经济政策的 。

    尽管有这些理念上的差别和矛盾 大家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处理德国而是如何战胜德国 因此 避免盟国内部冲突 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或模 糊处理的方式

    球销量已达10万册 而且被译成德 中等11种文字

    最终目标是 平等的基础上将一个经过改造的 和平的 经济上没有 侵略性的德国同化到一个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 但战后初期的目标 则是 减少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 助战胜国的经济重建和发 限度是 持德国人民的基本生 赔偿应该是短期的 量控 制在5年之内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 主要是实物 也许还包括劳 支付 重点是转让德国现有资本设备而非现有产品 德国的现有产 应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赔偿 以避免美国以任何方式资助德国赔偿的 转移 文件特别指出 美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苏联对劳务赔偿的 要求 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1 以看出 就赔偿目标而言 美苏两国基 本一致 只是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上存在分歧 本来这些分歧 是应该通过谈判在三国首脑会议前沟通和消除的 这个谈判始终没有 举行 还在1944 3 3日迈斯基就提出 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进行磋 就赔偿总额和分配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 并建立盟国联合机构负责 实施赔偿计划 28 28日哈里曼致函莫洛托夫说 美国政府建议开始 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 可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 也可以在美英苏三国之 310 9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表明 赔偿委员会已经为谈判做 好准备 报告详细列举了英美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苏方的应对说辞 411 10日英国给苏联发照会说 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就赔偿问题进行谈 的建议 条件是要涵盖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 还建议在欧洲 咨询委员会内进行谈判 5所有这些报告 函件和照会 都没有下文

    直到雅尔塔会议前 盟国之间没有举行赔偿问题的任何谈判 莫斯 科也没有就赔偿问题发表任何声明 苏联最在意战后赔偿问题 也知道在具体要求上与美国存在分歧 那么为何不积极进行谈判 从而为三国首脑会议最终解决问题扫清道 俄国档案披露的一段历史真相道出了个中原委 在雅尔塔会议前夕 苏联决策层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迈斯基委员会1944 7月提交的苏联赔偿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档案文件也没有显示苏联高层进行过相关讨论 1时隔半年 1944 12 11 0 莫洛托夫突然召见迈斯基 提出德国给苏联的赔偿是否可以定在 50亿美元 10年支付 迈斯基坚持100亿是最低赔款 莫洛托夫要求 他再次对赔偿总额的计算作出解释 2于是 15日迈斯基提交了赔偿计划 第三号备忘录 主题是 们应该提出多少赔偿 迈斯基争辩说 根据 1944年底对德国国家财富 900亿美元 的估算 最保守的一次性赔偿 金额为130 长期性赔款 10年计 100 在这230亿美元的 赔偿总额中 苏联所得的最低选项是”5 中等选项是150 最高 选项是180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会因战争破坏而急剧下 但不可能超过25% 苏联可能得到赔偿的中等选项 占总额65% 110亿美元 因此 苏联至少可以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而在与英 显然是接到 旨意 12 19 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 美谈判时应该提出120亿的要求 当然 这里不包括劳务赔偿

     要求迈斯基编制一份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备忘录 其中写明苏联对德 国赔偿的要求是50亿美元 斯基没有按要求编写备忘录 反而于当天 越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直接给斯大林写了报告 迈斯基坦率地 指出 您所提到的50亿这个数字 在我看来似乎太小了 迈斯基还 如果这样 按照人均计算 德国的赔偿将少于芬兰 而且斯大林本 人提出的对德 经济裁军 愿望也不会实现 至于盟国之间的谈判 好在莫斯科进行 赔偿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 1第二天 迈斯基又 呈给斯大林一个报告 提出了与英美谈判的方案和策略 并坚持认为100 亿美元是苏联对德索赔的 最低要求 2斯大林尚未做出决定 12 27 美国又发来一份照会 通过讨论匈牙利的赔偿问题 美国表示 完全 承认苏联政府有权获得赔偿 同时也希望苏联同其他盟国一样 力于 欧洲的稳定 3莫斯科的压力在增加 1945 1 4 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迈斯基 要求他将德国的赔偿 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情况进行比较 论证100亿美元而不是50亿美元的 合理性 1 5日迈斯基答复 比较的结果是 对德国赔偿水平的确定 没有问题 他还引用瓦尔加提供的数据说明 德国对苏联的赔偿不应少 100亿美元 8 迈斯基提交了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条款草 请求莫洛托夫批准 其结论仍然是 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德 国要求不少于100亿美元的赔偿 不包括劳务 51 9 迈斯基致函 莫洛托夫 请求将他本人1 5日的报告和瓦尔加的一个备忘录转交斯 大林 瓦尔加在备忘录中评估了主要盟国的损失和赔偿要求 认为法

    国可能是苏联在赔偿要求上 最大的竞争 所以苏联先不要提出自己 的索赔要求 最好让英美首先向法国施压。

     直到1 中旬 迈斯基委员会的方案依然被束之高阁 没有得到批 在这情况下 1 20 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 迈斯基不得不回 避对诸如赔偿金额 支付年限 劳工人数等具体问题的答复 不过 斯基还是强调了几点 安排赔偿优先级时首先应考虑战争损害和对打 败德国的贡献 把劳工列为赔偿的一部分 数量会达到数百万 坚持对 德国进行经济裁军 21 25 斯大林终于出面了 根据迈斯基的日记 这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 斯大林召见了莫洛托夫和迈斯 斯大林表示 希望在三巨头会议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联要求 赔偿的基础为100亿美元 迈斯基认为是他的坚持 产生了效果 赔偿 问题终于可以走上 与盟国谈判的正常轨道 3这次谈话后 迈斯基 呈交了作为谈判基础的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方案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 国一次性赔偿能力的下降以及赔偿额在盟国间的分配尚未确定 谈判方 案中没有出现100亿美元的具体数字 而是强调谈判时应坚持要求将总 额的75% —80%分配给苏联 实际希望得到65% 此外 迈斯基还首 次明确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谈到劳务赔偿时 必要坚持要求 德国在10年平均每年向苏联提供500万劳工 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企业 应视为 战利品 包括在赔款中 4 迈斯基又根据斯大林在1 月

     25 谈话中的指示 对赔偿方案在谈判中的提法进行了修改 在准备提 交给英美的 一般问题 中增加的内容有 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应予 以没收和用于支付赔偿 建立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赔偿委员会 (ARC) 设在莫斯科 联的要求 迈斯基巧妙地把苏联10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隐藏在按直接物质损失确定赔偿分配比例的方式中 以尽量减少英美提出反对的机会 1然而 当迈斯基2 4 把最后文件呈 交莫洛托夫并请他将副本转给斯大林时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幕 2 5日下午的首脑会议谈到赔偿问题时 斯大林请迈斯基发 说明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看法 此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看迈斯基的 最新文件 而莫洛托夫也没有看完 斯大林小声叮嘱迈斯基 不要谈劳 工问题 但可以说出100亿美元 于是 斯基用英语概述了他设计的 赔偿方案 2当迈斯基说到100亿这个数字时 丘吉尔立即插话表示反对 大讲一战后赔偿政策的困难和失败 罗斯福也谈到要给德国留下足 的工业和就业机会 斯基奋力争辩 一步解释苏联赔偿计划的根 斯大林则把话题引向一般原则问题 3据迈斯基日记记载 当晚斯大林 考虑要将苏联的要求降到70亿美元 而把对英美的赔偿增加到80 以免 坏了 盟国 迈斯基仍固执己见 在第二天迅速了解到 影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如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哈里曼 艾登和霍 普金斯 都对苏联的赔偿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 于是 100亿美元的赔偿

     要求就确定下来了 1 2 7 的外长会议上 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赔偿计划 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100 英美80 其他国家20 2但这 次会议的决议只接受了成立赔偿委员会的要求 其他有关赔偿的问题将 在会议期间继续审理 32 9日美国代表团提交的赔偿方案接受了苏联 的建议 是把措辞改为 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50%应归苏联所 4英国代表团坚决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额 511日三国首脑签署了关于 德国赔偿问题的协议 协议在赔偿的原则 方式等方面基本上都接受了 苏联的建议 但在赔偿额的分配上有分歧 美苏意见一致 只是表述按 照美国的措辞 英国的反对意见 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研究之前不能 确定任何赔偿数字 雅尔塔会议对于美英苏三大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最得意的还属斯大林 在德国东部边界划分 波兰临时政府组成 远东势力范围确认等一系列问题上 苏联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赔偿问 题虽未取得完全一致 总体上还符合莫斯科的意愿 尤其是美国的表 2 15 迈斯基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苏联驻外使节的通报 结论是 们认为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 特别是在波兰 斯拉夫和赔偿问题上 /不过也必须看到赔偿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也记录在案 6 3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偿的具体数额和分配将取决于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而在遗留问题上 否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则要看苏联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了 5 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赔偿问题一下子就从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 了现实问题 也就在此时 美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罗斯福去世后 美国政治倾向转右 反苏反共的势力有所抬头 租借中断风波 对苏贷 款谈判起步艰难都是迹象 1在对德方针上 美苏的主张总体还是一致的 5 1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驻德占领军的命令 (168 1067) 这个被称为 根索计划的影子 2的文件所体现的精神 与雅尔塔决定和苏联的主张完全一致 强调占领军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德 国再次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对其实行经济控制 除了实现这些目标 所需的条件外 得采取旨在恢复 维持和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 3 同美国此时处于矛盾中的整体外交政策一样 在赔偿问题上也存在 内部分歧 驻苏使馆的哈里曼和凯南等人主张把苏联急于获得的赔偿作 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而杜鲁门 阵换将 将联合赔偿委员会的美国首 席代表由罗斯福以前任命的经济学家1.卢宾改为 讨价还价 的E 显然也有这层意思 4驻德美军领导人 尤其是副主官D•克莱 然也对苏联的目的有所怀疑 但还是主张加强相互理解 积极与苏联合 5莫斯科联合赔偿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开始工作的。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美国提议增加法

     国为成员国 苏联不答应 双方争执不下 直到斯大林5 27 与霍普 金斯谈话时对此事表示极为不满 美国才作罢 1在私下会晤时 给迈斯基 的印象是美国代表态度积极2 至当迈斯基通报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前 没收德国的企业也和工厂时 波利也没有表示异议 3 6 21日正式会 议一开始 双方的分歧便显露出来 首先是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在委员 会受到冷遇 美国要求苏方提交赔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获取100 的依据 迈斯基因一直未得到莫斯科的指令而无法答复 结果苏联 提案迟迟无法在委员会进行讨论 4 7 3 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推迟 忍无可忍的波利致信迈斯基 表示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苏联政府根 本就不想让美英代表团了解苏联的论据 其次 对于美国的提案 苏联 也持保留态度 与苏联优先保证赔偿的原则相反 美国建议的 先支 原则的核心内容是 德国在支付赔偿前应首先扣除用于支付必要进 口物资的费用 以免美国或其他国家为德国的经济重建买单 6双方的计 划都不是针对对方的 但存在 很大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陷入僵局后 美苏代表团都在考虑妥协方案 式拒绝苏联提 案后 波利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核心是 比例分配 百分比 而不是货币 来表示各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 其他内容还包括 允许 在制定出赔偿计划前 提前没收德国的部分企业和工厂 但须建立一个

     联合赔偿机构 估算德国企业和货物价格时应按照1美元兑换2.5马克 的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等 迈斯基除对汇率表示异议外 本上同意美国 的建议 1在7 4 的指导委员会 由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组成 议上 波利告知已接到杜鲁门来信 请他参加三国首脑会议 希望委员 10 拿出赔偿方案 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汇报时 再次表示应接受美 国建议 并主张提出具体的分配比例 苏联50% 美英40% 其他国家 10% 迈斯基请求 提供紧急指导 2由于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消息 两天 以后 迈斯基又提交了说明苏联关于赔偿总额的原建议的理由和依据的 文件 请求快速指 3同一天 经过讨论和修改 指导委员会通过了 美国关于赔偿计划总原则的方案 其中新强调的内容是在制定赔偿计划 须将德国视为单一的经济整体 会议上对优先支付的问题进行了 激烈讨论 最后达成妥协 战后进口支付优先于每年的赔偿供货 但没 一次性赔偿 不在此列 47 7 迈斯基再次催促莫洛托夫批准他 的说明文件 为英美坚决要求我们对200亿美元做具体说明 否则 7 9 莫洛托夫召集了最高层会议讨论赔偿问题 会后由迈斯 基起草了给斯大林的报告 建议同意美国关于赔偿原则的方案 同时 提出了苏联对200亿美元具体说明的文件 两年内一次性赔偿清单 350 —400亿马克 十年内分期赔偿清单 150 —200亿马克 500 —600亿马克 请求斯大林批准 б7 10日莫洛托夫通过电话指

    无法继续谈判

    迈斯基 在确定德国赔款数额时所遵循的汇率应为3.5马克兑换1 1然而 很可能是未得到斯大林批准 个文件并未提交赔偿委员会 讨论 2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 7 10日迈斯基报告 波利又提出了新建 美英讨论后认为 苏联关于赔偿比例方案 苏联50% 英美40% 其他国家10% 的建议方式必将引起小国的强烈不满 建议改为只在大 国之间确定分配比例 然后再与小国谈判 把各自的部分赔偿份额让给小 在这种情况下 斯基提出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比例为55% 45% 37 12日三方最后就赔偿金额分配比例达成协议 英美又做了一点让步 56% 美国和英国各22% 承诺将各自的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 4第二 赔偿委员会工作结束 代表们便赶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了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非常满意 关键是美国和 苏联的意见一致 所以他不想在首脑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尤其是 罗斯福去世后 斯大林不愿意给美国新总统提供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苏联在6月下旬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有包括赔偿问题 57 3日拟定的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名单里也没有赔 偿专家 直到7 7 即得知赔偿指导委员会已通过美国关于赔偿总 原则的建议后 莫洛托夫才通知美国大使 苏联希望在波茨坦讨论赔偿 莫斯科的顾虑是有原因的 早在盟国赔偿方案谈判之前 甚至在

    问题

    德国投降之前 苏联军队就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抢夺 利品 的行动 1945 4 23日中央统计局局长V. N.斯塔洛夫斯基呈交了第一份关于 战利品的报告 以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有一份相应报告 1数据显示 5 9 利日 之前 已经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就有4.8万个车 55万吨 价值2.03亿美元 2 7 8 波茨坦会议前夕 防委员会共下达了 455个拆迁命令3 经运出和计划从德国运往苏联的设 备和物资约400万吨 14.8亿美元 4苏联在其占领地区采取的这种单 边行动对于西方政府并不是秘密5月底在英国已经见诸报端 5此外 闻不如眼见 赶来参加会议包括总统 国务卿在内的美国代表团在柏林 亲眼目睹了苏联占领区被 悲哀景象 杜鲁门在日记中感叹 甚至连一把锡勺都没剩下 战争部长史汀生由此 俄国人的看 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哈里曼大使看到此景后的决定是 我们无法阻 俄国人从他们的占领区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我们不应该给他 西区的任何东西 6 样的感受和情绪不可能不对波茨坦会议讨论赔偿 问题的结果产生影响 事实上 就苏联的利益而言 波茨坦会议确实比 雅尔塔会议倒退了许多 对德索赔问题上 波茨坦会议最后确定了两项相互矛盾的原则 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 7 两项原则都是美国提 出的 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并得到美国赞同的赔偿方针 总额200

    亿美元 苏联占100亿美元 则被彻底否定 那么 斯大林怎么会同意接 受这两项原则 对于前者 除了道义上的考虑 还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德国西部的经济水平高于东部 按照赔偿设备和物资估算大概是六比四 的比率 一点美苏双方估计的差不多 2苏联想要得到赔偿总额的一半以 就只能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为此 莫洛托夫宁愿将苏联所得赔偿 但其结果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也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 即西方国家会 染指苏占区的事务 4第二项原则的情况正好相反 分区赔偿可以保证苏 联在东部 所欲为 不受干扰 但却切断了苏联从西部地区获取赔偿 的权利和渠道 这也正是迈斯基 阿尔卡季耶夫 瓦尔加等人最初坚决 抵制这一原则的理由 5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因为美国做出的两个让步 第一 原则上同意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划分 即以寇松线为界将东普鲁士划给波兰 以补偿波兰划给苏联的领土 除东部赔偿全部归属苏联 其中部分应转给波兰 西部地区赔偿 总额的25%也给与苏联 其中15%以贸易的方式换取东区的物资 10% 纯粹作为赔偿 无需交换 6战争毕竟还在进行 美苏毕竟还是盟友 茨坦会议能使美苏的赔偿政策取得一致 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提出 的原则被接受 苏联也得到了实惠 波利起草的白宫新闻稿认为 美国

     金额将至80亿美元 也坚持必须从鲁尔工业区获取20亿美元的赔偿 3 3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最高目标 已成为被苏联和英国接受的 基本政策 1莫洛托夫则在 通报中指出 议关于赔偿的决议是 一个进步 2这种说法显然是言不 由衷但也是无可奈何 必须看到的是 在盟国形成统一赔偿方针的同时 也遗留了诸如劳 分期支付等一些实际问题 即使已经解决的问题 如赔偿分配的百 分比 占领区之间的货物转移等 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的问题 些都为日后的持久谈判留下了空间 更何况在对德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 方面 德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及中央政府建立 会议只是做了模糊化 处理 而并未消除其间的分歧和矛盾 3当然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会议通过 的赔偿原则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内容 经济统一 分区赔偿 这是 美苏妥协的结果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双方都有没有把问题想清楚 但确 实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 所以 真正实现战后赔偿的道路还 很漫长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 苏联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了 8 5日迈斯 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 并希望在两天 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提纲主要内容包括 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 机构 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03 协调工作 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 重要的任务 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 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

     并组织实施 制定德国的 生活水平限度 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 1同一天 迈斯基还提交了苏联对波茨坦会议赔偿问题决议的备忘录 备忘录认为 对于苏联在战争中巨大的直接物质损失 波茨坦决议 然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给与补偿 无疑问 苏联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 赔偿 苏联政府希望与英美政府达成协议 以某种形式增加给苏联的赔 2随后 为了制造舆论 推动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迈斯基的建 9 13 真理报 发表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 便遇到了搬迁 8 1 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 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 鉴于从西部地 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 他提议 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 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 国的用意 他谨慎地回复 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 但强调莫斯科必须 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 4波茨坦会议闭幕后 波利又向迈斯基提 出有必要将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柏林 并坚持8 2日要在柏林召 开指导委员会会议 迈斯基答应请示后再回复 % 5日波利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而实 际上已开始把委员会的美国专家召集到柏林去 斯基认为纯粹消极抵 制的办法不可取 既然赔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英美占区的赔偿计 委员会当然搬迁到柏林更便于工作 且苏联的反对也无法制止英 美代表团主要人员离开莫斯科 于是 他向莫洛托夫建议提出一个折中

     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个报告立即被刊登在苏占区的所有报纸上 3 3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办法 在柏林设立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分会 1 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 主持赔偿工作 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 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 解除 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 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 2从工作角度讲 国人的建议不无道理 迈斯基 对此也表示理解 但是 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自然赋予苏联以优势地 如今迁至柏林 且受制于管制委员会 对苏联实现赔偿目标会形成 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于是 迈斯基的建议在莫斯科遭到严厉批评 8 9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指责迈斯基成了波利的 尾巴 当晚 迈斯 基被解除了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诺 维科夫接任 38 11 诺维科夫召集指导委员会会议 并宣布了苏联 对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任务的看法 确定其设备作为赔偿需拆除的西 区企业清单 确定其赔偿设备即将运往苏联的西区企业清单 定与西 区交换设备而提供的东区货物的数量和种类 9 10 — 15日联合委员会 听取各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 4 美法代表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并于 14日以后陆续离开了莫斯科 “0天以后 联再次邀请西方盟国的代表 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 美英法三方都接受了邀请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要将赔偿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柏林的管制委员会 6莫洛托夫也准备好了

    份文件 继续要求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讨论苏联的赔偿计划

    就在莫洛托夫于9 6 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 事情发生了 逆转 这一天 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 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 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 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 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 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 存在 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 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 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 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 的统一计划 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 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 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 1第二天 委员会的西方三国代表离开 莫斯科 没有再回来 2面对西方 破釜沉舟 的举动 莫斯科屈服了 9 1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答复哈里曼 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美国 的要求 39 20 驻德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V. D索科洛夫斯基通知 管制委员会 苏联政府同意将赔偿委员会迁至柏林 10 下旬 委员会 联分部各小组陆续抵达柏林 “尽管如此 盟国在赔偿工作的初期还是 合作大于分歧 克莱后来写到 在活动高峰时期 管制委员会有多达175 以上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大楼食堂里一起 吃饭 并通过翻译或手势亲切地交流 到处弥漫 的善意和友情使人们 感到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5 国统一赔偿计划就是在这种 氛围中开始讨论的 所谓赔偿计划 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

    德国能够拿出多少 的工业设备 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 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 为此 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 体的原则 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 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 标不同 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 而后者则 眼于维持德 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 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 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 工业水平 活水平 按照波茨坦会议决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 该委员会经济局 8 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X.胡佛为首的工业 水平委员会 1X 10来承担这一任务 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 民委员部领导成员6. 科尔帕科夫为该委员会代表 1 9 17 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 活水平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 胡佛的结论是 以德国估算人口 7000 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 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 140亿马克 以战前 1938 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 则战后 剩余 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 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 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 10 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 苏联专家认为 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 7000万的估算 显然是夸张的 苏联认为只有6000 1932年人 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 不正确的 苏联认 为后者只有202美元 因此 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 德国战后消费所需 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 而是79亿马克 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 比战前低20%计算 即是63亿马克 工业产值则是262 马克 就是说 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 德国工业的80%都是

    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 1不过 因为专家们都不在柏林 苏联并未及时向管制委员会提交自己的意见 10 27日诺维科夫请求允 许将赔偿委员会成员连同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总计33人紧急派往柏林 11 12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 实际工作 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 4 1945 11月中旬直到 1946 2月底 苏联代表与英美代表在确定德国 工业的具体品 种和数量方面 展开了激烈 反复的讨论 苏联代表团发回的大量电报 讲述了谈判中双方争论的详细过程 下表反映出在赔偿谈判中关于战后德

    苏美英法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工业水平估算表

    生产类型 □ □1亠 苏联 美国 英国法国 石油 百万吨 钢材 百万吨 4.6 (6.0) 7.8 电力 十亿千瓦/小时 20.1 (25.0) 36.3 煤炭 百万吨 50.0 (70 — 80) 142.0 160 万吨 8.1 16 16 16

    洛托夫当即批准 211 11 苏联赔偿委员会成员和专家抵达柏林 3 国应保留的工业水平的估算方面 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6 2.87 2.147

     11.0 10.3 41.5 36.0 10.8 7.0 1.86 (2.43 ) 3.0 发电站 百万千瓦/小时 4.7 (6 -7) 10.9

    续表 生产类型 口口 /亠 苏联 美国英国 法国 万吨 8 (12.5) 13.5 万吨 8 13 2.05 8 — 10 8 — 10 8—10 万吨 45 60 万吨 54 66 万吨 81 120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 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 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 而西方盟国 尤其是英国 则希望为德国多 保留一些工业设施 赔偿数额必然减少 对于苏联来说 谈判的目的主 要是要从西区 别是鲁尔 拿到赔偿 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 专家 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 1另一方面 为避免西方盟国染指苏占区的事 苏联一再拒绝英美代表来东部考察 也一直拖延交出苏占区的赔偿 数据 尽管从 一经济体 的原则出发这是理应做到的 2所以 西方代 表在谈判中占有优势 而苏联代表则难免心虚 波茨坦协议规定 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 最迟必须 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 3 规定期限 1946 2 的临近 苏联的立场开始松动 美英对保障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稳定的态度 很坚定 甚至改变了波茨坦会议最初对德国工业标准的规定 即不知不 觉地将 不超过 欧洲 苏联和英国除外 和平时期的平均经济水平变

     13.5 13.5 120 120 电机 马达等 亿马克 60 60 66 66 13 13 了与这一水平 I仔细阅读从柏林发往莫斯科的大量电报可以发 苏联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多次有意做出让步 以尽 快达成协 只是 迟迟不予答复 1945 11 27日莫洛托夫同 意在估计德国人口的问题上可以让步2 第一次打开谈判僵局的缺口 12 19 莫洛托夫又做了批示 同意对诺维科夫一个月前提出的在赔偿 管辖权问题上的让步 即赔偿委员会只管政策 而制定和执行赔偿计划 由管制委员会负责 31946 1 9 在诺维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反 覆催促下4 莫洛托夫同意在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上可以做出让 5第二天管制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确定德国每年钢铁生产能力 限制在750万吨 而产量不得超过580万吨 6然而 赔偿问题太复杂 些让步对于四大国签署一个完整赔偿计划的协议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 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 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 1946 3 21 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 7报告全面而详细地追述了柏林谈判 的过程 盟国各方的意见分歧以及到目前为止谈判的结果 报告估计 在德国保留50%工业水平的情况下 可用于赔偿的设备将占整个工业的 25% 而苏联在西部地区获取的赔偿份额约为该工业设备价值的6% — 7% 大约7 — 7.5亿美元 尽管这个工作报告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

     在同一天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V. £谢苗诺夫和副总司令m. 1.德拉 特文联名向莫斯科发电 报告了柏林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中特别 建议对此应采取妥协的方针 请求莫洛托夫立即下达指示 1第二天 维科夫为莫洛托夫起草了回电2 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拒绝接受英美的 方案 然而 莫洛托夫并没有发出这封电报 3 23 斯大林亲自发 出一道指示 表示支持来自柏林的意见 3于是 25日莫洛托夫给德拉特 文和谢苗诺夫回电 指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和克莱提出的公报文 有一些文字修改 而仅拒绝英国代表的保留意见 4 消息传来 美国代表如释重负 3 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 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 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 大类 止生产 武器装备和物资 的和限制生产的 1938年的水 平为标准 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 钢铁冶炼25% 化学工业 36% »机器制造36% 轻工业60% — 75% 采矿66% »电力生产60% 煤炭生产不受限制 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 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 3 29 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 基督教民 主联盟机关报 新时代 计划中的 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 未有的深刻变化 6谢苗诺夫也认为 计划拟定的 个工业清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一些英美电台和报纸则对赔偿计

    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 时间初步商定在4 20 5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7 划提出了批评 1苏联对能够达成协议 通过赔偿计划感到满意是有道理 此时美苏关系已开始进入紧张状态 1945 12月底苏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人感到奇怪 斯大林1946 2月的选举演说更让白 宫对苏联的意图产生疑虑 凯南2 23 长电 把苏联行为的根源归 结为 3 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认定苏联正在拉下 以及苏联为取得伊朗石油专卖权而宣布推迟从伊朗撤军 这一切都把美 国政府和国会的反苏情绪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背景下 由美国掌控的对 德管制委员会能批准苏联急迫需要的赔偿计划 实属不易 或许 这正 是莫斯科不失时机采取让步方针的原因 但如果认真讨论赔偿计划得以 通过的原因 那么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 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 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 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 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 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 这一点 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 □艾森豪威尔威尔与朱可夫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 表现得十分 清楚 2大量证据表明 克莱将军比国务院的官员更有兴趣与苏联就赔偿 问题达成协议 同样 科尔帕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也比在莫斯科的官员 更倾向于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 对于凯南电报的反应 柏林与华盛顿 截然不同 克莱认为 封电报更多地代表了反苏的 英国路线 他和 他的政治顾问r墨菲都认为 不能指责苏联人违反了波茨坦协议 他们 遗余力地与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 3而美国军政府的意见 在处理德

    角 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起主导作用 1 其次 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 联而是法国 例如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 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 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 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 为避免中 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 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 法国政府声称 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 2苏联则一直躲在法国的背 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 尽可能地与法国接触 用法国来对付 再次 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 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 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 反动的立场 减少赔款额 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存在 国人态度强硬 而美国人 不是很坚定 倾向于做出让 4这一点 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对外宣传中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英国 也可以看出来 5让苏联人感到惊喜的是 有时甚至美国人还会出面调和苏 最后 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 政策的变化 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

    联与英国之间的对立 比如在确定德国钢铁产量的问题上 6 英国和美国是有益的 3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9 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 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谈 判的技术层面看 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 1但从另 方面看 更主要和更起作用的因素是苏联赔偿政策上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 苏联最初的做法是打 收缴 利品 的名义强行在 其占领地区 特别是柏林 抢夺赔偿物资 波茨坦会议以后则名正言顺 地进行大规模拆迁 关于苏联到底从其占领区拆迁了多少设备 价值多 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2 但无论多少 其影响和效果都对苏联不利 从政治上讲 引起苏占区德国人的普遍不满和抗议 3从经济上讲 拆迁已 成为浪费和低效的代名词 大量设备因运输不力或缺乏原料而闲置 至生瀛 报废 即使运到苏联的设备也往往由于拆除缺乏专业人员而无 法安装和使用 4因此 1946 1月苏联就开始考虑改变政策 由一次性 赔偿转向长期赔偿 即逐渐放弃拆迁工业设备而改为收取现有产品 5这个 结果必然会导致苏联对赔偿计划的重新思考 如果赔偿来自拆迁设备 那么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少对苏联越有利 如果赔偿来自德国企业的产品 那么正好相反 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多才能保证苏联得到的赔偿越多 如奥斯特曼所说：「 其说是美国的压力和赔款的诱惑 不如说是苏联内

    部的动力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性 I尽管当时苏联的政策转变尚未定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以急于达成协 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 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 一经济体 的决定 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 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 英国也持反对立场 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 持沉默 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 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 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 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 西区获取赔偿 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 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 4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南认为中央机构对苏联人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 5而克莱则把建立中央机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 1945 9月贝尔纳 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 事化的条约 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 削弱苏联在欧洲 的影响 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 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 于表态。12月24日与斯大林会晤时 贝尔纳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并建

    但这种考虑显然是莫斯科决定在赔偿计划上让步的现实基础 3 构和打破地区壁垒看作是对美苏有效合作能力的 试金石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91 议先与苏联讨论 再请英法参加 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提出必须 时与日本也签署类似的条约 1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明确态度 1946 2 月美国直接把条约草案发给了苏英法三国政府 2苏联外交部综合听取了各 方意见后认为 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对德占领结束和德国政府的 建立 而且在与德国 星国签署和平条约前讨论和签订这个条约也为时 过早 3于是 莫洛托夫的答复模棱两可 让美国人摸不清莫斯科的核心 意图 4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 签署非军事化 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 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 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 所以 从根本上说 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 议的 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 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 美国对立 然而 这些问题都是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 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 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1946年春天 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 经济状况也日益 严重 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 制约了整个欧 洲经济的复兴 5战后欧洲粮食短缺 尤其是在德国 如果靠自身资源供 美占区普通消费者每天分配的食品热量只有950卡路里 营养专

     家认为的所需热量的一半 大约是美国人所获热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 部分要从国外输入 1进口粮食需要工业产品出口平衡 而德国工业生产 完全没有恢复 根据当时苏联得到的资料 1946年的工业水平与战前相 占区为26% »英占区为20% 法占区为15% —20% 占区为 47.7% 2另据墨菲1946 4月和9月的报告德国的钢产量只有1938 14% 杜鲁门寄予最大希望的鲁尔煤炭 也只有战前水平的40% 占总统1945年所定目标 2500万吨 的三分之一 3结果只能依靠美国和 英国提供补贴 有数据显示 1946 美英以食品为主对德国的进口援助 4.7亿美元 1947年为6亿美元 4因此 国和英国的方针是先恢复德 国经济 考虑赔偿问题 否则 实际上就是苏联人 利用盎格鲁撒克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 6然而 联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战争给 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 战后经济重建面临重重困难 而资金来源除国内 资源外 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只有两个 从美国获取贷款100亿美元 德国获取赔偿100亿美元 前者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 对于后者苏联还 握部分主动权 1947年春 美苏贷款问题从提出到谈判已经整整两 苏联的要求从100亿美元降到60 再降到10 却没有任何结 逊人的人道主义 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

    所以取得战后赔偿就成了苏联唯一的希望 因此 苏联的方针是先实 现赔偿要求 再考虑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否则 如斯大林后来对马歇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 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 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 1946年春夏 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 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 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 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 央行政机构 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 占领区合并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 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 破裂 4 5 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 在激烈的 争辩中 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X. 1. 瓦利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 持按照 分区赔偿 原则 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 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 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 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 3克莱认为 这种说法就表明苏联政府准备继续 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 到他们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他在4 8 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 刚刚制定的 业品计划是以进出 口平衡为基础的 否则 偿计划就无效了 4他的政治顾问墨菲则向 国务卿建议 如果不能就共同的进出口计划达成一致 美国代表团将

    尔国务卿说的 苏联政府无法向 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 交代

     引要求平衡进出口计划的条款 持修改赔偿计划 I争论发生后 美国 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 提出建立一个类似进 出口代办处的机构 然而 法国人和俄国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段来阻 该问题的讨论 24 20 针对苏联正在拆除一家美国拥有部分股份 的食品加工厂的做法 被激怒的克莱警告索科洛夫斯基 波茨坦协议和 工业品计划都没有把食品加工厂列入赔偿范围 而且这种拆除将导致进 出口平衡无法实现 如果苏联继续这样做 我认为必须停止赔偿交付 在得到英国支持和法国认可后 4 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 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 并声称，「 果在今后两三 个月内 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 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 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 — 1.7万人的工作 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 苏联代表则认为 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 然联系 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 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 产能力为基础来实施 会议决定搁置争议 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 45月 3 的会议争论更加激烈 英国坚决支持美国 法国立场有所松动 苏联 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克莱向管制委员会宣布 在实现对德国经济的统一管 理前 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 24 已预定的赔偿工厂外 美国将停 止交运一切赔偿物资 6 一举动在苏联报纸上引起激烈抗议 莫斯科的宣

    直到我们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3 传机器开始把矛头从英国转向美国 将美国政策作为抨击的目标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 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 问题上 1不过 个分裂并不是预想的 果据此认为美苏此时便决心 在德国问题上决裂 甚至认为这是 德国冷战的第一个表现 2 免言过 其实 第一 苏联并非想要 也没有想到挑起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4 5日科瓦利的声明事先请示过莫斯科 苏联代表团似乎也没有重视美国 第二 克莱的本意是希望在统一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把进出口贸易与赔偿 系起来 并非反对赔偿 更不是要就此与苏联分道扬 而只是向苏 施加一些压力 4第三 当时德国西区拆除设备速度之慢 以至于克莱 暂停美占区拆除的声明对苏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5第四 克莱最初采取 的行动更多地是针对法国而非苏联6 只是法国在美国的劝说下退缩后 苏联才突显出来 7所以 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实际 克莱的讲话并非美国的既定国策 没有数据显示克莱事先征求过华 盛顿的意见 事后从美占区向苏联移交赔偿物资的活动也没有真正停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 却因

    的反应 4 26 的争论发生4天后阿尔卡季耶夫才向莫斯科报告 3 9斯米尔诺夫也认为 克莱宣布停止拆除对赔偿工作影响不大 °

     1946 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 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 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 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 凯南 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 并且正在努力 获取更多利益 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 为其在西部地区发 挥影响力提供机会 副国务卿艾奇逊和克莱顿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 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 食物 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 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 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 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 国摊牌 1面对各种意见分歧 5 26 克莱向美国政府建议 为解决经 济统一问题 在全德建立类似美占区州总理会议的临时政府 果近期 这就是所谓双占区 ^20皿 问题的由头 苏联对克莱5 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 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 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 德政策发生了变化 目的性和攻击性更 赔偿问题造成 们与美 国关系的紧张 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 最反动立场的 是英 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 英之间 好调停人 的角色 美国 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 清单 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 3外交部对美国做此决定后出现的新情 显然也没有充分理解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认为 目前的分 歧只是对波茨坦协议有关条款的理解问题 苏联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

    还无法在盟国之间达成协议 则争取首先实现美占区与英占区的合并

    并在报纸上批评美国 有两个情况烘托了乐观情绪:克莱关于暂停移交 赔偿设备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因为管制委员会已经确定 的赔偿物资不受此决定影响2 经双方占领当局的批准 美占区德国代表与 苏占区签署了一个双边贸易的框架协议 跨区贸易谈判如此活跃 似乎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 中央政治局于6 13 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 其要点如 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德国应该是统一的 和民主的国家 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 并保证苏联 将从这里得到赔偿 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 为过渡措施 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的赔偿 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 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 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 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 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 苏联也不反对 4这个成为此后苏联对德政策 基调的决议 表现出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乐观 自信的心态 5这种心 态与此时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形成鲜明对照 早在1946年初美国政府

    预示 统一经济管理的道路正在打通 3 39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中的右翼势力就认定苏联将要 5月英法政府也开始感到忧虑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给内阁的文件中写道：「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已经 复苏的德国与俄国连手 或是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下 1法国外长6比多则 对美国人讲 他担心 协和广场出现哥萨克的可能性 2在这样的背景 苏联重提已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100亿美元赔偿的说法 又坚持西方 国一再坚决反对的在德国西区收取 现有产品 的做法 本以为会迫使 美国做出让步 没想到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引起轩然大波 1946 7 9日和10 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 两个高调声明 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 文字也是经过斯大 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 3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 7 12 真理报 发表了题为 克莱将军的非法行为 的长篇文章 指责美英错误地理解 波茨坦会议关于经济统一的原则 停止拆除赔偿设备的行动破坏了波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 烈反应 法以及德 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 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 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 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 的赔偿 感到惊讶和愤怒 5美国政府则立即开始考虑反制措施。

     7 11 贝尔纳斯向英法提出将西方盟国占领区合并的建议

     茨坦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

    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经济上的统一 对此尚不知情的莫洛托夫在12日与贝 尔纳斯会谈时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 他按照斯大林的旨意 提出 只要盟国同意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同时保 证让苏联参与对包括鲁尔地区在内的德国经济的联合控制 苏联就可以 接受美国关于萨尔地区 划给法国 的建议 并执行波茨坦关于将德国 作为经济统一体的决定 2当然 这只能是幻想 7 17 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原普鲁士的莱茵省 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 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 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 要变成现实了 37 20 美国正式向 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此前英国已表示可以接受 个建议 而美国同意将萨尔划归法国也堵住了巴黎的嘴 7 30 英国政府宣布同意与美占区合并 4美英打出的一套 合拳 令莫斯科 有些手忙脚乱 显然是不知如何应对 7 20 管制委员开会 索科洛 夫斯基竟然回避对美国提案的立即讨论 510天以后 即英国表示愿意成 立双占区的当天 苏联才提出新的主张 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 评美国的建议违背波茨坦会议精神 无助于实现德国经济统一 忽视了德国的政治统一 其结果可能会造成分裂局面 而苏联的政策是 坚决遵守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 支持促进各区之间交流的任何措 索科洛夫斯基主张尽快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 首先可以成立

    一个专门机构以促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 1还有消息透露 科尔帕科夫表示 苏联 意修改工业水平协议 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换取从当前产品中 提取赔偿 2宁可接受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这与莫洛托夫的高调声 明可以吻合 也不能让美英占领区合并 表明莫斯科实际上开始退缩 尽管嘴上还很强硬 对此 克莱和在柏林的美国人满怀希望 反应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 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 8 9 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 8 20 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 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 48 23 英占区军政府颁布法 将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为新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5 从而彻底打破了苏联关于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 9 3 工业 运输等5个两区行政机构被批准成立 9 5 美英就两区 经济合作原则和建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达成协议 6在这一切行动完成后 9 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 面阐述了美国对德国的政策 谈到赔偿问题时 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把现有产品作为赔偿 评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成为统一经济体 要求 上调整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以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 至于美英占领区的 合并 贝尔纳斯强调 果不能确保完全统一 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最 积极 但华盛顿态度冷漠

     大程度的统一 1无论历史学家对这个演说的总体评价存在怎样的分歧 但有一点是肯定 它标志 对美国早期对德惩罚性政策和108-1067指令 的修正 也是对莫洛托夫声明的响应 这样 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 苏联由主张 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 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 美国则由主 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 面对美国的 新方 已到达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 分紧张 9 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 9 11日又 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 2虽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定贝尔纳 斯的演说是针对苏联的 但看法各异 分歧很大 3结果 莫洛托夫除了 9 17 发表了一个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声明4 苏联政府没有任何 公开的反应 不过 双方的往来并没有停止 1946 9月到1947 美苏在对德政策的沟通和争论中存在 三条并行而相互关联的线索 过频繁的非正式会谈讨论具体的赔偿方案 关于如何处理双占区问题 和组建德国中央机构的谈判 关于签订德国非军事化条约的交涉 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 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 轮廓 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主 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 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 水平的情况下 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 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 恢复之后 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 对此 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

    统一德国经济 转向 统一西占区经济 40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 朱可夫已奉命回国 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 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 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 索科洛夫斯基指出 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 而克 莱的建议是朝 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 迈出的重要一步 具有 一定的可操作性 I然而 美苏双方毕竟隔闵已深 而双方第一线官员达 成的妥协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认可 2谈判很快就搁浅了 首先是美国不 顾苏联的反对 11 19 独自在美占区颁布了 卡特尔化 法令 3 是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幅度上发生争执4 然后是 12月苏联拒绝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引起美方强烈不满 51947年1 9日美英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宣布 如果苏联不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这就意味 讨论赔偿问题的管制委员会工作将被迫搁置。1 16 苏占区在新闻里播放了索科洛夫斯基的声明 其中说到苏占区的工业水 平应提高2 — 3 此事又引起轰动 克莱指责这样做推翻了盟国以前 商定的标准 是苏联 德国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新政策的开始 72 8 苏联驻德军政府专家组得出结论 美英对德政策的目标是保存德

    他们将无法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

    国的军事潜力 并作为军事集集团的基础 致力于反对苏联 1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 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 1946 9 12 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 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 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 起来 2对于两区合并的目标 美国驻 军政府经济主管H.德拉珀10 11 在双占区经济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 美国希望通过两区合 并来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统一 如果可能也让苏占区和法占区加入 随后 将建立临时政府 但他警告德国人不要过早地进行政治试验 3克莱虽然 试图利用苏联对赔偿的需求引诱苏联同意实现经济统 4 但他也完全清 楚这里存在的政治风险 11月应国务卿请求所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全 面分析报告中 克莱提出 如果政治统一被证明不可能沿 民主路线进 那么为赔偿而进行的生产将会停止 也就不应该考虑批准为赔偿而 产的经济统一计划了 5由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支配统一后的德国 国政府宁愿看到德国分裂 9 15 国务院德国政策委员会建议 如果 苏联在统一的问题上 续拖 美国就 该与英国人 如有可能与 法国人一起 寻求德国西部的统一 并恢复该地区的经济 即使这意味 德国分裂为东西部两个国家 这种论调在华盛顿颇有和声 6美国 驻苏大使史密斯也认为 苏联正在寻求一切机会在加强控制东部的同时 破坏西部的稳定，「 果有必要 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德国东西部地区的进

     步分离 这是不可避免的 1英美之间从1946 7月开始的交涉 过长时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12 2日贝尔纳斯和贝文绕过管制委员会 占区建立的初衷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 以减少美英两 国的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 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 赔偿义务 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 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 向分裂的步伐 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 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 为维持西区的经济 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 美英每年大约 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 而在苏占区 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 除运往苏联 价值约15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 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 必然对苏联不利 因此 由于经济统一的 工作 在苏联的反对下 受挫 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 3外交部美国 司在分析美国对德政策的报告里指出 美英占领区经济协定的签订 德国分裂的第一步 4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被动捱打 不如主动出击 在坚决反对成立双占区的同时 苏联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央行政机构 建立的行动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w•乌布利希 他在 1946 9 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 建议成立在苏 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 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 10 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 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 因为在占

     签署了两区合并协议 双占区将于1947 1 1日正式建立

     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 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 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 n0 10 苏联驻德军政府制定出建立 德国中央工业委员会的建议 并于11 14日提交管制委员会 21947 1 21日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和苏联驻德军事机关财政部主任рA马列京 联名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 鉴于西方盟国坚持要在管制委员会下建 全德统一的银行机构 他们建议 如能保障完全支付苏联的占领费用 和对苏赔款 可以考虑接受这一主张 31 27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 在拟定的给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草案中指出 目前在德国还没有条 件建立中央政府 可以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立即 手组建德国中央行政机 规定其任务和权利范围 й 29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送了苏联关 于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组织的草案 “月31日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 党领导人的谈话 反映了此时苏联的心态和策略 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 能是占领者的联合 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 德国的恢复也就越快 德国 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 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 就需要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 6于是 2 25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 会发表声明 严厉批评了英美占领区合并的作法和西方的联邦化统一方 声明指出 德国必须是一个承担赔偿义务的民主国家 只有在这个 基础上 而不是在英美两区协议中规定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 1947 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 英国无力应对希腊和土耳其危

    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付诸实施

    「 美国干预欧洲事务 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 国会顺利通过 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 军人出身的马 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 似乎也象征 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 1就连一向主张与苏联合作的克莱 也对 共产主义的快速渗透 提出 了警告 2在德国问题上 当美国决策者终于意识到欧洲的生存取决于德国 的经济复苏时 美国对德政策的 根索阴影 开始彻底消除 美苏关于 赔偿问题毫无进展的长期争论消磨了所有人的信心 甚至美国驻德军政府 部也出现了创造一个 我们自己的铁幕 的声音 3在这种剑拔弩张气氛 中开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终于使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苏联为召开莫斯科会议做了精心的 充分的准备 早在1947 1 6 部长会议就命令莫斯科市组成专门的政府委员会 负责从酒店安排到 通讯联络的会务工作 外交部还组织了政治和组织委员会 负责准备各 种材料和谈判方案 宣传和舆论工作也在年初就开始布置了 4莫洛托夫甚 至准备了苏联一直避而不谈的有关苏占区的各方面信息 如设备拆除和 所得赔偿数额 占领军人数 领费用 货币发行 战俘处理等等 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 只要西方盟国承认苏联的赔偿要求

    就可以提供这些 实的 材料和数据 8 莫洛托夫还向斯大林 报告了会议议程以及苏联在所有涉及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方案 2 斯科外长会议是四大国讨论德国问题时间最长 涉及问题最全面的一次 会议 共举行了 43次正式会议 4次闭门会议 还有一系列双边会谈 仅部长级全体会议就占用了 134小时55分钟 会议编写的文件多达157 3苏联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 结果却大失所望 根据莫洛托夫3 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 科瓦利3 11日起草的准 备提交外长会议的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草案4 莫洛托夫和 维辛斯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声明5 以及外交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6 以归纳出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赔偿问题的各项要求和建议 然而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苏英代表之间的激烈争吵 是苏美代表之间的 直接对阵 除了在个别条款上互有让步外 一个半月下来 最终也没有 关于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 苏联坚决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决议 确认 苏联有权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 1938年的世界价格计算 的赔偿 包括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西部地区运往苏联和

     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其他国家的设备拆除工作应在1948 7 1日以前完成1 而苏占区的拆 除工业必须在1947 7 1日以前完成(后同意清理德国军事工业潜力 的计划可以稍微推迟)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10年以内完成(后延长到 20年) 为提高德国的赔偿能力 建议修改1946 3月的赔偿计划 德国工业水平平均增长20% 钢的年产量达到1000 — 1200万吨 鉴于 西方不同意现有产品赔偿 苏联代表强调 雅尔塔会议认可的有三种赔 偿形式 业设备 现有产品和使用德国劳工 波茨坦会议虽然集中讨 论的是拆除设备问题 但是并没有反对从现有产品中进行赔偿 总之 用莫洛托夫非常生硬的话说 对苏联而言 不解决赔偿问题就不可能解 决德国问题 此外 为了加强赔偿工作 苏联还要求立即恢复联合赔偿 委员会的工作 美国对赔偿问题也给予极大关注 于赔偿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可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杜鲁门决定将有关赔偿程序 所有权力和责任 集中交给国务卿马歇尔 而派专门负责赔偿事务 的波利作为特别顾问随行 2但美国坚决反对给与苏联100亿美元的赔偿 指出这已经是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方案 3美国坚持的赔偿方针也与苏联

     不同 在经济统一的原则下 除了设备拆除和作为交换给与苏联的赔 偿物资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 现有产品根本不能列入赔偿范围 为此 国务院在制定方案 删掉了美国军政府关于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条件下允许从现有产 品中进行赔偿的建议 1在会议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争论的中心都是赔偿问 重点是现有产品问题 2 3 22 的私下会谈中 贝文问到波茨 坦赔偿协议是否完全取代了雅尔塔协议 询问美国对拒绝从现有产品 中支付赔偿的立场到底有多么坚定时 歇尔告诉他 波茨坦协议完全 取代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的表述 美国代表团目前认为 不做任何让 步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与赔偿有关的方 即使波茨坦会议有过 让步 3谈判进行得的确很艰难 僵持到最后阶段时 歇尔向杜鲁门报告 美国代表团是否可以做一点让步 可以考虑现有产品的赔偿 但前 提条件是在德国民主政府下 有有效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 以及不 增加占领国的经济负担 4杜鲁门4 1日回电 要求马歇尔采取毫不妥协 关于经济统一原则和双占区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 美占领区的合 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 违背了经济统一的原则 别是没有考虑在此区 域履行赔偿义务 因此 该协议的基础是错误的 须废除 联建议 在德国建立几个中央经济部门 在保证经济统一原则的同时 必须解决 偿问题 针对苏联对双占区的指责 美国在会上答复说 两区协议正

    的立场 美国代表团当天便拒绝再讨论赔偿问题

     由于未能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产生的经济混乱迫使美国和英 国签订的 马歇尔在讨论中从6个方面为美国的两区合并协议做了长篇 辩护 强调 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联合 认为这对占领的成功 和未来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并再次邀请苏联和法国在同一基础上参与进 为了表明美国决不妥协的姿态 马歇尔完全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 言稿宣读的 间之长 含翻译 以至 莫洛托夫都坐不住 2 3 31 关于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最后讨论中 马歇尔坚持 无论如何 关于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 苏联的方案是 作为建 立德国临时政府的第一步 应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建立德国中央财 工业 讯和外贸等行政部门 指示控制委员会在民主党派 自由工会和其他反纳粹组织以及各州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部临时民主宪 根据德国临时宪法举行选举 选举后应成立德国临时政府 至于德 国的国家制度 苏联反对美国的联邦制方案 建议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 选举在管制委员会直接监督下的中央政府 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必须履 行包括赔偿义务在内的所有义务 所以权力必须集中 美苏都不反对在 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关键问题是苏联主张中央集权制而美国和英国 都主张联邦制 4 8日的讨论中 马歇尔解释说 美国希望避免建 一个可能很容易转化为专制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 莫洛托夫说 这个 问题可以交给德国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 贝文坚决反对 他回顾说 国人民在不久前曾两次 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 由于争执不下 会议放弃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在关于临时政府的讨论中 美国 英国和 济和政治统一真正建立起来之前 任何赔偿计划都不会生效

    法国代表团同意 除了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外 所有权力都应归属 莫洛托夫坚持认为 中央政府有权承担起履行德国对盟国义务的责 虽然莫洛托夫同意删去 安全警察 权力一条 但在保留给中央政 府权力的问题上各方立场分歧很大 最后也因无法达成协议而搁置 I 关于鲁尔工业区的地位问题 苏联坚持要求外长会议形成一项决 对鲁尔工业区实行国际监督 由四大国共同控制 鲁尔地区的工业 除满足德国经济需求外 必须用于赔偿 对此 马歇尔在4 11日的会 议上说 美国赞成对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方控制 反对为鲁尔区建立一种单独的制度 美国认为 对整个德国实行国际控 制的障碍是未能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 一旦实现经济统一 鲁尔地区的 问题就解决了 2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 斯大林对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很恼 苏联认为 波兰的西部边界(波德边界)以及从割让地区迁走德国 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 最终决定 后来也得到了法国政 府认可 因此不容更改 马歇尔在4 9日发表了关于波德边界的声明 承认东普鲁士南部和德国上西里西亚应该成为波兰的领土 但要有充分的 保障措施 以确保其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可用性 帮助维持欧洲的经济 国提议成立特别边界委员会 以便修改波德边界并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 莫洛托夫反驳说 波兰西部边界已是 永久边界 波兰会对经济问题作 出安排 并断然拒绝了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随后 美苏就波茨坦会议

    是否最终确定了波德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会谈无果而终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 苏联提出对美国的非军事化条约草案 必须进行实质性修改 增加关于鲁尔地区 去卡特尔化 民主化(如土 地改革)等条款 结束占领的期限为4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25 占领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确保德国履行 对盟国的赔偿和其他义务 其中 赔偿义务优先于其他所有义务 苏联 建议条约的名称改为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约 美苏英法四国签署 马歇尔在4 15日的讨论中反对苏联为非军事化条 约增加的一些与主题不相干的条款 认为这将 全改变条约的范围和 目的 且在这些条款上存在很大分歧意见 苏联把这些分歧引入讨 实际上意味 没有四方条 在莫洛托夫发表了长篇大论后 于无法达成协议 马歇尔建议 到下一个项目 1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争议非常激烈 经济专家 般都主张与苏联妥协 但国务院的官员态度非常强硬 马歇尔居中调 经过很大努力最后才拿出一个折中方案 然而 这一方案不仅没有 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也被苏联代表团所忽视 克莱的感觉是，「 可能的 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任何真正的协 2苏联当然希 望会议能达成协议 只是要价太高 又不愿意做出让步 上所述 莫斯科会议讨论的所有议题 几乎都牵涉到令人头疼的 赔偿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 会议一无所获 3英国代表早就不耐烦了

     在会议结束前10天就抱怨说 他在莫斯科呆了 4个星期 结果什么也 没有做 他已经不关心会议接下来要讨论什么了 1法国和英国代表都无 心恋战 急于回国 歇尔也感到 如此毫无成果的会议应该结束 只是不愿直说罢了 2美国人确实感到非常失望 4 15日与斯大林的 会谈中 歇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绪 反而是苏联人显得比较沉得住 斯大林甚至劝说马歇尔 不应悲 次会议只是试探性的 许下一次会议就能取得成果 斯大林一再谈到美国答应战后继续援助苏 要指贷款 却迟迟没有兑现 最后又向马歇尔表示苏联的态度是 诚的 开诚布公的 3由此看来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完全是斯大林意 不到的 1946年夏天的局面已经很紧张 但苏联错误判断形势 重提 100亿美元的要求 结果是火上浇油 莫斯科会议本来是一次 甚至是 最后一次 妥协的机会 苏联反而进一步加码 竟然提出了完成赔偿 时间表 来是想做最后一搏 斯大林谈话的口气看 苏联可能有 些后悔 或许真的还期望有下一次解决赔偿问题的会议 然而 机不可 时不再来 苏联人万万没有想到 马歇尔回国后一个多月 美国便启动了一个 为重振欧洲经济提供动力的历史性项目 马歇尔计划 由于巴黎会谈 受挫 再加上莫斯科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本无意援助苏联 斯大林在一 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 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宣布 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 4莫斯科的这一决定 其实正中美国人下怀 苏联主 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体系脱 不仅承担了分裂欧洲的责任

    际舆论角度看确是如此 自己带来一系列压力和负担 也为美国在 德国赔偿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马歇尔计划虽然是援 助欧洲的计划 是正如希契科克所说 一计划 最直接的战略性政 治影响体现在美国对德政策 I苏联最头疼 最担心的就是马歇尔计划 把德国包括在内 尽管哈佛大学的讲演没有专门提到德国 但有足够的 据表明 马歇尔早期规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一种快速实现德国复 苏的方法 只是为了让美国国会和欧洲公众容易接受 避免特别提出 国问题 2很显然 德国经济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必然使其在欧洲经 复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美国国务院制定这一计划的立场是 洲的复兴和德国的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健全的德国经济不 可能在一个一蹶不振的欧洲生存 就像没有一个稳定 民主的德国 洲的重建也不可能实现一样 /实际上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美国摆脱了 在对德占领政策上矛盾 既要尽快恢复双占区的经济 又要完成双占区 的赔偿计划 而苏联拒绝参与这一计划 确实为美国单独处理德国西部 地区的赔偿问题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在轮到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了 1947 7 以后 于德国工业水 平计划的讨论只是美 法三国代表之间开展的业务 完全排除了苏 和管制委员会 510月17日美英驻 军政府公布了西部地区拆除企业的 最后清单 前既没有与苏联商量 事后也完全不理睬苏联的反应

    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和赔偿物资的分配 也只在没有苏联参与其中 的盟国间赔偿机构 内部进行 十月22 —27 美英法三国不顾 苏联的抗议 单独在伦敦举行会议 讨论双占区工业水平和鲁尔区矿山 的管理和控制 且发表了公报 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事先签署的一项 备忘录指出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 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投票权 否决权 和决定权 2往日作为赔偿问题主管机构的管制委员会已成死水一潭 用苏 联驻德军政府9月报告中的话说 管制委员会几个月来没有讨论任何重 要问题 实际上成了就不同意见发 的场所 3苏联代表团还听到了 管制委员会即将解散的 以至准备好的建议也不再提交了 4西方 唯一感兴趣的对等交付工作 苏联交付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作为赔偿从 西部地区获得的15%的工业设备 也因商品价值 交货地点和货物来 源等问题的争执而一再拖延 10 2日勉强完成第一次交付后即终止 马歇尔计划宣布和苏联拒绝加入的消息传开以后 欧洲反响极大 莫斯科的声誉和地位一落千丈 1947 10月美国军政府在德国西部地区 做了一次民意调查 63%的人相信美国会公平对待德国 45%的人信任 英国 法国只得到4% 而苏联则是零 6苏联充分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

    危险性 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以及西部德国倒向美国已经在所难免 也意识到苏联面临 严峻的抉择 或者应美国之邀被迫加入双占区 者单独控制东部德国而与西方彻底决裂 1尽管很不情愿 莫斯科还是选择 了后者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宣言 那么联共 中央书记A.日丹诺夫在共产党 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就 是苏联的冷战布告 世界已经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2 报局会议后一个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 11 25日至12 15 终于 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敲响了丧钟 莫洛托夫似乎要为争得西部德国的赔偿做最后一番努力 从而对 伦敦会议尚抱有一丝希望 外交部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会议上的发 题目是 关于德国经济统一以及和平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 有七条 实际上都是围绕赔偿问题提出的 3针对即将在伦敦召开的副外 长级预备会议 11 2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交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 示草案 要求他们不得 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任何偏离 或许是担心 节外生枝 莫洛托夫不建议将经济问题列入预备会议议程 但不反对把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作为外长会议的专门议题 不过 斯大林似乎有些迟疑 1 21 在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前夕 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 指示苏联代表团 讨论经济问题 及关于德国西部占领区中断赔偿的问题时 不应过于强调和坚持苏联关

     于赔偿问题的立 1 显然是有意为谈判留出让步的空间 斯大林的感 觉是正确的 美国根本就不想在会上讨论赔偿问题 在伦敦会议第一天 研究议程的代表会议上 各国代表一致决定会议将讨论对德和约的程序 以及德国临时政府的结构 苏联提出将赔偿问题列入议程 但美英法三 国坚决反对 只得搁置起来 2 了避免苏联借机讨论鲁尔地区国际化的问 马歇尔甚至劝说法国不要在会上提鲁尔的问题 3美国不愿讨论赔偿问 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与德国恢复经济和参与马歇尔 计划有紧密联系 代理国务卿rA.洛维特在会议期间向马歇尔进言 结果是有可能 西区 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 那么美国政府就很难 说服国会为德国拨出援助资金 4 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上的处境十分艰难 并且尴尬 几乎所有议题 的讨论 苏联都处于以一对三的弱势 而苏联代表的发言 在西方代表 团看来 往往都是 冗长 无关紧要 令人厌烦 的长篇大 5到会议三分之二的议程讨论结束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忍不住提出了 赔偿问题 12 8日和10 莫洛托夫以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偿计划 为题发表了长篇声明 不过 外交部准备的 七项建议 方案并没有提交会议讨论 莫洛托夫在讲话时隐晦地表示苏联将作出让 即英国方案可以讨论 苏联不再坚持必须在德国实现经济统一前先

     完成赔偿支付 1莫洛托夫当然希望美国人和英国人能够注意到这点蛛丝 马迹 从而将赔偿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 然而 美国此时根本不会再给 苏联任何机会 马歇尔认为 如果同意苏联的赔偿要求 将会无限期地 推迟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 211 马歇尔向华盛顿报告 很明显 莫洛 托夫不仅在拖延时间 而且一如既往地拚命努力达成协议 在今后几个 月里这些协议就会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 如果莫洛托夫的安排得逞 国政府的作为将很难被美国公众和英国公众理解 3杜鲁门总统答复 们全力支持你 4 12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英法 的随声附和愤怒不已 再次发表长篇讲话 批驳西方的立场 同时为苏 联辩护 5苏联代表团还向会议散发了早在1945 9月就在苏联报纸上刊 的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马歇尔对此嗤之以 称其为 一份纯粹的宣传文件 不能作为认真讨论的对象 英法代 12 15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 面对莫洛托夫的百般辩解和争 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突然提出建议 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 英法代表 表示赞同 7伦敦会议就此结束 不欢而散 莫斯科一无所获 华盛顿却颇 为满意 克莱事后评论说 伦敦会谈的一个直接和有益的结果是加快了 两区经济恢复的措施 并将该地区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移交给德国机构

     表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419 更重要的结果是 法国人认识到 方关系不再允许法国在德国独善其 现在应该考虑将法国占领区与两区融合在一起了 1实际上 伦敦会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作用 即推动美国重新启动了停止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支 付赔偿的新方针 1948 1 15日美国国务院编写的政策文件建议 限期暂停从 美国占领区向苏联 和波兰 交付所有的德国工厂 正在交付而尚未完 成的工厂除外 具体说就是 在达成德国经济统一的四方协议之前 留对苏联无偿交付的赔偿 在苏联确实履行波茨坦协议之前 暂停对苏 联交换支付 预先支付 的赔偿 国务院将继续与英国 并开始与法国 谈判 以求在暂停向苏联交货问题上达成协议 2根据波茨坦协议 德国西 部地区25%的赔偿应支付给苏联 其中10%属无偿支付 15%用于交换 苏占区的物资 后者又称 先支付 因为按照规定 西方交付工业设 备的期限是两年 而苏联交付商品的期限是五年 根据管制委员会经济 局的计划 西部地区作为赔偿的企业总数1800 剩余价值18亿马克 按战前德国官方汇率合7.2亿美元 其中应支付给苏联的应为4.5亿马 1.8亿美 3如此算下来 西区应该给苏联的赔偿就是无偿支付0.72 亿美元 交换支付1.08亿美元 再看实际执行的情况 根据美国赔偿问 题技术考察组的财务报告 截至1948 4 26 作为预先支付从西 部地区运往苏联的拆除设备价值为7097.93万马克 2839万美 而苏联交付的商品价值 因允许延续五 只有483.15万马克 193万

     美元 因此 西方盟国可以扣押运给苏联的赔偿物资就是7200万美 的无偿支付和7961万美元的交换支付 总计1.516 美元 这笔资 然而 止西部地区赔偿交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情 在西区1800 计划拆除的企业中 美国占60% 其余是英国495 法国233 1948 4月前 美国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81% 而英国和法国只完成了 33% 30% 3 就意味 要停止对苏赔偿 英法的态度很重要 然而 于美国的决定 英法都不赞成 他们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停止赔偿 就会对所欠的商品支付赖账 而西方还要承担破坏波茨坦协议的 赔偿问题专家波利也认为 目前已经得到赔偿的主要是苏联 此停止赔偿伤害的主要是其他盟国 而且这也不利于欧洲经济复苏 担心美英法在德国的 三国阵线 破裂 国务院也一度倾向对英法让 不过 内阁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强硬立场的还是多数 42 16 歇尔向总统和内阁提出了最后建议 坚持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和波兰交付 赔偿 但可以作为例外的是 果取消给苏联的五年推迟期 预先支 付改为对等支付 则可以继续进行交换支付 这些决定应与英法商议 2 20 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宣布 美占区停止向苏联支付赔 6 了使西方盟国保持一致立场 美英法三国于2 23日开始 争取采取共同行动 5

    金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 是在战后经济雕零的欧洲却是不可小觑的

     2 26 邀请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三国参加 在伦敦举行非正式会 讨论德国问题 美国代表在会上与英法代表就新的赔偿方针进行了 反复争论 努力劝说他们接受美国的立场 1直到会谈的最后一天 美国代 表团欣喜地报告:英法终于被说服 接受了美国的暂停方针 2西方盟国宁 愿放弃波茨坦协议而停止执行对苏赔偿计划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 战后盟国的共同索赔政策到此寿终就寝了 此后不久 作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执行机构的管制委员会也停止了 呼吸 3 20 在索科洛夫斯基主持召开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 苏联 再次与西方代表发生激烈争吵 这时 索科洛夫斯基采取了马歇尔在伦 敦会议上的同样举动 宣布中止会议 随即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开会 3此后管制委员会没有再召开会议 虽然当时并没有宣布解散 但正如 苏联代表团汇报的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1948 3 20 起实际 上已经停止工 4盟国共同索赔工作平台的倒塌无疑证明 3 20日会议就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合作的 后的晚餐 。

    简短的结论

     在对历史过程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战后赔偿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毋庸置疑 特别是在无法得到美 国贷款的情况下 获取战争赔款几乎就是苏联战后重建唯一的外部资 这就是苏联从始至终咬住100亿美元不松口的原因 赔偿是苏联 德国占领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也是对德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 点没有异议 是不是占领政策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处于核心地位 却有 不同看法 很多研究者认为 在苏联对德占领中 解决安全问题才是第 一位的 1不错 德国曾经是对苏联安全最大的威胁 是苏联和欧洲不安全 策源地 各大国最初主张肢解德国而后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都有安全 利益的考虑 但有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 领不可能是永久的 要保证 欧洲和苏联的长期和平与安全 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最根本的措施是使 德国非军事化 对德国进行 济裁军 而这恰恰是赔偿政策的主要功 能之一 也正是在这方面 美苏及其他盟国才形成了对德占领的共识 再者 对于苏联而言 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获取经济资源 这一点上美苏是有分歧的 德国投降 战争硝烟散去 苏联对 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 而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已经大于安全 利益 2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 如果说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控制波兰主要 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 那么千方百计从德国获取赔偿更主要的是出于 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何况赔偿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 苏联占领德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而且从

    开始就把苏占区作为自己的 星国 I尽管斯大林可能对东欧或东德领导 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和真实意图 但战后初期的 实际情况是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 在政治上与东欧国家一样 并未 采取社会主义统治模式 而在经济上则与朝鲜一样 顾一切地抢夺 利品 和拆迁工业企业 实际上 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下 德国分裂之前 其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 或苏联的势力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 对一个设定中的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相反 苏联真正把东德纳入 社会主义阵营 的势力范围后 赔偿也就走向终 结了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除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对战后德国一致采取压制政策外 美苏对德 占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府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 方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一点始于波茨 坦会议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的始终 如一的目标 从德国获取经济资源 产生了分歧 纵观战争后期 和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历史 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 反感 政治上讲反映在波兰临时政府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 济上讲就反映在苏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 的是美国的疑虑而不是反感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讨论的结果 且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场来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 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华盛顿在日本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题上就大不相同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无论如何 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 而在波茨坦会 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如同本 书研究租借问题和贷款问题得出的结论 美国对苏联的指责和不信任始 于政治问题 而苏联对美国的指责和不信任则聚焦于经济问题 双方的 关注点不同 影响其政策的驱动力亦不同 但结果都是走向分裂 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结果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 且分属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 但如果从这一结果推导出德国分裂 的最初原因也是如此 就值得怀疑了 出于恐惧和仇恨 苏联和西方盟 国最初都主张肢解德国 即把德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 但这与后来所说 的德国分裂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国后来都放弃了 这一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 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 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不过 当时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 美国和 苏联都希望保持一个统一的德国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提出的 两区合 是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 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中 经济恢复优先于战争赔偿 美国人无法赞同苏联在其占领区的赔偿政策 更不能容忍这一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

    政策影响到德国西部地区 从这一点说 国的双占区措施的确是无奈 之举 其本意最初也不是要分裂德国 同样 分裂德国也不是苏联的目 莫斯科锲而不舍地追求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过必须看到 苏联在其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一 种分裂的趋势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政权的建议 联处于 左右为难的矛盾状态 为了取得西部地区的赔偿应该加入甚至主导统一 中央经济机构 而一旦统一的经济政策形成又会干扰东部地区的赔偿 进程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国和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 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赔偿问题 因此 当事人克莱的判断 无疑是正确的 导致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终止的伦敦外长会议为 建立西 德政府的决定铺平了道 I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 德政府的建立 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清楚这 一点 对于研究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不是没有意义的。

    最终 盟国战后统一赔偿政策的失败导致美国 提出马歇尔计 从而开始了对苏冷战的征程。

    第七章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冷战政策最终 形成的表现 那么莫斯科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洲工人党 共产党情 报局则是苏联确定实施冷战政策的标志 管丘吉尔在一年多前就惊呼 狼来了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 直到1947年的夏秋 欧洲徐徐落下。

    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课题之一 人们从 政治 外交 经济和国际关系各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引发的争论也是最 多的 美国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提出对欧洲的援助是 否包括苏联和东欧 欧洲的分裂应归咎于美国提出还是苏联拒绝这一计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经济效果究竟 如何 等等 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实证研究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 20 世纪末有关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档案文献大量问世 将这一研究推向深 做出学术贡献的主要是俄罗斯学者 论的问题主要有共产党情报 局是如何建立 苏联在战后如何处理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以及情

     报局各次会议的情况等 I本章从冷战发生的视角参与讨论 在梳理马歇尔 计划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 拟分析和回答以下 个问题 从冷战起源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 标究竟是什么 苏联的反应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德国问题 后赔偿和经济重建 在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中处于何种地位 马歇尔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与美苏各自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转变有什 么关系 结果如何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发生的过程中各自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 冷战是否可以避免？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绝非偶然 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历史梳理可以清晰 地展示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背景 政治上就是1947 3月以援助希腊和 土耳其为宗旨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经济上就是1947 4月莫斯科外长 会议讨论德国问题 核心是赔偿问题 的结果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看结果 前者发生在巴尔干和近东 后者发生在中部欧洲 但趋势是一 致的 即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战后世界政治 四大警察 分片治理的地缘 结构开始动摇 美国从两个方向进入了欧洲 并且与苏联迎头相撞 1946 2月凯南对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的分析及其提出的遏制理念 深受美国决策圈右翼势力的欢迎 3月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演说推 波助澜 让白宫更加感受到苏联 共产主义的幽灵 正在威胁欧洲

    苏联在伊朗石油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蛮横态度以及鼓动南阿塞拜疆自治和 暴动的政治举措 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白宫由此认定莫斯科的 外交目标就是 无限扩张 尽管苏联后来做出了一系列退让的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与莫斯科对抗 12 美国政府内部的左翼亲 苏派代表人物 商务部长华莱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公开讲演 攻击 苏的强硬政策 呼吁美苏双方 各让一 改善关系 实现和平与合 2 联立即对此作出响应 斯大林9 17日以书面形式回答西方记者 的提问 其中说到 我毫不怀疑 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 至还可能增加 1然 华莱士的讲演激怒了国务卿贝尔纳斯和共和党参 议员范登堡 在他们的共同压力下 杜鲁门总统9 20日做出决定 莱士赶出内阁 4 一事件标志 美国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决心对苏 联采取强硬立场 9 24 杜鲁门的特别顾问e. M.克利福德经过三个月的准备 交了一份关于美苏关系的长篇报告 该报告在仔细研究政府各部门情 报分析和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提出 联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已经威胁到 界安全与繁荣 继续采取与苏合作的政策 只会造成苏联扩张的欲望和 求与日俱增 联有能力在巴尔干 东欧 远东 洲和朝鲜填补 政治真 美国 须首先采取措施 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 前在尚未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开展的一切反抗苏联的斗争 都应该得到美国 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5 个报告无疑是对凯南 发出长电报以来关于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全面阐释 不过 虽然此时罗斯

    福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方针在白宫遭到了彻底清算 但要使美国对外 战略发生根本转变 政府还必须赢得国会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认同 1946 9月的民意测验显示 只有8% 美国人表示对苏联应该采取 的政策 74%的人则认为 美苏两国对它们之间已出现的冲 突都负有责任 1正是意识到公众和国会对完全转变对苏方针 与苏联公开 对抗尚缺乏思想准备 鲁门决定暂且将克利福德的报告束之高阁 2政府 需要时间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接受对苏遏制政策 土耳其危机和希腊危机为白宫提供了机会 尽管苏联在美国的压力 f已经于1946 9月底放弃了在土耳其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尽管 美国情报部门也知道希腊共产党发动的内战并非莫斯科授意 但美国政 还是抓住英国宣布撤出在希腊驻军的机会 及时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 耳其的主张 杜鲁门主义 但理由却是防止苏联在这一地区乘虚而入 的扩张 3鉴于国会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 杜鲁门在1947 3 12日讲演中将希土危机归咎于 共产主义 的扩张 并大力渲染其 多米诺骨牌效应 实际上这是国务院 精心设计 的一种手段 以说服 国会和民众支持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接管英国不得不放弃的在欧洲

    的势力范围 I 一招果然奏效 杜鲁门的讲演受到美国舆论几乎一致的 赞成 国务院出版信息处的分析报告认为 新闻界和民众对演说的反应 令人满意 23月底的另一个报告显示 共和党 民主党 自由党的报 纸都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 政党界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34 22日和5 9 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 4 张旗鼓的反共论调掩盖了杜鲁门主义通过经济援助方式遏制苏联扩张而实 现美国扩张的实质 而正是在这一点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 果说杜鲁门主义是马歇尔计划的开场锣鼓 那么莫斯科外长会议 则是这场大戏的序幕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是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 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与苏 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美国最初设计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 实现所有联合国家的经济合作 体现这一设计理念的形式即 雷顿森 林体 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实行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联必须加入 这个体系 其如此 美国才为苏联提供了十分优厚的创始国条件 本满足了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要求 然而 苏联领导人 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没有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对加入 以西方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一直犹豫不决。1945年底 苏联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宣布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已经让美国感到疑惑 4946 3月苏联虽然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第一次会议 但始终没有表示要加入其中 而且拒绝参加国际贸易组 织会议及其他一些经济会议 1946年底 美国外交官感到 苏联 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行动 是奉行 单边主义 莫斯科对加入国 际经济合作采取了一种 待价而沽 的策略 其目的是削弱和破坏国际 经济组织 2这种顾虑在美国处理德国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1946年下半年 美苏在德国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分歧加 统一赔偿计划的落实陷入僵局 苏联坚持要求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元的赔偿 其中包括西部地区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并且必须在苏联 要求的期限内完成设备拆迁和赔偿计划 美国坚决反对给予苏联100 美元的赔偿金额 认为这是波茨坦会议已经否定的方案 整个赔偿计划 只有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总之 苏联的方针是首 先实现赔偿 美国的方针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考虑赔偿 双方僵持不 美国便宣布暂停赔偿 并开始考虑与苏联进行切割 在德国西部地 区单独执行一套赔偿和经济重建政策 即美英占领区合并 同时争取法 国占领区也加入 苏联则提出尽快成立德国统一中央机构 一并解决赔 偿问题 31947 3 —4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是盟国解决德国问题 心是赔偿问题 的最后机会 尽管副国务卿克莱顿预言 在那里取得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性都 非常小 4 马歇尔还是抱 最后一丝希望来到莫斯科 此前 美国国务院 认为 杜鲁门讲演的明确反苏倾向和美国采取的积极行动 应该会给莫

    斯科留下深刻印象 促使其在考虑德国问题时有所松动 1然而 苏联对 鲁门主义的反应相当温和 虽然也持批评态度 但没有任何激烈的言 和行动 2相反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政治活动家H. 塔生时 分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合 3不过 苏联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只是希望尽快得到美 国的贷款和德国的赔偿等经济资源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 土耳其和 希腊问题并不在苏联外交的主要关注范围之内 莫斯科此时强调大国 合作 非是暗示美国应在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表示出善意 双方的这种 心态表明 美苏任何一方都不想在德国问题上让步 于是 历时一个半 月的外长会议无果而终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实际上 到莫斯科会议之前 美国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挽救欧洲经 济陷入崩溃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 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欧洲重建计划 但必须调整对德政策 抵制苏联的赔偿政策 以避免 其影响扩展到西欧工业心脏地区 4 果苏联在谈判中让步 美苏关系尚可 维持 否则西方就将采取单独行动 身心疲惫的马歇尔在4 15日与斯 大林谈话时最后说到 他希望美苏之间能够 恢复理 重建战时的 合作基 5这既是对会谈结果的哀叹 也是对苏联的警告 在马歇尔看 来苏联在谈判中毫不妥协的态度表明 他们 在尽一切可能实现欧 洲的彻底崩溃 6 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 马歇尔已经产生了 防止欧洲

     经济 完全崩溃 的想法 I用他自己的话说 歇尔计划是 莫斯科 歇尔计划回国后不久 4 28 发表了广播讲话 提出 必须 毫不拖延地采取行 解决欧洲经济复苏的问题 35 8日副国务卿艾 奇逊发表讲演 讲述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背景及目的 即运用美国经济 资源为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铺平道路 45 16日和23 政策设计 办公室主任凯南先后完成的两个备忘录则提出了为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 原则和目标 55 27 从欧洲返回的副国务卿克莱顿向国务院提交的 报告 详细描述了西欧陷入经济灾难的现状 以及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 致轮廓 6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 苏联问题专家波伦起草了马歇尔的 演草稿 76 5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简短而平淡的演说 正式宣 了美国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主张 “尽管尚未形成 没有出台落实这一政策的方式和措施9 但考察这些文件以及美国政府内部 的讨论 仍然可以勾勒出这一新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从美国冷战政策形 成的角度观察 这些原则和目标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尽快实现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 西方渗透 战后美国外交的一项基本优先政策是保 西欧 1947 4

     议幻想破灭的产物

     29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 对美国来说 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 要性的地方 1最令美国担忧的是共产党势力雄厚的法国和意大利 里政治动荡 经济败落 2 国驻意大利大使报告 共产主义势力一直在 不断扩大 3艾奇逊则在白宫秘密会上惊呼 在法国经济如此糟糕的情 况下 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下手 4美国几乎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看到了这 种危险 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变 这会反过来 影响美国的安全 5 他们一致认为 能够克服危险 维持欧洲均势的最 有效 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提供经济援助 迅速恢复西欧的经济 6换句话 马歇尔计划虽然没有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直接提出针对共产主义的口 同样是使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 不过是从欧洲的边缘地区进 入了中心地区 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 经济一体化 无论此前如何看待欧洲的联合 但是到1947 春天这 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 很多美国政要 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发表意 见或提出议案 一致认为欧洲经济的恢复只能通过联合和统一的方式实 7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 歇尔计划的策划者们才不约而同地提出 欧洲联合复兴 的政策设想 艾奇逊认为 实现相互协调的欧洲经 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南提出 援助计划的目的应 是鼓励和促进西欧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区域性政治联 克莱顿主张援

    助计划应 欧洲经济的联合为基础 马歇尔则强调欧洲复兴计划 须是联合性质的 I 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战争后期苏英矛盾的不 断增长 苏联越来越感到无法接受欧洲联合 区域联邦或欧洲一体化的 想法 2同时 由于德国煤炭和钢铁资源以及工业水平对于欧洲经济的重 要性 早在1945 西方盟国便将德国纳入了西欧的经济体系 31947 4 月美国政府研究欧洲复兴政策的一个特别委会认为 德国被占领地区的 经济计划应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协调一致 4因此 提倡欧洲联合 和经济一体化必然将苏联排除在外而将西占区德国包括在内 都是不 言自明的 也是实现马歇尔计划的有效途径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重建 的基础和核心 美国军方1947 4月的一份报告认为 德国是西欧地 最具军事潜力的国家 美国安全的角度看 德国的经济复兴至关重 艾奇逊助手为其准备的演说稿纲要中指出 美国 须将大量精力 集中于利用德国和日本的生产能力和资源 并以德 日为中心推动欧亚 战后重建和恢复 6凯南在5 23日的备忘录中提出 作为援助计划的 期目标，「 该在西欧的经济格局中选择一些特定的瓶颈 并立即采取 行动 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和销售就是 这种行动最合适的目标 克莱 顿在国务院讨论时也主张美国应考虑接管德国鲁尔区的煤炭生产 7尽管在 如何将援助扩大到德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6 3日马歇尔确认 洲的经济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生产的恢复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 在一切有效的欧洲计划中德国必须参与充分的合作 16月30 务院德国问题顾问墨菲建议将德国 纳入欧洲的自由贸易 以便 为欧洲复苏做出最大贡 27 22 成立的美英双占区经济委员 会发表声明 护并要求参加马歇尔计划 39 5日马歇尔通知英国 美国已同意将双占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 准备与欧洲经济委员会讨论 这一问题 “尽管考虑到苏联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心理反应 美国政府最初 关于援助欧洲的公开言论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德国 但与苏联占领区切割 让德国西占区加入受援名单 实际上已成为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基础和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并承担分裂欧洲 的责任 马歇尔计划是否向苏联开放是最敏感也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允许苏联加入 美国就要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允许苏联加入 整个 计划就会在国会搁浅 6这也是美国人在计划实施前尽量避而不谈的问题 不过在内部报告和私下讨论中还是确定了基本的原则 1947年初 于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 国的不满日益增加 不仅对苏联的政治敌 意加深 削减甚至禁止对苏贸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结 果更使美国决策者感到与苏联的一切经济谈判已经毫无意义 杜鲁门主义 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方针后 4 29日美国三军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

    核心内容

    报告指出 苏联及其控制的一切国家都应该排除在受援国范围之 1 正在实施中的经济援助计划也确实是以受援国政府排斥共产党为前提 在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 2这就是马歇尔计划酝酿时的政治背景 5 28 国务院内部讨论时 大家一致认为美国要避免背上分裂欧洲 的罪名 至于如何应付苏联人 凯南和艾奇逊都提到可以事先制定一个 令人满意 的方案 让苏联人知难而退 凯南还提出可以请苏联像美国 一样承担原料捐赠的责任 3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办法 但从后 来克莱顿与英国内阁商议的结果看 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 星国 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意义不大 战后美国在东欧各国的 资产总计5.6亿美元 占美国在世界总体投资额的4% 东欧的进口货 物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 4 政治上 美国确曾有过利用美元外交对东 国家施加影响 使其摆脱苏联控制的想法 但是从1946 9 以后 美苏关系关系恶化以及在苏联操控和支持下东欧各国政权中共产党 地位的增强 国已经对诱使东欧脱离苏联不再抱有希望 并开始调整 政策 逐步将东欧国家排除在经济援助的范围之外 5凯南在1947 5 23日备忘录中针对东欧提出的对策是 可以邀请苏联 星国参加计划 他们必须同意废除其 经济上的排外倾向 或者他们拒绝接受所提条 件而自行放弃 6克莱顿在国务院会议讨论时认为 欧在经济上对东欧至

    关重要 反之则不然 欧的煤炭和谷物虽然对西欧也重要 东欧更 需要出口这些产品以获取进口西方工业品的外汇 鉴于东欧国家对于马 歇尔计划来说可有可无 会议一致认可凯南的处理方式 1不过 说马歇 尔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 还是将讲演稿中最后一段中的 西欧 改成 几个欧洲国家 改为 一部分欧洲国家 如果不是全 2 计划至少在表面对东欧还是开放的 如此看来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济手 段解决政治问题 或者可以说 与苏联进行经济切割成为美国实行 政策重要的和首要的武器 这也是美国对最初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 系的修正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若干年在欧洲推行的稳定价格 立灵活 场和自由贸易这样三位一体的政策 正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实 的目标 3由此可以认为 歇尔计划是布雷顿森林设想的实践或过渡 但其范围只限于西方经济体而排除了苏联及其 星国 问题是美国还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将欧洲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 陷阱已经挖好 看莫斯科如何应对了。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美国国务院紧张地策划马歇尔计划的时候 苏联领导人还沉浸在 一片轻松而满怀希望的气氛中。

    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政界显赫人物史塔生访问苏联 分别受到莫 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接见 大林在1947 4 9 的谈话中对美国和西 经济状况十分感兴趣 反复问起美国是否发生了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 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言语中透露出对美苏 经济合作 的一种乐观情 1美国大使史密斯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并向国务院报告说 这是苏联 策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 他们所希望的大萧 条最终到来时 美国将在公众的反对下被迫撤回遏制苏联的对外经济援 助和削减军备 2 联人一般认为 战后美国和西方必将爆发资本主义周期 性经济危机 正是受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引导 处理加入布雷顿森林 系问题以及与美国进行贷款 赔偿和租借清算的谈判中 苏联一直采 史密斯所说的 拖延战 然而 苏联并不清楚经济危机究竟何时爆 此莫斯科经济学界在5月间还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著名经济 学家区瓦尔加认为 战争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 其结果将导致 资本主义经济暂时趋于稳定 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 为首的传统经济学派则批评瓦尔加美化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作用 忽视 其实 经济危机何时发生只会影响到苏联的谈判策略 战略上 莫斯科的基本方针此时仍然倾向于同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合作 以此 解决苏联的战后重建难题 所以 在莫斯科会谈陷入僵局 马歇尔感到 大失所望之际 斯大林却一再强调 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和平

    战后资本主义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相处 开展经济合作 对此不能悲观 要有耐心 I美国报纸发现 苏联媒 1947 5月份普遍宣传的观点是 美国正在走向萧条 只有向国外提 供贷款和增加对外贸易才能避免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 济上进行合作 俄罗斯渴望扩大苏美贸易 2面对莫斯科会议的失败 5 16 苏联 新时代 周刊社论指出 国际合作 要时间 耐心 善意和认真努力 苏联 人民和政府绝对一致地希望与所有爱好和平的 国家合作 3在莫斯科看来 早晚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无疑会减轻对苏联 的压力 迫使西方与苏联采取合作的立场 并让苏联在谈判中处于某种 优势地位 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莫斯科最初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 马歇尔在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时所作讲演似乎不经意 地提出的这个新方针 对于苏联到底是一种威胁还是一次机会 莫斯科 的反应前后很不一致 最初似乎是本能地发出了一片抨击声 苏联驻美 大使诺维科夫在6 9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认为 讲演对欧洲经济联 合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表明 美国人的意图是建立一个针对苏联的西欧 集团 4 乌克兰真理报 6 11日发表文章 指责马歇尔的提议是要求在 美国 无条件的绝对领导下 建立一个西方集团 是杜鲁门主义的 旋式上升 56 16 真理报 的署名文章攻击说 马歇尔计划 其全新的外表下是杜鲁门通过美元进行的政治施压计划 是对其他国家 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计划 6不过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6 21 真理报 未加评论地刊登了塔斯社的一篇报道 法国和

    英国分别向苏联提交照会 希望召开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 商讨如何回 应美国的建议 I同一天 联共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政府对英法照 会的答复文本 苏联政府接受英法建议 同意参加三国外长会议 并建 议会议27日在巴黎举行 2据莫洛托夫回忆 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建议最初 是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 3这个回忆是可靠的 帕里什从莫洛托夫阅读马 歇尔讲演稿俄文译本时所做的圈点和批注推断 莫洛托夫似乎认为这个 计划是出于美国本身经济需要的动机 虽然可能是针对苏联的 反过 来也可能会对苏联有利 或许苏联可以从中获得急需的重建贷款 46 22 莫洛托夫向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馆发出通电 要求告知对马歇尔计 划的看法以及苏联如何应对的建议 5同时要求驻华沙 布拉格和贝尔格 莱德大使向所在国领导人转达苏联的意见 应适当地表现出主动性 确保参与相应经济措施的制定 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6另外还特别告诉捷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X.哥特瓦尔德 苏联反对战时德国的附庸国和 显然 接到英法的通知 莫斯科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已经积极 认真起 当然 也不是没有担心 6 24 诺维科夫致电莫洛托夫 从政治角度进一步分析马歇尔

     6 23 真理报 全文发表了政治局通过的对英法答复的文件 8 中立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计划 他认为这是杜鲁门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遭受冷遇后而采取的 更加 活的策略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工具 国不可能把苏联列为受援国 而英法则会 蓄意激起我们的拒绝 然后 责我们自行退出欧洲重建计划 诺维科夫主张苏联参加巴黎会议 并应在 制定欧洲国家经济重建和发展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 止美国对欧洲的管控和建立反苏集团计划的实施 I同一天 瓦尔加院士 从经济角度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报告 瓦尔加认为 歇尔计划是美国缓解正在 日益临近的经济危机 的工具 其意图是通 放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贷款 减轻国内市场商品过剩的压力 使无法收回贷款 美国也会 力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 马歇 尔要求欧洲国家制定联合一致的求援方案 其目的在于打造美国在欧洲 世主 地位 在实现 国经济统一 的基础上建立 洲资产 阶级国家的统一战线 把消除 在欧洲推进民主自由作为经济 重建的先决条件 如果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就会被排除在马歇尔计 划之外 计划失利的全部责任推到苏联身 2分析的角度不同 得出的结论却大体一致 诺维科夫和瓦尔加都指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反苏 性质 都认为美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没有明确表 苏联应争取参与马歇尔计划 但都指出了拒绝参与援助方案制定对苏 联的不利后果 在此基础上 莫洛托夫当天向斯大林递交了给参加巴黎会谈的苏联 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斯大林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 36 25日形成的正式 文件规定了苏联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任务 即了解英法关于援助欧洲

    案的性质和具体条件 建议外长会议向美国询问援助欧洲的条件和国 会批准的可能性 申明苏联的如下立场 美国的援助应针对欧洲国家 各自单一的经济需求 而不是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 会议的目的是确定 欧洲国家申请及获得援助的资格 而不是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 对可能导致侵犯欧洲国家主权或违反其经济独立的援助条件 对审议 利用德国经济资源和讨论对德经济援助的问题 I对比前述美国国务院筹备 和讨论的情况 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苏考虑的经济援助方案几乎在各方 面都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美国计划以及英法商议的 具体内容 苏联领导人 主要是莫洛托夫 对巴黎外长会议还是抱有希 望的 理报 6 25日发表了一篇谈论即将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的文 2文章不再指责马歇尔计划的反苏性质 而强调其目的是解决 国商 品出口问题和欧洲面临的美元危 似乎是在暗示苏联参与援助计划可 以帮助美国摆脱困局 章指责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意味 对欧洲国 内政的干涉 疑是提醒英法政府不要接受美国的条件 6 26 莫洛托夫率领了一个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巴黎 心挑选 的成员包括瓦尔加院士 外交部欧洲 经济和条法各司负责人 大批技术顾问和助理 3这个架势足以证明莫斯科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认 真的程度 4离开莫斯科之前 莫洛托夫的助手韦特罗夫告诉他的朋友: 们的政策是基于与西方盟国合作实施马歇尔计划 首先要考虑到恢复乌 克兰 俄罗斯和列格勒被战争破坏的工业 /莫洛托夫本人在给妻子的

    信中写道 我会在巴黎待一个星期 我的任务并不容易 但目标还是明 确的 这次谈判有些不同 可以迅速发展成更广泛的谈 然而 这一 个星期的巴黎之行却让莫洛托夫大失所望 于担心苏联的阻挠和捣乱 法政府都不愿让苏联人参与欧洲援 助计划方案的讨论 只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 才不得不向莫斯科发 出邀请 6 17 — 1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比多商谈后 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驻法大使 卡弗里报告说 英国人认为 国人的参与会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如果俄国人拒绝邀请可能是最好 法国人也赞同这种看法 英法都希望苏联拒绝合作 但无论如何 即使没有苏联 们也会 全力以赴 2这个想法与美国人的设计不谋而 得知苏联将出席巴黎外长会议后 国驻苏大使史密斯的判断是 种参与肯定是出于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目的 因为 个明智且得 执行的经济恢复计划将不利于苏联现在的政治目标 3美国首先需要说 服英国接受对欧洲进行一体化援助的方案 并鼓动英国人出面阻止苏联 加入马歇尔计划 为此 克莱顿在6 24 —26 访问伦敦期间 明确 告诉英国内阁 继续对欧洲进行零星援助不可行 的方式不可 必须制定包括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计划 如果援助计划 以西欧国家为核心开始 美国政府会感到满 如果东欧国家愿意 计划将向他们开放 在美国批准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之前 俄罗斯 在欧洲复苏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必须有根本性的改变 4随同克莱顿出 访的凯南和波伦也对英国人说 他们怀疑苏联根本就不想加入马歇尔计

    万一他们真要加入 将被告知 苏联应对计划做出贡献而不是从中 受益 果苏联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美国愿意单独为西欧制定一项援 计划 如果苏联允许其 星国参与计划 就会失去对自己领域的经济 控制 I经过三轮会谈 国接受了美国的原则和主张 同意以上述意见作 为外长会议的 方针 2实际情况是 英国人在巴黎会谈和阻止苏联 加入援助计划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如果说英国对统一援助方案的态度与苏联一致 那么法国在对德国 政策方面则接近莫斯科的主张 出于恐惧和担心 法国也主张对德采取 严厉政策 战时戴高乐就认为战后有必要肢解德国 1945 9月法国提 出在德国建立没有中央政权的各州联邦 1947 4月又要求法国永久占 领莱茵河左岸 并一直坚持鲁尔地区国际化 要求萨尔地区在经济上依 附法国 在政治上脱离德国 3这些主张大部分与苏联的对德政策相吻合 所以 来自美国的援助虽然对法国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把德国经济重建 为欧洲复苏和援助计划核心的方针则是法国万难接受的 经过反复谈 直到1948 7 在美国的利诱和压力下 国才做出重大让步 接受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美法双边协议 “尽管如此 这并不妨碍法国在巴 黎外长会议上配合英国把苏联挤出马歇尔计划 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中完全是按照政治局的指示行事的 比多见 面伊始 莫洛托夫就打探英法是如何商议的 比多没有据实相告 莫洛 托夫也客套地表示 心希望 会谈取得成果 6 27 的第一次会

    议上 比多提出了一份对英法协议稍加修改的建议草案 I莫洛托夫首先询 英法是否了解美国的具体援助计划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莫洛托夫建 议向美国询问准备为欧洲提供援助的确切金额以及是否能够得到国会批 比多也赞成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说明 但贝文坚持欧洲国家应该首 先提出一个统一的计划交给美国 否则 任何建议都没有意义 会议主 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莫洛托夫的态度始终比较友善 方还确 定会议秘密进行 不对媒体开放 2 28 下午继续会谈 莫洛托夫首先陈 述了苏联的立场和建议 苏联认为 法国提出并得到英国赞同的工作计 划值得怀疑 按照英法的建议 巴黎会议将 为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 的经济计划 但这 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如果强迫这样做 就会导 致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这不是 欧洲合作的基础 苏联认为应 该由欧洲国家各自提交需要援助的申请和计划 由巴黎会议 其进行 联合审议 定是否可以从美国获得这种经济援助 关于哪些国 家有资格参与欧洲的合作 苏联认为首先是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 敌国和中立国可以 身份间接参与 至于德国问题 应该放在 11月召开的 伦敦外长会议讨论 在机构问题上 有必要建立由三国 代表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处理此事 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取得联系 3经过 讨论 莫洛托夫做出两点让步 不再坚持询问美国可以提供多少援助 同意由占领国代表德国参与计划 法国人认为 莫洛托夫 态度异常温 力避免给法国人或英国人提供指责他们搞分裂的口实 但比 多感到 莫洛托夫 然并不希望会谈成功 贝文则认为 莫洛托夫是 在拖后腿 不过他们一致表示 即使苏联不参加 英法都 决心以某种

     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129日巴黎雷雨交加 休会一天 以便外长们考虑彼 此的建议 2莫洛托夫似乎对法国人抱有希望 他在当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比多是个老实人 莫洛托夫向比多解释说 苏联和法国方案之间 的原则分歧就在于前者要求只讨论与援助欧洲直接相关的问题 而后者 则包括了所有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 3美英法显然是希望苏联尽早撤出 苏联 少莫洛托夫 则打算利用法国制造分裂 把事情拖延下去 6 30 清晨 莫洛托夫收到副外长维辛斯基发来的一封密电 报了莫斯科收到的来自伦敦的情报 情报说 克莱顿与英国部长们会晤 达成了几点协议 马歇尔计划应被视为欧洲复兴计划 而不是简单的经 济援助 因德国尚未参加联合国 该计划将由在联合国之外设立的专门 委员会负责实施 作为欧洲经济的关键 德国是任何重建欧洲大陆计划 的支柱之一;抵制从德国的现有产品中向苏联支付赔偿 4 就是说 在巴 黎会谈之前 美英确实已经拟定了方案 英国人欺骗了苏联 就难怪 莫洛托夫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完全重 复了以前的立场 并强调 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方案 将构 有关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其主权的侵犯 强调在各国单独申 请的基础上制定综合援助方案 必须首先满足遭受德国侵略并对盟军胜 利做出贡献的国家的需要 5对此 英法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 会后 贝文告诉美国大使卡弗里 面对会议僵持的局面 英国人 决心继续向 迈进 法国人给予英国 全心全意的支持 正如贝文所说 会议

    经破裂 可能明天就要结束 法国人也对苏联的不合作立场表示遗 尽管认为努力还是值得的 I莫洛托夫也不抱希望了 他在会后向斯大 林报告说 由于存在立场上的 本分歧 我们不能指望就这一问题 达成实质性协议 英法 经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他们将制定全欧洲的 经济计划 这为干涉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 提供了可能 2其实 对于会谈的结果双方事前的预判都不乐观 英法只 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而不得不为之 苏联来时对谈判结果抱有一丝 希望 若不能如愿则阻止援助计划的预案也是有的 7 1 法国提出了一个 本立场没有改变 的妥协建议 正像 比多解释的 其目的不是指望苏联接受 而是应付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如果苏联拒绝 将会大大加强法国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莫洛托夫建 议休会至第二天下午 以便研究这个新方案 法国人认为这是为了听取 莫斯科的 后指 3莫洛托夫看过法国的 方案后十分失望 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可以断定巴黎会议的进程是 预先设定 现在法国已经同英国进入一条 不再持有以前在某些问题上的 独立立场 4莫洛托夫是否和何时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目前尚无任 何文献证据 5无论如何 莫洛托夫7 2日的表现很说明问题 会谈一开 莫洛托夫便发表声明 使用 以前更激烈的措辞 谴责法国方案 声明反对成立 导委员会 讨论全欧洲的援助计划 警告英法如果 坚持这样做 将产生严重后果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 会谈宣告结束

    家不欢而散 1在7 3日的闭幕式上 莫洛托夫使用了一个新概念 责英法方案将 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 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 2 至少说明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巴黎会议的结果就是欧洲的分裂 并有意识地把责任推给西方 当天 莫洛托夫率团离开巴黎 英法则发 表联合公报 请除苏联和西班牙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派代表来巴黎审 美英法对巴黎会议的失败和苏联的退出非常满意 尤其是美英两 如愿以偿 中下怀 贝文在苏联表示拒绝的当天指出 一决定 意味 西方集团的诞生 4马歇尔在得到巴黎传来的消息后终于松了 口气 苏联不会继续成为制定欧洲复兴计划的 不确定因素 艾奇逊 后来也说 无论如何 苏联的退出使马歇尔计划的筹备工作简单多了 6 尔纳斯则认为 苏联这样做是 大地帮助了美国 7的确 莫洛托夫来 到巴黎 除了希望苏联能分到一杯羹外 要目的是阻止美国按照自己 的方式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 现在苏联自行退出 既无法获得任何经济 利益 还让自己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 就像法国人在会议结束后说 苏联主动退出马歇尔计划援助方案的制定 无疑是一个错误的选 当时很多西方政要都像法国外长比多一样 远无法理解 莫洛 托夫行为的原因 如果不退出 苏联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损

    这应该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不是西方而 莫斯科拒绝合作 8 议欧洲复兴计划 时间定在7 12 3

     但他却选择了 唯一会失去一切的方案 I关于这一点 大林曾 对6.季米特洛夫说 苏联代表团去巴黎主要是了解情况，「鉴于苏联代 表团所持立场与英 代表团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 与其达成协议已不 2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多解释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苏联间谍发送 的情报让莫斯科确认西方根本就不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 巴黎会谈让 莫斯科确定美国的援助方式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苏联领导人担心东欧国 家参与其中而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3在笔者看来 这些解释似乎都没有触 及问题的本质 无论是来自巴黎的情报还是对巴黎会谈的感受 不过是 证了苏联此前的猜测和估计 并不会令克里姆林宫感到意外 苏联代 表团赶赴巴黎的任务 是要在马歇尔计划不符合莫斯科意愿时 阻止 和破坏这个计划 那么 正如贝文给内阁的报告中说的 如果苏联不退 可以像 洛伊木马 那样 坏欧洲利用美国援助的前景 4 或者如改任商业部长的w.A.哈里曼所言 苏联本来可以通过加入马歇 尔计划而 灭它 5而只要苏联参与其间 东欧也不大可能失控 这个 道理 大林和莫洛托夫不会不明白 笔者因而推断 大林本来对美 苏合作 至少在经济方面 还抱有希望 认为西方的经济状况也许会迫 使美国与苏联合作 然而巴黎的经历令莫斯科完全失望 既然无法得到 经济援助 为了安全起见 那就干脆与美国和西方做彻底的经济切割，

     回到战前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 这是一次战略的选择 莫洛托夫离开 黎并不再回去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便是根本转变对东欧的政策 和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这里的东欧是指受苏联控制和影响的七个国家 波兰 捷克斯洛伐 匈牙利 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苏军占领 的德国东部地区不在其列 1948年德国分裂之前 那里尚未建立政 这七个国家虽都属苏联势力范围 但情况有所不同 匈罗保三国是 前轴心国 签署合约后才能进入正常国家状态 美苏争夺在此比较激烈 波捷是战时盟国 自由度相对较大 苏联也有所担心 苏联比较放心的 是南阿 那里共产党一党执政 政策上主动靠拢苏联 欧洲战场的局面扭转之后 苏联开始考虑战后问题 并确定了与西 方特别是美国实现和平共处 长期合作的对外方针 在这方面 最明显 的信号就是1943 5月斯大林突然下令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 国际 以排除与西方合作的这个 1 1944 1 1 苏联播放了新国歌 1918年起作为苏联国歌 国际歌 现在只作为党歌了 新国歌是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 国际歌 突出国际主义不同 新国歌强调的是俄罗斯爱国主义 2这一 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 中央书记А日丹诺夫在一次会议上谈

    到了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1这无疑是为在战后与资本主 义国家合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 苏联最活跃的三位外交官N. V.诺维科 入入葛罗米柯和M. M.利瓦伊诺夫则分别提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外交方 为此 作为对雅尔塔会议 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的响应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苏联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执行一种笔者称之为 合政府政策 的对外方针 即在各国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 共产党必须 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 共同组建政府 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 是形式 正的目标还是要保证东欧各国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保证苏 联在那里的控制和影响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保证受莫斯科直接指 挥和控制的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处于主导地位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 非常措施 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 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 对派 这主要发生在 匈五国 阿是共产党一党执政 无需此举 3这样 1947年春夏 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对东欧各国的掌 不过 笔者不能苟同这样的看法 斯大林在东欧搞多党联合执政只

     针的报告 异口同声地主张美苏合作 2 家就表现为推行非苏联模式的 人民民主制 然而 这种 联合政府

    是一种策略和幌子 并且很快就撕下了这层伪装 I与西方合作确曾是苏联 战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联合政府 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一种措施 管因美苏关系恶化和东欧国内政治斗争激化 1947年上半年 合政 政策已经有名无实 但当时苏联并没有在东欧推行苏联社会主义体 制的计划 正如凯南曾经说过的 东欧国家 是否搞共产主义对于莫斯 科来说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那里必须接受莫斯科的影响 如果可能的 然而 与政治和外交上对东欧的严格掌控相比 苏联在经济方面却 显得 漫不经心 作为势力范围 斯大林最初看重的只是安全问题 欧国家是作为 冲带 发挥作用的 况且除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比较发 达外 这些国家经济都十分落后 既然不是 罗斯帝国 的成员 治上也未实行 一体 苏联何必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3因此 联同意波 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也同意东欧国家 向美国申请贷款 4同时 尽管遇到某些障碍 苏联并没有关闭美国和西方 在东欧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大门 5 联合政府 莫斯科注重的是国防 内务部 警察局等权力部门 而经济 文教甚至外交部门都可以让

     必须认可莫斯科的权威 2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455 给其他党派 I 到在经济上实行控制 苏联更看重的是如何从这些国家获 取利益 而没有一个东欧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2波兰贸易官员对苏联在煤 棉花和羊毛交易中任意压低价格的做法颇有抱怨 3出口到苏联的工业 品因价格偏低令捷克斯洛伐克无法从中获利 4罗马尼亚要求苏联重新计算 和减轻赔偿金额和驻军开销 5而匈牙利国家预算的50%都要用来交付给 联的战争赔偿 6难怪美国人说匈牙利 距离成为苏联的经济殖民地只 有一步之遥 7这些情况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趋向松散 苏联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1945年占捷对外贸易总额的25% 1947年初已 降到6% 8正因为如此 马歇尔计划的消息一传开 东欧各国都按捺不住 直到巴黎会议期间 苏联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果东欧各国被 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所吸引 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政治控制的努力很可 能付之东流 实际上 当苏联在巴黎决定拒绝马歇尔计划时 莫洛托夫 就考虑让东欧国家参加后续会议 但目的是为了宣传 在适当时候全 1 1945 11月匈牙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 联合内阁原选派小农党成员担任内务部长 但在 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к. E.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的压力下 政府只得任命一名 共产党人担任这个职务 Zoltan Barany, Soviet 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VIII, №4, January 1995, p. 418. 2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 36. 3 Бордюгов Г, Матвеев Косеский 4,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 1944- 1949гг,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 1995, с. 199-200. 4 Р1АСГ1И, ф. 17, оп. 128, д. 1083, л. 229-230//Волокитина Г 5., Мурашко Г 77.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 1, 1944-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с. 460- 462； Поп И.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с. 228. 5 АПРФ, ф. 45, on 1, д. 361, л. 62-66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 5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564-568. 6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9, л. 7~2\//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613-623. 7 FRUS, 1946, Vol. 6, р. 293. 8 Снитил 3., Цезар Я. Чехов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 Пер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27-228. 9 FRUS, 1947, Vol. 3, рр. 260-261； Greg Behrman, The Most Noble Adventure-.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Time When America Helped Save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p. 81； Steil, The Marshall Plan, p. 107. 心中的喜悦 甚至南斯拉夫也准备 参加初步谈判 9 4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部退出 1东欧国家中最先表态的是南斯拉夫 7 4日南共领导人e. 德尔给苏联大使打电话说 南斯拉夫已经准备好拒绝马歇尔计划的声 2保加利亚也有此主张 不过季米特洛夫有些担心 如果东欧国家在 苏联代表拒绝后马上就表态 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 3 个担心大概也在莫洛托夫考虑之内 7 5 6 40 苏联政府向欧洲各国发出通报 讲述了巴黎会 议的经过和苏联拒绝英法方案的理由 透露英法将在12日继续召开欧 洲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4这里虽然表明了苏联的立场 但并没有告诉东欧国 家应该如何行事 8 15 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东欧各国及芬兰大使发 并让他们转交所在国共产党领导人 报说明 苏联不再参加巴黎 后续会议 但要求这些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 以便阻止会议通过英法计 后带 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代表退出会议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 成功 7 6日晚 莫洛托夫要苏联驻波兰和南斯拉夫大使转达给贝 鲁特和 6.铁托的指示 要他们派代表秘密来莫斯科 就巴黎会议问题 进行事先协商 避免会议进程中出现意外麻烦 6但过了几个小时克 姆林宫就改变了主意 7 7日凌晨4 15 莫洛托夫又急电驻东 欧国家和芬兰大使 转告联共 中央的新指示 建议7 10日之前 不要向英法做出任何答复 77 8 0 50 莫斯科最后通知 联共

    中央取消了 7 5日的电报 建议各国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个国家可以自行酌定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 1莫斯科的决定四天三变 明心神不定 对东欧各国还是不放心 没有得到苏联明确的指示 东欧国家和芬兰大都不敢擅自行动 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显得自由度大一些 听到哈佛大学讲演后 华沙非常兴奋 并多次向美国表示对马歇尔 计划感兴趣 2莫斯科7 5日电报鼓励了波兰人 7 6日波兰报纸 民之声 报道 总理 西伦凯维茨表示波兰对马歇尔计划 积极态 37 7日波兰外交部长乙莫泽莱夫斯基对美国大使表示 管尚 未作出最后决定 但他确信波兰政府将接受英法的邀请并出席在巴黎的 会议 4 7 8 下午 弗里还报告说 波捷两国仍希望派代表参加 制定欧洲计划的会议 5 位驻法国大使不知道 此时接到苏联最新决定 的波兰政府已表示俯首听命 莫斯科时间18 波兰使馆通知苏联政府 波兰政府决定不参加巴黎会议 尽管外交部发言人上午在记者招待 上刚宣布此事尚未做出决定 6但布拉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7 4 就在巴黎会议失败的当天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决定 出席英法继续召开的巴黎会议 同时派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J•马 萨里克7 8日到莫斯科商议是否加入马歇尔计划 7 解到莫洛托夫7 5 电报的内容后 萨里克与总统ё贝奈斯认为 捷政府可以独自解

    决是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了 尽管哥特瓦尔德表示反对 但在贝奈 斯和马萨里克的坚持下 7 7日政府主席团会议还是一致决定委托驻法 国大使1.诺塞克出席巴黎会议 并向英法政府转交了照会 1当天 美联 社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已决定接受巴黎的邀请 2布拉格是否了解莫斯科 7 7日凌晨电报的内容 目前尚无任何史料说明 但无论如何 当莫 斯科7 8日电报交到哥特瓦尔德手中时已经晚了 他不得不告诉苏联 驻捷临时代办 府已通过决议 在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或许是以为可以自主做出决定 哥特瓦尔德没有按原定计划7 8 日访苏 据捷司法部长Р德尔季纳回忆 得知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后 愤怒的斯大林要求 拉格不服从命令者 的代表团立即飞往莫斯科 4 7 9 哥特瓦尔德率政府代表团访苏 斯大林于当天19 45分至 21 20分单独召见了哥特瓦尔德 23时至1时与代表团举行了集体会 5第一次会谈没有记录 据德尔季纳回忆 哥特瓦尔德从克里姆林宫回 到宾馆对代表团成员说 斯大林对我们接受邀请参加马歇尔计划感到非 录且已公布 根据会谈记录 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参加 巴黎会议感到吃惊 认为这 客观上推动了孤立苏联的行动 随后命

    常愤怒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 6关于第二次会谈 苏捷双方都有记 3 令捷政府 必须取消这一决定 应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而且 快越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指责 马萨里克试图辩解 莫洛托夫指出 们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联 德尔季纳和哥特瓦尔德讲述了捷方在 经济上遇到的困难 其进出口 60% —80%都依赖于西方国家 因此需要 贷款 斯大林答应苏联将提供帮助 增加进口捷产品 会谈结束时 大林提醒代表团 必须在今天 7 10 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1 据捷方档案记载 7 10日一早代表团就给国内发电 要求立即召开内 阁会议 通报苏捷会谈内容 会议 必须通过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并就此发表声明 该声明应于当日下午发表 内阁会议期间 哥特瓦尔 德两次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催促 经过激烈的讨论 直到晚8时会议一致 过决议 不参加巴黎会议 理由是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均不参加巴 黎会议 而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将被解释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盟国 9 事情终于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圆满解决了 斯大林原计划在莫斯 科召集东欧国家代表会议 集体向捷政府施加压力 收到布拉格的答复 会议取消了 3显然 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下定决心逼迫捷 政府就范 在莫斯科看来 捷克人的大胆行为无疑是在破坏苏联和东欧 国家的统一行动 挑战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享有的权威 如果不予严厉制 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苏联与东欧国家关 系的本质 7 12 代表团回到布拉格后 萨里克痛苦地说 作为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外交部长去了莫斯科 回来时却成为苏联的奴仆

     30 外交部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英国和法国驻捷大使

     美国驻捷大使I斯坦哈特则认为 这一结果表明捷克斯洛伐克 不享 有完全的独立 西方媒体一再指控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 这一点 已经得到证实 1 凯南在7 21日的备忘录中敏锐地看到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苏联 的反应迫使西欧的共产党不得不表明他们的态度 同时也使苏联与其 星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压力 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是战争结束以来 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大打击 2 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欧洲分裂的严重 形势 联不得不全面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 其表现就是欧洲共产党情 报局的建立。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公布以后 关研究 把冷战起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3 究者普遍认为 共产党情报局的 成立标 苏联冷战战略的确立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但是 在情报 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情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等方面也有不 同看法 如有学者认为 斯大林在哈佛大学演说前就提出要召集共产党

     报会议 故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没有直接关系 I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一 句话就能说清的 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的想法固然不是马歇尔计划引发的 但情 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确是因为应对马歇尔计划而改变的 对档案文献的研 究可以得知 斯大林对于是否需要建立这种国际机构 别是建立一种 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 洲事态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情报 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 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切断苏联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但却解除了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党已经没有义务向莫斯科汇报工作 和提供情报了 为了继续保持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苏联在原共产国际 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 共产国际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 2战后 苏联对于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 国主要是通过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实行管控的 为了协调行动 似乎 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 1946 4 20 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 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 3 5 17 的中央会议上 拉科西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的国际不是一个组 织性的机构 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 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 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 果不进行交流 各国共 产党 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 4 科西这番话不是经斯

     大林首肯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这样说 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此前曾与斯 大林密谈两个多小时I 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 了这个问题 根据 铁托传 作者和南斯拉夫的档案记载 1946 6月斯大林在 与来访的铁托 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见时多次谈到建立国际新机构 斯大 林问铁托 否认为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机构 并建议最好由南斯拉 夫人发起 斯大林指出 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 但需要建立一 个新的情报机构 以便经常开会 交流经验 调一般性工 以及 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 南档案中记载 未说明出自何人之口 新机构 不能发号施令 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 制性措施 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 2在与季米特洛夫单独谈话时 斯大林又 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 3这些谈话说明 当时斯大林确有建立某种国际组 织的念头 但并不是重建国际 大量披露的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档案 文献 揭示了苏联此时考虑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原因 第一 东欧 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 族问题的矛盾 例如匈罗在特兰西瓦 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 捷波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 匈捷在处 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 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 也是矛盾重重 第二 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上 苏联

    说道 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 与我们今天的 本身与东欧国家也存在许多矛盾 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 与捷共的分歧 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 在拆迁工业设备问 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 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 有一个公共机构 第三 与战争期间不同 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 响和控制 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 在建立亲苏政府 排挤右翼政党 扩大共产党势力 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诸多问题上 各国共产党的任 方针大体同步 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 I所有这些问题的解 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 由联共 中央下 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 斯大林此时想要的是一个交流情况 调解分歧的机构 有研究者认 苏联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 略手段 其本意在于使各共 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 2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 共产党的实际状况 他们诚然与莫斯科有 密切关系 但也必须顾及 国内其他党派和西方的反应 也没有考虑到当时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基 本判断 尽管美苏关系趋向恶化 但苏联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尽量维持 国合作的局面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 即使对于建立这 种情报交流性质国际机构的主张 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 实施。

     直到1947 6 4 即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的前一天 大林再次提出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 天深夜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 见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W.哥穆尔卡 3据哥穆尔卡回忆 斯大林建议波党 中央发出倡议 为建立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 并且要求立

    即实施 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华沙报告了这一情况 波党中央政治局6 8日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开始筹备工作 7 10日哥穆尔卡向斯大 林汇报了会议筹备和安排的情况 1显然 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无关 那么 斯大林为什么在一年后突然旧事重提 随后发生的巴黎会谈及其结果又 对苏联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目标和宗旨有何影响 实际上问题不是出现在东欧各党 而是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 党身上 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 名卓著 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 但法共在 与P.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相继在印度支那战 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 导致法国 总统于1947 5 4 免去了 5名共产党员部长的内阁职务 共产党被 赶出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在人数上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对欧洲 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1947 2月组成的A.D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 共产党与社会党结成联盟 经常制造难题 导致加斯贝利辞职 5 31日加斯贝里重新就职并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完全 排斥了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 大体同时 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 辞职 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 2苏联一直企望利用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无疑是对苏联战后奉 行的 联合政府 政策的沉重打击 更严重的是 莫斯科事前对此情况 竟一无所知 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行动根本没有与莫斯科协商 甚至

    没有通报 于是 通过建立某种国际机构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影响和控 制的问题自然就提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 6 3 莫洛托夫指示驻巴黎大使向法共总书记м.多列士转交了 联共 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一封信 示莫斯科对法国发生的事情 感到 担心 并要求法共通报详细情况 信中指责说 人认为 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同联共 中央协商过的 你们自 己清楚 这是不正确的 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联共 中央的 1第二天 上所述 大林便要求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 际会议 就在波兰党开始筹备会议后 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并在 黎会议上暴露出其真实意图 7 7 丹诺夫给法共信件的副本被 给了苏联驻保 南等国大使 要求他们将信的内容转告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2其用意无非是暗示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各国要同莫斯科 保持步调一致 可未曾想还是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 初还有波兰 违背苏联旨意出席巴黎会议的事情 这无疑令斯大林更加 担心 可能此时斯大林对建立国际组织就有了新的想法 巴尔干也出了问题 铁托一直想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 首先是 同保加利亚的联邦 几经周折 这一设想到 3 1947年夏天总算有了眉目 7月初 托与季米特洛夫商议后认为 实现联邦计划的重要一步 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 遂分别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斯大林

    担心引起西方反对 7 5 答复 需等盟国对保和约批准后再签订 南保条约 但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没有重视此事 他们认为和约已于2 月签订 得到批准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 未经通报莫斯科 南保政府于8 1日发表声明 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达成协议 并将在对保和约生 效后签署 斯大林闻讯后震怒 8 12日同时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发出 密电 指责他们 率行事 了错误 为英美 强对希腊和土 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 提供了 余的借口 电报还特别强调 他们这 样做 没有同苏联政府商 1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国际 会议的宗旨和目的产生了影响 就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而言 如果说1946年夏天斯大林考虑 的主要还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经验的问题 那么在1947年法共和意共被逐 出政府事件后旧话重提 莫斯科关注的就是各国共产党协调和统一行动 问题了 而拒绝马歇尔计划前后的变化仅在于 此前苏联对西方和国 际舆论的反应有所忌惮 故以创办刊物和成立编辑部来掩人耳目 此后 斯科已决心同西方彻底决裂 因而无所顾忌 直接提出建立 调中 甚至取代波兰党亲自承担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6 4日斯大林委托波兰党的任务一样 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会 议期间接见参加法共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M.吉拉斯时 仍提出需要一个 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刊物 27 16 波兰工人党中央遵照 莫斯科旨意发出的会议通知也是这样说的 会议的目的是交流情报和意 为创办一个 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 的新杂志进行准备工作。7月

    底哥穆尔卡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仍然坚持这一说法 而且特意强调 我们 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 I但就在此时 莫斯科的想法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华沙发出邀请函差不多同时 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 议将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 苏联党将在会上提出成立 会各党协调中心 的建议 报告强调 种协商 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 在涉及联共 利益的 所有问题上 有关党必须同联共 协商 2显然是担心波兰党不能胜 8 15 联共 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L8.巴拉诺夫在给 日丹诺夫报告中要求 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 须由联共 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 报告还提出 在会议总结阶 联共 代表 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 但这个建议最 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 3 过修改 在会议组织者日丹诺夫和6 M. 林科夫8 27 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 关于 调委员会 提法改为 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 自愿同意 的条件下 部设 在华沙的情报局 的形式建立之 49月初 对外政策部又提交了一份分析 材料 论证了建立 际协调中心 的必要性 5虽然前后用词一样 但意 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议的宗旨和目的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 统一到哪里去 会前对外政策部精心准

     备的 于国际形势 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个后来由日丹诺夫所 作的著名报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新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新方针 其表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几经修改 到最后一稿才归结为 个对抗阵营形成 这样一个中心命题 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 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 两个阵营的建立 “社会主义民族道路 的概念已不见踪影 同制度 之间和平共处与合作的说法已销声匿迹 甚至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 说法也不再提起 剩下的只有世界的分裂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 只有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 后斗争 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守的统 的行动方针 9 22 —28日在波兰召开的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第一会议总 算顺利结束了 尽管存在一些波折 法共和意共代表对铺天盖地而来 尤其是来自南共 的批判进行辩解和反驳 波兰拒绝将情报局总部设在 华沙 丹诺夫与南共代表发言时暗中较量 赋予情报局协调功能的会 议决议在斯大林的 性指令下才得以通过 等等 2会议完成了苏联匆忙 设定的任务 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 控制和指挥 反帝国主义的 民主阵营 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 为首的 帝国主义阵营 集团对抗 战略 3至此 美苏双方不仅发表 了冷战宣言 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 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 至于共 产党情报局 就其作为苏联外交附属物的职能而言 可以看作是共产国 际的替代品 但就其目标而言 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共产国

    际以推动世界革命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 而情报局的任务是按照 苏联的部署在欧洲范围内组织各国共产党抵制和对抗西方的进攻 莫斯科看来 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 苏联的冷战战略和 策略可以归结为 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 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于是 斯大林在 会议期间以 不合时宜 为由 否定了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 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1948 2月莫斯科鼓励和引导捷 共发动政变 推翻了东欧仅存在 民主联合政府 彻底封闭了 向社 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2同年6 由于铁托抵制对外政策必须与苏联 商一致 的方针 斯大林下决心将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 3最后 1949— 1952 通过一系列向东欧各国强行移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措 斯大林实现了东欧苏联化的终极目标 4俄罗斯红色帝国终见其成 所谓 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 迫使西方认可 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安全利益 但绝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 这与美国的 政策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于是 尽管其时 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如火如荼 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却对其意 义和影响只字不提 5在南共和罗共的支持下 保共代表V.契尔文科夫建

     议把支持希腊共产党的原则写进会议宣言 日丹诺夫未加思索便断然否 I法共和意共组织罢工 抨击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不是寻求推翻本国政 而是希望重新进入内阁 21948年封锁柏林的行为 斯大林看来只 是将西方势力逐出他们不该留驻的苏联势力范围 当他了解到美国强硬 抵制的立场后 便不顾颜面地宣布无条件解除封锁 3与当时美国决策者和 后来很多研究者的错误理解不同 大林为朝鲜军事行动开放绿灯并非 有意挑战西方 而是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地位 4 所谓马歇尔计划的 不是表现为传统的军事压力 甚至在 表面上也不像杜鲁门主义那样注重于政治压力 而是集中于通过系统性 经济切割向苏联和东欧施加经济压力 那么 莫斯科在经济上是如何应 对马歇尔计划的 以往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提到 莫洛托夫计划 联通过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双边经贸协议建构东方集团的经济防御阵 5然而 笔者在已开放的俄国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文件 也没 见到研究者引用过有关文件 实际上对于突如其来的马歇尔计划 联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 与政治上的决断反应不同 莫斯科在 经济上显得手足无措 经济落后又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东欧各国 在某

     种程度上对于苏联来说就是一种负担和累赘 I但既然已经纳入了自己的安 全势力范围 苏联就必须承担起这一地区稳定和发展的经济责任 从军 事占领伊始 苏联当局就勉为其难地不断向这些国家提供粮食救济 济援助和财政贷款 2对于战后同样陷入经济困境 需重建资金的苏联来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因此 如前所述 苏联在战后初期并不在意 东欧与西方的经济往来 有时甚至鼓励他们这样做 但巴黎会谈之后 东欧国家被迫拒绝西方的援助 而美国因东欧国家的政治立场也基本断 绝提供援助3 他们就只能转向莫斯科求救4 与此同时 苏联既担心美国从 这大概就是苏联在1947 — 1948年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经贸协议的原 种做法 与其说是反击马歇尔计划的有意谋划 不如说是临时起 意的无奈之举 禁止东欧接受西方经济援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可以称得上经济应对方略的应该是 经济互助委员会 的成立 绝马歇尔计划一年半以后 苏联感到有必要把东欧各国组织起来 建立 个像西欧经济一体化那样的东欧经济组织 1948 12 23 联共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 的决议 经济上渗透 下决心与西方做经济切割 也就只好独自挑起这副重担 5

     议明确指出 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 必须制定协调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 间经济关系的计划 11949年1 经互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然而 莫斯科的目标很难实现 首先 苏联的重建计划仍然是以重工业 和军事工业为主导 很难满足东欧的消费品需求 2其次 东欧国家并非计 划经济体制 一时间无法与苏联经济对接 结果 经互会在最初几年 既没有组织章程 也没有执行机构 有一个小型技术机构 质上不 1952 10 在实践上东欧各国彻底完成了移植苏联政治经济 体制的苏联化过程 在理论上斯大林提出了以 个平行世界市场 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4 个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立的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系似乎是建立起来了 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核心 经互会仍然徒有其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直到1959 12月经互会才 有了自己的章程 直到1961 3月经互会秘书处才制定出工作条例 5 于经济落后和组织不善 经互会成立后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额仍然微不足 过是双边经贸协议的简单集合 根本谈不上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 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踏上了胜利的征程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货币系统陷于崩溃 苏联集团的经互会却进入了历史上的成熟期 于此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 经互会 化和改善 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的合作 发展了 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 有相对于资本主义不可否 认的优势 2实际上 经互会在最成熟的时候 也不过是将苏联的计划经 济体制扩展到几个 星国3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更没有建立起 对此 史实胜于雄辩 80年代经互会中的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地摆脱 苏联控制 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 并纷纷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90年代初 经互会便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了。

     回顾整个冷战历史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许还可以同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抗衡 而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经互会根本无法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欧 盟比肩 说到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体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不如美国。

     结论

    欧洲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解决西欧的战后经济重 建问题 从美苏关系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就是要与

     苏联做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以免西方的经济复苏受到铁幕另一边的干扰 和破坏 换言之 一个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 美国在战时设计的世界经 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行范围已经缩小到西方世界 而把苏联排除 在外 迫使其返回战前自给自足的 但从政治上考虑 分裂的 责任还要推给苏联来承担 正像 纽约时报 形象地指出的：「马歇尔的 目标是为俄罗斯打开一扇它不会进入的大门 I从这一点看 苏联对马歇 计划的认知没有错误 但应对的战略和策略都大错特错 就经济发展 略而言 苏联本可以抓住战后的历史机遇 改革现有计划经济体制 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 上签字 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 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传统 意识形态的影响令莫斯科犹豫不决 当意识到加入马歇尔计划将受到西 方经济规则的制约后 苏联毅然关闭了通向世界经济的大门 此进入 了自我封闭的过程 这一决定从本质上讲不是顺应而是悖逆历史潮流 对后来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至于苏联提出的理 实施马歇尔计划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实属牵强附会 立国际 经济组织 实现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意味 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 这一点 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已经有所理解和接受 现在提出来不过是寻 找借口而已 当然 苏联即使作出某种让步也未必能够获得经济援助 这里需要耐心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但想要得到战时租借那种 条件援 只能是幻想 退一步 如果无法加入 苏联的第二个目的是破坏马 歇尔计划 为此 苏联应对的要旨就不是加入马歇尔计划本身而是参与 制定计划实施方案的谈判 从策略上讲 联完全可以带领东欧国家继 参加巴黎会议 并利用西方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谈判中寻找机会 苏联主动关闭大门 出谈判 并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谈判

    异于在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而由自己完全承担欧洲分裂的责任 这些 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认为 歇尔计划导致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 联的必然选择 果说马歇尔计划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分水岭 那么它的起点就是德 国问题 尤其是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顽固而非 理性的立场导致美国人不得不做出合并美英占领区的决定 其实质就是 苏联分道扬镶 为德国西部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奠定基础 尽管因其政 治敏感性 歇尔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中闭口不提 德国 但正如希契 科克所言 马歇尔计划最直接的政治战略影响就体现在美国的对德政策 I美国援助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在于 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离不开 国的经济重建 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美国摆脱了此前对德政策既要 惩罚又要扶植的矛盾状态 联人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让德国加入马歇尔 计划 但莫斯科在指责美国分裂德国时可曾想到 恰是苏联的赔偿政 策导致了这一恶果 仅如此 经济的割裂还直接导致了政治的分裂 在德国西占区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 国分裂和联邦德国诞生的条 正在日臻成熟 这又是一个苏联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所以 德国问题既是马歇尔计划经济上的起点 也是其政治上的终点 美苏对东欧问题的处理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是因为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美国和苏联都最终确定了各自与东欧的关 系和对东欧的政策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在原则上认可东欧属苏联 的势力范围 是在外交和意识形态层面华盛顿一度仍然很关注东欧问 并因此引发与苏联的摩擦和矛盾 一方面由于苏联在军事占领优

    势下采取的强硬政策 一方面因为东欧经济在与西方交往中不占有无法 舍弃的地位 美国在提出马歇尔计划时已经把东欧看做是可有可无的因 或者可以说 在东欧与西欧彻底分裂前美国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弃了 东欧 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同样是变化的 虽然笼统地说战时后期莫斯科 将东欧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那时的政策仅限于谋求东欧各国采取 对苏友好政策 并将其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况且 东欧各国的情况错 综复杂 苏联对这一地区并没有统一 明确的总体规划 1947年上半 东欧各国联合政府内部的争斗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引起莫斯科担心 是苏联采取种种手段干预东欧国家的选举 从而通过共产党掌权实现 对那里的政治控制 不过 政治大门已经关上 经济窗口仍然开放 斯科还不想背上东欧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让苏联意 识到美国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只有把东欧彻底地改造成 星国 联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后保障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奠定了建立 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基础 但在经济上仍感力不从心 经济落后是苏联在冷战起源 也是在整个冷战对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至于苏联的东欧政策 是否可以考虑 兰模式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讨 的题目。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表明美苏双方都已经决心 采取对抗性的政策了 同时又已经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 冷战格局由 此形成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 冷战可以避免吗 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 的角度考察 共同敌人消失后盟国之间合作的基础虽然削弱但未必非要 分裂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可以实现的 什么必然走向 全面的冷战对抗 该说美苏的冷战战略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

    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是强者 攻为守 联是弱 守为攻 既然是防御 那么美苏当时都没有把消灭对方作为对 外政策的目标 而是以双方共存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实际上 1945 1947年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同时扮 三种角色 合作的朋友 竞争的对手和斗争的敌手 朋友做不成就只剩下做敌手了吗 作为敌手 就一定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吗 作为敌手 美国的问题是错把 无限 扩张 认作苏联的行为目标 所以四处围追堵截 作为对手 联的问 题是不懂得妥协 只有共处的愿望 没有合作的表现 历史研究表明 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苏联行为目标的误读 而苏 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又确实引导了这种误读 这里不是谈冷战的责任问 而是要说明美苏双方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干扰 加强战略性信息沟 及时调整政策 本来是可以避免陷入冷战漩涡的 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是盖迪斯的那句名言 有斯大林就没有冷 J1是否站得住脚 果罗斯福晚几年去世 况会是怎样呢 果美国 冷战政策的目标只是针对斯大林的苏联 那么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呢 后说到社会制度问题 共产党宣言 发表170多年以来 无论资本 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 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 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深渊的每一步都 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前提是避免继续认知 和政策 否则 往前走就越难回头了。

    结语

    严格地讲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 冷战的发生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而非 冷战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这是两个紧密相 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 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 及其发生的根源 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 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 如何开始 为什么这样 开始 以往史学界在 冷战起源 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实际上 对于苏联的 社会主义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来说 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 从理 论上讲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 因此他们 之间是 你死我活 的斗争 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 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 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 会制度 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 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 是全方位的 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并获得实际的地缘 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 进而谋取世界霸权 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 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 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 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在现实中提出 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 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 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 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 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 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1 1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北京 人民出版社7958 480 504 4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这个 共产主义的幽灵 1917年现身了 用列宁的话说 国革命 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 1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 列宁 和俄共 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 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 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 代之以社会主 义制度的大 2追根寻源 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 在一起 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 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 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 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 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 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 反而消退下去 1918 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 攻波兰相继失败 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 代性选择 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 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 及随后的海牙会 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 列宁那 句名言 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 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 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 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 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 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 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 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 两种制度之间 你死我活 斗争已经暂告结束 同样 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

     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 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 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 游戏 规则 I不久以后 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 策的工具 共产国际发动的 东方革命 包括中国革命 也主要是为了 保障苏联这座 在资本主义 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 而苏 时期 与此同时 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 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 全面国有化 消灭货币和商业 推进农村的 月革命 倡导公社化 在政治制度 方面 则取缔立宪会议 实现一党专制 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 武装干涉 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 然而 一系列 时共产主义 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全国各 地的农民暴动 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 于是 作为 战略性退却 经济政策 运而生 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 发挥作用 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 鼓励人们发家致富 一切都 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列宁认为 在经济发展还 十分落后的俄国 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因为 作为小生产和交换 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 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利 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 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道路 方法和 方式 2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 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 是建成社会

    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 和平共处

     发展 I实际上 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 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 而这种 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 可惜 因重病在身 过早去世 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并非列宁选定的接班人 而是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走上权力 顶峰的 除了立场坚定 性格刚毅和善谋权术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 有政治局委员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 其一 斯大林 继承和发展 了列 宁关于 —阶级—政党—领袖 的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 特别是 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发挥到极致 通过不断进 行的政治 大清洗 合法 地收拾了所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政治对 建立起以个人集权为基础的专制体制 这就是斯大林政治体制也是 其后领导人继承的苏联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 其二 斯大林在1924年提 出的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2 虽然背离了马克思提出 列宁遵循的 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 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 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 为坚定苏联社会和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 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 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其本质是苏共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专 权的统一 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 援助苏联 苏联 一切 服从苏联的利益 被宣布为 国际无产阶级利益 的体现 3为此 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 集体安全 谈判 明天可以与

     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其发展 也就等于 社会主义的 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 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 反抗法西斯轴心国 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 界革命不过是偶尔借用一下的策略工具而已 其三 斯大林通过取消 经济政策 强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苏联解决了一个 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 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 如何将 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 转变成 社会主义的俄国 即在制度形 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 会主义国家 当时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 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 社会主义 方案 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 激进的 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 或者趋向 保守 主张长期停留在 经济政策 退却 阶段 布哈林 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 又为苏维 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更重要的是 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 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 1928 — 1932 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 萧条 这样 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 设备和技术 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 再有 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 但也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甚至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普遍的社会恐慌 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 然而 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 了这一切 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 战时共产主义 而这种 模式的优势 国家高效分配资源 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 恰恰在 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 无疑大大增 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 这就是斯大林最 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 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本书在讨论的 冷战发生 的命题时 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 在苏联与美国 或者说苏 48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 是否存在和平共 处的 机会 如果存在 那么这种 机会 又是如何失去的 通过上述 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 大致可以看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 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 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 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 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 显性化 具体化的过程 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 期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 那么 这些 助力 究竟是 什么 实际上 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 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 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 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 或判断不同 因此 回答 机会 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 需要从 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 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 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 藉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 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 而且出兵东欧和亚 扩大了版图 建立了势力范围 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 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斯大林宣布 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 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 放弃武装 加入政府 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 合政府 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 静而观之 所有这些都表明 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目标 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 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 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则事情存在 两面性 一方面 斯大林对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 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 到美国的帮助 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 结语 485 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 以及1945 12 27 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 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 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而且对此充满信心 因此 对于美国设计的战 后国际经济体系 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 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 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 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 斯大林最担心的是 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 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 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 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 的内在动因 由于 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 斯大林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 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 1946 冷战发生前 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反应 就很说明问 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 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的可 能性是有的 两种不同社会体制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之间和平 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就是说 存在的 很多学者否认 的存在 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甚至有人提出 没有斯大林 就没有冷战 1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 如果苏 联在3- :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 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 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 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 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

    时间 从当时的情况看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 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 如果苏联在1947 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 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做出妥协 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 还可以举出很多 而正是无数 偶然性 的合成 造成了历史的 必然 结果 所以 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 说到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必须看 共产党宣言 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 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 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既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显的全球化的历 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但美苏走到最 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那么 机会 是如何失去的 笔者不 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 冷战责任 的问题 这多少会使研究 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 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现在大多 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 但需要进一步解 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 而不是简单地 各打五十大板 研究 表明 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争论 从凯南长电报 丘吉尔铁幕演说 到杜 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 变化 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 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 管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 如东欧的选举问题 伊朗的石油问题 德国的 赔偿问题等 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 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因此 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 开启 发动机 的无疑是美国 然而 联并不是无辜的 一方面 人们常说美国 误解 了苏联的动机 这里 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援助欧洲计划 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 这种 如果 结语 487 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 误解 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 变政策 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 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 而是 加油 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 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 计划的处置 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 都是这方面的案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 互动 过程 最后 作为本书的姊妹篇 笔者将在下一本书讨论美苏对抗和经济 冷战走向全球化过程中苏联的作用 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曾经隐伏的 两种制度对抗和 世界革命 目标是如何在冷战初期被激活的 苏联计 划经济体制在国内是如何走向凝固化 板结化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向东 欧强行移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了 怎样的政治遗产 等等 这里先做个预告。

  • 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0-2

    此版本为沈志华著作的减版，适合非学术阅读。

    导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几点结论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怀特的计划 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第三章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几点结论和思考
    第四章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分道扬镶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结论

    导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理论 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 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 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 因此 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 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 事件 谈判、纷争和冲突 但观察的视角不同 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 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 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很早就说过: 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实发生的过去 (the pas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 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 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而且有义务这样做 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 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 而安全结构 缘政治 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 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 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50年代初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正统学派或传统学派强调苏联作为 邪恶强权国家 的作用， 认为苏联的地缘政治扩张和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导致了冷战的发生，美国则是为了捍 民主制度 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被动地卷入了冷战。60年代崛起的修正学派以批判美国对外政策为出发点，强调美国为控制世界资源 全球建立霸权而进行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这才是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 70年代后期 美国历史档案陆续开放，又出现了后修正学派。这一派学者努力重建“历史叙事”，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在对外政策上发生的相互误判 并由于意识形态极端对立而进一步产生的过度反应 由于冷战的“意外”结束和俄罗斯档案逐渐公布于世 方学界出现了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 战史新研究 的学术潮流 其特点是强调利用多国档案特别是美苏双边档案 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 从而使冷战研究成为真正的国际史而非美国外交史— 这方面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冷战起源和发生的问题上，“新研究”的作者们从冷战的结局出发 认为苏联和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发生负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进攻性 对西方构成了安全和威胁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加迪斯的这一说法 只要斯大林统治着苏联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如P.莱夫勒、G.伦德斯塔德）的质疑和挑战 样作为以前的 “后修正学派”，他们指责加迪斯回到了 传统学派 的立场。

    上述研究无疑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冷战本质和缘起的理解 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 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比如 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 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 而非现实。所谓陷入 安全困境 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 特别是朝鲜战争 以后的事情 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 又比如 就冷战起源而言 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具根源性的 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 情况就未必如此了 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 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 再比如，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 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 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要求 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 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 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 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 所以 仅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 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以及美苏关系的深层因素时 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或现代世界体系的概念 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I. M.沃勒斯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 沃勒斯坦指出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 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 经济的 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 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 它们没有独自的 逻辑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 决定 准则和 合理性 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 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 而只是 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不过也需要指出 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 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 所谓现代世界体系 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进行了最严谨 最科学的研究 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 系中进行考察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 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 去寻找 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 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 考察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 过程 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 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 联合国 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 经济联合国 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 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 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虑 人们就会发现 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 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 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 雅尔塔体系 中得以延伸 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 大国合作 机制中得以缓解 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 才能逐渐弥合 苏联对美国主导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感到有利可图 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 使得战时 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 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 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 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 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 冷战便发生了。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 人们还会发现 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 超级大国 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 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 天平上衡量 战后初期尤其如此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 决定了战后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 在安全战略上 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而在 经济战略上 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地位，或如莱夫勒所说的“权力优势”。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 霸权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 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 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 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 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本书的时间跨度包括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两个时段。战争期间，美苏及盟国之间的合作，首先体现在军事和外交方面 但经济也是一个重要领域，租借援助是战时美苏及盟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完整体现 美国为 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 设备和物资，对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对苏联战后经济恢复也发挥了极大促进作用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租借的方式 美苏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互相渗透和融合：苏联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和对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而美国则第一次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计划”的轨道，并努力推动 罗斯福新政 国际化。其结果，为建立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准备了条件 同时也必须看到战场 形势变化对美苏双方经济政策的影响 欧洲战事结束后 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主张放弃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压缩或消减对 苏租借援助 而苏联考虑到战后经济重建 恰恰需要加大援助力度，这实际上构成了战争后期美苏分歧和矛盾的经济根源 罗斯福以对日作战 需要苏联为由 坚持以前的租借方针不变 一方面加深了美国内部左右政 治派别的矛盾和分歧 一方面也鼓励了苏联提出更大需求的“野心”，这无疑为罗斯福去世和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调整对苏经济政策埋下了伏笔。

    美国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了两个系统 安全系统就是联合国及安全 理事会 经济系统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 苏联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 斯大林非常重视安全体系的建立 但是对于经济体系却没有认真考虑 总体看来 苏联对战后的经济发展 战略缺乏深思熟虑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 基本上就是延续战前的方针 和做法 原因在于经济理论上的两个认知误区 其一 社会主义的计划 经济是世界上最完美 最有效和最稳定的经济制度 没有看到在战后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 其二 资本主义 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是腐朽没落的经济体制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其不可避 免的结局 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在悄悄发 生变化 瓦尔加对此有所发现 但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1946年初 苏联第四个 五年计划 的出台 充分表明了苏联经济战略的继承性 惟其如此 当美苏关系恶化时 苏联根本不在乎与美国进行经济脱钩，更没有想到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 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 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 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美苏双方 不是单方面 都放 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 而选择了对抗政策 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 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 战时大国合作结束 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 进入 两极时代 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 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 9 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已经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 在此过程中 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 己的政治集团 而在此之前 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 甚至发生了 冲突 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 遏制 战略 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 1945 12月苏联没有 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 的战略疑虑 1947 7月莫斯科及其 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表明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 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 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 应该不是偶然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 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 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 所以 冷战发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根本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 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 中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 Cold 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也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本书拟沿 经济观念 经济政策和经济关系的线索 梳理美苏关系 从战时合作到战后分裂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以美国对苏 联的租借援助政策为背景 察美苏战时经济关系。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盟国取之不尽的 军火库 那么租借援助就是美国消除了 美元符号 的一种特殊的国际金融政策 是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有力保障 实际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有 37个国家 但唯有苏联享受了 条件 援助的待遇 这是因为苏联在 抵抗法西斯德国进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大约12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不仅大大加强了苏联战时的军事实力 而且有力推动了苏联工业设 备更新换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为其战后经济重建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这无疑是战时美苏友谊和合作关系建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 通过租借这种外在形式 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内在的 重大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 特殊的对外贸易 莫斯科藉此走出了战前与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状态 在作为西方列强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进口物资的需求成为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大规模参与 世界贸易的同时 华盛顿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将全国相当一部分生产和贸 易纳入了 的轨道 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 1943年底前，美国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济，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 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因此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而且促进了罗斯福 的国际化 为苏联计划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之 租借为布雷顿森 林体系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有助于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不过 租借虽然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利武器 罗斯福期待 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 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却未能成为战后大国继续合作的 和平工具 究其 原因 第一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是 乌托邦 但到战争后期罗斯福仍然坚持 对苏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不变 这不仅引起美国执行官员的普遍不满和不安 也确实助长和鼓励了斯大林的 野心——莫斯科感到只要坚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拒绝签署解决剩余租借物资的3-c协议就是 一例。第二，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右倾，试图把租借援助作为“经济杠杆”，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做出让步 苏联从意识形态出发，根本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 经济杠杆 的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第三 苏联代表在后期租借谈 判中顽固而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失望 这种态度 和立场源于莫斯科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情，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此后在贷款谈判中亦是如此。

    第二章 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考察布雷顿 森林会议召开和苏联最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历史过程。

    美国设计并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旨在稳定国际货币、扩大世界贸易 实现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 繁荣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亦称世界银行，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贸易——后来长期表现为《关税和贸易总协议》。在美国人看来 苏联作为国家控制汇率、垄断贸易制度的主要代表，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非常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对苏联本身（特别是作为创始国）也大有益处 最重要的是 没有苏联这样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国参与 国际经济组织就是不健全的 战后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 为此 美国想方设法为苏联提供 了作为创始国的最优厚的条件 并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基金份额、卢布平价 基金投票权 黄金存放地等，几乎满足了苏联的所有要求。这固然与此时美苏关系正处于合作的最佳状态有关 但更主要的是 在罗 斯福和美国大批左翼人士看来 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在战争中呈现出一 种“趋同”的现象：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苏联正在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 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然而 美国人的良好愿望并未成为现实 1945年12月批准成立 国际经济组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最后期限到来时 莫斯科表示目前签署 协议 没有可能 苏联政府还要再进行研究 后来基金组织董事会把 苏联作为创始国资格的期限又延长了一年 但苏联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 个中原因 当时的美国报纸有很多猜测 以后的研究者 也众说纷纭 关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宜加入和苏联加入后会带来 经济不安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1944年7月苏联代表在会议协 定草案上签字前 甚至在1945年12月政府各部门讨论是否应该加入该 组织时 都已经全面考虑到这些因素 但并未感到有问题 综合分析当 时苏联政府的各种 部文件和公开声明 可以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最根本 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和决策者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认定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最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组织 完全没有必要性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大国 只是为了扩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 并在有 可能获取经济利益的条件下 才会考虑加入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原因——贷款问题。苏联官员明确并多次表示 只要美国提供长期贷款 苏联就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苏联的确是把贷款 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这个想法即使是真实的 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很显然 只要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苏联作为创始国就可以最优惠的条件得到其梦寐以求的贷款 顺便 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时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分歧捆绑起来 恰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 际经济组织 苏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的最重要的渠道。

    第三章 拒绝贷款 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 杠杆 考察美 苏之间漫长的贷款谈判过程 估贷款谈判流产对美苏关系的影响。

     获取国外贷款是苏联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而放 眼世界 当时能够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贷款的只有美国 维持对美友好 关系对苏联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人的确非常渴望得到美国贷款，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战时租借的 无条件援助 无法接受战后一般 行贷款的条件 1944年2月苏联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申请 要求的年利率竟只有0.5% 且从第16年才开始分期偿还 而当时普遍 通行的年利率是3% —5%。不过 那时阻碍美国提供贷款的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根据1934年的约翰逊法 美国银行被禁止向拖欠美国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俄国临时政府向美国的借债 并在实行国有化时没收了一批美国资产 美方估计总额 超过6亿美元 1945 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申请 额度60 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同时要求对战 争结束前的订货在价格上给予20%的折扣 对于这个被哈里曼称为“惊人的荒诞无稽”的照会 以亲苏派摩根索为首的财政部认为可以接受 甚至还可以再给与优惠 美国外交部门主张 完全置之不理 罗斯 福虽倾向于帮助苏联 但鉴于绕不过去的法律问题 也只能建议苏联在租借法案的条款中寻求解决战后重建资金的问题 于是 在雅尔塔会议是，美苏双方都没有正式提出贷款问题 这时莫斯科也不是很着急，在苏联看来 战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将会迫使美国在贷款条件上做出让步。

    按照租借法案中3-c条款签订的租借贷款协议 涉及租借剩余物资和 战后重建设备 仍然需要确定利率和价格问题 美苏谈判为此陷入了激烈争执。苏联坚持不让步，最后拒绝签署3-c协议。其他签署协议的国 都顺利拿到了租借贷款，而苏联为解决剩余租借物资问题，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得不按照3-c条款与美国签署了“管道协议”，但时过境迁 得到的贷款只有这批物资价值的一半——2亿美元。1945年8 战争即将结束 为了获取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资金 苏联不得不重启与美国的贷款谈判。此时美国人已经解决了国内的法律问题 苏联提出10亿美元贷款 申请的条件也基本上符合美国的要求 但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了：不是年利率问题 也不是还款期问题 而是一系列政治和外交问题 其中主要是东欧问题 苏联虽然答应盟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多党选举制 也确实在东欧国家推行了 联合政府 政策 但为了保证苏联在这一地 区的控制和影响 就必须让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中处 于主导地位 于是在议会选举中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非常措施”（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反对派”。美国政府和舆论本来就对苏联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采取 单边行动不满 现在更加无法容忍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恶劣行径 所以就试图把贷款作为一种 经济杠杆 以迫使莫斯科就范 苏联人此时心急 如焚 美国人却漫不经心 所谓贷款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整整一年，对于美国提出的那些 侮辱性（斯大林语）的条件——从东欧撤出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 允许西方记者对东欧选举进行采访和报道等 苏联根本无法接受 莫斯科由此产生了一种受害者心理。

    尽管美苏贷款谈判在1946年7月已告流产 但直到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似乎并不死心 还对马歇尔反复提到苏联 未能获得美国贷款的问题 从战争结束到提出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联是最早提出 贷款要求的 数额最初设想是100亿美元 后来提出60亿，又降到10亿，最后没有得到一分钱信用贷款 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租借贷款 相比之下 英国得到信用贷款37.5亿美元 借贷款6.5亿美元 就连波兰（2.25亿）和丹麦（2.72亿）到的贷款都比苏联多 如果说美国 在政治上对苏联的最大不满是东欧问题 那么在经济上对苏联的最大伤 害就是贷款问题 苏联在涉及势力范围的核心问题上当然是不可能让步的，但莫斯科可曾想到，如果苏联加入了国际经济组织，贷款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至少也会把难题留给美国人。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讨论1946 年春发生的几件大事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 凯南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铁幕演说 以及这些事件的后果和影响。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 远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 所妥协和让步 因此才有1945年底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然而，1946年春夏 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双方在报纸上开展了激烈的 宣传战 国政府开始形成了对苏立场强硬的 遏制 方针 由此 多西方政界人物和后来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冷战已经打响 这完全是对苏 联言论误读的结果。

    斯大林2月9日的演讲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其一 战争的结果证明苏联的制度是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 更优越 更稳固 更有生命力 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二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是 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个公开讲话在华盛顿引起震动 美国官员普 遍认为这是宣示苏联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指出 这是 冷战的开始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实际上，这个演说根本就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苏维埃选 举前后 斯大林的演说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类似讲话，都是针对国内问题，是对苏联老百姓讲的。战争使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真实的外部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 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亲西方情绪 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要求 对苏联原有政治 经济体制的不满和怀疑 以及提 高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普遍要求 斯大林的讲话 无非是要在苏联国民中 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 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准备过苦日子——因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苏联的国家安全实质上是保证实行极权 专制的制度安全 斯大林的忧患首先在内部而不是外部 由于意识形态 的对立和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2月22日凯南 长电报 对苏联外交政策根源和目标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的核心观点是，“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理念必然导致苏联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冲突，其外交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 实现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必须有勇气面对这场危机和挑战 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 令其 知难而退 这个电报在华盛顿引起十分强烈和积极的反应 一时间竟在 政府和国会各部门争相传阅 被誉为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也被后人称为 美国决策者的圣经 尽管没有使用 遏制 一词 但此后耐心和坚定 已成为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对苏遏制政策由 此应运而生 然而 凯南把苏联作为冷战发动者的这个结论存在逻辑上 的漏洞 其一 美苏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差距悬殊 苏联没有理由主 动与美国分裂 向美国挑战 其二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内部 而不是外部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苏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 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其三 到战争结束时 斯大林 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 和远东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 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 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战前苏联确曾高举 世界革命 大旗冲击资 本主义世界 但自从1924年斯大林提出 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 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工具 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 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是证明 这就是说 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 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因此 凯南断言苏联与美国之间已经没有共 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会 显然是过于偏激了。

    尽管白宫已经开始制定对苏政策新方针 但美国政府对国会和公众 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杜鲁门邀请著名的反共政治家丘吉尔 来美国演说 无非是借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探美国社会的反应。3月5日这位英国前首相的 铁幕演说 是战后西方政治家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丘吉尔的演说充满激情 语言精妙 的确震动了美国和世界 起到了煽风 点火的作用。不过，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很多人不赞成英美联合对付苏联，认为富尔顿是 一场灾难 以至杜鲁门和英国政府都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以免为此承担政治责任。

    苏联的反应总体说还是冷静的 现实的 在对内舆论宣传方面，报刊和广播一如既往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战争挑拨者的反苏阴谋 措辞越来越尖锐 态度越来越强硬 甚至斯大林本人都几次出面发表讲话，根本目的依然是稳定国内 但是对外宣传则十分谨慎 直到1946年6月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很少谈论苏联的政策 甚至只字 未提对丘吉尔讲话的批评 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 苏联还采取了一系列 表示缓和 退让的行动 如派观察员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撤出占领军 在的里雅 斯特问题上接受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等。

    研究表明，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首先采取了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其根源就在于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了误区。在苏联看来 无论怎样处理 东欧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内部问题 与西方无关 但在美国看来 这就是“单边行动”是与西方分裂的表现 同样 苏联加强对国内的控制 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路线 也被美国看做是对外扩张的前兆。这样说 并不意味 承认苏联在国内和东欧的做法是正确的、合理的。但这些做法确实没有伤害到美国利益 而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确实做出 了错误解读 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 美国对苏外 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 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 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 二者正好相反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冷战帷幕是否将被拉起 关键是看美苏决策 者能否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 的临界点 不幸的是 美国遏制苏联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而苏联的行为 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像以前一样刺激美国继续前行。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讨论1944-1946年伊朗危机的起因和过程 以及苏联在伊朗行为的目标和结果。

    为建立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 波斯走廊 1941年8月苏联和英 国军队攻占伊朗 1944年9月苏联向伊朗要求北部地区的石油租让权，态度强硬蛮横 遭到伊朗的拒绝 苏联随即在其占领地区策划“自治运动”，组建伊朗民主党 运送武器装备 组织武装游击队 在南阿塞拜疆 和其他北方诸省鼓动暴乱 以此逼迫伊朗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苏军 限制和阻拦伊朗宪兵 警察和军队维持治安 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苏联违背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 不打算按规定时间实现撤军，导致伊朗政府于1946年1月向联合国提起对苏联的控诉案 面对美 国的强硬立场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只得让步 公开宣布撤军日期，并放弃石油租让权要求 伊朗政府也做出让步 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了苏 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但苏军撤离后 不久 伊朗右翼反苏势力日渐强大 遂于1946年底派兵镇压了南阿塞拜 疆的自治运动 伊朗议会也于1947年10月否决了苏伊石油协议。

    当时的英美决策者和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目标是 在近东谋取政治利益 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也有这种看法 本书的研究表明 苏联在伊朗的根本目标就是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而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也是实现其 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于 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联 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苏联根本没有必要把伊 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斯大林也从 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 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于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间地带 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胁完全 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不过是为 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伊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自己的 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美 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本书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导致苏联 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完全 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想要在伊 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早些达到 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方 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讲理，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苏联 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 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为苏联的 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 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并因此支持 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上联 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而在于所采取 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谈判 技巧 不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合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大的敌 人其实是他自己。

    不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本书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苏 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的 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苏 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个 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苏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不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伊朗 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苏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 伊朗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政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 立场 伊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这就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能不能把握 就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 及时做出让步 终于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第六章 分道扬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通过 梳理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讨论战后欧洲的核心问题 德国分裂的缘起。

    除贷款外 获取战争赔偿是苏联战后重建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 早在1941年12月就试探性地向英国提起战后赔 偿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和精心准备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了向德国索赔200亿美元 其中100亿美元应赔偿给苏联的方案 这一方案因罗斯 福支持而成为会议决议 苏军攻入德国后 以没收 战利品 的名义大 规模拆迁工业设备 1945年7月初已经和计划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 高达400万吨 14.8亿美元 美国对苏联的这种单边行动大为恼火 波茨坦会议否定了向苏联赔偿固定数额 100亿美元 的方针 但是出 于大国合作的考虑 美国提出了 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的原则 并同意东占区赔偿全部给苏联 含波兰 西占区赔偿总额的25%给与苏联 虽然分歧已经出现 但美苏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 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 然而 由于美苏关系恶化，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矛盾加剧 美国要求在恢复德国 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赔偿 苏联坚持支付赔偿后再考虑经济恢复 统一赔 偿计划因此无法落实 1947年4月莫斯科会议后美苏终于在赔偿问题上 分道扬 年底的伦敦会议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

    本书的研究表明 首先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优先选项和核心内容 是赔偿问题 德国的投降 苏联对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而工业发达的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大大超过安全意义 何况 经济裁军 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含义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主要也不是出于意 识形态的考虑 由于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 在德国分裂之前 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地 或苏联的势力 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象 对一个设定中的 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其次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美苏对德占 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政府 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占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方 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当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 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在德国获取经济资源的目标产生了分歧。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反感 从政治上讲反映在 波兰临时政府组建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经济上讲就反映在苏 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 场来看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华盛顿在日本 英国在希腊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 题上就大不相同了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 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无论如何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而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最后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赔偿问题 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 国后来都放弃了肢解德国的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则——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 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 提出的 两区合并 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美国和 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还 是赔偿问题 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两德政府的建立，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考察马 歇尔计划产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其基本目标 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 原因和结果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目的和宗旨 以上事件的发生表明，冷战的铁幕已经在欧洲落下。

    1947 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是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政治前提 打出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 防止共产主义渗透 美国政府成功地说服国会接受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的议案 从而将 遏制苏联 确立 为对外政策的新方针 西欧经济陷入危局和1947 4月莫斯科会议讨论 德国问题失败 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背景 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与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 与苏联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有几个方面 尽快实现 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西方渗透：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洲经济 一体化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 重建的基础和核心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 并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 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但这个决定要莫斯科自己做出 欧洲分裂的 责任要苏联来承担。

    苏联决策层虽然意识到马歇尔计划存在险恶用心 但受传统意识形 态的影响 错误地认为美国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将不得不与苏联进 行经济合作 因而仍对获取美国贷款抱有一丝希望 巴黎会谈的结果让 苏联领导人感到根本无望得到任何经济援助 于是主动做出了退出巴黎 会谈和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断然决定 不仅如此 经过短暂的犹豫 莫斯科又下令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 苏联终于掉入了美国 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苏联做出这种选择无疑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其一 从政治角度看 苏联不仅背上了欧洲分裂和挑起冷战的罪名 而且为美 国扫清了欧洲经济谈判道路上的障碍 正像美国人认为的 欧洲援助计 划的顺利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帮了忙 其二 从经济角度看，苏联自己没有得到援助 反而还要向别人提供援助 苏联严禁东欧国家参 与马歇尔计划 但又必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 就不得不自己措起这个 沉重的包袱 而这恰恰是此前苏联极力避免的结果 其三 从长远的发 展来看 苏联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进行彻底的经济切割 就是回到战前自 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这对后来苏 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马歇尔计划导致 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苏联的必然选择 根本 的问题在于 如果说在政治和军事上 苏联及其集团还勉强可以与美国 领导的西方世界对垒 那么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无法与资本主义 阵营抗衡 莫洛托夫计划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经济互助会不过是把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行移植到东欧各国 斯大林设想的 两个平行的世 界市场 就是 空中楼阁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世界 更没有建立起 市场 归根结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 体系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落后 是苏联在冷战起源也是在整个冷战对 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斯大林提出重建共产党的世界组织 最初是受到 联合政府 政策 破产的刺激 想到只是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行动。马歇尔计划出现以及苏联的应对方略确定后 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决定建 立一个像共产国际一样的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世界革命阵营 其指挥中心 就是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 两个阵营 口号的提出 标志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实行冷战对抗 不过 斯大林并没有像共产国际时代那样重新实施 世界革命 的战略 苏联 的冷战战略可以归结为 内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内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 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所谓 外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但并非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进攻 而是迫使西方认可苏联及其势力 范围的安全利益 这种战略与美国的 遏制战略 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力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 是强者 以攻为守 苏联是弱者 以守为攻 这就决定了冷 战必定是一个漫长的比拚经济实力的过程 所以 美苏经济分裂是冷战 形成的基础 而这种经济分裂的结果也决定了冷战的结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对盟国实行的租借援助政策，无论在军事史还是经济史中 都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绝后”不敢说，但肯定是“空前”的。租借既不同于无偿援助 也不同于有偿租赁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 种政策体现了战时盟国之间 政治合作的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战时盟国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 因此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历史话题 其是对苏联这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与美国异质的国家的租借援助问题。

    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几十年来 关于美国对苏租 借的研究状况和评价有很大变化 到冷战结束前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 重点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历史描述和评价 I总体来看 美国学者大都认为租借援助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是 定性因素 2不过评价有所不同 有人批评罗斯福为苏 联提供 条件援助 殊地 是一种 姑息 方针 苏联的 战后扩张和在东欧确立统治创造了条件 也有人认为美国对苏租借政策保证了战时大国合作 而战争后期美国因东欧等政治因素调整经济政策 则激起了苏联的反抗 I在此期间 国和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 乏苏联的档案 数据和数据 因此 很难就租借政策对苏联发挥的实际 作用 联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苏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进行深入讨论。到冷战结束前 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潮已经退去。

    对租借历史的看法和研究在苏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战争结束 特别是冷战开启时 美国战时的租借援助被苏联官方和学界贬得一 钱不值 不仅数量极少 不到苏联工业生产总值的4% 而且质量也差——远不及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 在苏联人看来 租借非但不是如美 国国务卿E.R.斯退丁纽斯的书名所说——胜利的武器 ，反而是美帝国主义榨取财富的 多头武器 和阶级敌人的 阴谋手段 。N.S.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虽然苏联一些军界人物（如G.K.朱可夫元帅）和学者承认美国租借援助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专门研究租借问题 的学术论著基本没有 后直到解体前 苏联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对美国 的租借援助大体上是轻描淡写 一带而过 一般的看法是 盟国提供的物资“非常有限”，红军是靠 国产武器打败了法西斯德国 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掀起了一个研究战时租借历史的高潮 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在利用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问世。2000年在莫斯科全文翻译和出版了曾任美国租借工作负责人斯退丁纽斯1944年的《胜利的武器》一书，美国学者R.H.琼斯1969年的专著 通向俄国之路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 于2015年在俄罗斯出版俄译本 这就足以说明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学界对 租借援助问题的兴趣和重视 俄罗斯学者努力通过新的史料 披露租借 历史的真相 多数学者承认租借援助在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争论的 焦点在于租借援助对于盟国取得战争胜利是否具有 定性意义。

    中国学者对二战时期租借历史的研究晚于美国 早于俄国 只聚焦于美国对英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租借援助 而对苏租借问题一直无人问津，直到近年才出现几篇文章，且都属一般性介绍。

     本文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首先是充分利用美苏双方的档案文献，重新梳理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的历史过程 并确认这一政策在二战中 的历史地位 更重要的是 要说明美国实施租借政策的目的及复杂背景，苏联应对和利用租借政策的各种考虑 以租借形式表现的美苏战时 经济贸易关系及其走向 美国后期租借援助状况及苏联的反应为战后美 苏经济关系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苏经济关系复杂而多变 再加上美国内部政 见不同 商界与政界的不同要求和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 美苏政治（外交）关系与经济关系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 美俄两国便处于敌对状态。T.W.威尔逊政府不仅拒绝承认苏俄 而且支持和援助白俄政权，并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还对苏俄政权实行贸易禁运。1921年V.I..列宁提出 新经济政策 别是在工业方面实行 让制 美俄经济关系开始 解冻 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 国私人企业积极在苏俄投资 3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同时 大批西方工业设备和工程师涌入苏联 许多大型企业 如乌拉尔联合电机厂 哈尔科夫电机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 是美国同类企业的翻版 就输入的工业设备数量而言 美国在德国之后居第二位 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6800名外国专家中 美国人约有1700名。美国专家和工程师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无处不在 以至于他们办起 了自己的侨报 莫斯科新闻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家 的判断 西方设计和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 挥了重要作用。1

    在这样的背景以及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F.D罗斯福力排众议 1933年11月决定承认苏联 2然而 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加上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明显下滑 3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下降 其占美国出 口总额的比例 1931年的最高点4.24%跌落到1933年的0.53% 截至 1937年都未达到2%。4尽管如此 1937 8月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美国仍然给予了苏联最惠国待遇。

     1939 8 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失败 随即便与法西斯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更重要的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 。6随着德国大举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 I欧洲局势越来 越明朗化 而美苏关系则更趋复杂化 二战爆发后 虽然美国和苏联表 面上都持中立政策 但实际上美国明显站在英法一边 早在战前的1939年6月30日，罗斯福就谈到 新的侵略行为已迫在眉睫 美国 不会容忍对英国和法国的奴役 。2 苏联则公开支持德国，1939年11月30日，J.V.斯大林在回答 真理报 编辑的问题时说：「不是德国进攻了 英国和法国 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了德国 他们应对这次战争负责 因为英国和法国 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以及苏联为早日结束战争所做的尝试。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 摩尔多瓦 后，没收了在这些地区的美国财产 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和赔偿要求 4特别是1939年底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后 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日益高涨 美苏关系急剧恶化 5 美国对苏联实施的 战略物资 道德禁运 政策，美苏贸易被设置重重障碍 大量的苏联订单遭到拒绝 一些已签订 的合同不再履行 很多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专家回国 。6  1940年1月，对美贸易股份公司报告，「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无节制的反苏运 I罗斯福也不得不公开宣称 苏联是由一个绝对独裁政权统治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并无二致 。2  1940年2月，当英法联军与德军激战时 苏联与希特勒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承诺在这一 年向德国提供价值3.5亿马克的商品 包括棉花 谷物 石油产品、木材、矿石 铸铁以及铜 镍和其他金属 3 据美国的情报 A.希特勒入侵前的18个月里 苏联向德国运送了大量粮食和食品：谷物160.4万吨，油籽365吨，大豆28539吨，植物油9350吨，鲸油78114吨，鱼油24761吨，油脂4981吨。 4

    德国经济办公室的结论是 只有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在更大的经济领域不受封锁 5斯大林也认为 增加与德国的贸易可以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 6 在美国的保守派看来 苏联向 德国提供了其急需的石油 无疑是在帮助它继续与英法作战。7 1940年夏天，就在法国投降而纳粹德国实施 海狮计划 空袭英国的同时 苏联 先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兼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为此 美国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资产 拒绝将这些国家的黄金移交给苏联国家银行 由是美国在波兰东部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 海诸国被没收的财产尚未得到补偿 苏联大使K.A.乌曼斯基对此提出 强烈抗议 I从1940年整体情况来看 尽管美苏贸易额不降反升 特别是 苏联从美国的进口额 8690万美元）比 1939年 5660万美元 增长了 53% 但由于美国对战略物资的禁运 苏联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料大大 减少 有些被完全禁止 如航空设备进口额从290.49万美元直落至27.07万美元，而铝和钼等产品的进口则完全被取消了。

    然而 就在此时 苏德关系开始紧张。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 同盟条约 希特勒希望苏联也加入轴心国集团 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方 向扩张 以策应德国对大英帝国的进攻 但苏联却表示出对进一步占领巴尔干和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强烈要求 并以此作为与德意日共同瓜分世 界的条件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就在V. M.莫洛托夫离 开柏林后不到一个月 无可忍的希特勒批准了进攻苏联的 巴巴洛莎计划 3罗斯福一直对苏联 情有独钟 他所推行的 新政 固然不能 如其政敌所言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纲领 但至少吸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 社会主义元素 4罗斯福曾对乌曼斯基说 如果存在两个国家 它们 能够用哲学般的冷静态度来处理那些琐碎的外交阴谋 那么这两个国家 便是苏联和美国 /他希望苏联与德国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并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传递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1,试图以此尽早切断苏德合作 这个机会的确到来了 尽管受到保守派议员的抵制 罗斯福还是在1941年1 21 借口苏芬签订停战协议而解除了对苏联的“道德禁运”。2

    不过 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1941年4月13日，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 保障东部地区的安全 苏联与日本签订了 中立条约 3罗斯福政府试图淡化此事 认为这只是将日苏两国最近的关系用一纸文件固 定下来 但美国保守派和公众舆论却表现出 烈反感 纽约时报 评论说，苏日条约是不可思议的转折 对所有希望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人带来了打击 还有人指责 这是为日本在亚洲开放绿灯 4于是 国开始 了对苏联新一轮的经济封锁 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的报告，美国政府机构禁止出口所有承诺交付苏联的货物 中已制成品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几乎所有正在生产的苏联订单都被冻结 额约为5000 万美元 于通过美国港口转运的货物 也实行了许可证制度 因而大 批物资被扣留 单方面终止与苏联公司的技术援助协议。5  6月14日，也就是在苏德战争开始前一周 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资产，其中主要是德、意、日和苏联的资产 在苏联驻美使馆看来 到苏德战争爆发前 美苏贸易 告终结 I两国外交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6月10日苏联使馆的两名军官被美国战争部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

    总之 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 美苏之间充满了互不信任和猜疑 双方经济关系也因此而起伏不断 换不定 这就为以后美国对苏援助 的政策留置了障碍 埋下了隐患。

    租借援助是二战期间美国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政策之一，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全力主张和推行的政策 然而 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实 施却远非一帆风顺。

    长期以来 美国奉行 孤立主义 政策 认为国家安全的最佳方针 是与世界隔离 尽可能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或军事同盟 3 一外交传统在 美国根深蒂固 一向主张 国际主义 的罗斯福也身不由己 得不在 1935年8月签署 中立法案。 1937年5月美国甚至通过了永久性中立 法（第三个中立法案），总统的处置权受到极大限制 4然而 欧洲局 势日益紧张和恶化 美国政府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修改乃至废除中立法。英法对德宣战后 急需得到美国的援助 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特别国会要求修改中立法 废除禁运条款 因为这些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安全尤其是和平 具有致命的、极大的危险”。5经过一番努力，到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对中立法的再次修改案，即第四个中立法案。尽管要求受援国必须 现购自运 ，即 现金交易 和“自行运输”是废除禁运毕竟为租借援助政策扫除了第一道法律障碍。

    1940年4-5月德国入侵丹麦 挪威 荷兰 利时和卢森堡，欧洲的局势更加严峻 法国和英国频频向美国求援。5月15日，新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W.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希望美国临时提供40-50艘旧式驱逐舰以及数百架新式飞机 并说明英国目前没有支付这些装备的美元。 1 丘吉尔的这封信很可能引发了美国人关于租借方式的想法 2英法联军的溃败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感 国防费用大幅增长，国会同意加拨17亿美元。3  6月10日罗斯福提出 应将美国的资源用于 任何紧急情况和每一项防御 4 随后，美国开始向英国出售武器 当月 通过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政府向英国出售了 50万支步枪 8万挺机枪 316门迫击炮 900门75毫米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 还批准提供93 轻型强击机和50架俯冲 轰炸机 5此外，6月26日英国国王亲自向罗斯福呼吁 次提出对美国 旧式驱逐舰的“日益需要”。7月31日，丘吉尔又致电罗斯福说到此事 认为这是 当务之急 6然而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战前40 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到1940 年9月只剩下10亿美元。7  所以，对英国的援助需要避开 现金交易 的原则而另寻途径。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受到内政部长H.伊克斯的启发——吝啬的美国房主看着“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却不愿意把灭火器借给或卖给别人”，批准向英国出借而不是出售这批军舰。9月2日，美英签署协议 英国以向美国租 借英属外大西洋纽芬兰、百慕大等地领土 99年的代价换取美国移交50艘驱逐舰。租借援助政策由此已见雏形。

    直到1940年11月大选结束以后，罗斯福才正式提出了租借的主张。在美国大选期间 英国进一步提出了 1941年的更大订货单。3  国外军火订单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仅1940年6月已达8亿美元 而到年底又 增加了12亿美元。12月8日，丘吉尔写给罗斯福一封在他自己看来是 最重要的信件 请求美国立即提供现金援助和大量军事物资 并明确表示 英国已经处于无力支付现金的财政窘境。5 美国人也看到，自开战16个月以来，英国支付的战争物资高达45亿美元 剩下的美元资产已经 不足以支付他们在这里订购的物资了 。6  因此， 罗斯福虽然没有直接回复丘吉尔，却采取了实际措施。H.根索是援助英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他所领导的财政部依据1892年的一项旧法令设计了租借方法，这个法令规定，战争部长有权出租 不需要用于公共用途 的军队财产 租期不超过5年。

    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思考，12月17日罗斯福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他的租借设想 著名的 花园水管 演讲 罗斯福认为 美国最好的直接防御是英国自卫的成功 因此 即使 从自私的观点和美国防 御的角度来看 美国也应该 尽一切可能帮助大英帝国 为此 罗斯福劝告人们放弃 愚蠢而陈旧的美元符 举例说 当邻居的房屋着火时把自家的花园水管借给他 没有人认为这会有多大危险 可能 也很少有人认为他们会把水管再拿回来。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又提出了美国将成为 民主的兵工厂 的著名口号 只要美国延长这些物资贷款 民主国家就会赢得胜利 。1941年1月2日，《租借法案》的起草工作在财政部紧张地开始了 2为了动员舆论支持 在法案起草过程中，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 进一步阐述租借的概念和意义。3  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 其编号和名称都颇具 爱国主义色彩 НR1776 特殊意义在于1776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而《进一步加强美国防务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则把对外援助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中。4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 国会对租借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意见主要强调的是德国并没有入侵美国的意图 而援助英国则会引火烧身 更广泛的批评集中于该法案赋予总统以独裁的权力 甚至 赞同对外援助的人也持这种看法 租借问题引起了全民关注 激烈而尖 锐的辩论从国会山蔓延到电台 教堂 商店 俱乐部 街头和家庭。如果说国务卿 财政部长和专家的证词说服了很多议员 么罗斯福热情 而通俗的讲演则感染了广大民众——超过三分之二接受采访的美国人表示支持租借法案 最后 众议院以260票对165 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这个法案。3月11日下午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批准文件。顺便说一句，美国对英国初期的援助条件的确显得有些苛刻 租借法案也强调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并带有补偿条款，特别是后来融入了对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考虑 但笔者同意H.奇科夫的说法 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化解来自国会中虽已削弱但仍强大的反战力量的潜在批评”。

    租借法案的出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总统可以随时授权向那些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 出售 转让 交换 借予 租给任何国防物资 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 在战争期间损毁或丢失的其他物资 受援国不必支付费用 战后美国政 府保留收回残存的军用物资的权利 而适合民用的物资应全部或部分由 美国提供信用贷款支付 战争结束时未生产和未发运的租借物资仍可由 订购国购买 由美国提供信用贷款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走到尽头 可动用的储备只剩下1200万美元 4租借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恰逢其时，罗斯福在签字3个小时后便宣布英国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 并于第二天向国会要求拨款70亿美元。

    现金交易 被突破 接下来要扫除的障碍就是“自行运输”问题。孤立主义者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 他们警告美国人 美国政府试图护送横跨大西洋物资的举动必定会招致德国的报复，美国“不会在外国土地上打另一场战争”。在这种形势下 罗斯福也不便操之过急，只能拒绝其属下提出的为租借物资护航的建议。但租借工作依然在加紧进行。3月27日，就在国会批准了 70亿美元租借拨款的当天，罗斯福任命具有丰富 经验的H.霍普金斯为总统租借顾问， 协调一切有关工作。2  4月11日，罗斯福批准将海军的中立巡逻范围扩大到西经26度，以便及时向盟国进行海上报警。4月16日罗斯福批准以租借方式向英国紧急调拨一批粮食 和食品 从而解除了因德国潜艇围困给英国造成的战争中最严重的粮食 危机 45 2 美国在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以工II 伯恩斯少将为主 任的国防援助报告处 专门负责租借事务 55 27 罗斯福发表广播 讲话 宣布美国进入 限期紧急状态 警告说 前纳粹击沉商 的速度是英国船厂更换商船能力的3倍以上 当今英美商船产量总 和的2倍以上。”7月 1日，罗斯福宣布冰岛的防御对美国安全 至关重要。 7月7日，总统命令美国武装力量进驻冰岛 要求美国海军 一切措施 证美国与冰岛及其他所有战略前哨基地之间的海域通航 安全 7 纳粹德国在海上的攻击频频得手 盟国对美国保证航运安全 的要求也越加紧迫。11月1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周 国会废除了 中立法案 中禁止美国海军进入作战区域的条款 美国终于迈出了为租借物资护航的最后一步。

    如果说租借法案的产生主要反映了美国内部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 者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一法案的实施则体现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较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英租借协议的签订 事实上 英国和法国的订 单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美国的军工生产 从而为以后获取租借物资奠 定了经济基础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 英国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资 本已经超过2亿美元 而英法两国仅在1940年下达的发动机订单就让他 们投资84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起新的发动机制造厂 正如战争部长hL 史汀生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外国订单给工业界带来的先发优势 我们目 前在工厂和设施方面将处于非常严重的境地 1尽管如此 为了响应国内 租借法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更为了打破大英帝国的 惠制 和贸易 护主义 推行美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以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起草的美英租借协议在第七条提出 最终的条款和前提应当不妨 碍美英两国间的商业 而应该推动两国间互利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范围内 经济关系的改善 包括反对任何 口歧 定实现上述目 目标明确措施 2英国对此反应强烈 双方从1941 7月开始了漫长而 艰苦的谈判 8 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 大西洋宪章 第四 宽泛地规定了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3战争压力和经济困 境迫使丘吉尔只能做出让步 1942年2月23日签署的美英租借协议在原 则上明确提出 战后两国政府要努力取消各种贸易壁垒 包括歧视性待 4正如美国学者M.哈德森在他那部著名的 超级帝国主义 书中所 通过要求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 美国 以一种更加开明的方式 征服了它的盟友。

    相比之下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虽然也颇费周折 但条件却比英 国显得优厚了许多 租借援助对英国的障碍在于其自身不情愿 而对苏 联来说 则在于美国的政治考虑。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在战争中希特勒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就是在英国屈服之前开始进攻苏 结果把一个庞然大物从友方 至少表面上如此 到了敌方阵营 并最终使苏联成为继英国之后美国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 或许是巧合 就在1941 3 11日罗斯福签署 租借法案 的当天 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V. N.梅尔库洛夫在呈送联共 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秘密报告中 指出 据来自柏林可靠的外交情报称 德国正在策划对苏联的进攻 有可能就在今年夏 2不过 当时美国政府很多人对苏联并没有好感 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在德国入侵苏联前一天编写的备忘录中声 使苏联与德国交战成为事实 意味 它捍 争取和遵守 我们支持的国际关系原 因此 美国不应主动与苏联对话 不必 提前做出提供援助的任何承诺 也不应对未来与苏联有关的政策承担任 何义务 如果苏联政府直接请求帮助 美国可在不影响援助英国和自身 需要的前提下 放宽对苏联的出口限制 甚至可以提供美国有能力提供的军事物资 至于对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 应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给 1然而 二天苏德战争爆发后 国对苏联的方针很快就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并逐渐形成了 条件援助 的政策。

    自苏德战争爆发伊始 美国便决定援助苏联 并同意向苏联提供武 器装备和其他物资 初期是以现金支付或贸易的方式 1941 10月转入 租借方式 并逐年延续 共签订了 4个租借协定 据的是1941 3 11 美国的 租借法案 1942 6 11日双方签署的对苏租借总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后 又通过 管道 Pipeline 协议解 决了租借剩余物资移交苏联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租借方式 执行时 间最长 援助物资也最多 罗斯福 斯大林和丘吉尔都非常重视租借问 据俄国学者考察 在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的往来书信中 几乎有一半都涉及租借援助问题。

    下面按照历史进程讨论每个时期美国援助苏联政策的变化 美苏谈 判的过程以及对苏联援助的结果。

    战争初期的援助 1941 6 22日至1941 9 30 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 立即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西方 盟国面前 对苏联是否需要支持和援助 在美国 租借问题争论的焦 点则变成了苏联是否也应该被列入租借援助的范围之内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一向敌视苏联的英国 德国进攻的第二天 6 22 上午英国外交大臣R.A.艾登就召见了苏联驻英大使1.M.迈斯 明确表示 英国政府愿意 尽其所能 助苏联 要求苏联说明 需要什么帮助 3当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 坦诚地表示 虽然过去他“始终一贯的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唯一的敌人只有纳粹德国 并宣布英 将向苏联提供 能够给予的一切援 I苏联最初的响应十分冷淡 洛托夫在当天给迈斯基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说 苏联政府并不反对英国 的援助 不过苏联 不愿无偿地接受英国的援助 它也会 反过来援助 英国 2对于丘吉尔的演说 联只在 理报 登了部分内容 而没 有做出任何外交对等的响应 丘吉尔理解 斯大林的冷淡是出于对十月 革命后英苏紧张关系的 和开战以来苏德密切关系的 7 7日又直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 我们对俄国 军队和人民的勇敢和坚强都一致表示敬佩 我们要在时间 地域和我们 日益增长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 了丘吉尔的立场很容易理 在最需要盟友的就是正在孤身奋战的英国 实际上 在美国参战 前对苏联的援助主要就是英国或通过英国进行的 而这种立场也对美 国转变对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6 23 代理国务卿 尔斯向新闻界 发表了一个冷静而隐晦的声明 只是在等量齐观地指责了纳粹专政和共 产主义专政后 韦尔斯才谨慎地提出 当前希特勒的军队是对美洲国家 的主要威胁 任何抗击希特勒的力量 无论来自何方 均将加速法西 斯德国的最终垮台 因而也有助于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4然而 第二 天罗斯福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的立场就明确地与英国协调起来：「 无疑 我们准备向俄国提供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援助 尽管在回答记者提 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 罗斯福说出这句话毕竟是迈出了援助苏联的试探性的一步 1苏联的反应同样谨慎 6 26 莫洛托夫 指示乌曼斯基搜集美国官方关于苏联和苏德战争的明确态度 特别强 调不要主动提出任何请求美国援助的问题 2 天乌曼斯基求见韦尔斯时正 是这样表态的 36 29 莫洛托夫接见了美国大使L.斯坦哈特 开始 态度也显得有些矜持 苏联对美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和赞赏 但他对预期 可以援助的程度表示怀疑 不过在斯坦哈特再次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莫洛托夫紧接 便提出了苏联需要援助的一系列具体要求 包括战 斗机 轰炸机 反坦克炮等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 并建议可以通过波斯 湾和伊朗运送物资 47 3 斯大林终于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做出回应 他在广播演说中表示了对丘吉尔演说和美国声明的 衷心感谢 并把包 斗争的 靠同盟者 5显然 斯科不是不想要援助 只是希望美国 和西方更主动 更大方一些。

    其实 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在援助苏联方面承受 来自国内政治和舆 论的巨大压力。

    苏联被动地卷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支持苏联 是否可以像援助英国一样援助苏联就另当别论了 6 24日的盖洛 民意测验显示 在被调查者中赞成援助苏联的占35% 而反对者占 54% 6反对的原因首先在于意识形态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恐惧和怀疑，特别是苏联对波兰 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侵占还历历在目 美国 很难相信苏联 其是那些孤立主义者 前总统Н. 佛宣称 把共产 主义俄国卷入冲突看成是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斗争的说法是 开玩 援助苏联就是帮助斯大林加强对苏联的 共产主义控 另一位著名的 孤立主义者e伍德将军断言 难要求美国人民在斯大林的红旗后 面拿起武器 甚至质疑是否应该继续援助英国 因为无法保证丘吉尔 不会把这些援助转给苏联人 I首任驻苏大使w. 布利特在苏联的经历和 见闻让他对这个国家大失所望 他警告说苏联有帝国主义倾向 并劝告 罗斯福 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公开承诺不再扩张 并放弃入侵波兰后占领的一切领土。

    问题的另一个症结在于对苏联抵抗能力的怀疑 苏军在进攻芬兰作 战中的表现已经令世人瞠目结舌3 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让苏联红军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4 8月份 军已深入苏联500英里 距离莫斯科 200英里 距离列格勒只有100英里 5最坚决反对向苏联运送物资的是美 国军方 由于军事情报机构预测德国将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 战争部长 汀生向罗斯福警告说 苏联的援助就是浪费 甚至会落入德国人手 因此军方一致认为 可取的对策应该是大力推动美国在大西洋战区 的行动 而不是将战略物资援助给苏联 6因此 杜鲁门在苏联遭受入侵后 第二天发表的那句名言不是偶然的 果我们看到德国获胜 必须帮助俄罗斯 果俄罗斯获胜 我们必须帮助德国 以使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残杀”。

     面对如此情况 罗斯福这样的国际主义者也很难建议直接向苏联 提供援助 他们感到要说服舆论并非易事 2其实 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容 易解决 即使最反苏的人也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而丘吉尔和罗 斯福正是以此为据消除人们的疑虑的 3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到底能坚持多 4于是 一方面 罗斯福在7 10日接见苏联大使时强调 只要苏联 能坚持到至少10 I 冬天的气候就会遏制住纳粹的攻势 而赢得 宝贵的时间 这不仅有助于完成援助物资的运送 而且有助于克服美国 国内对援助苏联的反对意见 5另一方面 罗斯福决定派出他的私人顾问和 密友霍普金斯访问伦敦和莫斯科 考察苏联的状况 并与英国协调援助苏联的问题。

    霍普金斯的访问非常成功 7 30 31日两天的会谈中 霍普 金斯转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次承诺美国将毫无保留地向苏联提供一切 帮助 斯大林向霍普金斯详细说明了军事形势 达了苏联战胜法西斯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是具体地讲述了苏联对美国提供援助的直接和长期 要求 斯大林还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 10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 英三国代表会议 讨论并协调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I斯大林 直率而强硬 谈话风格以及顽强的战斗意志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 他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表示 坚信俄罗斯不会崩溃 对于援助 物资的考虑将不再因担心苏联失败而蒙上阴影 2就连一向悲观的斯坦哈 特大使也为此所激动 他相信这次访问将 美苏关系产生最有利的影 大地鼓舞苏联的斗志 3莫斯科也对会谈的结果感到振奋 7 31 理报 在头版公布了霍普金斯到达莫斯科的消息 8 1 理报 又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接见霍普金斯的消息以及两人的大幅照 而在第四版刊登了 纽约时报 转载的赞颂红军的报道。

    这次访问是战时美苏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也给罗斯福吃了一颗定心 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开展对苏联的援助事业 8 1 罗斯福在内 阁会议上发表了 45分钟激昂慷慨的演说 严厉批评国务院和战争部在援 助苏联的问题上行动迟缓 效率低下 并要求他们把满足苏联的要求放 在援助工作的首位 5第二天 韦尔斯照会乌曼斯基 美国政府决定提供一 切可行的经济援助 以加强苏联的反侵略斗争 务院将把苏联急需的 物资置于优先地位 迸发放 无限制的许可证 同时 有关机构也同意使用美国的航运设施加快为苏联运送物资。

    8月底罗斯福再次直接干预对苏援助工作 他在8 30日的备忘录 中指出 只要苏联能够 续有效地打击轴心国 对美国的安全就是 至关重要 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 英国和美国必须对苏联作 出这种性质的实质的和全面的承诺 为此 他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在 10天之内列出美国可以在1942 6 30日之前援助苏联的长期物资清单，以供英美代表事先讨论。

     尽管一些保守的议员和孤立主义者仍然反对援助苏联 但到9月的 第三次民意调查显示 同意延长对苏贷款以购买美国物资的人已上升到 49% 而反对者则下降到44% 就连强烈反共的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也表达了对援助苏联的支持 3援助苏联已呈大势所趋 接下来的问题是采 取怎样的援助方式。

    在1941年6月23日和24日的记者会上 韦尔斯和罗斯福都回避了 对苏联援助是否根据租借法案进行的问题 4就当时的美苏经济关系而言 如前所述 首先要排除的是对苏禁运和资产冻结的障碍 6 24 务院新闻稿宣布 批准对苏联及其国民的贸易发放一般许可证 5此前苏 在美国采购的物资因禁运令而积压在仓库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均被放 价值大约900万美元 6也是在这一天 苏联在美国的大约4000万美 元资产被解冻 6 25 罗斯福又宣布 立法 的规定不适用于苏 这就意 允许苏联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7于是 6 29 苏联提出了第一个希望美国援助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3000架轰炸机 3000 战斗机 20000门高射炮及大量的机器设备 莫洛托夫要求乌曼斯基立即 去见罗斯福或韦尔斯 并建议美国为此提供5年的贷款 I当天下午 莫洛 托夫又迫不及待地召见美国大使 知他苏联的订单将通过使馆递交美 2第二天 乌曼斯基向韦尔斯交付了所需物资清单 并强调指出 苏联 希望得到5年的贷款 因为 比任何根据 租借法案 采取的做法都 要好 而且实际上是两国政府在1933年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的延续 尔斯表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3看起来 苏联对租借援助还缺乏了解 现金或贷款支付毕竟更直接 也更简单一些 同时莫斯科可能也希望藉 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美苏经济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鉴于此前为苏联组织出口和生产物资工作的混乱状况 在接到苏联 订单的当天 韦尔斯批准成立了一个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官员组成的临时 委员会 副国务卿特别助理Р柯蒂斯任主席 负责协调对苏出口的政 策和组织工作 4经核算 苏联这笔订单总额超过18.365亿美元 主要是 军事装备和物资 17.565亿美元 经过柯蒂斯委员会的审议和调查 7 18日韦尔斯向总统和内阁提交了处理意见 只有1568万美元的物资 可立即装运 未来12个月内可批准额外的1.72亿美元 其余16.487 美元则有待进一步审查 这主要是委员会权限以外的军事物资 后来实 际签发出口许可证的仅900万美元的物资 5罗斯福对这个临时委员会的工 作效率很不满意 决定让霍普金斯另起炉灶 除了霍普金斯直接对总统负责外 罗斯福指示国防援助报告处主任伯恩斯主管对苏供应 恩斯 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并选择曾任驻苏武官 2r费蒙维尔上校主 此人是苏联政权坚定的拥护者 1 个新机构的建立表明 罗斯福 此时很可能已经有意将对苏援助纳入租借系统了 2不过 考虑到国会的压 考虑通过立法将苏联排除在租借协议之外 并迫使美国对苏联实 施中立法案 和第一笔租借拨款70 美元几乎告罄 目前也只能先采取现金和贷款的支付方式解决问题。

    对苏援助事项转入新机构后 7 21 罗斯福命令伯恩斯在48 时内报告可在10 1日前向苏联发货的物资清单 第二天下午提交的清 单有所进步 可以装运的物资增加到4000万美元 其中10 1日前可 以装运物资2194万美 17.5 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物资仍需等待军 方处理 47 23日莫洛托夫指示乌曼斯基 向美国提出贷款问题 苏联 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贷款规模5亿美元 首期2 期落实 苏联承兑汇票为凭证发放 款期限5 利率2% — 3% 贷款以外物 签署贸易协议 采取向美国出口商品 铭矿 麻等 的方式解 决;此前对美贸易股份公司订购的货物继续以现金支付方式供货 5霍普金 访苏后 苏之间立即开始了贷款业务 9 1 莫洛托夫要乌曼斯基尽快与美国签署协议 以获得斯大林建议的首批5000万美元贷款。

    然而 很明显的事实是 从长期来看 苏联所需要的援助物资依靠 现金支付 货物进口和贷款的方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截至9 1 经批准的美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总额增长到近2.5亿美元1 这已经超过 苏联要求的首期贷款的额度 且不说还有17.5亿美元的飞机和军用物 而仅此一项就超过了苏联所有的黄金储备 2苏联可以支付的美元现 数量也很有限 3至于贸易方式 尽管罗斯福同意为从苏联进口原料提 1亿美元的货款4 但苏联实际的供货能力却差得很远 5直到此时苏联 人才有所醒悟 或许租借方式才是可行的 9 4 乌曼斯基感慨地告诉 С赫尔国务卿 他犯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错误 即没有同意接受租借的优 惠条件 却采取了支付现金或供应等价物品的方式 而这与苏联最急需的军事物资要求相距何其遥远。

     在这方面首先做出表示的又是英国 1941 8 16 苏联和英国 签订了商业周转 信贷和结算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 英国首期向苏联提 100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 为期5 年息3% 7不过 丘吉尔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 9 5日给斯大林回信说 在来信中，「 使用了 一词 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也永远不会考虑付钱的事 如果我们给贵方提供的一切帮助都是建立在美国租借法案所倡导的友谊 基础上 即无需任何形式的货币结算 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了 1自1941 9 6 以后 所有英国对苏其余的援助都是根据租借计划提供的 2 国这样做是否经过罗斯福的授意或双方商议 目前不得而知3 但的确给 美国走向对苏租借政策提供了推动力 9 9 赫尔通知英国 国正在 准备全面扩大军工生产的 利计划 一旦启动即可将生产与需求结合 起来 解决对盟国的援助安排问题 为此 罗斯福要求将三国代表的莫 斯科会议提前至9 25 召开。

    莫斯科比华盛顿还要着急。斯大林9 13日回复丘吉尔 对他的建 议表示 非常欢迎 5此前 乌曼斯基在莫斯科的命令下请求面见罗斯 9 11 美国总统自1939年以后首次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会晤 曼斯基说 苏联需要立即得到援助 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数额太小 也还 没有到位 第一批只有5000万美元 现在 苏联要求加入租借计划 罗斯福明白苏联对现金支付和出口贸易不再感兴趣 所以答应可以为苏 联战后提供的原料提前支付美金 这相当于贷款 不过对于租借问题 没有正面答复 斯福只是解释了他所面临的 端困难 这需要经过 国会批准 而在国会中存在 对苏联的 见和敌视 6罗斯福的顾虑确有道理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向苏联提供信贷和出售军事物资 8 月份的民意测验显示 赞成和反对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援助的人大体 相同 分别为38% 39% 1而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还在继续攻击苏联 甚至提出了禁止对苏租借的新提案 9 12 美苏签订了贷款协议 国能做的只是尽快实现贷款 而对苏租借问题目前必须低调处理 29 18 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 59 美元的第二次租借拨款议案 几乎同时发布了与苏联的贷款协议 以及向苏联交付的黄金预付1000万美元的消息。其用意显然是向国会和公众暗示 对苏援助并未与租借连接 斯科想 要得到租借优惠 还需耐心等待。

    战争最初的3个多月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寥寥无几 根据美方的估 6 22日到9月底 美国出口到苏联的物资总共只有4100万美 自黄金预付款1000万美元和向苏联进口货物的预付款5000万美 16.87万吨 主要是石油产品 机器设备 汽车 金属材料 化学和爆炸品以及食品等 只有少量的武器装备 79辆轻型坦克和59 40战斗机等 还是从英国的租借物资中转移的 4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 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不过必须看到 对希特勒突如 其来的闪电攻势 增强武装力量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的是抵抗意志和胜利 信念 惟其如此 大林在7月底会见霍普金斯时才私下提出希望美国加入对德作战 他说 只要美国对德宣战 也许不开一枪就能扭转局势 I当 时莫斯科更看重的 然是能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实力大国结为盟友。

    第一租借协议 莫斯科协议 1941 10 1日至1942 6 30日

    第一次对苏租借协议是在莫斯科会谈结束时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签订 2会谈从9 29日正式开始 分六个委员会同时进行 夜不停 联非常重视这次三方会谈。

    从9 28日到10 1 大林连续三个晚上与美国代表团团 总统派驻伦敦租借管理人A.哈里曼和英国代表团团长 供应大 W. 弗布鲁克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坦率地谈论了战局的严重性 并详 细介绍了苏联所需要的军事装备 美英代表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二战场和 战后目标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 这不是他们能够回应的问题 而斯大 林似乎也没有重视哈里曼提到的美国公众舆论对总统决策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不能马上对苏联实行租借政策 3 有些学 者想当然地认为的不一样 际上莫斯科协议本身并没有确定将租借法 案扩展到苏联 而只是明确了到1942 6 30日为止美英两国向苏联 提供援助物资的品种和数量 10 1日三方签署的协议规定 9个月 的时间里 应运给苏联150万吨货物 其中包括3600架飞机 4500辆坦 1368门高射炮及弹药 1256门反坦克炮及弹药 90000辆卡车，及其他设备 物资和食品 不过 定中并没有涉及援助的方式。

    莫斯科会谈第一次体现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为消除援助苏联的障 碍而设计的 条件援助 政策 与其他所有租借国不同 莫斯科要求 的物资订单不需要说明理由 也无需提供详细信息和任何数据 按照美 代表团团长哈里曼的话来说 就是 我们应该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 他给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的建议是 给予 给予和给予 不要期 望任何回报 也不要考虑交换条件。」在国内的赫尔国务卿则拒绝了国会议员的提议— 国人必须先偿清旧债 然后才能获得租借。

    苏联的确值得为会议成果感到骄傲 理报 此发表了社论 2 洛托夫在最后一次会谈中的发言异常激动 我们目前所做的共同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同希特勒斗争的最终胜利 /从斯大林毫不掩饰 热情中 哈里曼感觉到 对这次会谈的结果也 常满 哈里曼 报告说 果与斯大林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美苏 国政府之间存 在的猜疑很可能会消除 4斯大林也对哈里曼印象深刻 为会议的审议工作 迅速而有 有赖于罗斯福派出这样的 权威人物 来莫斯科 。哈里曼的确为苏联取得租借地位出了大力 他在最后一份关于莫斯科会 议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在协议中的承诺超过10亿美元 而苏联已无法为此提供资金 应该 可能早地 让苏联使用租借资金。

    莫斯科会议后 苏联继续以出售黄金 换取美元 的方式支付美国 事物资的费用 10 9 莫斯科通知苏联驻美大使馆 同意向美国 运送30吨黄金 7罗斯福也不想就对苏租借问题急于表态 他在会晤国会领导人时 否认有立即向苏联提供租借的任何意图 罗斯福要解决的问 题首先是在第二轮租借拨款中将对苏联的贷款纳入其中 所以他强调 如果租借拨款将莫斯科排除在外 会对苏联的士气造成巨大打击 并坚 持说 战争的不确定性要求他不能 以任何方式束缚自己的双 府官员和民主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也反复重申这一立场 I这一策略取得 了成功 10月底 就在莫斯科和列格勒郊区发生最激烈和最紧张战斗 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成租借拨款可以允许用于对苏援助 10 28日总统顺利签署了国会关于59.85亿美元作为第二次租借拨款的议 这个议案还将确定租借国家的权力赋予了总统 同一天 在总统紧 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租借管理办公室 罗斯福任命斯退丁纽 斯作为主管官员 就在几天前 与国会过从甚密的斯退丁纽斯被任命为 总统特别助理 主管租借计划 而重病缠身的霍普斯金退居幕后 10 30 罗斯福通知斯大林 莫斯科会议的所有援助项目已获批准 建议 避免财政困难 美国准备在租借拨款中向苏联提供10 美元的 息贷款 从战后第六年开始分十年偿还 最后 显然是接受了哈里曼 的建议 罗斯福提出希望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 2值得注意的是 在罗 斯福将这一喜讯告知斯大林时 美国国会和公众尚不知道准备给苏联贷 款的事情 以至美国大使叮嘱副外交人民委员A. 辛斯基暂不要向记者 透露 4 斯大林发出了一封 不胜感激 的回信 并表示很愿 意与罗斯福建立私人之间的直接联系 几天后 国和苏联公布了两位 最高领导人的通信 4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月7 罗斯福宣布保卫苏联对美国的国防 至关重要 遂将苏联正式列为 租借法案 实施的对 I对苏租借的政策终于落地了。

    然而 第一租借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航运 11 月中旬 尔不得不告诉苏联人 因缺乏必要的船只 成给苏联的发 货延误 联大使馆为此多次向租借管理办公室投诉 2运输船只的问题尚 未彻底解决 平洋战争爆发 一时中断了租借业务 别是对苏联的 援助 1942 1月民意测验显示 于是否同意即使减少美国军队的装 也要尽可能援助苏联的问题 赞同者26% 反对者66% 3战争部和海 部曾发出命令 乎停止所有租借物资的运输和发货 尽管白宫很快 正了这种做法 还是对苏联造成了一些影响 4美国军方的抵制态度是一 个重要障碍 一则出于对苏军抵抗能力的怀疑 则对苏方采购人员的 无理抱怨感到愤怒 战争部和海军部的官员 常常对总统的命令虚与委 甚至借口美国参战而要求修改莫斯科协议 5工作初期经验不足 理不善以及美苏双方执行人员的矛盾纠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苏方申 请的供货缺乏相关技术要求或规格不确 方不习惯苏联采购人员讨价还价的作风 以及美国供货机构复杂多变等。

    以上情况严重干扰了租借协议初期的执行进度 莫斯科协议头三个 月的执行情况令苏联人感到愤怒 主管租借工作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米高扬抱怨说 承诺的705辆坦克只收到16 600架飞机只收到85 21942 1 31 哈里曼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 租借物 资前四个月的运送结果 令人沮丧 3而这一时期正是莫斯科战线最紧张 也是苏军最需要补充武器装备的时刻 1941年底苏军22 600辆坦克只 2100 20 000架作战飞机只剩2100 112 800门火炮还剩1280 774万支步枪和卡宾枪还剩224万支 遗憾的是 苏联靠本身军工制 造业可以弥补的 只有作战飞机的55% 火炮的57% 坦克的27%和步 兵武器的30%。

    罗斯福见此状况心急如焚 他对摩根索说 有什么比俄罗斯崩溃 更糟糕的了 我宁愿失去新西兰 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东西也不愿看 到俄罗斯崩溃 53 12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来信 后者在信中保证 他与罗斯福已专门发出指令 要求 任何人不得中断和延误 其所 承诺的对苏供应 6罗斯福确实采取了行动 他在3月中旬向斯退丁纽斯和 军事部门首长发出一系列措辞激烈的命令 给苏联的租借物资 须在 装运中占据首要地位 尽早放行 不管这样做 我们战争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 I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下达这些命令的时候 本军队正在藉助偷袭成功的优势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 2有研究者指出 实证明 对苏租借计划优先执行的结果 不仅减缓了美国的军事建设 也对其他租借国的军事地位造成严重影响 3不过 总统的亲自干预确实 再次产生了效果 如果说1942年的前两个月向苏联的发货不超过每月10 那么3月就达到21.4万吨 4 则超过44万吨 4对此 纽约时报 报道 罗斯福将对苏运输排在了最优先的位置。5 真理报 也以“美国加快步伐”为题做了报道。

     应该说 苏联在美国采购机构的改变也对提高援助效率发挥了积极 作用 由于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名义上还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商业公司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直接与苏联政府机构打交道 1942 2 21 米高扬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呈交报告 建议在美国成立苏联政府采购委 员会 以替代原来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处理一切租借物资的采购业务 样既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简化手续 2 24日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采 购委员会 任命国防委员会代表1.别利亚耶夫少将为主席 对美贸易 公司董事长k1.卢卡舍夫为副主席 73 2 苏联使馆通知美方，这个新委员会将接替对美贸易公司的工作 而后者继续作为纯商业机构活动。

     至于莫斯科协议最后执行的结果 因各种统计数据的品种 单位 时间等都有差异 最主要的是协议在执行中有很多型号 数量方面的修 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 方公布的大体情况是 1942 6 30 日协议终止日期 根据美国方面战后的报告 美国发货129.40万吨 英国和加拿大发货14.90万吨 总计144.31万吨 占协定发货量150 吨的96.21% 扣除海上损失的31.16万吨 实际到货占协议发货量的 75.43% 1根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美国供货145.1万吨 英国供 33.6万吨总计178.7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119.1% 抵达苏联的货物 总计96.88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64.59% 2后文将会谈到 造成这种差距 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运输中的损失 但无论如何 从实际效果看 莫斯 科协议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尤其是苏联急需的武器装备 因美国生产能 力所限 只占所有运送物资价值的53% 3 必须指出的是 此期租借援 助对于苏联的政治意义和长远利益远远大于暂时的军事效果。

    在莫斯科协议期间 美国迈出了对苏援助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 于苏联订购的武器和物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 2 12日罗斯福致函斯 大林 提出再给苏联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 条件如前 中暗示 美苏协议的财务安排可能会根据形势变化有所修改 42 20日斯大林回 了表示感谢外 希望美苏能在确定的时间内修改目前签订的财务 协议 5 里讨论的修改 财务安排 务条款 指的就是将目前援 苏联的 形式转为同英国一样的 形式 2 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召见苏联新任大使м. м.利瓦伊诺夫 达了罗斯福给斯大 林的口信 在适当的时机 美国愿意与苏联重议租借协议的财务条款 韦尔斯通知说 国与英国刚刚签署了新的租借协议 国希望 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加入类似的协议。

    3 18 美国国务院商业政策与协议司司长Н.с霍金斯建议与 苏联也签订一项类似于同英国签订的租借主协定 理由是 与英国相比 不能对苏联有 显的歧视 苏联的支付能力而言 还贷款将造成 重的战争债务 结果会导致美苏商业关系紧张 最重要的是 新协 定要求苏联在目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按照美国倡导的原则进行合作 25 26 赫尔将美国拟定的租借总协议草案交给利瓦伊诺夫 并说明其条 款与美英租借协议 几乎完全相同 谈话后 赫尔感到苏联大使 似乎很感兴趣”。

    6 11日美苏签署了 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 则的协定 即租借总协议 4在承认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前提下 美国对 联的援助终于如罗斯福常说的那样抛弃了 愚蠢 可笑和陈旧的美元符号”——苏联已经用掉了10亿美元和刚刚得到的10亿美元贷款均不必偿还 联的承诺只是尽量向美国提供物品 服务 设备和情报 二条 未经许可不得将援助物资移交他人 第三条 及战争结束后 保存良好且仍可为美国国防所用的物资应予以归还 五条 56 14 理报 为此发表社论 题目是 不可战胜的联 17日的报道则把美国称为 希特勒阵线民主国家的军火库 1此后不久 6 27 苏联与英国也签署了类似租借供应协议 从而免除了自苏德战争以来对英国提供的援助物资的债务。

    从此 美苏战时经济关系真正进入了租借援助的框架 苏联驻美使 馆的政治报告曾认定 租借法构成了 整个1941年美国与英国之间关系 的主要内容 使美英 济和政治合作达到了顶点 3现在 美苏经济 关系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在第一协议到期半个多月前签署的这个租借 总协议 不仅改变了莫斯科协议的性质 且为以后所有的对苏援助协 议确定了原则 方向和方式。

    第二租借协议 华盛顿协议 1942 7 1日至1943 6 30日

    第二次协议的执行日期始于1942 7 1 但其交涉至少在三 个月前就开始了 不过 在这个协议签署前 苏联提出首先解决双边贸 易的法律问题 这涉及苏联出口美国货物的关税 如乌曼斯基在6 27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的 租借总协定第七条只谈到战后将清除贸 易壁垒 对所有国家实行 歧视 待遇 但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贸易条 约保障 美国有可能对苏联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 41937年8月美苏曾 签订了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规定双方提供最惠国待遇 但须逐年续约 1942 7 28 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使馆将延长现行美苏贸易协议的 草案提交给美国 要求无限期延长1937年生效的互惠贸易协议 5问题解决得很顺利 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 8 1日延长现行美苏贸易的协议正 式生效 并注明在1943 8 6日到期后继续生效 直到被更全面的贸 易协议所取代。

    早在1942 3 24 罗斯福就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尽快起草可 以在7 1日至明年6 30 供应苏联的物资清单 而那时军人们正在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 美国终于在5月底之前完成了第二租借协议的初 步方案 困扰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有限的运输力无法同时满足欧洲东方战 线和第二战场的需要 3此时 莫洛托夫为解决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来 到华盛顿 5 29 美方将拟议的方案交给苏方 在第二租借期 国可提供物资大约700万吨 180万吨工业材料和设备 111万吨军事 装备和弹药 430万吨粮食 英国可提供80 — 100万吨 但是 因受 到运输能力的限制 苏联只能在这个清单中选择440万吨物资 如果苏 联希望自己提供运输 则可以获得额外的供应品 草案特别指出 支付 式将按照美苏租借总协议的财务安排进行 4 5 29日至6 1日罗 斯福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 辟第二战场与第二期租借物资清单之间的 关系成为主题 在会谈中 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数字 实际可 以向苏联的提供的物资只有410万吨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为第二战场 输物资 罗斯福还恳切地要求莫洛托夫同意将苏联需要的非军事物资 再减少160万吨 这就是说 第二协议可以保障交付苏联的物资只有250万吨 不过还是比第一协定多100万吨 1 辟第二战场是斯大林的迫切 要求 罗斯福也是真心促成此事 所以莫洛托夫没有提出异议 白宫新 闻稿说 会谈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已达成谅解 美国保证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双方在讨论的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 苏联并没有给予正式的答复 斯科显然是在等待伦敦对开 辟欧洲第二战场采取实际行动 6 6日斯大林让利瓦伊诺夫通知罗斯福 苏联政府同意减少我们吨位的申 因为这可能会加速与英国达成在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3第一租借协议的期限日益临近 6 12 霍普金斯请在莫斯科的费蒙维尔考虑 是否可以向苏联提出在华盛顿召 一次美英苏三方会议 讨论这个问题 4等不及莫斯科的答复 第二天 罗斯福就致函莫洛托夫 表明继续援助苏联的决心 并提交了关于美英 起草的协议的说明 其内容与从前的协议草案大体相同 只是将发货的 吨位提高到440万短吨 399.2万吨 还说明以后如有可能增加 随时修改 56 25 华盛顿指示费蒙维尔 敦促俄国人尽快做 出选 67 7 即第二协议已经生效一周 斯科通过使馆分别向 美国和英国作出答复 联政府满意地接受 第二协议 同时提出了几 希望 美国尽可能增加飞机的交付 国能像第一协议那样每月供 10吨金属错 除制成品外 是否有可能安排每月400吨镍的供应 重要的是 苏联要求第二租借期的对苏供应量能达到440万净吨 苏联大使可以代表政府签署协议 但希望将上述 愿望 列入协议文本 I苏联 希望 与美国的方案差别不大 而且口气十分缓和 看起来只要做 些技术处理 成协议应该问题不大 然而 情况却发生了突然变化。

    7 18日丘吉尔来信告知 英国已下令停止在北极航线护航 并将 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推迟到1943 斯大林对此愤怒至极 他在7 23 日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这些做法 不可理 法解释 容忍 2 联对于第二租借协议的态度也由此变得十分强硬 7 29 北极航线停运 美国要求改变运输计划的时间安排 遭到苏联的 激烈反对 随后 美国人发现 苏联发来关于工业设备的请购数量 大超过了协议的承诺 预期到货的数量也超过了协议承诺 别利亚耶夫 还告诉美国人 苏联要求的440万吨物资 包括经太平洋运输的6 吨货物 3不过 苏联人的怨气主要是针对英国人的 在对苏联援助的政策 理解上 英国与美国确有分歧 他们不理解为何美国对苏联的物资供应 政策与对待英国不同 因此纠缠于协定文本的表述和措辞 一再拖延签 苏联的不满则在于英国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和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甚至在 理报 刊出漫画 指责英国人胆怯并与纳粹遥相呼应 9月下 利瓦伊诺夫反复给国务院打电话 迈斯基也不断催促艾登 要求尽快 签署第二租借协议 美国驻英国大使上0.维南特认为 国人如此施加 压力 是因为英国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4斯大林也公开出面了 他利用10 3日书面回答美联社记者问题的机会 指责盟国对苏联帮助的效果暂时还是小的 并要求盟国 完全地 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 I在这些 问题上 美国的确感觉有愧于苏联 所以对莫斯科的要求表示理解和接 他们不仅不再坚持修改生产和运输计划 霍普斯金还提出了对苏增 50万吨供应的新方案 10 2 罗斯福下令 尽一切努力补足向苏 联北方的配额 做好所有必要的安排 包括优先为苏联生产 履行协定的承诺。

    在罗斯福的亲自干预下 第二租借协议10 6 在华盛顿签署 方可为苏联生产和提供的物资总计700万吨 价值30亿美元 其中军事 物资20 业设备4 粮食和食品6 不过 美英负责运送的物 资只有440万吨 超过部分由苏联自己运输 3至于苏联提出的飞机和金属 应的额外要求 也按照苏方提议列为第二协议的附件三 其中规定 增加飞机供应的问题再行商议 英国承诺继续按每月2000吨的速度供 应铝 直到1942年底 美国承诺每月提供10吨错 美英还同意在1942 年第四季度将镍的供应量 制成品除外 提高到每月700短吨 4 大林对 此还不满足 10 7日直接致函罗斯福 望美国保证每月交付500 战斗机 8000 — 10000辆卡车 5000吨铝 一年内供应200万吨粮食 此外 还特别要求美国为苏联的运输船队增加20 — 30艘货轮 5在美国政 府讨论这些要求时 10 10日霍普金斯传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虑到 战略形势 总统认为积极答复斯大林十分必要 结果是 除了飞机只能增加300 10 即起运276 其他基本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I斯 大林对此十分满意 他在11 6日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报告中宣 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 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从谈判的过程可以看出 第二租借协议期间的困难和矛盾主要不在 于美苏之间的政治关系 1942年和1943 在欧洲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压 力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承担的 而且以巨大的牺牲顽强地坚持下来 这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 也对罗斯福的决策有很大影响 因此 在开辟第二战 场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倾向于站在斯大林一边 也是他在英国出尔反 尔后愿意并主动在租借物资清单上向苏联让步的主要原因 同时 美国 的国内政治也对进一步推动援助苏联的政策有利 1943 1 美国 民众普遍支持租借援助政策 对于盖洛普的提问 你支持还是反对继 续实行租借计划 赞同者达到空前的82% 3 国的生产能力也已经不是问 据苏联对美贸易公司提供的报告 1943 国的整个工业都已 经动员起来 粗钢产量为8062万吨 制造飞机85 946 比上年增长 79% 的月产量已到1.254亿美元 汽车的月产量80 000 船能力也达到了 2000万总吨 4对苏租借援助计划的瓶颈实际上就在运输 问题 无论是在谈判中还是在执行中

    美国租借物资运往苏联主要是通过五条海上航线 即远东航线 方航线 波斯湾航线 黑海航线和北极航线 其中以前三条为主 分别 承担的运输量为47.1% 23.8% 22.7% 5远东航线因有苏日中立条约而最安全 但距离较远 波斯湾航线距离太远 15000英里 卸船后还 要转长途陆运 时最长 北方航线距离最短 5000英里 然是理 的航线 1然而 北方航线处于德国潜艇猖獗活动的区域 给运输带来极 大损失 别是在1942 上半年229艘轮船运送的122.6万吨货物 沉入海底的竟达29.6万吨 还有12.9万吨被迫滞留英国港口 正是如此 重大的损失 导致1942 10—11月以及1943 4 —6月整条航线完 全停运 2这既是如前所述第二协议谈判形成紧张局面的原因 也给后面计 划的执行带来了很大困难 改变航线 主要转向波斯湾 固然减少了损 3 也大大影响了运输量 波斯湾航线不仅路途遥远 而且港口设施和 运载工具都准备不足 大量货物转运至此 完全超出了港口卸货和清关 的能力 而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和积压 4再者 波斯湾和太平洋供应线的 扩展和改进当然可以在未来一年内增加运输量 但远水难救近火 就在 1942 11月底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将要大举反攻的紧要关头 按计划预 定的145.88万吨物资 只送到了 76.20万吨 到年底 第二协议的运输 量只完成了计划的55% 运输量的紧张造成了保障苏联战场供给和开辟 第二战场的矛盾 美国军方估计 如果按照罗斯福的要求满足苏联的 要求 国可以再挤出156艘货轮 但代价是运往英国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美军就要减少37.5万人。

    为了抵制反对派的意见和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他在给丘吉尔电报所说的 必须向斯大林证明我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履行了义务 1 罗斯福再次 改组了对苏租借机构 1942 10 30 在总统办公室下设立了对苏 协议执行委员会 SPC 负责全面协调和履行对苏协议计划 霍普金斯 任主席 恩斯继续担当具体负责人 2由此 对苏租借成了名副其实由 罗斯福本人亲自掌管和监督的事务 也被赋予了更加特殊的地位 罗斯 福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修改 条件援助 政策的意见 不仅无视新任 大使H.斯坦德利关于苏联正在利用美国的 慷慨 的警告 而且拒 绝了空军关于限制向苏联提供飞机的建议 还阻止了军方试图以租借换 取回报的努力 11 25日召开的对苏协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 普金斯表示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政策虽然有些令人不安 但它是经过 广泛讨论而制定的 这一政策将保持不变 而不应该提出重新思考 3美国 内部的确存在 对这个新机构的不满 苏联人的感觉非常好 员会 常都会批准 苏联的申请 随后与各有关部门会商 置订货并把类 似合同的文件发给供货商 于采购委员会的坚持 以及对苏协议执委 会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帮助 苏联几乎完成了第二协议期间的全部采购 工作 4正如苏联代办葛罗米柯在一份报告里指出的 个新委员会成立后 美国的供货情况很快就好转了。

    如果看百分比 第二协议计划完成的情况远不如第一协议 从吨位 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材料 计划供应408.30万吨 调整后的 实际供应310.33万吨 完成76% 1 金额看 联采购委员会报告的通过租 借渠道订购的物资总计31.43亿美元2 而美国报纸刊登的罗斯福在报告中 提到的实际支出的金额为24.44亿美元3 即完成了计划的77.76% 如果按 协议的30 美元算 则占81.47% 实际上 第二期租借援助的工作比 第一期大有改善 计划完成的情况不如前期 主要是因为总体计划供货 量从150万吨猛增到400多万吨 应该说 因运输的障碍 苏联强烈要 求而美国勉强承诺的这个总吨位超出了美国的供应能力。

    在第二协议的后半期 即苏联度过了最艰难时期的时候 美国内 部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声音渐渐表露出来 国会强调的主要还是对总 统权力的限制 指责政府在美国人忍受生活困苦时却把大量物资运往苏 4战争部1943 1 23日的备忘录建议 继续向苏联提供所有可能 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必须让美国对它 充满信 5就连一向主张对苏援助 的哈里曼也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挑战 他不仅支持英国的建议 以在苏 联北方建立空军基地换取恢复对北方航线的护航 而且坚决反对向苏联 提供直到战后才可使用的工业设备 6其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斯坦德利 事件 3 8 这位大使从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 对一 迎他的美国记者道出了一段他憋在心里已经很久的话 自从来到苏联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证明俄罗斯人从英国和我们这里得到了很多物质帮助……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俄罗斯当局似乎想掩 盖他们得到外部帮助的事实 显然 他们希望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是在 单独打这场战 第二天 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报道 1 时国会 正在辩论即将到期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的问题 斯坦德利的言论及其在 美国社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对苏租借政策的大辩论 立主义 者赞扬大使的 勇气和坦 并主张对援助苏联的问题展开调查 自由主义者则怀疑这是一次反苏阴谋 并要求斯坦德利辞职。

    不过 于这个讲话违背了基本事实 其负面影响很快就烟消云散 为了防止引发美苏关系的政治危机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立即采取措 避免事态扩大 副国务卿韦尔斯第二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声明这个讲 话事先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 美国政府不赞成斯坦德利的言论 3斯退丁 纽斯则急忙准备了一个报告 证明大量物资已被运往苏联且正在用于战 苏联对此是赞赏的 3 14日的 纽约时报 刊出了其中很多内 4罗斯福也没有公开指责斯坦德利 只是悄悄地寻找继任者 到半年 后事态完全平息才撤换了驻苏大使 5 联方面虽然感到愤怒6 但处理得十 分冷静 莫洛托夫在3 9日晚上与斯坦德利的谈话中 坦率地表示不 意后者的看法 但并没有任何指责 甚至认为这个讲话不会影响苏美 关系 7利瓦伊诺夫3 11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说 赞扬美国根据租借协议提 供给苏联的援助 真理报 很快就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 町月12日苏联 报刊了大量有关对苏租借援助的消息或讲话 众议院通过延长租借法案的消息被刊登在显着位置 15日的 真理报 用半版篇幅刊登了斯退丁纽斯关于租借法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包括对苏援助的具体数据。

    尽管斯坦德利的讲话有违事实 其表达方式也有失外交官的风度 但实际上他讲出或者引起了很多人同样的感觉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援 援助多少 而在于为什么只能是 条件 的援助 在事件发生后 一周后 里曼致电霍普金斯说 伦敦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斯坦德 利的讲话暗自高兴 即使这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这里有一种越来越 烈的感觉:如果我们任由俄国人摆 将来会有麻烦 3 5 21 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到苏联拒绝与美国分享情报的消息是 属实时 前驻苏大使 戴维斯回答 国人正在向美国提供所需 的全部信息 美国记者们事前已从军方领导人那里了解到实际情况 此对这个答案十分不满 斯坦德利报告说 现场的 气氛非常紧张和敌 4斯退丁纽斯也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的慷慨大方 他向霍普金斯建 对苏联优先的做法在起初或许是必要的 但现在 要一种坚定而强硬的态度。”

    面对已经出现的情绪和分歧 罗斯福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无条件援 助政策是否继续执行下去 5 28 霍普金斯在备忘录中解释说 争期间保持美苏友谊 至关重 国人必须感激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 大牺牲 而且必须认识到 美国援助苏联是为了帮助它打败敌人 不是 它那里获取它不愿意提供的情报 恩斯也警告租借管理办公室的官员 对外 提供信息 是俄罗斯三百年的传统 对此提出挑战 是徒劳的 必须信任他们 他们会做得很好 歇尔则对新成立的美 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 r迪恩将军明确指示 不要试图从俄国人身 上窃取情报 1尽管如此 正如赫林所说 1943年春季和初夏许多美 国人开始质疑政府对苏联的租借政策 2这也是第三租借协议开始谈判时面 临的困境。

    第三租借协定 伦敦协定 1943 7 1日至1944 6 30

    从逻辑上讲 苏第三次租借协议是否能够签订 首先取决于美国 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有效 1941 6月通过的租借法案有效期两年 1943 1月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 持续约4 辩论是 否延期问题 2 26 委员会通过了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 并提交国会 批准 3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看 租借法延期没有任何障碍 4问题是应该延 长几年 争论的焦点在于 战争结束后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继续 按照租借政策的原则和方式处理 围绕这个问题 形成了两派完全对立 的意见 租借法案的起草者考克斯 租借管理办公室主任斯退丁纽斯 驻英国大使维南特和著名记者W.李普曼等人主张 租借机制对于和平 时期具有很大价值 以在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重建中发挥作用 但这 种看法在国会受到严重质疑 很多议员都警告说 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 绝不能用于战后经济重建 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业期刊和贸易机构也 认为 久性 租借安排将对世界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产生有害影响 双方的意见很难统一 但战争还在继续 租借必须延长 最后国会接受了斯退丁纽斯的折中意见 租借法案只延长一年 3月10日众议院以407票对6票、3月11日参议院以82票对0票顺利通过了租借法延长议案。

    考虑到需要提前安排生产 斯退丁纽斯在1 7日通知利瓦伊诺夫 要求苏联提供1943 7 1日至1944 6 30日所需物资清单 31 18 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了所拟供应计划草案 总量为570万吨 3 15 米高扬将经过斯大林批准的草案发给了莫洛托夫 但报告和清单 都没有给出总吨位 4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讨论 6 14 美国将第三协 定草案及说明正式交给苏联代办葛罗米柯 美国可以提供708 短吨货 但考虑运输力量只能供应450万短吨 408.24公吨 副国务卿艾 奇逊乐观地认为 协定 后将在伦敦签署 5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6 米高扬特别提出 美国拒绝批准部分水电站设备和全部驳船项目 联表示不理解 要求无论将来协议如何确定 于这些 有最高 优先权 货物应该先行安排交付。7月8日，葛罗米柯提交了苏联修改的 协议草案 其中将供货总吨位提高到600万短吨 544.32万公 还坚 持要求供应某些军舰 77 14 苏联再次提出修改供货清单 将供应 总量增加到600万公吨 并认为苏联有充分理由获得更多租借物资 联还要求美国批准提供 急需的 雷舰和潜水艇 满足对P-39г飞蛇 战斗机的数量要求 这是苏联飞行员最喜欢的机型 7 23日美国 答复 同意大西洋航线增加到240万短吨 太平洋航线增加到270短吨（总计462.67公吨），但舰艇的问题再行考虑。直到9 1 联大使 馆才回复美国：“同意将美国政府提出的第三协议供应方案从708万吨减少到560万吨，其中包括50万吨的库存和结转 物资 。

    联这种完全是外交辞令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迷惑人 乎是苏 联做出了重大让步 148万吨 其实不然 首先 美国最初提出的708 万短吨 不是公吨 是有能力提供的物资 而不是实际供应的吨位 米高扬最初的要求是570万吨 后来提交给美国的数量提升到600 万吨 再次 美国最初允诺的供货量为408.24万吨 后来答应增加到 462.67万吨 所以 苏联最后提出的560万吨 际上只比其最初要求 少了 10万吨 而比美国最初允诺的则多出151.76万吨 使按照双方修 改过的数字算 联的要求也比美国的承诺多137.33万吨 如此算来，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应该是美国 9 22 美国接受了苏联的最后方案。10月19日，伦敦协议签字 值得注意的条款和内容还有 运输量的一半 由苏联接管 英国和加拿大承担了 100多万吨援助物资 在苏联要求的 供货中 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工业设备和材料占有重要位置；同以前一样 苏联提出的要求无需详细地提供 使用者的正当理由。

    这次谈判从1943 1月初开始 一直持续到10 19 整整10 个月 导致谈判拖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 条件 原则是否继续实 英国要求在第三协议中必须加入新的条款 即苏联允许在摩尔曼斯 克附近为皇家空军提供基地 美国对此坚决抵制 最后 霍普金斯和对 苏协议执委会说服英国撤回了提议 此外 美国军方要求在协议中应强调驻苏武官和观察员享有与苏联同行在西方的同样权利 们可以 行战场访问并获取军事情报 马歇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此表示反 因为 白宫的政策是 对苏联的租借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基础 。还有人提出 苏联的租借协议也应像英法一样加入互惠或反向租借的 内容 即向美国海外军队提供货物 服务 运和军事设施 艾奇逊 认为 既没有美军在苏德前线服役 苏联也尚未参加对日作战 故目前 不宜提出这个问题 2第二个因素涉及 优先事项 的争议 早在苏联最 初准备协议草案 即斯大林战役开始反攻的时候 斯大林就确定了一个 新方针 缩减军用物资的供应总量 而增加满足战后需求的工业设备 的供应 米高扬呈送的第三协议草案已经减少了军事装备 如以前急需 坦克完全没有列入 而增加了工业设备 斯大林在修改时又减少了扫 雷舰 22艘减至15 舰载火炮 1710门减至330 却明显增加 了车 1.8万台加至2.4万台 各种工业设备 1.08亿美元加至1.2 美元 力设备 1.2亿美元加至1.35 美元 大林还特别提出要 讨论战后急需的机车和车厢的问题 3苏联在第三协议清单中大量增加的 业设备生产周期较长 很可能交付时战争已经结束 后来实际情况确 实如 是否应该作为战时 优先事项 供应 在美国租借管理办公室 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哈里曼表示坚决反对批准这些请求 而苏联供应处 8. 斯帕丁却强烈主张对苏联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复。到1943 9-10月，战争向西推进 斯大林的关注点更加倾向战后重建所需设备和 物资 而美国人对此则愈加敏感 尽管有人提出满足苏联的要求不仅可以确保战后与苏联的良好关系 而且有利于解决美国战后的商业繁荣和 工人就业问题 但对外经济管理局(FEA)局长I克劳利和该局苏联分 部主任韦森都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怀疑 并认为美国的援助不得用于与 战争目的无关的其他用途 有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谴责租借物资就是 额救济 2影响谈判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军方提出在分配物资时应该更 多地考虑自己的需求 国军队在欧洲战争中负担的增长和在对日 作战中担任主要角色 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严格把握对外援助的标准，只有申请国无法自己生产的物资才能核准装运。

    在内部分歧和反对意见不断的情况下 总统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 罗斯福首先要澄清租借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租借物资是不会大规 归还的 1943 8 25 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租借法工作报告(第 11号) 他在说明信中指出 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 经明白地告诉人们 美国不想要新的战争债务 而危害行将来临的和 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唯一货币 4其次 斯福强调战时和战后加强美苏合作和友谊的重要性 为了平息斯坦德利 事件的影响 他在9月一次面对记者的谈话中说 俄国人没有为美国的 助表示感恩 并不意味 他们缺乏欣赏力 那只是他们的处事 5在罗斯福看来 联不再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乞求者 而是承担起 了罗斯福长期以来设想的角色 一个确保战胜德国和日本 确保他所希 望的持久和平的必要伙伴。最后 罗斯福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机构改组和人事调动 推进第三协议谈判和未来任务的顺利执行 9 25 罗斯 福将战时生产 借管理 救济和战后重建等部门合并起来 成立了对 外经济管理局 下简称外经 命与保守派议员保持密切联系的银 行家克劳利为局长 而斯退丁纽斯升任副国务卿 罗斯福任命对 苏无条件援助的发起人哈里曼为驻苏大使 取代了斯坦德利 还取消了 使馆的武官职位 而成立了驻苏军事使团 任命参谋长联席 会议秘书迪恩为团长 于大使的直接领导下 个新机构的主要职责 是保证加速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促进美苏之间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合 2这些举措不仅消除了部门之间权限和管理的混乱 而且把租借与战时经济 战后重建统合为一个机构 有利于缓解租借物资分配之中的矛盾。

    有研究者认为 由于克劳利与保守派的关系以及军事使团工作人员 和性 取代了公开亲苏的费蒙维尔 因而这次机构改组体现了 罗斯福政策转变的 过渡 4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1944年初以哈里 曼为代表的一些参与租借工作的高层官员确实对 条件租借 政策提出 了意见 并未对罗斯福和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影响 少在第三租借 期内是如此 1943 7 — 9 盟军发动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本土作 导致意大利投降 这次战役尽管未如斯大林所愿发生在法国 但毕 大大缓解了东部战线的压力 10月下旬 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和决 定了战时及战后盟国经济合作的诸多事宜 12月初结束的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实现了美苏首脑第一次会晤 也把双方合作推向了高潮 那么 租借协议前半期盟国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对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了 什么影响 从逻辑上讲 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顺利推进 苏联在军 事上的作用自然相对降低 在租借援助中的优先地位也就失去了基础 正如赫林所说 1944年初引起 条件援助 政策的条件 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或完全消失 1最先看到这一点的有影响的人物 恰恰是最早 提出无条件援助政策的哈里曼 1944 1 — 3 哈里曼不断向国务院 和白宫提出他的新看法和建议 哈里曼依然非常重视并全力支持加强与 苏联的关系和对苏联的援助 也支持满足苏联对战后重建的要求 但这 一切已经不能再是 条件 的了 一方面 哈里曼认为 俄国的军事 危机已经过 现在美国有理由要求苏联为他们的急需物资提出 合理 的证据 2另一方面 里曼担心苏联势力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扩展 而经 济援助是 可以使用的最有效武器之 3哈里曼的看法得到了迪恩 军和外经局的支持 4但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领导的对苏协议执委会反对改 变目前的方针 在霍普金斯的建议下 2 14日总统向国务卿发送了一 份明确的备忘录 罗斯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向苏联提 供最多数量的物资 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53 16日国务卿客气 地通知哈里曼 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关系 目前采取任何改变对苏租借工作程序的做法都是 不明智的 。

     无条件援助政策的持续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三协议的圆满履 1944 6月底 美国向苏联交付物资550.22万吨 加共交付33.57万吨 总计583.79万吨 超过了计划的560万吨 1据卢卡舍夫报 1943年底 苏联在美国对外租借项下所占比例27.2% 已经超过 了英国 12.3% 1942年相比租借物资的增长速度 114% 也超过 了英国 100% 2苏联对此非常满意 1944 6 11日的 理报 表社论 高度赞扬美苏租借总协定签订两年来取得的成就 并在第一版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援助苏联的详细数据。

    然而 在第三协议期间经总统高压政策勉强解决的难题 第四次 对苏租借协议的谈判中继续发酵 并且成为主要的障碍。

     第四租借协定 渥太华协定 1944 7 1日至1945 5 12

    第四次租借协定的法律前提仍然是租借法能否再次延长 1944 5 17 在参议院以63票对1票通过后约一个星期 罗斯福签署了第 二次延长租借的法案 在国会辩论时 几乎没有人质疑继续租借的必要 议员们最关注也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于如何制约总统的权力 免浪费国家资源 特别是禁止以租借方式为战后对外经济签订任何协议 或承担任何义务 4与第一次延长租借法案最大的不同是 次有一个重要 的修正 在总统有权确认援助条件和偿还方式的条款中加了一句 段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授权总统在战后经济政策 战后军事政策或 任何涉及国际关系的战后政策方面承担或产生任何义务 除非遵照既定 的宪法程序 5其实 这正是第四协议谈判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还在第三协议签署之时 苏联就已经开始关注战后经济恢复问题 1943 9 7 斯坦德利报告 因对苏联要求的16座电站设备 美国 批准了 11 苏联政府为此提出交涉 希望国务卿出面帮助加快批准 所有要求的项目 10 12日和15日与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会 谈时 莫洛托夫询问苏美可在怎样的金融条件下发展经济关系 斯大林 则对纳尔逊的建议 组建美苏联合委员会解决战后双方经济合作问 很感兴趣 并认为应尽快建立 21944 2月以后 苏联党政最高 机构做出一系列决议 旨在启动从战时经济向国民经济重建与和平建设 过渡的计划 3米高扬并非无意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正在筹备一个15年的 重建计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人发现 在开始讨论第四租借协议时 苏联对工业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 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 5斯退丁 纽斯认为 第四协议签署一再延迟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坚持要求以租借方 式供应就生产周期而言只能在战后才可能交付的远程工业 设备 6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 1944 6 10日举行的午餐会上 莫洛 托夫一边大力赞扬美国工业和租借对苏联军事胜利做出的成就 一边明 确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希望 借制 在战后能够继续下去 里曼巧 妙地回答说 美国衷心赞成在战后继续 这种租借合作的精神 7哈里曼的答复也是实在的 因为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

     1943 10月莫斯科会议外长在涉及苏联战后重建的问题上 美国人 示愿意 在苏联的重建和复兴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求苏联提供 所需设备的数量 品种和规格 尚未言及援助的方式 1因为那时 罗斯福 对战后总统是否在租借问题上仍可行使权力还不确定 2直到1944年初 国务院对租借援助是否可以扩展到战后重建的问题还在犹豫 处事十分 谨慎 3租借本身就是一种战时援助措施 这一点在法理上非常清楚 定而明确申明这一原则的就是外经局局长克劳利 他在众议院外交委 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不止一次地声明 租借是一项战争紧 急措施 应在战争结束后 快终 助理国务卿迪艾奇逊也支持这 一说法 克劳利后来向询问者保证 他绝不会故意允许租借资金用于重 4这种立场在国会里得到大力支持 著名共和党保守派参议院范登堡 警告说 不能把 分钟或一美元延长到战后时期 外交委员会主席工 康纳利参议员则声明 国会从未打算将租借 于任何目的 除了协助 军事行动进行这场战争 5因此 罗斯福本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多次谈 他从未主张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所能做的 只是为保持盟 国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支持那些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

    在美国内部 租借援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霍普金斯 伯尔尼 斯帕丁 他们都是租借政策的执行者 并且同罗斯福一样对苏联充满期望和善意 但是到1944 普斯金和伯恩斯年老体弱 重病在 而斯帕丁远在莫斯科 他们对参与华盛顿的决策都已感到无能为 1考克斯和斯退丁纽斯也希望尽量延续租借政策 但他们只能提出一些 体措施 而在原则上无法反对国会的立场 2哈里曼非常重视苏联的战后 重建问题 并认为这是美国加强与苏联友好关系的重要方面 他坚决 反对任何以租借形式向苏联提供战后所需物资的做法 3正如苏联政府采购 委员会主席l0.鲁登科的报告所说 1945年初从国会到总统和政府 官员 国人始终强调 租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措施 长租借法的议 案禁止授权总统处理战后援助事务 除了那些已签署合同且对美国国防 不太重要的剩余物资。

    在第四租借期 对美苏经济或金融谈判以及租借政策的执行造成严 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和情绪 这主要是指对 系列东欧事件的反应 兵临城下的苏军对华沙起义军民见死不救 联单方承认波兰的卢布尔临时政府 以及在处理罗马尼亚 加利亚 匈牙利等原轴心国问题时排除美国的政治参与 联在这些事件中的所 作所为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政治关系 陷入紧张状态 5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在莫斯科负责租借援助工作的哈里 曼和迪恩 虽然他们仍坚持必须与苏联合作 但一致认为 东欧发生的 情表明 苏联在接近战争胜利时开始漠视盟国的利益 采取单边主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把美国的慷慨大方视为软弱无能 对此 美国需 要表明既合作 硬的立场 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必须放弃 而应该用限 制性更 的援助政策取而代之 1国会里的保守派和孤立主义议员因此而异 常活跃 攻击白宫外交政策的无效和无能 2 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首长和 外经局的文职官员也进一步表示对 照顾苏联的方针不满 敦促应对莫斯科采取 坚定 的政策

    哈里曼的建议在华盛顿尤其是国务院引起了广泛注意 而罗斯福仍 然固执己见。

    对于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也显得无能为力 但罗斯福坚 反对把经济援助作为 讨价还价 的武器 在他看来 得战争胜利依 然是当前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 利用经济压力达到政治目的的 试可能会损害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5 此同时 大林在东欧问题上针 锋相对 步不让 在斯大林看来 既然西方已经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 力范围 就没有道理再在这里指手画脚 况且莫斯科也从来不干预北美 和拉丁美洲的事务 6在经济问题上 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与美国 人的会谈中多次暗示 美国为取得某些战略物资 特别是解决战后的就 业问题 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 联寻求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 实际是在帮助美国 I这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苏联人在第四协议谈判中的立场 和策略 漫天要价 镒铢必较。

     上述所有情况构成了第四租借协议谈判的背景 预示了其结果 这次谈判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美国人早在第三协议签署后 个月 1943 11 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到第四租借协议法定 截止日期前两个多月 1945 4 17 0 正式签署协议 历时近 15个月 至超过了协议本身的执行期 次租借谈判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是用于经济恢复和战后重建那部分援助物资是否应该在租借的框架内 供应 也就是如何界定租借法的实施范围 所以谈判基本上是围绕如何 落实美国租借法案第3-0条款进行的 2期间还穿插或混同 关于国际货币 基金协议 世界银行协议和对苏联贷款问题的谈判3 关于美苏租借总协议 第七条的谈判4 再加上关于 程碑 M 叩0前 计划 日作战物资 供应计划 的谈判 实令研究者有些眼花缭乱。

    1943 11 考克斯作为外经局的顾问 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 方案 即利用租借法案第3-c条款 与苏联签订一项协议 对于在战争结 束时已签有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 美国承诺继续供应 而苏联则以现金、黄金或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付款 1944 1 考克斯进一步完善了 他的计划 并提交给克劳利和霍普金斯 1考克斯的方案确实可以将租借物 资和重建物资分开 但问题是苏联是否具有这样的支付能力 里曼有 不同的主张 他认为签署3- 协议的方向没错 这只是 权宜之 里曼多次提出利用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信用贷款的方式 这是苏联 感兴趣的方式 既可以全面满足苏联的战后重建需求 又可以此作为 经济杠杆寻求苏联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 2 里曼方案的缺陷在于美国战 后信贷机制的建立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方面专门从事对外贷款的美 国进出口银行金额受到限制 只有7亿美 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 立尚待时日 另一方面 1934年的 约翰逊法案 禁止向未履行对美国政府义务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 而苏联恰在其列。

    权衡利弊之后 1944 3 6 斯退丁纽斯和克劳利联名向罗斯 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作为第四租借协议 也适用于第三协议未完成部 一般政策 他们认为 鉴于无法确定战争何时结束 为了保 作战物资不间断供应 应以目前提出请求之时起18个月 除个别例 为期限 此期限内均作为租借物资安排生产和供应 但到战争结 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则以非租借方式结算 此需要与受援国签订单独的 付款协议 在战后信贷机制正常建立后 将该协议纳入新的银行贷款 范畴 为此 他们建议 根据租借法案3-0条款的授权 即与苏联代表 谈判 签订一份付款协议 4第二天 斯退丁纽斯将经过总统批准的这个方 案告知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 并说明政府正在考虑向国会提出增加进出口银行贷款能力和废除约翰逊法案的立法要求 以解决付款协议中的法 律问题 同时 希望哈里曼与米高扬讨论这一方案 并要求苏联迅速提 供两份尽可能详尽的清单 一份是租借物资清单 一份是重建计划所需 求的物资清单。

    在3月17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米高扬答复 美国提出的方案苏联 将予以考虑 目前正在编制1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清单 并会很快提供 哈里曼判断 米高扬下次会谈要问的问题是 战争结束后未交付物资的 偿还条件是什么 2美国很快就做出了答复。

     3 18 国务卿赫尔将美苏互助协定 租借总协定 的补充协定草 案发给哈里曼 征求意见 并希望他就这一问题与米高扬会谈 补充协 定的核心内容是 在美国总统确定针对共同敌人的积极军事行动停止 美国承诺继续提供已签订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和工业设备 而苏 联承诺以美元向美国政府支付上述物资和设备的全部费用 并从交付之日 起按照一定的年利率支付利息 赫尔解释说 在这个总原则下 美国同意 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既有战争用途也可用于战后经济建设的工业设备 但以生产 运输和安装周期不超过18个月为限 至于年利率 国务院倾向于与美国政府长期证券的现行利率挂 介于2.5% 3%之间。

    正如哈里曼估计的 苏联原则上赞同签署3- 条款的协议 但关键是 支付的条件 在哈里曼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的初步意见是贷款期限 5 — 30 年利率2% — 3%之间 战争结束后5年开始分期偿还 苏联 的要求是年利率0・5% 战争结束后16年开始偿还 20年内等额分期偿 4双方差距甚远 针对苏联的态度和国会的质询 克劳利3 2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 非签署3-0协议 立即终止签署所 有的新合同 审查正在执行的合同 除非接收者愿意支付费用 否则应取 消合同 努力与非3-0协议国家就战后物资的处置作出安排 1美国的立场 已经十分清楚 不签署解决战后重建物资支付问题的3-0协议 对苏联的 租借协议便难以为继 但困难在于 美苏双方提出的支付条件 息和 摊销 差距实在是天壤之别 4 14日米高扬发表声明 苏联同意美国 的建议 为战争结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定期支付双方商定的本金和利息 但希望美国政府为上述订单提供 最优惠的待遇 25 24 务院向 苏联大使馆递交了经过修改的租借总协议的补充协议 其中有关必须偿 还的费用规定 本金应在交付物资第4年开始偿还 首次支付5% 以后 每年支付同等数额 直到本金还完为止 息应在交付物资后次月支付 以后每年支付一次 利率略高于上一年美国公债的平均利率 1944 适用的利率为2.1% 3 国人以为苏联会接受这个已经让步的条件 哈里 乐观地对葛罗米柯说 四租借协议的问题已经解决 只待执行了 4 际上 难的谈判才刚刚开始。

     1944 7 27 结束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不久的苏联副外贸人民 委员M.工斯捷潘诺夫来到华盛顿 与美国开始了 3-0协议的谈判 苏联 带来的方案是 允许苏联使用美元或黄金 金的价格不得低于35美元/ 盎司 行支付 统一的利率为2%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浮动利率 宽限 开始还款 1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3 摊销期还应再延长 美国立即作出响应 同意采取固定利率2.5% 同意宽限期延长至5年，同意摊销期延长至25 年。在以后6 星期的时间里 双方举行了 13 会谈 尽管美国再次将利率降为2.375% 将宽限期延长至9 但斯捷 潘诺夫坚持利率不得超过2% 摊销期还要延长到34 又提出制成品 降价20% 原材料降价15%的要求 并坚持美国应负责全部运输工作 无论艾奇逊怎样耐心劝导和严厉警告 捷潘诺夫就是一口价，「毫不动 2 判进入僵局后 美国财政部建议可以进一步向苏联做出让步 至可以取消利息 但国务院和驻苏使馆坚决反对 军方也纷纷要求采取强硬态度 把租借协议作为在军事和政治上针对苏联的一张“王牌”。

     经过最后一轮谈判和交涉 国对原方案稍作了一些调整 9 14 日提交给苏方的最后方案确定为 定年利率仍为2.375% 宽限期仍为 9 摊销期延长至30 允许苏联以美元或黄金支付 但黄金价格应 按照每次交割时的有效黄金购买价计算 物资价格原则上按照现行销售 格或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定价 以较低者为准 果现行销售价格无法 确定 则在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基础上降低5% 4美国谈判代表态度坚定地 这是美国的最后建议 苏联代表或者获取莫斯科的指示后在华盛顿 签字 或者回国去请示批准 艾奇逊再次警告 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否则所有工业设备的订单无法以租借的方式下达 5 捷潘诺夫当时没有做 出回应 9 18 哈里曼致函米高扬 希望苏联尽快批准3-0协议 以确保不中断向苏联提供所需物资 69 20 尔又将第四协议草案 和清单交给葛罗米柯 并说明此方案已得到美 三国政府批准。然而，莫斯科一直没有答复 捷潘诺夫也在几天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 回国了。

    美苏租借谈判就此中断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 和军方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然与波兰临时政府 华沙起义和对德索 赔等政治问题有关2 但美国毕竟还是一再做出了让步 而苏联在谈判中却 步不让 这种立场 如前所说 应该是源于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认知 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他们有求于苏联市场来帮助解决 失业等问题 莫斯科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 美国人迟早还会做出让步 此同时 苏联想到通过另一条途径解决租借协议的问题 那就是对日作战。

    1944 10 中旬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了著名的 百分比协议 3 国人对英苏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这个 协议 并不感兴 令他们兴奋的是在会谈中斯大林全面而详细地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 作战的问题 据迪恩回忆 于美国提到的对日作战问题 斯大林显然 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在10 15日会谈时 面对地图仔细介绍了苏 军的集结地 出发地和物资储备地 并亲自回答了美英代表的问题 军参谋长安东诺夫还提出 苏联在远东的作战部队将从30个师增加到60 个师 最后 大林答应在远东为盟国提供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也同 意立即 手制定美苏联合作战计划 条件是盟国必须提供100万吨的 对日作战物资 迪恩注意到 其中包括许多用于战后建设的港口机械和铁路设备 110月17 美苏之间商定了苏联对日作战的远东供应计划 程碑 计划 2据俄国档案记载 斯大林10 16日会谈时交给哈里 曼的物资列表价值10亿美元 其中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订购的设备和物资 6.85亿美元 3 此可见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正式答应对日作战前四个 月就提出的物资列表 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解决战后重建问题 然而 正如迪恩感觉到的 联此时实际上并未认真对待远东作战问题 也没 有履行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为美国远东作战提供基地和援助的承诺 4 程碑计划制定后很长时间没有落实 直到1945 4月作为附件三加入第四租借协议。

    与此同时 苏联还试图再寻找一条避开租借谈判而得到战后重建物资的途径 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人早就知道在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5 和约翰逊法案等法律问题解决之前 不可能得到来自美国的大量贷款。尽管如此 葛罗米柯还是在10 30日给国务卿的照会中提出 苏联政 希望通过长期信贷的方式解决美国政府在第四租借协议中讨论的工业 设备供应问题 将尽快提出具体建议 7哈里曼评论说 联如此重视贷 款问题 要求美国通过长期信用贷款安排苏联所需工业设备的生产和供 乎正在尝试以长期贷款的新提案替代美国关于3Р框架内租借贷款 的提案 因此他向国务院建议 立即通知苏联政府 必须将租借贷款与 战后长期贷款分开 必须就美国提出的租借贷款最后条件达成协议，才能将苏联所要求的工业设备投入生产 I哈里曼的建议得到克劳利 斯退丁 纽斯 克莱顿和史汀生的支持 2甚至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放弃了他所建议的 3-0无息贷款协议 尽管仍然坚持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31 27日美国 正式答复苏联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之前 无法就长期贷款问题达成 何明确的协议 目前 苏联政府从本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 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 苏联政府必须就是否接受美国的3- 协议方 案做出明确表态 不能再有延误 下一财政年度的生产和预算 将在 多大程度上满足苏联的需 都取决于苏联政府的答复。

    然而 苏联人考虑的就是如何更多地获取战后重建物资 并不愿意 单纯纠缠于租借协议谈判 早在1944 1 11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 的报告中就谈到 战后取得美英的经济援助对苏联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 形式有三种 租借 款和正常贸易 其中 最为理想 的方式是租 5 在租借方式谈不下去 苏联自然就转向贷款了 1945 2 8 下午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不无用意地专门谈到了租借政策 认为这 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有它胜利就会被推 这话让罗斯福非常受 并引发了他的回忆 在晚餐会上 斯大林再次指出 租借是 总统 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6 表面上盛赞租 借政策的同时 苏联实际上仍试图抛开3- 条款谈判而通过信用贷款获取 建物资 2 20日苏联代办n. V.诺维科夫与副国务卿 e. 鲁举行 会谈 并提交了对美国第四租借协议草案的答复 苏联的建议开宗明义地挑明 苏联政府希望根据一项与租借协议无关的 期贷款特别协议”得到第五类物资 械和设备 甚至4.8亿多美元的远程设备 可以在没有租借法案财政援助的情况下订购 不过 苏联希望在美国列 入第四协议共六类物资总计594.4万短吨 539.24万吨 60万短吨 工业设备可在1945 7 1日以后发运 1 鲁认为 这实际上 可以 解释为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3-0协议 的最后条件 2果然 3 10 会谈中 葛罗米柯表示 苏联已经准备好在第四租借协议上签字 前提是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条款 苏联政府并不同意缔结租借总协议 的补充协议 3p协议 而是希望依照1 3日莫洛托夫提出的长期贷条件来解决交货问题。

     对于苏联的顽固立场 国人十分恼怒 此时 国国会正在讨 第三次延长租借法案的议案 政府与共和党反对派达成一项妥协修正 确指出租借资金不得用于重建贷款 但允许用于执行在3- 框架内 已达成的协议 4既然苏联拒绝3-0协议 且欧洲战场已显露出最后战胜德 的迹象 英美军越过莱茵河 苏军准备进攻柏林 国务院 经局和 苏使馆都倾向撤回给苏联的3-0协议建议 他们担心根据3-0协议启动 一个需要长时间制造 运输和安装的工业设备的采购计划 可能会被国 会误认为是利用租借法帮助苏联进行战后重建 哈里曼还认为 苏联在 经济恢复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 所以即使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至于破 坏双边关系 问题在于要迫使苏联在承认两国实力差距的基础上与美国 合作 5经总统批准 3 24 国务院照会苏联使馆 鉴于有关租借法案补充协议 即3-c协议 的谈判已拖延了 10个月 而苏联从未表示愿意 接受美国提出的最后条件 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建议 经失效 应从第 四协议中删除 美国希望两国政府尽快签署第四协议 就战争结束后 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用于战争的物资和库存物资达成协议 至于 长期信用贷款问题 必须通过国会的其他立法 这需要 当长的时间 才能实施”。

    到1945年初 还有一个问题令美国人无法忍受 并困扰 租借谈 即苏联违反租借协议私自处理租借物资的做法 早在1943年初美国 使馆人员就发现在古比雪夫的商店 饭店和黑市中出现了美国的进口商 1944 初又出现将租借物资转移给第三国 主要是被解放的东欧国 的问题 只是出于维护盟国团结和 避免惹恼斯大林 的考虑 务院建议不要特别重视苏联违反协议的事实 2 1945 1 —2 情况 愈发严重 苏联转让给波兰的汽车在1944 10月至1945 1月已有 4343 1945 1 —2 与芬兰交换了 3万吨粮食 1000吨糖 计划向 华沙提供6万吨粮食 向南斯拉夫转让了部分物资 联随意处理租 借物资 有些甚至纳入了苏联的贸易系统 这让美国不得不提出政府高 层交涉 3 里曼在3 22 向国务院建议 迪恩附 如果苏联继续反规定 美国将停止运送相关的物资。

    信用贷款谈判无法进行 3-0协议谈判又因租借贷款条件谈不拢而遭 遇破裂 美苏经济关系显露出危机的苗头 租借法案的原则是只为战争本身服务 1944年底战争接近尾声时 借援助物资的性质问题就突 显出来 但实际上很多设备和材料是难以在战争物资与重建物资之间做 出严格区分的 美国提出对租借法案3- 条款进行修正 意就是要解决 这一难题 即以战争结束为限 此后完好无损或继续供应的物资 无论 军用还是民用 需要以贷款的方式供应和偿还 这就是在租借框架内的贷 而这在美国是没有法律障碍的 苏联要求长期信用贷款 考虑到 期需求的物资大多为战后重建所用 如能都包括在租借范围内最好 否则 与其在租借谈判中纠缠 如索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这样 对于美国是存在法律障碍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 无论租借贷款还是 用贷款 关键都在于贷款条件 利率 年限 宽限期 摊销期等 也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苏联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 是误以为美国最终还 会做出让步 但此时的美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再退让 于导致3-0谈判破裂 第四租借协议也无法签署 结果是 一旦第四协 定的有效期终止或战争突然结束 何处理尚且完好的已发货物资和尚 未发货甚至尚未生产的物资 都会遇到极大麻烦 并且很可能导致美国 止发货 这对苏联极为不利。

     恰在此时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最坚定地贯彻对苏无 条件租借援助 且最有权威的人物不在了 期待美国再次做出让步已 经无望 4 17 也就是有效期终止两个多月前 苏联代表不得不 渥太华签署了第四租借协议 效期仍然始于1944 7 1 1 程碑 计划作为附件三列入第四协议 而罗斯福要求的第五协议谈判则无疾而终。

    完全巧合的是 也在4 17日这一天 刚上任4 的新总统杜鲁 门签署了第三次租借法的延长法案 与前两次延长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 优势通过的情形不同 最后一次延长租借法案遇到重重阻力 过百般 努力在众议院通过的议案 到参议院又遭遇阻击 著名的保守派参议员 rA.塔夫脱提出战争结束时必须停止一切租借行为 坚决反对众议院修 案将继续执行3-0协议作为例外 他认为2 28日与法国临时政府签 署的3- 协议就是一笔 战后贷款 他提出的修正案得到很多议员的赞 在投票时竟然形成 平局 如果不是杜鲁门当时作为副总统 参议 院议长投下关键的一票 3- 条款就将被排除在租借法之外 而整个后期 租借的历史就要重写 2不过 这种情形也正是后期租借政策实施的真实写 正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所言 了赢得最后胜 继续实行租借制是必不可少的 借法案 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证租借协议不用于战后救济 战后恢复或战后重建目的。”

    尽管协议谈判很不顺利 供应并未中断 1945 1 5 罗斯 福重申了对苏联供应的重要性 要求各部门将交付苏联的物资放在 次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作战需求 的地位。1月18日，克劳利在给总统的 忘录中 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时的对苏租借政策：「提供苏联所要求的一切可以生产 可以租借和可以运输的东西 1 国答应此期给苏联的 总供应量594.4万短吨 539.24万公吨 其中美国承诺运输570万短吨 517.10万公吨 2据韦森的报告 1945 3月底已装运484.94 即完成前九个月计划的110%。预计总出货量将达到660万吨 为协 定承诺的114% 35 10 克劳利在报纸上宣称 此时的租借货物运输 总量已到达第四租借协议的110%。

    就在第四协议尚未到期而计划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 德国宣布无条 件投降 欧洲胜利日 V正 的突然到来 不仅造成租借援助的中止 给美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1945 5 8 就在同盟国代表齐聚旧金山讨论 联合国宪章 期间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根据租借法案的原则 特别是第三次延长租 法案的修正案 此时对欧洲战场的租借援助可以停止了 然而 美国 发布的停止对苏联租借援助的命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 5 9日上午 务卿斯退丁纽斯在旧金山召 集国务院官员开会 讨论租借政策以及与苏联争执的波兰临时政府组建 问题 最后 主要是根据哈里曼的建议形成了结论 在租借问题上应缩 减对苏联的援助 在波兰问题上要让斯大林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但不应将二者联系起来 会后 斯退丁纽斯致电在国内的代理国务卿格鲁 请他将会议讨论的结果通报总统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该优先于苏联 应该立即开始消减对苏租借物资的运输量 仔细审查7 1日后的发货 请求 里程碑计划应继续大力推进 并给予尽可能高的优先级 在租借 及类似问题上对苏联应采取坚定态度 但避免任何威胁的暗示或任何政 治谈判的迹象 同时 哈里曼返回华盛顿直接向总统汇报 25 10日下 哈里曼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 集参与对苏租借计划有关机构的代 表开会 讨论为总统起草处理租借问题的备忘录 与会者原则上同意在 旧金山会议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备忘录 以及通知苏联将立即调整租借 计划的照会 会上有代表特意指出 对苏租借政策用词应谨慎 可用“调整”而不用“消减”。会议委托格鲁和克劳利起草备忘录。

     然而 作为老牌外交家 格鲁一向厌恶苏联 是对苏联采取强硬政 的最 烈倡导者之一 4克劳利也认为无条件援助政策不再具有合理性 而主张在V由日后修改对苏租借政策 55 11 在国务院开会讨论备 录时 格鲁支持助理国务卿克莱顿的说法 对苏租借计划 该非常 灵活 时可以切断 他还特别提出 赁援助是本届政府对付苏联 的唯一筹码 因此 国不应对未来作出承诺 6当晚 鲁和克劳利将 他们起草的备忘录直接送交给杜鲁门 备忘录指出 鉴于欧洲有组织的 抵抗已经结束 该对目前援助苏联的物资运输工作 即作出调整 要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预期不变 就应该继续执行第四协议附件三的计划 支持苏联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 在满足苏联开展上述军事 行动所需的范围内 继续交付苏联已订购的其他补给品 包括尚未完工 的工业设备 现有计划中的其他援苏物资 要操作上可能 应该立即 停止运送 其让出的运输吨位可给与已获批准的援助西欧的项目 现行 未来的对苏援助项目 应根据苏方提出的在军事补给上理由充足的要 求和数据制定 而无需再签署第五租借协议 I杜鲁门当即批准了这个政策 建议 强调应以苏联将会加入对日作战为前提 2虽然都提到 即削 即停 但旧金山会议建议强调的是 细审查7 1日后 发货请求 正如后来哈里曼所说 他打算停止的是新供应品的生产 而不是已经列入计划的物资的装运 “旦格鲁和克劳利的备忘录却给出了一 个难以确定的概念 太平洋军事行动所需的范围 这样 就给执行者 下了随意发挥的空间。

    这一新政策的执行部门是外经局的苏联分部 该部负责人韦森一直 强烈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政策 并且自1944 8月德国战败以来就鼓 吹大幅削减对苏供应计划 5 11 清晨 刚一得到备忘录 等总统 批准 成指令 韦森就通知财政部采购主管 有任何与苏联的合同 停止继续执行 也不要再签署任何新合同 4随后 韦森又对运输部门作 出安排 5 12日上午对苏协议执委会运输小组讨论如何实施总统指令 韦森不顾具体执行任务的军方官员的反对 坚决主张按照指令字面 的解释 有与远东作战无关的物资必须停运 括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有疑问 处理的办法是 而不是 在对苏协定执委会代理主席工约克的支持下 韦森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后 输小组向大西 洋和海湾各港口下达了命令 停止为苏联装运物资 并召回已经驶往苏 联的海上船只 1中午1 30 命令开始实施 在午餐的国务院财政 融事务办公室 DFMA 主任E科拉多得到消息后 认为这是对总统 指令的曲解 立即打电话告诉哈里曼 哈里曼 对这次行动感到震惊 并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纠正 克莱顿得知这一情况后 也认为不应召回 海上的船只 须告诉韦森改变命令 天下午情况开始改变 东海岸 各港口被允许继续装载已经分配的物资 经出发的船只获准继续前往 苏联 2然而 此时关于对苏租借政策改变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并且很快 传到了苏联人耳朵里。

    根据诺维科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2日中午12 在采购委员会 和苏联使馆均未接到通知的情况下 纽约港口接到命令 停止按照第四 协议向苏联运送物资 两个小时后美国的照会送达使馆 照会没有任何 停运 的字样 只是说应立即修改目前向苏联供应物资的租借计划 根据军事形势变化做出调整后 续运送苏联订购且可以使用的物资 未来的租借计划在没有缔结第五协议的情况下应满足苏联的基本军事要 同时要求苏联提交 1945年剩余时间所有租借供应的范围以及新军 事形势下关于这些需求的相关信 此同时 据采购委员会代理主 席N. A. 列明说 克先是在与他的会谈中承认 确有停止供货和要求 海上船只返回美国的命令 打过一个电话后又否认存在船只返航的命 下午5时左右 鲁在与诺维科夫的谈话中说 关于停止装载的命 是谣言 将此事推给了克莱顿 下午6 30 诺维科夫与克莱顿会 克莱顿承认确有停止装载的命令 只是一个误会 并且已经发出了消除误会的新命令 I同一天 列明也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发电 报了除里程碑计划外美国停止发货的决定 2从事后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 的报告可以看出 12 下午美国确实发出了新命令 东海岸各港口继续 装运 已在途中的船只继续前往苏联 于西海岸的运输则达成协议 里程碑计划外 四协议所列物资也继续运送 3这就是说 尽管格鲁试 图遮掩美国曾下令停运和返航的事实真相 但韦森的命令的确在12日当 天即被撤销 不过 5 11日的总统指令并未撤销。

    为了消除运输小组命令造成的对总统5 11日指令的误解 以及在 对苏租借政策执行中造成的混乱 5 14 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了几乎 所有参与者都出席的会议 过简短讨论 会议对按照总统指令解释对 苏租借削减达成一致意见 4当日 国务院印发了由代理国务卿 财政部长 和外经局局长联合署名的 欧洲胜利日之后的租借政策 其中规定 英国和英联邦应执行1944年讨论的计划 并调整供需 随时进行审查 对苏联执行5 11 总统批准的政策指令 也需调整计划 而对签署 3-0协议的三个国家则 额交付 即法国约16亿美元 利时3.25 亿美元 荷兰2.42亿美元 5因此可以判断 虽然撤销了韦森命令 但欧 洲胜利日后调整租借政策也是事实 不过 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未签署3-0 协议的苏联和英国 6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苏联签署了 3Р协议 可能就 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

     5 15 美国各港口接到指示 继续向苏联运送根据租借协议计 划在5 —6月发送的物资和武器 5 18 克劳利致函叶列明说 国已批准继续向苏联交付订购单中的工厂 并已部分发货 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需支付现金 5 21 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正式应邀采 购美国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1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美国已经撤销了停止装 运和返航的命令 苏联也完全了解这一情况 苏联大使馆却在此后而不是此前发来一个正式照会 苏联政府对于美国5 12日照会提出 终止 向苏联发送租借物资 完全出乎意料 但“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其他办法 苏联政府准备接受美国政府的决定 2值得注意的是 苏联照会原文使用的是 终止 ，美国在英译文里使用的却是 中止 。 显然 美国希望淡化此事 而苏联则有意无意地把问 看得十分严重 在向苏联使馆发出这一照会的电报中 莫洛托夫使用 了更加严厉的措辞 不要乞 果美国决意停止对苏联的物资供 倒霉的将是他们 3实际上 从政策上讲 美国确实没有 终止 全面停止租借的意思 止装运和返航的命令是执行官员出于对苏联的 厌恶和敌意而有意歪曲了总统指令 不过 调整对苏租借计划和要求苏 对其所需作出说明的新做法都表明 对苏联 条件 租借的方针从 这时起已经放弃了。

     的确 杜鲁门非常担心这一事件会破坏战时美苏关系 毕竟战争还 有结束 一方面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并非要取消发货，而只是在德国崩溃后调整租借条件 他还保证美国会兑现每一项承诺 I 一方面 把还在病重休养的霍普金斯派往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 5月下旬的两次谈话中 大林接受了霍普金斯的解释 也发 泄了对美国的不满 他严肃地说 果美国试图以租借援助对苏联人施 加压力 那就是 一个根本的错误 斯大林对美国在欧洲战事结束后调 整租借政策表示理解 但他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即未经任何事先商议就突然采取行动 对苏联来说不仅是态度上的“轻蔑”和粗暴 而且存在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 因为苏联的经济是 建立在划之上”。

     租借停运风波终于过去了 普金斯的访问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5 27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交了由米高扬起草的决议草案及1945 7 1日至年底苏联要求美国供应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540万吨军用物 77.3万吨原材料 含石油产品6万吨 和价值9800 美元的工业设 35 28 莫洛托夫将这份清单交给了哈里曼 会谈中 哈里曼提醒米 高扬 根据租借法的规定 受援国必须说明其所需货物的理由 只有苏 例外 现在由于形势 而不是政策 的变化 要求苏联也必须提供相 关的说明 4不过 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 为了避免在国会引起争论 提出1945年预算时 杜鲁门将分配给苏联的9.36亿美元与准备给法国 比利时和荷兰的资金一起 隐藏 在应急基金中 55 29 美国政府 的照会送到苏联使馆 只是简单重复了 5 12日照会的内容 美国将继续执行里程碑计划 根据能够说明其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向苏联运 现有的或已订购的其他物资 1到1945年年中 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已 经十分不利于苏联 大概除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和迪恩外 华盛顿几乎 没有人再热心对苏联的租借工作了。

     5 8 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报告说 苏联拒绝对他们所 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清单作出详细说明 只是一再宣称这些武器都是远东 战场急需的 不过 他和哈里曼经过认真研究 绝对相信 这些物资大 部分都有助于对日作战 为避免延误 即使苏联不提供详细理由 他们 也建议将其运抵苏联 与米高扬长谈后 里曼更详细地阐述了他们支 持苏联5 28 列表所列大部分项目的理由 2此时莫斯科洋溢 一种乐 观情绪 似乎是为了打破美苏关系沉闷的气氛 斯大林在租借总协定签 订三周年之际致函杜鲁门 对租借法案大加赞誉 3莫洛托夫也致电斯退丁纽斯 对他在租借工作中的贡献及美苏在战时的合作表示赞赏和祝愿。

     然而 华盛顿的态度与莫斯科大相径庭 罗斯福去世和霍普金 斯年老体衰 对苏租借援助的实际职权已经从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转移 到崇尚 族主义 的外经局和坚持 守成规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5 里曼和迪恩的要求和一再催促虽得到对苏协议执委会的响应 却被外经 局和参联会搁置半月有余 直到6 27 波茨坦会议前 格鲁才答复苏 于局势的紧迫性 美国政府同意发货 但根据5 12 照会和 现有拨款及军需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只能批准在8 31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不过 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那一天 为了维持盟国之间 合作 7 17 美国通知苏联 6 27日照会中提到的期限延长 一个月 即供应9 30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美国5 12日照会所限制的主要是可能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够完成 制造的设备 而此前计划的租借物资供应正常 6 30日第四协议终 止时 根据美国的资料 运往苏联的货物已达720万吨 根据苏联的资 运到苏联的货物为660万吨。2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对日战争何时结 8 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个原子弹 苏联在8 8 突然下 达对日作战命令 150万苏军扑向满洲和朝鲜 这两个突发事件导致日本 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3日本投降比德国投降来的还要突然 也导致美国最后终止租借援助的程序出现了紧张而混乱的局面。

     8 10日东京广播电台的消息透露出日本投降的最初迹象后 美国 政府就在考虑结束租借 当天 克劳利建议外经局各部门对租借请购单 行审查 准备取消V-J日(对日作战胜利日) 不需要的物资 第二 克劳利又批准了下列措施 一旦宣布终止敌对行动 除已装载的轮 船可以起航 应立即停止向开往苏联的船只装载货物 止其他船只继 续装载租借物资 韦森则要求财政部采购部门在宣布V-J日后取消苏联 的租借请购单和合同 13 韦森又进一步指示 立即中止所有请购单 的处理 停签署任何其他合同 14 杜鲁门非正式地指示克劳利 立即开始终止租借 8 15 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 克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将立即采取行动 的方式 调整 租借 业务。

    两天庆祝战争胜利的假日过后 8 17日杜鲁门召集会议讨论租借 事务 除财政部长F. M.文森外 多数意见主张立即结束租借 当晚杜鲁 门批准了外经局起草的备忘录 命令在停止对日敌对行动后 不得再签 订任何租借合同 对签有3- 协议的国家可以在合同的范围内继续供货 而未签署3-0协议的国家只能根据美国批准的条款支付货款后才能得到供 尽管有不少人警告应谨慎行事 需要与受援国进行商议 以避免再 次陷入被动 但由于没有及时明确宣布V-J日是哪一天 又没有详细的 具体部署 以至各机构各行其是 还是出现了混乱局面 2虽然终止租借 是大势所趋 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多数赞同3 但是出于意识形态 的敌意 华盛顿对苏联还是设计了 特殊照顾 根据对苏协议执委会8 17日发出的命令 实际上立即停止了对开往苏联船只的装运 其中美 国船只甚至开始卸货 而对其他受援国的停运则是在V-J日开始的 外经局苏联分部主任 №哈扎德的说法 这个差别是 制造的 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反向租借协议 也没有按照美 国的要求调整租借物资清单 4但一周后 据鲁登科报告 8 25日克劳 利又发表声明说 对苏租借物资的运送将持续到正式宣布的胜利日 9 2 为止 此后30天内美国海军将继续提供运输工具 声明发表后即 恢复了对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工作 58 27 克劳利将声明的内容正通知了鲁登科 19月2日克劳利又通知苏联 再延长18天以 清空管道 ，租借终止期为9 20日。

    至于美国在此期间改变对苏终止租借援助具体安排的原因 笔者相 马特尔的判断 在已知的美国各种史料中 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样 种观点 8 17日美国决定停止租借是蓄意向苏联施加压力 以求 得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没有证据表明 8 25 恢复租借是因为苏联 某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3这充其量是某种情绪的宣泄 就政策层面来看 虽然美苏矛盾加深 国政治已经向右倾斜 但战后初期双方对未来的 大国合作仍然有所期待 1945 5 12日至9 20 西方盟国交 付给苏联的租借物资共177.15万吨 其中9 2日以后44 776 4比 里程碑计划的80万吨翻了一番还多 9 20 有运往苏联租借物资 最后一条船离开美国 同一天 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解散 一周后，对外经济管理局撤销 其租借业务转交国务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了 是由于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3- 战后如何处理大批通过租借协议订购的物资 包括尚未生产 正在 生产和尚未运出的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及原材料 终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V正日后便出现了 V I日后仍未解决 同样未签署3-0协议 的英国 历数月与美国的艰苦谈判 1946年初终于通过信用贷款方 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6苏联的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信用贷款 开始是苏联从纯粹经济角度考虑 不愿接受美国的贷款条件 后来是美国从政治角度 考虑 并以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条件 给贷款问题设置了重重障碍 I 个问题的最后解决 际上又回到了 3-0 租借贷款 的道路。

     停运 风波过去后 美国首先提出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处理租借剩余 物资和战后重建物资 5 19 韦森致函叶列明 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用现金支付租借物资之外 目前正在生产或库存的工业设备和材料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 是美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以现金购买剩余设 备的问题 且美国人正在与其他国家代表谈判如何分配总计3.25亿美 元的工业设备 而这批设备是苏联第四协议订购但在5 12日前尚未交 付的 35月底克劳利再次向鲁登科强调 美国可以交付苏联订购的工业设 但苏联必须支付现金 并且详细说明了现金支付的程序和条件 4面对 压力 苏联被迫开始考虑接受美国的要求 5 26 米高扬报告申请 600万美元的设备支付现金 5 5 28 副外贸人民委员Ad克鲁 季科夫也提议 对于美国尚未交付的3.533亿美元列入租借计划的工业设 要求美方以租借方式提供2270万美元的配套设备 保留苏联订购的 其他设备 如果美国不同意交付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则苏联将挑出其中最重要 最需要的设备 用现金购买。

    不过 支付现金对苏联来说毕竟困难重重 且无法解决全部需求 5 30 米高扬在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出 希望美国不要把苏联订购的 3亿多美元设备转给其他国家 哈里曼强调 这是由于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前未能签署3-0 定造成的局面 米高扬表示 联急切希望找到打破 前僵局的办法 哈里曼答应将谈话内容报告政府 并在给国务卿的电 报中要求华盛顿尽快表明对剩余设备的处理意见 是否可以做出支付现 金以外的任何安排 %月2日格鲁答复哈里曼 对于5 11日备忘录中 所提到的工业设备 了现金支付外 不能作出任何安排 格鲁还通知 务院和财政部不反对苏联通过出售黄金的方式获得美元 正在就扩大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和废除约翰逊法案问题进行讨论 以便将来可以与苏联讨论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

    华盛顿似乎开放了信用贷款这条路 不过 里曼认为在美国立法 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在与米高扬交谈后 他提出了新建 即通过谈判新的3- 协议 租借贷款 来解决问题 特别是在苏联 对日宣战的情况下 3克劳利和格鲁反对哈里曼的建议 坚持必须支付现 鲁告诉哈里曼 只要苏联没有积极参与对日作战 就不会重启 谈判 担任总统参谋长的W. D李海也支持克劳利和格鲁的意见 4 7 中旬 由于一致认为信用贷款可以作为要求苏联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 济杠杆 白宫和国会都同意给予苏联10亿美元的贷款 甚至报纸上也 披露出消息 5 立法问题的逐步解决 8 初国务院指示哈里曼 通知 苏联人可以讨论银行贷款问题了 6 此同时 苏联对日宣战也为3Р谈判 开启了大门 8 20日外经局通知鲁登科 美国 希望立即 与苏联 停止租借援助进行讨论和谈判 对此 美国考虑的一般原则是 不再签 新的租借协议 目前正在美国制造 库存 待运的物资需按照适当的条件以付款的方式取得 目前由苏联控制的正在运输或库存中的租借物 资需要双方确定数额和付款条件。

    苏联立即有了反应 8 21日米高扬建议国防委员会 与美国政府 谈判 通过租借贷款解决3.34亿美元的指定设备订单 与进出口银行谈 通过信用贷款解决10亿美元的新的设备和材料的订单 同时制定 与加拿大政府贷款谈判的方案 2米高扬是想两条腿走路 租借贷款和信 用贷款并进 8 28日鲁登科向克劳利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两个建 第一 苏联申请4亿美元贷款购买租借物资 期限30 偿还宽限 9 年利率2.375% 商品价格在政府与企业合同价格的基础上扣减 10% 美国政府发生的仓储费按实际成本支付 运输费按出口费率支付 第二 苏联希望从进出口银行得到1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条件同上 者与美国1944 9月提出的3-0草案最后条件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 国很快就基本条件统一了意见 对于租借贷款 除价格问题另议外 部同意 对于信用贷款 美国提出 进出口银行的利率必须对所有国家 一致 向银行董事会的建议是3% 3 9 24 克劳利将美国的答复交 给鲁登科 对苏联方案的修改主要是重新编制了物资清单 经与采购委 员会反复商议 最后确定的可以供给苏联的物资总额 大大低于4亿美元”。其次是仓储费和内陆运输费的计算方式需要改变。

    10 15日美苏签署了 管道 协议 其中租借贷款的条件 年限 宽限期 利率 与苏联最初的草案完全一致 只是贷款总额减少为2.927 亿美元 并商定品种和数量可以随时修改 最后实际确定提供给苏联的设备和材料总值2.402亿美元 1签署协议时还商定 为加快运输 美国同 意提供17艘轮船帮助苏联运输 时间到10 31日为止 后因短途运输 延误的责任在美方 美国又将提供船舶的期限推迟至11 15 2不过 关于10亿美元信用贷款的谈判 据鲁登科的报告 由于克劳利和韦森 千方百计 的阻挠而拖延下来 3按照克莱顿的说法 对于苏联要求的长 期贷款 美国政府 有做出任何承诺 由于 务院一直奉行不积极 讨论的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

    战时租借的善后工作到此结束 至于 协议的执行情况 苏联外贸部经济核算司后来的统计 根据该协议 10 15日至12 31 美国向苏联交付的货物总计27.34万吨 其中9.16万吨尚在途中 2.134亿美元 其中全苏车 进口联合公司发现一笔计2500美元的车未供应。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在整个美苏冷战对峙的年代 战时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首 先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如本章开篇所言 抹黑 贬低者有之 高估者亦有之 但是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这终归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必须要把基本史实和数据搞清楚。

     要说明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 首先需要确定两个问题 苏租借物资在美国整个租借援助中以及在苏联战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于租借援助物资吨位和价值的统计 目前披露的数据不是太少而是太 I由于统计时间 量单位 算方法 物资来源以及物品的范围和 念不同 美苏两国政府曾经公布的数据五花八门 学者使用和读者阅 读时需谨慎挑选和仔细鉴别 述所引各阶段对苏租借物资的数字 绝对值的意义上未必准确 笔者更在意的是从比较的角度说明过程的变 不过 总体上来观察 问题要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 美国战时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国总统1945年的租借 报告 战争期间国会共六次授权总统使用的租借拨款共计306.974 98 美元 战争部 军部和其他部门的军事拨款359.7亿美元 2其中向各 国交付的租借物资总额401.966 77亿美元 提供服务 装卸 输等 37.551 28亿美元计入外国政府账户的支出总计439.518 05亿美元未 记账的还有20.882 49亿美元 如此算来 美国战时的租借付出总额为 460.400 54亿美元 3租借支出占美国战时军费的比重从1941 12%增加 1944年的17% 平均15% 4被宣布享有租借援助资格的国家44 实际接受租借援助的国家37 5按租借物资出口计算 如果减去反向租借，英国占约40% 苏联占32% 1也就是说 其余35个国家获取的租借 物资占28% 如果考虑到参战时间和国内资源的因素 英国获取的租借 物资多于苏联就很容理解了。

     至于具体数字 先看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方数据 国供应 苏联的物资为1679.51万吨 2据鲁登科1946年的报告 美国运送给苏联 的物资1734.9万吨 减去途中损失45.5万吨 1689.4万吨 3双方数字 接近 如果按价值计算 按照美国官方数据 价值总额94.79亿美元 上服务费用 总计108亿美元 4这也是苏联认可的数字 米高扬等人在 1946 5 2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 引用的正是这些数字 并且建议以 此为依据准备与美国开始租借清算谈判 5另据苏联外贸部1946年披露的 资料 美国按照租借协议交付的物资总计95.757亿美元 扣除途中损失 实际收到92.346亿美元 6美苏两方公布的数字也很相近 如果加上服务 费用 总额应该在110亿美元左右 7再看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 据美 国数据 盟国对苏租借物资总计1778.18万吨 8按价值计算 美国的统计为104.01亿美元 1苏联外贸部1955年的统计为109.47亿美元 其中包括 了英国和加拿大提供的租借物资 14.66 1.468亿美元 2两者相差不 如果加上服务费 13亿美元 西方提供给苏联的租借物资总值 应在120亿美元左右。

     不过 有一点不能忘记 最能体现对苏租借在美国租借政策中特殊 地位的还不在于这些数字 如前所述 而是苏联享受的优先权和“无条件”援助。

     第二个问题 谈到租借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研究者大多会注意 到苏联经济学家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那句关于4% 的名言 无论同意与否 在最近几十年各国学者的研究中 很多争论都 是围绕 沃兹涅先斯基的这个判断展开的 3这至少说明 沃兹涅先斯基提 出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果将盟国向 苏联提供的工业品与同期苏联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进行比较 能看出 在战时经济期间这些供应品仅占国内产品的4% 4其实 这句 话之所以引发争论 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个百分比的数字 实际上在于作 者没有提供确定的时间范围和可比的具体数据 很显然 此书在1948 出版时冷战刚刚开启不久 者为了贬低美国和西方盟国的作用 可能有意模糊了这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该忽视的计算条件 I按照沃兹涅先 斯基的对比方法 同时把比较时段设定在整个战争时期 如果确定苏联 获取的租借物资总额 含服务费 120亿美元 那么剩下的就是要确 定战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了 但笔者遍查苏联统计资料 没有找到1941 1945年工业总产值的具体数据 不过 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 数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提供的数据 1926/27年不变价格 计算 苏联工业总产值1940 1385亿卢布1945 1270亿卢布 2 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数字 1940年工业品产值为基 100 1942— 1945 年分别为 77 90 104 92 1941 年数 3那么可以算出 1942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066.45亿卢布 1943年为 1246.5亿卢布 1944年为1440.4亿卢布 1945年为1274.2亿卢布 1941年的数据 沃兹涅先斯基提供了一个参考值 1941 6月到 11 苏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52.38% 4如此可以估算出1941年下半年的 工业总产值约为1940年的四分之一 346.25亿卢布 这样 苏联战时 工业总产值大概应是5373.8亿卢布 如果按当时美元与卢布的官方汇率 1 5.3计算 约合1014亿美元 如果按照俄国学者n.布捷尼娜做法 考虑到美苏通货膨胀率差别的因素 将实际汇率定为1比6.275 则约合 857亿美元 如此估算下来 租借物资 120亿美元计 占苏联国产 工业品的比例按实际汇率算就是14.00% 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 也是11.83% 这个计算结果 大大高于沃兹涅先斯基的4% 也高于金博尔的 7%1 但低于巴比钦科的20%2 更低于纳特提供的数字3 比较接近于赫林 10% — 尽管计算方法不同。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可比数据 租借物资与苏联战时固定资产损失 的比较 经济学家m.哈里森认为 联公布的官方数字夸大了战争物质损失 按照他的计算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固定资产损失为5660亿卢布。按官方汇率换算为1067.9亿美元 按实际汇率换算为902.7亿美元 以上统计和估算数字可以看出 苏联在战时获取的租借物资占盟国租借 物资总价值的近三分之一 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损失的十分 之一以上 足见其分量和意义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总体观察和统计数字 说到底 租借就是战争期间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 所有租借物资都是苏联 自己挑选的 大部分也是苏联急需的 即多是 产品 因此 从这些进口物资的实物形式及其品种和技术含量分析 或许更能说 明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军事方面

     就运抵苏联的数量和时间看 上所述 最艰苦的时期 1942 年初 寥寥无几的租借武器装备对苏联能够挺过难关 了在精神上鼓舞士气外 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 1在军事对峙时期(到1943年初) 外来武器装备资有所增加 租借物资开始发挥作用 2 主要是在反攻 时期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无疑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军事准备和反攻速 这一点连斯大林都不能否定 3实际上 美国供应的很多武器装备和军 用物资因其特性而对加强苏军作战能力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 弥补了苏军短缺的装备和物资 在这方面苏联人谈的最多就 是汽车 战争期间美国供应了 36.2万辆租借卡车 4.7万辆吉普车和几 千辆各种类型的机动车 而苏联战时的总产量只有26.56万辆 4 大大提 高了苏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 苏联著名的 秋莎 火箭 炮就安装在美国的 斯图巴克 型六轮驱动卡车上 在苏 军中备受欢迎 以至 图巴克 竟成了 奇迹 的代名词 5苏联最短 缺的物资之一就是汽油 特别是高辛烷值的航空汽油 联的石油产量 居世界前列 但加工能力很弱 战前苏联高辛烷值汽油的计划产量45 仅为国防委员会要求的7.5% ( 6-78 ) — 12% ( 6-74 ) 6这对苏联空军 的作战能力影响极大 战争爆发后 尤其是德军占领高加索油田后 一危机进一步加剧 1943 3月斯大林得到报告 苏联国内的航空燃料 最多只能保证50% — 60%的军事需求 7战争期间 盟国(含英国在伊朗 的阿巴丹炼油厂)供应的各种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总计284.92万吨，其中46.34%为航空汽油 高辛烷值汽油116.35万吨 其他航空汽油15.68 万吨 1根据俄国学者的估计 租借供应的航空汽油约占战时苏联国内产 量的1.4 2在通讯设备和器材方面 租借也弥补了苏军的不足 野战电 电话线 线电台等通讯器材的短缺对苏军的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 的运作十分不利 1941 9 撤离到后方的197厂按照国防委员会的 命令恢复电话机生产 计划月产量5000 但实际上只有1000 联不得不要求盟国每月提供6000 1942年美国和英国运送 23 311部野战电话和28 公里的电话线 3在第二租借协定期间 借援助的无线电台足以装备150个师 而野战电话则可提供329个师使 同时 苏联的重型坦克也都装备了美制无线电台 4越到战争后期 战役规模越大 就越需要加强通讯指挥 1944 底以前 美国提供了 4万多部无线电台 38万多部野战电话 100多万英里长的电线以及其他 通信器材 51944 — 1945 通讯器材的租借超过以往时期的1.4倍，进口的无线电台已可供360个师使用 而野战电话则可装备511个师。

    其次 供大量急需的后勤保障物资 这主要是指食品和皮靴 未动粮草先行 而苏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最头疼的就是食品 有学者计 算过 苏联战时的食品储备达到58.76亿吨面包 31万吨糖和4.2万吨肉 按照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1941 9 12日第662/健号决议中批准 的日粮标准 1000万人的苏军来说 这些国家储备的面包可维持691 糖可维持885 肉类仅能维持28 7因此 1941 10月的第一租借协议中 苏联就要求盟国每月提供20万吨小麦 7万吨糖和1500 吨可可 1942 7 苏联收到了 39.2万吨粮食 1在是年春播前 国还为苏联空运了 9000吨种子 2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统计 从战争开 始至1945年底 美国共进口糖68.35万吨 肉制品79.21万吨 动物 脂肪60.31万吨 3由于美国运送的大都是压缩食品 所以其作用很难以吨 来评估 4俄国学者m.N.苏普伦采用了热量计算法 按他的计算 借食品净重总计491.58万吨 含总热量为675 024.744亿千卡 如果按照 平均每天每人4000千卡计算 则提供给苏联的租借食品足够1000万人 的部队食用4年半 5另一种重要的军用物资是防滑防水的靴子 这对于 在冬季和雪地作战的苏联士兵来说 也是必需品 由于皮革严重缺乏 在第一协议的申请单中 了武器 粮食和金属材料外 苏联要求最多 的就是军靴和皮革 每月40万双和1500 6根据这个协议 英两国 1942年供应了 10 500吨皮革和450万双军靴 7 1944 11 已经 1100万双军靴和600万双高筒军靴发往苏联 当年苏联的产量只恢复到400万双。

    再有 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 苏联的军工生产能力一向不弱 即使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 复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1然而 就许多主要武器装 备的性能和技术指针而言 苏联与西方还是有些差距的 正是在这一点 租借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看飞机 按朱可夫的说法 战前苏联 拥有国产飞机17 745 其中只有21% 3743架是新型飞机 与德 国空军相比 苏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但在质量 速度和火力 方面 却明显逊于对方 2战时美英提供的租借飞机共14 203 9438架战 斗机中 性能先进的机型占绝大多数 p39 飞蛇 4746 P-40 2097 P-63 眼镜王蛇 2400 3771架轰炸机都深受苏联 飞行员欢迎 它们是2908 ^20 波士顿 轻型轰炸机和862 6-25 米切尔 中型轰炸机 而唯一的一架重型轰炸机 24 解放者 则是美 国刚刚研制的带有自动驾驶仪的最新机型 3再看军舰 苏联的造船能力 和技术都比较落后 战前苏联海军只有各种舰船745 3艘战列舰 8艘巡洋舰 过租借 苏联海军得到491艘军舰 输船和补给船 以吨位计算则翻了一番 4特别是在对日作战中 租借舰船使苏联太平洋 舰队的力量加 4 —5 美国实际上为苏联打造了一支新的太平洋 舰队 5而这些租借军舰的技术装备和作战性能 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部报告所说 在适航性 机动性 耐久性 防空和反潜能力 以及生活 舒适性等各方面 都超过了当时苏联国内制造的舰船 6再看坦克 联很重视坦克 1939年至战前就生产了 75000 但其中新型坦克较少，1940年只生产了 246 KV重型坦克和115 1-34中型坦克 1 从战争爆发到1942 6月底总计生产了 15 827 截至1941年底红 军尚有7700辆坦克 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只有1400 此期英国交付 的坦克总数仅占苏军坦克总数的6.5% 不过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比例 则高达33%以上 3 1944年派往前线的5611辆装甲车中 59%是租借 来的 在战争最后阶段 美国交付的2714辆坦克中有2148辆都是最先 进的谢尔曼 型坦克 以这种坦克装备的苏联第六装甲军横扫 欧洲平原 被誉为 支擅长穿越的快速战斗部队 4总之 在西方盟国 的援助下 苏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据统计 新型号和新式 武器的份额 在小型武器中达到42.3% 在炮兵中达到83% 在装甲兵中达到80%以上，在航空兵中达到67%。

    二、经济方面

    租借对苏联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也发挥了 要作用 这里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苏联战时工业结构的变化 国防工业大幅上升而民用工业直线下降 6这种情况既解释了战争后期苏联 在租借要求中提高工业设备和食品份额的原因 也说明了租借物资对于 苏联战时经济维持和发展的作用 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替代形式 租借 资中工业机器 设备和原材料的规模 数量及品种 人惊叹 据美 国总统1945年第21号租借报告 租借项目终止 在美国供应苏联的总计94.79亿美元物资中 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共为30.40亿美元 36.29% 1这就是说 苏联从美国租借的援助物资 三分之一以上是用于 工业 含军事工业 建设的 其品种从轴承 测量仪器到各种机 多达 数千种 把战争结束时苏联得到的某些租借设备与1945年苏联生产的同 类设备进行数量上比较 可以明显看出这类供应的重要性 各种机 2.35万台 后者3.84万台 起重机和挖掘机前者1526 后者13台; 冶金设备前者4.92万吨 后者2.69万吨 1945年底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观的美国工程师发现 该企业一半的设备都是租借来的。

     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战时盟国租借给苏联的 各种切削机 4.43万台 占国内产量 11.54万台 38.39% 3仅仅数 字比较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关键是很多精密机 是苏联自己无法生产 1942 7月第150号飞机厂进口 40台机 使该厂的生产在两 个月内就达到了设计能力 4工业原材料 在整个战争期间 西方供应的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占苏联国内生产的比重 铜为75% —82% 铝为 125% 错为138% 锡为223% 5作为制造1-34坦克的特种钢材 1942 的租借提供占苏联平均月产量的46.7% 6对于苏联短缺的战略物资橡胶 英国提供了 10.35万吨 7发电设备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 战争期间向 苏联发送了用于17个热电站和23个水电站的设备 装机容量145.73万千瓦 价值1.78亿美元 一说2.63亿美元 1已知战时苏联发电容量损 失约500万千瓦2 恢复和新建发电站功率为470万千瓦3 那么租借物资 就弥补了发电容量损失的29.15% 而占新增容量的31% 炼油设备 据第二租借协议和后续协议 美国向苏联提供了4个炼油厂和两个附属 工厂的全套设备 总价值5890万美元 并指派15名工程师前往苏联协 助施工 所有工厂运行所需设备到1945 5月前已全部出口 后期补充 设备的92%也在9 20 前交付给苏联 4铁路运输设备 由于转向武 器制造 战争期间苏联几乎停止了一切铁路车辆的生产 只有92台机车 1000节车厢 租借物资填补了这一空白 美国提供了 1981台机车和11156节车厢。

    此外 还运送了 62.2万吨的铁轨 占苏联国内总产量的56.5% 11万吨的车轮和车轴 以及可以覆盖3000公里的铁路自动信号系统 的设备 6可以想象 有租借物资 联的铁路将处于半瘫痪状态。

    从生产的角度看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为苏联释放出可观的隐形 劳动力 由于大量领土被占领和大规模征兵 造成苏联的劳动力严重缺 据统计 战争初期苏联的产业工人数量从1100 人降到700万人 即减少了 400万人 特别是一些国防工业行业 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 工人 美国分析家在1943年甚至担心 劳动力和物资的严重短缺很可能导致苏联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能力的下降 I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第三租借 协议期开始租借物资的大幅度增加 大大缓解了苏联工业劳动力短缺的 压力 按照布捷尼娜的计算 平均每年进口的租借物资可以释放出劳动力按官方汇率算是58.4万人 或按实际汇率算是69.0万人。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 供应品不仅有助于增加生产 而且在许 多经济领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 可能是关键的利润率 3根据苏联官方 资料 从租借进口和其他非公开援助中收取的海关收入 以官方汇率计 1944年为4.2亿美元 1945年为2.8亿美元 其他年份未提供 ” 如果比较一下从战争开始至1945年底苏联的全部出口收入 不足5.97 美元У 即可看出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 另据俄国经济学家V. 波波夫的研究 1945年苏联政府的预算中 16.2%的国家收入来自 租借法案 这说明 苏联领导人赋予租借问题以重大的意义 论是出于经济方面 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 6上述对历史过程的讨论也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联政府将租借与信用贷款和战后经济恢复连 接在一起。

     三、科学技术方面

    世界贸易促成各国之间科技交流是不言而喻的 租借既然是一种特 殊的国际贸易 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功能 战争为苏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 尽管美国人完全了解高科技产品租借给苏联的后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1943年也曾几次讨论对苏租借中涉及的技术情 报问题 但军人的建议很少得到批准 也从未取得效果 毕竟 罗斯福 条件援助 的总体政策为苏联敞开了技术大门 直到战争接近尾声 美国才拒绝了苏联的某些要求。

    苏联人很清楚如何利用进口先进装备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1943 6 12 航空工业人民委员A1.沙胡林向斯大林报告 为了充分利 用国外飞机最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成果 必须马上获得英国和美国飞机的 样机进行研究 为此 应立即购买这些飞机 建立由 专业水平最 高的工程师 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2在很快获取情报后 沙胡林于28日再 次报告 英国的 5p好 式高空截击机性能优越 应以最快的 度订购10 斯大林当即批示给米高扬 我完全同意 3 10 3 大林亲自写信给丘吉尔 要求尽快提供这种飞机С 4 1943年初第一批喷火 式飞机运抵苏联后 即在莫斯科上空拦截德国高空侦察机的战斗中显 示出独特的优越性 随后 苏联空军 急决定 由航空设计局立即开 始研制高空战斗机 5战争期间苏联的国产飞机大都使用的是进口发动机 13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中 只有三种是国产的 但也均是对外国发动机的复制 根据技术转让许可证在苏联境内组装而已。

    雷达和声呐装置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战争的第一年 英国就向 苏联提供了代表雷达技术的GL-2装置 苏联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所以对此非常重视 国防委员会1942 2 10日下达了仿制GL-2装置的命令 并为此专门进口了 100台特殊机 以便开始生产 11943 12 28 海军人民委员N. 0.库兹涅佐夫向斯大林报告 即向英美订购 带有雷达装置的战舰 以便加快开发苏联的雷达技术 2米高扬曾叹 为涉及国家机密 如果不是战争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雷达。

    最令人震惊的也许是1943 2 1 列入租借物资清单中核原料 到战争结束时 美国至少分三次向苏联运送了 750公斤蚀235 1100 氧化笊 重水 83.5万磅锦金属2.5万磅针 以及1380万磅用来把蚀 提炼成 的精炼铝管 据租借航空联络官R.乔丹少校看到的文件目 列入核材料项下的还有皱金属 9681 锦合金 72 535 铝管 13 766 472 锦金属 834 989 错矿石和精矿 33 600 错金属和含错废料 806 941 以及皱和锦化合物 4这些租借物资的运抵 无疑大大推动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

    直到战后初期 通过租借方式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技术情 报部门从美国和英国得到了 258部军事技术影片 636分技术报告 2500 本教科书 手册和其他类似的科技出版物 6 过大规模仿制 租借援助的 确为苏联带来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 苏联经济为此而收到的效益从战后重建一直延续到50年代 1可以说 借是继20年代苏联的租让制后 方科学技术第二次向苏联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

    最后要说的是 实际上 对租借作用估计再高 也不能忽视欧洲东 方战线作为二战主战场之一的作用 更无法抹杀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 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同样 无论怎样贬低租借的意义 也无 法否定这种援助对苏德战争取得胜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几点结论

    （一）租借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胜利武器 。

    战争归根结蒂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拥有世界上将近一半生产能力 美国加入对抗法西斯的阵营 完全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别是在 罗斯福总统的倡导下 美国实行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金融政 除了 美元符号 的租借使美国成为联合国家的取之不尽的 为盟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至于苏德战场 须指出 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主要依靠的还是自 的力量和优势 这种力量和优势 除了顽强的民族精神 主要在于两 个方面 资源优势 广袤的地域 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制优势 超强的动员能力和统筹机制 舍此 联早就像其他欧洲国 家一样在德国的闪电战攻势面前灰飞烟灭了 不过也必须看到 战争初 期丧失半壁江山使苏联的自身优势受到极大限制 来自外部的援助此时 发挥了重大作用 舍此 苏联也无法在短短两年内组织起快速反击，并直捣柏林 说到底 外因是条件 内因是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租借使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租借是反映和体现战时美苏经济关系的外在形式 与战前相比 这种关系在租借框架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过租借 苏联走出了战前与 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在作为西方强国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 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 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的物资需要是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 在这一过程中 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 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特殊 的对外贸易 “938年苏联进出口贸易额5.31亿美元 占世界贸易总额 1.16% 苏联对美国贸易总额0.91亿美元 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如果说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参与国际贸易 那么美国也是第一次如 此广泛地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 的轨道 通过与各国 的租借谈判 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 物资 控制计划和组件调度(component scheduling)计划 1943年底前 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 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I 值得注 意的的是 正如学者A.2多布森所说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已有的 国家 订购 形式 促进了罗斯福 理念的国际化 以推动战后新版本 门户开放 政策 2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这种在美国经济霸权 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 除了取代大英帝国的英镑统治和特惠制 还试 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联系的新机制 一种新型国际经 济合作的形式 3或者说 将苏联重新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尝试 1922年英国曾经试图做的一样。

    （三） 对无条件援助苏联政策的历史评判。

     尽管罗斯福对苏联实行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在当时受到重重阻力和抵 在后来受到诸多历史研究者出于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和指责 但是 须指出 战胜法西斯 这一政策的目标指向无疑是正确的 苏联是 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 这一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法西斯德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上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 苏联无论 战败 降还是媾和 民主阵营 都是一场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因为英美未能及时开辟第二战场 必须将苏联放在租借援助的 先地位 而且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任何条件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同时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完全符合租借政策的基本理念 罗斯福在提 交国会的第五次租借报告中指出 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衡量 无法比较、也无法用金钱来支付的 它们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汗水来支付。”同中国在亚洲战场一样 苏联在欧洲战场付出了最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代价 用血肉筑起了抵抗法西斯德国的欧洲 长城 为最后胜 利争取了时间 难道对他们的援助还要讲究条件 至于到战争后期是否 还需要继续执行无条件援助政策 是可以讨论的 德国战败后 对苏援 助的军事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在对日作战的策划中还把苏联作为主力的 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1从战后美苏政治合作出发的考虑可能是罗斯福坚持继 续实行无条件援助的重点 这个考虑是带有战略性的 但从策略上讲 战争后期继续 无条件 确实助长和鼓励了苏联的 野心 实际上 斯大林积极要求参加对日作战 主动提出为美军提供远东军事基地的情 况看 苏联此时是可以也愿意接受 有条件 援助的 从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 斯大林被罗斯福惯坏了 他无法接受杜鲁门的 严苛

    （四）苏联对租借援助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变化。

     苏联从最初拒绝考虑以租借的方式接受美国援助 而求助于信用贷 到最后极力要求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后 以解决经济恢复和重建的 问题 其认知和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体来讲 由于是 无条 件援助 租借对苏联只有好处 没有伤害 像英国那样 所以苏联对 这一政策十分满意 求之不得 至于美苏在租借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分歧 和矛盾 就苏联方面而言 究其原因 主要是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缺乏 深入的了解 初期拒绝租借的原因目前没有史料说明 但显然是出于不 信任 也很可能是得知美国对英国援助的苛刻条件 要求英国以海 外军事基地换取驱逐舰 说到信用贷款 苏联人当时不知道 由于存在法律障碍 美国对苏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至于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 后的愿望 根本就是违背租借法案本身的 在政治层面 苏联过于关注 美国政府 特别是罗斯福个人 而不甚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政府 受制于国会 而社会舆论又对国会投票有很大影响 从上述历史过程的 描述也可以看出 白宫任何新政策的提出 都需要事先与国会沟通 前做大量工作 国会针对每次议案的投票大都与民意调查的结果相符 因此 莫斯科更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树立苏联良好的国际形象 而不是把 功夫全用到总统和白宫身上 哈里曼和迪恩对苏联态度的转变 斯坦德 利事件 以及罗斯福去世给莫斯科带来的失望 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 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观察 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只关注租借带来的经 济利益 希望把这种形式延续到战后 而没有看到租借作为一种特殊的 对外贸易方式改变了美苏战时的经济关系 并且为苏联战后融入世界贸 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恰恰是苏联经济发展最短缺 也是最需要的。

    （五）租借未能成为昔日盟友战后的 和平工具 。

    虽然罗斯福期待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 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也未能成为美苏战后政治合作 与和平相处的工具 美国学界对租借政策的批评 或者集中于罗斯福的 天真想法 善良愿望 激发了苏联的扩张意图 以传统学派为主 或者重点在杜鲁门的中止租借命令刺激了苏联的对抗心态 以修正学派 为主 实际上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 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无法实现 而中止租借并非杜鲁门的政策本 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白宫的错误只是其 处事方式没有顾及盟友的感情和尊严 在租借政策后期 美国的关键问 题在于把援助作为 经济杠杆 试图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做出 10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让步 这种方针没有也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 从意识形态出发 苏联绝 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经济杠杆」的 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了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这一方针的根源在于对苏联战 略意图的判断失误 罗斯福以后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倾向于认为 苏联在 控制了东欧以后将继续扩张 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 事实是 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说明苏 联具有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苏联在租借谈判尤其是3-0协议谈判中的态度和立场无疑引起了美 国的极大反感和失望 也是租借合作精神难以为继的重要因素 这种态 度和立场同样源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 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在战后的贷款谈判和马歇尔计划谈判中亦如此 1对苏联战时经济 体制盲目自信 对世界贸易的意义和战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缺乏清醒认 这恐怕是苏联战后未能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和不愿加入国际经济体 系的认知基础。

    租借没有成为”和平工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环节 即苏联拒绝 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章 错失良机：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不可否认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 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 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 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特别是经济体制。

    对于一个自称开辟了世界新纪元的国家 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 行怎样的经济政策 自然是革命政权面对的全新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对 此曾做过不同的选择 1918-1921年的 军事共产主义 是布尔什维克 党政治理念与战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1921-1927年的 新经济政策 是列宁在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大胆尝试 其结果是苏联 经济得以恢复和重建 1928年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 首先 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了执政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未曾遇到的 麻烦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借口 帝国主义的包围 和封锁 斯大林决心 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而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 义经济体制 所谓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就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模式的确在30年代创造了经济辉煌 特别是与同期西方 大萧条 相比 但从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的历史来看 那只是“昙花一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苏联经济发展后续乏力 创新不足的问 题已经暴露出来 靠高压手段和宣传鼓动唤起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激情 不可能长久。实际上，30年代末开始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体 制的弊端 反而为它注入了 因为这种经济模式最易于转入战时 体制 也最能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显现出优势。

     然而 战争结束后苏联经济将向何处去 是继续战前实行并在战争 中得到加强的原有体制 还是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探讨一条新路？从国际背景看 由于共同反抗法西斯的立场 苏联在战争中摆脱了“孤岛”状态 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佳状态 这种 新型大国 关系 无疑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另一方面 战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在实力对比上又显示出一种极不对称的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 2那么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面对发展道路选择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国际关系史(而非经济史) 角度看 这实际上是冷战起源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冷战起源的问题 也是笔者研究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 1这里涉 及国际货币 金融 贸易体系以及贷款 赔偿 关税等诸多问题 本章 主要考察的是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问题。

     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笔者看来 就是在二战后期逐步建立起来 的国际货币 金融和贸易体系 1944 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 顿森林度假村召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而得名 2这个体系的目标是建 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 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 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称世界银行 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 贸易组织——后长期表现为 关税和贸易总协议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把世界贸易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笔者对历史 过程的梳理显示 国际货币 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三者关系极为密切，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 不仅美国在设计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时就把货币 金融和贸易紧紧捆绑在一起 并为此一再放宽苏联作为创始国加入国际 经济组织的期限 而且苏联虽然对稳定货币不感兴趣 迟迟不愿正式 宣布放弃加入国际货币组织 要考虑的也是对外贸易问题 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 国际货币金融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的结算和支 付问题 而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 如杰克逊所说 在一定程度上货 币和贸易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关贸 总协议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般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 I所以 有人把这三者称为 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 ，就不足为怪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布雷顿森林会议及其签署的协议 其核心是稳 定货币和汇率 建立国际贷款机制 只是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的第一 而非全部内容 同理 70年代初美元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改 行浮动汇率制 牙买加体系 也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 而非整个国 际货币金融贸易体系的改制 事实上 世界银行的扩展和世界贸易组织 的成立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及其成员的不断增加 别是80 — 9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纷纷加入以及中国积极要求恢复在 这些机构中的席位 恰恰说明了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优势和稳定 尽管存在 种种缺陷 广义上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毕竟保证了战后 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其所遵循的多边主义原则 所追求的经济全球 化愿景 所倡导的国际经济合作范式 所确立的自由开放和非歧视的国 际经济秩序 都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保障 也是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舍此认识 本章讨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其历史前提。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西方学者的研究基 本上 眼于美国 英国或者美英关系的角度 “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起步较晚 成果不多 但特点是大量使用了俄国的档案文献 重点在 于描述苏联的立场和态度 2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且角度各有不 其中涉及苏联的只有一篇 3总体上讲 关于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 立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到位 一些重要问题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有些基本史实还没有说清楚 如苏联对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究竟是什 么态度?4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将苏联置于何种地位 5苏联为什 么拒绝参加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苏联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抵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苏联的选择是否合理 是否正确 1这种选择与冷战起源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将注意力集中于1944 7月的布雷顿森 林会议 对于此前美苏之间的沟通 特别是苏联内部对美国和英国的战 后国际货币方案的讨论 较少研究 对于1946年苏联对美国关于建立国 际贸易秩序和组织的建议反应如何则更少涉及 本文在大量利用美国和 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 梳理1942 —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全 过程 特别是其中美苏关系及苏联立场的变化 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拟回答的基本问题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初设计是否包容不同的经济 体制 苏联最后决定拒绝参加国际货币 融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何 苏联与国际经济体系彻底切割的长期后果是什么 战后初期美苏经 关系的变化与冷战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怀特的计划：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倡导和推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是美国 而关键人物就是总 罗斯福 国务卿赫尔 财政部长摩根索及其部长助理H. D•怀特 后者也是美国建立国际平准基金 Fund 称稳定基金 计划的 设计者 该计划史称 怀特计划 。

     19世纪末 美国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大力主张 门户开放 政策 20世纪以来 美国领导人越来越赞同 多边主义 原则 提倡国家之间 的合作 以鼓励自由流动的世界贸易 赞同最惠国待遇原则 2而世界贸 易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是具有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关于这 个道理 早在一战后的布鲁塞尔会议 1920 和热那亚会议 1922 各国经济专家们已经有所认知 并制定了相应的协议和公约 但是 由于各国政府缺乏合作诚意 两次国际金融会议收效甚微 31929 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 在国际经济秩序遭到 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1931年英国和德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 中止本国货 币兑换黄金 任凭汇率自由浮动 随后各国纷纷效仿 导致30年代中期 以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制彻底崩溃 4于是 重商主义重现 经济民族主义盛行 破坏性的经济竞争终于导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战争开始后不久 人们就在筹划战后的货币和经济秩序 1941 4 著名经济学家 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M.凯恩斯宣布 英国打算建立 一个 以商品和服务贸易为中心的国际交换体系 通过 当的汇率政 策和贸易自由化的经常账户 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5 16 罗斯福致信赫尔 敦促国务院与英国就战后经济政策展开谈判 七月14 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表关于战争目的和战后体制原则的联合宣言 洋宪章 其中谈到 希望战后在经济领域实现所有国家之间最充分的合作 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世界贸易。

    1941 12 8 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 为罗斯福的密 友和政治伙伴 摩根索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会议 在会上 摩根索宣布 将货币研究部主任怀特提升为部长助理 将财政部的一切对外业务统 一交由怀特掌控 3 特是摩根索信赖和倚赖的业务顾问 也是他的私人 朋友 他们有 共同的价值观 对苏联及其体制抱有很大期待。12月 14 摩根索指示怀特 并准备一份有关建立盟国间平准基金的备 录和计 以便 在战时用于向实际和潜在的盟友提供援助并牵制敌国；为战后国际货币的稳定安排奠定基础 为战后提供一种国际货币 。“怀特计划 由此启程。早有准备的怀特在12 30日便起草了一份简短 的草案 名为 币与银行联合行动建议方案 草案建议设立两个相互 协调但各自独立的机构 一个是稳定外汇市场的基金 一个是为战后重 建提供信贷和担保的银行 6这一计划草案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合作和机会 均等的基础上推进战后世界贸易 正如怀特在1942 1 6日的备忘录 中所说 设计平准基金是为了便于 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经济目标 成员资格只向赞同宪章目标的国家开放。

    1942 4 怀特完成了计划初稿 关于联合国家及联系国家 平准基金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初步建议草案 怀特在引言中提出 战后世 将面临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何防止外汇市场和货币信贷体系崩溃 如何保证对外贸易的恢复 如何为各国重建和经济恢复提供所需的大量 资金 怀特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拟订详细可行的计划 并设立 具有足够权力和资源的机构 要做到这一点 只能通过国际合作 特设想建立的国际平准基金将拥有至少50 美元的资本金 其构成是会 员国根据各自所承担的基金份额而认缴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政府证券 基金的作用不是提供一般经济贷款 而是帮助各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目的就是通过短期贷款稳定汇率 为此 基金组织成员国被要求放弃所 有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 外汇管制和汇率自由调整 并需要向基金组织 提供章程所规定的本国经济信息 怀特设想的复兴开发银行将拥有100 美元的资本金 同样由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构成 基金组织不同 银行的作用是向各成员国提供为重建和经济发展而需要的长期贷款 可以为私人银行的大额贷款提供担保 不过 取得复兴开发银行贷款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5 8日怀特将计划交给摩根索 并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国家的财政部 长会议 以推进建立这两个机构的计划 他还敦促摩根索采取主动，以便由财政部来主要负责未来的谈判。5月15日，摩根索将计划文本送给 罗斯福 并在信中说 时推出这样一个计划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 经济意义 摩根索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财长会议 讨论这 个计划 2第二天 罗斯福答复 建议财政部继续与国务院 战时经济局 (BEW) 出口银行研究 并取得国务院的意见后 行商讨 3摩根索 即与国务卿赫尔联系 并确定5 25日进行会商 4财政部预期召开的 跨部门联席会议十分成功 会议对怀特计划的总体原则形成了惊人的一 致看法 商务部长 斯甚至称赞这个主意 棒极了 务院负责战后 规划的专家I 斯沃斯基表示 怀特计划 非常适合 于政府内部及 与其他国家技术专家讨论的基础 5会后成立了一个专门讨论基金问题的跨 部门技术委员会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大家一致认为基金和银行的目 标和宗旨都是可取的 国务院也承认财政部在货币事务中的首要地位 不过 在推行这一计划的程序上出现了两种立场 怀特和财政部其他代 主张召开国际财长会议进行讨论 而国务院更倾向于与英国金融和货 币专家举行双边预备性技术会谈 最后 双方达成妥协 美国将分别与 各有关国家举行双边会谈 先是与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大利害关系的英 国和苏联谈判 同时 向各国技术专家发出邀请 总之 应在战争结 束前设立基金和银行这两个机构 6当然 这些分歧和辩论只是在方法和手 段上 7月份 技术委员会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怀特计划的目的和 原则已经达成了一种 际货币共识 美国经济的特点要求多边主义这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繁荣 稳定的汇率是多边贸易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 建立和管理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一个国际的或超国家的权威机构。

    怀特计划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其他货币都将与美元挂 而美元 则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汇率与黄金挂 即实现黄金— 本位制 毋庸置疑 这一设想的基础在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战争 中的领导地位 1940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当年价格 997亿美元 1941年增长到1245亿美元 无论怎么计算 远远超过苏联 国和其 他国家 2美国的钢产量1940年已达6700万短吨 苏联和英国分别只有 1831.7万吨和1318.3万吨 3 1940年底 美国黄金储备为219.95亿美元 按当时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官价计算约为19 546.42 约占世 界黄金储备的80% 4凭借这种经济实力 美国加入战争才从根本上改变了 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力量对比 同时 确如波拉德说的 济实力提供了 最具成本效益和政治上可接受的确保战略目标的手 5经济实力和领导 位自然导致美国在战后货币体系设计中要维护美元优势 并进一步打 造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正是由此出发 怀特在1943 年便预言 美国 能会成为战后稳定货币结构的基石 6不过必须看到 的是 当美国占据领导地位的同时 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 国国务 院特别研究部1942 7月报告 自欧战爆发以来 美国的国际主义有了

    显着发 在各种民意调查中 80%的人赞同建立 种形式的战后 国际组 1就连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夫脱参议员也表示 了成为 种国际组织的领导成员 美国没有未来 2所谓领导责任 首要的就是 推动国际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 恰如怀特所说 我们有机会 实施一项基本原则 它必须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的基础 这项原则认 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 一些冷战史专家想象的不同 怀特计划 首先遇到的 最坚决的反对者不是苏联 而是英国 早在怀特计划出台 前一年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就采取行动了 1941 9 8日著名经济学 家凯恩斯起草的清算联盟计划初稿开始在英国财政部内分发 1942 2 11日该计划第四稿提交给内阁 4这一计划史称 凯恩斯计 英美 两国计划基本目标和路径是相同的 即在管制性开放经济秩序中 建立 一个稳定的汇率体制 并通过一个专门的国际货币组织保障之 但凯恩 斯与怀特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却十分不同 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表现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 例如 际货币组织是否需要拥有实际资本 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通过 还是 购买 汇率变动是否与 黄金挂 汇是否可以自由兑换 汇率调整的权力由谁控制 国际账 户结算采取双边制还是多边制 等等 与苏联相比 美国同英国的经济 分歧要大得多 别是在战争中 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国际问题是国际责任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

    债权国 而英国则沦落为欧洲主要的债务国之一 他们对于战后经济规 则的构想当然要从各自的经济地位出发 1941年春季美国接受英国为 租借法案 受援国 1946年夏季美国完成 国际贸易组织章程 起草 再到1947年秋季签署 税和贸易总协议 迫使英国放弃帝国 惠制并削弱英镑区势力始终是美国在与英国各方面经济谈判中的基本 要求 1分歧的本质在于立场不同 英国要尽力维持日益衰落的 不落帝 的经济地位 而美国则要以美元替代英镑 确立其国际金融的霸权 地位 2需要补充的是 尽管 为其 凯恩斯和怀特的私人关系相当 不错 在英美专家谈判时凯恩斯曾说过:除了怀特 他谁也不见 3另外 怀特在对计划进行修改的过程中 的确吸纳了凯恩斯的不少构思4 而英国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亏得有凯恩斯的不懈努力 5毕竟 在稳定货币 这一点上 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正如伊肯伯里所言 两个计 1943年至1944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谈判提供了框 如果说美国政府早已预料到怀特计划将遭遇来自英国的反对 那么 他们对苏联则充满了期望 苏德战争爆发前 苏联在美国人眼里就是希

    尽管 多妥协是依照美国计划的方向达成 6 1 24

    特勒的 融前线 并对其实行了 德禁 I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后 国立即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1941 6 24 罗斯福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愿意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援助苏联 29 24 苏联在 伦敦签署了 大西洋宪章 1942 6 11 美苏签署了关于在进行 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议 作为盟友 美国领导人对英 国难以接受的莫斯科的种种言行表示理解和宽容 罗斯福在1942 7 对丘吉尔说：「 斯大林打交道必须全神贯注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我们盟 友的存在 以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 在战后东西方合作建立国际秩 序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是期望打造一个 济联合国 4他提出的框架包 括集体安全 边主义 建立在平等互利 自由贸易和货币可兑换基础 上的经贸关系 罗斯福相信 苏联将在设想中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建 设性作用 并成为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 5从经济关系讲 这些正是怀特 计划的出发点 在草拟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计划时 怀特非常重视苏联的地位和作 他认为 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 拒绝苏联加 ，「 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 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贸和 汇率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 更有理由尝试让它们加入这场通过合作稳 定国际经济关系 提高贸易水平的行动中来 通过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苏联 既可以贡献也可以受益 。

    1943 2 1 美国同时向英国 苏联和中国大使馆正式递交了 基金计划草案 说明这些文件并非政府的正式意见 是美国技术专 家准备的供讨论的基础 1英国立即作出反应 2 8日英国财政部驻华 盛顿代表ё菲利普斯转达了政府的意见 希望美国不要将基金计划通知 三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建议英美两国先将各自的计划协调 起来 美国则表示 打算按照原计划召开会议 讨论货币问题 2为了争取 苏联的支持 2 20 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将国际清算联盟的方案交 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 3凯恩斯见到苏联驻英大使迈斯 基时 恳求他们从莫斯科派出一两个人与我们进行真正的对 凯恩 斯认识到 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苏联参与讨论战后国际金融和 货币问题，「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全世界都将是有价值的 4在美 英两个计划陷入竞争状态时5 苏联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 然而 斯科的最初反应却显得十分冷漠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斯大林对美国的经济援助寄予很大希望。在整个战争期间 美国的确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了大规模物资援助 1 不过 考虑到战后安排问题 斯大林就谨慎多了 早在1942年初 苏联 成立了战后安排方案委员会 联共 中央政治局1 28 的决议 规定了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数据筹备委员会的任务 其中在经济问 题方面 要求委员会研究和整理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 包括 税同化 消除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建立货币集团以 及工农业生产 等各种方案 2此时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出现 自然会 引起苏联各方面的注意 有关部门纷纷表达了意见。

     1943 2 20 收到英国的清算联盟方案后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 经济司专家A.阿鲁秋 尼扬特别指出 美英的目的是通过清算联盟 将战后世界重建的领导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清算联盟理事会的表决权由各国战前三年对外贸 易水平决定的份额来确定 这两点对苏联来说是 无法接受 3不知何 阿鲁秋尼扬认定清算联盟计划草案是美国和英国共同编写的 这至 少说明当时苏联对美英讨论战后货币问题的内情还不甚清楚 外交人民委员部经济顾问M.巴拉诺夫斯基也认为 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治家和商业界代表正在制定各种战后重建计划 其目标的共同 特征是限制苏联在战后世界安排中的作用以及在欧洲的影响力 而确保 美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将欧洲变成美英资本的内部市场 立清算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过将苏联纳入清算联盟系统 资本 家打算限制苏联的对外贸易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苏联经济的发展。为此 他们试图打破苏联的对外贸易垄断 以便向英美出口开放苏联市 不过 拉诺夫斯基也看到了战后英美之间的矛盾 认为通过建立 清算联盟 英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美国在经济扩张 巴拉诺夫斯基 的结论是 虽然苏联加入清算联盟的条件不利 但也可以通过联盟获得 优惠的无息贷款和消除双边清算中的不利因素 可以降低关税 为取 得最惠国待遇创造条件 苏联可以在坚持经济政策原则的情况下 就加 入清算联盟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否可行 只有从政治利益上进行评估 因为清算联盟给苏联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会很多 I显然 外交部门考虑更多 的是政治问题。

     副财政人民委员A. 0.兹韦列夫5 6 的报告同时评估了美英两国 的方案 对于清算联盟 兹韦列夫的看法更加乐观一些 他认为 只要 能够推进对外贸易结算和扩大世界贸易市场 清算联盟的一般原则以及 相关规定和程序苏联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前提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实 力为苏联提供更公平 更充分的份额 如果超过债务限额 允许苏联不 以本国货币而用国库券或外汇期票形式的政府有价证券进行担保 至于 怀特计划 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 由于稳定货币与苏联受到管制的货币 流通关系不大 美国的平准基金项目不能为苏联提供任何重大利益 加入基金组织 仅仅是因为这是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的前提条件 即使加 入基金组织 也必须改变该项目与苏联政治和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内容 如认缴份额的分配和构成 对货币管制的限制等问题 复兴开发银行旨 通过贷款提供战后经济援助 在特定的条件下苏联应该加入 2看来 政部门的意见要务实一些。

     5 22日苏联国家银行代理行长V. N.叶姆琴科也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认为 美国设想的平准基金有诸多条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如卢 布汇率由基金组织确定 以预付会费和外币兑换的形式向基金提供苏联 货币 取消外汇限制以及苏联在基金组织管理方面不适当的地位等 于英国的计划 报告认为 与双边清算协议相比 清算联盟系统具有某 些优势 且不会影响苏联的外汇垄断 苏联还可以通过任何外币进行多 边结算 但是苏联无法接受清算联盟的贷款条件和程序 特别是苏联在 清算联盟理事会的投票数只是英美的十分之一和十三分之一 甚至少于 丹麦等小国 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叶姆琴科的结论是 苏联可以参与 讨论 关键是必须与组织国际长期贷款联系起来 1 从上述苏联各职能部门的分析和报告看 无论是怀特计划还是凯 斯计划 总体来说对苏联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这些 方案被视为对苏联有不良居心 从经济角度看 虽然可能获利 但必须 对条款和条件进行根本性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最高决策层没有决 联是不可能积极参与战后金融货币问题的讨论的 6 15 — 17 日摩根索召集的联合国家技术专家会议上 19国代表讨论了平准基金草 苏联借口对邀请函的理解有误 已来不及派遣专家只是从驻美使 馆派出了几个 观察 尽管没有参加讨论 但莫斯科还是掌握了各国 对怀特计划看法的基本信息 27 12 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根据 驻美国使馆的通报 向莫洛托夫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美国在这次会 议上拿出的方案与以前交给苏联的方案相比 有几处重要修改 首先令 苏联感兴趣的是 定份额规模的新公式 在这个计算公式中对一个国 家的国民收入规模赋予了更大权重 如此苏联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就有了大幅提升 即从原先的1.64亿美元提高到7.63亿美元 从而使苏联在 基金理事会的表决权从2.85%升至6.1% 次是给予成员国决定使用本 国货币还是政府有价证券缴纳份额的权利 但是 也有令苏联不满的地 如新方案增加了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 25%升至50% 会议根 本没有讨论成立银行的问题 维辛斯基认为 基金根本无法解决苏联最 关心的长期贷款问题 苏联份额的增长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尚有 很多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苏联才有可能参加基金 组织 由于会议拿出了大量与战后货币相关的数据和文件 维辛斯基建 苏联应该派出财政 外贸和银行方面的专家各一人前往美国研究这 些资料 在行前由莫洛托夫召集会议 讨论这些问题 1 尽管在5月和整个夏天美国不断催促苏联派专家来参加关于基金问 的讨论 新任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一再保证苏联对正在进行的谈判感 兴趣 但直到10 苏联专家代表团始终没有在华盛顿露面 2实际上 此期苏联内部的讨论还在紧张进行当中 尚未拿定主意 直到9 18 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才将各部门 专家讨论的 呈送莫洛托夫 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最新基金 案的主要内容 对苏联来说比较重要的有利修改有 缴份额中的黄 金比重虽提高到50% 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则降至规定额度 的四分之三 22.5% —37.5% 当事国在与基金组织协商的基础上 内可以在10%的幅度内调整汇率 外汇管制可以暂时保留 待条件成 时再予以取消 不过 专家们仍然认为 需缴纳会费 的清 联盟对苏联更为有利 体来说 英两个计划对苏联的 意义都是 有限 因为苏联需求的是长期贷款 如果接受怀特计划 苏联在谈判

    中必须实现三个目标 苏联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大致限定在3亿美元 确保苏联更大程度地参与基金管理 基金组织不得干预外汇管制等苏联 在这份报告中 意识形态的色彩已经大为减弱 讨论的主要 如何在基金组织中保障苏联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莫斯科向怀特计划迈进了一步

     1943 10 上旬 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受到莫洛 托夫和斯大林的热情接见 12日的谈话中 莫洛托夫反复询问美苏在 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 3斯大林在15 的会谈中则大谈战后苏美之间的贸 易问题 对贷款和赊购表现出极大兴趣 甚至提出成立美苏贸易联合委 员会的建议 4美国使馆对这次访问做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纳尔逊先生 在莫斯科停留10 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 凡的合作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中 10 14 米高扬致函莫洛托夫 示了苏联应参加基金组织的想法 前提是能确保 利参与基金领导机 的工作(不少于10%的表决权) 6此后不久 苏联最高领导层就做出 决定。

    推动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是1943 10 19 — 30日举行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会议期间 10 23 摩根索致电美国驻苏大使哈里 曼说 各国专家关于基金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但苏联技术人员还未出 而如果没有与苏联专家商议 在联合国家内部对战后货币问题进行 何正式的讨论 都是不幸的 24日 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直接赫尔致函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转达了摩根索的殷切希望 请苏联派专家到华盛顿 讨论基金问题 信中还说 联专家前往华盛顿参加此次谈判 将会给 我们两国富有成效的交流提供另一个机会 希望我们两国能在战后世界 福利的相关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 赫尔要求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能够 会议期间 赫尔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 忘录 其中包括在非歧视基础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建立可靠 的国际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 正在讨论的国际平准基金问题 促进需 要国际援助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 进行恢复和改善国际航运的谈 等等 备忘录特别提到 就货币稳定 国际投资 贸易政策等重要 问题 英国代表已应邀来美国进行了非正式的 卓有成效的沟通 希望 近期苏联也派专家来华盛顿进行磋商 3 10 25 美国又提出了一项 提案 承诺美国将来战后苏联经济恢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愿意 与苏联谈判，「 快确定所需的物资和设备的数量 性质 技术细节和计 4此外 莫斯科外长会议也解决了斯大林一直担忧的开辟第二战场问 会议公报宣称：「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决定 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开

    得知苏联的决定

    始进行 1 一切促使苏联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 里姆林宫没有理由再 拖延了 会议秘密议定书提到 们认为 将在较长时间内进行的复兴 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 为此 美国的经济和财政专家们初 步研究了创建国际贷款机构的可能性 附件八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 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为此 前正在联合国家之间讨论有关建立 国际稳定基金的问题 附件九 2会议结束的当天 莫洛托夫答复赫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近期将向华盛顿派遣专家 参与国际平准基金 实际上 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10 14 米高扬就给莫洛托 夫递交了一份报告 关于苏联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问题 报告提出 1. 认加入计划中的国际货币组织的可能性 2.以美国专家制定的国际稳定 基金的草案为基础 3.派遣苏联专家参加该组织草案的讨论 4.在讨论 该草案时应要求不干涉苏联内部的经济政策 尤其是货币政策 5•尽可 能减少苏联向稳定基金缴纳黄金的比例 15% 6.提议黄金储备中央基 地包括美国 英国 苏联和中国 7.建议美英苏中四国在基金的份额至 个月后 苏联开始考虑其专家赴华盛顿参加非正式谈判的方针和 立场 11 29 米高扬提交了给专家指示的初步方案 主要内容包 苏联专家在讨论中的意见不能被视为官方言论 苏联专家应避免发 表可能被误解为苏联拒绝其他国家 英国 加拿大等 该方案的言论

    的谈判 3 少占10% 同意苏联代表成为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3

    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其他国家对美国计划的修改意见 以及美 国对苏联修改意见的态度 苏联专家在谈判中提出的声明和建议应围绕 以下几个目标提出 确保基金不会干预苏联的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 少苏联应缴纳的黄金数量 争取将基金信贷用于支付苏联的商业债务 加强苏联在基金领导机构中的影响力等 同时 米高扬还以一问一答的形 12 7 国家银行副行长N.F・契楚林 外贸人民委员部货币司 司长N.莫罗佐夫 财政人民委员部货币司司长ld兹洛宾提交了根 据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示所作的将下发给专家的指示草案修改稿 修改 稿增加和修改的内容主要是 允许苏联专家表态 苏联有可能参加作为 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中黄金缴纳比例应降低至 15% 为领土被占领国提供50%的特别优惠 在向苏联提供大量长期 贷款的条件下 可以表态苏联同意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等 3在这里 苏联加 基金和银行的意向更加明确 但条件也提高了 12 11 契楚林等人又呈上了一份修改稿 12 7 稿的措 辞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改 4同一天 维辛斯基汇总各部门意见后向莫洛托夫 提交了关于平准基金 清算联盟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初步结论 平准 基金方案对苏联没有经济意义 反而增加了苏联的经济负担 限制了 苏联发展对外经济的自由 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但由于基金与旨在提供 长期贷款的银行捆绑在一起 如果苏联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被接受

    式提供了技术专家对所提问题如何回答的具体内容 2 那么苏联可以接受怀特计划 而不是凯恩斯计划 5 1 3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12日契楚林和莫罗佐夫再次呈送了一份补充报告 详细分析了基金 份额的问题 认为设立庞大的基金份额对苏联不利 建议给苏联专家的 指示中再增加一点 声明苏联认为50亿美元的资本金已经足以支持基金 完成任务 莫洛托夫把最后形成的指示发给前任驻美大使利瓦伊诺 征询他的意见 2利瓦伊诺夫实际上持积极态度 尽管没有提出具体修改 意见 只是强调苏联专家应及时通报谈判情况 以便苏联调整自己的建 但他还是指出 维护战后世界和平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经济秩 序的稳定 因而自然应为四大国提供对国际金融政策施加其相应影响的 16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两份报告 一份报告主要是对关于复兴 开发银行方案的指示的措辞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4另一份报告主要谈份 额问题 为基金份额在3—4亿美元之间 就可以满足苏联的需求 而银行份额有两种计算方法 其结果苏联应缴份额分别是1.85亿美元 12 30 关于苏联专家在华盛顿谈判的方针最后定稿 除增加了 对苏联关于怀特计划修改方案理由的几点说明外 主要内容未变 6同一 契楚林等人又补充了两点意见 在战争结束一年内 领土被占领国 家可以自行确定本国的货币方针 员国之间不得签署双边清算协议的 显然 在美国的推动下 此时苏联已经开始转向合作的立场 12 1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2-215. 2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4-210. 3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2-203. 4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21-228. 5 ABПPa), 4). 06, oп. 6, 17, 170, 229-231. 6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6-220. 7 ABПPa),6.06, oп. 6, 11. 17, 4. 170, 232,这两点建议是否被接受 从文件上看不出来 按照被占领地区给予50%折扣的标准 4亿美元 5 机会 3 义务不适于个别国家因处理外贸关系而签署的支付协议 7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5 初结束的德黑兰会议也起了很大作用 虽然会议没有 重讨论战后经济 问题 但这次会议对于促进三大国战时军事合作和战后政治合作发挥了 重大影响 1更重要的是 次会议实现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面 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会晤 不仅 真理报 首先全文发表了会议宣言 斯大林还亲自修改了塔斯社对会议结果报道的题目 把中性的 苏美英 政府首脑会议 改为更具合作意味的 三大盟国领导人会议 2在会后的 此时苏联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12 31 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莫洛托 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非常重要的报告 报告在分析莫 斯科会议美国国务卿提交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指出 德黑兰会议已经确定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原则 赫尔的建议涵盖了战后合作的基本问题 苏联的利益不相抵触 甚至可以满足苏联的某些特殊利益 战争赔偿 因此 苏联政府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 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体包括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谈判 同意缔结国际贸易公约 消除贸易 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 殊商品和私人贸易的国际协议 关于航空运输的谈判等 报告还提到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问题 经给在美国的苏联代 表团下达了指示 4从这个报告也可以看出 苏联对于战后与西方的经济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罗斯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斯大林是什么类型的人 时说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3 13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合作 最感兴趣和最看重的 是开展对外贸易问题 而在美国人的逻辑 发展世界贸易的前提是稳定货币 这一点 莫斯科的政府官员或许 没有注意到 但经济学家看得很清楚 1943 12 1日苏联政府的官方英文刊物 战争与工人阶级 刊登 著名经济学家Е. 瓦尔加的一篇文章 文章对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 尽管两者都不可能对苏联的经济政策产生 影响 但就货币和汇率稳定而言 怀特计划优于凯恩斯计划 瓦尔加明 确指出 苏联只对那些可以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项目和措施感兴 不过他承认 苏联将受益于一个建立在 金含量固定的货币 为美元与黄金挂 里指的应该就是美元 笔者 础上的贸易体 并暗示苏联政府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考虑参加货币谈判 1 1944 1 莫斯科的 世界经济和国际政策 杂志又发表经济学家1.特拉赫金 伯格的文章 其中写道：「 们对外国货币的稳定感兴趣 既有接受 我们出口商品的国家 也有我们从那里进口商品的国家 我们对世界贸 易的发展感兴趣 无论任何措施 其中包括货币措施 要在某种程度 上有助于上述任务的解决 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苏联在这个时候公 开发表这些文章 特别是瓦尔加的文章 不无用意 3结合上述苏联内部讨 论的情况 以断言 莫斯科在苏联技术专家启程去美国参加谈判之际 想要向西方透露的信息实际是 只要能够提供大额长期贷款 接受对

     草案的修改意见 苏联愿意加入怀特计划 1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1944 1月初 苏联两名技术专家先期抵达华盛顿 21 29 契楚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全部到达美国 其中包括莫罗佐夫和兹洛宾 3 此期间 1 11 怀特已将英美技术专家共同起草的关于平准基金的 方案交给苏联代表团 尽管提供了英美两套不同方案 但双方都视美国 方案为主要方案 4 2月到5 美苏技术专家的谈判基本上也是围绕美 国方案进行的 实际上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 通过差不多同时 进行的美英谈判和美苏谈判 有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 以下简称 基金协议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以下简称 银行协议 基本条款已经形成 美英谈判确定了基金协议草案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苏联对基金组织旨在解决的根本问题 即汇率稳定和多边支付制度不感 兴趣 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银行的成本 苏联 能够得到多少贷款 基金组织成员的义务对苏联经济政策和贸易制度的 收到苏联代表团2 13 的报告5天以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向莫洛托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接受专家的建议 同意美方提出

     影响 苏联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影响力 5 1 3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为25% 苏联的方案是15% 或黄金储备的 10% 同时坚持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在此基础上再降低50% 领土被占领国家可以用本国货币从基金兑换必需的外汇 而无需以黄金 支付一半款项 关于向基金组织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 说明不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通报本国的经济信息需通过协商 的方式 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贷款应提供更优惠的条件等 1 为了推动美苏经济谈判达成共识 争取尽快召开有关基金问题的国 际会议 美国总统也出来说话了 对三大国正在 就此问题预先交换 意见 的情况 2 23日罗斯福致信斯大林说 切需要一个联合国 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 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 应予以 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 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 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 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 /与此同时 1944 3月的联共 中央机关刊物 共产党人 又发表了瓦尔加关于货币稳定计划的修改稿 其中明显地表示出对怀特 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 美苏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 照苏联代表团 在报告中的说法 美方几乎否定了苏联所有的修改方案 但都会提出新 建议 少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比如 为增强借款能力 投票权 1

     计划的赞同 4

     23 10 斯大林回信：「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 和对理事会的影响力 苏联要求保证其在基金总份额中至少占10% 国表示同意 但拒绝在协议中指名基金理事会的执行董事 怀特承认莫 斯科是基金组织的黄金存放地之一 但其他存放地的问题留给理事会处 美国不接受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实行50%的折扣 但同意 给予25%的折扣 关于确定和变动汇率的问题 美国同意在一定时期内 苏联可以自主决定卢布平价 关于向基金组织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国拒绝苏联的修改 但建议在章程中列出一些必要的指标 如果成员国 政府认为基金组织建议的措施是不必要的 则它们没有义务执行这些措 怀特还同意在协议中按苏联的建议写上 基金组织不应提出任何建 要求改变成员国经济组织的根本性质 过谈判 苏联代表团得出 结论 尽管不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苏联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却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 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参与解决国际 金融问题的能力方面 1至3月下旬 怀特感觉讨论进展顺利 虽然还不能 然而 在莫斯科的领导机构却有不同感受 4 4 财政人民委员 部和国家银行向莫洛托夫报告说 参与谈判的苏联专家的观点是 苏联 加入基金组织不能给自身带来实质性的直接经济利益 苏联加入的理由 出于政治考虑 增加苏联的影响力并通过基金组织获得金融信息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的看法是 美国专家拒绝苏联关于自主确定货币平 价和基金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修正意见 实质上造成 了苏联代表在基金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时依赖美国支持的局面 苏联的经 济利益也在减少 但参与基金组织依然可以具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由于

    确定 但对技术人员来说 有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达成协议 2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联合国家专家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的联 合声明草案 签署在即 他们建议应指示在美国的苏联专家 如果不答 应苏联的最后条件 苏联专家就不可能在 联合声明 上签字 如果美 国专家仍坚持原来的意见 苏联专家在拒绝签字的同时应声明 苏联对 加入基金组织持积极态度 至于加入的条件 苏联专家还要与相关部门 协商作出最后决定 随后 报告详细列举了苏联的最后条件 如坚持维 护国家贸易垄断 独立确定卢布平价 不反对与基金协商调整汇率的幅 度问题 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黄金应享受25% —50%折扣的优惠”尽量 争取向基金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在未来五年内不适用于曾 被占领的国家 向基金上缴的黄金不包括本地新开采的黄金 通过调整 份额计算公式中的指数(主要指国民收入)将苏联的份额增加三分之一 以保证苏联在基金总份额中的比例达到10% 确保苏联在基金理事会的 执行董事席位等 1在递交报告的同时 依据上述意见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 美国的确急于在联合国家代表中正式讨论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 行的方案 以便通过一个共同的协议 尽早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3但召开正式国际会议的前提是美英苏三大国首先达成共识 早在上 年的10月美国就将 联合声明 的草案发给了英国人4 但迟迟没有回音 4 5 赫尔向英国转交了摩根索的信 告知美国总统希望在5月召开 1

    科还作为附件呈递了他们起草的给在美专家的指示稿

     一次联合国家和有关国家政府的代表会议 讨论建立平准基金和复兴开 发银行的问题 为此必须提前发布 联合声明 求英国尽快对此问题 做出决定 但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政府被迫表态 将在英国议会引起混 1面对英国继续拖延的态度 美国立即于4 10日将 联合声明 案发给了苏联 摩根索在信中说 苏联代表团在契楚林先生的领导下 与美国专家的讨论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 苏联专家显示出高超的技术 能力和对建议的透彻理解 摩根索要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尽快 此时苏联已经了解到美英之间存 大分歧 4 12 给莫洛 托夫的报告中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认为 由于苏联参与世界贸易的程 度有限 种分歧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但如果苏联未能及时与美国和 英国协调立场 则美国和英国可以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发表 联合 声明 而不会考虑到苏联的意愿 3 联的这种心态 无意中配合了美国 的策略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 联合声明 的发表 4 16日美国驻英国大使维南特通知国务卿 英国同意发表 联合 声明 但前提是目前专家讨论中的未决问题已达成协议 “4 17 摩根索又向英国通报了由美国以联合国家专家的名义起草的 关于建立 复兴开发银行的声 5 天午夜 务卿赫尔要美国大使转告英国财政 大臣 美国将在华盛顿时间4 21日晚8时向新闻界公布关于复兴开发 银行的 联合声明 根据此前与英方商议的安排 要求苏联和中国在 同一时间发表声明 果届时没有收到英国的肯定性答复 美国将单独发表声明。

    就发表 联合声明 做出决定

    在向英国施加压力的同时 美国给莫斯科送去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信 4 17日晚上10 摩根索要求哈里曼大使向苏联财政部通报 英国已经同意就建立国际货币基金发表 联合声明 未说明英国的前提 条件 预计该声明将在华盛顿 伦敦和重庆同时发表 时间安排在4 21日晚8 如果莫斯科也同时发表声明 显然是十分可取的 24 18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驻美使馆分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对摩根索 来函的答复草案 前者要求苏联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向美方提交苏联对 合声明 草案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后者则认为摩根索回避苏美之间的 分歧 苏联的答复应指出这些分歧 并声明 在获悉专家们进行的谈判 结果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将把关于发表共同声明问题的意见通报给美国 财政部长 3苏联最高决策者对此作何反应 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史料 第二天 苏联驻美使馆又发来一封加急电报 转告了美方关于 联合声 中包含的几个条件 可能是与苏联专家最后协商的结果 其中部分满足了苏联的最后要求 如经商议后允许成员国外汇平 价有10%的浮动 若事先得到基金组织批准还可以有更大浮动 拥有份 额最多的五个国家的代表自然成为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 在三年过渡期 内允许成员国继续保持一定的汇兑限制 使馆请求将以上情况紧急告知 财政人民委员 并转达了美国国务卿的 挚期 希望苏联将这些条 款加入即将发表的声明 4华盛顿时间19日上午10 莫斯科时间凌晨3 摩根索要通了莫斯科的电话 敦促哈里曼竭尽全力获得苏联人的同意。同时，他 还致电苏联驻美使馆 要求他们提供一切支持。

    面对如此紧张而微妙的局面 苏联在最后一刻作出了答复 20 晚莫洛托夫紧急召见哈里曼 向他宣读并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声明 声明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条款 美苏专家之间存在 重大分 部分苏联专家对一些条款表示反对 而苏联政府尚未及对上述主 条款进行研究 但是 如果美国政府需要苏联表明态度 便保证 在外部世界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话 么苏联政府同意对自己的专家下达 命令 让他们同意摩根索先生的方 2华盛顿收到哈里曼的电报 是当地时间21日凌晨4 18 3苏联政府的做法为自己保留了足够 外交转圜空间 虽有些勉强 但还是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合作诚意 4 美国政府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在4 20日同一天 国政府 表示同意就基金问题发表 联合声明 尽管有关银行问题还要与美国进一步磋商。

     4 21 美国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式公布了 于建立联合 国家和联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 64 23 苏联 消息报 4版刊登了 联合声明 7苏联批准了 联合声明 ，并表示愿意参加国际货币会议 预示 美苏两国有可能在战后展开更紧 更具建设性的合作 美国也有理由为此感到兴奋 不过 摩根索有 些过于乐观了 他在4 21日给罗斯福的信函中说 国务院和财政部都 为苏联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表明 们希望在世界的眼中与我们 系在一 1这个判断未免有点言过其实 言之过早 甚至可以说是 厢情愿 斯大林的确非常愿意在战后与美国继续合作 也正是因为如 苏联才同意参加它并不感兴趣的国际货币会议 但是 从莫洛托夫 颇具外交辞令的答复来看 问题涉及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发生改变 苏联领导人是不是能有远见 有气魄地闯过这一关还很难说 苏联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就是以这种心态走向布雷顿森林的 联合声明 表以后 美国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国际会议 美国 原来的安排是5 1日发出邀请 5 10日左右在华盛顿召开起草委员 会会议 准备国际金融会议的议程和协议草案 5 26日左右召开国际 融会议 2实际上 摩根索和怀特心里清楚 莫斯科和伦敦接受美国的 基金计划都有些勉强 26日晚上的内部会议上 怀特担心苏联因其要 求未得到满足可能会采取抵制态度 他主张 如果英国和苏联都拒绝参 不要召开会议 如果只是苏联拒绝 也要推迟召开会议 不是 因为苏联在经济上很重要 而是苏联缺席会使整个计划的成果 变酸 在摩根索看来 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对苏联和英国在战后与美国合作意愿 的考验 尤其是莫斯科 外部事务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 这是 4 25 摩根索将美国的日程安排告诉了莫斯科 并特别说明 总统指派他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 而他 诚地希望 苏联也

    它以前从没有做过的

    能派财政部长来参加会议 2 27 国务卿又发电报 催促苏联给予明 确的答复 2但此时苏联内部还在就参加基金的最后条件进行讨论 4 29 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国家司司长 X察拉普金和巴拉诺夫斯基 鲁秋尼扬联名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一份报告 对于 联合声明 所列条款 提出了修改意见 除了坚持莫斯科应成为黄金储存中心之一 苏联份额 应增加三分之一 向基金缴纳的黄金不包括本国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 不会提出成员国改变其经济结构基本性质的建议等 最主要的让步是 苏联同意向基金组织提供除黄金开采数据以外的其他经济数据 此外 报告还建议 将已在美国参加谈判的专家纳入苏联代表团 任命财政人 民委员兹韦列夫为团长 3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最后一项建议未被采纳 5 2 克里姆林宫告知美方 苏联接受邀请 将派代表团去华盛顿 但财 政人民委员无法出席 因为他 太忙了 4 5 5 契楚林等专家向莫斯科提交了他们与美国谈判基金问题的 总结报告 在详细介绍基金的原则 宗旨和政策 并逐条对比美苏两国 专家的分歧意见和谈判结果后 报告总结说 苏联参加国际基金组织有 七点间接好处 利用对基金贷款的管理增强苏联的影响力 表明了苏联 愿意与美国合作的立场 稳定汇率将为扩大资本输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有利于苏联战后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重建的需求 参与基金管理机构 有利于苏联及时了解国际金融状况 有资格加入复兴开发银行 从而使 苏联可以得到长期贷款 加强黄金作为国际结算的作用 有利于苏联作 为黄金生产和出口国在国际黄金市场发挥影响 若苏联不参加基金可能 会招来国际经济组织对苏联外贸活动的打击 专家们还提出了对基金协

    议草案的最后处理意见 其中建议做出让步的条款有 不再坚持删除成 员国汇率调整必须经过基金组织批准的条款 只提议增加如下内容 商议确定国营贸易国家的货币平价时 基金将考虑到其经济的具体结 不再坚持删除那些黄金和外汇储备超过其份额的国家需用黄金回购 外汇的条款 只提议在领土被占领国家推迟三年执行这一条款 接受成 员国货币的平价将以黄金表示的条款 要求新增加的建议有 保证苏联 在基金拥有10亿美元的份额 以接近美英的份额 美国29 英国13 坚持要求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的黄金给予25% —50%的折扣 视其遭受损失的程度而定 给予四大国每个国家不少于10%的投票权 而无论其份额多少 为了保证苏联在理事会中相对较大的影响力 不再 增加执行董事的名额 1 5 15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他们与美国专家讨论银行问题的 报告 在这方面 美苏专家的分歧意见不大 苏联的建议是在认缴份 获得长期贷款以及贷款条件等方面应对被侵略国家给予优惠 美国 都表示同意 只是优惠的程度问题 如苏联要求股本认购给予50%的折 美国只答应给予25%的折扣 而且要限定年限 4 —5 最多10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 主要是成员国向银行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总之 苏联专家认为，「鉴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和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联加入复兴开发银行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还可以获得如同加入基 金组织一样的间接利益 苏联专家提出的对银行草案的修改意见 大体 与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相同 唯一让专家感到为难的是 由于银行的 份额认购额度与贷款额度没有关联 故应尽量减少在银行的份额 但考 虑到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而苏联已提出在基金的份

    额占有10亿美元 恐不便在银行提出较少的份额 27 苏联国家 银行提出了对复兴开发银行组织草案的修改意见 基本原则与苏联专家 的意见相同 即在各方面为被侵略国家提供优惠条件 只是更为详细 至于专家们的难题— 苏联在复兴开发银行资本金中的份额 报告明确 由于英国的拖延 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国际会议只能推迟召开 35 25 国务卿赫尔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 告知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是7 1 还特意提到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领队 45 30日美国大使馆 得到通知 苏联代表团将由副外贸人民委员M. 斯捷潘诺夫率领 56月 5日美国使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通报了会议地 期限和费用负担等会务事宜 沼月9 摩根索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 信中授权摩根索可以同意对基金和银行协议生效至关重要的修改 但条件是这种修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联合声明 中所载的原则 美国 代表团的责任是 向世界证明战后国际合作是可能的 76 10 美国 技术专家与英国 苏联和中国商议后 邀请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的技术 包括美国在内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大西洋城会议于6 24日正 式召开 除了拟定国际会议的议程 还讨论的关于基金的 联合声明 和复兴开发银行草案 在持续5天的会议上 代表们提出了 70多项修正 主要讨论的是份额 投票权 黄金 汇率 债权人的责任以及复兴

    专家于6 24 在美国大西洋城会晤 以便商讨国际会议的议程 8 提出应与基金份额一致 10亿美元 占总份额的10% 2 14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开发银行的贷款原则等问题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没有积极参与讨论 在一些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认购额消减50% 为新开采的黄金提供一项特 殊条款 卢布汇率由苏联自行掌握以及修改成员国向基金提供经济信息 的义务等 作为国际金融会议的预备会议 对于所有的修正案只是提出 和讨论 没有做出决定 其中最具争议 也是各国代表最感兴趣的问 即基金份额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 不在这次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 怀特设计的分配份额的计算公式也没有展示给各国代表 有这些 其是份额问题 在正式国际会议上讨论决定 1 5 29 在大西洋城会议结束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夕 罗斯 福给与会代表发来一封贺信 信中说 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战后世界秩 序与和谐所需的诸多阶段之一 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罗斯福 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一个证据 证明不同国籍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1944 7 1 来自44 国家的730名代表和专家 其中包括 16个国家的财政部长 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 出席有史以 来最成功的一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主持

    调整可能存在的分歧 以及如何作为朋友一起工作 2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49 苏联代表团团长斯捷潘诺夫被选为会议第一副主席 怀特被选为第一委 员会 基金 主席 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是第二委员会 银行 主席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 苏联代表团还有另 5名成员 即A马列京 副财政人民委员 契楚林 兹洛宾 鲁秋尼扬和莫罗佐夫 3 顾问及其他工作人员 1 会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解决各国临时性支付困难的基金组织和一个 提供结构性国际融资的银行 并为此签署国际协议 会议第一天的新闻 稿指出 1943 5月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召开的粮食和农业会议 1943 11 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召开的救济和重建会议之后 这是45 个联合国家和联系国家举办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如何保证战后国际货币 的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世界贸易 实现繁荣与和平 们在 这里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并调和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中始终存在 的合理分歧 2应该说 次会议的成功 分体现了联合国家之间团结 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尽管如前所述苏联对会议的主题 稳定货币等不感兴趣 但苏 联代表团还是积极参加了每个阶段和所有问题的讨论 在私下会谈时 斯捷潘诺夫坦率地对摩根索承认 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无法通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来解决 虽然货币自由兑换是可取的 但苏联的经济由国 家控制 不需要国际组织来安排稳定汇率 取消支付限制和形成多边贸 不过 苏联代表也看到了参加基金组织在两方面可能得到的好处 一是获取战后重建的经济援助 二是提高作为大国的政治声望 因此

    美国人感到 如果可以做到这两点 而不必付出巨大代价和受到国际组 的制约 苏联似乎倾向于加入基金组织 1美国代表团在内部会议上讨论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苏联有意在战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商业关系 2 由于存在诸多分歧 达到这些目的 就需要美国和苏联两国代表 团在谈判中付出极大的努力 正像美国代表e.埃克斯所说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 证明了 己的谈判技巧 顽强精神以及不知疲倦和不屈不挠的作风 们凭借 苏联红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坚持己见 不会做出让步 3与会者普遍感觉与苏联人的沟通比较困难 还有两个重 要原因 一是语言障碍 苏联代表的英语水平不高 译人员又不足 临时从外贸学院调派了六名学生担任口译助理4 以至于出生于俄罗斯的凯 恩斯夫人一度不得不出面做非官方翻译 5二是授权有限 代表团级别不 凡事必须请示莫斯科 他们 没有与政府通过电话或电报协商的 情况下不敢迈出一 6所以 出席会议的美联储货币专家e A.戈登魏 泽有一句研究者常引用的 名言 他感觉苏联代表一直 行刑队与英 语之间挣扎 7苏联代表既没有决定权 又面临语言障碍 在谈判中步履

     维艰 说如此 苏联代表团还是尽其所能 基本上完成了莫斯科交代 的任务 苏联在会议上参与讨论和争论最多的 还是会前提出的有关苏联 切身利益的那些问题 而且 虽然面对几十个国家 但是要真正解决问 题也只能通过与美国代表的私下会谈 下面列举的主要争议问题及其解 反映了苏联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分歧和妥协的基本情况。

    关于基金份额

     份额是国际基金组织的核心概念和内容 由成员国向基金 缴纳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有价证券构成 份额对成员国意 基金认 购的资本额 可利用的基金资源和在基金内拥有的投票权 也就是说 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内的权力 责任和利益因此 一般国家都希望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份额 但基金资本总额有限 此增彼 所以份额的分配和确定必将存在激烈竞争 这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 美国为分配和确定份额设定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准 即战后 将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并承担主要责任的四个大国 四大 必须拥有最大的份额 而由罗斯福和赫尔安排的顺序是美国 英国 联和中国3 另一个是经济标准 即以国民收入 黄金储备 进出口贸易额 等经济因素作为权重形成的计算公式 而这两个标准之间是有冲突的 这种冲突在计算苏联的份额时表现的最为明显 先是苏联的黄金储备

    会议上面对的 最重要 也是 最困难和最麻烦的问题 2

    军事机密 1926 起就不再公布 2 次是对苏联的国民收入有不 同统计 很难确定 3最后是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小的可怜 甚至少于中国 且常有逆差 4按照美国专家最初的计算 联在基金的份额仅有1.64 总份额80 美元的2% 这显然不符合罗斯福的政治标准 与苏 联的大国地位也很不相称 财政部主张把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元 (相应的份额是美国35 英国及其殖民地15 中国5亿) R.e 克塞尔等专家1943 5 24 报告说 大量的数据测试表明 这样 华盛顿联合国家专家会议前 6 13 美国专家拿出的数字是 苏联份额7.63亿美元(美国29.29 英国及其殖民地12.75亿) 6美国 人主动做出的努力使苏联份额 有了大幅提 但维辛斯基在惊喜之余 通过谈判 1944 5 国同意将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 元左右 以确保10%的投票权 8在此之前 怀特计划中基金总份额都是 感到 这仍然不够 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太大。

    分配有困难

     100亿美元 到大西洋城会议结束时 根据摩根索的指示和怀特的意见 美国专家提出了交给国际会议的份额方案 在总份额80亿美元的基础 美国占27.5 25 英国及其殖民地13 12.5 苏联8 中国5 4.5 时预留10% 10 美元 以便于在各国之间 进行调整 1这个变化激怒了苏联代表 会议刚刚开幕 得知苏联的份额只有8亿美元 斯捷潘诺夫向美国 人提出了质疑 7 3 下午的对话中 美国代表感觉苏联人 常不 他们希望在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 或大约提升到10 亿美元 当晚8 30 美国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份额问题 争论十分 热烈 于苏联的份额 怀特解释说 给苏联10%份额的原则没有变 只是总份额降为80亿后 联的份额就是8亿了 会议形成三种意见 主张答应苏联的要求 国务卿艾奇逊 财政部长摩根索 对无条 件满足苏联要求 财政部副部长文森 应苏联对份额的要求 但在 其他问题上不再让步 尤其是黄金认购额和新开采的黄金问题 美联 储主席m. 8.埃克尔斯和怀特 会议通过了给苏联代表团的备忘录 管存在 令人遗憾的误 美国代表团 证将与苏联代表团一起努 增加苏联的份额 2随后立即举行了美苏两国代表团的会谈 在听过 怀特的解释后 斯捷潘诺夫强调 计算份额必须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外的 因素 且应基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的统计数据 苏联政府对份额的印象是 苏联将得到10亿美元或更多的份额 略低于英国 但是在会谈接近尾声 当斯捷潘诺夫得知英国的份额是12.5亿美元后立即声称 这种情况下 联的份额应该大约是12亿美元。

    美国代表团7 5日和6 反复讨论了份额问题 最终决定同意给 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以换取苏联在其他有争议问题上的让步 例如 苏联曾要求 份额中只有25%必须用黄金支付 而怀特坚持要求不低于 50% 如果苏联拒绝将份额与其他让步联系起来 美国将把对苏联的援助 限制在10亿美元以内 7 美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这一决定正式 通知了苏联代表团 值得注意的是 从谈判策略出发 备忘录的替代方 案对苏联的份额限制是9亿美元 而不是美国代表团内部讨论时经常提 到的10亿美元 同时还具体列举了新的基金方案中11个苏联必须遵守 的条款 2第二天 苏联代表团将美国的立场报告给莫斯科 7 11 莫洛托夫亲自给斯捷潘诺夫回电指出 苏联的份额不能少于12亿美元 时还要确保 对于苏联代表团提议而遭到拒绝的相关问题 在商定的 苏联份额正式固定下来之后 能够得到审议 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的建议 莫洛托夫确认了在获得12亿美元份额同时苏联要继续坚 持的几项内容 要包括 争取消减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 最高 25% 尽量做到基金组织40%的黄金放在份额最大的其他三个国家 7 11 下午与苏联代表团的会谈中 摩根索对苏联毫不妥协的 态度 感到非常震惊 他认为 价还价式的交易 不是美国政府 理这个问题的指导精神 这话说的有点言不由衷 笔者 斯捷潘 诺夫语气谦和 但态度坚定 摩根索再次要求苏联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一 斯捷潘诺夫响应说 正在等待莫斯科的直接答复 并建议美国可

    不影响国际交易的情况下苏联可以自行调整卢布平价等

    以直接与莫斯科联系 I收到国务院的电报后 驻苏大使哈里曼给莫洛托夫 写了一封信 并与维辛斯基通了电话 但是 直到13日夜里11时哈里 曼发出电报时 莫斯科还是没有任何答复 2 7 14日中午美苏代表团再 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遗憾地通报说 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消息 为等待 答复他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摩根索焦急地说 整个会议都被耽误了 即将召开的关于份额问题的代表大会上 美国代表必须公开表态 美国的 最后意见是 支持给予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并同意新开采的黄金不计入 国家的国家储备 但减少25%黄金缴纳额的条件不能答应 斯捷潘诺夫表 应斯捷潘诺夫的要求 7 15日下午全体会议前 美苏代表团进 行了又一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一上来就长篇大论讲述苏联对认缴黄金和 自主处理汇率平价问题的理由 摩根索坐立不安 最后 摩根索说 常遗憾 美国代表团不支持任何关于减少黄金认缴额的建议 在斯捷潘 诺夫进一步的追问下 怀特表示 对于苏联的建议 美国代表在大会上 7 15日下午4 第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该委员 会下属份额特别委员会主席文森提交的关于各国份额的分配方案 份额 3亿以上的国家有 美国 27.5 英国 13 苏联 12 中国 5.5 法国 4.5 印度 4 加拿大 3 大会一 致通过了这个建议方案 但中国 法国 印度等六个国家持保留意见 文森在报告时解释说 份额分配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 困难重重 为解 决这些问题 总份额已从80亿美元增长到88亿美元 经过深入讨论，

    示感谢 但关于缴纳黄金的问题 还是要等政府的答复 3 尽量不投反对票 但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 我们将不得不表示反对 4 1 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委员会投票批准了该报告 苏联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附加方案 建议 对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减少25% 经过一番辩论 该建议尽管得到 12 的支持 还是被委员会否决了 苏联代表要求在备忘录中记录记下 它的保留意见 1 份额问题到此结束 按照这个结果 苏联在份额问题上实现了 12 的目标 在总份额中的比例也大大提高了 达到13.6% 2为解决苏联的问 除了总份额增加外 美国还不得不对中国和法国的份额分别消减了 5000万美元 3这样 不仅保障了苏联的经济利益 提高了苏联对基金组 织的影响力 而且充分显示了苏联在战后的大国地位 了把苏联拉入 基金组织 合理地 抬高其地位 美国把苏联的份额从最初计算 纯经济因素 1.64亿美元拔高到12亿美元 专家们为此确实花费了一 番功夫 别是要按结果来调整苏联相关的经济数据 负责份额计算的 美国专家米克塞尔后来回忆说 最终确定的苏联份额 其在世界贸易 中的重要性几乎毫无关系 而完全是为了承认苏联在政治上和潜在的经 毫无疑问 苏联在基金组织中最主要 关键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关于黄金问题

     黄金问题主要包括份额中黄金的认缴数额 员国回购本国货币需 用黄金的义务 黄金储备是否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以及基金组织的黄 存放地问题等 沙皇俄国曾是黄金的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 但连年的

    济上的重要

     战争和内战导致黄金储备大量消耗和黄金产量大规模减少 以至到20 代中期 苏联与外国账户结算的部分黄金还要从国外购买 1 30年代苏联的黄金生产再度膨胀 1929年至1936 黄金产量 增长了约5 使苏联在世界黄金产量的排名从第4位升至第2 大林非常重视黄金生产 并对19世纪末的 金热 印象深刻 据称 斯大林曾说过 美国的西部 一开始就是靠黄金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开拓的 2所以在与美国的谈判中 黄金的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如果说莫 斯科要在份额问题上彰显苏联的大国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那么黄金问题 涉及的诸多因素都与苏联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怀特设计的基金份额由黄金和本国货币 或政府有价证券 构成 其中苏联最关心的是黄金缴纳额的比重 当美国把黄金比重从25%提高 50% 维辛斯基惊呼 按照份额7.63亿美元计算 苏联就要交出 338吨黄金 大致等于苏联4年所输出的黄金 3经过多次谈判 到国际 会议召开前 规定的黄金比重又降到25% 或黄金储备额的10% 以较 小的数额为准 在此基础上 苏联要求对被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再给 50%的折扣 美国则坚持只有25%的折扣 4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 前说述 苏联要求将其份额从原来分配的8亿美元增长至12亿美元 国同意了这一要求 但取消了在黄金认缴上给苏联的折扣 在大会表决 前的最后谈判中 苏联坚持一定要对被侵略国家给予黄金缴纳的优惠 折扣可不超过25% 甚至提出可在新开采黄金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摩根 索和怀特不愿再做出任何妥协 第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决了苏联的修正案

     斯捷潘诺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要求在协议备忘录中记上苏联有保留 意见 1事已至此 莫斯科仍然耿耿于怀 7 18 苏联驻美国使馆在 给赫尔的信函中要求 美国财政部有必要在声明中表明 4 12日拟定 而不是4 22日发表 联合声明 本将作为专家声明的正式文 因为美国媒体报道时 了其中给予被侵略国家缴纳黄金25% 联合声明 规定 成员国从基金回购本国货币必须使用黄金 成员 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超过其份额时 该年度所购外汇之一半需支付黄 成员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在年终已有增长时 其增长数额之一半 需用来回购本国货币 3苏联在谈判中提出 一条款不应适用于新开采的 黄金 因为这些黄金不是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果 不会对其他国家的黄 金储备造成压力 后来又建议 用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要求 协议生 的前五年不应适用于在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新开采黄金 美国 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 为了早日解决12亿美元的份额问题 7 10 斯科同意苏联代表团撤回关于减免25% —50%黄金份额和新开采 黄金的修正案 但仍然坚持份额中黄金的缴纳给予苏联不超过25%折扣 的要求 14日的会谈中 摩根索通报了美国的正相反的意见 25% 扣的要求不能同意 但可以接受苏联关于新开采黄金的建议 6然而 美国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列入已经答应的问题 于是 苏联代表团就把

     折扣的内容 2 专家倾向允许给苏联两到三年的过渡期

    减免黄金份额和新开采黄金的问题提上了特别委员会会议 会议经过辩 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 基本上通过了苏联的提案 表述上有些差 即关于用黄金购买外汇和用新开采的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义务 五年内不适用于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在大会审议前 美苏两国代表团 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谈判 最后 美国原则上同意了苏联的 方案 尽管增加一些附加条款 I 基金协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比较复 早在1944 1月与美国谈判时 苏联专家就提出了基金组织的黄金 存放地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留给基金管理机构解决 无论认购的黄金放在哪里 基金组织都可以自由处置 3到了布雷顿 森林 苏联表示同意将黄金的一半放在美国 剩下的黄金40%放在其他 三大国 10%可以放在基金组织认可的任何地方 47 10日莫斯科明确 指示 代表团应提出一项修正案 了基金组织总部所在的国家 黄金 40%应存放在其他三个大国 5莫洛托夫11 来电也坚持这个意见 6 私下谈判时 苏联代表又增加了一个要求 基金组织在苏联保存的黄金 应为15%左右 无论如何不能少于苏联在份额中缴纳的黄金 7美国提交 给大会的方案基本接受了苏联的意见 但是也在最后加了一条 在紧急 情况下 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将基金持有的全部或任何部分黄金转 移到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任何国家 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否决了

    但基本上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苏联要删去最后一句话的修正案 但记录了苏联代表团的保留意见 I苏联 意思是 无论规定什么条款 苏联的黄金都不会走出国境 国的理 念是基金组织的黄金终归是要统一管理的 可谓针锋相对

    关于外汇管制和汇率平价

    苏联实行外贸垄断和外汇管制 卢布汇率的贬值或升值从来就是 由政府操控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要求的就是稳定汇率 实现外汇 平价 也就是说各国的汇率调整应交由基金组织决定 际经济合作就 意味 各国要想实现平稳和平等的交易 必然需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 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做到 但与苏联的计划 经济体制完全是南辕北辙 这是苏联对国际货币基金不感兴趣的根源之 也是在谈判中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 美国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尽管基金的宗旨在于 消除妨碍世界贸易发展之外汇管制 但由于 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 很难在战争结束时一下子取 联合宣言 特意设立了 过渡办法 的条款 许会员国在过 渡时期内继续实行外汇管制 但应尽快 以渐进的方式将有碍多边清算 之管制制度撤销 如果基金成立后三年内仍采取限制措施者 应就此问 题与基金组织进行解释和商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 基金协议 汇率平价的问题要复杂一些 还在1944 春天的华盛顿谈判时 联专家就提出 于卢布不在国际贸易中流通 布汇率只是内部记账 的问题 了旅游 对国际贸易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苏联不应受基金组

    留了 过渡时期 一章 只是规定更为详尽

    织关于维持外汇平价规定的约束 对此 美国专家表示认同 I到大西洋城 再谈 美苏双方对卢布汇率的意义仍然没有不同看法 美国专家只是强 允许苏联自行调整汇率并不意味 剥夺基金组织决定汇率调整的权 然卢布汇率变化不会影响国际贸易 基金组织也就不会不批准苏 联调整汇率 2 联合声明 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 成员国加入基金组织 时双方应议定该国货币平价 黄金表示 成员国为解决国际收支严重 失衡或因国内政治或政策原因而需要改变货币平价 应征得基金组织核 基金组织应予以同意 调整幅度不得超过10% 3显然 这样的条款 基本符合但没有完整表达莫斯科的意愿 所以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争 论的 只是如何措辞的问题。

     美国在协议草案中有关汇率调整的说法是 如果已证明进行的修改 对消除现有的不平衡是必要的 或者其对相关成员国的国际业务不会产 生影 基金组织将会同意修改 如果基金组织对证明的结果感到不 并且认为建议对基金组织的工作来说是不正确的 么基金组织应 当对提出的修改意见予以反 4莫斯科认为 这种表述没有免除苏联调 外汇平价须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务 莫洛托夫的指示要求改为 如果 外汇平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则免除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 5 14日美苏代表团私下会晤时 美方同意将措辞改为 如果外汇平 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以在未经该基金会同意的情况下 改动货币平价 双方都认为这两种说法实质相同 但都坚持自己的措 斯捷潘诺夫说 如果采用美国的措辞 还要等待莫斯科来电同意。大会召开在即 摩根索只得表示妥协 I苏联代表团颇为满意地向莫斯科汇 报说 美国 此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表述 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 以至 大多数参加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代表团都没有明白 这一措辞修改的实 关于投票权 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显示了其对基金管理的影响力 苏联参 与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政治考虑 所以对这个问题格外重视 如前说述 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是 拥有不少于10%的投票权 成为 基金理事会的当然执行董事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英国的主张与此相 美国对前两点没有异议 但不同意第三点 苏联的立场是 在确定 投票权时 主要应考虑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专家认为 投票权分配上可以给予苏联等大国足够的照顾 但就一般原则和对大多 苏联的顾虑是担心投票权分散会削弱自己在基金组织的决定权和影 响力 一点与美国不谋而合 4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 们赞同通 削弱大会的职权来最大限度地扩大领导机构的职权 代表团的主要责 的同意就通过我们必须遵守的决议 莫斯科还建议代表团私下与美国 接触 应该让美国人知道 们是多么希望美国参与欧洲事务 5对于

    质是什么 2 数国家来说 参与基金管理的程度必须与其向基金提供的资源成比例 3

    任就是 不许出现这样的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 国际组织 不经我们 美国在会上提出的关于投票权新的计算方法 即每个国家250 此外 10万美元份额增加一票 莫斯科来电认为 这种变化有利于包括苏联 在内的份额较大的国家 应予支持 1如此安排的结果是 9.9万张总票 数中美国占28% »英国占13.4% »苏联占12% »中国占5.8% 法国占

    苏联的投票权比原来的设想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自然十分满意。

     关于提供经济信息

    如上所述 怀特在一开始设计平准基金方案时就提出了成员国有义 务向基金组织提供各种经济信息和数据的问题 无论是分配份额 确定 平价 缴纳黄金 还是对以后各项业务的开展而言 提出这一要求的合 性和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对苏联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因为 它的很多经济资料从不对外公布 些还被列为国家机密 特别是前面 提到的关于黄金的资料 苏联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提供相关 信息 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 国际会议前 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7 8日审议基金组织与管理的会议上 美苏分别提交了关于信 息问题的方案 美国的方案把向基金组织提供信息作为成员国的义务 但成员国不承担提供那些会暴露个人或公司业务信息的任何义务 而且 当基金要求会员国提供信息时 应顾及各会员国提供此项材料之不同能 美国要求各成员国提供的经济信息共12 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储备 黄金的开采量和进出口量 商品的进出口量 批发 零售和进出口 价格指数 以及汇率和外汇管理的数据等 苏联的方案比会前退让了一步同意提供黄金和外汇储备的信息 投资 外贸 汇率以及收支平衡 变化的情况 而其他信息的提供需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达成协议 I在美国 有条件地同意给予苏联12亿美元份额的后 代表团向莫斯科提议 可以 接受美国提出的信息清单 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对于提供如此 广泛的信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 并建议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莫洛托夫支持了后者的立场 并在7 11 电报中要求代表团坚持以前 给他们的指示 2然而 7 14日与摩根索的会谈中 苏联代表团的态 度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斯捷潘诺夫表示 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外公布 如此多的国家信息 而得到这些数据预计也会遭遇很多困难 不过 了避免苏美代表团之间在信息问题上出现的这些分歧 苏联准备接受美国 目前尚未看到在此期间代表团与莫斯科上级机关有任何沟通或请示 的史料 不过 苏联代表在没有接到指示的情况下就在如此重大问题上 自作主张 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 在会议期间其他更为细小 如用词 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来 无论如何 大概是美苏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谈判中解决最顺利的一个问题 也是苏联做出让步最明显的一项条 关于银行份额 复兴开发银行是苏联比较向往的机构 主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战后重 建的长期贷款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向银行缴纳份额 资本金 的数量

     的方案 包括提供国民收入数据和国内物价指数等新增加的内容 3 最后 基金协议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表述了美国方案

    用美国代表埃克斯的话说 关于苏联银行份额的谈判 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最艰难的谈判 I事实上 这也是整个会议直到最后一刻才解决的 问题 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与投票权相关联 份额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管理权问题 不同之处在于 金份额决定了 为稳 定货币的 贷款额度 而成员国在银行的信用贷款能力则取决于需要而 不是份额 承担较大的银行份额只是表明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国要承担更 的责任和风险 因此 苏联在会前就强烈表示 赞成减少那些遭受重 大损失的国家在银行的资本认缴额 同时又不要相应地减小其投票权 美国专家则认为 银行份额的首期交付只有20% 其中10%还可以在需 要时再交付 济压力并不大 认缴额的大部分 可达80% 将以资本 实际上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关于复兴开发银行诸多事项的审议中 苏联并没有提出什么方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在英国方案和美国方 案之间做选择而已 3苏联代表团关心的 只是银行份额问题 负责银行 项目的凯恩斯在7 17日的一封电报中说 过讨论 所有主要代表 团都认可了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同等的原则 了苏联 他们坚持 的政策是得到所有的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4 联在基金的份 额已争取到12亿美元 但在银行只愿意认缴9亿美元 这样 银行资 本金将短缺3亿美元 凯恩斯作为银行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难题甩给

    形式保留下来 以支付银行的担保 所以经济风险也不大

    了美国人 1 7 19日晚 美国代表团正副团长与斯捷潘诺夫会晤 劝说他接 12亿美元的银行认购 摩根索试图用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益增长的国际影响以及美苏友谊来打动斯捷潘诺夫 但斯捷潘诺夫坚持 认为 由于战争带来的损害 9亿美元对苏联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极限 最后 苏联代表答应再给莫斯科发电报请示 220日上午 美国代表团开 专门讨论苏联的银行份额问题 文森介绍了与斯捷潘诺夫进行的艰 苦谈判的情况 尽管摩根索为此贡献了 1夸脱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联代表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对苏联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 代表们讨 21日上午9点半召开的内部会议上 美国代表团发生了意见分 摩根索主张应坚持让苏联承担12亿美元的份额 怀特也认为应该继 续努力 但苏联有可能接受的是10亿美元 其他缺额可由美国补上 多数代表主张向苏联让步 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Е布朗指出 苏联的份额认购对银行影响不大 因为私人货币市场对苏联的担保没有 信心 相反 如果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份额 会导致苏联退出银行和基 结果将危及基金组织的建立 4紧接 10 15 文森召集包括苏 联在内的部分国家代表团团长研究这个难题 由于苏联份额的下降还可 能导致其他一些小国份额的缩减 要达到银行总资本的差额就不止3 美元了 文森介绍了情况以后首先表态 为了弥补缺额 美国愿意承担 2.5亿美元 会议开到这时有点像 拍卖 会了 波兰代表 举牌 表示 可以增加2500万美元 中国代表同意将认购增加5000万美元，古

    论了各种替代方案 但一筹莫展

     巴代表也表示请示政府后份额有望增加 最后 加拿大代表承诺 说服 政府增加2500万美元 只有印度代表表示 如果苏联的份额减少 印度 政府恐怕也难以接受现有的份额 凯恩斯看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苏联 代表 忍不住讽刺说，「如此坚定 毫不妥协 的表现 似乎 有违大国 的荣誉和形象 斯捷潘诺夫被迫起来讲话 但除了表达谢意和解释苏联 苦难外 他仍然坚持莫斯科给予的授权只有9亿美元 1在下午召开的 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 森宣布 苏联代表仍然没有接到莫斯科的答 但中国 波兰 加拿大 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意增加自己的 份额 而使银行总资本能够保持在预计的88亿美元 2 联的顽固态度 22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闭幕大会安排在晚上9 45 4就在此前 两个多小时 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晚上7 斯捷潘诺夫在与摩根 的紧急会见中告诉他 斯科已经同意12亿美元的银行份额 惊喜过 望的摩根索再三追问 斯捷潘诺夫转达了莫洛托夫特意要他转告美国人 的话 斯科之所以同意份额的规模 是因为摩根索先生要求苏联代表 团这样做 摩根索高兴地说 次会议几乎是成功的 现在是完全成 5有学者说苏联代表在当天上午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 意搁置 了几个小时 6此事是纯属巧合还是故弄玄虚 由于作者没有提供准确的文 献来源 故而无法查证 但可以断定 表团不会不将21日下午会议的

    引起很多会议代表的强烈不满

    结果及时上报 所以 莫斯科的指示应该是得知苏联的要求已经被接受 情况下做出的 无论如何 结局都是皆大欢喜 摩根索迫不及待地将 这一消息电告了罗斯福 并认为 这是苏联愿意同美国在一项维护世界 和平与繁荣的计划中进行全心全意合作的重要证 I他又一次过度乐观 地解读了斯大林的善意 来自莫斯科的最后消息确实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所有与会国代表都签署了 基金协议 银行协议 及会议最后通 过的各种文件 而一些国家的保留意见 大家都接受了凯恩斯的要求 只记录在不公开发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记录中 不作为最后文件的附 苏联代表也声明表示赞成 2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一片欢乐的祝贺和赞 美声中结束 次会议 成功地完成了摆在面前的任务 美国代表 或许已经完成了比最后文件所体现的意义更大的事情 国代表 历史上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法国代表 是一次 重大的历史性成 加拿大代表 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久和平和世界 繁荣 所作的共同努力和新贡献 苏联代表 3罗斯福则在祝贺信中 指出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两个协议 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结构进一步奠定了两块基石

     基金 银行两个协议的签署及会议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 苏两国之间的妥协 这是美苏基本立场一致的结果 本章上述对会议争 议问题的详细梳理 否定了俄国学者最新研究的结论 似乎只是苏联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了 重大让步 I关于美苏相互妥协的问题 综合 审视两个协议的讨论过程和最后条款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美国完全或 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要求 基金份额 最核心的问题 卢布平价和基 金投票权 苏联被迫接受了美国意见 黄金认缴和提供信息 美国首 先做出让步 而苏联在最后一刻接受了美国方案 银行份额 其结果 是全体成员国受益 银行增加了 3亿美元总资本 双方妥协 其他 要问题 即新开采黄金 黄金存放地 外汇管制 事实上 在所有争 问题上最后达成协议 是双方采取妥协与合作态度的结果 如果谈到 让步 恐怕还是美国大一些 2其原因 主要在于美苏两国对会议的方针 和态度不同 说到美国对苏联的让步 就涉及一个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 建立躲不过去的问题 怀特间谍案 早在1944年春天 即布雷顿森 林会议召开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收到怀特是苏联间谍的举报 并随后 展开了详细而彻底的调查 包括窃听 监视 邮检 正因为如此 怀特 未能担任本来非他莫属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 1948 8 13 已感到 身体不适的怀特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关于共产主 义间谍活动 的听证会接受调查 并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 听证会后 第三天 怀特死于心脏病 r麦卡锡时代 怀特再次被指控为苏联 间谍 甚至把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牵涉进来 但也因证据不足而 了了之 时隔多年 1995年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公布了大量关于苏联 间谍案件的解密文件 证耻惘 一次掀起了怀特间谍案的讨论热潮 尽管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关于苏联间谍案文件多达1.3万页 但并没有怀特

    本人是间谍的可靠证据 仅仅因为在苏联情报中发现了怀特的代号 学家 律师和理查德 并不能证明他就是间谍 毕竟 包括总统罗斯福 代号卡皮坦 在内美国政府的几十名官员都出现在解密文件中 苏联得 到的情报中也确有怀特间接提供的消息和材料 但没有证据表明怀特知 道他所接触的对像是苏联情报员 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1 实际上 现在关于怀特案件的讨论已完全失去了法律意义 但对于 历史研究而言 然是引人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对布雷顿森林会议 特别是其间美苏关系的评价 2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确定 于怀特 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和美国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却 命于莫斯科 的说 法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 怀特主张对苏联友好 与苏联合作的立场和主 张也是确定无疑的 尽管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3 使如此 人们也无法 将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归结于怀特或某个个人 在这里 不应该忘记那个 时代的政治背景 在冷战全面爆发以前 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时期 美苏

    关系正处在最佳状态I 他们不仅努力加强战时合作 而且期望 战后的 期合作 而这种合作的经济基础 如罗斯福本人所说 正是布雷顿森 林会议提出的建议 如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建议是 政治合作的奠基石一样 2至于这种政策和方针的认知基础 奥乔伊的分析 认为就在于 趋同理 很多左翼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 在大萧条时 资本主义开始转向 国家社会主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意识 文章发表于1944 4 2日的 纽约时报 趋同理论在美国达到了新 的高度 第二天 纽约时报 的社论指出了这样一个 美国经 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俄罗斯却在走向 国家资本主 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实践和技术上 今天的俄罗斯甚至比美国还要资 在美国政府和官员中 赞成 同论 的也不在少数 国前驻苏大使 ( 1936— 1938年)戴维斯就曾指出 俄罗斯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 产主义在这里将会失 现在苏联的制度是 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主义(a Type of Capitalistic State Socialism ) j ° 4 罗斯福也认为 莫斯科 在走向 种改良的国家社会主 而美国正在走向 真正的政治和 社会公正 5所以 正如波拉德指出的 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 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

    本主义化 就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争论 3 态正在减弱而变得务实起来 篇题为 共产主义教条基本修正 1 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I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怀特的那句名言: 金组织需要苏联 如同 不能让一艘战舰上的大炮不被绑住 否则 造成很大伤害 2怀特强调美国希望并应创造条件让苏联加入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 非按照字面的理解是要在战后控制 苏联经济 而是 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坐在一条船上 那么就必须 守同样的航海规则 正因为如此 美国起草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为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而苏联也看到了这一点 虽然注意到战后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美好前景 但是莫斯 科更关切的不是如何实现和延续这种合作 而是如何通过这种合作扩大 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并从中获取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和新技 些观点 1944年提供苏联最高层决策参考的两个报告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 3从上述苏联各部门官员所提交的请示报告也可以看出 们大都认为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关系 苏联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就是为了提 升政治影响力和获取贷款 苏联的谈判方针主要是如何避免政治和经济 风险 减少经济负担 从莫洛托夫同意派代表参加谈判和最后批准增加 银行份额的言辞看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都显得有些勉强和被 乎只是为了顾全美国的面子 表示苏联愿意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如果将苏联同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情况 做个比较可以看出 里姆林宫对建立联合国并作为创始国的兴趣显然 大大超过前者 首先 俄国档案文献显示 无论是苏联内部参加联合国

     题讨论的层级 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代表团规格 还是下达指示 的机构 都高于布雷顿森林会议 其次 联为了提高在联合国的发言 是要求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成为正式成员国 被拒绝后又提 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必须作为成员国加入联合国 在布雷顿森林 代表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最后 于联合国问题 苏美最高领导 人多次通过往来函电讨论 苏联内部的文件也大多送斯大林本人批阅 而关于国际基金组织问题基本上就是莫洛托夫出面处理 罗斯福与斯大 之间也只有一封电报间接提到此事 1 正是由于缺乏根本的驱动力 当美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莫斯科感到无 望取得美国贷款后 苏联政府最后没有批准已经签字的国际协议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摩根索知道还 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国会是否能够投票通过基金和银行协议还是未知 国和苏联的态度也令他担忧 2凯恩斯在闭幕大会的发言讲得更明 我们必须在热情和信仰的鼓舞下 这里离开 下来的任务就 说服整个世界 3根据协议的规定 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银行建立的 条件是 1945 12 31日之前 批准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协议签署国 份额总计分别达到总份额的65% 4因此 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能否成

    分别拥有28% 31.4%投票权的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立法这一关就是 最关键的因素 1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美国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其 秘性 协议文本所 使用的法律和金融术语让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和社会大众很难明白其中 的真正含义 况且有些条文还是起草者 意使其含糊不清 避免引 发不必要的争议 2由于不理解 公众舆论和很多国会议员都对广泛讨论这 些问题 根本没有兴趣 3民意测验显示 甚至到1945 5 29 只有23%的公众能够明白布雷顿森林与国际事务的关系 4其次是在政治 上遭遇的障碍 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 银行家和商人从一开始就结成联 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 保守派怀疑这是自由派的阴谋 试图在国际 领域实行 特别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坚决反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 他指责说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像把资金倒进下水道一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国务院和财政部费尽心思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 员和宣传活动 摩根索托人设计的 方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政 府机构为取得立法支持而进行的最详尽 最复杂的工程之一 他们不仅 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组织信息午餐会 还为大众准备了广播剧本 册子 和文章 甚至播放补贴短片 通过激发公众参与 造社会舆论 争取

    所有可能影响国会的精英团体和个人的支持 I尤其是大力争取经济学家和 各方面专家的支持 2这些活动的效果是明显的 截止5 中旬 众议院银 行和货币委员会收到的支持信件有25000 反对信件只有42 3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摩根索 怀特和其他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 才会对议员们产生重要影响 4罗斯福也出来站台 总统让国会面临的 选择是 世界或者是走向统一和广泛分享的繁荣 或者是分别走向必然 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 我们作为合众国的公民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 5 24 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以23票对3票通过了布雷顿森 林立法 66 7 议院以345票对18 对美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 银行投票表示赞成 7 7 19 议院以61票对16票通过了一项法 授权总统批准美国加入这两个组织 町月31 美国新总统杜鲁门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英国也受到阻力 要求是在租借停止后得到美 的贷款 否则英国议院无法通过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 英美金 融协议终于在1945 12 6日签署 英国得到了朝思暮想的37.5亿美

     批准了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促成一个更统一和合作的世界 5在美国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下 1945 元贷款 而美国提出的条件 除了要英国承诺在一年内取消对英镑可兑 换的限制外 就是必须批准布雷顿森林文件 42 15 英国下议院以 314票对50 12 17日上议院以90票对8 半数议员弃权 在美国和英国的带动下 拉丁美洲和英联邦国家纷纷行动起来 12 27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议签字仪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宣布成立 3到限定日期的最后一天 12 31 共有30 国家完成了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正式手续 还有5个国家将在 次年初完成 4 35个国家在基金和国际银行的份额分别为73.24亿美 83.23% 76.00亿美元 83.52% 5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然而 在所有这些作为创始成员的国家中 却没有首先参与建立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讨论 也是美国最期盼加入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大 苏联的决策程序与英美完全不同 里不需要立法机构辩论和批 也无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而只要最高决策者拍板即可 但莫斯科 做出决定同样不易 且经历了一个从冷漠 积极 犹疑再到最后拒绝 的复杂过程 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就最初在学术界似乎反映出一种

    苏联 6 过了英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议案

    乐观情绪 1944 9 12 联共 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 发表 了苏联教授乙6.阿特拉斯的文章 第二天的 纽约时报 对此进行了报 文章对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原则表示支持 作者认为 尽管国际 货币平准基金和其他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矛 这些机构在目前可以促进欧洲经济战后重建的进程 1不过此后几个 月的时间 没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在关注战后国际经济机构建立的问题 1945年初 即雅尔塔会议召开前 苏联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1 3 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主 要成员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 关于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告指出 如果苏联有意参加这 两个机构 就必须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决断 即卢布的平价形式 黄金 或美元 卢布的起始平价 苏联国家银行在开展外汇业务方面的权利 苏联国内黄金买卖的价格 基金章程所允许的外汇平价汇率偏差 根据 章程规定向基金组织通报的信息等十个金融方面的技术问题 同时 必须解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问题 如确定加入的时间 参与国际金融业 务的国家机构 骨干工作人员的培训及准备相关法律文件等 为此 捷潘诺夫等人提交了为人民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责成由兹 韦列夫 维辛斯基 0. 科夏琴科 国家计委 A. D克鲁季科夫 贸人民委员部 和叶姆琴科 国家银行 组成委员会 三个月内就上 述问题提出建议 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1 26 莫洛托夫在文件上 据俄罗斯学者m.А李普金提供的材料 3 5日这个委员会正式成 负责人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 不过 参加委员会

    批示 询问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 1 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成员不是维辛斯基 而是更专业一些的人员 外交 人民委员部经济司司长V. 格拉申科和副司长阿鲁秋尼扬 委员会责成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准 备建议 这个建议于4 8 提交给委员会 1作者没有提供苏联代表团 提交的建议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也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不过 李普金提 了另一个文件 1945年春天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准备的关于布雷 中写道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草案和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上通过的其他决定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讲苏联是可以接受的。」 告还提出了为履行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应采取 然而 雅尔塔会议以后美苏之间不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令莫斯科 的态度转向迟疑 1945 8 10 即美国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批准后10 曼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美国希望尽快获知苏联政府在批准布雷顿森林 协议方面 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3 8 17日维辛斯基答复: 9 27 美国使馆再次发出照会 催问苏联对批准基金协议和银 行协议的立场 5由于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2 7日美国使馆又 发出口头声明 希望苏联政府在12 31日前签署这些协议 6最后签字

    的具体措施 2 顿森林会议的报告 与几个月前的迟疑态度不同 报告在 结论和建议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苏联相关机构正在审议中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79 期限日益迫近 莫斯科仍然没有动静 12 20日哈里曼不得不再次催 他在给维辛斯基的信中巧妙地换了一个说法 美国打算在1945 12 27日签署协议 特邀贵政府参加美国签署仪式 其他在布雷顿森 林会议文件上签名的国家 也将受邀参加这个仪式 这个建议是出于这 样一种考虑 即贵国政府可能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 就包括批准 和签署协议在内的一些问题尽快进行讨论 里曼还提醒说 如果签 署协议 苏联政府应按照规定 向美国政府和国际银行分别缴纳1% 基金份额和1%的银行认购额 24万美元 1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21 美国国务卿又直接向莫洛托夫询问 苏联批准文件是否存在 直到此时 莫斯科才感到不得不加快研究和决策的步伐 各种报告 和决议草案接踵而至 й月27 沃兹涅先斯基委员会向莫洛托夫提交 了正式报告 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报告对1 3日斯捷潘诺夫报告所 列问题 依次提出了答复 卢布平价必须以黄金表示 宣布卢布与黄金 的比价为1 0.1676735 在苏联以不超过卢布平价正负一定范围 由基 金组织规定 内的价格买卖黄金 基金组织的这一要求并不妨碍苏联在 世界市场上买卖黄金 苏联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时以黄金和硬通货支持的 问题与苏联参加这两个机构没有直接关系 苏联国家银行在进行货币交 易时继续享有专有权 向基金组织通报的苏联黄金和外汇储备应以财政 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收支平衡表为准 可以同意基金组织自由处置以 卢布表示的苏联份额 但不能自行决定从卢布账户中提取卢布 可以遵 从基金组织章程允许的外币汇率与平价之间的偏差 可以同意基金协议 关于转移性支出的限制 但苏联转移支出的适度规模由自己决定 章程

    法律问题

    规定必须向基金组织提供的信息只能由国家银行经政府批准后提供 果确定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好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加入后的业务操作应委托给苏联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应为在国际经济机 构工作的苏联员工举办特别培训 因这两个机构不在苏联落地 不存在 其官员的豁免权问题 最后 作为先决条件 报告重申了苏联代表团所 声明的有关黄金存放地 黄金缴纳额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财务负担等保 留条件 1通篇看下来 虽然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 但委员会的出发点是倾 向于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莫洛托夫一直没有响应 12 8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再次 提交报告 鉴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美国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立 英国下议院也将在12 12 讨论布雷顿森林协议 并一定会通 再加上美国政府不断催促苏联速做决定 该报告以委员会的名义要 如果原则上决定了苏联加入 就应该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4天以后 12 12 莫洛托夫在报告上批示 送维辛斯基 同志和杰卡诺佐夫同志 应予以讨论 /此二人均非委员会成员 莫洛托 夫显然是要再听取专家以外外交人员的意见 没有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 维辛斯基和杰卡诺佐夫的任何回复 而据塔斯社20 的报道 美国副 国务卿艾奇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12 27日将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布 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协议 为此 12 20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 又一次向莫洛托夫呈交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在通报了已经签署和将要签 署协议的国家名单 20 他们 请求加快研究我国对上述协议的 如果说此前有关机构和个人的报告都没有明确表示苏联是否应该参

    态度问题

    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意见 那么12 21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 苏联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则立场鲜明地提出 苏联应该加入这两个国际经 济机构 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以及具体的金融业务几个方面 详细分析了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有利因素 既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应对国际收支逆差 取得贷款担保和直接长期贷款等 又可以获取间 接的政治好处 影响国际金融政策 显示苏联的国际合作态度 了解国 际金融信息等 报告还特别提到 按照章程的规定 苏联加入这些机构 并不存在金融风险 如黄金外流 卢布平价受到外界干预等 1 12 23 新任国家银行行长¥. 1.戈列夫与斯捷潘诺夫 格拉申 阿鲁秋尼扬 契楚林联名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另一份关于苏联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报告 并附有决议草案 报告简 述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协议的内容后指出 美国政府认为 目前同 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国家数量 即使不包括苏联 已经足够使 这两个机构得以成立 报告随后列举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应 承担的六项金融责任 以及加入后给苏联带来的四个方面的好处 结论 尽管加入这两个机构对苏联而言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意义 但如果 苏联不加入 则会导致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被人利用做出不利苏联的事 决议草案综合了 11 27日报告和12 21日报告的主要内容 后一句话是：「授权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诺维科夫同志签署成立基金组织和 银行的协议 2根据苏联外交决策的程序和习惯 没有上级领导人 这里指的就是莫洛托夫 的同意 一般是不可能提交决议草案的 很可能也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在26 以同样的题目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报告和决议草案 报告增加了大量

     篇幅论证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必要性 报告指出 美国拥有 的高比例份额足以使其操纵这两个机构 支持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 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苏联对建立这样的经济机构不感兴趣的原因 这些机构的成立已不可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苏联拒绝加入 就可能 被那些影响战后国际贷款的组织所孤 并引起 苏联向国际 市场出售黄金和获取贷款 方面的困难 美国同意向英国贷款正是 以加入基金组织为条件的 另一方面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家银行 以更了解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情况 维护苏联及对苏友好国家的 利益 此外 考虑到这两个机构都是专门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宪章 又规定它们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E03500 苏联作为联 合国的主要成员之一 很难置身事外 报告也提到了苏联加入进去可能 面临的困难 并认为 在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也指出，「在必要时 苏联和任何其他成员国可以随时退出基金组织和 国际银行 同时可以取回原先投入的资金 决议草案没有重要改动 是更突出了苏联政府必须发表的一个声明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机构在莫斯科储备的黄 不少于苏联支付给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数额 1 就是说 12 27日华盛顿举行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字仪式前 照时差莫斯科比华盛顿早7小时 苏联内部已经形成一致意见 同意加 入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等对外宣布了 然而 在当天美国国务 院会议室参加签字仪式的28个国家代表中 却没有见到苏联人的身影 也没有听到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消息 2尽管如此 华盛顿仍然沉浸在乐观的 气氛中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 倾向于相信 苏联会在周二的最

     后期限之前采取行动 1满怀期待心情的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12 28 阿鲁秋尼扬替莫洛托夫起草了一封给美国大使的回函 苏联 政府认为 目前签署在布雷顿森林制订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草案没有可能性 苏联政府必须在最近时期形 第二天 29 正是这位杰卡诺佐夫重新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 其结论突然变得十分消 报告认为 苏联参加这些组织的缺点远远大于优点 比如在没有得 到贷款的情况下加入上述组织会被认为是苏联示弱 美国压力下 被迫采取的步骤 加入国际银行要承担金融风险等 因此 苏联目前可 以等等看这两个机构的运行情况 在必要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加入 杰卡 诺佐夫还乐观地预期 如果对苏联加入这些组织感兴趣 主要盟国会进 一步发出邀请 3值得注意的是 随报告提交的决议草案 标明修改自26 日的草案 却没有什么变化 是对第4点和第10点的文字略有修改 最后一句话仍然是授权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签署协议文件 4笔者认为 这样 做的动机应该是考虑到苏联最终还是要加入这些组织 只不过还要等待 更好的时机 同一天 格拉申科也提交了一份报告 与杰卡诺佐夫的结论大体一 不过语气缓和一些 更像是对自己26日的报告的修改稿 报告分 别讨论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优缺点 与以前的说法差别不 但结论却很不相同 格拉申科谈到 苏联的加入将提高这些机构的

    成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 对这个方案涉及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 文件在首页特别标注 草案已与杰卡诺佐夫同志协商一致 2

    信誉 也是对美国倡议的 重大政治支持 但是 英国和法国的加入都 获得了美国的高额贷款 而对苏联的同样要求 美国却一直未表现出要 给苏联贷款的意愿 因此 这样的条件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不适宜的 报告的结论是 只有当美国同意在有利于 苏联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贷款时 这一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 1 正是在12 29 莫洛托夫将前一天准备好的信件交给了美国 大使馆 表明苏联目前尚不能签署文件 是把收件人由大使哈里曼改 为了代办凯南 2 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 莫洛托夫的这个表态 不意味 苏联此时已经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因为截至1945年底苏联 不是唯一没有签署协议的国家 况且莫斯科也没有阻止波兰 捷克斯洛 伐克和南斯拉夫加入这两个机构 3 者通过对上述俄国档案文献的分析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显然 苏联财政 银行 外贸机构的官员和专家普 遍赞同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然他们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 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矛盾 但是作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最主要的成 员国 苏联应该也必须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所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 何况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还会给苏联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问题是 加入的时机 笔者推断 很可能是在最后时刻 莫洛托夫 更可能是斯 大林4 出于对美苏关系和美国对苏贷款前景尚不明晰的考虑 认为此时

     加入并非最佳时机 于是才会出现外交部门突然修改报告的举动 根据苏联决策程序的惯例判断 这些突然转向的报告和文件必定是受命 而为 另外 从最后的报告和草案内容看 苏联也并没完全关闭进入国 际经济组织的大门 至于草案是否通过和下发 目前不得而知 但事实 吸收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过程1946年初仍 在继续 正如本章在引言中讲到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对战后国际经济 秩序的完整设计 发展世界贸易是其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也是最终目 国际货币基金协议 第二条的规定即是 进国际贸易 的扩大和平衡发展 1因此 签署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协议的进程尚未开 美国便开始 手组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工作了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交流 从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 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的共识 20世纪发 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更让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识到 有建立自由的 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 给予所有的国家不受歧视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机 才能消除爆发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避免灾难重演 为此 一个世 如上文所说 早在1943 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美国提交 的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忘录中 就包含 非歧视基础 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的建议 对此 联也是赞同的 外贸 人民委员部10 14日报告和外交人民委员部12 31日的报告认为 可以同意美国的建议 缔结国际贸易公约(消除贸易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殊商品和私人贸易

    界性贸易组织的产生就成为必然

    的国际协议 I布雷顿森林会议没有提出解决国际贸易组织的任务 只是人 们基于1933年伦敦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失败的教训 有意识地将货币与 易问题分开处理而已 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世界自由贸易的基石 早有学者指出 美国战后的最终经济目标是 相对稳定和可互换 的货币基础上 建一个可行的多边贸易体系 3 1934年至1945 美国签订了 32项双边互惠贸易协议 其中许多条款预示了后来关贸 协议中的内容 4 1943 10月英美专家讨论基金问题的华盛顿会议 期间 他们就研究了未来国际贸易的原则问题 并建议设立一个 国际 经济咨询总部 5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后 1945 5 29 济发展委员会6公布了一份关于国家政策 的政策 7布雷顿森林协议在国会立法以后 美国政府从9 开始通报有 关国家 将启动一项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项目 并为此召开一次国际会 2 5日和14日国务院分别向驻有关国家使馆发出通函 要求向驻在国通报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并确定1946 年

    但如果二者同时讨论 则将一事无成 2 的评估报告 其中提议 在世界各国推行 大国际贸易和保障就业

    夏天召开国际贸易会议 接到邀请的有英国 苏联 中国 捷克斯洛伐 克等15个国家 1 美国国务院11月印发了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的宣传 呼吁联合国不迟于1946年夏天召开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 商定各国 战后贸易政策 以防止世界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经济集团 宣传册包含由 副国务卿克莱顿组织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提案 其中指出 为了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如国家规定的关税和进口额度 私人集团 和康采恩 卡特尔的商业垄断 国际市场混乱 生产和就业无常等 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 其成员承诺将根据组织的章程推行自己的 国际贸易政策 2克莱顿希望这个建议可以得到各联合国家的同意 并作 为会议讨论的基础 312 6 美国政府将召开国际贸易会议的相关文 件交给苏联使馆 12日美国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提请苏联政府注意美国 关于扩大国际贸易活动的建议 并提出为保证这次国际会议成功 将在 1946 3月或4月先召开初步会议希望苏联政府1945 12 31 前确定是否出席预备会议 发表与美国政府会谈的意向性声明 信中 还说 美国将对公开声明中附带的商品清单给予贸易优惠 按照这份清 苏联将成为美国的主要供货商 4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要求苏联答复 的日期 12 31 与布雷顿森林文件签署的最后期限完全重合 这应 该不是巧合 对此苏联的反应比较快 12 31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向莫洛 托夫提交了关于美国扩大贸易活动建议的报告 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

     章程草案中涉及要求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歧视待遇政策的如下内容: 责成对外贸易实行垄断的国家 1.每年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协议商品 2.把对外贸易仅当作商业行为 3.取消出口补贴等 并认为这些是苏联 对外贸易不能接受的 外贸人民委员部打算重新开始工作 就苏联感兴 趣的战后国际贸易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建议 为了摸清美国及 成员国对苏贸易的意图 努力消除章程对苏联贸易活动的不利影响 解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冲突 报告认为 苏联可以同意参加 出席1946 3月或4月的预备会议 但不承诺参加国际贸易组织 告对美国政府把国际贸易问题的最初讨论与关税优惠挂 很感兴趣 认为需要研究美国可能会提出什么让步条件 最后 报告提交了外交人 委员部经济司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贸易合同司共同起草的对美国来 函的答复草案 其中特别提到 苏联政府欣慰的是 美国政府将就降低 苏联商品向美国出口的关税税率问题主动发表与苏联政府会谈意向的声 同时 希望美国政府在发表上述声明之前通知对苏联政府可减让关 税的货物清单 J 4946 1 3 莫洛托夫在这个文件上批注 请提 米高扬是否拿出了草案 目前不得而知 但就在1946年初对外贸 易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 对外贸易 发表了一篇署名匸 的文章 说以缩写字母署名发表文章的 一般是该部门的负责人 题目是 国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文章以客观描述的方式 详细介绍了 美国拟定的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 未加褒贬 3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供一份经米高扬同意的草案

     会理事会2 18日的一项决议 苏联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 并经美 波等国的私下讨论和交涉 在美国建议初稿的基础 2 苏联并没有表示不出席国际贸易会议 2实际上 未等苏联做出是 否参加国际贸易会议的答复 美国又催问苏联对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 行的态度 2 21 美国政府将一份照会交给苏联 在同意有条件 其中包 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建议 中提出的问题 恢复对苏贷款谈判的同 邀请苏联派 观察员 参加定于3 8日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 行的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第一次会议 并特别指出 美国打算建议基金 组织和国际银行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 允许那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但未能在1946 应为1945 笔者 12 31日前签署 文件 的国家 在有限的时间内 以与1945 12 31日以前签字的成员国相 据俄罗斯学者考察 苏联有关部门在是否出席萨瓦纳会议的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外交部阿鲁秋尼扬和外贸部克鲁季科夫认为 苏联不应在 美国的压力下出席会议 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则主张派遣观察员的适宜 因为苏联并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尽管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 已受命准备拒绝美国邀请的答复草案 但最终结果还是财政部的意见占 了上风 决定派苏联采购委员会驻华盛顿办事处专员贝ёН斯特罗夫以

    形成迸发表了 国际贸易组织建议宪章 （Suggested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1 这说明 尽管十分谨慎 至少到 1946 同条件加入 3 纽约时报 后来报道了这一消息 4

    察员的身份带队前往萨瓦纳 1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如期召 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开幕式 并在讲演中称布雷顿森林计划是新 经济世界的 基石 新任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则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比作 济大宪章 他们都呼吁已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但尚未获得批准的 8个国家 均有观察员出席会议 坚持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的立 2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延长已签署协议的国家以同等条件加入基金组 织和国际银行 美国提议的延长期为半年 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则为一 结果 后者得以通过 3毫无疑问 这显示出大会对苏联等国家加入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热情期待 但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却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积极态度 全不同 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而且对苏联 是否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缄默不语 4在答记者问时 苏联外贸 部代表e P.贝斯特罗夫回答说 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我们 4 18 在一份关于美苏贷款谈判的照会中 美国国务院再次提 醒苏联驻美使馆 望苏联政府不久能够 利用理事会提供的机会 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后这段话是根据财政部长文森的要求和批准

    仍在继续研究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复杂问题 5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1 而增加的 它想表明的意思是 直到1946 12 31 苏联仍然有 资格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其条件与在1945 12 31日签署布雷顿 森林协议的成员国享有的条件相同 17日莫斯科答复 如果按照 苏联的要求修改贷款谈判的内容 苏联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但没有提 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 2不过 在苏联的内部文件中 还是提到了 这个问题 5 23 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同美国就贷 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举行谈判的指示草案 其中提到 在促进国际贸易的 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合作的 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相矛盾 还说 如果贷款和租借清算谈判顺利 代表团可以将附件(6) 中的声明交给美国人 必要时也可以在报刊发表 3附件(8)针对美国关 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提出 应拒绝关于外贸垄断国家和出口补 贴的规定 但不应反对国际贸易协议的总原则 因为参加这一协议对苏 联的进出口有好处 4指示草案最后说 如果美国政府同意这些建议 并签 署了贷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 显然 苏联的立场非常明确 苏联 加入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按照苏联的条件签订贷 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而美国的立场恰恰相反 苏联的上述意见尚未传递 出去 6 13 美国发来了对5 17日照会的答复 美国政府仍然坚

     4 18日照会的条件 并再次强 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有助于顺利完成拟议中的 美苏贷款和经济谈判 1 苏联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美国则 把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双方针锋相 持不下 在美苏政治关系已经大为恶化的背景下 1946 7 双方关于准备贷款谈判的讨论无果而终 2 此之后 管克里姆林宫 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拒绝加入国际基金 行和贸易组织 但苏联也再没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到冷战结束前 苏联始终没有 也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 也没有在关贸总协议上签字 对于苏联在如此优惠的条件下拒绝加入这 国际经济组织 绝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美国当局感到困惑 他们认 作为 家贸易制度的主要代 苏联的加入非常重要 不仅有 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对苏联本身 特别是作为原始成员国 也大 有益处 4于是 对于苏联拒绝加入的原因就出现了各种 猜测 没有得

    有正式提出过这些问题 更没有与这些机构进行任何联系

    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家 当然 苏联 到贷款 不愿提供经济 其是黄金 信息 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对资 本主义金融机构不信任; 适合苏联的经济体制 等等 不一而足 I后来 的研究者对个中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2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上述说法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诸多因素中 那些表面的或作为借口和谈判筹码的理由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更重 要的是 苏联在战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上 一种合理的选择吗 或者说 斯大林战后经济决策的结果对苏联 是否有利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布雷顿森林文件设计的战后国 际经济体系是否兼容 即国际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贸易组织的运行机 制和规则是否适合于具有外贸垄断 率管制 息控制等特征的计划 经济体制 出席1945 12 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官员对外宣称 布雷 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对苏联经济体系的干预和破坏 克里姆林宫坚持在世 界事务中保持其行动的独立性 3有些历史学家也认同苏联官方的这种解 4 而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备忘录中记录的 保留意见 似乎 证明这种担心是合理的 不过 笔者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首先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 布雷顿 森林体系也的确是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设计的 然而，第一，

    当时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部分工业国有化和强调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 I包括美国 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实行战时体制 都在一定程 上保留了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并增加了国营贸易和政府赞助的大宗采 购和销售安排 2更何况 以租借援助为纽带的战时美苏经济关系本身就 带有很大的计划性 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 第二 怀特在设计方案时显 然已经意识到两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差异 但他赞成和遵从罗斯福的 际主 希望苏联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逐步摆脱 自给自足 经济体制 因此 第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议 要求其成员国或缔约方完全取消外汇管制 基金协议第8条第2 关贸总协议第15条第9 对经济信息的公布也有让步条件 特别是 基金协议还设计出3 — 5年的 过渡期 条款 14 以便这些国 家能够逐步适应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 很多国家的 过渡期 延续了 15 — 20 3第四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和南斯拉夫 都作为原始成员国加入了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全 实行计划经济 已经纳入苏联的控制范围 而波兰 1950 和捷 克斯洛伐克 1954 的退出 际上是出于政治原因 南斯拉夫则始 终是其成员国 4在世界贸易体系中 捷克斯洛伐克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 的原始签署国波兰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则分别于1967 1971年和 1973年加入关贸总协议 而这些东欧国家都在40年后期移植了苏联的经 济模式 第五 苏联最初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上签字 以及后来几份关于

    同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请示报告 都说明以苏联官方当时的观 实行国有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不可逾越的 障碍 所谓 留意 不过是未来谈判的筹码 其次 涉及苏联的经济安全问题 毫无疑问 雷顿森林协议标志 美国首次对世界经济进行重组的重大尝试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体现了美国的 霸权优势 这是实力差别形成的客观事实 正如凯 南在1948 2 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的: 我们只有世界人口的6.3% 却拥有世界财富的50%左右 2有学者认为 在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系 统中 苏联甚至不可能成为华盛顿的初级合作伙伴 3但伊肯伯里的研 究证明 这种 霸权秩序 有开放 自由 妥协和互惠的性质 各国 参与而不是抵制战后秩序 可以更好地确保其利益的实现 相比单一 和封闭的体系而言 这种多元化和分权化的机制更有利于其他国家发挥 影响力 4在决策程序上 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 国际经济组织不存在 决权 的问题 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多数票的决定 5 德斯塔德或许因此而 认为 在这种国际机构中 基本的决定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关注 外国人至少影响了决策的范围和时 6 然这里是针对英国等西欧国

    而言的 但同样适合于苏联及其盟国 美国是战后最大的债权国 苏联与其他多数国家 包括英国 的经济要求是一致的 都感到美元短 需要大量的重建资金 同时 苏联在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投票 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苏联当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虽然很小 但其具 不可忽视的黄金优势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苏联 将能够以更加有效 的方式影响这些机构的运 I更多的国家加入 无疑将稀释美国在这些 机构中的决策影响力 事实上 金组织成员国的不断增加 后来 美国的投票权已经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 2相反 苏联游离于国 际经济体系之外 只能更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 于苏联的缺席 讨论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哈瓦那会议 1947 11月召开 无法就有关贸易垄 断国家 联是其典型 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做出任何规定 从而失 去了 为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贸易合作找到技术解决方案 的机会 3 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认知未必全面 必合理 同时也不应该 记怀特设想并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创立原则 国际合作而限制国家主权中某些特定的经济要素 对于国际平准基金 再次 正如史料显示及许多学者指出的 贷款问题的确是苏联加入 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的 直接的障碍 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 对这 问题也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里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一个是

    此看来 然克里姆林宫对经济安全和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后 寄人篱下 成功地发挥有益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945年底 美苏关系逐步恶化导致苏联在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前犹豫不 一个是1946年中 美国终止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导致莫斯科不再考虑 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时及战后初期盟国之间的确存在不少分歧 但美 和西方对苏联主要的不满和抱怨集中反映在东欧问题上 即苏军对华 沙起义 见死不救 苏联在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上 意孤行 及在罗马尼亚 加利亚和匈牙利选举问题上违背雅尔塔会议约定 关门 政策 同时 伦敦外长会议也显示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讨论陷 入僵局 在美国人看来 莫斯科的做法无疑是把东欧和巴尔干视为自己 力范 并准备与西方盟国分道扬镶 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 1对 这些问题的负面看法影响了美国的社会舆论 国会立法和白宫决策 致美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和倾向急剧增强 尤其是在罗斯福去世以后 2 国开始调整对苏政策 经济援助 作为 响符合我们原则的 政治行动的主要实际杠杆之一 最有效的武 进一步 强经济 政策与对苏政治政策之间的协调 里曼语 图逼迫苏联回到盟国 合作的轨道 3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再拖延并最终停止了对苏联的贷款 显然 由于政治右倾 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政策取向上犯了错误 如帕特森指出的 将贷款作为外交武 4就这一点而言 苏联的确是 把贷款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而美国 则以加入基金组织掩盖了其拒绝贷款的难以启齿的真实目的 逼迫苏 联改变其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政策

    不过也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受到凯南 长电报 广泛传播和丘 吉尔的 演说的影响 在当时美国社会舆论和国会议员普遍对苏 联反感的情况下 使美国行政机构的政策不变 美苏贷款谈判取得成 怕也很难在国会通过 1再者 苏联在贷款问题上死死抱住美国政府 这条渠道不放 恐怕是咽不下英国和法国得到大量美国贷款这口气 取得贷款并非美国政府这一个通道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恰恰是为各国提 供战后重建贷款而设立的 早在1945 4 国务院经济司国际财政与 发展事务处 OFD 就建议 未来向苏联提供额外长期信贷的可行性 而言 应考虑至少部分通过布雷顿森林银行 而不是完全通过进出口银 副国务卿克莱顿对此表示赞同 2国务院照会提到批准布雷顿森林文 即可得到贷款 该指的正是这条通道 此而言 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是自己切断了获取最优惠条件长期贷款的正常渠道 如此看来 苏联把贷款问题作为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障碍 即便是 真实的考虑 也是很不明智的 顺便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 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 分歧捆绑起来 最后 在笔者看来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 最深层 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 苏联 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 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

    的经济组织 全没有必要性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合作是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保证 以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而著称 而战争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自由 经济企业施加了严格限制 特别是对价格 工资和税收的控制 I苏联著名 经济学家瓦尔加在其1946年出版的专著中敏锐地指出 在国际经济组织 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功能 是战后 资本主义经济中主 要的和新的契机 2 一方面 对于苏联的经济体制 在很多美国人 括罗斯福 看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 在走向 一种改良的国家社 主义 因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为 正在变化 的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联经济制度的不同 性质并未被视为一体化的障碍 3摩根索则在1945 2 指出 布雷顿 然而 对于两种不同经济机制趋同发展的前景 莫斯科的决策者缺 乏清醒认识 除少数经济学家和业务官员外 苏联党内普遍存在一种理 论上的误区 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 经济 而且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总危机必然要到来 5他们没有 看到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 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 产党宣言 克思 恩格斯 提出要消灭的那个资本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现在 的社会主义也不是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 国家与革命 列宁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形成了一种趋势 美国在战前推行的罗斯福 森林体系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 他们看到的只是苏联经济体制的优势 因为自 诞生以来世界一直处于紧张和战争的状态1 而没有认识到 从根本上 种具有高度中央集权 排斥市场经济的特质的体制是一种战时经 济体制 它在特定的时期相比一般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优势 30年代 西方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时期 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却是一种成本高 效益差而缺乏动力机制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理论认知的基础上 苏联战后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计 划经济体制 1946 3 18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1946 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五年计划的法令 3 27 联共 央又做出配合五年计划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23 20日国家计划委 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副主席 3熟悉苏联情 况的凯南指出 此前这类计划只在党的会议上宣布 这次由刚刚选出的 最高苏维埃批准是 创了先例 而五年计划的宣传活动与声势浩大的 选举紧密相连 目的是 突出苏联的工业成就 以说明 只有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 会有经济安 4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值得 注意 次五年计划没有列入对外贸易工作 对外贸易部认为 只有根 据贸易合同才能 实地规划收益和支付 而计划定额将 导致无法利 用国外市场的行情 部长会议外汇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 并于9 6 将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第二天 部长会议做出决议 责成对外贸易部同

     财政部和国家银行一样 必须在计划开始前提交年度和季度计划草案 I如 此加强广泛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拒绝进入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趋 势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苏联最终未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遗憾 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的结果看 都是苏联经济发展战 略中的一次错误决策 从经济上讲 这一决策最直接的后果是断绝了苏联取得期待已久的 美国长期贷款的可能性 从而导致美苏贸易额断崖式下降 而苏联一直 企望从美国进口中获取亟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鉴于1947 4 即马 歇尔计划启动前不久 斯大林还没有放弃对得到美国贷款的希望2 这种 结果对苏联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1946 美国对苏出口额3.58亿美元进口额1.00亿美元7947年分别降为1.49 亿和0.77亿美元 3 加上不久后美国实行对苏禁运政策 根据苏联自己 的统计 美苏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46年的2.13亿卢布直线下跌到1950 更重要的是 这一决策使苏联错过了历史上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 行改革的最佳机遇 二战结束时 苏联具备了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的一切有利条件 在国内 由于开放和自由 相对于战前 心思变 当时苏联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矛盾而有趣的现象 人们对现存经济制度

    年的720万卢布和1953 40万卢布

    尤其是生活条件极度不满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却空前高涨 1 这恰是改革的社会基础 在国外 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处于历 上的最好时期 国际安全组织 联合国 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在构建中 而加入国际货币和金融组织正是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也是融入战后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开端 这恰是改革的国际条件 2相反 苏联未能加入这 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反而在1947年拒绝马歇尔计划 主动与世界经 济体系切割 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为以后苏联的经济体制变革 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讲 这一决策加速了正在形成的冷战格 特别是在美国造成了对苏联而言的 者痛 仇者快 的结果 国属多元政治 在白宫和国会都存在 明显的左翼 亲苏派 和右翼 苏派 管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开始右倾 但主张战后继续与苏联合 作的力量仍不可小觑 1945 11月美苏友好集会上 副国务卿艾奇 逊发表讲话 申战后和平与合作的必要性 强调美苏可以通过商业往 来互相帮助 商务部长H.A.华莱士也指出 那些企图对我们的盟友产 生怀疑 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战时白宫下属的苏联 委员会主席拉蒙特则认为 与苏联合作 促进和平与相互贸易 美国唯一明智的选 3很多学者 别是经济学家 更是对此充满热情 和希望 4就在莫洛托夫12 29日递交照会前 美国国务院与驻苏使馆之 就对苏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 艾奇逊要求给予苏联经济帮助以促 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而哈里曼则坚决反对 除非苏联 停止对东欧的

    经济剥削 。1946年初 美国经济顾问会议讨论对苏经济政策 论是美 国应坚持完全互惠 并应保证苏联的利益 26 华莱士还致函米高扬 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谈 表示美国商务部将 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推动 苏联最终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疑是对美国亲苏力量的无情 打击 而受到鼓舞的却是反苏的右翼势力 与罗斯福 摩根索 怀特等 人的主张相反 美国的右翼势力恰恰期盼苏联拒绝加入 如美国驻苏大 使w.6.史密斯所说 他们担心苏联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会给美国带来麻 坏和削弱这些机构 4在谈到吸收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问题时 凯南在回忆录里以嘲笑的口吻说 对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希望 有哪个部门比财政部 彻底 更天真 更执拗 或者可以说是更残 因此 当莫斯科做出拒绝加入基金组织的决定时 财政部 梦想 破灭了 迸发出一声 困惑而痛苦的呼喊 5最能体现美国右翼人士对 联这一决策反应的就是著名的凯南 长电报 其在政界引发的反苏 波澜 凯南认为 苏联在国际经济领域政策目标是追求在其控制地区的 绝对主导地位 除非得到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官方 对国际经济 作的基本原则会采取漠视的态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的 起点的电报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强烈反响和赞誉 一时间似乎成了

     两国广泛的经济合作 ? 深蒂固的 不安全感 其特征就是 扩张 6这封后来成为 遏制理论

    美国决策者的圣 I 以看出 苏联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冷战到来 进程。

     关于这一点 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有一个广为同行引用的判断 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或放松其控制地区的贸易壁垒 是冷 战的结果 而不是冷战爆发的原因 2当然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 矛盾是导致苏联做出上述决定的重要原因 但如果认为当时冷战已成 定局未免言过其实 应该说直到1947年夏秋 美国发表杜鲁门宣言和马 歇尔计划而苏联建立起共产党情报局 冷战格局才在欧洲最终形成 3 际上 无论对苏联还是美国来说 全决策和经济决策都是一个互动过 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 联决定迈出与国际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步 既是此前美 苏政治分歧的结果 也是此后冷战形成的原因 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 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只有联合的安全机制 有联合的经济机制 这是 冷战在战后两年时间迅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4因此 美苏冷战起源 的根基不在安全问题 而在经济问题 意识形态当然重要 战略性互疑 也是美苏分歧产生的源头 不过它所导致的安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虚 幻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分裂的基础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 组织和世界经济秩序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苏关系的 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计划 战略物资禁运 巴黎统筹委员会 踵而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是为推动战后国际经

     济合作设计的 结果却成为苏联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冷战爆发 的前奏 如果拉长历史的镜头 对苏联战后经济战略和发展战略中这一 决策的后果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大林去世不久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 被迫移植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开始了改革的历史进 1天长日久 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2 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好处则历历在目3 波兰 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国家冲破 苏联的阻力 纷纷要求并先后加入了关贸总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些还享受了最惠国待遇 高潮出现在70 — 80年代 4最后 苏联自己也 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提出 新思维 联也启动了迟到的经济体制 改革计划 并要求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因冷战宿怨而遇到重重阻力 1985 12 苏联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望加入关贸总 协议 1990 3月则正式申请观察员地位 但在5月理事会审议时受阻 国和日本不同意 51991 7 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5日，仅得到一个特殊的 准成员国 资格 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1月初在莫斯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 212 9 国正式宣布给予苏联 最惠国待遇 3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犹疑和抵制 苏联终于开始进入世界经 体系了 然而不幸的是 十几天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就解体了。

    面对冷酷而尴尬的现实 顾历史 不能不说苏联在战后错失了 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良机 同时还要看到 从现实经济要求的角度 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 最重要的渠道。

  • 历史文典

    汉谟拉比法典

    约公元前1776年，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一公元前1750年在位）颁布。共3500行，包括序言、条文（282条）和结语三部分，序言和结语约占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条文涉及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方面。

    HAMMURABI’S CODE OF LAWS(circa 1780 B.C.)

    序言：

    When Anu the Sublime, King of the Anunaki, and Bel,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decreed the fate of the land, assigned to Marduk, the over-ruling son of Ea, God of righteousness, dominion over earthly man, and made him great among the Igigi, they called Babylon by his illustrious name, made it great on earth, and founded an everlasting kingdom in it, whose foundations are laid so solidly as those of heaven and earth; then Anu and Bel called by name me, Hammurabi, the exalted prince, who feared God, to bring about the rule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land, to destroy the wicked and the evil-doers; so that the strong should not harm the weak; so that I should rule over the black-headed people like Shamash, and enlighten the land, to further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Hammurabi, the prince, called of Bel am I, making riches and increase, enriching Nippur and Dur-ilu beyond compare, sublime patron of E-kur; who reestablished Eridu and purified the worship of E-apsu; who conquered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 made great the name of Babylon, rejoiced the heart of Marduk, his lord who daily pays his devotions in Saggil; the royal scion whom Sin made; who enriched Ur; the humble, the reverent, who brings wealth to Gish-shir-gal; the white king, heard of Shamash, the mighty, who again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Sippara; who clothed the gravestones of Malkat with green; who made E-babbar great, which is like the heavens, the warrior who guarded Larsa and renewed E-babbar, with Shamash as his helper; the lord who granted new life to Uruk, who brought plenteous water to its inhabitants, raised the head of E-anna, and perfected the beauty of Anu and Nana; shield of the land, who reunited the scattered inhabitants of Isin; who richly endowed E-gal-mach; the protecting king of the city, brother of the god Zamama; who firmly founded the farms of Kish, crowned E-me-te-ursag with glory, redoubled the great holy treasures of Nana, managed the temple of Harsag-kalama; the grave of the enemy, whose help brought about the victory; who increased the power of Cuthah; made all glorious in E-shidlam, the black steer, who gored the enemy; beloved of the god Nebo, who rejoiced the inhabitants of Borsippa, the Sublime; who is indefatigable for E-zida; the divine king of the city; the White, Wise; who broadened the fields of Dilbat, who heaped up the harvests for Urash; the Mighty, the lord to whom come scepter and crown, with which he clothes himself; the Elect of Ma-ma; who fixed the temple bounds of Kesh, who made rich the holy feasts of Nin-tu; the provident, solicitous, who provided food and drink for Lagash and Girsu, who provided large sacrificial offerings for the temple of Ningirsu; who captured the enemy, the Elect of the oracle who fulfilled the prediction of Hallab, who rejoiced the heart of Anunit; the pure prince, whose prayer is accepted by Adad; who satisfied the heart of Adad, the warrior, in Karkar, who restored the vessels for worship in E-ud-gal-gal; the king who granted life to the city of Adab; the guide of E-mach; the princely king of the city, the irresistible warrior, who granted life to the inhabitants of Mashkanshabri, and brought abundance to the temple of Shidlam; the White, Potent, who penetrated the secret cave of the bandits, saved the inhabitants of Malka from misfortune, and fixed their home fast in wealth; who established pure sacrificial gifts for Ea and Dam-gal-nun-na, who made his kingdom everlastingly great; the princely king of the city, who subjected the districts on the Ud-kib-nun-na Canal to the sway of Dagon, his Creator; who spared the inhabitants of Mera and Tutul; the sublime prince, who makes the face of Ninni shine; who presents holy meals to the divinity of Nin-a-zu, who cared for its inhabitants in their need, provided a portion for them in Babylon in peace; the shepherd of the oppressed and of the slaves; whose deeds find favor before Anunit, who provided for Anunit in the temple of Dumash in the suburb of Agade; who recognizes the right, who rules by law; who gave back to the city of Ashur its protecting god; who let the name of Ishtar of Nineveh remain in E-mish-mish; the Sublime, who humbles himself before the great gods; successor of Sumula-il; the mighty son of Sin-muballit; the royal scion of Eternity; the mighty monarch, the sun of Babylon, whose rays shed light over the land of Sumer and Akkad; the king, obeyed by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 Beloved of Ninni, am I.

    When Marduk sent me to rule over men, to give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to the land, I did right and righteousness in . . . , and brought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 oppressed.

    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使我有如沙玛什，照临黔首，光耀大地。

    CODE OF LAWS（条文）：

    关于诉讼审判的规定

    1.If anyone ensnare another, putting a ban upon him, but he cannot prove it, then he that ensnared him shall be put to death.
    1.若有人诱捕另一个人，将禁令加在他身上，他却不能证明，那诱捕他的将被处死。
    2. If anyone bring an accusation against a man, and the accused go to the river and leap into the river, if he sink in the river his accuser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But if the river prove that the accused is not guilty, and he escape unhurt, then he who had brought the accusation shall be put to death, while he who leaped into the river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house that had belonged to his accuser.
    2.如果有人控告一个人，被告到河边跳进河里，如果他在河里下沉，他的控告者将占有他的房子。但是如果 河流证明被告是无罪的，他毫发无伤，那么带来指控的人将被处死，而跳进河里的人将占有属于原告的房子。
    3. If anyone bring an accusation of any crime before the elders, and does not prove what he has charged, he shall, if it be a capital offense charged, be put to death.
    3.如果有人在长老面前提出任何罪名，但不证明他所指控的罪名，他将被处以死刑。
    4. If he satisfy the elders to impose a fine of grain or money, he shall receive the fine that the action produces.
    4.若其说服年长者罚之以谷物或金钱,其将获得此因诉讼而生之罚金。
    5. If a judge try a case, reach a decision, and present his judgment in writing; if later error shall appear in his decision, and it be through his own fault, then he shall pay twelve times the fine set by him in the case, and he shall be publicly removed from the judge’s bench, and never again shall he sit there to render judgement.
    5.如果法官试例，作出决定，并提出书面判决书；如果以后误差应出现在他的决定，它是通过他自己的过错，他将付出他所判决的十二倍的罚款，他应被公开去除法官席位，禁止他作出判决。

    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

    6. If anyone steal the property of a temple or of the court,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also the one who receives the stolen goods from him shall be put to death.
    6.任何窃取寺庙或者皇宫的财产的人将被处以死刑，而从他那里收受赃物的人也一并处以死刑。
    7. If anyone buy from the son or the slave of another man, without witnesses or a contract, silver or gold,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 ox or a sheep, an ass or anything, or if he take it in charge, he is considered a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7.任何在没有证人或者合同文书的情况下，向他人的子女或奴隶购买白银、黄金、男女奴隶、斧头或者是羊、驴以及其他任何东西的人，或者为此负责的人，都将被视为盗贼且判处死刑。
    8. If anyone steal cattle or sheep, or an ass, or a pig, or a goat, if it belong to a god or to the court, the thief shall pay thirty-fold therefore; if they belonged to a freed man of the king, he shall pay ten-fold; if the thief has nothing with which to pay,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8.如果被盗窃的牛、羊、驴或者是猪属于寺庙或者皇室，盗窃者将偿付三十倍的赔偿；如果它们属于国王的公民，盗窃者将作出十倍赔偿；如果窃贼无力赔偿，将以死抵罪。
    9. If any one lose an article, and find it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if the person in whose possession the thing is found say “A merchant sold it to me, I paid for it before witnesses,” and if the owner of the thing say, “I will bring witnesses who know my property,” then shall the purchaser bring the merchant who sold it to him, and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he bought it, and the owner shall bring witnesses who can identify his property.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their testimony–both of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the price was paid, and of the witnesses who identify the lost article on oath. The merchant is then proved to be a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The owner of the lost article receives his property, and he who bought it receives the money he paid from the estate of the merchant.
    10. If the purchaser does not bring the merchant and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he bought the article, but its owner bring witnesses who identify it, then the buyer is the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the owner receives the lost article.
    11. If the owner do not bring witnesses to identify the lost article, he is an evil-doer, he has traduced,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12. If the witnesses be not at hand, then shall the judge set a limit, at the expiration of six months. If his witnesses have not appeared within the six months, he is an evil-doer, and shall bear the fine of the pending case.
    [there is no 13th law in the code, 13 being considered and unlucky and evil number]
    14. If anyone steal the minor son of another,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4.拐带他人幼子之人，将被判处死刑。
    15. If anyone take a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the court, or a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a freed man, outside the city gates,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5.任何将皇宫以及公民的男女奴隶带出城邑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16. If any one receive into his house a runaway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the court, or of a freedman, and does not bring it out at the public proclamation of the major domus,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7. If any one find runaway male or female slaves in the open country and bring them to their masters, the master of the slaves shall pay him two shekels of silver.
    18. If the slave will not give the name of the master, the finder shall bring him to the palace;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must follow, and the slave shall be returned to his master.
    18.如果这个奴隶拒不说出主人的名字，发现者必须把他带到宫殿， 并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这个奴隶将被遣返给他的主人。
    19. If he hold the slaves in his house, and they are caught there,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9.窝藏他人奴隶并且被抓获者将被处以死刑。
    20. If the slave that he caught run away from him, then shall he swear to the owners of the slave, and he is free of all blame.
    20.若被抓获的奴隶逃跑，而抓获者向奴隶所有者起誓承诺（不是有意放走），则将免于处罚。
    21. If anyone break a hole into a house (break-in to steal),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before that hole and be buried.
    21.如果打破房子的墙壁，强行进入住宅偷窃，偷窃者必须在那个洞前处以死刑和埋葬。
    22. If anyone is committing a robbery and is caught, then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22.正在实施抢劫的抢劫犯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以死刑。
    23. If the robber is not caught, then shall he who was robbed claim under oath the amount of his loss; then shall the community, and . . . on whose ground and territory and in whose domain it was compensate him for the goods stolen.
    24. If persons are stolen, then shall the community and . . . pay one mina of silver to their relatives.
    25. If fire break out in a house, and some one who comes to put it out cast his eye upon the property of the owner of the house, and take the property of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he shall be thrown into that self-same fire.
    26.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common soldier), who has been ordered to go upon the king’s highway for war does not go, but hires a mercenary, if he withholds the compensation, then shall this officer or man be put to death, and he who represented him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27. If a chieftain or man be caught in the misfortune of the king (captured in battle), and if his fields and garden be given to another and he take possession, if he return and reaches his place, his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returned to him, he shall take it over again.
    28.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be caught in the misfortune of a king, if his son is able to enter into possession, then the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given to him, he shall take over the fee of his father.
    29. If his son is still young, and cannot take possession, a third of the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given to his mother, and she shall bring him up.
    29.若因其子年幼无承担能力，其母将获得三分之一的田地以及庭院，并且抚养幼子成人。
    30.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leave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and hires it out, and some one else takes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and uses it for three years: if the first owner return and claims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it shall not be given to him, but he who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it and used it shall continue to use it.
    31. If he hire it out for one year and then return, the house, garden, and field shall be given back to him, and he shall take it over again.
    32.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is captured on the “Way of the King” (in war), and a merchant buy him free, and bring him back to his place; if he have the means in his house to buy his freedom, he shall buy himself free: if he have nothing in his house with which to buy himself free, he shall be bought free by the temple of his community; if there be nothing in the temple with which to buy him free, the court shall buy his freedom. His field, garden, and house shall not be given for the purchase of his freedom.
    33. If a . . . or a . . . enter himself as withdrawn from the “Way of the King,” and send a mercenary as substitute, but withdraw him, then the . . . or . . . shall be put to death.
    34. If a . . . or a . . . harm the property of a captain, injure the captain, or take away from the captain a gift presented to him by the king, then the . . . or . . . shall be put to death.
    35. If any one buy the cattle or sheep which the king has given to chieftains from him, he loses his money.
    36.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of a man, or of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can not be sold.
    37. If any one buy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his contract tablet of sale shall be broken (declared invalid) and he loses his money.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return to their owners.
    38.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can not assign his tenure of field, house, and garden to his wife or daughter, nor can he assign it for a debt.
    39. He may, however, assign a field, garden, or house which he has bought, and holds as property, to his wife or daughter or give it for debt.
    40. He may sell field, garden, and house to a merchant (royal agents) or to any other public official, the buyer holding field, house, and garden for its usufruct.
    41. If any one fence in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furnishing the palings therefor; if the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return to field, garden, and house, the palings which were given to him become his property.
    42. If any one take over a field to till it, and obtain no harvest therefrom, it must be proved that he did no work on the field, and he must deliver grain, just as his neighbor raised,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43. If he do not till the field, but let it lie fallow, he shall give grain like his neighbor’s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the field which he let lie fallow he must plow and sow and return to its owner.
    44. If any one take over a waste-lying field to make it arable, but is lazy, and does not make it arable, he shall plow the fallow field in the fourth year, harrow it and till it, and give it back to its owner, and for each ten gan (a measure of area) ten gur of grain shall be paid.
    45. If a man rent his field for tillage for a fixed rental, and receive the rent of his field, but bad weather come and destroy the harvest, the injury falls upon the tiller of the soil.
    46. If he do not receive a fixed rental for his field, but lets it on half or third shares of the harvest, the grain on the field shall be divided proportionately between the tiller and the owner.
    47. If the tiller, because he did not succeed in the first year, has had the soil tilled by others, the owner may raise no objection; the field has been cultivated and he receives the harvest according to agreement.
    48. If any one owe a debt for a loan, and a storm prostrates the grain, or the harvest fail, or the grain does not grow for lack of water; in that year he need not give his creditor any grain, he washes his debt-tablet in water and pays no rent for this year.
    49. If any one take money from a merchant, and give the merchant a field tillable for corn or sesame and order him to plant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and to harvest the crop; if the cultivator plant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at the harvest the corn or sesame that is in the field shall belong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he shall pay corn as rent, for the money he received from the merchant,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cultivator shall he give to the merchant.
    50. If he give a cultivated corn-field or a cultivated sesame-field, the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shall belong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he shall return the money to the merchant as rent.
    51. If he have no money to repay, then he shall pay in corn or sesame in place of the money as rent for w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merchant, according to the royal tariff.
    51.根据皇家税法，如果欠债者无力偿还债务，则必须利用小麦或者芝麻来代替从商人那里得到的租金。
    54. If he be not able to replace the corn, then he and his possessions shall be divided among the farmers whose corn he has flooded.
    54.如果他不能偿还这些小麦，就将他和他的财产都分发给遭受水灾之苦的其他农民。
    55. If anyone open his ditches to water his crop, but is careless, and the water flood the field of his neighbor, then he shall pay his neighbor corn for his loss.
    55.如果任何人开挖沟渠以浇灌田地，但是不小心淹没了邻居的田，则他将赔偿邻居小麦作为损失。
    56. If a man let in the water, and the water overflow the plantation of his neighbor, he shall pay ten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of land.
    57. If a shepher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f the sheep, lets the sheep into a field to graze, then the owner of the field shall harvest his crop, and the shepherd, who had pastured his flock there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f the field, shall pay to the owner twenty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58. If after the flocks have left the pasture and been shut up in the common fold at the city gate, any shepherd let them into a field and they graze there, this shepherd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field which he has allowed to be grazed on, and at the harvest he must pay sixty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59. If any man,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f a garden, fell a tree in a garden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in money.
    60. If any one give over a field to a gardener, for him to plant it as a garden, if he work at it, and care for it for four years, in the fifth year the owner and the gardener shall divide it, the owner taking his part in charge.
    61. If the gardener has not completed the planting of the field, leaving one part unused, this shall be assigned to him as his.
    61.如果一个园丁没能完成这个田地的播种栽种，则其将负全责。
    62. If he do not plant the field that was given over to him as a garden, if it be arable land (for corn or sesame) the gardener shall pay the owner the produce of the field for the years that he let it lie fallow,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of neighboring fields, put the field in arable condition and return it to its owner.
    63. If he transform waste land into arable fields and return it to its owner, the latter shall pay him for one year ten gur for ten gan.
    64. If any one hand over his garden to a gardener to work, the gardener shall pay to its owner two-thirds of the produce of the garden, for so long as he has it in possession, and the other third shall he keep.
    65. If the gardener do not work in the garden and the product fall off, the gardener shall pay in proportion to other neighboring gardens.
    [Here a portion of the text is missing, apparently comprising thirty-four paragraphs.]
    100. . . . interest for the money, as much as he has received, he shall give a note therefor, and on the day, when they settle, pay to the merchant.
    101. If there are no mercantile arrangements in the place whither he went, he shall leave the entire amount of money which he received with the broker to give to the merchant.
    102. If a merchant entrust money to an agent (broker) for some investment, and the broker suffer a loss in the place to which he goes, he shall make good the capital to the merchant.
    103. If, while on the journey, an enemy take away from him anything that he had, the broker shall swear by God and be free of obligation.
    104. If a merchant give an agent corn, wool, oil, or any other goods to transport, the agent shall give a receipt for the amount, and compensate the merchant therefor. Then he shall obtain a receipt form the merchant for the money that he gives the merchant.
    105. If the agent is careless, and does not take a receipt for the money which he gave the merchant, he can not consider the unreceipted money as his own.
    106. If the agent accept money from the merchant, but have a quarrel with the merchant (denying the receipt), then shall the merchant swear before God and witnesses that he has given this money to the agent, and the agent shall pay him three times the sum.
    107. If the merchant cheat the agent, in that as the latter has returned to him all that had been given him, but the merchant denies the receipt of what had been returned to him, then shall this agent convict the merchant before God and the judges, and if he still deny receiving what the agent had given him shall pay six times the sum to the agent.
    108. If a tavern-keeper (feminine) does not accept corn according to gross weight in payment of drink, but takes money, and the price of the drink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rn, she shall be convict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109． If conspirators meet in the house of a tavern-keeper, and these conspirators are not captured and delivered to the court, the tavern-keep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109．如果在旅店主发现阴谋者，但却没有将其抓获并移送法办，则店主将被处死。
    110． If a “sister of a god” open a tavern, or enter a tavern to drink, then shall this woman be burned to death.
    110．如果修女开设酒店，或者进入酒店喝酒，则这个女人将被烧死。
    111. If an inn-keeper furnish sixty ka of usakani-drink to . . . she shall receive fifty ka of corn at the harvest.
    112. If any one be on a journey and entrust silver, gold, precious stones, or any movable property to another, and wish to recover it from him; if the latter do not bring all of the property to the appointed place, but appropriate it to his own use, then shall this man, who did not bring the property to hand it over, be convicted, and he shall pay fivefold for all that had been entrusted to him.
    113. If any one have consignment of corn or money, and he take from the granary or box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then shall he who took corn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ut of the granary or money out of the box be legally convicted, and repay the corn he has taken. And he shall lose whatever commission was paid to him, or due him.
    114. If a man have no claim on another for corn and money, and try to demand it by forc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of silver in every case.
    115. If any one have a claim for corn or money upon another and imprison him; if the prisoner die in prison a natural death, the case shall go no further.
    116. If the prisoner die in prison from blows or maltreatment, the master of the prisoner shall convict the merchant before the judge. If he was a free-born man, the son of the merchant shall be put to death; if it was a slav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of gold, and all that the master of the prisoner gave he shall forfeit.
    117. If any one fail to meet a claim for debt, and sell himself, his wife, his son, and daughter for money or give them away to forced labor: they shall work for three years in the house of the man who bought them, or the proprietor, and in the fourth year they shall be set free.
    118. If he give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way for forced labor, and the merchant sublease them, or sell them for money, no objection can be raised.
    119. If any one fail to meet a claim for debt, and he sell the maid servant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for money, the money which the merchant has paid shall be repaid to him by the owner of the slave and she shall be freed.
    120. If any one store corn for safe keeping in another person’s house, and any harm happen to the corn in storage, or if the owner of the house open the granary and take some of the corn, or if especially he deny that the corn was stored in his house: then the owner of the corn shall claim his corn before God (on oath), and the owner of the house shall pay its owner for all of the corn that he took.
    121. If any one store corn in another man’s house he shall pay him storage at the rate of one gur for every five ka of corn per year.
    122. If any one give another silver, gold, or anything else to keep, he shall show everything to some witness, draw up a contract, and then hand it over for safe keeping.
    123. If he turn it over for safe keeping without witness or contract, and if he to whom it was given deny it, then he has no legitimate claim.
    124. If any one deliver silver, gold, or anything else to another for safe keeping, before a witness, but he deny it, he shall be brought before a judge, and all that he has denied he shall pay in full.
    125. If any one place his property with another for safe keeping, and there, either through thieves or robbers, his property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other man be lost, the owner of the house, through whose neglect the loss took plac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all that was given to him in charge. But the owner of the house shall try to follow up and recover his property, and take it away from the thief.
    126. If any one who has not lost his goods state that they have been lost, and make false claims: if he claim his goods and amount of injury before God, even though he has not lost them, he shall be fully compensated for all his loss claimed. (I.e., the oath is all that is needed.)

    关于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

    127. If any one “point the finger” (slander) at a sister of a god or the wife of any one, and can not prove it, this man shall be taken before the judges and his brow shall be marked. (by cutting the skin, or perhaps hair.)
    128. If a man take a woman to wife, but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her, this woman is no wife to him.
    129. If a man’s wife be surprised (in flagrante delicto) with another man, both shall be ti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but the husband may pardon his wife and the king his slaves.
    130． If a man violate the wife (betrothed or child-wife) of another man, who has never known a man, and still lives in her father’s house, and sleep with her and be surprised, this man shall be put to death, but the wife is blameless.
    130．如果一个男人强迫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这个女子仍是处女且居住在她父亲的家中）和他发生性关系，被逮捕后，这个男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女性可以免责。
    131. If a man bring a charge against one’s wife, but she is not surprised with another man, she must take an oath and then may return to her house.
    132. If the “finger is pointed” at a man’s wife about another man, but she is not caught sleeping with the other man, she shall jump into the river for her husband.
    133. If a man is taken prisoner in war, and there is a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but his wife leave house and court, and go to another house: because this wife did not keep her court, and went to another house, she shall be judicially condemn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134. If any one be captured in war and there is not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if then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this woman shall be held blameless.
    135． If a man be taken prisoner in war and there be no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and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and bear children; and if later her husband return and come to his home, then this wife shall return to her husband, but the children follow their father.
    135．如果男人在战争中被俘而他的房子中没有食物，而他的妻子改嫁并生下小孩，之后她的原夫回到家中，这个妻子将回到她原来的丈夫身边，但是，孩子们跟随他们（各自）的亲生父亲。
    136. If any one leave his house, run away, and then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if then he return, and wishes to take his wife back: because he fled from his home and ran away, the wife of this runaway shall not return to her husband.
    137. If a man wish to separate from a woman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or from his wife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then he shall give that wife her dowry, and a part of the usufruct of field, garden, and property, so that she can rear her children. When she has brought up her children, a portion of all that is given to the children, equal as that of one son, shall be given to her. She may then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38. If a man wishes to separate from his wife who has borne him no children, he shall give her the amount of her purchase money and the dowry which she brought from her father’s house, and let her go.
    139. If there was no purchase price he shall give her one mina of gold as a gift of release.
    140. If he be a freed man he shall give her one-third of a mina of gold.
    141. If a man’s wife, who lives in his house, wishes to leave it, plunges into debt, tries to ruin her house, neglects her husband, and is judicially convicted: if her husband offer her release, she may go on her way, and he gives her nothing as a gift of release. If her husband does not wish to release her, and if he take another wife, she shall remain as servant in her husband’s house.
    142． If a woman quarrel with her husband, and say: “You are not congenial to me.” Therefore reasons for her prejudice must be presented. If she is guiltless, and there is no fault on her part, but he leaves and neglects her, then no guilt attaches to this woman, she shall take her dowry and go back to her father’s house.
    142．如果一个女人与她的丈夫争吵，并且说：“我们性格不合。”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理由。如果她没有犯过罪，而且并无过错，但是男性离开和忽视她，则女性免罪，她将拿回她的嫁妆并回到她父亲的家。
    143． If she is not innocent, but leaves her husband, and ruins her house, neglecting her husband, this woman shall be cast in to the water.
    143．若女子犯罪，毁家弃夫，则投之水中。
    144．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this woman give her husband a maid-servant,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but this man wishes to take another wife, this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him; he shall not take a second wife.
    144．如果男人娶妻，妻子为丈夫带来陪嫁女仆，并为他生养孩子，那么这个男人将不被允许纳娶第二名妻子。
    145．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bear him no children, and he intend to take another wife: if he take this second wife, and bring her into the house, this second wife shall not be allowed equality with his wife.
    145．如果男人娶妻，妻子却无法为丈夫诞下子嗣，他会想娶第二个妻子；如果他另娶妻子，并带她回家，第二个妻子将不被承认与第一个妻子有同等地位。
    146.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give this man a maid-servant as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and then this maid assume equality with the wife: because she has borne him children her master shall not sell her for money, but he may keep her as a slave, reckoning her among the maid-servants.
    147． If she have not borne him children, then her mistress may sell her for money.
    147．如果陪嫁女仆不能给男主人生孩子，那么女主人可以卖掉她。
    148.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be seized by disease, if he then desire to take a second wife he shall not put away his wife, who has been attacked by disease, but he shall keep her in the house which he has built and support her so long as she lives.
    149． If this woman does not wish to remain in her husband’s house, then he shall compensate her for the dowry that she brought with her from her father’s house, and she may go.
    149．如果女人希望离开她丈夫的家庭，那么丈夫对其嫁妆进行赔偿后，她就可以离开。
    150． If a man give his wife a field, garden, and house and a deed there for, if then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the sons raise no claim, then the mother may bequeath all to one of her sons whom she prefers, and need leave nothing to his brothers.
    150．在丈夫去世后，如果他的儿子没有异议，那么他生前赠与妻子的田地、庭院以及屋子可以被妻子全部赠与她最喜欢的儿子，而不需要留给其他兄弟。
    151. If a woman who lived in a man’s house made an agreement with her husband, that no creditor can arrest her, and has given a document therefor: if that man, before he married that woman, had a debt, the creditor can not hold the woman for it. But if the woman, before she entered the man’s house, had contracted a debt, her creditor can not arrest her husband therefor.
    152. If after the woman had entered the man’s house, both contracted a debt, both must pay the merchant.
    153． If the wife of one man on account of another man has their mates (her husband and the other man’s wife) murdered, both of them shall be impaled.
    153．如果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有妇之夫共谋杀害他们的伴侣（她的丈夫和他的妻子），二人将被刺死。
    154． If a man be guilty of incest with his daughter, he shall be driven from the place (exiled).
    154．如果一个男人与他的女儿乱伦，他将被驱逐出当地。
    155． If a man betroth a girl to his son, and his son have intercourse with her, but he (the father) afterward defile her, and be surprised, then he shall be bound and cast into the water (drowned).
    155．如果一个男人为他的儿子订了一门亲事，且他的儿子与女方已有肌肤之亲，后来他（这个父亲）却染指儿媳，他会被捕且被五花大绑扔进水中淹死。
    156. If a man betroth a girl to his son, but his son has not known her, and if then he defile her, he shall pay her half a gold mina, and compensate her for all that she brought out of her father’s house. She may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57． If anyone be guilty of incest with his mother after his father, both shall be burned.
    157．如果任何人在父亲死后与母亲乱伦，二人将被烧死。
    158. If any one be surprised after his father with his chief wife, who has borne children, he shall be driven out of his father’s house.
    159. If any one, who has brought chattels into his father-in-law’s house, and has paid the purchase-money, looks for another wife, and says to his father-in-law: “I do not want your daughter,” the girl’s father may keep all that he had brought.
    160. If a man bring chattels into the house of his father-in-law, and pay the “purchase price” (for his wife): if then the father of the girl say: “I will not give you my daughter,” he shall give him back all that he brought with him.
    161. If a man bring chattels into his father-in-law’s house and pay the “purchase price,” if then his friend slander him, and his father-in-law say to the young husband: “You shall not marry my daughter,” the he shall give back to him undiminished all that he had brought with him; but his wife shall not be married to the friend.
    162. If a man marry a woman, and she bear sons to him; if then this woman die, then shall her father have no claim on her dowry; this belongs to her sons.
    163. If a man marry a woman and she bear him no sons; if then this woman die, if the “purchase price” which he had paid into the house of his father-in-law is repaid to him, her husband shall have no claim upon the dowry of this woman; it belongs to her father’s house.
    164. If his father-in-law do not pay back to him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he may subtract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from the dowry, and then pay the remainder to her father’s house.
    165. If a man give to one of his sons whom he prefers a field, garden, and house, and a deed therefor: if later the father die, and the brothers divide the estate, then they shall first give him the present of his father, and he shall accept it; and the rest of the paternal property shall they divide.
    166. If a man take wives for his son, but take no wife for his minor son, and if then he die: if the sons divide the estate, they shall set aside besides his portion the money for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minor brother who had taken no wife as yet, and secure a wife for him.
    167. If a man marry a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if this wife die and he then take another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if then the father die, the sons must not partition the estate according to the mothers, they shall divide the dowries of their mothers only in this way; the paternal estate they shall divide equally with one another.
    168. If a man wish to put his son out of his house, and declare before the judge: “I want to put my son out,” then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into his reasons. If the son be guilty of no great fault, for which he can be rightfully put out, the father shall not put him out.
    169. If he be guilty of a grave fault, which should rightfully deprive him of the filial relationship, the father shall forgive him the first time; but if he be guilty of a grave fault a second time the father may deprive his son of all filial relation.
    170. If his wife bear sons to a man, or his maid-servant have borne sons, and the father while still living says to the children whom his maid-servant has borne: “My sons,” and he count them with the sons of his wife; if then the father die, then the sons of the wife and of the maid-servant shall divide the paternal property in common. The son of the wife is to partition and choose.
    171. If, however, the father while still living did not say to the sons of the maid-servant: “My sons,” and then the father dies, then the sons of the maid-servant shall not share with the sons of the wife, but the freedom of the maid and her sons shall be granted. The sons of the wife shall have no right to enslave the sons of the maid; the wife shall take her dowry (from her father), and the gift that her husband gave her and deeded to her (separate from dowry, or the purchase-money paid her father), and live in the home of her husband: so long as she lives she shall use it, it shall not be sold for money. Whatever she leaves shall belong to her children.
    172. If her husband made her no gift, she shall be compensated for her gift, and she shall receive a portion from the estate of her husband, equal to that of one child. If her sons oppress her, to force her out of the house,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into the matter, and if the sons are at fault the woman shall not leave her husband’s house. If the woman desire to leave the house, she must leave to her sons the gift which her husband gave her, but she may take the dowry of her father’s house. Then she may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73. If this woman bear sons to her second husband, in the place to which she went, and then die, her earlier and later sons shall divide the dowry between them.
    174. If she bear no sons to her second husband, the sons of her first husband shall have the dowry.
    175. If a State slave or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marry the daughter of a free man, and children are born, the master of the slave shall have no right to enslave the children of the free.
    176. If, however, a State slave or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marry a man’s daughter, and after he marries her she bring a dowry from a father’s house, if then they both enjoy it and found a household, and accumulate means, if then the slave die, then she who was free born may take her dowry, and all that her husband and she had earned; she shall divide them into two parts, one-half the master for the slave shall take, and the other half shall the free-born woman take for her children. If the free-born woman had no gift she shall take all that her husband and she had earned and divide it into two parts; and the master of the slave shall take one-half and she shall take the other for her children.
    177. If a widow, whose children are not grown, wishes to enter another house (remarry), she shall not enter i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judge. If she enter another house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the state of the house of her first husband. Then the house of her first husband shall be entrusted to the second husband and the woman herself as managers. And a record must be made thereof. She shall keep the house in order, bring up the children, and not sell the house-hold utensils. He who buys the utensils of the children of a widow shall lose his money, and the goods shall return to their owners.
    178. If a “devoted woman” or a prostitute to whom her father has given a dowry and a deed therefor, but if in this deed it is not stated that she may bequeath it as she pleases, and has not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has the right of disposal;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her brothers shall hold her field and garden, and give her corn, oil, and milk according to her portion, and satisfy her. If her brothers do not give her corn, oil, and milk according to her share, then her field and garden shall support her. She shall have the usufruct of field and garden and all that her father gave her so long as she lives, but she can not sell or assign it to others. Her position of inheritanc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79. If a “sister of a god,” or a prostitute, receive a gift from her father, and a deed in which it has been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may dispose of it as she pleases, and give her complete disposition thereof: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she may leave her property to whomsoever she pleases. Her brothers can raise no claim thereto.
    180. If a father give a present to his daughter–either marriageable or a prostitute (unmarriageable)–and then die, then she is to receive a portion as a child from the paternal estate, and enjoy its usufruct so long as she lives. Her estat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81. If a father devote a temple-maid or temple-virgin to God and give her no present: if then the father die, she shall receive the third of a child’s portion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her father’s house, and enjoy its usufruct so long as she lives. Her estat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82. If a father devote his daughter as a wife of Mardi of Babylon (as in 181), and give her no present, nor a dee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shall she receive one-third of her portion as a child of her father’s house from her brothers, but Marduk may leave her estate to whomsoever she wishes.
    183. If a man give his daughter by a concubine a dowry, and a husband, and a dee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she shall receive no portion from the paternal estate.
    184. If a man do not give a dowry to his daughter by a concubine, and no husban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her brother shall give her a dowry according to her father’s wealth and secure a husband for her.
    185. If a man adopt a child and to his name as son, and rear him, this grown son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again.
    186． If a man adopt a son, and if after he has taken him, he injure his foster father and mother, then this adopted son shall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86．如果一个人领养了一个儿子，养子却对其养父母造成伤害，则这个养子将回到他的原来的家庭。
    187. The son of a paramour in the palace service, or of a prostitute,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188. If an artizan has undertaken to rear a child and teaches him his craft, he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189. If he has not taught him his craft, this adopted son may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90. If a man does not maintain a child that he has adopted as a son and reared with his other children, then his adopted son may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91. If a man, who had adopted a son and reared him, founded a household, and had children, wish to put this adopted son out, then this son shall not simply go his way. His adoptive father shall give him of his wealth one-third of a child’s portion, and then he may go. He shall not give him of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192． If a son of a paramour or a prostitute say to his adoptive father or mother: “You are not my father, or my mother.” His tongue shall be cut off.
    192．如果情妇或者妓女所生子对他养父或者养母说：“你（们）不是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将被割掉舌头。
    193． If the son of a paramour or a prostitute desire his father’s house, and desert his adoptive father and adoptive mother, and goes to his father’s house, then shall his eye be put out.
    193．如果情妇或者妓女所生子希望回到生父的家庭并抛弃了养父母，将被挖出眼睛。
    194. If a man give his child to a nurse and the child die in her hands, but the nurse unbeknown to the father and mother nurse another child, then they shall convict her of having nursed another chil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and mother and her breasts shall be cut off.
    195． If a son strike his father, his hands shall be hewn off.
    195．打自己父亲的人要被砍断双手。

    关于人身保护和“同态复仇法”

    196． If a man put out the eye of another man, his eye shall be put out.
    196．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
    197． If he break another man’s bone, his bone shall be broken.
    197．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
    198. If he put out the eye of a freed man, or break the bone of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 gold mina.
    199． If he put out the eye of a man’s slave, or break the bone of a man’s slave, he shall pay one-half of its value.
    199．挖出奴隶眼睛或是打断奴隶骨头的人要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200. If a man knock out the teeth of his equal, his teeth shall be knocked out.
    200．打掉同等地位者牙齿的人将会被敲掉牙齿。
    201. If he knock out the teeth of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gold mina.
    202. If any one strike the body of a man higher in rank than he, he shall receive sixty blows with an ox-whip in public.
    203. If a free-born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nother free-born man or equal rank, he shall pay one gold mina.
    204. If a freed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nother freed man, he shall pay ten shekels in money.
    205. If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 freed man, his ear shall be cut off.
    206. If during a quarrel one man strike another and wound him, then he shall swear, “I did not injure him wittingly,” and pay the physicians.
    207. If the man die of his wound, he shall swear similarly, and if he (the deceased) was a free-born man,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in money.
    208. If he was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209. If a man strike a free-born woman so that she lose her unborn child, he shall pay ten shekels for her loss.
    210. If the woman die, his daught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11. If a woman of the free class lose her child by a blow, he shall pay five shekels in money.
    212. If this woman die,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213. If he strike the maid-servant of a man, and she lose her child, he shall pay two shekels in money.
    214. If this maid-servant di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关于劳动、报酬、工具和责任事故的追究

    215. If a physician make a large incision with an operating knife and cure it, or if he open a tumor (over the eye) with an operating knife, and saves the eye, he shall receive ten shekels in money.
    216. If the patient be a freed man, he receives five shekels.
    217. If he be the slave of some one, his owner shall give the physician two shekels.
    218． If a physician makes a large incision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kill him, or open a tumor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cut out the eye, his hands shall be cut off.
    218．如果在给人做手术的过程中致其死亡，或是用手术刀挖去人的眼睛，医生将被剁手。
    219． If a physician makes a large incision in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and kill him, he shall replace the slave with another slave.
    219．如果医生在自由人的奴隶的身体里做大型手术，致奴隶死亡，他将必须将另一个奴隶作为补偿。
    220． If he had opened a tumor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put out his eye, he shall pay half his value.
    220．如果用手术刀医治肿瘤的医生将奴隶的眼睛挖出，必须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221. If a physician heal the broken bone or diseased soft part of a man, the patient shall pay the physician five shekels in money.
    222. If he were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three shekels.
    223. If he were a slave his owner shall pay the physician two shekels.
    224. If a veterinary surgeon perform a serious operation on an ass or an ox, and cure it, the owner shall pay the surgeon one-sixth of a shekel as a fee.
    225. If he perform a serious operation on an ass or ox, and kill it, he shall pay the owner one-fourth of its value.
    226. If a barbe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his master, cut the sign of a slave on a slave not to be sold, the hands of this barber shall be cut off.
    227. If any one deceive a barber, and have him mark a slave not for sale with the sign of a slave,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buried in his house. The barber shall swear: “I did not mark him wittingly,” and shall be guiltless.
    228.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and complete it, he shall give him a fee of two shekels in money for each sar of surface.
    229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and does not construct it properly, and the house which he built fall in and kill its owner, then that build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30. If it kill the son of the owner the son of that build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31. If it kill a slave of the owner, then he shall pay slave for slave to the owner of the house.
    232. If it ruin goods, he shall make compensation for all that has been ruined, and inasmuch as he did not construct properly this house which he built and it fell, he shall re-erect the house from his own means.
    233.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even though he has not yet completed it; if then the walls seem toppling, the builder must make the walls solid from his own means.
    234. If a shipbuilder build a boat of sixty gur for a man, he shall pay him a fee of two shekels in money.
    235. If a shipbuilder build a boat for some one, and do not make it tight, if during that same year that boat is sent away and suffers injury, the shipbuilder shall take the boat apart and put it together tight at his own expense. The tight boat he shall give to the boat owner.
    236. If a man rent his boat to a sailor, and the sailor is careless, and the boat is wrecked or goes aground, the sailor shall give the owner of the boat another boat as compensation.
    237. If a man hire a sailor and his boat, and provide it with corn, clothing, oil and dates, and other things of the kind needed for fitting it: if the sailor is careless, the boat is wrecked, and its contents ruined, then the sailor shall compensate for the boat which was wrecked and all in it that he ruined.
    238. If a sailor wreck any one’s ship, but saves it, he shall pay the half of its value in money.
    239. If a man hire a sailor, he shall pay him six gur of corn per year.
    240. If a merchantman run against a ferryboat, and wreck it, the master of the ship that was wrecked shall seek justice before God; the master of the merchantman, which wrecked the ferryboat, must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the boat and all that he ruined.
    241. If any one impresses an ox for forced labor,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in money.

    租赁以及佣工和报酬

    242. If any one hire oxen for a year, he shall pay four gur of corn for plow-oxen.
    243. As rent of herd cattle he shall pay three gur of corn to the owner.
    244． If anyone hire an ox or an ass, and a lion kill it in the field, the loss is upon its owner.
    244．如果一个人租借公牛或者驴子，然而狮子却在田野中杀死它们，它们的所有者自担损失。
    245． If anyone hire oxen, and kill them by bad treatment or blows,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oxen for oxen.
    245．租用他人的牛却将牛虐待或殴打致死者必须赔偿一头牛。
    246． If a man hire an ox, and he break its leg or cut the ligament of its neck,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with ox for ox.
    246．若租借公牛却弄断牛腿或者脖子韧带的人，要赔偿一只牛。
    247． If anyone hire an ox, and put out its eyes, he shall pay the owner one-half of its value.
    247．租借公牛却挖出其眼睛者将赔付牛价的一半。
    248. If any one hire an ox, and break off a horn, or cut off its tail, or hurt its muzzle, he shall pay one-fourth of its value in money.
    249． If anyone hire an ox, and God strike it that it die, the man who hired it shall swear by God and be considered guiltless.
    249．若有人租用公牛，该牛却因非人为原因死亡，租借者向神灵起誓自己没有过错以后可以被免罪。
    250. If while an ox is passing on the street (market) some one push it, and kill it, the owner can set up no claim in the suit (against the hirer).
    251. If an ox be a goring ox, and it shown that he is a gorer, and he do not bind his horns, or fasten the ox up, and the ox gore a free-born man and kill him, the owner shall pay one-half a mina in money.
    252. If he kill a man’s slav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253. If any one agree with another to tend his field, give him seed, entrust a yoke of oxen to him, and bind him to cultivate the field, if he steal the corn or plants, and take them for himself, his hands shall be hewn off.
    254. If he take the seed-corn for himself, and do not use the yoke of oxen, he shall compensate him for the amount of the seed-corn.
    255. If he sublet the man’s yoke of oxen or steal the seed-corn, planting nothing in the field, he shall be convicted, and for each one hundred gan he shall pay sixty gur of corn.
    256. If his community will not pay for him, then he shall be placed in that field with the cattle (at work).
    257. If any one hire a field laborer, he shall pay him eight gur of corn per year.
    258. If any one hire an ox-driver, he shall pay him six gur of corn per year.
    259. If any one steal a water-wheel from the field, he shall pay five shekels in money to its owner.
    260. If any one steal a shadduf (used to draw water from the river or canal) or a plow, he shall pay three shekels in money.
    261. If any one hire a herdsman for cattle or sheep, he shall pay him eight gur of corn per annum.
    262. If any one, a cow or a sheep . . .
    263. If he kill the cattle or sheep that were given to him,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with cattle for cattle and sheep for sheep.
    264. If a herdsman, to whom cattle or sheep have been entrusted for watching over, and who has received his wages as agreed upon, and is satisfied, diminish the number of the cattle or sheep, or make the increase by birth less, he shall make good the increase or profit which was lost in the terms of settlement.
    265. If a herdsman, to whose care cattle or sheep have been entrusted, be guilty of fraud and make false returns of the natural increase, or sell them for money, then shall he be convicted and pay the owner ten times the loss.
    266. If the animal be killed in the stable by God ( an accident), or if a lion kill it, the herdsman shall declare his innocence before God, and the owner bears the accident in the stable.
    267. If the herdsman overlook something, and an accident happen in the stable, then the herdsman is at fault for the accident which he has caused in the stable, and he must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the cattle or sheep.
    268. If any one hire an ox for threshing, the amount of the hire is twenty ka of corn.
    269. If he hire an ass for threshing, the hire is twenty ka of corn.
    270. If he hire a young animal for threshing, the hire is ten ka of corn.
    271. If any one hire oxen, cart and driver, he shall pay one hundred and eighty ka of corn per day.
    272. If any one hire a cart alone, he shall pay forty ka of corn per day.
    273. If any one hire a day laborer, he shall pay him from the New Year until the fifth month (April to August, when days are long and the work hard) six gerahs in money per day; from the sixth month to the end of the year he shall give him five gerahs per day.
    274. If any one hire a skilled artizan, he shall pay as wages of the . . . five gerahs, as wages of the potter five gerahs, of a tailor five gerahs, of . . . gerahs, . . . of a ropemaker four gerahs, of . . .. gerahs, of a mason . . . gerahs per day.
    275. If any one hire a ferryboat, he shall pay three gerahs in money per day.
    276. If he hire a freight-boat, he shall pay two and one-half gerahs per day.
    277. If any one hire a ship of sixty gur, he shall pay one-sixth of a shekel in money as its hire per day.

    关于奴隶的规定

    278. If any one bu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d before a month has elapsed the benu-disease be developed, he shall return the slave to the seller, and receive the money which he had paid.
    279. If any one b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d a third party claim it, the seller is liable for the claim.
    280. If while in a foreign country a man bu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belonging to another of his own country; if when he return home the owner of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recognize it: if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be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he shall give them back without any money.
    281. If they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 buyer shall declare the amount of money paid therefor to the merchant, and keep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282． If a slave say to his master: “You are not my master.” If they convict him his master shall cut off his ear.
    282．若奴隶忤逆主人，一经定罪，主人可以割下他的耳朵。

    THE EPILOGUE（结尾）：

    LAWS of justice which Hammurabi, the wise king, established. A righteous law, and pious statute did he teach the land. Hammurabi, the protecting king am I. I have not withdrawn myself from the men, whom Bel gave to me, the rule over whom Marduk gave to me, I was not negligent, but I made them a peaceful abiding-place. I expounded all great difficulties, I made the light shine upon them. With the mighty weapons which Zamama and Ishtar entrusted to me, with the keen vision with which Ea endowed me, with the wisdom that Marduk gave me, I have uprooted the enemy above and below (in north and south), subdued the earth,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land, guaranteed security to the inhabitants in their homes; a disturber was not permitted. The great gods have called me, I am the salvation-bearing shepherd, whose staff is straight, the good shadow that is spread over my city; on my breast I cheris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of Sumer and Akkad; in my shelter I have let them repose in peace; in my deep wisdom have I enclosed them. That the strong might not injure the weak,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idows and orphans, I have in Babylon the city where Anu and Bel raise high their head, in E-Sagil, the Temple, whose foundations stand firm as heaven and earth, in order to bespeak justice in the land, to settle all disputes, and heal all injuries, set up these my precious words, written upon my memorial stone, before the image of me, as k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king who ruleth among the kings of the cities am I. My words are well considered; there is no wisdom like unto mine. By the command of Shamash, the great judge of heaven and earth, let righteousness go forth in the land: by the order of Marduk, my lord, let no destruction befall my monument. In E-Sagil, which I love, let my name be ever repeated; let the oppressed, who has a case at law, come and stand before this my image as king of righteousness; let him read the inscription, and understand my precious words: the inscription will explain his case to him; he will find out what is just, and his heart will be glad, so that he will say:
    “Hammurabi is a ruler, who is as a father to his subjects, who holds the words of Marduk in reverence, who has achieved conquest for Marduk over the north and south, who rejoices the heart of Marduk, his lord, who has bestowed benefits for ever and ever on his subjects, and has established order in the land.”

    When he reads the record, let him pray with full heart to Marduk, my lord, and Zarpanit, my lady; and then shall the protecting deities and the gods, who frequent E-Sagil, graciously grant the desires daily presented before Marduk, my lord, and Zarpanit, my lady. In future time, through all coming generations, let the king, who may be in the land, observe the word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I have written on my monument; let him not alter the law of the land which I have given, the edicts which I have enacted; my monument let him not mar. If such a ruler have wisdom, and be able to keep his land in order, he shall observe the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this inscription; the rule, statute, and law of the land which I have given; the decisions which I have made will this inscription show him; let him rule his subjects accordingly, speak justice to them, give right decisions, root out the miscreants and criminals from this land, and grant prosperity to his subjects.

    Hammurabi,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on whom Shamash has conferred right (or law) am I. My words are well considered; my deeds are not equaled; to bring low those that were high; to humble the proud, to expel insolence. If a succeeding ruler considers my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this my inscription, if he do not annul my law, nor corrupt my words, nor change my monument, then may Shamash lengthen that king’s reign, as he has that of me,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that he may reign in righteousness over his subjects. If this ruler do not esteem my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my inscription, if he despise my curses, and fear not the curse of God, if he destroy the law which I have given, corrupt my words, change my monument, efface my name, write his name there, or on account of the curses commission another so to do, that man, whether king or ruler, patesi, or commoner, no matter what he be, may the great God (Anu), the Father of the gods, who has ordered my rule, withdraw from him the glory of royalty, break his scepter, curse his destiny. May Bel, the lord, who fixeth destiny, whose command can not be altered, who has made my kingdom great, order a rebellion which his hand can not control; may he let the wind of the overthrow of his habitation blow, may he ordain the years of his rule in groaning, years of scarcity, years of famine, darkness without light, death with seeing eyes be fated to him; may he (Bel) order with his potent mouth the destruction of his city, the dispersion of his subjects, the cutting off of his rule, the removal of his name and memory from the land. May Belit, the great Mother, whose command is potent in E-Kur (the Babylonian Olympus), the Mistress, who harkens graciously to my petitions, in the seat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where Bel fixes destiny), turn his affairs evil before Bel, and put the devastation of his l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subjects, the pouring out of his life like water into the mouth of King Bel. May Ea, the great ruler, whose fated decrees come to pass, the thinker of the gods, the omniscient, who maketh long the days of my life, withdraw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from him, lead him to forgetfulness, shut up his rivers at their sources, and not allow corn or sustenance for man to grow in his land. May Shamash, the great Judge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supporteth all means of livelihood, Lord of life-courage, shatter his dominion, annul his law, destroy his way, make vain the march of his troops, send him in his visions forecasts of the uprooting of the foundations of his throne and of the destruction of his land. May the condemnation of Shamash overtake him forthwith; may he be deprived of water above among the living, and his spirit below in the earth. May Sin (the Moon-god), the Lord of Heaven, the divine father, whose crescent gives light among the gods, take away the crown and regal throne from him; may he put upon him heavy guilt, great decay, that nothing may be lower than he. May he destine him as fated, days, months and years of dominion filled with sighing and tears, increase of the burden of dominion, a life that is like unto death. May Adad, the lord of fruitfulness, ruler of heaven and earth, my helper, withhold from him rain from heaven, and the flood of water from the springs, destroying his land by famine and want; may he rage mightily over his city, and make his land into flood-hills (heaps of ruined cities). May Zamama, the great warrior, the first-born son of E-Kur, who goeth at my right hand, shatter his weapons on the field of battle, turn day into night for him, and let his foe triumph over him. May Ishtar, the goddess of fighting and war, who unfetters my weapons, my gracious protecting spirit, who loveth my dominion, curse his kingdom in her angry heart; in her great wrath, change his grace into evil, and shatter his weapons on the place of fighting and war. May she create disorder and sedition for him, strike down his warriors, that the earth may drink their blood, and throw down the piles of corpses of his warriors on the field; may she not grant him a life of mercy, deliver him into the hands of his enemies, and imprison him in the land of his enemies. May Nergal, the might among the gods, whose contest is irresistible, who grants me victory, in his great might burn up his subjects like a slender reedstalk, cut off his limbs with his mighty weapons, and shatter him like an earthen image. May Nin-tu, the sublime mistress of the lands, the fruitful mother, deny him a son, vouchsafe him no name, give him no successor among men. May Nin-karak, the daughter of Anu, who adjudges grace to me, cause to come upon his members in E-kur high fever, severe wounds, that can not be healed, whose nature the physician does not understand, which he can not treat with dressing, which, like the bite of death, can not be removed, until they have sapped away his life.

    May he lament the loss of his life-power, and may the great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Anunaki, altogether inflict a curse and evil upon the confines of the temple, the walls of this E-barra (the Sun temple of Sippara), upon his dominion, his land, his warriors, his subjects, and his troops. May Bel curse him with the potent curses of his mouth that can not be altered, and may they come upon him forthwith.

    THE END OF THE CODE OF HAMMURABI

    Great Charter（《大宪章》）

    1215年6月15日（一说1213）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宪法性文件，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大宪章》（拉丁：Magna Carter）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创造了“法治”理念。时至今日，《大宪章》中的3个条款目前仍然有效：保证英国教会的自由，确认伦敦金融城及其他城镇的特权，以及所有人都必须有合法的审判才能被监禁。

    (Clauses marked (+) are still valid under the charter of 1225, but with a few minor amendments. Clauses marked (*) were omitted in all later reissues of the charter. In the charter itself the clauses are not numbered, and the text reads continuously. The translation sets out to convey the sense rather than the precise wording of the original Latin.)

    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his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es, foresters, sheriffs, steward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officials and loyal subjects, Greeting.

    KNOW THAT BEFORE GOD, for the health of our soul and those of our ancestors and heirs, to the honor of God,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hurch, and the better ordering of our kingdom, at the advice of our reverend fathers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primate of all England, and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Peter bishop of Winchester, Jocelin bishop of Bath and Glastonbury, Hugh bishop of Lincoln, Walter Bishop of Worcester, William bishop of Coventry, Benedict bishop of Rochester, Master Pandulf subdeacon and member of the papal household, Brother Aymeric master of the knighthood of the Temple in England,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William earl of Warren, William earl of Arundel, Alan de Galloway constable of Scotland, Warin Fitz Gerald, Peter Fitz Herbert, Hubert de Burgh seneschal of Poitou, Hugh de Neville, Matthew Fitz Herbert, Thomas Basset, Alan Basset, Philip Daubeny, Robert de Roppeley, John Marshal, John Fitz Hugh, and other loyal subjects:

    + (1) FIRST, THAT WE HAVE GRANTED TO GOD, and by this present charter have confirmed for u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undiminished, and its liberties unimpaired. That we wish this so to be observed,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of our own free will,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resent dispute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e granted and confirmed by charter the freedom of the Church’s elections – a right reckoned to be of the greatest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it – and caused this to be confirmed by Pope Innocent III. This freedom we shall observe ourselves, and desire to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by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O ALL FREE MEN OF OUR KINGDOM we have also granted, for us and our heirs forever, all the liberties written out below, to have and to keep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2) If any earl, baron, or other person that holds lands directly of the Crown, for military service, shall die, and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be of full age and owe a `relief’, the heir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on payment of the ancient scale of `relief’. That is to say, the heir or heirs of an earl shall pay £100 for the entire earl’s barony, the heir or heirs of a knight l00s. at most for the entire knight’s `fee’, and any man that owes less shall pay l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usage of `fees’

    (3) But if the heir of such a person is under age and a ward, when he comes of age he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without `relief’ or fine.

    (4) The guardian of the land of an heir who is under age shall take from it only reasonable revenues, customary dues, and feudal services. He shall do this without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men or property. If we have given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land to a sheriff, or to any person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and he commits destruction or damage, we will exact compensation from him, and the land shall be entrusted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 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or to the person to whom we have assigned them. If we have given or sold to anyone the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and he causes destruction or damage, he shall lose the guardianship of it, and it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 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similarly answerable to us.

    (5) For so long as a guardian has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he shall maintain the houses, parks, fish preserves, ponds, mills, and everything else pertaining to it, from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itself. When the heir comes of age, he shall restore the whole land to him, stocked with plough teams and such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as the season demands and the revenues from the land can reasonably bear.

    (6) Heirs may be given in marriage, but not to someone of lower social standing. Before a marriage takes place, it shall be’ made known to the heir’s next-of-kin.

    (7) At her husband’s death, a widow may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at once and without trouble. She shall pay nothing for her dower, marriage portion, or any inheritance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jointly on the day of his death. She may remain in her husband’s house for forty days after his death, and within this period her dower shall be assigned to her.

    (8) No widow shall be compelled to marry, so long as she wishes to remain without a husband. But she must give security that she will not marry without royal consent, if she holds her lands of the Crown, 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whatever other lord she may hold them of.

    (9) Neither we nor our officials will seize any land or rent in payment of a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or has movable goods sufficient to discharge the debt. A debtor’s sureties shall not be distrained upon so long as the debtor himself can discharge his debt. If, for lack of means, the debtor is unable to discharge his debt, his sureties shall be answerable for it. If they so desire, they may have the debtor’s lands and rents until they have received satisfaction for the debt that they paid for him, unless the debtor can show that he has settled his obligations to them.

    * (10) If anyone who has borrowed a sum of money from Jews dies before the debt has been repaid, his heir shall pay no interest on the debt for so long as he remains under age, irrespective of whom he holds his lands. If such a debt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the Crown, it will take nothing except the principal sum specified in the bond.

    * (11) If a man dies owing money to Jews, his wife may have her dower and pay nothing towards the debt from it. If he leaves children that are under age, their needs may also be provided for on a scale appropriate to the size of his holding of lands. The debt is to be paid out of the residue, reserving the service due to his feudal lords. Debts owed to persons other than Jews are to be dealt with similarly.

    * (12) No `scutage’ or `aid’ may be levied in our kingdom without its general consent, unless it is for the ransom of our person, to make our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our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Aids’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are to be treated similarly.

    + (13) The city of London shall enjoy all its ancient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We also will and grant that all other cities, boroughs, towns, and ports shall enjoy all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 (14) To obtain the general consent of the realm for the assessment of an `aid’ – except in the three cases specified above – or a `scutage’, we will cause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to be summoned individually by letter. To those who hold lands directly of us we will cause a general summons to be issued, through the sheriffs and other officials, to come together on a fixed day (of which at least forty days notice shall be given) and at a fixed place. In all letters of summons, the cause of the summons will be stated. When a summons has been issued, the business appointed for the day shall go forw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ose present, even if not all those who were summoned have appeared.

    * (15) In future we will allow no one to levy an `aid’ from his free men, except to ransom his person, to make his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his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16) No man shall be forced to perform more service for a knight’s `fee’, or other free holding of land, than is due from it.

    (17) Ordinary lawsuits shall not follow the royal court around, but shall be held in a fixed place.

    (18) Inquests of novel disseis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 shall be taken only in their proper county court. We ourselves, or in our absence abroad our chief justice, will send two justices to each county four times a year, and these justices, with four knights of the county elected by the county itself, shall hold the assizes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e day and in the place where the court meets.

    (19) If any assizes cannot be taken on the day of the county court, as many knights and freeholders shall afterwards remain behind, of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he court, as will suffi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aving regard to the volume of business to be done.

    (20) For a trivial offence, a free man shall be fined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his offence, and for a serious offence correspondingly, but not so heavily as to deprive him of his livelihood. In the same way, a merchant shall be spared his merchandise, and a husbandman the implements of his husbandry, if they fall upon the mercy of a royal court. None of these fines shall be imposed except by the assessment on oath of reputable men of the neighborhood.

    (21) Earls and barons shall be fined only by their equal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gravity of their offence.

    (22) A fine imposed upon the lay property of a clerk in holy orders shall be assessed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value of his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23) No town or person shall be forced to build bridges over rivers except those with an ancient obligation to do so.

    (24) No sheriff, constable, coroners, or other royal officials are to hold lawsuits that should be held by the royal justices.

    * (25) Every county, hundred, wapentake, and tithing shall remain at its ancient rent, without increase, except the royal demesne manors.

    (26) If at the death of a man who holds a lay `fee’ of the Crown, a sheriff or royal official produces royal letters patent of summons for a debt due to the Crown,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m to seize and list movable goods found in the lay `fee’ of the dead man to the value of the debt, as assessed by worthy men. Nothing shall be removed until the whole debt is paid, when the residue shall be given over to the executors to carry out the dead man s will. If no debt is due to the Crown, all the movable goods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property of the dead man, except the reasonable shares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 (27) If a free man dies intestate, his movable goods are to be distributed by his next-of-kin and frie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hurch. The rights of his debtors are to be preserved.

    (28) No constable or other royal official shall take corn or other movable goods from any man without immediate payment, unless the seller voluntarily offers postponement of this.

    (29) No constable may compel a knight to pay money for castle-guard if the knight is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guard in person, or with reasonable excuse to supply some other fit man to do it. A knight taken or sent on military service shall be excused from castle-guard for the period of this service.

    (30) No sheriff, royal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shall take horses or carts for transport from any free man, without his consent.

    (31) Neither we nor any royal official will take wood for our castle,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32) We will not keep the lands of people convicted of felony in our hand for longer than a year and a day, after which they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lords of the `fees’ concerned.

    (33) All fish-weir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Thames, the Medway,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England, except on the sea coast.

    (34) The writ called precipe shall not in future be issued to anyone in respect of any holding of land, if a free man could thereby be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trial in his own lord’s court.

    (35) There shall be standard measures of wine, ale, and corn (the London quarter), throughout the kingdom. There shall also be a standard width of dyed cloth, russett, and haberject, namely two ells within the selvedges. Weights are to be standardised similarly.

    (36) In future nothing shall be paid or accepted for the issue of a writ of inquisition of life or limbs. It shall be given gratis, and not refused.

    (37) If a man holds land of the Crown by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and also holds land of someone else for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guardianship of his heir, nor of the land that belongs to the other person’s `fee’, by virtue of the `fee- farm’, `socage’, or `burgage’, unless the `fee-farm’ owes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the guardianship of a man’s heir, or of land that 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by reason of any small property that he may hold of the Crown for a service of knives, arrows, or the like.

    (38) In future no official shall place a man on trial upon his own unsupported statement, without producing credible witnesses to the truth of it.

    + (39) 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other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 (40) 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41) All merchants may enter or leave England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and may stay or travel within it, by land or water, for purposes of trade, free from all illegal ex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ncient and lawful customs. This, however, does not apply in time of war to merchants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y such merchants found in our country at the outbreak of war shall be detained without injury to their persons or property, until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have discovered how our own merchants are being treated in the country at war with us. If our own merchants are safe they shall be safe too.

    * (42) In future it shall be lawful for any man to leave and return to our kingdom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by land or water, preserving his allegiance to us, except in time of war, for some short perio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realm. People that have been imprisoned or outla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land, people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d merchants – who shall be dealt with as stated above – are excepted from this provision.

    (43) If a man holds lands of any `escheat’ such as the `honor’ of Wallingford, Nottingham, Boulogne, Lancaster, or of other `escheats’ in our hand that are baronies,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give us only the `relief’ and service that he would have made to the baron, had the barony been in the baron’s hand. We will hold the `eschea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aron held it.

    (44) People who live outside the forest need not in future appear before the royal justices of the forest in answer to general summonses, unless they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proceedings or are sureties for someone who has been seized for a forest offence.

    * (45) We will appoint as justices, constables, sheriffs, or other officials, only men that know the law of the realm and are minded to keep it well.

    (46) All barons who have founded abbeys, and have charters of English kings or ancient tenure as evidence of this, may have guardianship of them when there is no abbot, as is their due.

    (47) All forest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in our reign shall at once be disafforested. River-banks that have been enclosed in our reign shall be treated similarly.

    * (48) All evil customs relating to forests and warrens, foresters, warreners, sheriffs and their servants, or river-banks and their wardens, are at once to be investigated in every county by twelve sworn knights of the county, and within forty days of their enquiry the evil customs are to be abolished completely and irrevocably. But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if we are not in England, are first to be informed.

    * (49) We will at once return all hostages and charters delivered up to us by Englishmen as security for peace or for loyal service.

    * (50) We will remove completely from their offices the kinsmen of Gerard de Athée, and in future they shall hold no offices in England. The people in question are Engelard de Cigogné’, Peter, Guy, and Andrew de Chanceaux, Guy de Cigogné, Geoffrey de Martigny and his brothers, Philip Marc and his brothers, with Geoffrey his nephew, and all their followers.

    * (51) As soon as peace is restored, we will remove from the kingdom all the foreign knights, bowmen, their attendants, and the mercenaries that have come to it, to its harm, with horses and arms.

    * (52) To any man whom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lands, castles, liberties, or right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we will at once restore these. In cases of dispute the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61). In cases, however, where a 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some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render justice in full.

    * (53) We shall have similar respite in rendering justice in connexion with forests that are to be disafforested, or to remain forests, when these were first a-orested by our father Henry or our brother Richard; with the guardianship of lands in another person’s `fee’, when we have hitherto had this by virtue of a `fee’ held of us for knight’s service by a third party; and with abbeys founded in another person’s `fee’, in which the lord of the `fee’ claims to own a righ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to complaints about these matters.

    (54) No one shall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n the appeal of a woman for the death of any person except her husband.

    * (55) All fine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unjustiy and against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fines that we have exacted unjustly, shall be entirely remitted or the matter decided by a majority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61 )together with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f he can be present, and such others as he wishes to bring with him. If the archbishop cannot be present, proceedings shall continue without him, provided that if any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similar suit himself, his judgement shall be set aside, and someone else chosen and sworn in his plac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single occasion, by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56) If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any Welshmen of lands, liberties, or anything else in England or in Wale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their equals, these are at once to be returned to them. A dispute on this point shall be determined in the Marches by the judgement of equals. English law shall apply to holdings of land in England, Welsh law to those in Wales, and the law of the Marches to those in the Marches. The Welsh shall treat us and ours in the same way.

    * (57) In cases where a Welsh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any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Bu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Wales and the said regions.

    * (58) We will at once return the son of Llywelyn, all Welsh hostages, and the charters delivered to us as security for the peace.

    * (59) With regard to the return of the sisters and hostages of Alexander, king of Scotland, his liberties and his rights, we will treat him in the same way as our other barons of England, unless it appears from the charters that we hold from his father William, formerly king of Scotland, that he should be treated otherwise. This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in our court.

    (60) All these customs and liberties that we have granted shall be observed in our kingdom in so far as concerns our own relations with our subjects. Let all men of our kingdom, whether clergy or laymen, observe them similarl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own men.

    61. Since, moveover, for God and the amendment of our kingdom and for the better allaying of the quarrel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e have granted all these concessions, desirous that they should enjoy them in complete and firm endurance forever, we give and grant to them the underwritten security, namely, that the barons choos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of the kingdom, whomsoever they will, who shall be bound with all their might, to observe and hold, and cause to be observed, the peace and liberties we have granted and confirmed to them by this our present Charter, so that if we, or our justiciar, or our bailiffs or any one of our officers, shall in anything be at fault towards anyone, or shall have broken any one of the articles of this peace or of this security, and the offense be notified to four barons of the foresaid five and twenty, the said four barons shall repair to us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and, laying the transgression before us, petition to have that transgression redressed without delay. And if we shall not have corrected the transgression (or, in the event of our being out of the realm, if our justiciar shall not have corrected it) within forty days, reckoning from the time it has been intimated to us (or to our justiciar, if we should be out of the realm), the four barons aforesaid shall refer that matter to the rest of th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and thos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shall,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of the whole realm,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in all possible ways, namely, by seizing our castles, lands, possessions, and in any other way they can, until redress has been obtained as they deem fit, saving harmless our own person, and the persons of our queen and children; and when redress has been obtained, they shall resume their old relations towards us. And let whoever in the country desires it, swear to obey the orders of the said five and twenty bar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all the aforesaid matters, and along with them, to molest us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and we publicly and freely grant leave to everyone who wishes to swear, and we shall never forbid anyone to swear. All those, moveover, in the land who of themselves and of their own accord are unwilling to swear to the twenty five to help them in constraining and molesting us, we shall by our command compel the same to swear to the effect foresaid. And if any one of th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shall have died or departed from the land, or be incapacitated in any other manner which would prevent the foresaid provisions being carried out, those of the said twenty five barons who are left shall choose another in his pla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judgment, and he shall be sworn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s. Further, in all matters, the execution of which is entrusted,to these twenty five barons, if perchance these twenty five are present and disagree about anything, or if some of them, after being summoned, a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be present, that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ordain or command shall be held as fixed and established, exactly as if the whole twenty five had concurred in this; and the said twenty five shall swear that they will faithfully observe all that is aforesaid, and cause it to be observed with all their might. And we shall procure nothing from anyon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ereby any part of these concessions and liberties might be revoked or diminished; and if any such things has been procured, let it be void and null, and we shall never use it personally or by another.

    62. And all the will, hatreds, and bitterness that have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men, clergy and lay, from the date of the quarrel, we have completely remitted and pardoned to everyone. Moreover, all trespasses occasioned by the said quarrel, from Easter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till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we have fully remitted to all, both clergy and laymen, and completely forgiven, as far as pertains to us. And on this head, we have caused to be made for them letters testimonial patent of the lor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f the lord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of the bishops aforesaid, and of Master Pandulf as touching this security and the concessions aforesaid.

    63. Wherefore we will and firmly order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be free, and that the men in our kingdom have and hold all the aforesaid liberties, rights, and concessions, well and peaceably, freely and quietly, fully and wholly,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in all respects and in all places forever, as is aforesaid. An oath, moreover, has been taken, as well on our part as on the art of the barons, that all these conditions aforesaid shall be kept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evil intent.

    Given under our hand – the above named and many others being witnesses – in the meadow which is called Runnymede, between Windsor and Staine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June,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执行吏，典狱官，差人，及其管家吏与忠顺的人民致候。

    　　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里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杜伯林大主教亨利……暨培姆布卢克大司仪伯爵威廉；索斯伯利伯爵威廉……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

    　　（1）首先，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关于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自由选举，在余等与诸男爵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地或按照己意用特许状所颁赐者，——同时经余等请得教王英诺森三世所同意者——余等及余等之世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

    　　（2）任何伯爵或男爵，或因军役而自余等直接领有采地之人身故时，如有已达成年之继承者，于按照旧时数额缴纳承继税后，即可享有其遗产。计伯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伯爵全部遗产；男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男爵全部遗产；武士继承人于最多缴纳一百先令后，即可享受全部武士封地。其他均应按照采地旧有习惯，应少交者须少交。

    　　（3）上述诸人之继承人如未达成年，须受监护者，应于成年后以其遗产交付之，不得收取任何继承税或产业转移税。

    　　（4）凡经管前款所述未达成年之继承人之土地者，除自该项土地上收取适当数量之产品，及按照习惯应行征取之赋税与力役外，不得多有需索以免耗费人力与物力。如余等以该项土地之监护权委托执行吏或其他人等，俾对其收益向余等负责，而其人使所保管之财产遭受浪费与损毁时，余等将处此人以罚金，并将该项土地转交该采地中合法与端正之人士二人，俾对该项收益能向余等或余等所指定之人负责。如余等将该项土地之监护权赐予或售予任何人，而其人使土地遭受浪费与损毁时，即须丧失监护权，并将此项土地交由该采地中之合法与端正人士二人，按照前述条件向余等负责。

    　　（5）此外，监护人在经管土地期间，应自该项土地之收益中拨出专款为房屋、园地、鱼塘、池沼、磨坊及其他附属物修缮费用，俾能井井有条。继承人达成年时，即应按照耕耘时之需要，就该项土地收益所许可之范围内置备犁、锄、与其他农具，附于其全部土地内归还之。

    　　（6）继承人得在不贬抑其身分之条件下结婚，但在订婚前应向其宅人之卑属亲族通告。

    　　（7）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立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奁，嫁资，及其应得之遗产与其夫逝世前为二人共同保有之物品，俱不付任何代价。[自愿改醮]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奁应交还之。

    　　（8）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醮，但寡妇本人，如执有余等之土地时，应提供保证，未得余等同意前不改醮。执有其他领主之土地者，亦应获得其他领主同意。

    　　（9）凡债务人之动产足以抵偿其债务时，无论余等或余等之执行吏，均不得强取收入以抵偿债务。如负债人之财产足以抵偿其债务，即不得使该项债务之担保人受扣押动产之处分。但如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或无力偿还债务时，担保人应即负责清偿。担保人如愿意时，可扣押债务人之土地与收入，甚至后者偿还其前所代偿之债务时为止。惟该债务人能证明其所清偿已超过保人担保之额著，不在此限。

    　　（10）任何向犹太人借债者，不论其数额多少，如在未清偿前身故，此项债款在负责清偿之继承人未达成年之前不得负有利息，如此项债务落入余等之手，则余等除契据上载明之动产以外，不得收取任何其他物品。

    　　（11）欠付犹太人债务者亡故时，其妻仍应获得其嫁资，不负偿债之责。亡故者如有未成年之子女时，应按亡者遗产之性质，留备彼等之教养费，剩余数额，除扣还领主应得之报效外，始可作为清偿债务之用。关于犹太人以外之债务，同样依此规定处理。

    　　（12）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一）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指被俘时].（二）策封余等之长子为武士时之费用。（三）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但以一次为限。且为此三项目的征收之贡金亦务求适当。关于伦敦城之贡金，按同样规定办理。

    　　（13）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14）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余等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项诏书之送达，至少应在开会以前四十日，此外，余等仍应通过执行吏与管家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领有余等之土地者。召集之缘由应于诏书内载明。召集之后，前项事件应在指定日期依出席者之公意进行，不以缺席人数阻延之。

    　　（15）自此以往，除为赎还其本人之身体，策封其长子为武士，与一度出嫁其长女以外。余等不得准许任何人向其自由人征取贡金。而为上述目的所征收之贡金数额亦务求合乎情理。

    　　（16）不得强迫执有武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服额外之役。

    　　（17）一般诉讼应在一定地方审问，无需追随国王法庭请求处理。

    　　（18）凡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应不在该案件所发生之州以外地区审理。其方法如下：由余等自己，或余等不在国内时，由余等之大法官，指定法官二人，每年四次分赴各州郡，会同该州郡所推选之武士四人，在指定之日期，于该州郡法庭所在地审理之。

    　　（19）州郡法庭开庭之日，如上述案件未能审理，则应就当日出庭之武士与自由佃农中酌留适当人数，俾能按照事件性质之轻重作出合宜裁决。

    　　（20）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重罪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辖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上述罚金，须凭邻居正直之人宣誓证明，始得科罚。

    　　（21）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

    　　（22）教士犯罪时，仅能按照处罚上述诸人之方法，就其在俗之财产科以罚金；不得按照其教士采地之收益为标准科处罚金。

    　　（23）不得强迫任何市镇与个人修造渡河桥梁，惟向未负有修桥之责者不在此限。

    　　（24）余等之执行吏，巡察吏，检验吏与管家等，均不得受理向余等提出之诉讼。

    　　（25）一切州郡，百人村，小镇市，小区——余等自己之汤沐邑在外——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26）凡领受余等之采地者亡故时，执有余等向该亡故者索欠之特许证状之执行吏或管家应即依公正人士数人之意见，按照债务数额，将该亡故者之动产加以登记与扣押，使在偿清余等债务之前不得移动。偿清后之剩余，应即交由死者之遗嘱执行人处理。如死者不欠余等之债，则除为其妻子酌留相当部分外，其余一切动产概依亡者所指定之用途处理。

    　　（27）任何未立遗嘱之自由人亡故时，其所遗动产应依教会之意见，经由其戚友之手分配之，但偿还死者债务之部分应予留出。

    　　（28）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29）武士如愿亲自执行守卫勤务，或因正当理由不能亲自执行，而委托合适之人代为执行时，巡察吏即不得向之强索财物。武士被率领或被派遣出征时，应在军役期内免除其守卫勤务。

    　　（30）任何执行吏或管家吏，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车与马作为运输之用，但依照该自由人之意志为之者，不在此限。

    　　（31）无论余等或余等之管家吏俱不得强取他人木材，以供建筑城堡或其他私用，但依木材所所有人之意志为之者不在此限。

    　　（32）余等留用重罪既决犯之土地不得超过一年零一日，逾期后即应交还该项土地之原主。

    　　（33）自此以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斯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

    　　（34）自此以后，不得再行颁布强制转移土地争执案件至国王法庭审讯之敕令，以免自由人丧失其司法权。

    　　（35）全国应有统一之度量衡。酒类、烈性麦酒与谷物之量器，以伦敦夸尔为标准；染色布、土布，锁子甲布之宽度应以织边下之两码为标准；其他衡器亦如量器之规定。

    　　（36）自此以后发给检验状（验尸或验伤）时不得索取或给予任何陋规，请求发给时，亦不得拒绝。

    　　（37）任何人以货币租地法，劳役租地法，或特许享有法保有余等之土地，但同时亦保有其他领主之兵役采地者，余等即不得借口上述诸关系强迫取得其继承人（未成年人）及其所保有他人土地之监护权。除该项货币租地，劳役租地与特许享有租地负有军役义务外，余等皆不得主张其监护权。任何人以献纳刀、剑、弓、箭等而得为余等之小军曹者，余等亦不得对其继承人及其所保有之他人土地主张监护权。

    　　（38）自此以后，凡不能提供忠实可靠之证人与证物时，管家吏不得单凭己意使任何人经受神判法（水火法）。

    　　（39）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40）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41）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42）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加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但监犯与被褫夺法律保护权之人为例外，关于敌国人民与商人，依前述方法处理。

    　　（43）领有归属土地——诸如自窝林福德，诺定昂，波罗因，兰开斯忒诸勋爵领有者，或其他归属于余等之男爵领地——之附庸亡故时，其继承人不另缴承继税。余等亦不得令其提供较男爵生前更多之役务，一切应依该采地在男爵手中时为标准。

    　　（44）自此以后，不得以普通传票召唤森林区以外之居民赴森林区法庭审讯。但为森林区案件之被告人，或为森林区案件被告之保人者，不在此限。

    　　（45）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者外，余等将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46）一切自英国历朝国王获得特许状创立寺院或握有寺产保管权之男爵（贵族），应悉仍旧例，在该项寺院无人主持时，负保管之责。

    　　（47）凡在余等即位后所划出之森林区，及建为防御工事之河岸，皆应立即撤除。

    　　（48）有关每一州郡之森林，园圃，森林官，园圃守护人，管家吏及其仆役，河岸及其守护人等之一切陋规恶习，应由各该州郡推选武士十二人，于宣誓后立即驰赴各地详加调查，并于调查后四十日内予以全部彻底革除，务使永不再起。调查情形应先奏知余等，若余等不在国内时则先禀知大法官。

    　　（49）凡英国臣民为表示和好和忠忱所交予余等之人质或其他担保品，概须立即退还。

    　　（50）余等应解除热拉尔之戚及下列诸人（名略）及随从彼等来英任执行吏者之职务，并使彼等自此以后，不再在英国担任此项职务。

    　　（51）君臣复归于好后，余等应将携带马匹与武器来英格兰并危害英国之外国士兵，弩手，仆役及佣兵等立即遣送出境。

    　　（52）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余等夺去其土地，城堡，自由或合法权利者，余等应立即归还之。倘有关于此项事件之任何争执发生，应依后列负责保障和平之男爵二十五人之意见裁决之。其有在余等之父亨利王或余等之兄理查王时代，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判决而被夺去之上述各项，现为余等所有，或为他人所有而应由余等负责者，当较照参加十字军者获得展缓债务权利之一般规定办理。但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即公平处理之。惟在余等誓师东征前正在进行诉讼，或由余等之敕令正在审理中者，不在此限。

    　　（53）关于下列事件亦应依照前条规定处理或展缓处理之；

    　　（甲）余等之父亨利王，兄理查王时代所划出之森林，何者应撤除，何者应保留。

    　　（乙）余等在他人采地中之监护权（此项监护权系因某人曾自余等领受军役采地，因而使余等享有者）。

    　　（丙）余等在他人采地中所建立之寺院（该采地之领主声称有管辖权者）。

    　　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立即对上述诸项予以公正处理。

    　　（54）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

    　　（55）凡余等所科之一切不正当与不合法之罚金与处罚，须一概免除或纠正之，或依照后列保障和平之男爵二十五人之意见，或大多数男爵连同前述之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及其所愿与共同商讨此事件者之意见处理之。遇大教主不能出席时，事件应照常进行。但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一人或数人与同一事件有关（“大宪章重订译本”作“为同一事件之原告”），则应于处理此一事件时回避，而代之以其余男爵中所遴选之人。

    　　（56）如余等曾在英格兰或威尔斯，未依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而夺去任何威尔斯贵族之土地，自由或其他物品，应立即归还之。遇有关于此类事件之争执发生时，应交由“边区”贵族处理，凡属英格兰人之产业，按照英格兰法律办理，威尔斯人产业，按照威尔斯法律办理，边区产业则依边区法律办理。威尔斯人对余等及余等之人民应同样行之。

    　　（57）至关于威尔斯人在余等之父亨利，或余等之兄理查时代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判

    　　决而被夺去之物，现在余等手中，或虽不在余等手中而应由余等负责者，余等将按照参加十字军者可展缓债务之一般规定处理。但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即予以公平处理。惟在余等誓师东征前正在进行诉讼，或由余等之敕令正在审理中者，不在此限。

    　　（58）余等应立即归还刘埃霖之子及威尔斯人一切人质以及作为和平担保之一切信物与契据。

    　　（59）关于苏格兰王亚历山大，余等将归还其姊妹，质物，自由与合法权利，一如余等对英格兰诸男爵之所为，但属于其父威廉王敕令中所载，而为余等所保有者，不在此限。此一切当依照在英国宫廷中之苏格兰贵族之意见处理。

    　　（60）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就属于诸男爵（一切贵族）之范围而言，应为彼等之附庸共同遵守。

    　　（61）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诸让步，在欲归荣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但尤在泯除余等与诸男爵间之意见，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因此，余等愿再以下列保证赐予之。

    　　诸男爵得任意从国中推选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应尽力遵守，维护，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颁赐彼等，并以本宪章所赐予之和平与特权。其方法如下：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权利，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此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国内时，则至余等之三官前，——指出余等之错误，要求余等立即设法改正。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如余等，或余等不在国内时，余等之法官不顾改正此项错误，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而此二十三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但对余等及余等二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君臣如初。国内任何人如欲按上述方法实行，应宣誓服从前述男爵二十五人之命令，并尽其全力与彼等共同向余等施以压力。余等兹特公开允许任何人皆可作上述宣誓，并允许永不阻止任何人宣誓。国内所有人民，纵其依自己之意志，不愿对该二十五男爵宣誓以共同向余等施用压力者，余等亦应以命令令之宣誓。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任何人死亡，离国或因故不能执行上述职务时，其余男爵应依己意自其他男爵中推选另外之人代之，其宣誓方法与上述诸人同。此外，上述二十五男爵于受托执行任务时，倘在出席讨论中关于某些事件发生争端，或有某些男爵被召请后，不愿或不能出席时，则出席男爵过半数之决定，或宣布之方案，应被视为合法且具有约束力，一如二十五人全体出席所议决者同。上述二十五男爵应宣誓对前列各项竭诚遵守，并尽力使其余人遵守之，而余等亦不得由自己或通过他人自任何人取得任何物品致使上列诸权利与自由废止或削减。如有此项取得之物，应视同无效与非法，余等自己不得加以利用，亦不得通过别人加以利用。

    　　（62）自斗争开始以来，余等之僧俗臣民与余等之间所发生之一切敌意，愤怒与仇恨，余等已予宽恕并赦宥之，此外，自本朝第十六年复活节起，至和平重建之日止，一切僧俗人民所犯之一切罪过，余等亦已加以宽恕并赦宥之。关于上述各项让步与诺言，余等兹任命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勋爵，杜伯林大主教亨利勋爵及前述诸主教与班达尔夫君共同草拟敕令以昭信守。

    　　（63）余等即以此敕令欣然而坚决昭告全国：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将如前述，自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在任何事件与任何时期中，永远适当而和平，自由而安静，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剂与让与，余等与诺男爵惧已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上列诸人及其他多人当可为证。

    人权宣言

    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国民会议颁布颁布，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

    序言

    组成国民会议的法兰西人民的代表们，相信对于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轻蔑乃是公共灾祸与政府腐化的唯一原因，乃决定在一个庄严的宣言里，呈现人类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与神圣的权利，以便这个永远呈现于社会所有成员之前的宣言，能不断地向他们提醒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以便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动，因能随时与所有政治制度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更受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根据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总能导向宪法的维护和导向全体的幸福。
    因此，国民会议在上帝面前及其庇护之下，承认并且宣布如下的人权和公民权。

    正文

    第一条　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自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强制去从事法律所未要求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e）的表达。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的眼里一律平等的所有公民皆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与职务，除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以外不受任何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确定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均不受控告、逮捕与拘留。凡请求发布、传送、执行或使人执行任何专断的命令者，皆应受到惩罚；但任何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逮捕的公民则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即属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设立确实必要和明显必要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惩处，否则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
    第九条　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而即使判定逮捕系属必要者，一切为羁押人犯身体而不必要的严酷手段，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任何人不应为其意见甚至其宗教观点而遭到干涉，只要它们的表达没有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第十一条　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言论、著作与出版，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项自由的滥用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公共的武装力量。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公共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的开支，公共赋税是不可或缺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地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决定公共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批准，知悉其用途，并决定税率、税基、征收方式和期限。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一切公务人员报告其行政工作。
    第十六条　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无丝毫宪法之可言。
    第十七条　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Citizens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

    英文版（潘恩（Thomas Paine）《人权论》）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of FRANCE, formed into a NATIONAL ASSEMBLY, considering that ignorance, neglect, or contempt of human rights, are the sole causes of public misfortunes and corruptions of Government, have resolved to set forth in a solemn declaration, these natural, imprescriptible, and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is declaration being constantly present to the minds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social, they may be forever kept attentive to their rights and their duties; that the act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being capable of being every moment compared with the end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y be more respected; and also, that the future claims of the citizens, being directed by simple and incontestable principles, may always ten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general happiness.
    For these reasons the NATIONAL ASSEMBLY doth recognize and decla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upreme Being, and with the hope of his blessing and favor, the following sacred rights of men and of citizens:

    One: Men are born, and always continue, free and equal in respect of their rights. Civil distinctions, therefore, can be founded only on public utility.
    Two: The aim of all political association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and imprescriptible rights of man; and these rights are liberty, property, security, and resistance of oppression.

    Three: The n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source of all sovereignty; nor can any individual, or any body of men, be entitled to any authority which is not expressly derived from it.
    Four: Political liberty consists in the power of doing whatever does not injure another. The exercise of the natural rights of every man, has no other limits than those which are necessary to secure to every other man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same rights; and these limits are determinable only by the law.
    Five: The law ought to prohibit only actions hurtful to society. What is not prohibited by the law should not be hindered; nor should anyone be compelled to that which the law does not require.

    Six: The law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community. All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concur,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its formation. It should be the same to all, whether it protects or punishes; and all being equal in its sight, are equally eligible to all honors, places, and employ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abilities, without any other distinction than that created by their virtues and talents.

    Seven: No man should be accused, arrested, or held in confinement, except in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law, and according to the forms which it has prescribed. All who promote, solicit, execute, or cause to be executed, arbitrary orders, ought to be punished, and every citizen called upon, or apprehended by virtue of the law, ought immediately to obey, and renders himself culpable by resistance.
    Eight: The law ought to impose no other penalties but such as are absolutely and evidently necessary; and no one ought to be punished, but in virtue of a law promulgated before the offence, and legally applied.
    Nine: Every man being presumed innocent till he has been convicted, whenever his detention becomes indispensable, all rigor to him, more than is necessary to secure his person, ought to be provided against by the law.

    Ten: No man ought to be molested on account of his opinions, not even on account of his religious opinions, provided his avowal of them does not disturb the public order established by the law.

    Eleven: The unrestrained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and opinions being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rights of man, every citizen may speak, write, and publish freely, provided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buse of this liberty, in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law.

    Twelve: A public force being necessary to give security to the rights of men and of citizens, that force is institu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and not for the particular benefit of the persons to whom it is intrusted.
    Thirteen: A common contribution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public force, and for defraying the other expenses of government, it ought to be divided equally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Fourteen: Every citizen has a right, either by himself or his representative, to a free voice in determining the necessity of public contributions,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m, and their amount, mode of assessment, and duration.
    Fifteen: Every community has a right to demand of all its agents an account of their conduct.
    Sixteen: Every community in which a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a security of rights is not provided for, wants a constitution.
    Seventeen: The right to property being inviolable and sacred, no one ought to be deprived of it, except in cases of evident public necessity, legally ascertained, and on condition of a previous just indemnity.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In Congress, July 4, 1776,大陆会议（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一致通过的宣言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 them to the separation.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接受自然法则和自然界的造物主的旨意赋予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o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a history of repeated injuries and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bsolute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大不列颠国在位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He has refused his Assent to Laws, the most wholesom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He has forbidden his Governors to pass Laws of immediate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unless suspended in their operation till his Assent should be obtained; and when so suspended, he has utterly neglected to attend to them.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He has refused to pass other Laws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large districts of people, unless those people would relinquish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a right inestimable to them and formidable to tyrants only.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它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He has called together legislative bodies at places unusual, uncomfortable, and distant from the depository of their public Record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fatiguing them into compliance with his measures.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他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He has dissolved Representative Houses repeatedly, for opposing with manly firmness his invasions 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He has refus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such dissolutions, to cause others to be elected; whereby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capable of Annihilation, hav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for their exercise; the State remaining in the mean time exposed to all the dangers of invasion from without, and convulsions within.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He has endeavoured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for that purpose obstructing the Laws of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ers; refusing to pass others to encourage their migrations hither, and raising the conditions of new Appropriations of Lands .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to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He has made Judges dependent on his Will alone, for the tenure of their offices, and the amount and payment of their salaries.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He has erected a multitude of New Offices, and sent hither swarms of Officers to harass our People, and eat out their substance.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He has kept among us, in times of peace, Standing Arm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ur legislatures.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He has affected to render the Military independent of and superior to the Civil power.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He has combined with others to subject us to a jurisdiction foreign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unacknowledged by our laws; giving his Assent to their Acts of pretended Legislation: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For quartering large bodies of armed troops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For protecting them, by a mock Trial, from Punishment for any Murders which they should commi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States: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For cutting off our Trade with all parts of the world: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For depriving us in many cases, of the benefits of Trial by Jury: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For transporting us beyond Seas to be tried for pretended offences: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For abolishing the free System of English Laws in a neighbori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therein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and enlarging its Boundaries so as to render it at once an example and fit instrument for introducing the same absolute rule into these Colonies: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For taking away our Charters, abolishing our most valuable Laws, and altering fundamentally the forms of our Governments: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For suspending our own Legislatures, and declaring themselves invested with power to legislate for u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He has abdicated Government here, by declaring us out of his Protection and waging War against us.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He has plundered our seas, ravaged our Coasts, burnt our towns, and destroy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He is at this time transporting large armies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o compleat the works of death, desolation and tyranny, already begun with circumstances of Cruelty & perfidy scarcely paralleled in the most barbarous ages, and totally unworthy the Head of a civilized nation.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老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He has constrained our fellow Citizens taken Captive on the high Seas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the executioners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or to fall themselves by their Hands.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He has excited domestic insurrections amongst us, and has endeavored to bring on the inhabitants of our frontiers, the merciless Indian Savages, whose known rule of warfare, is an undistinguished destruction of all ages, sexes and conditions.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律令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In every stage of these Oppressions We have Petitioned for Redress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Our repeated Peti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only by repeated injury. A Prince, whose character is thus marked by every act which may define a Tyrant, is unfit to be the ruler of a free people.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愿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Nor have We been wanting in attention to our British brethren. We have warned them from time to time of attempts by their legislature to extend an unwarrantable jurisdiction over us. We have reminded them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our e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ere. We have appealed to their nativ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and we have conjured them by the ties of our common kindred to disavow these usurp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interrupt our conn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They too have been deaf to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of consanguinity. We must, therefore, acquiesce in the necessity, which denounces our Separation, and hold them, as we hold the rest of mankind, Enemies in War, in Peace Friends.
    我们不是没有注意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出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却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一直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战即为敌；和则为友。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appealing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 do, in the Name, and by Authority of the good People of these Colonies, solemnly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Colonies are, and of Right ough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is and ought to be totally dissolved; an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nd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Declaration, with a 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we mutually pledge to each other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r.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独立国家有权去做的一切行动。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世界人权宣言（1948——2018 ）

    序 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主要条款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二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二、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二、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三、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二、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二、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三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二、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三、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二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三、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eamble

    Whereas 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Whereas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the advent of a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has been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spir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Whereas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in the Charter reaffirmed their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have determined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fe in larger freedom,

    Whereas Member States have pledged themselves to achiev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al respect for and observ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erea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is pledge,

    Now, Ther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proclaims THI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a common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for all peoples and all nations, to the end that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organ of society, keeping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ly in mind, shall strive by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by progressive meas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 secure their universal and effective recognition and observance, both among the peoples of Member States themselves and among the peoples of territor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rticle 1.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Article 2.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of any kind, such a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Furthermore, no distinction shall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 jurisdic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country or territory to which a person belongs, whether it be independent, trust, non-self-governing or under any other limitation of sovereignty.
    Article 3.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Article 4.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shall be prohibited in all their forms.
    Article 5.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6.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
    Article 7. All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are entitle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o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All are entitled to equal protection against any discrimination in violation of this Declaration and against any incitement to such discrimination.
    Article 8.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by the competent national tribunals for acts violating the fundamental rights granted him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law.
    Article 9.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or exile.
    Article 10. Everyone is entitled in full equality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Article 11. (1)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penal offenc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in a public trial at which he has had all the guarantees necessary for his defence. (2) No one shall be held guilty of any penal offence on account of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did not constitute a penal offence, und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committed. Nor shall a heavier penalty be imposed than the one that was applicable at the time the penal offence was committed.
    Article 12.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attacks upon his honour and reputation.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rticle 13.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residence within the borders of each state.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eave any country, including his own, and to return to his country.
    Article 14.(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seek and to enjoy in other countries asylum from persecution. (2) This right may not be invoked in the case of prosecutions genuinely arising from non-political crimes or from acts contrary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5.(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2)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Article 16.(1) 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 without any limitation due to race, nationality or religion, have the right to marry and to found a family. They are entitled to equal rights as to marriage, during marriage and at its dissolution. (2) Marriage shall be entered into only with the free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 spouses.(3) The family is the natural and fundamental group unit of society and i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by society and the State.
    Article 17.(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alone as well as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2)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property.
    Article 18.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change his religion or belief, and freedom, either alone or in community with other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to manifest his religion or belief in teaching, practice, worship and observance.
    Article 19.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Article 20.(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2) No one may be compelled to belong to an association.
    Article 21.(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part in the government of his country, directly or through freely chosen representatives.(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of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in his country.(3)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hall be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this will shall be expressed in periodic and genuine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vote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s.
    Article 22.Everyone, as a member of society, has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nd is entitled to realization, through national effor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s of each State,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dispensable for his dignity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Article 23.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work, to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to just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and to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2) Everyone,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has the right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3) Everyone who works has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rable remuneration ensuring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n existence worthy of human dignity, and supplemented, if necessary, by other means of social protection.(4)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orm and to join trade un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interests.
    Article 24.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st and leisure, including reasonable limitation of working hours and periodic holidays with pay.
    Article 25.(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imself and of his family,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event of unemployment, sickness, disability, widowhood, old age or other lack of livelihood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control. (2) Motherhood and childhood are entitled to special care and assistance. All children, whether born in or out of wedlock, shall enjoy the same social protection.
    Article 26.(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ducation shall be free, at least in the elementary and fundamental stages. Elementary education shall be compulsory.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hall be made generally available and higher education shall be equally accessible to all on the basis of merit.(2) Education shall be direc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n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t shall promote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and friendship among all nations,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s, and shall further the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3) Parents have a prior right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Article 27.(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is the author.
    Article 28.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which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can be fully realized.
    Article 29.(1) Everyone has duties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alone the free and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is possible.(2) In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s and freedoms, everyone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determined by law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due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nd of meeting the just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public order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3)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may in no case be exercised contrary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30.Nothing in this Declara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implying for any State, group or person any right to engage in any activity or to perform any act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any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herein.

  • 文言历史文本选编

    先秦

    利簋guǐ铭文

    武王{珷}征商，唯{住}甲子{党}朝（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岁{减}（木星）鼎（当空），克昏{旋}夙{执}（黄昏到次日晨）有{又}（占）商，辛未（甲子日后七天），王在{才}阑{器}师{自}（地名），赐{易}有{又}事（右史）利（人名）金（铜），用作{乍}[先人]檀{理}公宝尊{蹲}彝。

    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一
    吾车既工（造好），吾馬既同（齐备）。吾车既好（美好），吾马既阜（丰壮）。
    君子員（周围）獵（猎），員獵員游。麀鹿（母鹿）速速，君子之求。
    骍骍角弓，弓兹以持。吾敺（驱）其特（首鹿），其來趩趩。
    [ ]炱炱，即篽即埘。麀鹿趚趚，其来亦次。
    吾驱其朴，其来[ ]，射其猏蜀。
    二
    汧（河）殹沔沔，烝彼淖渊。鰋鲤处之，君子渔之。
    濿（浅水）有小鱼，其游汕汕。帛（白）鱼皪皪，其盗氐鲜。
    黄帛其鯾，有鲂有鲌。其𦚏zhuāng孔庶。
    脔（喂）之毚毚，汗汗搏搏。其鱼维何，维鱮维鲤。
    何以苞之，维杨及柳（编筐）。
    三
    田（猎）车孔安，鋚勒（马辔）冯冯。四众（侍卫）既简，左骖（旗）幡幡，右骖健健。
    吾以跻（登）于（高）原，吾戎（队伍）止陕（地）。宫车其泻（流水），秀弓待射。
    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逋有陈，其[ ]奔奔。
    太子出阁，亚昊襗，执而勿射。
    多庶（众人）跃跃，君子攸乐。
    四
    銮（君子之）车[ ]，贲髤真[ ]。[ ]弓孔硕，彤（红色）矢[ ]。
    四马其泻，六辔骜。徒驭孔庶，鄜宣搏。
    眚（巡视）车载行，戎徒如章，原隰（低湿之地）阴阳。
    趍趍骆马，射之族族。予如虎，兽鹿如。
    多贤，陈（列）禽，吾获允异。
    五
    癸（日），零雨。流迄滂滂，盈盈渫济（渡河）。
    君子即涉，涉马流。汧殹洎洎，萋萋。
    方舟囱逮，自鄜，徒驭汤汤，维舟以行。

    或阴或阳，极深以桨。于水一方。勿止。
    其奔其吾，其事。
    六
    [ ]猷（弯路），作原作[ ]。道（路）澄我司，[ ]除。
    帅彼陂（坡地）[ ]，草为卅（三十）里。[ ]微，秩秩攸罟（渔网）。
    栗（树），柞（树）棫（树）其。椶（棕树）桕（乌桕）祈祈，鸣。
    亚箬其华，为所游优。盩导二日，树五日。
    ，，而师。弓矢孔庶，。
    以。左骖，滔滔是炽。不。
    具获信复，具盱来。其写，小大具。
    来乐，天子来。嗣王始，故我来。
    七
    ，天虹彼，走。济济马荐，栺栺芄芄。
    微微雉（野鸡）立，心其一。之。
    八
    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既止，嘉树则里，天子永宁。

    日维丙申（日），旭旭薪薪，吾其周道，吾马既陈。
    秀□康康，驾弇，左骖骜骜，右骖趚趚。
    牝，毋不，四翰骊骊。
    ，公谓大，金及如，害不余佑。
    九
    吴人怜亟，朝夕敬。载西载北，忽牿忽代。
    而初[ ]，献用[ ]。[ ]，[ ]大祝。
    曾受其庸，[ ]种寓逢，中囿孔[ ]，[ ]鹿[ ]。
    吾其[ ]，緟緟大[ ]。[ ]求有，[ ]是。
    十 (多缺失)

    何尊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西周早期周成王　内底铭文12行122字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北郊贾村，现藏于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墙盘

    曰古文王，初盩和於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受萬邦。圉武王，遹征四方，達殷民永，不鞏狄虘，伐屍童。憲聖成王，𠂇右绶剛，用肇徹周邦。康王，兮尹意宖魯邵王，廣楚荊。隹南行。穆王，井帥宇誨。寧天子，天子文武長刺，天子無匄。祁上下，亟慕，吳亡昊。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豐年，方亡不窋見。青幽高且，才微霝處。武王既殷，史勅且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於周卑處。乙且，匹氒辟，遠猷心子。明亞且且辛，毓子孫，多孷，角光，義其烟祀。文考乙公，，屯無誎，辳嗇戉隹辟。孝友，史墙夙夜不窋，其日蔑历。弗敢抯，對揚天子丕顯休令，用乍寶彜。刺且文考，弋受爾。福褱錄，黃耇彌生，龕事氒辟，其萬年永寶用。

    西周中期（周共王时期）　铭文共284字　高16.2cm、口径47.3cm、深8.6cm　1976年12月15日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现藏于陕西扶风周原文物管理所

    宰兽簋

    唯六年二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录宮，旦，王各大(格太)室，即立(位)。(司)土白(榮伯)右宰内(獸入)門立(中)廷，北(嚮)。王乎(呼)内史尹中(仲)冊命宰?(獸)曰:“昔先王既命女(汝),今余唯或?(又申)?乃命，?(賡)乃且(祖)考事，??(司)康宮王家臣妾，奠?(庸)外入(内)，母(毋)敢無??(聞知)。易女(錫汝)赤市(鲅)幽亢、?(攸)勒，用事。”???(獸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丕)顯魯休命，用乍?刺且(作朕烈祖)幽中(仲)益姜寶??(簋)，??邁(獸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西周中期　高36.8厘米，口径15厘米，腹深13厘米，方座边24.8厘米，重13.45千克　1997年7月陕西省扶风县段家镇大同村出土，现藏陕西省周原博物馆

    公乘得守石刻

    監罟（捕鱼）肘(守，避免与后文重字)臣公乘（姓氏）得（名）守丘（战国时期中山国王之陵墓），其臼（年齿）将曼（老迈），敢（盼）謁（请）後來賢者。

    商鞅：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和则匮，有任乃富于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兵易弱难强。民乐生安佚，死难难正，易之则强。事有羞，多奸；寡赏，无失。多奸疑，敌失必，利。兵至强，威；事无羞，利。用兵久処利势，必王。故兵行敌之所不敢行，强；事兴敌之所羞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变，事能得齐。国守安，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李斯：挟书律[简]

    丞相李斯[对秦始皇]曰：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则]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处决]市[于市集]。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脸上刺字]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附：《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闻[方术士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 金布律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布袤（长）八尺，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有买（卖）及买（也），各婴（系木签标明）其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
    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後年，计毋相繆（谬）。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
    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养一人；十五人，车牛一辆，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养一人；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豤（牛仔）生者，食其母日粟一斗，旬五日而止之，别?（分开喂养）以?（假）之（借出）。
    有债於公及赀、赎者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债百姓未偿，亦移其县，县偿。
    百姓?（假）公器及有债未偿，其日?（?）以收责之，而弗收责，其人死亡；及隶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其衣食，毋过三分取一，其所亡众，计之，终岁衣食不?（?）以稍偿，令居之，其弗令居之，其人死亡，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偿之。
    县、都官坐效、计以负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其入赢者，亦官与辨券，入之。其债毋敢逾岁，逾岁而弗入及不如令者，皆以律论之。

    官啬夫免，复为啬夫，而坐其故官以赀偿及有它债，贫窭毋（无）以偿者，稍?其秩、月食以偿之，弗得居；其免?（也），令以律居之。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吏坐官以负偿，未而死，及有罪以收，抉出其分。其已分而死，及恒作官府以负债，牧将公畜生而杀、亡之，未偿及居之未备而死，皆出之，毋责妻、同居。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卖之，尽七月而觱（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求先卖，以书时谒其状内史。凡粪其不可卖而可以为薪及盖?〈蘙〉者，用之；毋（无）用，乃燔之。
    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
    授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者勿禀。後计冬衣来年。囚有寒者为褐衣。为?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卅六钱。已禀衣，有馀褐十以上，输大内，与计偕。都官有用其官，隶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它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禀衣。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四钱。舂冬人五十五钱，夏?四钱；其小者冬?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 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

    前223年，黑夫，惊给兄衷的家书

    家书一

    二月辛巳，黑夫（男二）、惊（男三）敢再拜问衷（男一），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
    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
    黑夫寄益就书曰：遗（给）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夏衣）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
    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

    毋恙也？辞相家爵不也？书衣之南军毋……不也？
    为黑夫、惊多问姑姊、康乐孝须（嬃）故尤长姑外内（？）……
    为黑夫多问东室季须（嬃），苟得毋恙也？
    为黑夫、惊多问婴记季，事可（何）如，定不定？
    为黑夫、惊多问夕阳吕婴、匾里阎诤丈人（二老者）得毋恙……矣。
    惊多问新负（妇）、妴（婉），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丈人，毋与……勉力也。

    家书二

    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毋恙也？
    家室外内同……以衷，母力毋恙也？
    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
    ……钱衣，愿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
    （借）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
    惊多问新负、妴皆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两老……

    惊远家故，衷教诏妴，令毋敢远就若取新（薪）（柴），衷令……
    闻新（占）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
    为惊祠祀（问神灵），若（显示）大发（废）毁，以惊居反城中故。
    惊敢大心问姑秭（姐），姑秭（姐）、（姑）子彦得毋恙……？
    新地（进）入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

    （黑夫、惊为秦国士兵，时三男抽二，士兵需自备内衣）

    前89年，刘彻：轮台诏

    前有司（政府部门）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
    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十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89年 班固：封燕然山（蒙古国杭爱山）铭

    惟（汉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汉和帝）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
    乃与执金吾（官职名）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
    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
    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
    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
    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血染）鼓，血尸逐以染锷（兵刃）。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
    于是域灭区殚，反旆（军旗）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山]，跨安侯[河]，乘（登）燕然，蹑冒顿之区落（部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刻）石，昭铭盛德。
    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
    剿凶虐兮截海外。
    夐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
    熙帝载兮振万世！

    汉恒帝时童谣：察举讽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210年（建安十五年）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孤（我）始举孝廉（官员的后备），年少，自以本非岩穴（ 隐居山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东汉王国名，今山东济南东），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掌权宦官）。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同一批孝廉）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 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今安徽亳县西）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称帝）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 “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擒[杀]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黄]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斩首）xiāo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 “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 “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 “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内心）之要也。

    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751年 杜甫：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759年 杜甫：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756年 张巡守城

    《唐书·忠义传》：
    张巡守睢阳（河南省商丘市南）城，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 “请公等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 ”
    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
    《新唐书》：
    巡出爱妾曰：…..。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三十六》：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
    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
    “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
    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馀才四百人。

    781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净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
    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
    于是，我三一分身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之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链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开。
    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抅。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徳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635年），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风东扇。旋令有司将　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寺，仍崇阿罗夲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福。
    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网，俱维绝纽。　
    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髙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逺，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德。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
    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颁御馔以光众。且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
    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
    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念生响应，情发目诚者，我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逺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髙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更效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元元，湛寂常然。舆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无边。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时拨乱，乾廓坤张。明明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髙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乐康，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御榜扬辉，天书蔚映。皇图璀璨，率土高敬。庶绩咸熙，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圣日舒晶，祥风扫夜。祚归皇室，祆氛永谢。止沸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开贷生成，物资美利。香以报功，仁以作施。旸谷来威，月窟毕萃。
    建中统极，聿修明德。武肃四溟，文清万域。烛临人隐，镜观物色。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宻，强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豊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众也。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此碑唐建中二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立于大秦寺院中。碑文由景教士景净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写并题额。碑正面刻着“大秦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古叙利亚文的教士题名。

    约806年，白居易：卖炭翁（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809年（唐宪宗元和四年）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新丰（陕西临潼县东北）东北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新丰系骊山华清官所在地）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南诏）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bǒ（摇）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yōu呦。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宋璟），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806年（唐元和元年） 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

    该碑1984年4月出土于陕西省泾阳县扫宋乡（现属云阳镇）小户杨村，现存泾阳县博物馆。杨良瑶（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陕西省泾阳县人，唐肃宗至德年间（756年-758年）成为宦官，此时已经有妻子和两个孩子，陪侍过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位皇帝。

    唐故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公神道碑铭并序

    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 诏陆邳撰
    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赵良裔书
    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汤陟篆额

    公讳良瑶，字良瑶，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诸阳，寔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至若王孙以薄葬称，楼船以大功命，敞因谨畏为相，雄由辞赋荣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节之去“三惑”，大鸟集于葬墓，飞鳣降于讲堂。或朱轮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两汉，裕垂后昆，氏族源流，远矣盛矣。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
    及公曾祖， 为唐元功臣（玄宗朝授参与唐隆政变（710年）的禁军将领功臣封号，后避李隆基讳改“唐隆”为“唐元”），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陕西省泾阳县），至今家焉。遂为京兆人矣。
    祖怀贞，皇许州别驾。
    考彦昱，处士，高标世利，处士园林，公即处士之第四子也。
    公质状殊观，心灵独立，气概感激，慑于时流。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故得入为内养，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将天命而布泽。累经试效，益着功劳；诚素既彰，委任方重。
    当永泰（765年）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继章，掠众聚兵，逼胁州县，不顾王命，恣行剽煞，虔刘晋郊之士庶，震骇虢略之封疆。于时两河初平，四远犹耸，朝廷难于动众，皇上姑务安人。遂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以公为判官。崇进畏懦而莫前，公乃愤发而独往，口宣恩德，气激凶顽，遂使天威挫其锋铓，皇泽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既而复命，阙下大惬，圣衷有诏赐绿，仍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由是恩顾稠叠，委任频繁，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是用东西南北，匪遑止宁；险阻艰危，备尝之矣。
    大历六年（771年），加朝议郎、宫闱局丞，守职不渝，在公无替；昼日三接，风雨一心；天颜不违，圣眷斯至。当信重之际，罔敢告劳；安梯航之心，何远不届。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于荒外，委忠信于洪波，往返无疑，匪僭程度。复命至于广府（大历九年，774年），会叛军煞将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纵狼心，将邀王命，承公以剑，求表上闻；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事解归阙，时望翕然。至十二年，迁宫闱令。内官式叙，中禁肃清，由公是拜也。
    洎建中末，遇銮舆顺动，随驾奉天，勤劳匪躬，始终一致。
    兴元初（784年），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于苍生，臣下未遑于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覆武功之群盗，清盩厔之前途，风云奔从而遂多，山川指程而无拥。兴元既得以驻跸，渭桥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区，不改旧物，繄我公乞师之力也。其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骤迁，盖赏劳矣。
    贞元初（785年），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Abbasid王朝，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为第二个世袭王朝，首都巴格达，1258年被蒙古旭烈兀所灭），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沿海灯塔）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功绩既著，恩宠亦崇；若惊之心，日慎一日。
    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十四年（798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寝是恤，将复修葺，再难其人。必求恪恭，祗奉于事。唯公惬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焕乎咸新，无乖睿约。及乎卒事，议功莫俦。以其年八月，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后贵主亲王，监护丧葬，圣情念切者，必委于公。至于以劳受赐，金帛纷纶，亦不可备纪矣。
    十五年，陈许节使云亡，淮西承衅而动，剽掠阳翟，攻逼许昌，汝洛惊惶，关东大恐，天下激发二十万师，韩全义统之，且挠戎律。国家难于易帅，议者知必无功。时，德宗皇帝负扆兴叹，凝旒轸虑，思安东都宗庙，念济河洛苍生，是用命公监东都畿、汝州军事。闻命而三军增气，戾止而百姓咸宁。公知韩全义无才，乌合众难用，淮西城小而固，遐迩易动难安，遂思远图，独出奇策，使押衙东惟悟孙白身志和，深觇寇情，观衅而返，乃具所谋画，遽献表章，请缓天诛，许其悔过。当皇威未霁，事寝莫行。及全义大崩，诏用前计。遂申恩舍罪，罢讨息人。公乃居安虑危，处否思泰，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于是远近获安，道路斯泰，皆公之尽力竭忠经略所致也。
    至永贞元年（785年），以事既宁辑，恋阙诚深，恳请归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公素积威望，久著勋庸，警跸诫严，中外悦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肃，月闲清禁而天子夜安。国朝之环拱得人，于斯为盛。
    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耗消，体貌癯瘠，疾生而医药不救，善积而命运奈何，寒热内攻，风露外迫，遂至不起，呜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终于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皇上轸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归葬于云阳县龙云乡之原，顺其先志。盖以公之仲弟忠武将军良彩、季弟游击将军光晖、夫人彭城郡君刘氏皆先公而终，坟墓所在，则临终之日，思及平生，友爱念深，遗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为内养，永泰之岁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渐重。至若震忠义以清慈、隰，明勇决以伏哥舒，乞师护于南巡，宣化安于北户，使大食而声教旁畅，监东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余载，议勤劳而前后无比，论渥泽而流辈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纡金拖紫，名高史荣，庆传子孙。况公壮年以忠勇自负，长岁以尽瘁勤王。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
    长子升，嗣子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希旻，次子操，移孝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训，罔极是思。谓福善无征，风树不止，诚感未达，隙驹莫留。想像既难于攀追，德业实惧于堙没，愿琢贞石，纪勒芳猷，见讬为文，敢不书实。

    铭曰：

    云从龙兮风从武，圣功出兮忠臣辅。
    天降公兮竭心府，历四纪兮奉四主。
    鸡常鸣兮忘风雨，躬尽瘁兮心神苦。
    伏哥舒兮刚不吐，抚慈隰兮慑戎虏。
    西乞师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户。
    聘大食兮声教普，监汝洛兮勋超古。
    校功业兮无俦伍，赐赉繁兮莫得数。
    一命偻兮三命俯，恩弥崇兮孰敢侮。
    垂金章兮结绶组，既分茅兮亦祚土。
    琢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后人。

    元和元年岁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吴郡朱士良刻字

    宋，载郭茂倩《乐府诗集》 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忍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伤今感晋兮三拍成，衔悲畜恨兮何时平。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合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唯我薄命兮没戎虏。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寻思涉历兮多艰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雁南征兮欲寄边声，雁北归兮为得汉音。雁飞高兮邈难寻，空断肠兮思愔愔。攒眉向月兮抚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弥深。
    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夜间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难，六拍悲来兮欲罢弹。
    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七拍流恨兮恶居于此。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制兹八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
    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举头仰望兮空云烟，九拍怀情兮谁与传？
    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一生辛苦兮缘别离，十拍悲深兮泪成血。
    我非食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日居月诸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憋之念之兮生长边鄙。十有一拍兮因兹起，哀响缠绵兮彻心髓。
    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羌胡蹈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遗千金兮赎妾身。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
    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注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十有三拍兮弦急调悲，肝肠搅刺兮人莫我知。
    身归国兮儿莫知随，心悬悬兮长如饥。四时万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暂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十有四拍兮涕泪交垂，河水东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节调促，气填胸兮谁识曲？处穹庐兮偶殊俗。愿得归来兮天从欲，再还汉国兮欢心足。心有怀兮愁转深，日月无私兮曾不照临。子母分离兮意难怪，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对萱草兮忧不忘，弹鸣琴兮情何伤！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泣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兮独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去时怀土兮心无绪，来时别儿兮思漫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瘢。风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马饥豗兮筋力单。岂知重得兮入长安，叹息欲绝兮泪阑干。
    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虽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

    1365年，无名氏撰合同婚书

    立合同大吉婚书文字人，领（岭）北傀列（哈喇和林）地面，系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位下所管军户脱欢等。
    今为差发重仲，军情未定，上马不止，身缠厥少，无可打兑照期。
    今有弟脱火赤，军上因病身故，抛下伊妻巴都麻，自为只身，难以独居住坐，日每无甚养济。
    今凭媒证人帖哥作媒，说合于亦集乃路（漠南）屯田张千户所管纳粮军户吴子忠家内，存日从良户（从奴隶户脱籍）下当差吴哈厘（奴隶贯主人姓），抛下长男一名唤哈立巴台，说合作为证（正）妻。对众眷言定财钱市斗，内白米壹石、小麦壹石、大麦壹石、羊酒筵席尽行下足。
    脱欢一面收受了，当择定良辰吉日，迎取到家，成亲之后，并不欠少分文不尽钱财。
    如有脱欢将弟妻巴都麻改嫁中，内别有不尽言词，前夫未曾身故慢妹改嫁，一切为碍，并不干吴子忠之事，系脱欢等一面证人无头词。
    如哈立巴台将伊妻不作妻室台（抬）举，罚小麦壹石。
    如巴都麻不受使用，非理作事，正主婚人罚白米壹石，充官用度。
    恐后无凭，故立大吉合同婚书文字为用。
    至正廿五年（1365年）十一月初七日。

    正主婚人 脱欢
    副主婚人 巴都麻
    取吉大利，同主婚人 塔义儿
    知见人李住哥，同主婚人 帖木儿

    1569 题名鼎建碑：戚继光督建长城防御工程

    石碑发现于河北省滦平县金山岭五道梁长城。

    隆庆三年季秋之吉，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宜黄谭纶，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潍县刘应节，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汝阳房楠，整饬密云等处兵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太仓凌云翼，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协守西路副总兵官、鄱阳李超，曹家寨游击将军、平原王旌，大宁都司领秋班、金山林栋，管工霸州同知王建，通州右卫经历孟思宪，千总、寿州沈炤，把总、江陵印璋，鼎建。

    1598（万历二十六年） 赵秉忠殿试卷（状元卷）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机，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着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 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
    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有 此治本，则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于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
    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
    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 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昧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鹤，虐众之枭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复帝王所自立之，称联之理政务尚综核者，欺蒙虚冒，总事空文。人日以伪，治日以敝，亦何以继帝王之上理，后隆古之休风，而称统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责哉？
    恭惟皇帝陛下，毓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握于穆之玄符，承国家之鸿业，八柄以驭臣民而百僚整肃，三重以定谟猷而九围式命，盖已操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汉以下矣！乃犹进臣等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 甚盛心也！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然亦目击世变矣。顾身托江湖，有闻焉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尽者。今幸处咫尺之地，得以对扬而无忌，敢不披沥以献！

    臣闻：
    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责者，付之人君。君有统理之权，而实有所承受。故所经其事者，法之吴天。用是所居之位，则曰天位；所司之职，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天民；所都之邑，则曰天邑。故兴理致治，要必求端于天。今夫天 ，幽深玄远，穆然不可测也；渺茫轻清，聩然莫可窥也。而四时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职。人人沾浩荡普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休。无欠缺以亏其化；无阻滞以塞其功者，盖不贰之真默，酝酿于大虚，不已之精潜，流衍于无极，故实有是化工耳。
    然则人君法天之治，宁可专于无为，托以深密静摄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职司为实政者；人君宪天之心，宁可专于外务，强以法令把持哉？是必有不贰不已之真精为实心者。粤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君臣相浃，两无猜嫌，明良相信，两无顾忌，万古称无为之治尚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法制又详备无遗焉。盖其浚哲温恭，日以精神流注于堂皇；钦明兢业 ，日以志虑摄持于方寸。故不必综核，而庶府修明，无事约束。底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开而再辟，日月涤而重朗。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
    其载在《祖训》有曰，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门勿得沮滞，而敬勤屡致意焉。列圣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绪，固有加无坠者。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 与雷霆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
    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实政，望臣工矣！而诞谩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
    耻言过行，古昔有训，而竞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于外之靡，必不深于中之抱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声，悃幅不至与轻浮共誉，又今 日所当速返者也。
    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清也。而吏习尚偷，既使者分遣，无以尽易其习。为今之计，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教化者，齐士民之心术，以维风振俗也。而士风尚诡，即申令宣化，无以尽变其风。为今之计 ，惟是广厉学官，独重经术，必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乡学，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风矣。
    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罚，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非不诘戎兵也。而挞伐未张者，则守圭纨绔之胄子，无折冲御侮之略；召募挽强之粗才，暗驰张奇正之机。兵费其养，国不得其用，何不严遴选之条，广任用之途乎？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天地之生财，本以供国家之用，而虚冒不经，何以恒足？则妄费不可不禁也。故藏竹头、惜木屑、收支有节者，旌以裕国之忠；而犹然冒费者，罪无赦焉，而财无所乏矣。
    盖无稽者黜则百工惕，有功者赏则庶职劝，劝惩既明则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并轨哉！而实心为之本矣！实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至惰窳而弗举。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而臣更有献焉：盖难成而易毁者，此实政也；难操而易舍者，此实心也。是必慎于几微，戒于宥密。不必明堂听政也，而定其志虑，俨如上帝之对；不必宣室致斋也，而约其心神，凛如师保之临。使本原澄彻，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约之而无不容。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意动，知其出于人欲，而绝之必期于尽。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视听注焉；勿曰非违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监存焉。
    一法之置立，曰吾为天守制，而不私议兴革；一钱之出纳，曰吾为天守财，而不私为盈缩。一官之设，曰吾为天命有德；一奸之锄，曰吾为天讨有罪。盖实心先立，实政继举，雍熙之化不难致矣，何言汉宣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臣谨对。

    1616（万历四十四年） 陈其猷：饥民图

    陈其猷，诸城人，万历四十三年举人，次年二月应礼部试至京师，时山束大饥；乃绘《饥民图》，伏阙上书，其略曰：
    东省饥荒见—-而臣实目所亲见、身所亲尝者也。—–谨具图二十，聊写万一。
    臣尝往稽载籍，宁讵无数百里之蝗、二三年之旱？然夷考当时所称，不过“流离载道，死伤蔽野，易子析骨，十室九空”止矣。从未有白昼剥割，母子残食，平村落为垒块，贬子女如牛羊，沧桑大变如今日者。
    盖齐鲁之民，蓄积不预，一年之丰则称饱，一年之歉则称饥。齐鲁之地，瘠卤相参，入十日之雨则病水，十日之暘则病旱；前年自夏逾秋，霪霖不歇，田庐禾菽尽没水滨，彼时大麦小麦布种者，不十之二三。由是公储私储耗散者，已十之八九；枵腹望岁甚於平时，悬釜待炊，急救一饱。不意大浸之後，转作骄阳，自前年九月不雨，直至逾年十月，所种三分之麦，不得一分；而春来百谷之播，未收一粒。加以蝗蝻之起，平地尺馀。遂使田苗园蔬，野卓荡然，不剩根芽。鸣呼！灾外加灾，岁复一岁，奈之何民不穷且盗死且相食有如图之所绘者乎？—–独是在籍之丁死逃者已十之七，徵粮之承佃者不十之三；故佃三亩者恐难包十亩之税，充一丁者，恐难包四丁之徭。况三亩之牛种来，己无从一丁之朝夕。
    —–所绘“饥民图”，各缀以五言绝句，且为之叙跋，其叙略云：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行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
    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呜呼，臣饥人也，饥之情、饥之味皆其习见而亲尝者，犹且以渐远渐隔而忘之。乃欲九天之上、万里之遥，以从来未见之情形，冀其不告而知、无因而痛，不其难乎？

    1628（崇祯元年） 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荒，马懋才奉命调查，写成《备陈大饥疏》，五月十八日送呈崇祯皇帝。
    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然臣犹有说焉。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1645，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1645年四月，清军攻打扬州，遇明将史可法抵抗，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屠戮人数达80余万（数字有争议）。本文为史可法幕僚王秀楚逃出后所著。
         己酉（1645年）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坚闭城以御敌，至念四日（24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别久，相见唏嘘；而敌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黄蜚）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不乱，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由北而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悉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
         先是督镇以城狭炮具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馀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蹈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鍧hōng然，四应不绝，屋中人惶骇百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室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

         予厅後面城，从窗隙中窥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後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故虽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

         次及予楣，一骑独指予呼後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後骑方下马，而予已飞遁矣；後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已而予弟适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率妇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胕 zhǒu 肘腋皆窭人居也。予独留後以观动静，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当时一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敌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十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馀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怛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析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破衲敝履为予易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呱泣声者，皆在人首不远，後询诸人皆闻之。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馀步而後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兄弟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後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後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後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馀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予随仲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後厅，而五十馀人不知也。

         厅後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尽牧驼马，复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门，而弄门已为卒加长锥钉固；予复由後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幸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且及我！”予哀吁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阶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甚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棒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复竭力摇撼之，指裂血流，淋漏两肘，锥忽动，尽力拔之，锥已在握，急掣门㧀jí 门闩，㧀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涩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㧀，㧀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後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触处皆是，前进不能，即于乔宅之左邻後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向里，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此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後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复携之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以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手两扳梁上桁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後。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至夕，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漠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积尸如鳞，数蹶，声与相触，不能措足，则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于衢。衢前後举火者数处，照耀如白昼，逡巡累时，而後越，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路不满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门闭不敢遽叩，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伯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得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之。卒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前卒至，遂绐诸妇得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唏嘘良久。洪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予不自安，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兄宅，妇谓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请先子一死，以绝子累；彭儿在，子好为之！”予知妇之果於死也，因与语竟夜，不得间，东方白矣。

         念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腐草中，置彭儿于柩上，覆以苇席，妇偻居于前，我曲附于後；扬首则露顶，展足则踵见，屏气灭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视，妇乃悔畴昔之夜，误予言未死也。然幸获至夕，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稍惊则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三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茕茕孑遗者，予伯兄及予妇子四人耳！相与觅臼中馀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得免。

         念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卜谁存？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破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至柩後偕匿焉。未几，数卒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产百金，予所留馀亦数十金，并付洪妪，感此也。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猛，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之为彼乡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索金，授金，乃释予，犹曰：“便宜尔妇也。”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掺长刃直抵予所，大呼索予，出，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坐，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绝，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奔一草房，中悉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颠，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卒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置大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窜入，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他卒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而予後股亦伤。於是近穴者从隙中膝行出，尽为卒缚，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复至妇所，妇与众妇皆伏卧积薪，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拥卧其上，予闭息不敢动，几闷绝，妇以一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股栗，忽哀声大举，卒已入室，复大步出，不旋顾。天亦渐暝，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至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口难尽述。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馀，昏昏睡去。次日，则念九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蔽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立起，妇旋转地上，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我死则必死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予远躲草中，若为不与者，亦谓妇将死，而卒仍不舍，屡擢妇发周数匝于臂，怒叱横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武必击数下。突遇众骑至，中一人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後多草房，燃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四出，出则遇害，百无免一。其闭户自焚者由数口至数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矣！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予因与妇子并往卧冢後，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时火势愈炽，墓木皆焚，光如电灼，声如山摧，悲风怒号，令人生噤，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母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馀，时作昏眩，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

         骤闻足声腾猛，惨呼震心，回顾墙畔，则予伯兄复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走逐出田巷，半晌不至；予心方摇摇，乃忽走一人来前，赤体散发。视之，则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即前之劫吾妇而中途舍去者也。伯兄因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未已，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沙血相渍，注激百步。彭儿拉卒衣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服择好者取焉。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尔，自有人杀尔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省兄，前後项皆砍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启之洞内府；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瞶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故处躲避，邻人俱卧乱尸众中，忽从乱尸中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固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馀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

         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彭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馀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於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数南人负重追随。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予，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予与妇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虽小而赀畜甚富，鱼米充轫，中一老妪，一子方十二三岁，见众至，骇甚，哀号触地。红衣者曰：“予贷汝命，汝为我待此四人者，否则杀汝，汝此子当付我去。”遂挈其子与予作别而去。

         老妪者郑姓也，疑予与红衣者为亲，因谬慰之，谓子必返。天已暮，予内弟复为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万磔矣！是日，以红衣告予语遍告诸未出城者，众心始稍定。次日为五月朔日，势虽稍减，然亦未尝不杀人，未尝不掠取；而穷僻处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馀，子女由六七岁至十馀岁抢掠无遗种。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前梳後篦，良有以也。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後约计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是日，烧绵絮灰及人骨以疗兄创；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颔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转瞬一空。其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渍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人扶一杖，挟一蒲袋，正如神庙中窜狱冤鬼；稍可观者犹是卑田院乞儿也。夺米之际，虽至亲知交不顾，强者往而复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挺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计扬之人如予之家水知凡几？其数濒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与妇者甚少，然而愁苦万状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1793，乾隆给英王信， 敕英咭利国王谕
    Qianlong’s Letter to George III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马戛尔尼]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宁波]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You, O King, live beyond the confines of many seas. Nevertheless, impelled by your humble desire to partake of the benefits of our civilisation, you have dispatched a mission respectfully bearing your memorial. Your Envoy has crossed the seas and paid his respects at my Court on the anniversary of my birthday. To show your devotion, you have also sent offerings of your country’s produce.
    I have perused your memorial: the earnest terms in which it is couched reveal a respectful humility on your part, which is highly praiseworth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your Ambassador and his deputy have come a long way with your memorial and tribute, I have shown them high favour and have allowed them to be introduced into my presence. To manifest my indulgence, I have entertained them at a banquet and made them numerous gifts. I have also caused presents to be forwarded to the Naval Commander and six hundred of his officers and men, although they did not come to Peking, so that they too may share in my all-embracing kindness.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As to your entreaty to send one of your nationals to be accredited to my Celestial Court and to be in control of your country’s trade with China, this request is contrary to all usage of my dynasty and cannot possibly be entertained. It is true that Europe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dynasty, have been permitted to live at Peking, but they are compelled to adopt Chinese dress, they are strictly confined to their own precincts and are never permitted to return home. You are presumably familiar with our dynastic regulations. Your proposed Envoy to my Court could not be placed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an officials in Peking who are forbidden to leave China, nor could he, on the other hand, be allowed liberty of movement and the privilege of corresponding with his own country; so that you would gain nothing by his residence in our midst.

    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意大利]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Moreover, our Celestial dynasty possesses vast territories, and tribute missions from the dependencies are provided for by the Department for Tributary States, which ministers to their wants and exercises strict control over their movements.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to leave them to their own devices. Supposing that your Envoy should come to our Court, his language and national dress differ from that of our people, and there would be no place in which to bestow him. It may be suggested that he might imitate the Europeans permanently resident in Peking and adopt the dress and customs of China, but, it has never been our dynasty’s wish to force people to do things unseemly and inconvenient. Besides, supposing I sent an Ambassador to reside in your country, how could you possibly make for him the requisite arrangements? Europe consists of many other nations besides your own: if each and all demanded to be represented at our Court, how could we possibly consent? The thing is utterly impracticable. How can our dynasty alter its whole procedure and system of etiquette,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n order to meet your individual views? If it be said that your object is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your country’s trade, your nationals have had full liberty to trade at Canton for many a year, and have received the greatest consideration at our hands. Missions have been sent by Portugal and Italy, preferring similar requests. The Throne appreciated their sincerity and loaded them with favours, besides authorising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ir trade with China. You are no doubt aware that, when my Canton merchant, Wu Chao-ping, who was in debt to foreign ships. I made the Viceroy advance the monies due, out of the provincial treasury, and ordered him to punish the culprit severely. Why then should foreign nations advance this utterly unreasonable request to be represented at my Court? Peking is nearly two thousand miles from Canton, and at such a distance what possible control could any British representative exercise?
    If you assert that your reverence for Our Celestial dynasty fills you with a desire to acquire our civilisation, our ceremonies and code of laws differ so completely from your own that, even if your Envoy were able to acquire the rudiments of our civilisation, you could not possibly transplant our manners and customs to your alien soil. Therefore, however adept the Envoy might become,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thereby.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运]航[运]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
    特此敕谕。
    Swaying the wide world, I have but one aim in view, namely, to maintain a perfect governance and to fulfil the duties of the State: strange and costly objects do not interest me. If I have commanded that the tribute offerings sent by you, O King, are to be accepted, this was solely in consideration for the spirit which prompted you to dispatch them from afar. Our dynasty’s majestic virtue has penetrated unto every country under Heaven, and Kings of all nations have offered their costly tribute by land and sea. As your Ambassador can see for himself, we possess all things. I set no value on objects strange or ingenious, and have no use for your country’s manufactures. This then is my answer to your request to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at my Court, a request contrary to our dynastic usage, which would only result in inconvenience to yourself. I have expounded my wishes in detail and have commanded your tribute Envoys to leave in peace on their homeward journey. It behoves you, O King, to respect my sentiments and to display even greater devotion and loyalty in future, so that, by perpetual submission to our Throne, you may secur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your country hereafter. Besides making gifts (of which I enclose an inventory) to each member of your Mission, I confer upon you, O King, valuable presents in excess of the number usually bestowed on such occasions, including silks and curios-a list of which is likewise enclosed. Do you reverently receive them and take note of my tender goodwill towards you!
    A special mandate.

    1839 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Letter to Queen Victoria）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食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甚严，是固明知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邻之兰顿，及嘶噶兰、嗳伦等处，本皆不产。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拏默拏、嘛尔洼数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刈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comforts and cherishes foreigners as well as Chinese: he loves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Whenever profit is found, he wishes to share it with all men; whenever harm appears, he likewise will eliminate it on behalf of all of mankind. His heart is in fact the heart of the whole univers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cceeding rulers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have been respectful and obedient. Time and again they have sent petitions to China, saying: “We are grateful to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for the impartial and favorable treatment he has granted to the citizens of my country who have come to China to trade,” etc. I am pleased to learn that you, as the ruler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are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 favor that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has bestowed upon your subjects. Because of this fact, the Celestial Empire, following its traditional policy of treating foreigners with kindness, has been doubly considerate towards the people from England. You have traded in China for almost 200 years, and as a result, your country has become wealthy and prosperous.

    As this trade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bound to be unscrupulous as well as honest traders. Among the unscrupulous are those who bring opium to China to harm the Chinese; they succeed so well that this poison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in all the provinces. You, I hope, will certainly agree that people who pursue material gains to the great detriment of the welfare of others can be neither tolerated by Heaven nor endured by men. . . .

    Your country is more than 60,000 li from China. The purpose of your ships in coming to China is to realize a large profit. Since this profit is realized in China and is in fact taken away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how can foreigners return injury for the benefit they have received by sending this poison to harm their benefactors? They may not intend to harm others on purpose, bu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y are so obsessed with material gain that they have no concern whatever for the harm they can cause to others. Have they no conscience? I have heard that you strictly prohibit opium in your own country, indicating unmistakably that you know how harmful opium is. You do not wish opium to harm your own country, but you choose to bring that harm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Why?

    The products that originate from China are all useful items. They are good for food and other purposes and are easy to sell. Has China produced one item that is harmful to foreign countries? For instance, tea and rhubarb are so important to foreigners’ livelihood that they have to consume them every day. Were China to concern herself only with her own advantage without showing any regard for other people’s welfare, how could foreigners continue to live? Foreign products like woolen cloth and beiges rely on Chinese raw materials such as silk for their manufacturing. Had China sought only her own advantage, where would the foreigners’ profit come from? The products that foreign countries need and have to import from China are too numerous to enumerate: from food products such as molasses, ginger, and cassia to useful necessities such as silk and porcelain. The imported goo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merely playthings which can be easily dispensed with without causing any ill effect. Since we do not need these things really, what harm would come if we should decide to stop foreign trade altogether? The reason why we unhesitantly allow foreigners to ship out such Chinese products as tea and silk is that we feel that wherever there is an advantage, it should be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 . .

    I have heard that you are a kind, compassionate monarch.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yourself do not desire. I have also heard that you have instructed every British ship that sails for Canton not to bring any prohibited goods to China. It seems that your policy is as enlightened as it is proper. The fact that British ships have continued to bring opium to China results perhaps from the impossibility of making a thorough inspection of all of them owing to their large numbers. I am sending you this letter to reiterate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we enforce the law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and to make sure that merchants from your honorable country will not attempt to violate it again.

    I have heard that the areas under your direct jurisdiction such as London, Scotland, and Ireland do not produce opium; it is produced instead in your Indian possessions such as Bengal, Madras, Bombay, Patna, and Malwa. In these possessions the English people not only plant opium poppies that stretch from one mountain to another but also open factories to manufacture this terrible drug. As months accumulate and years pass by, the poison they have produced increases in its wicked intensity, and its repugnant odor reaches as high as the sky. Heaven is furious with anger, and all the gods are moaning with pain! It is hereby suggested that you destroy and plow under all of these opium plants and grow food crops instead, while issuing an order to punish severely anyone who dares to plant opium poppies again. If you adopt this policy of love so as to produce good and exterminate evil, Heaven will protect you, and gods will bring you good fortune. Moreover, you will enjoy a long life and be rewarded with a multitude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n short, by taking this one measure, you can bring great happiness to others as well as yourself. Why do you not do it?

    The right of foreigners to reside in China is a special favor granted by the Celestial Empire, and the profits they have made are those realized in China. As time passes by, some of them stay in China for a longer period than they do in their own country. For every government, past or present, one of its primary functions is to educate all the people living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foreigners as well as its own citizens, about the law and to punish them if they choose to violate it. Since a foreigner who goes to England to trade has to obey the English law, how can an Englishman not obey the Chinese law when he is physically within China? The present law calls for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sentence on any Chinese who has peddled or smoked opium. Since a Chinese could not peddle or smoke opium if foreigners had not brought it to China, it is clear that the true culprits of a Chinese’s death as a result of an opium conviction are the opium trad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Being the cause of other people’s death, why should they themselves be spared from capital punishment? A murderer of one person is subject to the death sentence; just imagine how many people opium has killed! This i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new law which says that any foreigner who brings opium to China will be sentenced to death by hanging or beheading. Our purpose is to eliminate this poison once and for all and to the benefit of all mankind. . . .

    Our Celestial Empire towers over all other countries in virtue and possesses a power great and awesome enough to carry out its wishes. But we will not prosecute a person without warning him in advance; that is why we have made our law explicit and clear. If the merchants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wish to enjoy trade with us on a permanent basis, they must fearfully observe our law by cutting off, once and for all, the supply of opium. Under no circumstance should they test our intention to enforce the law by deliberately violating it. You, as the ruler of your honorable country, should do your part to uncover the hidden and unmask the wicked. It is hoped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enjoy your country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respectful and obeisant. How wonderful it is that we can all enjoy the blessing of peace!

    1848，徐继畬shē记述华盛顿文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曰：
    按：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
    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余尝见其画像，气魄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该文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初七，被大清浙江宁波府人张斯桂刻制成石碑，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携至美国赠予华盛顿纪念馆，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层上）

    1852，洪秀永安突围诏令

    “ 通军男将女将，千祈尊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魂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

    1857，洪秀全“十该打”条规

    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的《天父诗》，收录了500首洪秀全作品，其中476首是洪写给后妃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1898年左右，义和团传单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也怒，仙也烦，一等下山把拳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
    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
    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将山。

    1949，国民党昆山县政府：告人民解放军

    一、昆山的民众是善良的，愿你们多加爱护；
    二、我们为了尊重自己的立场，未便照着你们的办法移交，谨致歉意；
    三、我们合理的撤退，愿你们合理的接收；
    四、昆山的民众是无罪的，希望你们作风开明合理；
    五、我们希望昆山三十万群众，今后仍旧生活安乐、精神愉快；
    六、我们的立场虽不同，但工作目标是一致的；
    七、惭愧得很四年了我们在昆山毫无建树，愿你们今后有更进一步的表现，昆山三十万民众是在期待着。
    （现存昆山博物馆）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37-82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

    （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仍存在着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明显表现。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今为巽加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样强大。但次大陆的南端，象过去一样仍为许多小国统治着。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领地，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到达了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3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农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世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四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互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中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赛伯伊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赛伯伊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由于贵霜没有进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象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又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由于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了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发生过的事。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3个王国，3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和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更少。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坚持这一罗马传统，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黎凡特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要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雇佣的职业军队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当时的雇佣军队数量很少，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仅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他没有为纵深防御或储存作准备。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刀来镇压帝国附属国的某个地方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3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的狭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中后，海边又构筑了类似的人工防御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河到索尔韦一带的防御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莱德河间的防御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的这些人工防御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的防御土墙，只是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提供的天然壁垒的补充。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戈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如果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就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军事人员数量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3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工程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工程，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帮助提供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的所有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原来按政府规定垄断最高两个级别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的罗马贵族”权力机构”及其门客，奥古斯都也给予了补偿。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大多数地区都已分裂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忍耐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则是在此之前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极度崩溃，一度以货代款缴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诸侯居鲁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又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割让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整个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象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祗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祗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祗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象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象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穆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象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函。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象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祗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祗，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象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象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祗。法老吃掉这些神祗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在争夺母亲之神角色的竞争中，至少出现了5位候选人。她们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亚的赛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犹太木匠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由于表现出一种希腊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质而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4年，罗马政府由于从佩辛努，或者是从帕加马引进了赛比利而减轻了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痛苦。当时，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阉人祭司侍奉。当痛苦减轻后，这个从弗利吉亚匆匆迎请进来的客人就在罗马她的流行范围之内陷入了隔绝。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过海以前就已经希腊化，成为与得墨忒耳遥遥相对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这种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罗马帝国。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经死去并已成为木乃伊的俄赛里斯神的忠实的妻子。但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无法带走的。共同为托勒密担任宗教事务顾问的埃及祭司曼内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腊祭司提摩两奥斯将俄赛里斯和一个埃及神祗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为一，为伊希斯造出了一个可以带走的配偶萨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国人的”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萨拉庇斯得以跻身希腊的众神殿；但是，萨拉庇斯优美的希腊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余的复制品，而且萨拉庇斯也没有机会取代宙斯成为希腊世界的父亲之神。夺走这一角色的是犹太人专横的民族之神耶和华。

    伊希斯不仅是一位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将儿子何露斯养育成人，成为复活的俄赛里斯的斗士和救护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区争夺儿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机会击败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象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祗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象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论学派，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洁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耶稣在很多方面与洁利赛人是一致的，而洁利赛人与哈希芒家族及其后继者奋锐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许犹太臣民按照正统的犹太思想信奉犹太宗教的本国或外来的政府。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祗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象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象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邵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象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美洲文明的纪年体系是比较可靠的。中美洲有一个未间断的纪年体系，其发明者可能是奥尔梅克人。但肯定被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时代（约公元300－900年）的马雅人所完善。这种被现代考古学家称为”长期计算法”的纪年体系已经与公元纪年体系相对应，其方法是用放射性碳测定从马雅寺庙门庭上横木取下来的大量的树木样本的年代，并将其与雕刻在马雅建筑物上的”长期计算法”的年代联系起来。

    人们已知道安第斯各民族已有了自己的纪年方法。证明安第斯纪年体系的唯一证据，除了放射性碳测定的证据之外，就是安第斯文明遗址上人造物（如房屋和陶器）堆积的层次差别。考古学家通过计算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保存在这些分层次的堆积物中连续性风格的数目以及前后风格之间的差异程度，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分层。不过，采用放射性碳测定堆积物样本的内容虽然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性的纪年体系，但这些放射性测定法所得出的年代跨度是在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438年之间，它们与考古学家的估计毕竟相差太大。例如，安第斯文明的鼎盛阶段，即所谓安第斯历史的”古典”或”开花”时期，根据放射性碳测定应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而根据堆积物分层的计算则应定在约公元400－1000年。

    这种差异令人困惑不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不可能精确地判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年代哪一个正确。依据堆积物的分层确定年代是主观性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用放射性碳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所依据的样本数量并不多，孤立地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可能与根据堆积物分层猜测年代一样不准确。除非我们了解被测物体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毫不怀疑地运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例如，在一座房屋里发现的一根横梁可能是从另一座更古老的房屋里取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得出发现这根横梁的那座房屋的正确年代。运用放射性碳确定的年代只有以数量为保障才是可靠的；而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说明安第斯文明年代学的测定数量仍然非常少。因而，关于在公元1438年左右结束的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我们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接受现有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但在心理上要有所保留，认识到随着测定数目的增加，结果可能会更接近依据地层分层法的估计，而与目前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得出的偶然结果差距会更大。

    安第斯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互相独立地生长的，虽然它们互相有影响（安第斯世界的玉米是从中美洲传来的，中美洲的冶金术则来自安第斯世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文明的连续阶段应该是吻合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吻合的，为什么这两个吻合的文明又是同时代的。不过，中美洲历史的奥尔梅克阶段和安第斯历史的查文阶段事实上是很接近的一对，在年代上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历史的最后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国家的扩张几乎是与安第斯世界印加国家的扩张同时开始的。它们的开始年代分别是公元1428年和1438年。依据地理分层而不是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安第斯历史的年代，安第斯历史的”开花”时期正好又与中美洲史上的相吻合阶段的”古典”时期是同时的。当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这两个文明相吻合的阶段为什么是同时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安第斯文化”开花”阶段的正确年代是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而不是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

    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但它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显示奥尔梅克人是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但是奥尔梅克文明在圣洛伦索和拉文他相继毁于暴力则表明奥尔梅克人使用愤怒的被征服民族的强迫劳动，搬运建造他们巨大艺术作品的大量材料。但是奥尔梅克人既受到憎恨，也被人模仿。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那年相当于公元前31年。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恰帕德考佐有一个被确定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6年；在高原（即南部）危地马拉的埃尔包尔，有一个年代相当于公元36年。所以，奥尔梅克人最重要的发明在中美洲已经传播到了奥尔梅克人可能征服的疆界之外。

    在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开始出现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在中马雅地区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所以中美洲文明到达中部和南部马雅地区的时间要比它到达南部地区（危地马拉高原）为晚；但是，一旦在中部马雅地区站稳之后，它便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架有屋顶的拱形会堂；另一特征是祭坛和石碑合而为一。迄今为止唯一被释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有人猜想那些仍未能释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如果它们是文字，即就是一种苏美尔式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中美洲的象形文字和”长期计年法”不是马雅人的发明，而是当佩腾的马雅人在采用它们之后，使它们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美洲文明在马雅低地的显著发展可与同一时期它在墨西哥高原的发展相媲美。座落在通向湖泊盆地河谷一边的特奥蒂瓦坎不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虽然它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是除了乔卢拉人工山之外两座最大的中美洲建筑物。特奥蒂瓦坎同约1500年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座落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它的人口稠密，居民的生计部分是依靠集约化耕种附近的一片农田，部分是依靠制造商品出售给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热带低地地区的各民族。

    在特奥蒂瓦坎和马雅低地，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文明相应的”开花”时期也在本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既然我们暂时接受它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这一年代是由目前已经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

    （220－395年）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祗，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约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第37章已经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萨息斯安息帝国在公元224年被萨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贵霜帝国被萨珊帝国征服并被纳入帝国版图（虽然贵霜帝国的一个残部在萨珊帝国领土上再度兴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灭亡之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发生了分裂并暂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帝国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罗马帝国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纪中期，伊朗帝国是最为强盛的。它经历了一次朝代变迁，随后向东部进行了扩张，第二任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3次取得对罗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获了整个一支罗马军队，包括瓦莱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尔随后就在罗马帝国方面发起的一次反攻中被击败。这次反击发生在叙利亚和美索尔达米亚之间的沙漠中，发动者是位于绿洲中的半自治商业城邦巴尔米拉的王子奥登纳图斯。

    在图拉真将巴比伦（伊拉克）并入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从阿萨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尔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间在经济上进入全盛时期。战胜沙普尔一世后，奥登纳图斯，随后还有他的妻子芝诺比阿企图使巴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继承国。芝诺比阿不是阿拉伯绿洲上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尔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奥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毁。其间的另一个王国亚美尼亚则更为成功。亚美尼亚先后得到巴尔米拉和罗马的帮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的命运，从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萨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这支旁系从公元66年起在罗马帝国宗主权下占据着亚美尼亚的王位。

    接连几任军人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新的统一和复兴。这些皇帝都出自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间军事力量强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亚诸行省。奥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最伟大的两位皇帝是执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执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从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数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则得以寿终正寝。这两位皇帝通过改造而重建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开创的事业，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图强使帝国实现宗教统一的失败。他的办法是完全改变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轻的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对基督教会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间，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陆军，以便更好地保卫帝国（君士坦丁也用它来进行内战，打击竞争者）。他们重新稳定了通货（是军费所使用的金币，而不是穷人使用的小铜币），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农产品的税额。他们征召了许多职业人员义务履行公职。他们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填补了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来的行政真空，这些城邦政府曾是罗马帝国的细胞。他们还进行了迁都。

    曾经建起了整个帝国的城邦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或一个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环地中海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占尽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利于保卫沿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延伸的帝国边疆，它还远离帝国的经济重心黎凡特地区。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亚（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将它向西稍稍移动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该城位于一个易于防守的半岛的顶端，是一个天然良港，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现名为伊斯坦布尔）是两条水陆通道的交汇点，水路连接地中海和亚述海海角，陆路联系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之西的杜鲁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乡。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话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象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蜂。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祗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谛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象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

    （约224－490年）

    首任萨珊波斯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224－242年）于公元241年推翻了贵霜帝国。此前，德干的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国崩溃。这两次相继发生的政治突变导致印度次大陆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真空。自公元前4世纪德干地区并入库揭陀帝国以后，这一地区在大约600年间一直是一个政治整体，起初是与北印度联合，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死后摩揭陀帝国发生分裂，这一地区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普遍的政治空位期内，最稳定的是半岛的南端地区。阿育王未曾征服的一些王国这时期仍然存在。西印度于公元1世纪在贵霜皇帝宗主权下建立的两个塞人辖地，至少有一个也仍然存在。这两个塞人封邑中靠南边的一个占据着马哈拉施特拉，它曾经侵犯过萨塔瓦哈纳的领土，可能在同该王国的斗争中屈服了。靠北边的辖地占据着乌贾因周围的马尔瓦，在贵霜帝国垮台时仍然存在，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非政治活动方面有更大的连续性，保存至今的犍陀罗视觉艺术，形象地表达了西北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在朱木拿河上游位于贵霜领土上的秣菟罗，土生土长的印度艺术风格接受了希腊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希腊风格的支配。这里一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故乡。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一种新的梵语逐渐取代了从原始梵语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刻写铭文的语言。在这3个世纪中，南印度还兴起了泰米尔语文学。

    阿育王的铭文大都是用方言刻写的，只有刻写在塞琉古一世割让给旃陀罗笈多的前阿契美尼德领土上的铭文例外。无疑，孔雀帝国的行政语言也是这种方言。上座部佛教经文使用的巴利语即是孔雀时代的方言之一。在这一时代，原为次大陆的印欧语系入侵者使用的原始梵语，除婆罗门教仪式以外肯定已不再使用，除了在原来是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吠陀》和《奥义书》中以外，肯定也已无人读写。新梵语与同时代出现的新雅典希腊语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大乘佛教的经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最后成形时使用的也是这种语言。尽管《摩诃婆罗多》的原始主题显示，这一史诗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开始成形了。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完成的，梵语复兴对新生的泰米尔语文学的影响证明了它的活力。德干地区使用的语言到现在一直是达罗毗荼语。不过德干的阿育王铭文全都是用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刻写的。但对泰米尔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欧语系语言却不是这种方言，而是新梵语。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象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城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象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象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未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395－628年）

    公元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公元8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公元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公元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

    公元406年以后，来自匈奴、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步兵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已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洲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从而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的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分裂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当然，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给予叙利亚和埃及优先获得意大利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土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西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曾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至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斯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危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大多数人讲的是混杂的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因为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从没用过兵。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诸神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平原匈奴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奴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尔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406年左右，匈奴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方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奴隶主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奴隶主们把属于帝国政府的财富–隶农的”剩余”产品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务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格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象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尔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0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尔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7年之后，568年伦巴德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德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德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尔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尔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家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为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前沿基地，这个前沿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阿吉尔?罗曼努斯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312－657年）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姗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

    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呢，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幸存者，采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象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象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辟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郎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

    （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

    （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一或两种哲学一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末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象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300－900年）

    如同从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那个时期一样，这一时期中美洲的纪年体系多少是可信的，至少考古学家们对此持有一致意见。而对于相关的安第斯文明时期的年代顺序也同样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从查文时代结束（约公元前400年）到印加帝国建立（约公元1438年）这段长达1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的确切年代则仍然存有争议。放射性碳测定法（迄今为止测定的样本太少，所以很不可靠）将安第斯文明的”绽放”时期定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将其后的蒂亚瓦纳科时代定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依据地层学的测算则将”兴盛”时期定在约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将蒂亚瓦纳科时期定在约公元1000年至约公元1300年。本章同第39章都假定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正接近尾声，而蒂亚瓦纳科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公元500年至公元900年之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耸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途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役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

    （约570－632年）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

    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州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的宗教经历采取了天使长哲布勒伊来显灵的形式。穆罕默德听到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神谕，听到哲布勒伊来命令他将这些神谕转达给麦加城里的居民。起初，穆罕默德对这些经历的可靠性并不十分确信，执行起来有些顾虑。但是这些经历持续不断，而且命令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因而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信和服从了。由穆罕默德转达的启示的核心是，只存在一个真主（安拉，相当于说古叙利亚语的基督徒用来称呼上帝的安拉哈）。一神论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已很流行，正如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一世就在312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穆罕默德的教义，真主对于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顺服”（伊斯兰）。真主规定的戒律之一就是富人和强者要接济帮助穷人和弱者–比如寡妇和孤儿。当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真正担负重要的使命之后，他就如耶稣一样，”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人”的身份宣讲启示。

    这些启示在麦加就同在拿撒勒一样受到欢迎。麦加当时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绿洲城邦。统治麦加的寡头古来氏部落与公元2－3世纪时的巴尔米拉的寡头一样依靠贸易为生。他们富有成效而又毫无怜悯之情地经营着私有的经济王国；他们知道自己商业上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圣殿的声望；他们担忧如果穆罕默德一神论的号召占据上风，万神殿克尔伯就会失去影响，麦加的贸易也会因为丧失必不可少的宗教约束而蒙受损失。古来氏人很可能还因穆罕默德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而受到进一步冒犯。尽管穆罕默德也是古来氏人，但他并不是古来氏部落”权力机构”核心圈子中的成员。

    穆罕默德冒着危险传教12年，他赢得了一些改宗者。这些人也遭遇到了危险，以至最终穆罕默德授权他们在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寻求避难。公元622年穆罕默德时来运转，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来自农业的绿洲国家耶斯里卜的使臣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移居耶斯里卜，接管该城的政府。耶斯里卜当时正因政治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耶斯里卜人自己又克服不了这些纷争。622年穆罕默德与一位同伴艾卜伯克尔逃离麦加。这两位逃亡者避开了追踪，到达耶斯里卜英明地承担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耶斯里卜人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判断错误。虽然当时穆罕默德的行政经验仅限于管理一个遭受迫害的小教派，但是他已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新的时代。穆罕默德应邀作为耶斯里卜的统治者行使着更大的行政管理职权，他使耶斯里卜的两派互相和解，并让他们与追随他来到耶斯里卜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和睦相处。古耶斯里卜人中大多数的非犹太人似乎很愿意成为穆斯林，他们共同的新宗教成了联结当地人与难民的牢固纽带。

    主权国家可以进行战争。穆罕默德既然已成为一个统治者，立即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麦加同胞宣战。穆罕默德的政治处境与遭到拘捕时的耶稣大不相同。耶稣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果他要成为反叛者，那他的反叛活动将会使许多犹太人丧生，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穆罕默德却具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他是作为一名统治者和交战的一方面取得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伊斯兰教的后果就同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对于基督教的后果一样。它使得宗教与政治和战争缠绕在一起。

    在耶斯里卜，穆罕默德要发动对麦加的战争显然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的陆路交通要道上。穆罕默德劫掠麦加的海队，即便是在一年一度的休战期间也不住手。630年麦加投降之后，穆罕默德给他的古来氏部落同胞以宽厚的待遇。他对克尔伯神殿和朝觐大加利用，把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到632年他去世时为止，其政府的主权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承认，势力远及南部边境上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当时都效忠于东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政治上臣服于穆罕默德国家的条件之一即是皈依伊斯兰教。但这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敷衍了事的，麦加也同样如此。穆罕默德在622－63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战争（604－628年）相比，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北部的一次大战和在阿拉伯半岛的数次小的战役，其综合作用的后果却是巨大的。

    提供分享战利品的机会是穆罕默德使其成份杂乱的国家保持统一和效忠的手段之一。麦加人成了穆斯林社团掠夺欲望最早的牺牲品；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抢劫耶斯里卜的犹太人部族以及后来的海拜尔犹太人。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数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

    （633－750年）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

    （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系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维尼亚”，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说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维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维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维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634－756年）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

    这个地区是地中海式的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除了几块比较肥沃的地区，例如，尼罗河冲积地带、底格里斯河冲积地带、幼发拉底河冲积地带，以及印度河冲积地带，或者象地中海及其回流–黑海的北部腹地。迦太基及后来罗马的农学家运用科学手段使地中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潜力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的工作无论在西北非，还是在南部西班牙，都没有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被搁浅。另一方面，建筑师、造船的工匠、伙夫这些人为了弄到烧浴室的燃料不断地对地中海地区较易进入的森林滥砍乱伐，使森林资源耗毁殆尽。这种大规模的砍伐不仅造成这个地区木材短缺，而且还使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用地和牧场面积。然而，北欧仍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即使这些森林都被砍伐光了，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这片土地加以保护，不致于使地表裸露。

    罗马帝国先吞并了波河流域，接着又吞并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大片领土，这样就把西部地中海流域北部腹地的大片可开发的肥沃土地划入希腊–罗马的文明版图。为了开垦这些土地，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便已开始发展农业技术。其中，关键是要发明出一种新犁，比原先耕作软土地时使用的那种犁，在功率和效率上都要提高一步。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上，北欧的农业产量仍不可能超过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麦田、葡萄园、橄榄园的丰收对北部蛮族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力。他们在身后匈奴人的驱动下，沿着莱茵河突入罗马境内，接着又践踏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无疑，他们本也可以占领埃及和伊朗的更为富饶的灌溉地区，然而，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和伊朗，使得北部蛮族始终无法染指。到了7世纪，扩张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夺得了这两个财源。

    同时，高卢到卢瓦尔河南部这一地带对法兰克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6世纪和7世纪，墨洛温家族成员在对法兰克王国连续不断的瓜分中，任何有资格的人除了他在北高卢的份地外，还可以在米迪地区得到一块份地。高卢是法兰克的主要拓居地，因而成了它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罗马人首先得到北高卢和不列颠东南部、中部的肥沃土地；接着，前罗马领土上说日尔曼语的野蛮的拓居者又夺走了这片土地。如果说日尔曼人和阿拉伯人对前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占领导致了农业倒退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北部地区土地资源的连年开发，尚未产生任何惊人的成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片新土地拥有广阔的范围和很高的潜在生产力。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象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太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徐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颌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

    （589－763年）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

    （750－945年）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一直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

    （726－927／928年）

    在674－678年和717－718年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中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比其南部邻邦伊斯兰教帝国和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都要小。在9世纪解体之前，加洛林帝国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西北邻邦。因而，在719至925年期间，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很谨慎。788年，伊林娜女皇支持一位伦巴第人对帕维亚王位提出要求，企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伦巴第。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毫无特色的冒险。

    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两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这样做并未背离保持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失去了西西里岛之后，东罗马帝国需要找到另一个屏障来防止西北非和西西里的穆斯林与亚德里亚海对岸的保加尔人联合起来。在863年消灭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深入到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征军之后，东罗马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政策。这次事件成为托罗斯和安蒂托罗斯山脉一线东罗马－阿拉伯前线的转折点。但东罗马人过了63年才于926年发起反攻。在此期间他们在小亚细亚唯一的攻击行为是袭击非正统的保罗派基督教徒，后者在马拉蒂亚穆斯林的支持下已在东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迪夫里伊建立了一个据点。东罗马人与保罗派的战争从约843年持续到约878年。

    在罗马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更为激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21年的战争（755－775年）中未能消灭保加利亚。紧接着这次较量之后，两国在9世纪时又为争夺斯拉维尼亚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在804－805或805－806年，帝国制服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人。809年，保加利亚摧毁了帝国西北部的要塞塞迪卡。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之间安置了亚洲希腊人和突厥人移民，企图以此来阻挡保加利亚人前进，但他在一次军事失利中丧生。当904年边界确定之后，环绕塞萨洛尼基腹地的边界离东罗马帝国这一十分重要的城市只有22公里。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十诚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要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东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的推动人物是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则得益于塞萨洛尼基的两位学者兼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其兄美多迪乌斯的努力。君士坦丁第一次传教就前往哈扎尔人之中，哈扎尔人讲突厥语、曾臣属于已经灭亡的突厥草原帝国，他们在欧亚平原的西端创造了自从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最文明的帝国。哈扎尔人很早就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860年，即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传教的同年，这一联盟又面临着新的共同敌人瑞典人。860年，一支瑞典人的海盗舰队从俄国来到东罗马帝国，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的传教并不成功。到860年哈扎尔的哈强克家族已经十分坚定地信奉了犹太教（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可以免除一些政治纠纷，而无论采用东罗马帝国还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国教，都可能会陷入这些纠纷）。但在863年，应斯拉夫人大摩拉维亚公国（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统治者的邀请，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来到了这一距离较远的斯拉夫语系国家，并且带去了格拉哥里字母表。这一字母表是由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用来表达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内地斯拉夫人的方言。

    大摩拉维亚位于西伊利里亚的北部。这一地区无争议地属于罗马教廷主教区。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与2个世纪前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一样忠诚于教皇。教皇批准了他们的著作，但却遭到法兰克教会的反对，法兰克教会从政治上将这一著作解释为东罗马帝国对法兰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侵犯。法兰克帝国当时正趋于解体，但法兰克教会却依然存在。就象在794年一样，这时的法兰克教会推行的政策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抵牾。855年，法兰克教会成功地摧毁了斯拉夫语系的摩拉维亚传教团。传教团内幸存的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死宁869年，美多迪乌斯死于885年）成了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到达保加利亚。他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一块新的传教区。在这里传教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欢迎。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扩张的领土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里亚地区。但是，大摩拉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士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到达大摩拉维亚；也正是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鲍里斯沙皇的次子和第二位继承人汗西米恩沙皇曾就学于君士坦丁堡，他深深迷恋着拜占庭的希腊文化；913年，当帝国的皇冠由一个毛孩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西米恩计划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并作为比君士坦丁七世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而抢夺帝国的王位。西米恩的计划出了差错。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罗曼努斯一世莱卡帕努斯抢在了他的前面。在从913年开始直到927年西米恩去世为止的一场战争中，西米恩证明自己无法用武力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西米恩没有海军，也未能获得穆斯林海军的配合。因此，小亚细亚始终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既不能困死又不能利用风暴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领土上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在西米恩死后，罗曼努斯一世与西米恩的继承人彼得订立了和约。他宣布彼得是皇帝，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同时还将孙女玛丽亚嫁给彼得作皇后（陪嫁一笔年金）。926年，罗曼努斯一世率领东罗马向东方穆斯林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927－928年异常寒冷的冬天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大地主与帝国政府间的力量失衡。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926－929年的事件与860－864年的事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756-911年）

    公元756年，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前途显得颇为乐观。统治者丕平三世代替了已被废黜的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被承认为合法的法兰克国王。756年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丕平成功地侵占了伦巴第，强迫伦巴第王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在同一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而在此前，直到750年它还是从大西洋沿伸到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国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成员进行统治，该王朝是在747－750年被占据现今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其余地区的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丕平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洛曼二世在768年继承了丕平的王位，771年卡洛曼过早去世，查理（即查理曼）成为唯一的国王，大权

    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接受了773－774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伦巴德人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近支，在公元7世纪，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而改信天主教，成为与法兰克人同教派的人。伦巴德人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也和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前属罗马的臣民是近支，而且，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从前的被征服者也和从前的征服者联合起来。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仍然是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更加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虽然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一样，也是法兰克人的近支。这场战争的发展就和查士丁尼一世对东哥特人的战争一样，查理曼用了32年（772－804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大陆上的撒克逊人。战争初期取得了虚幻的迅速前轻易的胜利，但本久就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法兰克人损失惨重。在778年，即撒克逊人第一次反击的那年，查理曼又轻率地在西班牙开辟了第二战场。当他从西班牙撤退以对付撒克逊人时，由罗兰（法兰克对付布列塔尼的边区总督）率领的后卫队被巴斯克人歼灭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流亡者）都是小民族，但他们很难对付。法兰克人的邻居，居住在匈牙利境内飞地的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也是从前属于土耳其游牧领主的一群逃亡者。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于791－805年间消灭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在这4个不同地区的战争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累积的压力。查理曼的后代，就象查士丁尼一世的后代一样，为这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很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掘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恢复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要比恢复它的实体容易得多。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员供他支配，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他的巡回检查官制度就使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查理曼还从诺森伯里亚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丕平三世和祖父查理?马特尔的继承者。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夭，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控制不住局势。加洛林人也继承了墨洛温人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在相互敌对的后嗣之间进行分配。843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加洛林帝国，胖子查理（881－888年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也终无成效。在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也和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同样无能。

    在9世纪结束之前，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地方行政官员，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无论地方统治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都无法对付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袭击。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班牙、西北非洲的海盗一起进攻已经分崩离析的加洛林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846年和849年，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和455年的汪达尔人一样，占领罗马。罗马本来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在843年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洛泰尔一世。但是是教基利奥四世。而不是洛泰，在849年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圣彼得大教堂就在其中）的防御，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慎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象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

    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

    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惩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来控制与它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鞑靼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惩治蒙古人。大约在1202年，金国又利用克烈部族来惩治鞑靼人。克烈部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是作为克烈部可汗的下属盟友来为其效劳的。1203年，铁木真打败了克烈部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金国插手于各游牧族政治势力之间，使铁木真得以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他从善如流，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1203年之前，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了。蒙古人自己和鞑靼人仍然信奉萨满教，但鞑靼人东南方的汪古部，以及克烈部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教派。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烈部之后，其他的这几个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游牧族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乃蛮部的可汗被杀死，他的畏兀儿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畏兀儿－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他们大概在1204年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畏兀儿人与哈扎尔人一样，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讲突厥语，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份。在763年，畏兀儿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但他们当中也有聂斯脱利教徒和佛教徒。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记自己的突厥语，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记下来。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掌印官采用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记蒙古语，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札撒）书写下来。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即金中都，今北京）后，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供职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思汗服务。一度沦为女真人臣仆的契丹人，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畏兀儿人、契丹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他的禁卫军象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有如一所参谋大学。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材，亲自考验他们，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近邻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思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也许就是1203－1204年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通过这场战争，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1205－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从1211年起，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1218年，他打垮了屈出律。屈出律是原乃蛮汗之子，逃亡后，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的统治权。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模以外，还包括粟特、吐火罗和阿富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还有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以及俄罗斯各公国（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1243年，拉姆的塞尔柱人被击败，并成为蒙古人的属国。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与此同时，南诏于1253年被吞并，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1258年被吞并。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1258年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至此灭亡）。在东南方更远处，占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于1283－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属国。缅甸北方在1287－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象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1274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上文中已经提到了。1292年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1260年，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阿尤布王朝的继承者马木路克王朝，大败旭烈兀的前卫。1281年，1299－1300年，1303年，旭烈兀的继承人，控制着蒙古帝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伊儿汗国的几代汗王，一再被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打败。妨碍蒙古人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另一件事，是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之间的内战。别儿哥是包括大平原西半部在内的广大封地上的可汗。这块封地是1236－1241年间由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之子、别儿哥之兄和前代可汗拔都为术赤家族争得的。别儿哥的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热那亚人则通过从金帐汗国的领地向马木路克王朝输送奴隶而获利。这一联盟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其对手伊儿汗。

    继蒙哥之后于1260年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在1259－1264年间，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其二是在1259－1308年间，来自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和海都之子察八儿。1260－1267年间，忽必烈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北京。此后，又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然而它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都拥有更为广大得多的西方属国。但是，金帐汗国对大汗（也叫作元朝皇帝）的忠诚则仅仅是名义上的，大汗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抑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还是操突厥语的金帐汗国的蒙古首领，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这些后继者们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14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的定居的臣民们，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汗国的西南疆界，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这些定居者建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一直到黑海的北岸，一度曾遍布着异教的立陶宛人。1386年，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而与波兰联合。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首先被卷入了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因而错过了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拒绝向地处伏尔加河畔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1380年，当时的蒙古可汗被莫斯科大公打败。但金帐汗国的实力尚未耗尽。1381年，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可汗脱脱迷失攻陷。脱脱迷失是被帖木儿（跛者）扶上汗位的。俄罗斯人未能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

    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当然继承者是帖水儿（跛者），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是察合台汗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定居居民的首领。1362－1367年，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的统治下解放了河间地带。在1369－1380年间以及1383－1384年间，他在察合台汗追随者的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到了1380年，他还解放了位于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金帐汗国封地的一部分。1383年，当帖木儿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试图为金帐汗国重新夺回花刺子模时，帖木儿于1391年和1395年两次侵略基布察克草原，以此来回敬脱脱迷失。在后一次战役中，帕木儿穿过大草原袭击了俄罗斯。帕木儿是第一个未受惩罚地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大流士一世及时地后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索皮隆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帕木儿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不曾将蒙古人式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并且从撒马尔罕对其进行统治了。在公元15世纪，帕木儿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占星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儿留下的残暴形象。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他们的祖先帖木儿拼搏一生，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避开了1237－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淹没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翼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1556年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帐汗国的霸权；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1547年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帐汗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它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1259年它在马其顿的佩拉戈尼亚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此后，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手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1288－1299年，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1345年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领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到这一时期，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它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与外世隔绝，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飞地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和热亚那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国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不强迫它们的东正教臣民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佛罗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他得到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在1050－1300年的25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经济也获得了发展，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但它东南部的陆上疆界同时也从1300年踞有的范围向后退缩。而且，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到如今已分裂为君主国、公国和城市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方统治者们看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效忠关系如同政治效忠关系一样，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数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数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O年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那么恒久。农业劳动力的枯竭，佛兰德、英格兰和佛罗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均势，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麦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1266年安茹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寇和瘟疫的侵袭。在1266－1494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8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14世纪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耳者。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一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当希腊罗马的榜样鼓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诱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它的影响趋于衰微。菲力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年）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在建筑佛罗伦萨的穹厦时，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于1421年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矮些的希腊式穆斯林建筑进行交流和比较。）维琴察的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18－1580年）研究了罗马的废墟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在另一方面，当西吉斯孟多?潘多尔弗?马拉泰斯塔（1417－1468年）于1447年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东施效颦般地改造成为希腊式庙宇时，却干了一件蠢事。同时，尼科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创造性地运用研究李维著作的成果，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而伊拉斯谟则匠心独具地运用所掌握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阐述了他关于道德、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但是，由某些缺乏伊拉斯谟天才的人文主义者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对拉丁语的掌握，则要健全得多。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不惮于使用新创的词汇。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更多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同时也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统）。他用方言演说，拥有比伊拉斯谟更多的听众。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丰碑。

    直到15世纪中叶，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北部，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佛罗伦萨。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佛罗伦萨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1494年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意大利人学究气十足地把入侵者蔑称为”蛮族”，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佛罗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如同雅典之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内莱斯基、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集银行家、专制君主和艺术家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德?梅迪契、马基雅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是半个佛罗伦萨人，半个法国人。列奥纳多（1452－1519年）的诞生地芬奇，处于皮斯托亚境内，列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此地曾被佛罗伦萨合并。阿莱佐是考古学先驱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的诞生地，当波焦还只有4岁时，此地就完全被佛罗伦萨合并。卡普拉斯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蒂（1475－1564年）的出生地，它处于阿莱佐辖区内，是台伯河发源地之一。安杰洛?安布罗吉尼（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来自锡耶纳地区的蒙蒂帕希诺，乔见尼?皮科来自位于艾米利亚雷焦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米兰多拉。洛伦佐?德?梅迪契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佛罗伦萨。巨匠拉斐尔（拉斐洛?桑泽奥，1483－1520年）不是佛罗伦萨人，他诞生于翁布里亚的乌尔比诺，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无论佛罗伦萨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文化上也可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菲耶索莱是可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佛罗伦萨版图的邻邦。该城市有一位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佛兰芒人简?凡?爱克（1390－1441年）与地互为伯仲；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相比，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北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映。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提，1518－1594年）和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勃鲁盖尔（1525－1569年）齐名。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纽伦堡是中转站，与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同时代、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这四位巨人象国王一般盛名远扬。以致他们的教名远播四海，他们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了。（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1576年］。）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1194年，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这一切激起了腓特烈二世的雄心，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腓特烈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尤。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腓特烈二世小得多。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10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1479年合并）；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希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独挡一面的前哨站，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1479－1504年）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

    到1563年，共和制城邦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热那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嘉；瑞士是共和制联邦；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尽管名义上并不如此，其中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贷款维持经济运转。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斯堪的纳维亚3个王国结成的联盟却因1512－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十分明显的是，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而不是城邦，也不是由一个联盟、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到1563年，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第和佛兰德，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掣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1477－1482年，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勃艮第王朝的属地以后，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术，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1525年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之后，几近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他的宏愿功败垂成。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查理五世完成了领土的合并，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弃地；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尼德兰在内的前勃艮第的版图；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两西西里王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领地超出了海格立斯灯塔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还很遥远。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掣肘一样，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互相牵制。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而且在彼此竞争。但是自1303年法国的腓力四世羞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后，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不管国力大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并不是因为14世纪时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而是因为法国王皇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以便于控制。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在这时期，教皇职位问题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它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地征收税款；自13世纪以来，教廷千方百计地征收税款，同时各世俗政府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它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并以此为条件才允许教廷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1563年的250多年中，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吃了败仗，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它的精神上的忠诚，教会的权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约翰?威克里夫的生卒年代（1329－1384年）极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1349年）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3年）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扬?胡斯（1369－1415年）生命短暂，但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寄，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9－1564年）的活动说明，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本身并不是公侯。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向教皇挑衅时，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向教皇发起挑战，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威望显赫，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路德首先于1517年在维联贝格（此时维腾贝格大学建校仅15年）、接着又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胡司的捷克伙伴追随胡司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蒂罗尔和施蒂里亚。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茨温利、布塞尔（1491－1551年）和加尔文粉墨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并且最后在它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但它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它的避难地日内瓦城。加尔文新教和苏黎世的茨温利新教汇合后，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在英国生根。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它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佛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佛罗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534－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再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路德和新旧数世俗政府密切协作。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卜尼法斯八世的观点更为相近。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市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1538年）之后被驱出日内瓦。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根。

    1494－1495年佛罗伦萨多明我派教士吉洛拉莫?萨伏那洛拉被授权执政。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萨伏那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他死于1498年，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萨伏那浴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1517年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有一批教俗人员在主教乔凡尼?彼特罗?卡拉法的领导下，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他们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固守贫穷，过着圣洁的生活，做着行善积德的事。他们不是萨伏那浴拉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而是圣方济各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同各政府达成协议，认定政府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教随国定）。异端分子必须离开，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也许是被活活烧死。再洗礼派是16世纪唯一的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16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进行活动的国家有：威尼斯，波兰－立陶宛（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以及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替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1571年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一神教4个教派均被认为合法，可自由活动。

    从13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去世，敏感的基督教徒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14和15世纪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德国的多明我托钵僧梅斯特?爱克哈特（1260－1327年）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爱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爱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虔信派）由尼德兰人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印刷机，为古典学术的复兴作了准备。其信徒中最为桀骛不驯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行事的爱克哈特神秘主义。现代虔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或编者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80－1471年）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渡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静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静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象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象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静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齐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因信得救论是水火不相害的，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命定的。大乘佛教信徒认为，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它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因为，”业”虽是命定，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842－845年，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没收其财产，勒令僧徒还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的腓力四世于1307－1314年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8、9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11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仪天主教，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捷克饼酒同领派，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茨温利否定基督的肉和血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的临在只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新教各宗都仍承认，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及圣子”一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悸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敬而远之。这些学者承认并抨击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逊一筹。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谟的理性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但是，除了路德之外，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茨温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路德的同事腓力?梅兰希顿是维膝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梅兰希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路德死后，地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合，但路德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功业也足以使他英名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就象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但是，圣依纳爵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献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正如11和13世纪的情形一样，16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把教皇从因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依纳爵的精神是对立的，但教廷从这3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从1545年到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断时续地召开，它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能够在也应该在1414－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1528年间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一位苏门答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迷苏刺，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名城位于以它命名的马六甲海峡靠大陆一端的海岸上。到1414年，拜里迷苏刺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从8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建立商业基地，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然而，与印度次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但这种皈依只是浮浅的。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在过去1000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和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摩诃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象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毁灭之际，墨西哥高原南端的湖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湖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结果到13世纪中期，湖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份和多样化的义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象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象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祗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祗，那么这些神祗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统治者的雇佣军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于1230年被来自特奥蒂瓦坎难民的后裔、蛮族特帕内克人所占领。1428年，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连续3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与阿拉伯倭马亚哈里发一样，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而是”谘议会主席”。）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同时，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科卢安人国家特斯科科和湖西岸的特拉科潘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到1519年，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而且在地峡以东，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托帕?印加成了皇帝。在此之后，他曾经派兵远征安第斯山大西洋一边热带森林中的民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的喀喀湖一带高原上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征服了这些民族，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高地以及今天智利的全部，向南达到马乌莱河北岸。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库西?瓦尔帕（瓦依纳?卡帕克，约1493－1525／1527年在位）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以至这位皇帝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尽管库斯科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在道路的沿途间或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舍。商旅的驿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有两条平行的大道，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叉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于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祗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1-36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历史学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写于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

    （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

    （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

    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

    （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

    （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

    （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

    （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

    （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

    （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

    （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

    （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 希罗多德《历史》2

    第五卷

    (1)大流士留在欧罗已交给美伽巴佐斯统率的那些波斯人既然发现佩林 托斯人不愿意臣服于大流士，于是便在海列斯彭特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 了。这些佩林托斯人先前便已经吃到了派欧尼亚人的很大苦头。因为从司妥律蒙来的派欧尼亚人曾遵照看他们的神的神托的指示向佩林托斯人进军，神托指示说，如果和他们对阵的佩林托斯人向他们呼喊，叫出他们的名字，那末便向他们进攻，如果不这样呼喊的话，便不向他们进攻。派欧尼亚人便是 这样做的：佩林托司人在他们的城前屯营的时候，由于挑战的缘故，在两军 之间进行了三种单对单的决斗，即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佩林托斯人在 两种决斗中得到了胜利并欢欣鼓舞地喊出了派昂的呼声（希腊人在获得胜利时，要感谢阿波罗神。在他们唱的凯歌里，便重复“伊埃·派昂”的句子。但在这里给派欧尼亚人听起来，好象是呼叫他俩的名字，向他们挑战似的）。派欧尼亚人却认为 这正是神托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于是我以为他们就相互告诉说：“预言里的 话这回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因此正在佩林托斯人 呼喊派昂的时候，派欧尼亚人便向他们发动了进攻，并使佩林托斯人吃了惨 重的败仗，他们的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活命的寥寥无几。

    (2)佩林托斯人先前已受到派欧尼亚人的这样的打击了。而现在他们却为 他们的自由而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仍然是为美伽巴佐斯和波 斯人征服了。佩林托斯被攻克之后，美伽巴佐斯便率领他的军队通过色雷斯， 征服了那一地区每一座城和每一个民族使之服从国王的统治。因为征服色雷 斯，这也是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呢。

    (3)除去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个人 来统治或是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会是天下无敌的，就会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既然没有一个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他们便 由于这个原因而是软弱的了。他们有许多的名称，每一个部落都依照他们所 在的地区得名。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 伊人、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人。

    (4)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培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我已说过了（见第四卷第九四节）。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人相同的妥劳索伊人，他们在出生和死亡 时所做的事情下面我要说一说，当生孩子的时候，亲族便团团围坐在这个孩 子的四周，历数着人世间的一切苦恼，并为这孩子生出之后所必须体验的一切不幸事件表示哀悼。但是在葬埋死者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是欢欣快乐的， 因为他解脱了许多的灾祸而达到了完满的幸福境地。

    (5)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那些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妻子，在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在他的妻子中间会发生很大的争论，而在他们的朋友方面也有激烈的争执，以便证明哪一个妻子是丈夫所最宠爱的。而被制定享有这一荣誉的妻子便受到男子和妇女的称赏，然后她被她最亲近的人杀死在她的丈夫的坟墓上，而和她丈夫埋葬在一处。其他的妻子则认为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觉得她们这样是受到了很大的耻辱。

    (6)至于其他色雷斯人，则他们的风俗是把他们的孩子作为输出品卖到国外去。他们一点也不去管束他们的少女，而是任凭她们和随便她们所喜好的一些男人发生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们却监视得很严并且是用重价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刺青被认为是出身高贵的标帜，身上没有刺青则就表示是下贱的人了。无所事事的人被认为是最尊贵的，但耕地的人则最受蔑视，靠战争和打劫为生的人被认为是一切人当中最荣誉的。这就是他们的 最引人注意的习惯。

    (7)他们所崇奉的神只有阿列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铁米司（希罗多德通常把外国的神和希腊的神等一视之）。但是他们 的国王却和其他的国人不同，他们所最崇奉的神是海尔美士，国王们只凭着 这一个神的名字发誓，他们自称是海尔美士的后裔。

    (8)在他们的有钱人当中，葬仪是这样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在外面陈列三日，然后，他们先为死者哀哭，继而在屠杀一切种类的牺牲以后，便大张饮宴；在这之后，他们或是举行火葬，或是不用火葬而把死尸埋到士里去。 而在他们筑起了一座坟墓之后，他们便举行各种的比赛，在比赛中个人的比 赛最难的则给以最大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这样。

    (9)在这个国家的北面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住在那里是没有人能确实地说 出来的。渡过伊斯特柯，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 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人的一 种人。他们的马据说全身都长着有五达克杜洛斯长的茸茸的毛，这种马身材小，鼻子短而扁，不能供人乘骑，但如果使它驾车却是十分敏速的。当地的 人之所以有驾车的习惯便是由于这个缘故。据说这些人的土地的疆界大概是 一直达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埃涅托伊人的地方。他们自称是美地亚人的移民， 但是我自己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美地亚人的移民。然而在悠长无尽的 岁月当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居住在玛撒里亚(今日的马赛)的里巨埃斯人用“昔恭纳伊”一词来表示行商， 但是赛浦路斯人则用这个词来表示长枪。

    (10)但是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彼岸的全部土地到处都是蜂， 因此谁也不能到那里去。这一点我看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生物是很不能耐 寒的。而在我看来，却勿宁说极北的土地（原义是熊星下的土地）没有人居住是由于寒冷的缘故。以 上便是关于这一地区的说法。总之，美伽巴佐斯是使它的沿海地区服属波斯 人的治下了。

    (11)在大流士这一方面，则他一经渡过海列斯彭特并到撒尔迪斯的时候 （见第四卷第一四三节），他立刻便记起了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对他的功劳以及米提列奈人科埃 斯给予他的忠告来了。于是他便派人把他们召到撒尔迪斯来并且要他们选取 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自己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僭 主，因此他不再要求这之外的什么统治权，而他只是要求埃多涅斯人的土地米尔启诺司（富产木材和贵金属），以便使他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这便是希司提埃伊欧斯所希 望的东西，但是科埃斯由于自己不是僭主而只是一介平民，所以他要求能使 他成为米提列奈市的僭主。

    (12)这两个人的愿望得到允许之后，他们便分头到他们所要求的地点去 了，但是大流士却由于偶然看到下面的一件事，而使他想到命令美伽巴佐斯攻略派欧尼亚人，并且把他们从自己故乡的欧罗巴强行带到亚细亚来，有两个派欧尼亚人，一个叫披格列斯，一个叫做曼图埃司。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想做派欧尼亚的僭主，而当大流士渡海到亚细亚时他们便来到撒尔迪斯，并且把他们的一个妹妹一同带来，这是一位身材硕长而姿容美丽的妇女。在那里， 一直等到大流士坐在吕底亚城郊外的王位之上这个机会到来时，他们才叫他 们的妹妹穿上他们有的最好的衣服，然后叫她出来打水。她头上顶着水瓶， 一只胳膊拉着马的缰绳，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当她经过大流士的时候，大 流士注意到了这个妇女，因为从她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象是波斯人，又不 象是吕底亚人或任何亚洲民族。大流士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便派他的一些亲 卫兵，要他们看一下这个妇女拉着她的马是要干什么，因此这些亲卫兵便跟 在她的后面。她来到河边的时候便使马饮水，使马饮了水之后，便把他的水 瓶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回来，头上顶着水瓶，胳膊牵看马同时用手转动纺锤。

    (13)大流士听到他派去侦察的人们的话和他亲眼看到的事情都感到十分 奇怪，于是他便下令把那个妇女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那在近旁的 一个地方窥伺着这一切的她的两个哥哥也跟着来了。大流士问她是哪里的 人，年轻的男子就告诉他说他们是派欧尼亚人，这个妇女是他们的妹妹。大 流士又问派欧尼亚人是什么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来到 撒尔迪斯的。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是前来投奔他的，派欧尼亚的城镇都是在司妥律蒙河的岸上，而这个司妥律蒙河是离开海列斯彭特不远的。他们又告 诉他说，他们是出身特洛伊的铁岛克洛伊人的移民。这便是他们告诉给他的 一切话。于是国王就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妇女是否都是非常能干活儿的。对 于这个问题，他们也立即回答说确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此来的目的也正是 在于这一点。

    (14)于是大流士便写一封信给正被大流士留在色雷斯统率军队的美伽巴 佐斯，命令他把派欧尼亚人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出来，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妻 子都带到他这里来。紧接着一名骑兵带着命令很快地向海列斯彭特驶去，而 在渡过海列斯彭特之后便把这信交给美伽巴佐斯了。美伽巴佐斯读了信之 后，从色雷斯取得向导，便率军向派欧尼亚进发了。

    (15)当派欧尼亚人知道波斯人正在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集合到一 起到海岸方面夫了，因为他们认为波斯人是会试图从那条道路向他们进攻 的。派欧尼亚人就是这样地准备邀击美伽巴佐斯大军的进攻，但波斯人知道 派欧尼亚人已经集结了他们的兵力并正在海岸地带戒备着攻入他们国内的道 路，于是他们找来了向导，改由内地的大道进军了。这样他们便完全出其不 意地攻击了派欧尼亚人并进入了已无男子留在里面的城市。在他们进攻时他 们发现城是空的，因此便他们就轻取了这些城市。派欧尼亚人知道他们的城 市已被攻克，便立刻作鸟兽散，各人走自己回乡的道路并向波斯人投降了。 这样，在派欧尼亚人当中，西里欧派欧尼亚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以及住在一 直到普拉西阿司湖地方的所有的人便被强制地从自己的家乡迁移出去并且被 带到亚细亚来了。

    (16)但是在庞伽伊昂山（司妥律蒙以东）周边以及在多贝列斯人、阿格里阿涅斯人与欧多 曼托伊人的地区和普拉西阿司湖本身一带居住的人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 在美伽巴佐斯面前屈服。他也曾试图强行把湖上的居民（意大利北部、爱尔兰和西欧其他地区都曾发现这一类的住居遗址）迁移开去。他们是这 样地居住在湖上的。在湖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绑扎在高柱上面的板台，从陆地 上有一个狭窄的板桥通到那里去。支着板台的柱子是全体部落居民在古昔的 时候共同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安设湖上的柱 子。原来木柱是从欧尔倍洛司山取得的，每一个结婚的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 每一名妇女从那里取得三根木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至于他们 的生活方式，板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在板台 上都有一个通到下面湖里去的墜门。为了不使小孩子掉到湖里去，他们用绳 子系住孩子的脚。他们用鱼来喂马和他们的驮兽，他们有这样多的鱼，以致 一个人只要打开他的墜门把一个空篮子用绳子放到湖里去，不大的时光他便 把满篮子的鱼曳上来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一种叫做“帕普拉克司”，一种 叫做“提隆”。

    (17)这样，派欧尼亚人当中被征服的那些人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美 伽巴佐斯既然俘虏了派欧尼亚人，便把军中身分仅次于他的七个波斯人作为 使者派住马其顿。这些人是奉派到阿门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士和水 的。从普拉西阿司湖到马其顿有一条非常便捷的短路。因为首先接着普拉西 阿司湖就是那个后来亚力山大每天可以取得一塔兰特白银的矿山，而当一个 人经过这个矿山之后，他只需越过称为杜索隆的一座山便到马其顿了。

    (18)奉派的这些波斯人到阿门塔斯这里来见到他之后，便为国王大流士 要求土和水。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当作客人招待，邀请他们参加盛 大的宴会并给以热诚的款待。但是在宴会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的时候， 波斯人向阿门塔斯说：“马其顿主人，我们波斯人的习惯是在举行任何的盛 大宴会之后，还把妻妾们召来，要她们侍坐在男子的身旁。现在既然你热诚 地接待并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给了我们的国王大流士，那就 请你遵守我们的习惯罢”。但是阿门塔斯回答说：“波斯人，我们没有这样 的习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是男女不同席的。但你们既然是我们 的主人并且这样要求了，那末就照着你们的愿望来办罢”。阿门塔斯这样说 看，便遣人把妇女们召了来：她们应召来到之后，便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 波斯人当时看到姿容秀丽的妇女坐在自己的面前，便向阿门塔斯说，他的这 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为如果妇女来到这里不坐在男子的身旁而坐在 他们的对面叫他们看着难过，那就反而不如不来了。阿门塔斯不得已而命令 妇女们坐在他们的身旁，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波斯人 便用手摸这些妇女的胸部，有的人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19)阿门塔斯看到了这一切，尽管他心中怒恼：却按着性子不曾发作起 来，因为他是非常怕波斯人的。但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由于年纪轻再 加上没有经验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无论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便十分愤怒地向阿门塔斯说：“父亲，您已经上了年纪，应当离开这里回去休息，不要再毫无节制地饮酒了。但是我却要留在这里照料客人，以便给他们所需要的一 切”。阿门塔斯看到亚力山大心里已有了蛮干的打算，于是便向他的儿子说： “儿啊，你现在是十分恼怒了，如果从你的话我推测得不错的话，你是想把 我送走以便你可以在这里蛮干。至于我呢，那末我请求你，不要对这些人做 出横暴的事情，否则遭殃的正是我们自己，因此还是忍耐忍耐让他们任所欲为罢。不过你要是请我退席的话，那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20)阿门塔斯作了这样的请求之后便退去了，于是亚力山大就向波斯人 说：“客人们，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这些妇女，你们可以和她们全体或 其中任何人发生关系。对于那件事，你们是愿意怎样就怎样的。但是现在既 然快到了你们休息的时候，而我看到你们又都饮得酩酊大醉，那末如你们愿 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妇女离开这里去沐浴，而她们沐浴之后，再要她们回到 你们的地方来”。他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同意了，于是他在妇女出去后把 她们送到后宫，随后亚力山大便把同样数目脸上无髭的男子打扮成妇女模样 并且把匕首交给了他们。他把这些人带了进来，进来之后他就向波斯人说： “波斯人啊，我想我们招待的饮宴已经使你们完全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 一切以及此外我们所能弄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放在你们的面前了，而现在我们 把我们最好的最贵重的财产毫不吝惜地提供抬你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 和姊妹。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你们应得的充分的尊敬给了你们， 请告诉把你们派来的你们的国王，他那担任马其顿太守之职的希腊人怎样地 在饮食方面和女色方面款待了你们”。这样说了之后，亚力山大便命令他的 打扮好的马其顿男子每人侍坐在一个波斯人的身旁，就仿佛他们自己都是妇女：而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这些马其顿人杀死了。

    (21)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地给结束了性命，他们的扈从也未能例外，因 为和使者们同来的有车马、有仆役和他们所带着的那大量的全部行李；马其 顿人消灭了所有这一切，就和他们消灭了全体使者本身一样。在这之后不久， 波斯人就为了这些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但是亚力山大却有足够的智 谋来了结这件事，他的办法是把一大笔金钱和他的亲生妹妹巨该娅送给一个 叫做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派寻找遇害的人们的队长。他用 这份礼物中止了搜索。结果这些波斯人的死亡便给隐蔽起来而且没有人再提 起这件事了。

    (22)培尔狄卡斯的这些后裔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希腊人，这件事我 自己是偶然得以知道的，而在我的历史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而且，那主持奥林匹亚比赛会的海列诺迪卡伊（主持奥林比亚比赛会的埃里司公民，通常是十个人）也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亚力山大 要参加比赛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入比赛场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 却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 加的。但是亚力山大却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哥斯人，因此他被判定为一个希 腊人。在他跑一斯塔迪昂的时候，他是和另一个人共同取得第一名的。这些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23)但是美伽巴佐斯却带着派欧尼亚人来到海列斯彭特了，他从这里渡 海来到了撒尔迪斯。但这时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由于他守卫桥梁之 功而请求大流士赏赐的那个地方，即司妥律蒙河畔称为米尔启诺司那个地方 修筑工事。美伽巴佐斯知道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做什么事之后，便在他和 派欧尼亚人到达撒尔迪斯之后，立刻就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所干的是什 么事情啊？你竟允许一个奸诈而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而提起色雷 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造船用的木材，有许多的桡材和银矿，四 周又住着许多希腊人和异邦人。这些人如果一旦拥戴他为领袖，他们就会不 分日夜地按照他的命令行事了。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民发生内战的话，那还是要这个人停止干这样的事情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需用温和的手 段把他召来就行了。而当你一旦把他控制到手的时候，只注意永远不要使他 再回到希腊便是了”。

    (24)大流士立刻便同意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美伽巴佐斯对事情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刻派使者送这样一个信到米尔启诺司： “国王大流士致书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在考虑之后，觉得没有一个人对 我和对我的国家比你更忠诚了。证明这一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此不要 叫任何事物阻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向你倾诉我心中的一些伟大的计划”。希司提埃伊欧斯相信了这些话，而且更由于他会成为国王的顾问而感 到骄傲，于是他就到撒尔迪斯来了。当他来到的时候，大流士便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我要告诉你把你召来的理由。在我从斯奇提亚回来而你离开了我的时候，我心中最迫切想望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和与你谈话了。因为我知道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就是一位忠诚的和有智慧的朋友了。而且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你对于我可以说是二者兼备的。因此，既然这次你到这里来得很好，我向你作这样一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新建的色雷斯的城市，和我一同到苏撒去，到那里去享有我的一切东西，与我同食并与我共同议事 吧”。

    (25)这就是大流士讲的话，而在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担任 撒尔迪斯的太守之后，他便把希司提阿伊欧司带在自己的身旁到苏撒去了。 但是他首先就任命欧塔涅斯为海岸地区居民的统治者。欧塔涅斯的父亲西撒 姆涅斯曾是王室法官之一（见第三卷第三一节），但他由于受贿而审判不公，曾被刚比西斯杀死并 被剥下全身的皮，然后刚比西斯把从他身上剥下来皮切为皮带，用来蒙复在 西撒姆涅斯曾坐下来进行审判的座位上面；这样做了以后，刚比西斯便任命 了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人的儿子来代替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西撒姆涅斯，并 诫告他要记住他是坐在怎样的椅子上进行审判的。

    (26)而正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欧塔涅斯，继美伽巴佐斯之后而担任统 帅。他攻陷了拜占廷和迦太基，又攻陷了特洛伊领的安唐德罗斯，此外还攻 陷了拉姆波尼昂。他从列斯波司人那里夺得了船舶，而他便用这些船舶征服 了当时还住着佩拉司吉人的列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

    (27)然而列姆诺斯人是善战的，他们保卫了自己，直到他们终于遭到灭 亡的厄运的时候。于是波斯人便任命一个人来统治列姆诺斯人的残余，这就 是曾经是萨摩司的国王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这个律卡列托司 是他在统治列姆诺斯的期间死去的……原因是他力图奴役和征服所有的人 民，说他们之中有些人逃避对斯奇提亚人战争的兵役，说另一些人在大流士 的军队从斯奇提亚回师时对之乘火打劫。

    (28)当欧塔涅斯被任命为统帅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这些。在这之后， 当灾祸的事情暂时停止的时候，从那克索斯和米利都方面再一次开始有灾祸 到临伊奥尼亚人的头上来了。原来那克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比起来是最繁 荣的，而大约在同时，米利都那时也是正在它的全盛时代，以致它被称为伊 奥尼亚的花朵。但是在这之前两代，它却受到了很大的分裂的痛苦，直到米 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司人为恢复和平生活的调停者，而帕洛 司人又在他，们中间恢复了和平的时候为止。

    (29)帕洛司人是用这样的办法为他们进行了调解的：他们的最优秀的人 物来到了米利都，而在他们看到米利都的家宅荒废得很惨的时候，就说他们 要到国内各地去看看。他们这样做了，于是他们访问了米利都的全部领土， 他们在荒废的土地当中不拘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任何耕作良好的农庄，他们就 把农庄主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在巡视了全国并发现了不过很少数这样的人 之后，他们一返回城内，立刻便把人民集合起来，任命那些他们发现把土地 耕种得良好的人为国家的统治者。原来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国家大事也会 象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一样照料得很好的。于是他们便命令其余那些曾经相互 不和的米利都人都应该服从这些人。

    (30)帕洛司人这样就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但现在这些城市却开始给伊 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有一些富裕的人被市民从那克索斯 赶了出来之后，这些人便逃到了米利都。但这时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 巧是给大流土留在苏撒的吕撒哥拉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从兄弟和女婿 莫尔帕戈拉司的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是米利都的僭 主，而当过去从来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盟友的那克索斯人到来的时候，他正 在苏撒。而那克索斯人在他们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便问阿里司塔哥拉斯，他 是否多少给他们一些兵力，以便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土。考虑到如果由于他 的力量而他们被送回他们的城市的话，那他自己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统治 者，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朋友为借口，向他们建议说：“对 我来说，我并没有权利违反着掌握了你们城市的那克索斯人的意思而给你们 兵力来使你们返回国土，因为我听说，那克索斯人拥有八千名持盾的步兵和 许多战舰，但是我将尽一切的努力来为这件事设法。我的办法是这样。阿尔 塔普列涅斯是我的朋友；但是你们知道，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叙司塔司佩斯的 儿子和国王大流士的兄弟，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并且拥有一 支巨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想这个人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做的”。那克 索斯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这件事托付给阿里司塔哥拉斯任凭他尽可能完善 地去处理，嘱他保证士兵的赠礼和费用，而他们是愿意担负起这一切的。因 为他们指望当他们一出现在那克索斯的时候，那克索斯人就会遵守他们的一 切的命令。而其他的岛上居民也会这样做，因为在这些库克拉戴斯诸岛当中， 还没有任何一个岛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31)阿里司塔哥拉斯到了撒尔迪斯就告诉阿尔塔普列涅斯说，那克索斯 实际上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美好的和肥沃的岛并且是 接近伊奥尼亚的。同时在那里还有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奴隶。“因此你可以 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那个地方，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而如果你 这样做的话，除去出征的费用之外(因为这是把你请来的我们理当负担的)，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大笔钱。此外，你还会为国王赢得新的领土，那克索斯本 土和属于它的诸岛帕洛司、安多罗斯以及其他所谓库克拉戴斯诸岛。以这些 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你将会容易地进攻埃乌波亚岛，这是一个富裕的大岛， 它不比赛浦路斯小并且是很容易攻取的。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一百只船足 够用了”。阿尔塔普列涅斯回答说：“你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室是有利 的。除去船数这一点之外，你的意见完全是好的。当春天来到时，不是一百 只，而是二百只船为你准备着。不过国王自己也必须同意这一点”。

    (32)当阿里司塔哥拉斯听到这话之后，他便十分高兴地到米利都去了。 阿尔培普列涅斯派一名使者带着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说的话到苏撤去，大流土 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便装备了二百只三段桡船，此外还有一支由 波斯人及其盟友组成的非常庞大的军队，并任命美伽巴铁斯为他们的统帅。 美伽巴铁斯是阿凯美尼达伊家的波斯人，对他自己和对大流土来说都是堂兄 弟的关系。而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则正是这个人，他的女儿后来和拉 凯戴孟人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乌撒尼亚斯订了婚，因为帕乌撒尼亚斯 是渴望成为希腊的僭主的。阿尔塔普列涅斯任命美伽巴铁斯为统帅之后，便 把他的军队派到阿里司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33)于是美伽巴铁斯（美伽巴铁斯的出征是在四九九年）便从米利都把阿里司塔哥拉斯和伊奥尼亚军以及 那克索斯人载到船上，好象是要向海列斯彭特进发的样子，但是当他来到岐奥斯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船只停泊在卡岛卡撒（岐奥斯的西南岸），为的是他可以乘着北风一直渡海到那克索斯去。但是由于那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毁在这支远征 军的手里，因此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情。原来正当美伽巴铁斯到各处巡视船 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孟多司人的那只船上没有哨兵。美伽巴铁斯十分愤 怒，于是命令他的卫兵把这只船的名叫司库拉克斯的船长找来，把他绑起来， 把他一半的身子插到桡孔里面去，头朝外，身子在内。司库拉克斯这样被绑 了起来，但是有人带信给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他的孟多司的朋友被绑了起来并 且受到了美伽巴铁斯的侮辱。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前来请求波斯人释放司 库拉克斯，但是他的要求丝毫未得到允许。于是他自己前来把这个人给释放 了。当美伽巴铁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他非常愤怒而到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地方 来大发雷霆。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尔塔 普列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并且按照我吩咐你的方向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 多管闲事？”这就是阿里司塔哥拉斯的话。但为此而十分激怒的美伽巴铁斯 在夜里却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把要对他们所干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们了。

    (34)原来那克索斯人根本就没有怀疑到，他们竟会是这次远征的目标。 然而，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郊外的物资搬到城里，储 下了防备围攻的饮食品并且加强了城防。这样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进攻作了一 切准备，而当他们的敌人率领船只从岐奥斯来到那克索斯时，他们进攻的城 市已经防御好了。于是他们就围攻了四个月。而当着波斯人把他们所带来的 军资消耗净尽，此外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消耗了他个人的大量金钱之后，要继 续进行围攻，便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便给亡命的那克索斯人构筑了一 座要塞，他们自己则非常不得意地返回大陆去了。

    (35)阿里司塔哥拉斯没有办法履行他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保证。他没有 办法筹措远征的费用，他又担心军队的失利和美伽巴铁斯对他的私怨会给他 带来不良的后果。他又以为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可能被剥夺。既然他心里有 这一切的顾虑，他就开始计划叛乱了。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希司提埃伊欧 斯的使者从苏撒来到那里，这是一个头上刺上了记号的人，这个记号表示阿 里司塔哥拉斯应该谋叛国王了。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很想送一个记号给阿里 司塔哥拉斯要他谋叛。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安全的送信的办法，因为来往的道 路都是受了监视的。于是他就剃光了他的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并在这个奴隶的 头上刺上了记号，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头发一经再长  起来，他便把这个奴隶派遣到米利都去，这个人没有带着他的什么别的信， 他只是嘱告阿里司塔哥拉斯在剃光这个奴隶的头发之后检查他的头部。刺在 头上的记号是表示要他谋叛，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强制拘留在苏撒，对这一点他是感到非常不幸的。 但是现在他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希望：即一旦发生了叛变，他就会就给派到海 岸地带去，如果米利都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那他便永远也回不到那里去了。

    (36)希司提埃伊欧斯便是带着这个意图派出了他的使者的，而且巧的是 这一切事情都是同时发生在阿里司塔哥拉斯身上的。于是他和他的同党进行 了商谈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及希司提埃伊欧斯给他送来的信。所有其他人 等都赞成他的做法，同意发起叛乱，但例外的只有历史家海卡泰欧斯一个人。 他向他们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以及大流士的全部力量，因而劝他们 最好不要对波斯的国王动武。但是当他们不听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便劝告 他们说，其次一个最好的办法便是使自己取得海上的霸权。他在他的发言中 说，(既然米利都是一个实力脆弱的城市)，因此在他看来，办法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如果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朗奇达伊的神殿的财富都给他们 劫夺过来的话，他便很可以希望他们会取得海上的霸权，这样他们便可以把 这笔钱用作军费，而且他们的敌人也不能夺走它。在我这部历史的开头的部 分里我已经说过，这笔财富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大家并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决定不发起叛变，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则应乘船到米欧 司去，到离开了那克索斯并驻到那里的船队的地方去，打算擒拿在那些船上 的将领们。

    (37)为了这个目的而被派去的雅特拉哥拉司用计谋拿捉了美拉撒人伊巴 诺里司的儿子欧里亚托司、铁尔美拉人图姆涅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大 流士赠以米提列奈的埃尔克桑德罗司的儿子科埃斯、库麦人海拉克利戴斯的 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和此外其他许多人。这样做了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便 公然叛变，想出一切他能够做到的办法来和大流士相对抗。首先他就故意放 弃了他的僭主地位并使米利都的人们获致平等的权利，以便使米利都人可以 立刻参加他的叛变的行动，然后对于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他也这样做了。他 放逐了一些僭主，至于他从与他一同出征那克索斯的战船上捉拿来的那些僭 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原属的城邦去，因为他是想取悦这些城邦的。

    (38)因此当米提列奈人把科埃斯接受下来以后，就立刻把他拉出来用石 头砸死了。但是库麦人却放走了他们僭主，其他各城邦的做法也是这样。这 样一来各个城邦的僭主便都给废黜了。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把僭主们取 消之后，便命令各个城邦任命自己的统帅；随后他自己便乘坐着一艘三段桡 船出使到拉凯戴孟去，因为他认为，他是有必要寻求一个强大有力的同盟者 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是在四九九年到拉凯戴孟去的）。

    (39)在斯巴达，国王列昂的儿子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而 死去了，执掌王权的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他所以获 致王权并不是由于德能而是由于他的出生的权利。因为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娶 了自己的亲姊妹的女儿，而且对于这个妻子他是很宠爱的。然而他们却没有 孩子。既然如此，五长官就把他召了去对他说：“尽管你自己不关心你自己 的利益，但我们仍然不忍坐视埃乌律司铁涅斯一家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子，那末就把他打发走再娶一位罢。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便欢喜 了。”但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却回答说二者他都不愿意做，他说，他们要他 送走他那对他毫无忤犯的妻子而娶另一个的劝告是不当的，因此他不同意这 样做。

    (40)于是五长官便和元老们进行商议并向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作了如下的 建议：“既然，如我们亲眼看到的，你十分宠爱你现在的妻子，那末就按照 我们的办法去做而不要违抗，免得斯巴达人会作出对你非常不利的决定来。 至于你现在的妻子，我们不请求你把她送走，而仍然把你现在给她的一切东 西给她，不过你要另娶一位可以给你生子的妻子。”他们是这样说的，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同意了。他从此便有了两个妻子，两个家，这样的事在斯巴达 是从来没有过的。

    (41)不久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就生下了上面所说的克列欧美涅厮。这 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真是事有凑巧，那从来没有生育的 第一个妻子这时也怀孕了。她既然真地怀了孕，第二个妻子的朋友们知道了 这件事之后就开始想在她身上找麻烦；他们说她是在瞎吹，并且说她是会用 假孩子来代替的。正当他们对她十分恼怒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快要临盆了， 五长官不相信她，便坐成一圈在她生产时监视着她：她最初生了多里欧司， 随后很快地就生了列欧尼达司，在他之后很快地又生了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但有人说多里欧司和列欧尼达司是孪生兄弟。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克列欧美 涅斯的母亲，也就是戴玛尔美诺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司的女儿，却再没有生孩子。

    (42)故事说，克列欧美涅斯的精神不正常而是疯疯颠颠的。但是多里欧 司在与他相同年龄的一切人当中却是出众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他会因他的道 德才能而成为国王。既然多里欧司有这样的打算，因此当阿克那桑德里戴斯 死去而拉凯戴孟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欧美涅斯为王的时候，他就 非常地恼怒，并且不能忍耐做克列欧美涅斯的臣民。于是他便请求斯巴达人 拨给他一批人和他一起出去开辟殖民地：他既不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应 当到哪里去开辟殖民地，也不做任何习惯上应当做的事情。他在盛怒之下放 海到利比亚去，而以铁拉人为其向导。他来到这里，定居在奇努普司河的沿 岸，这是利比亚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在第三个年头，他却被玛卡伊人、利比 亚人和迦太基人所逐而返回了伯罗奔尼撒。

    (43)一个埃列昂（在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的附近）人安提卡列司，根据拉伊欧司的一次神托，在那里劝他 在西西里的海拉克列亚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安提卡列司说，海拉克列 斯自己曾征服了埃律克斯的全部地区，而这一地区是属于他的后人，即海拉 克列达伊家的。当多里欧司听到这话时，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他 是不是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佩提亚告他说他应当这样做，于是他 便带着他曾经率领着去利比亚的一行人等出发到意大利去了。

    (44)在这个时候（约510年），依照叙巴里斯人的说法，他们和他们的国王铁律司正 准备出征克罗同，而克罗同人听到消息之后大感恐慌，便请求多里欧司前来 帮助他们。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多里欧司和他们一同到叙巴里斯去并帮 他们攻取了这个地方。叙巴里司人关于多里欧司和他的一行人等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克罗同人却说。在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的时候，除去雅米达伊族 的一个埃里斯的卜者卡里亚斯之外，并没有异邦人帮助他们。关于这个人， 故事说他曾从叙巴里斯的僭主铁律司那里逃到克罗同去，因为当他为了进攻 克罗同而奉献牺牲时，并没有看到有利的预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

    (45)这两个城邦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叙巴里斯人 所提供的证据是克拉提斯河的干涸的河道旁边的一座神殿和圣域，他们说这 是多里欧司在帮助攻克了这座城市之后，为了冠以克拉提亚之名的雅典娜神 而修造起来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他的死亡这一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是做 了有悖于神托指示的事情才遭到灭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只做他原来预定 耍他做的事情而不做任何本分之外的事情，那末他就会攻克并据有埃律克斯 地区，而他和他的军队也就不会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克罗同人却提供了 在克罗同境内特别给埃里斯人卡里亚斯的许多作为赠礼的土地，而卡里亚斯 的后人直到我的时代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面的，但是他们说，没有把礼物给 予多里欧司和他的后人。他们还说，如果多里欧司帮助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 的话，那他所得的礼物一定会比给卡里亚斯的礼物多许多倍了。这便是双方 所提出的证据。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

    (46)其他的斯巴达人也和多里欧司一同乘船出发去建立殖民地，这些人 是帖撒洛司、帕拉依巴铁司、凯列厄司和埃乌律列昂。这些人和全军人等来 到西西里之后，便在一次战斗中给腓尼基人和埃盖司塔人战败并被杀死了。 在这些人当中从惨祸之中得到生存的殖民者只有埃乌律列昂一个人，他把他 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赛里努司人的殖民市米诺阿，并且帮助赛里努 司的人民摆脱掉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统治。在废黜了这个人之后，他 自己便试图成为赛里努司的僭主，并且统治了那个地方，不过为时不久：因 为当地的人民起来反抗他并且在宙斯·阿哥莱伊欧司(市场的宙斯) 的祭坛那里把他杀死了，因为他曾经逃到那里去避难。

    (47)与多里欧司同行并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同人布塔启戴司的儿子 披力波司。他曾和叙巴里斯的铁律司的女儿订婚并给从克罗同放逐出来。但 是他对于婚事感到失望，因此他便乘船到库列涅去，从那里他又追随着多里 欧司出发；他带着他自己的三段桡船并且为他的船员负担一切费用。这个披 力波司是奥林四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是他当时最出色的希腊人。由于他的 美貌，他从埃盖司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人的荣誉。他 们在他的坟墓的近旁建立了一座神殿并且向他奉献牺牲来奉祀他。

    (48)多里欧司的死亡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容忍克列欧美涅斯的统治 并且留在斯巴达的话，他是会成为拉凯戴孟的国王的；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统 治的时期并不长久，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而只有一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

    (49)现在再说，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斯巴达的时候，正是 克列欧美涅斯当政的时候。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他和国王会谈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青铜板，板上雕刻着全世界的地图，地图上还有所有的海和所有的河流（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阿那克西曼得发明了地图）。在得到允许与克列欧美涅斯面谈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向他这 样说：“克列欧美涅斯，我这样热心地特地赶到这里来请你不要觉得奇怪罢。 因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伊奥尼亚人的儿子们要成为奴隶而失掉自由， 这件事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们，其中包括你们这些全体希腊人的首脑，特别是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我们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来请求你们，把你们的伊奥尼亚的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罢。这在你们是一 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异邦人并不是勇武有力的，但你们在战斗中的勇敢 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他们的作战方法，则他们是使用弓箭和短枪的。他们 在出发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而头上则裹着头巾，因此要征服他们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此外，那一大陆的居民比所有其他的人们加在一起都有更多的好 东西，首先是黄金，还有白银和青铜、色彩绚烂的衣服、驮畜和奴隶；这一 切的东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而他们所居住的国土是相互邻接的，下 面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你们。这里是伊奥尼亚人，这里是吕底亚人，他们居住 的土地是肥沃的并且生产极多的白银。”他说着，便指着他所带来的雕刻在 青铜板上的地图。随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又说：“紧接着吕底亚人的东面居 住的是普里吉亚人，据我所知，他们的家畜和谷物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 都比不上的。紧接着他们的则是卡帕多启亚人，我们则称他们为叙利亚人。 而他们的邻人则是奇里启亚人，奇里启亚人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边的海上 去，而赛浦路斯岛就是那边海上的；他们每年缴给国王的贡税是五百塔兰特。 和奇里启亚人相接的就是阿尔美尼亚人，这又是一个富有牲畜的民族；接着 阿尔美尼亚人的是领有我指给你的这块土地的玛提耶涅人。你还看到奇西亚 的土地接连着他们的土地，在那里，就在那个科阿斯佩斯河的岸上，有住看 大王的那座苏撒城，那里还有收藏看他的财富帑币的宝库。你们如果把这座 城攻取下来，那你们就甚至不需要害怕和宙斯斗富了。老实说罢，你们必得 和与你们同样强悍的美塞尼亚人，和阿尔卡地亚人与阿尔哥斯人作战是为了 什么呢？对美塞尼亚人作战还不是为了既狭窄、又不肥沃的土地，而阿尔卡 地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却又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死的黄金或白银。当你们 可以轻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 呢？”这便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讲的话。而克列欧美涅斯回答说：“米利郡 的客人，关于这件事情，两天之后等候我的答复吧”。

    (50)他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着指定给予回答的那天，他们来 到他们相互约定的地点时，克列欧美涅斯同阿里司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 国王的地方一共是多少天的路程。到当时为止，阿里司塔哥拉斯一直都是很 狡猾的并且巧妙地欺骗了这个斯巴达人，但是在这里他却失算了。原未。如 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诱到亚细亚去的话，他是永远不应当讲老实话的。然而 这一次他讲了并且说从海向内陆是三个月的路程。克列欧美涅斯一听这话， 立刻不要阿里司塔哥拉斯再谈他开始说的关于路程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并且 向他说：“米利都的客人，请你在日没之前离开斯巴达罢，如果你说你要把 拉凯戴孟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三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

    (51)克列欧美涅斯这样说了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宫殿去了。但是阿里司 塔哥拉斯却拿了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到克列欧美涅斯那里去，而在他进入 之后，他便利用请求庇护的人的权利请求克列欧美涅斯听他讲话，但首先要 把孩子们打发开去，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的那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正站在他的 身旁。她是他的独生女儿，大约有八九岁。克列欧美涅斯嘱告他把他愿意说 的话讲出来，不要因这个女孩子在场而有所顾虑。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答 应给克列欧美涅斯十塔兰特，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答应他的请求的话。克列欧 美涅斯拒绝了，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一直在增加他答应给克列欧美涅斯的 钱，直到他增加到五十塔兰特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便叫了起来说：“爸爸， 你躲开他走罢，不然这个生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欧美涅斯很高兴他的女 儿的劝告，于是到另一间屋子去了。阿里司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 实地永久离开了斯巴达，因而他竟没得到机会向下叙说从海到内地国王的地 方的路程。

    (52)下面我要讲一讲这条路的情况（从撒尔迪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要古老得多。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启亚有喜特的一个首都，而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首都和一面的撤尔迪靳与另一面的亚述联结起来）。在这条道路的任何地方都有国王的驿馆（国王的信使住在这些驿馆里，他们把信送到下面一个驿馆后再回到自己的驿馆）和极其完备的旅舍，而全部道路所经之处都是安全的、有人居住的地 方。在它通过吕底亚和普里吉亚的那一段里，有二十座驿馆，它的距离别是九十四帕拉桑该斯半。过去普里吉亚就到了哈律司河，在那里设有一个关卡， 人们不通过这道关卡是绝对不能渡河的，那里还有一个大的要塞守卫着。过 了这一段之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启亚，在这个地方里的路程直到奇里启亚的边 境地方是二十八个驿馆和一百 0 四帕拉桑该斯。在这个国境上你必须通过两 个关卡和两座要塞；过去这之后，你便要通过奇里启亚，在这段路里是三个 驿馆和十五帕拉桑该斯半。奇里启亚和阿尔美尼亚的边界是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要用渡船才可以过去的河。在阿尔美尼亚有十五个驿馆和五十六帕拉桑 该斯半，而那里有一座要塞。从阿尔美尼亚，道路便进入了玛提耶涅的地带， 在那里有三十四座驿馆，一百三十七帕拉桑该斯长。四条有舟楫之利的河流 流经这块地方，这些河流都是要用渡船才能渡过去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从同一个水源流出来的（指两条札布河）；前者发源于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后者则发源于玛提耶 涅人居住的地方。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疏导到三百六十道 沟渠中去的那个金德斯河（见第一卷第一八九节）。过去这个国土，道路便进入了奇西亚的地带，在 那里有十一座驿馆与四十二帕拉桑该斯半长，一直到另一条可以通航的河 流，即流过苏撒的那条科阿斯佩斯河。因此全部的驿馆是一百十一座。这样看来，从撒尔迪斯到苏撒，实际上便有这样多的停憩之地了。

    (53)如果这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该斯我计算得不错的话，如果每一帕拉桑该斯象实际情形那样等于三十斯塔迪昂的话，则在撒尔迪斯和国王的所谓美姆农宫之间，就是一万三千五百斯塔迪昂了，换言之，也就是四百五十帕拉桑该斯；而如果每日的行程是一百五十斯塔迪昂（ 在Ⅵ.101，希罗多德认为一个人一天的行程是二百斯塔迪昂）的话，那末在道上耽搁的日期就不多不少正是九十天。

    (54)因此，当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从海岸向 内地的行程要三个月之久的时候，他对拉凯戴孟人克列欧美涅斯所讲的话就 是真话了。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一段路程更精确地加以计算的话，那我也可以 说给他的。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加到其他的一段上面 去。这样，我就要说，从希腊的海到苏撒(美姆农市就是这样称呼的)的路程 就是一万四千另四十斯塔迪昂，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是五百四十斯塔迪 昂，这样三个月的路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

    (55)阿里司塔哥拉斯既然不得不离开斯巴达，他于是便到雅典去；雅典 摆脱统治它的那些僭主的情况是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僭主希庇亚斯的兄弟希帕尔科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告他说他将遭惨祸的梦，因而被 原来属于盖披拉人的一族的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杀死，但是在这之 后雅典人在四年中间却受到了不但不轻于，反而更重于先前的僭主的统治。

    (56)希帕尔科斯所梦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在泛雅典娜祭的前夜，他梦见 一个身量高而姿容美好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谜一样的诗 句： 用象狮子一样的忍耐心来忍耐那难以忍耐的苦难罢，世界上的任何人做 了坏事最后都是要得到报应的。而在天一亮的时候，他立刻便把他的梦告诉 了圆梦的人。在这之后不久，为了不再作这样的梦，便去率领一个行列去向 神奉献牺牲，而他就死在这个行列里面了（513年）。

    (57)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盖披拉人自称最初是从埃列特里亚来的。但是 根据我个人的探讨，他们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得莫斯一同来到今天称为贝奥 提亚的那一部分的腓尼基人，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被分配给了这些人， 而他们也便定居在那里了。卡德美亚人起初是被阿尔哥斯人赶出那里的（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六十年），而 这些盖披拉人又为贝奥提亚人所驱逐，于是他们便到雅典去了。雅典人在一 定的条件下接受他们为市民，但是不许他们参与在这里不值得叙述的许多事 情。

    (58)盖披拉人所属的，这些和卡得莫司一道来的腓尼基人定居在这个地 方，他们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 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 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 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它们的形状，而在他们使用这些字母时，他们把 这些字母称为波依尼凯亚：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给 带到希腊来的。此外，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 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 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59)在贝奥提亚底比斯地方伊司美诺斯·阿波罗神殿，我自己曾看到过 卡德美亚的字母。这种文字刻在某些三脚架上面，它们大部分和伊奥尼亚的 字母相似。在一个三脚架上面刻着下面的字句： 阿姆披特利昂从铁列波阿伊人的地方来奉献了我。这是拉伊欧司时代的 东西，拉伊欧司是拉布达科司的儿子，拉布达科司是波律多洛司的儿子，波 律多洛司又是卡得莫司的儿子。

    (60)在另一个三脚架上刻着六步格的诗句： 拳击家斯卡伊欧斯在博得胜利之后把我作为一件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 给了你，一箭千里的阿波罗神。如果这个斯卡伊欧斯就是奉纳者而不是和希 波库昂的儿子同名的另一个人的话，则斯卡伊欧斯就是拉伊欧司的儿子欧伊狄波司的时代的人了。

    (61)在第三个三脚架上，仍然是六步格的诗句： 身为国王的拉欧达玛司把我作为一个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给一望千里 的阿波罗神。在这个拉欧达玛司，即埃提欧克列司的儿子当政的时候，卡德 美亚人被阿尔哥斯人驱逐而逃到恩凯列司人的地方那里去。盖披拉人被留在 后面，但是后来为贝奥提亚人所迫而撒退到雅典去：于是，他们在雅典有为 他们自己专门修建的神殿，这神殿和其他雅典人没有关系。这些神殿特别是 阿凯亚·戴米特尔的神殿和密仪是和其他神殿有所不同的。

    (62)这样，我就叙述了希帕尔科斯所作的梦，以及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 盖披拉人的来历。现在我必须更进一步，回来叙述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 即雅典是怎样从僭主们的统治之下把自己解脱出来的。既然希庇亚斯成了雅 典人的僭主而且由于希帕尔科斯的死而更加虐待起雅典人来，为佩西司特拉 提达伊家所放逐而亡命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这一雅典家族，便想用和雅典 的其他亡命者共同使用武力的办法归国解放雅典，但是他们并未能做到这一 点，反而吃了大亏。他们曾在派欧尼亚的上方里普叙德里昂地方修筑了工事。 由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反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他们便从阿姆披克图昂 奈斯那里包筑当时还没有，但是现在才有的戴尔波伊神殿。由于他们既有钱 又和他们的父祖一样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便把神殿修筑得比原来设计的还 好，特别是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神殿，但结果他们是用帕洛司 的大理石修建了神殿正面的。

    (63)但是，根据雅典人的说法，这些人当时曾留在戴尔波伊并且用金钱 贿买了佩提亚，要她不管什么时候有斯巴达人前来向她请示公事或私事的时 候，就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因此，由于拉凯戴孟人总是听到这样的 神托，便派遣他们的一位市民、知名之士阿司特尔的儿子安启莫里欧司率领 军队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从雅典骗出，尽管他们原是亲密的朋友。因为神 的意旨在他们的眼中是比人的意愿更重要的，他们是循看海路用船只派遣了 这些人的。因此安启莫里欧司便在帕列隆登陆并且使自己的军队也在那里上 了岸；但是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便派人向与他 们结盟的帖撒利亚去请求帮助。帖撒利亚人应他们的请求，在商议之后派出 了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奇涅阿司和他所率领的一千名骑兵。当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得到了这些同盟者的时候，他们便想山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帕列隆平 原上的树木砍伐净尽以便人们可以在整个平原上驰骋自如，然后派出自己的 骑兵和敌军交锋。骑兵进袭敌人并杀死了安启莫里欧司，还有许多拉凯戴孟 人，并把残存的人们赶到他们的船上去。这样一来，从拉凯戴孟来的第一批 军队就这样地被赶回去了。安启莫里欧司的坟墓在阿提卡的阿罗佩卡伊，库 诺撒尔该斯的海拉克列斯神殿附近的地方。

    (64)在这之后，拉凯戴孟人便派出更大的一支军队去进攻雅典，他们任 命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为军队的统帅；这支 军队他们是循着陆路，而不是循着海路派出的。当他们侵入阿提卡的时候， 首先和他们交锋的就是帖撒利亚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立刻便被击溃，其中 四十多人被杀死，而那些得到活命的人们则尽量地找便捷的道路逃回帖撒利 亚去了。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在他率领着希望取得自由的雅典人来到城前时， 便把僭主们的家族赶到佩拉斯吉孔城寨里面去并在那里把他们包围了。

    (65)拉凯戴孟人的确到底也没有攻克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要塞(因为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一族在粮草方面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他们也便无意封锁这 座要塞)；拉凯戴孟人对这个地方只围攻了几天。便返回斯巴达去了。但是实 陈上，却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伴，这个事件伤害了一方面，却帮助了另一方 面，原来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孩子们在他们从那里暗中向安全的地方撤退 时被捉住了。这件事情把他们的全部计划都给打乱了，于是为了领回他们的 子弟，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在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 不久之后，他们便离开到司卡曼德罗斯河岸上的细该伊昂去了，他们君临雅 典人有三十六年（五四五到五○九年）。他们原来也是属于披洛斯人涅列达伊族，那往时是异邦 人，但是成为雅典人的国王的科德洛斯族和美兰托斯族也是和他们同样出于 同一祖先的。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铁斯为了纪念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佩 西司特拉托斯，因为涅司托尔的儿子的名字就是佩西司特拉托斯。 雅典人就这样地摆脱了他们的僭主之治的桎梏。自从他们取得自由以 来，直到伊奥尼亚叛变了大流士而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到雅典人这里来 要求雅典人的援助的时候，这之间他们所做的和所经受的一切值得记述的事 情，这都是我首先要叙述的。

    (66)先前便是强大的雅典，在它从僭主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就变 得更加强大了。在那里拥有最大权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 家的克莱司铁涅斯，人们都知道他曾经笼络过佩提亚：另一个是名门出身的 提桑德洛斯的儿子伊撒哥拉司。我说不清楚这个人的身世，但是他的族人是 曾向卡里亚·宙斯奉献过牺牲的。这两个人各自率领一派争夺政权，而克莱 司铁涅斯既然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民众结合到一起了。不久他便把原来 是四个部落的雅典人分成了十个部落，他废去了根据伊昂的四个儿子的名字 该列昂、埃依吉科列司、阿尔伽戴司和荷普列司所起的部落名称，而用其他 英雄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部落，在这些名称当中除去埃阿司之外，都是土著的 英雄的名字。他所以把异邦人的名字埃阿司加到这里面来，因为它是雅典的 邻人和同盟者。

    (67)但是在我看来，克莱司铁涅斯这样做，不过是模仿他的母亲的父亲 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罢了（克莱司铁涅斯统治希巨昂的时期是从六○○年到五七○年）。因为克莱司铁涅斯在对阿尔哥斯人开战之 后，便把希巨昂地方行吟诗人的比赛给停止了，理由是在荷马的诗篇里面， 几乎全部是以阿尔哥斯人和阿尔哥斯为吟咏主题的。此外，他想把阿尔哥斯 英雄塔拉欧司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从国内驱逐出去，因为这位阿德拉斯托斯 的神殿现在还耸立在希巨昂城的市场上。于是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 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托斯驱除出去、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阿德拉斯托 斯是希巨昂的国王，而他却是一个应当给石头砸杀的人。既然神不容许他实 现自己的想法，他便回去尽力想可以使他把阿德拉斯托斯铲除掉的什么一个 办法。于是当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便派人到贝奥提亚的 底比斯去，说他想把阿斯塔科斯的儿子美兰尼波司迎到自己的国里来。底比 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便把美兰尼波司迎到国内，并且在市会堂给他 指定了一块圣所，使他座镇在那里最坚固的地方。为什么克莱司铁涅斯要把 美兰尼波司迎到国里来呢(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原来美兰尼波司 乃是阿德拉斯托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阿德拉斯托斯曾杀死了他的兄弟 美奇司铁乌司和他的女婿杜德乌斯。既然给美兰尼波司指定了一块圣所，那末克莱司铁涅斯便把阿德拉斯托斯的全部牺牲和祝祭拿走，而送给美兰尼波 司了。不过希巨昂人对于阿德拉斯托斯一向是十分尊敬的，因为波律包司曾 是那个地方的主人，而阿德拉斯托斯又是波律包司的女儿的儿子。波律包司 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便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托斯了。在希巨昂人给予阿德拉 斯托斯的其他尊荣之外，他们还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祭祀 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狄奥尼索斯，而是为了阿德拉斯托斯的。但是克 莱司铁涅斯把歌舞队仍然给回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祭仪给予美兰尼波 司了。

    (68)他对于阿德拉斯托斯的处理办法就是这样。但是对于多里斯人的部 落，他改变了他们的名字，为的是不使他们和希巨昂人与阿尔哥斯人属于相 同的部落。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对于希巨昂人作了很大的侮弄，原来他给他 们起的新名字是从猪和■等词来的，只是把通常表示部落的语尾加到上面去 罢了，只有他自己的部落是例外。他给自己的部落起了一个表示自己的统治 的名称，把属于这一部落的人们你为阿尔凯拉欧伊(意为“人民的统治者”)，而称其他的部族为叙阿塔伊(意为“小猪”)、欧涅阿塔伊(意为小■——译者)或是科伊列阿塔伊(意为“小猪”)。希巨昂人不仅是在克 莱司铁涅斯的治下，就是在他的死后六十年中间都是使用这些名称的；但是 后来，他们进行了商议，而把部落的名称改为叙列依斯、帕姆庇洛伊、杜玛 那塔伊。此外，他们还添加了第四个部落的名字，这个名字依照阿德拉斯托 斯的儿子埃吉阿列岛斯的名字而称为埃吉阿列依司。

    (69)希巨昂人克莱司铁涅斯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克莱司铁涅 斯的女儿的儿子、因而承袭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的雅典人克莱司铁涅斯，在 我看来，他所以沿用他的外祖父的名字，是他也和他的外祖父一样瞧不起多 里斯人，因而他不愿使自己的部落即雅典人与伊奥尼亚人相同。他既然把当 时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平民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他便给这些部落起了新的 名字并且增加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从前的四个部落首长，而设立了十个部 落首长，把十个区划分给各个部落。在他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便比他的 对方要强大得多了。

    (70)伊撒哥拉司的这一方面既然失败了，他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来。他请 求克列欧美涅斯的帮助，因为克列欧美涅斯从围攻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时 候起便是他自己的朋友了。而且由于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的妻子有不 清不楚的关系，他曾经受到人们的指控。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先派使者到雅 典去，要求把克莱司铁涅斯和与他同党的其他许多雅典人驱逐出去，他把这 些人称为因凟神而受到咒诅的人。他告诉给使者要说的话都是伊撒哥拉司教 的。因为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和他们的同党曾被认为犯了杀人之罪，但伊撒 哥拉司与他的朋友并未参与其事。

    (71)雅典的那些被咒诅者，他们的名字是这样得来的。有这么一个曾经 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胜的名叫库隆的雅典人，他自视甚高因而竟想成为一 名僭主。于是他集结了一批和他年纪相仿佛的人，试图夺占城砦；但是当他 在这件事上面未能成功的时候，他便坐到女神神像的旁边去请求庇护。于是 当时治理着雅典的纳乌克拉洛司们（纳乌克拉里亚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长官纳乌克拉洛司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这里说他 们治理雅典与事实似有出入）答应决不用死刑来惩罚他们而把库隆和他的人们从那里带走，但是他们还是被杀死了，而杀人的罪名就给放到阿尔 克美欧尼达伊一家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时代以 前的（约六二○年和六○○年之间）。

    (72)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派人去并要求放逐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咒诅者，克 莱司铁涅斯自己便悄捎地离开了城市。尽管如此，克列欧美涅斯随后不久也 还是率领着不大的一支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便把伊撒哥拉司 所指名给他的七百个雅典家族，作为被咒诅者放逐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继而又试图解散议院（这里希罗多德指的大概是新的五百人院），而把当权的位置交给了伊撒哥拉司一党的三百人。但是 议院反抗他而不肯服从，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和他们的一党便占 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院一面的其他雅典人便团结起来，围攻了他们两天： 第三夭他们便缔结了作战条约，而他们当中的拉凯戴孟人则扫数离开了国 内。这样，克列欧美涅斯所听到的预言便应验了。原来当他去城砦想把它占 领的时候，他到女神的内殿去打算跟她讲话，但是女祭司却从她的坐位上站 了起来，而在他还没有迈到门里面来的时候就说：“拉凯戴孟的客人，回去， 不要进到圣堂里面来，因为多里斯人按规定是不能进到这里面来的”。但是 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里斯人，我是阿凯亚人”。于是他便不把这预 言放到心上，而是试图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的，他 和拉凯戴孟人再一次地被赶了出来。至于其他人，则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 而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戴尔波伊人提美西铁乌司。这个提美西铁 乌司在膂力和勇武方面成就了若干极其伟大的事业，这些事业都是我能够列 举的。

    (73)这些人在入狱之后，就都给处死了。在这之后，雅典人便派人去把 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克列欧美涅斯所放逐的七百家族迎了回来；然后，他们又 派使节到撒尔迪斯去，打算和波斯人结为同盟。因为他们知道，拉凯戴孟人 和克列欧美涅斯是不会轻轻饶过他们的。当使节到达撒尔迪斯并且按照所吩 咐的话说了一遍之后，撒尔迪斯的总督、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培普列涅 斯便问他们，他们这些想和波斯人缔结联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住在什么地 方，在他听使者说完之后，便给了他们一个答复：这一答复的大意是，如果 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的话，那末他就和他们结成同盟，但如果不 这样的话，他就命令他们回去。使者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结果同意了他的 要求，因为他们是一心想缔结联盟的。但是在回国之后，他们却因他们的做 法而受到了很大的责难。

    (74)另一方面，克列欧美涅斯认为他受到雅典人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很大 侮辱，因此并没有声明纠合的原因，他便从整个伯罗奔尼撒纠合了一支军队， 以便对雅典的民众进行报复并且立伊撒哥拉司为僭主。因为伊撒哥拉司也是 和他一起逃出了卫城的，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率领着大军一直入侵到埃列乌 西斯，而贝奥提亚人也便根据商量好的计划，攻取了阿提卡边界地带的欧伊 诺耶和叙喜阿伊，同时卡尔启斯人则从另一方面进攻并袭击阿提卡各地。雅典人虽然处于背腹受敌的地步，却决定一时先不去考虑贝奥提亚人和科尔启 斯人，而是一直向着侵入埃列乌西斯的伯罗奔尼撒人攻去了。

    (75)但是当两军正要交锋的时候，科林斯人他们却首先一致认为他们的 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撤退了。不久之后，斯巴达 的另一个国王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也这样做了，尽管他是和克列欧美 涅斯一同率领着军队从拉凯戴孟前来的，而且他从来和克列欧美涅斯也没有 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由于这一次的分裂而在斯巴达制定了一项法律，即当 派遣一支军队出去的时候，两个国王不能一同随军前往，但在这之前，他们 却是二人同去的。既然其中的一个国王可以免除军役，那末图恩达里达伊族 当中的一人也就要留在家里了。因此在埃列乌西斯，当其他的同盟军看到拉 凯戴孟人的两个国王并不一心，而科林斯的军队也离开了他们阵地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地撤退并离开了。

    (76)这是多里斯人第四次进入阿提卡了。两次他们是作为战争中的侵略 者来到这里的，两次则是来帮助雅典平民的。在第一次的时候是他们在美伽 拉建立一个殖民地(这次的远征若说是发生在科德洛斯统治雅典的时代是不会错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家。第四次就是克列欧美涅斯这次率领着伯罗奔尼撒人一直进抵埃列乌西斯 地方。多里斯人第四次入寇雅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77)这支远征的军队既然这样不光荣地解散，雅典人首先立刻便向科尔 启斯人进攻，以便向他们进行报复。贝奥提亚人为了援助科尔启斯人而来到 了埃乌里波斯。当雅典人看到对方有援军到来时，他们便决定首先攻击贝奥 提亚人，然后再进攻科尔启斯人。他们和贝奥提亚人交锋而获得了一次辉煌 的胜利。他们杀死了对方许多人并且抓了他们七百名俘虏。而在同一天里面， 雅典人还渡海到了埃乌波亚，在那里他们又和科尔启斯人交锋。而在同样地 制服了科尔启斯人之后，便在饲马者的土地上安置下了四千名屯田农民；至 于饲马者，则这是富裕的卡尔启斯人的称呼。他们抓了许多科尔启斯的俘虏， 他们使这些俘虏全都带上枷锁并将之和贝奥提亚的俘虏一同监禁起来：但是 后来他们规定了每人二米那的赎金而把这些俘虏释放了。雅典人把用来拘系 囚犯的枷锁悬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在给美 地亚人的火灾而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庙。此外：他们 还奉献了十分之一的赎金用来铸造了一具青铜的驷车。这个青铜的驷车，就 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雅典的子弟们立了辉 煌的战功，他们制服了贝奥提亚和科尔启斯的武力，用狱里的铁锁消灭了敌 人的横傲； 他们把赎金的十分之一制成这些马匹呈献给帕拉司。

    (78)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 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 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 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 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 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 了。

    (79)以上便是雅典人所作所为的一切。但是，随后底比斯人便想对雅典 进行报复而向神去请示。佩提亚说，底比斯人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是谈不到复 仇的，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交给民会来办理并且向他们的最近的邻人请求援 助。因此在请示神托的人们回来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大会，把神托在会上宣 布了。而当底比斯人知道神托指示给他们要向最近的邻人求援的时候，他们 一听见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最近的邻人不正是塔那格拉人、 科洛那亚人、铁司佩亚人么！而且这些人一直是我们的战友并且和我们共同 戮力作战的。这还需要向他们去请求么？也许神托的话所指的不是这个罢”。

    (80)对于神托的话，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终于有一个懂得了神托 的意思，于是他说：“我想我是懂得神托告诉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的。铁 贝和埃吉纳据说是阿索波司的女儿，既然她们是姊妹，则神的回答的意思： 我以为，是应该请求埃吉纳人来为我们报仇”。既然他们对于这个神托没有 更好的解释，他们便立刻派人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请求他们的帮助，因为这 是神托的命令而且埃吉纳人又是他们的最近的邻人。埃吉纳人答应了他们的 请求，说是要派埃伊阿奇达伊族去帮助他们。

    (81)底比斯人仗着有埃伊阿奇达伊族和他们在一起而重新挑起了战争， 但是他们又吃了雅典人很大的苦头，因此他们便再一次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要 求派出新的人来，而把埃伊阿奇达伊族送了回去。当时埃吉纳人正由于本身 的繁荣而洋洋自得，再加上他们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依照底比斯人的请求， 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和雅典人打起来了。但雅典人正在忙于对只奥提亚人作 战，于是埃吉纳人便乘船下行到阿提卡来，蹂躏了帕列隆和沿岸地带的其他 许多市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雅典人遭受了极大的损害。

    (82)埃吉纳人和雅典人之间长期间不得解开的怨仇，原来是这样结起来的。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这一灾害的来由。佩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佩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因此埃披道洛斯人便请求雅典人允许他们到那里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而且 据说当时确实是除了雅典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橄榄树。雅典人同意把橄榄 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埃披道洛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阿司和埃列克铁乌斯奉献供物。埃披道洛斯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的请求便得到了允许。他们建立起了用这些橄榄木制做的神像；于是他们的土地就生产了果 实，而他们也履行了他们和雅典人的约定。

    (83)直到当时，都和当时以前的时候一样，埃吉纳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服 从埃披道洛斯人的，特别是埃吉纳人要渡海到埃披道洛斯去，在那里请求判 决他们相互间的一切诉讼事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造船并且妄自 尊大起来，结果竟至叛离了埃披道洛斯人；他们相互之间既然成为寇仇，而 且埃吉纳人又占着海上的优势，于是他们便使埃披道洛斯人遭到了很大的损 害，同时又把埃披道洛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象偷了去，而把它们 安放在他们国家腹地的、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二十斯塔迪昂远的一个名叫欧 伊亚的地方。把神像安置在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便用奉献的各种牺牲和妇女 的滑稽歌舞队来奉祀它们，为每一位神的会唱队都任命了十个负担费用的 人。而歌舞队中的妇女的挖苦对象不是任何男子，而是当地的妇女。埃披道 洛斯人也有同样的仪式，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不许向别人说的宗教仪式。

    (84)但是当这两座神像被偷去的时候，埃披道洛斯人却停止履行他们向 雅典人约定的义务了。于是雅典人便派出一名使者到埃披道洛斯人那里去表 示自己的愤怒，但是埃披道洛斯人却申辩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说， 只要神像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他们是会履行约定的，但是现在他们既然被 劫走了神像，那他们就不应当再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而现在应当献纳供物 的却是拥有神像的埃吉纳人了。雅典人于是派人到埃吉纳去，要求送回神像， 但是埃吉纳人却回答说他们和雅典人是无交道可打的。

    (85)根据雅典人的说法，在雅典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就派出 了一艘上面载着某些市民的三段桡船，这些代表全体人民被派出来的人到了 埃吉纳之后，便想把那用阿提卡的木料制成的神像从座上搬下来带走；但是 当他们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它们的时候，他们便用绳子把这两座神像绑起来 拖它们，而当他们用绳子拖的时候，他们遇见了雷击，同时又遭到了地震。 于是那些拖神像的三段桡船的水手们便心神错乱起来，而他们在这种错乱的 心情之下，竟相互象对敌人那样地厮杀起来，直到最后他们只剩下了一个人， 自己回到帕列隆来了。

    (86)关于这件事，雅典人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埃吉纳人却说雅典人不 是只乘着一艘船(因为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甚或几艘船的话，那末那使他 们自己没有船只，他们也是很容易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是乘着许多只 船在他们那里上陆的，结果他们没有进行海战，便向雅典人投降了。但是他 们却从来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是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自己在海战方面不行才 投降的，还是因为他们故意做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埃吉纳人说，在雅典人 看到没有人出来和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便从船上下来，着手去搬运神像， 然而他们既然不能把神像从台座上搬下来，他们便用绳子缚住神像向下拖， 而在他们拖呀拖呀的时候，这件事别人也许相信，但我是不相信的，两座神 像竟一同向着他们跪了下来。从那时起这两座神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了。这 就是雅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关于他们自己，埃吉纳人说，他们知道雅典人 想对他们作战，于是他们便预先保证了阿尔哥斯人对他们的援助。因此当雅 典人在埃吉纳地方登陆的时候，阿尔哥斯人便前来援助埃吉纳人，阿尔哥斯 人是从埃披道洛斯偷偷地渡海到岛上来的，登陆之后便乘雅典人之不备向他 们进攻，把他们和他们的船只切断。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雷， 同时还遇到了地震。

    (87)这就是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的说法，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 间只有一个人安全地返回了阿提卡。但是阿尔哥斯人说，把雅典人在只有一 个人生还的战斗中击溃的正是他们，雅典人则说击溃了他们的是神力。但是 雅典人说，即使是这个生还的人也没有得救，而是象下面所说那样地死掉了。 原来他自己回到了雅典，把经过的惨事告诉了大家。据说当被派出去进攻埃 吉纳的那些人的妻子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 个人安全返回这伴事十分气愤，于是她们便集合在他的周边向他追问她们自 己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并用她们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这个人就这样地 被刺杀了。在雅典人看起来，妇女们所干的这件事情比起他们的不幸遭遇来 是更要可怕的。据说，他们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便把她们 的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原来直到当时为止，雅典的妇女是穿着和科 林斯人的服装非常相似的多里斯式服装。结果这种服装就给变成了亚麻外 衣，以便她们不会再用别针。

    (88)然而，若是讲老实话，这种衣服不是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 卡里亚的。因为在希腊本上，古代的全部妇女的服装都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多里新式的服装一样的。另一方面，至于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这一点也 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一个国家作出一个规定，即他们的别针 应该制作得比过去一般规定的长度长一半，而他们的妇女要特别把别针奉献 到以上那些女神的神殿里去；而阿提卡制造的其他任何物品和陶器都不能带 到神殿里面去，但是那里却习惯于用国产的器皿来饮水。因此阿尔哥斯和埃 吉纳的妇女从那时起便由于和雅典人不和而戴着比先前要长的别针。而直到 我的时代她们还是这样做的。

    (89)雅典人和埃吉纳人开始结怨的缘由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了。因此，在 底比斯人前来邀请的时候，埃吉纳人立刻就来帮助只奥提亚人了，因为他们 还没有忘掉神像的旧事。埃吉纳人蹂躏了阿提卡的沿海地带，雅典人于是立 刻开始着手对他们派出讨伐的军队。但是从戴尔波伊却来了一个神托，命令 他们在埃吉纳人的这次蹂躏之后三十年中间不要轻举妄动，而在第三十一年 里，则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再对埃吉纳人发动战争。这样他们便可 以顺利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如果他们立刻派出一支军队攻打他们的敌人的 话，他们诚然最后也可以制服他们的敌人，但是在这期间他们要受很多的苦， 而且还要付出极大的气力。当雅典人听到人们把这一神托告诉给他们的时 候，他们便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这个圣域现在就在他们市场的地方； 但是既然埃吉纳人把他们蹂躏得这样苦，他们实在忍不住在三十年中间按兵 不动。

    (90)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报复的时候，在拉凯戴孟却发生了一件妨碍 了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知道了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对佩提 亚所施的策略以及佩提亚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策略的时 候，他们由于双重的理由而感到十分气愤，一则是由于他们从他们的祖国驱 逐了他们自己的盟友，再则是由于他们这样做而雅典人对他们并没有表示感 谢之意。此外，他们还受到神托的嗾使，因为神托警告他们说、雅典人将要 对他们做出许多使他们对之结怨的事情来。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不晓得这些 神托的。但是现在克列欧美涅斯却把神托带到斯巴达来，而拉凯戴孟人也就 知道了这些神托的内容。克列欧美涅斯是从雅典的卫城得到了神托的；在当 时之前，神托是在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手里，但是当他们被驱逐的时候， 他们把它忘在神殿里了。既然被遗忘，这些神托就重新给克列欧美涅斯得到 了。

    (91)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 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 则这些人是很可能会有一无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但如果这些人受看僭主 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既然有了这样 的想法，他们便派人从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亡命地点海列斯彭特的细该伊 昂那里把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召了来。希庇亚斯应召来到之后， 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国的使者们也召来，对这些人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错了。因为我们受到伪造的神托的愚 弄，把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并且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的人们从他们的祖国 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了，而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把那个城邦交到无恩无义的 民众手里去了；这些人只要借着我们的力量得到自由而抬起头来，他们立刻 便会用各种办法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和我们的国王驱逐出去、 而现在他们现在已神气起来并且也越来越强大了。既然他们的邻邦贝奥提亚 人和科尔启斯人特别已经知道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认为其他各国不 久也会知道他们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既然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我们就要试 图借着你们的帮助向他们进行报复，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把你们 在这里看到的希庇亚斯召来，把你们也从你们的城市请来，以便使我们的意 见统一起来而力量也结合到一起，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他带回雅典并归还我们 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

    (92)以上便是拉凯戴孟人所说的一番话，但是他们的话在他们的大部分 的盟国听起来却是很难接受的。在其他人等都默不作声的时候，一个叫做索 克列期的科林斯人说：“(a)拉凯戴孟人啊！你们现在正是在破坏平等的原则 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这真是让天空在大地的下面，大地在天空 的上面，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啊。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象 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 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 的城邦立僭主罢。但是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从来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 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 的。而且，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于这件事你们的看法 就会比你们现在明智得多了。 (β)科林斯人的国家组织形式，现在我想来说一说。统治者是少数人， 即称为巴齐亚达伊的少数人，他们执掌着城市的大权，而他们之间又是相互 通婚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姆庇昂的人，他有一个名叫拉布达的跛腿 女儿。既然看到巴齐亚达伊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娶她，她便被嫁给了佩特拉市 镇的埃凯克拉铁司的儿子埃爱提昂，他原来是拉披塔依人凯涅乌司的后代。 他娶了这个妻子或任何其他妻子后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于是他为了孩子的事 情到戴尔波伊去问个究竟。而在他刚一进入圣堂的时候，佩提亚立刻向他说 出了下列的诗句： 埃爱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 你的。 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 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不知怎的到了 巴齐亚达伊族的耳朵里去，而他们对于送到科林斯来的前一个神托也是不了 解的，尽管这一神托的意义和给埃爱提昂的那个神托的意义是一样的。神托 里的诗句是这样： 雌鹰在山里怀孕，一只雄壮 而凶猛的 狮子将要从那里诞生；它将要把许多人 的膝头解开。 因此，你们这些科林斯人，我要你们 很好地注意一下， 你们这些住在美丽的佩列涅泉的旁边， 住在巍峨的科林斯的人们啊！ (γ)在先前给巴齐亚达伊族的这一神托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但是现 在，当他们知道了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的时候，他们立刻懂得，前一个神 托和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是符合的。他们既然也懂了这个预言，他们便按兵 不动地等在那里，打算把给埃爱提昂生下的不管什么东西给毁掉。因此，当 他的妻子一分娩的时候，他们便派出了他们同族的十个人到埃爱提昂住的市 镇去以便把小孩杀死。这些人来到佩特拉，走进埃爱提昂的住所来要这个孩 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丝毫也不晓得的拉布达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 于他们和孩子的父亲的友谊，因此便把它带了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人。故事 说，这些人在道上会商议好，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应当把它摔到地上去。因 此当拉布达把孩子带来并交出孩子的时候，由于上天的保佑，这个孩子竟向 接过它的那个人微笑起来。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微笑而恻隐之心使他不忍下毒 手，因而他便由于心里发软而把孩子交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交给第三 个人，这样经过了十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把它杀死。于是他们把这个 孩子交回给他的母亲而出去了，他们站在门前相互埋怨和责怪起来，但主要 是对那第一个接过了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他们计划好的办法去做。过 了一会儿、他们才想到再进去，大家一齐动手来杀死这个孩子。(δ)但是神 托注定埃爱提昂的后人将会是科林斯受难的原因。因为拉布达站在离门很近 的地方，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听到了。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而再来拿走这个 孩子而把它杀死，于是她便把孩子带走，而把它藏在一个柜子里，因为她认 为这个地方是最难找到的。原来她知道，如果他们回来着手搜寻的时候，他 们是会把每个地方都搜查到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了。他们前来搜查， 但是在搜查不到时，他们便决定回去并且告诉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按 照命令把一切都办妥了。(ε)这样，他们就离开并且这样报告了。但是埃爱 提昂的儿子很快地成长起来了，而且由于他逃脱了那次的危险，他便由于那个柜子而起名为库普赛洛斯(希腊语的库普赛列■νψ■λη原意即柜子)。而当库普赛洛斯长大成人而到戴尔波伊请示神托的时候，戴 尔波伊便给了他一个有双重意义的神托。库普赛洛斯相信了这个神托，于是 他攻打并取得了科林斯。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到我的圣堂里米的这个人是幸福的，埃爱提昂的儿子库普赛洛斯，著名 的科林斯的国王，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是幸福的，但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却不 是幸福的。以上就是神托的话。但是库普赛洛斯在取得了僭主的权力以后， 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他剥夺了许多人的财产， 更杀害了为数要多得多的人的生命。 (ζ)他统治了三十年（六五五年到六二五年）并且得到了善终，继他为僭主的是他的儿子佩利安 多洛斯。佩利安多洛斯在起初，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通过 自己的使者和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有了交往之后，他就变得比库普赛 洛斯残暴得多了。因为他有一次曾派遣一名使者到特拉叙布洛斯那里去，去 请教他使用怎样的办法最安全地处理事务，才能够把他的城邦治理得最好。 特拉叙布洛斯把从佩利安多洛斯派来的这个人领到城外的一块谷地来，而当 他经过这块谷地的时候，他便一再地询问来人有关于从科林斯前来的事情， 同时却不停地把长得比别的穗子高的穗子剪下来抛掉。他便这样地走过了整 块的田地并把谷物中所有最好的和收成最好的部分毁掉了。在这之后，他一 言不发，便把使者打发走了。当使者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佩利安多洛斯急于 想知道他所带回来的忠舍是什么，但是这个使者说，特拉叙布洛斯并没有给 他任何忠告，他认为他被派去见的那个人是一个性情奇怪的人，因为他是一 个精神失常的人而且是一个毁掉自己财产的人。于是他把他看到特拉叙布洛 斯所做的事情叙说了一遍。 (η)但是佩利安多洛斯明白了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并且认识到，特拉叙布洛斯是劝告他杀死他的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并且从此要以非常残暴的手 段来对待自己的臣民，用诛杀或是流放的办法。库普赛洛斯所没有做到的事 情，佩利安多洛斯都给完成了；而在一天里，由于他自己的妻子梅里莎的原 故，他把科林斯的全体妇女都给剥得精光。因为他曾派遣使者到阿凯隆河河 畔的铁斯普洛托伊人那里去，请示死者关于一个异邦人委托的物品的神托。 但是梅里莎的幽灵出现了，她说她什么也不舍他，也不告他托存的物品在什 么地方，因为她说她冷而且没有穿任何衣服。原来佩利安多洛斯虽然把衣服 和她一同埋葬，但是没有把衣服烧掉，因此这衣服对她便没有用了。她说她 要举出这样一件事情来证明她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即佩利安多洛斯曾把面包 放到冷却的灶里面去。当这话给带回到佩利安多洛斯那里去的时候(因为他曾 和梅里莎的尸休交媾，因此他知道她所举出的证据是真的)，他听了这话之后 立刻宣布说全体的科林斯妇女都应当到希拉的神殿来。因此她们来的时候就 象参加节日的庆祝一样，把她们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佩利安多洛斯却把 自己的亲卫兵安置在那里，不分贵妇和女仆，一律剥下她们的衣服并且把所 有的衣服堆到一个穴里烧掉，同时并向梅里莎进行祷告。当他这样做了之后， 第二次派人去到梅里莎那里去，于是梅里莎的幽灵就告诉了他异邦人存放的 物品在什么地方。 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要知道这就是僭主政治，而这就是它所干的勾当。 当我们科休斯人看到你们把希庇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十分惊讶的。 但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讲话，我们便更加惊讶了。因此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各个城邦建立僭主政治罢。如果你们不停止这样做，而 不正当地试图把希庇亚斯带回来的话，那末你们可要知道，科林斯人是不会 同意你们的做法的。”

    (93)以上便是科林斯的代表索克列斯所讲的一番话。和他答话的是希庇 亚斯，他和索克列斯一样呼告诸神前来作证，他说，当科林斯人注定要为雅 典人所烦扰的宿命时刻到来时，则科林斯人的确是会比任何人都更想念佩西 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希庇亚斯所以这样地来回答，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确 切地体会到神托的含意。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代表，在 他们听到索克列斯的无所顾忌的发言时，他们也就都讲了话并且表示同意科 林斯人的意见，他们都请求拉凯戴孟人不要对希腊的城邦实施任何革新。

    (94)这样一来，这个计划便作罢了。希庇亚斯不得不离开了。马其顿人 的国王阿门塔斯想把安铁莫斯给他，而帖撒利亚人则想把约尔科司给他。但 是他都不愿意要，而是再回到细该伊昂，这是佩西司特拉托斯用武力从米提 列余人那里夺取过来的市邑，而在把它征服之后，他便把他和一个阿尔哥斯 妇人之间所生的庶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安置在那里做僭主。但是海该西斯特 拉托司并未能和平无事地保有他从佩西司特拉托斯所承受过来的地方，因为 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在长年中间从阿奇列昂和细该伊昂城出兵兴战。米提列 奈人出兵是要收回失地，雅典人则是不承认它，他们所持的论据则是爱奥里 斯人对于伊利亚斯的领土，并没有比他们本身。或是比帮助美涅拉欧司为海 偷之被动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更多的权利。

    (95)在这一战争的战斗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下面的这件事情是 值得一记的：在雅典人取得胜利的一次战斗中，诗人阿尔凯峨斯临阵脱逃了， 但是在跑开时他的武器却被雅典人得到并且给悬挂在细该伊昂地方雅典娜的 神殿里。阿尔凯峨斯因此做了一首诗送到米提列奈去，在这首诗里他向他的 朋友美兰尼波司陈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是，至于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 则库普赛洛斯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给他们讲了和，他们在这件事上服从了他 的仲裁。讲和的条件是每一方面各自保有他们原有的地方。这样一来，细该 伊昂便归雅典来统治了。

    (96)但是从拉凯戴孟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 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展服于他和大流士。 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撒 尔迪斯来，警告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 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 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 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

    (97)他们作了这样的打算，因此也便对波斯人表示了敌视的态度。正在 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 斯来到了雅典，因为雅典这个城市是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强大的。阿里司塔 哥拉斯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谈到了亚细亚的 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 是很容易被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 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 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 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 列欧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 们议决派遣二十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 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就成了后来希腊人和异邦 人的纠纷的开始。

    (98)阿里司塔哥拉斯比其他人都要早地乘船出发了。他来到米利都之 后，便想了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 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国王大流士找找麻烦而已)。他派一 个人到普里吉亚的派欧尼亚人那里去，这些人是被美伽巴佐斯作为俘虏从司 妥律蒙河那里带来的，现在则不和别人杂居地住在普里吉亚的一个地区和一 个村落里；而当这个人来到派欧尼亚人的地方时，他就说：“派欧尼亚人， 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的道路的，如果你们 愿意追随他的话。整个伊奥尼亚现在都已起来反抗国王，而你们是有力量安 全地夺回你们自己的国土的。你们所负责的部分是一直到大海的地方，过去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派欧尼亚人在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是非常 欢喜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害怕危险而住在原地不动，但是其余的人却带着 自己的妻子儿女逃向大海去了。到了那里之后，派欧尼亚人便渡海到了岐奥 斯；而当着一大队波斯骑兵紧紧地追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里。波 斯人既然无法追上他们，他们便派人到歧奥斯去，命令派欧尼亚人回来；派 欧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却给岐奥斯人从岐奥斯带领到列斯波司去，而列斯波 司人又把他们带到多里司科斯那里去。从那里他们便循着陆路迈回派欧尼亚 了。

    (99)至于阿里司塔哥拉斯，则当雅典人率领着他们的二十只船来的时 候，当雅典人和其他联盟者都来齐了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拟定了一个 向撒尔迪斯进军的计划。和雅典人的二十只船同来的，还有五艘埃列特里亚 人的三段桡船，埃列特里亚人前来参加战争不是为了取悦雅典人，而是为了 米利都人，前来报答米利都人对他们的恩谊的(原来在这之前，当埃列特里亚 人对卡尔启斯人作战时，米利都人曾是他们的联盟者，但同时萨摩司人却来 帮助卡尔启斯人以对抗埃列特里亚人和米利都人)。他本人并不和军队一同前 进而是仍旧留在米利都，并任命其他人担任米利都人的统帅，这就是他自己 的兄弟卡罗披诺司和另一个叫做海尔摩庞托司的市民。

    (100)带着这样的兵力来到了以弗所的伊奥尼亚人、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 索司地方下了船。他们自己率领着一支大军向内地迈进，而使以弗所人在路 上作他们的响导。他们沿着凯科斯河行进并且从那里越过特莫洛斯山，这样 他们便到了撒尔迪斯并攻占了它，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攻占了它所有 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卫城，因为那里有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一支大军防守着。

    (101)但下面的情况使他们不能劫略这座城市。撒尔迪斯的较大部分的房 屋都是茅草造成的，即使有一些砖造的房屋，它们的屋顶也都是茅草盖成的。 结果是，如果有一个兵把这样的一所房子点着。大火就会一所房屋接着一所 房屋地在全城烧起来。在城市看火的时候，吕底亚人和市内的全体波斯人， 由于火烧了外围而从四面八方向着他们迫来，而他们又无法逃出城外，因而 他们便都拥到市场以及流经市场的帕克托罗司河的地方来，帕克托罗司河从 特莫洛斯山把金砂带了下来，象海尔谟斯河流入海里那样地流入海尔谟斯 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合在帕克托罗司河河畔的市堤上，并不得不在那里 保卫自己。当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某些敌人保卫自己，又有一大群人迫近 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于是便从城里向名为特莫洛斯的山那方面去，到 入夜的时候，他们就离开那里上了船。

    (102)这样，撒尔迪斯和在那里的当地女神库贝倍的神殿就化为灰烬了 （四九八年）；而后来波斯人便以这座神殿的焚烧为借口，把希腊的砷殿都给烧掉了。但 是，这个时候，住在哈律司河这一边的波斯人，在听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 便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不过他们却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不在撒尔迪 斯了。但是他们却在后面追踪而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 那里列阵迎击他们，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他们中间有不少知名之士死在波 斯人的刀下，特别是埃列特里亚人的统帅埃瓦尔启戴司，这个人曾因在比赛 时获胜而获得桂冠并且曾受到凯欧斯的西蒙尼戴斯的很大的赞赏。在战斗中 幸而活命的那些伊奥尼亚人便各自逃散，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103)他们当时便是这样进行战斗的。但是不久雅典人便完全离开了伊奥 尼亚人并拒绝帮助他们了，尽管阿里司塔哥拉斯曾派使者前去恳切请求。虽 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雅典联盟者，却仍是同样积极地继续准备对国王 的战争(原来他们对大流士从一开头就已经这样干了)。他们乘船到海列斯彭 特去并且征服了拜占廷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市。然后他们又乘船离开 了海列斯彭特到卡里亚去，并使大部分的卡里亚人都站到他们的一面来。因 为甚至直到当时不愿意和他们结成联盟的卡乌诺斯，在撒尔迪斯被烧之后都 和他们结合起来了。

    (104)而且，除去阿玛图司人以外，全体赛浦路斯人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因为他们也叛离了美地亚人，叛离的经过是这样。有一个叫做欧 涅西洛司的人，他是撒拉米司人的国王戈尔哥斯的弟弟、凯尔西司的儿子埃库贝倍是音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伟大女神。 维尔顿的儿子西罗莫斯的孙子。这个人以前常常劝说戈尔哥斯叛离大流士， 而当他知道伊奥尼亚人也叛离了的时候，他也便立刻极力催促戈尔哥斯这样 做。但是当他不能说服戈尔哥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党便等待着他的哥哥走 出撒拉米司城的时候，把城门关上不许他进来。失去了自己的城市的戈尔哥 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而欧涅西洛司便成了撒拉米司的国王。他说服全赛 浦路斯与他一道叛离了大流士，例外的只有不肯听从他的阿玛图司人。于是 他便围攻了他们的市邑。

    (105)于是欧涅西洛司便围攻了阿玛图司。但是当大流士听说撒尔迪斯被 攻克并且给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烧掉，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中哥拉斯又是结 党策谋这个计划的首脑人物的时候，据说他刚一听到这话并不把伊奥尼亚人 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所有他们都不能因叛变行动而免于惩罚，而只是问雅 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 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在把这支箭射到上空去的时候他祈求说： “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罢！”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 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106)在发出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大流士便把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召 到他的面前来，这时他已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留在身旁有很长一个时候了。大 流士于是问他：“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听说你把米利都付之管理的那个代理 官已经叛离了我。他从对面的大陆渡海把人们带了过来，说服了因其行为而 应受我的惩罚的伊奥尼亚人和他们纠合到一起，并且掠夺了我的撒尔迪斯 城。因此现在我要问你，你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不对？而且不是你从中策划， 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能够做出来？你可要小心今后不要叫人发现你是要对这些 行动负责的。”听了这话之后，希司提埃伊欧斯便回答说：“主公，你讲的 这是什么话？我是绝不会出那会使你招致不论是大的或小的损害的任何主意 的！而且我要这样做，我是想干什么呢？我又是缺少什么呢？你所有的一切 东西我都可以有，而且我又有这样的荣誉来和你商量一切事情。而且，如果 我的代理官确实做出了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情，那请你确信，这他是自己想 这样做的。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能相信这样的情报，说米利都人和我的代 理官背叛了你。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而且国王你所听到的事实是真实 的事情的话，那末我就请你好好地注意一下，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出来， 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我被调离伊奥尼亚人的 视界，伊奥尼亚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他们久已想望的事情，而如果我在伊 奥尼亚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城邦作乱了。因此，请尽速把我派到伊奥 尼亚去，这样我便可以使那个地方恢复原来的安定秩序并且把策圳这一切的 那个代理官引渡到你的手里。因此，当我依照你的意旨把这伴事完成的时候， 我用你们王室的诸神来发誓，在我使海上最大的萨尔多岛（即萨地尼亚）向你纳贡之前，我 决不脱掉我下去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

    (107)希司提埃伊欧斯就是这样说的，他的本意在于欺骗，但是大流士却 同意他的话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命令希司提埃伊欧斯，要他在完成他许下 的事情的时候，再到苏撒前来见他。

    (108)一方面，当关于撒尔迪斯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来，而大流士象我说 的那样用弓箭射了天空之后，他便和希司提埃伊欧斯商量；希司提埃伊欧斯得到了大流士的允许，便到海岸地带去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下面 我所说的事情。正当撒拉米司的欧涅西洛司围攻阿玛图司人的时候，他得到 消息说，一个叫做阿尔图比欧司的波斯人被认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 乘船到赛浦路斯来。欧涅西洛司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派使者到伊奥尼亚各地 去召集人民，而伊奥尼亚人在稍加考虑之后便率领一支大军来到了。因此， 当波斯人从奇里启亚渡海后循着陆路向撒拉米司推进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正 在赛浦路斯，同时腓尼基人正乘船绕过了一个称为赛浦路斯之钥的地岬。

    (109)既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赛浦路斯的僭主们于是把伊奥尼亚人的将 领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们赛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你 们作战的对手，波斯人或是腓尼基人。因为，假如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列阵并 且和波斯人一决雌雄的话，那末你们现在就应当下船在陆上列阵，而我们则 登上你们的船对腓尼基人作战；如果你们宁愿意和腓尼基人较量，那你们当 然也可这样做。不过不管你们选择什么人为作战对象，都务必要做到使伊奥 尼亚和赛浦路斯得到它们的自由，因为它们是指望着你们的”。于是伊奥尼 亚人回答说：“可是，我们是伊奥尼亚根据全体一致的决定派出来保卫海洋 的，不是把船交给赛浦路斯人而自己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的。因此我们将 努力在交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勇敢地完成任务。而你们也必须奋起勇敢作战， 因为你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给美地亚人做奴隶时的痛苦的。”

    (110)伊奥尼亚人便是这样回答的。波斯人不久就来到了撒拉米司平原， 于是赛浦路斯的国王们便下令列阵备战，他们把撒拉米司人和索罗伊人的最 精锐的部分选出来和波斯人对抗，而用其余的赛浦路斯人来抗击敌军的其他 部分。欧涅西洛司自己则选了一个阵地率军与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相对 峙。

    (111)阿尔图比欧司所骑的马受过这样的训练，这种马一遇到和披甲的步 兵作战时就要直立起来。欧涅西洛司听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向他那精干战术 并且非常勇敢的卡里亚族的盾手说：“我听说阿尔图比欧司的马会直立起来 并且会把任何它遇到的人猛踢猛咬。你想一下并立刻告诉我，你所伺伏和要 打击的是哪一个，是阿尔图比欧司本人还是他的马”。于是他的这个走卒回 答他说：“国王，我准备打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都打，你怎样吩咐， 我就怎样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合适的做法。在我看来，国王和 将领是应当对付国王和将领的(如果你杀死一个敌人的将领的话，那你就成就 了一件伟大的功业，而如果，当然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他杀死了你的话， 那末被一个够得上是对手的人杀死，死亡的悲惨程度也是会减少一半的)，而 对于我们这些仆从来说，那我们是应当和与我们同样身分的仆从，乃至和马 匹作战的。不要害怕马的那些把戏。我向你保证，它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在战 斗中玩这套把戏了。”

    (112)以上便是他说的话。紧接着两军在陆上和海上的激战就开始了。伊 奥尼亚人那一天在海上表现出占着很大的优势，他们打败了腓尼基人；在他 们当中，萨摩司人是最勇敢的。在陆地上，当两军相会时，他们便相互交起 锋而打起来了。下面我要说一说关于这两个将领的事情。阿尔图比欧司拍马 向欧涅西洛司攻来，而欧涅西洛司则象他和他的盾手约定的那样，一下子把 乘马向他打来的阿尔图比欧司刺下马来，而当阿尔图比欧司的马直立起来把 它的前脚踏在欧涅西洛司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刻便用他的新月 形的刀把马腿割了下来。这样一来，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和他的马便都 战死了。

    (113)当其他人等还在作战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铁塞诺尔却率领着他 的一批人数不算少的人投敌了。据说这些库里昂人是阿尔哥斯人的移民。在 库里昂人投敌的时候，撒拉米司人的战车也学了他们的样子。这样，结果就 使波斯人占了赛浦路斯人的上风。因此军队被击溃了，许多人被杀死了。阵 亡的人当中有发动了赛浦路斯人起事的凯尔西司的儿子欧涅西洛司，还有索 罗伊人的国王阿里司托库普洛司。阿里司托库普洛司是披罗库普洛司的儿 子，而当雅典的梭伦在他到赛浦路斯来的时候，曾在一首诗里称赞这个披罗 库普洛司，说他比所有其他的僭主都好。

    (114)关于欧涅西洛司，则阿玛图司人是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到阿玛图司 去。他们把这个头高悬在城门之上，因为他曾经围攻过他们的城市。在欧涅 西洛司的首级挂在那里若干时候后，里面就空了，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去 满满地造了窠。由于有了这样的现象(阿玛图司人便请示关于这个髑髅的神 托)，神托指示他们把这个髑髅拿下埋起来，并且每年象对英雄那样地向欧涅 西洛司奉献牺牲。神托说，他们这样做，运气就会变好。

    (115)阿玛图司人这样做了，他们直到我的时候还是这样做的。但是当着 在赛浦路斯的海面上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知道欧涅西洛司的一切已经垮 台，而除了撒拉米司人交给了他们先前的国王戈尔哥斯的撒拉米司之外赛浦 路斯的一切城市均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一接到消息立刻乘船跑到伊奥尼亚去 了。在赛浦路斯的城邦当中，被围攻得最长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第五 个月里用了把对方城墙下面掘空的办法才攻克了这座城邦。

    (116)这样，赛浦路斯人虽然在一年中间争得了自由，结果却再一次遭到 了奴役（四九七年）。同样是波斯的将领，而同样又都娶了大流士的女儿的达乌里塞司， 叙玛伊埃司和欧塔涅斯追击那些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并把他们赶到他 们的船上去。在这一胜利之后，他们就在他们中间分配了各个城邦并且把它 们劫掠一空。

    (117)达乌里塞司向海列斯彭特的各个城市进兵，他先后攻占了达尔达诺 斯、阿比多斯、佩尔柯铁、拉姆普撒柯斯和帕依索司。他攻占每一座城市所 费的时期是一天。正当他从帕依索司向帕里昂进兵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 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同谋背叛了波斯人，于是他便离开了海列斯彭特，率 领军队向卡里亚进发了。

    (118)但是，结果怎样呢，在达乌里塞司到达以前，卡里亚人就知道了这 个消息；而当卡里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便在玛尔叙亚斯河河畔的一个 叫做白柱的地方集合起来。这个玛尔叙亚斯河的发源地是伊德里亚司地区， 最后流注到迈安德罗司河里去。他们在那里集合时提出了许多计划，然而在 我看来，这些计划中最好的是金杜埃司人，娶了奇利启亚国王叙恩涅喜斯的 女儿为妻的玛乌索洛司的儿子披克索达洛司所提出的计划。披克索达洛司的 计划的要点是，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罗司河而背着这条河进行战斗，因 为这样他们既然被切断退路而不能逃跑，那他们便不得不坚守阵地，这样他 们就一定会比平时更加勇敢了。不过披克索达洛司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 多数人的同意，却反而是另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这就是要波斯人而不是卡里 亚人背向着迈安德罗司河，理由是如果这样的话，在波斯人被战败而退却时他们无法逃脱而是会被赶到河里去的。

    (119)不久之后，当波斯人到来并渡过了迈安德罗司的时候，他们和卡里 亚人就在玛尔叙亚斯河的河畔交锋了。卡里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战 斗，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了。波斯人死在那里的有两千人，而卡里 亚人阵亡的则多到一万人。他们当中逃出战场的人们则逃往拉布劳昂达，在 那里被赶到洋梧桐的大圣林、即宙斯。司特拉提欧司的圣域中去。在我们所 知道的人们当中，只有卡里亚人是向宙斯·司特拉提欧司奉献牺牲的。在被 赶到那里去之后，他们便商量如何能使他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是自己向 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全体一致退出亚细亚好呢。

    (120)但是正当他们商量的时候，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前来增援了。 于是卡里亚人便放弃了他们先前的计划并准备重启战端。他们迎击波斯人的 进攻，但是吃了比前一次还要惨重的败仗；他们的全军中阵亡的人很多，不 过米利都人所受的打击都是最重的。

    (121)但是后来卡里亚人从这次的灾祸恢复过来，又开始准备战斗了。他 们听说波斯人又出发向他们的城市进攻了，于是他们在佩达索斯地方的大道 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波斯人在夜间中了他们的伏兵而全部阵亡了，和他们同 时丧命的还有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司、阿摩尔盖司和昔西玛凯司。巨吉斯的 儿子密尔索斯也和他们一同阵亡了。指挥这一支伏兵的人就是美拉撒人伊巴 里诺司的儿子海拉克列戴斯。

    (122)这些波斯人就这样地阵亡了。那些追讨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 的人们中的一人叙玛伊埃司现在是向普洛彭提斯推进并在那里攻克了美西亚 的奇欧司。而在他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当他听到达乌里塞司已经离开海列 斯彭特并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便离开了普洛彭提斯而率军前往海列斯彭 特。他征服了住在伊里翁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人 的遗族的盖尔吉斯人。但是当叙玛伊埃司正在征服这些民族的时候，他自己 也病死在特洛阿司了。

    (123)他就是这样地死在那里了。于是撒尔迪斯的太守和第三位将军欧塔涅斯 便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和与它相邻接的爱奥里斯的领土。因此他们便攻占 了伊奥尼亚的克拉佐美纳伊和爱奥里斯人的库麦。

    (124)从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他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 个有气魄的人物，因为在他扰乱了伊奥尼亚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动乱之后，当 他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时，他却想逃之夭夭了。此外，他还认为要想战 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当城市被攻克时，他便把与他共同谋叛 的人们召来商议，说他们如果被逐出米利都，他们最好是先搞一个避难的地 方。阿里司塔哥拉斯问他们，他是应当把他们从那里率领到萨尔多去殖民呢， 还是到希司提埃伊欧斯从大流士那里作为礼物得到并且用工事来防御的、埃 多涅斯人的米尔启诺司去。

    (125)但是，海盖桑德罗斯的儿子、历史家海卡泰欧斯的意见是，他们不 到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阿里司培哥拉斯如果从米利都被逐出的 话，他应当在列罗司岛给自己修造一座要塞在那里安定地住下来，在这之后， 他再离开这座岛，从那里返回米利都。

    (126)海卡泰欧斯的劝告便是这样。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本人却认为最好 是退到米尔启诺司去。于是他便把米利都委托给一位知名的市民毕达哥拉 斯，他自己则带着愿意追随他的任何人乘船到色雷斯去并且占有了他所要去 的那个地方。他从那里出兵攻打色雷斯人，但是在他围攻一个市邑，而那里 的色雷斯人甚至准备在停战的条件之下撤退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却死在色 雷斯人的手里了。

    第六卷

    (1)在激起了伊奥尼亚人的叛变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就象上面所说那样 地死去了。但是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离开之 后，就来到了撒尔迪斯。当他从苏撒到了那里的时候，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 塔普列涅斯便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希司提埃伊欧斯说他不知 道，又说他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在这里他是装做对目前 的骚乱毫无所知的样子。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看出他是在装聋作哑，而他 对于叛变的真相都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于是就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 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罢。鞋子是你缝的，阿里司塔哥拉斯不过 是把它穿上罢了”。

    (2)关于叛变的事情，阿尔塔普列涅斯是这样讲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 阿尔塔普列涅斯对事情知道得这样清楚而十分害怕，就在天一黑的时候逃到 海岸方面去了。因为他欺骗了大流士，他曾答应大流士征服最大的一个岛即 萨尔多岛，但暗地里却是想对大流士兴兵而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人的领袖。 在他渡海到达岐奥斯的时候，他就被岐奥斯人捉住和绑了起来，因为岐奥斯 人认为他是给大流士派来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的。但是当他们知道他所以仇 恨国王的全部始末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释放了。

    (3)于是伊奥尼亚人便问希司提埃伊欧斯，为什么他这样热心地唆使阿里 司塔哥拉斯背叛国王并且使伊奥尼亚人遭到了这般巨大的损害。但真正的原 因他却根本没有全部告诉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说，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 基人强行移走并使这些人定居在伊奥尼亚，而使伊奥尼亚人移居于腓尼基； 他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作了这样的布置。国主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 打算，希司提埃伊欧斯这样说不外是要吓一吓伊奥尼亚人罢了。

    (4)不久希司提埃伊欧斯便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波司的阿塔尔涅乌斯人 作使者送信给撒尔迪斯的波斯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 过叛变过的事情。但是赫尔米波司并没有把信送给他被指定送去的人们，而 是把信带交给阿尔塔普列涅斯。阿尔塔普列涅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之后，便命令赫尔米波司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信送到他应送去的人们那里去 并且把波斯人送给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回信再交给他。这样阿尔塔普列涅斯就 知道了哪些人是准备叛变的，于是他立刻把许多波斯人杀死了。

    (5)这样，在撒尔迪斯便发生了骚动。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希望既未得遂， 岐奥斯人便应他本人的请求把他带回了米利都。但是米利都人摆脱了阿里司 塔哥拉斯之后真是大喜过望，他们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僭主到自己的国内来， 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当希司提埃伊欧斯试图在夜里借武力之助 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他被一个米利都人刺伤了大腿。因此，既然被逐出 了自己的城市，他便返回了岐奥斯；在那里，当他不能说服岐奥斯人把船给 他的时候，他便渡海到米提列奈去，尽力想说服列斯波司人把船送给他。他 们装备了八艘三段桡船，和希司提埃伊欧斯一同驶往拜占廷。他们在那里驻 扎下来之后，便把驶出黑海的一切船只都给拿捕了，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 示愿意给希司提埃伊欧斯效劳的时候。

    (6)希司提埃伊欧斯和米提列奈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至于米利都本 身，则它是会受到一支庞大的海、陆军的进攻的。因为波斯的将领曾把他们 的兵力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大军，用来进攻米利都，他们不去进攻别的城市， 这是由于波斯人认为别的城市乃是无关紧要的。在海军当中，腓尼基人是士 气最旺盛的，和他们同来的作战的有降服不久的赛浦路斯人，奇利启亚人和 埃及人。

    (7)于是这些人前来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但是在伊奥尼亚 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派遣他们的使者到帕尼欧尼翁去商讨对策（见第一卷第一四八节）。当这 些人到了那里并在那里进行了商议以后。便决定不纠合陆军来对抗波斯人， 而是让米利都人防守他们的城墙，他们则把他们的船只一只也不留地装备起 来，尽快地集合在拉戴，在那里用海战来保卫米利都。这个拉戴是米利都城 附近海上的一座小岛。

    (8)伊奥尼亚人很快地就带着他们所装备好的船只到了那里，和他们同来 的有住在列斯波司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他们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布置战斗的。 米利都人自己带着八十只船列阵为东面的一翼，紧接着他们的是拥有十二只 船的普里耶涅人和拥有三只船的米欧司人，接在米欧司人后面的则是拥有十 七只船的提奥斯人，再下面是拥有一百只船的岐奥斯人。此外，接着他们严 阵以待的还有拥有八只船的埃律特莱伊人和拥有三只船的波凯亚人，在他们 的后面则是拥有七十只船的列斯波司人；在这一条线上最后地方的是拥有六 十只船的萨摩司人，他们形成了西面的一翼。以上总计起来，是三段桡船三 百五十三只。

    (9)以上就是伊奥尼亚的船。异邦人的船是六百只。而既然这些船只来到 了米利都的海岸而他们的全部陆军也来到了这里，波斯人的将领们在他们知 道了伊奥尼亚人的船只数目的时候，便开始害怕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 希腊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他们便不能取得米利都并且或许 有受到大流士的严厉惩罚的危险。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把伊奥尼亚 人的僭主们集合在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 治权之后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正好是在攻击米利都的军 队里面。等这些在军队中的全部僭主都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向这些僭主 说：“伊奥尼亚人，现在是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向王室表示效忠的时候了。 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试图把他本国的人民从其他的同盟者那里分离开来罢。把 这一点告诉他们，同时向他们保证决不会因他们的背叛而受到惩罚，他们的 神殿和房屋也都不会被烧掉，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再受到比先前更加残暴的对 待；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想作战的话，那末就对他们进行恐吓， 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吃到很大的苦头。告诉他们说罢，如果他们打了败仗 的话，他们将会变为奴隶，我们将要阉割他们的男孩子，把他们的女孩子送 往巴克妥拉并且把他们的土地送给异邦人”。

    (10)这便是波斯将领们说的一番话。伊奥尼亚的僭主们于是在夜里各自 派人送信给他们本国的人；但是接到这些信的伊奥尼亚人的态度是固执的， 他们各自认为波斯人只是通告他们自己的，因此不肯做出背叛的事情来。以 上是波斯人来到米利都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11)不久之后，集合到拉戴的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会议。我认为在会议 上向大家发言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波凯亚的将领狄奥尼修斯，他是这样说的： “伊奥尼亚人，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 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够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 但如果你们仍然这样闲散和不加整顿，我看就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们不因背叛 而受到国王的惩罚了。因此我请你们务必要听我的话，把你们自己托付给我， 而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上天也嘉佑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不会和我们交战， 而即或他们向我们动手，他们也会遭受彻底的失败的”。

    (12)伊奥尼亚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自己交到狄奥尼修斯的手里了。 于是他着手每天使船只在海上列为纵队，他训练划船手使他们能够相互 突入对方的队列并且使船上的人员作战斗的准备，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都 把船只用锚系起来；他整天都使这些伊奥尼亚人不停地工作着。在七天里他 们都听他的话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但是过了这七天之后，他们不习惯这 样的劳苦，而且因艰苦的工作和烈日的灼热而疲惫不堪，于是伊奥尼亚人便 开始相互这样说：“我们是得罪了哪一位神，才叫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呢？我 们竟把自己交给了不过出了三只船的波凯亚的吹牛皮的家伙，我们真正是精 神错乱和发疯了。这个人控制了我们之后，他就叫我们受到极其苛酷的虐待， 结果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许多人也快要病倒了。不管我们遇到 什么倒霉的事情也比当前的苦头好些，即使是我们有受到奴役的危险，不管 是多么苦的奴役，也不会比我们现在受到的压迫再坏了。真的，我们不能再 任凭他来摆布了！”这就是他们所讲的话。而从那一天起，就没有人再服从 他了：他们象是陆军那样地在岛上给自己张开天幕，在里面躲避日晒，他们 再也不肯到船上去，再也不愿意操练了。

    (13)但是当萨摩司军队的将领们听到伊奥尼亚人的这种做法的时候，他 们就想起了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曾经奉波斯人之命送给他们的一个要他 们脱离伊奥尼亚联盟的信。因此，当他们看到伊奥尼亚方面乱作一团的时候， 他们便同意按照送给他们的信里的意思去做了。而且，他们还认为要想战胜 国王的兵力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的很清楚，纵然他们战胜 了大流士当前的海军，他们还会遭遇到另外一支有五倍大的海军的。故而， 当他们一看到伊奥尼亚人拒绝听受使唤的时候，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作 为口实，认为他们这样做，正是很幸运地反而保全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家 宅。萨摩司人答应按照送给他们的信去做，送信的这个阿伊阿凯司是阿依阿 凯司的儿子叙罗松的儿子。他曾是萨摩司的僭主，直到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 他僭主一样，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的时候。

    (14)因此，当腓尼墓的水师前来向他们挑战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方面的 船只便排成纵队出海迎击了。当他们双方接近并打了起来的时候，在随后的 海战当中，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 史是说不确实的，因为他们都是相互推卸责任的。但是据说，萨摩司人，根 据他们和阿伊阿凯司的协定，当时确是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列，返回萨摩司 去了。只有他们的十一艘三段桡船的船长不服从他们的统帅的命令，留在原 地作战。由于这一次的行动，萨摩司的人民因他们的勇敢容许把他们的和他 们的父亲的名字刻在一个石柱上，这个石柱现在还耸立在他们那里的市场 上。但是列斯波司人看到他们的邻人溜之大吉了，便也学了他们的样。这样 一来，较大部分的伊奥尼亚人也就都这样做了。

    (15)在那些留在原地不动进行海战的人们当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岐奥斯 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懦夫，而是想成就武勋。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带来 了一百只船参加海军，每只船上又有从他们市民当中选出的四十名精锐士 兵。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他们大部分同盟者的欺骗，便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也象 其他人等那样地卑怯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他们便仍然和帮助他们的少数 同盟者继续战斗并杀到敌人的阵列里面去，结果他们竟然击破了敌人的许多 船只，不过他们自己却也损失了大部分的船只。因此，岐奥斯人便偕同他们 剩下的船只逃回了他们的本国。

    (16)但是岐奥斯人的那些由于破损而行驶不灵的船只上面的水手，他们 在受到追击的时候便逃到米卡列去了。在那里，他们把船拖上岸把它们丢在 那里，而后便从那里徒步穿行过了大陆。但是当岐奥斯人在他们行进之际进 入以弗所的领土时，正巧是在夜里，而那里的妇女又正在举行铁斯莫波里亚 祭。而且以弗所人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岐奥斯人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看到有 一支军队进攻他们的国土时，他们便深信，这是想来劫掠他们的妇女的一群 强盗。于是他们便火速地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把岐奥斯人杀死了。 岐奥斯人于是遭到了我上面所说的惨祸。

    (17)关于那个波凯亚人狄奥尼修斯，则当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 垮台的时候，他便偕同他所俘获的三艘敌船从海上逃跑了。但是他不是逃到 波凯亚去，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邢地方是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同被 奴役的，他是立刻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一些大商船，劫得了 大量的财富，随后又扬帆前往西西里，拿那里作为据点，干起海盗的生意来。 他只向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却不向希腊人打劫。

    (18)当波斯人在海上击败了伊奥尼亚人的时候，他们便从海陆两方面包 围了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直到 在阿里司塔哥拉斯叛变之后的第六个年头，他们才完全攻克了该城并且奴役 了全城的市民。这样看来，米利都城所遭受的惨祸就和神托关于米利都的话 符合了。

    (19)原来当阿尔哥斯人在戴尔波伊请示有关他们城市的安全的神托的时 候，他们曾得到一个双关的神托。神托的一部分是关于阿尔哥斯人本身的， 但是后来追加的神托都是关于米利都人的。关于阿尔哥斯人的那部分神托， 在我的历史叙述到那一部分时，我还要提到，但下面的预言却是关于当时没 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米利都，你这个谋划坏事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会 成为许多人桌上的珍馐美味，成为掠夺者丰富的赠品，你的妇女们将要为许 多长发的老爷们洗脚而我的狄杜玛①的神殿也要由别人来守护了。预言中的一 切现在在米利都人的身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给留看长发的 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 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关于这座神殿中的财富，在这部历史的 其他地方我已经屡次提到了。

    (20)在这之后，米利都人的俘虏便被押解到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没有 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伤害，而是把他们安置在所谓红海岸上的一个叫做阿姆 培的城市里，底格里斯河就是流过这座城市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 波斯人自己只占有紧接着城市的地区和平原，却把山地交给了佩达撒的卡里 亚人来占有。

    (21)当米利都人因波斯人而遭受到上述的一切苦头时，被剥夺了自己的 城市并定居在拉欧斯和司奇多洛斯的叙巴里斯人却没有对米利都人加以公正 ① 米利都附近地名，也叫做布朗奇达伊。 的回报。原来当叙巴里斯被克罗同人攻克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 了他们的头，而大家一致表示了很大的哀悼。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城市，有 过象这两座城市之间那样的交情。雅典人和叙巴里斯人却完全不相同。原来 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失陷的深切哀悼之外，他们 特别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普津尼科司写了一个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 本并且演出了这个剧本，结果全体观众全都哭了起来。于是他们由于普律尼 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 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这出戏。

    (22)于是，米利都地方的米利都人便被一扫而光了。但是，至于萨摩司 人，则他们中间有钱的人们很不高兴他们的将领对美地亚人的所作所为，在 海战之后，他们便立刻进行商谈并决定在僭主阿伊阿凯司来到他们的国家之 前，他们与其留下做美地亚人和阿伊阿凯司的奴隶，勿宁扬帆远去到他乡去 殖民。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前后西西里的臧克列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请伊 奥尼亚人到卡列·阿克铁(意为美丽的海岸——译者)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 立一个伊奥尼亚的城市。这个所谓卡列·阿克铁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它是 面对着第勒塞尼亚的。因而由于这次的邀请，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司人 偕同逃出的那些米利都人应邀出发了。

    (23)在他们的途中，又发生了我下面所叙述的一件事情。他们向西面里 航行的途中，萨摩司人到达了埃披捷庇里欧伊·罗克里斯人的土地，到达的 时期正是在臧克列的人民和他们的名叫司枯铁斯的国王围攻一个西西里的市 邑而想把它攻克的时候。当时和臧克列人不和的、列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拉 欧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便和萨摩司人取得协议并说服了他们改变初衷。他说 他们最好不要再到卡列·阿克铁去，而是在臧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取臧克列 城。萨摩司人同意这样做，就把臧克列攻克了。可是臧克列人当他们知道自 己的城池被攻克的时候，便前来救援。他们把他们的同盟者、盖拉的僭主希 波克拉铁斯召来帮助他们。但是当希波克拉铁斯率兵前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却由于司枯铁斯失城而把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和他的兄弟披托盖涅斯捉 起来上了枷锁，并且把他们送到伊努克斯去。至于臧克列的其他人等，他把 他们骗到萨摩司人的手里去，原来他本人曾和萨摩司人进行过商谈并交换了 誓约。萨摩司人约定要付给他的代价是，希波克拉铁斯应取得城内家财和奴 隶的一半以及城外的一切。较大部分的臧克列人都被带上镣铐而成为希波克 拉铁斯个人的奴隶。他把臧京列人当中的三百名知名之士交到萨摩司人手中 去处死，但是萨摩司人却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

    (24)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从伊努克斯逃到了喜美拉，而在他从那里到 达了亚细亚之后，他便到国王大流士的地方去了。在大流士看来，他是从希 腊来到自己这里来的一切人当中最诚实的人物，因为他得到国王的允许返回 了西西里，但是又从西西里回到大流士那里去。他最后是死在波斯的，他死 时享了高龄并且拥有巨大的财富。萨摩司人从美地亚人的手中逃出来以后， 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定居在臧克列这座极其优美的城市里面了。

    (25)在为米利都而进行的那场海战结束之后，腓尼甚人便遵照波斯人的 命令把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由于他的殊勋和他的巨大功业而带回萨摩 司。由于在海战当中他们船只的逃跑，在背叛大流士的民众当中，只有萨摩 司人的城和他们的神殿没有被烧掉。米利都被攻克之后，波斯人立刻又占有 了卡里亚，有些市邑自动投降了他，再有一些市邑则是用武力征服的。

    (26)上面事情的经过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了。但是当米利都人希司提埃 伊欧斯在拜占廷拿捕伊奥尼亚人的驶出黑海的那些商船时，他知道了在米利 都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便把有关海列斯彭特的一切事件托付给阿波罗旁涅 司的儿子、阿比多斯人比撒尔铁司，他自己则和列斯波司人乘船到岐奥斯去， 并在岐奥斯的所谓“科伊利”(意为“窪地”——译者)的地方和不放他们进 去的岐奥斯卫戍部队打了起来。他杀死了他们的许多人；当地的其他人曾在 海战当中受到很大的挫折，现在也给以岐奥斯的波里克涅为根据地的希司提 埃伊欧司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征服了。

    (27)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 兆的。因为在这一切灾祸发生之前，岐奥斯人是曾经看到了巨大的征兆的。 在他们送到戴尔波伊去的一个由一百个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当中，只有两个人 回来，其余的九十八个人都中了瘟疫死了。此外，在大约同时，也就是在海 战稍前的时候，一个学堂的屋顶落到孩子们的身上，结果在一百二十个孩子 当中只有一个人倖免死亡。这都是上天垂示给他们的朕兆。在这之后，他们 便遇到了海战，这一海战征服了他们的城市，紧接着海战又有希司提埃伊欧 斯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继续前来进攻；岐奥斯人既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 他们当然便很容易地给他征服了。

    (28)希司提埃伊欧斯从这里又率领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组 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但是当他围攻塔索斯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消息说， 腓尼基人正在乘船从米利都向伊奥尼亚的其他地区进攻。他接到了这个情报 以后，没有劫掠塔索斯便离开了那里，然后率领着他的全军向列斯波司赶来 了。因此，由于他的士兵缺乏食粮，他便渡到对岸去打算刈取阿塔尔涅乌斯 地方的谷物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科斯平原上的谷物。但是恰巧在那个地方有 一个波斯人哈尔帕哥斯率领看一支不小的军队驻在那里，当希司提埃伊欧斯 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哥斯便和他作战，生俘了他并且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军队。

    (29)希司提埃伊欧斯是这样被俘的。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尔涅乌斯地 方的玛列涅作战，他们双方在长时期中间未分胜负，但终于波斯的骑兵向希 腊人发起了进攻，因此骑兵解决了问题。希腊人在溃逃的时候，希司提埃伊 欧斯以为大流士不会因他这次的罪过而把他处死，便干出了这样一件表明出 他是多么爱惜性命的事情。在他逃跑之际被波斯人追上，被捉住并将被刺死 的时候，他竟而用波斯语喊了起来并且说明他就是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 斯。

    (30)但是，如果他被俘并且给带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我想他是不 会受到伤害，而国王是会宽恕他的罪过的。但是实际上希司提埃伊欧斯却给 带到了撒尔迪斯去，在那里由于他自己的所做所为，以及由于害怕他会被赦 免一死并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而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增普列涅斯和捉 住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哈尔帕哥斯，就地立刻把他磔杀，并把他的首级制成 木乃伊送到苏撒地方国王大流士那里去。当大流士知道这伴事的时候，他是 不高兴这样做的人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把希司提埃伊欧斯活着带到他的面前 来。他下令把希司提埃欧斯的首级洗过并收拾干净，并非常隆重地加以埋葬， 就象对待一个对大流土本人和波斯都立过大功的人的首级一样。希司提埃伊 欧斯的遭遇便是这样了。

    (31)波斯的水师是在米利都过冬的，他们在第二年出海，不费什么气力 便把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岐奥斯、列斯波司和提涅多斯征服了。每当他们攻 取了一个岛的时候，异邦人都在攻陷每个岛之际网捉居民。他们的网捉居民 办法是这样。他们一个个地牵起手来从北海一直延展到南海的地方，这样从 全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来猎取居民。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来攻取大陆上的伊奥 尼亚城市，尽管他们不是用网捉居民的办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2)因此，波斯的将领们在他们与伊奥尼亚人对峙时向伊奥尼亚人发出 的威吓并不仅仅是空话。因为当他们控制了这些城市的时候，他们便把最漂 亮的男孩子选了出来，把这些孩子的生殖器割掉，从而使他们不能成为男子 而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美丽的女孩子，则他们把她们带到国王那里去；他 们这样做了之后，就把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神殿烧掉了。这样一来，伊奥 尼亚人便第三次被变为奴隶：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 的一次都是受波斯人的奴役。

    (33)随后，波斯的水师便离开了伊奥尼亚向海列斯彭特进发，而把海列 斯彭特人口左侧的全部地方都给攻陷了。因为它的右侧早已被波斯人自己从 大陆方面给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属于海列斯彭特的欧罗巴诸地区：拥有许多 市邑的凯尔索涅索斯，佩林托斯、色雷斯沿岸的要塞、塞律姆布里亚以及拜 占廷。拜占廷人和对岸的迦太基人，甚至不等到腓尼基人水师的到来，便离 开他们自己的国土，逃往黑海的内部并在那里的美撒姆布里亚市定居下来 了。腓尼基人把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烧掉之后，便转向普洛孔涅素斯和阿尔 塔开，而在他们把这些地方也都烧掉之后，他们便乘船回到凯尔索涅索斯， 把他们先前登陆时没有毁掉的那些残余的市邑再扫数毁掉。但是他们却根本 没有到库吉科司去，因为库吉科司人在水师这次到来之前便根据一项协定， 已经自认是国王的臣民了。这项协定是他们和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美伽巴佐 斯的儿子欧伊巴雷司签订的。至于凯尔索涅索斯的市邑，除去卡尔狄亚以外， 都给腓尼基人敉平了。

    (34)这些人直到当时是被司铁撒哥拉斯的孙子、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 斯统治着的。这个统治权先前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用下面的办 法争得的。领有这个凯尔索涅索斯的是多隆科伊人，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 而当时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受到阿普新提欧伊人的迫害，因此派遣他们的王公 们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战争的神托。佩提亚在她回答时嘱告他们把在他俩 离开神殿时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到城中去建立他们的国家。于是多隆科伊 人便循看圣路行进并通过了波奇司和贝奥提亚。由于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 他们便转向雅典去了。

    (35)这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是佩西司特拉托斯，但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 米尔提亚戴斯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自一个拥有驷车的家庭，他的始 祖来自埃阿科斯和埃吉纳，但是在后来的系谱中，他却是雅典人了；这一家 族当中的第一个雅典人是埃阿司的儿子披莱欧司。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他坐 在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穿着外国式样的衣服和拿着外国式样的长枪的多隆 科伊人走过，于是他便向他们欢呼并且在他们走近来的时候给他们以住处和 款待他们。而且他们也同意了。而当他把他们当作客人加以招待的时候，他 们便把神托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的意旨。米尔提亚戴斯听到 这话之后，便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已不能忍受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统 治并且想把它摆脱掉。因而他立刻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是否可以按照 多隆科伊人所请示的办法去做。

    (36)佩提亚也要他同意这样的做法，于是在这之前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 取得驷车比赛的胜利的、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便把所有愿意和他 一同起事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科伊人一同乘船出发去取得了他们的国 土；而那些把他带回本国的人们便推他为僭主。首先，他从卡尔狄亚市到帕 克杜耶，横贯看凯尔索涅察斯地峡修筑一道长城，这样阿普新提欧伊人便不 能攻击这个地方来伤害他们。这个地峡的宽度是三十六斯塔迪昂；地峡这一 面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全长是四百二十斯塔迪昂。

    (37)横过凯尔索涅索斯的颈部修筑了一道长城，因而把阿普新提欧伊人 赶回去之后，米尔提亚戴斯首先便对拉姆普撒柯斯人开战了；拉姆普撒柯斯 人进行伏击而俘获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是深知米尔提 亚戴斯的，因而在克洛伊索斯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派人去警告拉姆普 撒柯斯的人们，要他们把米尔提亚戴斯放走。他恐吓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的话，他就要象刨松树那样地把他们消灭掉。拉姆普撒柯斯的人俩在他们商 议的时候，完全无法捉摸克洛伊索斯所说要把他们象刨松树一样地消灭掉这 种恐吓是什么意思，而经过苦心的思索之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老终于把真 正意义告诉了他们，即松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 一种树。因此，由于害怕克洛伊索斯，拉姆普撒柯斯人便把米尔提亚戴斯释 放了。

    (38)这样一来，克洛伊索斯便救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后来在米尔提亚 戴斯死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因而把他的主权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 弟奇蒙的儿子司铁撒哥拉斯。而自从他死之后，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便一直 按照一般的习惯把他作为开国的国王向他奉献牺牲，并且创办不许拉姆普撒 柯斯人参加的赛马和运动比赛。但是在反对抗姆普撒柯斯人的战争中，司铁 撒哥拉斯也死去了并且没有留下子嗣。他是被一个男子在市会堂用斧头砍死 的。这个人外表上装成是一个跑来投降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凶暴的敌人。

    (39)司铁撒哥拉斯既然这样死了，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便派遣奇蒙的儿 子和死去的司铁撒哥拉斯的兄弟米尔提亚戴斯乘着一只三段桡船到凯尔索涅 索斯去掌握那里的政权。这些人装得仿佛他们与他的父亲奇蒙的死亡无关的 样子而在雅典地方也侍他很好。关于他的死亡的经过情况，在我的历史的另 一个地方还要提到的。米尔提亚戴斯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便闭门家居， 扬言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司铁撒哥拉斯致哀。当凯尔索斯涅索斯的人们知 道这件事的时候，当权的人们便从他们四面八方的一切城市集合到了一起， 打算和他共同致哀以示吊慰之忱。但是他把他们捕了起来。这样米尔提亚戴 斯便成了凯尔索涅索斯的主人。他在那里搞了一个五百人的亲卫队，并且娶 了色雷斯国王欧罗洛司的女儿海该西佩列。

    (40)但是在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不 久，他便遇到了比以前更加沉重的祸事。原来在这之前三年①，游牧的斯奇提 亚人曾受到国王大流士的煽动把自己的兵力集合起来一直长驱到上面所提到 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因此就把米尔提亚戴斯从那个地方给赶出来了。米 尔提亚戴斯不敢等到他们攻来便从凯尔索涅索斯逃跑了，直到斯奇提亚人离 开而多隆科伊人把他又带了回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在他所遇到 的事情的三年前的时候。

    (41)但是这一次，知道腓尼基人已经到了提涅多斯，他便带着满载着自 ① 四九三年。 己身边的财货的五艘三段桡船到雅典去了。他从卡尔狄亚出航，渡过了美拉 司湾(意为黑湾——译者)，而当他经过凯尔索涅索斯的时候，遇上了腓尼基 人的船只。米尔提亚戴斯本人和他的四只船逃到伊姆布罗斯去，但是第五只 船却受到腓尼基人的追击并被拿获了。而正巧这只船的船长是米尔提亚戴斯 的长子美提欧科司，这是他和另一个妻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欧罗洛司的女 儿所生的。腓尼基人把这个人和他的船一并拿获了，而当他们知道他是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的时候，便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他们认为他们这次干的事 情是会受到国王的非常的感谢的，因为当斯奇提亚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 桥并各自回航他们本国的时候，米尔提亚戴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是发表过意 见，主张按斯奇提亚人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当腓尼基人把米尔提亚戴斯的儿 子美提欧科司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不但不伤害他，反而很照顾他， 给了他房屋和财产，又送给他一个波斯的妻子，这个妻子给他生了被认为是 波斯人的几个孩子。至于米尔提亚戴斯，则他从伊姆布罗斯到雅典去了。

    (42)在这一年（四九三年）当中，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就再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有怀有 敌意的事情。但是在这同一年里，却发生了一些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的事 情。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到他那里去，强 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本身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 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他是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他以帕拉桑该斯为单位测量 了他们的土地，帕拉桑该斯是波斯人为三十斯塔迪昂的长度所起的一个名 称。他又指定每一地方的人民都要按照这次的测量交纳贡税，这种贡税从那 时到今天就和阿尔塔普列涅斯所规定那样地一直不变地确定下来了。规定的 数额和从来所缴的贡税相差不多。

    (43)因此，这样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初春（四九二年）的时候， 其他将领被国王解职，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一个年纪轻而最近又 娶了大流士的女儿阿尔桃索司特拉的人物，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陆海军来 到了沿海的地带。当玛尔多纽斯率领着这支军队来到奇里启亚的时候，他本 人便登上了船并和他的其他船只一同出发，而陆军则由其他将领率领到海列 斯彭特。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 样一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当是民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见第三卷第八○节）。玛尔多纽 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治。他这样做 了之后，便火速地赶到海列斯彭特去，大量的船只和一支庞大的陆军早已在 那里集结起来了。于是波斯人便乘船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穿拉欧罗巴直向埃 列特里亚和雅典进军了。

    (44)这些城邦便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口实了。但是他们的意图却是尽可能 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因此他们的舰队首先便征服了塔索斯人，塔索斯人几 乎没有抵抗。随后，他们的陆军又把马其顿人加到他们已有的奴隶里面去， 因为在此之前，比马其顿离他们更近的一切民族便都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 此后，他们又从塔索斯渡海到对岸，顺着大陆的沿岸前进直到阿坎托司地方， 再从这个地方出发打算绕过阿托斯山。但是当他们航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不可抗拒的北风，这阵风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许多船舶 被吹得撞到阿托勘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总数达三百只，失踪的人数 有两万多人。原来，既然阿托斯的这一带的海里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一些人 便是给怪物捉去，这样便失踪了。再有一些人是撞到了岩石上的。那些不会 游泳的人溺死在水里了，又有一些人给冻死了。因此上述的一切便是水师的 遭遇了。

    (45)至于玛尔多纽斯和他的陆军，则当他们驻屯在马其顿的时候，色雷 斯的布律戈依人在夜里向他们进攻，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并且使玛尔多纽斯 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甚至这些人本身也未能逃脱波斯人的奴役。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之后才离开了那些地方的。然而在他把他们征服 的时候，他却率领着他的军队返回了本士，因为他的陆军曾吃了布律戈依人 的很大的苦头，而他的水师又在阿托斯一带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因此， 这次出征便在这样的不光荣的祸事之后返回亚细亚了。

    (46)在这之后的第二年（四九一年），大流士首先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 他们毁掉他们的地墙并且把他们的船只带到阿布戴拉来。原来塔索斯的邻邦 居尺错误地报告说塔索斯人在准备叛变。因为塔索斯人既然曾经受到米利都 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围攻并且有丰厚的收入，故而他们便用他们的财富修造 战船并且用较坚固的城墙把他们自己围起来。他们收入的来源是大陆和矿 山。从斯卡普铁·叙列的金矿，他们大概收入八十塔兰特，而从塔索斯本土 的矿山虽收入较少，然而农产物不纳税的培索斯人从大陆和矿山的收入每年 大概是二百塔兰特，而收入最高的时候则是三百塔兰特。

    (47)这些矿山我自己都去看过。在这些矿山当中，比其他矿山要出色得 多的是和塔索斯同来并且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 那些矿山；而且这个岛现在便是因这个腓尼基人塔索斯而得名的。这些腓尼 基的矿山是在萨摩特拉开对岸，塔索斯的所谓阿伊努拉地方和科伊努拉中 间；这是一座大山，它已被寻矿的人们给挖得翻过来了。关于矿山是事情我 只说这些。塔索斯人奉了国王的命令毁了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全部船只 移转到阿布戴拉夫。

    (48)在这之后，大流士又去设法打听希腊人是打算对他作战，还是打算 向他投降。因此他便把使者分别派遣到希腊的各个地方去，命令这些使者为 国王要求一份土和水的礼物。他把这些人派到希腊去，又把另一些人分别派 到沿海地方向他纳贡的城市去，命令它们修造战船和运送马匹的船只。

    (49)因此这些城市便着手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到希腊去的使节们得到了 国王声明要求的东西。许多大陆上的住民是这样，受到使节的要求的所有岛 上住民也是这样。在把土和水送给大流士的岛上住民当中有埃吉纳人。但是 埃吉纳人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立刻前来向他们责问，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 是由于仇视雅典才把这样的礼物送给大流士的，这样他们便会和波斯人结合 起来向雅典人进攻。实陈上，雅典人正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们于是到 斯巴达去，在那里控诉证明埃吉纳人已经背叛希腊的行为。

    (50)由于这次的控诉，当时身为斯巴达人的国王的克列欧美涅斯，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便渡海到埃吉纳去，以便可以把埃吉纳人当中的那些 罪魁逮捕。但是当他试图将他们逮捕的时候，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利欧斯。 在其他埃吉纳人的支持之下对他加以反抗并且嘱告克列欧美涅斯不要逮捕任 何埃吉纳人，否则将悔之无及。他说克列欧美涅斯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全体斯 巴达人的批准，而是接受了雅典的贿赂才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 是一定会和另一位国王同来逮捕他们的。他是受到戴玛拉托斯的一封信的指 示才讲了这一番话的。既然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埃吉纳，克列欧美涅斯便问克 利欧斯他叫什么名字。当克利欧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就 向他说：“牡羊(克利欧斯原文 nplos 的意思是牡羊)，现在是你把 青铜包在你的角上的时候了，因为你是必须要和大灾大难进行战斗的。”

    (51)在这个时候，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住在斯巴达并且到处对克 列欧美涅斯进行诽谤。这个戴玛拉托斯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就门第而论 却要差一些。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他诚然并不差(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 只是埃乌律司铁涅斯家方面由于是长门的关系而比另一家总要尊贵一些。

    (52)但是根据拉凯戴孟人的与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一致说法，把他们率领 到他们今天占据的地方的是阿里司托戴莫斯，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个阿里 司托戴莫斯是阿里司托玛科司的儿子，克列奥达伊欧斯的孙子，叙洛斯的重 孙子。不久之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名叫阿尔该娅的妻子就给他生了儿子。 他们说她是欧铁希昂的女儿，而欧铁希昂则是提撒美诺斯的儿子、铁尔桑德 洛斯的孙子、波律涅凯斯的重孙子。她给他生了孪生子。阿里司托戴莫斯曾 活着看到孩子们，但不久他便病死了。当时的拉凯戴孟人决定按照他们的习 俗使双生儿当中较大的一个作国王。但既然这两个孩子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 的，他们因而不知选谁好；而当他们无法在二者中间判断的时候或恐怕甚至 比他们试图这样做更早的时候，他们便去问母亲。但是她说，她也不比拉凯 戴孟人知道的更清楚，她也分不出谁大一些。她是这样说的，虽然在实陈上 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她想用个什么办法使两个人都作国王。据说，拉 凯戴孟人当时不知如何做才好，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处理这件事的 办法。佩提亚命令他们使二人都为国王，但是对年长的那个人更要尊敬些。 得到佩提亚的回答之后，拉凯戴孟人仍然不知道哪一个年纪较大，一个名叫 帕尼铁司的美塞尼亚人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这样：他们注意母亲， 看她先洗和喂这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如果她总是按照一个规则来做的 话，那他们便得到他们寻求和想要发现的一切了。但如果她在这样做时随意 改变的话，那他们便可以看到她并不比拉凯戴孟人知道的更多，那时他们再 给自己想别的办法。于是斯巴达人便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做了，而在他们 注意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孩子的母亲时，发现她在喂和洗孩子们时总是先照顾 先生的一个的，不过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注意她。于是他们便把首先受到 母亲照目的孩子抱了来，把他当作长子由公家出钱抚养。他们称年长的为埃 乌律司铁涅斯，称另一个孩子为普罗克列斯。据说，当这两兄弟长大成人的 时候，他们二人一生中间都是不和的，他们的后人也一直是这个样子。

    (53)这便是拉凯戴孟人的说法，不过其他希腊人却不是这样讲。但是我 在下面所写的都是依照希腊的一般说法。我认为希腊人在列举多里斯人的这 些国王而一直回溯到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但不提到神的时候，是正确 的。而且他们还证明上面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在培尔赛欧斯的时 代，他们已经被认为是希腊人了。我回溯诸王一直到培尔赛欧斯而不更向上 回溯，这是因为培尔赛欧斯的上面没有一个凡人的父亲的名字，正好象阿姆 披特利昂对于海拉克列斯那样。因此，很明显，我在自己的一方面有充分的 理由来说，希腊的纪录是一直回溯到培尔赛欧斯的。从这里再向上，如果从 阿克里西欧斯的女儿达纳耶回溯的话，则可以看出多里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 的埃及人。

    (54)以上我是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来回溯他们的系谱的。但是波斯人的说 法是，培尔赛欧斯本人是一个亚西里亚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希腊人，不过 他的祖先并不是希腊人。波斯人还说，阿克里西欧斯的祖先和培尔赛欧斯并 没有血统关系，而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实际上是埃及人。

    (55)这些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其他的人们还提到，是什么理由 而且由于什么功业，这些埃及人竞成了多里斯人的国王。因此这里我就不再 讲了。我要讲的则是别人没有提到的事情。

    (56)于是斯巴达人便把这样的一些特权给了他们的国王。他们将拥有为 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两个祭司职位；他们可以随便对 任何国家开战而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加以阻止，否则就会受到咒诅。在他们 的军队出征时，出发之际国王要在最前面，归来之际国王要在最后面。在他 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百名精兵保卫着他们。在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可 以用尽可能多的牲畜作为牺牲，并且他们把一切牺牲的皮革和脊肉收归自己 所有。

    (57)以上是他们战时的权利。平时给予他们的权利则有如下述。在举行 任何公共的牺牲奉献式的场合，国王都要坐在首席，最先受到款待，而且他 们每个人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比其他的客人多一倍。他们有最先举行灌奠 之礼，有取得牺牲的皮革的特权。每到新月和每月的第七日的时候，都由公 费为他们每一个人向阿波罗神殿奉献一头成熟的牺牲，一美狄姆诺斯的大麦 粉和一拉科尼亚。铁塔尔铁的酒，而在比赛的时候，也特别为他们保留正面 的席位。此外，他们还有权利任命任何愿意申请担任的市民担任异邦人保护 官，他们还可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选两名佩提欧伊。佩提欧伊乃是被派柱戴尔 波伊请示神托的使者，他们是用公费陪着国王进餐的。而如果国王不参加公 宴的话，则要把两科伊尼库斯的大麦粉和一科杜列的酒送到他们家里去，如 果他们前来参加的话，则一切东西他们都要得双份。在他们应私人的邀请参 加宴会时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一切下赐的神托都要交给国王保存，但也 必须要佩提欧伊知道。只有国王才有权裁决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应当嫁给什 么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关于公路也是这样，但是在其他 的情况之下便不是这样了。如果有人想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国王的 面做。他们和二十八名长老共同在评议会上商量事情。如果他们不来参加的 话，则长者中和他们关系最近的享有国王的特权，他们代国王投两票之后， 到第三票才是他们自己的。

    (58)国王从斯巴这国家方面得到的这些权利都是终身的。当他们死的时 候，他们的权利是这样处理的。骑士们到拉科尼亚鲁地宣布他们的死讯，在 市内，则妇女们敲着锅到鲁处去报信。而当这件事做完了以后，每家当中的 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一定要服丧，否则的话便要受到重罚。拉凯戴孟人在 他们国王死去时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邦人是相同的，因为大部分异邦入在他 们的国王死时，风俗都是一样的。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的国王死去的时候，除 去斯巴达人之外，从拉凯戴孟全土要有一定数日的佩里欧伊科司①被强制前来 ① 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分成三个阶级，最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征服者乡里斯人的后裔，从 参加葬仪。这些人和希劳特和斯巴达市民本身共几千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再 加上妇女，于是他们就拼命拍打他们的前额并表示无限的哀悼，他们把最近 死去的国王，不管这个国王是谁，总是称为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 果一位国王战死的话，他们便给他做一个像，把它放在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 的床位上抬着去下葬，而在下葬之后十天里，不许举行任何集市或是选举长 官，而是一直要进行哀悼。

    (59)在另一件事上，拉凯戴孟人也是和波斯人相似的。当一个国王死去 而另一个国王接替他的时候，这个新王便免除任何斯巴达人对国王或是对国 家所负的任何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王即位之时，他也是豁免一切城邦 未缴清的贡税的。

    (60)此外拉凯戴孟人还有和埃及人相似的地方，即他们的报信人和吹笛 人和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人的儿子是一个吹笛者，厨子的儿子是一 个厨子，报信人的儿子是一个报信人。没有别的人由于自己的嗓音响亮而来 作报信人，从而会占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从一生下来便有从事他们的行业 的权利。这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61)但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当克列欧美涅斯在埃吉纳做着 后来对整个希腊有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戴玛拉托斯便对他进行诽谤，这与其 是由于他关心埃吉纳人，勿宁说是由于嫉妒和恶意。当克列欧美涅斯从埃吉 纳回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把戴玛拉托斯从王位上放黜出去。他为什么这样攻 击他，下面我来说一说这个原因。斯巴达的国王阿里司通娶了两个妻子，但 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他相信不生孩子的责任不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娶了第 三个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斯巴达人，他是阿里 司通的最亲爱的朋友。这个人有一个妻子，她在斯巴达妇女中间是一个出类 拔萃的美女，不过现在她虽然是最美丽的，在先前却是最丑陋的。原来，她 既然长得丑陋，她的乳母想到一个有钱家庭的女儿却长得这样难看而她的双 亲又为自己女儿的容貌这样担心，于是因这样的一些理由给她想一个办法； 乳母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海伦的神殿去，这座神殿在所谓铁拉普涅地方①的波 伊勃司神殿的上方。乳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抡她放在神像的旁边，祈求女 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因此在一天里，正当这个乳母离开神殿的时候， 据说有一个妇女在她的面前显现，问她抱着的是什么。乳母回答说是一个婴 儿，那个妇女要乳母把这个孩子给她看。乳母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婴儿的 父母不许把婴儿给任何人着。但是这个妇女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这个孩子。 因此当乳母看到这个妇女非常热心地想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便真地把孩子 给这个妇女看了。于是这个妇女便拍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头，说她将会变成一 切斯巴达妇女当中最美丽的。据说，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改变了。 而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她就嫁给了阿里司通的朋友，这就是阿尔开 达司的儿子阿盖托斯。

    (62)但是看来阿里司通是爱上了这个妇女的，于是他便想了这样一个办 法来得到她。于是他答应他的朋友，即这个妇女的丈夫说，他愿意从他的所 事征战并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其次是佩里欧伊科司（或称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 主要从事工商业，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最后是希劳特，他们的地位和奴隶没有什么 区别。 ① 在斯巴达的东南；传说是美涅拉欧司和海伦的葬地。那里到今天还可以看 到一座神殿的基址。 有物当中把他的朋友随意选择的任何一件东西送给他的朋友，条件是他的朋 友也答应他同样的请求。阿盖托斯看到阿里司通自己也有一个妻子，便不为 自己的妻子担心，于是他答应这样做了。他们为这个协定立下了誓约。于是 阿里司通便把阿盖托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给了他；至于他自己要 从阿盖托斯那里取得的报偿，则他是试图取得他的朋友的妻子。阿盖托斯说， 除去这一点之外，他什么都能同意。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誓约和把他欺骗了的 狡计，他竟不得不容许阿里司通把他的妻子带走。

    (63)这样，阿里司通便和第二个妻子离了婚，把第三个妻子带回家里来 了。而在不满十个月的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戴玛拉托斯。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他说他得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正在和五长官一道举行会议。他是记得他的婚期的，于是他便屈指计算并发誓说：“这不会是我的儿子”。五长官听到了他讲的话，但是 当时根本未加以注意。在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司通后悔他所讲过的话，因为他已相信戴玛拉托斯确乎是他的儿子了。他所以称他戴玛拉托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为他祈求一个儿子，因为他们都认 为阿里司通是斯巴达的历代国王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因此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戴玛拉托斯(意即“人民祈求的”)。

    (64)久而久之，阿里司通逝世了。戴玛拉托斯于是作了国王。但是看来 这些事件注定是要被发现的，而戴玛拉托斯便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失去了自己 的王位。在这之前，克列欧美涅斯当戴玛拉托斯把自己的军队引离埃列乌西 斯的时候，便是非常仇视他的，特别是这次当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渡海到埃吉 纳去惩罚支持波斯人的埃吉纳人的时候，便更加仇视他了。

    (65)因此，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想进行报复，他便和戴玛拉托斯家中的一 个人，即阿吉斯的孙子、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缔结了一项协定，即 如果他使列乌杜奇戴斯代替戴玛拉托斯做国王的话，那未列乌杜奇戴斯要随 他一同去攻打埃吉纳人。原来列乌杜奇戴斯乃是戴玛拉托斯的一个死敌，因 为他曾和戴玛尔美诺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培尔卡洛斯订了婚，但是戴玛拉 托斯使用了计谋，夺走了列乌杜奇戴斯的新妇，他把新娘在婚前拐跑而使她 和自己结了婚。这便是列乌杜奇戴斯和戴玛拉托斯反目的理由。而现在由于 克列欧美涅斯的唆使，他便对戴玛拉托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戴玛拉托斯并 不是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因为他本来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在作出了这个 誓证之后，他便到法庭上去控告戴玛拉托斯，因为他一直记得，当仆人把生 男孩子的事告诉阿里司通，而阿里司通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誓言这个男孩子 并不是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以这句话为根据，力图证明戴玛拉托斯根 本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或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长官前来作证，因 为他们当时都曾列席会议并且听见过阿里司通说这样的话。

    (66)结果在这件事上面发生了争论，于是斯巴达人决定到戴尔波伊去请 示神托，问戴玛拉托斯是否阿里司通的儿子。这件事被送到佩提亚那里去， 征求她的意见，这也是克列欧美涅斯出的主意。原来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曾得 到戴尔波伊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司托庞托斯的儿子科邦的帮助；这个科邦 曾说服了那里的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说出克列欧美涅斯要她说的话。结果 当使者向她请示的时候，她便断定说戴玛位托斯并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但 是后来，这种行为被发觉了。科邦被驱出了戴尔波伊，而女司祭培莉亚拉也被褫夺了她的光荣职务。

    (67)以上便是戴玛拉托斯被剥夺了王位的情况。而他从斯巴达亡命到美 地亚人那里去，乃是由于受到了下面我要说的一种非难。戴玛拉托斯被褫夺 了王位之后，曾当选担任一个官职。但是在举行吉姆诺帕伊狄阿伊（斯巴达地方大群裸体的男子与少年在仲夏所举行的节日）的时候， 戴玛拉托斯曾前往参观。这时列乌杜奇戴斯纯乎是为了嘲笑和侮辱的目的把 他的从仆派到戴玛拉托斯那里去，问戴玛拉托斯在作国王之后担任一名官吏 有何感想。戴玛拉托斯听到这个问题，心中着实怒恼，于是他回答说，和列 乌杜奇戴斯有所不同，他两种经验都有了；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对 拉凯戴孟人来说，是会引起无限灾祸或无限福祉的。他这样说了之后，便蒙 看自己的脸离开了剧场回家去了；回家之后，他立刻作了准备，向宙斯神献 了一头牡牛，奉献完了之后，他便呼唤他的母亲。

    (68)他的母亲来了，于是他把牺牲的一部分脏腑放到她的手里，向她恳 求说：“娘啊，我以其他诸神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守护神宙斯的名义恳 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列乌杜奇戴斯在与 我争论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司通的时候，你已经由于你前一个丈夫而怀 孕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有一种更加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说你曾和一个看■ 的仆人通情，而我就是你们两个人所生的儿子。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假若你做了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事的话，则不仅 是你，其他许多妇女也都是这样的。而在斯巴达则大家都传说，阿里司通命 中注定是不会有孩子的，否则他的前妻也就会给他生孩子了。”

    (69)在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他的母亲便回答他说：“儿啊，既然你祷 告并恳求我把真情告诉你，那末我就把全部真实情况对你讲了罢。 在阿里司通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个夜里，有一个象是阿里司通的幻影到 我这里来与我交合，然后把他的花环给我戴上。可是在这个幻影离开之后不 久，阿里司短就来了。他看到我所戴的花环，便问我这是谁给的，我就是他 给的，但是他不承认。于是我便发誓，说如果他否认的话那是不对的；我对 他说，原来就是在不一会儿之前的时候，他来了和我交配并且把花环给我戴 上。当阿里司通看到我为这件事发誓的时候，他便认识到这乃是神的所作所 为了。花环显而易见是从那在大门口旁边、他们称为阿司特罗巴科斯神殿的 那座英雄神殿里来的，而且卜师们也都说，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 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因此，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你已经都知道了；或 者你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则你的父亲是那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或 者阿里司通是你的父亲，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有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 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即当阿里司通接到生你的音信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 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为我生你时离我初怀你时还不到十个月)，那末这乃是 他由于不知道这样一些事情的真象，才随便这样讲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妇 女怀孕都满十个月的，有一些人在九个月之后，甚至七个月之后便生产了。 儿啊，你就是我在怀孕七个月后生的。不久之后，阿里司通自己也知道他自 己所说的是愚蠢的话了。不要相信任何其他有关你的出生的胡言乱语罢。因 为我告诉你的，都是千真万确的话。反而是列乌杜奇戴斯本人和说这样的话 的其他人等，他们的妻子会跟着爐人私通生孩子罢。”

    (70)以上便是他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话。戴玛拉托斯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 切之后，便作了上路的准备，他借口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出发到埃里司去了。但是拉凯戴孟人怀疑他打算逃走，于是就追踪在他的后面。但是戴玛 拉托斯却想办法赶在他们的前面，便从埃里司渡海到札昆托斯去了。拉凯戴 孟人随着他渡过了海，很想逮捕他，而把他的仆人从他身边带走。但是札昆 托斯人拒绝引渡他，随后他便从那里渡海到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 大流士盛大地欢迎了他，给了他土地与若干城市。戴玛拉托斯经过这样的奔 波之后，便这样地到达了亚细亚。这个人在拉凯戴孟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 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的声名，特别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驷草比赛的奖赏，从而给自己的城邦取得了胜利的荣誉。在斯巴达的国王当 中，是只有他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的。

    (71)戴玛拉托斯被黜之后，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继承了他的王位。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名叫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有些斯巴达人则把他的这个儿子称为库尼司科斯。这个杰乌克西戴莫斯始终也没有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因为在列乌杜奇戴斯活着的时候他便死了，身后留下一个名叫阿尔奇戴莫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既然失掉了杰乌克西戴莫斯，便又娶了一 个妻子埃乌律达美，她是美尼欧斯的姊妹，又是狄雅克托里戴斯的女儿。他 们之间也没有生男孩子，却生了一个名叫拉姆披多的女儿，而列乌杜奇戴斯便把她许配给了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阿尔奇戴莫斯。

    (72)但是列乌杜寄戴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享高年。由于对戴玛拉托斯 的所作所为，他受到了下面的惩罚。他率领一支拉凯戴孟的军队去进攻帖撒利亚（约为四七五年或四七○年），而当他行将征服帖撒利亚全境的时候，他接受了很大的一笔贿赂；但 是这件事由于他有一次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手笼上面而被发觉， 随后他便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从斯巴达放逐出去；他的家宅也被毁掉，他 自己则亡命到铁该亚去并且死在那里了。

    (73)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在当前我说的这个时候，克列欧美涅 斯在有关戴玛拉托斯的事件上成功以后，他立刻带着列乌杜奇戴斯出发惩罚 埃吉纳人去了。由于埃吉纳人曾经侮辱过他，因而他便极端仇恨埃吉纳人。 当埃吉纳人看到两个国王都来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还是以不加抵抗 为妙。国王们于是从埃吉纳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占最高地位的十个人来， 在这十个人当中有埃吉纳的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即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 利欧斯和阿里司托竞拉铁斯的儿子卡撒姆包斯：他们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 去，把他们交到他们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去看管。

    (74)在这之后，人们知道了克列欧美涅斯对戴玛拉托斯所玩弄的好计； 克列欧美涅斯害怕斯巴达人，便偷偷地溜到帖撒利亚去了。从那里他又到阿 尔卡地亚去，在那里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原来他尽力想把阿尔卡地亚人纠合 起来去反对斯巴达，除去用其他办法要他们发誓不拘他领他们去干什么事他 们都追随他之外，他还想把阿尔卡地亚的首脑人物带到挪纳克利斯市去，要 他们凭看司图克斯河的河水发誓。据阿尔卡地亚人的说法，则在这个市邑的 附近就有司图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性质则有如下述：它看起来不过 是从岩石流向窪池的一股小小的水流，在窪他的四周有一道圆形的石壁。这 个水泉所在的挪纳克利斯是阿尔卡地亚地方离培涅俄斯不远的一个市邑。

    (75)当拉凯戴孟人知道克列欧美涅斯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他们害怕 了，于是他们把他召回斯巴达，让他以和先前相同的条件来担任国王。但是 克列欧美涅斯在这之前就有些精神不正常，归来之后就得了癫狂症，因为他 不拘遇到任何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王笏打击对方的脸。由于他这样的行 动以及他所得的癫狂症，他的近亲便把他看了起来，给他上了足枷。但是当 他在禁闭中看到看守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其余的人都已离开的时候，他便向 这个看守人索取一把匕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克列欧美涅斯 威吓这个看守人说以后如果他得到自由，他会对这个看守人怎样怎样，(身为希芳特的)这个看守人被他的威胁吓住了，于是便把匕首交给了他。克列欧美 涅斯得到了这个匕首之后，便开始从自己的胫部向上切了起来，从胫部向上 切到大腿，从大腿又切到臀部和腰部和胁腹部，最后竟一直到腹部，而且都是顺着切，切成了条条的肉，他便这样地死去了。据大多数的希腊人的说法， 他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佩提亚编造了对戴玛拉托斯很不利的一 番话；唯独雅典人却说，这是因为他入侵埃列乌西斯并且蹂躏了女神们的圣 域。阿尔哥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阿尔哥斯人为躲避战祸而到他们的阿尔 哥斯神殿去避难时，他把他们从那里赶了出来并把他们杀死，他又不把圣林 放到眼里，却用火把它烧掉了。

    (76)原来当克列欧美涅斯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的时候，曾有一个神托 告诉他说，他应当攻取阿尔哥斯。因此，当他率领着斯巴达人到达据说是发 源于司图姆帕洛斯湖的埃拉西诺斯河(他们说，这个湖的湖水流入地下的一个 裂缝里去，然后再在阿尔哥斯出现，而从那里开始，这条河便被阿尔哥斯人 称为埃拉西诺斯河)，当着克列欧美涅斯到达这条河的时候，他便向这个河奉 献牺牲。但尽管他这样做，牺牲却丝毫没有呈现出有利于他渡河的吉兆，于 是他就说他是敬佩埃拉西诺斯河的，因为它不出卖它的本国人民，同时他又 说，甚至这样他也是不会轻轻饶过阿尔哥斯人的。不久他便从那里撤退，率 领大军朝着大海的方向到杜列亚去了，在那里他向大海奉献了一头牡牛作为 牺牲之后，便下令自己的士兵登上了船，把他们带到提律恩司地区和纳乌普 利亚去了。

    (77)阿尔哥斯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到海岸地带来和他们作战了。当 他们走近提律恩司，到达一个叫做海西佩阿的地方时，他们就在拉凯戴孟人 的对面扎下了营，两军相隔只有不多的地方。阿尔哥斯人并不害怕在那里进 行正正堂堂的战斗，他们勿宁是害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原来，女祭司同时给 阿尔哥斯人和米利都人的那个神托，便正是指着这件事说的。神托的话是这 样：当一个妇女战胜了男子，把他驱离战场，并且在阿尔哥斯人中间赢得荣 誉的时候，许多阿尔哥斯妇女就会在哀痛中撕裂自己的双颊。 而在将来的时候，会有人这样说： “可怕的卷作三圈的蛇将被刺死在长枪之下。”弦一切的事情凑到一起， 就使阿尔哥斯人感到害怕了。因此他们决定使敌人的傅令人也给自己一方面 服务，而在这样决定之后，则每当斯巴达的傅令人向拉凯戴孟人傅达任何命 令的时候，他们也就按照他的吩咐做同样的事情。

    (78)当克列欧美涅斯看到阿尔哥斯人按照他的傅令人所吩咐的去做的时 候，他便下令说，当傅令人发出要大家吃早饭的口号的时候，他们便拿起他 们的武器，向阿尔哥斯人发起进攻。拉凯戴孟人按照这样的吩咐做了。结果 在拉凯戴孟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发现阿尔哥斯人正在遵照傅令人的口号在那 里吃早饭呢。他们杀死了许多阿尔哥斯人，但是却有多得多的阿尔哥斯人逃 避到阿尔古司圣林中去，而拉凯戴孟人便在圣林的四周扎营，把他们严密地 监视起来。结果，克列欧美涅斯竟而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79)他的身边有一些投降他的人，他向这些人打听了一番之后，便派遣 一名傅令人去呼喊那些把自己关在圣域之内的阿尔哥斯人的名字，要他们出 来，并且说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对于每一 个俘虏都要付出一定数目的赎金，即每人两米那。这样克列欧美涅斯便把大 约五十个阿尔哥斯人一个一个地召请出来，出来之后便把他们杀掉了。然而， 还留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却不知道这些人被诛杀的事情。因为这个林子是很 茂密的，林子里面的人们看不到外面的人们遇到什么事情，直到他们有一个 人爬上了树，才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傅令人再呼喊的时候， 他们便再也不出来了。

    (80)因此克列欧美涅斯便下令全体希劳特在圣林的四周堆起薪材来；他 们遵照命令行事，于是他便把圣林放火点看了。当火正在燃烧的时候，他就 同一个投降者这座圣林是献给哪一位神的。那个投降者就说这座圣林是献给 阿尔古司神的。他听见这话，便大声悲叹地说：“哦，宣托之砷阿波罗啊， 你说我应当攻陷阿尔哥斯，那你真是把我骗苦了。但是我以为，你的预言却 在这件事上实现了”。

    (81)不久克列欧美涅斯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派回了斯巴达，他自己则率 领着他的一千名最精锐的部队，到希拉的神殿（在阿尔哥斯东北约604公里）那里去奉献牺牲，但是当他本 来正要在祭坛上奉献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他所持的理由是按 规定不许任何异邦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命令希劳特们把 这个祭司从祭坛拖开毒打一顿，他自己则在那里奉献牺牲。这样做了之后， 他便回到斯巴达去了。

    (82)但是在他回国之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五长官面前，说他是由于 接受了贿赂，才没有攻陷那本来可以很容易攻陷的阿尔哥斯。可是克列欧美 涅斯却说，当然，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却是这样说，当 他拿下阿尔古司神殿时，他以为神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因此他就以为最好 是先不要进攻这个城，而是先用奉献牺牲的办法请示一下，看神是允许他攻 取这座城市还是反对他这样做。而当他在希拉的神殿里请求赐于朕兆时，从 神象的胸部闪射出火焰来，因此他就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即他不应当去攻取 阿尔哥斯了。因为，他说，如果火焰是从神象的头部射出，那他就会从上到 下地完全攻陷该城；但是入焰从胸部射出，这便表明，神心里想要他做的事 情，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这种辩解的理由在斯巴达人听来是可以相信的，又 是合理的，于是他就大大地胜过了向他控诉的人们而获释了。

    (83)然而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却损失到这样程度，以致他们的奴隶竞掌 握了一切；他们取得政权进行统治，直到战死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到那时，这些人便为自己恢复了阿尔哥斯抖且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奴隶们被 驱逐出去之后，又用强力夺取了提律恩司。他们相互之间暂时处于相安无事 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一个叫做克列昂德罗斯的占卜者到奴隶们这里来，这 是一个阿尔卡地亚地方的披伽列亚人。他游说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进攻。从 这时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他们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战争，直到最 后，阿尔哥斯人好不容易才把奴隶们制压下去（约四六八年）。

    (84)根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这就是克列欧美涅斯发疯和他的惨死的原 因。但是依照斯巴达人自己的说法，克列欧美涅斯的发疯并不是神的意旨， 而是由于他与斯奇提亚人交往，结果他变成了一个饮不调水的烈酒的人，因 而就变疯了。他们说，原来游牧的斯奇提亚人在大流士侵略他们的土地以后， 便想对他进行报复，而派使者到斯巴达去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结果便约 定，斯奇提亚人本身应试着从帕希斯河进攻美地亚，斯巴达人则依照他们的 建议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进军与斯奇提亚人相会。当斯奇提亚人抱着这个 目的到来的时候，据说克列欧美涅斯和他们交往得过于频繁，而由于太亲密 的缘故，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烈酒，而斯巴达人便认为这是他发疯的原由。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从此以后，每当他们想饮用烈酒的时候，他们就 说“象斯奇提亚人那样地斟酒吧”。斯巴达人关于克列欧美涅斯的说法就是 这样。但是在我看来，他得到这样的下场，正是由于他对戴玛拉托斯的所作 所为的报应。

    (85)当克列欧美涅斯死去而埃吉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便派遣 使者到斯巴达来为被拘留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乌杜奇戴斯进行控诉。于 是拉凯戴孟人便召集了一个法庭，并且制定列乌杜奇戴斯曾对埃吉纳人做了 暴乱不法的事情；而他们就判了他的罪把他引渡到埃吉纳去作为被拘留在雅 典的那些人质的补偿。但是当埃吉纳人正要把列乌杜奇戴斯带走的时候，斯 巴达的一位知名之士，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铁阿西代斯向他们说：“埃吉纳 人啊，你们打算干的这是什上事情啊？难道你们愿意市民把斯巴达人的国王 引渡给你们，而你们把他带走么？假如说现在斯巴达人是由于他们发火才这 样决定的，那末可要小心，将来如果你们按照你们的打算去做的话，他们会 把你们的国家给彻底毁灭掉的”。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之后，便不再把国王带 走而是缔结一项协定，规定列乌杜奇戴斯要和他们一同到雅典去，把拘留在 那里的人质送回到埃吉纳人这里来。

    (86)因此当列乌杜奇戴斯来到雅典并要求放还过去委托给他们的那些人 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这些人放还，故而他们提出借口说，既然他们是受 托于两位国王，则今天他们只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而缺另一位国王，那 是不对的。 (α)而当雅典人拒绝放还这些人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就对他们说：“雅 典人啊，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罢。如果你们把这些人放还，那你们就做 了正义的事业，如果不放还的话，那你们就做了与之相反的事业。听我给你 们讲一段在斯巴达发生的关于委托的东西的事情。我们斯巴达人有一个传 说，说从现在起向前大约数三代，在斯巴达有一个叫做格劳柯斯的人，他是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传说这个人除去其他的各种优良品质之外，特别在公正 这一点上，他的声誉是超出当时居住在拉凯戴孟的一切人之上的。但是据说 在一定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米利都 人到斯巴达来，想和格劳柯斯谈话并且向格劳柯斯作下列的建议。他说：“格 劳柯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为了领受你的公正无私的恩 惠的。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对你的正直无不交口称誉，我自己 则以为伊奥尼亚是经常要遭到危险的一块地方，但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十分 安定的地方，而且在伊奥尼亚，从来看不到财富永远聚集在同样一些人的手 里。我反复思考和研究了这些事情之后，便决定把我的一半财产变为现银并 把它委托给你，因为我深信，把它交给你为我保存那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 这笔钱并且接受和保管这信符。凡是拿着同样的信符前来索取银子的，那末 就请把这笔银子交付给来人罢”。 (β)这就是从米利都来的异邦儿所说的话。格劳柯斯也就按照约定接受 了委托给他的东西。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后，把金钱委托给格劳柯斯保存 的那个人的儿子们到斯巴达来了；他们和格劳柯斯面谈，拿出信符给他看， 要求格劳柯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但是格劳柯斯却在他们面前不承认这伴事 情，他回答他们说：“这伴事我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丝毫不能使我回 想到那件事情。让我想一想罢，我是会尽量公正处理这件事的；如果我接受 了这笔钱，我是会照样归还给你们的，如果我根本没有接受过你们这笔钱， 我就要根据希腊人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请容许我在从现在起的四个月之 内，再答复你们解决的办法罢”。 (γ)米利都人因为别人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只得伤心地走开了。但是格 劳柯斯却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当他请示神托他应否起誓并把财产强行夺 取过来的时候，佩提亚便角下列的诗句责难他说：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格劳柯斯听着，如果你能够起誓致胜并且强夺了异邦 人的财产那对你目前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就起誓罢，死亡甚至等待着忠于誓言的人啊，不过誓言却有一个儿子，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向伪誓进行报复的人，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脚； 可是他却迅速地追踪，终于捉住这个人并把他的全家全族一网打尽。 但是，那忠于誓言的人的子子孙孙却日益昌盛。当格劳柯斯听见这话之 后，他便请求神宽恕他刚才所说的话。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试探神意和 做这样的事其后果是相同的。 (δ)于是格劳柯斯便派人把米利都的异邦人召来，把银子还给他们了。 雅典人啊，你们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现在格劳 柯斯的后代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哪一家的名字叫做格劳柯斯了。他和他的 一切在斯巴达己经完全被绝根了。因此，关于受委托的东西，在要求归还的 时候除了照样归还之外，最好是不要作其他任何非非之想罢”。这便是列乌 杜奇戴斯所讲的一番话；但甚至这样，雅典人都不肯倾听他的话，于是他便 离去了。

    (87)但是埃吉纳人在他们因先前为取得底比斯人的欢心竟对雅典人犯下 了横暴之罪而受到惩罚之前，却做了下面的一件事情。他们既然憎恨雅典人 并认为自己是被害者，他们便准备向雅典人进行报复。这时雅典人正好在索 尼昂举行每隔四年才有一次的祭典；于是埃吉纳人就用伏击的办法拿获了一 只参加祭典的人们所乘的朝圣船，船里面有许多雅典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 名流俘获之后，就把这些人镣铐人狱了。

    (88)雅典人吃了埃吉纳人的这样的苦头之后，便立刻想一切办法来向他 们进行报复。在埃吉纳有一位知名之士、克诺伊托斯的儿子尼科德罗莫斯。 由于他以前曾被埃吉纳人从乌上放逐而怀恨埃吉纳人，而现在又知道雅典人 正在设法加害埃吉纳人，于是他便和雅典人约定向雅典人出卖埃吉纳，约定 了一个他发动攻击和雅典人必须来声援他的日子。不久之后，尼科德罗莫斯 便按照他和雅典人的约定占领了所谓旧城，但是雅典人却没有按着约定的日 期来到这里。

    (89)原来，他们恰巧没有足够的船舶来和埃吉纳人相抗衡。于是他们便 请求科林斯人借船只给他们，但是在这耽搁的期间，他们的事业失败了。科 林斯人在那时是雅典人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了雅 典人二十只船，价钱是每只五德拉克玛。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是不许无偿 赠送的。雅典人取得了这些船再加上自己的船，把全部的七十只船都配置了 人员之后就驶向埃吉纳去了，他们到那里去的时期比规定的时期要晚一天。

    (90)但是尼科德罗莫斯在约定的一天看到雅典人不来，便乘船从埃吉纳 逃走了。其他的人也和他一同逃走了，雅典人于是把索尼昂送给他们居住： 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便掠夺岛上的埃吉纳人。

    (91)但这是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四九○年和四八○年之间所做的事情）。但是埃吉纳的富人们却制 服了和尼科德罗莫斯一同起来反抗他们的平民，他们把平民俘虏之后，便拉 出去处死了。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受到了一次罪谴，而他们不拘使用什么办 法想求得神的慰解也不能摆脱这次的罪谴，而是在女神对他们加惠之前就给 驱出了乌。他们原来俘获了七百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足拉出去处死的时 候，其中有一个人挣脱了绑绳逃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神神殿的门口去请求庇 获，他抓住了那个门的把手不肯放开，因而当他的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 那里把他拉开的时候，他们便把他的双手砍了下来，这样把他带走了；但是 那两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抓在门的把手上面。

    (92)埃吉纳人相互之间做了这样的事情。当雅典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便 使用七十只船来和雅典人作战；在海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就和先前一样地向 阿尔哥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哥斯人并不愿意帮助他们，因为阿尔哥斯 人对埃吉纳人有不高兴的地方；这是由于埃吉纳人的船只曾被克列欧美涅斯 用武力强夺而泊人阿尔哥斯的海岸，但是埃吉纳人却和拉凯戴孟人一齐上岸 了。此外，希巨昂船上的人也参加了这次登陆。阿尔哥斯人罚了他们一千塔 兰特，每个民族五百塔兰特。希巨昂人承认自己做了错事，还支付一百塔兰 特的罚款而安全不受惩罚地离开，但是埃吉纳人不表示歉意而是十分顽强。 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哥斯人便不答应埃吉纳人的请求去帮助他们，只有一千 名志愿兵到那里去，这些人的统帅是一个精通五项运动（跳远、铁饼、标枪、赛跑和角力），名叫埃乌律巴铁斯 的人。这些人大半从此没有回来，而是在埃吉纳给雅典人杀死了；他们的统 帅埃乌律巴铁斯本人单独作战，杀死了三个人，但是给第四个人杀死了，这 第四个人是戴凯列亚的儿子棱帕涅斯。

    (93)埃吉纳的战船乘着雅典人的混乱向他们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埃吉 纳的战船俘获了四只雅典的船和上面的船员。

    (94)这样，雌典和埃吉纳便陷入相互作战的状态中去了。但是波斯人这 方面却在准备着他自己的事情。原来他的仆人一直在提醒他要他不要忘记雅 典人（见第五卷第一○五节），而佩西司特位提达伊家也一直在他身旁诽谤雅典人，再加上大流士想 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征服不把土和水呈献给他的所有希腊人。至于那个远征 失败的玛尔多纽斯，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而任命其他的将领率领着他 的军队去进攻雅典和埃列特里亚，这两个将领是美地亚人达提斯和他自己的 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在他们出师时，他交付给他 们的命令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自己的面前 来。

    (95)当接受任命的这两位统帅率领着装备精良的一支大军离开国王的面 前而到达奇里启亚的阿列昂平原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扎下了营，随后分配 给各个地方准备的水师也全都赶到了。此外，运马船也来了，这是前一年大 流士命令自己的各个纳贡地准备起来的。他们把马匹装上了船并使陆军乘上 了船之后，就和六百只三段桡船一同向伊奥尼亚出发了。从这里他们不是直 指海列斯彭特和色雷斯沿着大陆前进，而是从萨摩司出发在伊卡洛司海海上 逐乌前进。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绕行阿托斯的那段路，这是由于在前一年在这条航线上他们受到了极大的灾祸。此外，那克索斯也 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没有把那个地方拿下来。

    (96)当他们从伊卡洛司海驶近那克索斯并在那里上陆的时候(原来，波斯 人正是想首先进攻那克索斯)，那克索斯人记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是指在本卷三一和三二而节中所记述的，波斯人如何对待反抗他们的人们），因 此还不等波斯人到来就逃到山里去了。波斯人把所有他们俘获的人变为奴 隶，甚至烧掉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在这样做了之后，波斯人就出发 到别的岛去了。

    (97)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狄罗斯人也逃离了狄罗斯，跑到铁诺斯去 避难了。但是达提斯在他的大军向岸边行驶的时候，却乘船行在大军的前面 并下令他的艋队不要在狄罗斯投锚，而是渡海到对面的列那伊亚岛去投锚， 而当他知道狄罗斯人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 去，向他们宣告说：“神圣的人们，为什么你们竟会这样不了解我的意思而 跑开？我个人的愿望和国王给我的命令都是不伤害曾产生了两位神（阿波罗和阿尔铁米司）的土 地，既不伤害土地的本身，也不伤害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因而我现在命 令你们回到你们的家里来，住在你们的岛上”。他向狄罗斯人作了这样的宣 告之后不久，就在祭坛上放了三百塔兰特重的乳香并且把它烧掉了。

    (98)这样做了之后，达提斯就率领大军首先驶往埃列特里亚。他还使伊 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与他同行。在他从这里启程之后、在狄罗斯发生了一 次地震；而据狄罗斯人说，这是在我的时代之前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地震。我 以为这是上天垂示的朕兆，说明世界上将有灾祸到临。因为在三代的时期当 中，也就是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和克 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时代（五二二年到四二四年），希腊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 前的二十代中间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部分来自波斯人，部分来自 他们本族首领中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因此在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那就毫不足怪了。还有一个关于狄罗斯的神托，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我将要使从来没有震动过的狄罗斯发生震动。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三位国 王的名字，如果用希腊语来解释，则大流士的意思是做事的人，克谢尔克谢 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 用他们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不会错的。

    (99)异邦军从狄罗斯出发到海上之后，曾停泊在各个海岛的地方，他们 从那里又集合了一支军队并且把岛民的子弟带走作为人质。当他们巡航诸岛 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卡律司托斯(卡律司托斯人不把人质交给他们并且拒绝跟 他们结合在一起去讨伐相邻的城邦，而这样的城邦在他们是指埃列特里亚和 雅典而言)，因此波斯人便包围了他们，蹂躏了他们的土地，直到最后卡律司 托斯人也站到他们的一方面来了。

    (100)当埃列特里亚人知道波斯大军正在乘船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便 请求雅典人方面的帮助。雅典人并不拒绝给予帮助，但是雅典人给埃列特里 亚人作为援军的是拥有卡尔启斯饲马者（见第五卷第七七节）采地的四千人。但是埃列特里亚人的 计划好象都是不固定的，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到雅典去求援，但是他们自己人当中的意见还不是一致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计划是离开城市而逃到埃 乌波亚高地去，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打算进行背叛的行动，指望使自己从波斯 人方面得到好处。于是身为埃列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的诺同的儿子埃司奇 涅斯，由于他知道这两个计划，便把当时的情况告知了前来的雅典人，此外 还请求他们离开此地回到本国去，以免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地同归于尽。于是 雅典人按照埃司奇涅斯的劝告回去了。

    (101)因此，他们便渡海到奥洛波斯去，从而保全了自己。波斯人在海路 上是向属于埃列特里亚的铁美诺斯、柯伊列阿伊和埃吉列阿行进，而他们把 这些地方占领之后，就立刻使马匹上陆并且作向他们的敌人进攻的准备。埃 列特里亚人并没有出来应战的计划。既然他们中间是以不放弃城市的这个意 见占上风，则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守住他们的城壁，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 话。城墙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六天之内双方都有很多人阵亡。但是在第七天， 两位知名的埃列特里亚人阿尔启玛科斯的儿子埃乌波尔勃司和奇涅阿司的儿 子披拉格罗斯却和波斯人勾结把城市出卖了。波斯人闯进了城市，他们劫掠 和焚烧了神殿，用来报复在撒尔迪斯被烧掉的神殿，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 的命令，把这里的市民变卖为奴隶。

    (102)他们征服了埃列特里亚，又停留了数日之后，就乘船向阿提卡的领 士出发了。他们紧紧地逼到雅典人跟前，只为他们可以象对付埃列特里亚人 一样地对付雅典人。而马拉松在阿提卡的土地里是最适于骑兵活动的场所， 离埃列特列里亚也最近，而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就是把他们引导 到那里去的。

    (103)当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赶到马拉松来了。有十位将 领率领着他们的军队，而其中的第十位就是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的父亲、 司铁撒哥拉斯的儿子奇蒙曾由于希波克枕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缘故 而不得不从雅典亡命外出。在亡命的时候，他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 获得了四马战车的胜利，而由于这一胜利，他便得到了和他的异父兄弟米尔 提亚戴斯相同的荣誉。在下一次的奥林匹亚比赛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而再 度获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光荣让给了佩西司特拉托斯；而由于让出了他 的这次胜利，他便在和解的协定下返回了故国。他只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 比赛会上又取得了第三次的胜利；在这之后，佩西司特拉托斯便不在人世， 可是命运却注定使米尔提亚戴斯给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们杀死了。他们指 使了一些人，乘着夜里伺伏在市会堂的地方把他杀死。奇蒙被埋葬在城市的 前门外，在所谓科伊列路的那一面，那使他三次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优 胜的那些牝马则葬在他的对面。除去拉科尼亚人埃瓦哥枕斯的牝马之外，再 没有任何其他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而奇蒙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司铁撒哥 拉斯这时正在凯尔索涅索斯地方他的叔父米尔提亚戴斯的抚养之下，但是年 纪较幼的叫做米尔提亚戴斯的那个儿子则在雅典留在奇蒙本人的身旁，这个 儿子的名字是因在凯尔索涅索斯开辟了居民地的那个米尔提亚戴斯而得名 的。

    (104)因此，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时是从凯尔索涅索斯到来的并且在两度 逃脱了死亡之后成了雅典军队的将领。原来，把他一直追赶到伊姆布罗斯的 腓尼基人，一心想把他捉住并把他送到国王的面前去。而当他从腓尼基人的 手中逃回自己的国家而自认已得到安全的时候，又遇见了自己的政敌。他们 把他拉上法庭并且对他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僭主统治加以控诉。但他又从他们 的手中逃脱出来，在这之后，他便因人民的推选而成了雅典军队的一位将领。

    (105)而当将领们还在城内的时候，他们首先派一名使者到斯巴达去，这 个使者是一个名叫披迪披戴斯的雅典人，此外这个人还是一个长跑的能手并 且是以此为职业的。正如这个披迪披戴斯自己所说并且告诉雅典人的，当他 在铁该亚上方的帕尔铁尼昂山那里的时候，曾遇到了潘恩神。潘恩神叫披迪 披戴斯的名字，命令他告诉雅典人说，既然潘恩神是雅典人的朋友，以前常 常为雅典人服务而今后也将会如此，但为什么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潘恩神放到 眼里。雅典人认为他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因此当他们的城邦得到安定繁荣的 时候，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殿，而且由于神的那番话， 他们每年还向他奉献牺牲并举行火炬赛跑以求神的嘉惠。

    (106)但是现在，当他受到将军们的派遣并且说潘恩神曾对他显现的时 候，这个被迪披戴斯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便已经在斯巴达了。他到斯 巴达人领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给他们 帮助而不要看着希腊的一个最古老的地邦陷到异邦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现在 甚至连埃列特里亚都已经受到了奴役，而由于失掉一座名城，希腊就便得更 加软弱了”。披迪披戴斯就按照命令这样地向拉凯戴孟人报告了，于是拉凯 戴孟人便决定帮助雅典人。但是他们并不能立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打 破他们的惯例：原来，那时正是一个月的第九天，而他们说，在第九天月亮 还没有圆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出征的。

    (107)因此他们便等候满月的时候。而在波斯人这一方面，则他们被佩西 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引导到了马拉松。希庇亚斯在前一个夜里曾作了 一个梦，在梦里他梦见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寝。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说，他应 当回到雅典去并恢复他的统治权，并且在他的故国享尽天年之后才死去。他 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梦的。而这时，他既然是波斯人的向导，他便把在埃列特 里亚抓到的俘虏带到司图拉人的称为埃格列亚的岛上去；此外，他还使军船 到达马拉松时在那里投锚，而当异邦人的士兵登陆时，他又使他们排列成队。 而当他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觉得他比平时更加厉害地打起喷嚏和咳嗽起 来。他已经上了年纪，大部分的牙齿都动摇了，因此激烈的咳嗽竟使他的一 颗牙齿给喷了出来。牙齿掉到了砂子里去，希庇亚斯于是拚命去寻找它，但 是由于哪里也找不到这个牙齿，于是他便伤心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 “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我们也不能使这块土地屈服了。我的牙齿已经把 我所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占有了”。

    (108)而希庇亚斯认为这就是他的梦已经应验了。雅典人在海拉克列斯的 圣域之内列队，而普拉铁阿人的全军也都来帮助他们；因为普拉铁阿人曾使 自己受雅典的保护（据修昔底德的说法（Ⅲ，68），这是五一九年的事情），而雅典人曾为普拉铁阿人出了很大的气力。普拉铁阿人 委身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的经过是这样：由于普拉铁阿人受到底比斯人的压 迫，他们便想投靠他们最初遇到的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和 拉凯戴孟人，但是这些人不肯收纳他们，并向他们说：“我们往的地方太远， 而我们的帮助对你们来说只是一种使人扫兴的慰安罢了。因为当我们知道这 件事之先，你们可能已被奴役许多次了。我们劝告你们去要求雅典人的保护， 雅典人是你们的邻人，他们是可以很好地保卫你们的。” 拉凯戴孟人向普拉铁阿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普拉铁阿人的好意，勿宁说是他们想使雅典人与只奥提亚人交恶而给雅典人找麻烦。 于是拉凯戴孟人便作了这样的建议：普拉铁阿人照看他们的话做了，而当雅 典人正在向十二神（宙斯、希拉、波赛东、戴美特尔、阿波罗、阿尔铁米司、海帕伊司托斯、雅典娜、阿列斯、阿 普洛狄铁、海尔美士、希司提亚）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铁阿人来请求他们的庇护并且坐到 祭坛的下面，这样就求得了雅典人的保护。底比斯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就 发兵去攻打普拉铁阿人，于是雅典人便来帮助普拉铁阿人了。但是正当他们 要接战的时候，正好在那里的科林斯人却不许他们动手。双方都愿意请他们 作调停者，他们在双方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条件是当贝奥提亚人中间有不愿 意再归属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不加干涉。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科 林斯人就离开了。但是当雅典人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只奥提亚人的袭击 并且被打败了。于是雅典人便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铁阿人划定的界限，而 把阿索波司河本身定为底比斯在普拉铁阿和叙喜阿伊方面的境界。普拉铁阿 人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到马拉松来帮助雅 典人了。

    (109)但是雅典统帅中间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他们不应当作 战(因为要和美地亚军队作战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但是另有一些人，其中也 包括米尔提亚戴斯，认为他们应当作战。在十位将领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有 投票权，这就是抽签选出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那个雅典人(原来根据往昔雅典 的习惯，波列玛尔科斯是和将领们有同样的投票权的)，而这时的波列玛尔科 斯就是阿披德纳伊区的卡里玛柯斯。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 有占上风的趋势，于是米尔提亚戴斯就到这个人那里去，对他说：“卡里玛 柯斯，今天是在两件事情当中任凭你来选择的日子，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变 为奴隶，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获得自由，从而使人们在千秋万世之后永远怀 念着你，甚至连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都比不上你。因为雅典目前正 在遭受看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如果雅典人对美地亚人屈服的话， 则他们将要被交到希庇亚斯的手里去，那它要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很明确 了。但如果这个城得救的话，则它就很可能成长为希腊的第一座城市。怎样 才能实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关键是在你的手里，我现在就 要解释给你。我们这十应将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人主张要我们作战， 有的人反对。现在如果我们不战的话，则我担心某种激烈的倾轧将会影响和 动摇我们人民的决心直到他们竟会对美地亚人妥协；但如果在某些雅典人沾 染上不健康的想法之前我们交战的话，只要是上天对我们公正，我们是很可 能取得胜利的。现在这一切都关系到你，一切都在于你了。因为如果你同意 我的意见，你就可以便你的国家得到自由，使你的城市成为希腊的第一座城 市；但如果你站到要我们不作战的人们的那一面去的话，那你便正是违反我 上面所谈到的那些利益了”。

    (110)由于这次的游说，米尔提亚戴斯把卡里玛柯斯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 来了。而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尔科斯的一票，结果是决定作战了。自此之 后，那些主战的将领虽然可以每日轮流地掌握全军的大仅，他们却把这项大 权让给了米尔提亚戴斯。米尔提亚戴斯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在轮到他本人 掌握全军大权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是不肯接战的。

    (111)而等轮到他的日子的时候，雅典人于是编起准备战斗的队列来，队列的编制是这样。统率右翼的是波列玛尔科斯卡里玛柯斯：因为按照当时雅 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人。他在右翼担任统帅， 而接在他后面则按照顺序依次配到了各个部落，配列在最后的普拉铁阿人则 占着左翼的地方。自从那次战争以来，每当雅典人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典 上的集会上奉献牺牲的时候，雅典的傅令人总是祈求上天同样降福给雅典人 和普拉铁阿人的。但是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列队的时候，他们的队列的 长度和美地亚人的队列的长度正好相等，它的中部只有数列的厚度，因而这 里是全军最软弱的部分，不过两翼却是实力雄厚的。

    (112)准备作战的队列配置完毕而牺牲所呈献的朕兆又是有利的，雅典人 立刻行动起来，飞也似地向波斯人攻去。在两军之间，相隔不下八斯塔迪昂。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奔来的时候，他们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 是在发疯而自寻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奔来的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少， 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射手。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但是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 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 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穿 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 了。

    (113)他们在马拉松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异邦军在队列的中央部分取 得了优势，因为进攻这一部分的是波斯人自身和撒卡依人。异邦军在这一部 分占了上风，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把希腊人追到内地去。但是在两翼地 方，雅典人和普拉铁阿人却得到了胜利。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只得让 被他们打败的敌人逃走，而把两翼封合起来去对那些突破了中线的敌人进行 战斗。雅典人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并且乘胜追击波斯人，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 歼灭波斯人，而一直把波斯人追到海边。他们弄到了火并向船只发动了进攻。

    (114)但是在这次的战斗里，身为波列玛尔柯斯的卡里玛柯斯在奋勇作战 之后阵亡了，将领之一特拉叙拉欧斯的儿子司铁西位欧斯也死了；埃乌波利 昂的儿子库涅该罗斯①也在那里阵亡了，他是在用手去抓船尾时手被斧头砍掉 因而致命的。还有其他许多的雅典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115)雅典人便这样地俘获了七只船；异邦军队则率领着残余的船只驶离 了海岸，他们从他们安置埃列特里亚的奴隶的海岛上带走了这些奴隶，绕过 索尼昂海岬，打算在雅典人回来之前先到达雅典城。在雅典，普遍流传着一 种指责，说这个计划是根据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计策产生出来的，据说这 一族曾和波斯人相勾结，他们举起盾来给那些现在在船上的波斯人作为暗 号。

    (116)他们就这样地绕过了索尼昂。但是雅典人却全速地赶了回来保卫他 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邦军的军队到来之前就赶到了。他们是从马拉松的一 个海拉克列斯圣域那里来的，现在则屯营在库诺撒尔该斯的另一个海拉克列 斯圣域里。异邦军的船队在帕列隆(因为这是当时雅典的海港)的海滩停泊了 一些时候；他们在那里投了锚，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亚细亚。

    (117)在马拉松的这一战役当中，异邦军当中阵亡的有六千四百人左右， 雅典人方面则是一百九十二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者的人数。但是在那里却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雅典人枯帕戈拉斯的儿子埃披吉罗斯， ① 诗人埃司库洛斯的兄弟。 正当他奋勇鏖战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虽然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受到创 伤，也没有受到暗器的射击。但是从那一天起，他终生就一直瞎了下去。我 听说他是这样叙述他的不宰遭遇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全身穿着 重甲胄的男子，这个男子的胡须遮满了他的盾牌。这个幻象走过埃披吉罗斯 的身旁，但是把和他并排的一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到的埃披吉罗斯所说 的事情。

    (118)另一方面，达提斯却率领着他的军队到亚细亚去了。在他到达米科 诺斯之后，他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说过他作了什么样的一个梦。但是在天刚 刚破晓的时候，达提斯便对他的各个船只进行了搜索。而当他在一只腓尼基 船里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象时。他就打听这件物品是从什么地方劫来 的。等他知道了这座神象是从哪个神殿来的之后，他就乘着自己的船到狄罗 斯去了。狄罗斯人那时已经返回了他们的海岛，而达提斯就把神象供在那个 地方的神殿里，并且命令狄罗斯人把这座神象送回到底比斯人的代立昂地方 去，这个代立昂就在卡尔启斯对面的海岸上。达提斯这样下令之后便乘船回 去了。不过狄罗斯人却根本没有把这座神象送走。在那之后二十年，底比斯 人才依照一个神托的指示，把这座神象移送到代立昂去。

    (119)当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在航程中到达亚细亚时，他们就把埃列 特里亚的奴隶带到内地的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在把埃列特里亚人俘虏以 前，由于他们曾无端对他作出横暴的事，因此他对埃列特里亚人感到极端地 愤恨。但是看到他们被带到他的面前来并且已向他屈服，他却对他们不加伤 害，反而把奇西亚领土的一块名叫阿尔代利卡的直辖地送给他们居住。这块 地方离苏撒有二百一十斯塔迪昂，离开出产三种物品的并则有四十斯塔迪 昂。所谓出产三种物品，就是说人们可以从这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取得 这三种东西的办法是这样：在汲水的时候是使用绞盘的，绞盘上系着半个皮 囊来代替桶。而人们便把它浸到井里去，然后把汲取的东西拉上来倒到一个 水池里去，从那里再倒到另一个水池里去，这时汲上来的东西就分成了三类。 沥青和盐立刻便变成了固体，波斯人称为拉迪那凯的油（石油）是黑色的并且发出刺 鼻的臭味。大流士就把埃列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的时候一直都 住在那里，并且保存了他们的原来的语言。埃列特里亚人的遭遇便是这样。

    (120)在满月之后，两千名拉凯戴孟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是这样匆忙地赶 路，以致在他们离开斯巴达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到了阿提卡。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已赶不上作战，他们仍然想见到美地亚人；于是他 们到马拉松见到了美地亚人。随后他们就称赞了雅典人和他们的成就，而后 回国去了。

    (121)说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和波斯人勾结，举起盾牌来给波斯人作暗 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邦人和希庇亚斯，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很明显，比起帕埃尼波斯的儿子、希波尼柯斯的父亲卡 里亚斯来，他们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憎恨僭主的人。在佩西司特拉托斯 从雅典被放逐出去之后国家拍卖他的财产时，在雅典人当中只有卡里亚斯是 敢于买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财产的。而且他还计划了其他一切对他非常敌视的 行动。

    (122) （这一节一般被认为是后来谁的附记而搀入了正文的。它只在原文的一个抄本上发现，而且里面有非希罗 多德的词句）［这个卡里亚斯由于并多理由都是值得万人的怀念的。首先，象 我已经说过的，是因为他是立下了解放祖国的大功的杰出人物。第二，是由 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的成绩。他在这一比赛会上取得了赛马的胜利，在 四焉战车的比赛中取得第二名，而在这以前又得过佩提亚比赛会上的胜利， 同时又以最能挥金如上在希腊享盛名。第三，是由于他对他的三个女儿的做 法。原来当她们到达婚期的时候，他给了她们极其丰厚的妆奁，并使她们每 个人所选的丈夫都十分称心，因为他答应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她为自己从全 雅典人当中所选择的丈夫结婚。］

    (123)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是和卡里亚斯一 样的反对僭主的人。因此，说他们竟然举起盾来作暗号，这在我看来是一种 既不可理解，又不可相信的非难，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躲避着僭主的，而且佩 西司特拉托斯的子弟们之放弃僭主地位便是出于他们的策划的。因此，在我 来看，他们比起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来，在更大的程度上使雅典得 到了自由。因为这些人不过是由于杀死希帕尔科斯。才激怒了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的其他人等，却丝毫没有阻止其他的人们成为僭主。但是阿尔克美欧 尼达伊族却非常明显地使他们的国家得到了自由，如果象我在上面所说的那 样，他们确是真正地说服了佩提亚，要她舍诉拉凯戴孟人说他们应当使雅典 得到自由。

    (124)可是，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大概是对雅典民众有什么怨恨，因此他们才背叛了他们祖国的罢。然而在雅典，他们偏偏又是最有声誉和最受尊敬 的。因此我们有显然的理由不去相信，他们会由于任何这样的原因而举起盾来作暗号。诚然是有人举起了一个盾牌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样 的事是做了的，然而我不知道是谁做这件事的，并且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来。

    (125)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在古时便已是雅典的名门，而从阿尔克美昂 （阿尔克美昂的盛时是在五九○年左右；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从五六○年到五四六年），还有美伽克列斯以来，他们的声誉就更加提高了。原来，当克洛伊索斯派 吕底亚人从撒尔迪斯来到戴尔波伊神托所的时候，美伽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克 美昂曾为他们尽了斡旋之劳，并且热心地帮助了他们。因此，当克洛伊索斯 从访问神托所的吕底亚人那里听到阿尔克美昂对他的照顾的时候，便派人把 阿尔克美昂请到撒尔迪斯来，在那里送给他一笔礼物，即他个人可以一下子 尽其所能地带走的那样多的黄金。既然给他这样的一份礼物，阿尔克美昂便 想了一个办法并且按照这个办法做了。他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衣服上缝了 一个根深的袋子，他又穿上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的长统靴，这样被领进 了宝库。在那里，当他遇到了一堆金砂时，他首先就在他的腿的四周把金砂 尽可能多地塞满了他的长统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上的袋子装满了黄金， 并且把金砂洒在他的头发上面，此外还把一些金砂放到嘴里，直到他离开宝 库时，长统靴里的金砂重得使他几乎不能走路了。他简直已经不象一个人的 样子了，因为他鼓着嘴巴，而且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当克洛伊索斯看到阿 尔克美昂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他不但把阿尔克美昂已经拿到的全部黄金送 给他，并且给了他价值不比黄金少的其他东西。自此而后，他这一家成为巨 富，而阿尔克美昂便开始饲养驷马战车的马，从而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了胜利。

    (126)后来在下面的一代，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敛涅斯（克莱司铁涅斯与阿尔克美昂是同时代人）把这一家捧得更 高，因此它在希腊也变得比先前更加有名了。因为安德烈阿斯的儿子米隆， 米隆的儿子的阿利司托尼莫斯、阿利司托尼莫斯的儿子克莱司铁涅斯有一个 女儿名字叫做阿伽莉司铁，他想把她嫁给他在希腊所能物色到的一个最优秀 的人物。因此，在当前举行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他取得了四马战车比赛的 优胜的时候，克莱司铁涅斯便作了一个声明，要任何一个自认为够得上作他 的女婿的希腊人在从当时算起的第六十天或是更早的时候到希巨昂来；而克 莱司铁涅斯说，他将在希巨昂地方从第六十天起的一年之内决定下他的婚姻 的诺言。于是所有对自身和他们的出身门第十分有信心的人们便都来向这个 女孩子求婚了。克莱司铁涅斯为了选婿的目的，就为他们建造了赛跑场和角 力堤以便进行比赛。

    (127)叙巴里斯人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司敏杜里代斯从意大利来了，他是 当代生活得最阔绰豪华的人物(而且叙巴里斯当时又正是处于全盛时代)，还 有被人称为智者的、昔利斯人阿米利斯的儿子达玛索斯也从意大利来了。以 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人。从伊奥尼亚湾来的则有埃披达姆诺斯人埃披司特洛波 斯的儿子阿姆庇姆涅司托斯，从伊奥尼亚湾来的人只有这一个人。从埃托利 亚来的是玛列士，这个人是那个膂力冠绝整个希腊，但是却因厌世而离开众 人隐遁到埃托利亚最边远的地带去的那个提托尔莫斯的兄弟。从伯罗奔尼撒 来的是阿尔哥斯僭主庇东的儿子列奥凯代斯，这个庇东曾经给伯罗齐尼撒入 制定了度量衡而且他是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要骄横的，就因为他曾把埃里斯 人的比赛审判官取消掉，而自行对奥林匹亚比赛会发号施令。现在来的是这 个人的儿子。此外还有特拉佩佐斯出身的阿尔卡地亚人吕库尔戈斯的儿子阿 米安托斯；帕伊欧斯市出身的阿塞尼亚人埃乌波利昂的儿子拉帕涅斯；根据 阿尔卡地亚的传说，这个埃乌波利昂曾在家里款待社狄奥司科洛伊，而从那 时起便把大门对一切人打开了；江有埃里斯人阿伽依欧斯的儿子奥诺玛司托 斯。这些人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本地来的。从雅典来的是美伽克列斯，他的父 亲阿尔克美昂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在他之外还有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 里代斯，这个提桑德洛斯是雅典最富有，而且风采也最好的人物。从当时十 分繁荣的埃列特里亚来的是吕撒尼亚斯，他是从埃乌波亚来的仅有的一个 人；从帖撒利亚来的是克兰农地方司科帕达伊家的狄雅克托里戴斯；而从莫 洛西亚来的则是阿尔孔。

    (128)上面所列举的就是向她求婚的人们。当他们在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 候，克莱司铁涅斯首先便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然后他在一年里都把 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旁，体察他们的德行、气质、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 体察的办法是和他们个别的人，或是和他们全体交往，叫他们中间的比较年 轻的人在体育上进行较量，特别注意在会餐时他们的一举一动。原来当他和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放处对他们的照顾并且始终毫不吝惜 地款待他们。但是，在求婚者当中最使他中意的却是从雅典来的几个人，而 在这几个人当中他认为最好的又是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渡克里代斯，这不仅 是由于他的德行，而且由于就他的身世而论，他是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里达伊家的。

    (129)当指定举行婚宴，和克莱司铁涅斯宣布他要在所有的人当中选择谁 为婿的日子到来时，克莱司铁涅斯便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宴请了求婚者 们本人和整个希巨昂的人们。在宴会终了之后，求婚者们便相互比赛音乐并 就某一题目相互进行辩论。当他们饮宴正酣之际，远出其他众人之上的希波 克里代斯命令吹笛者给他吹奏，而当吹笛者遵命演奏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起 舞来，而且他是跳得极其尽兴的。但是克莱司铁涅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却 对于全部事体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了一会儿之后，希波克里代斯便命令人 们带一只桌子过来，而桌子搬来的时候，他首先就在桌子上面跳了拉科尼亚 式的舞蹈，然后又跳了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又把头顶在桌子上，用两 腿朝天表演各种花样。这时克莱司铁涅斯在看到希波克里代斯的第一次和第 二次舞蹈时，他便由于这个人的舞蹈和无耻，再也不忍想到希波克里代斯竟 是他的女婿了。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而不愿向希波克里代斯发泄自己的怒 气。但是当他看到希波克里代斯两腿朝天表演花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保 持缄默而喊道：“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啊，跳得好，你连你的婚事都跳跑了”。 但是希波克里代斯却回答说：“希波克里代斯根本不在乎！”

    (130)从那天起，这句话竟变成了一句谚语。于是克莱司铁涅斯便命令他 们大家静下来，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于你 们所有的人都是很为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会使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失 望的，既不选一个人出来认为他比别的人好，也不轻视其余的人。但是既然 我只有一个女儿可供考虑，因而无法使你们全都满意，对于你们中间在婚事 土未能称心的各位，我送给这些人每人一塔兰特的白银，用来感谢他之想娶 得我家的女儿和他之离开自己的家而住到我这里来。现在我依照雅典人的法 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许配给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列斯”。于是美 伽克列期便接受了婚约，而克莱司敛涅斯这样便把这件婚事决定下来了。

    (131)以上便是选择求婚者这件事情的经过。这样，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 的名声便在希腊宣揭开来了。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 制度和尺主政治的那位克莱司铁涅斯；他的这个名字是跟着他的那个希巨昂 人，即他母亲的父亲取的。他和希波克拉铁斯都是美伽克列斯的儿子；希波 克拉铁斯又是另一个美伽克列斯和另一个阿伽莉司铁的父亲。而这一个阿伽 莉司铁则是跟着克莱司铁涅斯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而取名的。她和阿里普隆的 儿子克桑提波司结婚，而在怀孕时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生了一个狮子。几 天之后，她就给克桑提波司生了一个儿子伯里克利斯。

    (132)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尔提亚戴 斯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他向雅典人要求七十只船，一支军队，还有金钱， 但是不告诉他们他要率领他们去进攻哪一个国家，而只是说如果他们追随他 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因为他要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国家去，他们可 以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取得大量的黄金。当他要求船只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保证的。雅典人听了这话深信不疑，就把船给他了。

    (133)米尔提亚戴斯率领着交给他的军队乘船到帕洛司去了，他的借口 是，帕洛司人在先前曾首先派遣三段桡船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因此要 得到这样的对待。这便是他的口实，然而他之所以怨恨帕洛司人，是因为帕 洛司人提细亚斯的儿子吕撒哥拉斯曾经在波斯人叙达尔涅斯面前讲过他的坏 话。米尔提亚戴斯到达了他航行的目的地之后，便率领着他的军队把帕洛司 人赶进他们城里去，并在那里包围了他们。他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对方索取一 百塔兰特，他说如果他们不给他这笔钱的话，他的军队就一定要把他们的城 市攻克才收兵。帕洛司人根本不考虑把钱给米尔提亚戴斯的事情，他们除了 保卫他们的城市之外，不作其他打算。他们保卫城市的办法是在夜里把城墙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加高一倍，此外还用了其他种种办法。

    (134)全体希腊人都谈到的事情，就到上述的地方为止。再向下就是帕洛 司人自己说的了。他们说，米尔提亚戴斯既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名 叫悌摩的帕洛司女奴隶曾和他谈过话，她是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她到米 尔提亚戴斯这里来，劝他说如果他无论如何也要攻克帕洛司的话，那他就应 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向着城前的小山挺 进，而在他来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的神殿而不能打开门的时候，他便跳过了围 墙；跳了进去以后，他便向神祠的地方走去，或者是想动那不许动的东西。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意图。但是当他走到门前的时候，他立刻就感到极大的惊 恐而循着原道返回了。在他从墙上跳下的时候，他扭伤了大腿，有的人又说 他跌伤了膝头。

    (135)因此米尔提亚戴斯便十分不光彩地回来了，他既没有带回财富，也 没有占领帕洛司；他把这座城围攻了六十二天并且蹂躏了这个岛。帕洛司人 听到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佛摩曾经作过米尔提亚戴斯的响导，便想为这件 事惩罚她，而现在他们既然已经不再被围，因而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 他们应不应由于这个副祭司引导了敌人并向米尔提亚戴斯泄露了任何男人都 不应知道的密仪从而使祖国陷于敌手而把她处以死刑。但是佩提亚却禁止他 们这样做，她说犯错误的并不是悌摩，是米尔提亚戴斯命中性定要遭到凶死 的命运，一个幻影曾引导他遇到了这些不吉利的事情。

    (136)佩提亚对帕洛司人的宣托有如上述。另一方面，当米尔提亚戴斯从 帕洛司回来的时候，雅典这里有许多人攻击他，克桑提波司的儿子阿里普隆 在人民大会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米尔提亚 戴斯到了会，但是他不能给他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那时已经开始腐烂 了)。不过在出席法庭时他却躺在床上，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一直在提 到马拉松战役，提到列姆诺斯的征服：米尔提亚戴斯怎样惩罚了佩拉司吉人， 怎样攻取了列姆诺斯之后把它交给雅典人。人民赞成不判他的死刑，但是他 们由于他的错误而判处了他五十塔兰特的罚金。不久米尔提亚戴斯便由于大 腿的坏疽和腐烂而死去了，他的儿子奇蒙付出了五十塔兰特的罚金。

    (137)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占领列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佩拉司吉人 被雅典人赶出了阿提卡（根据传说，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大约六十年，由于贝奥提亚人的迁徙，佩拉司吉人被赶入了阿提卡），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我只能把人们传说的记述下来。不过海该桑德罗斯的儿子海卡泰欧斯在他的 历史中却宣布说这一行动是不正当的。原来，海卡泰欧斯说，当雅典人看到 叙美托斯山山下的土地的时候，当雅典人看到这以前荒瘠而又毫无价值的土 地由于经过耕耘而变得十分肥美的时候，他们就起了羡慕之心而想取得这块 地方，因此便不用什么其他口实就把佩拉司吉人赶出去了。这块地方起初是 为了报偿佩拉司吉人先前在围城四周修筑城墙的劳动而送给佩拉司吉人居住 的。但是谁典人自己却说，他们驱逐佩拉司吉人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说， 佩拉司吉人以他们在叙美托斯山下的居住地为据点向外进击，他们曾经这样 地对雅典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拘是雅典人还是希腊任何其他居民还都没有奴仆，而他们的子女是经常要到恩涅阿克路诺斯泉（意为九 泉，在雅典东南，伊利索司附近)去打水的。而每当他们来的时候，佩拉司吉人便出于横傲与轻侮 的想法而虐待他们。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这样做，他们终于竟被发现是在准 备进攻谁典。雅典人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比佩拉司吉人要公正得多的人，因为 在发现对方的阴谋时，他们本来是可以把佩拉司吉人杀死的，但是他们不愿 意这样做，而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佩拉司吉人便离开了，他们 在其他的地方之外还占领了列姆诺斯。这是雅典人的说法，而前者则是海卡 泰欧斯的说法。

    (138)这些佩拉司吉人当时住在列姆诺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又熟悉 雅典的各个祭典的日期，于是他们搞到了一些五十桡船，而当雅典的妇女们 在布劳隆庆祝阿尔铁米司祭典时就设伏等看她们。他们掳去了许多妇女，他 们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带到列姆诺斯去，使她们作自己的侍妾。而既然这些妇 女生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阿提卡语和雅典人的风俗习 惯。这些孩子不愿意和佩拉司吉妇女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 人挨了佩拉司吉妇女所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人的打的时候，他们便一致来帮 助他并且相互帮助。而且雅典妇女生的孩子甚至认为应该统治另一类的孩 子，而且比另一类的孩子是要强得多的。当佩拉司吉人看到了这一点时，他 们便进行了商议。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想到如果这些孩子决心相互帮助以对 抗正妻的儿子们并且还立刻便试图统治后者，则等他们好大成人的时候，这 些孩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时，这一点实在是使佩拉司吉人十分担心的。因此 佩拉司吉人便认为最好是把阿提卡妇女生的儿子杀死；他们这样做了，而且 把这些男孩子的母亲也给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妇女们先前干的一件事 情，即她们杀死了她们那与托阿斯（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因怠于阿普洛狄铁的祭祀而受到咒诅，结果身上发出恶臭；列姆诺斯人于是娶了色雷斯的妇女为妻。但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却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只有国王托阿斯由于被女儿叙普希 披列藏了起来而幸免一死，但不久他即被发现，结果还是被杀死了。他的女儿也被卖为奴隶）在一起的丈夫，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便 把任何一件残酷的行为称之为“列姆诺斯人的勾当。”

    (139)但是当佩拉司吉人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妇女的时候，他们 的土地便不再生长果实，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家畜也不象先前那样的生育 了。在饥馑和无子的困迫之下，他们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摆脱目前灾祸的 办法。于是佩提亚使命令他们向雅典人赔偿雅典人自己所规定的任何赔偿 物。于是佩拉司吉人到雅典来，因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向雅典人建议赔偿。雅 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张装璜得尽可能富丽堂皇的寝床，旁边还有 一张上面满放着所有各种各样财宝的桌子，然后告诉佩拉司吉人，要他们象 这个样子地把国土交给雅典人。佩拉司吉人回答税：“当一只船借北风之助 在一日之内能够从你们的国家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呈献给你 们”；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 阿提卡是远在列姆诺斯的南方的。

    (140)当时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了。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海列斯彭特 的凯尔索涅索斯屈服于雅典的时候，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借着当时不 断刮看的埃铁西阿伊风（一种在七月、八月和九月刮的东北季节风）的帮助，乘着一艘船完成了从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到列姆诺斯的航程。而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他便向佩拉司吉人声明，要 他们记起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实现的神托的话而离开他们的岛。于是海帕依司 提亚人便按照他的话做了。但是米利纳人却不承认凯尔索涅索斯是阿提卡的 领土，而继续抗拒围攻，但结果他们也屈服了。这样，米尔提亚戴斯和雅典 人便占领了列姆诺斯。

    第七卷

    (1)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听到了马拉松之役的战报的时候，因雅 典人攻击撒尔迪斯而对雅典人非常气愤的大流士就更加愤怒，因此他也便更 加想派一支罩队去攻打希腊了。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它们 装备一支军队，要它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 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四八九至四八七年），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 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在第四个年头，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埃 及人叛离了波斯人；因而大流士便更加想对二者都加以讨伐了。

    (2)但是，当大流士准备讨伐埃及和雅典的时候，在他的儿子们中间发生 了一场夺取国家主权的巨大纷争。原来他的儿子们认为，他必须按照波斯人 的法律，在率军出发之前，宣布他的王位的一位继承者。大流士在他成为国 王之前，在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生了三个儿子；在 他成为国王之后，在他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又生了四个儿子。在前妻 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是阿尔托巴札涅司；后妻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 长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由于他们是异母兄弟，因此处于敌对的地位。阿尔托 巴札涅司的论据是，他是大流士的全部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不拘什么地方 的风俗都是最年长的继承王位，但克谢尔克谢斯则认为他乃是居鲁士的女儿 阿托撒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3)当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犹豫未决的时候，正好这时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 拉托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褫夺了王位之后，自愿从拉凯戴孟被流 放出来的。据传说，当这个人听到大流士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他就 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劝告克谢尔克谢斯在自己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项论 据，这就是，他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和统治者之后才生的。但是 当阿尔托巴札涅司生的时候，大流士却还是一介平民。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 应当说，任何在他之外的人如果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那都是既不合理又不正 当的；因为根据戴玛拉托斯的建议，纵使在斯巴达也向来有这样的习惯，郎 如果在父亲成为国王前生了儿子而在父亲成了国王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则 王位应当落到后生的儿子的身上。克谢尔克谢斯按照戴玛拉托斯的意见去做 了，大流士认为他的论据是正当的，因此宣布他为国王。但是我以为即使没 有这个建议，克谢尔克谢斯仍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的权力。

    (4)大流士在宣布克谢尔克谢斯为国王之后，就准备走上征途了。但是在 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埃及叛变的第二年，正当他进行准备的时候，他死 了；他一共统治了三十六年（五二一至四八五年）。他既未能惩办叛乱的埃及人，也未能惩办雅典 人。大流士既死，王位便转到他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身上去了。

    (5)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在一开头的时候根本就无意于讨伐希腊，不过他却 纠合军队准备征服埃及。但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表兄弟、 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是和国王接近的人，而在宫内的波斯人当中对 克谢尔克谢斯有最大的影响，他是一直这样主张的：“主公，在雅典人对波 斯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之后却丝毫不受到惩罚，那是不妥当的。而我的主张 是，目前你做你正在着手做的事情，而当你把横傲不逊的埃及征服以后，你再率领着你的军队去时代雅典，以便使你能够在众人中间赢得令名，同时人 们也就会懂得，侵犯你的领土的人，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他的这个论据， 是以报复为目的的，但是他不经心地又加上了一个理由，即欧罗巴是一个非 常美丽的地方，它生产人们栽培过的一切种类的树木，它是一块极其肥沃的 土地，而在人类当中，除去国王，谁也不配占有它的。

    (6)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想进行冒险活动，而他自己想担任希腊的太守。 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说服了克谢尔克谢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因为还 有其他的事情加在一起也帮助了他赢得克谢尔克谢斯的同意。首先，从帖撒 利亚的阿律阿达伊家(这个阿律阿达伊家是帖撒利亚的王族)派来了使者，他 们十分诚恳地邀请国王到希腊去。其次，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来到了 苏撒，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他们的理由和阿律阿达伊家的理由一样， 而此外答应给克谢尔克谢斯的东西甚至比阿律阿达伊家答应的还要多。和他 们同来有一个雅典的占卜师即穆赛欧斯神托的收集整理者奥诺玛克利托斯：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曾和这个人有旧怨，但是在来此之前他们之间的纠纷已 经得到了和解。原来奥诺玛克利托斯曾被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帕尔科斯 驱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赛欧斯的神托中间插进了一段神托，说列姆诺斯附 近海上的诸岛将要沉没到海里去，但是这个行为被赫尔米昂涅人拉索司（诗人兼乐师，又是品达洛司的教师）看破 了。因此希帕尔科斯驱逐了他，虽然在这之前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现在 他和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一同来到苏撒了；而每当他谒见国王的时 候，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总是为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也就背诵一些 他所知道的神托；所有那些预言波斯人的灾难的神托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 选诵那些对异邦人最有利的神托，如谈到海列斯彭特时，就说它怎样必须由 一个波斯人来架桥，此外也谈到了进军的情况。克谢尔克谢斯这样便纠缠到 奥诺玛克利托斯的神托以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和阿律阿达伊家的意见里面 去了。

    (7)克谢尔克谢斯被说服派遣一支大军去讨代希腊之后，就在大流士死后 的第二年，向背叛者进军了。他征服了埃及人并使埃及人受到比在大流士的 时代要苦得多的奴役；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 阿凯美涅斯。但是后来（四六○年，见第三卷第十五节）在阿凯美涅斯担任埃及太守的时候，他却被一个利比 亚人、普撒美提科斯的儿子伊纳罗司杀死了。

    (8)征服埃及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又打算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了，于是 他便召集波斯的第一流人物前来会商，召开这一会议的目的是他可以听取这 些人的意见，同时他自己又可以当着他们的全体宣布他自己的看法。当这些 人都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对他们说： (α)“波斯人！并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第一个采用和在你们中间制定新法 律，我不过是把它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恪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人 那里听说，自从居鲁士废黜阿司杜阿该斯，而我们从美地亚人手中赢得霸权 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安定的日子。但这乃是上天的意旨。而我们经历的 许多事情，其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现在居鲁士和刚比西斯和父王大流 士所曾征服从而加到我们的国土上面来的那些民族，那是没有必要再列举给 你们了；这一切是你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从我个人这一方面来说，自从我登上王位以来，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在这一光荣的地位上面不致落在先 人的后面，怎样才能为波斯人取得不比他们更差的威力；而在我深思熟虑之 后就觉得，我们不仅可以赢得声名，而且可以得到一块在质和量方面都不次 于我们的土地，这块土地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肥沃；这样我们既满足了自 己的需要，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β)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你们大家召集起来，为的是我可以向你们 披沥我个人的看法。我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 欧罗巴到希腊去，以便惩罚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你 们已经看到，父王大流士是曾想讨伐这些人的。但是他死了，他已经无法来 亲自惩罚他们了；而我却要为他和全体波斯人报仇，不把雅典攻克和烧毁决 不罢休，以惩罚雅典人对父王和对我本人无端犯下的罪行。首先，他们和我 们的奴隶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撒尔迪斯，焚烧了那里的圣林和神 殿；其次，当我们的由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的军队登上他们的海岸 时，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们，我想这是你们大家全都清楚的。 (γ)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日此我决定派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们，而在我 考虑之后，我认为我们将会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和 他们的邻居，即居住在佩洛普司地方的普里吉亚人，我们就将会使波斯的领 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如果我得到你们的助力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 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 界以外了。 因为，我听说将没有一座人间的城市、人间的民族能和我们相对抗，如 果我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旦被我们铲除掉的话。这样，则那些对我们犯了罪的 和没有犯罪的人就同样不能逃脱我们加到他们身上的奴役了。 (δ)从你们的那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你们使我最称心满意的事情：当我 宣布要你们前来的期限时，你们每一个人必须立刻前来，不许有勉强的情绪。 凡是率领着拥有最优良的装备的军队前来的人，我将要赠给他在国内被认为 是最尊荣的礼品。上述的事必须做到。但是你们谁也不要认为这是我擅自决 定的，我把这事向你们大家提出，有意见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讲出来的。” 克谢尔克谢斯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便沉默不语了。

    (9)在他之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主公，你在过去和未来的一 切波斯人当中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为对于其他一切事情，你都是说得既精 彩又真实的，此外，你还不能容许住在欧罗巴的伊奥尼亚人来嘲笑我们，因 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分的。我们先前征服和奴役了撒卡依人、印度人、埃西欧 匹亚人、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作了坏 事，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自己的威势；可是现在希腊人无端先对我们犯下 了罪行，而我们却不向他们报复，那诚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α)有什么使我们一定要怕他们呢？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或是充足的财力 使我们害怕吗？我们知道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不足道的。我 们曾经征服和拘留他们的子弟，就是住在我国并被称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 斯人和多里斯人的那些人。先前由于你父亲的命令，我曾经讨伐过这些人， 因此那时我自己跟他们较量过；我一直进吉到马其顿并几乎到达雅典，但是 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 (β)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 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 地方在那里作战，因此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同样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他们全部被歼灭了。既然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他们本应当通过传令人和使者来结束他们之间的纠纷，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 何其他办法来结束纠纷。纵然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作战的时候，他们也应当各 自去寻找他们的最难于受到攻击的地点，然后在那里再一决胜负。因此希腊 人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当我进军直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 作战。 (γ)国王啊，当你率领着全亚细亚的大军和你的全部战船出征的时候， 谁能对你作战呢？在我个人看来，希腊人是不会有那样大的胆量来作战的。 但如果时间证明我的判断错误而他们蛮性发作，竟然和我们作战的话，那我 们就会教训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总之，不拘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退缩罢。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自行产生出来 的，而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经过多次的尝试才得到的。”

    (10)玛尔多纽斯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样他就把克谢尔克谢斯的意见说 得更加动听了。其他的波斯人保持了缄默，不敢发表与已经提出的意见相反 的任何看法，随后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塔巴诺斯发言了，他是国王的叔 父，因而他正是仰仗着这个身分才敢发言的。他说： (α)“哦，国王，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 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 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甚至黄金的成色单从它本身都不能加以鉴别，但 是黄金和黄金如果都在试金石上磨擦，那我们便可以把成色较好的黄金鉴别 出来。我曾经谏阻我的哥哥、你的父亲大流士率军去攻打在本国的任何地方 都没有住人的城市的斯奇提亚人。但是他一心想征服游牧的斯奇提亚人而不 愿意听我的话。他率领了他的军队出征，而从出征回来的时候，却丧失了他 的军队中的许多勇武之士。哦，国王，你现在是正在打算率领你的军队去攻 打远比斯奇提亚人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据说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 人物。因此我是应当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的危险性的。 (β)你说你要在海列斯彭特地方架桥，然后率军通过欧罗巴向希腊进 发。但是，我以为事情的结果可能你或是在陆上，或是在海上，甚或同时在 陆上和海上被战败。据说他们都是勇武的人物。 而我们很可能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随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 斯到阿提卡去的这样一支大军都被雅典人独力歼灭了。可是我俩还可以假定 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没有得到成功；但如果他们用他们的舰船进攻并在海战中 得到胜利的话，那他们就会乘船来到海列斯彭特，随后更把你的桥梁毁掉。 哦，国王，这对你可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γ)我所以这样推测决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智慧。这是因为我记起了过 去我们几乎遇到的一次大灾难；在当时，你的父亲登上色雷斯的博斯波鲁斯 的海岸并在伊斯特河河上架桥之后，便渡过去向斯奇提亚人进攻。那时斯奇 提亚人却使用了一切办法请求受命守卫伊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把这 个通路摧毁；而在当时，如果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同意了其他僭主 的意见而不加反对的话，波斯的兵力就要全部垮台了。而且在人们听到说， 国王全军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仅仅是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甚至可说是一件 令人心悸的事情了。 (δ)在丝毫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你还是不要作冒任何这样危险的打 算，而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现在你先把这个集会解散；随后，在你自己先把 这件事考虑好以后，什么时候你愿意，你都可以宣布你认为是最有利的办法。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乃是最有利的。因为纵然这个计划 后来失败了，它仍然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不过是由于运气不好才失败 罢了。可是一个考虑得不好的计划，却由于运气好而得以成功，这也不过是 他的机遇凑巧罢了，他的计划仍然是考虑得不好的。 (ε)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 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都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 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 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 较少的军队的手里，因为神由于嫉妒心而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或是把雷 霆打下来，结果，他们就毫不值得地毁掉了。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 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ζ)而且，任何事情如果着急的话，那总是要失败的；而失败又常常会 引起严重的损害。可是待机行事都是有利的；这利益在目前虽然还看不出来， 但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η)国王啊，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可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 斯，我看你还是不要再胡说关于希腊人的事情了，他们是决不应受到诽谤的。 正是由于你诽谤了希腊人，这才嗾使国王进行了这次出征的。而且我以为， 你在那里拚命张罗，其目的也不外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不一定会象你想的那 样罢！诽谤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因为在诽谤当中，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做 坏事的人，一个是受害的人。进行诽谤的人，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 这样便伤害了别人，而在知道全部真象之前便完全相信对方的话的那个人， 也同样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而由于不在场因而并没有听到别人说到他的话 的那个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损害，因为一个人诽谤他，而另一个人又把他看成 了坏人。 (θ)然而，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派一支军队去讨伐希腊人的话，那末可以 这样做。让国王本人留在波斯人居住的土地上，并让我们两个人用我们的孩 子来打赌。然后，随便你选拔怎样的人，随便你要多么大的一支军队，你就 率领看他们出发，如果事情象你所说的那样，结果对国王有利，那你就把我 的儿子杀死，连我也和他们一道杀死。如果结果和我所预言的相同，那你的 儿子也这样处理，如果你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样 做，又想无论如何也要率军渡海远征希腊的话，那我深信留在这里的人将会 听到，玛尔多纽斯在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后，将会在雅典的土地上， 或是在拉凯戴孟的土地上，说不定也许是在到那里去的道路上，被狗和鸟撕 得粉碎。这样你就知道你想说服国王去进攻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了。”

    (11)以上就是阿尔塔巴诺斯所我的话，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忿怒地回答 说：“阿尔塔巴诺斯，亏了你是我父亲的兄弟；否则你将会因你的这些蠢话 而受到应得的惩罚。可是，对于你这种怯懦的、没有骨气的表现，我要使你 受到这样的耻辱，那就是，不许你随着我和我的军队去征讨希腊，而是和妇 女们一道留在这里。而我自己没有你的帮助，仍然会完成我方才所说的一切 的。因为，假如我不向雅典人亲自进行报复，那我就不是阿凯美涅斯的儿子、 铁伊司佩斯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的儿子、铁伊司佩斯的儿子、 阿里阿拉姆涅斯的儿子、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 的儿子了。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则他们不仅仅 是不会善罢干休，而且肯定是会向我们的国土发动进攻的，假如我们可以从 他们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来推断的话，因为他们不但把撒尔迪斯烧掉，而且进 兵亚细亚了。因此，不管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撤退都是不可能的，当 前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主动地去进攻和被动地等着挨打这两种情况中间选 择一个：或是把我们的一切归希腊人统治，或是把希腊人的一切归我们统治。 在我们的争论里，折衷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的荣誉感要求我们应当 报复我们身受的一切灾害。这样我当然也就可以领教一下，在我征讨这些希 腊人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甚至我的祖先的奴隶普里吉亚人佩 洛普司都曾经彻底敉平过这些希腊人，而且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用他们的征 服者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和他们的国土的”。

    (12)他的话就说到上面的地方为止了。跟着就到了夜里；这时克谢尔克 谢斯却因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而深感不安了。他在夜里反复加以考虑，这样 便清楚地看到，派一支大军去征讨希腊对他未必是有利的。在他作了这第二 个决定以后，他就睡着了；但是，根据波斯人的传说，就是在那一夜里，好 象他作了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谢斯梦见一个姿容秀丽、体格高大的男子站 在他的身旁，对他说：“哦，波斯人，在你宣告纠合你的波斯大军之后，现 在你却又改变主意，不去率军征讨希腊了吗？你改变自己的主意是不相宜 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同意你这样做的。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白天的决定去 做罢”。梦中人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就看他仿佛是飞去了。

    (13)当天亮的时候，国王根本不去理会他夜里的梦，而是把他先前召集 到一起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这样对他们说：“波斯人啊，请你们原谅 我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罢，因为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未能充分发探自己的 智慧，而那些劝我做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件事的，又是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的人们。在我听到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的时候，由于我这年轻人血气方刚， 那时我诚然是立即发起火来，乃至我讲出了对年长者不应该讲的和卤莽无礼 的言词。不过现在我认识了我的过错，我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你们要知 道，我已改变了先前我想去征讨希腊的意思，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呆着罢”。 波斯人听了这话不胜欢喜，他们向他礼拜致意了。

    (14)但是到夜里克谢尔克谢斯睡着的时候，那个梦中人又站到了他的身 旁，向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已经在波斯人面前公然打消了你那征讨 希腊的意图了。你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到心上，就好象你从来没有听到这话似 的。现在我就确确实实地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刻率军出征，你就会招致这样 的后果：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

    (15)克谢尔克谢斯作了这个梦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了下来， 立刻派一名使者到阿尔塔巴诺斯那里去请他；阿尔塔巴诺斯到来之后，克谢 尔克谢斯就向阿尔塔巴诺斯说：“阿尔塔巴诺斯，曾有一个时候我是非常思 蠢的，我竟用愚蠢的言词回答了你的有益的忠舍。可是我很快地就后悔起来 并认识到我是应当采纳你的意见的。虽然我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这样 做。因为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和后悔自己的错误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 个人，他无论如何不同意我按照你的建议去做，而现在他就是刚刚在恐吓了 我以后离开的。因此，如果这个梦中人是神派来的，则我们出征希腊这件事 情，就正是神十分欢喜要我们做的事情了，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会作 同样的梦，而梦中人也会向你发出同样命令的。而我相信，如果你把我的全 套衣服穿起来，然后坐在我的王位上，跟着再到我的床上去睡，这样你是很 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的”。

    (16)克谢尔克谢斯向他说了上面的话；但是阿尔塔巴诺斯起初不愿意服 从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他是不配坐在王位上面的，但由于克谢 尔克谢斯一定强迫他这样做，他终于照着克谢尔克谢斯吩咐的做了；不过在 这之前，他讲了这样的话： (α)“主公，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和愿意听从别人提 出的好办法的人，他们的价值是相同的。虽然你具有这两种优良的品质，可 是和坏人的交住却成了你的持身之累。这就和海洋一样，人们常说它在万物 当中本来对人是最有用处的，然而向海上袭来的烈风却使它无法顺从它自己 固有的本性。至于我本人，则使我感到痛心的与其就是你的粗言暴语，勿宁 说是下面的一种情况，即当着两种意见摆在波斯人的面前，一种意见是想助 长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另一种意见是克服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并向他们指 明，教给人的心灵在它已有的东西之外，总是不断食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 件多么坏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两个意见当中，你却选择了对你本人以及对波 斯人是危险的一个意见。 (β)因此，你现在既然改变主意，选择了比较贤明的决定，你却说当你 愿意放弃征讨希腊的想法的时候，有某一位神派来的梦中人屡次来到你这 里，不许你放弃这次的出匠。可是我的孩子，这样的事情决不会是上天的意 旨。在人们的梦里跑来跑去的幻影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让我这个年纪比 你要大得多的人教给你罢。梦里游荡在人们身边的那些梦中人，大多数就是 人们在白天所想的那些东西；而近日里，我们便一直是拚命忙着这次出征的。 (γ)虽然如此，如果这件事不是象我所判断的那样，而是在其中有什么 神意的话，则事情的最后处理办法仍然应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让这个梦中人 和对你一样地向我显现并发出命令来罢。但如果这个梦中人真正有意出现的 话，则我看倒不一定要脱下我的衣服而把你的衣服换上，也不一定要不睡在 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不拘你在梦里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他 在看到我的时候，他肯定决不会愚蠢到因为他看到你的衣服便会把我认成是 你。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不是不把我放到眼里，是不是不屑于经常在 梦中向我显示，不管我是穿着你的还是穿着我自己的衣服。如果它真地接连 不断地在你的梦里出现，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乃是奉神的意旨前来的 了。但如果你决定事情必须这样做，而且是无可回避，那我就非得在你的床 上睡一睡不可了。我就这样做罢；而在我睡到你床上的时候，让那个梦中人 也来向我显示吧。不过在他向我显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的”。

    (17)阿尔塔巴诺斯这样说了之后，便按照所吩咐的做了，他所指望的是 要证明克谢尔克谢斯对他讲的话原是不值一提的。他穿上了克谢尔克谢斯的 衣服并坐到国王的宝座上。随后，当他躺下熟睡的时候，那个常常到克谢尔 克谢斯梦里来的梦中人，便来到了阿尔塔巴诺斯的面前，向他说：“你是不 是想劝说克甜尔克谢斯不去征讨希腊，而打算用这样的办法来照顾他那个 人？可是，你这种力图扭转命运注定的事情的做法，使你不拘是在今后，还 是在目前，都是不能逃避上天的惩罚的。我也已经向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宣布， 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18)阿尔塔巴诺斯感觉到，梦中人在说了这样的威吓的话之后，好象是 要用灼热的铁把他的眼睛烧出来似的，于是他大叫一声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随后就坐在克谢尔克谢斯的身旁，把他在梦里所看到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 了克谢尔克谢斯，跟着他说：“哦，国王啊，象我这样一个在一辈子里看到 许多强大的力量被比较弱小的力量所打倒的人，是不愿意要你完全逞自己的 血气之勇的。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忘记了居 鲁士征讨玛撒该塔伊人和刚比西斯征讨埃西欧匹亚人的结果，而且我自己还 亲自追随着大流士去征讨过斯奇提亚人。既然知道这一点，故而我的看法就 是，你最好是安安静静地过活，这样世人就会认为你是最幸福的了。不过， 既然天意非如此不可，而看来诸神又注定了希腊的毁灭，那我自己也就改变 初衷并更正我自己的看法了；现在你把上天的意旨向波斯人宣布，命令他们 服从你最初所下的、进行相应准备的命令。既然是神允许你这样做的，则在 你的这一方面就得把一切准备齐全了”。在这次谈话之后，他们两人便都因 梦中人的话而得到了勇气，因此到天亮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把这件事通 告波斯人，而阿尔塔巴诺斯现在也公然赞同先前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反对的那 种做法了。

    (19)在这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已有了出征的打算，就在睡着时 作了第三个梦。而当玛哥斯僧们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便解释说这是指着全世 界而言，并表示全人类都要成为他的奴隶。他作的是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 谢斯以为他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的王冠，王冠的嫩枝蔓延开来，遮复了整个大 地，但不久之后他的这顶王冠便从他头上消失了。玛哥斯僧就是这样来圆梦 的。而后，集合起来的波斯人等，便各自立刻这回自己的管地，万分热心地 执行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悬赏的赠物。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便从大陆的每一个地方搜集人力，把他的大军纠合起来了。

    (20)在平定埃及以来的整整四年中间（四八四至四八一年），他一直在整顿大军，并准备出征 所必需的一切；而在第五年里，他便率领着一支大军踏上了征途。在我们所 知道的远征军当中，这支选征军断乎是最大的一支，以致过去的任何一支远 征军都无法和它相比，大流士远征斯奇提亚人的军队也好，追击寄姆美利亚 人时突入美地亚（见第一卷第一○三节；第四卷第一节）并征服和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而后来大流士又 曾因这件事而想对之进行报复的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也好，传说中阿特列欧斯 的儿子们所率领进攻伊里翁的大军也好，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渡过博斯波鲁斯 进入欧罗巴，在那里征服了全部色雷斯人，下至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直到 佩涅欧司河的美西亚人和铁乌克洛伊人的大军也好，都无法和它相比。

    (21)所有这些远征的军队，再加上这些之外如果有的其他任何军队，都 不能和单是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克谢尔克谢斯 率领去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 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 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作桥 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食粮和船只。

    (22)首先，由于第一次远征的军队在试图回航阿托斯的时候遭到了覆舟 的命运，所以在大约三年当中，他一直为应付阿托斯而做准备。三段桡船都 停泊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而以这些船为据点，军中所有各种各 类的人们都在鞭子的驱使之下被迫去挖掘壕沟，他们是陆续不间断地去干活的。而在阿托斯周边住的人们也同样地要去挖掘壕沟。监督人们干活的是美 伽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尔塔凯耶斯。他们两个人都 是波斯人。这个阿托斯乃是向海中突出的一座著名的大山，而且在这座山里 是有人居住的。这座山在大陆方面的一端，是半岛形状的，它是一个大约有 十二斯塔迪昂宽的地峡；这是从阿坎托司地方的海到托罗涅前面的海之间 的、一块有一些小丘的平野。在阿托斯山终点的这个地峡上面，有一个称为 撒涅的希腊城市。但是从撒涅到海之间以及从阿托斯到陆地的方面又有其他 的一些城市，而波斯人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变成岛城，而不是大陆的城市。 这些城市就是狄昂、欧洛披克索斯、阿克罗托昂、杜索司、克列欧奈。

    (23)以上是阿托斯的城市。异邦人是这样挖掘的，他们把上面的几个不 同民族所住的地方区分开来。他们在撒涅城的附近画了一条直线；而当壕沟 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到壕沟的底部挖掘，另一些人则把挖出 来的土接过来，把它递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们，而这些人则又递给站在更上 面的人们，这样一直传到站在最高处的人们。这些人就把挖出来的土带走抛 掉了。除去腓尼基人之外，对于其余所有的人来说，由于壕沟陡峭的两岸发 生崩坏和下陷的事情，这便形成了他们的双重的劳苦。原来他们把壕沟上面 和沟底弄成相同的宽度，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了。但腓尼基人特别 是在这件事上，也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同样地表现了他们的技巧。 他们接受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那部分工作之后，便把壕沟最上面的口掘成所 需要的壕沟宽度的一倍，而在向下掘的时候却渐渐地使它变窄，直到底下的 时候，他们挖的就和其他人同样宽了。在那里的附近有一片草地，他们便利 用那片草地作为交易的场所。而经常有大量磨过的谷物从亚细亚运到他们这 里来。

    (24)根据我用猜测的办法所作的制断，克谢尔克谢斯是出于傲慢的心情 才下令进行这次挖掘的，因为他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 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原来，他们若想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伴很 容易办到的事情。但他仍然命令他们从海到海挖掘一道壕沟，它的宽度足够 两艘三段桡船相并划行而过。而且受命进行挖掘工作的那些人，同样又受命 在司妥律蒙河河上架了一座桥。

    (25)克谢尔克谢斯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架桥这件事上， 他命令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制造纸草和白麻的绳索并要他们腓备军粮，为了使 他的军队和驮兽在进军希腊时不致陷于饥饿。在调查了各个地点的形势之 后，他就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当的场所，而从亚细亚的一切地方用 货物船和运输船把粮草运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他们把粮草的大部分运到色雷斯的所谓列乌凯—阿克铁(意为白岬)的地方去，其余的则分别运 到佩林托斯人的国土上的图洛迪札，或是运到多里司科斯，或是运到司妥律 蒙河上的埃翁，或是运到马其顿去。

    (26)正当这些人从事于指定给他们的劳役时，已经集合起来的全部陆军 却在克谢尔克谢斯的率领之下从卡帕多启亚的克利塔拉开拔向撒尔迪斯进发 了。凡是随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从陆路进军的全部大军都是指定在克利塔拉集 合的。不过我说不出克谢尔克谢斯的太守当中，哪个人由于带来了装备最好 的军队而得到了国王所悬赏的赠赐。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曾确定下 来。但是当他们渡过哈律司河并进入普里吉亚之后，他们就通过那个地方而 到达了凯莱奈，这个地方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一条是迈安德罗司河，一条 是和迈安德罗司河同样大的卡培拉克铁斯河。卡培拉克铁斯河就发源在凯莱 奈的市场地方并注入迈安德罗司河。昔列诺斯的玛尔叙亚斯的皮肤也挂在那 里；根据普里吉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 里的。

    (27)一个吕底亚人、阿杜斯的儿子披提欧斯就在这个城市等候着他们； 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他的全部军队，他自己并且宣布说 他愿意提供作战的资金。披提欧斯这样把钱拿出来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问他左右的波斯人这个披提欧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多少财富而能献纳出这 样多的金钱。于是他们回答说：“哦，国王，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 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

    (28)克谢尔克谢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大为吃惊，随后他自己就问披提欧 斯本人，问他有多少财富。披提欧斯说：“哦，国王啊，我不愿意向你隐瞒我的财富，也不愿意装做我不知道的样子；我知道我有多少财富并愿意把真 实情况告诉你。当我一知道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向你 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我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达列科斯·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毫 不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计了”。以上便是披提欧斯所讲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话深感满意，就 对他说：

    (29)“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去你一个人以外， 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 自动地前来见我并提供我作战的资金。可是你却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并 且提供我大量的资财。因此，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 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使你补足 四百万，这样你的四百万便不会缺少七千了。而且在我补足之后，你便可以 有整整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 己象现在的样子；因为不拘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做所 为而后悔的”。

    (30)克谢尔克谢斯这样说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以后，就不停地继续前进 了。经过了一个叫做阿恼阿的普里吉亚市邑和产盐的湖之后，他们便到了普 里吉亚的一个名叫科罗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科斯河注入地上的一个裂缝 而消失，然后在大约五斯塔迪昂之外的地方再显示出来，它和另一条河一样， 也是流入迈安德罗司河的。大军从科罗赛向普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边境进 发而来到了库德辣拉，在那里有克洛伊索斯树立的一个石柱，上面有表明疆 界的铭文。

    (31)经过普里吉亚进入吕底亚之后，他便来到了道路分岐的一个地方。 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撒尔迪斯；如果走后面的这条道路， 就必须渡过迈安德罗司河和经过卡拉铁渡司市；而在卡拉铁波司市，那些手 艺人是用杨柳和小麦粉来造蜜的。克谢尔克谢斯走了这条路并找到了一株筱 悬木，由于这株筱悬木的美丽，他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并命令他的一个 精兵看守它。而在第二天，他便来到了吕底亚人的首府。

    (32)到达撒尔迪斯以后，他首先派遣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土和水，并下令 为国王准备饭食。他派人到所有其他的地方去要求土，就是不派人到雅典和 拉凯戴孟去。他第二次派人索取土和水的原因是这样：凡是先前在大流士派 使者去索取土和水的时候而不给的人们，他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由于害怕而 不得不献出来，因而他把使者派出去，想确实了解一下这件事。

    (33)在这之后，他便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军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 的另一部分人就在海列斯彭特架设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桥梁。但是，在海 列斯彭特近旁的凯尔索涅索斯地方，在赛司托斯市和玛杜托司之间，有一个 嵯峨的海岬，一直伸入紧对着阿比多斯的海面。就是在这里，不久之后，将 领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拿获了赛司托斯的太守、波斯人 阿尔塔乌克铁斯并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这个人过去经常把女人带到埃 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神殿去并在那里干见不得人的渎神勾当。

    (34)于是，担负了架桥这样一项任务的人们以阿比多斯为起点，便把桥 架到那个地岬上去；腓尼基人用白麻索架一座桥，而埃及人用纸草架第二座 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但是海峡上的桥刚刚架起的时 候，立刻便刮来了一阵强烈的暴风，把工程全部摧毁粉碎了。

    (35)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为震怒，他于是下令把海列斯 彭特笞打三百下并把一付脚铐投到那里的海里去。而且，在这以前我就曾听 到，在上述的做法之外，他还把烙印师派到那里去给海列斯彭特加上烙印。 他的的确确曾命令那些他派去笞打的人们，说出了野蛮和横暴无礼的话。他 要他们说：“你这毒辣的水！我们的主公这样惩罚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尽 管他丝毫没有伤害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也要从你的上 面渡过去；任何人不向你奉献牺牲，那是正当不过的事情，因为你是一条险 恶而苦咸的河流”。因此他便下令这样地来惩罚了海，并下令把监督造桥的 人们枭首了。

    (36)接受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的那些人把他的命令执行了；另一些匠师 们着手架桥了。他们架桥的办法是这样。为了能够保持绳索的紧张程度，他 们在黑海这一面的桥下把三百六十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而在另 一面的桥下则把三百一十四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这些船只与彭托斯（黑海）形成直角，都和海列斯彭特的水流平行。把船只这样连结起来之后，他 们便投下了非常巨大的锚；有的锚是从靠近彭托斯的船只投下去的，为的是 顶住从那个海上面吹过来的风，而另一头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则所投 下的锚是为了抵御西风和南风。此外，他们还在一排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修德本τριχο(，这里从施泰因本τριηρξων）之间留出一个通路，为的是任何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乘着轻便的船只出 入彭托斯。做完这以后，他们便从陆地上把绳索引了过来，用木辘辘把它们 拉紧。他们不是象先前那样地把两种材料分开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 麻索和四根纸草索。这些绳索是同样粗，同样美观，但是白麻索按比例来说 是要重一些，它的每一佩巨斯的重量有一塔兰特。当海峡上的桥这样架起来 以后，他们便把木材锯成和索桥的宽度相同的长度并把它们依次摆在拉紧的 绳索上，依次摆好之后，他们便把它们系紧在上面了。而在做完这一步之后， 他们就把树枝铺到桥面上，在这一切做完之后，再把土铺在上面压结实了。 然后，他们在桥的两旁安设栅栏，为的是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因为看到 下面的海而受惊。

    (37)当桥梁和阿托斯那里的工事已经准备好，而又接到在壕沟口的地方 为了防止在海潮上升时淤塞壕沟口而修筑的防波堤以及壕沟本身全部完工的 报告时，大军过了冬天之后，便在春天到来之际（大概在480年四月中）作了准备，从撒尔迪斯出发 进军阿比多斯了。但当他们正要进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 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当克谢尔克谢斯 看到和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为这一点很感不安，于是他询问玛哥斯僧， 这个天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告他说，这是神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的毁灭。 他们说，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则是他们自己的预言者。克谢 尔克谢斯听了这话之后心中万分欢喜，便继续走上他的征途。

    (38)当他即将率军离去的时候，被天象吓住，但是由于得到国王的赠赐 而得意起来的那个吕底亚人披提欧斯到克谢尔克谢斯这里来向他说：“主公， 我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在你赠赐起来很容易，但对我这个 接受者来说却是珍贵的了”。克谢尔克谢斯以为披提欧斯绝不会要求他真正 要求的东西，于是回答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并命令他说出他所要求的东西。 于是披提欧斯便鼓起勇气来说：“主公，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不得不随你 去远征希腊。可是，国王啊！请你垂怜于我这样一个年迈的人，免除我的一 个儿子，就是我的长子的兵役，好让他照料我和我的财产吧。让我的其他四 个儿子和你同去吧，并希望你能完成你拟订的全部计划，凯旋归来”。

    (39)克谢尔克谢斯大为震怒，他这样回答说：“你这卑劣的东西。你看， 我是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走上征途的便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 亲戚和朋友；而你是我的奴隶，是应当带着全家和你的妻子一同随我出征的， 怎么现在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因此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一个人的精神 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 当它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当你对我做好事并且更向我提出 做好事的保证的时候，你尚且决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这一点上超过了 国王，现在你既然不顾廉耻，那你将要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你 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的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 人的性命”。他这样回答之后，立刻命令受命这样做的人们把披提欧斯的长 子找来并将之分割为二。这样做了之后，又把他的尸体在道路的右旁和左旁 各放一半，为的是使军队从这两半中间通过去。

    (40)他们按照命令做了，而军队便从这中间走过去了。在前面引路的是 搬运辎重的士卒和驮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不按民族区分，而是由所有各个 民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兵团；当军队的一大半开过去的时候，中间留了一个间 隔，为的是使上面所说的那些兵和国王区别开来。在这之后是全波斯人当中 最精锐的一千名骑兵作为前驱，随后则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一千名枪 兵，他们在行进时拿枪是枪尖向下的；在枪兵之后，是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 的十匹称为涅赛欧伊马的圣马。这些马所以称为涅赛欧伊马，是因为在美地 亚有一个称为涅赛昂的大平原，而这些高大的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在 这十匹马的背后，是八匹白马拉着的、宙斯神的神圣战车，战车手徒步跟着 牵引的白马，手里拉着缰绳。原来任何世间的人都不能乘坐在这个战车的位 子上面。在这之后就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了，他乘坐在涅赛欧伊马拖着的战 车上，他的陪乘的战车手是波斯人欧塔涅斯的儿子帕提拉姆培司。

    (41)克谢尔克谢斯就这样地从撒尔迪斯出发了。但是只要在他想这样做 的时候，他就从战车上下来，改乘马车。在他的后面是波斯最精锐和出身最 高贵的一千名枪兵，他们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带着枪的。枪兵后面又是一千名 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则是从其余的波斯人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万名步 兵。其中一千名步兵的枪柄上安着金石榴来代替枪尾，他们就围在其他人等 的外面。里面的九千人则是枪柄上安着银石榴的。枪头向地带着枪的人们也 是安着金石榴的，而侍卫在克谢尔克谢斯身旁的人们则安看金苹果。在这一 万人后面配置着一万名波斯骑兵。在这些人后面是两斯塔迪昂的一段间隔， 在这后面就是剩下的杂军了。

    (42)大军从吕底亚开向凯科斯河和美西亚的领土，从凯科斯出发，左手 沿着卡涅山，穿过阿塔尔涅乌斯而来到了卡列涅市。从这里他们行经底比斯 平原，通过阿特拉米提昂市和佩拉司吉人的安唐德罗斯市；然后就左手顺着 伊达山，进入了伊里翁的领土。然而在这之前，当他们先在伊达山的山下过 夜的时候，他们受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就有相当多的人死在那里了。

    (43)从大军自撒尔迪斯开放以来，司卡曼德罗斯河是第一条水流不足并 不敷大军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因此当大军到达司卡曼德罗斯河的时候，克 谢尔克谢斯便登上了普利亚莫斯的卫城，想艰望它一下；在他看完并垂询了 和那里有关的一切一切之后，他便向伊里翁的雅典娜奉献了一千头牛的牺 牲，而玛哥斯僧更向那里的英雄们行了灌奠之礼。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全 军在夜里感到了恐慌。 到天明的时候，他们便从那里继续进发，这时在他们的左手是洛伊提昂、 欧普里涅昂和与阿比多斯接壤的达尔达诺斯，而在他们的右手则是盖尔吉 斯·铁乌克洛伊人。

    (44)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他想检阅一下他的全军。 他所以能检阅全军，是因为先前在这里的一个小山上特别为他设了一个 白石的宝座(这是阿比多斯人遵照国王先前的命令制造的)。克谢尔克谢斯就 坐在那里俯视海滨，从而把他的陆军和他的水师收入眼底。而当他了望这一 切的时候，他想看一下船与船之间的比赛。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是西顿的腓 尼基人取得了胜利；克谢尔克谢斯对于这次比赛以及他的大军深感满意。

    (45)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 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 随后他就哭泣起来了。

    (46)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就是在起初毫无顾虑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劝阻克谢尔克谢斯不去远征希腊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 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怎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 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 中起了怜悯之情”。但是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 会遇到比这更加可悲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不拘是这里 的人，还是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幸福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不会不只是一 次，而是多次，不由得产生与其生勿宁死的念头。我们遭到各种不幸的事故， 我们又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致它们竟使短促的人生看来都会是漫长的。结果 生存变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事物，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逃避生存的一个求之 不得的避难所。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 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4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让我们不要再谈你给了定 义的人生罢，而在我们目前万事顺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吉利 的事情罢。不过告诉我这一点。如果你在你的梦里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 梦中人的话，你是不是还要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并劝我不去远征希腊，还是你 改变了这个想法？你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罢”。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国 王，但愿我在梦中所看见的那个人达成我们两个人都期望的那个结果罢。但 是谈到我本人，则我甚至现在仍然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所以这样自有其 他许多的理由，特别是由于这样的一点，即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件东西 是敌视你的”。

    (48)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这人讲的话实在奇怪。你说的最敌视我 的这两件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看到我的陆军的人数不足？还是以为希腊 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军队的人数多得多？还是你以为我们的水师比不上他们 的？还是你以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因为，假如在这方面你以为我们的大军有 什么不够的地方的话，那最好是尽快地再去集合一支大军”。

    (49)阿尔塔巴诺斯回答他说：“国王啊，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 都不能发现这支陆军或船数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而如果你纠集更多军队的 话，则我所提到的那两件东西也便更加敌视你了。这两件东西就是土地和海 洋。因为，我认为，如果起了狂风暴雨的话，海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海港 大到可以保证容纳下你的水师并搭救你的船只。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则 单是一个地方有也不行，而是要在你所经过的大陆沿岸都要有这样的海港。 既然看到没有海港可以容纳你的水师，那末就要记着，人不能控制事故，而 是要受到事故的摆布。现在这两件东西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件，我再告诉你另 外一件。我要说明为什么土地是你的敌人。如果在你的进军途中没有任何东 西阻挡你的话，则你在前方茫茫一无所知的土地上向前行进得越远，土地也 就越发表现出是你的敌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充分满足于他所得到的成功 的。因此，我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抵抗你的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 大的领土也会产生饥馑的。在决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他会遭遇到的一切而胆 怯，但是在行动上十分果敢，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了”。

    (50)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关于这些事情你的见解都 是很精当的。但是我以为，既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也不要对每一种面临的情 况都加以同样严重的考虑。因为，假如不拘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想对所有 的事情加以同样的考虑，那你根本就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与其对任何可能 发生的情况都害怕，结果没有遭到任何危险，那在我看来，反而是对一切可 能发生的情况抱看坚定勇敢的信念，宁可遭到一半的危险好些了。如果你反 对所提出的任何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确实的办法，则你的一方面便 势必要和那提出了相反意见的人一样，同样会是错误的。因此，就这一点而 论，二者并无什么区别。一个不过是世间的平常人的人物，他如何能知道哪 个是确实的办法呢？我以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以为获利的大抵是 那些有实行的愿望的人，而不是那些徘徊观望，对任何事情都加以考虑 的人。你已经看到，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在我以前的 那些国王如果和你有相同的意见，或者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象你 这样的顾问的话，你便不会看到我们的国运象今天这样的兴隆了。老实说， 先王们正是冒了危险，他们才把国威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因为只有冒巨大的 危险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因此，我们也应当仿效他们的榜样。我们现在是 利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也 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不快意的事情，而我们在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回来 的。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再者，我们所进攻的土地 和民族的粮食也要转到我们手里来；而且我们所要进攻的对象，不是游牧民 族，而是务农的民族啊”。

    (51)于是阿尔塔巴诺斯就说：“国王，我看既然你不许我们害怕任何危 险，那末就请再听一下我的这个意见罢。当我们要谈的事情是这样多的时候， 则我们的话也就不得不多了。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只有雅典人除外的全 部伊奥尼亚人征服，并使他们向自己纳贡。因此我的意见是，你决不能率领 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父祖的国土。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 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假如他们随着我们的大军出征，他们或者是极不 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祖国，或者是十分公正地帮助它得到自由。而如果他们做 得很不公正，他们也决不会因此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若做得十 分公正，则他们便很可能因此使你的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害。因此，请你记住 这句说得极好的古老的名言：‘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 的’”。

    (52)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你害怕伊奥尼亚人倒戈， 这个看法在你所发表的意见当中要算是最错误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我们 有最确实的担保，而你本人和所有随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人也可以证明这 一点，那就是当波斯全军的命运都在他们的手里，任凭他们摧毁或救援的时 候，他们却表现了正义与信谊，而丝毫没有作出不正当的事情的意思。再者， 他们既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的国内，我们就更不必担心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叛变的行为了。因此也不必为这件事担心罢。鼓起勇气来 守护我的家和我的王位罢，要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可以托之以王笏 的唯一的人物了”。

    (53)克谢尔克谢斯讲完这话并把阿尔塔巴诺斯运到苏撒去之后，继而便 把那些最知名的波斯人召集了来。当这些人到来之后，他就对他们说：“波 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你们应当成为勇敢 的人，决不可玷辱波斯人先前成就的伟大而又光荣的勋业。让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我们全体黾勉从事罢，因为我们这样地尽力而为，乃是为了天下万民的 公共利益。因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方请你们尽心竭力地去作战，因为据 我所听到的，我们所要进攻的也是很勇武的人们。而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间就再没有大军可以和我们抗衡了。我们先向波斯国土的那些守护神祈 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去罢。”

    (54)在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在为渡过去而作准备。而在第二天，他们就 一面在桥上点起各种各样的香并在桥面的路上撒了桃金娘的枝于，这样地等 候太阳的升起。在太阳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用黄金盏向海中行灌奠 之礼并向太阳祷告说，在他到达欧罗巴的极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叫他遭受任 何意外致使他无法完成征服欧罗巴的事业。祷告之后，他便把这只黄金盏投 入海列斯彭特，和它同时投入的还有一个黄金的混酒钵和他们称为“阿齐纳 凯斯”的波斯刀(一尺左右长的短剑)。我不能正确制定，他把这些 东西投到海里去，是把它们奉献给天上的太阳，还是由于后悔他的笞打海列 斯彭特的行为，故而送礼物给海作为赔偿。

    (55)这些事做完之后，他们便渡桥了。全部步兵和骑兵是从靠近彭托斯 方面的桥渡过去的，而驮畜和杂役人等则是从靠近多岛海方面的桥渡过去 的。在前面引路的是一万名波斯人，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在他们后面，刚 是由所有各民族混成的大军。在那一天，就是这些人渡过去了。第二天首先 是骑兵，他们是枪尖向下地带着枪的；他们也是戴冠的。在他们之后是圣马 和神圣战车，再后面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枪兵以及一千名骑兵，再后面就 是其余的军队了。就在这时，水师也启程驶向对岸了。但是在这以前，我还 听说国王是最后渡过去的。

    (56)克谢尔克谢斯渡海到欧罗巴之后，就看他的军队在笞打之下渡过。 他的军队一刻不停地渡了七天七夜。有一个故事说，当克谢尔克谢斯渡过海 列斯彭特的时候，一个海列斯彭特人向他说：“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 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变成克谢尔克谢斯，而率领着全人类前来， 想把希腊灭亡？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你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57)当所有的人都渡了过去，而他们即将继续进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 一个巨大的朕兆。这个征兆虽然很容易解释，但克谢尔克谢斯却完全没有把 它放到心上。这个征兆就是：一匹马生了一只兔子。 这一朕兆的意义是容易猜到的，即克谢尔克谢斯率军出征希腊的时候， 是十分堂皇又非常神气的，可是在他回到同一地点的时候，他却是逃命了。 在撒尔迪斯地方，他还遇到了另外的一个征兆。一个骡子生了一个兼具雌雄两性的生殖器官的骡子，而雄性的生殖器官位于上方。

    (58)他根本不把这两个征兆放到心上，却带领着他的陆军继续前进了。 他的水师驶出了海列斯彭特，沿着陆地行进，但它的方向却是和陆军的方向 相反的。原来水师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撒尔佩东岬，因为克谢尔克谢斯 曾命令他们开到那里去等待他。但是大陆上的军队却向着东方，即日出的方 向行进，他们经过凯尔索涅索斯，右手是阿塔玛斯的女儿海列的坟墓，左手 是卡尔狄亚市，进而穿过了一个叫做阿哥拉的市邑的中央。从那里转过了称 为美拉司的海湾而来到了水流不足因而不敷大军之用、同时美拉司湾因之而 得名的美拉司河。而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他们便向西行进，经过了爱奥里 斯人的阿伊诺斯市和司顿托里司湖，最后到达多里司科斯。

    (59)多里司科斯地区位于色雷斯，这是沿海的一个广大的平原，一条名为海布罗斯的大河流经这个地区。在这里构筑过一个称为多里司科斯的王室 要塞，而自从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时候起，他便把一支波斯的卫戍部队设置在那里。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认为这里是他列队点兵的一个方便的地方。 而且他这样做了。现在已经来到多里司科斯的全部水师奉克谢尔克谢斯之命 在水师提督们的率领之下，移向与多里司科斯邻接的海岸，而在这部分的海 岸之上，有萨摩特拉开的撒列市和佐涅市；在它的尽头则是著名的塞列昂岬。 这个地方往昔乃是奇科涅司人的领土。他们把他们的船靠拢到这一带的海岸 并且把船拖到岸上进行检修。另方面，克谢尔克谢斯这时便在多里司科斯点 兵。

    (60)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地方各出多少人(因为没有人提过这一 点)。但是全部陆军的总数看来是一百七十万人。人数是这样计算起来的。把 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 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面建 造一道到人的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 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办法计算完毕。人数计算完毕之后，他们 便按照他们各个民族的区分排列起来了。

    (61)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人们是这样的。先说波斯人，他们的装束有如下 述。他们头上戴着称为提阿拉斯的软毡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带袖内衣， 上面有象鱼鳞那样的铁鳞；腿上穿着裤子。他们没有一般的盾牌，而用的是 细枝编成的盾，盾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制成 的箭，此外还有挂在右胯腰带地方的短剑。他们的统帅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妻 子阿美司妥利斯的父亲欧塔涅斯。在古昔的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 培涅斯，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国人则称之为阿尔泰伊欧伊。但是当达 纳耶和宙斯的儿子培尔赛欧斯来到倍洛斯的儿子凯培欧斯这里，并娶了他的 女儿安多罗美达的时候，培尔赛欧斯就得了一个他命名为培尔谢斯的儿子， 而且他把这个儿子就留在那里，因为凯培欧斯是没有男性的子嗣的。波斯人 的名字便是从这个培尔谢斯来的。

    (62)军中美地亚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样的。老实说，上述样式 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勿宁说是美地亚的。他们的将领是出身阿凯美尼 达伊家的提格拉涅斯。在往昔，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你为阿里亚人，但是当 科尔启斯人美地亚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的时候，他们便象波斯人那样地 也改换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美地亚人自己关于他们本身的说法。军中的奇西 亚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同，但是他们不戴软毡帽，而是戴着头巾。他们的将 领是欧塔涅斯的儿子阿纳培司。叙尔卡尼亚人（第三卷大流士的臣民当中没有提到叙尔卡尼亚人；他们住在里海的东南岸）的装备和波斯人一样，他们的 将领是美伽帕诺斯，这个人后来成了巴比伦的太守。

    (63)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亚述人头上戴着青铜的头盔，它是人们用青铜以 一种难于形容的异邦样式编成的。他们带着埃及式的盾牌、枪和短剑，此外 还有安看铁头的木棍；他们穿着亚麻的胴甲。希腊人称这些人为叙利亚人， 但异邦人则称他们为亚述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迦勒底人。他们的将领是 阿尔塔凯耶斯的儿子欧塔司佩斯。

    (64)从军的巴克妥利亚人头上戴的和美地亚人头上戴的极为相似。 他们带着本国制造的藤弓和短枪。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 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 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 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的。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所生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65)印度人穿着木棉制的衣服，他们带着藤弓和安着铁头的膝箭，这就 是他们的装备。他们是配置在阿尔塔巴铁斯的儿子帕尔纳扎特列斯的麾下出征的。

    (66)阿里亚人是装备看美地亚弓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和巴克妥利 亚人一样。他们的将领是叙达尔涅斯的儿子西撒姆涅斯。从军的帕尔提亚人， 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健达里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装束和巴克妥 利亚人的装束一样。帕尔提亚人和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将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粟格多伊人的将领是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扎涅斯；健达里 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阿尔杜庇欧斯。

    (67)从军的卡斯披亚人穿着皮裘，他们带看国产的藤弓和短刀。这就是 他们的装备了。他们的将领是阿尔杜庇欧斯的兄弟阿里奥玛尔多斯。萨朗伽 伊人由于穿着染色的袍子而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穿看高到膝盖的靴子，带着 美地亚的弓和枪。他们的将领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培伦达铁斯。帕克壮耶斯 人也穿着皮裘，他们带着本国制的弓和短剑；他们的将领是伊塔米特列斯的 儿子阿尔塔翁铁斯。

    (68)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和帕克杜耶斯人的 装备相同。统率乌提欧伊人和米科伊人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尔撒美涅斯。统率帕利卡尼欧伊人的是欧约巴佐斯的儿子西洛米特列斯。

    (69)阿拉伯人穿着腰间系带的称为吉拉袍子。在他们的右面带着长弓， 这种弓在把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是向后弯曲的。埃西欧匹亚人穿着豹皮和狮 子皮的衣服，他们带着不下四佩巨斯长的、椰子树干制成的弓和藤制的短箭， 箭头不是铁的，而是磨尖了的石头，也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 们还带着枪，枪头是用羚羊角削制而成的。此外，他们还带着有木节的棍子。 当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一半的身体涂上白垩，身体的另一半涂上赭 红。指挥阿拉伯人和住在埃及上方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 的女儿阿尔杜司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撒美斯；阿尔杜司托涅在大流士的妻子 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用打薄了的黄金给她造象。埃及上方的埃 西欧匹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将领就是阿尔撒美斯了。

    (70)而从日出的方向那一面来的埃西欧匹亚人(原来参加出征的有两种 埃西欧匹亚人)是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的。他们和另一部分的埃西欧匹亚人 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言语和头发而已。原来东方的埃西 欧匹亚人是直头发的，但是利比亚的埃西欧匹亚人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 羊毛性的头发。亚细亚的这些埃西欧匹亚人的装备大部分是和印度人一样 的，但是他们在头上却戴着从马身上剥制下来的整个前头部，马的耳朵和鬃 毛还都留在上面。他们用马鬃来代替冠毛，他们并使马的耳朵硬挺地竖在那 里。他们不用盾牌，而是用仙鹤皮当作一种防护武器。

    (71)利比亚人是穿着皮革制的衣服参加出征的，他们用给火烤硬的一种 木制投枪。他们的将领是欧阿里佐斯的儿子玛撒该斯。

    (72)参加出征的帕普拉哥尼亚人头上戴着编制的头盔，他们带看小盾、 不大的枪，此外还有投枪和短刀。他们穿着他们本国特有的、到下腿一半地 方高的靴子。里巨埃斯人、玛提耶涅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的装备 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装备一样。波斯人把这些叙利亚人称为卡帕多启亚人。 帕普拉哥尼亚人和玛提耶涅人的将领是美伽西多罗斯的儿子多托司，玛利安 杜尼亚人、里巨埃斯人和叙利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阿尔杜司托涅之间所生 的儿子戈布里亚斯。

    (73)普里吉亚人的装备除去很小的差别之外，大都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 装备一样。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这些普里吉亚人当他们住在欧罗巴，与马 其顿人为邻的时候，他们称为布利该斯人；但是当他们移居到亚细亚去的时 候，他们便也改变了自己的名称并称为普里吉亚人了。从普里吉亚移居来的 阿尔美尼亚人的武装和普里吉亚人的装备一样。他们这两种人都是以大流士 的女婿阿尔托克美斯为统帅的。

    (74)吕底亚人的武装和希腊人的武装十分相似。吕底亚人先前被称为迈 奥涅斯人，而后来则改变了名字并按照阿杜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名字来称呼 了。美西亚人在头上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他们带着小盾和用火烤硬的木 制投枪。这些人是从吕底亚来的移民，他们由于奥林波斯山而被称为奥林皮 埃诺伊人。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将领是曾和达提斯一道进攻马拉松的、阿 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

    (75)从军的色雷斯人头上戴着狐皮帽，身上穿着紧身内衣，外面还罩着 五颜六色的外袍。他们的脚上和腰部穿着幼鹿皮的靴子，同时带着投枪、小 圆盾和小短剑。这些人在他们渡海到亚细亚之后便称为比提尼亚人，但在这 之前，他们自己说，由于他们居住在司妥律蒙河河畔，他们便称为司妥律蒙 人。他们说，他们是被铁乌克洛伊人和美西亚人赶出了他们自己的故土的。 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巴撒凯斯。

    (76)［披西达伊人］带着生牛皮的小楯，他们每个人使用两支猎狼用的 投枪；他们带着青铜的头盔，在这种头盔上有青铜制的牛耳和牛角，在这上 面还有顶饰。他们的腿上裹看紫色的布带。在他们的国土上有一个奉祀阿列 斯神的神托所。

    (77)卡贝列斯人是迈奥涅斯人；他们被称为拉索尼欧伊人，他们的装束 和奇里启亚人相同，而在我列举到奇里启亚人列阵的地方时，我还要加以叙 述的。米吕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衣服是用别针扣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 人带着吕奇亚的弓，头上戴着皮帽子。统率所有这些人的将领，是叙司塔涅 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78)莫司科伊人头上戴着木盔，他们带着盾和短枪，但短枪的枪头却是 很长的。从军的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装备和莫 司科伊人的装备是相同的。至于统率他们的将领，则莫司科伊人和提巴列诺 伊人的将领是阿里奥玛尔多斯，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众迪斯的女 儿帕尔米司所生的儿子；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将领是担任海列 斯彭特的赛司托斯的太守的、凯拉司米斯的儿子阿尔塔乌克铁斯。

    (79)玛列斯人戴着他们本国特别编的头盔，他俩带看革制的小盾和投 枪。科尔启斯人戴着木盔，带着生牛皮的小盾、短枪，此外还有刀。玛列斯 人和科尔启斯人的将领是铁阿司披斯的儿子帕兰达铁斯。从军的阿拉罗狄欧 伊人和撒司配列斯人的装备和科尔启斯人的装备相同。他们的将领是西洛米 特列斯的儿子玛西司提欧斯。

    (80)从红海(埃律特列海)方面以及从国王使所谓“强制移民”定居的那 些岛来的岛上部落，他们的装束和武器酷似美地亚人。这些岛民的将领是巴 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铁司，这个人在下一年率军在米卡列作战时，就在那里 的战斗中阵亡了。

    (81)以上便是参加陆师并被编入步兵的各个民族。这支大军的将领们就 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人整顿和检点队伍，并任命千夫长和 万夫长，至于百夫长和十夫长则是由万夫长来任命了。此外还有军队和民族 的头目。不过，以上所我的人们都是将领。

    (82)统率这些人以及全部陆军的将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 对远征希腊的事情提出了反对意见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 美斯、欧塔涅斯的儿子司美尔多美涅斯(这两个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因此他 们和克谢尔克谢斯是叔伯兄弟)，大流士和阿托撒的儿子玛西斯铁斯、阿里亚 佐斯的儿子盖尔吉司和佐披洛司的儿子美伽比佐斯。

    (83)以上便是万人队以外的全部陆军的将领。叙达尔涅斯的儿子叙达尔 涅斯是这一万名波斯精兵的将领，这一万人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称为“不死 队”。即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的话，便选拔另 一个人代替他，因此他们便从来不会多于或是少于一万人。在全体兵员当中， 波斯人是装束得最华丽的、他们又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装备就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在这之外，他们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黄 金。同时他们随身还带着有盖的马车，里面载着妾嬖和许多装束很好的仆从：他们的粮食和军队的其余人等的粮食分别开来，它们是用骆驼和驮兽载运的。

    (84)这些民族都有骑兵，不过，并不是他们都提供了骑兵，而只有我下 面所列举的。首先，波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 当中有一部分人戴着锻制的青铜和铁的头饰。

    (85)此外还有某些称为撒伽尔提欧伊人的游牧民。他们讲的是波斯语， 但他们的装束却是在波斯人和帕克杜耶斯人之间；他们提供了八千名骑兵。 除去只有匕首之外，他们的习惯是不使用青铜的或是铁的武器，而只使用革 纽编成的轮索。在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抑仗着这些武器的。下面就是 他们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和敌人遭遇的时候，他们就把皮索投出去，皮索的 一端有一个套圈。不管他们用这个套圈套住什么，人也好马也好，他们就把 对方向自己的这一面拉，这样敌人就被捲在套圈里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 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配列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86)美地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是一样的。奇西亚人也是一 样。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同样装备，他们乘着战马，并且驾看马和野 骡拉着的战车。巴克妥利亚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一样，卡斯披亚人 也是一样。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也都驱着战车。 同样，卡斯披亚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也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 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全都骑着速度决不比马差的骆驼。

    (87)只有这些民族是提供了骑兵的。骑兵的人数，除去骆驼和战车以外， 是八万人。所有其余的骑兵分列为若干队，但阿拉伯人配置在最后面，因为 马是看不得骆驼的，他们配置在后面，就为的不使马受惊。

    (88)骑兵的统帅是达提斯的儿子哈尔玛米特雷斯和提泰欧斯。另外一个 和他们一同担任骑兵统帅的是帕尔努凯斯，但他由于生病而被留在撒尔迪斯 了。原来他们正在从撒尔迪斯出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 他骑在马上的时候，一只狗在马腿下面跑；马出其不意地看到狗，受到惊吓 而用两只后腿直立了起来，这样便把帕尔努凯斯摔下来了。在他摔下来之后， 他吐了血，因此受伤憔悴下去，终于再也没有康复的希望了。那匹马立刻依 照帕尔努凯斯的命令受到了处分；他的仆从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掉的地 方，从膝盖的地方砍掉了它的腿。这样，帕尔努凯斯便失掉了他的统帅地位。

    (89)三段桡船的数目是一千二百零七艘。提供了这些船的是如下的人 们。首先，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道，提供了三百只。至于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头上戴着和希腊的样式很相似的盔，穿着亚麻制的胴甲，带 着没有框的盾牌以及投枪。根据腓尼基人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腓尼基人在 古昔是住在红海的岸上，而从那个地方迁移过来之后，他们便定居在叙利亚 的沿岸地带。叙利亚的那块地方以及一直到埃及的地方总称为巴勒斯坦。埃 及人提供了二百只船。他们头上戴着编成的盔，拿着大边的、向里面凹的盾 牌，海战用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的人穿着胴甲并带着大刀。

    (90)以上就是他们的装备。赛浦路斯人提供了一百五十只船，说到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王公的头上都缠着头巾，他们的一般人则穿看紧身衣；在所 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和希腊人一样的。按照赛浦路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 由以下的一些民族构成的。有一些人是撒拉米司和雅典出身的，有一些人是 阿尔卡地亚出身的，有一些人是库特诺斯出身的，有一些人又是埃西欧四亚 出身的。

    (91)奇里启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也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拿着 生牛皮制造的圆牌代替盾牌使用，穿着羊毛的紧身衣。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两 支投枪和一把与埃及的弯刀很相似的刀。这些奇里启亚人在古昔是叫做叙帕 凯奥伊人，他们现在的名字是由于腓尼基人阿该诺尔的儿子寄里科斯而得到 的。帕姆庇利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和希腊人相似的。这些帕 姆庇利亚人是和阿姆披罗科司与卡尔卡司一道从特洛伊离散出来的那些人的 后裔。

    (92)吕奇亚人提供了五十只船。他们穿着胴甲和胫甲，带着山茱萸制的 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的后上披着山羊皮，头上戴着四周有一圈 羽毛的帽子。他们还带着匕首和弯刀。吕奇亚人是克里地出身的，过去他们 是叫做铁尔米莱人。他们的名称来自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科斯。

    (93)亚细亚的多里斯人提供了三十只船，他们的武器是希腊式的，而他 们自己则是伯罗奔尼撒地方出身的，卡里亚人提供了七十只船，他们带看弯 刀和匕首，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和希腊人一样。在我这部历史一开头的地方（见第一卷第一七一节）我就谈到了他们，而且提到了他们先前叫做什么名字。

    (94)伊奥尼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这些伊奥 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今天称为阿凯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在 达纳岛司和克苏托斯来到伯罗奔尼撒之前，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是叫做沿 海地区佩拉司吉人的（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居民通称为佩位司吉人）：他们的伊奥尼亚人的名称则来自克苏托斯的儿子伊 昂。

    (95)岛上居民提供了十七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 佩拉司吉族的，他们后来由于与雅典出身的十二城市（参见第一卷第一四二节）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 由而被称为伊奥尼亚族。爱奥里斯人提供了六十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在先前他们被你为佩拉司吉人。阿比多斯人以外的海列 斯彭特人(阿比多斯人曾奉国王的命令留在家里守卫桥梁)，其他自彭托斯随 军出征的人们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他们是伊臭尼亚人和 多里斯人的移民。

    (96)在所有的船只上，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是战斗员。提供了行驶得最好的船只的是腓尼基人，而在腓尼基人当中则是西顿人。这些人和编入陆师的那些人一样，也各自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对于我的历史的目的来说，我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各族的这些个别的首领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每个民族的每个城市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首领。不过他们不是以将领的资格，而是以和其余的参加罩队的人们同样的隶臣资格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最高统帅是什么人，而每族的波斯统帅又是什么人，这我已经说过了。

    (97)统率水师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司帕提涅斯的 儿子普列克撒司佩斯、美伽巴铁斯的儿子美伽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 涅斯：统率伊奥尼亚和卡里亚水师的则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所 生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统率埃及水师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同胞兄弟阿凯 美涅斯，其他二人则指挥其余的水师。至于集合到一起的三十桡船、五十桡 船、轻艇以及运送马匹的长船，则算起来总针有三千之数。

    (98)除去上述的水师提督们以外，船上的人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这样一些人：西顿人阿努索斯的儿子铁特拉姆涅司托斯、推罗人西罗莫斯的儿子玛顿、 阿拉多斯人阿格巴罗斯的儿子美尔已罗斯、奇里启亚人欧洛美东的儿子叙恩 涅喜斯、吕奇亚人西卡司的儿子库贝尔尼司科斯、赛浦路斯人凯尔西司的儿 子戈尔哥斯和提玛戈拉斯的儿子提莫纳克斯，在卡里亚人中间则有图姆涅斯 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叙塞尔多莫司的儿子披格列斯和坎道列斯的儿子达 玛西提摩斯。

    (99)除去只有阿尔铁米西亚之外，关于其他队长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因 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阿尔敛米西亚以妇女之身，竟然随着大军出征希腊， 这实在是使我惊叹不置的事情。原来在她的丈夫死时，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 儿子，因此她便亲自执掌国政。这次她不是由于必要，仅仅是由于逞勇好胜 才参加了出征。阿尔铁米西亚是她的名字，她是吕戈达米斯的女儿，因而从 她的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尔那索斯人，但从她的母系来说，她是一个 克里地人。她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科斯人、尼叙洛斯人、卡律德诺斯人的 首领，她提供了五只船。她的船在全部水师当中，是仅次于西顿的最出名的 好船。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国王提供了最好的意见。我上面所说的， 由她领导的城市，我敢说都是多里斯族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是特罗伊真人， 其余的人则是埃披道洛斯人。

    (100)关于水师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当克谢尔克谢斯检点和配 列了他的大军之后，他想乘上战军对大军来一次检阅。在这之后不久他就这 样做了，他乘着一辆战军走过了每一民族的士兵，他向他们进行询问，而他 的书记便把他们的回答记录下来，直到他从一端到另一端检阅完了全部骑兵 和步兵。检阅完毕而舰船也已被拉下来出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下了战 军，乘上西顿的一只船，坐在那里的黄金华盖下面，航过了各船的船头，和 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进行询问并且也下令把回答记录下来。船上的首长们把 船驶到离岸四普列特隆的地方并在那里投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而 船上的战斗员也武装起来作了战斗的准备。克谢尔克谢斯是通过船头和陆地 之间约海面对它们进行了检阅的。

    (101)在他同样地检阅了他的全部水师并从船上下来之后，他便派人去召 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他叫来戴玛拉托斯之后 就这样问他说：“戴玛拉托斯，现在我很高兴问你一些想问你的事情。你是 一个希腊人，而你和跟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既非最小 又非最弱的希腊城市的人。因此告诉我，希腊人有没有力量抵抗我，因为我 以为，纵然全体希腊人和所有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如果他们不同心 协力的话，他们也没有力量受得住我的进攻。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听一听 你的意见，听一听你对于他们的看法”。听到这个询问之后，戴玛拉托斯就 回答说：“国王，我还是讲老实话呢，还是讲你欢喜听的话呢？”克谢尔克 谢斯要他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并告他说他决不会因此便失宠子国王的。

    (102)戴玛拉托斯听到这话以后就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 都要讲老实话，并且要我讲今后不会被你发现是虚伪的话，那末我就说，希 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是由于智慧和强力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 勇气；而希腊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对于居住在多里斯地 方的全体希腊人，我是赞赏他们的，不过下面我不打算把他们一一谈到，而 只谈一谈拉凯戴孟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你那 些等于使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其次，纵使在所有其余的希腊人都站到你 的这一面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抵抗的。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需问 我会做出我所说的那样事情来的人有多少，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 也好，总之他们的军队是一定要对你作战的。”

    (103)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了，他说：“戴玛拉托斯，你讲的这 是什么话！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作战！我要你告诉我，你 说如果你是这些人的国王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十个人作战？而且如果 你的国家的规定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则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当然也就按照 你们的法律对付多一倍的敌手了。这样，如果那些希腊人的每个人对付我的 军队的十个人的话，那你显然就一定要对付二十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你讲的话是真实的，可是如果这样给自己大吹大擂的你们希腊人，和你以及 来谒见我的希腊人身材一样的话，那未恐怕你所讲的话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 法螺罢了。认我们根据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考察一下罢：一千人、一万人 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都是同样地自由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统制之下的 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 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 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 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之上以寡敌众；可是当他们都被放 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在我个人来看，我以为 纵令希腊人的人数和波斯人相等，他们和波斯人单独作战也不会是波斯人的 对手。老实讲，你所说的这种能力，正只是我们，而不是别的人才有，不过 即使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也不多，而只有少数。在护卫我的波斯枪兵当中， 有一些人是可以不费什么气方便同时对三个希腊人作战的，你根本不知道这 些人，却在这里大讲昏话了。”

    (104)戴玛拉托斯听了这话之后，就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 道，如果我讲了真实话，你听了是会不高兴的。但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讲 我自己心里的话，那我就把斯巴达人的情况向你讲了罢。虽然如此，至于我 是否对他们有什么偏爱，你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斯已达人夺去了我的尊 荣的职位以及我一家世世代代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亡命 者。而正是你的父亲收容了我，把住所和生计赐给了我。如果一个头脑清醒 的人拒绝接受你父亲的显然的好意，邢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倒是应当对这 伴事表示最恳切的感谢的。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 也不能担保我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 和一个敌人作战；可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 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 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 人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 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 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 他们的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 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 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如果我说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只不过是愚 蠢的话，那个后就不要叫我讲话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也是迫不得已才说的。 不过，国王啊，我是希望你的希望能实现的。”

    (105)以上就是戴玛拉托斯回答的话。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这话当成笑 谈，而没有发火，他把他十分客气地送走了。在和戴玛拉托斯谈了话以后， 克谢尔克谢斯便任命美伽多司科斯的儿子玛司卡美斯担任那个多里司科斯的 太守并黜免了大流士过去在那里任命的人。随后，他便率军经由色雷斯向希 腊进发了。

    (106)他留下的这个玛司卡美斯乃是这样的一个人，克谢尔克谢斯只把赠 品赐给这个人，因为他认为在他或大流士所任命的一切太守当中，玛司卡美 斯是最勇敢的人物。他每年都下赐赠品，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 克谢斯对于玛司卡美斯的后裔也是这样。原来在这次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 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那个地方的全部太守，除去多里司科斯 的太守之外，在这次远征之后全给希腊人赶下来了；但是任何人却都不能把 多里司科斯的玛司卡美斯赶下来，虽然有并多人试图这样做。由于这个原因， 波斯的国王在任何时候都把赠品赐给他。

    (107)在那些给希腊人赶下来的人们当中，克谢尔克谢斯认为没有一个勇 敢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治理埃翁的波鼓司。克谢尔克谢斯对这个波该司从来 就是赞不绝口的，而对于波该司死后还生活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则给以极 大的荣誉，实际上波该司看来也完全是值得受到一切赞扬的。当他给在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奇蒙统率之下的雅典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在缔 给城下之盟之后离开埃翁并返回亚细亚的。虽然如此，他却不愿这样做，因 为他害怕国王会以为他是由于怯懦而贪生怕死的，这样他便抵抗到底了。而 当他的城内粮食用尽的时候，他便架起一个大木堆，把他自己的妻子儿女、 妾嬖、仆从等人扫数杀死投到火里，然后把城里的全部金银拿出来从城上投 到司妥律蒙河内。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自己也就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因此直 到今天波斯人还称赞他，这完全有道理的。

    (108)克谢尔克谢斯从多里司科斯出发向希腊进军，在征途上他不拘遇到 什么人，都强迫这些人加入他的军队。原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到帖撒利 亚的全部土地都由于美伽巴佐斯和在他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而受到奴役 并成了国王的纳贡者。在他从多里司科斯上路以后，他首先经过了萨摩特拉 开人的要塞，而在最西端修建的那座要塞是一座称为美撒姆布里亚的市邑。 接着它的则是塔斯人的司安律美市。在这两个市邑之间流着一条利索司河， 这条河现在竟不够克谢尔克谢斯大军的饮用而给搞乾了。所有这一的地方过 去是叫做伽拉伊凯，现在则叫做布里昂提凯。但若按照正当的根据，这也应 当是奇科尼亚人的地方。

    (109)在渡过了当时已经乾涸的利索司河的河床之后，他又走过了玛罗涅 亚、狄凯亚和阿布戴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在走过了这些城市以后，他又经过 了它们附近的一些有名的湖；在玛罗涅亚和司安律美之间有伊兹玛里司湖， 在狄凯亚附近有比司托尼斯湖，而特拉沃斯河与孔普桑托斯河便是流入这个 湖的。在阿布戴拉附近，克谢尔克谢斯并没有经过任何有名的湖，都渡过了 流入大海的涅司托斯河。从这些地方他又经过了大陆上的一些城市，其中一 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匝大约有三十斯塔迪昂长的湖，湖水很咸而湖中又有 很多的鱼。单是叫驮畜喝水就把这个湖给喝乾了。这个城市叫做披司图洛斯。 克谢尔克谢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了沿海的这些希腊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在 他的左面的。

    (110)他所经过的土地上面的色雷斯人的部落，有帕依托伊人、奇科尼亚 人、比司托尼亚人、撒帕依欧伊人、戴尔赛欧伊人、埃多诺伊人、撒安拉伊 人。这些部落当中凡是住在海边的都上船参加了水师，我上面所提到的住在 内地的人们则全部被迫参加了陆军，例外的只有撒安拉伊人。

    (111)据我们所知道的，撒妥拉伊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役使，在全体色雷斯人当中，只有他们是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自由的。原来他们居住在复盖 着各种树木和雪的高山上，而且他们又是非常卓越的战士。狄奥尼索斯的神托所便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神托所位于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这个庙的预言者(解释神托的人)是撒妥拉伊人当中的倍索伊人，降神的人，则和 在戴尔波伊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女祭司。这里并没有什么比那里更加玄妙 的事情。

    (112)通过了上述的地方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继而叉通过了披埃里亚人的 要塞，一个要塞叫做帕格列斯，一个要塞叫做培尔伽莫斯。在这条道路上， 他是沿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在他的右手就是既高且大的宠伽伊昂山； 山上有披埃里亚人、欧多曼托伊人、特别是撒妥拉伊人所开发的金银矿。

    (113)经过居住在宠伽伊昂山以北的、称为多贝列斯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 的派欧尼亚人所注的地方之后，他便向西行进，一直来到了司妥律蒙河和埃 翁市。治理埃翁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当时还在世的波该司。在宠伽伊 昂山周边的全部地区是叫做披利斯。这个地方向西一直伸展到流入司妥律蒙 河的安吉铁斯河，南面到司妥律蒙河本身；玛哥斯僧在这条河的岸上屠宰白 马来献神以求吉兆。

    (114)在河岸上施行了这样的以及其他一些魔法之后，他们便在埃多诺伊 人的一个叫做“九路”的市邑那里渡过了河，因为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架上了 桥。在他们知道“九路”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以后，他们便把当地人当中那个 数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活埋了。活埋是波斯人的一种习惯。我听说当克谢尔 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到了老年的时候，她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十四 人，她这样做是为了替自己向传说中的冥界之神表示谢意。

    (115)大军从司妥律蒙出发，经过了阿尔吉洛斯；阿尔吉洛斯是一座希腊 的市邑，位于向着日落的方向展开的海岸上。这个市邑所在的地方以及它的 上方是叫做比撒尔提亚。克谢尔克谢斯从那里，左手沿着波赛东神殿附近的 海湾，穿过了他们所说的叙列乌斯原野，路过一个叫做司塔吉洛斯的希腊城 市而到达了阿坎托司。他把所有这些部落以及居住在庞伽伊昂山附近的人们 都强制地编入自己的军队，就好象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的办法一 样，住在沿岸地方的人参加他的水师，住在内地的人们则参加他的陆军。对 于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进军的这一条道路，色雷斯人既不加毁坏，也不在上面 播种什么，而直到我的时候，他们对这条路都是十分尊重的。

    (116)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坎托司的时候，他便宣布说阿坎托司人是他 的客人和朋友，并且把美地亚的衣服送给他们，克谢尔克谢斯称扬阿坎托司 人是因为他看到他们作战时十分卖力气，同时又听到了他们开凿运河的事 情。

    (117)正当克谢尔克谢斯留在阿坎托司的时候，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尔塔凯 耶斯病死了。这个出身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是克谢尔克谢斯十分宠信的。 (由于他的身高五王室佩巨斯差四达克杜洛斯)他的身躯在波斯是最高 的，他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因此克谢尔克谢斯对阿尔塔凯耶斯表示 了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殡仪和葬礼，全军都来为他修筑坟茔。 阿坎托司人按照神托的指示把阿尔塔凯耶斯当成是一个英雄，他们呼叫着他 的名字向他奉献牺牲。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地哀悼了阿尔塔凯耶斯的死。

    (118)但是欢迎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并且款待了国王本人的希腊人却遭 到了极大的不幸，他们甚至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宅。原来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 本上的市邑迎接和款待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选出了市民中同一 位最知名的人士、奥尔盖乌司的儿子安提帕特洛斯主持这件事，可是他在向 他们报账的时候，他说他为了这次宴会化费了四百塔兰特的白银。

    (119)在所有其他的市邑，当事人所提出的报告也都和这差不多。原来设 宴的命令既然在很久以前便己发下来，而这事又被认为十分重要，因此宴会 大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当市民从到各处宣告的传令人那里一听到这件事 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市内的谷物在他们中间分配，在好多个月里制造小麦 粉和大麦粉。此外，他们为了款待大军，又不惜出最高的价钱买了最好的家 畜来饲育，并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养在笼子里和池子里。他们还制造金银的怀 盏、混酒钵以及食桌上的各种各样的用具。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 他进餐的人们制作的。对于军队的其他人等，则他们只是供应食物罢了。在 大军到来的时候，那里建起了一座帷幕供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居住，而他的军 队便都住在露天里了。到用膳的时候，招待的人们真是忙得不可开支。而在 大军尽情吃饱并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就从地上拆卸了帷幕，收 拾了一切道具用品，然后便开拔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无论什么都 没有留下来的。

    (120)因此，一个名叫美伽克列昂的阿布戴拉人就说出了甚为得体的话。 他劝告阿布戴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到他们的神殿中去，在那里恳求诸神， 将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会到临他们头上的所有灾难的一半，而且他还劝告 他们为过去照顾他们的事情衷心感谢诸神，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每天并没有吃 两顿饭的习惯。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奉命以和晚餐同样的方式准备一顿早餐 的话，则阿布戴拉人就不得不或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留在 那里等候他，以便遭到最悲惨地灭亡的命运。

    (121)这样，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却仍旧完成了指定给他们的任 务。而克谢尔克谢斯在离开阿坎托司的时候曾下令给他的水师提督们（从施本τονναντιхονбτρατον），要水 师在铁尔玛等候他，在这之后，他便把他的船只打发开，耍它们继续自己的 航程了。铁尔玛临着铁尔玛湾，铁尔玛湾就是因这个铁尔玛而得名的。原来， 他听说，这是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至于从乡里司科斯到阿坎托司，陆军是以 这样的衣序行进的。克谢尔克谢斯把全部陆军分成三部分。他指令一部分沿 着海岸与水师并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司铁斯：另三分 之一的陆师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和盖 尔吉司；第三部分是克谢尔克谢斯自己跟着，它在前两部分中间行进，而它 的统帅则是司美尔多美涅斯和美伽比佐斯。

    (122)因此，当水师驶离了克谢尔克谢斯并通过在阿托斯那里开凿的运河 而到达阿萨、披罗洛斯、辛哥斯、撒尔铁诸市邑所在的海湾时，就也从这些 市邑把兵员吸收到船上来，然后便全速向铁尔玛湾进发了。水师绕过了托罗 涅的阿姆培洛斯岬，驶过了托罗涅、伽列普索斯、谢尔米列、美库倍尔纳、 欧伦托斯等希腊人的市邑并从这些市邑征收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地方叫做西 托尼亚。

    (123)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从阿姆培洛斯岬一直驶行到帕列涅地方向海 中最突出的那个卡纳司特隆岬并从现在称为帕列涅，但过去称为普列格拉的 地方的那些市邑，那波提戴阿、阿庇提司、涅阿波里司、埃给、铁拉姆波司、 司奇欧涅、门戴、撒涅诸市征发了船只和兵员。他们沿着这一海岸行驶，到 指定的地点去，而且从在帕列涅附近、和铁尔玛湾相接的诸市邑取得了兵员： 这些市邑的名字是里帕克索斯，科姆布列阿、里赛、吉戈诺司、坎普撒、司 米拉、埃涅亚。 这些市邑所在的地方到今天还叫做克罗赛阿。从我上面所列举的市邑当 中的最后一个市邑埃涅亚，水师又向铁尔玛本湾和米哥多尼亚地区进发，一 直达到指定的地点铁尔玛，以及辛多斯城和阿克西奥司河岸上的卡列司特拉 城；阿克西奥司河是米哥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阿地区的交界，而在波提埃阿 地方沿海的一块狭窄的土地上，则有伊克奈和培拉两个市邑。

    (124)因此水师就在阿克西奥司河、铁尔玛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市邑附近投 锚列阵，等候国王的到临。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坎托司出发， 却横穿过内地，想由这个捷径直达铁尔玛。他们穿过派欧尼亚和克列司托尼 亚两个地方而达到埃凯多洛斯河，这个埃凯多洛斯河发源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涩米哥多尼亚地方而注入阿克西奥司柯河畔的沼泽地带。

    (125)正当着克谢尔克谢斯向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狮子袭击了他那载 运着粮食的骆驼。原来狮子每到夜里便离开了它们的巢窟专门出来捕捉骆 驼，而对于人和驮畜等其他的东西则不闻不问。我奇怪是什么理由迫使狮子 对其他一切不加闻问，却专门捕捉在当时之前它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或是试过 的动物骆驼。

    (126)在那些地方，狮子是很多的；那里还有野牛，野牛有人们输入希腊 的非常巨大的角。狮子出没之地的边界是流经阿布戴拉的涅司托斯河和流经 阿卡尔那尼亚的阿凯洛司河。不拘是在涅司托斯河以东的欧罗巴前部地方， 还是在阿凯洛司河以西的大陆其他地方，人们都看不到一只狮子。但是在这 两条河之间，人们是看得到狮子的。

    (127)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铁尔玛之后，便把军队驻屯在那里了。军队在沿 海地带张起的营幕从铁尔玛和米哥多尼亚地方一直伸展到吕第亚斯河和哈里 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成一条成为波提埃阿和马其顿领土之间的境界的河 流。异邦罩就在这个地方扎营了。在上面所提到的河里，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出的埃凯多洛斯河是仅有的一条不够大军饮用的河流，因而它就乾涸 了。

    (128)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铁尔玛看到帖撒利亚的极其巍峨的奥林波斯山 和欧萨山，知道佩涅欧司河流经它们之间狭窄的峡谷，并得悉这里有一条通 向帖撒利亚的道路的时候，他便很想看一看佩涅欧司河的河口，因为他打算 沿着上手的道路通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部高地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和戈恩诺 斯市，因为他听说这乃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既然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想做这样一阵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乘坐在西顿人的船上面的。他登上 面顿人的船以后，他便向其他的人们发出了启航的信号，却把他的陆军留在 原来的地方。当他来到并看了佩涅欧司河的河口时，他大为吃惊了。于是他 把响导人召了来，向他们垂询是不是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道，使它循着另一条 水道人海。

    (129)据传说，帖撒利亚在古时是一个湖，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着。山麓 相交在一处的佩里洪山和欧萨山封住了它的东面，向着朔风的那一面(即北面 ——译者)有奥林波斯山，西面有品多斯山，向着日中和向着南风的一面则有 欧特律司山作为屏障。而在上述诸山当中就是帖撒利亚的谷地了。而既然有 许多河流入这个谷地，而其中最著名的五条河的名字是佩涅欧司、阿披达诺 斯、欧诺柯挪斯、埃尼培乌司、帕米索斯，因此当这五条河流从帖撒利亚四 周的山向一处汇流的时候，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它们最后却汇流到一起， 经过一条狭窄的峡谷流注入海。但它们一经汇流到一起，佩涅欧司的名称便 占了上风并使其他的河川无名了。据说在古昔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个峡谷和 河口的，但那些河流以及那些河流之外的波依贝司湖，虽然它们没有象今天 一样的名称，水量却和今天同样地多，这样便把整个的帖撒利亚变成了一片 海。不过，按照帖撒利亚人自己的说法，佩涅欧司流经的这个峡谷是波赛东 造成的，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原来不管是谁，只要他相信波赛东震 撼过大地，而因地震产生的裂痕乃是神的事业，那他只要一看这个峡谷，就 会相信这是波赛东造成的。在我来看，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裂开的。

    (130)克谢尔克谢斯向他的向导打听佩涅欧司河是不是有别的出海口，由 于这些人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便回答他说：“国王，这条河除去这个出海 口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海口了，因为在全部帖撒利亚的四周，是有一圈山 的”。据说，克谢尔克谢斯在听了这话之后就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些帖撒 利亚人是质明的。由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有一块容易被征服和迅 速被攻陷的国土，故而很久之前他们考虑更好的对策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原来只需用河堤堵住峡谷并使河流离开当前的河道而把河水引到他们的土地 上来，这样全部帖撒利亚，除去山以外，就都要浸没在水下面了”。他讲这 话的时候，特别是指看阿列乌阿斯的儿子们说的，因为他们在帖撒利亚人当 中是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克谢尔克谢斯认为，当他们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 他们是代表着他们的全民族讲话的。他讲了这话并结束了他的视察以后，就 乘船回到铁尔玛去了。

    (131)他在披埃里亚一带停留了几天，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在马其 顿的山区地带开辟道路以便使他的军队能够从这条道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 去。这时，被派往希腊去要求土的使者们回来了，他们有的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的是带着土和水回来的。

    (132)献出了土和水的人是：帖撒利亚人、多罗披亚人、埃尼耶涅斯人、 佩莱比亚人、罗克里斯人、玛格涅希亚人、玛里司人、普提奥梯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铁司佩亚人和普拉培伊阿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贝奥提亚 人。为了对付这些人，和异邦人宣战的希腊人立下了一个严肃的誓言，誓言 说，如果他们在战争中顺利的话，他们就把自愿向波斯人投诚的全部希腊人 的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戴尔波伊的神。以上就是希腊人所立的誓言。

    (133)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没有派使者到雅典和斯巴过去要求士，理由是 这样。在当初大流士派人向他们提出同样要求的时候，一个城市把要求者投 到巴拉特隆(地坑——译者)里去，另一个城市则把要求者投到井里去，他们 命令要求者从这里取得土和水带给国王。就因为这个原因，克谢尔克谢斯才 不派人去作这样的要求。雅典人这样对待来使，除去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城 市遭到蹂躏以外，此外还遇到怎样的灾难我说不出了，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 于上述的原因，而是汪还另外的原因。

    (134)不过，拉凯戴孟人确是遇到了阿伽美姆农的使者塔尔图比欧斯的神 谴的。原来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图比欧斯的神殿，而塔尔图比欧斯的子孙则 称为塔尔图比阿达伊家。他们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一切使者的特权。在 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之后，斯巴达人在奉献牺牲时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在一个 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这样。拉凯戴孟人为这件事十分发愁，认为这是一件很倒 霉的事情。他们常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发出布告征询是否有拉凯戴孟人愿意为 斯巴达就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名出身高贵而又十分富有的斯巴达人，阿涅 和司托斯的儿子司佩尔提亚斯和尼柯拉欧斯的儿子布里斯自愿为了在斯巴达 被处死的、大流士的使节而向克谢尔克谢斯偿命。于是斯巴达人便把他们派 到美地亚人那里去送死了。

    (135)这些人的勇敢行为是值得赞叹的，而我下面记述的、他们所讲的话 也是这样。正在他们到苏撒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叙达尔涅斯的波 斯人的地方，这是亚细亚沿海地带居民的一位统帅。他欢迎并且款待了他们， 而正当他款待他们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拉凯戴孟人，为什么你们不愿 和国王交朋友呢？只要看一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国王是 多么善于敬重有品德的人物。因此，你们(在他看来显然你们也是有品德的人 物)如果为国王效劳的话，那你们便都可以被赐以一块希腊的土地而成为统治 者”。但斯巴达人回答他说：“叙达尔涅斯，你对我们的劝告是欠公平的， 因为你的劝告在一方面来说虽然证明你是有经验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 说明你是没有经验的。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 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 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

    (136)他们就是这样回答了叙达尔涅斯的。从那里他们来到苏撒，见到了 国王，可是当国王的卫兵命令并且想强制他们匍匐跪拜在国王面前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决不肯这样做，即使他们被头朝下地栽倒也决不肯这样做，因为 他们说他们没有对凡人跪拜的习惯，而且这也不是他们此来的目的。在他们 顽强地拒绝了这样做以后。他们又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拉凯戴孟人把 我们派来是为了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来偿命的”，此外还有其他诸 如此类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听他们讲这话的时候，就十分豁达大度地说，他 是不愿意学拉凯戴孟人的做法的，他认为他们杀死了来使从而破坏了全人类 的法律，但是他却不愿做出他责备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也不想作为报复把他 们杀死，从而使拉凯戴孟人免除了这一罪恶行为。

    (137)这样，虽然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返回了斯巴达，斯巴达人还是用 这样的行动一时地缓和了塔尔图比欧斯的愤怒。但是在那之后很久，根据拉 凯戴孟人的说法，这种愤怒又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中被引起 来了。在我看来，这的的确确是表现了上天的意旨的。塔尔图比欧斯的怒气 要发泄到使者的身上，在不得到满足时决不罢休，这乃是十分合乎正义的事 情。但是这怒气却发泄到为了国王发怒的缘故而到国王那里去的人们的儿 子，即布里斯的儿子尼柯拉欧斯和司佩尔提亚斯的儿子阿涅利司托斯身上， 这一点就使我看的很清楚，这是上天因塔尔图比欧斯发怒之故而做出来的事 情。这个阿涅利司托斯在满载兵员的商船上航行时，曾征服过提律恩司地方 出身的哈里埃斯人。这两个人曾奉拉凯戴孟人的派遣出使亚细亚。他们给色 雷斯国王铁列欧司的儿子西塔尔凯司和阿布戴拉人披铁阿斯的儿子尼姆波多 洛斯所出卖，结果在海列斯彭特上的比桑铁被捕并给送到阿提卡去，就在那 里给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一同丧命的，还有一个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的儿 子阿利司铁阿斯。 不过这是在国王远征以后多年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我仍要接着我前面的 话讲下去。

    (138)国王在这次出征中，是扬言打算进攻雅典的，但他进攻的目的实际 上都是整个希腊。希腊人在很早以前便听说这一点，不过并不是他们所有的 人都抱看同样的看法。那些曾向波斯人献出了土和水的人们在心里是有底 的，因为他们相信异邦人不会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人们 却是十分害怕，因为在希腊并无足够的船只可以抗击侵略军，而且他们当中 大部分人郡不想作战，而是急于想站到美地亚人的那一面去。

    (139)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 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 心里不讲出来的。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弃他 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克谢尔克谢斯投降的话， 那未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 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 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作为他们的屏障，拉凯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 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 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给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 既然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他们就势必得对敌人大战一场并光荣地战死。这便 是他们会遭到的命运，否则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其他部分都站到敌人一面去的 时候，他们也就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城下之盟了。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哪 一种发生，希腊都是会给波斯人征服的。因为，当国王制霸海上之陈，我看 不出在地峡上修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 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 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 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 之后(遵照诸神的意旨——译者)，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 很大恐怖的可怕的神托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 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140)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节到戴尔波伊去，请求给他们一个神托。 当他们在神殿那里行礼如仪并坐到内部的圣堂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名叫 阿利司托尼凯的佩提亚就向他们回答说： 不幸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 逃离你们的家，你们那轮形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卫城， 跑到大地的尽头去罢。 身躯和头同样都不能安全无恙， 下面的脚，手，以及它们中间的一切也都无济于事， 它们都要毁灭掉。 因为火和凶猛的阿莱司神(战神)飞快地驾着叙利亚的战车，要 把这座城市毁掉。 他要把不仅仅是你们的，而是许许多多的城砦毁掉。 他还要把神的许多神殿支付火焰吞食； 它们立在那里吓得流汗，由于害怕而战慄。 从它们的屋顶有黑色的血流下来，预示着他们的无可避免凶事。 因此我要你们离开神殿，拿出勇气来制服你们的不幸遭遇罢。

    (141)当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真是惊恐万状。由于这一十分 不吉利的预言，他们已陷于绝望了。这时戴尔波伊人当中的最知名的一位人 士、安多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带着表示请求庇护的橄 榄枝，再一次到那里去，这样就是以请求庇护的人的身分去请求神托了。雅 典人按照他的话做了。他们说：“主啊，看在我们把这些请求庇护的橄榄枝 带到你跟前这件事的面上，请赐给我们关于我们祖国的一个比较好的预言 罢。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离开你的神殿，直到死都一直留在这里了。”于是， 佩提亚便向他们宣布了第二个神托： 用许多话来请求，用高明的意见来劝说， 帕拉司都不能缓和宙斯的怒气。 然而我仍愿向你们讲一句象金刚石那样坚硬的话。 在开克洛普斯圣城和神圣的奇泰隆谷地里目前所保有的一切都被夺去的 时候，远见的宙斯终会给特里托该涅阿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你们和 你们的子孙。 且莫安静地居留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 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 会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 子们毁灭掉的。

    (142)从表面上来看，并且实际上，这个神托都是比前一个神托要温和些 的。于是他们把它记录下来，就返回雅典了。当使节们离开了戴尔波伊并把 神托报告给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一神托的含意作了许多解释，而在人们 发表的许多看法当中，特别有两种最相反的看法。有一些比较年老的人认为， 神的启示的意思是应当把卫城留下，因为在古昔，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 栅栏的，而在他们看来木墙就是指着这道栅栏了。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以为 神所说的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只把船 只装备起来。不过在佩提亚的回答中，它的最后两行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 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却使主张木 墙即是船只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 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了。原来那解释神托的人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他们 如果在撒拉米司附近的海上准备作战的话，他们是会在那里全军复没的。

    (143)这时有一个不久之前才显露头角而成为一流人物的雅典人，他的名 字叫做铁米司托克列斯，人们称他为尼奥克列斯的儿子，他说解释神托的人 并没有把神托的全部含意正确地阐述出来。他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些诗句 所谈的真是雅典人的话，那神托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词，它就要说残忍 的撒拉米司，而不会说神圣的撒拉米司了，因为当地的居民实际上都是要死 在那里的。因此他以为，如果要正确理解这个神托的话，则神的这番话的意 思，勿宁说是指着敌军，而不是指着雅典人说的。他劝告说，他们应当相信 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因而要作海上作战的准备。铁米司托克列斯把 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便认为他对神托的解释是要比神托解 释者的解释高明，因为后者不愿意雅典人作海战的准备，简言之，也就是干 脆不进行抵抗，而是离开阿提卡，移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144)铁米司托克列斯在这之前还提出过一个十分合于时宜的意见。原来 雅典人从拉乌利昂地方的矿山曾为自己的国库取得巨额的岁人，因而当着他 们从这部分的铁里每人要分得十德拉克玛的时候，铁来司托克列斯便劝告雅 典人不要分配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修造二百只战船，也就是说，用来对埃 吉纳作战。正是由于爆发了这次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使雅典人 不得不从事于海上作战的准备。这些船只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 可是在希腊需要它们的时候，结果却用上了。这样，这些船便修造起来并且 已经为雅典人服务了，不过现在他们在这之外还要修造更多的船只。在他们 接到神托并进行讨论以后，他们便决定，他们应该相信神意，使他们的全部 人民再加上愿意和他们联合到一起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乘上他们的船只，用 水师来邀击前来侵犯的异邦人。

    (145)以上就是雅典人所得到的神托了。所有那些愿意希腊今后会好起来 的希腊人于是集合到一起，相互商议并相互保证了信谊，在这以后他们就议 决首先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和和相互之间的战争，不管它们是由什么原因 引起的。在其他的人们中间固然也有战争，不过其中最大的却是雅典人和埃 吉纳人之间的战争。他们一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在撒尔迪斯， 他们便计划把间谍派到亚细亚去，以便侦察国王的活动情况，同时又把使节 派出去，有些人是到阿尔哥斯，这些人是想把阿尔哥斯人变成和他们共同抵 抗波斯人的同盟者：另一些人是到西西里地方狄诺美涅斯的儿子盖隆那里 去；再一些人是到柯尔库拉去为希腊去请求援助；还有一些人则是到克里地 去。原来他们以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同样地受到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全体希 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而且据说盖隆的势 力是很大的，要远远地超过希腊的任何其他力量。

    (146)在作了这样的决定并调解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以后，他们首先把三个 人作为间谍派到亚细亚去。这几个人来到撒尔迪斯，就对国王的军队进行了 侦察，但是他们被发觉，因此经过陆军将领们的审讯之后，他们便要给拉出 去处决了。这样他们就被宣布了死刑。可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听见这事的时候， 对于他的将领们的判决却大不以为然，于是他派了他的几名卫兵前去，命令 他们把间谍带到他那里去，如果他们发现这些间谍还活着的话。这些间谍那 时既然还未被处死，就被带去见国王了。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向这些间谍探 问他们此来的目的，随后就命令他的卫兵引导他们到备处去。把他的包括骑 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陆军指点拾他们看；而在间谍们把这一切都看够了的时 候，他们又毫不加伤害地被送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

    (147)克谢尔克谢斯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他说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 果把这些间谍处死的话，则希腊人就难于在事先很快地知道他那宠大到难以 尽述的兵力，而且杀死三个敌人，波斯人也不能因此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害； 与此相反，如果把他们放回希腊的话，即当希腊人听到他的兵力情况时，就 会在波斯人出征之前，自发地把自己那特有的自由呈献过来，这样波斯人就 不需要再费事征讨他们了。克谢尔克谢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见 解。 当克谢尔克谢斯在阿比多斯时，曾看到载运谷物的船只从彭托斯驶出通 过海列斯彭特，航行到埃吉纳和伯罗奔尼撒去。侍坐在他旁的人们看到这是 敌人的船，便打算拿捕它们；他们望着国王，想得到他的命令。但是克谢尔 克谢斯却问他们这些船是到哪里去的。他们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载运着 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 也带着谷物以及其他物品到同样的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是替我们把食粮运到 那里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148)间谍看完了这里的一切以后，就被送回去，这样便回到了欧罗巴。 希腊人当中那些稀结盟约以对抗波斯人的人们，在他们把间谍派出去以后， 又把使节派到阿尔哥斯去。阿尔哥斯人从他们的一方面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讲 的。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听说异邦人在准备征讨希腊人。他们知道了这件 事并且打听到说希腊人想要取得他们的帮助以对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说他 们便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在那里请示神他们最好应当怎样做。原来在不久之前（四九四年提律恩司一役；见第六卷第七七节），他们有六千人被拉凯戴孟的军队及其将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 列欧美涅斯杀死了。他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才把使者派了出去。 对于他们的询问，佩提亚是这样回答的：被周围的邻人所憎恨，却为不死的 神所喜爱的人们啊。 怀里抱看长抢，象一个戒备着的战士那样地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罢，好 好防备看你们的脑袋，这样，脑袋就可以保卫你们的身体了。佩提亚已经述 出丁这样的神托，随后使节才来到了阿尔哥斯，他们访问了长老院并按照所 命令给他们的讲了话。于是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阿尔哥斯是这样地回答了 他们的讲话的：即，如果阿尔哥斯人能够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三十年的和约并 取得联盟军的一半的统帅权，那他们是愿意答应对他们的请求的。他们说， 尽管他们有正当的权利来要求统帅全部军队，但他们却愿意满足于一半的统 帅权。

    (149)他们说，虽然神托禁止他们和希腊人结成同盟，但他们的长老院却 仍作了这样的回答。而且虽然他们害怕这个神托，但是他们仍然切望能缔结 一项三十年的和约，以便他们的子弟在这一段岁月当中可以长大成人。如果 没有这样的一个和约，则从他们本身的利害来推论，当他们在已经遭到的这 个灾害之后，再受挫于波斯人，那他们便害怕将来他们要成为拉凯戴孟人的 奴隶了。于是在使节当中从斯已达来的人们对长老院所说的话回答说，关于 缔约的事情将要提交他们的人民大会去裁决，至于统帅权，则他们本身曾受 命回答。于是他们就说，斯巴达人有两个国王，但阿尔哥斯人只有一个国王， 虽然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个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可是却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妨 碍阿尔哥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投票权。阿尔哥斯人说，这样一 来，他们便认为斯巴达人的傲慢是难以忍耐的，因此与其他们向拉凯戴孟人 屈服，却不如受治于异邦人了。于是他们便命令使者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 哥斯的国土，否则，他们便要把使者当做敌人论处。

    (150)以上便是阿尔哥斯人对于这件事的说法，但是在希腊却还流传着另 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则在克谢尔克谢斯出发征讨希腊之前，他曾把一 名使者派到阿尔哥斯去，这个使者到达阿尔哥斯之后，就说：“阿尔哥斯的 人们，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要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培 尔谢斯的父亲是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他的母亲是凯培欧斯的女儿安多 罗美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你们这个民族的后裔了。因此，我们 不应当进攻我们祖先的国土，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和我们为敌，这是完 全正当合理的事情。你们应当安静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你们按照我 所期望的一切来做的话，那我对你们的尊重就要高过其他的任何人了。”阿尔哥斯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虽然一时他们没有答应什 么或是要求什么，可是任希腊人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 凯戴孟人不许他们分享统帅权，便要求一部分的统帅权，这样，他们就可以 有借口安静地呆在那里按兵不动了。

    (151)有一些希腊人还说，有一件事虽是在多年之后发生的，可是它却和 上述的事情相互印证。原来，希波尼柯斯的儿子卡里亚斯和与他同行的人们 以雅典使节的身分因事来到美姆农的市邑苏撒的时候，阿尔哥斯人这时也派 了使节到苏撒来，向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过去阿 尔哥斯人和克谢尔克谢斯之间缔结的友谊现在在他们之间是否继续有效，还 是他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他认为这 友谊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而且任何城邦对他来说都不能比阿尔哥斯更亲 密。

    (152)克谢尔克谢斯是不是真地派一个使者带着上述的话到阿尔哥斯 去，而阿尔哥斯的使节是不是到苏撒来向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有关他们 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说不确实了。而且除去阿尔哥斯人自己所说的话以外， 现在我是不发表什么见解的。不过我所深知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 把他们自己的灾祸带到一个共同集会的地方去，想用来和邻人的灾祸交换的 话，则只要他对于别人的灾祸加以仔细的观察以后，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 他自己带来的灾祸仍旧带回家去的。这样看来，阿尔哥斯人的行动便不能说 是最卑劣的行动了。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 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原来的确还流行着另外的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 则好象是阿尔哥斯人把波斯人邀请到希腊来的。因为在阿尔哥斯人对拉凯戴 孟人作战失败之后，和他们当前所陷入的痛苦处境比起来，没有一件事不是 他们所期望的了。

    (153)关于阿尔哥斯人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此外联盟者还把使节派遣 到西西里去和盖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节里有拉凯戴孟派出的叙阿格罗斯。 这个盖隆的一个曾在盖拉定居的祖先是从特里欧庇昂附近海面上的铁洛斯岛 上来的。正当罗德斯的林多斯人和安提培莫斯开拓盖拉的时候，他也参加这 一事业了。久而久之，他的后人就成了冥界女神的执事祭司并继续担任着这 个职位。他们的一位祖先铁里涅司是这样取得了这个职位的。有一些在党争 中失败的盖拉人被放逐到盖拉上方的一个玛克托利昂市去，可是铁里涅司却 使他们回到了盖拉，他并不是借着人力的帮助，而只是借着敬神用的圣物， 就做到了这一点的。他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自己想办法找到 了这些东西，我是说不出的。不管怎样，正是借了这些圣物的力量，他才使 亡命者回到了盖拉，条件则是他的后人应担任女神的执事祭司。我所听到的 这个故事使我十分惊讶铁里涅司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一直以为一 般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而能做出这样事情来的只有那具有勇敢精神 和堂堂男子汉的力量的人。可是据西西里的居民说，恰好相反，铁里涅司是 一个柔弱并且有女人气质的人物。

    (154)不管怎样，他就这样地取得了这个特权。另一方面，潘塔列斯的儿 子克列昂德罗斯在作了盖拉的七年僭主之后，被该城的一个叫做撒必洛斯的 人杀死了；在他死后，统治权就转到克列昂德罗斯的兄弟希波克拉铁斯的手 里去了。当希波克拉铁斯担任僭主的时候，执事司祭铁里涅司的一个后人盖 隆是希波克拉铁斯的一名近卫兵，就和其他许多人以及帕塔伊科斯的儿子埃 涅西戴谟司一样。但不久之后，他便因勇武出众而被任命为全部骑兵的统帅。 原来希波克拉铁斯在围攻卡利波里斯人、那克索斯人、臧克列人、列昂提诺 伊人、还有西拉库赛人以及其他许多异邦人的时候，盖隆在那些衣战争中表 现了赫赫的武助。结果在上述城市当中的人们，除去西拉库赛人之外，完全 给希波克拉铁斯变成了奴隶。西拉库赛人在埃洛罗斯河畔被战败，但是得到 了科林斯人和柯尔库拉人的援助，他们为西拉库赛人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 是西拉库赛人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卡玛里纳让给希波克拉铁斯。

    (155)当希波克拉铁斯也统治了和他的哥哥克列昂德罗斯同样年数的时 候，他出征西西里人，可是在叙布拉城的附近死掉了。因此盖隆装作辅佐市 民们已不肯服从的、希波克拉铁斯的两个儿子埃乌克里戴斯和克列昂德罗斯 的样子，但实际上，当他在战斗中制服了盖拉人的时候，他便废黜了希波克 拉铁斯的两个儿子而自己掌握主权了。在碰上了这一完全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以后，盖隆就把被庶民和他们自己的奴隶(所谓库吕里奥伊)所放逐的那些西 拉库赛地主(所谓伽莫洛伊)从卡兹美涅城领回了西拉库赛。这样他便也取得 了那个城市。原来西拉库赛人在盖隆刚刚到来的时候，就连入带城一齐向盖 隆投降了。

    (156)在他自己把西位库赛拿到手之后，他就把盖拉的统治交给了他的兄 弟希那隆，不大管那里的事了。不过他却加强了西位库赛，他把一切的注意 力都放到西拉库赛上面了。很快地那座城就成长和兴盛起来了。盖隆不单单 把所有的卡玛里纳人都迁到西拉库赛来，把公民权给他们而把卡玛里纳城铲 平，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一半以上的盖拉人。而当西西里的美伽拉人在 受到他的围攻而和他缔结城下之盟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当中对他作战，因而 理当被杀的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带到西拉库赛来，使他们成为这里的市民；至 于根本没有参与发起战争并且完全想不到会遭受伤害的美伽拉庶民，也给他 带到西拉库赛来，并给卖到西西里以外做奴隶去了。对于西西里的埃乌波亚 人也以同样的差别待遇，作了相同的处理。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人民所以采 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认为庶民是最难于与之相处的人们。由于以上的种 种，盖隆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

    (157)而现在，当希腊的使节们来到西拉库赛的时候，他们便晋见了他并 且说了下面的话。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和他们同盟者派我们前来取得你的 帮助以抗击异邦人；我们以为你毫无问题已经知道一个波斯人正在向希腊进 攻，知道他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桥并把东方的全部大军从亚细亚带过来对付 我们。他表面上说是向雅典进攻，但实际上他却是想把整个希腊都收归他的 冶下。不过你是强大的。你既统治着西西里，那你就等于统治了希腊的不算 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想使希腊得到自由的那些人并且和他们 协力同心维护这一自由。如果把所有希腊人都团结在一边，那就是很大的一 支军队，这支军队就可以抗击侵略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背叛公共的 利益，再有人不肯来帮助我们，则希腊人当中可靠的部分便不过是少数，这 样全部希腊土地就有同遭亡国之祸的危险了。不要以为如果波斯人打败了我 们并把我们征服，他会不向你进攻的，这种情况希望你在事先很好地想一想。 你帮助了我们，也就是帮助了你自己。一个周密的计划通常是会产生好的结 果的”。

    (158)以上便是他们讲的话。但是盖隆非常激昂地回答他们说：“希腊人， 你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打算才竟然敢到我这里来，要我参加你们的抗击异邦人 的联盟的。可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和迦太基人不和，而请求你们与我 协力对付异邦军的时候，当我要求你们为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向埃盖司塔人报仇，还有当我答应协助解放那些会给你们带来巨 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这里来帮助我，也不来为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些地方才都陷到异邦人 的铁蹄之下。尽管如此，我的事业却仍旧得到好转，我的国家也比先前昌盛 了。可是目前战争却临到你们的头上，是你们想到我盖隆的时候了。虽然你 们这样蔑视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不学你们的样子，我还是准备送出二 百只三段桡船、两万重武装兵、两千骑兵、两千弓手、两千弩兵和两千轻骑 兵去帮助你们。此外我还担负希腊全军的食粮，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不过 我答应的这些话却有一个条伴，即我要担任抗击异邦人的希腊军队的统帅和 司令官。否则的话，我自己不去，也不派别的人去”。

    (159)当叙阿格罗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住，就说：“诚然，如果佩洛普司的儿子阿伽美姆农知道，斯巴达人的统帅权被盖隆和他手下的西 拉库赛人夺去的话，他是会大声悲叹的。这种要我们把统帅权交到你手里的 建议，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希腊的话，你知道你就必得受拉凯戴孟人的领导。可是如果你放不下身分接受领导的话，我看就不必帮助我们了”。

    (160)盖隆听到了叙阿格罗斯这一番很不礼貌的话以后，就向他提出了最 后的建议：“斯巴达的朋友，对一个人讲的横傲不逊的言语常常会激起他的 愤怒。虽然在你的话里，你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可是这却还不至激使我对你 说出很不得体的回答来。既然你们都这样计较统帅权的问题，那我比你们更 加计较，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的陆军比你们的多好多倍，而我的船只 也比你们的多得多。不过，既然你们十分不喜欢我的建议，那末我愿意在前 面的条件的某一点上对你们让步。我以为可以这样：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 帅水师：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水师的话，那我也愿意碗帅陆军。你们必须同意 这样做，否则你们就回去，不必跟我缔结这样的同盟了”。

    (161)以上就是盖隆的建议。但是雅典人的使节却在拉凯戴孟人发言之前 回答他说：“西拉库赛人的国王啊，希腊把我们派到你的地方来是要求一支 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位统帅。可是你说除非你担任希腊的统帅，你是不愿派 遣军队的，而且对于统帅权，你又是非常计较的。不过，在你想取得希腊全 军的统帅权的时候，我们雅典人认为我们可以不必讲话了，因为我们知道， 拉科尼亚人是足能够为我们两方面来回答你的。现在在你放弃统率全军而想 统率海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要你知道一下情况是怎样的了。即使拉科尼亚 人同意你统率海军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这部分的统帅权是属于 我们的，除非拉肌戴孟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 统帅水师，我们并不反对他们，但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担任水师的统帅。 如果我们雅典人竟把我们的统帅权让给西拉库赛人的话，那我们就枉为拥有 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在希腊人当中我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又 是仅有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杖居住地的民族。诗人荷马就说，在所有到伊里 翁来的人当中，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就是雅典人。因此，我们这样讲，是不能见怪的”。

    (162)于是盖隆回答说：“雅典的朋友，担任统帅的人你们好象是不缺少 的，不过却没有被统率的人。因此，既然你们不肯在你们的要求上让步而执 意要统率全军，那末现在就一刻也不要耽误地快快赶回家去，告诉希腊人说 他们一年的春天已经失掉了”。盖隆讲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盖隆的军队是 希腊军队的最精锐的部分，就好象一年当中的春天一样。他就这样把失去了 跟他的联盟的希腊，比作失掉了春天的一年。

    (163)希腊的使节们和盖隆进行了这样的谈判以后，就乘船回去了。但 是，盖隆却害怕希腊人这样不能把异邦人制压下去，而作为西西里僵主的他， 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凯戴孟人的摆布，却又是他认为难堪的无法忍耐的事 情。于是他就放弃在这个方针上打主意，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办法。当他一听 到波斯人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立刻派一个科斯人、司枯铁斯的儿子 卡得莫斯乘看三艘五十桡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谊的讯问到戴尔波伊夫。 卡得莫斯到那里去是为了注视战争的进行情况的：如果异邦军得到胜利，那 就把金钱给他，同时代表盖隆统治的国土把土和水呈献给他：如果是希腊人 得到胜利，那末就把这一切都带回。

    (164)在这之前，这个卡得莫斯曾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科斯的僭主的地 位；虽然这个地位是强大稳固的，可是他却自愿地，并非为危险所迫，而只 是由于正义感，把主权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自己则到西面里去。在那里， 隆摩司人把一个叫做臧克列的城市赠给了他，他就定居在那里开拓了一个居 民地。臧克列则改名为麦撒纳。卡得莫斯就这样地来了：盖隆这次所以派他 前来，是因为他从别的事情上便已知道卡得莫斯是一贯公正的。而下面我要 讲的事情，在卡得莫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当中还不是最差的。盖隆曾把大 宗的金钱委托给他来管理，因此他本来是可以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但是他 不愿这样做，而当希腊人在海战中取得胜利：而克谢尔克谢斯退兵回去的时 候，卡得莫斯自己也就叉带着全部的金钱回到西西里来了。

    (165)不过，西面里的居民却有另一种说法。即甚至如果盖隆受拉凯戴孟 人的统率的话，他仍然会帮助希腊人的。但是喜美拉的僭主、克里尼波斯的 儿子铁里洛斯阻碍了他这样做。原来，铁里洛斯在被阿克拉刚提涅人的君主、 埃涅西戴谟司的儿子铁隆赶出喜美拉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一支三十万 人的军队引来进攻盖隆，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伯利亚人、里巨 埃斯人、埃里叙科伊人、萨地尼亚人、科西嘉人组成，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 王安农的儿子阿米尔卡斯。铁里洛斯所以能说服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他们两 个人之间的私谊，但主要的则是由于列吉昂的僭主克列提涅斯的儿子安那克 西拉欧斯的热心帮忙。因为安那克西拉欧斯娶了铁里洛斯的名叫库狄佩的女 儿，故而为了援助他的岳父，他把他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交给阿米尔卡斯并 把他引进了西西里。因此他们说，盖隆由于不能帮助希腊人，就把钱送到戴 尔波伊去了。

    (166)此外，他们又说，盖隆和铁隆在西西里战胜了迦太基人阿米尔卡斯 的那一天，也正是希腊人在撒拉米司击破了波斯人的那一天。这个阿米尔卡 斯从父亲的一方面来说是迦太基人，从母亲的方面来说是西拉库赛人，他是 由于英勇有为才当选为国王的。在双方会战之际，他被打败了，而我听说他 不知去向了。原来盖隆曾到处去搜寻他，可是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他，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167)但是迦太基人自己所述说的故事看来倒还是可信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异邦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午后很晚的时候(据说混战就拖了这样长的时候)，而在这全部时期里面，阿米尔卡斯都留在他的军营内奉献牺牲，他把整个的牺牲放到大木材堆上浇，想取得吉兆；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军队溃败下来的时候，他便在向牺牲进行灌奠的时候投身到火堆里去， 这样他就被烧掉而无从看到了。不过，不管阿米尔卡斯象腓尼基人所说那样的消失了，或是象迦太基人和西拉库赛人所说那样地以另一种方式消失了， 迦太基的人们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的一切市都为他树立纪念碑。在这些城市里，最大的城市就是迦太基本城。西西里方面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

    (168)柯尔库拉人对于使节的答复和此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原 来到西面里去的人们也曾经请求过他们的帮助，这些儿所持的理由也就是曾 经对盖隆讲过的那些理由。柯尔库拉人宣称他们不忍看着希腊遭受亡国之 祸，因而当堤就答应出兵协助，因为假若腊倒下去，那未在第二天他们就一 定也会被变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厚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援助。他们就这样地 作了一个十分得体的答复。可是到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 主意。他们装备了六十只船，经过不少的周折之后才出海，向伯罗奔尼撒一 带的海岸驶去：继而他们在拉凯戴孟人领土上的披洛斯和塔伊那隆的海面上 抛锚，和别的人一样地在那里艰望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对希腊战胜这件事 并不抱着希望，而是以为波斯人方面会取得大捷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因 此他们这样做乃是有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在事后可以向波斯人说：“国王啊， 当希腊人要我们站在他们的一面参加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任 何人少，而且我们又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极多的战船，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抵抗你，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指望用这样的理由给他们 自己赢得比一般人要有利的地位。而在我看来，事情也会是这样的。可是， 对于希腊人，他们将来也有一套理由可说，而在最后，他们终于用上了这套理由。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不把援军派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六十只三段桡船，但由于季风的风力而不能绕过玛列亚，因此，他们说，他们才不能来到撒拉米司，而决不是由于怯懦才没有赶上海战的。他们就用这样的 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169)当担负着使命的希腊人到克里地人那里去，想取得克里地人的帮助 时，克里地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使者派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如果帮助希腊人，这是否对他们有利。佩提亚回答他们说：“愚蠢的人们，过去因你 们援助美涅拉欧司而由米诺斯加到你们人民身上的悲痛，难道你们还觉得不满足吗？想想看，他们不帮助你们为了死在卡米柯斯的米诺斯报仇，可是你 们却帮助他们为了被异邦人从斯巴达劫去的一个妇女报仇。米诺斯要忿怒到什么程度！”克里地人听到了这个神托之后，就不再谈起帮助希腊人的事情 了。

    (170)原来，据传说，当日米诺斯曾为了寻求达伊达洛斯而到今日被你为 西面里的西卡尼亚去，可是他却横死在那里了。紧跟着除波里克涅人和普拉 伊索斯人以外的全部克里地人，便奉神之命偕同一支大军到西卡尼亚去，在 那里他们把卡米柯斯市包围了五年，而在我的时代，在卡米柯斯市住的则是 阿竞拉刚提涅人。但是他们既然不能攻克这座城，也不能等待在那里谈到临 他们头上的饥馑，于是他们就放弃这座城而离开了。但是当他们来到雅庇吉 亚附近的海面上时，他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风暴而被卷到海岸上来了。由于 他们的船只被粉碎了(而且他们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克里地去)，他们 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叙里阿城，定居在里面，这样就从克里地人变成雅庇吉 亚的麦撒披亚人，从岛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他们又从叙里阿市向其他地方殖 民而建立了另一些城市。在这之后很久的时候，增兰提诺伊人曾试图摧毁这 些城市，但是却因此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当时任何人还都没有听说过象对 塔兰提诺伊和列吉昂人那样的一次对希腊人的大屠杀。列吉昂人被杀死的有 三千人，他们是被科依洛斯的儿子米摩托司逼看来帮助塔兰提诺伊人的：至 于塔兰提诺伊人本身死了多少，那就没有记录可查了。米摩托司是安那克西 拉欧斯的一名家仆，他是受托留在那里治理列吉昂的。正是这个人从列吉昂 被放逐并定居在阿尔卡地亚的铁该亚，并把许多像献拾奥林匹亚。

    (171)不拉关于列吉昂人和塔兰提诺伊人的事情，在我的历史中是题外的 话了。然而，根据普拉伊索斯人的说法，这样被弄得杳无人烟的克里地，还 是有人移住到那里去，特别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的第三代，特洛伊战争 发生了；在这一战争中，克里地人在前来帮助美涅拉欧司的人们当中，就勇 气而论决不是最差的。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他们以及他 们的家畜遇到了饥馑和疫病，结果克里地竟再一次荒废了。于是第三批的克 里地人来了，现在住在那里的就正是他们和原来残存在那里的人们。佩提亚 要他们记住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就阻止了他们去援助希腊人，尽管他们本来 是想要这样做的。

    (172)帖撒利亚人在开头的时候，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才站在波斯人 的一方面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显然表示出他们对于阿律阿达伊族的企图是不 喜欢的。原来在他们一听说波斯人要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立刻 把使者派到科林斯地峡去。而从拥护希腊的各城市选派出来的希腊代表们正 为这件事在那里集会商议。帖撒利亚的使节们来到他们这些人这里，就说： “希腊人，为了使帖撒利亚和整个希腊免于战祸，欧林波斯通路是必须防守 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和你们一道守卫这个地方，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 军前来；如果你们不派大军前来的话，那你们要晓得，我们就要和波斯人缔 结协定了。要我们单独来防守希腊的前啃地带并为了你们大家而亡国，这是 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 的，因为任何强制是都不能克服无能为力的。至于我们，则我们是要为我们 寻求某种安全之策的”。以上就是帖撒利亚人讲的话。

    (173)于是希腊人就决定由海路派一支陆军到帖撒利亚去守卫这个通 路。军队集合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通过埃乌里波斯，而在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登陆并从那取道赴帖撒利亚，而把船留在原来登 陆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铁姆佩通路，这条通路介于奥林波斯山和欧陡山之间，从下马其顿沿着佩涅欧司河一直通到帖撒利亚。总针大约有一万名重武装的希腊军队在那里扎营列阵，此外，帖撒利亚的骑兵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统率拉凯戴孟人的将领是卡列诺司的儿子埃岛艾涅托斯，这个人是从波列玛尔科斯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王族。雅典人的将领是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那里他们只停留了几天；原来从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而不要留在那里受到入寇大军的蹂躏。送来的信把水师和陆军的情况也向他们叙述了一 番。希腊人听到了使者们这样的忠告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劝告是好的，而马其顿人对他们也是善意的)，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不过，在我看来，是恐惧 的心情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听说，在这条通路之外，在上马其顿方面另有一条通路，通过戈恩诺斯城附近佩莱比亚人居住的地方而进入帖撒 利亚；不过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实际上也从这条通路侵入了帖撒利亚。于是 希腊入便登上了船，返回地峡了。

    (174)当他们出兵帖撒利亚的时候，国王正在计划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 巴，并已经到了阿比多斯。为联盟者所放弃的帖撒利亚人于是就全心全意地 和积极地投到波斯人的那一面去，以致在后来的行动当中，他们表明自己对 于国王乃是最有用的人。

    (175)另一方面，在希腊人回到地峡以后，就参照着亚力山大送来的信集 会到一起商议，他们将如何并在什么地方进行战争。占上风的意见是，他们应当保卫铁尔摩披莱的通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通路比通向帖撒利亚的那条 通路要狭窄的多，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比较近。至于在铁尔摩披荣阵亡的希腊人被截击的那条短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直到他们来到铁尔摩披莱之后才从特拉奇司人那里知道的。于是他们便决定保卫这条通路，从而阻止异邦人进入希腊，同时他们的水师则出航到希斯提阿伊领的阿尔铁米西昂去。 这些地方是相互接近的，双方面都可以知道另一方面的情况。而它们的形势 则是这样的。

    (176)先说阿尔铁米西昂。广大的色雷斯海到斯奇亚托斯岛和玛格涅希亚 本土中间的地方时，就变成了一条狭窄的水路；这条水路紧接着埃乌波亚地 方的，名叫阿尔铁米西昂的海岸。在那里有一座阿尔铁米司神殿。经过特拉 奇司进入希腊的那条水路，其最狭窄的地方只有半普列特隆竟。然而比起别 的地点来，这里仍然不是最狭窄的地方。象铁尔摩披莱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 就是这样：在它后面的阿尔培诺依，那里的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在它前面， 安铁拉市附近培尼克司河的旁边，也只能短过一辆车。在铁尔摩披莱以西， 有一座无法攀登的和十分陡峭的高山，这乃是属于欧伊铁山系的一座山峰。 在路的东面，则是一片沼地与海洋了。在这个通路的地方，是当地的人们称 为库特洛依(它的意义是锅——译者)的一个温泉，在那里江有海拉克列斯的 一个祭坛。在这条通路上，曾修造了一道壁垒，而先前在这上面还有关门。 这道壁垒是波奇司人由于害怕帖撒利亚人才修造起来的，原来那时帖撒利亚 人曾从铁斯普洛托伊人的地方出来，移居到他们现在占有的爱奥里斯的土 地。既然帖撒利亚人总想征服波寄司人，波奇司人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预防 的措施。此外，他们又想一切对策来阻止帖撒利亚人入侵他们的国上，于是 便把温泉的水引到这个通路上来，为的是使那条通路上的一些地方给水流所 切断。原来的壁垒是很久以前建造起来的，而时光现在已经使它的大半成为 废墟了。现在它已经重建起来，以便截阻异邦人进入希腊的道路。在离道路 极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阿尔培诺依的村庄，希腊人便指望他们可以从那里取 得粮食。

    (177)这样，希腊人便认为以上的地方是符合于他们的需要的地方。因为 在他们事先进行了全面考虑之后，他们认为异邦人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 众，又不能利用他们的骑兵，于是他俩便决定在这里邀击入寇希腊的敌军。 而在他们听到波斯人进入披埃里亚的时候，他们就在科林斯地峡的地方分了 手，一部分从陆路开向铁尔摩披莱，一部分从海路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178)希腊人就这样地十万火急地分头迎击敌人去了。但正在这时，为了 本身以及为了希腊而深为惊恐不安的戴尔波伊人去请示神托，而神对他们的宣托则是要他们向风祈求，因为风是希腊的极为有力的联盟者。戴尔波伊人得到了神托之后，便首先把信送到想得到自由的希腊人那里去。这些十分害怕异邦人的人们对于送来的这个讯，是一直都感激不尽的。随后，他们便在 图依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祭风坛，图依亚这地方是因凯佩索司的女儿图依亚而得名的，而且在那里还有她的一个圣域。他们继而向风奉献了牺牲。这样， 戴尔波伊人为了顺从神的意旨，直到今天还是向风奉献牺牲以讨它的欢心的。

    (179)在这方面，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离开了铁尔玛，十艘最快速的船一直开向斯奇亚托斯，而那里则有三只希腊船在放哨了望，这三只船一只是特罗伊真的；一只是埃吉纳的，一只是阿提卡的。它们看到异邦人的船来到的时候，就逃走了。

    (180)普列克西藉斯指挥下的那只特罗伊真的船受到异邦军的追击并很 快地被捕获了。异邦人于是把船上最漂亮的士兵拉到船头的地方给杀死了， 因为俘获来祭献的第一个希腊人最漂亮，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种吉兆。这个 被祭了刀的人，他的名字是列昂(在希腊语里意思是狮子)。他遇到 这样的事情，这恐怕跟他的名字是有关系的。

    (181)但是，阿索尼戴斯所率领的那只埃吉纳的三段桡船，却看实给他们 增加了一些麻烦。船上的一个战士，伊司凯藉斯的儿子披铁阿斯在那天是战 斗得最英勇的人物。在他所乘的船已被拿捕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奋战，直到 他遍体鳞伤的时候。当他倒下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而还有活气，船上的波 斯士兵佩服他的勇敢，因此用一切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他们用没药的药膏医 治他的伤口并用亚麻的绷带把他包扎起来。而当他们回到自己营地的时候， 他们使全军都来看他，他们极口赞赏和厚待他。可是他们把那只船上俘获的 其他人等，却全部当做奴隶使用了。

    (182)这样，两只船就被拿获了。可是雅典人波尔莫司统率的第三只三段 桡船却逃到佩涅欧司河河口的地方，在那里登陆跑掉了。异邦人得到了船身， 却没有捉到上面的人。原来雅典人在他们把船只拖到陆上之后，立刻就跳了 出来，穿过帖撒利亚一直向雅典奔去了。

    (183)驻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奇亚托斯的烽火而知道了发生 的这些事。知道这些事之后他们惊慌起来，于是他们便把他们的投锚地从阿 尔铁米西昂移转到卡尔启斯，打算保卫埃乌里波斯，同时又把哨兵派驻于埃 岛波亚的高地。十只异邦船当中有三只一直到了斯奇亚托斯和玛格涅希亚之 间的称为米尔美克司(意为蚂蚁)的暗礁地带。于是异邦人便把一个 石柱运到这里来，把它树立在暗礁上面。而当他们把路途上的一切障碍都清 除了之后，全部水师就出发离开了铁尔玛，这时去国王离开铁尔玛的时候已 经有十一天了。给他们指出正好在他们的航路上面的暗礁的人，是司奇洛斯 人帕姆蒙。整天都在海上行进着的异邦军的水师，到达了玛格涅希亚的赛披 亚斯以及在卡司塔纳伊亚市和赛披亚斯仰之间的海岸地带。

    (184)直到这个地方和铁尔摩披莱，全军都没有受到损害。根据我个人的 计算，军队的人数在当时还是这样的。从亚棚亚来的船有一十二百零七只， 原来在这些船上的各个民族的人数、假定每只服上有二百人（一艘希腊三段桡船的成员通常是二百人，桡手一七○人，战士三○人），则是二十四万 一千四百人。在所有这些船上，除去每只船上的各地的地方士兵之外，都有 三十名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这样就得再加上三万六千二百一十个 人。在这两项人数之外，我还得再加上五十桡船上的士兵。我假定他们每只 船上是八十人；当然这个数目也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前面已经说过，这样 的船一共集合了三千只，这样，上面的人员就得是二十四万了。这些人都是 乘船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是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步兵的人数是 一百七十万人，骑兵的人数是八万人。在这之外，我要加上阿拉伯的骆驼兵 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估计他们有两万人。因此，如果把水师和陆军的人数加 到一起的话，则他们的总数就是二百三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了。我上面所 说的，就是从亚细亚本部来的兵力，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 的人员，尚不计算在内。

    (185)但是，除去我在前面所计算的大军人数之外，还得把从欧罗巴带来 的大军加到这上面，但计算时必需只能以我个人的测度为限。色雷斯和色雷 斯附近海上诸岛的希腊人提供了一百二十只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 是两万四千人。所有各个民族，那色雷斯人、派欧尼亚人、埃欧尔地亚人、 波提阿人、卡尔奇底开人、布律戈依人、披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佩莱比亚 人、埃尼耶涅斯人、多罗披亚人、玛格涅希亚人、阿凯亚人、色雷斯沿岸地 带的居民等，我假定这些民族的全部人数是三十万人。把这些人和从亚细亚 来的人加到一起，则士兵的总数就是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人了。

    (186)以上便是士兵的全部人数了。至于随军的杂务人员和运粮小船上的 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舶上的人员，则我以为他们不是比士兵少，而是比士 兵还要多。但是假定他们和士兵的人数相等，不多也不少。这样，他们的人 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同样是好几百万人了。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克谢 尔克谢斯一直率领到赛披亚斯岬和铁尔摩披莱的全军人数就是五百二十八万 三千二百二十人了。

    (187)这就是克谢尔克谢斯麾下的全部兵力。可是，谁也不能确实说出厨 妇、侍妾、阉人到底有多少人；任何人也说不出到底还有多少拖畜、驮畜以 及从军的印度狗，因为它们的数目太大了。因此，说有一些河流的水都给弄 干了，这在我看来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使我感到惊讶的勿宁说是这样一 件事实，怎样竟能够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数百万人的食用。因为我计算了一 下就发现，如果每个人每天吃一科伊尼库斯的麦子而不更多的话，则每天的 消费量就是十一万又三百四十美狄姆诺斯。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妇女、阉人、 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数百万的人们当中，就容貌和身材而 论，没有一个人是比克谢尔克谢斯本人更有资格来统率全军的。

    (188)解纜的水师在海上行进，这样便来到了玛格涅希亚领土的卡司培纳 伊亚市和赛披亚斯岬之间的海岸；先来的船停舶在岸旁，后面的船就在外面 投锚了。原来这一带的海滨并不宽，这些船就船头朝着海，排成八列。在那 一夜里，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天明的时候，明净而晴朗的天气变了，大 海开始沸腾起来。他们遇到了夹着一阵猛烈的东风的大风暴，当地的人们称 这样的东风为海列斯彭提亚斯。在他们当中，凡是那些预见到暴风的来势、 以及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人们，这些人便把船拖到岸上，因此没有给暴风赶上，这样就把自己和船舶都保全了。可是在海上遇上了暴风的船 舶，有的被卷到佩里洪的被称为伊普诺伊(意为灶)的山麓的地方， 有的被卷到岸上去。有的就在赛披亚斯岬那里撞碎，有的被卷到海里波伊亚市，有的被卷到卡司塔钠伊亚的岸上去了。老实说，这场暴风实在是无法抗 拒的。

    (189)有一个传说说，雅典人曾遵照着神托的吩咐祈求波列阿斯帮助他 们，因为另有一个神托送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 腊人的说法，波列阿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妇女为妻，这个妇女就是埃列克铁 乌斯的女儿欧列图姬。如果相信这个传说的话，则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 雅典人才推断波列阿斯是他们的女婿，而当着他们停驻在埃乌波亚的卡尔启 斯而看到暴风就要起来的时候，也许是在这之前，他们便奉献了牺牲，被告 波列阿斯和欧列图娅，就和先前在阿托斯山附近的情况一样，来帮助他们摧 毁异邦军的船舶。不过我不能断定，这是否就是波列阿斯裴击停泊中的异邦 军的原因。无论如何，雅典人说波列阿斯在先前帮过他们的忙，现在又显示 出这样的威灵，因此在他们回国以后，就在伊利索司河河畔，为波列阿斯修 造了一座神殿。

    (190)在这次的惨祸里面，即使根据作最低估计的人的算法，也损失了不 下四百只船，无数的人以及莫大数量的物资。以致在赛披亚斯一带拥有土地 的一个玛格涅希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米诺克列斯竞由于这次的船祸而 大发横财。因为在事后不久他便拾到了许多被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找 到了波斯人的宝器，此外他还取得了笔墨难以尽述的财富。尽管他幸运地发 了大财，他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幸福的，他遭到了可悲的灾难：他的儿子 被人杀死了。

    (191)被毁的运送食粮的船舶以及其他船舶，那就越发不可胜数了。因 此，水师提督们由于害怕他们这些遇到这样灾难的人会受到帖撒利亚人的袭 击，便把残破的船材筑成高高的壁垒把自己围绕起来了。暴风一共持续了三 天。最后，玛哥斯僧行了牺牲之礼，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又向帖提司和涅列伊戴斯(涅列欧司的女儿们)奉献了牺牲，这才算使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者这也并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的。他们向 帖提司奉献牺牲是由于听伊奥尼亚人说，原来她就是从这个地方给佩列欧司 带走的，而赛披亚斯岬一带便都是属于她以及其他涅列伊戴斯的。

    (192)这样，到第四天，暴风就停下来了。在暴风刮起之后的第二天，了 望者就从埃乌波亚山上跑了下来，把船舶遇难的全部经社报告给希腊人了。 希腊人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波赛东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 后火速地赶回阿尔铁米西昂去，因为他们认为只会留下少数的船和他们对抗 罢了。这样他们便再一次回到阿尔铁米西昂并碇泊在那里。从那时起直到今 天，他们都把波赛东的名字上面加上救主的头衔。

    (193)在另一方面，当暴风停了下来而波浪也不再翻腾的时候，异邦军就 放船出海沿着本土的海岸驶行，他们在转过玛格涅希亚海岬之后，便一直驶 入了连接到帕伽撒依方面的海湾。在玛格涅希亚的这个海湾之内有一块地 方，相传海拉克列斯和雅孙以及他的同伴们乘船出海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去取 金羊毛的时候，他曾被他们从阿尔哥号船派了出来到这块地方取水并被他们 抛弃在这里。原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取得水之后，再乘船出海的。因此那块 地方就被称为阿佩泰。而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就正是在这个地方投锚的。

    (194)在那些船当中有十五只，是在其余的船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适 巧在阿尔铁米西昂看到了希腊的船。但异邦军把这些船认成是他们自己的 船，于是就把自己的船驶到他们敌人中间去了。他们的统帅是爱奥里斯的库 麦的太守，塔玛希欧斯的儿子桑多开斯；这个桑多开斯过去在他担任王室法 官的时候，曾有一衣因为犯了下述的罪行而被国王大流士所拿捕并判处以磔 刑。原来他曾因受贿而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当桑多开斯被吊到十字架 上去的时候，大流士忖量了一番，结果发现他对王室的功劳比他的过错要大。 国王既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他的行动与其说是聪明却勿宁就是冒失， 于是便把桑多开斯释放了。这样，他就从大流士所判处的死刑之下保全了自 己的性命。但是现在他驶到希腊人当中来，他是不能第二次逃命了。原来当 希腊人看到波斯人驶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出来这是波斯人弄错了，于是他 们就乘船出海，不费什么气力就把他们俘获了。

    (195)在这些船的一只船上，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利多里司被擒 了；在另一只船上，帕波斯的提督，戴谟诺扁斯的儿子潘图洛斯被擒了。他 从帕波斯带出来的船是十二只，在赛披亚斯岬附近海上的暴风中损失了十一 只，而他就在乘看剩下的那一只船到阿尔铁米西昂去的时候被擒了。希腊人 对这些人进行了讯问，从而知道了他们所愿意知道的、有关克谢尔克谢斯的 军队的一切情况，然后就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196)这样，异邦军的水师，除去我上面所说的由桑多开斯所率领的那十 五只之外，就全部到达了阿佩泰。在这一方面，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师行 过了帖撒利亚和阿凯亚。这从他们侵入玛里司人的土地以来，已经是第三天 了。在帖撒利亚，他举行了一次本国骑兵的比赛会，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利用 这个机会试一试帖撒利亚骑兵的身手，因为他听说帖撒利亚的骑兵是希腊无 敌的。比赛的结果发现，希腊的马要差得远。在帖撒利亚的河流当中，能有 足够的水供拾他的军队饮用的，只有一条欧诺柯挪斯河。但是在阿凯亚。即 使是那里最大的河即阿披达诺斯河的河水也是几乎无法应付的。

    (197)当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的响导们为了想把 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就把当地有关宙斯·拉披司提欧斯神殿的一个 传说告诉给他：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怎样和伊挪密谋想杀害普利克案 斯，后来阿凯亚人又怎样依照神托的吩咐，强迫普利克素斯的子孙们遵守若 干处罚性的规定。这就是，他们不许这一族中最年长的人进入市公所(阿凯亚 人称市公所为勒伊通)，而他们自己就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去的话，除非 他被作为牺牲奉献，他是不能出来的。此外响导们又说，这些人当中有多少 人就要被当作牺牲奉献了，却在恐惧中逃到外国去，但如果他们过了若干时 候回国，而被发现曾进过市公所的话，响导告诉说，这样的人怎样全身拾披 上花彩，并在盛大行列的引导下给当作牺牲去奉献。普利克索斯的儿子库提 索洛斯的后人们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原来当阿凯亚人遵照着一个神托的吩 咐用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来为他们的国家赎罪的时候，这个库提索洛 斯却从科尔启斯的埃阿来把他释放，因此这就使神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 后人的身上了。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切之后，在他来到圣林的时候，他自 己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这样做。他是尊敬阿塔玛斯的后人的住宅和圣域 的。

    (198)以上就是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和在阿凯亚的所作所为。他从这 些地方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玛里司，而在这个海湾的地方，每天是都有潮水 涨落的。临着这个海湾有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地带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 又非常狭窄；在它的四周是高不可攀的山，环绕着全部玛里司地方，称为特 拉奇司岩。而从阿凯亚出发，在这个海湾上遇到的第一座市邑就是安提库拉； 在它的近旁，司佩尔凯欧斯河从埃尼耶涅斯人的国土流出而注入大海。在离 河大约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有另一条叫做杜拉司的河流，这条河据说是在 海拉克列斯被焚时，为了帮助他从地下冒出来的。从这里再有二十斯塔迪昂 的地方又有一条河，称为美拉司(意为黑河)。

    (199)特拉奇司市离这个美拉司河有五斯塔迪昂远。在大海和山之间特拉 奇司所在的地方，是这一带最为宽阔的地方了；这块平原的面积是二万二千 普列特隆。在环绕着特拉奇司的土地的山中，在特拉奇司的南部有一道狭谷。 而阿索波司河就沿着山麓流过了这个狭谷。

    (200)在阿索波司河的南方又有一条名叫培尼克司的小河，这条小河就是 从那些山里流入阿索波司河的。在这条河的附近有一个最狭窄的地方，那里 只修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车的道路。从培尼克司河到铁尔摩披莱有十五斯培 迪昂远。在培尼克司河与铁尔摩披莱之间，有一个名叫安铁拉的村落，过去 这个村落之后，阿索波司河便流入了大海。在那个村落附近，地方是广阔的； 那里有阿姆披克图欧尼斯·戴美特尔的神殿，同时还有阿姆披克图欧涅斯（直译是周边居民。相邻的部落结成联盟并派代表（披拉戈拉斯）参加一年举 行两次的会议。见第二卷 第一八○节）的座席和阿姆披克图昂本人的神殿。

    (201)于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便在特拉奇司的玛里司扎营，而希腊人则 在隘路中设营。大多数的希腊人称他们所占居的这个地方为铁尔摩披莱，但 是当地人和他们的邻人则称之为披莱。于是两军就在这样的地方设营了，一 方面(指克谢尔克谢斯)控制了特拉奇司以北的全部地区，而另一方 面(指希腊人——译者)则控制了本土在此以南一直到海岸方面的地区。

    (202)在那里等候波斯人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斯巴达的重武装兵三 百名；铁该亚人和曼提涅亚人一千名，双方各占一半；从阿尔卡地亚的欧尔 科美诺斯来一百二十人，从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地方来一千人；除去这些阿 尔卡地亚人之外，从科林斯来四百人，从普列欧斯来二百人，从迈锡尼来八 十人。以上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从贝奥提亚来的则是铁司佩亚人七百 名，底比斯人四百名。

    (203)在这些人之外，又召来了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的全军和一千名波奇 司人。希腊人是自动把这些人召来帮忙的，他们把使节派出去告诉这些人说， 他们自己是作为其余人的先锋而来的，而其他联盟者的到来则是他们每天盼 望着的事情；又说他们已经把海严密警戒起来了，担任守卫的是雅典人、埃 吉纳人和被配置在水师中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可以害怕 的，因为进攻希腊的不是神，却是一个凡人，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一个凡人 在生下来的时候命中不注定要参杂着一些不幸的事情，而越是大人物，他遭 到的不幸也就越大。因此，向他们进攻的既然不过是一个凡人，则他不能实 现他的期望，那便是确切不移的事情了。罗克里斯人和波奇司人听到这话之 后，就到特拉奇司来帮助希腊人了。

    (204)所有这些人每一个城邦都备有自己的将领。其中最受尊敬的全军统 帅是拉凯戴孟人列欧尼达司。如果回溯他的系谱，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列昂、优利克拉提戴斯、阿那克桑德罗斯、优利克拉铁斯、波律多洛司、阿 尔卡美涅斯、铁列克洛司、阿尔凯拉欧斯、海吉西拉欧斯、多律索斯、列欧 波铁司、埃凯司特拉托司、阿吉斯、埃乌律司铁涅斯、阿里司托戴莫斯、阿 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是斯巴达王，虽 然这一点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205)原来他有两个哥哥克列欧美涅斯和多里欧司，因此他根本就不去想 做国王的事情了。但是当克列欧美涅斯没有男系的后嗣便死去，多里欧司也 在西西里死亡因此不在人世，结果列欧尼达司便翰上了王位，因为他比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年长(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幼子)，此外他又娶了克列欧美 涅斯的女儿为妻。这个人这时按照规定率领着有于嗣的三百名精兵来到了铁 尔摩披莱，他还率领着我上面列举了数目的底比斯人，这些底比斯人的统帅 是埃乌律玛科斯的儿子列昂提亚戴斯。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欧尼达司所 以特别想把这些底比斯人带来，是因为底比斯人经常受到黄难，说他们同情 美地亚人。于是他把他们召来作战，因为他想了解一下他们是否肯派人随他 出征还是公然拒绝参加希腊人的联盟。 他们结果是把自己的人派出来了，不过却是别有用心的。

    (206)斯巴达人最初先派出了和列欧尼达司一道出发的这些士兵，这样做 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者也学他们的榜样去作战，同时也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 者不致投到美地亚人方面去，因为，假如他们知道斯巴达人耽搁了的话，这 些人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由于卡尔涅亚祭一时成了他们的障碍， 他们便打算在卡尔涅亚祭举行完毕之后，就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斯巴达，然 后立刻全军火速开拔。其他联盟者也打算这样做。原来奥林匹亚祭也正是在 进行这些事情时举行的。因此，他们既然不认为铁尔摩披莱之战役快地便可 分出胜负，故此他们就派出了先锋的部队。

    (207)以上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可是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在波斯军迫 近他们的隘路路口的时候却惊惶起来，于是就讨论起他们是否应当撤退的问 题来了。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保卫科林斯地峡。但是 波奇司人和罗克里斯人对这个意见感到非常气愤，而列欧尼达司则主张留在 他们原来的地方并送信到各个城市去请求援助，因为他手下的人太少了，这 是无法和美地亚的大军相抗衡的。

    (208)正当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骑马的探卒前来 看他们有多少人和他们正在做什么。原来当他还在帖撒利亚的时候，他便听 说有一小支军队集结在这里，而统率它的是拉凯戴孟人，其中有海拉克列斯 的后裔列欧尼达司。这个探卒策马驰近营地，侦察了望一番，然而他不能全 部都看到，因为在他们重建并加以防守的壁垒内部的那些人，他是不可能看 到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他是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武器都堆积在壁垒的外 面，而这时驻在外面的又恰巧是拉凯戴孟人。他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作体操， 有一些人在梳头发。看了这种情况他是很惊讶的，他把他们的人数记下来之 后，便平安无事地乘马返回了，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于是 他便回来，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了。

    (209)当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并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即 他们(指拉凯戴孟人——译者)正在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去杀敌，否则即宁肯被 杀死。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可笑的。于是他便派人把在他的军营中的阿 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召了来，而在戴玛拉托斯来到之后，他便就所有这 些事情向戴玛拉托斯垂询，问他如何理解拉凯戴孟人这样做的用意。于是戴 玛拉托斯说：“在我们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谈起过这些人了； 可是在你听了之后，你却嘲笑我，尽管我向你所说的，都是在我看来显然是 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在我来说，首先尽力要做到的，就是在你的面前讲 老实话。因此，现在我就向你再来陈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这条通路前来和 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准备这一战争。原来每当他们将要冒生命危 险的时候，他们习惯上总是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的。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 果你把这些人和留在斯巴达的那些人征服，国王啊，那末人关当中就再也没 有别的人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 和最英勇的人们”。可是，克谢尔克谢斯以为上面所说的这话是极不可信的， 并进而问戴玛拉托斯他们这样少数一些人怎么能和他的军队相抗衡。戴玛拉 托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的结果和我所说的不符，那就请把我当作 一个撒谎的人来看待吧”。

    (210)尽管这样讲了，戴玛拉托斯仍然不能把克谢尔克谢斯说服。国王在 那里等候了四天，一直期望着他们会逃跑。可是到第五天，他看到他们并未 退却并以为他们留在那里只不过是无耻和愚蠢，因此便震怒起来并把美地亚 人和奇西亚人派了出去，命令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美地 亚人冲到前面向希腊人挑战，结果死了许多人，另一些人接上去进攻，他们 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却还没有被击退。而且他们明显地向所有的人，特 别是向国王本人表示，他们的人数虽多，可是其中顶事儿的人都是很少的。 战斗整天都在进行着。

    (211)既然美地亚人受到这样的痛击，于是他们就退出了战斗，国王称之 为“不死队”、由叙达尔涅斯率颁的波斯人代替他们上阵。人们认为至少他 们是很容易把这堤战斗解决了的。可是当他们交上手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 不比美地亚军高明而是一模一样，原来他们在狭路里作战，又使用比希腊人 要短的枪，因此他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可是拉凯戴孟人的作战 方式却大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们的战术要比对方的战术高明得多。在他们 的许多战术当中有一种是他们转过身去装作逃跑的样子。异邦军看到这种情 况就呼啸着并鸣动着武器追击他们，可是当他们眼看要给追上的时候，他们 就回转身来向异邦军反攻，这样一反攻，就把无数的异邦军杀倒在地上了。 这时斯巴达人当然也有被杀死的，不过人数很少。这样一来，波斯人发现他 们不拘列成战斗队形或用任问其他办法进攻都丝毫无法攻占隘路，他们只得 退回来了。

    (212)在进行这些次攻击的时候，据说眺望到这一切的国王由于替自己的 军队担忧，曾三次从王座上跳下来。当时他们的战斗结果就是这样了。第二 天，异邦军的战果并不比第一天好些。他们接战的时候，满以为敌人的人数 这样少，又是伤痕累累，再也无法和他们对抗了。可是希腊人却接着队伍和 民族列阵，依次出战，只有波奇司人是例外，因为他们被配置在山上把守着 通路。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情况毫无改变的时候，他们就 撤退了。

    (213)对于当前面临的事态，国王感到手足无措了。于是一个玛里司人， 埃乌律戴谟斯的儿子埃披阿尔铁司便来见他，告诉他经过山而通向铁尔摩披 莱的那条道路，打算从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取得一笔重赏。这样一来，留在铁 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就毁在他的手里了。这个埃披阿尔铁司后来由于害怕拉凯 戴孟人而逃到帖撒利亚去。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在披莱集会的时候，披拉戈拉斯（见本卷第 200 节注释）曾悬赏逃亡中的埃披阿尔铁司的首级。在这之后若干时候，他回到安提 摩拉之后，却被一个名叫阿铁纳迭斯的特拉奇司人杀死了。这个阿铁纳迭斯 杀死埃披阿尔铁司是另有原因的，这原因我将要在我的历史的后面提到。虽 然如此，他仍然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拉凯戴孟人的尊敬。后来埃披阿尔铁司丧 命的经过就是这样。

    (214)此外还有一个传说说，向国王报告了上面的话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 山的人是一个卡律司托斯人，帕纳戈杭司的儿子欧涅铁斯和安提库拉人科律 达罗斯。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 人的披拉戈拉斯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推论，他们所悬赏的不是欧涅铁斯和卡律 司托斯的头颅，而是特拉奇司人埃披阿尔铁司的头颅。因而我俩必须假定， 他们是会用一切办法来取得确实情报的。其次，我们晓得，埃披阿尔铁司正 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亡命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纵然欧涅铁斯不是一个玛里 司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他也是会知道道路的。可是把他们由那条道路 领过了山的人却是埃披阿尔铁司，而我认为犯了罪的正是这个人。

    (215)克谢尔克谢斯对于埃披阿尔铁司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深感满意。他大喜过望，因而立刻把叙达尔涅斯和叙达尔涅斯麾下的士兵派了出去。大约在掌灯的时刻，他们便从营地出发了。这条道路原来是当地的玛里司人所发现的，他们发现了这条道路后，曾当波奇司人在路上修筑壁垒以防御进攻的 时候，循看这条路引导着帖撒利亚人去征讨波奇司人。因此，早从那个时候起，玛里司人就觉得这条道路完全无用了。

    (216)而这条通路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在峡谷中间流着的阿索波 司河。那里的山和道路的名字都叫做阿诺佩亚，而这个阿诺佩亚便随着山脊 蜿蜒而行，直到离玛里司人最近的一个罗克里斯人的城市阿尔培诺斯的地 方。在那里有一块被称为美拉姆披哥斯(意为黑色的臀部)的石头以 及凯尔科佩司的遣迹，而这里是道路的最狭窄的地方。

    (217)道路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波司河之后，他们便沿 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整夜，右手是欧伊铁人的山，左手是特拉奇司人的山。到 天明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山顶。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山路的这一部分，有一 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国士和守备着这条通路。下面的那 一部分山路是由我已经说过的那些人看守看的，但是山上的路却由波奇司人 看守着，因为他们曾自动向列欧尼达司保证担负这样一个任务。

    (218)波斯人所攀登的山，上面满长着槲树，因此波奇司人丝毫也不知道 波斯人的到来，直到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敌人脚下踏着叶子发出了很大的声 音，他们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便跳了起来，赶忙把武器拿了起来。可 是，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已经来到跟前了。这些人在看到武装的人们时是感 到惊讶的，因为他们满以为不会有人和他们相对抗，但现在却不意地遇到了 一支军队。叙达尔涅斯害怕波奇司人是拉凯戴孟人，于是问埃披阿尔铁司这 些人是哪个地方的人。等他知道了真实情况之后，他便把波斯人排列成阵准 备战斗了。波奇司人受到象雨点那样的箭的射击，心中又以为波斯人首先耍 攻击的正是他们，于是他们就逃到山顶上去并准备战死在那里。这便是他们 的想法。但是跟埃披阿尔铁司和叙达尔涅斯在一起的波斯人并不去理会波寄司人，却赶快地跑下山来。

    (219)至于在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则他们首先受到了占卜师美吉司提亚 斯的警告。美吉司提亚斯在检查了牺牲之后，曾预言天明时他们要遭到的死 亡；随后，还在夜里的时候，又有对方的一些投诚者前来，报告了波斯人的 迂回。而最后，正在破晓的时候，从山下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 报。于是希腊人便集会商议，但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有的人主张他们不应 离开他们的驻地，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便分散了。 一部分人离开他们的驻地，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去了，再有一部分则决定和 列欧尼达司一道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

    (220)诚然，据税是列欧尼达司本人把他们遣送走的，为的是关心他们， 不愿他们在那里丧命，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斯巴达人却不应当离开他们最初 前来保卫的阵地。可是在我看来，则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即当列欧尼达司 看到联盟者的情绪消沉下去并不愿和他一同冒险的时候，他便打发他们自各 回去了，但撒退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不光荣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留在那 里的话，他便可以将大名传留于后世，而且斯巴达的繁荣幸福也便不致被抹 杀了。原来在开头之陈斯巴达人就这一战争向神托请示的时候，佩提亚曾向 他们预言说，或者是拉凯戴孟被异邦人所摧毁，或者是他们的国王死掉。神 托是用六步格的诗说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 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 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因为牡牛和狮子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他有宙斯那样的力量， 而且他到来时你也无法制止，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把它取得的东西撕成 粉碎。因此我以为，列欧尼达司考虑到这些事情并且想只为斯巴达人取得荣 誉，他才把联盟者送走，而不愿意弄到那些走的人离开这里是由于闹了意见 之后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结果。

    (221)就这件事而言，下述的情况我认为是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 曾根据牺牲向希腊人预言过他们要遭到怎样的命运的那个号称是美拉姆波司 的后裔的阿卡尔那尼亚人美吉司提亚斯毫无疑问曾给列欧尼达司送了回来， 为的是不使他和其余的人同归于尽。虽然受到了这样处理，美吉司提亚斯却 不愿意离开。他只把在审中的他的一个独生子遥了回去代替他。

    (222)这样，被送还的联盟军就遵照着列欧尼达司的意思离开了。和拉凯 戴孟人一道留在那里的只有铁司佩亚人和底比斯人。诚然，底比斯人留在那 里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出自他们的本心，因为列欧尼达司是把他们作为人 质扣留在那里的。但铁司佩亚人却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拒绝离开和把列欧尼 达司以及他麾下的人们丢在那里，而是留在那里和他同死。铁司佩亚人的统 帅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戴谟披罗斯。

    (223)克谢尔克谢斯在日出之际行了灌奠之礼之后，等到市场上大约人最多的时候(大概在早上十点钟)，便开始了他的进攻。他是接受了埃 披阿尔铁司的意见才这样做的，因为从山上向下面出击比较便捷，而且道路 比繞山和攀山要近的多。克谢尔克谢斯和他麾下的异邦军就是这样进击的， 但是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军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现在他们是比以前要远 得多地来到狭谷的更加宽阔的地带来了。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在保卫看 垒壁，而在所有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也都是退守在狭路里面在那里作战的。 但现在他们是从狭谷里面出来和敌人作战了。异邦军在那里被杀死的很多。 异邦军的官长们拿着鞭子走在部队的后面，抽打军队使之前进。异邦军当中 许多人掉到海里去淹死了，但是相互践踏而死的人们却要多得多，而且对于 死者，根本没有人注意。既然希腊人晓得他们反正是要死在从山后面迂回过 来的人们的手里，因此他们便下面一切地拼起命来，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对异 邦军作战。

    (224)这时，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便用刀来杀波斯 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欧尼达司倒下去了。和他一同倒下去 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 名字，此外我江打听到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在这次战斗里，波斯人方 面也死了不少知名之士，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美斯和叙佩兰铁 司，他们的母亲就是阿尔塔涅斯的女儿普拉塔古涅。这个阿尔塔涅斯是国王 大流士的兄弟，又是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 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 独生女儿。

    (225)克谢尔克谢斯的两个兄弟就在那里倒下去了。而为了列欧尼达司的 遣休，在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直到最后希腊人 发挥了自己的勇气，四次击退了他们的敌人，这才把他的遗体拉走。而且直 到埃披阿尔铁司率军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才告结束。当希腊人知道他们到 来的时候，从那个时刻起，战斗的形势便改变了。因为希腊人退到道路的狭 窄的部分去，进入壁垒，而除底比斯人之外的全体在一个小山上列阵；小山 就在通路的入口处，而在入口那里现在有一座为纪念列欧尼达司而建立的石 狮子。在那个地方，凡是手里还有刀的就用刀来保卫自己，手里没有刀的就 用拳打牙咬的办法，直到后来异邦军用大量投射武器向他们压来的时候。他 们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捣毁了垒壁，有的人则迂回包抄，从四面八方进击。

    (226)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就是这样行动的。但在他们当中，据说最 勇敢的是一个叫做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传说， 即在他们和美地亚人交战以前，一个特拉奇司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是 那样的多，以致在他们射箭的时候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盖起来。他听了这 话之后毫不惊慌，却完全不把美地亚人的人数放在眼里。他说他们的特拉奇 司朋友给他们带来了十分吉利的消息，因为假如美地亚人把天日都给遮住的 话，那他们便可以在日萨之下，而不是在太阳之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 斯讲过这话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话，而拉凯戴孟人就因这些话而怀念狄耶涅 凯斯。

    (227)勇名仅次于狄耶涅凯斯的据说是拉凯戴孟的两兄弟，他们是欧尔喜 庞托司的儿子阿尔佩欧斯和玛隆。在铁司佩亚人当中，声名最高的是哈尔玛 提戴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图拉姆波司的人。

    (228)为了破埋葬在他们阵亡的地方的所有这些人以及在列欧尼达司把 联盟者送还之前阵亡的人们，立了一块碑，碑上的铭文是这样的：四千名伯 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这是为全军所刻的铭文；对于斯巴 达人则另外有这样一个铭文：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这就是为拉凯戴孟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给卜者的。 这里长眠看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 他是给渡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地亚人杀死的。 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临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除去卜者美吉司提亚斯的铭文之外，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为了追 念他们而建立起来的：给美吉司提亚斯的那个铭文则是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 西蒙尼戴斯为了友情的关系列立的。

    (229)据说在这三百人当中有两个人埃乌律托司和阿里司托戴莫斯得到 列欧尼达司的允许而离开了阵营，可是得了极严重的眼病而卧倒在阿尔培诺 依地方。如果他们两个人商量妥的话，他们或是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而 如果他们不愿回去，则可以和其余的人共同战死。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 以那样做，他们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意见分歧的结果，两个人各走各的 路了。埃乌律托司听到波斯军迂回的消息时，便要求武器并把它佩带上，然 后命令他的希劳特引领他去参加战斗。希劳特把他引到那里去，然后自己就 溜掉了。于是埃乌律托司便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便战死了。可是阿里 司托戴莫斯气馁了，因此他就备在后面。而如果只有阿里司托戴莫斯一个人 生病而回到斯巴达去，或是如果他们一同回家，则我以为，斯已达人是不会 对他们生气的。可是现在既然事实上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战死，而另一个人虽 有和前者相同的借口却不愿死掉，因而他们对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行为自然 就非常愤慨了。

    (230)因此，根据一部分人的说法，阿里司托戴莫斯就是这样，并且在这 样的一个口实之下，安全地回到了斯巴达。但是也有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使 者从营地被派了回来，他本来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正在开始的战斗的，但 是他不肯这样做，而是在道上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的同伴 的使者却回来参加了战斗并战死了。

    (231)可是，在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拉凯戴孟之后，他却受到了非议和蔑 视。他遭到这样程度的蔑视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 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为了使他难堪，斯巴达人称他为懦夫阿里司托戴莫 斯。可是在普拉培伊阿的战斗当中，他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污名。

    (232)此外，据说在三百人当中江有一个名叫潘提铁斯的人也没有死，他 是作为使者给派到帖撒利亚去的。他也回到了斯巴达，但是在受辱之后便自 缢身死了。

    (233)至于在列昂提亚戴斯领导之下的底比斯人，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受 到强制不得已站在希腊人的一方面来对国王的军队作战，可是他们一经看到 波斯人取得了优势，他们于是便趁着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人爬上小山的机 会，和希腊人分开而投向异邦军，一面伸出他们的手并呼告说他们是波斯方 面的人，是率先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他们还说他们是迫不得己才来到铁尔 摩披莱，而且对于他们使国王遭到的损害是无罪的。以上乃是他们最真心的 话。他们便由于这样的说法而救了自己的性命，而那里又有帖撒利亚人为他 们所说的一切作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是万事亨通的，原来当他们跑过去 向异邦军投诚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走近异邦军时甚至被杀死。而且由于 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他们的大部分，从统帅列昂提亚戴斯起，都给烙上了 王室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埃乌律玛科斯后来（四三一年）曾率领四百名底比斯人占取了 普拉塔伊阿人的市邑，却拾普拉塔伊阿人杀死了。

    (234)希腊人在铁尔摩披莱就是这样地奋战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派人把戴玛拉托斯召了来，首先就问他这一点：“戴玛拉托斯，你是一个诚实的 人。凡是你说的话后来全能应验，这是我根据明显的事实才这样相信的。现 在请告诉我，剩下的拉凯戴孟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能够象这样作战的人有 多少，还是全都象这个样子？”戴玛拉托斯说：“国王啊，拉凯戴孟人若是 算在一起的话，人数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城市也是很多的。但是凡是你愿 意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在拉凯戴孟有一个城市叫做斯巴达，那里大约有八 千人，他们所有的人和在这里战斗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拉凯戴孟人 却和这些人不同，不过他们也都是英勇的人物”。克谢尔克谢斯接着说：“戴 玛拉托斯，我们怎样能费最小的劳力来征服这些人呢？你来告诉我吧，因为 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是熟悉他们经常是用怎样的办法的”。

    (235)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诚心诚意地来征求我的意 见，那我当然要向你指出最好的办法来。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到拉科尼亚沿岸的地带去。在那里海岸附近的海上有一个名叫库铁拉的 岛屿。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极有智慧的人物奇隆曾说，库铁拉沉在海面之 下比在海面之上，对于斯巴达是更有利的：因为他一直在害怕从那个岛会发 生我向你所建议那样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他曾预见你的水师的到来，而是 他同样害怕任何人的军队。让他们以这个岛为出击的根据地，这样就会使拉 凯戴孟人恐慌起来。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和邻人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你 就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在你的陆师征服希腊其他地方时他们会赶来援助，而且 在其余的希腊已被征服的时候，被剩下的孤孤单单的拉科尼亚也就一定给削 弱了。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一定会遇到我下面所说的情况。在通 向伯罗奔尼撒的有一个狭窄的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要集合在那里和 你对抗在那里你就会遭遇到比你过去经历的更加顽强激烈的战斗。不过如果 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那你就可以下战而使这个地峡和他们的一切城邦站到 你的一方面来”。

    (236)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兼水师提督阿凯美涅斯，因 为当他们交谈时，他恰巧在那里。他担心克谢尔克谢斯会被说服而按照戴玛 拉托斯的办法去做。他说：“国王啊，我看你是正在倾听这样的一个人的意 见，这个人嫉妒你的好运，也许他甚至要出卖你的大事。所有的希腊人都喜 欢保存这样的一些性癖：他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并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如 果在最近一次使你丧失了四百只船的灾害之后，你再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出去回航伯罗奔尼撒，则你的敌人就可以用与你对等的兵力来和你作战 了。但如果你的水师不分开，那它就是无敌的，而你的敌人也就决不会是你 的对手了。此外，你的全部水师可以掩护你的陆军，你的陆军也可协助你的 水师，这样相辅而行。但如果把一部分力量从你这里分出去，则你对他们没 有用处，他们对你也没有用处。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这就是你仔细拟订你 自己的计划，不要去管你的对手方面的事情，不要去管他们要选什么样的战 堤作战，他们如何行动以及他们的人数多少等等。他们是完全可以为他们自 己考虑的，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考虑。至于拉凯戴孟人，如果他们和波 斯人交战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治愈他们目前的创伤的”。

    (23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凯美涅斯，我以为你的话有道理，我愿 意按照你的意见做。然而，尽管你的意见比戴玛拉托斯的意见要好，可是戴 玛拉托斯所说的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因此我决不愿认为，戴玛拉 托斯是敌祝我的事业的。我是从他一向讲过的话来判断出他是这样一个人 的。我又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判断到一点的，这就是：如果一个市民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一个 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给对方，除非 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 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这样看来，既然戴玛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朋友，那 末我命令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不可讲他的坏话。”

    (238)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巡视了一下尸体，他听说列欧尼达 司是拉凯戴孟人的国王和统帅，就下令把列欧尼达司的头割下来，插到竿子 上。在许多证据当中，特别是这个证据使我看得最清楚，在列欧尼达司还活 着的时候，国王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愤恨是过于任何人的。否则他是决不会 这样残暴无礼地对待列欧尼达司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 波斯人在习惯上是最尊重勇武的战士的。受命这样做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办 法做了。

    (239)现在我要回到我的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来了。拉凯戴孟人是 最先听到国王正在准备讨伐希腊的人，听到之后，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的 神托所去，在那里得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回答。他们得到这个回答的方式是 很奇怪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之后，对于拉 凯戴孟人并无好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事情的迹象也是对我的看法有利 的。他做这样的事是出于好意，抑或是出于恶意的自得心情，我就无法评述 了。克谢尔克谢斯既然下了征讨希腊的决心，则当时在苏撒并且知道了这件 事的戴玛拉托斯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拉凯戴孟人了。但是他害怕事机被泄 露，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于是他只得使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他用一个折叠的书牒，把上面的蜡刮下去，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写在木板上； 写好之后，他再把蜡溶化在木板上面。这样，携带空白书牒的人，在道路上 就不会受到哨兵的留难了。当这个书牒送到拉凯戴孟的时候，拉肌戴孟人不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说，最后还是竞列欧美涅斯的女儿，列欧尼达司的 妻子戈尔哥在她自己考虑了这伴事之后，才建议他们刮去蜡皮，这样他们也 许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样。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并且读了上面所 写的东西，继而立刻把它通告给其余的希腊人。以上的事情据说就是这样的 了。[本段作者存疑]

    第八卷

    (1)被指定在水师里服务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雅典人提供了一百二 十七只船，普拉塔伊阿人和雅典人同样地乘上了这些船，这样不是因为他们 有什么海上事务的经验，而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热诚。科林斯人提供了四 十只船，美伽拉人提供了二十只船；卡尔启斯人提供了二十只船的船员，船 是雅典人提供的：埃吉纳人十八只，希巨昂人十二只，拉凯戴孟人十只，埃 披道洛斯人八只，埃列特里亚人七只，特洛伊人五只，司图拉人两只，凯欧 斯人两只（一般所说的船都指三段桡船而言）和两只五十桡船；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也带了七只五十桡船前来助 阵。

    (2)到阿尔铁米西昂来作战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些，我现在已经说明了他们 在全部装备当中各自分担了多少。集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船只一共是二百七 十一艘，那些五十榜船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统率全军的是斯巴达所提供的人 物，这就是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戴斯。因为联盟者都说，如果他们 的领袖不是一个拉科尼亚人的话，那他们便不想服从雅典人的指挥而是宁愿 取消这个准备中的水师。

    (3)原来早在派人到西西里去要求联盟者之前的那几天里，就风传说把海 上的领导权交给了雅典人。但是当联盟者反对这一点的时候，雅典人便放弃 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忍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并且看到，如果他们为领 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对了的，因为内争 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他们懂得了这样一点，故 而他们便让步并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然而，如上所述，只是在他们非常需要 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他们把波斯国王赶了回去而战争不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领士，而是为了他的倾上而进行的时候，他们便借口帕岛撒尼亚斯的横傲而 撤销了拉凯戴孟人的领导权。但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大概是在四七七年）。

    (4)但是现在，那些终于来到了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看到许多船停泊在 阿佩泰的海面上，到处又都是大军，而且和他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异邦军 在他们看来和他们所设想的也远不相同；于是他们感到十分恐慌，便开始商 量耍从阿尔铁米西昂逃回家乡希腊的内地去。埃鸟波亚人既然看到他们作这 样打算，便请求优利比亚戴斯稍稍等候，直到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家人儿女送 走的时候。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他的时候，他们便试了另一个办法，他们把 一笔三十塔兰特的贿赂送给了雅典的水师统帅铁米司托克列斯，条件是当他 们作战的时候，希腊水师应留在那里，为保卫埃乌波亚而战。

    (5)这便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使希腊人留在原地不动的办法：他把贿赂的钱 中间的五塔兰特分出来给优利比亚戴斯，好象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优 利比亚戴斯便这样地被收买过来了，至于其他的人，则没有一个人是性好反 抗的，只有科林斯的水师统帅、欧库托司的儿子阿迪曼托司是个例外。他说 他不愿留下，而是要从阿尔铁米西昂乘船离开，铁米司托克列斯起誓向他说： “你是决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美地亚人的国王因你脸 离联盟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这样说着，他便把三塔兰特的白银送到 阿迪曼托司的船上去。因此这两个人都给礼物收买了，埃鸟波亚人达到了他们的愿望，铁米司托克列斯自己则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私吞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人则以为这笔钱是雅典人为了 说服他们才作为礼金送来的。

    (6)因此希腊人便在埃鸟波亚的海面上留下来并在那里作战了。下面我要 说一说经过的情况。在刚刚到下午到达阿佩泰以后，异邦军他们便看到他们 早已听说停泊在阿尔铁米西昂海面上的少数希腊船只，于是他们便急于想进 攻这些船只以便取得它们但他们却还不想面对面地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 人会看见他们前来而跑掉，而他们逃跑时又是会有夜幕掩护他们的。他们棺 信，希腊人会因逃跑而得救的。波斯人的目的则是不许甚至他们的一个持圣火的人（持圣火的人的任务是使圣火永远燃点着以供军中奉献牺牲时用，他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得到活命。

    (7)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他们从他们的全部水师当中选揆 出二百只船来，派它们在斯奇亚托斯岛的外海上迂航，为了是使敌人看不到 它们迁回埃乌波亚，取道卡佩列乌斯，绕过吉拉伊司脱斯而到达埃乌里波斯。 他们这样做是指望可以从两面包抄希腊人，派出去的那部分前去遮断对方的 退路，他们自己刚从正面进攻。在作了这样的策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 授命的船只，他们自己那一天刚不打算进攻希腊人，而在他们得到信号知道 迁航的船只到达之前，他们也是不打算进攻的。这样他们就派出了迂迥航行 的船只，同时又在阿佩泰检点了其他的船只。

    (8)而他们正在检点船只的时候，(在船队里有一个名叫司苦里亚斯的司 奇欧涅人，他是当代最有本领的潜水人；在佩里洪发生船难之陈，曾给波斯 人捞救出了大量财宝，自己也因此弄到了一份不小的财产)。这个司苦里亚斯 先前确是想开小差到希腊人那里去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象目前的这样一个好 机会。后来他终于用什么样的办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我说不确实了。如果 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却真是使人吃惊了。原来据说他是在阿佩泰潜到 海里去的，而直到他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地方才游出水面来，这样算来，他 就在水面下潜泳八十斯塔迪昂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多的，其中有些是 真实的，有些却未必可信了。至于这件事，这里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他是乘着船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到达之后，仙立刻把难船的经过和有 船派出来回航埃鸟波亚的事情告诉了将领们。

    (9)希腊人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就集合起来进行商议。在会上发表的意 见很多，然而占上风的意见却是：当天留在那里并在原来的地方碇泊，而在 过了午夜之后，他们就向海上进发去迎击回航的船只。可是后来并没有任何 人向他们进攻，他们便一直等到当天午后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才向异 邦军进击，打算试验一下他们的战术和突破异邦军防线的办法。

    (10)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和他的将领们看到希腊人只乘着少数的船只 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希腊人一定是发了疯，因此他们自己便向海上 进发，以为自己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希腊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有 根据的，因为他们看到希腊人的船只是如是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船只却比希 腊人的船只多好多倍，而且比他们更精于航术。在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之后， 他们就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了希腊人。不过有许多伊奥尼亚人对希腊 人是抱着友好态度的，他们是被强迫看来参加战斗的，故而他们看到希腊人 被包围而深感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希腊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逃回本国了。他们眼里的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能的。但是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事情而感 到高兴人们，却争先恐后地想做一名拿捕阿提卡船只的先锋，以便从国王那 里领取赐品。原来在水师当中，人们关于雅典人的谈论最多。

    (11)但是在看到信号的时候，希腊人先把他们的船尾聚拢在一起，船头 则向着异邦人列阵。在第二次信号的时候，尽管他们给压制在一块狭小的地 区之内而和敌人的战船相对地密接到一处，他们仍然是努力奋战起来。他们 当场拿捕了三十只异邦船，同时俘获了撒拉米司国王戈尔哥斯的兄弟、军中 知名之士凯尔西司的儿子披拉昂。拿捕敌船的第一个希腊人是一个雅典人， 埃司克莱欧斯的儿子吕科美戴斯，他后来取得了勇武的奖赏。双方在海战中 未见肯定的胜负，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此罢手了。希腊人驶回阿尔铁米西 昂，异邦人则返回阿佩泰，他们这次的战果比他们原先期望的要差得多了。 在进行这次的战斗时，在随国王前来的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 腊人那一方面去，这就是列姆诺斯地方的安提多洛斯，由于安提多洛斯的这 一行动，雅典人曾把撒拉米司的采地给了他。

    (12)到夜里的时候，由于当时正是仲夏的季节，整夜里都是豪雨，此外 还伴随着从佩里洪山上来的激烈的雷鸣。死者的尸体和破碎的船只都给冲到 阿佩泰那方面去，在那里它们和船头报到一处并且防碍了桡的活动。那里船 上的士兵听到雷雨之声惊恐万状，他们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会使他们 全部毁灭；原来在他们从难船和佩里洪山附近的雷雨得到恢复之前，他们还 得进行一场顽强的海战，而在海战之后，又是倾盆大雨，是向大海奔注的巨 流和震耳欲聋的雷声。

    (13)这就是他们在这一夜里的遭遇。但是对于那一夜里受命回航埃岛波 亚的人们来说，遭遇就要惨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大洋上遇到了这种情况 的。他们的结果很惨。原来，他们是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意为洼地) 的外边航行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的，结果他们被风吹到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 去，碰在岩礁之上而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天意。因为这样一来，波斯的 军力就和希腊的军力约略相当，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了。

    (14)这些人就这样地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丧命了。但是，阿佩泰的异邦 军，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天亮的时候，却把船留在那里不动，因为在这样 的一番折磨之后，他们已很满足于暂时得到一些安静了。这时五十三只阿提 卡的船前来援助希腊人，这些船只的到来和同时接到的回航埃乌波亚的异邦 军在前次发生的暴风雨当中全军复没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希腊人。于是他们 象先前一样地等到同样的时刻，然后出海向一些奇里启亚的船只进攻；他们 歼灭了这些船，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返回了阿尔铁米西昂。

    (15)可是到了第三天，异邦军的水师提督们激愤于这样少数的敌船竟便 他们如此狼狈，又害怕克甜尔克谢斯会怪罪下来，便不再等待希腊人的挑战， 而是在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就在中午左右的时刻出航了。进行这些次海战的日 子，恰巧是在铁尔摩披莱进行陆战的日子；水师的全部意图是力守埃乌里波 斯，而列欧尼达司麾下士兵的目的则在于全力保卫关口。希腊人用来相互激 励的言语是不使异邦军进入希腊，波斯人方面则是要歼灭希腊的军队并攻占 海峡。

    (16)因此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列好战阵向前进迫的时候，希腊人在阿 尔铁米西昂的海上屹然按兵不动。异邦军把自己的船只排成半月形，尽力想 把希腊人紧紧地包围在圆阵里面。希腊人于是迎上前去，战斗就此开始了。 在这一场海战里，两军的实力差不多是相等的。克谢尔克谢斯方面由于军容 庞大人数众多反而吃了苦头，原来他的船只陷于混乱，相互冲撞起来了。尽 管如此，他们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而不肯让步，因为想到他们竟会被 少数船只所击破，那是不能忍受的。希腊人的船只和士兵损失的很多，然而 异邦军方面的船只和士兵的损失那更要多得多了。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 战斗之后，便各自收兵回去了。

    (17)在这场战斗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中表现得最好的要算是埃及 人了。除去立了其他的巨大战勋之外，埃及人还拿捕了五只希腊战船和船上 的兵员。在希腊人方面，战斗得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 大的是阿尔奇比亚代司的儿子克里尼亚司，他是自费出一只船和二百个人前 来参加战斗的。

    (18)双方分手之后，就都高高兴兴地急急忙忙地赶回自己的投锚地点去 了。当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的手中掌握了死尸和残破的船只； 然而他们自己也伤了很大的元气，特别是雅典人的损失最重，他们的船只损 失了一半。他们商议的结果是逃避到希腊的内海地带去。

    (19)铁米司托克列斯认为如果把伊奥尼亚族和卡里亚族从异邦军那里分 裂出来，则希腊人就有足够的力量制服其他部分的军队了。埃乌波亚人通常 是把畜群赶到海边上去吃草的，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当时便在那里把将领们召 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他想出一个办法，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优秀的那 一部分瓦解出来。当时他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样一些。但是鉴于当前的情况， 他说他们应当这样做，那就是每个人尽可能多地屠杀埃乌波亚的牲畜，(因为 与其让敌人取得它们，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此外他还劝告他们每人下令自 己的士兵点起火来。至于他们的撤退，他说他将要设法找这样一个时机，以 便使他们回到希腊时毫无损失。将领们都同意这样做。他们立刻点起了火， 然后又下手把牲畜杀了。

    (20)原来埃乌波亚人并没有把巴奇司的神托放到心上，而是认为它毫无 意义，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搬出去，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搬进来。如果他们 事先对敌人的到来有所戒备的话，他们早就应当这样做了。结果他们竟使自 己遭到了惨祸。巴奇司关于这件事的神托却是这样的：当着一个讲异邦语的 人在海上架设纸草桥的时候，注意把那些喧叫的山羊从埃乌波亚的海岸赶 跑。埃乌波亚人没有注意这些诗句，可是在目前遭受的和即将到来的灾祸当 中，他们却不得不体验他们那极其不幸的遭遇了。

    (21)正当希腊人做着我上面所说的事情时，一个哨兵从特拉奇司到他们 这里来了。原来在阿尔铁米西昂那里派驻了一个哨兵，这是一个名叫波里亚 斯的安提库拉人。他的使命是在看到水师发生战斗时，立刻把这消息告诉铁 尔摩披莱的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他身旁总有一只桡船准备着)。同样如果陆 上的军队发生变故的时候，雅典人吕西克列斯的儿子阿布罗尼科斯自己也要 准备乘着三十桡船把这个消息带给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因此，这个阿布 罗尼科斯就前来向他们报告了列欧尼达司和他的军队的遭遇。而当希腊人知 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就立刻决定离开，不过他们是按照他们规定的次序 退却的，科林斯人在最前面，雅典人在最后面。

    (22)但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却把雅典人的最精锐的一些船只选拔出来，到 有饮用水的那些地方去，在那些地方他在岩石上刻了一些文句，这些文句伊 奥尼亚人次日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时候就读到了。文句的内容是这样的：“伊 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成奴隶，这乃是不 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是投到我们这一面来，但如果你们不 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参加战争，并且请卡里亚人也象你 们一样地做。如果你们二者都不可能做到，而是被无法抗拒的力量紧紧地束 缚住的时候，则我们仍请求你们在作战的那一天里不要把全力使用出来。请 注意，你们是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和异邦人的争端起初正是由于你们才引起 来的”。在我来看，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写是有双重用意的，如果国王没有 看到刻在岩石上的这些话，那它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倒戈投到希腊人的这一 面来，如果这些话被恶意地报告给克谢尔克谢斯，则克甜尔克谢斯就会不相 信伊奥尼亚人并不使他们参加海战。

    (23)这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摩崖铭文。在铭刻之后不久，一个希斯提 阿伊亚人乘船来到异邦军的地方，告诉他们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逃走的事 情。他们不相信这话，却把报信的人监禁起来，一面把快速船派了出去进行 侦察。当这些快速船上的人们报告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于是全部水师便在早晨阳光开始照耀之际集合起来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正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阿伊亚，而在到达的时候便占 领了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城市并蹂躏了属于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埃洛皮亚地区（埃乌波亚的北半部，包括希斯提阿伊亚地区）沿岸地带的全部村落。

    (24)正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传令官到水师那里 去；在这之前，他曾对于阵亡者作了如下的处理。他自己的军队在铁尔摩披 莱阵亡的(有二万人之多)，他只留下一千人左右，其余的人他都挖沟埋掉了。 为了不使水师看到他们，沟上复盖了树叶并堆起了土。因此当传令官渡海到 希斯提阿伊亚来的时候，他就把水师的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诸 位同盟者，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都允许他离开自己的 岗位前来看一看，他怎样对竟然想压制王师的那些蠢货们作战”。

    (25)在这样地宣布之后，由于想来一开眼界的人是这样地多，弄到船却 变成最困难的事情了。他们渡海，穿过尸体来进行观察；他们所有的人都认 为阵亡的希腊人都是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希劳特。 尽管如此，渡海来参观的人仍然没有给克谢尔克谢斯在处理阵亡将士尸体时 所做的事所瞒过，原来事情确实是非常可笑的。波斯人阵亡的，他们看到了 一千名，但是希腊人的尸体却都给堆集到一个地方，数目多到四千。那一整 天里，他们都化在视察上面了；第二天船上的人员返回他们驻在希斯提阿伊 亚的水师，克谢尔克谢斯便率军出征了。

    (26)从阿尔卡地亚有几个人逃到他们那里去，这几个人是由于无法维持 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的。波斯人把这几个人带到国王跟前，问他们希腊人正 在做些什么事情，问问题的那个人是代表大家来发问的。阿尔卡地亚人告诉 他们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 正在举行运动比赛和赛马，于是那个波斯人就问希腊人比赛时所得的奖 品是什么。那些阿尔卡地亚人告诉他说，优胜者的奖品是橄榄冠。于是阿尔 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就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不过他却被 国王加上了懦夫的名号；原来当他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 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27)以上就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所说的话。这时在另一方面，就是在铁 尔摩披莱惨败之后不久的时候，帖撒利亚人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波奇司人那里 去，因为帖撒利亚人对波奇司人是有旧怨的，而在帖撒利亚人遭到最进的惨 祸之后，这旧怨就更形加深了。原来在国王出征之前不几年的时候，帖撒利 亚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曾以他们全军的力量去进攻波奇司，但是却打了败仗并 吃了波奇司人很大的苦头。被包围在帕尔那索斯山的波奇司人中间有埃里司 地方的一个占卜师铁里阿斯，这个铁里阿斯给波奇司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战 略。他把白垩土涂在六百名最精壮的波奇司士兵的身体和甲胄上面，率领他 们在夜间去进攻帖撒利亚人，事先嘱咐他们看到身上不涂着白垩士的人就 杀。帖撒利亚人中间首先是哨兵看到这些人，结果他们因害怕而逃跑了，他 们说以为这些人是什么怪物；继哨兵之后，帖撒利亚的全军也同样地逃跑了。 结果波奇司人竟斩杀了四千名敌军和夺取了他们的盾牌，其中的一半被他们 奉献给阿巴伊，其余的则奉献给戴尔波伊。那次战斗中的战利品有十分之一 用来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就立在戴尔波伊神殿前面三脚架的四周。在 阿巴伊神殿也有其他同样的巨像。

    (28)被包围的波奇司人就是这样地对付帖撒利亚人的步兵的。而当帖撒 利亚的骑兵侵入他们的国土的时候，波奇司人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他们 在叙安波里司附近的通路上掘了一个大坑把空瓮放到里面去，再把泥土盖在 上面，一直弄到地上看不出任何痕迹来，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帖撒利亚人的进 攻。这些帖撒利亚骑兵向前推进，满指望把他们遇到的波奇司人一扫而光， 结果却掉到陷坑里的士瓮中间去了。这样一来，乘骑的腿就给折断了。

    (29)帖撒利亚人在这两件事上恨透了波奇司人，于是他们就派一名使者 到波奇司人那里去，说：“波奇司人，现在是你们自己承认，你们到底不是 我们的对手的时候了。以前当我们站在希腊人那一方面的时候，在希腊人眼 里我们就一直比你们有分量，如今在异邦人方面，我们也有这样大的力量， 足以使你们丧失你们的土地而且使你们的人受到奴役。尽管如此，虽然生杀 予夺之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却对你们不念旧怨。为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赔 偿我们五十塔兰特白银罢。我们是会保证不使你们的土地受到威胁的”。

    (30)帖撒利亚人向他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在整个那一地区，只有波奇司 人不站在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按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理由不外是他们对 帖撒利亚人的憎恨罢了。如果帖撒利亚人站在希腊人的一边的话，那我以为 波奇司人是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波奇司人对帖撒利亚人的建议的回答 是不给钱。他们还表示，若是有什么理由而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可 以和帖撒利亚人一样地站到美地亚人的一面，但是他们是不愿意背叛希腊 的。

    (31)帖撒利亚人接到这个回答之后，对波奇司人感到十分激愤的帖撒利 亚人立刻便成了异邦军的引路者。他们从特拉奇尼亚侵入了多里斯。原来在 那里有一块狭长的乡里斯土地伸向那一方面，这块土地的宽度大约有三十斯 塔迪昂，位于玛里司和波奇司的领土之间，这在住时则是德律欧披司的土地， 这一地区是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的故土。异邦人在进攻时对多里斯人的这 块土地并未加以蹂躏，因为他们站到了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帖撒利亚人 也不希望异邦人加害于他们的。

    (32)但是当他们从多里斯进入波奇司的时候，波奇司人却不能给他们捕 捉到；因为有一些波奇司人跑到帕尔那索斯山上去了，(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 叫做提托列阿，它就峙立在尼昂市的近旁，它可以容纳大批的人，因此他们 就带看自己的财物登上那里)，不过他们的大部分却离开了自己的国土避难到 欧佐拉伊·罗克里斯人的地方去，在那里克利撒平原的上方有一个叫做阿姆 披撒的城市。异邦人蹂躏了波奇司的全部国土，帖撒利亚人就作了异邦军的 响导。而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 为灰烬。

    (33)他们沿着凯佩索司河一路推进，把沿途所遇到的一切搞得精光，他 们放火烧掉的城市有德律莫司、卡拉德拉、埃洛科司、铁特洛尼昂、阿姆披 凯亚、尼昂、佩迪埃司、特里提司、埃拉提亚、叙安波里司、帕拉波塔米欧 伊和阿巴伊，而在阿巴伊地方有一座富有的阿波罗神殿，这座神殿拥有大量 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和现在一样，也有一处神托所。他们把这个神 殿也劫掠和焚烧了。他们追击波奇司人并把他们的一些人在山的附近拿获 了。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了。

    (34)异邦军经过帕拉波塔米欧伊之后，就到了帕诺佩司；在那里他们的 军队分成了两路。人数较多而力量也较强的那一部分军队随同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向雅典进发并且突人贝奥提亚的欧尔科美诺斯人的土地。但是全部只奥 提亚人现在却站到了美地亚的一面，亚力山大派来分驻于各个指定地点的马 其顿人保卫了他们城市使之免于战祸。所以能够免于战祸的理由则是他们要 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贝奥提亚人是站在美地亚的一面的。

    (35)异邦军的这一部分就象上面所说那样地出发了，其他部分的军队则 和响导人一道向戴尔波伊的神殿方面行进，而帕尔耶索斯山就在他们的右 方。这一部分的军队也把他们所占领的那部分波奇司土地上的一切不分青红 皂白地加以破坏，把帕诺佩司人、达乌里司人，爱奥里斯人的市邑都烧掉了。 他们和其余的军队分开并且走这条路的目的，是他们可以劫掠戴尔波伊的神 殿并且把它的财富拿来献给克谢尔克谢斯。而且我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对于 神殿中那些值得提起的财富，比对于他留在自己的宫殿中的东西知道得还要 清楚得多。原来很多人一直在提到这些财富，特别是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 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东西。

    (36)当戴尔波伊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真是惊恐万状了。由于他们 非常害怕，他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是应当把圣财埋到地里去，还是把它们 移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但是神却嘱告他们不要移动任何东西，说他是可 以保护他自己的财物的。戴尔波伊人听到这话之后，便开始给他们自己打算 了。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到海的对面阿凯亚地方去。大部分的男子则 到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上去并且把他们的财物搬进了科律奇昂洞。还有一部 分人则逃到罗克里斯人的阿姆披撒去了。这样一来，除去六十个人和那个预 言者之外，全体戴尔波伊人就全部离开了那个城市。

    (37)而当异邦军渐渐迫近并且可以望到神殿的时候，那个名叫阿凯拉托 司的豫言者曾看见一些任何人都不许用手触的神圣的武器给从内室里搬了出 来，放在神祠的前面。于是他便去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留下来的戴尔波伊 人；但是当异邦军兼程迫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 面说的奇迹要大得多的奇迹。说来实在是不可思议：武器自己竞跑出来到神 祠的前面；但是在这之后的一次神意的显示都是比先前任何的一次都更加奇 异了。原来当异邦军逼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时，他们受到了自天而下的 霹雳的打击，帕尔那索斯山的两个山峰给打了下来，它们带着巨大的矗音向 着他们压了下来而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死了。而且从雅典娜神殿也发出了 胜利的喊叫和呼声。

    (38)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使异邦军产生了恐怖。戴尔波伊人看到他们 逃跑了，便从山上向他们进攻并且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其中得到活命的人一 直逃到贝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跑回去的那些异邦军说，除去上面所说的那 些上天显示以外，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可思议的上天显示。他们说，比普通 人要高大的两个武装大汉紧紧地追在他们后面，一面杀戮一面跟踪在他们的 后面。

    (39)戴尔波伊人说（这整个故事显而易见是祭司们告诉给希罗多德的一个神殿传说），这两个人乃是当地的英雄，名字叫做披拉科斯和奥 托诺斯，奉祀他们的圣域就在神殿的近旁：披拉科斯的圣域位于雅典娜·普 洛奈亚神殿上方的道路近旁，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叙安佩亚峰下卡司塔里 亚泉的近旁。而且从帕尔那索斯山落下来的石块就是在我的时代还保存看 的，它们就在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圣域里，而当石头向异邦军队伍当中 落下来时就是落到那里的。那些人当时撤离神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0)在另一方面，希腊的水师在离开了阿尔铁米西昂之后，却由于雅典 人的请求来到了撒拉米司。为什么雅典人请求他们碇泊在撒拉米司呢，原来 他们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安全地迁出阿提卡，此外，并且想商量一下今后行 动的方法。既然目前的情况使他们原来的愿望趋于幻灭，因此他们只能重新 进行商议了。他们本来想使伯罗奔尼撒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在贝奥提亚准备 应付敌人的进攻，可是他们却发现事实和他们的想法完全相连，相反地他们 得知伯罗奔尼撒人认为最重要的只是如何保卫伯罗奔尼撒从而在地峡上修筑 工事，丝毫不把其他地方放到心上。因此，在他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便 请求水师在撒拉米司停泊了。

    (41)于是其他的人，就到撒拉米司去了，而雅典人也就返回了自己的国 土。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就宣布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来挽救 他自己的子弟和眷族。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把他们的子弟眷族运往特罗 伊真，也有送到埃吉纳和撒拉米司去的。他们赶忙把一切人迁移到安全的地 带去，是因为他们想依照神意来行事。此外还有下面一个原因：据雅典人说， 在他们的神殿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卫城，他们不单是这样讲而已，他们还若 有其事地每月把蜜饼奉献给巨蟒，这个蜜饼先前一直是给吃掉了的，但是如 今却连动也不动地放在那里了。当女司祭把这个情况说出来的时候，推典人 便更加想离开他们的城市了，因为他们认为连他们的女神也都离开他们的卫 城他去了。在他们把他们的一切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去之后，他们就回到水师 的驻泊地去了。

    (42)当着从阿尔铁米西昂来的希腊人抵达撒拉米司的时候，他们的其余 部分的水师也听到了这件事并且从特罗伊真前来和他们会合，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曾奉命在特罗伊真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合的船只比在阿尔铁 米西昂作战的船只要多得多，并且是从更多的城市前来的。他们的统帅和在 阿尔敛米西昂的统帅是同一个人，即斯巴达人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 戴斯，不过这个人却不是王族出身。但是，断然提供了最多的和最好的船只的，是雅典人。

    (43)参加希腊水师的人选是这样：伯罗奔尼撒地方首先是拉凯戴孟人提 供了十六只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只；希巨昂 人提供了十五只船，埃披道洛斯人十只，特罗伊真人五只，赫尔米昂涅人三 只。除去赫尔米昂涅人之外，这些人都属于多里斯族和马其顿族（见第一卷第五六节），而且是最 后从埃里涅乌司、品多斯和德律欧披司地区来的。赫尔米昂涅人就是德律欧 披司人，他们是给 海拉克列斯和玛里司人从现在称为多里斯的地方给赶了出 来的。

    (44)以上就是参加水师的伯罗奔尼撒人。至于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本土 来的人，则雅典人提供的船只比之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他们独力提供了一百 八十只。原来普拉培伊阿人在撒拉米司地方并没有帮助雅典人作战，这是因 为当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撤退而到卡尔启斯这方面来的时候，普拉培伊阿 人已经在对岸贝奥提亚的领土登陆并且着手把他们的家眷迁走了。他们乃是 被留在后面以便使这些人安全撤退的。当佩拉司吉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拉斯 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称为克拉那欧伊（大概是“高地居民”的意思）的佩拉司吉人。在国王开克洛普斯统 治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叫做开克洛皮达伊，而当王权围到埃列克铁乌斯手中 去的时候，他们又改换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了雅典人，可是当克苏托斯的儿子 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又随着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45)此外美伽拉人也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同样数量的船只。阿姆普 拉奇亚人为水师提供了七只船，列乌卡地亚人三只，列乌卡地亚人是科林斯 地方出身的多里斯人。

    (46)在岛民当中，埃吉纳人提供了三十只船。在这之外，他们把别的船 只也配备了乘务人员，但是他们用这些船来保卫他们本土的海岸，而以航行 得最好的三十只船来参加撒拉米司的战斗。埃吉纳人是来自埃披道洛斯的多 里斯人，他们的岛以前是叫做欧伊诺涅。在埃吉纳人之后是在阿尔铁米西昂 提供了二十只船的卡尔启斯人和提供了七只船的埃列特里亚人，他们都是伊 奥尼亚人。再次是凯欧斯人，他们提供了和先前同样数目的船只；他们是来 自雅典的伊奥尼亚人。那克索斯人提供了四只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 本来是给他们当地的人们派出来参加到美地亚人一方面战斗的，但是他们却 不听从命令而投到希腊人的方面来了，他们是在他们城中的知名人士、当时 三段桡船的船长德谟克利图的游说之下才转到希腊人方面来的。那克索斯人 是雅典出身的伊奥尼亚人。司图拉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 而库特诺斯人则提供了一只三段桡船和一只五十桡船；这两种人都是德律欧 披司人。水师中还有赛里婆斯人、昔普藉斯人和美洛斯人。岛民当中只有这 些人没有把士和水献给异邦人。

    (47)以上所述的这些参加出征的人都住在铁斯普洛托伊人和阿凯隆河的 这面；原来铁斯普洛托伊人是和阿姆普拉奇亚人与列乌卡地亚人相邻接的， 而阿姆普拉奇亚人和列乌卡地亚人则是从最边远的地方前来的人们了。在住 在比他们更远的地方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同人在希腊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来 帮过忙，他们只提供了一只船，将领则是帕乌洛斯，他是在佩提亚比赛上三 度获胜的人。这些克罗同人都是阿凯亚人。

    (48)除去美洛斯人，昔普藉斯人和赛里婆斯人之外，这些人都是提供了 三段桡船来参战的，但美洛斯人等等则提供了五十桡船。出身拉凯戴孟的美 洛斯人提供了两只，属于雅典的伊奥尼亚人的昔普诺斯人和赛里婆斯人各提 供了一只。因此除去五十桡船不算之外，船只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八只（实际上全部加起来是三百六十六只，而不是三百七十八只）。

    (49)当上述各个城邦的将领们在撒拉米司集会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商 议；优利比亚戴斯向他们建议，要他们任何一个有意见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 的看法，看在希腊人所掌握的一切领土当中，哪一块地方最适于进行海战。 阿提卡已经被他们放弃了，因此他要他们就其他的地方进行考虑。但大部分 发言者的意见都倾向于一个相同的结论，即他们应当到科林斯地峡去，在那 里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进行海战，理由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撒拉米司的战斗 中被打败，他们就会给包围在岛上，而没有任何得到救援的希望了。但如果 在地峡附近进行海战，那他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逃到他们自己人的陆地 上去。

    (50)正当伯罗奔尼撒诸将作这样的打算时，来了一个雅典人，他带来消 息说，异邦人已经到了阿提卡并正在那里的全部土地上放火打劫。原来随着 克谢尔克谢斯穿过了贝奥提亚的军队烧掉了离开当地而到伯罗奔尼撒去的铁 司佩亚人的地市以及普拉塔伊阿人的城市，然后到达雅典并把那里附近的一 切都蹂躏了。他们烧掉了铁司佩亚和普拉塔伊阿，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听到说，那些城市并不是站在美地亚一方面的。

    (51)在异邦军渡过出征出发点的海列斯彭特并进入欧罗已之后，他们到 达了阿提卡；他们在渡海进入欧罗巴这件事上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阿提卡 又用了三个月；当时卡里亚戴斯正是雅典的执政官。他们在那里攻占了当时 居民已经跑掉的城市，但是他们在神殿里发现了少数雅典人，一些神殿住持 和贫苦居民，他们用门和木材作为壁垒来保卫卫城，防备进攻。他们并没有 撒退到撒拉米司去，部分是由于贫困，也还由于他们自以为懂得了戴尔波伊 神托的意思，即木墙是攻不破的（见第七卷第一四一节），而且他们相信这便是神托所指的避难所， 而不是船只。

    (52)波斯人驻扎在卫城对面，雅典人称之为“阿列斯之山”的丘陵上面， 并且用向壁垒上射火箭的办法来围攻他们，火箭是把箭的四周包上麻屑再点 上了火的。尽管雅典人处于绝望的地步而壁垒对他们又毫不济事，他们却仍 旧对围攻者进行了抵抗。他们也不听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向他们提出的投降 条件，而是讲求各种对策来保卫自己，主要是用这样的办法，即当敌人攻到 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块向异邦人的身上砸去。结果克谢尔克谢斯在 长时期之内竟攻不下这个地方而致束手无策。

    (53)然而进退两难的异邦军终于找到了一条进攻的道路。原来神托的话 迟早一定会实现：阿提卡的全部土地终是要归波斯人来统治的。在卫城的前 面、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的地方，而谁也想不到会有人从那里登 上去的。虽然这个地方非常陡峭，却还有一些人在开克洛普斯的女儿阿格劳 洛斯的神殿附近的地点攀登上来了。当雅典人看到异邦人登上了卫城，他们 就有几个人从城上跳下去摔死了。其他的一些人则逃到内部的圣堂去避难。 攀登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到门那里去把它打开并且杀死那些请求庇护的人。当他们把所有的雅典人都杀死之后，他们便抢劫了神殿，然后又把整个卫城放火烧掉了。

    (54)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完全控制了雅典，他便派了一名骑手到苏撒 去，把他当前的成功告诉阿尔培已诺斯。在派出使者之后的第二天，他把跟 随着他的雅典亡命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到卫城上去，按照他们本国的仪式 奉献牺牲，他发出这样命令不知道是由于做了梦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烧掉神 殿而后悔起来。雅典的亡命者们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55)现在我要说一说我所以提到上述的事情的理由：在卫城上面有据说 是大地所生的埃列克铁乌斯的一座神殿，神殿里有橄榄树和一池海水，依照 雅典人的傅说，它们是波赛东和雅典娜在争夺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但 是现在，橄榄树在异邦人焚烧神殿的时候一齐给烧掉了，但是在它被烧掉的 第二天，当着奉国王之命去奉献牺牲的雅典人到神殿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从 残留的树干上长出来了大约有一佩巨斯长的嫩枝。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 了。

    (56)当撒拉米司的希腊人得悉雅典卫城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是惊恐到 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的某些将领不等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就赶 忙跑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遁了。他们当中留在后面的人则决定为守卫科林 斯地峡而进行海战。到夜里的时候，他们便散会上船去了。

    (57)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返回了自己的船，一个叫做姆涅西披洛斯的 雅典人向他探听他们商量的结果。姆涅西披洛斯听到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 们的计划是到科林斯地峡去，为保卫怕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他就说：“这 样看来，如果他们乘船离开撤拉米司的话，那你的水师就再没有可以保卫的 国家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到他自己的城邦去，不管是优利比亚戴斯还是其他 任何人都将不能留住他们而使大军不致从此分散。而希腊也就由于轻率鲁莽 而灭亡了。想想看，如果还有什么办法的话，现在立刻就去想一切办法把这 个计划收回罢，只要你好歹能够说服优利比亚戴斯要他改变主意并且留在这 里就行了。”

    (58)这个意见正中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下怀。他没有回答姆涅西披洛斯什 么话，就到优利比亚戴斯的船上去了，并说要和优利比亚戴斯商量一件有关 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优利比亚戴斯要他到船上来，说出他要说的任何话。 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披洛斯那里听来的 话，正象是自己想出来那样地全都告诉了他，此外还加上了许多他自己的话， 直到用恳求的办法说服了对方，使对方走出自己的船，召集各将领前来商量 事情。

    (59)将领们集合起来了，据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没等到优利比亚戴斯向将 领们说明这次把他们召集来的目的，就由于希望心切而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发 表了长篇的演说。而当他还在发言的时候，科林斯的将领欧摩托司的儿子阿 迪曼托司就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比赛的时候在规定的时刻之前开跑的人 是要挨棒子打的”。但铁米司托克列斯给自己待解说：“不错，可是等得过 久的人是得不到荣冠的”。

    (60)在当时，他对科林斯人的回答是温和的，但是现在他对优利比亚戴 斯却根本没有象先前那样地提到什么如果他们离开撒拉米司，他们就会散开 和逃掉一类的话，因为他以为当着同盟者的面来诽谤他们，那是很不合适的； 因此他想出了另外一个论据。 (a)他说：“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留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听别的人们的 话把船开到科林斯地峡去，那你就可以保全希腊。听我把这两个计划讲一讲 由你来选择罢。如果你在地峡附近的水面上作战，那你就是在大海上作战了， 在那样的地方作战对我们是最不利的，因为我们的船只比较重，而且数量也 是比较少的；而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获得成功，但你却失去了撒拉米司和 美伽拉和埃吉纳。而且他们的陆军将会随着他们的水师前来，这样你自己就 会把他们引导到了伯罗奔尼撒，从而使全希腊有遭到灭亡的危险。 (β)相反的，如果你按照着我的意见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我下面所 说的利益。首先，在狭窄的海面上以我们少数的船只和他们的大量船只交手， 如果战争产生了它的当然结果的话。我们是会取得巨大胜利的；因为在狭窄 的海面上作战对我们有利，而在广大的海面上作战则是对他们有利。其次， 我们可以保全我们寄托了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撒拉米司。再次，我的计划还有 这样一个好处，而这个好处又是你最希望的，那就是，你留在这里和你在地 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同样会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如果你不失误的话， 你还不会把我们的敌人引到怕罗奔尼撒来。 (γ)而如果我所期望的事情全部实现而我们在海战中取得胜利的话，那 异邦军就不会趟临你们的地峡地带，他们也不会攻过阿提卡，而是会在混乱 中撤退；我们将由于保全美伽拉、埃吉纳和据神托说我们要战胜我们敌人的 地方撒拉米司而得到利益。当人们作出合乎道理的安排时，他们是最容易得 到成功的，如果作出不合道理的决定，上天当然也决不会附合人类的办法 的”。

    (61)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一番话就是这样。但是这时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 又来攻击他了。阿迪曼托司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是不应当多话的，并且说 优利比亚戴斯不要容许使一个没有自己城邦的人的意见付诸投票表决。他说 要铁米司托克列斯先有一个城邦作为自己的后援再到这里来商量事情，而正 是由于雅典被敌人攻克和占领，他才这样嘲骂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于是铁米 司托克列斯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迪曼托司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 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二百只满载乘员的船只，那雅典人就 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国土：因为在希腊人为中，是谁也没有力 量击退他们的进攻的。

    (62)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就到优利比亚戴斯那里去，比方才更加 激烈的说：“如果你留在这里的话，则你就会由于留在这里而表示出你是一 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把希腊搞垮， 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在我们的船上。考虑考虑看，还是听我的话罢。 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便不费什么气力带着我们的家小人等到意大利的 那从古来便是属于我们的昔利斯去，而且神托也说，我们是必须在那里建立 一个居民地的。因此，你们失去了象我们这样的联盟者，将来总会有一天想 起我讲的话来的”。 (63)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这一番话使优利比亚戴斯改变了他的意图。他所 以这样做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率领他的船到地峡去时，雅典 人会离开他们：原来，如果雅典人离开水师的话，其他的部分就不是敌人的 对手了。于是他选择了上面所提到的计划，即留下来并在他们原来所在地的 海面上作战。

    (64)在这样的一番论争之后，撒拉米司地方的希腊人便依照优利比亚戴 斯的意思，决定着手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作战斗的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刚 刚升起的时候，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决定祈求诸神并且 把埃伊阿奇达伊一族召来帮忙。他们这样决定，就这样做了；他们向上天所 有的神作了祷告，而后立刻从撒拉米司把埃阿司和铁拉门召到他们那里去， 又派一只船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科斯和埃伊阿奇达伊族的其他的人们。

    (65)有一个叫做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的人，他是当时在美地亚人 当中博得名望的一个雅典亡命者。下面就是这个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正当阿 提十的土地被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所蹂躏而那里又没有雅典人的时候，他正 在特里亚平原上和拉凯戴孟人戴玛拉托斯在一块儿，他看到从埃列乌西斯起 来了一片仿佛是三万左右的人所踏起的烟尘。而正当他们十分奇怪是哪里来 的人们踏起了这样一片烟尘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一声叫喊，这声叫喊在他 听起来好象是雅科斯密仪的赞歌（包埃德罗米昂月（约当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二十日沿圣路从雅典到埃列乌西斯的盛大行列称为雅科斯， 因为在行列中带春雅科斯幼时的像，还有他的摇蓝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雅科斯像，后面则跟着打着火 把和唱着赞歌的参加过密仪的人们）。戴玛拉托斯并不清楚埃列乌西斯的祭仪， 便问他这是什上样子的声音；于是迪凯欧斯说：“戴玛位托斯，毫无疑问， 国王的大军将会遭到某种大灾难的。阿提卡地方既然已经没有人居住，那事 情便非常明显，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埃列乌西斯那里发出来 帮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而如果上天的垂象降临到伯罗奔尼撒的话， 那国王本人和他的大陆上的军队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上天的垂象是向着撒拉 米司的船只那边去的话，那国王就要有失掉他的水师的危险了。雅典人每年举行这一祭仪是为了崇拜母神和少女神（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彭涅），而不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雅典人也 好其他人也好，只要他愿意，是都可以参加这一密仪的。而你听到的喊叫声 就是他们在这一祭祀中所唱出的雅科斯密仪的赞歌”。戴玛拉托斯于是回答 说：“别说了，不要把这话再向其他任何人说了。因为，如果你的这些话报 告到国王那里去，你是会掉脑袋的。这样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就都无 法救你了。少说话罢，诸神是会关心这支大军的”。这就是戴玛位托斯的意 见；而在尘土和喊叫声之后，又出现了云彩，云彩高高地升到空中并飘向撒 拉米司希腊水师的那方面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明白，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 是注定要溃灭的了。以上便是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所说的故事，而且 他说戴玛拉托斯和其他人等都可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66)被安置到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里服役的人们，在视察了拉科尼亚人 所遭受的惨祸之后，就从特拉奇司渡海到希斯提阿伊亚，而在三天的等候之 后，便驶过了埃乌里波斯，又经三天的时间，便到达了帕列隆（雅典的一个海港）。在我看来， 在他们侵入雅典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和水师的数目比之他们来到赛披亚斯和 铁尔摩披莱的时候并不少。因为，虽然在暴风雨里，在铁尔摩披莱和在阿尔 铁米西昂的海战中他们有所损失，但是我却把当时还没有参加国王的军队的 人们算了进来，他们是玛里司人、多里斯人、罗克里斯人和除铁司佩亚人与 普拉塔伊阿人之外的贝奥提亚全军、还有卡律司托斯人、安多罗斯人、铁诺 斯人和除去我在前面所说的五个市邑（第四六节中所提到的是六个市邑，即凯奥司、那克索斯、库特诺斯、赛里婆斯、昔普诺斯、美洛斯）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原来，波斯人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前，雅典人主要是使用这个海港。向希腊的腹地推进得越是深入，也就有更多的民族追随在他的后面。

    (67)因此当除了帕洛司人之外的所有这些人来到雅典(帕洛司人留在库 特诺斯，热心注祝战斗的结果如何)，而其他人等来到帕列隆的时候，克谢尔 克谢斯于是就亲自到水师这里来，为的是和水兵们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来到之后，就坐到王位上去，应他之召从各船前来的诸民族的僭主和提督 也按照国王颁赐给他们每人的位阶入坐，首先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其 他的人依次入坐。在他们依次人坐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派玛尔多纽斯向他 们每个人进行征询，问波斯的水师是否应进行海战？

    (68)玛尔多纽斯从西顿 人起开始巡行询问，所有其他的人一致认为应当进行海战，但是只有阿尔铁 米西亚讲了下面的话：(a)“玛尔多纽斯，我请你转告国王，讲这话的人在埃 乌波亚的海战当中决不是最卑怯的人，在战勋方面也决不是最差的人。主公， 但我认为我应当但白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就是说，说出我认为对你最 有益处的意见来。我要讲的话是这样。留着你的船，下要进行海战罢。因为 敌人在海上的力量比你要强，就象男子的力量比女子要强一样。你何必一定 要不惜一切牺牲而冒险进行海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了你出征的目的地雅典 和希腊的其他地方了吗？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你。而那些敢于和你抗衡的人们 都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 (β)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如何估计你的敌人的今后行动。如果你不急于 进行海战，而是把你的船只留在这里靠近陆地，或甚至一直向伯罗奔尼撒进 击的话，那末，我的主公，你是会很容易地达到你这次前来的目的的，因为 希腊人是不能和你长期相持的，然而你可以驱散他们，而他们便会各自逃回 自己的城邦了。根据我打听来的消息，他们在这个岛上没有食粮，如果你一 旦率领陆军进攻伯罗奔尼撒的话，则我想从那里来的人是不大可能坚持不动 的，他们将无意为雅典进行海战。 (γ)相反的，如果你忙于立刻进行海战的话，我害怕你的水师会遭受到 损失，而你的陆军也会连带遭殃的。再者，国王，请想一想，好人的奴隶常 常是坏的，而坏人的奴隶又常常是好的；而象你这样一位一切人中最优秀的 人物却有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奇里启亚人、帕姆庇利亚人这样一些被认为 是你的同盟者的坏奴隶，但他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69)当阿尔铁米西亚向玛尔多纽斯这样讲话的时候，她的一切朋友都为 她的话而担忧，因为他们以为她不赞同进行海战会因此受到国王的怪罪。然 而那些因她在全部同盟者当中受到最大尊荣而对她怀恨和嫉妒的人们却很欢 喜她的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她自找倒霉了。可是当这些意见给报告到克 谢尔克谢斯那里去的时候，他却非常喜欢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他一直把她 为作一位崇高的妇人，而现在对她也就更加尊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 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原来在他看来，埃乌波亚一役是因为他本人不在场所 以他的士兵才故意不努力作战，而现在他却打算亲自前来督战了。

    (70)当启航的命令发出的时候，他们便向撒拉米司进发并且稳稳当当地 按照各自指定的地位排成了战斗的行列。那一天里由于夜间到来，已经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战斗了，于是他们便为第二天的战斗作准备。但希腊人却 是恐惧不安的，特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们。他们害怕的原因是这样：既 然他们是停驻在撒拉米司，那他们本身就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斗了； 这里忘掉的一个城市有人说是凯奥司，有人说是美洛斯，又有人说是赛里婆斯。 如果他们吃了败仗，他们就一定会给封锁在岛上而无法后退，可是自己的土 地却完全无法保卫了。

    (71)就在第二天晚上，异邦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了。虽然如 此，希腊人还是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阻挡异邦人从陆地上向他们进攻。 原来当伯罗奔尼撤人得知列欧尼达司的士兵们在铁尔摩披莱阵亡之际，他们 立刻便从他们的各个城邦赶到一起，并在地峡上扎下了营寨。他们的将领则 是列欧尼达司的兄弟，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他们在 那里驻扎并切断了司凯隆路，此后又在大家商谈决定之后横贯着地峡修筑了 一道壁垒。由于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而又是大家一齐动手，这个工程顺利地 完成了。因为他们把石头、砖、木材和满装着沙子的篮子都搬了来，而且集 合到那里作工的人们不分日夜，是从来也不停止的。

    (72)把所有自己的人都召到地峡来作工的希腊人是拉凯戴孟人和全体阿 尔卡地亚人、埃里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埃被道洛斯人、普里欧斯人、 特罗伊真人、赫尔米昂涅人。这些是集合在那里参加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 对希腊所遭到的危险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其他的怕罗奔尼撒人却毫不关心。 但无论如何，奥林匹亚祭和卡尔涅亚祭是都己经过去了（这就是说，他们再没有不来的借口了。参见第七卷第二○五节）。

    (73)伯罗奔尼撒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阿尔卡地亚人和库努里 亚人是士著并住在他们一向居住的地方。阿凯亚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拉 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故土而住到别的地方去。七个民族当中的 其他四个民族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是多里斯人、埃托利亚人、德律欧披司人、 列姆诺斯人。多里斯人有许多有名的市邑。但埃托利亚人则只有一个埃里司。 德律欧披司的市邑则有赫尔米昂涅和与拉科尼亚的卡尔达米列相对的阿西 涅。全部帕洛列阿塔伊人都是属于列姆诺斯人的：库努里亚人被认为是伊奥 尼亚人，是唯一的土著伊奥尼亚人。他们是奥尔涅阿塔伊人（奥尔但阿塔伊人是奥尔涅阿伊市的土著居民，后被阿尔哥斯人征服而成为隶民）及其邻近的居 民，但是由于阿尔哥斯人的统治和时间的结果，他们却变成多里斯人了。在 这七个民族当中，除去我上面所说的城市之外，所有的城市都是采取旁观的 中立立场的。而如果我能够随便讲话的话，则那些城市这样一来，就是站到 敌人的一面去了。

    (74)这样，在地峡地带的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水师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便 好象大难临头成败在此一举那样地拼命工作。但是在撒拉米司的人们，虽然 他们听到了这个工程，却非常害怕。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却勿宁就是 为了伯罗奔尼撤而担心，一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相互喃喃交语，心里奇怪优 利比亚戴斯何以如此不智，但终于一致爆发成为不满的议论。于是举行了一 次会议，会上对于和先前同样的事情辩论了很久，有的说他们必须到怕罗奔 尼撒去，不惜为了那个地方而冒险，而不应当留下为已为敌人武力占领的国 土作战。但是推典人、埃吉纳人和美伽拉人却主张留下，保卫他们当时所在 的地方。

    (75)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自己的意见为怕罗奔尼撒人的意见所压倒 的时候，便悄悄地退出了会议的议席，派一个人乘船到美地亚水师的阵地去， 命令他务必送达一个信息。这个人的名字是西琴诺斯，他是铁米司托克列斯 的一名家丁，又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子女的保育师。在这之后，当铁司佩亚 人接受移民为市民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使他成为一名铁司佩亚的公 民，同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富有的人。现在他乘着船来到异邦军的将领的地方 来，向他们说：“雅典人的将领背着其他希腊人把我派来向你们报告(因为他 是站在国王利益的一方面，故而他希望你们，而不是希腊人取得胜利)，希腊 人已经被吓得手足失措并正在准备逃跑了，而如果你们能防止他们逃窜的 话，那你们就可以成就一项前无古人的功业。因为他们的意见既并不一致， 又不想再对你们进行抵抗，这样你们将会看到在他们中间，你们的朋友对你 们的敌人交起手来”。他说了这话之后就离开了。

    (76)波斯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于是他们首先使许多波斯人在 撒拉米司和本土之间的一个普叙塔列阿小岛上登陆。而随后到皮半的时候， 他们便把西翼向撒拉米司方面推进以便对它进行圆形的合围，而停泊在凯欧 斯和库诺叙拉的人们也向海上出航，他们的船只控制了全部海峡地带直到穆 尼奇亚的地方。他们这次出航海上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叫希腊人逃跑，把 希腊人封锁在撒拉米司并要希腊人为阿尔铁米西昂一役付出代价。至于波斯 军队在叫做普叙塔列阿的小岛登陆的意图则是这样：一朝在这里发生海战的 时候(原来这个小岛正当将要发生的海战的冲要之处)，人和破船就会被海水 冲到这里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救援自己方面的人，同时还可以歼灭敌 方的人，这一切都是他们偷偷摸摸地背着他们的敌人干的。因此他们在夜里 一睡也未睡，而做了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77)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 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当他们用层层的船只，围住了佩戴黄金宝剑的阿尔铁米司的神圣海岸和 那海浪拍击的库诺叙拉；当他们满怀妄想，夺去了雅典的光荣，以恣意的骄 睢，贪求完全的饱足。 那疯狂的暴怒，那绝灭百族的野心，终必烟消云散；因为这是天理不容。 青铜将和青铜撞击，那赫然震怒的战神，命令用血染红四海。但是洞察 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宙斯)和女王尼凯将把自由的曙光赐给希 腊。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 事情上反对他，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

    (78)但是在撒拉米司的将领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那时还不 知道异邦军的舰船已经把他们包围，而是以为敌人还在白天他们看到敌人时 所在的地方。

    (79)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吕喜玛科斯的儿子例里司提戴斯渡海到他们 这里来了。他是一个雅典人，但是曾在市民中间受过贝壳流放的处分；根据 我听到的关于他的立身处世的人品的说法，我自己就深信，他是雅典最优秀 的和最正直的人物。这个人来到之后就站在会堤门外的地方把铁米司托克列 斯叫了出来，尽管铁米司托克列斯不仅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的不共戴天 的敌人。但是鉴于当前面临的重大危险，他才把旧怨放到脑后，而把铁米司 托克列斯叫出来和他谈话。原来他已经听到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船只 开到地峡那里去。因此当铁米司托克列斯出来见他的时候，阿里司提戴斯就 说：“不管是在先前别的场合下，还是在目前，我们都应当比试一下，看我 们两个人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用处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 人从这里撒离水师的事情，谈得多谈得少那总之是完全一样的。而我把我亲 眼目睹的事情舍诉你吧，现在即使是科林斯人和优利比亚戴斯想乘船逃脱， 他们也做不到了；我们已四面人方陷入我们敌人的重围了。现在你进去把这 伴事告诉他们罢。”

    (80)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回答说：“你的劝告十分有用，而且你带来了 很好的消息，因为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亲眼看到了我期望会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美地亚人所做的事情正是我自己引起来的。因为当希腊人自己不想准 备战斗的时候，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现在你既然带来了这 个好消息，那就请你自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们罢。如果我报告这个消息的 话，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消息，因此他们决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而以为 异邦人是决不会做如你所说的这样的事情的。你自己去告诉他们，把经过的 情况对他们说了罢。当你舍诉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你的话，那最好了； 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那事情反正对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如你所说， 我们已在四面八方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他们便再也不能逃跑了”。

    (81)于是阿里司提戴斯就走到他们面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说他 是从埃吉钠来的，他是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敌人的视线偷渡了封锁线的，因为 希腊的全部水师已经给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包围起来了，故此他说他们最好 是作保卫自己的准备。他这样说了之行就离开了。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因 为大部分的将领是不相信这个报告的。

    (82)可是在他们还不相信的时候，一只载着铁诺斯的逃脱者的三段桡船 到他们这里来了，这只船的将领是索喜美涅斯的儿子，一个叫做帕那伊提乌 斯的人，这个人把全部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他们了。由于铁诺斯人的这一行动， 他们的名字便和击败了异邦军的那些人的名字，一齐给刻在戴尔波伊的三脚 架上。逃到撒拉米司来的这只船再加上位去在阿尔铁米西昂逃来的列姆诺斯 人的那只船，使先前尚缺两只船便是三百八十只的希腊水师恰恰补足了这个 数目。

    (83)希腊人终于相信铁诺斯人听讲的话，于是便准备作战了。那正是刚 刚破晓的时候，他们把士兵召集起来开会，铁米司托克列斯就在会上作了一 衣比其他任何人都精彩的演说。他的演说的要旨始终是把一个人的本质和天性当中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加以对比，而劝告他们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演说 结束之后，他便命令他们上船了。而正当他们上船的时候，那只被派出去接 埃伊阿奇达伊族（见本卷第六四节）的三段桡船也从埃吉纳回来了。于是希腊人的全部水师便乘船向海上出发了。而在他们刚刚解缆前进的时候，异邦军便立刻向他们攻过 来了。

    (84)于是其他的希腊人便开始把船回转过来，想使它们靠岸，但是这时 一个雅典人、帕列涅区的阿美尼亚斯乘着船冲到前面去向敌人的一只船进 攻。他的船和敌人的船舷舷相接纠缠到一处不能分开，于是其他人这时便来 援助阿美尼亚斯而加入了战斗。这便是雅典人关于战斗的开始的说法。但是 埃吉纳人却说，引起战端的船都是派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奇达伊族的那一 只。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的幻影，这个妇人高声向希腊 全部水师讲话激励他们，而在一开头，她是用这样的话谴责他们的：“卑怯 的人们啊，你们这是在于什么，你们要把船倒退到什么地步啊？”

    (85)然而，配置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因为他们是在向着埃列乌西 斯的一面，即西面的一翼)，而配置在枕凯戴孟人对面的是伊奥尼亚人，他们 占着东面的一翼，离披莱乌斯极近。但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象铁米司托克列 斯指令他们那样，在战斗中表现出敷衍的样子，不过他们大多数却不是如此，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歼灭了希腊船只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的名字，可是在这些名 字中间我只愿意提出两个人的名字来，那就是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 托尔和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儿子披拉科斯，他们两个人都是隆摩司人。我所以 只提到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提奥美司托尔曾因这次的战勋被波斯人任命为萨摩 司的僭主，披拉科斯则被列名为国王的恩人并被赠给大量的土地。国王的这 些恩人在波斯语中是叫做欧洛桑伽伊。

    (86)以上就是关于这些人的情况了。但是大量的船却在撒拉米司沉没 了，其中有的是给雅典人击毁的，有的是给埃吉纳人击毁的。原来希腊人是 秩序井然地列队作战的，但异邦军这时却陷于混乱，行动时也毫无任何确定 的计划，因而他们遭遇到实陈发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 如此，在那一天里，比起埃乌波亚之役来，他们已完全不同，而且证明自己 确实是勇敢得多了，每个人都拼命作战，他们都很怕克甜尔克谢斯，而且每 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是正在看着他的。

    (87)至于其他的一些人，我不能确实地说出异邦人或是希腊人他们每个 人是如何作战的。但是在阿尔铁米西亚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 情使她受到国王的、比先前更大的尊敬。当国王的水师陷于一团混乱的时候， 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正在给一只阿提卡的船所追击，(原来在她的前面有自己一 方面的其他船只，但她的那只船却恰好是离敌人最近的)，故而她无法逃脱。 于是她便决定做一件将来会对她有利的事情。当她在雅典人的追击之下逃跑 之际，她却向友军的一只船进行突击，而在那只船上有十林达人和卡林达国 王本人达玛西提摩斯。可能当他们还在海列斯彭特的时候，她和他有过一些 争吵，但是我不能说她这次的行动是有预定的目标，还是由于偶然经过她的 迸路，卡林达人才遇到了她的。现在既然她向这只船进攻并把它击沉，她便 很幸运地给自己求得了双重的利益。因为，当阿提卡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看到 她进攻异邦军的船，他便以为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或者是一只希腊船，或是一 只倒戈为希腊人作战的异邦船，这样他便转到别的方面对付其他的船去了。

    (88)由于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机会，结果她竟逃出虎口而免除了杀身之 祸。更有进者，这件事的结局是：她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却反而在克谢尔 克谢斯的面前赢得了莫大的荣宠。据说国王在督战时看到她向一只船进攻， 当时侍立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就说：“主公，请看阿尔铁米西亚战斗得多么卖 气力，看她怎样把一只敌船击沉了啊！”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就问是否真是阿 尔铁米西亚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她的船 的标帜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他们认为她击沉的那只船是敌人的船。 对她来说，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当然有其他种种幸运的机缘，然而是幸运的 却是，卡林达人船上的人没有一个生还来控诉她的。克谢尔克谢斯听到他们 告诉他的一切之后，据说他说，“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 子了”。人们说，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讲的。

    (89)在这次的苦战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大流士的儿子、水师提 督阿里阿比格涅斯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汪有其他许多知名的波斯人、美地 亚人和其余的同盟者，但希腊人方面阵亡的却不多。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 此他们中间失掉了船，却没有在肉搏战中丧命的人们，都游泳渡海到撒拉米 司去了；但是异邦军的大多数却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海里。而当最前面的 船逃跑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人最多；原来列阵在最后面的人们想乘着船挤到 前面去，以便使国王看到他们也是在勇猛地战斗，这样就跟自己前面逃跑的 那些船只冲撞到一起了。

    (90)而且，在这一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船只被摧毁的 腓尼基人到国王这里来，控告伊奥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说正是由于伊奥 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才失掉了自己的船只的。至于这件事的结果，俐伊 奥尼亚人的统帅们并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向他们进行控诉的腓尼基人却得了 下面我要讲到的回报。如前所述、原来正当他们江在讲着话的时候，一只萨 摩特拉开的船向一只阿提卡的船进攻，而当阿提卡的船正在沉没的时候，一 只埃吉纳的船又攻上来把这只萨摩特拉开的船击沉了。但是擅长于投枪的窿 摩特拉开人却用一阵投枪把击沉了他们的船只的那只船船上的人一扫而空， 然后跳上对方的船而自己占有了它。这样一来，伊奥尼亚人便得了救，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们这样赫赫的战勋时，他感到极度的愤慨并想把所发 生的这一切归罪于腓尼基人，于是他便转向腓尼基人，命令人们把这些腓尼 基人枭首，因为他认为本身是懦夫的人是不配控告比他要勇敢的人的。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坐在称为埃伽列欧斯的、对着撒拉米司的一座山山下的坐位 上，看到自己一方面的人在战斗中表现任何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问立功的 人是谁，而他的史官就把三段桡船的统帅，他的父亲和他所属的城邦的名字 记录下来。此外，伊奥尼亚人的朋友、波斯人阿甲阿拉姆涅斯当时也在国王 的身旁、在搞垮腓尼基人的这件事上他多多少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91)克谢尔克谢斯的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腓尼基人的。异邦军既然被击溃 并想逃到帕列隆去，埃吉纳人便在海峡地带埋伏下来伏击他们并且立下了赫 赫的战功。原来，雅典人在混乱中间击沉了所有那些想抵抗或是想逃窜的船 只，而埃吉纳人对付的目标则是离开海峡想逃出战场的那些船只，所有那些 逃出了雅典人之手的船只，结果很快地就窜到埃吉纳人的伏击范围里面去 了。

    (92)这时有两只船在那里遭遇到一起了，一只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追击 的船，另一只是埃吉纳人克利欧斯的儿子彼律克利托斯所乘坐的船。而这只 船又在袭击一只西顿人的船，西顿人的这只船正是捕获了在司奇亚托斯那里 担任放哨任务的埃吉纳船的那只船，在这只埃吉纳船上的是伊司凯诺斯的儿 子披铁阿斯，波斯人对这个人的英勇十分钦佩，而使这个满身带伤的人仍然 留在船上。当这只西顿的船被拿捕的时候，船上的波斯人当中就有披铁阿斯。 因此披铁阿斯便安全地回到埃吉纳了。当波律克利托斯看到阿提卡的船的时 候，他由于提督船的标帜而认识到它，于是他便向铁米司托克列斯号叫痛骂， 他责怪铁米司托克列斯说，铁米司托克列斯会说埃吉纳人是和波斯人站在一 边的。然而波律克利托斯是在对一只敌船进行攻击之后，才向铁米司托克列 斯发出了这样的责难的。至于那些船只保全下来的异邦军，则他们逃到帕列 隆去并且投到陆军的庇护之下了。

    (93)在这一次海战里，在希腊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人，其次 是雅典人。个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的波律克利托斯和两个雅典 人，阿那几洛斯区的埃乌美涅斯和追击阿尔铁米西亚的那个帕列涅区的阿美 尼亚斯。如果他知道是她在那只船里的话，则除非他拿捕了她的船或是自己 的船被拿捕，他是决不肯干休的。雅典的统帅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指令，凡是 生擒阿尔铁米西亚的人可以得到一万德拉克玛的奖赏。因为一个妇女竟前来 向雅典进攻，这实在是使人十分愤慨的事情。然而，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她 竟逃掉了，而船只得以保全的其他人等也都在帕列隆了。

    (94)根据雅典人的说法，科林斯的水师提督阿迪曼托司正当双方的·水 师开始交手的时候，他竟被吓往而惶恐万状，进而揭帆逃遁了。而当科林斯 人看到他们水师提督的船逃脱的时候，他们也都和他一样地溜走了。可是据 说当他们逃到撒拉米司地方雅典娜·司奇拉斯神殿所在地的附近时，他们承 蒙上天的嘉佑，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遣来的船，而在这只小船靠近科林斯人 之前，他们对于水师的情况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下面的情况使他们推知这件 事是出自天意的：当这只小船驶近他们的船只时，小船里的人们喊道；“阿 迪曼托司，你把你的船只掉过头来逃跑这样你便背叛了希腊人；可是现在他 们已完全实现了他们所祈求的、能够战胜敌人的想法，他们今天已取得胜利 了”。他们这样讲，但阿迪曼托司不肯相信他们的话，于是他们又说，如果 人们发现希腊人没有取得胜利的话，则他们甘愿去作人质并被杀死。于是阿 迪曼托司和其余人等便真地掉转过船头，返回水师的阵地，但这时这里的胜 负之局早已确定了。雅典人关于科林斯人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但科林斯人却 否认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处在战斗的最前列，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 以为他们作证的。

    (95)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在撒拉米司的这一骚乱中做出 了下列的事情，我在刚才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十分出众的雅典人：他率领着配 列在撒拉米司沿海地带的许多雅典重武装兵，使他们渡海在普叙培列阿岛上 登陆，结果他们把那个小岛上的全部波斯人都给杀死了。

    (96)海战告一段落之后，希腊人便把还飘浮在那一带水域上的所有残破 的船拉到撒拉米司去并且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因为他们以为国工会驱使 他那残存的船只卷土重来的。但是许多残破的船只都被卷到西风里去，而枪 带到阿提卡的称为科里亚斯的海浜地带来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巴奇司和 穆赛欧斯所说的关于海战的其他预言得以应验，就是在许多年前一个雅典的 神托解释者吕两司特拉托斯所预言的关于被冲到这里岸上的破船的话，也是 希腊人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含义的话，也应验了：就是科里亚斯的妇女 们也将要以桡为薪来烧饭的。不过这事是在国王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了。

    (97)当克谢尔克谢斯知道了他所遭受的惨败的时候，他就害怕希腊人会 由于伊奥伊亚人的建议或基于自己的考虑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他的桥梁毁 掉，这样他就会被切断退路而留在欧罗巴，并有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因此 他就打算逃走了。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人发现他的这样一个打 算，他便打算修筑一条大堤通过撒拉米司，并把腓尼基的商船连成一列用来 代替浮桥和壁垒，就仿佛他还要进行一次海战而作战斗准备似的。所有其他 的人看到他这样做，都深信他是一心一意地打算留在那里并把战斗继续下 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过去自己的经验，对于克谢尔 克谢斯的意图是知道的最清楚的。

    (98)正当克谢尔克谢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便派一名使看到波斯去报告他 目前的不幸遭遇。在人世里面再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传得更快了，原来 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道上 便设置多少人和多少马，每隔一天的路程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 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那被指定的目的地。第一名 骑手把命令交给第二名，第二名交给第三名，这样这个命令依次从一个人传 给另一个人，就仿佛象是希腊人在崇祀海帕伊司托斯时举行的火炬接力赛跑 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之为安伽列昂。

    (99)当第一个信息来到苏撒，报道克谢尔克谢斯已攻下了雅典的时候， 它便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欢欣鼓舞非常，以致他们把桃金孃的树枝撒到所有的 道路上，他们焚香，而且他们自己还沉醉在牺牲奉献式和各种欢乐的事情上。 但是随着第一个信息而到来的第二个信息，却使他们大为沮丧，他们竟把他 们的衣服撕碎，继续不断地哭叫哀号，而把一切过错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 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船只方面的损失，勿宁说是担心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的安全。

    (100)因此，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回来加以制止的时候，波斯人才停 止了这样做。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由于海战之故精神大 为销沉并疑心到克谢尔克谢斯会针划从雅典撤退，因此他自己私下里便以为 他会由于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受到惩罚，并以为他最好还是不惜冒险或者 是把希腊征服，或者是在成就了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当然，他还是 希望能把希腊征服的。在他作了这一切的考虑之后，他便这样建议说：“主 公，请不要悲痛，也不耍由于我们所遭到的事情而垂头丧气，认为是受到了 什么巨大的不幸。对于我们来说，一切的结局不是决定于木材，而是决定于 人马。那些自以为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们，没有一个人会从他的船上下来 试图和你对抗，在本土这里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人；那些反抗过我们的人 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立刻去进攻伯 罗奔尼撒吧，或者如果你觉得等一等好，那这样做也可只的。不要沮丧吧， 希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他们对现在和先前所做的事情的责任，无论如何 也不能逃避使他们不成为你的奴隶的。因此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话去做。但是， 如果你已决定把你的军队引开，那我仍然有一个计划向你陈说。国王，不要 叫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罢。因为，如果你的事业受到损害，那也决不是 波斯人的过错，而且你也不能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得象是懦夫。而如果腓 尼基人、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和奇里启亚人表现出自己是卑怯的人的话，那 这个灾难也决不会牵涉到波斯人的。因此，波斯人既然没有可以归咎的地方， 那末还是听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已决定你不再留在这里，那么就率领着你的 军队的主力回到家乡去吧。但是我愿意在你的大军中挑选三十万人，以便在 奴役希腊之后把它献给你”。

    (101)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番话之后，他就好象苦尽甘来那洋地欣然喜 悦了。于是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在他先考虑采取这两个计划中的哪一个之 后就会给他回答的：当他和他召集来的那些波斯顾问商议的时候，他觉得也 应该把阿尔铁米西亚找来参加会议，因为他认为在前次的会议上，只有她一 个人是懂得最好应当如何做的。当阿尔铁米西亚到来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 便下令所有其他人等即波斯顾问和他的近卫士兵一概退去，然后对她说：“玛 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留在这里并向怕罗奔尼撒进攻，因为他说波斯人和陆军 对于我们这次的灾难毫无责任，而且他们很愿意向我证明这一点。因此他的 意见是要我这样做，否则的话，他自愿从我的大军中选拔三十万人并想在将 来把奴役的希腊交给我。而依照他的劝告，则我应当车领着其余的军队回国。 (正如关于前次的海战，你会对我作了要我不去进行海战的正当劝告)， 因此现在我向你请教，请你告我，你认为在这两件事当中我应当做哪一件”。

    (102)听到对她所作的这样的垂询之后，她就回答说：“国王，要回答你 的垂询，说出哪一个办法最好，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 以为最好是你自己回国，让玛尔多纽斯偕同他希望得到的人们留下，如果他 愿意并保证做到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如果他平定了他自谓可以平定的一切地 方并且在他所谈到的目的上面得到成功，那么，主公，这成就是你的，因为 这是你的仆人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与玛尔多纽斯的看法相反的 话，既然你本人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那这对你也不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因 为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就必须常常为保全他们自己的性 命而进行战斗。至于玛尔多纽斯，则如果他遭到什么灾难的话，根本可以不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如果希腊人所杀死的只不过是你的仆人的话，那他们 的任何胜利都不会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至于你呢，你在把雅典烧掉之后，可以回国去，因为这样做，你已经达 到你这次远征的全部目的了”。

    (103)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使克谢尔克谢斯深感满意，因为她所说的恰巧 是他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我看来，纵令所有的男女人等一致劝他留下， 他也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给吓坏了。他对阿尔铁米西亚表示了感谢之 意以后，就派她带领跟着他从军的几个庶子到以弗所去了。

    (104)他派了一个叫做海尔摩提莫斯的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海尔摩 提莫斯是佩达撒人，他在宦官当中，是最受克谢尔克谢斯尊重的。〔佩达撒 人是居住在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的上方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有什么凶事不久将在他们城市周边居住的所有人们身上发生的时候，雅典 娜的女祭司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鬃来。这样的事在他们那里已经发生两次了。

    (105)海尔摩提莫斯就是从这个佩达撒出身的〕（方括弧内这段文字和第一卷第一七五节的内容重复。根据许多注释家的意见，这是后来的某一个人把第 一卷一七五节的内容记在正文的外面，而混到正文里面去的）他为了加到他身上的不 正行为，而进行了人类当中我所知道的最残酷的报复。他曾为敌人所俘和出 卖，买他的是岐奥斯人帕尼欧纽斯，这是一个立身处世极其卑鄙污龊的人物。 他总是取得容貌秀丽的男童，把他们阉割然后把他们带到撒尔迪靳和以弗所 去，就在那里把他们以高价出手；因为在异邦人眼里，宦官比正常的人要值 钱，因为他们对宦官是完全信任的。而海尔摩提莫斯就是帕尼欧纽斯为了作 生意而阉割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海尔摩提莫斯还不算是在一切事情上 都不幸的。原来，他随同其他的呈献品从撒尔迪斯被带到国王那里去，久而久之，他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宦官中间获得了最大的荣宠。

    (106)正当国王在撒尔迪斯那里准备率领他的波斯军队进攻雅典的时 候，海尔摩提莫斯为了手头的某件事情来到了美西亚所属的、住看岐奥斯人 的一个叫做阿塔尔涅乌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帕尼欧纽斯。当他认清楚 是帕尼欧纽斯本人的时候，他就和帕尼欧纽斯进行了友好的长谈，他说他今 日的一切幸福都是由于帕尼欧纽斯的椽故，并告帕尼欧纽斯说，如果帕尼欧 纽斯把妻子儿子带到这里来住的话，那他会报答而使帕尼欧纽斯也得到幸福 的，此外并答应帕尼欧纽斯这样那样的事情：帕尼欧纽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 请求，因而把他的妻子儿子带了来。但是海尔摩提莫斯在控制了帕尼欧纽斯 和他的全家之后，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是卑鄙肮脏的买卖来谋生的 东西，告诉我，我或是我家里的先人对你或是你家里的人做了什么缺德的事， 使你把我弄得不成个男人而变成什么也不是的一个东西？你以为诸神丝毫不 知道过去你干的那些勾当吗。但是诸神的天理昭彰，结果由于你所做的恶事， 你仍然要落到我的手里，而现在你将要心悦诚服地接受我加到你身上的全部 惩罚了罢”。对帕尼欧纽斯这样地谴责了之后，他便把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 带到他跟前来，强迫他阉割他自己的四个儿子。帕尼欧纽斯迫不得己这样做 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的父亲。天罚和海尔摩提莫 斯对帕尼欧纽斯便是这样进行了报复的。

    (107)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孩子们托给阿尔铁米西亚带到以弗所去之 后，他便召见玛尔多纽斯，嘱告他从军队中选拔出他所需要的那部分并耍他 试着做到他自己所保证的事情。这就是那天白天里的事情。到了夜间，国王 下令各将领从帕列隆启航，以全速再迈回海列斯彭特以便守护桥梁使国王通 过去。当异邦军在途中走近佐斯泰尔的时候，他们把从陆地向海中伸出的一 些细长的海角认成是船只，因此逃了很远的一段略：但是随后不久知道了那 不是船而是海角，他们才集合起来继续他们的航行。

    (108)在天亮的时候，希腊人看到陆军还停驻在原来的地方，便以为水师 也还在帕列隆；他们以为还会发生一场海战，于是使准备进行防卫。但是在 他们知道水师已经离开的时候，他们立刻决定跟踪追击；因此他们就一直跟 踪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直到安多罗斯的地方，但是仍看不到敌人的影于。而 当他们来到安多罗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商议。铁米司托克列斯宣 布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在岛屿中间推进，而在追击敌船之后，便应一直航 行到海列斯彭特那里去把桥梁毁掉。但是优利比亚戴斯的意见恰恰相反，他 认为把桥毁掉等于是对希腊做了有最大损害的事情。他说如果波斯人的退路 被切断而不得不留在欧罗巴的话，他们是不会试图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的， 因为，他如果无所动静的话，这对他本人的事情既无好处，他又不能找到任 何回家的道路，担他的军队却会饥饿而死。但如果他振作起来一直不停地继 续活动，那就很可能欧罗已的每一个市邑和民族或是被他征服，或是在这之 前和他结城下之盟而分别地归附于他；而今后他们便会取得希腊土地每年生 产的谷物作为他们的粮食。可是他以为波斯人在海战中吃了败仗之后不会留 在欧洲，因此可以放他一直逃回他自己的国土。这样今后大家所争夺的就是 他的土地，而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其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将领们也同意这个意 见。

    (109)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不可能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航行到海列 斯彭特去的时候，他便改变方针转向雅典人(因为他们对于波斯人的逃跑感到 最大的愤怒，他们打算甚至自己到海列斯彭特去，如果其他的人不愿意去的 话)，对他们说：“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而更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被打败 的人们，如果他们玻追击到穷地的时候，他们会反身再战并且会补偿了他们 以前的损失的，因此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击退了象云霞一样的这一大祥敌 人，乃是我们自己和希腊所遇到的一大幸事)，我们还是不要追击那些逃跑的 人们了罢。耍知道，取得了这场胜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诸神和天上的英雄 们，因为他们认为象亚细亚和欧罗已这样大的地方由一个人来统治那是太大 了，何况这个人又是一个邪恶的和不敬神的人呢。这个人怎样呢，他把圣物 和人间的东西一体看待，他烧毁和抛弃神象，他还鞭打海洋并把枷锁投到里 面去。但是目前我们的事业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注意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家族罢。在我们把异邦人完全赶跑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园 重新建立起来勤勉地耕种罢；而当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航行到海 列斯彭特和伊臭尼亚去罢”。他讲这一番话的意图，是要取得波斯人的某种 信任，以便将来如果他可能在雅典人手中遭到什么灾难的话，他可以有个避 难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就发生了。

    (110)铁米司托克列斯讲这番话是以欺骗为目的的，可是雅典人却听从了 他的话；原来在过去他一直有智慧之士的令名，而如今又表现出他不但有智 慧而且小心谨慎，故此他们不拘他讲什么都是愿意听从的、铁米司托克列斯 使他们听从了自己的命令之后，他立刻派遣几名他相信不拘如何拷问也不会 把他命令他们告诉国王的消息加以泄露的心腹乘船去向国工报信，而在这里 面又有他的仆人西琴诺斯。当这些人来到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等留在船里 面，西琴诺斯则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向他说了这样的话：“雅典军的将 军和全联盟军中最勇武和有智慧的人物，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 派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雅典人铁米司托克列斯愿意为你服务，因此在希 腊人想追击你的船只并毁掉海列斯彭特的桥梁的时候阻住了他们。现在他要 你径自回去，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你的”。在他们说了这番话之后，便回到 自己的船里去了。

    (111)但是希腊人现在他们既然不再打算进一步追击异邦人的水师，又不 打算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可以通行的桥梁破坏，他们于是便包围了安多罗 斯以便把它拿下未，因为那里的人，也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向之要求金钱的 最初的岛民，是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要他们知道，雅典人 这次有说服和强制两位强大的神前来帮助他们，而安多罗斯人无论如何也要 把钱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善意助人的诺神，那它 的强大和繁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安多罗斯人的土地却甚为狭小而 且贫困和无力这两位恶意的神从不离他们的岛，而是永远喜欢纠缠在他们的 岛上：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则他们安多罗斯人是不会拿出钱来的。因为纵 然雅典有权势，但它也决不能胜过他们的无能为力的。他们既然作了这样的 回答和拒绝给钱，因此他们便被包围了。

    (112)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营私肥己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他利用他曾派到 国王那里去的同样的那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到其他各岛去勒索金钱， 并说如果他们不拿出他所要求的金钱时，他将率领希腊的大军到他们的地方 未围攻他们并攻取他们的岛屿。这样他就从卡律司托斯人和帕洛司人那里聚 歛了大量的资财，因为这些人听说安多罗斯由于站在美地亚的一边而受到围 攻，而铁米司托克列斯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对这些事情他们十 分害怕，于是就把钱拿出来了。而我以为不止这些岛民，还有其他的岛民也 给了钱，但是我却不能说得确实了。尽管如此，卡律司托斯人仍未能因此从 灾难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帕洛司人却用金钱买得了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欢 心，从而免除了战祸。这样，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以安多罗斯为开端，背着其 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了金钱。

    (113)克谢尔克谢斯摩下的人等在海战之后又等待了几天，然后就循着他 们来时的原路返回贝奥提亚去了。原来玛尔多纽斯认为应当护送一下国王并 且以为当时的季节是不适于作战的；他以为最好是在帖撒利亚过冬，到阳春 到来的时候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当他们到达帖撒利亚的时候，玛尔多纽斯 首先在那里把被称为不死队的全体波斯入选拔出来，例外的只有他们的将领 叙达尔涅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不能离开国王本人的)，其次是波斯的胴甲兵 和一千名骑兵，还有美地亚人、撒卡依人、已克妥利亚人和印度人的步兵和 骑兵。这些民族他是全部选拔的，至于他的其他同盟者，他只从每一个足族 选拔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外表好和他知道有过一些好的事迹的人物。不过他 所选拔的戴着头甲和手甲的波斯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 民族的人都要多的，次于他们的则是美地亚人：美地亚人在数目上诚然不逊 于波斯人，可是在作战的实力上却不如了。这样全军的人数，加上骑兵，就 到达三十万人。

    (114)正当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的时 候，从戴尔波伊有一个神托送到拉凯戴孟人的地方来，要拉凯戴孟人向克谢 尔克谢斯要求对列欧尼达司的死亡加以赔偿并且接受他给予他们的任何答 复。于是斯已达人立那火速地派出了一名使者：他发现剩下的波斯全军还留 在帖撒利亚，于是他便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对他说：“美地亚人的国王， 拉凯戴孟人和斯巴达的海拉克列达伊族要求你为他们的国王的死亡付出赔 偿，因为在他保卫希腊的时候你杀死了他”。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 了起来；过了很久的时候，他才指着恰好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那 么，这里的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完全付与他们的”。

    (115)使者把这句话记下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把玛尔多纽 斯留在帖撒利亚，他自己则火速地向海列斯彭特方面赶路，而在四十五天里 来到了渡口，但是带回来的军队可以说是几乎等于零了。在行军途中，不管 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他们对这些人的谷物都一概加以掠夺而作 为食粮。而在他们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上生长的草，剥树 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们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一概不留。他们就饿得干 这样的事情。此外，在行军途中，他们中间又发生了瘟疫和赤痢，结果使他 们丧失了性命。克谢尔克谢斯把一些病人留在后面，命令他在进军途中经过 的那些市邑照顾他们，调理他们；他们有的给留在帖撒利亚，有的给留在派 欧尼亚的昔利斯，有的给留在马其顿。在他向希腊进军时，他曾把宙斯的圣 车留在昔利斯，但是在归途中他再也拿不回它了，因为派欧尼亚人把它送给 了色雷斯人；而当克谢尔克谢斯向他们要求返还的时候，他们就说，住在司 妥律蒙河河源地带附近的上色雷斯人把正在牧放中的马匹劫走了。

    (116)当时在那里，一个身为比撒尔提亚人和克列司托尼亚国的国王的色 雷斯人千出了一件超人的事业来。他自行拒绝承认自己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奴 隶，而逃跑到洛多佩山里面去。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到希腊去，但是他 的儿子们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一直希望看一春战争的场面，故而他们就随 着波斯人出征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他们六个人全部安全无伤地回到家 中时，他们的父亲便挖掉了他们的眼睛。

    (117)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经过色雷斯进军到渡口的波斯人却 赶忙地乘着他们的船只渡海到了阿比多斯，原来他们发现桥梁并没有搭在那 里，而是己经给一场暴风雨摧毁掉了。这样，他们的进军便被阻止在那里， 不过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食物却比他们一路上得到的食物要多，由于他们过度 的贪食和他们改换了饮用的水，这就使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 的人等就和克谢尔克谢斯一同来到了撒尔迪斯。

    (118)但是还有下面的另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 雅典进军到司妥律蒙河河上的埃翁的时候，他就不再从陆上进军，而是把他 的军队委托叙述尔涅斯带到海列斯彭特去，他自己则乘上一只腓尼基船出发 到亚细亚去了。在这次航行中，他遇到了从司妥律蒙河那方面来的、吹得海 浪滔天的一场暴风。由于船上的人太多，以致克谢尔克谢斯的随行人员有许 多都在甲板上面，再加上暴风雨对他也越来越猛烈，因此国王害起怕来，就 向舵手呼叫，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于是那个人便说：“主公，除 非船上的这些人当中去掉一部分，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据说克谢尔克谢 斯在听到这话之后，便向波斯人说：“波斯人，现在看来，我的安危既然系 在你们的身上，因此这也就是考验你们是否关心我的时候了”。结果他们就 在向他行礼以后，跳到海里去了。这样，船载变轻的船就安全地到达了亚细 亚。在克谢尔克谢斯刚刚上陆的时候，他便因舵手的救命之恩而赐给他一顶 黄金冠，但另一方面，又割下了这个舵手的头，因为他使许多波斯人来了性 命。

    (119)以上便是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归还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从自己的方 面来说，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 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末我想， 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即他会命令甲 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 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 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

    (120)这里还有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克谢 尔克谢斯在归途中来到阿布戴拉的时候，曾和那里的人结成朋友①并且把一把 黄金的波斯刀和鏤金的提阿拉斯②送给他们。而依照阿市戴拉人的说法，不过 这种说法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雅典逃回的时候，正是在 这里才第一次解开了他的腰带的，因为他认为到这里已经安全了。而阿布戴 拉比起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司妥律蒙和埃翁来，是更接近海列斯彭特的。

    (121)至于希腊人这一方面，则他们既不能攻下安多罗斯，他们就到卡律 司托斯去，而把那个地方蹂躏之后，便返回了撒拉米司，首先，在他们的最 初卤获物当中，他们特别留出了三只腓尼基的三段桡船给诸神，一只在地峡 奉献，这一只到我的时代还在那里；另一只在索尼昂奉献，再有一只则是在 他们的当地撒拉米司奉献给埃阿司。在这之后，他们又分配了战利品并把其 中最初的一批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用它们造了一座十二佩巨斯高的人 ① 参见第七卷第二九节。 ② 参见第七卷第六一节。 象，人象的手里握着船嘴。这个象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的黄金象立在同一个 地方。

    (122)而希腊人在把最初的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以后，便用全体希腊人 的名义去请示神，问神对他们奉献拾他的最初卤获物是否感到满足，是否感 到满意；神说，他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奉献物都可以这样说，但只有埃 吉纳人却没有奉献什么东西，因此他向他们要求撒拉米司海战战勋的奖赏。 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他们立刻奉献了放在青铜桅杆上的三个黄金星，它在离 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最近的一个角落里。

    (123)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航行到地峡去，在那里授勋给 在整个战争当中战动最大的希腊人。可是当将领们到来并在波赛东的祭坛地 方各自投票以便确定他们的功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 投自己的票，原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的，不过他们大多却一 致把第二位让给铁米司托克列斯。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到一票，但铁米司 托克列斯却由于被放到第二位的关系，而得到了远比他们为多的票数。

    (124)由于嫉妒的关系，希腊人不愿作出授奖的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把 这伴事加以解决，便各自乘船返回自己的国家了。虽然如此，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名声却宣扬开来了，整个希腊都推崇他，把他看成是远比其他希腊人有 智慧的人物。他虽胜利了，可是由于他没有从参加撒拉米司战役的人们那里 得到和他的战勋相适应的荣誉，于是他随后立刻就到拉凯戴孟去，想在那里 得到荣誉。拉凯戴孟人隆重地欢迎了他并且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们赠给优 利比亚戴斯一顶橄榄冠，褒奖他的战勋，另一顶橄榄冠他们睹拾了铁米司托 克列斯，褒奖他的智慧和机智，他们还送他斯已达的一辆最好的战车。他们 对他大加颂扬，在这之后，他们就派了斯巴达的三百名精锐，即被称为骑士（见第一卷第六七节） 的人们，护送他回去直到和铁该亚人相邻的地方。据我们所知道的，斯巴达 人派人护送的人物，铁米司托克列斯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125)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从拉凯戴孟回到雅典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一个敌人阿披德纳伊区的悌摩戴谟斯由于疯狂的嫉妒，就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访问拉凯戴孟一事痛斥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从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的 荣誉，乃是托雅典之福，并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关系。这个悌摩戴谟斯也决不 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这个人一直不断地这样讲，直到铁米司托克列斯回答说：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倍尔比那（索尼昂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很不重要的地方）人的话，我就不会受到斯巴达 人的这样的尊敬了，但尽管你是一个雅典人，唉，你却仍得不到这样的尊敬”。

    (126)以上的事情就到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波斯人中间已经是一位知名 之士，而由于普拉塔伊阿事件变得越发有名的人物，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 塔巴佐斯率领着玛尔多纽斯为自己选拔的军队中的六万名士兵把国王一直护 送到渡口的地方。现在克谢尔克谢斯已到达亚细亚，而当阿尔塔巴佐斯在返 回的途中行近帕列涅地方的时候，由于玛尔多纽斯在帖撒利亚和马其顿过冬 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急于去和他其余的军队会合，因此他觉得，如果他不把他 发现已经叛变的波提戴阿人变成奴隶，那是不对的。原来在国王经过了这个 市邑，而波斯水师又从撒拉米司逃跑以后，波提戴阿人便公开地背叛了异邦 人；帕列涅地方的其余的人民也这样做了。

    (127)于是阿尔塔已佐斯便围攻了波提戴阿人。他怀疑欧伦托斯的人们也 背叛了国王，因此便把欧伦托斯也给包围了，领有这个市邑的是曾被马其顿 人从铁尔玛湾赶走的波提埃阿人。在他包围并攻陷了欧伦托斯之后，他就把 这些人带到一个湖的旁边，在那里把他们杀死，然后把他们的城市委托给卡 尔奇底开人和托罗涅人克利托布罗斯来治理。这样，卡尔奇底开人就得到了 欧伦托斯。

    (128)阿尔塔巴佐斯在攻克欧偷托斯之后，就专心致志地来对付波提戴阿 人了。除了他锐意进行这件事之外，司奇欧涅军的将领悌摩克塞诺斯又帮了 他的忙，因为悌摩克塞诺斯曾答应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个地方出卖给他； 我不知道他们起初是怎样勾结起来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件事 情)，但是事情的结果如何，下面我都要说一说。每当悌摩克塞诺斯写信途给 阿尔培巴佐斯，或是阿尔塔已佐斯写信送给悌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 把信卷在一枝箭的尾部，再用羽毛把这地方包起来，然后把它射到他们约定 的地方。但是悌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戴阿人的阴谋被发现了；原来当阿尔 塔已佐斯把箭射到约定地点去的时候，他失手把它射到一个波提戴阿人的肩 上。正象战时在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当这个人被射中的时候，很快 地一大群人把这个人围了起来。他们立刻拔出了箭，从而发现了这封信，于 是他们便把它带到他们的将领们那里去，当时他们联邦的其他帕列涅人也在 那里。将领们展读了这封信，因此知道谁是叛徒，然而为了司奇欧涅人的缘 故，他们决定不用背叛的罪名使悌摩克塞诺斯的声名扫地，因为他们害怕司 奇欧涅人今后会永远洗不掉叛徒的污名。

    (129)这样一来，人们就看破了悌摩克塞诺斯的背叛行为。而当阿尔塔巴 佐司把波提戴阿人围攻了三个月的时候，在海上发生了一次为时颇久的大退 潮，而当异邦人看到大海竟变成了一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他们便决定涉海到 帕列涅去，可是当他们在这途中前进了五分之二，而在到达帕列涅之前还要 走五分之三的路程的时候，一阵巨大的高潮袭来了。据当地的人说，高潮虽 决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那次的高潮却是比他们先前所看到的任何一次都要 高。他们当中不会游泳的都给淹死了，而那些会游泳的则给乘船赶到他们这 里来的波提戴阿人杀死了。依照波提戴阿人的说法，海水高涨和来潮以及波 斯人遭此大难的原因乃是由于，正是这时死在海里的那些波斯人曾经亵凟过 波赛东的神殿和城郊的波赛东神象。而我以为他们以这一点为原因是正确 的。那些保全性命的人则给阿尔塔巴佐斯率领到帖撒利亚玛尔多纽斯的地方 去了。

    (130)以上便是护送国王的队伍的遭遇了。克谢尔克谢斯的全部残余的水 师，在它逃离撒拉米司而到达亚细亚沿岸地带，并把国王和他的军队从凯尔 索涅索斯渡到阿比多斯去以后，就在库麦过冬了。而在第二年春天刚刚到来 的时候，他们便很快地在萨摩司集合，因为他们有一些船就是在那里过冬的。 他们的兵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美地亚人。他们的将领是巴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 铁司和阿尔培凯耶斯的儿子阿尔塔翁铁斯。阿尔塔翁铁斯又选拔他自己的外 甥伊塔米特列斯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军事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他们便不再继续向西方航行，也没有任何人极力主张他们一定这 样做；但他们都驻留在萨摩司，监视着伊奥尼亚人，怕他们发动叛变。当时 他们的全部船只，包括伊奥尼亚人所提供的船只以及其他船只一共是三百 只：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希腊人会来到伊奥尼亚，而是以为希腊人保 往自己的国家便已经满足了。他们所以这样推想，是因为当他们从撒拉米司 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追击，而是看他们逃掉便心满意足了。就海上而 论，波斯人已经是从心里不敢有任何指望了，但是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 上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因此他们就在萨摩司计议，看可以给敌人以什么样 子的伤害，并且听取从玛尔多纽斯那里来的有关他的活动的消息。

    (131)可是在希腊人的这一方面，他们却由于春天的到来和玛尔多纽斯之 驻留在帖撒利亚而行动起来。他们还没有开始集结他们的陆军，但他们那拥 有一百一十只战船的水师却来到了埃吉纳。他们的陆军统帅和水师提督是美 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如果从子到父这样地追溯他的家系，则是美那 列斯，海吉西拉欧斯、希波克拉提戴斯、列乌杜奇戴斯、安那克西拉欧斯、 阿尔奇戴莫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铁欧彭波斯、尼坎多罗斯、十里拉欧斯、 埃乌诺莫斯、波律戴克铁斯、普律塔尼斯、埃乌律彭、普罗克列斯、阿里司 托戴莫斯、阿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出 身王家的次支。上面所提到的人，除去列乌杜奇戴斯以次最初列举的七人以 外，都是斯已达的国王。雅典人的将领则是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

    (132)当所有的船只来到埃吉纳的时候，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有一些使看来 到了希腊人的阵地，这些使者就在不久之前曾到斯巴达去，请求拉凯戴孟人 给伊奥尼亚以自由。使者之中有一个人就是巴昔列伊戴斯的儿子希罗多德。 他们起初的七个人结成了一个党派，阴谋把歧奥斯的僭主司妥拉提斯杀死， 但是当他们同谋者中间有一个人把他们的计划谈了出来而他们的阴谋因此泄 露的时候，其余的六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岐奥斯，从那里他们到斯巴达去， 而现在又来到了埃吉纳，请求希腊人乘船到伊奥尼亚去。希腊人好容易才被 他们一直引导到狄罗斯那样远的地方去。但希腊人害怕到再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点都不晓得。他们还害怕在那边到处会遇到敌人的军 队，而且他们以为，萨摩司对他们来说和海拉克列斯柱（今直布罗陀海峡）是同样远的。结果是： 异邦人这方面不敢驶过萨摩司以西的地方，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岐奥斯人的请 求之下，也不敢驶到狄罗斯以东的地方去。这样恐怖就在他们之间保持了一 个缓冲地带。

    (133)于是希腊人便乘船到了狄罗斯，而玛尔多纽斯就在帖撒利亚过冬 了。他把他的大本营安设在这里之后，便从这里派出了一个名叫米司的埃乌 洛波司人到各地的神托所去，命令他到他可以一试的一切神托所去请示神 托。他发出这个命令时他想从神托知道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 人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以为他所问的不外是关于目前的事情，而不是其他。

    (134)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司到了列巴狄亚，在那里用钱运动了一个当地人 下到特洛波尼欧斯洞去，他还到波奇司人的在阿巴伊地方的神托所去。他首 先还到底比斯去，向伊司美诺斯的阿波罗请示(在那里，正和在奥林匹亚一 样，是要用牺牲来请示神托的（焚烧牺牲看它的火焰和灰来占卜）；此外他还用钱运动了一个不是底比斯人的 异邦人到阿姆披阿拉欧斯神殿去睡在那里。底比斯人是禁止在那里请示神托 的；原来阿姆披阿拉欧斯曾通过神托命令他们在下面的两件事当中任选其中 之一而放弃另一件事情，即或是把他当做他们的预言者，或是把他当做他们 的联盟者；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联盟者，于是任何底比斯人就都不许睡在他的神殿里面了。

    (135)然而，根据底比斯人的说法，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在巡历了各个神托所之后，也来 到了普托司·阿波罗的圣域。这个被称为普托昂的神殿是属于底比斯人的， 它位于科帕伊司湖上方一座山的山下，离开阿克莱披亚极近。当这个叫做米 司的人在三个当地人的陪同下进入神殿的时候，祭司立刻便用异邦话向他说 出了宣托词。同来的三个人则是当局选派出来，记录神托的言词的。但这三 个同来的底比斯人由于听到的不是希腊话而是异邦话因而成到惊讶，不知道 如何应付当前的事态。可是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却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 害牒，把预言的祭司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了，他说神托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 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以后，他便回到帖撒利亚去了。

    (136)玛尔多纽斯把各个神托所说的一切话读完以后，随后就派一名使者 到雅典去。这个使者是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他所以派遣这个 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人和波斯人有亲属的关系(原来波斯人布巴列斯娶了阿 门塔斯的女儿，即亚力山大的姊妹巨该娅；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亚细 亚的那个阿门塔斯，这个阿门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而国王还把普里 吉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阿拉班达不在普里吉亚，而在卡里亚。见第七卷第一九五节）送给他作为采邑)，同时也还由于他知道亚力山 大是雅典人的恩人和异邦人的保护官（见第六卷第五七节）。玛尔多纽斯以为这样一来，他便很有 可能把雅典人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 而又勇敢的民族，他并且知道，主要是他们曾在海战当中使波斯人遭到了很 大的灾难。他确信如果他把他们的友谊争取到手，他就很有可能容易地在海 上制霸；至于在陆上，则他觉得他自己要比对方强得多了。因此他便认为这 样一来他就会压倒了希腊人。也许神托所预言的，就是劝告他和雅典人结成 联盟，而他就是遵从看神托的话派遣了这个使者的。

    (137)这个亚力山大的七世祖培尔狄卡斯是用我下面所说的办法取了马 其顿僭主的地位的。铁美诺斯的后裔、三兄弟高阿涅斯、阿埃洛波司和培尔 狄卡斯从阿尔哥斯逃跑到伊里利亚；他们又穿过伊里利亚进入上马其顿，最 后他们一直到达列拜亚城。在那里，他们为赚取工资而受雇于王家，担任仆 从。他们一个人看管马匹，另一个人看管牛，而培尔狄卡斯年纪最轻，因此 他看管小牲畜。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原来在古昔的时候，不仅仅是平 民，就是统治人们的僭主也都不是富有的。而每在王后烤面包的时候，仆从 培尔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别人的涨大一倍。她看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就把它告诉给她的丈夫。当国王听到这事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 兆，意味着什么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于是他便把他的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 开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在他们离开之先，国王应把他们的工资算给他们才是 正理。但是当他们谈到工资的时候，国王却发起混来，于是他指看从屋顶上 的通烟口射进来的太阳光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工资，我把它送给你 们吧”。年纪较长的高阿涅斯和阿埃洛波司听到这话时站在那里瞠目不知所 云，但是那个少年说：“国王，我们接受你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他说了这 话，就掏出了他身上带看的匕首，用这把匕首在屋内地上日光所照的地方划了一个轮廓；这样做了之后，便把太阳光三次用外衣兜到自己的胸前（这个动作据说是表示自己取得了家宅和土地，并要求太阳来为此作证），然后便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

    (138)他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但是在国王近旁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 国王少年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三人当中最年少的人接受他所赏赐的礼物又 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国王听到这话以后感到愤怒，于是便差遣骑士追赶他们， 想把他们杀死。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条河，而这些从阿尔哥斯来的人们的 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看成是救命的恩人。当铁美诺斯的儿子们渡过了这 条河的时候，河水大大地涨了起来，以致骑士们渡不过去了。因此兄弟们就 到了马其顿的另一个地方，在被称为戈尔地亚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的一个地 方的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野生的玫瑰花，每朵花各有多到六十 个花瓣和异乎寻常的芳香。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昔列诺斯就是在戈尔地亚 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这个地方被捕的（见第七卷第二六节）。在这个地方的上方，有一座叫做倍尔 米欧斯的山，而由于寒气逼人，没有人能够攀登到上面去。他们征服了那个 地方之后，就以那里作为出发点，结果把马其顿的其他地方也都征服了。

    (139)亚力山大就是这个培尔狄卡斯的后人：亚力山大是阿门塔斯的儿 子，而阿门塔斯又是阿尔凯铁斯的儿子；阿尔凯铁斯的父亲是阿埃洛波司， 阿埃洛波司的父亲是披力波司，披力波司的父亲是阿尔该欧斯，阿尔该欧斯 的父亲就是取得了国王之位的培尔狄卡斯了。

    (140)(α)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的家系就是这样。当他奉玛尔多纽斯 之派来到雅典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雅典人，下面就是玛尔多纽斯要向 你们讲的话：国王有一个通告送到我这里来，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 犯下的一切罪行：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把他们的领 土还给他们，此外还让他们给他们自己选择更多的土地，随便他们选择什么 地方的土地，并且使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把我烧掉的他们的全 部神殿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愿意和我缔结盟约的话’。这样的通告既然 送来，我是势必执行的，除非你们从你们的那一方面反对我这样做。而我要 向你们说：你们为什么疯狂到要向国王作战，你们不能战胜他，你们也不能 永久抵抗他。你们已经看到了克谢尔克谢斯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和他们所做的 一切，你们已经听到目前我手中拥有的兵力。因此，即使你们战胜和征服我 们(当然，如果你们头脑清醒的话，你们是绝对不能作此妄想的)，那将会有 一支比我们大许多倍的军队前来的。因此不要打算和国王较量，从而失去你 们的土地并永远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是讲和罢。而且，国王既然有意 这样做，那末你们也便可以十分荣誉地跟他讲和了；还是忠诚老实地和我们 结成盟友，从而享受自由罢。 (β)雅典人啊，上面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通告。而从我 这方面来说，我不必提我对你们所抱的善意了(因为你们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 一点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我看出来，你们是永远也 没有力量来向克谢尔克谢斯作战的(如果我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力量，我就决不 会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讲这样的一番话了)。要知道国王的威力是超人的，而 他的手臂又是极长的（这里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既然他们向你们提出，而他们又同意缔结的条件是如此宽大，如果你们不立即同意和他们缔约的话，我真的为你们未来的 命运害怕。因为你们的土地既然孤立在两军之间而形成一个战场，则在所有 的联盟者当中，你们便是住在最容易遭到战争危险的道路上了，而且只有你 们是决难逃脱毁灭的命运的。我看，还是听从他的劝告罢，你们可不要小看 了这样的事情，在希腊人当中，伟大的国王只想赦免你们的罪过，只想和你 们做朋友哩。”

    (141 )以上便是亚力山大的话。但是拉凯戴孟人却听说，亚力山大到雅 典来是要使雅典人和异邦人缔结条约的：而在他们想起神托所说的话，即他 们自己和其余的多里斯人势必要给美地亚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的时候（见第五卷第九○节），他们便非常害怕雅典人会和波斯人缔结了；于是他们立刻决定，他们要把 使节派去。而且，雅典人恰巧在同一个时候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原来希腊人 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拉凯戴孟人，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将会听 到，从波斯人方面有使者前来商讨订约的事情，而且在拉凯戴孟人听到之后 他们是会火速地派来使节的。因此他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因为这样他们 可以使自己的意思叫拉凯戴孟人知道。

    (142)而当亚力山大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斯巴达来的使者紧接着就说：“从 我们的这一方面来说，拉凯戴孟人把我们派来请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引起任何 的变革，也不要接受异邦人方面提出的建议。对任何一个希腊人来说，这都 是一伴不正当和不体面的事情，特别对于你们更是这样，理由有许多：引起 这衣战争的是你们，根本不是我俩的意思，你们的领土又是战争最初的焦点， 但这次战争却把整个希腊都卷到里面去了。即使把这些放到一边不谈，则想 到自古来一直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知名的你们雅典人，不只是做了这一切 事情，竟而又带头使希腊人受到奴役，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尽管如此， 我们仍是同情你们的困难处境的，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两次的收获，而 且你们的财产又受到长时期的蹂躏；为了补偿这一点，拉凯戴孟人和他们的 同盟者宣布，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愿意扶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那不 能参加战争的全部家族。因此，不要叫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用他那甘言蜜语来 粉饰的玛尔多纽斯的建议把你们说服罢。听从那样的建议，对他来说乃是当 然的事情，因为他本身既然是一个僭主，那他必然是会为僭主助一臂之方的。 但如果你们还清醒的话，你们当然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你们知道，异邦 人是既无信义，又不诚实的”。以上便是使者俩所说的话。

    (143)但是雅典人对亚力山大的回答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也知造，美地 亚罩的人数是比我们多好多倍的。因此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使我们竟得难 坡。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 卫我们自己。但至于和异邦人缔结协定的事情，不要试图说服我们这样做， 而且我们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把雅典人的这个答复带回给玛众多纽斯罢：只 要太阳还接着与它目前的轨道相同的轨道运行，我俩是不会和克甜尔克谢斯 缔结协定的。但是我们将要继续不停地对他作战，我们相信诸神和天上的英 雄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曾蔑祝和焚毁了他们的神殿与神象。我们对你所要说 的话是，不要到雅典人的地方来作这样的请求了。也不要自以为仿佛是为我 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劝我们做坏事了，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一位 客人和朋友会在雅典人的手里吃到任何苦头的，”

    (144)以上便是他们对亚方山大的回答。但是他们却对从斯已达来的使节 说：“拉凯戴孟人害怕我们会和异邦人缔结协定，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既然知道雅典的性格如何，却害起怕来，这样的表示是 不光彩的。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那样多的黄金，有那样美好肥沃 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的欢心来站到波斯人的一方面来奴役希腊。甚至如果我 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也有卉多种多的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能这样做。首 先和最主要的，是我们诸神的神象和神殿被烧掉和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 为他们复仇、哪里还能够和于出了这样一些勾当的人们缔结协定；其衣是， 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 的仪式是共通的，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雅典人如果对上述的一切 情况表现出不诚实的态度，那是很不要当的。如果你们以前不如道的话，那 未现在你们耍知道，只要是有一个犹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克谢尔克谢 斯缔结协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因为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家，你们竟加以照顾，乃至建议扶养我们的家族。从你 们的方面来说，你们已经向我们充分地表现了好意。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将 设法尽我们力量之所及来忍耐着，不抬你们添麻烦。担目前，事情既已如此， 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来罢，因为据我们的猜想，只要异邦人一得到我们不 愿按他所要求于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去做的通知，他在不久的时期之内，就 上向我们这里来进攻我们的国家的。因此，在他们来到阿提卡之前，我们正 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先进军到贝奥提亚去”。使者们得到雅典人这样的回答以 后，就返回斯巴达去了。

    第九卷

    (1)当亚力山大回来，并把他从雅典人那里听到的话报告给玛尔多纽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立刻便从帖撒利亚出发，率领看他的大军说意向雅典赶去了（四七九年夏七月，玛尔多纽斯占领雅典）。他不拘到什么地方，都把当地的人加到他的军队里来。帖撒利亚的首领 们一点也不后悔他们以前采取的行动，而是比先前更甚地来激励波斯人的进 军行动；拉里撒的托拉克司过去在克谢尔克甜斯逃跑的时候，曾卫护过他， 现在托扰克司则是公然地为玛尔多纽斯向希腊进军开路了。

    (2)但是当大军在行进途中来到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却试图阻留玛 尔多纽斯，他们劝告他说，如果扎营布阵的话，则他再也不能找到比他们的 地方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解释说，他不应当再向前推进，而是驻屯在那里， 这样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整个希腊降服。原来，只耍是以前同心协力的希腊 人在目前仍然一致行动的话，则甚至举全世界的兵力来征服他们，那都会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底比斯人又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忠告来做，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全部作战计划。把饯遇到他们城邦的当权人物那里去，这样你就可以把希腊分裂为两派；在这之后，仗着跟你站在一面的那一 派的帮助，你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反对你的一派制服了”。

    (3)以上就是底比斯人所提供的意见，但是他并不愿听从这样的意见：他自己则是梦寐以求地想再一次攻占雅典。他的这种想法部分地固然是由于他的刚愎自用，部分地也是由于他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的一列烽火来通告在撇尔迪斯的国王说，他已经占领了雅典。当他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却发现雅典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他却听说，他们大部分都在撒拉米司海面的船 上了。于是他攻占了空无一人的雅典城。在国王第一次攻占该城和玛尔多纽斯后一次进攻该城之间，相隔是十个月。

    (4) 当玛尔多纽斯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就把一个名叫穆里奇戴斯的海列斯彭特人派到撒拉米司去，这个人带去的 建议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送到雅典人去的那个建议一样。他再一次送去这个 建议是因为，尽管他已经知道雅典人对他抱着下友好的态度，但是既然他己 用武力席卷阿提卡而将之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则雅典人的顽固态度是会援 和一些的。

    (5)因此之故，他才把穆里奇戴斯派到撒拉米司来：穆里奇戴斯于是来到 五百人会轰的地方，向他们傅达了玛尔多纽斯的通告。于是一位名叫昌奇达 斯的议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戴斯带拾他们的 建议并把这个建议向民会提出。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由于接受了玛尔多 纽斯的贿赂，或者是由于他自己赞同这种做法，但是会场上的雅典人，以及 听到这个说法的会堤外的雅典人却大为激怒，他们把吕奇达斯包国起来，用 石头把他砸死了。不过他们却没有伤害海列斯彭特人穆里奇戴斯，而仍容许 他离去。环绕着吕奇达斯的事件，在撒拉米司发生了不小的喧骚，而当雅典 的妇女知道所发生的事伴的时候，她们就相互激励地联合在一起，自动地到 吕奇达斯的家里去，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6)雅典人到撒拉米司这个地方来的经过是这样。只要是他们指望着伯罗 奔尼撒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就留在阿提卡。但是，在看到伯罗奔尼撒 人行动得迟援松懈而侵略者据说已经到达贝奥提亚的时候，他们于是就把他们的全部财物移转到安全地带，他们自己则渡海到撒拉米司去，另一方面他 们又派遣使者到拉凯戴孟去，谴责拉凯戴孟人容许异邦人进攻阿提卡而不和 雅典人协力在贝奥提亚邀击异邦人；同时谁典人耍拉凯戴孟人记住，如果雅 典倒戈的话，波斯人许给它的诺言是什么，此外又预先警告拉凯戴孟人说。 如果拉凯戴孟人不派援军前来的话，他们是会想出自己的避难对策来的。

    (7)原来拉凯戴孟人这时正在过祭日，他们正在举行叙阿琴提亚祭（据说是起源于前多里斯的一个祭日。每年六、七月在阿米克拉伊举行，纪念阿波罗和误中阿波罗所 投的铁饼而死的美青年叙阿琴托司），而 这时他们认为把奉祀这位神的事情做好，就是他们兰前最主要的事情了。同 时，他们正在地蚊上修筑的壁垒，现在甚至已经修建到胸墙了。当雅典的使 节借同从美枷拉和普拉塔伊阿人那里来的使节来到拉凯戴孟的时候，他们就 到五长官那里，这样说： (A)“雅典人把我们派来告诉你们说，美地亚人的国王说他愿意把我们的 土地归还我们并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同时还把在我们的 土地以外我们所选择的任何土地送拾我们。 但是我们，由于我们不愿意对希腊的宙斯神犯下不敬之罪，而我们又认 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不曾同意，而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尽 管希腊人对我们做出了不义之行，尽管希腊人把我们出卖而使我们蒙受损 害，尽管我们知道，和波斯人缔和远比对波斯人作战要有利于自己，尽管如 此，我们仍然不甘愿和他们缔结任何和约。因此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我们忠 实地履行了对希腊人的义务。 (B )但是过去曾十分害怕我们会和波斯人缔结和约的你们拉凯戴孟人却 如何呢，由于你们现在已经摸清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 你们已确信我们将永远不会出卖希腊，由于你们横位地峡而正在修筑的 壁垒差不多已接近完工，这样在今天，你们就不再理会雅典了。尽管你们满 口答应我们在只奥提亚邀击波斯人，但是到时候你们却出卖了我们，结果叫 异邦军进入了阿提卡。因此目前雅典人就生了你们的气，因为你们做了对你 们来说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你们火速派一支军队随我们 去，以便我们可以在阿提卡等待异邦罩的进击，因为我们既然失掉了只奥提 亚。则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的特里亚平原了。”

    (8)当五长官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却把答复推到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 候，又向下面的一天推，这样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推了十天。在这期间，全体伯罗奔尼撒人尽一切的努力来修筑地峡上的工事、而他们几乎把它完工了。 我不能武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力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见第八卷第一三五节），拉凯戴孟人非常担心雅典人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夫，而现在却又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 理由只不外是他们现在已在地峡上修筑了工事并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雅典人 了，但是在亚力山大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正在修筑他们的壁垒而还没有 完工，因此他们是特别害怕波斯人的心情下进行修筑工作的。

    (9)但是，最后斯巴达人的回答和斯巴达军出师的方式是这样的。在规定 最后一次接见的那天的前一天，一个叫做奇列欧斯的铁该亚人从五长官那里 听到了谁典人所说的一切，这个奇列欧斯在斯巴达人当中是势力最大的一个 异邦人；他在听到雅典人所说的话之后，据说他就向五长官说：“五长官，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成了我们的敌人和异邦人的同盟者，那末， 虽然你们在地峡上面修筑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却仍然有一个大敝四开的门可 以把波斯人引人伯罗奔尼撒。我看，在雅典人作出什么会使希腊吃亏的新的 决定以前，还是听从他们的意见罢。”

    (10)以上就是他对五长官所作的劝告，五长官立刻考虑了他的劝告。他 们没有向从这些城市来的使节讲任何话，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便派出了五 千名斯巴达军队，又拾每个斯巴达人指定了七个侍从的希劳特。他们派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担任斯巴达军的统帅，统帅的职位本应属 于列欧尼达司的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但她那时还是一个男孩子，而帕岛撒 尼亚斯却是他的从兄和监护人。原来帕鸟撒尼亚斯的父亲和阿那克桑德里戴 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己不在人世了。在他把修筑壁垒的军队从地峡率 领回去以后不久，他便死去了。克列欧姆布浴托斯把军队引离地峡的理由是 这样。正当他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暗了起来（四八○年十月二日的日偏食）。 帕鸟撒尼亚斯选了一个同族出身的人作他的同僚，这个人是多里欧司的儿子 埃扁律阿那克斯（埃鸟律阿那克斯是帕鸟撤尼亚斯的叔伯兄弟，因为多里欧司和帕鸟撒尼亚斯的父亲克列欧姆布洛托斯是 兄弟）。这些军队就随着帕鸟撒尼亚斯离开了斯巴达。

    (11)但是在天刚亮的时候，使节们就到五长官这里来了，他们并不知道 斯巴达军队业已开拔的事情，而且他俩自己也想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于是在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还留在这个地方举 行叙阿琴提亚祭，还在自己寻欢作乐，却完全不属你们邢陷于困境的同盟者。 雅典人由于你们对他们干了不正当的事情，再加上没有同盟者，他们将要尽 他们力之所及来和波斯人讲和，自此之后，既然我们很明显地变成了国王的 同盟者，那我们就要随着他去进攻他的军队颁我们所去的任何地方了。那时 你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将要有怎样的后果了”。这就是使者们讲的话。 于是五长官便发誓向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那征讨外国人的军队现在已经到 欧列斯提欧姆了，他们是把异邦人称为外国人的。由于使节并不知道这件事， 便进而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在晓得了全部的真实情况之后，他们感到 吃惊，于是火速地起程去追赶大军去了。和他们一同去追赶的，还有五千名 拉凯戴孟的佩里欧伊科司（见第六卷第五八节）的精锐重武装兵。

    (12)这样，他们便赶忙地来到了地峡。但是阿尔哥斯人却已经答应玛尔 多纽斯说，他们耍阻止斯巴达出兵作战；因此当他们一听到说帕鸟撒尼亚斯 和他的大军已经离开斯巴达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最快的远途 信使作为他们的使者派到阿提卡去，而当这个人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向玛 尔多纽斯这样说：“阿尔哥斯人派我到达里来告诉你，拉凯戴孟的壮丁已经 出发作战了，而阿尔哥斯人并未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因此，想个什么好办法 来应付局面罢。”

    (13)使者这样说了之后，就又回去了。而在玛尔多纽斯听了这话的时候， 他便不再想留在阿提卡了。但是，在他听到这事之前，他没有任何举动，而 是想知道雅典人作何打算，想知道他们预备如何做，因此他既未伤害，又未 蹂躏阿提卡的土地，因为他还是一直在认为雅典人会和他缔结和约的。但是当他不能说服他们＃知道了事情在全部真实情况的时候，在帕扁撒尼亚斯率 部进入地峡之前，他便撤退了：但是在撒退之前，他首先把雅典用火点着， 并且把还留在那里的任何城壁或家宅或神殿完全摧毁破坏。至于他把军队撤 走的原因则是，阿提卡不适于骑兵的活动，而如果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战败的 话，那末除了一条少数人便可截击的狭窄通路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撤退的道 路。因此他的计划是退到底比斯去，想在一个接近友方的城市并适于畸兵作 战的地点屡开战斗。

    (14)于是玛尔多纽斯就把他的军队撤去了，而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他 得到消息说，另有一支由一千名拉凯戴孟人粗成的先锋队已经到达美伽拉。 他听到这一情况时，便寻思用什么办法他可以首先解决这一批人，于是他便 转过来率军向美伽拉进兵了。在先头的是他的骑兵，骑兵蹂躏了美伽拉的领 土。这是这一支波斯军在欧罗巴日没方向的那一方面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15)但是在这之后，瑶尔多纽斯又接到一个消息，说希腊人都集合在地 峡地带。于是他便通过戴凯列阿退却了。原来贝奥提亚的首领们（由十一人组成的贝奥提亚联盟的执行委员）曾把和他们 相邻的一些阿索披亚人召请来，而这些人就把他引导到司潘达莱斯，从那里 叉把他引导到塔那格拉；在塔那格拉他驻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从那里又 到司科洛斯，这样就进入了底比斯的倾士。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的一方 面，他仍然削平了底比斯土地之上的树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 人怀有故意，异乎寻常的必要使他不得不为他的罩队修造坚强的工事，为的 是在战争的桔果与他的木愿相逢背的时候，他可以用它作为避难的地方。他 的军队的驻屯地区以埃律特莱伊为起点，通过叙喜阿伊而进入普拉塔伊阿人 的颁士；在这一带，他们是沿着阿索波司河驻屯的。不过，他的壁垒却修造 得没有这样长，它每一面的长度大概是十斯培迪昂。 正当异邦军从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个底比斯人普律农的儿子阿塔言 诺斯在作了重大的准备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五十位最显赫的波斯人前来 参加宴会。他们应邀前来了，宴会是在底比斯举行的。

    (16)在这件享之后的一切情况，是我从欧尔科美诺斯人、欧尔科美带斯 地方最著名人士之一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根据铁尔桑德洛斯的眩法， 他自己也曾应邀赴宴，此外还有五十名底比斯人。阿培吉诺斯给他们安排的 坐法，并不是每人分坐，而是每一个波斯人和每一个底比斯人共坐在一个长 椅子上面。在吃完饭之后他们正在相互交怀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 斯人便用希腊语问铁尔桑德洛斯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铁尔桑德洛斯便回答说 他是欧尔科美藉斯地方的人。于是那个波斯人就说：“既然你和我同卓其食， 随后又和我一同饮酒，我很愿意耍你知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刚在你自 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安全想个最妥善的办法了。 你看见赴宴的这些波斯人和驻屯在河边的我们那些军队么，位一会儿以后， 你就会看到，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能留活命的只不过是宴寥可数的几个人罢 了”。波斯人说了这话就痛哭起来。铁尔桑德洛斯听到这话感到惊讶，便对 他说：“那末，你不是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和跟他在一起的、仅 次于他的那些尊贵的波斯人吗？”但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凡是上天注定 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是都不可能扭转的；甚至对那些讲真话的人，都没有 人肯相信他们。我方才所说的话，我们话多波斯人已经知道了，可是由于受制于必然，我们坯得非得遵命而行不可。在人类的一切悲哀当中，最可厌的 莫过于一个人知道的多，却又无能为力了。”以上的事是我从欧尔科美诺科人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铁尔桑德洛斯此外还告诉我说，在普拉塔伊阿战役之前，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别的人们。

    (17)玛尔多纽斯在只奥提亚布阵的时候，所有当地站在波斯人一方面的 希腊人就提供兵员并且和他一同进攻雅典，例外的只有波奇司人，他们实陈 上是站到了波斯人的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不是出于木意的。 但是当波斯人来到底比斯以后不几天的时候，却有一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 到达那里，李领这支军队的是他们市民当中最知名的人士哈尔摩库戴斯。在 这些人来到了底比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就把畸兵派出去，并且命令波奇司 人自己驻屯在平原上面。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波斯的全部骑兵忽然都来了； 随后在跟美地亚人在一起的希腊军队，以及在波奇司人本身当中就都风傅， 说这些骑兵要把他们射死。于是，他们的将领哈尔摩库戴斯便激励他们，向他们说：“波奇司人啊，既然非常明显、我猜想由于我们受到帖撒利亚人的 残诬，我们不久一定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动得 象个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与其由于一次极不名誉的死亡而俯首甘使自身灭 亡，那反而是做些什么事情并战斗而后死亡好些了。不，我们要叫他们懂得， 他们这些异邦人所打算耍杀死的人们是希腊人”。

    (18)他就是这样地激励他们的。当畸兵把波奇司人包围在一个园圈里面 的时候，他们拍焉向波奇司人奔来好象是耍杀死他们的样子，他们江举起了 投枪，仿佛是要投出来的样子。于是波奇司人便聚捅起来，尽力密集他们的 队伍而从各方面来迎击他们。于是骑兵便回马退走了。我不能确说，他们是 不是应帖撒利亚人之请，前来杀戳波奇司人的：可是当他们看到波奇司人在 准备自卫的时候，便害怕自己也会受到某些伤害，于是就骑着马回去了(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这样命令他们的)。也许是玛尔多纽斯想试一试他们的勇气。但 是当畸兵离开之后，玛尔多纽斯便派来了一名使者，向他们传达说：“波奇司人，你们放心罢，因为跟人们报告给我的情况不同，你们已证明你们是勇 敢的人。请努力地进行这一堤战争罢；因为在报答好意这一点上面你们是不 会超过我和国王的”。关于波奇司人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

    (19)另一方面，当拉凯戴孟人来到地峡地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扎营 了。而在相机行事的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听到，或是看到斯巴达人出发作战 的时候，他们便以为在这件事上落到拉凯戴孟人的后面是不好的。由于牺牲 的占卜表现了吉兆，于是他们便全军开出了地峡，来到了埃列岛西斯；而当 他们又在那里奉献牺牲，而也得吉兆的时候，他们便继续向前推进，这时雅 典人己和他们在一起了，雅典人是从撒拉米司渡海前来并在埃列扁西司和他 们会合在一起的。据说当他们来到只奥提亚的埃律特莱伊的时候，他们听说 异邦军驻扎在阿索波司河沿岸，而他们在考虑了这一点之后，便在奇泰隆山 的山麓地带对着敌人列阵了。

    (20)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下来到平原上面，便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派 出去对付他们，骑兵的统帅是在波斯人当中很受尊敬的一个名叫玛西司提欧 斯的人，而希腊人刚称他为玛奇司提欧斯，他骑着一匹涅赛伊阿马，这匹焉 有着黄金的且而且在它所有其他的地方也都装饰得很华丽。于是骑兵就在那 里向希腊人发动进攻，他们是列成方阵进攻的，进攻的桔果是使希腊人受到 很大的损害，因此他们把希腊人说成是妇女。

    (21)但恰巧美伽拉人所在的地方正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而骑兵主要 地也正是把他们的进攻集中在这里。因此，当美伽拉人受到骑兵的进攻而威 到对方重压的时候，便派遣一位傅个官到希腊的将领们那里去。他到他们那 里向他们这样说：“美伽拉人向联盟军傅言：尽管在敌人的重压之下我们直 到目前江以忍耐和勇敢保持着自己的阵地，但是在我们起初被指定的这个阵 地上面，我们是不能独力对抗波斯骑兵的：现在你们要知道清楚，如果你们 不把其他人等派来接管我们的障地，我们就要把它放弃了”。傅令者就是这 样报告的，于是帕扁撒尼亚斯便征询希腊人的意见，问谁愿意到那里去接防， 把美伽拉人拾换下来。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去，但是雅典人自愿去换防；雅典 人中担起了这项任务的是兰彭的儿子欧林匹奥多洛斯统北之下的三百名精 锐。

    (22)这些人便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人们，他们在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先 头，带着弓兵驻扎在埃律特莱伊。他们战斗了一个时候，战斗的结果是这样 的。正在畸兵列成方障进攻的时候，领在其余军队前面的玛西司提欧斯的乘 骑，在肋部中了一支箭，马病得用后腿站了起来，这样就把玛西司提欧斯给 摔了下来；而在他摔了马来的时候，希腊人立刻向他进攻。他的马当场给雅 典人捉住了，他本人则在抵抗的时候被杀死，虽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还 不能把他杀死；原来他是这样武装起来的：在他雾的紫袍下面，是一伴鳞状 的黄金蹬甲，雅典人向胴甲上刺是毫无用处的。直到后来，才有人看到他们 无济干事而刺他的眼，这样他才倒地死掉了。不知怎的，其他的畸兵竞完全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从马上掉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 死。在他们回旋和退却的时候，他们井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等他 们一停下的当儿，由于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舍，他们祥龙无首了；而等他们 知道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们便相互激励，把全部骑兵汇合在一起想把 尸首夺回。

    (23)当雅典人看到骑兵不是象先前那样列为方障，而是集合整个部队向 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向其他的罩队呼号求救。而当他们的全部步兵聚拢 来增援之陈，在那里为了死尸爆发了一堤非常激烈的战斗。当三百个人伍军 奋战之际，他们处于远逊于敌方的劣势地位，并且眼看就要把尸首放弃了。 但是当主力前来增援以后，则骑兵的一方面却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仅是 夺不回死尸，此外他们还损失了他们的一部分骑兵。因此他们退却了，他们 停驻在离那里两斯塔迪昂左右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商量今后的办法，结果由 于失去了统帅，他们便决定收兵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了。

    (24)当骑兵返回营地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全军对玛西司提欧斯的死表 示了极大的哀悼，他们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他们的马匹和驮畜的毛发， 并且长时间不停地痛哭。他们的哀号之声，在整个只奥提亚都可以听得到， 因为这次阵亡的人，在全体波斯人中间以及对于国王来说，是受到仅次于玛 尔多纽斯的最大曾重的人物。 异邦人就这样地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死夫的玛西司提欧斯表示 了敬意。

    (25)但希腊人这衣邀击骑兵，并在邀击后打退了骑兵，因此勇气大大地 增长起来了。首先他们就把尸体安放在马车上，顺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遍； 因为这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 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随后他们便决定 他们下行开到普拉塔伊阿去，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在一切方面都远比埃律 特菜伊更适于布阵，特别是那里水源的情况比较好。他们决定他们必垣到这 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的伽尔伽披亚泉这里来，并把他们的军队分列成战斗的 队形布置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拿起他们的武器，沿着奇泰隆山的山麓，通过 叙喜阿伊，来到了普拉培伊阿的土地。他们到那里之后，就在伽尔伽披亚泉 以及英雄安多罗竞拉铁斯的圣域附近的一些不高的小丘间和一块平原上依照 不同的民族而列下了阵营。

    (26)在战斗的配置上面，铁该亚人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每一方面都宣称他们应当占罩队的另一翼的阵地（就是扯凯戴孟人所不占有的那一翼阵地），为此而列举出他们 的新的和旧的许多功业作为论据。铁该亚人这一方面的主张是这样：“自从 海拉克列达伊族在埃扁律司铁鸟斯死后试图返回伯罗奔尼撒以来，在伯罗奔 尼撒联军过去和輓近的一切战役当中，圣联盟军一直公认我们是有权利占居这个地位的。当时我们是由于做了下迹的事情，才得到了这个权利的。当我们和当时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肌亚人与伊奥尼亚人一道向地峡地带集结准备战斗并和迈诬的人们对峙列阵的时候，据说叙洛斯（海拉克列断的儿子）曾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最 好是不要冒险使两军交锋，而是要他们自己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选出他们认 为是最优秀的人物来和他在相互构定的条件之下单独战斗。伯罗奔尼撒人也 决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便缔结了一项誓约说，如果叙洛斯战胜了伯罗奔 尼撒的选手的话，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如果他本人 被对方战胜的话，则相反地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离开并领走他们的军队，而 且他们在一百年以内也不要再想返回伯罗奔尼撒了。那时我们的统帅和国 王，埃洛波司的儿子佩该岛斯的儿子埃凯穆斯便自己推荐自己井被联军全军 选了出来；于是他在那场决斗当中把叙洛斯杀死了。由于这次的战勋，那时 的伯罗奔尼撒人便不单是拾予我们一直不断地享受着的其他种种巨大特权， 而且在联军的一切战役中间，我们是永远有权占有另一翼的阵地的。但是对 于你们拉凯戴孟人，我们是没有反对意见的，我们甘愿任凭你们自由选择你 们所要统率的一翼：可是我们要声明，我们要和先前那样地统率另一翼。而 且抛开我们所说的功业不论，我们也比雅典人更存资格占有这样的地位的， 因为对你们拉凯戴孟人以及对其他人等，我们曾打社多次漂亮的仗。因此， 另一翼应当是由我们，而不是由雅典人来统率的。因为不拘是过去汪是近来， 他们从来不会成就过象我们这样的勋业”。

    (27)上面是铁该亚人的说法；但雅典人却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是为了对异邦军作战，而不是为了争论。但是既然铁该 亚人有意谈一谈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成就的一切新旧勋业，那我们 也就不得不告诉你们，为什么是我们，不是阿尔卡地亚人，由于我们世代的 武勋，而取得了世袭的权利来占有这一优势的地位。这些铁该亚人说，是他 们在地峡杀死了海拉克列达伊族的首领，可是当着海拉克列达伊这一族为了 逃避迈锡尼人的奴役，向全体希腊人求援而遭受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收容 了他们（叙洛斯为他的敌人埃鸟律司铁鸟靳所追击曾逃到雅典人那垦去避难，并借着雅典人的帮助打败并杀死了 埃鸟律司铁鸟斯和他的儿子们），并借同他们一鲨打败了当时居住伯罗奔尼撒的人们，这样我们就打垮了埃扁律司铁岛斯的横做。再者，当随同波律涅凯斯（指波律涅凯斯想从他兄弟埃提欧克列司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征讨底比斯的阿尔 哥斯人在战场上阵亡而尸体无人葬埋的时候，要知道，是我们派出了自己的 罩队去讨伐卡德美亚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井将他们埋葬在我们国内的埃列 扁西斯地方的。对于一度从铁尔莫东河方面突人阿提卡的阿焉松们，我们位 去曾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在特洛伊战役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 任何人。可是再提起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的勇士现在也 许会成为懦夫，而当时的懦夫今天又许会成为勇士，汪是不必再提旧 日的那 些勋业了罢。老实讲，我们实际有着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的许多丰功伟绩， 但纵令我们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业横，单就我们在马拉松一地的战勋，我们便 有资格享受这个。或是更多的荣誉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我们单 独和波斯人交锋，在那样的巨大事业当中我们没有辱命，我们打败了四十六 个民族。单单是这一桩功业，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占有这个地位吗，可是由于 目前不宜于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争论，因此拉凯戴孟人，我们愿意听你 们的话。随你们的斟酌，春我们最适于占居什么地方和对什么敌人作战罢， 随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既准备从命， 那末便请下命令罢”。

    (28)以上便是雅典人的回答了。拉凯戴孟人的全军于是高声呼喊说，雅 典人比阿尔十地亚人更有资格占居一翼。雅典人既然比铁该亚人更受欢迎， 于是他们便取得了那个地位。 随后，最初来的和随后陆续到来的希腊全军就作了如下的布置。右翼是 一万名拉凯戴孟人，其中斯巴达人五千名，他们每一个人有七名经武装的希 劳特，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支三万五千名的护卫军。斯巴达人把铁该亚人在战 斗中部署在自己的身旁，这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又是由于他们的勇 敢。铁该亚人中间有一千五百名是重武装兵。在这道战线上接在他们后面的 是五千名科林斯人，由于他们之请，帕乌撒尼亚斯同意当时从帕列涅来的三 百名波提戴阿人配置在他们的身旁；再下面是从欧尔科美诺斯来的六百名阿 尔卡地亚人，接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千名希巨昂人。接在希巨昂人后面的是一 千名特罗伊真人，特罗伊真人后面是二百名列普勒昂人，后面是四百名迈锡 尼人和提律恩司人，再后面是一千名普里欧斯人。接在普里欧斯人后面的是 三百名赫尔米昂涅人。赫尔米昂涅人的后面是六百名埃列特里亚人和司图拉 人；在他们后面是四百名卡尔启斯人，再后面是五百名阿姆普拉奇亚人。 阿姆普拉奇亚人的后面是八百名列岛卡地亚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 们后面是凯帕列尼亚的帕列人二百名，在这些人后面是五百名埃吉纳人，埃 吉纳人后面是三千名美伽拉人，接着美伽拉人的是六百名普拉塔伊阿人。在 末尾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八千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的地方。 雅典人的将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

    (29)除去分配给每一个斯巴达人的七个人之外，所有这些人都是重武装 兵，他们全体的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集合起来对付异邦罩的重武装兵的 人数便是这些：至于经武装兵的人数，则属于斯巴达部队的是每一重武装兵 配备七人，即三万五千人；他们都给武装起来了。其他拉凯戴孟人和希腊人 的经武装兵则是每一重武装兵配备一人，他们的人数是三万四千五百人。这 样，准备参加战斗的经武装兵的总数，就是六万九千五百人了。

    (30)而集结在普拉塔伊阿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起就是差一千 八百整整十一万人了。但是在那里的铁斯佩亚人却把他们补足为十一万人。 原来残存的铁斯佩亚人（指未在铁尔摩披莱战死的人们）也在军中，他们是一千八百人，但并不是重武装兵。

    (31)于是这些人列了阵并配列在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玛尔多纽斯 麾下的异邦军停止了他们对玛西司提欧斯的哀悼并听到说希腊人到了普拉塔 伊阿的时候，他们也便来到了流经那里的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他们到 达那里的时候，他们便恰巧尔多纽斯象下面这样地列成了战阵，玛尔多纽斯 使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对峙；而鉴于波斯军的人救大大地超过了拉凯戴孟 人，因此波斯人便列成了较厚的队形，其队列长得还和铁该亚人相对峙了。 在列阵的时候，他把波斯军当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凯戴孟人相对 峙，而把较弱的部分用来和铁该亚人相对；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意见和指导 这样做的。他在波斯人的后面配置了美地亚人，用来和科林斯人、波提戴阿 人、欧尔科美诺斯儿、希巨昂人相对峙。接着美地亚人的是巴克妥利亚人， 与巴克妥利亚人相对峙的是埃披道洛斯人、特罗伊真人、列普勒昂人、提律 恩司人、迈锡尼人和普里欧斯人。接着已克妥利亚人的是印度人，用来和赫 尔米昂涅人、埃列特里亚人、司图拉人和卡尔启斯人相对峙。印度人以次， 他配置了撒卡依人，用来和阿姆普拉寄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列扁卡地亚 人、帕列人和埃吉纳人相对峙，接在撒卡依人之后，和雅典人、普拉培伊阿 人、美伽拉人相对峙的是只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玛里司人、帖撒利亚人 和一千名波奇司人；原来并非是全体波奇司人都站在波斯人的一方面，他们 的一部分是帮助希腊人的。这些人曾被包国在帕尔那索斯，他们从那里突围， 蹂躏了玛尔多纽斯的军队和与玛尔多纽斯在一起的希腊军队。此外，他汪部 署了马其顿人和帖撒利亚一带的居民来和雅典人相对峙。

    (32)以上我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所配备的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 最著名和是重要的；但是此外在军队中还有由普里吉亚人、色雷斯人、美西 亚人、派欧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所混合成的一群人，更有埃西欧匹亚人和被称为赫尔莫提比埃斯和卡拉西里埃斯的、佩刺的埃及人（参见第二卷第一六四节）；这种埃及人是埃及唯一的武人。这种人过去一直是在船上作战的，直到玛尔多纽斯还在帕列隆时，这才把他们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来：原来埃及人并没有给编到随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雅典的陆军里面。因此，正象我上面所说的，异邦军共有三十万 人：至于和玛尔多纽斯联盟的希腊人的人数，却没有人知道(实陈上他们没有 给人计算过)。如果可以推测一下的话，则我以为他俩纠合了大概有五万人。 以上所配列的都是步兵，骑兵则是分别配列的。

    (33)为他们全军都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配置好的时候，第二天两军就奉 献了牺牲。为希腊人方面奉献牺牲的是安提奥科斯的儿子提撒美藉斯，因为 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是一个埃里司人，是雅米达伊族（埃里司有名的预言者家族。克吕提亚达伊族也是埃里司的预言者，但和雅米达伊族没有 关系，因此有人主张把这个字删掉）的(克吕提亚达伊族 人〕，拉凯戴孟人曾使他归化为自己的市足。原来当提撒美诺斯为了子嗣的 事情向戴尔波伊蒲示神托的时候，佩提亚向他预言，说他将要在五次重大的 角逐中取得胜利。他误解了神托的含意，而开始进行体育锻炼，打算在这样的运动比赛中取得胜利。他自己进行了五项运动（跑、跳、角力、标枪和铁饼）的练习，不过在奥林匹亚运 动会上和安多罗斯人谢洛尼莫斯比赛时，却由于角力这一项失败而发有取得 奥林匹亚的胜利荣冠。可是拉凯戴孟人却看出，给子提撒美藉斯的神托，并 不是意味着运动比赛，而是意味着战争方面的角遂。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试图 用金钱贿买提撒美诺斯，要他和他们的海拉克列达伊族的国王一道来领导他 们的战争。可是当他看到斯已达人十分想跟他拉拢交情的时候，他就抓住这 一点自己抬高身价，并且要斯马达人知道，除非把正式公民身份和一个公民 的全部权利给他，他是任何报酬都不答应的。斯已达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起 初感到愤慨，并且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当波斯大军的可怕的威胁逼 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便只得向他表示同意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当 他看到他们的意思改变了的时候，他又说甚至只是这样的条件，他也不能满 足了，他说他的兄弟海吉亚斯也必须以和他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人。

    (34)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把要求王权和要求市民权看作一回事，就此而 论，他是模仿美拉姆波司的。原来当阿尔哥斯的妇女发起狂来，而阿尔哥斯 人想用钱把他从披洛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的时候（传说阿尔哥斯的妇女是由于得罪了狄奥尼索斯才发起疯来的，通晓狄奥尼索斯密仪的美拉姆波司 治好了她们的病症，希腊作家很多人提到这件事，但情节互有出入），美拉姆波司要求他们的 王权的一半作为自己的报酬。阿尔哥斯人不能容忍这一点，便离去了。可是 当疯病在他们的妇女当中蔓延开来的时候，他们立刻便同意了美拉姆波司的 要求并且愿意把王权给他。可是，美拉姆波司看到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时， 却抬高了他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三分之一的王权给他的兄弟比亚斯， 他是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的。已经陷于穷境的阿尔哥斯人，不得已连这一点 也同意了。

    (35)同样地，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地迫切需要提撒美诺斯，因此他们同意 了他的一切要求，当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同意了他的请求时，于是这时变成了 斯巴达人的埃里司人提撒美诺斯便为他们掌理卜筮之事，从而帮助他们获得 了五次极大的胜利，除去提撒美诺斯和他的兄弟以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 变成斯巴达的公民了。以下便是他们取得的五次的胜利。其中的一次，即第 一次，是普拉塔伊阿的胜利；再下面的一次是在铁该亚战胜了铁该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在这之后是在迪帕伊那斯战胜了曼提涅亚人以外的全体阿尔卡地 亚人；再下一次是在伊托美战胜了美塞尼亚人；最后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 典人和阿尔哥斯人，这是五次胜利中最后得到的一次胜利。

    (36)现在随着斯巴达人来的便是这个提撒美诺斯，他就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为希腊人进行卜筮。但奉献牺牲的结果是：如果他们只取守势的话，则吉；如果渡过阿索波司河首开战端的话，则凶。

    (37)然而一心想首启战端的玛尔多纽斯，在奉献牺牲卜筮之后，是不达心的，因为它的结果也是取守势则吉利。他也是使用希腊式的牺牲奉献法的； 他的占卜师是埃里司人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这是铁里亚达伊族当中最有声名 的人物。在这之前，斯巴达人曾把他擒拿入狱并想把他处死，因为他曾做了 许多伤害斯巴达人的事情，陷入了这样的苦境的这个人，既然有生命的危险，而在死亡之前又很可能要遭受许多酷刑，于是他做出了一件使人几乎难于置 信的事情。他是被系在上了铁锁的木枷之内的；他弄到了一件不知怎的带到了他的狱中的铁制武器，而立刻想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极其大胆 的计划。他计算他的脚的残留部分怎样能尽可能多地得到解脱，这样便从脚背上割掉了自己的脚。这样做了之后，由于有守卫监视着他，他便在墙壁掘 了窟窿逃出去，这样便逃到了铁该亚；他在夜里赶路，白天则藏到树林里去潜伏在那里，而到第三个夜里，他便到了铁该亚。就在这时，拉凯戴孟人举国对他进行了搜索；当他们看到他的半只脚被切断在那里而找不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惊讶的。他就这样地从拉凯戴孟人那里逃开，到铁该亚去避难了，因为铁该亚人当时和拉凯戴孟人并不是友好的。而在他的伤口治愈， 并给自己安上一只木脚之后，他便公然宣布自己是拉凯戴孟人的敌人。不过， 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敌意终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拉凯戴孟人当他在札显托斯进行卜筮的时候还是把他捉住并把他杀死了。

    (38)不过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死却是沓拉培伊阿之役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却为玛尔多纽斯重金所聘，在阿索波司河河畔奉献牺牲以卜吉凶了：他 热心干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憎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 酬。既然对波斯人本身来说，或是对和波斯人在一起的希腊人来说，牺牲的 朕兆都不利于作战(原来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占卜师，即列岛十地亚人昔波 玛科斯)，同时希腊人方面这时却一直在有人加入进来，因而他们军队的人数 便不断在增加，底比斯人海尔披斯的儿子提玛盖尼戴斯便建议玛尔多纽斯守 住奇泰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军队每天每天都在增加，这 样玛尔多纽斯便可以把他们的许多人遮断了。

    (39)当仙向玛尔多纽斯提出这个建议来的时候，两军对峙以来已经八天 过去了。玛尔多纽斯认为他的这个意兄是很好的，于是在天一黑的时候，便 派遣骑兵柱通向普拉塔伊阿的奇泰隆山路去；只奥提亚人刚称这条山路为“三 头”，而雅典人则称它为“栎树头”。派去的这一批骑兵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进入平原的时候，他们拿捕了从伯罗奔尼撒运遂粮食给军队的五百头驮 畜，还有跟搬运车在一起的人邑。在得到这些卤获品之后，他们就毫不留情 地连人带牲畜都加以残杀。而在他们杀够了的时候，便把剩下的人畜包回起 来，把他们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去了。

    (40)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双方都不愿启战 端。虽然异邦军开到阿索波司河的河岸想来试探一下希腊军的劝静，但双方 却都不渡河。不过玛尔多纽斯的骑兵却一直在迫占和困扰希腊人：而十分热 心地站到美地亚人一方面去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想接战，他们不断地把战 争推进到真正动手的程度、在这之后便翰到了波斯人和美地亚人，现在正是 他们来显示勇武的时候了。

    (41)十天过去了，但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上面的这些而已。但是从双方在 普拉塔伊阿最初对峙列阵以来的第十一天，希腊人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但 玛尔多纽斯却由于这种因循无所事事而极感苦恼：于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 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所信任的其他少数波斯人之一的帕尔那凯斯的儿子 阿尔塔已佐斯便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他们的意见有如下述，阿尔塔巴佐斯 认为最好是尽快地移转他们的全军，把全军引到底比斯的地里去，在那里给 他们自己储备大批的军粮，并给他们的驮畜准备秣草，然后他们便可以在那 里安安静静地坐候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了。方法是这样：他们既然拥有大量铸造成货币的和未经铸造成货币的黄金，既然拥有大量白银和怀盏，他们便 可以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分运给希腊所有各地的人们，特别是希腊各个城 市的那些显贵知名之士。这样一来，希腊人很快地就会交出他们的自由，而他们也便不会冒险交战了。他的这个意见是和底比斯人的意见相同的，因为 他比起别的一些人来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但是玛尔多纽斯的意见却是更 为强烈和顽固，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他说他认为他们的军队比希腊的军队 耍强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尽快地挑起战争而不能再忍耐下去春看希腊人集合 越来越多的兵力。至于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牺牲，他们不必去管它，也不必 对之加以强求，但他们却应当按照波斯的风俗习惯开始作战。

    (42)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此他的意见被通拉了，因为受国王之托， 担任全军最高统帅的正是他，而不是阿尔塔巴佐斯。于是他把各军团的首长 和与他在一起的希腊人的将领们召集了来，问他们是否知道有位什么神托， 曾预言波斯人会死在希腊。被召来的人们默不作声，他们有的人不知道神托， 有的人知道这神托，却认为说了对自己有危险，于是玛尔多纽斯自己就说： “既然你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而不敢说，那末，我就来把我所知道的全 部情况讲抬你们听罢。有一个神托说，波斯人命中注定要来到希腊，而他们 在把戴尔波伊的神殿劫惊之后，就要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神托， 因此我们就既不走近这个神殿，也不想劫掠它。而既然我们的毁灭耍决定于 那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祸事了。你们中间所有对波斯人抱看好意 的人们，既然知道我们因此将要战胜希腊人，则你们可以安心了”。这样说 了之后，他便下令准备一切，为第二天拂晓就要开始的战斗作妥善的安排。

    (43)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说是关系到波斯人的这个神托；我知道它原 来不是关系到波斯人，而是关系到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司的军队的。但是关 于这次战斗，巴奇司却有下面的一个神托：在敛尔莫东河和岸上长着草的阿 索波司河的河岸上。 是希腊军队的集结和异邦人的呼唤。 当宿命的一日到来之际，不待拉凯西司（命运之神）注定的寿数，许多带弓的美地亚 人就要在这里丧命。穆赛欧斯所宣出的诸如此类的神托，我知道都是关于波 斯人的。至于铁尔莫东河，刚它是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撒斯（底比斯西北不远的地方）之间的河流。

    (44)在玛尔多纽斯探求了神托的意义并发表了激励的言词之后，夜来 了，而军队便布置了他们的啃兵。而当夜色已深，看来营地里面万籁俱寂而 人们也深深入睡的时候，阿阴培斯的儿子亚力山大，即马其顿人的将领和国 王这时便乘马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去，要和他们的将领讲话。大部分的哨兵 都留在原地未动，其余的哨兵则跑到他们的将领那里去，告诉他们的将领说， 从美地亚军的营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这个人别的聂一句也没有说，只是 叫着各位将领的名字，说是要和这些将领谈话。

    (45)诸将听到这话之后，立刻便和来人一同到哨兵的地点去，而当他们 来到那里的时候，亚历山大便对他们说：“雅典人，我把这些话托付给你们， 请你们为它保守秘密，除去帕鸟撒尼亚斯之外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 就连我也给毁了。如果不是我非常关心整个希腊的命运的话，实陈上我就不 会把这话舍诉你们了。因为我本人的远祖是希腊人而我也决不愿意看见自由 的希腊会受到奴役。故此，我告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并不能从牺 牲得到时他有利的朕兆，否则在这之前很久你们就得作战了。但是现在他们 却不打算把牺牲放到心上，而想在明天一破晓的时候发动战斗；据我的推测， 他们是害怕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我请你们作准备。如果他拖延 作战而下展开战斗的话，那就请耐心地在原来的地方等待着不要动，因为仙 身边的兵粮只够几天用的了。但是，如果这次战争是按照你们的意思结束的 话，那你们就一定要记看设法把我也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由于自己的热心， 我为希腊做了这样一件不顾性命的事情，而想把焉尔多纽斯的意图向你们傅 达，为的是使异邦罩不致在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猝不及防地向你们攻 来。我是焉其顿人亚历山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乘焉返回营宿他自己的 驻地上去了。

    (46)雅典军的将领们就到右翼的地方去，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听到的 话告诉了帕岛撒尼亚斯。帕鸟撒尼亚斯听到这话，却害怕波斯人，于是他说： “这样看来，天破晓的时候仗是要打的了。最好你们雅典人和波斯人对阵， 而我悄则来对付贝奥提亚人和现在跟你们相对峙的希腊人，因为你们在厉拉 松和美地亚人交过蜂，熟悉他们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于那些人却是 既无经验，又不熟悉的。不过我们斯巴达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帖撒利亚人却是 有经验的，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和美地亚人较量过。因此，让我们拿起 武器来调换一下，你们到这一翼来，我们到左翼去”。雅典人回答说：“正 是从我们看到波斯人布置在你们对面的那个时候起，我们便也有意提出你们 这次首先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害怕这样做会使你们不高兴。但既然你们自 己说出了你们的愿望，我们也非常高兴听从你们的意见并准备按着你们所说的去做。”

    (47)双方都满意这样的做法，因此在天刚破晓的时候，双方便对调了他 们的防地。贝奥提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玛尔多纽斯。玛 尔多纽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试图在自己这方面也作一次调动，把波 斯人调到和拉凯戴孟罩对峙的地点去。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对方正在做 的是什么事情时，他就知道他的行动已被对方晓得，便把斯已达人调回了右 翼。而玛尔多纽斯刚同样地也移到了左翼。

    (48)当双方都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位时，玛尔多纽斯便派遣一名使看到 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十 分勇敢的人物。你们既不临阵脱逃，又不离开你们队伍的部署，而是坚守在 原来的阵地上或是杀死你们的敌人或是自己战死，因此他们对你们是极为佩 服的。但是看来，这一切都是谎话了，因为在我们能以接战并展开格斗之前， 我们就亲眼看到你们现在竟然逃跑起来并离开了你们原来的部署，而想用雅典人来试探你们敌人的力量，你们却把自己布置在不位是我们的奴隶的对面。这庆不是好汉应当做的事情；对于你们，我们真是大大地估计错误了。 因为倘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你们的说法，则我们想你们会派一名使者前来向波斯人，而不是向别的人们挑战。当然，我们是准备应战的。可是我们却 发现你们并未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是在我们的面前畏缩。这样看来，你们既 不出来挑战，那只好轮到我们来向你们挑战了。我们为什上不能双方各出同样数目的军队来交战呢？ 你们既然素称是最勇敢的，则可以代表希腊人，而我们代表异邦军（波斯人这里自称异邦军是有决不合理的）。如 果其他的人也应当一战的话，刚他们可以在我们之后作战：相反地，如果只 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仗打个水落石出，哪一方面得 胜，那他们也就算代表全军获胜了。”

    (49)使者说了上面的一番话之后就等了一会几，但是没有任何人回答 他，于是他就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听了大喜 过望，竟因这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胜利得意起来，于是便派出他的畸兵去进 攻希腊人了。畸兵向希腊人攻去，而由于他们是畸着焉的弓手井使对方不易 迫近自己，因此他们在射箭和投枪时使希腊全军遭到了不小的损害。他们还 捣毁和堵塞作为希腊全军的水源的伽尔伽披亚泉。然而，也只有拉凯戴孟人 实际上是驻扎在这个泉附近的，其他希腊人则适因个别驻地的不同而离泉校 远，不过他们却和阿索波司河不远的。但是由于他们从阿索波司河被切断， 他们就不得不到伽尔伽披亚泉去取水；他们是因骑兵和弓矢的椽故，而无法 从河中汲水的。

    (50)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希腊军队的将领看到他们的军队被切断了水 源又受到畸兵的困扰，便到右翼的帕岛撒尼亚斯那里去，讨论这些以及其他 的事情，原来除去上面我提到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烦恼不安。 他们的军粮吃完了，他们派到伯罗奔尼撤去从那里运回粮食的仆从被骑兵切 断，不能回到自己的阵地了。

    (51)因此，在商讨后他们决定，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拖延发起进攻， 他们就到岛上去。这个岛离他们当时布阵的阿索波司河与伽尔伽披亚泉有十 斯塔迪昂的路程，就在普拉塔伊阿市的前面。陆地上所以出来一个岛，这是 因为这河从奇泰隆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支，而在这两支随后重新合流之 前，它们中间是三斯塔迪昂的距离。这条河的名称是欧埃洛耶，而当地人刚 称它为阿索波司的女儿。他们就是打算到那个地方去的，他们到那里去为的 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水使用，并且不象现在他们相对峙的时候这样，受到骑兵 的扰害。因此他们决定在夜间二更（大概是在九、十点钟的时候）的时候移动。为的是不使波斯人看到他们 的移动以及不使骑兵追击他们和扰乱他们的队伍。此外他们还决定，当他们 到达发源于奇泰隆的、阿案波司河的女儿欧埃洛那河的两股河道所环抱的地 方时，他们要在当夜里把自己的一半军队派到奇泰隆去，救扛他们派出去运 军粮的仆从；因为这些仆从被切断在奇泰隆而不能回到他们这里来了。

    (52)在拟订了这样的一个方策之后，他们邢一整天都在忍受着不断向他 俩进攻的骑兵加到他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头。但是当到天色黑下来而骑兵 停止向他们侵扰的时候，在夜里他们构定离开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大部分人 便起来开始撤退了，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到他们约定的地方去；而在他们一开 始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十分庆幸他们摆脱了对方的骑兵，逃住普拉塔伊阿市， 躲到希拉的神殿去，这个神殿位于普拉培伊阿市的前郊，离伽尔伽披亚泉二 十斯塔迪昂。

    (53)他们到达那里以后，便在神殿前面列阵了。这样，他们就驻扎在希 拉神殿的四周了。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他们离开营地，就下个拉凯戴孟人 同样也拿起他们的武器，跟在先行的其他人等的后面，以为这些人正是向他 们约定的地点去的。于是所有其他的队长都准备服从帕岛撒尼亚斯的命令， 而这时只有庇塔涅军团的将领，波里亚戴斯的儿子阿莫姆帕列托斯却拒绝从 异邦军的面前逃开，也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他看到这一切是感到奇怪的， 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不久之前所举行的会议。帕岛撒尼亚斯和埃岛律阿那克斯 看到阿莫姆帕列托斯不听从他们的命舍己经很不高兴，而使他们越发不高兴 的事情都是，他的拒绝服从命令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庇塔涅军团；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履行和其他希腊人的约定并把他放弃的话，阿莫姆帕列托斯和 他麾下的人们是会留在后面送死的。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便使拉科尼 亚的军队按兵不动并尽力说服阿莫姆帕列托斯，要他钉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54)于是，他们就向全体拉凯戴盂人与铁该亚中间唯一留在后面的阿莫 姆帕列托斯进行劝舍。至于雅典人，刚他们留在他们的原驻地下动，因为他 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的作风，即心里打算做的和嘴里说的是不一致 的。但是当军队从他们的驻地移开的时候，他们派他们自己的一名骑兵去看 一下斯已达人是想开放，还是他们根本不打算撤退，同时并向帕岛撒尼亚斯 打听，雅典人应当怎样做。

    (55)当这个使者来到拉凯戴盂人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们还是在他们 原来的地方列阵，而他们的首领们则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辩，原来，虽然埃岛 律阿那克斯和帕岛撒尼亚斯劝说阿莫姆帕列托斯，耍仙知道拉凯戴孟人下应 当冒着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能说服他。而最后，当雅典的 使者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竟公开争吵起来了。而阿莫姆帕列托斯一面 争吵着，就用双手搬起一块石头来放到帕岛撒尼亚斯的脚下，说他就用这块 石头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也就是异邦人的面前逃开。帕岛撒尼亚斯骂他是个疯子，骂他的神经错乱。而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 后，帕岛撒尼亚斯便命令他把目前的情况舍留诉典人，并斋雅典人和拉凯戴 孟人一致行动，和他们同样地撤退。

    (56)这样，使者就回到雅典人那里去了。但是这里直到天亮，争论仍在 继续着；帕岛撒尼亚斯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原地按兵不动，但这时却发出撤退 的信号，把残留下的军队全部顺着小丘中间率领去了，铁该亚人则跟在他们 的后面。因为他认为，在其余的拉凯戴盂人离开阿莫姆帕列托斯的时候，这 个人是不会自己留在后面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列成战阵的雅典人循着与 拉凯戴孟人不同的道路开拢了，拉凯戴孟人为了躲避波斯骑兵，他们紧紧地 靠着丘陵地带和奇泰隆山的山麓，但相反的，雅典人却下行向着平原上行进 了。

    (57)原来阿莫姆帕列托斯在起初以为帕岛撒尼亚斯决不会想到要把他和 他的军队留在后面，因此他坚持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离开他们的驻地。 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的军队自己先开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们是真个想把他 抛下了，于是他也便下令他的军团拿起武器来，而他便率领看这些人一步一 步地跟在其余军队的后面。前面的军队在走了十斯塔迪昂远之后，就在莫罗 埃司河河畔一个叫做阿尔吉奥披昂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待阿莫姆帕列托斯的部 队，在那里立有一座埃列岛西斯的戴美特尔的神殿。他们等待他的理由是这 样：如果阿莫姆帕列托斯和他的罩团不离开他们原来的驻地而仍然留在那里 的话，他们可以回来支援这些人。而在阿莫姆帕列托斯的军队刚刚赶上他们 的时候，异邦军的骑兵便全军向他们进攻了。骑兵的行动和他们一向习惯的 行动一样，他们看到希腊军队前些天列阵的地点空了下米，便一直拍焉前进， 而在他们一赶上的时候，便对希腊人展开了进攻。

    (58)另一方面，当玛尔多纽斯听到希腊人乘着黑夜撒退并且在那里看不 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把拉里撒的托拉克司和他的兄弟埃岛律披洛斯和特拉 叙狄欧斯召了来，向他们说：“阿列岛阿斯的儿子们啊！你们看这个地方已 经空了，现在你们还讲什么呢？你们是他们的邻居，你们常说拉凯戴孟人决 不回避战筝，他们又是最优秀的战士，可是刚才你们就已经看到，正是他们 改变了他们的部署，而现在你们和所有我们大家又都看到，他们在前一个夜 里逃跑了。在他们自己刚刚耍和世界上确实是最英勇的人们较量一番的时 候，他们便显然地表明，他们这些一钱不值的人物，却在同样是一钱不值的 希腊人当中获得了声名。既然你们对波斯人并不熟悉，因此你们虽然称赞了 你们多少江知道一些的拉凯戴孟人，我却是愿意宽恕你们的。不过更加使我 感到奇怪的是阿尔塔巴佐斯的作法，他害怕位凯戴孟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 结果他竟提供我一个卑怯的意见，要我们撒退到底比斯去受包围。这个意见 我还没有向国王报告，关于这伴事，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不过目前，我们 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心须追击，直到赶上他们并 且要他们对他们在波斯人身上做出的一切伤害付出赔偿。”

    (59)这样说了之后，他便尽快地率领看波斯军队渡过阿索波司河去追击 希腊人，他们以为希腊人逃跑了，他追击的目标只是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 的军队。因为雅典人从另一条路经过丘陵地带开向平原，波斯人已经看不到 他们了。异邦军其他部队将领看到波斯人出发追击希腊人，他们便立刻同样 地举起了鲁自的罩旗尽快地开始追吉，担这些部队在出发追击之际，既不曾 整顿队伍的秩序，也不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这样，他们就乱成一团地并高声 呼啸着开始了攻齿，好象他侗追上之后，就可以把希腊人一网打尽似的。

    (60)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异邦军的骑兵向他进攻的时候，便派谴一名 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去，向他们说：“雅典人啊，在希腊必须决定是得到自由， 还是被奴役这样一个重大关头的面前，我们拉凯戴孟人和你们雅典人因联盟 者昨夜的逃脱而被出卖了。因此现在我决定了下面我们必复立刻做的事情。 我们必复尽最大的努力奋战以相互保护。如果骑兵首先攻击你们，则我们和 跟我们在一起的、忠于希腊的铁该亚人便要支援你们，但是按目前的情况， 既然敌军进攻的全部力量是针对着我们，那未你们就应当来帮助我们受最大 压力的那一部分军队。可是，如果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你们不可能前来支 援我们，那末就请为我们做一件好事，把弓手派来罢。我们深信你们会答应 我们的请求，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你们是远比所有其他的人们要 热心的”。

    (61)当雅典人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去支援拉凯戴孟人并尽圣力 来保卫他们。但是当他们已经开拔的时候，他们却碰到了布置在他们对面的、 站到国王那一面去的希腊人：现在他们受到逼临到他们跟前的敌人的攻击， 这样他们就不能支援别人去了。结果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便孤立无援了。 拉凯戴孟人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趄是五千人，(而和拉凯戴孟人一次 也没有分开过的)铁该亚人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是三千人：他们奉 献牺牲以卜吉凶，因为他们就要和玛尔多纽斯以及他麾下的军队交锋了。但 是他们用牺牲占卜的结果并没有吉兆，而这时他们又有许多人阵亡，受伤的 更多得多，因为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了一道壁垒，并且射出了象雨点一 样多的箭。帕扁撒尼亚斯看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压力而牺牲的占卜叉对自己不 利，他便仰望普拉塔伊阿的希拉神殿，呼叫女神的名字，请求无论如何也不 要使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失去信心。

    (62)当他还在祈求的时候，铁该亚人却一焉当先地冲了出来，向异邦军 进行反击了；而在帕扁撒尼亚斯的祈祷之后，牺牲的占卜立刻对拉凯戴孟人 显示了吉兆。既然终于得到了这样的吉兆，他们便也向波斯人发起了进攻。 而波斯人也便抛掉自己的弓前来迎战了。起初，他们是在藤盾的壁垒的附近 作战，而这一道壁垒被冲倒以后，战斗现在戴美特尔神殿本身的附近变得激 烈起来并持续了长久的时候，直到最后，这堤战斗竟形成了肉博战；原来异 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 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 上他们的对手；他们总是单身地，十个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样地冲 出来，杀到斯巴达人中间去，结果就都死在那里了。

    (63)玛尔多纽斯本人骑着一匹白马，在身边率领着最精锐的一千名波斯 军士兵作战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对敌人施加最大压力的地方。只要是玛尔多 纽斯活着，波斯军便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井保卫着自己，而把许多拉凯戴孟人 杀死。但是当玛尔多纽斯陈亡，而他的卫队，也就是军队中最强的那一部分 也都战死的时候，其他的士兵便也逃退井在拉凯戴孟人的面前屈服了。原来 使他们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缺乏卫护的武装，而他们这样的轻武 装兵(几乎等于毫无护身之具)，都要和重武装兵作战。

    (64)在这一天里，斯已达人正象神托所预言的，在垢尔多纽斯身上充分 地湔雪了他当日杀死列欧尼达司的仇恨，而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 利，就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所 赢得的。帕岛撒尼亚斯的其他的祖先，我在列欧尼达司的世系中已经说过了， 因为他们两人的祖先是共通的。至于垢尔多纽斯本人，则他是给斯巴达的一 位知名之士阿埃姆涅司托斯杀死的：这个人在波斯战役之后一些时候，曾李 领着三百名战士在司铁尼克列洛斯对美塞尼亚的全军作战，结果他和那三百 个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65)在普拉塔伊阿这里，被杭凯戴盂人击败的波斯人在混乱中逃注自己 的营地，躲入他们在底比斯领土上修筑的木造壁垒。这里有一件使我党得奇 怪的事情，那虽然在戴美特尔圣林附近展开了激战。可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战 死在圣域里面，或者曾进入圣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神殿附近的圣域外面战 死的。而依照我个人的判断，如果对上天的意旨加以判断不算是罪过的话， 则这不外是女神不许他们走进去，因为他们曾经烧掉埃列岛西斯地方的奉祀 女神的神殿。

    (66)因此，这一战争就到上述的地方告一段落了。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是从一开头就不喜欢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下，不过那时尽管 他力主不发动战争，却又不能有任何效果，因此，他既不赞同玛尔多纽斯的 所作所为，他自己便做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 (他身边有不小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多这四万人)，在希腊人和波斯人 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便知道得很清楚这一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于是他 向他们发出的要他们全体随他率领到任何地方去，而不拘怎样快，他们也都 得以一致的步伐跟随着他。而在他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便装成是率领着 他们去作战的样子。可是他走看走着的时候，他看到波斯人已经在逃跑了， 于是他便不再接着原来的队形率兵前进，却抬起腿来尽快地逃跑，不过不是 向着木造的壁垒，也不是向着底比斯的城壁，而是向着波奇司去跑去，他这 样做为的是他可以最快地从那里逃到海列斯彭特。

    (67)这样，阿尔塔巴佐斯和他的士兵就循看这个方向前进了。另一方面， 站到国王一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希腊人却是故意不好好作战的。例外的只有只 奥提亚人；他们和雅典人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原来站到波斯人一方面的 那些底比斯人在战斗中是相当卖气力的，而且也无意于在战斗中故作松懈， 结果他们当中有三百名最优秀的一流人士在那里死在雅典人的手里了。然而 只奥提亚人也终于溃退下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循着波斯人逃跑的道路，而是 逃到底比斯去的。至于同盟军的其他全体人等，他们根本没有坚持顽强地作 战，也不曾立下任何勋功，就此逃掉了。

    (68)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完全视波斯人为转 移的，因为其他的人们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扛没有和敌人交 锋，便立刻也逃跑了。因此，除去贝奥提亚的以及另外的一部分波斯骑兵， 他们都逃跑了；这些骑兵是这样地帮助了逃跑的人们，原来他们为保护自己 一方面的人而一直在迫近敌军，这样他们就截断了希腊人，而使希腊人不能 追击逃跑中的友军。胜利者就达样跟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的后面进行了追 方和杀戮。

    (69)正当人们逃跑得正欢的时候，在希拉神殿四周列阵并且没有参加战 斗的其他希腊人接到消息说，战斗已经发生，而帕后撒尼亚斯和他麾下的士 兵取得了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乱着队形出发了；科林斯人及具 一派沿着山麓和丘陵地带，循着上行路一直到戴美特尔神殿去，美伽拉人、 普里欧斯人及其一派则循着平原上是平坦的道路前进。但是当美伽拉几和普 里欧斯人走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多洛斯的儿子阿索波多洛斯率颁下的底比斯 骑兵部队看到他们匆忙和混乱地走过来，便向他们发起攻击。这次进攻的结 果是，骑兵把他们中间的六百人杀死，追击其余的人们并把他们一直赶到奇 泰隆山里去。

    (70)这些人便这样非常不光彩地死掉了。但是当波斯人和剩下的大群人 们逃到木造壁垒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趁着拉凯戴盂人江未到来，设法攀登 到塔楼上去：到上面之后，他们便尽一切的努力来使这个壁垒加固，而在拉 凯戴孟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便展开了一堤争夺城壁的顽强激烈的战斗。原来 只要是雅典人还没有到那里，异邦军就可以保卫他们自己并且对拉凯戴孟人 占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拉肌戴孟人是不善于攻城战的。但是当雅典人到来的 时候，争夺城壁的战争就激烈起来并持箱了很长的一个时候。但终于由于雅 典人的勇敢和坚持不屈，他们攀登了城壁并在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希腊 军队就从这个缺口涌进去了。首先冲进去的是铁该亚人，劫掠了玛尔多纽斯 的帐篷的就是他们；他们除了从帐篷中取得其他的物品以外，还得到了玛尔 多纽斯的焉匹的一个秣槽，这个秣槽完全是青铜制成，而且是很值得一看的。 铁该亚人就把玛尔多纽斯的这个秣槽奉献拾阿列亚·雅典娜的神殴，而他们 卤获的所有其他的物品，他们便和其他希腊人那样地，交到全军公有的卤获 物中去了。至于异邦军这一方面，城壁刚一陷落，他们的阵势就乱了，他们 中间没有一个人想进行抵抗；成万已经给吓得半死的人们枪压迫到一个狭小 的地方去任人宰割，这桔果给希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尽情杀戮的机会，三十 万人的一支大军，除去和阿尔塔已佐斯一起逃跑的四万人之外，只不过有三 千人活下来罢了。在这一方百，则斯已达出身的拉凯戴孟人在战斗中死亡的 一共是九十一个人，敛该亚人是十六个人、雅典人是五十二个人。

    (71)在异邦军当中，最善战的是波斯人的步兵和撒卡依人的骑兵，而就 人而论，据说最勇敢的就要算是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 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是就勇武而论，拉凯戴盂人在他们所有 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都曾打败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因此我只能从这样的 一点来证明我的看法，即拉凯戴孟人所对付的是敌人最精锐的部分并且战胜 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断乎超乎众人之上的勇士是那在三百人当中唯 一从铁尔摩披莱安全返回并因此受到黄难和侮辱的阿里司托戴莫斯，次于他 的、最勇敢的勇士则是波西多纽斯、披洛库昂和斯巴达人阿莫姆帕列托斯。 不过，如果大家谈论时间起他们当中谁最勇敢的话，则在座的斯巴达人就会 认为，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自己受到青难，显然他宁愿一死，因此他离开了 他在队伍中的岗位而拼命向前厮杀，这样他在实际上就成就了律大的功业， 可是不想去死的波西多纽斯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物，因此就这一点 来说，他就比阿里司托戴莫斯还要勇敢了。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讲 的。但是。上面所列举的、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人们，除去阿里司托戴莫斯 以外，全都受到了光荣的表扬。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在受到上述的责难时竟 想寻死，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光荣的表扬。

    (72)以上就是参加普拉塔伊阿战役的人们当中，得到最大声名的人。但 是在参加军队的时候，不单在拉凯戴孟人当中，而且在其他希腊人中间，都 是当时全希腊最漂亮的人物的卡利克拉铁斯并没有算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 是在战场之外死去的。原来正当帕扁撒尼亚斯奉献牺牲的时候，卡利克拉铁 斯在他自己坐的地方，在身体的胁部中箭负了伤，而当他的同伴们作战的时 候，他被带出了战场，但是他在死的时候都是不能瞑目的，他向普拉塔伊阿 人阿里姆涅司托斯说，为希腊而死，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但 使他痛苦的却勿宁是，尽管他满心想这样做，他却轿毫没有施展出自己的本 颁，也没有成就任何和自己相称的功业。

    (73)在雅典人当中，取得了令誉的是戴凯列阿市区出身的一个人物。埃 岛图奇戴斯的儿子棱帕涅斯。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的，戴凯列阿人曾做过一 件在任何时候都有盆处的事情。原来在住昔，当着图恩达里达伊族为了夺回 海偷率领着一支大军攻人阿提卡，并由于他们不晓得海偷被藏在何处而把各 个市区蹂躏得一蹋糊涂的时候，于是据说戴凯列阿人，而有些人则说戴凯洛 斯本人，因为对敛谢欧斯的傲慢感到恼怒并且又为全部阿提卡的领土担心害 怕，因而便把全部情况告诉图恩达里达伊族，并且把他们引到阿披德纳伊去， 而当地的士著提塔科斯就把这个地方卖给图恩达里达伊一族了。由于他们做 了这样一伴事情，戴凯列阿人从仗去到现在在斯巴达都免缴一切花销并在祭 典中保有头等的座位，而且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许多年，雅典人和伯罗奔 尼撒人之间有了战事的时候，拉凯戴孟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其他地方，对 戴凯列阿却一动也没有动。

    (74)梭帕涅斯便是这一市邑出身的人物，现在他是雅典人在战斗中表现 得最英勇的人物。关于这个人，有两个傅说。根据第一个傅说，则他把一只 铁锚用一条青铜的锁锚紧系在他的鎧甲的带子上：而每在他向前进攻逼近敌 人的时候，他便把这个铁锚抛出去，为的是使敌人在离开他们的队伍进攻时 无法使他离开他的位置：而当敌人被击溃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拉起铁锚来 追击他们。这就是第一个傅说。但是第二个傅说和第一个傅说的说法不同， 第二个傅说说他并没有铁锁系在他的鎧甲上，系在他的鎧甲上面的是他那一 直旋转着而从不停止的盾牌，只是在盾牌上有一个锚形的纹章罢了。

    (75)梭帕涅斯还成就了另一件辉煌的勋业。正当雅典人围攻埃吉纳的时 候，他向五项运动的优胜者、阿尔哥斯人埃岛律已铁斯挑战井将之杀死。但 是在这之后一些时候，这样英勇的梭帕涅斯也死掉 了：在他借同格劳空的儿 子列阿格罗斯一同率领雅典人去为金矿 而作战的时候，他在达托司地方给埃 多涅斯人杀死了。

    (76)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地方杀死了异邦军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妇 女从 敌人那边自愿地投到他们这里来：这个妇女是波斯人铁阿司 披斯的儿子帕兰 达铁斯的妾。听说波斯人被击溃而希腊人获得了 胜利，她便和她的侍女们戴 上许多黄金的装饰，又把她所有的最漂 亮的衣服穿上，这样下了她的焉草就 向江在进行杀戮的拉凯戴孟 人的地方走来了。她看到帕岛撒尼亚斯正在那里 指挥一切，又由 于她先前常常听到而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此她知道这个 人就 是帕岛撒尼亚斯，于是她抱住了他的膝头，这样地恳求他说：“斯 已 达国王啊！把我作为请求庇护的人从俘虏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罢。因为你既然 杀死了那里的不崇敬神或英雄的人们，因而到目 前为止你便已经做出使我威 恩不尽的事情了。我是科斯人，是安 塔戈拉斯的儿子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 波斯人在科斯对我强行无 理并把我夺去囚禁在自己的身边”。帕岛撒尼亚斯 回答她说：“放 心罢，这位妇人，一则因为你是向我请求庇护的人，再说， 如果按你 所说，你真是科斯人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的话，那他又是那里的人 们中间，我最亲密的友人了”。他说了这话之后，他暂时便把她支 付给正在 堤的五长官来照顾，随后就依照她本人的愿望，把她送到 埃吉纳去了。

    (77)在这个妇女来到之后，立刻曼提涅亚人就来了：不过在他们到来 的 时候，一切事都已经过去了。当曼提涅亚人知道他们前来参战 已经太迟的时 候，就威到非常遗憾并说他们应为此而受到惩罚。 当他们知道阿尔塔已佐斯 已率领看美地亚人逃走的时候，他们便 想一直把美地亚人追到中撒利亚，但 是拉凯戴孟人却不要他们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们。曼提涅亚人回到他们自己 的国土之后，便把他们军队的一些将颁从国内放逐出去了。继曼提涅亚人之 后而来的，是埃里司人，他们和曼提涅亚人同样十分遗憾地离开了，而且离 开之后，同样地放逐了他们的将领。上面就是曼提涅亚人和埃里司人所做的 事情。

    (78)在普拉塔伊阿地方埃吉纳人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埃吉纳的首要人 物，披铁阿斯的儿子兰彭；为了向帕，岛尼亚斯提出一个最不公正的建议， 他赶到帕扁撒尼亚斯那里去，对他说：“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啊！你成 就了一伴极其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托上天之福，你挽救了希腊，因此在全希 腊人当中，你获得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声名都要大的声名。但是你必 须把你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这样你就不仅耍获得更大的声名而且今后就再 也不会有一个异邦人胆敢无故地把暴行加到希腊人的头上了。当列欧尼达司 在铁尔摩披莱被杀死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曾把他的头给割下 来，插到一根竿子上：这样如果你给他们以同样的回报，你就会获得全体斯 巴达人和此外的其他希腊人的赞赏。因为如果你照样处置玛尔多纽斯，你也 就是给你父亲的兄弟列欧尼达司报仇了。”他请这番话，原是打算讨帕岛撒 尼亚斯的欢心的。

    (79)但是帕扁撒尼亚斯却回答他说：“埃吉纳的朋友啊，我感谢你的好 意和事前的考虑，不过你的这种意见却是不正当的：因为在开头的时候，你 大大地赞扬我，赞褐我的祖国和我的功业，可是随后你却劝告我要我凌辱死 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便可得到更多的赞扬、这佯一来你就是把我搞倒在地 上，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样的事情。与其说适合于希腊人，勿宁就是更适合 于异邦人。而且这样的事甚至在异邦人做出于时，在我们来看都是应当受到 责难的。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宁可不讨埃吉纳人的欢喜，宁 可不讨其他喜欢这种做法的人们的欢喜的，如果斯巴达人因我的正当行动和 正当言语而感到欢喜，那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至于你劝我为之报仇的列欧 尼达司，则我以为我已充分地为他报仇了；你看到的这些无数死去的人已经 足以安慰他和死在铁尔摩披莱的那些人的在天之灵了。但是我都要警告你， 今后不要再来向我提起这样的话，也不要向我提起这样的建议：我不惩办你 而把你放走，你是应当戚谢我的”。

    (80)听了这一番答话之后，兰彭就离开了。于是帕岛撒尼亚斯就布告说， 稚也不能触动卤获品，并且命令希劳特把听有的东西集中到一起。于是他们 便分散到营地的四面八方去，在那里找到了饰以金银的帐篷，镀金镂银的床 榻，黄金的混酒钵、杯盏以及其他饮具；在草上他们找到了一些鉴于，他们 在袋子里又找到了金银的锅釜。他们从那里的死人身上剥下了黄金的腕甲、 栗甲和短剜，却丝毫不去理会死人身上的五苗六色的衣裳。希劳特门偷了许 多东西，把它们卖给埃吉纳人；但是也有许多东西他们自己藏不下，所以便 献了出来。这样，埃吉纳人竟拾自己奠定了大批财富的基础，因为他们从希 劳特那里，象购买青铜一样地，购买了黄金。

    (81)把这些财宝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便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分出来，献 给戴尔波伊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了一座三脚架来奉献，它放置在祭坛近 旁的那个青铜的三头蛇上面；他们又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拾奥林匹亚的神， 他们用这部分的财富制做了一个十佩巨斯高的青铜宙斯神象来奉献；另外的 十分之一他们献给科林斯地峡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制做一个七佩巨斯高的 波赛东青铜象。把以上的东西抽出去之后，他们便把剩下来的东西分配了， 每个人按其所应得分得了波斯人的妾、金银以及其他物品，还有驮畜。然而， 对于在普拉塔伊阿作战最出力的人们，留出了多少东西分拾他们，没有人说得出了；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是得到了奖赏的。说到帕岛撒尼亚斯，刚每种东西，妇女、屠四、培兰特(指金块)、骆驼以及同样所有其他的物品， 都各留出十种来送给他。

    (82)这件事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克谢尔克谢斯在他从希腊逃走的时候 曾把随身的一切都留给了玛尔多纽斯，而帕乌撒尼亚斯看到玛尔多纽斯的那 备有金银器皿和饰以多采的花毡的帐篷，便命令烤面包的人和厨师按照通常 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地准备晚筵。他们按照帕乌撒尼亚斯的吩咐做了；而当 帕乌撒尼亚斯看到上面铺着豪华织物的金银床榻和金银的桌子以及上面所陈 列的极其豪奢的筵席的时候，对于他眼前的这些豪华的陈设他大为吃惊，于 是他便开玩笑地命令他的从仆准备了一顿拉科尼亚式的晚饭。当这顿饭准备 好，而且和前面的一种有天渊之别时，帕乌撒尼亚斯竟笑了起来，于是吩咐 人们把希腊的将领们召集了来。在他们集合起来之后，帕乌撒尼亚斯便指着 每一种方式的晚饭，向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为的 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地亚人的领袖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你们看到的这样的 饮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饮食”。据说这就是帕 乌撒尼亚斯对希腊将领们所讲的话。

    (83)但是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普拉塔伊阿人也找到了满装 着金银和其他物品的箱子。更在这之后，在这些死者中间又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原来他们的尸体只有骨头没有肉了(普拉塔伊阿人把他们的骨头集中到一 个地方去了)。有一块头盖骨是一块整的骨头，上面没有任何裂缝；在那里还 发现了一块颚骨，它的上颚骨的包括门齿和臼齿在内的牙齿都是由一块骨头 长成的；还有一个身量有五佩巨斯高的人的骨骼。

    (84)至于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则在战后的第二天就被运走了；我不能确 说这是难干的事情。但是过去我实际听到过各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埋葬过玛尔 多纽斯，又听说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做而受到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尔通铁斯的 丰富酬谢。但是这些人里是谁偷偷地运走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他埋葬起 来，我却不能确说了。虽然，有的人说，是以弗所人狄欧尼棱帕涅斯把玛尔 多纽斯埋葬了的。

    (85)关于玛尔多纽斯的埋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希腊人这一方面，当他 们在普拉塔伊阿把卤获品分配完了之后，就各自按国家的不同把自己的人分 别埋葬了。拉凯戴孟人修造了三座坟茔；在这里他们埋葬了他们的伊伦（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斯巴达青年），其 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莫姆帕列托斯、披洛库昂、卡利克拉铁斯。因此，这些 伊伦葬在一个坟茔里，其他斯巴达人葬在第二个坟茔里，希劳特则葬在第三 个坟茔里。拉凯戴孟人就是这样地埋葬了他们的死者的。铁该亚人把他们自己的人都埋葬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雅典人也同样把他们自己的人埋葬在一 处。美伽拉人和普里欧斯人同样地处置了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在这些民 族的一切坟茔里满满的都是尸体。至于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也有坟茔的其他城 邦的人们，则我听说他们的坟茔不过是空坟罢了，他们修起这样的空坟原是 为了给后代的人们看的，因为他们对于不曾参加战斗这伴事，是引以为耻的。 例如，在那里有一座号称是埃吉纳人的坟墓，不过我听说，这乃是在这事十 年以后，埃吉纳人的异邦人保护官、普拉塔伊阿人奥托迪科斯的儿子克列阿 戴斯依照埃吉纳人的希望修造起来的。

    (86)当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把他们的死者收葬完毕的时候，他们便会商 议决，他们要向底比斯进军，要求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人们投降，特别是 对于出身名门，又是名门中的魁首人物的提玛盖尼戴斯和阿塔吉诺斯二人。 他们并且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的话，则他们除非是把城市攻下 来，否则决不撤退。在这样决定了以后，他们便在战后的第十一天，抱着这 个目的来到底比斯并把底比斯人给包围起来，要求把这些人给交出来：底比 斯人拒绝引渡他们所要求的人，于是希腊人就蹂躏了底比斯人的国土并进攻 他们的城壁。

    (87)看到希腊人不肯停止蹂躏底比斯人的行动，提玛盖尼戴斯就在到了 第二十天的时候向底比斯人这样说：“底比斯人啊，既然你们看到，希腊人 下了决心在不攻克底比斯或我们不给引渡过去的时候不停止围攻，那末就不 要使贝奥提亚的土地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多的痛苦了。因此，如果他们 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而他们要求引渡我们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站到美地亚 的一方面乃是举国一致的意思，而不只是我们独自决定的)，那我们可以从国 库拿出钱来送给他们：如果他们这次来围城不为了别的，而只是为了要引渡 我们，那我们甘愿挺身出来对他们进行抗辩”。他的这番话是说得非常得体 并且是合乎时宜的，于是底比斯人便立刻派一名使者到帕乌撒尼亚斯那里 去，表示愿意把他们要的人交出来。

    (88)他们便以这样的一些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是阿塔吉诺斯从城中逃走 了；他的儿子被捉住，不过帕乌撒尼亚斯说他的儿子和投靠美地亚方面的这 种罪行毫无关系，而把他们赦免了。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等，他们 都以为他们会得到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可以用金钱来买脱自己；可是帕 乌撒尼亚斯也正是担心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此在他把这些人弄到手 以后，他便把全部同盟军遣散，又把这些人带到哥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处死 了。 以上就是在普拉塔伊阿和底比斯所发生的事情。

    (89)再说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现在已经从普拉塔伊阿逃出了 很远的一段路程。当他逃到帖撒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帖撒利亚人给他殷勤 的招待，他们向他问起其余军队的事情，因为他们丝毫也不知道在普拉塔伊 阿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阿尔塔巴佐斯晓得，如果他谈出了战斗的全部真实情 况，他和他手下的人们便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事情 的全部经过，每个人都会向他进攻的)。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因此他对波奇司 人什么也没有讲，但是却对帖撒利亚人说了这样的话：“帖撒利亚人啊，你 们可以看到，由于一件公务，我和这些人从我们的军队给派了出来，现在我 自己正在十万火急地和拚命地率领着军队向色雷斯赶路。你们不久就可以看 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他们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应当厚待他并且应 当对他表示一切的善意；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以后才不致为这件事后 悔”。这样说了之后，他便火急地率领着他的军队通过帖撒里亚和马其顿一 直到色雷斯去了，他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敢耽搁的，而他所走的道路也是通过 内地的最短的一条路。这样他就来到了拜占廷，不过他的军队中的许多士兵 却给留在后面了，这些士兵或是由于在途中给色雷斯人杀死，或是由于无法 克服饥饿与疲劳。到了拜占廷之后，他就乘船渡过去了。

    (90)阿尔塔巴佐斯便这样地回到了亚细亚。在这方面，恰巧在波斯人在 普拉塔伊阿遭到惨败的那一天，他们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地方遭到了同样的 命运。原来，和拉凯戴孟人列乌杜奇戴斯一同乘船前来的那些希腊人当时正 驻屯在狄罗斯，而从萨摩司有一些使者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就是特拉叙克列 斯的儿子兰彭、阿尔凯司特拉提戴斯的儿子阿铁那哥拉斯和阿里司塔哥拉斯 的儿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萨摩司人是背着波斯人和波斯人所立的萨摩司僭 主、僭主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托尔把这些人派到希腊人这里来的。 当他们来到将领们这里的时候，海该西斯特拉托司便热情地向他们陈述了许 许多多的理由，他说伊奥尼亚人单是看到他们就会背叛了波斯人的：而异邦 人是不能和他们对抗的。或者，纵然异邦人抵抗他们，这却正是希腊人取得 卤获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 腊人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并把异邦人驱逐出去。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波斯的船只的航行技术很差，因而是不能和希腊人 的船只相抗衡的，而如果希腊人对于他们三人之来有任何怀疑，以为他们会 出什么坏主意来引诱希腊人，则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一些人质送到希腊人的 船上来。

    (91)既然从萨摩司来的这位外国人请求得这样恳切，于是列乌杜奇戴 斯，或是由于他想取得一个朕兆，或是上天偶然有意要他这样做，便问他说： “萨摩司的外国人，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意思是将军）”。 于是列乌杜奇戴斯便打断了对方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本来要开始说的其他的 话，喊道：“萨摩司的外国人啊，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这个名字是个好征兆， 我答应这事；现在只希望你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你乘船离开这里之前，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这些人要发誓保证萨摩司人将要是我们的热诚的同盟者。”

    (92)以上便是他所说的话，跟着就做出了实际的行动。原来萨摩司人立 刻便立下了忠诚的誓约和希腊人缔结联盟了。这样做了之后，其余的人都乘 船走了，但是列乌杜奇戴斯却命令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和希腊人一同乘船，为 的是取他的名字的吉利。希腊人在那里等候了一整天，而在第二天占卜时又 取得了吉兆；为他们占卜的人是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他是伊奥尼 亚湾的阿波罗尼亚的人。这个人的父亲埃维尼欧斯曾做出了下面我所说的事 情。

    (93)在上述的阿波罗尼亚地方，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在白天 的时候，这群羊就牧放在一条河的河畔，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过阿波 罗尼亚的土地而在欧里科司港的地方入海。在夜里，则当地最富有、最贵显 的人们被选拔出来看守它们，每个人担任一年。原来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由于 一次神托的指示，他们是十分重视这群圣羊的。这群羊是豢养在离开都市相 当远的一个洞窟里。而在我所提到的那个时候，是埃维尼欧斯被选拔出来担任看羊的人。可是在一个夜里他睡着了，狼跑过了他的防哨而进入了洞窟， 弄死了大约六十只羊。当埃维尼欧斯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并不慌张， 也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是想买另一些羊来补偿这一损失。然而这件事终 是瞒不过阿波罗尼亚人的。而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便把他召到 法庭上来进行审讯，并由于他在看守时睡眠而判了使他失明的处分。这样， 他们便把埃维尼欧斯的眼弄瞎了。可是从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羊群不 产羔了，土地也不象先前那样生产谷物了。而当他们向宣托者请示他们目前 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在多铎那和戴尔波伊都有神的训示 给他们：宣托者传达诸神的意旨说，他们不公道地弄瞎了圣羊的看守人埃维 尼欧斯的眼睛；诸神说，是诸神自己把那些狼派了来的，而在他们为了他们 对埃维尼欧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作出他自己选择和同意的补偿之前，诸神是 不会停止为他报仇的。而在他们做出充分的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维 尼欧斯一种使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幸福的礼物。

    (94)以上便是传达给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的神托。但他们却将这一神托隐 秘起来并委托他们的一些市民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对这件事是这样处理的。 他们来到埃维尼欧斯坐的地方和他坐在一处，和他谈论各种各样题外的话， 直到最后他们才表示了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在巧妙地把话头引到这上 面以后，他们就问他，如果阿波罗尼亚人答应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补偿他的话， 他要选择怎样的补偿。对神托一无所知的埃维尼欧斯说，他愿意得到他认为 在阿波罗尼亚是最好的两块采地、他列举了拥有它们的市民的名字，此外他 还愿意得到市内最美好的一所住宅；他说他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他就会消除 了他的怨恨并且满足于这种方式的补偿。而坐在他身旁的人们，不等他再讲 话便立刻接过来说：“埃维尼欧斯，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着神托的指示，就给 你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弥补你的失明罢”。他听了这话时十分恼怒，因为他这 时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看到他们已欺骗了他，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他所选定 的东西从所有主那里买了下来送给了他，而从那一天起，他便有了天赐的预 言能力，从而赢得了声名。

    (95)这个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是随着哥林斯人并且是为哥林斯 的军队进行占卜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就听说，戴伊波诺斯并不是埃维尼欧斯 的儿子，他只是冒充这个名义，在希腊的各个地方靠占卜混饭吃而已。

    (96)在占卜时得到吉兆之后，希腊人便从狄罗斯乘船出海到萨摩司去 了。当他们来到萨摩司领土上的卡拉米撒附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的希拉神殿 近旁投锚，准备进行海战。波斯人知道他们过来了，便也乘着所有余下的船 出海向大陆进发，只有腓尼基的船给他们打发回去了。他们商议决定，他们 不在海上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敌不过对方；而他们向大陆进发的理由则 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那驻在米卡列的陆军的掩护。这部分的陆军是克谢尔克 谢斯下令留在其他军队的后面守卫伊奥尼亚的；这支军队一共有六方人，他 们的将领是波斯人当中最美、也是身材最高的人物提格拉涅斯。波斯水师的 将领们是计划逃到达支军队的庇护之下去，在那里把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并 在船只的四周构筑一道防壁，用来保卫船只兼作为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97)他们商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就出海了。而当他们经过米卡列的 女神(这里专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波涅——译者)神殿而来到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神殿的伽埃松和斯科洛波伊斯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只拖上了岸， 用石块和他们从果木园来伐来的木材筑成壁垒把它们围起来；在壁垒的外 面，他们又打上了一道木桩。至于那座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神殿，则这是 帕西克列斯的儿子披利斯图斯当他随着科德洛斯的儿子涅列欧斯去建立米利 都城时修建的。他们这样准备是要应付围攻，而看情况的不同，甚至也是要 取得胜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事先都作了周密的准备。

    (98)当希腊人得知异邦人引军退回到大陆上的本土上去的时候，他们对 于他们的敌人竟然逃出他们的手掌感到很不高兴，并且不知道还是回师好， 还是乘船向海列斯彭特出发好。但最后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而是 把船驶向本土。因此他们就在自己的船上安设了桥板以及海战时的所有其他 必需之物，然后就向米卡列进发了。当他们驶近营地，发现并没有任何人乘 船来迎战，并看到船被拉到岸上给壁垒围起来而且有一支大军沿着海浜列阵 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于是先乘船沿着海浜行进，行进时尽可能地靠近海岸 并且通过一名使者向伊奥尼亚人宣布说：“伊奥尼亚人，凡是你们听到我讲 话的人，请注意我所说的话罢，因为波斯人是决不会懂得我给你们的命令的。 当我们交战的时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记着他的自由，然后则是交战的 口令‘希拉’，而建没有听到我讲话的人从听到我讲话的人那里知道这件事 罢”。他这样做的目的和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做法的目的是一 样的（见弟八卷第二十二节）。或者是异邦人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而这番话便对伊奥尼亚人起了说服的 作用，或者是他的话报告给异邦人知道，这就会使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希腊同 盟者。

    (99)在列乌杜奇戴斯进行了这样的劝告之后，希腊人随后就把自己的船 靠了陆而自己也上了岸，然后便在岸上整顿了队列。可是波斯人看到希腊人 在准备战斗并且劝告了伊奥尼亚人，于是他们首先把萨摩司人的全部武器给 收了过来，因为他们怀疑萨摩司人会帮助希腊人；确实原来当异邦人的船只 带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军队所俘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俘虏时，萨摩司人曾把这些 人释放回雅典并且还给他们道上的旅费、用品等遣送他们回去。特别是由于 这样的一点，他们便受到了怀疑，因为他们释放了克谢尔克谢斯的五百名敌 人。此外，他们还指定米利都人来守卫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通路，借口说他们 对当地最为熟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使米利都人离开他们 的其余的军队。波斯人就用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他们以为一有机会就会对他 们倒戈的伊奥尼亚人进行了自卫；至于他们自己，则他们是把藤盾密接起来 作成一道防壁的。

    (100)希腊人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全线向着异邦军进击了。正当他们 前进之际，一个流言在军中飞传起来，一个传令使者的杖被发现横在水边岸 上的地方，传开来的那个流言是说，希腊军在贝奥提亚一役当中战败了玛尔 多纽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清楚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事物上有神的意旨 存在。既然这时，波斯人在普拉塔伊阿所遭到的惨败和他们即将在米卡列所 遭到的另一次惨败正好是在同一天，而流言又传到那个地方的希腊人的地方 去，这样他们的军队便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也就更不惜去面临危险了。

    (101)而且还有另一个偶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两处战场那里都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的圣域。因为，象我已经提过的，在普拉塔伊阿，战斗就是在 戴美特尔神殿的近旁进行的；而在米卡列，情况也是这样。结果帕乌撒尼亚 斯统率下的希腊人取得了胜利这个流言竟成了事实。原来普拉塔伊阿一役是在那一天还早的时候进行的，但米卡列一役却已经是傍晚的事情了。在这之 后不久的时候，希腊人对这事进行了调查，才知道这两个战役是在同一月的 同一天里发生的。而在他们听到这一流言之前，他们是十分担心的，这与其 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勿宁说是为了帕乌撒尼亚斯麾下的希腊人，因为他们害 怕希腊人会在和玛尔多纽斯发生冲突时栽在他的手里。但是当他们得到这个 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进攻得更加勇猛和迅速了。鉴于海岛和海列斯彭特都成 了胜利奖赏，因此希腊军和异邦军都是急于想进行战斗的。

    (102)至于大约占全线兵力一半的雅典人和配置在雅典人近旁的人们，他 们是必须沿着海岸上的平地前进的，因为拉凯戴孟人和配置在拉凯戴孟人近 旁的人们是通过峡谷和在一些小丘中间前进的。而当拉凯戴孟人正在迂迥的 时候，另一翼的人们已经展开战斗了。当波斯人的藤盾直立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还能够保卫自己并且守住自己的阵地，但是当雅典人和配置在他们近旁 的人们相互激励并且更加拚命地奋力作战，为的是表明他们雅典人，而不是 拉凯戴孟人才可以打胜仗的时候，战斗的形势立刻改变了。他们冲倒了盾壁 之后，就全军系到波斯人中间去，波斯人迎战，和对方相持了很久一个时候， 但波斯人终于逃到垒壁里面去了。 (在战线上依次排列起来的)雅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特罗伊真人 紧紧地追在后面并同样一齐冲了进去。但是当垒壁也被攻克的时候，异邦军 中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的人们便不再抵抗而逃窜了；但波斯人则各结成少 数人的队伍，仍然对象潮水一样冲进城壁来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的将领有 两个人逃跑了，两个人被杀死了；逃跑的是两个海军的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和 伊塔米特列斯，陆军的将领玛尔东铁司和提格拉涅斯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103)当波斯人还在战斗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和跟着他们来的人们赶来 了，帮着结束了未完的战斗。希腊人方面这次也损失了许多人，特别是希巨 昂人和他们的将领培利拉欧斯。至于在美地亚军中服务、并且给解除了武装 的萨摩司人，从一开头他们看到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便一心想帮助希腊人 而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而当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萨摩司人作出了榜样的时 候，他们于是也就对波斯人倒戈并向异邦军进攻了。

    (104)波斯人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曾指令米利都人着守通路，以便在万一 发生他们真正遇到了的事件时，他们可以有人把他们引导到米卡列山地去。 就是为了上述的理由，米利都人被分配以上述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 不在军队里从而使他们不会发生哗变的事情。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交付 给他们的任务完全相反，他们不单是把逃跑的波斯人引到通向敌人的道路上 去，而最后他们自己竟而也变成了波斯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并把波斯人杀死 了。这样，伊奥尼亚就再一次背叛了波斯人。

    (105)在这次战斗里，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作战最英勇的是庞克拉提昂（一种极其剧烈的拳击与角力的混合比赛）的名手埃乌托伊诺斯的儿子海尔摩律科斯。这个海尔摩律科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律司托斯人作战时，在卡律司托斯领的库尔诺斯阵亡了，他的葬地就在吉拉伊司脱斯那里。在雅典人之后，战斗得最 突出的则是科林斯人、特罗伊真人和希巨昂人。

    (106)当希腊人在对敌作战或是在追逐逃敌而把敌人的大多数解决了的 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卤获物搬出来到海岸的地方，在这些卤获物当中，他们发现了一些装看钱币的柜子。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和整个垒壁放火烧掉了， 烧完之后，他们便乘船离开了。他们到了萨摩司之后，就讨论他们是否把伊 奥尼亚人迁移开并把伊奥尼亚人移居到他们治下的希腊哪个地方去的问题， 而打算把伊奥尼亚这个地方交给异邦人来处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 永远地保护伊奥尼亚人使不受敌人的侵犯，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 们也不敢料想波斯人会不对伊奥尼亚人进行报复。在这件事上，那些当权的 伯罗奔尼撒人主张把站到波斯人方面夫的那些希腊民族从他们的商埠地移 开，而把这些地方交给伊奥尼亚人住；但是雅典人不赞同把伊奥尼亚人移开 的全部计划，他们也不同意伯罗奔尼撒人干预雅典殖民地的事务。既然他们 激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让步了。结果是他们使萨摩司人、岐奥斯人、 列斯波司人和参加他们的军队出征的所有其他的岛民都加入了他们的联盟， 并要他们发信谊之誓，永远忠于他们的联盟者，决不叛离。希腊人使他们对 自己宣了誓之后，便想乘船去把桥摧毁，因为他们以为桥还架在那里。

    (107)这样他们便向海列斯彭特出发了。另一方面，那少数幸得活命并给 赶到米卡列高地去的波斯人，则从那里逃到撒尔迪斯去了。当他们正在赶路 的时候，波斯人惨败之际正好在场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司铁斯十分痛烈地 咒骂水师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在许多咒骂的言语之外，他特别对阿尔塔翁铁 斯说象他这样的指挥能力证明他尚且不如一个妇女，而且由于他给王室带来 的损害，他简直是罪该万死。原来在波斯人，被人骂成不如一个妇女，那是 最大的耻辱了。阿尔塔翁铁斯听了这样多的侮辱言语之后勃然大怒，于是他 抽出刀向玛西司铁斯奔来，想把他杀死。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普拉克西拉 欧斯的儿子克谢纳戈拉斯那时正站在阿尔塔翁铁斯本人身后，他看到阿尔塔 翁铁斯向玛西司铁斯奔来，就抓住他的腰部，把他举起来撞倒在地下了。正 在这时，玛西司铁斯的卫兵们也赶来保护他了。这样一来，由于救了国王的 兄弟的命，这也就是施恩于玛西司铁斯本人和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了；国王为 了报答他的这一功业，把整个奇里启亚赐给了他，任命他为该地的太守。此 后在路上便再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到了撒尔迪斯。而国王当时恰巧也 在撒尔迪斯，因为在他海战失败后，他便从雅典逃到撒尔迪斯来了。

    (108)当他在撒尔迪斯的时候，他爱上了也在那里的玛西司铁斯的妻子。 他无论向她怎样表示也不能使她顺从他的意思，但是他顾及自己的兄弟玛西司铁斯，而没有对她施行强暴的手段(她不会遇到强暴手段，这一点她知道得 很清楚，因而同样的想法也就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克谢尔克谢斯既没有 别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使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个妇女和玛西司 铁斯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因为他以为这样，他就很有可能把她弄到手了。 因此他就按照一切应当遵行的仪式使他们缔结了婚约，然后便离开这里到苏 撒去了。但是当他到了那里并把大流士的新婚妻子领入自己的家里之后，他 就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忘到九宵之外，而是改变了爱好，他向大流士的妻子、 玛西司铁斯的女儿，这个叫做阿尔塔翁铁的女孩子求婚并且取得了她。

    (100)但是久而久之，事情的真相却被人发现了，发现的经过是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织了一件彩色斑烂的、十分美丽的外 袍送给了他。克谢尔克谢斯看了很高兴，就穿着它去看阿塔尔翁铁；由于他 也很喜欢她，他便命令她向他要求她愿意要的任何东西以报答她对他表示的 好意，因为他说她不拘要求什么他都不会拒绝的。由于她和她的全家注定要 遭到惨祸，于是她就对克谢尔克谢斯说：“我要求的任何东西你都肯给我 吗？”他答应这样做并且为这件事发了誓，因为他以为那件东西她是决不会 要求的。可是当他发了誓之后，她竟然不揣冒昧地要求他的外袍。克谢尔克 谢斯用一切办法来迥避她的这个要求，原因不外是他害怕阿美司妥利斯会得 到明显的凭据，来证实她已经怀疑他会做的事情。为了代替这件东西，他想 把城池给她，把大量的黄金给她，还想把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统率的一支军队 给她。军队是最道地的波斯式的物了。但是他不能说服她，只好把袍子给她 了；她得到袍子之后大喜过望，穿着它到各处去向人炫耀。

    (110)阿美司妥利斯听到了阿塔尔翁铁得到了袍子的事情。可是当她知道 这一实际情况之际，她并不生气这个女孩子。她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这个女 孩子的母亲，她认为这是女孩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因此她打算毁掉的正是玛 西司铁斯的妻子。于是她就等待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设御宴的时候。 (这种御宴每年在国王诞辰时举行一次；用波斯语来说，这一御宴的名称 是“图克塔”，这用希腊语来说就是“铁列伊翁”（“完全的”意思）；而正是在那一天，国王 在头上涂膏并且逼赐波斯的群臣)。阿美司妥利斯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克 谢尔克谢斯要求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自己兄弟的 妻子对于她所怀疑的事件是无辜的，又知道她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此他认为如果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那将是一件可怕的和残暴不仁 的做法。

    (111)尽管如此，由于阿美司妥利斯的执拗请求，而且法律又使他不得不 允许，他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 请求的。他把这个妇女交给了阿美司妥利斯之后，是这样做的。他一面命令 她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另一方面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了来，这样对他说： “玛西司铁斯，你是大流士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而且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同居了，我把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 和她同居在一起罢。可是你得放弃你现在的妻子，因为我的意思是不许你和 她在一起”。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他说：“主公，你要我这样来 对待我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多么不近人情的命令啊。我和她已经生了成年 的儿女而我的女儿又已经嫁给了你的儿子，而且我又是十分喜欢她的。可是 你却命令我放弃她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国王啊，你认为我配得上娶你的女 儿为妻，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 不愿做。请不要强迫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愿望罢。你可以给你的女儿找到另一 位丝毫不比我差的丈夫，还是请你容许我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罢。”玛西司 铁斯的回答就是这样。可是克谢尔克谢斯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他说：“玛西 司铁斯，这样一来，你便给自己召来了这样的后果。我既不把自己的女儿许 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一同过活下去，你就会知道我要给你的是 什么东西了。”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之后，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离开了。 他说：“主公，可是你还没有要了我的命呢”。

    (112)正当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兄弟讲话的时候，阿美司妥利斯派人把克 谢尔克谢斯的卫兵召了来，对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加以极其残酷的蹂躏。她割 掉了这个妇女的乳房，把它抛给狗吃，同样地割掉了这个妇女的鼻子、耳朵 和嘴唇，又把舌头也割掉。这个妇女就在这样残酷地被蹂躏之后，给送回家 里去了。

    (113)玛西司铁斯还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由于害怕会遭到惨祸， 他赶忙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玛西司铁斯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这样惨不忍睹 的蹂躏，立刻就和自己的孩子们商量并和他的孩子们，确乎还有其他人等一 同出发到巴克妥利亚去，打算使巴克妥利亚省叛变，从而使国王遭到最大的 损害。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够逃入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地区的话，他 实际上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因为当地的人都很爱戴他，而且他又是巴克妥 利亚人的太守。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已经知道了他的 意图，于是就派了一支军队去追击他，在道路上把他、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 亲兵全都杀死了。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爱情事件以及玛西司铁斯的死亡的经 过情况就是这样。

    (114)另一方面，从米卡列向海列斯彭特出发的希腊人为了躲避风浪首先 便在莱克顿投锚，从那里又来到阿比多斯，而就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他们以 为是完好无恙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实际上主要都是为了这些桥才来到 了海列斯彭特的。于是列乌杜奇戴斯摩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决定乘船返回希 腊，但是在将领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留在那里并向凯尔索涅索斯 进攻。于是其他人等便乘船他去，但是雅典人却渡海到凯尔索涅索斯去，把 赛司托斯给包围了。

    (115)可是当波斯人听说希腊人来到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们就从邻近的 各个市邑来到并且也集中在赛司托斯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认为赛司托斯是 那一地区里防卫得最坚固的地方。在这些波斯人中间，有一个出身卡尔狄亚 的、名叫欧约巴佐斯的波斯人，他曾把桥梁的案具带到那里去。占居这个赛 司托斯的是土著的爱奥里斯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波斯人和大群的他们的 其他同盟者。

    (116)治理这一省的是克谢尔克谢斯所任命的太守阿尔塔乌克铁斯，这是 一个狡诈而又邪恶的人物；在国王向雅典进军的途中，他竟欺骗国王，从埃 莱欧斯那地方贪污了伊披克洛斯的儿子普洛铁西拉欧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见荷马：伊利亚特，Ⅱ，701）的财宝。经过的情况 是这样：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有普洛铁西拉欧斯的坟墓，坟墓的 周边则是圣域。在那里有金银杯盏，青铜器具，衣服和其他奉献品等等大量 的财宝，阿尔塔乌克铁斯由于国王的特许，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劫走了，但 是他却用下面的话，欺骗了克谢尔克谢斯：“主公，在这里有一个希腊人的 家宅，这个希腊人由于率军进攻你的国土而在受到公正的惩罚后死掉了。请 把这个人的家宅赐给我罢，这样所有的人就得到教训，不敢进攻你的国土 了”。他以为他用这样的借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谢尔克谢斯把这个 人的家宅赐给他，他相信克谢尔克谢斯是不会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所以 说普洛铁西拉欧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其理由是波斯人认为全部亚细亚都 是属于他们自己和统治他们的不拘哪一个国王的。因此，当这笔财富赠给了 他的时候，他便把它从埃莱欧斯带到了赛司托斯，却把圣域变成田地和牧场。 而当他到埃莱欧斯来的时候，总是在圣堂里和妇人交配的。而现在当雅典人 包围了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准备，也丝毫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因此当他 们向他进攻的时候，他便走投无路了。

    (117)但是围攻一直继续到深秋的时候，希腊人由于离乡背土和在攻取城 塞时的失利而不耐烦起来，于是他们请求他们的将领再把他们率领回去：但是将领们拒绝这样做，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攻克这个地方或是为雅典政府当局 所召回。因此，他们就耐心地忍受他们当时的处境了。

    (118)可是城寨内部的人们这时却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们竟煮食了 他们的床上的革纽，但终于甚至连这些东西他们也吃光了，于是阿尔塔乌克 铁斯和欧约巴佐斯以及所有波斯人便从要塞的后面，也就是敌军兵力最少的 地方逃了下来并在夜里逃跑了。到天明的时候，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就从塔 楼上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雅典人并把城门打开了。雅典人的大部分跟踪追 击下去，而其余的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119)但是，在欧约巴佐斯逃到色雷斯去的时候，阿普新提欧伊·色雷斯 人却把他捉了起来，按照他们的风俗，把他当作牺牲奉献给他们当地的神普 雷司陶洛斯。至于欧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他们是用另一种办法给杀死的。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与他随行的人们是后来才开始逃跑的，他们是在阿伊戈斯波 塔莫伊稍稍上部的地方被追上的，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结果他们 有的人被杀死，其余的人则被生俘了。希腊人把他们纣送到赛司托斯去，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和这些人一道纣送去的。

    (120)据凯尔索涅索斯人说，看守阿尔塔乌克铁斯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 遇到了一件神妙莫测的事件，那就是当他在煎咸鱼的时候，这些鱼在火上却 开始跳了起来并抽动着，就仿佛是新捉到的鱼一样。其余的人们都聚拢来， 惊讶地望着这种现象。可是当阿尔塔乌克铁斯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时，便向 这个煎咸鱼人说：“雅典的外国人啊，不要害怕这个奇迹罢。这个奇迹不是 显示给你的，这是埃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显示给我的，他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已不在人世并且已经象咸鱼那样的干枯了，但是上天诸神仍然给他力 量来向对他做了不义之行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现在我想赔偿他，那就是， 为了补偿我从他的神殿里取走的财富，我愿意献给这位神一百塔兰特。而且 如果雅典人饶过了我们的活命的话，我愿意再为我本人和我自己的儿子向雅 典人献出二百塔兰特的赎金”。但是希腊的将领克桑提波司却不为这样的诺 言所动。因为埃莱欧斯人请求把阿尔塔乌克铁斯处死而为普洛铁西拉欧斯伸 冤，而且将军本人也打算这样做。因此，他们就把他带到克谢尔克谢斯在海 峡地带架桥的地岬那里去，有的人则说是把他带到玛杜托司市上方的一座山 那里去；而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板子上，高高地吊了起来；至于他的儿子， 则他们是把他的儿子当着他的面用石头砸死的。

    (121)他们把这一切事做完之后，便乘船回希腊去了，他们带看桥梁的索 具以及其他物品，预备献给他们的神殿。在那一年里，就再没有发生别的事 情。

    (122)这个被处以磔刑的阿尔塔乌克铁斯，他的祖父是阿尔铁姆巴列司； 这个阿尔铁姆巴列司（和第一卷第一一四节的阿尔铁姆巴列司所指的不是一个人）曾向波斯人献策，波斯人接受了它并把它献给居鲁士， 他那次献策的大旨是这样：“既然宙斯削平了阿司杜阿该斯而把霸权赋予波 斯人，特别是波斯人当中的你，居鲁士，既然我们所有的土地既狭小，又不 平坦，因此让我们迁出这块地方，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罢。我们边界上这样 的地方是很多的，在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这样的地方我们 只要弄到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使人们更加惊叹的事情。一个统治的民族这 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目前统治了这样多的人以及整个亚细亚的 时候，难道我们还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居鲁士听到了这些话，不 过他对这计划并不是特别赞赏，而是命令他们说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 命令的时候，他警告说他们这样做，必须准备不再作统治者，而要作被统治 的臣民。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 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波斯人看到居鲁士的见识比他们的见识高， 于是承认自己看法的错误而离开了；他们宁可住在嶢瘠的山区作统治者，而不愿住在平坦的耕地上作奴隶。

    年表 (全部在纪元前)

    585 泰利士预言日蚀。 604(一说 605)——562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 560 克洛伊索斯继承吕底亚王位。 561—560 佩西司特拉托斯成为雅典僭主。 559—556 米尔提亚戴斯成为色雷斯·凯尔索 涅索斯的僭主。 550 居鲁士征服美地亚。 548—547 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殿被焚。 546 居鲁土征服吕底亚，推翻克洛伊索 斯。 546—545 波斯征服亚细亚的希腊人。 538 居鲁士陷巴比伦。 527 佩西司特拉托斯死。 526 萨摩司僭主波律克拉铁斯放弃与埃 及的同盟而投到波斯方面。 525 波斯出征埃及。 521 大流士继承波斯王位。 514 哈尔莫狄欧斯与阿里斯托盖通的谋 叛。 512 大流士第一次远征欧罗巴。 征服色雷斯。 510 佩西司特拉托斯族僭主政治的崩 溃。 雅典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叙巴里斯与克罗同之战。 508—507 伊撒哥拉司取得雅典的政权。 斯巴达人进攻雅典卫城。 克莱司铁涅斯执掌大权。 499 伊奥尼亚爆发起义。 498 雅典与埃吉纳作战。 497 雅典军烧毁撒尔迪斯。 494 伊奥尼亚军在拉戴战败。 492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 490 波斯水师出征希腊。 埃列特里亚被毁。 马拉松之役。 489 米尔提亚戴斯出征帕洛司。 487 雅典对埃吉纳之战。 485 大流士死，克谢尔克谢斯即位。 482 雅典水师的加强。 480(八月) 克谢尔克谢斯侵入希腊。 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 480(九月) 撒拉米司海战。 480(十月) 日蚀。 479(春天) 波斯军驻守阿提卡。 479(八月) 普拉塔伊阿之役。 米卡列之役。 479—478(冬天) 雅典军攻陷赛司托斯。

    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

    (一)长度单位 达克杜洛斯 1.93 公分 尺(音译普司) 30 公分 佩巨斯 46.2 公分 帕扯司铁 7.7 公分 欧尔巨阿 1.85 公尺 普列特隆 30 公尺 斯塔迪昂 约 185 公尺 帕扯桑该斯(波斯) 5.7 公里 斯塔特莫斯 28 公里强

    (二)容量单位 甲液体 库阿托斯 1/2 公合 科杜列 1/4 公升 美特列铁司 39 公升 乙粉状物体 科伊尼库斯 约一公升 美狄姆诺斯 52 公升

    (三)重量单位 塔兰特 26 公斤 米那 436 克 德拉克玛 4.4 克 欧博洛斯 0.7 克 (四)币制单位 塔兰特 ＝60 米那 米那 ＝5 斯塔铁尔 斯塔铁尔 ＝20 德位克玛 德应克玛 ＝6 欧博洛斯

    重要译名对照表

    A Aegialeus 埃吉阿列斯 Aegicores 埃依吉科列乌司 Abae 阿巴伊 Aegilea 埃吉列阿 Abdera 阿布戴拉 Aegina 埃吉纳 Abrocomes 阿布罗科美斯 Aegion 埃吉翁 Abronichus 阿布罗尼科斯 Aegira 埃尹盖位 Abydos 阿比多斯 Aegiroessa 埃吉洛埃撒 Acanthus 阿坎托司 Aeglea 埃格列亚 Acarnania 阿卡尔那尼亚 Aegli 埃格洛伊人 Aceratus 阿凯扯托司 Aegospotami 阿伊戈斯波塔莫伊 Aces 阿开司 Aeimnestus 阿埃姆涅司托斩 Achd.emenes 阿凯美涅斯 Aenea 埃涅亚 Acbaemenidae 阿凯美尼达尹 Aenesidemus 埃涅西戴谟司 Achaia 阿凯亚 Aenus 阿伊诺斯 Achelous 阿凯洛司 Aenyra 阿伊努拉 Aclieron 阿凯隆河 Aeolians 爱奥里斯人 Achilles 阿齐里斯 Asolus 阿依欧洛司 Achilleum 阿奇列昂 Aeropus 阿埃洛波司 Aeraephia 阿克莱披亚 Aesanius 埃撒尼欧司 Acisius 阿克里西欧斯 Aeschines 埃司奇涅斯 Acrothoum 阿克罗托昂 Aeschylus 埃司库洛斯 Adicran 阿地克兰 Aesopus 伊索 Adimantus 阿迪曼托司 Aetolia 埃托利亚 Adrastus 阿德拉斯托司 Agaeus 阿伽依欧斯 Adriaticsea 亚得里亚海 Agamemnon 阿伽美姆农 Adyrmachidae 阿杜尔玛奇达伊人 Agariste 阿伽莉司铁 Aea 埃阿 Agasicles 阿伽西克列斯 Aeaces 阿伊阿凯司 Agathyrsi 阿伽杜尔索伊人 Aeaeus 埃伊阿科斯 Agathyrsus 阿伽杜尔索斯 Aegsae 埃伊伽埃 Agbalus 阿格巴罗斯 Aegaeae 埃伊盖伊埃 Agbatana 阿格巴塔拿 Aegaleos 埃伽列欧斯 Agenor 阿该诺尔 Lege 埃给 Agetus 阿盖托斯 Aegeus 埃盖乌斯 Agis 阿吉斯 Aglaurus 阿格劳洛斯 Aminocles 阿米诺克列斯 Aglomachus 阿格罗玛科司 Ammon 阿蒙 Agora 阿哥拉 Amompharetus 阿莫姆帕列托斯 Agrianes 阿格里阿涅斯 Amorges 阿摩尔盖司 Arron 阿格隆 Ampe 阿姆培 Aiaces 埃雅凯司 Ampeus 阿姆塔洛斯 Aias 埃阿司 Amphiaraus 阿姆披亚拉欧斯 Alabanda 阿拉班达 Amphicasa 阿姆披凯亚 Alalia 阿拉里亚 Amphicrates 阿姆披克拉铁斯 Alarodii 阿拉罗狄欧伊人 Amphictson 阿姆披克图昂 Alazir 阿拉吉尔 Amphictyones 阿姆披克图欧涅斯 Alazones 阿拉佐涅斯 Amphi lochns 阿姆披罗科司 Alcaeus 阿尔凯娥斯 Amphilytus 阿姆庇津托斯 Alcamenes 阿尔卡美涅斯 Amphimnestus 阿姆庇姆涅司托斯 A1cenor 阿尔凯诺尔 Amphion 阿姆庇昂 Alcetes 阿尔凯铁斯 Amphissa 阿姆披撒 Alc ibiades 阿尔奇比亚代司 Amphitryon 阿姆披特利昂 Alcides 阿尔开达司 Ampraeia 阿姆普拉奇亚 Alcimachus 阿尔启玛科司 Amyntas 阿门塔斯 Alcmene 阿尔克美涅 Amyris 阿米利斯 Alcmeon 阿尔克美昂 Amyrtaeus 阿米尔塔伊俄斯 Alcon 阿尔孔 Amythcon 阿米铁昂 Alea 阿列亚 Anachars 泊阿那卡尔西司 Aleianplin 阿列昂平原 Anscreon 阿那克列昂 Aleuadae 阿律阿达伊 Anactoria 阿那克托利亚 Alexander 亚力山大 Anagyrus 阿那几洛斯 Alilat 阿利拉特 Anaplies 阿纳培司 Alopecae 阿罗佩卡伊 Anaphlystus 阿那普律司托司 Alpeni 阿尔培诺依 Anaua 阿恼阿 Alrenus 阿尔塔诺斯 AnaTandrldes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Alpheus 阿尔佩欧斯 Anazandrus 阿那克桑德罗斯 Alpis 阿尔披司 Anaxilaus 安那克西拉欧斯 Alns 阿罗司 Allchimolius 安启莫里欧司 Alyattes 阿律阿铁斯 Andrase 安德烈阿斯 Amasis 阿玛西斯 Androbulus 安多罗布洛斯 Amathus 阿玛图司 AndrOcrates 安多罗克拉铁斯 Anlazon 阿玛松 Androdams 安多罗达玛司 Amestris 阿美司妥利斯 Andromeda 安多罗美达 Amiantus 阿米安托斯 Androphsgi 昂多罗帕哥伊人 Anilcee 阿米尔卡斯 Andros 安多罗斯 Aneritus 阿涅利司托斯 Archias 阿尔启亚斯 Angites 安吉铁斯 Arclildemus 阿尔奇戴莫斯 Angrus 安格罗斯 Archidlce 阿尔启迪凯 Annon 安农 Archilochus 阿尔齐洛科斯 Anopaea 阿诺佩亚 Ardericca 阿尔代利卡 “Antagoras 安塔戈拉斯 Ardys 阿尔杜斯 Antandrus 安唐德罗斯 Ares 阿列斯 Anthele 安铁拉 Argades 阿尔伽戴司 Anthemus 安铁莫斯 Argaeus 阿尔该欧斯 Anthylla 安提拉 Argsnthonius 阿尔甘托尼欧斯 Anticares 安提卡列司 Arge 阿尔该 Anticyra 安提库拉 Argeia 阿尔鼓娅 Antidorus 安提多洛斯 Argilus 阿尔吉洛斯 Antiochus 安提奥科斯 Argiopium 阿尔吉奥披昂 Antipetrus 安提帕特洛斯 Alglppaei 阿尔吉派欧伊人 Antipliemus 安提培莫斯 Argo 阿尔哥 Anyssis 阿努西司 Argos 阿尔哥斯 Aparytae 阿帕里塔伊人 Argus 阿尔古司 Apatutia 阿帕图利亚 Ariabignes 阿里阿比格涅斯 Aphetae 阿佩泰 Ariantas 阿里安塔司 Aphidnee 阿披德纳伊 Ariapithes 阿里亚佩铁司 Aphrodisise 阿普罗狄西阿司 Ariaramnes 阿里阿拉姆涅斯 AD hrodite 阿普洛狄铁 Ariazus 阿里亚佐司 Aphthite 阿普提铁 Aridolis 阿利多里司 Apidanus 阿披达诺斯 Arli 阿列欧伊人 Apis 阿庇斯 Arimaspi 阿里玛斯波伊人 Apollo 阿波罗 Arimnestus 阿里姆涅司托斯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Ariomardns 阿里奥玛尔多斯 Apellophanes 阿波罗旁涅司 Arion 阿利昂 Apries 阿普里埃司 Ariphron 阿里普隆 Apsinthii 阿普新提欧伊人 Ayisba 阿里斯巴 Arabia 阿拉伯 AriSmaspeia 阿里斯玛斯佩阿 Ayaras 阿拉洛司 Aristagoras 阿里司塔哥拉斯 Araxes 阿拉克塞斯 Aristeas 阿利司铁阿斯 Arcadia 阿尔卡地亚 Aristides 阿里司提戴斯 Ascesilsns 阿尔凯西拉欧司 Aristocrates 阿里司托克拉铁斯 Archendrn 阿尔康德洛斯 Arlstocyprns 阿里司托摩普洛司 Arehelaus 阿尔凯拉欧斯 Aristridemus 阿里司托戴莫斯 Arebestratides 阿尔凯司特拉提戴 Aristodicus 阿里司托狄科斯斯 Aristogifon 阿里斯托盖通 Aristolaides 阿里斯托拉伊戴斯 Asbystae 阿司布司塔依人 Aristoaschus 阿里司托玛科斯 Ascalon 阿斯卡隆 Ariston 阿里司通 Asia 亚细亚 Arisbonice 阿利司托尼凯 Asies 亚细阿司 Aristonymus 阿利司托尼莫斯 Asine 阿西涅 Aristopbentus 阿里司托庞托斯 asmach 阿斯玛克 Aristophilides 阿里司托披里戴斯 Asonides 阿索尼戴斯 Arizanti 阿里桑托伊人 Aopil 阿索披亚人 Armonia 阿尔美尼亚 AopodOrus 阿索波多洛斯 Arpoxa1s 阿尔波克赛司 Aopus 阿索波司 Arsamenes 阿尔撒美涅斯 Aspathines 阿司帕提涅斯 Arsames 阿尔撒美斯 Assa 阿萨 Artabanus 阿尔塔巴诺斯 Assesus 阿赛索斯 Artabates 阿尔塔巴铁斯 Assyria 亚述 Artabazus 阿尔塔巴佐斯 Astacus 阿斯塔科斯 Artace 阿尔塔开 Aster 阿司特尔 Artachees 阿尔塔凯耶斯 Astrobacus 阿司特罗巴科斯 Artaei 阿尔泰伊欧伊人 Astyageg 阿司杜阿该斯 Artaeus 阿尔泰欧斯 Asnchis 阿苏启司 Artannnes 阿尔塔涅斯 Atarantes 阿塔兰铁司人 Artaphrenes 阿尔塔普列涅斯 Atarbeehis 阿塔尔倍奇斯 Artavctes 阿尔塔乌克铁斯 Alarneus 阿塔尔涅乌斯 Artaynto 阿尔塔翁铁 Athamas 阿塔玛斯 Artayntes 阿尔塔翁铁斯 Athenades 阿铁纳迭斯 Arfembares 阿尔铁姆巴列司 Athonagoras 阿铁那哥拉斯 Artemis 阿尔铁米司 Atbene 雅典娜 Artemisia 阿尔铁米西亚 athpns 雅典 Artemisiutm 阿尔铁米西昂 Athos 阿托斯 Artescus 阿尔铁斯科斯 Athrisbis 阿特里比司 Artobacanes 阿尔托巴札涅司 Athrys 阿特律斯 Artrichrnes 阿尔托克美斯 Atlanfor 阿特兰铁司人 Artontes 阿尔通铁斯 Atlantis 阿特兰提斯 Artoxerxes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 Atlas 阿特拉斯斯 Atossa 阿托撒 Artozostre 阿尔桃索司特拉 Atramyttium 阿特拉米提昂 Artvbius 同尔图比欧司 Attaginus 阿塔吉诺斯 Artyphius 阿尔杜庇欧斯 Attica 阿提卡 Artystone 阿尔杜司托涅 Atys 阿杜斯 Aryandes 阿律安戴司 Auchatae 奥卡泰伊 Aryenis 阿里埃尼司 Augila 奥吉拉 Auras 奥拉斯 Boreas 波列阿斯 Auschisae 阿乌司奇撒伊人 Bouysthenes 包津斯铁涅司 Ausees 欧赛埃司人 Bosphotus 博斯波鲁斯 Autesion 欧铁乌昂 Bottiaea 波提埃阿 Autodicus 奥托迪科斯 Branchidae 布朗寄达伊 Autonous 奥托诺斯 Brauron 布劳隆 Auxesia 奥克塞西亚 Brentesium 布伦特西昂 Axius 阿克西奥司 Briantic country 布里昂提凯 Azanes 阿扎涅斯 Aziris 阿吉利司 Azotus 阿佐托司 B Briges 布利该斯 Brongus 布隆戈斯 Brygi 布律戈依人 Bubar 布巴列斯 Bubassus 布巴索斯 Babylon 巴比伦 Bubastis 布巴斯提斯 Bacales 巴卡列司 Budii 布底奥伊人 Bacchiadae 巴齐亚达伊 Badini 布迪诺伊人 Bacchus 巴科司 Bulis 布里斯 Bacis 巴奇司 Bura 布拉 Bactra 巴克妥拉 Busae 布撒伊人 Badres 巴德列斯 Busiris 布希里研 Bagasus 巴该欧司 Butacides 布塔启戴司 Barca 巴尔卡 Buto 布头 Basileides 巴昔列伊戴斯 Byzantium 拜占廷 Bassaces 巴撒凯斯 Cbattus 巴托司 Belbina 倍尔比那 Cabalians 卡巴里欧伊人 Belrs 倍洛斯 cabelees 卡贝列斯人 Bermius 倍尔米欧斯 Cabeiri 卡贝洛伊 Bissi 倍索伊 Cadmeans 卡德美亚人 Bias 比亚斯 Cadmus 卡得莫斯人 Bisaltes 比撒尔铁司 Cadytis 卡杜提司 Bisaltia 比撒尔提亚 Caeneus 凯涅乌司 Bisanthe 比桑铁 Caicus 凯科斯 Bistomia 比司托尼亚 Calamisa 卡拉米撒 Bithynians 比提尼亚人 Calasiries 卡拉两里埃斯 Biton 比顿 Calchas 卡尔卡司 Boebeanlake 波依贝司湖 Calchedon 卡尔凯多尼亚 Boeotia 贝奥提亚 Callantiae 卡朗提埃伊人 Boges 波该司 Callatebus 卡位铁波司 Bolbitine 博尔比提涅 Callatiae 卡拉提亚人 Callades 卡里亚戴斯 Caucasus 高加索 Callias 卡里亚斯 Caucones 考寇涅斯人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铁斯 Caunus 卡乌诺斯 call i machus 卡里玛柯斯 Caystrob ius 卡乌斯特洛比欧斯 Call iphon 卡利彭 Ceans 凯欧斯人 Callpidae 卡里披达伊 Cecropidae 开克洛皮达尹 Callpolis 卡利波里斯 Cecrops 开克洛普斯 Calliste 卡利斯塔 Celaenae 凯莱奈 Calydnos 卡律德诺斯 Celeas 凯列厄司 Calynda 卡林达 Celti 凯尔特人 Camarina 卡玛里纳 Ceos 凯欧斯 Cambyses 刚比西斯 Cephallenia 凯帕列尼亚 Camicus 卡米柯斯 Cephenes 凯培涅斯 Camirus 卡米洛斯 Cepheus 凯培欧斯 Campsa 坎普撒 Cephi sus 凯佩索司 canstron 卡纳司特隆 Ceramicus 凯拉摩斯 ( 湾 ) Candaules 坎道列斯 Cercasorus 凯尔卡索洛斯 Canobus 卡诺包斯 Cercopes 凯尔科佩司 Caphereus 卡佩列乌斯 Chalcidians 卡尔奇底开人 Cappadocia 卡帕多启亚 Chalcis 卡尔启斯 Carc initis 卡尔奇尼提斯 Chaldeans 迦勒底人 Cardamyle 卡尔达米列 Chalestra 卡列司特拉 Cardia 卡尔狄亚 Chalybes 卡律倍司 Carene 卡列涅 Charadra 卡拉德拉 Garenus 卡列诺司 Charaxus 卡拉克索斯 Caria 卡里亚 Charilaus 卡里拉欧斯 Carnea 卡尔涅亚 Cherites 卡里铁司 carpathus 卡尔帕托司 Charopinus 卡罗披诺司 Carpis 卡尔披司 Chemmis 凯姆来司 carystus 卡律司托斯 Cheops 岐欧普斯 Casambus 卡撒姆包斯 Chephren 凯普伦 casianmountain 卡西欧斯山 Cherasmis 凯拉司米斯 Casmena 卡兹美涅 Chersis 凯尔西司 Caspatyrus 卡司帕杜罗斯 Chersonese 凯尔索涅索斯 Cassandane 卡桑达涅 Chileus 奇列欧斯 Castalia 卡司塔里亚 Chilon 奇隆 Casthanaea 卡司塔纳伊亚 Chios 岐奥斯 Cataractes 卡塔拉克铁斯 Choaspes 科阿斯佩斯 Catiari 卡提亚洛伊人 Choereae 柯伊列阿伊 Caucasa 卡乌卡撒 Choerus 科依洛斯 chon 科恩 combrea 科姆布列阿 Chorasmii 花拉子米欧伊人 Compsantus 孔普桑托斯 Chromios 克罗米欧斯 Conium 科尼昂 Cicones 奇科涅司人 Contadesdus 康塔戴斯多斯 Cilicia 吉里启亚 Gopais 科帕伊司 Cilix 奇里科斯 Corcyra 柯尔库拉 Cilla 启拉 Coresus 科列索司 Gimmerians 奇姆美利亚人 Corinth 科林斯 cimon 奇蒙 Corobius 科洛比欧司 Cindya 金杜埃司 Coronea 科洛那亚 Cineas 奇涅阿司 Coros 科洛斯 Cinyps 奇努普司 Corycian cave 科律寄昂洞 Cissia 奇西亚 Corydallus 科律达罗斯 Cithaeron 奇泰隆 Corys 科律司 Cius 奇欧司 Cos 科斯 Clazomenae 克拉佐美纳伊 Cotyle 科杜列 Cleades 克列阿戴斯 Cotys 科杜斯 Cleandrus 克列昂德罗斯 Cranai 克拉那欧伊人 Cleisthenes 克莱司铁涅斯 Cranaspes 克拉纳斯佩司 Cleobis 克列欧毕斯 Crannon 克兰农 Cleodaeus 克列奥达伊欧斯 Crathia 克拉提亚 Cleombrotus 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Crathis 克拉提斯 Cleomenes 克列欧美涅斯 Cremni 克列姆诺伊 Cleonae 克列欧奈 Creston 克列斯顿 Clinias 克里尼亚司 Crestonia 克列司托尼亚 Clytiadae 克吕提亚达伊 Crete 克里地 Cnidus 克尼乡斯 Cretines 克列提涅斯 Cnoethus 克诺伊托斯 Crinippus 克里尼波斯 Cnossus 克诺索斯 Crisa 克利撒 Cobon 科邦 Critalla 克利塔拉 Codrus 科德洛斯 Critobulus 克利托布罗斯 Coele 科依列 Crius 克利欧斯 Coenyra 科伊努拉 CrObyzi 克罗比佐伊人 Coes 科埃斯 Croesus 克洛伊索斯 Colaeus 柯莱欧司 Cronos 克洛诺斯 Colaxais 克拉科赛司 Crophi 克罗披 Colchis 科尔启斯 Crossaea 克罗赛阿 Colias 科里亚斯 Croton 克罗同 Colophon 科洛彭 Cuphagoras 枯帕戈拉斯 Colossae 科罗赛 Curium 库里昂 Cyanean rocks 库阿涅埃岩 Cyaxares 库阿克撒列斯 Cybebe 库贝倍 Gyberniscus 库贝尔尼司科斯 Cyclades 库克拉戴斯 Gydippe 库狄佩 Cydonia 库多尼亚 Cydrara 库德辣拉 Cyllyrii 库吕里奥伊 Cylon 库隆 Cyme 库麦 Cynegirus 库涅该罗斯 Cynesii 瘴涅西欧伊人 Cynetes 库涅铁斯 Cyniscus 库尼司科斯 Gynosura 库诺叙拉 Cynosarges 库诺撒尔该斯 Cynurian 库努里亚人 Cypselus 库晋赛洛斯 Cyrauis 库劳伊司 Cyrene 库列涅 Cyrmianae 库尔米亚纳伊 Cyrnus 库尔诺斯 Cyrus 居鲁士 cythera 库铁拉 Cythnians 库特诺斯人 Cytissorus 库提索洛斯 Cyzicus 库吉科司 D Daphnis 达普尼司 Dardania 达尔达尼亚 Dardanus 达尔达诺斯 Daritae 达列依泰伊人 Darius 大流士 Dascyleum 达司库列昂 Dascylus 达斯库洛斯 Datis 达提斯 Datus 达托司 Daulis 达乌里司 Daurises 达乌里塞司 Decelea 戴凯列阿 Decelus 戴凯洛斯 Deioces 戴奥凯斯 Deiphonus 戴伊波诺斯 Delium 代立昂 Delos 狄罗斯 Delphi 戴尔波伊 Demaratus 戴玛拉托斯 Demarmenus 戴玛尔美诺斯 Demeter 戴美特尔 Democedes 戴谟凯代司 Democritus 德谟克利图 Demonax 戴谟纳克司 Demonous 戴谟诺乌斯 Demophilus 戴谟披罗斯 Dersaei 戴尔赛欧伊人 Derusiaei 戴鲁希埃欧伊人 Deucalion 戴乌卡里翁 Diactorides 狄雅克托里戴斯 Diadromes 狄雅多罗美斯 Dadicae 达迪卡伊人 Dicaea 狄凯亚 Daedalus 达伊达洛斯 Dicaeus 迪凯欧斯 Dai 达欧伊人 Dictyna 狄克杜那 Damasithymus 达玛西提摩斯 Didacae 迪达卡伊人 Damasus 达玛索斯 Didyma 狄杜玛 Damia 达米亚 Dieneces 狄耶涅凯斯 Danae 达纳耶 Dindymene 狄恩杜美奈 Danaus 达纳乌司 Dinomenes 狄诺美涅斯 Daphnae 达普纳伊 Diomedea 狄欧美戴司 Dion 狄昂 Zdionysius 狄奥尼修斯 Dionysophanes 狄欧尼棱帕涅斯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Dioscuri 狄奥司科洛伊 Dipaea 迪帕伊耶斯 Dithyrambus 狄图拉姆波司 Doberes 多贝列斯人 Dodona 多铎那 Dolonci 多隆科伊人 Dolopes 多罗披亚人 Dorians 多里斯人 Dorieus 多里欧司 Doriscus 乡里司科斯 Dorus 多洛斯 Doryssus 多律索斯 Dotus 多托司 Dropici 多罗庇科伊人 Drymus 德律莫司 Dryopis 德律欧被司 Dryoscephalae 头(意译) Dymanatae 杜玛那塔伊人 Dyme 杜美 Dyras 杜拉司 Dysorum 杜索隆 E Elbo 埃尔渡 Elean 埃里司人 Eleon 埃列昂 Elephantine 埃烈旁提涅 Eleusis 埃列乌西斯 Elis 埃里司 Epi daurus 埃披道洛斯 Epigoni 埃披戈诺伊 Epistrophus 埃披司特洛波斯 Epium 埃披昂 Elisyci 埃里叙科伊人 Elorus 埃洛罗斯 Enareis 埃那列埃斯 Enchelees 恩凯列司人 Eneti 埃涅托伊人 Enienes 埃尼耶涅斯 Enipeus 埃尼培乌司 Eordi 埃欧尔地亚人 Epaphus 埃帕波司 Ephesus 以弗所 Epialtes 埃披阿尔铁司 Epicydes 埃披库代斯 Epidamnian 埃披达姆诺斯人 Epizelus 埃披吉罗斯 Epizephyrlan 埃披捷庇里欧伊 Erasinus 埃拉西诺斯 Erechtheus 埃列克铁乌斯 Echecrates 埃凯克拉铁司 Eretria 埃列特里亚 Echemus 埃凯穆斯 Eridanus 埃利达诺司 Echestratus 埃凯司特拉托司 Erineus 埃里涅乌司 Echidorus 埃凯多斯 Erochus 埃洛科司 Echinades 埃奇那戴斯 Erxandrus 埃尔克桑德罗司 Edoni 埃多诺伊人 Erythea 埃律提亚 Eeropus 埃洛波司 Erythrae 埃律特莱伊 Eetion 埃爱提昂 Eryx 埃律克斯 Egesta 埃盖司塔 Eryxo 埃律克索 Egypa 埃及 Etearchus 埃铁阿尔科斯 Eion 埃翁 Eteocles 埃欧克列司 Elaeus 埃莱欧斯 Etesian 季风 Elatea 埃拉提亚 Ethiopia 埃西欧匹亚 Ethiopians 埃西欧匹亚人 Euboea 埃乌波亚 Euclides 埃乌克里戴斯 Euhesperides 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Euhesperitae 埃乌埃司佩里塔伊 Eumenes 埃乌美涅斯 Eunomus 埃乌诺莫斯 Eupalinus 埃乌帕里诺司 Euphemus 埃乌培莫司 Euphorbus 埃乌波尔勃司 Euphorion 埃乌波利昂 Euphrates 幼发拉底 Euripus 埃乌里波斯 Europe 欧罗巴 Europos 埃乌洛波司 Euryanax 埃乌律阿那克斯 Eurybates 埃乌律巴铁斯 Eurybiades 优利比亚戴斯 Euryclides 优利克里戴斯 Eurycrates 优利克拉铁斯 Eurycratides 优利克拉提戴斯 Eurydame 埃乌律达美 Eurydemus 埃乌律戴谟斯 Euryleon 埃乌律列昂 Eurymachus 埃乌律玛科斯 Eurypon0 埃乌律彭 Eurypylns 埃乌律披洛斯 Eurysthenes 埃乌律斯铁涅斯 Eurystheus 埃乌律司铁乌斯 Eurytus 埃乌律托司 Euthoenun 埃乌托伊诺斯 Eutychides 埃乌奇戴斯 Euxinus 埃乌克谢诺斯 Evagoras 埃瓦哥拉斯 Evalcides 埃瓦尔启戴司 Evelthon 埃维尔顿 Exampaeus 埃克撒姆派欧斯 G Guaenetus 埃乌艾涅托斯 Gadira 伽地拉 Gaeson 伽埃松 Galepsus 伽列普索斯 Gallaic 伽拉萨凯 Gamori 伽莫洛伊 Gandarii 健达里欧伊人 Garamantes 拉曼铁司人 Gargaphian spring 伽尔伽披亚泉 Gauanes 高阿涅斯 Ge 该埃 Gobeleizis 盖倍列吉司 Gela 盖拉 Geleon 该列昂 Gelon 盖隆 Celonus 盖洛诺斯 Gephyraei 盖披拉人 Gerastus 吉拉伊司脱斯 Gergis 盖尔吉司 Gergithes 盖尔吉司人 Germanii 盖尔玛尼欧伊人 Gerrhus 盖罗司 Geryones 该律欧涅斯 Getae 盖塔伊人 Gigonus 吉戈诺司 Giligamae 吉里伽玛伊人 Gillus 吉洛司 Gindanes 金达涅司人 Glaucon 格劳空 Glaucus 格劳柯斯 Glisas 格里撒斯 Gnurus 格努罗司 Gobryas 戈布里亚斯 Goetosyrus 戈伊托叙洛司 Gonnus 戈恩诺斯 Gordias 戈尔地亚斯 Gorgo 戈尔哥 Gorgon 戈尔冈 Gorgus 戈尔哥斯 Grinnus 格林诺司 Grynea 古里涅阿 Gvgaea 巨该娅 Gyges 巨吉斯 Gyndes 金德斯 Gyzantes 顾藏铁司人 Heraeum 赫莱昂 H Hephaestopolis 海帕伊斯托波里斯 Hephaestus 海帕伊司托斯 Heraclea 海拉克列亚 Heracles 海拉克列斯 Heraclidae 海拉克列达伊 Heraclides 海拉克利戴斯 Here 希拉 Hades 哈戴司 Hermes 海尔美士 Haemus 哈伊莫司 Hermion 赫尔米昂涅 Halia 哈里埃斯 Hermippus 赫尔米波司 Haliacmon 哈里亚克蒙 Hermolycus 海尔摩律科斯 Haliarchus 哈里阿尔科司 Hermophantus 海尔摩庞托司 Halicarnassus 哈利卡尔那索斯 Hermopolis 海尔摩波里斯 Halys 哈律司 Hermotimus 海尔摩提莫斯 Harmamithres 哈尔玛米特雷斯 Hermotybies 海尔摩吐比埃司 Harmatides 哈尔玛提戴斯 Hermus 海尔谟斯 Harmocydes 哈尔摩戴斯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armodius 哈尔莫狄欧斯 Herophantus 海罗庞托司 Harpagus 哈尔帕哥斯 Herpys 海尔披斯 Hebrus 海布罗斯 Hesiod 赫西奥德 Hecataeus 海卡泰欧斯 Hesipaea 海西佩阿 Hector 海克托尔 Hestia 希司提亚 Hegesandrus 海该桑德罗斯 Hieron 希耶隆 Hegesicles 海该西克列斯 Hieronymus 谢洛尼莫斯 Hegesilaus 海吉西拉欧斯 Himera 喜美拉 Hegesipyle 海该西佩列 Hipparchus 希帕尔科斯 Hegesistratus 海该西斯特拉托斯 Hippias 希庇亚斯 Hegetorides 海该托里戴斯 Hippoclides 希波克里代斯 Hegias 海吉亚斯 Hippoclus 希波克洛司 Helen 海伦 Hippocoon 希波库昂 Helice 赫利凯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戴斯 Heliopolis 黑里欧波里斯 Hippocratides 希波克拉提戴斯 Hellas 希拉斯 Hippolaus 希波列欧(岬) Helle 海列 Hippolochus 希波洛科斯 Hellenion 海列尼昂 Hippomachus 昔波玛科斯 Hellenodicae 海列诺迪卡伊 Hipponicus 希波尼柯斯 Hellespont 海列斯彭特 Histiaea 希斯提阿伊亚 Helots 希劳特 Histiaeotis 希斯提阿伊欧提斯 Hephaestia 海帕依司提亚 Histiaeus 希司提埃伊欧斯 Homer 荷马 Hoples 荷普列司 Hyacinthia 叙阿琴提亚 Hyampea 叙安佩亚 Hyampolis 叙安波里司 Hyatae 叙阿塔伊 Hybla 叙布拉 Hydarnes 叙达尔涅斯 Hydrea 叙德列亚 Hyele 叙埃雷 Hylaea 叙莱亚 Hylleis 叙列依斯 Hyllus 叙洛斯 Hymaees 叙玛伊埃司 Hymettus 叙美托斯 Hypachaei 叙帕凯奥伊 Hypacyris 叙帕库里司 Hypanis 叙帕尼司 Hyperanthes 叙佩兰铁司 Hyperboche 叙佩罗凯 Byreanians 叙尔卡尼亚人 Hyris 叙尔吉司 Hyria 叙里阿 Hyroeades 叙洛伊阿戴斯 Hysiae 叙喜阿伊 Hysseldomus 叙塞尔多莫司 Hystanes 叙司塔涅斯 Hystaspes 叙司塔司佩斯 I Is 伊斯 Isagoras 伊撒哥拉司 Iacchus 雅科斯 Ischenous 伊司凯诺斯 Iadmon 雅德蒙 Isis 伊西司 Ialysus 雅律索斯 Ismarid lake 伊兹玛里司湖 Iamidae 雅米达伊 Ismenia 伊兹美尼亚 Iapygia 雅庇吉亚 Issedednes 伊赛多涅斯人 Iardanus 雅尔达诺斯 Isthmus Of CorinthIason 雅孙科林斯地峡 Iatragouas 雅特拉哥拉司 Ister 伊斯特 Ibanollis 伊巴诺里司 Istria 伊司脱里亚 Iberia 伊伯利亚 Italia 意大利 Itanus 伊塔诺司 Ithanmitres 伊塔米特列斯 Ithome 伊托美 Iyrcae 玉尔卡依人 L Leonidas 列欧尼达司 Leontiades 列昂提亚戴斯 Leontini 列昂提诺伊 Leoprepes 列欧普列佩斯 Lepreum 列普勒昂 Lerisae 雷里撒伊 Labda 拉布达 Leros 列罗司 Labdacus 拉布达科司 Lesbos 列斯波司 Labraunda 扰布劳昂达 Leto 列托 Labynetus 拉比奈托斯 Lencadia 列乌卡地亚 Lacedaemon 拉凯戴孟 LeuceActe 列乌凯 -呵克铁 Lacmon 拉克蒙 Leucon 列乌康 Laconia 拉科尼亚 Leutychides 列乌杜奇戴斯 Lacrines 拉克利涅斯 Libya 利比亚 Lade 拉戴 Lichas 里卡司 Ladice 拉狄凯 Licurgus 里库尔哥斯 Laius 扎伊欧司 Lide 里戴 Lampito 拉姆披多 Ligyes 里巨埃斯人 Lampoh 兰彭 Limeneium 里美奈昂 Lamponium 拉姆披尼昂 Lindus 林多斯 Lampsacus 拉姆普撒科斯 Lipaxus 里帕克索斯 Laodamas 拉欧达玛可 Lipoxais 里波克赛司 Laodice 拉奥迪凯 Lipsydrium 里普叙德里昂 Laphanes 拉帕涅斯 Lisae 里赛 Lapithae 拉披塔依 Lisus 利索司 Larisss 拉里撒 Locrians 罗克里斯人 Lasonii 拉索尼欧伊人 Lotophagi 洛托帕哥伊人 Lasus 扰索司 Loxias 洛克西亚司 Laurium 拉乌利昂 Lycaretus 律卡列托司 Laus 拉欧斯 Lycians 吕寄亚人 Leagrus 列阿格罗斯 Lycidas 吕寄达斯 Lebadea 列巴狄亚 Lycomedes 吕科美戴斯 Lebaea 列拜亚 Lycopas 吕科帕司 Lebedos 列别多斯 Lycophron 吕柯普隆 Lectum 莱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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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tus 米利都 Mys 米司 Milon 米隆 Mysia 美西亚 Miltiades 米尔提亚戴斯 Mysus 缪索斯 Milyae 米吕阿伊人 Mytilene 米提列奈 Milyas 米律阿斯 Myus 米欧司 Min 米恩 Minoa 米诺阿 Minos 米诺斯 Minyae 米尼埃伊 Mitra 米特拉 Mitradates 米特拉达铁斯 Mitrobates 光特洛巴铁司 Moeris 莫尹利斯 Molois 莫罗埃司 Neapolis 涅阿波里司 N Naparis 纳帕里司 Nasamones 纳撒摩涅司人 Natho 那托 Naucratis 纳乌克拉提斯 Nauplia 纳乌普利亚 Naustrophus 纳乌斯特洛波司 Naxos 纳克索斯 Necos 涅科斯 Nelidae 涅列达伊 Neocles 尼奥克列斯 Neon 尼昂 Neon Teichos 涅翁·提科斯 Nereids 涅列伊戴斯 Nereus 涅列欧司 Nesaeanhorse 涅赛伊阿马 Eesaeon 涅赛昂 Nestor 涅司托尔 Nestus 涅司托斯 Neuris 涅乌里司人 Nicandra 尼坎德拉 Nicandrus 尼坎多罗斯 Nicodromus 尼科德罗莫忻 Nicolaus 尼柯拉欧斯 Ni1e 尼罗河 Nileus 涅列欧斯 Ninus 尼诺斯 Nipsaei 尼普赛欧伊 Nisaes 尼赛亚 Nisyrus 尼叙洛斯 Nitetis 尼太提司 Nitocris 尼托克里司 Noes 诺埃斯 Nonacris 挪纳克利斯 Nothon 诺同 Notium 诺提昂 Kudium 努迪昂 Nymphodorus 尼姆波多洛斯 Nysa 尼撒 O Onomacritus 奥诺玛克利托斯 Ocytus 欧库托司 Odomanti 欧多漫托尹人 Odrysae 欧德律赛 Odyssey 奥德赛 Oea 欧伊亚 Oebares 欧伊巴雷司 Oedipus 欧伊狄波司 Oenoe 欧伊诺耶 Oenone 欧伊诺涅 Oenotria 欧伊诺特里亚 Oenussae 欧伊努赛 Oeobazus 欧约巴佐斯 Oeolycus 欧约律科司 Oeroe 欧埃洛耶 Oeta 欧伊铁 Oiorpata 欧约尔帕塔 Olbiopolitae 欧尔比亚市民 Olpn 奥伦 Olenus 欧列诺斯 Oliatus 欧里亚托司 Olophyxus 欧洛披克索斯 Olorus 欧罗洛司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odorus 欧休匹奥多洛斯 Olympus 奥林波斯 Olynthus 欧伦托斯 Ombria 翁布里亚 Ombrici 翁布里柯伊人 Oneatae 欧涅阿塔伊 Onesilus 欧涅西洛司 Onetes 欧涅铁斯 Onochonus 欧诺柯挪斯 Onomastus 奥诺玛司托斯 Oarzus 欧阿里佐斯 Onuphite 欧努披司 Oarus 欧阿洛司 Ophryneum 欧普里涅昂 Oasis 欧阿西司 Opis 欧匹斯 Oaxus 欧阿克索司 Opoea 欧波伊亚 Oceanus 欧凯阿诺斯 Orbelus 欧尔倍洛司 Octamasades 欧克塔玛撒戴司 Orchomenus 欧尔科美诺斯 Ordessus 欧尔戴索司 Orestes 欧列断铁斯 Oresthieum 欧列斯提欧姆 Orethyia 欧列图娅 Orgeus 奥尔盖乌司 Oricnm 欧里科姆 Oricus 欧里科司 Orithyia 欧列图娅 Orneatae 奥尔涅阿塔伊人 Oroestes 欧洛伊铁司 Ouomedon 欧洛美东 Oropus 奥洛波斯 Orotalt 欧洛塔尔特 Orsiphantus 欧尔喜庞托司 Orthocorybantians 欧尔托科律般提欧 Orthosia 欧尔托西亚 Osiris 奥西里斯 Ossa 欧萨 Otanes 欧塔涅斯 Otaspes 欧塔司佩斯 Othryades 欧特律阿戴斯 Othrys 欧特律司 Ozolae 欧佐拉伊 P Panormus 帕诺尔摩斯 Pantagnotus 庞塔格诺托司 Pantaleon 庞塔莱昂 Pantares 潘塔列斯 Panthialaei 潘提亚莱欧伊人 Panticapes 庞提卡佩司 Pantimathi 潘提玛托伊人 Pantites 潘提铁斯 Papaeus 帕帕伊欧斯 Pallene 帕列涅 Pamisus 帕米索斯 Pammon 帕姆蒙 Pamphyli 帕姆庇洛伊人 Pamphylia 帕姆庇利亚 Pan 潘恩 Panaetius 帕那伊提乌斯 Pancratiun 庞克拉提昂 Pandion 潘迪昂 Pangaeum 庞伽伊昂 Panionia 帕尼欧尼亚 Panionium 帕尼欧尼翁 Panionius 帕尼欧纽斯 panites 帕尼铁司 Panopeus 帕诺佩司伊 Paphlagonians 帕普拉哥尼亚人 Paphos 帕波斯 pactolus 帕克托罗司 Papremis 帕普雷米斯 pactya 帕克杜耶 Paraebabes 帕拉依巴铁司 paptyee 帕克杜耶斯 Paralatae 帕辣拉泰伊 padaei 帕达依欧伊 Parapotamii 帕拉波塔米欧伊人 paeania 派阿尼亚 Paretaceni 帕列塔凯奈 人 paeonia 派欧尼亚 Paricanii 帕利卡尼欧伊人 Paeoplae 帕伊欧普拉伊人 Paris 帕理司 Paesus 帕依索司 Parium 帕里昂 Paeti 帕依托伊人 Parmys 帕尔米司 Pasus 帕伊欧斯 Parnassus 帕尔那索斯 Pagasae 帕伽撒依 Paroreatae 帕洛列阿塔伊人 Palees 帕列人 Parthenium 帕尔铁尼昂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rthenius 帕尔特尼欧斯 pallas 帕拉司 Parthians 帕尔提亚人 Parus 帕洛司 Perses 培尔谢斯 Pasargadae 帕撒尔伽达人 Perseus 培尔赛欧斯 Pataecus 帕塔伊科斯 Persians 波斯人 Pataici 帕塔依科伊人 Petra 佩特拉 Patara 帕塔拉 Phaedyme 帕伊杜美 Patarbemis 帕塔尔目米司 Phaenippus 帕埃尼波斯 Patiramphes 帕提位姆培司 Phagres 帕格列斯 Patizeithes 帕提载铁司 Phalerum 帕列隆 Patraes 帕特列斯 Phanagoras 帕纳戈拉司 Patumus 帕托莫司 Phanes 帕涅司 Pausanias 帕乌撒尼亚斯 Pharandates 帕兰达铁斯 Pausicae 帕乌西卡伊人 Pharbaithite 帕尔巴伊托司 Pausiris 帕乌西里司 Pharnaces 帕尔郡凯斯 Pedasa 佩达撒 Pharnaspes 帕尔那斯佩斯 pedasus 佩达索所 Pharnazathres 帕尔纳扎特列所 Pedieis 佩迪埃司 Pharnuches 帕尔努凯斯 pelasgi 佩拉司吉人 Phaselis 帕赛利斯 Pelasgia 佩拉司吉亚 Pbasis 帕希斯 Peleus 佩列欧司 Phayllus 帕乌洛斯 pelion 佩里洪 Phegeus 佩该乌斯 pella 培拉 Pheneus 培涅俄斯 pellene 佩列涅 Pherendates 培伦达铁斯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heretime 培列提美 Felope 佩洛普司 Pheros 培罗斯 pelusium 佩鲁希昂 Phidippides 披迪披戴斯 Penelope 佩奈洛佩 Phidon 庇东 Peneus 佩涅欧司 Phigalea 披伽列亚 Penthylus 潘图洛斯 Philaeus 披莱欧司 Percalus 培尔卡洛斯 Philagrus 披拉格罗斯 Percote 佩尔柯铁 Philaon 披拉昂 Ferdiccas 培尔狄卡斯 Philes 披列司 Pergamos 培尔伽莫斯 Philippus 披力波司 Perialla 培莉亚拉 Philistus 披利斩图斯 periander 培利安多洛斯 Philitis 皮里提斯 Pericles 伯里克利斩 Philocyon 披洛库昂 Perilaus 培利拉欧斯 Philocyprus 披罗库普洛司 Perinthus 佩林托斯 Phla 普拉 Perioeci 佩里欧伊科司 Phlegra 普列格拉 Perpherees 佩尔佩列埃斯 Phlius 普里欧斯 Perrhaebi 佩莱比亚人 Phocaea 波凯亚 Phocis 波奇司 Platea 普拉铁阿 Phoebus 波伊勃司 Pleistarchus 普列司塔尔科期 phoenicinas 腓尼基人 Pleistorus 省雷司陶洛斯 Phoenix 培尼克司 Plinthinetebay 普林提涅湾 Phormus 波尔莫司 Plynus 普律诺司 Phraortes 普拉欧尔铁斯 Poeciles 波依启列司 Phratagune 普拉塔古涅 Pogon 波贡 PhRiconian 普里科尼斯 Poliades 波里亚戮斯 Phrixae 普利克撒伊 Polias 波里阿司 Phrixus 普利克索斯 Polichne 波里克涅 Phronime 普洛尼玛 Polyas 波里亚斯 Phrygia 普里吉亚 Polybus 波律包司 Phrynichus 普律科司 Polycrates 波律克拉铁斯 Phrynon 普律农 Polycritus 波律克利托斯 Phthiotis 普提奥梯斯 Polydemca 波律达姆娜 Phthius 普提奥斯 Polydectes 波律戴克铁斯 Phya 佩阿 Polydorus 波律多洛司 Phylacus 披拉科斯 Polymnestus 波律姆涅司托司 Phyllis 披利斯 Polynices 波律涅凯斯 Phytho 佩脱 Pontus 彭托斯 Pieria 披埃里亚 Porata 波扯塔 Pjgres 披格列斯 Posideion 波西迪昂 Pilorus 披罗洛斯 Poseidon 波赛东 Pindar 品达洛司 Posidonia 波西多尼亚 Pindus 品多斯 posidonius 波西多纽斯 Piraeus 披莱乌斯 Potidaea 波提戴 Pirrene 佩列涅 Praesus 普拉伊索斯 Piromis 披罗米司 Prasiadlake 普位西阿司湖 Pitus 佩洛斯 Praxilaug 普拉克西拉欧斯 Pisa 披萨 Prexaspes 普列克撒司佩斯 Pisidian 披西达伊人 Prexinus 普列克西诺斯 Pisistratidae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Priam 普利亚莫斯 Pisistratus 佩西司特拉托斯 Priene 普里耶涅 Pistyrus 披司图洛斯 Prinetades 省里涅塔达司 Putana 庇塔涅 Procles 普罗克列斯 Pi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Proconnesus 普洛孔涅索斯 Pittacus 披塔柯斯 Promeneia 普洛美涅亚 Pixodarus 披克索达洛司 Prometheus 普洛美修斯 Placia 普拉启亚 Pronaee 普洛奈亚 Plataeae 音拉塔伊阿 Propontis 普洛彭提斯 Prosopitis 普洛索披提斯 Protisilaus 普洛铁西拉欧斯 Proteus 普洛铁乌斯 Protothyes 普洛托杜阿斯 Prytanis 普律塔尼斯 Psammenitus 普撒美尼托斯 Psammetichus 普撒美提科斯 Psammis 普撒米司 Psylli 普叙洛伊人 Psyttalea 普叙塔列阿 Pteria 普铁里亚 Ptoan Apollo 普托司·阿波罗 Ptoum 普托昂 ylae 披莱 Pylagori 披拉戈拉斯 Pylos 披洛斯 Pyrene 披列涅 Pyretus 披列托司 Pyrgos 披尔哥斯 Pythagoras 毕达哥扯斯 Pytheas 披铁阿斯 Pythermos 佩铁尔谟斯 Pythia 佩提亚 Pythius 披提欧斯 Pythogenes 披托盖涅斯 R Rbampsinitns 拉姆普西尼托司 Rhegium 列吉昂 Rhenaea 列那伊亚 Rbodes 罗德斯 Rhodope 洛多佩 Rhodopis 罗德庇司 Rhoecus 罗伊科司 Rhoetium 洛伊提昂 Rhypes 律佩斯 S Scione 司奇欧涅 sattagydae 撒塔巨达伊人 Saulius 撒乌里欧斯 Sauromatae 撒乌洛玛泰伊人 Scaeus 斯卡伊欧斯 Scamander 司卡曼德罗斯 Scamandronymus 司卡芒德洛尼莫司 ScapteHyle 斯卡普铁·叙列 Sciathos 斯奇亚托斯 Scidrus 司奇多洛斯 Sacae 撒卡依人 Sadyattes 萨杜阿铁斯 Sagartii 撒伽尔提欧伊人 Sais 撒伊司 Salamis 撒拉米司 Sale 撒列 Salmoxis 撒尔莫克西司 Salmydessus 撒尔米戴索司 Samius 萨米欧司 Samos 萨摩司 Samothrace 萨摩特拉开 Sanancharibus 撤那卡里波司 Sandanis 桑达尼斯 P Sandoces 桑多开斯 Sane 撒涅 Sapaei 撒帕依欧伊人 Sappho 莎波 Sarangae 萨朗伽伊 Sardanapallus 撒尔丹那帕洛司 Sardinia 萨地尼亚 Sardis 撒尔迪斯 Sardo 萨尔多 Sarpedon 撒尔佩东 Sarte 撒尔铁 saspires 撒司配列斯 Sataspes 撒塔司佩斯 Satrae 撒妥拉伊人 Sciton 斯奇同 Sabacos 撒巴科斯 Scolopois 斯科洛波伊斯 Sabyllus 撒必洛斩 Scolus 司科洛斯 Scopadae 司科帕达伊 Siromus 西罗莫斯 Scopasis 斯科帕西司 Sisamnes 西撒姆涅斯 Scylace 斯奇拉凯 Sisimaces 昔西玛凯司 Scylax 司库拉克斯 Sitalces 西塔尔凯司 Scyles 司库列斯 Sitbonia 西托尼亚 Scyllias 司苦里亚斯 Siuph 西乌铺 Scyros 司奇洛斯 Smerdis 司美尔迪斯 Scythee 司枯铁斯 Smerdomenes 司美尔多美涅斯 Scythia 斯奇提亚 Smila 司米拉 Sebennyte 赛本努铁斯 Smindyrides 司敏杜里代斯 Selinus 赛里努司 Smyrna 士麦拿 Selymbmria 塞律姆布里亚 Socles 索克列斯 Semele 赛美列 Sogdi 粟格多伊人 Semiramis 谢米拉米司 Soli 索罗伊 Sepias 赛披亚斯 Solois 索洛埃司 Serbonianmarsh 谢尔包尼斯湖 Solon 梭偷 Seriphus 赛里婆斯 Solymi 索律摩伊人 Sermyle 谢尔米列 Sophanes 梭帕涅斯 Serrheum 塞列昂 Sosimenes 索喜美涅斯 Sesostris 塞索斯特里斯 Sostratus 索司特拉托司 Sestos 赛司托斯 Spargapises 斯帕尔伽披赛斯 Sethos 赛托司 Spargapithes 斯帕尔伽佩铁司 Sicania 西卡尼亚 Sporta 斯巴达 Sicas 西卡司 Spercheus 司佩尔凯欧斯 Sicily 西西里 sperthias 司佩尔提亚斯 Sicinnus 西琴诺斯 Sphendalae 司潘达莱斯 Sicyon 希巨昂 Stagirus 司塔吉洛斯 Sidon 西顿 Stenforis 司顿托里司 Sigeum 细该伊昂 Stenyclerus 司铁尼克列洛斯 Sigynnae 昔恭纳伊人 Stesagoras 司铁撒哥拉斯 Silenus 昔列诺斯 Stesenor 斯铁塞诺尔 Simonides 西蒙尼戴斯 Stesilaus 司铁西拉欧斯 Sindi 信多伊人 strattis 司妥拉提斯 Sindus 辛多斯 Strucbetes 斯特路卡铁斯人 Singns 辛哥斯 Stryme 司妥律美 Sinope 西诺佩 Strymon 司妥律蒙 Siphnus 昔普诺斯 Stymphalian lake 司图姆帕洛斯湖 Siriopaeones 西里欧派欧尼亚人 Styreans 司图拉人 Siris 昔利斯 Styx 司图克斯 Siromitres 西洛米待列斯 Sunium 索尼昂 Sits 苏撒 Skyagrus 叙阿格罗斯 Sybaris 叙巴里斯 Syenp 叙埃涅 Syennesis 叙恩涅喜斯 Syleus 叙列乌斯 Syloson 叙罗松 Syme 叙美 Syracnse 西拉为赛 Syrgis 叙尔吉司 Syria 叙利亚 Syrtis 叙尔提斯 T Telesarcbus 铁列撒尔科司 Tplines 铁里涅司 Telliadae 铁里亚达伊 Tellias 铁里阿斯 Tellus 泰洛斯 Telmessos 铁尔美索斯 Telos 铁洛斯 Telys 铁律司 Temenos 铁美诺斯 Temnos 铁姆诺斯 Tempe 铁姆佩 Tenedos 提涅多斯 Tenos 铁诺斯 Teos 提奥斯 Tabalus 塔巴罗斯 Teres 铁列斯 Tabiti 塔比提 Tereus 铁列欧司 Tachompso 塔孔普索 Terillus 铁里洛斯 Taenarum 塔伊那隆 Termera 铁尔美拉 Talaus 塔拉欧司 Terznilae 铁尔米莱 Taltybius 塔尔图比欧斯 Tethronum 铁特洛尼昂 Tanagra 塔那格拉 Tetramnestus 铁特拉姆但司托斯 Tanais 塔纳伊司 Tencrians 铁乌克洛伊人 Tanite 塔尼司 Tencros 铁乌克罗斯 Taras 塔拉斯 Teuthrania 铁乌特拉尼亚 Tarentines 塔兰提诺伊人 Thagimasadas 塔吉玛萨达斯 Targitans 塔尔吉塔欧斯 Thales 泰利士 Tarsus 塔尔提索斯 Thamanaei 塔玛奈欧伊人 Tauchira 塔乌奇拉 Thamasius 塔玛希欧斯 Tauri 陶利卡人 Thannyras 坦努拉司 Taxacis 塔克撒启司 Thasos 塔索斯 Taygetum 塔乌该托斯 Theasides 铁阿西代斯 Tearus 铁阿罗斯 Thebe 铁贝 Teaspis 铁阿司披斯 Thbes 底比斯 Tegea 铁该亚 Thermis 铁米斯 Teispes 铁伊司佩斯 Themiscyra 铁米司库拉 Telamon 铁拉门 Themison 铁米松 Teleboae 铁列波阿伊 Themistocles 铁米司任克列斯 Telecles 铁列克莱司 Theocydes 提欧库戴斯 Teleclus 铁列克洛司 Theodorus 铁奥多洛斯 Telemachus 铁列玛科斯 Tbeomestor 提奥美司托尔 Theophania 铁奥帕尼正 Tigranes 提格拉涅斯 Theopompns 铁欧彭波斯 Tigris 底格里斯 Thera 铁拉 Timagenides 提玛盖尼戴斯 Therambos 铁拉姆波司 Timagoras 提玛戈拉斯 Therapne 铁拉普涅 Timandrus 提曼多洛斯 Theras 铁拉司 Timarete 提玛列捷 Therma 铁尔玛 Timasitheus 提美西铁乌司 Thermondon 铁尔莫东 Timesius 提美西奥斯 Thermonylas 铁尔摩披莱 Timo 悌摩 Theron 铁隆 Timodelnus 悌摩戴谟斯 Thersandrus 铁尔桑德洛斯 Timon 提蒙 Theseus 铁谢欧斯 Timonax 提莫纲克斯 Thesmophoria 铁斯莫波里亚 Timoxenus 悌摩克塞诺斯 Thespia 铁司佩亚 Tiryns 捉律恩司 Thesprotians 铁斯普洛托伊人 Tisamenus 提撒美诺斯 Thessalus 帖撒洛司 Tisandrus 提桑德洛斯 Thessaly 帖撒利亚 Tisias 提细亚斯 Thestes 铁司特斯 Titacus 提塔科斯 Thetis 帖提司 Tithaeus 提泰欧斯 Thmuite 特姆易斯 Tithorea 提托列阿 Thoas 托阿斯 Titormus 提托尔莫斯 Thon 托恩 Tmolns 特莫洛斯 Thonis 托尼司 Tomyris 托米丽司 Thorax 托拉克司 Torone 托罗涅 Thoricus 托利科司 Trashinia 特拉奇尼亚 Thornax 托尔那克司 Trashis 特拉奇司 Thrace 色雷斯 Trapezus 特拉佩佐斯 Thrasybulus 特扰叙布洛斯 Traspies 特拉司披耶司人 Thrasycles 特拉叙克列斯 Trausi 妥劳索伊人 Thrasydeius 特拉叙狄欧斯 Trayns 特拉沃斯 Thrasylans 特拉叙拉欧斯 Triballicplain 特利巴里空原野 Thriasianplain 特里亚平原 Triopium 特里欧庇昂 Thyia 图依亚 Tritaea 特里泰埃斯 Thyni 札尼亚人 Tritantaechmes 特里坦塔伊克美斯 Thyreae 杜列亚 Tritere 特里提司 Thyssagetae 壮撒该塔伊人 Triton 妥里通 Thyssns 杜索司 Troad 特洛阿司 Tiarantus 提阿兰托司 Troezen 特罗伊真 Tibareni 提巴列诺伊人 Trophonins 特洛波尼欧斯 Tibisis 提比西斯 Troy 特洛伊 Tydeus 杜德乌斯 Tymnes 图姆涅斯 Tyndareus 图恩达列乌斯 Tyndaridse 图恩达里达伊 Typhon 杜彭 Ttras 杜拉斯 Tyre 推罗 Tyrodiza 图洛迪札 Tyrsenus 第勒赛诺斯 Tyrrhenians 第勒塞尼亚人 U Uranius 乌拉尼欧斯 Utii 乌提欧伊人 Urania 乌拉尼阿 X Xanthippus 克桑提波司 Xanthus 克桑托斯 Xenagoras 克谢纳戈拉斯 Xerxes 克谢尔克谢斯 Xuthus 克苏托斯 Z Zanynthns 札昆托斯 Zancle 臧克列 Zaueces 撒乌埃肌司人 Zens 宙斯 Zenxidemus 杰乌克西戴莫斯 Zone 佐涅 Zopyrus 佐披洛司 Zoster 佐斯泰尔

  • 希罗多德《历史 》1

    《历史》一书是公元前五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ροδο-το ζ，拉 Herodotus，公元前 484—公元前 430/20 年）所撰述的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著作。据十世纪的苏达辞书（∑ονδα，拉 sui-das）的介绍，希罗多德出生在小亚细亚乡里斯人的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的一个名门，父亲吕克瑟司，母亲德律欧，还有一个兄弟铁奥多洛斯。他由于反对本城的僭主吕戈达米斯而被迫移居萨摩司岛；在这里他学会了伊奥尼亚方言。后来他从亡命中返回故乡， 赶跑了僭主，但又因同国人不合而再次离乡背井。这之后，他还参加过建立图里伊的殖民活动（公元前 443 年），最后就死在那里。从其他史料和他本人的作品，可以知道他到过许多地方：除小亚细亚诸城市外，还有希腊本土（特别是雅典）、马其顿、埃及、腓尼基、 叙利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就当时条件而论，他见闻之广应当说是罕见的，所以后来又有人称他为“旅行家之父”。至于他为什么要走这样多地方，后人根据他的作品作过种种推测。有人说他可能象早期的 埃伦那样，是一个到各地采办货物的行商；有人认为他是想仿照他的前辈海 卡泰欧斯的样子写一部更加翔实的地理作品；还有人认为他到各地去是为了 搜集写作材料，比如，他在雅典就朗诵过自己的作品并得到了异常丰厚的报酬。 苏达辞书没有提他到过雅典的事情，但从《历史》本身并证之以其他资 料，我们知道他不但到过雅典，而且同以伯里克利斯为首的雅典民主派和一 些著名作家（例如著名悲剧诗人索波克列斯）有过交往。他在雅典的时期大 概在公元前 447—443 年间。没有史料说明他为什么到雅典，但从他的作品为 雅典民主派辩护这一点来看，他可能是应邀来到雅典为之宣传并参加他们的 殖民活动的。

    希罗多德虽然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又为雅典民主派作过宣传，但他并 不是站在泛希腊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写他的《历史》的。他赞扬的是雅典人， 而不是整个希腊民族；他对波斯人也是公正的，并无肆意诋毁之处，相反， 他承认东方民族具有比希腊更古老，更高的文明。这同后来的希腊人把异族 一概都视为“蛮族”的观点迥然不同。

    尽管《历史》记载了不少荒诞无稽的传说，但它仍然有很高史料价值。他的记述有不少 是亲自调查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为后世的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历史》全书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只是以希腊波斯战争的历 史为骨架，用它来贯串许多同正文关系不大的传说、故事、地理、人种志方 面的记述等等（其中有关埃及的部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后半部才开始叙 述战争本身，而插笔叙述退居次要地位。总的看来，不少材料是硬凑到一起 的。苏达辞书说《历史》是作者在萨摩司岛写的，但我们只能理解为他在这 里有过写作活动。从全书内容来看，前半部分的材料显然不是供战争史使用 的，后来作者决定写战争史，才把这部分材料也塞了进去。可以认为，全书 非一时一地写成，甚至他在世时可能未最后定稿，因为后人在此书中发现有 前后不协调之处，而且结尾也显得突然，未能在适当处告一段落。

    《历史》传世钞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时的。全书传统分为九卷，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把它称为《缪司书》。 这种分法大概出自后来编订此书的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之手，未必是原书的本来面貌。 按照传统的分卷法，第一卷在开宗明义之后，首先讲克洛伊索斯对波斯 的进攻作为引起波斯入侵犯希腊的第一个诱因：作者在这里还记述了吕底亚和波斯的情况，特别是居鲁士进行的征服；第二卷主要介绍埃及的情况；第 三卷主要记述刚比西斯和大流士时期的情况，并插入了有关萨摩司的事 情；第四卷介绍了斯奇提亚和利比亚的情况和大流士对它们的进攻；第五卷 主要记述伊奥尼亚起义：第六卷记述马拉松之役；第七卷从克谢尔克谢斯的 出征希腊记述到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第八卷记述决定性的撒拉 米司一役；第九卷记述普拉塔伊阿和米卡列之役，而以雅典军队攻陷赛司托 斯（公元前 478 年）为结束。 原来使用多里斯方言的希罗多德是用伊奥尼亚方言，也就是荷马的方言 写作他的《历史》的。他和荷马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他使用了不少荷马的 语词和表现手法，因此后人说他的文字有浓厚的荷马味道（Ομηριγψ τατοζ）。在拜占廷的司蒂芳所报 道的希罗多德在图里伊的墓铭上就有：“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 学家中最优秀的。”

    (一)本书所用原本是牛津古典丛书中修德(C. Hude)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Historiae；两册，1926 年，第 3 版)，同时参考了洛布 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书中所用的施泰因(H.Stein)编订本。豪乌(w.w.How)和威 尔斯(J.Wells)二氏为修德本所编的《希罗多德注释》(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两册，上册 1912 年牛津版，下册 1928 年牛津订正版)和若干选 本的注释(如 Abicht，waddell 诸氏为第 2 卷所作的注释)。 (二)在翻译时曾参考下面五个全译本： 1.塞成林·汉梅尔 (Seweryn Hammer) 的波兰文译本 (Hero－ dot ： Dzieje)，1954 年版。 2.青木岩的日文译本，两册，上册 1940 年版，下册 1941 年版。 以上两个译本的特点是较新，又都是以修德本为主要依据的。 3.乔治·劳林逊(George Raw linson)的英译本。这是长期以来在英译本 中被认为是一部标准译本，原来分四册，在 1858—1860 年间发表。我所用的 则是经过哥多尔芬(Francis R. B. Godolphin)订正的生译本，收入他编的《希 腊历史学家》(The Greek Historians)的上册(1942 年版)。 4.亨利·凯里(Henry Cary)的英译本，1852 年版。 5.顾德雷(A. D. Godley)的英译本，收入洛布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书，四 册：第一册 1946 年修订版，第二册 1950 年修订版，第三册 1950 年版，第四 册 1946 年版(以上版次都指译者个人所用的)。 以上几个全译本或以文采长，或以准确胜，可说是各有千秋，对我都有 很大的帮助，起了集思广益的作用。 (三)译本立足介绍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注释以简要为原则，所述历史事件都 是公元前的事，为了简明起见，译注中年份都不再注明“公元前”了。 (四)译名从原文音译，但已经通行的译名即依照约定俗成 的原则不再更动(如雅典、伊索、底比斯、以弗所等)。 原文拉凯戴孟和斯巴达分开使用，所以译文中也分开。(五)书中度量衡单位，保留了音译的原名，只有一个尺字是原文πονζ的意译。书末所附折算表是根据波兰译本的附录改编的。 (六)要目索引主要据日文译本的索引并核对其他有关索引改编而成。排 列方法是按笔画(简化字按简化后的笔画)，同笔画的按部首顺序。

    第一卷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 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 日久而被人们遣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 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粉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1) 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 说，以前往在红海（不是今天的红海，这里指波斯湾及具附近的水域）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他们载运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曾在许许多多地方，就中也在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 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的。他们来到阿尔哥斯这里，便陈设出他们的货物来进行交易。到第五、六天，等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这里；其中有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们说她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名字一样，叫做伊奥，她的父亲就是国王伊那柯斯。妇女们站在船尾的地方挑选他们最称心的物品，但这时腓尼基人却相互激励着向她们扑过去。大部分的妇女跑开了，伊奥和其他一些妇女却给腓尼基人捉住，放到船上并给带到埃及去了。

    (2) 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 及，而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他们说，在后来，又有某些希腊人(他们说不出这些希腊人的名字)在腓尼基的推罗登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已劫了去。在我看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报复了先前所受的损害。可是后来，他们说，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次的不义之行。原来他们(希腊人)乘着一只长船（战船，当时商船是圆形的）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城和帕希斯河那里去（指傅说中雅孙和阿尔哥号船员出征）；在他们把到那里去应办的事情办完以后，却从那里劫走了当地国王的女儿美地亚。科尔启斯的国王派了一名使者到希腊去，要求赔偿损失并送回公 主，但是希腊人回答说，既然阿尔哥斯的伊奥被劫后，他们都不曾从对方得 到赔偿，故而这次他们也不准备给科尔启斯人任何赔偿了。

    (3) 他们还说，后来，临到下面的一代，普利亚莫斯的儿子亚力山大这个 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想从希腊给自己强夺一个妻子，因为他深信，希腊 人过去既不曾赔偿，他自己当然同样是不会赔偿的了。因此他便劫走了海偷。 希腊人起先决定把使者派出去，要求送回海偷并赔偿因掠夺而引起的损失。 但是在希腊人提出了这个要求时，对方却提到了美地亚被劫的事情作为口 实；他们提醒希腊人说，希腊人只是要求别人赔偿，而自己却不赔偿别人， 又不在别人要求时把自己劫走的人送还。

    (4) 直到现在为止，问题只不过是在于双方相互进行掠夺而已。但是到后 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受到的指责可就大了，因为在他们侵略欧罗巴之先， 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寇亚细亚了。他们说，劫夺妇女，那是一伴坏人 干的勾当，可是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她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是决不 会硬给劫走的，因此在被劫以后，想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却未免愚蠢了， 明白事理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把妇女 拐跑时，他们亚细亚人根本就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可是希腊人却仅仅为了拉凯戴孟的一个妇女而纠合了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并打垮了普利亚莫斯的政 权。自此以后，他们就把希腊人看成是自己的仇敌了。原来在波斯人眼里看 来，亚细亚和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所有异邦民族都是隶属于自己的，但他们认 为欧罗已和希腊民族跟他们却是两回事。

    (5) 以上就是波斯人对这一事件的经位的叙述。他们认为希腊人攻略伊里翁(即特洛伊)，是他们敌视希腊人的开端。然而在谈到伊奥的事件 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他们否认在带她到埃及去的 附候曾使用任何强暴的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在阿尔哥斯便和停泊在那里 的一只船的船主有了来往，而在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羞于把这事告 诉自己的父母并害怕给他们发党，便在腓尼墓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随着他们一同乘船走了。以上便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中哪一 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 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不管人间的 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因为先前强大的城邦，现在它们 有许多都已变得没没无闻了；而在我的时代雄强的城邦，在往昔却又是弱小 的。这二者我所以都要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决不会长久 停留在一个地方的。

    (6)吕底亚地方的人、阿律阿敛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是哈律司河以西所有 各个足族的僭主，这条把叙利亚和帕普拉哥尼亚分隔开来的哈律司河是从南 向北流而最后流入所谓埃岛克谢诺斯(黑海)的。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克洛 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他迫使某些希腊人向他纳 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成联盟。他征服的有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 人、多里斯人。但是他却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了盟约。直到克洛伊索斯君临的 当时为止，所有的希腊人都是自由的。因为比克洛伊索斯更早地进攻伊奥尼 亚的奇姆美利亚人，他们不是为了征服各个城邦，而只是为了打劫才入寇罢了。

    (7) 在海拉克列达伊族手里掌握着的主权转到被称为美尔姆纳达伊族的 克洛伊索斯一家的手里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位名字叫做坎道列斯的、 撒尔迪斯的僭主，希腊人称他为密尔昔洛斯。他是海拉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凯 峨斯的后裔。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最初的撒尔迪斯国王阿格隆是尼诺斯的儿 子，是阿尔凯峨斯的儿子倍洛斯的孙子；密尔索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则是最后的国王。在阿格隆以前，那个地方的国王是阿托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后裔。由 于吕多斯这个人的缘故，当地以前被称为美伊昂人的全部民族便获得了吕底 亚人的名称，以海拉克列斯与雅尔达诺斯的一名女奴隶为祖先的海拉克列达 伊族禀承神意从他们那里取得主权并保持了它。他们父子相承，从阿格隆到 密尔索斯的儿子炊道列斯共统治了二十二代，计五百零五年。

    (8) 但是，这个坎道列斯宠爱上了自己的妻子，他把她宠爱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认为她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他特别宠信的一个人，这就是达斯库洛斯的儿子巨吉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向这个人讲。既然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美丽深信不疑，因此他就常常向这个巨吉斯拚命赞美自己妻子的美丽。在这以后不久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到不幸的坎道列斯向巨吉斯这样说：“巨吉斯，我看我单是向你说我的妻子美丽，那你是不会相信的(人们总不会象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 朵的)。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罢”。巨吉斯听到这话便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主公，您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么？您说的这话是多么荒唐啊。您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脱掉衣服，那也就是把她应有的羞耻之心一齐脱掉了。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十分贸明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应当做 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而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古人的这些教诲。这里面有一句老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他自己的事情。我承认您的妻子是举世 无双的丽入。只是我恳求您，不要叫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9) 巨吉斯这样说，是打算拒绝国王的建议，因为他心里害怕自己会国此而招来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国王却回答他说：“别害怕，巨吉斯，不要疑 心我说这话是打算试探你的忠诚，也不要害怕你的女主人会把什么危害加到你的身上。要知道，我会把这件事安排得要她根本不知道你曾经看见过她。 我叫你站在我们卧室的敝开的门的后面，当我进来睡党的时候，她是会跟着 进来的；在入口附近的地方有一把椅子，她脱下来的每一件衣服都放在这个 椅子上。这样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来看她了。等她从椅子走向床而她的背朝 着你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注意不要被她看见，从门口溜出去 了。”

    (10)巨吉斯这时既无法逃避，就只好同意这样做了。于是坎道列斯在夜间要就寝的时候，便把巨吉斯引进了自己的卧室，过了一会儿，他的妃子也跟进来了。她进来之后，就把衣服脱掉放到椅子上面，而巨吉斯就在门后面望着她。而当她到床上去，她的背朝着巨吉斯的时候，他就从房中偷偷地溜 出去了。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她是看见了他的，于是她立刻猜到了他丈夫所做的是怎么一件事，可是，由于害羞的缘故，她并没有叫了出来，甚至装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对她的丈夫坎道列斯进行报复 了。原来在吕底亚人中间，也就是在几乎所有异邦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

    (11) 在那个时候，她一语不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到早晨天刚亮 的时候，她便从自己的仆从当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 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巨吉斯召到她面前来。巨吉斯做梦也没有想到王妃已经知道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所以就遵命来见王妃了。因为在这之前，每逢王妃派人召唤巨吉斯来的时候，他都会前来见她。巨吉斯来到的时候，她就 向他说：“巨吉斯，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你跟前，随你选择。或者是你必须把坎道列斯杀死，这样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或者是现在就干脆死在这间屋子里。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公的一切命令。去看那 你不应当看的事情了。你们两个人中间一定要死一个：或者是他死，因为他怂恿你干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这样就破坏了 我们的惯例。”巨吉斯听了这些话，一时茫然自失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 出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恳求王妃不要强迫他作一个这样个人为难的选 择。但是当他发现他恳求无效而且他确是有必要明确说出是杀死主公证是被 剔人杀死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条恰自己留活命的道路；于是他便请王妃告诉他：“既然你强迫我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把我的主公杀死，那末告诉我，你想叫我怎样向他下手呢？”她回答说：“向他下手的地方最好就是他叫你看到我的裸体的那个地方。等他睡着的时候下手吧。”

    (12) 当阴谋的一切全都准备停妥，而夜幕又降临下来的时候(巨吉斯看到自己既无法脱身又根本不能逃跑，而是非要把坎道列斯杀死或是他自己被杀死不可)，巨吉斯便随着王妃进入了寝室。她把一把匕首交给巨吉斯并把他藏 在同一个门的后面。而过了一会儿，当坎道列斯睡着的时候，巨吉斯便偷偷 地溜出来把坎道列斯杀死了，这样巨吉斯便夺得了坎道列斯的妃子和王国； 大约与巨吉斯同时代的人、帕洛斯的阿尔齐洛科斯在一首抑扬三步格的诗 里，便曾经提到这个人。

    (13) 巨吉斯这样便取得了王位，而后来他之所以能够稳稳地统治了全 国，乃是由于戴尔波伊的一次神托。在吕底亚人激愤于他们国王的被杀而拿起了武器之时，巨吉斯一派的人们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即如果戴尔波伊的神托宣布他为吕底亚人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而统治下去，不然的话，王权应当还给海拉克列达伊家。神托的话既然是这样命令的，所以巨吉斯就成为国王了。不过佩提亚(傅达神托的女巫)又说，巨吉 斯的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不拘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把它记在心上。

    (14) 这样美尔姆纳达伊家便灭掉了海拉克列达伊家而取得了僭主的地 位；巨吉斯做了国王之后，便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戴尔 波伊的那些银制的献纳品大部分都是他送来的：在这些银制品以外，他还献 纳了大量的黄金，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那六只黄金的混酒钵。它们 的重量总计有三十塔兰特，并且被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①里面。我虽称它为 科林斯人的宝库，但是老实讲，这并不是科林斯人民的宝库，而是埃爱提昂 的儿子奇普赛洛斯的宝库。除去先前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普里吉亚的国王米 达斯以外，巨吉斯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异邦人当中第一个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 礼物的。原来米达斯所献纳的是他经常坐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十分精美的宝 座，这个宝座便和巨吉斯所献纳的混酒钵放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戴尔波伊人 便按照献纳者的名字而称巨吉斯所献纳的金银器皿为巨伽达斯。在巨吉斯掌 握了国家大权以后，他也立刻向米利都和士麦拿进犯，攻陷了科洛彭城，此后，他虽然统治了三十八年，却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因此关于他的事 情我就说到这里了。

    (15)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杜斯的事情。阿尔杜斯 攻占了普里那涅并向米利都进攻。而正当他作撒尔迪斯僭主的时候，给游牧 的斯奇提亚人从家乡的土地驱逐出来的奇姆美利亚人进入了亚细亚，把除了 卫城以外的全部撒尔迪斯拾占领了。

    (16)阿尔杜斯在位凡四十九年，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窿杜阿铁斯，窿杜 阿铁斯在位十二年。隆杜阿铁斯死后，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阿律阿铁斯。这 位国王曾和戴奥凯斯的后人库阿克撒列斯与美地亚人作战，把奇姆美利亚人 驱出亚细亚，征服了科洛彭人的殖民地士麦拿并进攻克拉佐美纳伊。但是在 进犯克拉佐美纳伊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他原来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遭 到了惨重的失败。然而在他统治的期间，他仍然成就了一些颇足以使人注目 的事业，下面我想就这方面谈一下。

    (17)既然他继承着自己的父亲对米利都人作战，他便用这样的进攻方式 来对这座城进行围攻。在田地上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 利都的土地，进军时有笙管、竖琴和高高低低的音的横笛伴奏着。在进入敌 ① 许多希腊的城邦在戴尔波伊的神殿圣域内都有分配给它们的专门的“宝库”，而他们奉献的东西就保存 在里面。 人领士的时候，他并不捣毁和烧掉田野上的房屋，甚至连门都不打破，而是 让它俩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把这个地方的全部树木和 庄稼铲除得一乾二净，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土。由于米利都人是海上的霸主， 因此他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住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他不破坏他们的 房屋的原因，是为了使当地的居民用这些层屋作为栖身之地以便播种和耕耘 他们的土地；这样每次在他侵略这个地方时，就不致没有可以劫夺的东西了。

    (18)用这个办法他对米利都人进行了十一年的战争；在这期间，他使他 们受到了两次惨重的打击；一次是在他们国内里美奈昂地方，另一次则是在 迈安德罗司原野上。在这十一年的六年中间，阿尔杜斯的儿子隆杜阿铁斯还 统治看吕底亚人，而这个第一个燃起了战火的人便对米利都的土地进行了征 伐。在这之后的五年里面，是薩杜阿铁斯的儿子阿律阿敛斯的统治时期，而 正象我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人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战争并且拼命地进 行了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米利都人除了从歧奥斯人那里之外，根本没有 从伊奥尼亚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来减轻战争的负提；歧奥斯人出兵帮助他们 是作为先前他们帮助歧奥斯人的一种回报，因为在歧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 作战的时候，米利都人是帮着歧奥斯人的。

    (19)在战争的第十二个年头里，由于吕底亚的军队焚烧田地上的谷物而 发生了这样的一埸灾难。在谷物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阵强风把火焰 吹到了那座被称为阿赛索斯（米利都附近的小镇）的雅典娜的、雅典娜神的神殿上去，于是神殿在 火焰当中给烧光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后来，在大军 返回撒尔迪斯之后，阿律阿铁斯跟着就病倒了。他的病一直总是不好，不知 是别人的劝告，还是自己想到的这一点，他派遣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 询问关于他的病情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使者到达的时候，佩提亚说，如果他 们不把吕底亚人在米利都烧掉的阿赛索斯的雅典娜神的神殿重建起来，是不 能得到神托的。

    (20)我从戴尔波伊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后面的事情是米利都 人添上去的。奇普赛洛斯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是当时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 洛斯的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他听到了神托对阿律阿铁斯的回答，便立刻派 出了一名使者把神托舍诉了特拉叙布洛斯，以便要特拉叙布洛斯预先了解情 况，从而可以更好地对当前的事态拟定对策。根据米利都人的说法，事情就 是这样。

    (21)阿律阿敛斯这里在听到关于神托的回答的报告时，立刻就派了一名 使者到来利都去，建议在重建这样一座神殿所必需的时期中间，和特拉叙布 洛斯与米利都人缔结一项休战协定。使者向米利都出发了；但这时特拉叙布 洛斯却早已清楚地了解到了全部情况，他心里知道阿律阿铁斯会怎样做，于 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他把城内的全部食物，不管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 属于私人的都集合到市场上来，并发出命令要米利都人准备在他发出信号 时，所有的人都立刻应当尽情地饮酒狂欢。

    (22)特拉叙布洛斯所以要这样做和发出这样命令的原因是这样。他的意 思是希望当撒尔迪斯的使者看到这样多的食物堆积在地上而全市的人们又是 这样地欢乐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报告给阿律阿铁斯。实际上也正和他所希 望的一样。使者亲眼看到了这一切，而在他把吕底亚人的命令傅达给特拉叙布洛斯以后，就回到撒尔迪斯去了。据我所知道的，只有这种情况才引起了 后来的和解。原来阿律阿铁斯本来认为米利都非常缺粮并认为它的人民已经 困苦不堪了，但他当在使者从米利都回来之后听到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的 消息时，不久他便和米利都人缔结了一项条约；由于这项条约，两个国家成 了密友和联盟。阿律阿铁斯在阿赛索斯给雅典娜神不是建造一座，而是两座 神殿，他的病也好了。阿律阿铁斯对特拉叙布洛斯和米利都人所进行的战争 的情况就是这样。

    (23)把神托告诉给特拉叙布洛斯的这个培利安多洛斯是奇普赛洛斯的儿 子。培利安多洛斯又是科林斯的僭主。然而根据科林斯人的说法(列斯波司人 的说法也是这样)，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离奇的事情。他们说美图 姆那的阿利昂是乘看海豚给带到塔伊那隆来的。阿利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个举 世元双的竖琴手，而据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第一个创作了狄图拉姆波司歌[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时所唱的颂歌]， 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并在科林斯传授这种歌。

    (24)根据傅说，在培利安多洛斯的宫廷中住了多年的这个阿利昂，计划 渡海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而他在那里发了大财之后，又想回到科林斯来。 他从塔拉斯[即塔连顿]出发时，雇了一艘科林斯人经营的船，因为他最放心的便是科林 斯人。然而这些水手等船行驶到大海上来的时候，就阴谋把阿利昂抛到海里 去并且夺取他的财富。他发党了他们的阴谋，就恳求他们留他一条性命，金 钱则随便由他们处理。但是这些水手并不听他的话，而是要他或者是立刻自杀，如果他还想在陆地上要一个坟墓的话，或者是毫不犹豫地跳到海里去。 进退两难的阿利昂于是请求他们，既然他们已经这样决定，那未就要他们允 许他盛装站在后甲板上，在那里弹唱，并保证唱完之后即行自杀。他们也很 高兴听一听世界上最好的歌手的歌唱，便从船昆退到船的中部去。于是阿利 昂便穿起当行的盛装，拿起了竖琴，站在船尾的地方尽情地歌唱奥尔提欧斯 歌(阿波罗的赞歌——译者)。曲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身盛装地投到海里 去了。他们的船于是向科林斯方向行驶。至于阿利昂，则据说有一匹海豚驮 着他，把他带到了塔伊那隆；他在塔伊那隆登岸以后，就从那里穿着乐师的 服装到科林斯去，而在到达之后叙述了他经历的全部事情。但是培利安多洛 斯不信他所说的话，把他监视起来不许他到别的地方去，并留心地等待着水 手们的归来。在水手们到达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召到自已这里来，问他们是 否可以告诉他关于阿利昂的任何消息。他们回答说，他很健康地在意大利生 活着，他们把现在过得很好的阿利昂留在塔拉斯了。可是这时阿利昂在他们 的面前出现了，就和他从船上跳下去的时候一摸一样：吓得目瞪口呆而且谎 言又全被识破的这些人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罪行了。这就是科林斯人和列斯 波司人所说的故事。而且，在塔伊那隆就有阿利昂的一件不大的献纳品，这 是一个骑着海豚的人的青铜雕像。

    (25)吕底亚的阿津阿铁斯结束了对米利都人的战争之后，又把吕底亚统 治了五十七年才死。他在他的一家中，是向戴尔波伊奉献礼物的第二位国王。 他在病愈时所献纳的礼物是一只银制的大混酒钵，下面附着一个锻接的铁托 儿，这是戴炽波伊的全部奉献物当中最值得一看的东西。它是歧奥斯人格劳 柯斯的制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铁的锻接法的人。 。

    (26) 阿津阿铁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克洛伊索斯继承了王位（约前560年），那一年克洛伊索斯是三十五岁。他最初进攻的希腊人是以弗所人。当他围攻以弗所人的时候，以弗所人在自己的城墙和阿尔铁米司女神神殿之间系上了一根绳 子，这样就把这座城献抬了阿尔铁米司女神：这座神殿和当时被围攻的古城 之间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他们是最先受到克洛伊索斯攻击的希腊人。后来，在各种不同的托词之下，他又依次向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各个城邦进攻：在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便给对方加上重大的罪名，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便向对方提出某些无足轻重理由作为口实。

    (27)这样他就成了亚细亚的一切希腊人的主人并且迫使他们向自己纳 贡：在这之后，他又打算造船来进攻岛上的居民。但是，当着有关造船的一 切都已准备停当的时候，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普里耶涅的比亚斯、根据另一 些人的说法是米提列奈的披塔柯斯把这个计划给打消了。因为国王问这个到 撒尔迪斯来的人，在希腊方面有什么动静没有，而这个人便回答说：“国王啊，岛上的居民打算进攻撒尔迪斯来对你作战，因此他们正在雇佣一万名骑 兵”。克洛伊索斯把这个人的话信以为真，于是说：“愿诸神使这些岛民竞 想用骑兵来攻打吕底亚人的儿子们罢”。但是那个人却回答说：“国王啊， 看来您是热心期望能在大陆上拿捕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 然而在岛民们听到您想造船以便攻打他们的时候。您想那些岛民所最期望的 不正是在海上拿捕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您在大陆上奴役的那些希腊人报仇 吗？”克洛伊索斯对于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认为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 就同意他的意见而停止造船并和岛上的伊奥尼亚人成了朋友。

    (28)后来，克洛伊索斯逐渐把哈律司河西边的几乎所有民族全都平定 了。继续保有自由的只有奇里启亚人和吕奇亚人，因为全部其他的部落都给 克洛伊索斯征服并成为他的臣民了，这些部落是吕底亚人、普里吉亚人、美 西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卡律倍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杜尼亚的和比提 尼亚的色雷斯人、卡里亚人、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爱奥里斯人和帕姆庇 利亚人。

    (29) 当克洛伊索斯把这些民族征服，并把他们变成和吕底亚人一样的臣 民的时候，当时正好生活在希腊的一切贤者都得以相继来到了富强加日中天 的撒尔迪斯，而其中就有雅典人梭伦。他托词视察外界而离开雅典出游十年， 但实际上他是想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 律。原来雅典人发过重誓在十年中间必须遵守梭偷给他们制订的法律，故而 他们是不能任意取消这些法律的。

    (30) 由于这样的理由并且为了到外面去视察，棱伦便出发外游；在这期 间，他访问了埃及的阿玛西斯，又到撒尔迪斯访问了克洛伊索斯。在他到达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他当作客人来接待，要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在他来后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自己的臣仆领着梭伦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所有一切伟大的和华美贵重的东西都给他看。在他看完并且非常仔细地核视了这一切之后，克洛伊索斯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他道：“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智慧，关于您为了求知和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很想向您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中间，怎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他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却正直无私，毫不谄媚地回答他说：“国王啊，我看是雅典的泰洛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惊讶的克洛伊索斯紧接着插上去问：“到底为什么您认为泰洛斯是最幸而的人呢？”棱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孩子，他在世时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 并且这些孩子也部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 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列岛西斯和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 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

    (31) 棱伦列举了关于泰洛斯的幸福的许多情节，这样便促使克洛伊索斯要继续问下去。在他说完之后，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洛斯之外在他看 来谁是是幸福的，心里以为无论怎样自己总会轮到第二位了。梭伦回答说： “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都是阿尔哥斯人，他们不但有十分充裕的财富，他们还有这样大的体力，以致他们二人在运动会上都曾得过奖，特别是关于 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哥斯人为希拉女神举行一个盛大的祭 典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到神殿那里去。但那时他们的牛并没有及时 地从田地里给赶回家里来，于是害怕时间赶不上的青年人就把轭驾到自己的 肩头，亲自把母亲乘坐的车拉来了。他们把母亲拉了四十五斯塔迪昂的路程 直到神殿的跟前。全体到神殿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之 后，他们就极其光彩地结束了他们的一生。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神也就清楚 地表示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怎样一件比活着要好的事情。原来阿尔哥斯的男子们围住了这辆车并称赞两个青年人的体力：而阿尔哥斯的妇女则称赞 有幸而生了这样一对好儿子的母亲；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 赢得的赞赏也感到十分欢喜，她于是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请求女神把世 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给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光荣的儿子克列欧毕斯和 比顿。她的祈祷终了之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和参加圣签，随后，他们便睡在 神殿里面。他们再也没有起来，而是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阿尔哥斯人认为 他们俩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因此就给他们立了像，献纳到戴尔波伊神殿里去”。

    (32) 这样，梭伦就把这两个青年人放到幸福的第二位上去了。克洛伊索斯发火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到眼里， 竟认为它还不如一个普通人？”棱伦这样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是关于人间的事情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的。悠长的一生使人看到和体验到他很不喜欢看到和很不喜欢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看一个人活到七十岁也就算够了。在这七十年中间，若不把闰月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若是象季节 准时到来那样地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则在七十年以外，还要有三十五 个这样的月份，这样就得再加上一千○五十天。这样在七十年当中的总的天 数就是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了；然而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天的事情是会和另一 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 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就 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 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 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 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而，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 而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却在 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 受大灾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象前者那样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 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 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善终的话，这便 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勿宁应当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诚然，很少存人能够 兼备所有这些优点，正仿佛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自己的国内充分取得它所需要 的一切东西，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 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同样，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 是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 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 上幸福的头街。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生意一下它的结尾。 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 的道路”。

    (33) 这就是梭伦向克洛伊索斯所讲的一番话，这一番话并未得到国王的 欢心。国王完全不把他放到眼里地送他走了，因为国王认为象这样一个忽视当前的幸福并要他在每件事上等着看收尾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34) 但是，在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从神那里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惩罚， 神之所以惩罚他，多半就是由于他自祝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久他就在睡 着时作了一个梦，这个梦确确实实地向他预言，他将要在他儿子身上遇到惨祸。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既聋且哑是个天生的残废，另一个儿 子在与他同岁的人们当中，在任何一方面却都要比其他人突出得多。后面这 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阿杜斯。在梦里向克洛伊索斯提起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 的事情；梦里告诉说他的这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独自认真地把这个梦思考了一番，就不由得对这个梦感到毛骨悚然了。于 是他首先拾这个儿子娶了个妻子；同时由于这个儿子在先前经常指挥吕底亚 军作战，现在便不叫他担任这样的职务了。一切长枪、投枪和人们在战时使 用的诸般兵器，都从男子居室运了出来而堆放到后房里去，因为他怕挂起来 的这样一件兵器保不定会掉下来刺着他的儿子。

    (35) 正在他给自己的儿子张罗着婚事的时候，一个样子看来很惨而且有着血污的双手的人来到了撒尔迪斯。他是一个普里吉亚人，并且是一个王族。 这个人来到克洛伊索斯的往所之后，就请求根据这个国家的习惯给他洗净血 污。克洛伊索斯就给他洗净了。吕底亚人的洗净的仪式是和希腊人的洗净的 仪式差不多的。在按照习惯执行了洗净的仪式以后，他就问这个人是什土地 方来的，是什么人，他说：“这位客人，你是谁，你是从普里吉亚的什么地 方到我这里来请求庇护的？此外，你杀了怎样的男子或是妇女？”这个普里 吉亚人回答说：“国王啊，我是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我的名字 是阿德拉斯托斯。由于我并非出于本心而杀死了我自己的兄弟，我的父亲就 把我赶出了来＃剥夺了我的一切，因此现在我就逃到你这里来了。”克洛伊 索斯回答说：“你是我的朋友的儿子，因此现在你是到朋友的家来了。只要 你留在我们这里，任何东西也不会亏侍你的。尽量不要把你的惨遇放到心上 吧，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保重你自己了。”

    (36) 阿德拉斯托斯就这样地在克洛伊索斯的家里住下来了。正是在这个 时候，在美西亚的欧林波斯山出现了一个大猪怪，这个怪物常常从山里跑出 来破坏美西亚人的田地。美西亚人多次出来想猎取这个怪物，但结果不仅丝 毫不能加害于它，反而总是自己受到损失。终于他们派使节到克洛伊索斯这 里来，向克洛伊索斯说：“国王啊，一个非常鹿大的猪怪出现在我们的国土， 损害了我们的庄稼地。我们虽尽一切力量来捕捉它，但全都失败了。因此我 们请求你让你的儿子，精选的壮丁们和狗跟我们一同回去，以便使我国摆。 脱掉这个怪物”。这就是他们的请求的大意。 但是克洛伊索斯想起了梦中的预言，于是他就回答说：“不要再谈关于 我的儿子的事情了。我不想要他去帮你们的忙。他刚刚结婚，这件事也就足 够他操心的了。但我可以选派一部分吕底亚人并放出我的全部猎犬跟着你们 去，而且我还要命令他们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们把这个野兽从你们的国土上打 跑。”

    (37)美西亚人对于他的这个答复是满意的。然而克洛伊索斯的儿子听到 了美西亚人的请求后却进来了，而在克洛伊索斯拒绝要他和美西亚人同去的 时候，他就向他的父亲说：“父王，在先前，对我们来说，最美好和崇高的 事情总不外是征战和狩猎，并在这些事情上面为自己赢得荣誉；现在您却不 许我干这两样事情的任何一种，而您当然又决不会看出我是卑怯或是缺乏活 力的。现在我到市场上去或是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必须带着怎样的面色呢？ 市民们以及我的新婚妻子会怎样看我呢？她又会认为她是和怎样的一个丈夫 生活在一起呢？所以汪是叫我去打这个猪怪吧，否则就请您说明理由，为什么您认为我最好是服从您的意旨。”

    (38) 于是克洛伊索斯回答说：“儿啊，并不是因为我以为你卑怯或是有 其他什么不相宜的地方才把你留住，而是因为在我睡觉时我作了一个梦，梦 里，在我跟前我看到一个幻象，它警告我说你是会短命的，因为你注定要在 年轻时为铁制的尖器刺死。正是为了这个幻象，我才先赶紧安徘你的婚事， 而现在当然又使我不能把你送出去办这伴事情。我是愿意看守着你的，为的 是不管怎样，在我自己活着的时候我总可以春着你也侥幸地活下来。你哥哥聋了，我已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此你就是我仅有的一个儿子了。”

    (39)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啊，父亲，您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梦之后对我 加以注意，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您弄错了，如果您没有把这个梦圆对， 我想我是应当指出您的错误来的，既然您说这梦预言我将会被铁制的尖器刺 死，可是这猪又有什么手呢？它能够使用什么叫您害怕的铁制尖器呢？倘若 梦里说我会被野兽的牙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刺死的话，那您不叫我去办这件 事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这里说的是一支铁枪。何况现在我们又不是向人， 而是向野兽作战。所以我求您还是让我和他们一同去罢”。

    (40) 克洛伊索斯说：“儿啊，你对于梦的判断我看是有些道理的。既然 你的解释比我的更要好，现在我就相信你的话，我改变了我的主意，准许你 和他们去打猎了”。

    (41) 既然这样说了，国王就派人把普里吉亚人阿德拉斯托斯找了来，向他说：“阿德拉斯托斯，当你因痛苦不幸的遭遇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当然， 在这一点上我不是对你有什么责怪，那时我洗净了你，把你接待到我家里来 住，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难为你。既然我先待你十分亲切，那你也就应该加以 回报，故而请你同意和我的儿子出去打猎以便照料他，注意在道上不要受到 会向你们袭击的那些不逊的匪徒的危害。即使没有给你这样的任务，你的确 仍然有必要到你可以因自己的事业而使自己享名的地方去看一看。这是你从 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傅统，而且你自己也是非常茁壮的。”

    (42) 阿德拉斯托斯回答说：“国王啊，若不是您之所请，我是不会参加 这一次的狩猎的。因为象我这样一个遭遇不幸的人陪伴看他的处于顺境的伙 伴们出去打猎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也无心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有许多理由使 我留在这里，但既然您要我去，那我就一定不会使您扫兴(因为我实在是有义 务来回报您的亲切款待的)，因此我愿意按您所要求的去做。至于您付托给我 来照料的令郎，请确信我将尽我这个保护者的力量，把他安全地送回来”。

    (43)在他向克洛伊索斯作了这样的保证之后，他们就出发了，随他们出 发的是若干精选的壮丁和猎犬。当他们到达欧林波斯山的时候，他们就四下 里搜寻这个野兽；这只怪兽被发现以后，猎士们便排成圆阵，从四面八方用 投枪向它抛去。那时那位客人，就是那位被洗净了杀人的血污并且叫做阿德 拉斯托斯的人也把投枪向猪抛去，但是这支投枪刺到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身 上了。这样，阿杜斯便被铁枪刺死，而梦中的警告也就应验了。于是便有一 个人跑到撒尔迪斯去把这个消息带给克洛伊索斯，他到这里来向国王报告了 战斗的情况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命运。

    (44)听到自己的儿子被刺死，父亲的心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尤其使他更 加痛心的是，刺死他的儿子的人又正是他自己一度为之洗净了系人的血污的 人。在他因惨祸而悲痛之极的时候，他高声呼叫清净之神宙斯的名字，要他 见证他因客人之手而遭到的惨剧。随后他又祈求同一位宙斯神，称他为炉灶 之神和友情之神。他称呼炉灶之神的名字是因为他无意中竟把现在杀死了他 的儿子的入留住在自己的家里；他称呼友情之神的名字是因为被当作自己儿 子的保护人而派出去的客人，结果却被发现是他的最可恨的敌人。

    (45)吕底亚人很快地就来了，他们运回了这个年轻人的尸骸，而那个系 人犯便跟在他们后面。他站到尸骸的前面来，向克洛伊索斯表示任凭对方怎 样处置自己，他伸出双手十分恳切地请求克洛伊索斯，说他自己愿意被杀死 在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尸骸之旁，因为他以前的悲惨遭遇已经够他受的了， 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不幸，那就是使洗净了他的系人的血污的人陷入破灭绝望 的境地，故而他也无法再活下去了。克洛伊索斯听了这话之后，尽管自己所 遭到的不幸使他非常痛苦，却深受成动而对阿德拉斯托斯起了怜悯之心。于 是便回答说：“客人啊，既然你对你自己宣告了死刑，那我便已经从你那里 得到我所需要的充分的赔偿了。而且，除非只能说你无心地干了这样的事情 以外，实际上在我看来还不是你惹下了这个祸。 惹祸的是一位神，他在很久之前便预言要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在此之 后不久，克洛伊案斯便适如其分地埋葬了他的儿子。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 斯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过去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现在又毁了给他洗净血 污的人，他认为他自己在他所知道的人中间是最不幸的人了，出此当人们散 去而坟墓的四周寂静无人的时候，他便在墓地上自杀了。

    (46)死了儿子的克洛伊索斯整整两年都沉浸在非常的悲痛之中，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在这之后，从海外来的一个消息中止了他的悲伤情绪。他听说， 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摧毁了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的霸权，而 且波斯人也一天比一天地强大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他专心致志地考虑，他是 否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实力还不曾十分强大的时候，想办法阻止他们那日益加 强的力量。在这样的意图之下，他立刻想到希腊和利比亚的神托所那里去试 卜一下。于是他分别向谷方面派遣使者，有的到戴尔波伊，有的到波奇斯的 阿巴伊，有的到多铎那。有一些人到阿姆披亚拉欧斯的神托所，另一些人到 特洛波尼欧薪的神托所，再有一些人则是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克洛 伊索斯派人去问卜的这些神托所都是希腊的神托所。他还派遣了另一些人到 利比亚去向阿蒙神请示。他把这些使节派出去，是要试一下神托到底讲的都 是些什么，而如果他发现神托所回答的是真话，那未他就可以再派人去，请 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发动一次远征。

    (47)被派到各地去试验神托是否灵验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如下的指令： 从他们离开撒尔迪斯的那一天起，他们要把日子记住，到第一百天的时候， 他们再去请示神托，问它们吕底亚国王、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 正在做什么。他们要把神托的回答记下来，然后带回给克洛伊索斯。除去戴 尔波伊的神托之外，任何神托所的回答都没有给人记载下来。而在戴尔波伊， 当吕底亚人刚一走进圣堂向神请示他们奉命询问的问题时，佩提亚就用六步 格的诗回答他们说： 我能数沙，我能测海； 我懂得沉默并了解聋人的意思； 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 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 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48)在佩提亚口述预言的时候，吕底亚人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随后就起 程返回撒尔迪斯了。当派住各地的所有其他的使者都带着他们取得的回答返 回的时候，克洛伊索斯便打开他们所记的文卷一一阅读。这些神托完全不能 使他满意。但是他一看到戴尔波伊的神托上面的话，就立刻把它肯定下来， 对它表示满意和信服，他认为戴尔波伊是唯一可靠的神托所，因为只有它才 发现了他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原来从他的使节出发去请示神托的那时候 起，他就想他做什么事情才是最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猜到的，于是在他约定的 那一天到来时，他便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做了。他拿来一只龟和一只羊羔， 亲手把它们切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加上一个也是青铜的盖 子。

    (49)从戴尔波伊带回给克洛伊索斯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至于到阿姆披亚 拉欧斯的神托所去并且在神殿那里履行了例行仪式的吕底亚人从那里得到了什么回答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因为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人们是没有传说过的)，人们所知道只是，克洛伊索斯相信他从那里得到的神托也是真实的。

    (50)以后，克洛伊索斯便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奉献以取悦于戴尔波伊的 神。他奉献了各种适于作牺牲的牲畜三千头，又烧掉了堆积如山的包着金银 的卧床，黄金杯和紫色的长袍和内衣。他焚烧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使神对他更 加眷雇。他还下令给所有的吕底亚人，要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财力来向神奉 献。在牺牲奉献式结束的时候，国王熔化了大量黄金，把它铸成金条，每条 长六帕拉斯提，宽三帕拉斯提，高一帕拉斯提。金条的总数是一百十七个， 其中的四条是纯金铸成的，每条的重量备为两个半塔兰特；其余别是金与银 的合金，每条重两个塔兰特。他还下令造一座纯金的狮像，重十塔兰特。当 戴尔波伊神殿被烧掉之时，这个金狮子就从金条上掉了下来(因为它是放在金 条上面的)，现在它被火烧掉了三个半塔兰特，剩下的只有六个半塔兰特了。 现在它是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

    (51)在要献纳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停当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它们送到戴 尔波伊去，与这些东西同时送去的还有下列诸色礼品，金的和银的大混酒钵 各一个，先前在人们进入神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金钵放在人口的右手，银钵 在左手。但这两个钵在失火之陈移开了；重有八个半塔兰特又十二姆那的金 钵，现在藏在克拉佐美纳伊人的宝库里；银钵则是放置在神殿前庭的一个角 落里，它的容量有六百阿姆波列欧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在铁奥帕尼亚祭（是戴尔波伊的一个祭日，在这一天里，神象都陈列出来）的日子里，戴尔波伊人就是用这个钵来混酒的。戴尔波伊人说这是萨摩 司人铁奥多洛斯制造的，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对的，因为我看这个混酒钵确是 出自非凡的匠师之手。克洛伊索斯此外还送了现在在科林斯人的宝库之内的 四只银制酒瓮，还有金的和银的净水瓶各一只，金的净水瓶上面刻着“拉凱 戴孟人奉献”的字样，他们硬说这是他们奉献的礼物，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真正的奉献者是克洛伊索斯。这上面的铭文是一个想取悦于拉凯 戴孟人的戴尔波伊人刻上去的。这个人是谁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不必讲他 的名字了。手里有水流出来的那个少年象确是拉凯戴孟人奉献的，然而他们 根本就没有奉献任何一个净水瓶。在这一切的奉献物以外，克洛伊索斯还把 许多没有题辞的不大重要的礼品奉献到戴尔波伊去，其中有一些银制的圆 盘。他还奉献了一座三佩巨斯高的金制妇女象，而根据戴尔波伊人的说法， 这好象是克洛伊案斯的烤面包的女郎的雕象：此外，他把妻子的那些项鍊和 腰带也都献纳了。

    (52)上述的一切就是克洛伊索渐丰献到戴尔波伊去的东西。对于他知道 这个人(指后面的阿姆披亚拉欧斯)的勇气和不幸遭遇的阿姆彼亚拉 欧斯(阿尔哥斯的预言者，是一位虽通知自己不能生还，但仍然敢于去作战 的英雄)，他奉献了纯金的盾牌和枪头以及枪杆都是黄金制造的长 枪。在我的时代里，二者还都在底比斯地方奉祀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的神殿 里。

    (53)把这些礼物护送到各个神殿去的使者们得到克洛伊索斯的命令，要 他们请示一下神托，罔克洛伊索斯可以不可以去和波斯人作战，而如果可以 的话，他是否可以找一支同盟军和他一齐出动。因此，在这些人到达目的地 并奉献了礼物之后，便请示神托，说了下面的话：“吕底亚和其他各民族的 国王克洛伊索斯相信这里的神托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神托，而由于你的灵 验，他把你应得的礼物奉纳在你的面前。现在他向你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 斯人作战，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要一个同盟者也出兵来帮助他”。这 就是他们请示的话。对于他的回答，两方面神托的说法是相同的，每个神托 都向克洛伊案斯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 帝国并且忠告他看一下在希腊人中间谁是最强的，然后就和他们结成同盟。

    (54)克洛伊索斯在接到带给他的神托的这些解答以后，真是大喜过望 了，他深信他一定可以摧毁居鲁士的王国，于是他便再一次派人到佩脱去， 在打听到了戴尔波伊的人数之后，便赠给戴尔波伊人每人两斯塔铁尔的黄 金。为了报答，戴尔波伊人把请示神托的优先权、免税权、在祭日中占最优 等席位的特权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他们还把如果愿意的话，任何时 候都可以归化戴尔波伊的永久权利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

    (55)克洛伊索斯把这些礼物送给戴尔波伊人以后，便第三次请示神托； 因为既然他确信神托是可靠的，他就想充分利用它了。他想耍得到回答的问 题是，他的王国的国祚是否长久。佩提亚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旦在一匹骡子变成了美地亚国王的时候； 那时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沿岸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了； 快快逃跑吧，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吧。

    (56)在克洛伊索斯接到这个回答时，他高兴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克洛伊 索斯认为一个骡子是绝对不可能代替他作美地亚国王的，因此他就认为他和 他的后裔是永远也不会丧失主权的。随后他就十分慎重地研究神托要他与之 结盟的那个最强大的希腊民族，而在调查之后便可以看到，希腊城邦中最强 大的，在多利斯族里是拉凯戴孟人而在伊奥尼亚族里则是雅典人。原来这两 个民族从古老的时候起就在希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了。后者是过去的佩拉 司吉民族，前者是希腊民族；佩拉司吉人从来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 但希腊人都是非常富于流动性的。原来在戴岛卡里翁王统治的时代，希腊人 住在称为普提奥梯斯的地方，然而在海偷的儿子多洛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 移住到欧萨山和奥林波斯山山下一个叫做希斯提阿伊欧提斯的地方去了。他 们被卡德美亚人赶出了希斯提阿伊欧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多斯，称为 玛凯德诺姆人(身量高的人)。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律欧披 司；而最后又从德律欧披司进入了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多里斯人。

    (57)佩拉司吉人所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是不能确定的。如果从今天还残留 的佩拉司吉人所讲的语言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来的话，如果从这些佩拉司 吉人可以进行判断的话，则可以说，佩拉司吉人是讲着异邦话的(指希腊语之外的语言)。今天在佩拉司吉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过去曾是今日被 称为多里斯人的邻人(当时住在今日的所谓帖撤里奥提斯地方)而现在则住在 第勒塞尼亚人上方的克列斯顿市；有一些人在先前和雅典人同住过一个时期 并在海列斯彭特建立了普拉启亚和斯奇拉凯两个地方；有一些人则住在其他 那些现在名称虽已改变、但过去实陈上是佩拉司吉人的城市的城市里。果若 任何一个佩拉司吉族都真是这样，而全部佩拉司吉族又都讲同样语言的话， 则属于佩拉司吉族的阿提卡人在他们成为希腊族之后，必定是忘掉了自己的 语言而学习了另一种语言。克列斯顿人所讲的话和他们四周居民的话都不相 同，普拉奇亚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所讲的话却是相同的； 从这一点便证明，他们都仍旧保留了他们语言的特点，而他们又把这种特点 带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来。

    (58)然而希腊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的。至少 在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起初从佩拉司吉人分出去的时候，他 们的人数是不多的，然而他们却从一个弱小的开端成长扩大成一个各民族的 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佩拉司吉人和其他许多异邦民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的 椽故。然而，另一方面，我却认为佩拉司吉人是一个异邦的民族，他们在任 何地方也不曾大大地膨胀社。

    (59) 但是，克洛伊索斯打听了这两个民族的情况，从而得知其中的阿提卡人(雅典人)由于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 缘故而正在受到压制并被弄得四分五裂。当希波克拉铁斯只是一个普通公尺 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奥林匹亚去看比赛，而遇到了一件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奉献了牺牲之后，附近满装着水和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火就沸腾起来， 直到水溢出了大锅。兰时正在那里并亲眼看到了这一奇迹的拉凯戴孟人奇隆 就忠告希波克拉铁斯说，如果他呸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 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作为第二个手段，就必须 和她分离，而如果他有的是一个儿子，那么便和这个儿子断绝关系。奇隆的 忠舍根本就没有叫希波克拉铁斯听进去，他不听奇隆的话；不久之后，他就 得了一个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佩西司特拉托斯。这个佩西司特拉托斯， 在雅典人内部发生由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列斯所领导的海岸派和由阿里 斯托拉伊戴斯的儿子里库尔哥斯所领导的平原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想出了 一个成为僭主的办法，他乘看这个党派之争的机会纠合了一个第三党。他集 合了一批党员并自称为山地党的领袖以后，便想出了下面的这样一个策略。 他弄伤了他自己和他的骡子，赶着车进了市广场，(扬言)敌人想在他驱车回 乡下的路上把他杀死，而他是刚刚逃脱了敌人的毒手的。他要求民众拨给他 卫兵来保护他；他要他们记起他位去享有的光荣，因为他在先前曾指挥对美 伽拉人的进攻，而那时他曾攻占尼赛亚城，还立下了其他许多的伟大战功。 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雅典人就给他选出了一队市民作为他的卫兵，佩西 司特拉托斯不使这些卫兵拿枪而使他们拿棍棒，在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 们都拿着棍棒伴随着他。佩西司特拉托斯便和他们一道发动了政变并占领了 卫城。这样，他便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备种官职， 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

    (60)然而不久以后，美伽克列斯一派和里库尔哥斯一派就重新携起手来 把他赶跑了。这样一来，佩西司将拉托斯虽然用上述的办法使自己戍了雅典 的主人，可是他的统治权在这里江没有根深蒂固。他便把它失掉了。在佩西 司特拉托斯被赶跑之后，这两派立刻就再度争吵起来了。美伽克列斯终于对 这一斗争感到不胜其烦，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佩西司特拉托斯那里去，向对方 表示如果对方愿意娶他的女儿，他便准备使佩西司特拉托斯登上雅典僭主的 宝座。佩西司特拉托斯同意了，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人缔结了一项协定。 在这之后，他们便着手研究使佩西司特拉托斯复位的办法而他们在这里所想 出的办法在我看来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从远古的时 候起，便以较大的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何况我们更应记 起，他们所玩弄的这个花样的对象又不是一般希腊人，而是希腊人中间素称 是最聪明伶俐的雅典人。在派阿尼亚这个戴美（ 阿提卡的地方单位）里有一个叫做佩阿的妇人，这 个妇人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标致的，就是身高差三达克杜洛斯就要四佩 巨斯了。他们把这个妇女全付武装起来，并且预先教给她要怎样做才能把她 这个角色扮演得最好，然后就叫她乘上战车到城里去。在她出发以前，曾派 了报信的人到那里去，这些人进城后，便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宣告了下面的话： “哦，雅典人啊！热烈欢迎佩西司特拉托斯吧，把人间的最高荣誉给予他的 雅典娜神亲自把他带回卫城来了”。他们跑到四面八方去宣告这个消息，这 个消息立刻又傅遍了各个戴美，人们都说雅典娜女神正在把佩西司特拉托斯 带回来。城里的人也深信那个妇人是真正的女神，便向她这个凡人膜拜并且 欢迎了佩西司特拉托斯。

    (61)用这样的办法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的佩西司特拉托斯便按照协定娶 了美伽克列斯的女儿为妻。可是，他既已经有了一些长大成人的儿子，而阿尔克美昂的子孙又被认为是受到了咒诅，他便打算在他和新婚的妻子之间不 生子女，因此之故，他便和他的妻子进行并不正常的交合。起初他的妻子没 有把这伴事情告诉别人，但是拉了一个时候以后，不知是否她的母亲问了她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她把这事情向母亲说了。而她的母亲也自然便把这件事 告诉了她的父亲。美伽克列斯觉得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这样一件事上受到了 侮辱而非常激愤，于是在盛怒之下，他立刻便和敌对派言归于好而携起手来。 佩西司特拉托斯知道了对他会有什么举动，他便完全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 埃列特里亚，以便和他的儿子们会商对策。希庇亚斯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 个意见就是他们要拿回统治权。于是他们便从曾受到他们的某种恩惠的那些城邦收取捐款。他们用这种办法从许多城邦得到了大宗的金钱，特别是底比 斯人，他们所捐献的金钱比其他的任何城邦要多得多。简言之，过了若干时候，为回国所作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办理停妥了。原来从伯罗奔尼撒来了一队阿尔哥斯人的雇佣兵，又有一个叫做吕戈达米斯的那克索斯人自愿地来为他 们服务，他在这伴事上特别热心，不但提供人力，而且提供了金钱。

    (62)于是，在他们逃亡的第十一年，佩西司特拉托斯一家便从埃列特里 亚出发回家了。他们在阿提卡首先占领了马拉松，在那里登岸之后便扎下了 营，市内的同党前来应援，地方上各戴美的人们也都前来应援，因为他们爱 僭主政治是甚干爱自由的。当佩西司特拉托斯正在搜集黄金，而后来甚至在 他登陆占领马拉松时，雅典市内根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直到 已经知道他离开了马拉松并且正在向雅典推进的时候，才出来作了抵抗的准 备。他们集合了全部军队，挥戈指向返国的亡命者。这时，从马拉松出发进 击雅典，而在走到帕列尼斯的雅典娜神殿附近与敌人相会的佩西司特拉托斯 的军队则与敌人面对面地扎了营。一个名为阿姆庇律托斯的阿卡尔那尼亚 人，是一个通晓占卜术的人，他禀承神意来见佩西司特拉托斯，在走向佩西 司特拉托斯的时候，他就口诵六步格的两句预言： 网投了下去，网在水里张开了， 在月夜里，鮪鱼将游入网罗。

    (63)这就是他在神的感召之下说出的预言。佩西司特拉托斯懂得它的意 思，就宣布他接受这个预言并立刻率军进攻。这时雅典的市民军刚刚用完了 他们的午饭，饭后他们就各自干起自己的事情来，有的人玩骰子，有的人睡 觉，所以当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罩队一经进攻，他们就被击溃了。在他们溃逃 的时候，佩西司特拉托斯想出了一个极其高妙的策略，用这个策略可以把雅 典人分散，再也不会使他们团结到一起。他叫他的儿子们都骑上马，先派他 们去赶逃散的雅典人，再按照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命令，劝告他们不要垂头丧 气并返回各人自己的家。

    (64)雅典人接受了这个劝告，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便第三次成为雅典的 主人。于是借助于一支庞大的卫兵并借助于部分取自雅典当地、部分取自司 妥律蒙河一带的国库收入而得以巩固地树立了他的主权；此外，他还使用这 样的一个办法：他从在他进攻时没有立刻逃走而仍旧留在雅典的许多人那里 取得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并把这些人质送到那克索斯岛去(这个岛也是佩西 司特拉托斯用武力占领的，但是他把它委托给吕戈达米斯去治理)。他还根据 神托的指示，净禐了狄罗斯岛，净禐的方式则是这样：神殿四周目力所及的 范围内所埋葬的尸体都给他掘出来，移到该岛的另一个地方去。这样佩西司 特拉托斯的僭主之治便在雅典建立起来了；但有的雅典人己经战死在疆场上 面，有的雅典人刚和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一道从祖国逃亡了。

    (65)克洛伊索斯打听雅典人的时候，雅典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 方面，谈到拉凯戴孟人，则他听到说，在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以后，目 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在列昂和海 该西克列斯联合统治斯巴达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 中取得胜利，却接二连三地总是败在铁该亚人的手里，而且从来他们在几乎 全部希腊人当中都是治理得最坏的国家；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和外国人 都无交往。使他们的政治变好的原因，是由于下列的情况：斯巴达人中间的 一位知名人士吕库尔戈斯到戴尔波伊来请示神托。他刚刚进入了神殿，佩提 亚就立刻对他说： 你来啦吗？哦，吕库尔戈斯，你到我的富有的神殿来了， 宙斯和奥林波 斯诸神都加爱于你，我不知道应当称你为神或者只是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你结 果将会是一个神，哦，吕库尔戈斯啊。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佩提亚还向他宣托了一整套斯巴达人到今天还遵从 着的法制。可是，拉凯戴孟人自己却说，当吕库尔戈斯是他的侄子、斯巴达 国王列欧波铁司的摄政的时候，他就把这套法制从克里地采用过来了；因为 他刚一担任摄政的职务，他立刻就改变了现行的全部法制，并注意使所有的 人都来遵守他制订的新制度。在这之后，仙又安排了有关军事的一些事情， 如建立埃诺莫提亚（”发誓的团体”，指陆军的小队），托里阿卡斯（三十人的小队）和共爱团制(叙希提亚)等等，此外，吕库 尔戈斯又设置了五长官和元老院。

    (66)由于这样的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民族。在吕库尔 戈斯死后，他们给他修造了一座神殿，并给他以极大的尊敬。他们既然拥有 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地就强大起来，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 民族。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他们认为自己比阿 尔卡地亚人要强，于是他们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是否能够征服全部阿尔卡 地亚，佩提亚给他们的回答是这样： 你们向我请求阿尔卡地亚吗？你们向我请求这样大的一件东西，我不能 满足你们。 在阿尔卡地亚那里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男子，他们会不许你们这样做 的。但这并非是我吝啬。 我要把铁该亚送给你们，要你们在那里踏足而舞。 并要你们用糊索来测量肥沃的田野。而在拉凯戴孟人得到这个回答以 后，他们便没有触动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部分，而是向铁该亚人发起攻击， 他们随身带着枷锁，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靠的神托，以为他们将会使铁该亚 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然而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失利了；变成了敌人俘虏的那些 人被迫给铁该亚人耕地，他们带上了他们自己带去的枷锁，并用绳索来测量 土地。他们干活儿时所戴的枷锁在我那时还保存在铁该亚，它们在那里挂满 在阿列亚·雅典娜神殿的墙壁。

    (67)这样看来，先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拉凯戴孟人一直是吃着收仗 的。但是在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也正是当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和阿里司通这两 个国王统治着拉凯戴孟的时候，斯巴达人却取得了胜利。下面我就要说一说 他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既然他们在每次和敌人交锋的时候总是给对方打 败，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们要讨到那一位神的欢心才 能够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取得胜利。佩提亚回答说，他们必须把阿伽美姆农 的儿子欧列斯铁斯的遣骨运回来。然而他们找下到欧列斯铁斯的墓，于是他 再一次派人来，向神请示这位英雄的遣体埋葬在什么地方。佩提亚对他们的 回答是这样的： 阿尔卡地亚的平坦的原野上有铁该亚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绝对无可避免地有两股风在吹着， 一个打击打位来另一个打击必定打过去，祸与祸重叠无已。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包藏着阿伽美姆农的儿子。 把他带到你们的城里来，那样你就成了铁该亚的主人。在得到这样的回 答以后，虽然拉凯戴孟人到处用心搜求，但仍然和先前一样地茫无头绪。直 到最后，这个墓地才终于被称为阿伽托埃尔戈伊（善行者）的斯巴达人当中的一个名叫 里卡司的人给发现了。阿伽托埃尔戈伊是每年在市民当中刚刚辞去骑士职务 的最年长的五个人。每年里这五名骑士退休后，他们不能无所事事而必须立 即带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到斯巴达国家派他们分头前往的那些地方去。

    (68)里卡司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中的一个人，他当时在铁该亚。由于好运 气，也是由于自己的才智，他竟找到了这个墓地。由于那时和铁该亚人有交 往，他到铁该亚去，走进了一个铁匠的铺子，看见这个铁匠在打铁。正当他 站在那里赞赏敛匠的高超手艺时，铁匠看到了他的惊讶表情，于是就放下了 自己的工作向他说：“拉科尼亚的客人啊，既然你看到我在这里打铁你都感 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位的东西，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原 来我想给自己在这个院子里打一口井，可是在我掘地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 七佩巨斯长的棺材。我以前从未不会相信在古代人们长得比现在的人高，所 以我就把它打开了。果然里面的尸体和棺材一样长；我把它量了一下之后就 把这个土穴照原来的样子封上了”。 这个铁匠这样就把他所看到的叙述了一遍。但是里卡司把这件事仔细地 考虑以后，就从神托的话推定这个尸体正是那个欧列斯铁斯的尸体。他所以 这样地猜想，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铁匠有两个风箱，这就等于说有两股风， 而铁锤和铁砧正相当一击和对这一击的反击，而锻铁也正是要使祸与祸相重 叠了。他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铁的发现是会引起对人的伤害的。他作了这 样的推论之后，就回到斯巴达把这一切事情向拉凯戴孟人说了。在这之后不 久，他们就故意捏造了一个借口，对他提出责难，把他追放出去了。里卡司 于是来到了铁该亚，把他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个铁匠并想使铁匠把院子租给 他。铁匠不肯同意，但里卡司终于说服了他，于是他便搬到那里去住了。他 掘开了坟墓，把遣骨搜集起来之后，就带着它返回了斯巴达，从此以后，每 当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较量实力的强弱时，拉凯戴孟人总是要得到极大的 胜利的；而且他们已经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

    (69)克洛伊索斯听到这一切情况之后，便派遣使者携带看礼物到斯巴达 去，使者的使命则是请求斯巴达和他结成联盟。他们到斯巴达时应当讲的话， 都是克洛伊索斯亲自规定的。因此他们在到达斯巴达时就这样说：“派遣我 们到这里来的是吕底亚人和其他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他要我们前来向你 们说：‘哦，拉凯戴孟人啊，神在神托中命令我和希腊人做朋友：既然知道 你们执希腊之牛耳，因此我遵照着神托的命令，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 诚恳而老实地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和同盟’”。 克洛伊索斯通过自己的使者所提出的建议便是这样。拉凯戴孟人在先前早已经知道了神托给他的回答，因而欢迎使者的到来，并与克洛伊索斯立誓 缔结了友谊与同盟：实陈上，在这之前他们便受过克洛伊素斯的某些好处， 故而他们就更得这样做了。原来有一次，拉凯戴孟人曾派人到撒尔迪斯去购 买黄金，打算把它用在阿波罗的神像上面，这座像今天就立在拉科尼亚的托 尔那克司山（斯巴达东北的一座山，俯临埃岛洛塔司谷地）上，当时克洛伊索斯听到了这件事，便把他们要买的黄金当做礼 品送给他们了。

    (70)拉凯戴孟人愿意与克洛伊索斯结为联盟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 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全体希腊人当中，特别选他们做自己的盟友。所以他 们就宣布说准备在他要求的时候立刻出动，不仅如此，为了回报克洛伊索斯，他们更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混酒钵给他送去；混酒钵外缘满刻着各种图 象，它的容量足足有三百阿姆波列欧斯。但是这个混酒钵瓶却没有送到撒尔 迪斯去。所以没有逞到，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 它在向撒尔迪斯起运的途中到达萨摩司附近的时候，萨摩司人知道了这件 事，于是便派了他们的战船前来把它劫走了。但是萨摩司人自己却说，负责 搬运混酒钵的拉凯戴孟人由于耽搁得太久并且得知撒尔迪斯和克洛伊索斯均 已陷入敌人之手，于是他们便把这只混酒钵在萨摩司卖掉；有几个私人把它 给买了下来献到希拉的神殿去了。把混酒钵卖掉的人们说不定也许在回到斯 巴达的时候，说萨摩司人夺去了他们的混酒钵哩。

    (71)因此，关于混酒钵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但那时克洛伊索斯却误解了 神托的意思，他竟车领着大军进攻起卡帕多启亚来，满以为可以摧毁居鲁士 和波斯的军队。当他还在从事进攻波斯人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个在当时以 前已被视为智者，特别是在这伴事以后在国人当中十分享名的吕底亚人叫做 桑达尼斯的来见他，向国王这样谏言，说：“国王啊，您准备进攻的对象是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其他的衣服也都是皮革制的， 他们不是以他们所喜欢吃的东西为食，而只是吃那些在他们荒瘠贫苦的土地 上所能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平常不饮葡萄酒而只是饮水，他 们没有无花果或其他什么好东西。这样，如果您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 所有，您能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东西呢？再说，如果您被他们征服的话，我 希望您想想春，您会失掉多少好东西。如果他们一旦尝到了我们的好东西， 他们将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休想再叫他们放手了。至于我，那我要感 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叫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 尽管他是这样说，克洛伊索斯却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实际上。诚然如他 所说，波斯人在征服吕底亚人以前，是没有任何美好的和华贵的东西的。

    (72)希腊人称卡帕多启亚人为叙利亚人。在波斯人的统治树立起来之 前，叙利亚人是美地亚人的臣民；当时他们是在居鲁士的支配之下的。因为 美地亚帝国和吕底亚帝国的国界就是哈律司河。发源于阿尔明尼亚山岳地带 的这条河先是流过奇利启亚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流了一段，在它的 右手是玛提耶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左手则是普里吉亚人的地方；在流过这些 人的居住地以后，它更向北流，把右手的卡帕多启亚的叙利亚人和左手的帕 普拉哥尼亚人划分开来。这样哈律司河便形成了从面临赛浦路斯的海到埃岛克谢诺斯(黑海)的几乎全部下亚细亚的边界。这里正是这全部地区 的颈部，一个轻装的人要穿拉这个地方，需要五天的时间。

    (73)克洛伊索斯之进攻卡帕多启亚是受着这样几个动机的驱使的：首先 是他想得到领土加到自己的版图之内；然而主要的理由却是他想对居鲁上来 给阿司杜阿该斯报仇，因为他相信神托的话而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原来 美地亚的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是克洛伊索斯的连襟，他 曾为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所征服。他们二人成为连襟的一段经过现在让我 来说一下。一队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发起骚乱而离开自己的国士遁人美地 亚。当时美地亚的国王是戴奥凯斯的儿子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库阿克撒列 斯。库阿克撒列斯最初把他们看做是请求庇护的人，因此亲切地对待他们， 而且他既然对他们表示十分重视，便把一些孩子委托给他们，要他们教给这 些孩子他们的语言和射术。过了一些时候，经常出去打猎，而每次都带些猎 物园来的斯奇提亚人恰好有一天他们什么也没有猎到。当他们空着手回来兄 国王的时候，库阿克撒列斯(从这件事来看，他显然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他 们是非常粗暴无礼的。由于库阿克撒列斯这次他们认为对他俩非常不当的待 遇，斯奇提亚人便阴谋把委托给他们教育的男孩子中的一人杀死割碎，然后 把他的肉块象通常调理野兽的内块一样地加以调理，再当做猎获的野味献给 库阿克撒列斯；在这以后，他们便决定尽快地投奔到撒尔迪斯，到薩杜阿铁 斯的儿子阿律阿铁斯那里去。结果他们按照这个计划做了。库阿克撒列斯和 他招宴的客人都吃了斯奇提亚人这样调理的肉；而达到了目的斯奇提亚人当 然也就逃到阿律阿铁斯那里去成为他所保护的人了。

    (74)后来，当库阿克撒列斯派人向阿律阿铁斯要求这些人，而阿律阿铁 斯拒绝引渡他们的时候，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 继续了五年。在这期间，美地亚人多次战胜吕底亚人，而吕底亚人也多次战 胜美地亚人。他们常常也相互进行夜战。然而，他们双方仍然分不出胜负来， 不位在第六个年头的一衣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 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利士曾向伊奥尼亚人预言了这个事件， 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伴发生，而实陈上这话应验了（据推算，这次日蚀发生在五八五年五月二八日）。美地亚 人和吕底亚人春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便都十分切 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在双方之间斡旋达成协议的是奇里启亚的叙恩涅喜斯 和已比伦的拉比奈托斯，他们做到使双方相互固立誓结成友谊并促成双方的 联姻。也正是他们决定要阿律阿铁斯把自己的女儿阿里埃尼司许配给库阿克 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因为他们知渲，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确实保证， 人们的协定是会变得无效的。这两个民族象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此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井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75)这样，居鲁士便征服和俘虏了他的外祖父阿司杜阿该斯，他这样做 的理由我在这部历史的后面还要谈到的。这次的俘虏成了居鲁士和克洛伊索 斯不和的理由，于是克洛伊索斯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他是否可以进攻波斯 人，而且当他接到含糊其词的回答时，却认为对自己有利、因此便把自己的 军队开进了波斯人的领士。在克洛伊索斯到达哈律司河的时候、他便使自己 的军队通过我认为他所架设的、到今天江在那里的桥渡过了河，但是根据希 腊人的一般说法，他是借着米利都人泰利士的帮助才渡过了河的。这个说法 是这样(总之，当时那些桥还没有造起来)正当克洛伊索斯不知如何使自己的 军队渡过河去的时候。当时在他营内的泰利士却说可以为他把河水分开，使那在营地左面流着的河水也在右面流。他的计划是这样实现的：以阵地的上 手不远的地方做为起点，他挖掘一道新月式的深沟，这样，河水就离开了原 来的河道，沿着沟通过营地后方，然后再经过营地的傍边而流入从前的河道。 这样，河水就被分为二股水流，而这两股立刻便都可以徒步涉过了。也有的 人说，原来的河道的水是完全给疏干了的，但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如果是 那样的话，我不晓得他们在回来时又是怎样渡过了它的。

    (76)克洛伊索斯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律司河以后，便进入了卡帕多 启亚的一个叫做普铁里亚的地区(这是那个地方最强固的一个地点，位于黑海 沿岸西诺佩城的近旁)。克洛伊索斯在这里扎下了营并且蹂躏了叙利亚人的田 地。他攻占了普铁里亚人的城市，把城市的居民变为奴隶；他又占领了城市 周边的一切村镇并把丝毫没有沾惹他的叙利亚入逐出自己的家园。这时居鲁 士却纠合了一支军队并且使在他进军的道路上的所有的居民加入到自己的军 队中来，这样来迎击克洛伊索斯。但是在出征之前，他派遣使看到伊奥尼亚 人那里去，想叫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但是伊奥尼亚人并没有听他的话。可 是当居鲁士己经到来并且和克洛伊索斯面对面地扎下了营的时候，两军就在 普铁里亚地方相互间拚命地较量了一番。战斗是非常激烈的，双方阵亡的人 都很多；结果，在夜幕降临战场的时候，双方便未分胜负地分开了。

    (77)两军就是这样地一决雌雄的。克洛伊索斯对于他自己的军队的数目 是不满意的(因为他的作战的士兵比居鲁士的士兵要少得多)，因此，等他看 到第二天居鲁上不再来进攻的时候，他就返回撒尔迪斯去，打算根据协定取 得埃及人的帮助(因为在和拉凯戴孟人结成联盟之前，他还曾和埃及的国王阿 玛西斯缔结结盟)，又派入去请巴比偷人(因为他和巴比偷人也缔结了联盟， 而当时拉比奈托斯是已比偷人的国王)，并且还带信给拉凯戴孟人，要他们在 约定的时期前来助他一臂之力。他的心目中是打算把所有这些军队和自己的 军队集合到一起，等冬天过去而春天到来的时候，再向波斯人发动进攻。他 带看这样的打算一回到撒尔迪斯，立刻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通 知他们在第五个月集合到撒尔迪斯来。至于他手下曾对波斯人作过战的士 兵，则凡是不属于他本族的雇佣兵他全部道散，但他却根本没有料到，在一 场如此不分胜负的激战之后，居鲁士竟还敢到撒尔迪斯来挑衅。

    (78)克洛伊索斯正在这般打算的时候，城郊到处出现了大量的蛇，而当 它们出现的时候，马便离开了它们常时所在的牧场而到那里去吞食这些蛇， 克洛伊索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一种预兆，而实际上这也的确是一种预 兆。于是他立刻派人到铁尔美索斯的占卜祭司那里去请示神托。虽然他的使 者到了那里并且从铁尔美索斯人那里知道这种预兆是什么意思，但使者们都 从未能把这话带给竞洛伊索斯，因为在他们能够返回撒尔迪斯之前，克洛伊 索斯已经被俘了。但是，铁尔美索斯人却认为，克洛伊索斯一定会等来一支 侵略他的国士的外国军队，而当这支罩队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征服当地的 居民，因为，他们说，蛇是大地的儿子，而马则是敌人和异邦人。当铁尔美 索斯人这样回答克洛伊索斯的询问时，后者已经成了阶下囚，不过那时他们 根本还不知撒尔迪斯所发生的事情和国王本人的命运。

    (79)当克洛伊索斯在普铁里亚一役之后收兵转回之时，居鲁士打听到克 洛伊索斯收兵是为了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于是在详细考虑之后而立刻注意到 这正是尽快地进攻撒尔迪斯的良机，为的是不等到吕底亚人得以再一灰把他 们的军队集合起来。他这样决定了，他进行得又是如此神速，他率军进攻吕 底亚，而他本人竟向吕底亚国王通知了自己出征的消息。由于这一完全出于 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之外的事件，国王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他 仍然率领吕底亚人出战了。这时在亚细亚，没有一个民族是比吕底亚人更加 勇武好战了。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 也非常高妙。

    (80)两军于是在撒尔迪斯城前的平原上相会了，这是一个广阔的和没有 树木的平原(叙洛斯河与其他的一些河流流经这个平原，它们又都流入一条叫 做海尔莫斯的最大的河流中去。这条河发源于狄恩杜美奈母神的圣山而流入 波凯亚城附近的海里去)。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列成战障的时候，他 害怕他们的马队的威力，因此便采用了美地亚人哈尔帕哥斯的献策，方法是 这样的。他把所有随军载运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它们背上驮的 东西卸下来，叫打扮成骑兵模样的人们骑上去。这样打扮停当以后，他就下 令要他们领着其他军队向着克洛伊索斯的骑兵队走去。他下令步兵跟随在他 们的后面，而步兵之后才是骑兵队。当这些人全都准备好以后，他就下令给 他的军队，要他们把道上所遇到的吕底亚人一个不留地杀死，但是只留下克 洛伊索斯本人不杀死他，甚至在他反抗被俘的时候。以上就是他发布的命令。 居鲁士所以用骆驼来和敌人的马队对峙是因为马害怕骆驼，它在看到骆驼或 是闻到骆驼的气味时都是受不了的；他就想用这个策略使克洛伊索斯的马队 变成无用，而马队却正是克洛伊索斯赖之以得到某些声誉的东西。两军接战 的时候，吕底亚人的骑兵队一看到和闻到骆驼就回身逃窜，结果克洛伊素斯 的全部希望便化为泡影了。不过吕底亚人到底并非卑怯之辈。当他们看到当 前发生的事态时，他们便跳下马来徒步和波斯人作战。双方阵亡的人很多， 但吕底亚人终于被击溃而被赶到自己的城里去，于是波斯人就把撒尔迪斯城 包围起来了。

    (81)这样一来，他们就给对方包围起来了。克洛伊索斯认为这一围攻不 会是短期的，因此从城内派使者到自己的联盟者那里去。他先前的使者是告 诉他们在第五个月里在撒尔迪斯集合，但现在派出去的使者则是送信说他已 经被围并请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前来援助。

    (82)这样，他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其他同盟者那里去，特别是到拉凱戴孟 人那里去然而这时，斯巴达人自己正在为一块叫做杜列亚的地方和阿尔哥斯 人发生争吵。这个地方本来是阿尔哥斯人领地的一部分，但是被拉凯戴孟人 割占并据为己有了。所有西方的土地，直到玛列亚地方，当时确实是属于阿 尔哥斯人的，而且不仅是本土上的土地，库铁里亚岛以及其他的岛屿也是这 样。阿尔哥斯人出兵保卫国土不使杜列亚被割掉，然而在还没有开战的时候， 双方进行谈判，约定双方各出三百人作战，胜者即取得这个地方。此外还约 定，双方的其余的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而不要留在这里观战，因为如 果军队留下，不管哪一方面看到自己方面的军队战败时便有上去帮忙的危 险。这些条件约定之后，两军便都撤走了，双方只把精选的士兵留下来进行 战斗。战斗开始之后，哪一方面都不能占上风。结果在夜幕降临之时，六百 个人当中，活着的只剩下三个人，两个阿尔哥斯人阿尔凯诺尔和克罗米欧斯 和一个拉凯戴孟人欧特津阿戴斯。于是，两个阿尔哥薪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 战胜便跑回阿尔哥斯去了。但拉凯戴孟人欧特律阿戴斯却留在战场 上，从战 死的阿尔哥斯人的身上剥下了他们的甲胄武器，把它们带回自己的营地并留 在自己的地方上。第二天两军到战场上来检查战斗的结果。起初双方发生了 争执，因为他们都自称是胜利者，一方说他们活着的人较多，另一方则说他 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并剥下了战死者的武器甲胄，而对方的两个人却逃走了； 终于因争吵而交手打了起来，在一场战斗当中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 最后是拉凯戴孟人得到了胜利。在这之后，先前按照一定的习惯留长头发的 阿尔哥斯人便剃光了自己的头，并且规定了一条加上了咒诅的法律，约定他 们在收复杜列亚以前，永远不再留头发并永远不许他们的妇女带金饰。同时 拉凯戴孟人却制定了一项与之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头 发，因为直到那时，他们是不留长头发的。在三百人当中仅存的欧特律阿戴 斯自己，据说耻于在所有他的同伴战死之后返回斯巴达，便在杜列亚当场自 戕了。

    (83)虽然从撒尔迪斯来的使者请求斯巴达人帮助被围攻的克洛伊索斯 时，斯巴达人正在遇到上述的事件，但他们听了使者的陈述之后，仍然立刻 着手给他以帮助。不过当他们完成了准备工作而船只也正要出航的时候，又 来了一个消息说，吕底亚人的要塞已经被攻陷而且克洛伊索斯已经被俘了。 因此，他们虽然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却不得不中止了援助的事情。

    (84)撒尔迪斯被攻陷的经过是这样。在克洛伊索斯受到围攻的第十四 天，居鲁士派遣骑兵到自己的各个部队去，告诉全军说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有 赏。在这之后，全军发起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在其他的一切 军队都无计可施地在那里观望的时候，一个叫做叙洛伊阿戴斯的玛尔多斯人（游牧的波斯部落）决定在没有设置守卫的那个地方试图攀登城砦。因为在这一面，城砦所在的 山岩是如此陡峭而城砦看来又是难攻不落的，故而谁也不认为城砦会从这个 地方被攻克。撒尔迪斯的前王美雷斯也只有在巡行这一部分的城壁时不带着 他的侍妾给他生的狮子。因为铁尔美索斯人宣称，如果带着这只狮子环行城 壁，萨尔迪斯便会成为金汤之固，于是美雷斯便带着狮子巡行城砦的其他可 能会受到攻击的部分，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带着狮子到这一部分来，因为他 认为这部分是在峭壁上，故而决不会受到攻击。城砦的这一部分面对看特莫 洛斯山。但是，在这前一天，这个玛尔多斯人叙洛伊阿戴斯却看到一个吕底 亚人从绝壁上下来拾取从城上掉下来的钢盔，他注意到这事，思考了一番， 而现在他亲自攀上了绝壁，其他的波斯人则跟在他的后面。许多人爬到上面 去，撒尔迪斯于是被攻克，全城都受到了洗劫。

    (85)现在我再说一说城陷落的时候克洛伊索斯本人的遭遇。他有一个儿 子，关于他我在上面已经提拉了，他这个儿子除了是个哑吧以外，在其他方 面可说是个不坏的少年。在克洛伊索斯以前的全盛时代，他为自己的这个儿 子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在他想到的其他计划以外，他特别会派人到戴尔波伊 去请示神托问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他从佩提亚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这样： 生而为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你这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 啊！ 不要希望和请求在你的宫廷里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吧； 你的儿子若象先前一样的哑吧那会好得多； 你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时，那将是不幸的一天。 当城砦被攻陷的时候，一个不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何许人的波斯人遇到他，打算把他杀死。克洛伊索斯虽然看见他过来，但是由于当前的不幸遭遇而无心去理会，他根本不介意这个人会不会把他打死。但这时他那不说话的 儿子看到波斯人向克洛伊索斯那边去，便在既害怕又悲痛的心情中说出了 话，他喊道：“这个人不要杀死克洛伊索斯！”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从此 以后，他一辈子都能讲话了。

    (86)这样，撒尔迪斯就给波斯人攻克，克洛伊索斯也给他们俘虏了；他 已经统治了十四年并且被围攻了十四天，而到这时，正如神托所预言的，他 便毁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于是，俘虏了克洛伊索斯的波斯人便把他带到居鲁 士那里去。依照居鲁士的命令积起了一大堆木材，身带枷锁的克洛伊索斯就 给放置在这上面，在他之外还有十四名吕底亚的少年。我不知道居鲁士是打 算把他的这些最初的掳获物呈献给某一位神，还是在这里还许下的心愿，还 是他可能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一位畏神的人，因此他想看一下神灵是否会来救 他使他不致活活地被烧死。不管怎样，据说他是这样做了；但是站在木堆上 的克洛伊索斯却在自己的悲惨处境中想起了梭伦体会神意而对他讲出来的 话，即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便打破了保 持到这时的沉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发出了呻吟的声音，三次叫出了梭伦 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这个声音，便命令通译问克洛伊索斯，他叫的是谁的 名字。他们走到他跟前来问他，但他一时却默然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过了 一回儿在强迫他说话时，他便说：“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宁愿付出我的巨大 财富以便使所有的国王都能和这个人谈话”。通译不知道他这个回答是什么 意思，便再请他自己解释；而当他们催他回答而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才告 诉他们，怎样在很久以前，一个叫做梭伦的雅典人到他那里去，怎样看到他 的全部富贵荣华却不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而说了这般这般的话)，怎样梭伦对 他所说的话结果又和他遭遇的完全相合，虽然，这话与其说是专对他讲的， 勿宁说对所有的人讲的，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们讲的。当克洛伊索 斯说这话的时候，木堆已经点着，它的外部已经开始着火了。但居鲁士从通 译那里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以后，却后悔起来，他觉得他自己既然也是 一个人，却正在活活烧死过去也曾和他自己一样幸福的另外一个人：此外， 他还害怕报应并且深以为人间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无常的。他于是下令要他 们赶快把火焰扑灭并把克洛伊索斯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从木堆上解救下来； 他们虽然拚命这样做，但火焰已经无法制服了。

    (87)于是，依照吕底亚人的说法，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悔恨之意 并看到大家拚命扑火但已无效的时候，便高声向阿波罗神呼唤并恳求他说， 如果神对他所呈献的任何礼品还中意的话，那末就请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免于 当前的灭身之祸。正当他满眼含着泪求神的时候，突然，在到那时一直是晴 朗并平静无风的天空上，乌云集合起来，刮起了暴风并下了豪雨，而火焰便 给熄灭了。居鲁士看到之后，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并且是神所眷爱的 人，便在他从木堆上被放下来之后问他说：“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带着 军队来攻打我的国家，不做我的朋友而做我的敌人？”克洛伊素斯这样回答 说：“哦，国王啊，是我干的这件事，但它却给你带来了好运，给我带来了 不幸。若说起它的原因来，那末应该说是希腊人的神，因为是他鼓励我出兵 作战的。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而在战争中，不是象平时那 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但是我相信，诸神恐怕是欢喜这样的。”

    (88)这就是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于是居鲁士就给他松了绑，叫他坐在 自己的近旁，对他照顾备至，而居鲁士和他身边的一切人都以一种惊奇的目 光注视看他。陷入深思之中的克洛伊索斯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回儿他向四 边望了望，看到波斯人正在劫夺吕底亚人的城市，于是他就向居鲁士说：“哦， 国王啊，我可否告诉你我心里正在想的事情，还是什么话都不讲？”居鲁士请他毫无顾虑地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于是他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边 的一大群人这样忙忙碌碌地在做什么？”居鲁士说：“他们正在掠夺你的城 市并拿走你的财富。”但是克洛伊索斯说：“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 富。这些东西已不再有我的任何份儿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都是你的财富啊”。

    (89)居鲁士听到克洛伊索斯的话以后颇为有动于衷，于是便下令身边的 人等一概退去，然后问克洛伊素斯，对于他的所做所为，有什么意见要提出 来。克洛伊索斯回答说：“既然诸神使我变成了你的奴隶，那未如果我看到 什么对你有利的事情而把它告诉你，那将是我分内应做之事。你的臣民波斯 人是秉性粗暴而又贫困的人民。如果你放任他们进行劫夺并且使他们自己拥 有巨大财富的话，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些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就是说， 那掠夺到最多财富的人就会背叛你。如果你听得进我讲的话，那未就讲你这 样做。把你的亲卫队设置在所有各个城门的地方担任岗哨，并要他们在士兵 们离开城市时把士兵们身上的战利品留下并且告诉这些士兵他们这样做是为 了必须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缴纳什一税。这样，你虽用强力从他们身上夺走战 利品，但是他们却不会恨你的，因为他们看到你做的公正，自然就会心甘情 愿地拿出自己的战利品了”。

    (90)听到这个意见，居鲁士真是大喜过望，因为他觉得这个忠告很好。 他非常赞赏克洛伊索斯并命令他的亲卫队按照克洛伊索斯建议的办法行事。 然后他向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看你在言语和行动上都决心表现 出你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现在立刻向我请求你所希望的任何赠品吧”。克洛 伊索斯回答说：“主公，如果你容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崇的希腊人的 神那里去，并且问他一下他是否惯于欺骗那些经常向他进行奉献的人，这便 是你能给予我的使我最欢喜的事情了”。于是居鲁士就问他对神有什么不满 而提出了这个请求，克洛伊索斯便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他自己的全部想法，神 托的回答，特别是他的奉献物，并且告诉居鲁士，他怎样从神托得到鼓励， 桔果竟使他对波斯人挑起了战端。他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便立刻再一次恳求 允许他对神的这种行动加以谴责。居鲁士微笑着回答他说：“克洛伊索斯， 我很乐意答应你这样做，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请求我 的”。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允许，他便派一些吕底亚人到戴尔波 伊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在神殿的入口并且问神，神激励他对波斯人开 战，并说他一定会摧毁居鲁士的帝国，但结果这就是战争的最初成绩，这样 做神是不是感到可耻。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要指着这副枷锁，随后，他们 还要问，希腊的神是不是惯于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91)吕底亚人到了戴尔波伊，把他们带来的话传达了。据说佩提亚是这 样回答的：“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 克洛伊索斯为他五代以前的祖先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这个祖先当他是 海拉克列达伊家的亲卫兵的时候，曾参与一个女人的阴谋，在杀死他的主人 之后夺取了他的王位，而这王位原是没有他的份的。洛克西亚司神(即阿波罗 神——译者)本来尽力想使撒尔迪斯不在克洛伊索斯生前的时候，而是要推迟 到他的儿子的时候陷落，但是他不能改变命运女神的本意。凡是命运女神许 给克洛伊索斯的，都已经做到并恩赐给克洛伊索斯了。让克洛伊索斯知道， 洛克西亚司把撒尔迪斯的陷落推迟了整整三年，因此他变成囚犯的时期。要 比命中注定的日期晚得多了。此外，洛克西亚司还把克洛伊索斯从烧着的木 堆上救了下来。克洛伊索斯也没有任何权利来抱怨他从神托那里得到的答 复。因为当洛克西亚司告诉他如果他攻打波斯人他会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 候，如果想确实知道一下神的意旨的话，那末他就应该再派人来问一下这是 指着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还是他自己的帝国。然而他既不懂得所讲的 是什么话，又不肯再来问个清楚，那末今天的这个下场便只有怪他自己了。 此外，他甚至不懂得洛克西亚司给他的关于骡子的那个最后的回答。因为那 骡子实陈上指的是居鲁士。居鲁士的父母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分；他 的母亲是一位美地亚的公主，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但他的父亲 都是个美地亚人治下的波斯臣民，他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比他的妻子为低：都 娶了自己的公主”。以上便是佩提亚的回答。吕底亚人返回撒尔迪斯并把他 们听到的话告诉了克 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听了之后，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 过错，而不是神的过错。

    (92)伊奥尼亚最初就是这样被征服，而克洛伊索斯的帝国也便这样地结 束了。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奉献品之外，克洛伊索斯在希腊还奉献了其 他许多物品。在贝奥提亚的底比斯，他奉献给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神一座黄金的三脚架，在以弗所（以弗所的神殿大概是在阿律阿铁斯统治时开始修建的，到希被战争时才完成），金牛和神殿的大部分的柱子都是他奉献的；在戴尔波伊的普罗奈阿神殿（在阿波罗神殿的外部），他奉献了一只巨大的黄金楯，这一切奉献物直到我当 时还都有的；但是其他的若干奉献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听说，他奉献给 米利都人的布朗奇达伊的礼物和献给戴尔波伊的礼物一样，份量也相等。献 给戴尔波伊的礼物和献给阿姆披亚拉欧斯神殿的礼物都是他自己的财产，是 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中最初得到的东西。其他的奉献物则来自他的 一个敌人的财产，这个敌人在他登上王位之前，曾领导过一个党派来反对他， 目的则在于想使庞塔莱昂取得吕底亚的王冠。这个庞塔莱昂是阿律阿缺斯的 一个儿子，和克洛伊索斯是异母兄弟；因为克洛伊索斯的母亲是一个卡里亚 妇女，但庞塔莱昂的母亲却是一个伊奥尼亚妇女。当克洛伊索斯因父命而取 得王位的时候，他曾把那阴谋反抗他的那个人放到刷梳器上去给刮死。随之 克洛伊索斯便没收了他的财产，在这之后克洛伊索斯更把他的财产象上面所 说那样地奉献给神殿。关于他的奉献品，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93)吕底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没有那样多足以令人惊异的事物叫我 来叙述，例外的只有从特莫洛斯山上冲洗下来的金砂。然而那里却可以看到 一座比其他建筑物要大得多的建筑物，不过埃及和巴比伦的巨大建筑物却不 算在内。这就是克洛伊索斯的父亲阿律阿铁斯的陵墓，陵墓的底座是大石砌 成，其他部分别是很高的一个土堆。这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娼妓们共同修造 起来的。陵墓顶上的五个石柱直到我的时代还有的。石柱上面刻有铭文，表 明每一类的工人做了多少工作。根据计算来看，娼妓们所做的那部分工作是 最多的。吕底亚普通人民的女儿们全都干这种卖淫的事情，以便存钱置办自 己的妆奁，直到她们结婚的时候为止。她们通常是自己来照料自己出嫁的事 情的。陵墓的周匝是六斯塔迪昂和二普列特隆，竟是十三普列特隆，在陵墓 近旁有一个大湖。据吕底亚人说，这湖永远有活泉水作为源流，它的名称是巨吉斯湖。关于陵墓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94)吕底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是很相似的，不同的只是他们叫他们的女儿卖淫的一点。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 银货币的人，他们又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依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些 在他们和希腊人中间通行的一切游戏，也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说他们 发明这些游戏，正是他们在第勒塞尼亚殖民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他们是这样 讲的：在玛涅斯的儿子阿杜斯王当政的时代，吕底亚的全国发生了严重的飢 饉。起初的一段时期，吕底亚人十分耐心地忍受这种痛苦，但是当他们看到 飢饉持续下去毫无减轻的迹象时，他们便开始筹划对策来对付这种灾害。不 同的人想出了不同的办法。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羊蹠骨、俗称羊拐子)、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只有象棋这一 项，吕底亚人说不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和饥饿。他们 在一天当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吃东西，而第二天则只是吃东西而不 游戏。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八年。但是饥饿的痛苦仍然是压在他们身上，甚至 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最后国王只得使把全体吕底亚人分开，叫这两部分人抽 签决定去留，而他将继续统治抽签后留在国内的那一半人。移居国外的人别 归他的儿子第勒赛诺斯来领导。抽签之后，应当移居的人们就到士麦拿去， 造了船舶，把他们一切可以携带的日用财物放到船上之后，便起程寻找新的 生计和土地去了。直到最后，在他们驶过了许多民族的土地以后，他们到达 了翁布里亚。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城市，从此定居下来了。他们不再称 自己为吕底亚人，他们按照率领他们到此地来的王子第勒赛诺斯的名字。而 称自己为第勒塞尼亚人。而吕底亚人这样便受到了波斯人的奴役。

    (95)因此，我这部历史的后面的任务，就是必须考察一下摧毁了克洛伊 索斯的帝国的这个居鲁士是个何等样的人物，而波斯人又是怎样称霸于亚细 亚的。在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些波斯人的叙述，这些人并不想渲染居鲁 士的功业，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虽然，我知道，关于居鲁士的事情， 此外还有三种说法。亚远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五百二十年之后（从一二二九年到七○九年），他们的臣民 才开始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中间首先就是美地亚人。他们为了争取自由而拿 起武器来对亚述人进行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使他们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并变 成了自由的人民。美地亚人的成功榜样使其他民族也随着起来反抗了。

    (96)这样，大陆上的各个民族便都获得了独立，然而他们却再一次回到 了僭主的统治之下，经过的情况有如下述。一个叫做戴奥凯斯的美地亚人， 是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既然想取得僭主的地位，因此， 便着手实行了下面的一个计划。当时的美地亚人是分成各个部落散居各处 的，而且在全部美地亚又是一片无法无天的状态，因此当时在本部落中已经 知名的戴奥凯斯便比以前更忠诚和热心地努力在他的同部落人中间执行正 义。他相信正义和非正义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在他这样做以后，立刻同部 落的人看到他的正直行为而推举他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由于心中向往看统 治权，他便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忠诚和正直的人物。用这样的办法，他不单是 博得本部落人们的赞赏，甚至长期以来受着不公的审判的痛苦的其他诸部落 的人们，在他们知道只有戴奥凯斯正直无私，能给以公正的审判的时候，他 们便时常愿意到戴奥凯斯这里来请求他审判他们的争端。直到后来人们只相信他一个人，而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裁判了。

    (97) 找他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人们都听说他的裁判是公正的。 戴奥凯斯感到自己已得到一切人的信赖，便宣布说他不愿再出现于他经常坐 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位子之上，并不想再作法官了。因为他认为整天用来调 解邻人的事情而不去管自己的事情，这对他自己是毫无利益可言的。结果， 在各部落之中，掠夺与不法的行为发生得甚至比以前更要猖獗了。于是美地亚人便集会到一处来讨论当前的局势。 (我想，讲话的主要都是戴奥凯斯一派的人)。他们说：“如果事情这样 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让我们给我们自己立一个国王 吧，这样这个地方才能治理得好，这样我们自己才能鲁安其业，不致由于无 法无天的情况而被弄得家破人亡了”。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们便决定推 立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了。

    (98)随后他们立刻便提出了选谁担任国王的问题。大家一致愿意推举和 拥戴戴奥凯斯，结果他们便同意由他来担任国王了。他要求他们给他修建一 所与他的国王身分相适合的宫殿并要求拨给他一支保护他个人的亲卫队。美 地亚人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在他自己所指定的地方给他建造了坚固的大宫 殿，并且听任他从全国人展当中给自己选一支亲卫兵。在他做了国王以后， 他进而又强制美地亚人给他修建一座城寨，他要他们几乎不去管其他的城市 而单是注意经营这个新都。美地亚人在这一点上也听从了他，给他建造了一 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塔拿的城市，这座城寨的城墙既厚重又高大，是一圈套着 一圈建造起来的。这个地方的结构是这样：每一圈城墙都因为有女墙的关系 而比外面的一圈要高(即内圈比外圈只高那一道女墙的高度——译者)。由于 城寨是在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之上，这种地势当然可以有一些帮助，但这主要 还是由于人工的缘故才做到这一点的。城墙一共有七圈；皇宫和宝库是在最 内的一圈城墙里面。最外面的一圈城墙和雅典城的城墙约略等长。最外面一 圈女墙的颜色是白色的，第二圈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紫色的，第四圈是蓝色 的，第五圈是橙色的；外部这五道城墙都是涂着颜色的，最后两圈女墙则是 包着的，第六圈是用银包着的，最里面的一圈则是用金包看的。

    (99)戴奥凯斯修筑这些城壁都是为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宫殿，人民则要 定居在城寨的周边。而当一切都修建起来以后，戴奥凯斯首先便定出了一个 规则，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进见国王，一切事项都要通过报信人来办理并且 禁止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笑或是吐唾沫都特别被认 为是一件可耻的冒凟行为。他所以小心地把自己用这种办法隔离起来，目的 是在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害怕如果和他一起长大，同出名门而且在一 个男子的主要才能方面比起他来毫无逊色的同年辈的人经常见到他的话，他 们会感到恼怒并且有可能暗算他；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话，那未他们就会以 为戴奥凯斯已和先前判若两人了。

    (100)在戴奥凯斯把这一切都办理停妥并且把王位稳稳地坐定之后，他便 仍然象先前那样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正义的审判。诉讼案件都要写下来交到国 王那里去，国王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审判，然后把他的判词送还当事人；他 便是这样地判案的，其他的事情他也管。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密探和偷听者： 如果他听到存人横暴不法，他就把这个人召来对他的罪行给以相应的惩罚。

    (101)这样，戴奥凯斯便只是把美地亚人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并统治了他 们。美地亚人是由下边的一些部落构成的：布撒伊人、帕列塔凯奈人、斯特 路卡铁斯人、阿里桑托伊人、布底奥伊人、玛果伊人。属于美地亚人的部落 就是这些了。

    (102)戴奥凯斯统治了五十三年之后死了（死于六五六年），他的儿子普拉欧尔铁斯继承 了他。这个王子继承了王位之后不满足于单单统治美地亚人一个民族，便开 始征伐波斯人。他先把军队开入波斯人的国土，这样首先便使波斯人变成了 美地亚人的臣民。后来，他成了两个强大民族的主人以后，更进而征讨亚细 亚，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地把它征服了。直到最后，他竟和亚述人打了起 来，亚述人是居住在尼诺斯(尼尼微)城的，他们先前是整个亚细亚 的霸主。现在，由于盟国的叛离，他们已经孤立了，然而除去上述的一点之 外，他们国内情况仍旧是和先前一样繁荣的。普拉欧尔铁斯向这些亚述人进 攻，但是在一次战役中他和他的一大部分的军队都战死了，这是他统治美地 亚二十二年之后的事情。

    (103)普拉欧尔铁斯死后，他的儿子，戴奥凯斯的孙子库阿克撒列斯继承 了王位。据说他比他的任何先人都要好战得多。他第一个把亚细亚的士兵组 成部队，把在他之前混成一团并非常紊乱的军队分成独立的组织，组成了枪 兵、弓兵、骑兵等等兵种。在先前作战时白日突然变为黑夜的那一天里和吕 底亚人交战的就是这个人。征服了哈律司河彼岸全部亚细亚领土的也是他。 库阿克撒列斯把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集合起来向尼诺斯进军，他这样做是想给 父亲复仇和把这座城摧毁。在一场战斗中亚述人被打败了，库阿克撒列斯已 经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但这时在普洛托杜阿斯的儿子、斯奇提亚国王玛杜 阿斯率领之下的一支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为了追踪被他们赶出了欧罗巴的奇姆 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因此便来到了美地亚的领土。

    (104)对于一个轻装的人来说，从麦奥提斯湖（亚速海）到帕希斯河和科尔启斯人 居住的地方要走三十天。从科尔启斯走不多远便可以进入美地亚，因为在这 中间只隔看撒司配列斯人住的一个地方，过去这个地方就到美地亚了。虽然 如此，这却不是斯奇提亚人入寇的道赂，他们迂迥行进而走了比这要远得多 的上方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右手就是高加索山脉。斯奇提亚人在那里曾遇到 美地亚人的抵抗，美地亚人给他们战败，从而丧失了他们的帝国。斯奇提亚 人就成了全亚细亚的霸主。

    (105)此后他们更向前推进，打算进攻埃及。当他们到达叙利亚的一个叫 做巴勒斯坦的地方时，埃及的国王普撒美提科斯来会见他，用恳求的话和礼 物请他们不要再继续向前推进。因此在他们返回的途中经过叙利亚的一个城 市阿斯卡隆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没有进行任何毁坏的活动便开过去了。但 是被落在后面的少数人却把乌拉尼阿·阿普洛狄铁(意为上天的阿普洛狄铁— —译者)的神殿给洗劫了。我打听之后知道，阿斯卡隆的神殿是这位女神的神 殿中最古老的一座；因为赛浦路斯的那座神殿，正如赛浦路斯人自己所说， 就是模仿着它建造起来的；而库铁拉的那座神殿则是出身于这同一叙利亚地 方的腓尼基人建造的。洗劫了这座神殿的斯奇提亚人受到了女神惩罚，他们 和他们的后裔都得了女性病。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得了这种 病的，而来到斯奇提亚的人则能够看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 被称为埃那列埃斯。

    (106)斯奇提亚人这样就把亚细亚统治了二十八年。在这期间，他们的暴 虐和横傲的行为使整个地方变成一片荒野；原来，除了他们榨取加到各地人 民身上的贡赋之外，他们更骑着马到各地把人们的财物掠夺一空。于是，库 阿克撒列斯和美地亚人一道，请他们大部分的人前来赴宴，把他们灌醉，然 后便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这样美地亚人就收复了他们的帝国和他们先前所有 的一切。他们攻占了尼诺斯(攻占的情况我将在另一部历史中叙述)并且征服 了除巴比偷地方之外的全部亚述。

    (107)后来，库阿克撒列斯也死了；他一共统治了四十年，在这里面斯奇 提亚人统治的年代我也算进来了。他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继承了他的王位。 阿司杜阿该斯有一个女儿，名叫芒达妮。关于这个女儿，他曾经做过一 个梦：他梦见她撒了大量的尿，这尿不仅仅涨满了全城，而且淹没了整个亚 细亚。他把他的这个梦告诉了会占梦的玛哥斯僧，玛哥斯洛详细地向他解释 了梦的意义，他听到后而大大地战傈了。因此，在芒达妮成年应当婚配的时 候，他害怕梦会应验而不把她许配给任何门当户对的美地亚人，却把她嫁给 他认为是出自名门而且性情温和的一个名叫刚比西斯的波斯人；因为在阿司 杜阿该斯看来，刚比西斯比中等身分的美地亚人都要低得多了。

    (108)但是在芒达妮嫁给刚比西斯的头一年里，阿司杜阿鼓斯又做了一个 梦。他梦见从她的子宫里生出了葡萄蔓来，这葡萄蔓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他 把这个梦也告诉了占梦的人，随后就把当时有了身孕即将分娩的女儿从波斯 人那里召了来。他的女儿来到之后，他就把她监视起来，打算把她生下来的 孩子弄死；因为占梦的玛哥斯僧在占梦的时候预言说，他的女儿的后裔将会 代替他成为国王。为了防止这一点，在居鲁士刚刚降生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 就把哈尔帕哥斯召了来，这是他家里的一个人，是美地亚人当中他所最信任 的一个仆人，同时又是代他管理一切家务的人；他向哈尔帕哥斯说：“哈尔 帕哥斯，我请你对我托付给你的这件事情万勿疏忽大意；也不要为着别人而 出卖了你的主人的利益，不然的话你将会自食其毁灭的后果。把芒达妮生的 这个孩子带到你家里去，就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怎样把他埋起来好 了”。哈尔帕哥斯回答说：“国王啊，哈尔帕哥斯在过去从来不会在任何事 情上违背过你，而今后也请你放心，他一定小心谨慎不会冒犯你的。如果是 你的意思要我这样做的话，那末在我这方面，我是应当把这件事给你办理妥 善的。”

    (109)哈尔帕哥斯这样回答以后，孩子就给交到他的手里，孩子已经是给 打扮得象是快死的孩子那样子的。于是他便哭着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在他 到家的时候，他就把阿司杜阿该斯的话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对他说： “那未，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他回答说：“我不打算照着阿司杜阿该斯 的话去做。不，纵使他神智颠倒，促使他比现在更加疯狂，我也不会按他的 意思去办事，或是代他干这种杀人的勾当。我有许多理由不杀死这个孩子。 首先，他和我有亲属关系；其次，阿司杜阿该斯已经老了，又没有儿子。如 果他死的时候，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他却想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女儿的儿子； 那时我岂不要受到最大的危险吗？老实讲，为了我的安全，这个孩子是必须 死的，不过这件事必须要由阿司杜阿该斯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来干，而不是由 我的人来干”。

    (110)他这样说着，立刻就派遣一名使者去把阿司杜阿该斯的一名牧人召 了来，因为他知道阿司杜阿该斯的这个牧人放牲的牧场是最适宜的牧场而那 里的山又是野兽出没最多的地方。这个牧人的名字叫做米特拉达铁斯，他的 妻子和他一样，也是国王的奴隶；她的美地亚语的名字是斯帕科，希腊语则 称之为库诺，因为在美地亚语中，斯帕卡一词是希腊语的母狼的意思。牧人 牧放牲畜的山麓地方是在阿格巴塔拿的北边，面临着黑海的。美地亚的和撒司配列斯人相邻的那个地方（美地亚的西北郡，今天阿捷尔拜疆），地势是高耸、多山并且复盖着一片森林的，但 是美地亚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平原。当着闻召而急忙赶来的牧人来到的 时候，哈尔帕哥斯就说：“阿司杜阿该斯命令你把这个孩子放到山中是荒鄙 的地方去好叫他尽快地死掉。他并且嘱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杀死这个孩子， 都使他不管怎样保全了性命，那你将会遭到最可怕的死亡。我就是受命来看 这个孩子被抛掉的。”

    (111)牧人听了这话，便抱起了这个孩子，顺着原路回到了自己的小舍。 在那里，好象是由于神意，他邓眼看便耍分娩的妻子正在他到城市去的时候 生了一个孩子。牧人和他的妻子都为对方操心，牧人是因为妻子的临盆期近， 妻子则不知道哈尔帕哥斯为何突然把自己的丈夫找去，而为这件不常见的事 情担惊害怕。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妻子这里来时，她看到他出其不意地回来， 没等他说话便先问他为什么哈尔帕哥斯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他召去。他说：“妻 啊，当我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看到和听到我决不愿意看到和不愿意发生在我 们主人身上的事情。哈尔帕哥斯的家里是一片哭声：我大吃一惊，但是我走 进去了。当我进去的时候，我立刻便看到一个全身金饰并穿着锦绣服装的婴 儿躺在那里在喘气挣扎着和哭叫着。哈尔帕哥斯看到我，便命分我立刻把这 个孩子抱走，要我把这孩子放到山中野兽最多的地方去。而且他告诉我说， 是阿司杜阿该斯下令要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按照他的话做，我便有身遭惨 祸的危险。于是我便把孩子抱起来带走了，我以为这是家中一个奴仆的孩子， 因为我是决不会猜出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但是在我看到金饰和华美的衣服时 我是吃惊的，特剔是不明白哈尔帕哥斯家中人们公然哭泣的原因。然而很快 的，在道上我便晓得了一切。他们派一个仆人抬我引路出城并把孩子交付给 我。这个仆人告诉我说，孩子的母亲是国王的女儿芒达妮，孩子的父亲是刚 比西斯，刚比西斯是居鲁士的儿子；下令杀死这个孩子的就是阿司杜阿该斯。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孩子”。

    (112)牧人这样说着，就打开了蒙着这个孩子的布，把它给自己的妻子 看。当她看到这孩子是一个多么美丽可爱的孩子的时候，就哭了起来：她抱 着丈大的双膝，恳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掉这个孩子。然而她的丈夫回答她说， 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因为哈尔帕哥斯会把密探派来打听情况回去报 告，而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是会遭到惨死的。既然无法说服她的丈夫，于 是妻子又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而人们又一定要你把孩子抛弃，那末至 少这伴事你总可以做到吧。你知道，我刚才生的那个孩子是死产。把它抱走 放到山里去，而让我们把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的孩子象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 地抚养起来吧。这样你就不会由于你对自己的主人不忠实而受到惩办，而我 们也就不会商量出不利于已的主意来了。这样、我们的死掉的孩子将要得到 王子一样的葬礼而活着的孩子又不会失去自己的性命。”

    (113)牧人以为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他的妻子的办法最好不过，于是他立 刻照办了。他把他带来打算杀害的那个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把自己的死婴放到他带另一个孩子来时使用的篮子里，把另一个孩子的衣饰全给它穿 戴上，然后把它放到山里最荒鄙的地方去了。在这孩子给放到那里去的第三 天，牧人便留下他手下的一个助手在那里看看孩子，自己到城里，直奔哈尔 帕哥斯的住所来，说他准备要人们去看孩子的尸体。哈尔帕哥斯派了他最亲 信的卫兵去看了这个尸体，而在他们为他检查完毕之后，便把牧人的孩子埋 葬了。孩子就这样地被埋葬了，而后来叫做居鲁士的另一个孩子，就受到了 救人的妻子的收留和抚养，但是牧人的妻子却拾这个孩子起了别的一个名 字。

    (114)当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这样一个事件却使人们看出他是怎样的一 个人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他在村中牧人的畜舍的地方和与他年 龄差不多的孩子们在街道上一起玩耍。和他一起玩耍的别的孩子们选这个被 称为牧人之子的孩子作国王。于是他便开始分别向这些孩子发号施令起来： 他叫一些孩子给他修造房屋，叫另一些孩子作他的亲卫队，叫其中的一个孩 子担任大概是国王的眼目，又给另一个孩子以傅奏官的任务，他们每个人都 得到了适当的任务。在和他一起游玩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是美地亚的知 名之士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这个孩子拒绝服从居鲁士的命令。于是居鲁 士命个别的孩子把他捉了起来，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时候，他就狠狠地鞭打 了这个孩子一顿而使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在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被释放之 后，这个孩子对于自己所受的残酷遭遇十分气愤，便立刻到城里他父亲那里 去，向他父亲痛诉他在居鲁士手下所受到的待遇。这个孩子当然不说他是居鲁士(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居鲁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 儿子。阿尔铁姆巴列司在盛怒之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见国王，控诉他的 儿子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他指着自己的儿子的肩头说：“哦，国王啊，看一 个收人的儿子，你的奴隶的儿子加到我们身上的暴行吧”。

    (115)阿司杜阿弦斯听到和看到这一切之后，便打算为了照顾阿尔铁姆巴 列司的身分而为他的孩子报仇，于是他把牧入和他的儿子召了来。为他们父 子二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阿司杜阿款斯便望着居鲁士说：“是你这样一个 睦人的儿子竟敢对于我们国内最大人物的儿子施行无礼吗？”孩子回答说： “可是，国王，我对他的待遇本是他罪有应得的。我们村里的孩子在玩耍时 选我作国王，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最适当的人。这个孩子自己也是选我作国王 的一个人，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按照我的吩咐去办事，可是他不听我的话，并 且根本不把我放到眼里，因此最后他受到应得的处分。如果为了这个缘故我 应受惩罚的话，我是愿意接受惩罚的。”

    (116)当这个孩子讲话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好象已经觉出他是何许人 了，他看到这孩子的眉目之间有和自己相似之处，而且在回答的时候有一种 和奴隶的身分相去甚远的气度；此外，他的年龄又和他抛弃他的外孙居鲁士 的时期相合。阿司杜阿该斯因此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然而当他好容 易清醒位来的时候，为了把阿尔铁姆巴列司打发开以便单独盘问一下这个救 人自己，他就向阿尔铁姆巴列司说：“阿尔敛姆巴列司，我要把这件事处理 妥善，决不致叫你和你的儿子再来诉苦的”。阿尔铁姆巴列司退下去了，而 侍从便遵照着阿司杜阿该斯的命令把居鲁士引进了内室。阿司杜阿该斯这时 只和牧人在一起了，于是他便问收人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男孩子，是谁把这 个孩子给了他的。牧人回答说，这个男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子，孩子的亲生 母汪活着并且就在家里。阿司杜阿该斯对他说，如果他想自寻这样天大的麻 烦实在是太没有脑筋，同时阿司杜阿该斯向他左右的侍卫示意，要他们把牧 人捕了起来。牧人在被带去拷问的时候，便从开头起，把事情的原原本本的 经过情况全都讲出来了，最后别是恳请和哀求国王宽宥他。

    (117)阿司杜阿该斯从牧人这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对于收人到不很 介意，但对于哈尔帕哥斯，他却是十分生气的，于是他便派卫兵去把哈尔帕 哥斯召来见他。在哈尔帕哥斯到来的时候，他就问哈尔帕哥斯说：“哈尔帕 哥斯，我交给你的我的女儿的孩子，你到底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呀？”哈尔帕 哥斯看见牧人也在室内，便不敢说谎话，恐怕他自己会被别人问倒，露出马 脚因之而获罪。于是他说：“哦，国王啊，当你把孩子交到我手里来的时候， 我立刻就开动脑筋，以便想出办法怎样能不违背你的意旨，怎样能不对你有 所冒犯，但是又不被你的女儿和你本人春成是一名凶手。于是我便想出了下 面的办法。我死这个牧人召了来，把孩子交给了他，告诉他是国王下令要处 死这个孩子的。而在贫里我并没宫说谎，因为你是这样命令的。此外，在我 把孩子交给牧人时；我还嘱咐他把这孩子放到荒鄙的山地去并留在那个孩子 的身旁直到那孩子死的时候；而且我怕他做不到这件事，因而用各种惩罚恐 吓他。后来，当他按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办理完毕，而孩子也死掉的时候，我 便派最亲信的几名宦官去检查孩子的尸体，并把它埋掉了。哦，国王，事情 的经过就是这样、孩子就是这样死的。”

    (118)这样，哈尔帕哥斯便坦白地把全部经过说出来了。阿司杜阿该斯听 了后丝毫不显露他心中对哈尔帕哥斯的所作所为所感到的忿怒，他先是把刚 才从牧人那里听到的向哈尔帕哥斯说了一遍、而在他重述之后，最后他说这 个男孩子还活着，而一切事情结果也十分顺利。他说：“对于这个孩子的处 置使我感到很大的痛苦，而我的女儿对我的责怪也使我的心头十分沉重。现 在，命运既然有了一个可庆幸的转机，那末回到家去，把你自己的儿子送到 新来的孩子这里来并且到这里来和我一同进餐(因为为了孩子之得以保全，我 打算向应当得到达种光荣的神奉献牺牲)。”

    (119)哈尔帕哥斯听了这话之后便向他拜了拜，然后回到家中；他非常高 兴地看到，他的违命对他竟成了一件有利的事情，而且他不单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应约赴宴来庆祝这一幸运的事件。在他到家之后，他就把他的一个大约 十三岁的独生子叫了来，嘱咐他到宫中去，并按照阿司杜阿该斯所吩咐的一 切去做。然后，他满心欢喜地到妻子那里去，把经过的一切告诉了她。担阿 司杜阿该斯却在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到来时把他杀死，把他的肢体割成碎块， 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等这一切都弄好之后，便把它准备起来侍用。 在赴宴的时间哈尔帕哥斯来了，其他的客人也都来参加了宴会。在阿司 杜阿鼓斯和其他客人的面前摆的是大量的羊肉，但是在哈尔帕哥斯的桌上所 摆的都是他儿子的肉，不过他的儿子的头、手和脚却放在一边的篮子里用东 西盖着。当哈尔帕哥斯仿佛已经吃的了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便问他是不是 中意他吃的菜。哈尔帕哥斯回答说他十分满意。于是那些要把装着他的儿子 的头和手脚的盖着的篮子带给他的人便到他面前来，叫他掀开篮子并把他所 喜欢的东西取出来。哈尔帕哥斯依照所吩咐的掀开了篮子，于是他便看到了 他的儿子身上所剩下的东西。然而，他看了之后并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 自制力。在阿司杜阿该斯问他，他方才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的时候，他回 答说他知道并且说他对于国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感到满意的。这样回答之 后，他便把吃剩下的肉块带回家中去了，我想他是打算把他儿子的全部遣骸 收集起来埋葬掉的。

    (120)阿司杜阿该斯便用这样的办法惩罚了哈尔帕哥斯。后来，在考虑到 如何处理居鲁士的问题时，他便把以前象我所说那样地解释了他的梦的玛哥 斯僧召了来，并且问他们如何解释他的梦。回答和先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 们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而那时没死的话，他是一定会成为国王的。阿司杜 阿该斯于是对他们说：“这个孩子遇了救而且现在还活着，他在乡下的时候， 他那村里的孩子们要他做了国王，而他的所作所为就跟真正的国王的所作所 为完全一样。他分别任命他的亲卫队，他的哨兵，他的传奏官，他还任命其 他的官职而且象国王那样地统治。你们告诉我，你们以为这一切都是什么意 思？”玛哥斯僧回答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看并且没有什么预谋而成了一 个国王的话，那末你就应当欢喜而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害怕了。他是不会第 二次成为国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请示神托的时候预言常常表现为不重要 的小事情，而梦兆之类的东西是否全部应验其意义就更加微乎其微了”。阿 司杜阿该斯说：“玛哥斯僧啊，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样，这孩子既然做了国王， 梦就算应验了，而我也就再没有什么怕他的了。不过仍请好好想一想并告诉 我怎样做对于我的全家和对于你们才是最安全的”。玛哥斯僧回答说：“国 王啊，我们也是非常关心你的王国的巩固的；不然的话，如果王国到了这个 孩子的手里，它就是到外国人手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波斯人：这样一来，我 们美地亚人就要受到奴役，被波斯人当作异族而肆意蔑视。但如果是你，我 们的同国人，当国王的时候，则国家的政权也有我们的一份，而且我们可以 从你那里得到很大的光荣。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应当为你本身着想，为你 的王位着想。现时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使你害怕的理由，请放心，我们一定 会要你知道的。但是如今这梦既已经毫无害处地应验了，我们便已不再害怕， 因此我们也劝你不要再害怕了。至于这个孩子，我们的意见是不要他留在你 的面前，而把他送到波斯他的父母那里去。”

    (121)阿司杜阿该斯听到这个回答心中很是欢喜，于是便把居鲁士召了 来，向他说：“我的孩子，由于我做了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梦，而对你干下 了一件错事。但是由于你自己的幸运，你从我的手下活过来了，现在欢欢喜 喜地到波斯去吧，我还要派人护送你去。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 父母，他们和牧人米特拉达铁斯跟他的妻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122)这样说了之后，阿司杜阿该斯便把他的外孙送走了。当居鲁士回到 刚比西斯的家里时，他受到了父母的接待。而等到他们知道居鲁士是谁的时 候，便十分亲切地欢迎他，因为他们以为很早以前他便在生下来的时候立刻 给杀掉了；于是他们就问他，他的性命是怎样得救的。因此居鲁士就告诉他 们说，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伴事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受到了很大的蒙 混；而在他从美地亚阿司杜阿该斯那里来的路上，他才知道了他的全部不幸 遭遇。他说他原来以为他是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从城里来 的路上，护卫他的人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随后，他又提到牧人的妻子抚养 他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对她是赞不绝口的。而且在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 提到库诺，什么事情也离不开库诺。他的父母听到这个名字，为了想使波斯 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因此便把一个说法傅播开去，硬说 他在被抛弃之后，曾受到母狼的抚养。

    (123)以上便是这个传说的根源了。等后来居鲁士长大成人，并且成了同 辈当中最勇武和最有声望的人的时候，哈尔帕哥斯想对阿司杜阿该斯报复杀 子之仇，便开始向居鲁士致意并送礼。他看到象他这样地位的臣下是不可能 希望不借外力之助来向阿司杜阿该斯报仇的。因此当他看到不幸遭遇和自己 的遭遇很相似的居鲁士很快地成长为他所需要的复仇者的时候，他便着手设 法在这件事上和居鲁士结合起来。对于自己的计划，他竟然已经做了这样的 一些工作；他分别和受过阿司杜阿该斯的无礼待遇的美地亚权贵商议并说服 他们拥戴居鲁士为他们的领袖和贬黜阿司杜阿该斯。现在在作了发起叛乱的 一切准备之后，哈尔帕哥斯便很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给还住在波斯的居鲁 士；但是由于美地亚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监视，他只得想这样一个秘密的 送信办法。他是这样做的：他巧妙地把一只兔子的肚子剖开却不拨去它的毛， 把一封写上了他的意见的信塞到里面去，再把腹部照旧缝上，然后他便把这 只兔子交给对他最忠实的奴隶，把他打扮成带着网的猎人。这个人奉派到波 斯去作为给居鲁士去送野兔。哈尔帕哥斯嘱咐这个奴隶亲口告诉居鲁士，要 居鲁士亲手剖开兔腹，不许别的任何人在场观看。

    (124)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办了。居鲁士把兔子剖开之后，便看到了里面 的信。信里面的话是这样：“刚比西斯的儿子，诸神对你是非常嘉护的，否 则的话，你就不会遇到你的那些幸运的事情了，现在是你自己可以对屠杀你 的凶手阿司杜阿该斯进行报复的时候了。要切道，如果依照他的意思你早已 经死了。由于诸神以及由于我的缘故，所以你到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想你早 就会知道他对你干下了什么事情，也早就会知道由于我没有把你弄死，把你 交给牧人而我自己在阿司杜阿该斯手中所遭到的惨祸。如果你听我的话，按 照我的话去做，现在阿司杜阿该斯统治下的全部帝国就会变成你的。说服波 斯人起来叛变，并率领着他们的大军来讨伐美地亚人罢。不拘阿司杜阿该斯 是任命我率领他的军队和你对抗，还是任命美地亚的其他知名之上，都是会 使你完全称心的。因为他们一出马就会叛离阿司杜阿该斯并投到你的一方面 来，从而试图把他的统治推翻。既然我们这方面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望你依 照我的劝说毫不踌躇地也动起来罢。”

    (125)居鲁士接到在这封信里传来的消息之后，便着手考虑如何能用最好 的办法说服波斯人起来造反。在他反复思考以后，认为下面的做法是最妥当 的。于是他便这样做了。他把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写在一卷纸上面，然后把 波斯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纸卷打开诵读，阿司杜阿该斯任命 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于是他说：“既然如此，波斯人啊，我命令你们每人都 去把自己的镰刀带来。”居鲁士便这样地发布了命令，至于波斯人，则他们 是由许多部落结合而成的。居鲁士召集来并说服使之叛离美地亚人的那些 人，是所有其他波斯人所依附的一些部落。他们是帕撒尔伽达伊人、玛拉普 伊欧伊人、玛斯庇欧伊人。在他们当中玛斯庇欧伊人最尊贵。阿凯美尼达伊 族就是它的一个氏族，而波斯的国王便都是从这个阿凯美尼达伊族出身的。 其他的波斯部落则有：潘提亚莱欧伊人、戴鲁希埃欧伊人、盖尔玛尼欧伊人， 他们都是务农的。达欧伊人、玛尔多伊人，多罗庇科伊人和撒伽尔提欧伊人 则是游牧者。

    (126)当全体波斯人遵照着他们所受到的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的时 候，居官士(便率领他俩到波斯的一块大约十八到二十斯塔迪昂见方的、长满 了荆棘的土地上去)，命令他们在一日之内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他们完成了 指定给他们的这个任务，随后他便向他们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他们第二天 在沐浴之后再到他那里去；这时居鲁士便集合了他父亲所有的全部绵羊、山 羊，全部的牛，屠宰了它们，准备犒劳波斯全军。同时还准备了酒和最珍美 的食品。第二天，波斯人来到了，他就要他们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在大家 吃完之后，他就问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今天这佯的情况还是昨天 的事情。他们回答说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大极了。昨天带给他们的一切都是痛 苦，但今天带给他们的一切又都是快乐。居鲁士立刻捉住了他们的回答而用 下面的话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心事：“各位波斯人啊，你们各位当前的情况 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以及无数 其他的幸福，且丝毫不会遭受那些奴役之苦，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 你们就要受到无数象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听我的吩咐而取得自由罢。至 于我个人，则我觉得我是因神意而生来干这件事情的，而你们，我相信，在 任何方面，当然也在军事方面，都是丝毫不比美地亚人差的。因此你们应当 毫不犹豫地起来反抗阿司杜阿该斯。”

    (127)波斯人早已经就不满意美地亚人的统治了，这时既然有了一个领 袖，他们当然是乐于摆脱这个桎梏的。这时阿司杜阿该斯听到了居鲁士的所 做所为，便派了一名使者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居鲁士要使者告诉阿司杜阿 该斯说，他将要比阿司杜阿该斯所希望的时候更早地到那里去。阿司杜阿该 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刻把他治下的全体美地亚人给武装起来，并且好象 是迷了心窍一样，他竟忘记了他多么残酷地惩罚过哈尔帕哥斯，而任命哈尔 帕哥斯担任统帅。因此当美地亚人和波斯人两军相会和交蜂之时，只有一部 分不曾参预机密的美地亚人作战了；其他的那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方 面去；而大部分的人则故作害怕的样子临阵脱逃了。

    (128)阿司杜阿该斯一听到美地亚的军队可耻地被驱散和逃跑之后，立刻 就威吓居鲁士说：“尽管如此，居鲁士也决不会就这样安然无事的”，紧接 着他便逮捕了劝说他把居鲁士放跑的、占梦的玛哥斯僧并把他们刺杀了。在 这之后，他便把留在城内的一切美地亚人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他率领他 们和波斯人交战，但结果他被打败，他率领出战的军队被歼灭，他本人也被 敌人俘虏了。

    (129)哈尔帕哥斯看到阿司杜阿该斯被俘，便来到他的面前，非常神气地 把他奚落嘲弄一番。在其他辛辣的嘲笑词句中间，他特剔提到他被款待以自 己的儿子的肉的那次宴会并且问阿司杜阿该斯、在做了国王之后再做奴隶时 心里是什么滋味。阿司杜阿该斯凝视着他，反问他为什么把居鲁士的这次戊 功看成是他自己的。哈尔帕哥斯说正是由于他送了这封密函，因此这件事当 然便是他的事业了。于是阿司杜阿该斯说，这样哈尔帕哥斯便成了世界上最 愚蠢和不义的人；他所以是最愚蠢的人，是因为他把本来是自己的王位给了 别人，如果这件事是他自己的事业的话；他所以是最不义的人，是因为由于 那次的宴会而奴役了美地亚人。原来假如他必须把王权给予另一个人而不是 留在自己手里的话，那末正义也要求一个美地亚人，而不是一个波斯人来取 得这种荣誉。然而现在，对你并未做任何亏心事的美地亚人却被你变为奴隶 而并未成为主人，但原来是奴隶的波斯人现在却成了美地亚人的主人。

    (130)这样，在统治了三十五年之后，阿司壮阿该斯就失掉了自己的王 位，而美地亚人便由于他的残酷而受到了波斯人的统治。哈律司河那一面的 亚细亚全部地区他们统治了一百二十八年（前六八七年到前五五九年，斯奇提亚人则从前六三四年统治到前六○六年），但斯奇提亚人的统治时期不应计标在内。后来美地亚人后悔他们的投降并起来反抗大流士（发生在前五二○年），但是他们被战败 而不得不再度屈服。可是现在，在阿司杜阿该斯当政的时期，是居鲁士统治之下的波斯人反抗美地亚人并从此变成了亚细亚的主人。居鲁士直到阿司杜 阿该斯死的时候，都把他留在自己的宫殿里，再没有对他有什么伤害。居鲁 士诞生和成长的情况以及他如何成为国王的经过便是如此。后来、他又打垮 了无端向他发动进攻的克洛伊索斯，这件事我已经在本书前面说过了。把克 洛伊索斯打垮以后、居鲁士就成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131)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他们不供养神像， 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他们认为搞这些名堂的人是愚蠢的。我想这是由 于他们和希腊人不同，他们不相信神和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习惯是到最 高的山峰上去，在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因为他们是把整个穹苍称为宙斯的。 他们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是他俩从古来就向之奉献牺牲的仅有的一些神。后来他们又崇拜乌拉尼阿·阿普洛 狄铁，这是他们从阿拉伯人和亚述人那里学来的。亚述人称这个女神为米利塔，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利拉特，而波斯人则称之为米特拉。

    (132)波斯人是用下列的方式向以上所说的那些神奉献牺牲的：在奉献牺 牲的时候，他们不设祭坛，不点火，不灌奠，不吹笛，不用花彩，不供麦饼。 奉献牺牲的人把他的牲畜牵到一个洁净的场所，就在那里呼叫他要向之奉献 牺牲的那个神的名字。习惯上这个人要在头巾上戴一个大概是桃金娘的花 环。奉献牺牲的人不允许只给自己祈求福祉，他要为国王，为全体波斯人的 幸福祷告，因为他自己必然就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了。随后他把牺牲切成碎块， 而在把它们煮熟之后便把它们全部放到他能够找到的最新鲜柔软的草上面， 特别是草轴草。这一切办理停妥之后，便有一个玛哥斯僧前来歌唱一首赞美 诗，这首赞美诗据波斯人说，是详述诸神的源流的。除非有一个玛哥斯僧在 场，任何奏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过了一会儿之后，奉献者就可以把 牺牲的肉带走，随他怎样处理都可以了。

    (133)在一年的各天当中，他们最着重庆祝的是每个人的生日。他们认为 在这一天吃的饭应当比其他的日子更要丰盛些。比较有钱的波斯人要在爐灶 里烧烤整个的牛、马、骆驼或爐作为食品，较穷的人们则用较小的牲畜来替 代。他们的正菜不多，却在正菜之后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类点心 又不是一次上来的。这就使得波斯人说，希腊人在吃完饭的时候仍然是饿着 的，因为在正莱之后并没有很多点心上来，但如果把什么点心之类的东西给 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吃起来没有个完。他们非常喜欢酒并且有很大的酒量。 他们不许当着别人呕吐或是小便。在这些事上他们的习惯便是如此。 此外，他们通常都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谈论最重大的事件的。而在第 二天当他们酒醒的时候，他们聚议所在的那家的主人便把前夜所作的决定在 他们面前提出来；如果这个决定仍得到同意，他们就采用这个决定；如果不 同意，就把这个决定放到一旁。但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谈的事情，却总是在酒 酣时才重新加以考虑的。

    (134)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的话，从下面的标帜人们可以知道相遇的两个 人的身分是相等的。即如果是身分相等的人，刚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嘴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分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 身分相差很大，则一方就要俯拜在另一方的面前。他们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 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则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 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他们认为 他们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住得离他 们越近，也就越发优越。因此住得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差的 了。在美地亚人的统治时期，在各民族当中一个民族便这样地统治另一个民 族，美地亚人则君临一切民族；他们统治他们边界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又统 治和他们相邻的人们，而这些人们再统治与他们接壤的民族。美地亚人这个 民族既然用这种循序浙进的统治和管理办法，那波斯人也便用同样的办法评价其他民族了（这大概是说，从属的民族住得越远，他们便越不直接受美地亚人的统治，波斯人则认为离帝国越远的臣民越没有价值；二者所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

    (135) 象波斯人这样喜欢采纳外国风俗的人是没有的。他们穿美地亚人的 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衣服比他们自己的衣服要漂亮；而在战时他们所穿 的又是埃及的铠甲。他们只要知道有任何奢华享乐的事情，他们立刻把它们 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当中，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鸡奸。他们每个人不单单有好几个妻子，而且有更多数目的侍妾。

    (136) 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 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予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 他们的儿子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受到教育，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 事情：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孩子在五岁之前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是 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一旦这孩子不能养大，父亲不致 受到亡子的痛苦。

    (137)在我看来，这确乎是一项贤明的规定。而下面的一种规定也是值得 推荐的，即国王不能由于某人只犯了一个错误而把他处死，而任何一个波斯 人也不能用无法治疗的伤害来惩罚自己仆人的仅有的罪过。但如果在计算一 下之后而看到犯罪者的过错多于和大于他所做的好事情的时候，则主人是可 以惩罚他以泄愤的。波斯人认为还没有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 而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他们就确信：一旦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就会 发现干了这样的事情的孩子不是假儿子就是私生子。因为他们认为，儿子杀 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是无法置信的事情。

    (138)而且，凡是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许讲的。他们认 为说谎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情，其次就是负债了；他们对负债之所以抱着 这种看法，有其他多种的理由，特别是因为负债的人不得不说些谎话。如果 市民得了癞病或是白癞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白癞病和一般癞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症状轻一些），他就不许进城，也不许和其他的波斯人打交道。 他们认为他所以得癞病，是因为他一定有了冒犯太阳的罪行。外邦人若有得 了这样的病的，在许多地方必须被迫离开当地：甚至白鸽子得了同样的病也 要被逐出境。他们对河是非常尊重的：他们决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是在 河里洗手，也不容许任何别的人这样做。

    (139)此外，还有一件事常常发生在波斯人中间，这件事波斯人自己虽不 曾注意到，然而我却观察到了。他们的名字凡是和他们的仪表与高贵的身分 相符合的，其末尾的那个字母都是一样的，这个字母多里斯人称为桑(ба γ)，而伊奥尼亚人则称为西格玛(бιγμа)。任何人只要注意一下，就可 以发现波斯人的名字，不管是哪一个都毫无例外地是有着同样语尾的。

    (140)关于波斯人，从我个人的知识而能够完全确实断言的就是这些，还 有一些关于死者的风俗则是人们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谈论的。据说波斯人的尸体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后才埋葬的。玛哥斯僧有这种风俗那是 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是必然实行这种风俗的。但我还可以确定，波斯人是 在尸体全身涂蜡之后才埋到地里面的。玛哥斯僧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人、他们 在许多方面和埃及的祭司，当然也和其他任何人完全不同。除去当作牺牲的 畜类之外，埃及祭司不杀任何动物，这乃是他们的教规，否则即是亵凟神明； 但相反地，玛哥斯僧却亲手杀害除人和狗以外的任何生物。他们不管是蚂蚁， 是蛇，不管是爬虫类，还是有翅的东西一律加以杀害，甚至在这件事上引以 自豪。但既然这种风俗在他们那里一向如此，因此我说到这里也就够了。现 在我再翻回来把我以前说的事情接下去。

    (141)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人之后，伊奥尼亚和爱奥里斯的希腊人立刻 派遣使节到撒尔迪斯的居鲁士那里去，请求他以与克洛伊索斯相同的条伴接 受他们为自己的臣民。居鲁士倾听了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 为回答。他说，有一次一个吹笛的人在海边看到了鱼，于是他便对它们吹起 笛子来，以为这样它们就会到岸上他的地方来。但是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希 望落空的时候，他便撒下了一个网，而在合网之后打上了一大批鱼来；他看 到鱼在网里跳得很欢，就说：“我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出来跳， 现在你们也就最好不要再跳了”。居鲁士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 斯人，是因为当他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敦促他们背叛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他 们拒绝了；但现在，当他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却又来表示归顺之意。 他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是很生气的。伊奥尼亚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就各自着手 防御自己的城壁，并在帕尼欧尼翁集会（参见第148节），而除了米利都入之外所有的人都参 加了这次的集会，因为米利都人和居鲁士缔结了一项单独条约，条件和他们 对吕底亚人的完全相同。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则一致决定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去 请求援助。

    (142)现在，估居帕尼欧尼翁的这些伊奥尼亚人已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 的、气候和时令最优美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因为在伊奥尼亚的周边的 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地得天 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阴湿，就是暑热和干燥，而使人烦恼 非常。伊奥尼亚人并非都说相同的语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四种不同的 方言。在南方，他们的第一个城市是米利都(即最南方的城市之意——译者)， 其次则是美乌斯和普里耶涅；这三个城市都是卡里亚的殖民市，他们所用的 是共通的语言。他们在吕底亚的城市是：以弗所、科洛彭、列别多斯、提奥 斯、克拉佐美纳伊、波凯亚等。这些城市的居民在语言上和上述的三个城市 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之间使用着一种共同的方言。此外还有三个伊奥尼亚 的城市，其中的两个是在岛上，即萨摩司和岐奥斯，一个是在大陆上即埃律 特莱亚。岐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所讲的话是相似的，然而萨摩司人所讲的 却是自己所特有的话而和别人的不同。这样看来，我所提到的方言便有四种 之多了。

    (143)因此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有一个民族即米利都人是没有受攻的 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和居鲁士缔结了协定。岛上的居民也完全没有可以顾 虑的事情：这是由于腓尼基人还没有臣服于波斯，而波斯人本身又不是一个 海上的民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之和其余的伊奥尼亚人分离开来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整个希腊族是十分弱小的，而伊奥尼亚人在所有他们希 腊人当中，又是相去悬殊地最弱，最不受重视的。他们除去雅典之外，没有 一座比较象样的城市。因之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挪不喜欢被人称 为伊奥尼亚人，而是迴避这个名称，不，甚至现在，他们的大部分人在我看 来还是耻于用这个名称的。但是，上面所提到的亚细亚的十二个城市却给这 个名称增添了光彩，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圣堂，称之为帕尼欧尼翁，他们 还规定不许任何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利用这座圣堂(但实际上，除去士麦拿人之外，也没有人要求进入这个圣堂)。

    (144)同样，现在被称为“五城”，担以前被称为“六城”的地区的多里 斯人也不许与他们相邻的多里斯人进入他们的特里欧庇昂圣堂。他们甚至不 许他们内部在圣堂的规章方面有所违犯的人进入圣堂。在古昔为特里欧庇 昂·阿波罗举行的运动会中，他们给予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脚架；但是 他们规定这些三脚架不能拿出圣堂之外，而当时就要把它们在那里奉献给 神。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地方一个叫做阿伽西克列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时 却公然不把这个规定放在眼里，他把三脚架带回了自己的家，挂在墙壁上面。 为了惩罚这个过错，其他的五个城市休多斯、雅律索斯、卡米洛斯、科斯和 克尼多斯剥夺了第六个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进入圣堂的权利。这便是他们对 哈利卡尔那索斯的惩罚。 (145)伊奥尼亚人在亚细亚只建立了十二座城市并拒绝再扩大这个数 目，这原因在我看来是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十二部 分的，正如同把伊奥尼亚人逐出的阿凯亚人今天的情况一样。在阿凯亚的城 市当中，如果从希巨昂算起的话，第一是佩列涅，其次是埃伊盖拉和在流着 无尽的水并且使意大利的克拉提斯河因而得名的竞拉提斯河河上的埃伊伽 埃，以次是布拉、伊奥尼亚人被阿凯亚人战败时逃避所在的赫利凯，再次是 埃吉翁、律佩斯、帕特列斯、帕列埃斯、临着巨大的佩洛斯河的欧列诺斯、 杜美和特里泰埃斯。最后的这个城市是仅有的一个内地城市。

    (146)这便是以前伊奥尼亚的，而现在阿凯亚的十二部分。正是由于他们 是从这样区分的国土来的而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所以伊奥尼亚人在到达亚 细亚之后，便在他们中间也建设了十二个城市。如果认为这些人是比其他伊 奥尼亚人更纯正的伊奥尼亚人，或是认为他们不管在任何方面比其他伊奥尼 亚入有着更高贵的血统，那就太愚蠢了，因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个不小的部分 是埃岛波亚出身的阿邦铁斯人，这些人甚至在名字上和伊奥尼亚人都是风马 牛不相及的；此外和他们混血的有欧尔科美尼奥伊的米尼埃伊人、卡德谟司 人、德律欧普司人、从本国分裂出来的波奇司人、莫洛西亚人、阿尔卡地亚 的佩拉司吉人、埃庇道洛斯的多里斯人以及其他许多别的部落。甚至在他们 中间，那些从雅典的普利塔内翁(市会堂——译者)来并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 尼亚人的人们，也不把妻子带到新的地方而是娶父亲被他们处死的卡里亚的 妇女。因此之故，这些女子发誓遵守一条规定，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 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 人是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了她们的。这样的事件发生 在米利都。

    (147)他们之中有一些人选身为希波洛科斯的儿子格劳柯斯的子孙的昌 奇亚人作国王，有一些人选身为美兰托斯的儿子科德洛斯的后裔的、披洛斯 的考寇涅斯人作国王，又有一些人选这两方的人作国王。然而由于这些伊奥 尼亚人比其他任何伊奥尼亚人都重视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是 血统纯正的伊奥尼亚人。虽然，老实讲，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是起源于雅典的，都是举行阿帕图利亚祭的（在雅典和大多数伊足尼亚的城市中每一胞族（(patpla）的成员们，在十月末和十一月初这个时期里举行的祭典，每次继续三天。在最后一天里，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这是全体伊奥尼亚人都庆祝的一个祭日，只有以弗所人和科洛彭人是例外，据他们说，是因为这些人犯了某种杀人罪的 缘故。

    (148)帕尼欧尼翁是北向的一个米卡列的圣地，这块地方是伊奥尼亚人共 同选定来呈献给赫利凯的波赛东的。米卡列是大陆的一个地岬，它向西方伸 到萨摩司方面，备城邦的伊奥尼亚人通常都在那里集合，举行称为帕尼欧尼 亚的祝祭。不单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就是在全体希腊人中间，祭日的名称， 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同一字母为结尾的（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注搀入正文的）。

    (149)上面所说的是伊奥尼亚人的城邦。爱奥里勘的城邦则有下列这些： 也称为普里科尼斯的库麦、雷里撒伊、涅翁·提科斯、铁姆诺斯、启拉、诺 提昂、埃吉洛埃撒、疵塔涅、埃伊盖伊埃、米利纳和古里涅阿。这是爱奥里 斯人的十一座古老的城市。其实他们在大陆上本来是有十二座城市的。然而 伊奥尼亚人却使他们失掉了其中的士麦拿这样一座城市。爱奥里斯的土壤比 伊奥尼亚的土壤肥沃，然而气候却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好。

    (150)爱奥里斯人失掉士麦拿的经过是这样。在科洛彭有一些人在内部斗 手中失败并被从自己的城市给放逐出来了，但是士麦拿却收容了这样的一些 人。科洛彭的这些亡命者伺机发动变乱，而在不久之后士麦拿的人们到城外 去庆祝狄奥尼索斯祭的时候，便关上了城门，因而取得了这个城市。别的城 邦的全部爱奥里斯人都来帮他们的忙，结果双方取得了协议，伊奥尼亚人同 意送回一切的财物而爱奥里斯人则放弃了士麦拿这个地方。被逐出的士麦拿 人则给分配到爱奥里斯人的其他十一个城邦中去，他们在各城邦中都取得了 公民权。

    (151)因此，这就是大陆上的全部爱奥里斯城邦，例外的只有在伊达山中 的人们，他们是和这些人分开的。至于在岛屿上的城邦，则在列斯波司岛上 有五个城邦(列斯波司岛上的第六个城邦是阿里斯巴，但是这个城邦被与他们 同血统的美图姆那人所占领而该城的居民也就被变成了奴隶)。提涅多斯岛上 有一个城邦，另外还有一个城邦是在“百岛”群岛（列斯波司岛和大陆之间的一群小岛）上面。列斯波司和提涅多 斯的爱奥里斯人和伊奥尼亚的岛上居民一样，这时并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东 西。而其他的爱奥里斯人则在他们集会商讨的时候，却总是盲从伊奥尼亚人 的任何意图的。

    (152)在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使看到达斯巴达的时候(他们是不分 昼夜兼程赶路的)，他们便推选了一个叫做佩铁尔谟斯的波奇司人作为他们的 发言人。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斯巴达人聚拢来听他讲话，他穿上了一件紫色的 外袍，然后就站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说，向他们要求对己方的援 助。但是拉凯戴孟人并不听他们的话，他们竟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以任何援 助。因此使者们只好回去，可是拉凯戴孟人这一方面，他们虽然回绝了伊奥 尼亚人派来的使者，却派出了一艘五十橈船；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想看一看居鲁士和伊奥尼亚的动静。这些人在到达波凯亚之后，便把他们中间 最有名望的一个叫做拉克利涅斯的人派到撒尔迪斯去代表拉凯戴孟人告诉居 鲁士说，不要触动任何希腊的城邦，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153)在听到使者的这番话的时候，据说居鲁士曾打听在他身旁的那些希 腊人，对他发出这样的通知的拉凯戴孟人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人数又有多少。 当他听完了回答之后，他便向斯巴达的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 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块地方来互相发誓， 却又互相欺骗。如果我好好地活着而不死掉的话，那末我相信这些人将会谈 论他们自己的灾难，而不必再多管伊奥尼亚人的事情了”。居鲁士讲这番话 的目的，是要能全体希腊人看一看他的颜色，因为他们自己有用来进行买卖 的市集，但波斯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堤上进行买 卖，而全国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堤。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居鲁士就离开了 撒尔迪斯，把这个城市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罗斯的波斯人，又任命一个当地 的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来保管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黄金财富， 而他自己则带着克洛伊索斯到阿格巴塔拿去，起初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到 自己的眼里。原来，他近旁有巴比伦阻碍着他，巴克妥利亚人、撒卡依人和 埃及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因此他打算亲自去征讨这些民族，而把征服伊奥 尼亚人的事情委托给他的一个将军去做了。

    (154)居鲁士刚刚离开撒尔迪斯，帕克杜耶斯立刻便鼓动吕底亚人公然起 来叛变他和他的代表塔巴罗斯。他既然取得了撒尔迪斯的全部黄金财富，于 是他便到海岸地带去，用这巨量的财富雇佣了军队并说服海边的居民参加他 的军队。随后他便向撒尔迪斯进军，围攻塔巴罗斯并把他困在卫城里。

    (155)居鲁士在到阿格巴塔拿去的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对克洛伊 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好象这些吕底亚人根 本不想停止给他俩自己以及给我惹麻烦。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都变卖为奴 隶。我想目前我的做法就仿佛是一个人杀死了父亲却又留了孩子们的活命。 完全同样的，你在吕底亚人看来是比父亲更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捉住了你并 把你带在身边，却又把吕底亚人的城市委托给他们自己。因此对于他们之竟 然谋叛，我着实感到十分惊讶！”居鲁士向克洛伊索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 但是克洛伊索斯深恐居鲁士会把撒尔迪斯城变为一片费墟，因而回答说： “哦，国王啊，你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恳求你，不要使你的怨气一发 而不可收拾，也不要想摧毁对过去和现在都是无辜的古城吧。过去的事件我 是罪魁，故而现在我本人理应担起这贖罪的惩罚。另一次的罪魁是你曾委托 以撒尔迪斯的帕克杜耶斯，因此还是让他个人承当这次的惩罚吧。让吕底亚 人得到竟恕吧。为了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再叛变你或是威胁到你的安全，我着 可以派人去这样命令他们，不许他们保存任何武器，要他们在外衣下面穿紧 身衣，下身要穿半长筒靴子并且耍他们教他们的孩子弹奏七弦琴和竖琴以及 经营小买卖。这样，哦，国王啊，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 子，那时你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会叛变你了。”

    (156)克洛伊索斯认为甚至这样对于吕底亚人来说。也比被卖为奴隶要 好，因此他对居鲁士作了如上的忠舍。因为他知道，除非他提出有理由而值 得充分考虑的建议来，他是不能说服居鲁士使他改变主意的。而且他还害怕， 即使吕底亚人免了当前的危险，他们将来难保不再起来反抗波斯人从而给自 己带来灭身之祸。居鲁士听了这个意见之后心中甚是欢喜，于是他缓和了气 愤情绪并表示愿意按照克洛伊索斯所说的办法去做。因此，他便把一个叫做 玛札列斯的美地亚人召了来，耍这个美地亚人根据克洛伊索斯所谈的那些条 件向吕底亚人颁布命令；随后又命令他把随同吕底亚人一道攻打撒尔迪斯的 其他人等都卖为奴隶，特别是命令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在这回时把帕克杜 耶斯活着带到自己的面前来。

    (157)在途中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居鲁士就向着波斯的领士进军了。帕 克杜耶斯听到征讨自己的军队业已开近的消息之后，便吓得逃到库麦去了。 因此，美地亚人玛札列斯率领着居鲁士的一部分军队到达撒尔迪斯，而发现 帕克杜耶斯和他的军队已经逃走时，伦首先就迫使吕底亚人实行他的主人居 鲁士的命令；这样，由于他的命令，从那时起他们也便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生 活方式。随后，他就把使者派到库麦去，要求库麦当局把帕克杜那斯引波过 来。于是摩麦人便决定胶人到布朗奇达伊去请示神的意见。布朗奇达伊是在 米利都的领域之内，在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自古老的时期修建 起来的神托所，而时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都是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托的。

    (158)故而库麦人便把他们的使者派到布朗奇达伊这里来请示神意。来问 一下在帕克杜耶斯这伴事上应当如何处理才最得神的欢心。神托回答他们， 要他们一定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去。使者带着这个回答回来之后，库麦的 人民因此也就准备把他引渡出去了：然而正当他们的多救人准备这样做的时 候，海拉克利戴斯的儿子阿里司托狄科斯，一个在市民中间声誉很高的人物， 却出来阻碍摩麦人这样做。他说他不相信这个回答，并且认为请示神托的使 者的报告是不正确的。直到最后，一个有阿里司托狄科斯本人参加的使团再 一衣被派出去，向神请示有关帕克杜耶斯的事情。

    (159)在他们到达布朗奇达伊的时候，由阿里司托狄科斯代表全体使团向 神托问话，他说：“哦，神啊，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由于有横死在波斯人手 中的危险而逃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他们却要求我们把他引波过去，而命分 库麦人把他交出来。然而我们尽管很害怕波斯人的权势，在我们还不能确实 知道你的意思是耍我们如何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引渡请求我们保护的这个 人的”。阿里司托伙科斯这样问了，但是受到请示的神托给了和先前一样的 回答。神托命令他们把帕克杜耶斯引渡给波斯人。于是阿里司托狄科斯便故 意按照他早已打算好的做法行事；他绕行圣堂一周，把那里的麻雀和栖息在 圣堂四周的所有其他鸟类的窠全都拿走。当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据说从内 堂发出了呼叫声，而对阿里司托狄科斯这样说：“你这最不敬神的人啊，你 怎么竟敢这样做？你要把代所保护的鸟类从圣堂劫走么？”阿里司托狄科斯 立刻应声回答说：“哦，神啊，你这样挽救你自己所保护的东西，却命令库 麦人放弃他们的被保护人么？”于是神又回答说：“是的，我是这样吩咐他 们的，而由于你的不敬，你很快地便会死去，再也不会到我这里来请示关于 引渡被保护人的神托了”。

    (160)接到了这个回答以后，库麦人既不愿意为了引渡他而使自己有遭到 毁灭的危险，又害怕因继续收留他而受到围攻，于是便把帕克杜耶斯送到米 提列奈去。玛札列斯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派人到米提列奈那里夫向他们要求 引渡帕克杜耶斯、米提列亲人准备把他交出来，但是要求一些报酬。我不能 确实说出这笔报酬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笔交易结果并未实现。而当库麦人 听到米提列奈人要怎样做的时候，便派一只船到列斯波司去，把帕克杜耶斯 载运到岐奥斯去。帕克杜耶斯便是从那里被交出去的。岐奥斯人把他从雅典 娜·波里鸟科司(护城的雅典娜——译者)的神殿中拖了出来，将他交付给波 斯人了。引渡的代价是得到了阿塔尔涅鸟斯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属于美西 亚的，和列司波斯相对峙。这样帕克杜耶斯便落到追索他的人们的手里，他 们把他监视起来，以便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去。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 间，没有任何一个岐奥斯人用阿塔尔涅岛斯出产的大麦粉奉献给任何神，也 不用生产在那里的作物制造上供的糕饼，而当地生产的一切都不用来当作供 物的。

    (161)在玛札列斯从岐奥斯人手中得到了帕克杜耶斯以后，立刻便率领军 队去讨伐参加围攻塔巴罗斯的那些人，首先他攻克了普里耶涅并把这个地方 的居足卖为奴隶，随后他又蹂躏了整个迈安德罗司平原以及玛格涅希亚地 区，任凭他的士兵对以上的地方进行劫掠。然而，很快地他便病死了。

    (162)在他死后，哈尔帕哥斯便被派来接替他的统帅任务。他也是美地亚 人，这个人曾被美地亚的国王阿司杜阿该斯召来参加极不合乎人道的宴会， 并曾帮助居鲁士登上国王的宝座。他受居鲁士之命担任了司令官的职位。在 他一进入伊奥尼亚的时候，便用构筑土丘的办法攻略了若干城邦。在他进行 围攻的时候，先把敌人逼人城内，然后再沿着城墙构筑土丘而攻克城池。

    (163)他所攻略的伊奥尼亚城邦第一个是波凯亚。在希腊人当中波凯亚人 是最初进行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发现了亚得里亚海、第勒塞尼亚、伊伯 利亚和塔尔提索斯城的人。他们在航行时所用的船只不是圆形的商船而是五 十棱船。在他们到达塔尔提索斯的时候、培尔提索斯的一个名叫阿尔甘托尼 欧斯的国王和他们做了朋友。这个国王在塔尔提索斯统治了八十年而他一直 活了一百二十岁。他和波凯亚人变成这样亲密的朋友，以致他在开头的时候 竟请求他们离开伊奥尼亚而随便移住到他国内的什土地方来。后来，他发现 他并不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一点，又听到他们说美地亚人的势力如何强大起 来，他便给他们金钱在他们城邦的周边构筑城墙。他给钱的时候实在是毫不 吝惜的。因为城周长达许多斯塔迪昂，而城墙完全是由砌合得很好的大石筑 成的。

    (164)波凯亚人的地墙就这样地全部修筑起来了。哈尔帕哥斯率领军队前 来进攻波凯亚人，包围了他们的城；但是他向他们提出建议说，如果他们只 毁掉城上的一座程堡，并献出一所住宅来，他便满足了。但是波凯亚人非常 不愿意受到奴役，于是他们便请求给以一天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如何答复，并 且请求哈尔帕哥斯在他们商议的这一天里把兵撤离城墙。哈尔帕哥斯回答他 们说他很晓得他们打算如何做；虽然如此，他仍然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因此 哈尔帕哥斯的军队撤退下来了，而这时波凯亚人便把他们那只五十橈的大船 放下了水，把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以及他们的全部财物器具，此。外还把从 神殿搬出来的神象，把石制或青铜制品以及绘画之外的一切供物都搬上了 船。随后他们自己也上了船，放海驶到岐奥斯去了。等波斯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所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

    (165)波凯亚人到达岐奥斯之后，便设法够置称为欧伊努赛（位于岐奥斯和大陆之间）的一些岛 屿，但是岐奥斯人不肯卖，因为他们害怕波凯亚人会在那里设立市场，从而 本国的商人便被排斥到当地的海上贸易之外去。波凯亚人在这里既然遭到拒 绝，便到库尔诺斯（今科西嘉岛）去：在那里，他们遵照着二十年之前神托的意旨建立了一 个称为阿拉里亚的城邦。阿尔甘托尼欧斯在这时已经死了。可是，在出发到 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再一次先返回波凯亚，而把奉哈尔帕哥斯之命留驻在那 里的波斯卫戍部队完全杀死，在这之后，他们又狠狠地诅咒了不和他们一齐 乘船撒退而是可耻地留下的人。此外，他们还把灼热的铁块投入海中，发誓 说除非这铁块重新出现于海面，他们决不返回波凯亚。但是当他们准备航行 到库尔诺斯去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市民是这样地感到哀愁，是这样地怀念他 们的城邦和他们的故国生活，他们竟然违背了誓言而迈回了波凯亚。那些遵 守誓言的人则从欧伊努赛岛揭帆出海了。

    (166)当他们到达库尔诺斯的时候，他们五年间和先来的人们在一起生活 并且在那里修建了神殿。然而在这期间，他们却不断掠夺和蹂躏他们的所有 的邻人，因此最后第勒塞尼亚人和迦太基人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而各 派出一支由六十只船组成的猛队去攻打他们的城市。波凯亚人这方面也把他 们所有的六十只船装备起来，在称为陆地尼亚海的海面上与敌人会阵。在双 方接战之后，波凯亚人胜了，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卡德美亚的胜利（结果两败俱伤的胜利）。因 为他们在战斗中损失了四十只船，而剩下的二十只在战斗之后，船头的部分 已扭曲得不成样子，无法使用了。因此波凯亚人便驶回阿拉里亚，把他们的 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船所装得下的一切财物载运上船，驶离库尔诺斯而到 列吉昂去了。

    (167)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得到了被破坏的四十只船上的人员的大 部分，他们在战斗之后把这些俘虏引下了船，使用石头把他们给砸死了。后 来，阿吉拉地区的棉羊、驮兽，甚或是人，凡是经过被砸死的波凯亚人所在 的地方的，他们不是身体扭曲得不象样子，不是成了跛子，就是变得半身不 遂。因此阿吉拉的居民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神如何能赎他们的 罪业。佩提亚的回答是要他们执行阿吉拉人到今天还举行的仪式：给波凯亚 人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祭仪，举办盛大的运动会和赛马会。波凯亚人中间被俘 的这一部分所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逃到列吉昂去的那些波凯亚人，他们又 从那里离开而取得了欧伊诺特里亚地区的一个称为叙埃雷的城市。他们之所 以殆民于这个城市，是因为他们从一个波西多尼亚的人那里听说，佩提亚的 神托要他们建设库尔诺斯这件事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在库尔诺斯鸟上建立一 座城市，而是要修造一座神殿来奉祀英雄库尔诺斯。关于伊奥尼亚的波凯亚 人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168)提奥斯人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差不多是同样的：当哈尔帕哥斯修筑土丘来攻略城塞的时候，他们也都全部乘上了船，驶往色雷斯。他们在那里建 立了阿布戴拉城。克拉佐美纳伊人提美西奥斯以前曾建了这座城，但是他并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给色雷斯人赶了出来。不过今天在阿布戴拉住的提奥 斯人却仍然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的。

    (169)在所有伊臭尼亚中间，只有这两个城邦，不甘愿渝为奴隶而离开了 他们的故土。其他的伊奥尼亚人，除去米利都人之外，和逃离故土的那些人 同样英勇地抵抗了哈尔帕哥斯并且为了备自的城邦立下了许多战斗的功业， 但是他们相继地失败了：他们的城池被攻克，居民投降而各自留居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任凭他们的新主人的摆布。正象我已经说过的，米利都曾和 居鲁士本人缔结了协议，因而得以安宁无事。这样爱奥尼亚便再度遭到了奴役：而当哈尔帕哥斯征服了大陆上的爱奥尼亚人的时候，岛上的爱奥尼亚人害怕受到同样的厄运，因此也就投降居鲁士了。

    (170)正为伊奥尼亚人虽然陷于悲惨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和往常一样在帕 尼欧尼翁举行集会的时候，我听说普里耶涅人比亚斯曾向伊奥尼亚人提出了 一个极其有益的意见，而他们如果采纳这个意见，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成为 希腊人中最幸福繁荣的人。原来他劝告他们一致团结起来，一同出海到隆地 尼亚去，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避 免遭受奴役并达到巨大的繁荣，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并且统 治了其他的人们；但如果他们仍旧留在伊奥尼亚，他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重 新获得失去的自由的希望。普里耶涅人比亚斯在伊奥尼亚人衰落之后向他们 提出的意见便是这样。但是在他们遭受灾难之前，一个米和都人、又和腓尼 基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物泰利士曾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有益的意见。他劝告他 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以提奥斯作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它在伊奥尼 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按照往常的方式生活，就仿佛它们是郡区 一样。

    (171)这些人向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就是这样。哈尔帕哥斯在征服了伊奥尼 亚人之后，便迫使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参加他的军队，一同去攻打卡里 亚人、卡乌诺斯人、吕奇亚人。在上面所说的各族人当中，卡里亚人是从岛 屿上到大陆上来的一个民族。在古昔的时代，他们是国王米诺斯的臣下，他 们当时被称为列列该斯人，居住在岛屿上面。在据我所知道的最遥远的时代， 他们从没有义务对任何人纳贡，只是在国王米诺斯需要的时候，供给他的船 只以乘务人员。因此，既然米诺斯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 中经常取得战功的国王，卡里亚人在他的统治时代，是远比其他一切民族要 著名的民族。他们还发明了三样东西，而希腊人就从他们这里学会了使用这 三样东西；他们首先懂得把羽冠套到头盔上面，他们把纹章加到盾牌上面， 他们还发明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原来在这以前的时候，盾牌是没有把手 的，持盾的人只得用一条度带，再把它套在脖颈上从左肩的地方挂下来。在 米诺斯之后很长一个时候，卡里亚人被伊奥尼亚人和多里斯人逐出了海岛， 于是便定居在大陆上了。上面是克里地人关于卡里亚人的说法，但是卡里亚 人本身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他们向来就住在大陆上他们现在所住的 地方，而已他们也从来没有过和他们现在不同的名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 们指出了美拉撒地方十里亚·宙斯的一座古老的神殿；美西亚人和吕底亚人 是卡里亚人的同胞民族，故而有权利进入这座神殿，因为他们说吕多斯和缪 索斯是卡尔的兄弟；但是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虽然他们也使用卡里亚的语， 言，却是不许进入这座神殿的。

    (172)卡乌诺斯人在我看来乃是当地的土著，但是他们自己却说是从克里 地来的。就语言而论，是卡乌诺斯人的语言和卡里亚人的语言相似，还是卡 里亚人的语言和卡鸟诺斯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我不能确实断定。然而在风 俗习惯上面，他们和卡里亚人相差很远，而且是和所有其他的人相差都很远。 他们认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他们是好友或年龄相当而集会起来饮宴，这便 是人生最快意的事情。他们先前是对某些外国的神也崇拜的，但有一次不知 怎的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只崇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了)。于是全体壮年的卡 乌诺斯男子便武装起来开到了和卡林达人接壤的地方；他们用枪向空中刺， 这样，他们说，就把外国的神给赶出去了。

    (173)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吕寄亚人从古以来便是出身克里 地的(因为这个岛在先前完圣是异邦人住着的)。欧罗巴的两个儿子撒尔佩东 和米诺斯二人为了王位而在克里地展开了斗争，米诺斯的一派在相互的倾轧 中占了优势，于是他便把撒尔佩东和他的一党给放逐出去了。被放逐的人们 渡海到亚细亚去，在米律阿斯的地方登了陆。米律阿斯是吕奇亚人今天所住 的地方的古名：今天的米津阿斯人在那时则被称为索律摩伊人，在撒尔佩东 统治他们的时候，他的一派仍旧保留着他们从克里地那里带过来的名字而叫 做铁尔米莱人，而吕奇亚人直到今天江是被他们邻近的人这样称呼的。但是 被自己的兄弟埃盖扁斯从雅典驱出的吕科斯，那潘迪昂的儿子，在这些铁尔 米莱人的土地上撒尔佩东的地方找到托庇场所之后，他们便渐渐地由于吕科 斯的缘故而被称为吕奇亚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一部分是克里地人的，一 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风俗。 那就是：他们不是从父方，而是从母方取得自己的名字。如果旁边一个人问 一个吕奇亚人他是谁的话，他就会说他是自己的母亲某某人的儿子，这样接 着母系推上去。而且，即使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妇女和一个奴隶结婚的 话，他们的孩子也还是有充分公民权的。但如果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男 子和一个异邦妇女桔婚或者是与一个异邦的妾同居的话，即使他是国内的首 要人物，他们的孩子也是没有任何公民权的。

    (174)可是，卡里亚人在这些民族中间，直到被哈尔帕哥斯征服的时候， 并没有做出任何突出的业绩来。而居住在卡里亚的其他希腊人也没有做出什 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在他们中间有克尼多斯人，这些人是从斯已达来的移民， 他们占居着临海的一块叫做特里欧庇昂的地岬。这个地方和布巴索斯半岛相 接；而且除了一小部分的领土之外，全部克尼多斯都是给海包围起来的(在北 面是凯拉摩斯海，在南面则是叙美岛和罗德斯岛方面的海域)。因而正当哈尔 帕哥斯征服伊奥尼亚的时候，克尼多斯人为了把自己的领土变成一个岛，就 打算通过这一小块两海之间竟度大约有五斯塔迪昂的地方掘一道沟。这样， 他们便使他们的全部领土划到地岬这面来了，因为克尼多斯的领地和大陆之 间的界限就正是在他们所掘的那个地岬上面的。许多的克尼多斯人参加了这 项工作。可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受伤的数目多于平时而且受伤的方式也很 奇怪，郑就是给石头崩坏了眼睛的人特别多。于是克足多斯人便派入到戴尔 波伊去请示，是什么阻碍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佩提亚那里得到 了用三步格的诗宣托出来的如下的回答： 既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使它成岛屿了。 因此克尼多斯人便停止掘沟，而当哈尔帕哥斯率领大军前来的时候，他 们便丝毫不加抵抗地投降他了。

    (175)在哈利卡尔那索斯的上方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住着佩达撒人。每当 这个民族本身或是他们的邻人要遭遇到不幸的事件的时候，雅典娜神的女司 祭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须来。他们曾三次遇到这样的朕兆。在卡里亚一带的全 体居民中，只有他们对哈尔帕哥斯还作了暂时的抵抗，他们在一个名为里戴 的山上构筑堡垒加以坚守，给波斯人增添了极大的烦恼。

    (176)但是，久而入之佩达撒人的要塞修于也不得不投降了。而当哈尔帕 哥斯率领大军进入克桑托斯平原的时候，那里的吕奇亚人便出来在平原上与 他交锋；虽然双方的人力众寡悬殊，但他们还是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并立 下了不少战勋。等到他们终于支持不住而不得不退入城内的时候，他们便把 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全部财物和他们的奴仆全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 将卫地点起了火把它全部烧光了。在这之后，他们便相互立下了凄厉的洪誓 大愿，而全部冲出了城出击敌人，结果他们就一个不剩地战死在疆场之上了。 今天自称为克桑托斯人的那些吕奇亚人大半都是从国外移居来的，只有八十 个家族是例外，因为他们正巧那时不在国内，故而他们残存下来了。哈尔帕 哥斯便这样地取得了克桑托斯，卡岛诺斯大概也以同样的方式落到他的手 里；因为卡乌诺斯人大体上是追随了吕奇亚人的榜样的。

    (177)正当哈尔帕哥斯这样地蹂躏着亚细亚下方的时候，居鲁士本人在亚 细亚上方把一切民族也都一个不留地给征服了。关于这些征服，大部分我将 要略过去，只谈曾使居鲁士遇到最大困难和最值得一迹的那些次征服。

    (178)在居鲁士把大陆上所有其他民族收归自己的掌握之后，他便向亚述 入进军了。亚述拥有其他许多大城市；其中最有名、最强大的是巴比伦；在 尼诺斯被毁以后，首府便迁移到已比偷去了。下面我就要叙述一下巴比伦这 座城市的情况。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太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的，每一面有一 百二十斯塔迪昂长，因此它的周围就一共是四百八十斯塔迪昂了。这座城市 的幅员有这般大，而它的气派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 的。首先，它的四周有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河里满都是水，在护城河的 后面则又是一道厚达五十王家佩巨斯，高达二百佩巨斯的城墙。王家佩巨斯 比一般的佩巨斯要宽三个手指。

    (179)此外，在这里我必须提一提从护城河里掘出来的土有什么用项，还 要说一说城墙是怎样修筑起来的。在他们从护城河里把土掘出之后，他们立 即把它做成了大砖，而在大砖的数量故得够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砖放到 窑里去烧。随后他们便着手建筑：起初是用砖砌筑护城河的河岸，然后用同 样的方式修造城墙本身，他们把烧热的沥青当混凝土使用，并在每隔三十层 砖的地方加上一层虚草编成的席子。在上面，沿着城墙的两边，他们修筑了 互相对峙的单间的房屋，在这中间刚可以跑得开一辆四匹马的战车。四面的 城墙总共有一百座城门，它们全都是青铜的，即使是柱与楣也不例外。工程 中所用的沥青是从离巴比伦有八天路程的伊斯城运到巴比伦来的，伊斯城旁 有一条流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河，它同样被称为伊斯河。在伊斯河的河水里， 人们可以取得大量的沥青块，沥青便从那里运来供巴比伦城墙之用。

    (180)巴比伦的城墙便是这样修建起来的。有一道河从中间把全城分成两 部分：这条河便是幼发拉底河，这是一条又宽又深，而且水流湍急的河流； 它发源子阿尔美尼亚，流入红海。城墙在两面都一直修筑到河边：从那里城 墙作了个直角的转湾，然后沿着河流的两岸构筑烧制的砖砌成的城壁。城市 本身内部多是三层或四层的房屋。它们中间的街道都是笔直的，不仅仅是与 河垂直的是如此，其他的也是如此。在每一条这样街道的临河的尽头地方， 在河边诚壁上都各有一个小门，这些小门也都是青铜制成并且也是面向河水 的。

    (181)外面的一道城墙是城市的铠甲。但是在内部江有另外的一道城墙， 这道城墙此外部的要薄一些，但它的坚固比之外城却毫无逊色。在城市的这 两部分的中心，谷青一座要塞。一方面是有坚固和高大的围墙环绕着的王宫， 另一方面则是倍洛斟·宙斯（倍尔或巴尔，亚述神中最大者）的圣域，这是一块有青铜门的、二斯塔迪昂见方 的禁地；这个地方在目前还存在的。在这个圣域的中央，有一个造得非常坚 固，长宽各有一斯塔迪昂的塔，塔上又有第二个塔，第二个塔上又有第三个 塔，这样一直到第八个塔。人们必须从外面循着象螺旋线那样地绕过各塔的 扶梯走到塔顶的地方去。在一个人走到半途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休息的地方， 这里设有座位，而到塔顶上去的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在最 后的一重塔上，有一座巨大的圣堂，圣堂内部有一张巨大的、铺设得十分富 丽的卧床，卧床旁边还有一张黄金的桌子。但是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神像，而 除了当地的一个妇女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过夜；但是，根据担任这个 神的司祭的迦勒底人的说法，这个妇女是这个神从全体妇女中选出来的。

    (182)他们还说，神常常亲自下临到这座圣堂并在这个床上安歇，但我是 不相信这件事的。这和埃及人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在他们的底比斯域也有 关似的事情发生(而且在那里的底比斯·宙斯的神殿中的确是也有一个妇女睡 觉的，但据说不拘是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妇女都决不和男子同床)。这又和吕奇亚的帕塔拉的风俗一样，那里的女司祭每在降神（阿波罗）的时候，便是这样做 的；不住在那里（人们认为阿波罗神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住在那里）并不经常有请示神托的事情发生，可是等她要降神的时候， 她都是一定要闭在圣堂中过夜的。

    (183)在同一巴比伦的神殿的下手，还有另外一座圣堂：在这座圣堂里， 安设着宙斯的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神像的前面有一张黄金的大桌子，它的 宝座和宝座下的足凳也是黄金的。听迦勒底人说，全部黄金的重量是八百塔 兰特。神殿之外有两座祭坛，其中一个是黄金的，只有年幼的牺牲才能够在 这个祭坛上奉献。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较大的祭坛，成年的牺牲就在这个祭坛 上奉献。迦勒底人还在这个大祭坛上每年奉献一百塔兰特的乳香，用来为这 位神举行祝祭。在居鲁士的时代，在这个圣域里仍然还有一座人像，高达十 二佩巨斯，而且是纯金的。我本人没有见位这座像，担我这里是照着迦勒底 人告诉我的话写的。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曾企图把这座像拿走，但是 他不敢这样做。但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把劝他不要移动这座像的司祭 杀死并把它拿去了。除去上面我所说的装饰品以外，在这座神殿里还有许多 私人的奉献品。

    (184)巴比伦城曾经有许多统治者，他们都参预了修造装饰城墙和城内神 殿的事业：关于这些人我在亚述史的那一部分里还要提到的。在这当中有两 位妇女的统治者。在这两个人中间，前面的那个女王叫做谢米拉米司，她比 后面的那个女王要早五代。她在巴比伦附近的平原上修建了相当壮观的堤 防，因为在先前，这河流常常汜溢出来把附近一带的平原湮没。

    (185)后面的那第二位女王，名字叫做尼托克里司，她比前面的一位女工 要明智。在她身后，她不单单是留下了我就要叙述的，她在位时代的纪念物。 另一方面，她看到攻略了包括尼尼微在内的大量城池的美地亚人的强大威力 和不停的征讨，便尽一切的努力来加强她的帝国的防卫，以免受到强敌的攻 击。首先，由于从正中穿过她的城市的幼发拉底河在先前是宜贯巴比伦的， 于是她便在河的上方挖掘河道，这样她便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 过亚述的同一个村落，幼发拉底河所流经的这个村落的名字是叫做阿尔代利 卡。而直到今天，从我们的海（希罗多德所说“我们的海”一般指地中侮和多岛海）到巴比伦去的人，在他们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 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到达同样的一个村落。她所做的事情就是 这样的。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她还修筑了板高、极厚的堤岸。他在巴比伦上 方很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人工湖，这个湖离河很近，她总是要掘到有水冒出来 的那佯的深度，湖的面积也相当大，四周有四百二十斯塔迪昂长。从人工湖 挖出来的土便用来在河流的两边筑堤。当挖掘的工程结束的时候，她便把石 头运了来，用这些石头把这个人工湖的四周砌筑起来。等到河道变得弯曲而 人工湖又掘成这两件工作完成之后，她便达到了她所预想的目的：原来由于 河道纡曲，水流便比以前缓慢了，而到巴比伦去的航路也就变得曲折不便了；而且，在这一切之后，还得要绕过人工湖而兜一个大圈子。这全部工程的地 点都是在巴比你的那一方面，也就是有对外的通路，有通向美地亚的最近的 道路的那一方面。而女王做这样的打算，也就是不要美地亚人和她的臣民混 合到一起，不要美地亚人知道她国内的事情。

    (186)正当尼托克里司用挖掘出来的土来保卫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她又想 到了一件工程，当然，这只不过是上面所说的两件工程的附属工程而已。这 个城原来是被河流从正中分成两部分的。在先前的国王当政时，如果有人要 从这一半到另一半去的时候，他是必更乘船的。这在我来看，当然是件麻烦 的事情。因此，在尼托克里司挖掘人工湖的时候，她便想到把它用来立刻消 灭这种不方便的情况并使她能够在她统治巴比伦的时候留下另一项纪念物。 她下令削切巨大的石块，而当她所需要的石块切好之后，人工湖也挖好了， 于是她便把幼发位底何的河造引导到挖好的人工湖处去。人工湖满了，原来 的河道也干涸了。于是她便着手首先把城内河流的两岸用烧好的砖砌起来， 又把河门前面引到河边的那些坡形的码头也砌上了砖，就和筑城砌砖的时候 完全一样。在这之后，她便用已经掘出的石村，大约在城市正中的地方，修 筑了一个石桥，石桥用的石块则是用铁和铅接合到一起的。在白天的时候， 在桥座和桥座之间，放上方形的木块，以便使居民过河，在夜间，木块便撤 了下去、好不叫人们在黑暗中过来过去相互间进行偷盗的事情。当河水灌满 了人工湖而石桥也竣工的时候，尼托克里司便使幼发拉底河还归它的旧道； 这样一来，变成了湖泊的那块挖掘的凹地既然已达成了她原定的目的，同时 又因造桥而使居民得到了便利。

    (187)此外，同一位女工又想出了这样的一个诡计。她在该城的往来最频 繁的城门的上方修造了她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所在地点是很高的，上面刻着 下列的铭文：“今后的任何一位巴比伦的国王，如果他需要金钱的话，他可 以打开这个陵墓而得到随心所欲的金钱。但除非他真正需要金钱，他不要打 开这个陵墓，否则他自己便会吃亏”。直到大流士在这里当政的时候，这个 陵墓从来没有人动过。然而在大流士看来，他不能利用这个城门，一笔钱闲 置在那里不用，上面的铭文引诱着他去取，可是他又不去触动它，这实在是 一件奇妙不可理解的事情。现在他不能使用这个门，是因为如果他通过这个 门，死尸就势必在他的头上面了。于是他便打开了陵墓，但发现里面并没有 金钱，只有死者的尸体和写着的一行字：“如果对于金钱你不是贪得无厌， 而在取得金钱时又不是不择任何手段的话，你是不会打开死昔的棺材的”。 据傅说，女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

    (188)而居鲁士出征的目标便是尼托克里司的儿子，他和他的父亲拉比奈 托斯同名并且是亚述的元首。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充分 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此外，他还带者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这水是从流 经苏撒的科阿斯佩斯河中汲取来的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 的四输车跟随着；上面载运着贮藏在银坛里面的、煮沸了备用的科阿斯佩斯 河的河水，也便跟着他到这里那里去。

    (189)在走向巴比伦的道路上，居鲁士到达了金德斯河的河畔，这条河发 源于玛提耶涅山，流经达尔达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而流入底格里斯河。而底格 里斯河在接受了金德斯河的河水之后，便流经欧匹斯城而注入了红海。当居 鲁士试图渡过这条只有用船才能渡过的河流时，在随他出征的白色的圣马 中，有一匹非常鲁莽地冲到河里去打算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卷住冲 跑，因此给淹死在河里了。对于这条河流的暴虐无札，居鲁士感到十分愤怒： 他威吓说他将要打垮这条河流的威力，而使甚至妇女都能够不湿到自己的膝 盖而容易地渡过去。这样地进行威吓之后，他便停止了他对巴比伦的进军而 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随后，他用绳从金德斯河的两岸向四面八方各量出 了一百八十道壕沟的线记。他下令他的军队在两岸接着线记进行挖掘。由于 人手众多，他购威吓的话实现了；但是，这样他们却把整整一个夏季的时光 费在这件事上面了。

    (190 )这样，居鲁士便用挖掘了三百六十道泄水壕沟的办法对金德斯河 进行了报复，到第二年的春天一经到来的时候，他又向巴比伦进军了。巴比伦人在城外列阵，等候着他的到来。到他来到离城不远的地方，双方打了一 仗，在这一仗中，巴比伦人被波斯国王战败而退守到城内去了。过去当他们 看到居鲁士把一个个民族相继征服，并相信他决不会就此罢休而最后将轮到 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便准备了可供多年食用的粮食以备一旦被围攻时之 需。因此他们便把自己关在城内，丝毫不把居鲁士的围攻放到心上了。时光 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但是围攻毫无进展可言，居鲁士于是不知以后怎样办了。

    (191)不知道是有人在他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向他献策，还是他自己想出 了办法，他采取了下列的步骤。他使他的军队留驻在河流流进城年的那个地 方，使另一部分军队督驻在城市背面河流从城市流出的地方，并且命令他的 军队，在看到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可以徒步涉水的时候，立刻顺着河道攻入城内。这样安排停妥，并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自己便率领着他的军队中不 能作战的邓一部分撤退，到尼托克里司为幼发拉底河挖掘的人工湖那里去， 在那里他做了和巴比伦女王尼托克里司先前所做的完全同样的事情。他用一 道壕沟把幼发拉底河疏导到当时已变成一片沼泽地的人工湖里去，结果河水 竟落到河道可以涉水而渡的程度。于是留驻在巴比偷城何边准备进攻的军 队，便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进入了这座城市，那时何水已落到大约相当到大 腿的一半高的地方。如果巴比伦入预先知道这件事，或者如果巴比伦人注意 到居鲁士这种行动的意图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把波斯人放进城来然后再使对 方遭到极为悲惨的结局；因为他们可以把临河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登上沿 河的两道城墙，这样他们便可以居高临下利用十分有利的地位把敌人一网打 尽。可是实际上，波斯人竟完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巴比伦城的 居民说，由于城区的面积广大，城区靠外边的居足被俘虏了，侦区中部的居 民根本还不晓得这件事情(由于那时他们正在举行祝祭)，而还在继续尽情地 跳舞、寻欢作乐：直到最后，他们才确切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巴比伦第一 次被攻克的情况便是这样了。

    (192)我可从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巴比伦人的富强，在这许多证据当中， 下面的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大王所统治的全部领土，除了缴纳固定的 贡物之外，还被分划成若干地区以便在每年的不同时期供应大王和他的军队 以粮食。但是在一年的十二个月当中，巴比伦地方供应四个月，亚细亚的所 有其他地方供应另外八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就富足的一点而论，亚 述是相当全亚细亚的三分之一的。在所有波斯太守的政府，即波斯人自称的 隆特阿中间，这地方的政府比其他地方的政府要大得多。当阿尔塔巴佐斯的 儿子将里坦塔伊克美斯奉国主之命统治这个地方时，他每天的收入有整整一 阿尔塔贝的白银(阿尔塔只是一种波斯的容量单位，它比一阿提卡·美狄姆藉 斯江要多三阿提卡·种伊尼库斯)。在他私人的焉厩里，除去军马之外，还有 八百头种马和一万六千头牧马，即每二十头牧马有一头种马。此外他江拥有这样多的印度犬（猎犬），以致平原上的四个大村庄，由于供应这些印度犬的食物， 而被豁免了一切贡税。巴比伦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富有的。

    (193)然而，亚述的雨量很小；这些雨水只够滋养谷物的根部。可是要谷 物成熟和结穗却要靠河水来灌溉了。和埃及不同，河水并不是自己汜溢到种 植谷物的田地上去，而人们是要用手或是用高架吊水瓮（今天的尼罗河畔还可以看到。一个直立的杆子上有另一个可川旋转的横放的杆子，横杆的一端系着水桶）把水浇到田地上去。 巴比伦的全境，和埃及一样，它到处是水渠纵横交错的。向着冬天日出的那 个方向流去的那条最大的水渠是可以行船的，它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到另 一条称为底格里斯的河里面去，而尼诺斯这个城市就是临着底格里斯河的。 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土当中，这个地方的土地比其他地方要肥沃得多，在 它上面生长的戴美特尔女神的谷物也断然是最好的。诚然，那地方看不出可 以种植无花果、橄榄、葡萄或任何其他的树木，但是谷物都是生产得这样的 丰富，一般竟达种子的二百倍，而在收成最好的时候，可达三百倍。那里小 麦和大麦的叶子常常有四个手指那样宽。至于小米和芝麻，虽然我自己知道 的很清楚，我也不必说它们长得有多大多高了，因为我很清楚，我写的关于 巴比伦的谷物的丰足情况，对于没有亲身到过这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相 信的。他们使用的油只有芝麻油而不用别的油。在那里的全部平原上，生长 着大量的枣椰子树，其中的大部分都长果子，而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果子来制 造面包，制造酒、蜜，他们培育这种树和培育无花果树一样，特别是在这方 面，即当地的人们把希腊人所说的雄椰子的果实系到枣椰子树的树枝上面， 这样没食子蜂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使它俩成熟并使它们的果实下会掉下 来。原来雄椰子完全和未熟的野生无花果一样，是有没食子蜂宿在它们的果 奕里面的。

    (194) 现在我就要说一下除了城市本身之外，在那个地方最使我感到惊异 的东西是什么了。沿河下行通往巴比伦的船都是圆形的，而且都是用皮革做 的。他们用在亚述上方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割取下来的柳枝制作船的肋 骨，而在外面再蒙上一层皮革，这样便造成了船体：这种船既不把船尾弄宽， 也不把船头弄窄。因而它是圆圆的和盾牌一样。然后这船便全部塞满干草， 再放上运送的货物，这样就叫它们顺流而下了。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酒，酒是 装在用棕榈木所造成的酒桶里。这种船有两个人站在上面操纵着，这两个人 备拿着一个浆，一个人向前，一个人向后划水。船的大小各不相等，有的非常大，有的小；最大的上面可以装运五千培兰特重的货物，每只船上都有一 个活爐，大一点的船上爐的数目还要多一些。当它们下行到达巴比伦的时候， 船上的货物便卸下来，然后人们把船给拆开，卖掉船的骨架和里面装的干草， 再把皮革打点在马背上，迈回阿尔美尼亚去。由于河中的水流甚速，想叫船 溯流而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用木材而用皮革来造船。等他们赶 着他们爐子返回阿尔美尼亚之后，他们便用同样的办法为下一次的航行而造 其他的船。

    (195) 他们的船就是这个样子。巴比伦人穿的衣服是一种长到脚那里的麻布内衣，在这件内衣外面置着另一件羊毛的内衣，在这外面他们又罩上一伴 白色的外衣。他们脚上穿的鞋是他们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样子，和贝奥提亚人 的鞋差不多。他们都留着长头发，头上裹着头巾，全身都涂香料。每个人都 带着一个印章和一个雕制的手杖，杖头刻成一个苹果、一朵玫瑰、一朵百合、 一只鹰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的习惯是每只手杖上必须要有一种装饰。 这便是他们身上穿戴的东西了。下面我就要说一说他们的风俗习惯。

    (196)在这些风俗习惯当中，在我来判断，下面的一种是最聪明的，听说伊里利亚的埃涅托伊人(后世的威尼斯人)也有这样的习惯。这就 是：每年在每个村落里都有一次，所有到达结婚年龄的女孩子都被集合到一 处；男子则在她们的外面站成一个圆圈。然后一个拍卖人一个个地把这些女 孩子叫出来，再把她们出卖。他是从最美丽的那个女孩子开始的。当他把这 个女孩子卖了不小的一笔款子之后，他便出卖那第二美丽的女孩子。所有这 些女孩子都出卖为正式的妻子。巴比伦人当中有钱想结婚的，便相互竞争以 求得到最美丽的姑娘，但是一般的平足想求偶的，他们不大在乎美丽，便娶 那些长得不漂亮可是带着钱的姑娘，因为习惯上是当拍卖人把所有最美丽的 姑娘卖完之后，他便把那最丑的姑娘叫出来，或是把其中也许会有的一个跛 腿的姑娘叫出来，把她向男子们介绍，问他们之中谁肯为了最小额的奩金而 娶她。而那甘愿取得最小额奩金的人便娶了这个姑娘，出售美丽的姑娘的钱 用来偿付丑姑娘的这笔奩金。这样一来，美丽的姑娘便负担了丑姑娘或是跛 姑娘的奩金。谁也不允许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所喜欢的男子，任何人如果他 不真正保证把他买到的姑娘当作自己的妻子，他是不能把她带走的。然而， 如果发现他们二人不同意的话，则规定要把付出的钱退回。如果愿意的话， 人们甚至可以从别的村落到这里来买姑娘。这乃是他们的风俗中最好的，但 现在这个风俗已经废禁了。[为了使妇女不致受到虐待并使她们不致给带到别的城市去](括弧是施泰因加的，因为他以为里面的话和下面的意思不大衔接 )，最近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由于巴比伦之被征服便他们受 到主人的虐待而家庭也趋于没落，所有贫穷的平民便叫他们的女儿经营丑业 了。

    (197)除去我刚才所称赞的那个风俗之外，下面一个在我看来要算是他们 的风俗中最贤明的了。他们没有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这个病人 便被带到市场上去；这样，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病的，或是看过别人得过同 样病的那些行入便来到病人面前，慰问他和告诉他治疗的办法，他们把或是 曾经治好了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洽好别人的病的办法推荐抬他。谁也不许 一言不发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问他所得的是怎样的病。

    (198)他们是先 把死者浸在蜂蜜里然后再埋葬的。他们的葬仪和埃及人的葬仪相似。当一个 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交媾了以后，他们两个人便焚香对坐，到天明的时候， 他们便沐浴。在他们沐浴之前，他们是不用手接触任何器皿的。阿拉伯人的 作法也和这一样。

    (199) 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身分高贵而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在一起，便乘坐着双马拉的带围帘的马车到神殿去，她们身后还要跟着一大群仆从。但是大多数的妇女是坐在神殿的域内，头上戴着妞帽；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 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了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子来为你祝福”，因为亚述人是把阿普洛 狄铁叫做米利塔的。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伴事是不能拒绝的， 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拘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硕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 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赛浦路 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和这相似的风俗。

    (200)一般说来，巴比伦人的风俗就是这样。此外，他们中间有三个部落 的人除了鱼类以外是不吃任何东西的。他们打得鱼之后，把它们放在阳光之 下晒干：在这之后，他们又把干鱼放到石臼里用杵 捣碎，再用麻布筛过。于 是按嗜好的不同，有的人用这种东西做成鱼糕吃，有的人刚把它们做成面包 那样的东西。

    (201)当居鲁士把巴比伦人这个民族也征服了之后，他就想把玛撒该塔伊 人也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玛撒该塔伊人据说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 族，他们住在东边日出的方面，住在阿拉克赛斯河对岸和伊赛多涅斯人相对 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奇提亚的一个民族。

    (202)这个阿拉克赛斯河，有人说它比伊斯特(多瑙河)大，有 人说它比伊斯特河小。在这个河上面有许多据说和列斯波司岛同样大的岛。 这些岛上的居民在夏天是吃各种根类植物为活，这都是他们从地里掘出来 的。但是在适当的季节他们把从树上摘下的熟果子储集起来以备冬天时食 用。除去他们采集过冬果子的树木之外，据说他们还有一种结极特殊的果实 的树木。当他们在一起集会的时候，他们便把这样的一些果实抛到他们所围 坐的火堆上面去，而他们闻到在果实烧着时所发出的烟雾的香味，便立刻陶 醉了，就和酒对希腊人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他们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上去， 他们也就变得更加陶醉，以致他们到最后竟站起来开始舞蹈和歌唱。关于这 个民族的生活情况我所听到的便是这些。阿拉克赛斯河和被居鲁士泄到三百 六十条壕沟里面去的金德斯河一样，也是发源于玛提耶涅人所居住的土地 的，它有四十个河口，在这四十个河口中间，除去一个河口之外，都流入沼 泽地带。据说居住在这些沼泽地上的人们是以生鱼为活的，他们通常穿的衣 服据说是海豹皮制成的。这条河所剩下的另一个河口则是以清清楚楚通行无 阻的一个河道流入里海的。里海是与其他的海不相通的、独立的海。不拘是 希腊人往来航行的海，还是在被称为阿特兰提斯的、海拉克列斯之柱之外的 海，还是红海，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海。

    (203)但里海却是一个孤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棱船要航行十五日，在它 最宽的地方则要走八日。在它的西岸是众山中最高大、最广 阔的高加索山 脉。山中居住的部落很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完圣靠着 吃野生森林中的果子过活的。在这些森林中据说有一种树，居民把它的树叶 捣碎和水之后，便把它用来当作颜料，而他们便用这种颜料把各种图样染到 衣服上去。这样染上去的图样是绝对洗不下来的，它仿佛是从一开头便给织 到毛布里面去的，颜色的寿命和衣服的料子一样长久。这些人据说和家畜一 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性交的。

    (204)我说过，这个被称为卡斯披亚海(即里海——译者)的海，它的西方 是高加索山脉。在它的东面日出的地方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一广阔 的平原的大部分属于居鲁士现在很想征讨的玛撒该塔伊人。许多有力的动机 使他感到非这样做不可，鼓励他这样做；首先是他的出生，他认为这伴事似 乎可以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历次战争中的好运气，在那些战争 中，他总是发现，不拘是他出征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就一定逃不出他 的掌握。

    (205)这时，玛撒该塔伊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托 米丽司。居鲁士派遣使节到她那里去，指示他们假装表示代他向她求婚，就 是说想娶她为妻。但托米丽司知道他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 的王国，于是便不许他们的任何人前来见她。居鲁士看到他的诡计未能得逞， 便把大军开抵阿拉克赛斯河，公开地表示出进攻玛撒该塔伊人的意图。他着 手在河上架桥，以便使他的军队开过去，并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

    (206)但是正当居鲁士这样做的时候，托米丽司派了一名使者到他这里 来，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不要忙着干你打算干的这件事吧，因为你不 能知道你干的这件事会不会对你真有好处。请满足于和平地治理你自己的王 国并容忍我们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们吧。可是我知道，你必不肯听从这个忠 告，因为你是最不喜欢安静无事地呆着的。那末，如果你非常想与玛撒该塔 伊人兵戎相见的话，你现在就不要再费事去架桥了。请容许我们从阿拉克赛 斯河向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军队渡河到我们国里来；否则，如果 你愿意在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作战的话，那你们也请退同样日程的道路吧”。 居鲁士听到这个建议之后，便把波斯人的领袖人物召集起来并把这件事通知 他们，要他们告诉他，他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所有的人都赞同要托米丽司 波河过来，在波斯的土地上对她作战。

    (207)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于 是他便起来表示了与它相反的意见，他说：“哦，国王啊，我在以前便向你 说过，既然宙斯大神把我交到你的手里，那我将要尽我力之所及使你避免我 所看到的逼临在王家之上的任何凶险之事。我自己身受的非常痛苦的灾祸已 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如果你自以为你并非凡人而你的军队又是天兵天 将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可以不把我的忠告放到眼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 个凡人，而你所统治的也还是凡人的时候，那末首先便要记住，人间的万事 万物都是在车输上面的，车输的转动是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现在， 谈到目前的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是和你的其他顾问的看法相反的。因为倘若 你同意你的敌人进入你的国土，那你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如果你打了败仗的 话，那你的帝国也就完了。可以肯定，如果玛撒该塔伊人战胜的话，他们不 会撤回本国，而是要向你的帝国的所有的地区进军。如果是你得到胜利的话， 那末你的战果就不会象你渡河作战时的战果那样大，因为到那边之后，你是 可以乘胜直追的。当然，如果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把你打败的话，他们会 因你的损失而同样取得巨大战果的。如果在河的对岸你把托米丽司的军队打 垮，那你立刻便可以冲击她的帝国的要害了。而且，且不说我方才所讲的那 些，如果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向一个妇人屈服并从她的领土之上退下来， 那实在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可耻的事情。因此，按照我的意思，我们渡河并向 前一直推进到他们所退的地方，然后设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制服他们。我听人 家说，玛撒该塔伊人对于波斯人生活上使用的好东西都没有见过，他们也从 来没有尝位人间的至美之味。因此，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盛宴， 你可以慷慨地切大量的羊肉来烹饪，同时在许多酒杯里斟上醇酒以及放上各 种各样的菜肴。然后，把我们最不行的那部分军队留下，而我们退回河岸。 除非是我的判断弄错，他们看到摆出好的东西，他们是会忘掉一切而尽情在 那里饮宴的。那时我们便可以成就伟大功业了”。

    (208)居鲁士看到他面前摆着的这两个相反的计划之后，便放弃了他先前 的想法而愿意采取克洛伊索斯向他建议的那个计划，于是他便回答托米丽 司，要她向后撤退而他本人渡河作战。托米丽司按她先前所构定的向后撤退 了。于是他便把想使之继承他自己的王位的、他的儿子刚比西斯托付给克洛 伊索斯，严厉地命令刚比西斯尊敬和厚待克洛伊索斯，如果他渡河攻打玛撒 鼓塔伊人失败的话。 在他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并把他们二人送回波斯之后，就率领大军渡河 了。

    (209)当他在渡河之后的第一夜，睡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土地之上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好象看见叙司培司佩斯的长子在肩头上生长了翅 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然而属于阿凯美涅 斯家族的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他的长子大流士那时也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样子；由于还不到上阵的年 龄，他给留在后方的波斯了。当居鲁士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他把梦中的情 况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因此，他便派人把叙司塔司佩斯 召了来，私下里向他说：“叙司塔司佩斯，我发现你的儿子正在阴谋推翻我 和夺取我的王位。我将要告诉你我是怎样地确实知道了这伴事情的。诸神都 在警卫着我的安全，因此如有任何危险，他们都会预先告诉给我的。既然是 如此，故而我昨夜在睡着的时候，梦见了你的长子在肩头上长了翅膀，一只 翅膀遮往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从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毫无疑问，他是正在对我发动阴谋了。因此你要尽快地回到波斯去，并且一定要 在我征服了玛撒该塔伊人之后回来的时候，设法把你的儿子带到我的面前 来，我好讯问他这件事情”。

    (210)居鲁士这样讲，是因为他相信大流士正在阴谋反对他。但是他把神 警告他的这个梦的真正舍意理解错了，神的意思是告葫他说，他本人将要死 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而王国最后将要由大流士来继承。叙司塔司佩斯是这 样回答居鲁士的：“王啊，上天是不准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对你育什么阴谋的。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让他尽快地死掉吧。因为是你使被人奴役 的波斯人变成了自由的人，是你使臣服于别人的波斯人变成了统治一切人的 人如果有一个梦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正在阴谋反对你的话，那我就把他交给你 任凭你来处理好了”。叙司塔司佩斯这样回答了居鲁士之后，便再一次渡过 阿拉克赛斯河，赶忙回到波斯，为居鲁士把他的儿子大流士给监视起来了。

    (211)这时，居鲁士从阿拉克赛斯河的河岸已经走了一日的路程，他按照 克洛伊索靳的意见做了。他把他的军队中最无用的那一部分留在营地之上，而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返回阿拉克赛斯河。但不久之后，玛撒该塔伊人的一 支相当于他们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的部队，前来进攻给居鲁士留下的那部分 军队，并在后青抵抗的时候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而当这些人在歼灭了敌人之 后看到了准备好的盛宴时，便坐下开始饮宴起来。当他们吃饱喝足了的时候， 他们就睡看了。于是居鲁士所率领的波斯人便来到这里，杀死了他们许多人 并俘虏了更多的人，其中就有统帅玛撒该塔伊人的斯帕尔伽彼赛斯，他是女王托米丽司的儿子。

    (212)当托米丽司听到她的儿子和她的军队的遭遇时，她便派了一名使者 到居鲁士那里去，对他说：“嗜血无厌的居鲁士啊，不要因为你做了这样一 件事而得意起来吧：葡萄做的酒这种东西你们喝了就会失去理智，这种酒到 了你们的肚子里面去，又会使恶言恶语涌出你们的口；而你们正是用这种毒 物陷害他，而不是在公开的正正堂堂的战争中打败他：这样看来，这对你并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现在听我的忠告并相信这对你乃是良言，把我的 儿子送还给我并且可以不受惩罚地离开这块国土，你已经蹂躏了玛撒该塔伊 人的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凭看玛 撒该塔伊人的主人太阳起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鲍了 的”。

    (213)居鲁士根本就没有把她的这话放到心上；不过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 斯帕尔伽披赛斯在醉后醒来时，知道自己身处于悲惨之境，便请求居鲁士给 他解开绑绳。绳子是解开了，但是在斯帕尔伽披赛斯的双手刚刚得到自由的 时候，他便自状而死了。

    (214)他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托米丽司知道了她的意见未被接 受，便把国内的全部军队纠合起来和居鲁士交锋。这一场战争，根据我的判断，在异族人(即非希腊人)所曾进行的一切战争当中，确实可以说是 最激烈的一次了。而且，实际上我也听到了战争当时的情况。原来，据说在 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双方在对峙的情况之下相互射箭，很快地在他们的箭全 都射完的时候，他们使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厮杀。 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 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 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托米丽司用革囊盛满了人 血，然后便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她找到了他的尸体， 就把他的首极割下来放到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去，而且在蹂躏居鲁士的尸体 时，她说：“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在战斗中打败了你，可是由于你用讦计把 我的儿子俘虏了去，则战败的勿宁说是我了。然而我仍然想实现我威吓过你 的话，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关于居鲁士的死的傅说的 确是有很多的，但我只叙述了上面的一种，因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

    (215)玛撒该塔伊人雾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 式；他们拥有骑兵和步兵(二者是分开的)，此外还有弓兵和枪兵，更有使用 战斧的习惯。他们在一切的物品上都使用黄金和青铜，所有他们的枪头、箭 头或战斧一类的东西全部用青铜制造，听有装饰在头部、腰带、胸甲上面的 东西则都是黄金制造的。同样，他们给马的胸部戴上青铜的胸甲；马勒、马 街和甄甲的则是使用黄金的。他们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青铜，但铁和银都没 有，因此他们从来不使用铁和银。

    (216)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则他们是每人娶一个妻子，不过他们的妻子 却是随便和别人交媾的。原来希腊人认为是斯奇提亚人做的事情，实陈上不 是斯奇提亚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做的：玛撒该塔伊男子感到有性交需要时 在妇女乘坐的车前挂上一个箭袋，他就可只不怕任何人在中间干涉而任所欲 为了。对于年龄，他们当然是不会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如果有年纪非常大 的人的话，则他的族人便全部集合到他这里来把他杀死，并且墩他的肉用来 大张饮宴。在这之外，家畜当然也是要和他一同被屠杀的。他们认为这乃是 死者的最高的幸福；如果一个人病死，因此没有被人吃掉并给埋到土里，也 就是没有一直活到被杀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他们不播种任何 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活，因为在阿拉克赛斯河里，鱼是非常多的。他们 饮用牛乳。他们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 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 阳。

    第二卷

    (1)居鲁士死后，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和居鲁士之间所生的儿子 刚比西斯便继承了王位。卡桑达涅是在他的丈夫居鲁士之先死去的，居鲁士 曾因她的死深为哀悼，并通告在他所统治下的一切人都为她服丧。这个妇女 和居鲁士所生的孩子刚比西斯把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看成是从父亲手里 继承过来的奴隶：他率领着其他在他统治之下的人们，并在他所君临的希腊 人的伴随之下，远征埃及去了（刚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日期大概是在五二五年）。

    (2)直到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人的国王（六六四年左右）的时候，埃及人相信他们是全 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从普撒美提科斯一登上王位，而想知道一下哪里的 人最古老的那个时候起，他们便认为他们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要古老。但是 只有普里吉亚人却比他们还要古老。普撒美提科斯虽然探求哪里的人是最古 老的，可是找不到任何头绪，于是他便想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把普通人的 两个新生的婴儿在一生下时交拾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 育，哺育的办法是命令不许任何人在他们面前说任何一句话，而且只许他们 睡在没有人去的屋子里面，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把山羊领到他们那里去叫他 们把奶吃饱，井在其他的方面也都对他们加以照顾。普撒美提科斯这样做和 这样命令的目的，是要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呀呀学语的时期过去以后，他 们第一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事情按照他所预料的发生了。牧羊人两年中间 都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了，在这以后，一天当他打开他们屋里的门进去时， 两个孩子都伸出双手向着他跑来：嘴里发着倍科斯(BENOS)的音。当他们刚刚 这样说的时候，牧羊人还没有注意，但是后来在他每次来照顾他们的时候， 他听到他们嘴里总是说这个词；最后他便把这事报告了国王并由于国王的命 令；把两个孩子带到了国王的面前。普撒美提科斯于是便亲自听到了他们说 的这个词，并着手研究什么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倍科斯。结果他发现倍科斯 在普里吉亚人那里是面包的意思的。从这一事实加以推论，埃及人便放弃了 先前的说法，并承认普里吉亚人是比他们更加古老的民族了。这样的事情是 我从孟斐斯地方海帕伊司托斯（等于埃及的世界创造之神普塔）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希腊人中间还傅说着许 多荒唐无稽的故事，例如、有一个故事就说，普撒美提科斯是叫舌头预先被 割掉的妇女来哺育这些婴儿的。

    (3)祭司们的关于哺育婴儿的说法就是我上面所介绍的了；除去上面所提 到的之外，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爷样 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 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黑里 欧波里斯地方的人们素称对于埃及人的历史掌故是最熟悉的。除去他们的神 的名称之外，我不打算重复他们告祈我的。关于他们的诸神的事情；因为我 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知道得很少的。除非在我后面的叙 述中不得不这样做，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想再说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4)但是，关于人间的事情，他们下面所叙述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 说，埃及人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而得到了这种知 识的。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 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备有三十 天的十二个月，每年之外再加上五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 合了。他们又说，埃及人最初使用了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曾被希 腊人借用了去。他们又最先给某些神设坛、造像、修殿并且第一个把各种各 样的图像刻到石头上去。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他们都是用事实证明给我， 他们所请的话是真实的。而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国王的名字是 米恩。在他的统治时代，除了底比斯省（埃及的南部）之外，全埃及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 伊利斯湖（尼罗河以西现在的法雍地方）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浸在水里的，而从莫伊利斯湖到海岸，则是七 天行程的道路。

    (5)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因 为任何亲眼看见埃及的人，纵使他在似前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埃及，如果他 具有一般的理解力，他也一定立刻会知道，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 人由于河流的赠赐而获得的土地。不单是国家的下部，就是溯上迹的湖而上 三日行程间的地带也同样是如此，虽然他们并没有附带提到这一点，担这一 部分和前一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谈到埃及土地的性质，则第一：在你 从海上向陆地方面走，而离陆地还有一日的航程的时候，那时你如放下测锤， 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海深是十一欧尔巨阿。这就是说，从陆地上 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样远的地方来。

    (6)此外，埃及本上的海岸线的长度是六十司科伊诺斯：根据则是我们为 埃及所定义的疆界，即从普休提涅海到沿着卡西欧斯山而伸展开来的谢尔包尼斯湖。领土狭小的国家的人们用欧尔旦阿来测量土地；领土较大的国家的 人们则用斯塔迪昂来测量土地：有大量土地的国家的人们用帕拉桑该斯来测 量土地。而拥有极多土地的人们，则是用司科伊诺斯来测量土地了。一帕拉 桑该斯等于三十斯塔迪昂，而埃及人的尺度司科伊诺斯是等于六十斯塔迪 昂。这样看来，埃及的海岸线，便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了。

    (7)从海岸线向内陆直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地方，埃及是一片广阔的土地， 这是一片平坦的、多水的沼泽地带。从海岸到黑里欧波里斯的路程相当于从 雅典的十二神的祭坛到披窿的奥林匹亚·宙斯神殿的路程。如果计算一下的 话，那就可以看到路程之间相差得不多，二者相差不超过十五斯塔迪昂；因 为从雅典到披窿，是差十五斯塔迪昂不到一千五百斯培迪昂，而从海到黑里 欧波里斯却正是一千五百斯塔迪昂。

    (8)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里面走，埃及就成了一条狭窄的土地。因为它的 一面是阿拉伯山脉，这山脉从北向南只及西南，一直伸展到所谓红海的地方。 孟斐斯那里金字塔所用的石块，便是从这个山脉中的采石堤开采出来的。山 脉在这方面转折，而格止在我所说的那些地方。从东到西最宽的地方，我听 说是要走两个月，而它们的最东部的边界是出产乳香的。山脉的情况就是这 样。在利比亚的这一面，埃及有另一支岩石重叠的山脉屏障着，金字塔就在 这中间。达支山脉上面全是砂砾，它的方向和阿拉伯山脉一样，也是向南走 的。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外去，埃及便没有多么大的地方了；溯河而上的那条狭窄的土地不过是[十]四(修德本原文“十”字有括弧，这是迪池加上去的， 但并无版本上的依据)天的路程。在上面所说的山脉之间，土地是平 坦的，而在平原最狭窄的地方，在我看来，在阿拉伯山脉和人们所说的利比 亚山脉之间是还不到二百斯塔迪昂宽的。过了这个地方，埃及又变成了一片 广阔的土地。当地的形势便是这样了。

    (9)从黑里欧波里斯到底比斯，从河道走是九天的路程，距离是四千八百 六十斯塔迪昂或八十一司科伊诺斯。下面是用斯塔迪昂推算的，埃及全部距 离的总和：海岸线的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三千六百斯塔迪昂长；现在我再说 一下从海岸地带到内地的底比斯的距离，这是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在底 比斯和称为埃烈旁提涅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则是一千八百斯塔迪昂。

    (10)这样看来，我所淡到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人所获得的 土地；埃及的祭司们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想。在孟斐斯以上两条山脉 夹峙间的全部土地，在我看来一度曾经是个海湾，正和伊里翁和铁鸟特拉尼 亚和以弗所一带的土地和迈安德罗司平原一样，只不杖是比较起来规模有大 有小罢了。因为谈到用本身的河水冲积成这些土地的诸河流，在规模上没有 一条河是可以和尼罗河的五个河口当中的任何一个河口相比的。此外还有一 些河流，它们不象尼罗河那样大，却也造成了很大的后果；我可只举出它们 的名字来，但是其中主要的是阿凯洛司河，这条河流经阿卡尔那尼亚而后入 海，它已经使埃奇那戴斯群岛的一半变成大陆了。

    (11)现在，在阿拉伯离埃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从所谓红海伸出来的海 湾，现在我就说一说这个海湾的长度和宽度：在长度方面，用划桨的船从它 的最内部的一头到大海要走四十天；在竟度方面，最宽的地方要走半天。每 天在那里都育潮汐起落。我月为现在埃及的地方过去曾是另一个这样的海 湾：一个从北方的海伸到埃西欧匹亚；另一个我就要提到的阿拉伯湾则从南 伸向叙利亚。这两个海湾的尽头都深入相互靠近的地方，它们之间只隔着很 小的一块土地。而如果尼罗河想流入阿拉伯湾的话，有什么能使它在两万年 中间不被这条河用冲积土给封闭起来呢。照我来看，一万年的时间也就够了。 因此可用相信，我出生前，一个比这海湾大得多的海湾是可以被这样一条急 流的大河变成陆地的。

    (12)因此，关于埃及，我首肯这样说的人们的话，而且我自己也完全信 服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看到，尼罗河是在离相邻地区相当远的地方流到海 里去的，在山上可以看到贝壳，地面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盐，以致附近的金字 塔都要受到损害，而埃及的唯一的砂山就是孟斐斯上方的那座山；此外，埃 及既不象与之们邻的阿拉伯的土地，又不象利比亚，也不象叙利亚(因为在阿 拉伯的海岸地带住着的是叙利亚人)，它是一片黑色碎土的土地，仿佛是从埃 西欧匹亚那里的河流带下来的泥和冲积土。但是我们知道利比亚的土壤较红 并且有一些砂子，而阿拉伯和叙利亚则勿宁说是粘士和岩石的土地了。

    (13)我从祭司们听到的又一件事实，对我来说，是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个 有力的证据。根据他们的说法，当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候，河水只要上升八 佩巨斯，就会把孟斐斯以下的全部埃及土地汜溢了（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期一定远不止在希罗多德之前九百年，要使尼罗河的河床 上升八佩巨斯，九百年太短了）。担当我从祭司们那里听 到这件事的时候，莫伊利斯死了还不到九百年。不过现在，除非河水上升至少到十五、六佩巨斯，它是不会使国土汜溢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土地 按着这样的比例不断增高而面积也同样地不断扩大，则居住在莫伊利斯湖下 方其他地区的埃及人以及所谓三角洲上面的居民终有一天会因尼罗河中止汜 溢而永久地受到他们常说希腊人在什么时候要经历到的苦难。在听到希腊人 的全部土地都是用天上的雨水来灌溉，而不是象他们的土地那样，是因河水 的汜溢而得到灌溉时，于是他们就说，总有一天希腊人会对自己的巨大期待 威到失望，而那时他们(指希腊人——译者)便要陷入悲惨的饥馑之境了。这 话的意思等于说，如果有一天神不愿意再降雨给希腊人，而使他们遭受长期 早勉的话，希腊人就会给饥馑消灭掉，因为他们除去指望从宙斯那里取得雨 水之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水源的。

    (14)埃及人在这样谈到希腊人的时候，他们的话是非常真切的。现在让 我再说一下埃及人本身的情况如何。正象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孟斐斯下方的 土地(这是一块不断在扩大的土地)继续以和过去一样的速度增高，则既然那 个地方没有雨而河水又不能汜溢到他们的田地上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居民 怎么能够不遭受饥馑呢？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 其他埃及人在内，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因为他们要取得 收获，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 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汜溢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 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 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15)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伊奥尼亚人的关于埃及的看法的话，则就只有 三角洲那块地方才是埃及了。他们说，三角洲从所谓培尔赛欧斯监视塔沿海 岸到佩鲁希昂的醃鱼场有四十司科伊诺斯，而从沿海向内地则是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市（在三角洲的东端离开罗不远）的地方；尼罗河便在那里分成两股，分别在佩鲁希昂和卡诺包斯二 地入海。他们说，其他被称为埃及的地方，或属于阿拉伯，或属于利比亚。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那我们就等于说在过去埃及人没有自己的领土了。 但我们知道，三角洲，正如埃及人自己所说而我个人也深信不疑的，却是由 河流冲积而成的，而可以说是在不久之前才出现的。倘如他们以前根本没有 领土的话，他们怎么能无聊到竟自标榜为世界上最古的民族呢。而他们也确 实没有必要用婴儿作试验来看一下婴儿最初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了。实际上， 我倒并不相信埃及人是和伊奥尼亚人的所谓三角洲同时产生的。我想他们是 从有人类以来便一直存在着；既然土地不断增加，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下降 到新的低地上来，也还有许多人留在他们的旧日的土地上。在古昔的时代， 底比斯是称为埃及的，这是一块周边长达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

    (16)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则伊奥尼亚 人关于埃及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如果，恰恰相反，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末我就得指出，不管是伊奥尼亚人，还是其他希腊人是都不懂得如何计算 的，因为他们都说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但他们却 必须加上第四部分，即埃及的三角洲，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它归入亚细亚，也 没有把它归入利比亚。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尼罗河是并不曾把亚细亚和利比亚分开的。既然尼罗河在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分成数支，则这个三角洲便必然是亚细亚和利比亚之间的一块地方了。 尼罗河的两股主要河道便在这至分开。

    (17)现在我们且把伊奥尼亚人的意见放到一边，来谈一谈我们自己的意 见吧。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我们认为埃及是埃及人所居住的全部国土，正仿 佛奇利启亚是奇利启亚人的居住的地方，亚述是亚述人居住的地方一样。而 老实说，除去埃及的境界之外，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利比亚和亚述的边界。 如果我们承认希腊人一般所承认的边界，那我们就必须认为全部埃及从埃烈 旁提涅和瀑布起分成西部分，每部分又各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属 于亚细亚，另一部分是属于利比亚。尼罗河从瀑布到海把埃及从当中分为两 部分，它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城都是一道河流，但是从那里起它分成了三支， 向东的一支称为佩鲁希昂河口，向西的一支则称为卡诺包斯河口。同时尼罗 河中间从上方一直流下来的那一支，到达尼罗河的顶点，继续前行，把三角 洲从中固分开后而流注入海，这个河口和其他河口同样有名，又流着同样多 的尼罗河河水，它的名字叫做赛本努铁斯河口。除去这些河口之外，江有从 赛本努铁斯分出去的另外两个河口。它们一个叫做撒伊司河口，另一个叫做 孟迭司河口。博尔比提涅河口和牧人河口(此系意译——译者)则不是天然的 河口，而是人工挖掘的河渠。

    (18)在前面我已经提出了我对于埃及的领土面积的看法，我的这个看法 由于阿蒙神殿的一次神托而得到了证明；而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 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事情是这样：住在埃及的邻接利比亚的 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两个城市玛列阿和阿庇斯的市足，认为自己是利比亚人而 不是埃及人，并且不喜欢当地禁止他们吃牛肉的那种有关牺牲的宗教惯例， 于是他们便派人到阿蒙那里去，说他们与埃及人没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说， 他们不住在三角洲，又不讲埃及语，因而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吃随便什么东西。 但是神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神回答他们说，全部埃及是尼罗河汜溢和灌溉的 一块土地，而全部埃及人就是住在埃烈旁提涅的下方并且饮用尼罗河的河水 的那个民族。神给他们的宣托便是这样。

    (19)尼罗河在汜溢的时候，它不仅汜溢到三角洲上去，而且也汜溢到被 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方上去；它汜溢到离两岸有两天的路程 的地方，有时远些，有时则近些。关于这个河的性质，不管是从祭司们那里， 还是从别的人那里，我都听不到任何东西。戏特则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为什 么足罗河从夏至起便开始上涨并一直上涨一百天，为什么在这段时期过去以 后，它的水位立刻就退落并减弱水流，这样在整个冬天一直保持着低的水位 直到第二年夏至再来的时候。我曾向埃及人打听，尼罗河有怎样的性能而使 自己具有和所有其他的河流相反的性质，但关于这件事，我从居民那里得不 到任何说明。我想知道，并且打听人们对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怎样说法，我 还问过他们，为什么尼罗河又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从它的上面没有微风 吹出来。

    (20)然而，有一些希腊人，为了取得富有智慧的命名，便试图对尼罗河 的这些现象加以解释；他们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种 说法我认为是不值一谈的，只提一下它们是什么便够了。再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季节风（夏季从地中海方面定期吹过来的西北风）阻止尼罗河河水入海，故而使河水高涨起来。但是，常常有这样的 情形，那就是在不刮季节风的时候，尼罗河照旧是发生同样作用的；此外， 如果季节风有这种效果的话，那末逆着这种风而流的其他河流也势必呈现和尼罗河相同的现象了，而且它们应当上涨得更要历害，因为其他那些河流都 比较小，水流也比较弱。可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有很多这样的河流，但 它们在这方面都是和尼罗河完全不同的。

    (21)第二个说法比起刚才提到的那第一个说法来还要没有根据，尽管可 以说它是更加从人听闻的。根据这个说法，则尼罗河所以有这样奇异的现象 发生，因为它的何水是从欧凯阿诺斯流出来的，而欧凯阿诺斯又是周流于全 世界的。

    (22)第三个说法比另外两个说法要动听得多，然而也就更加荒唐无稽 了。这个说法实际上丝毫不比另外的两个说法有更多的真理。依照这个说法， 尼罗河的河水是由于雪的溶化而产生的。但是，既然尼罗河发源于利比亚， 经过埃西欧匹亚的中央而流入埃及，则从世界上最热的地区流到大部分是较 冷的地区的河流，怎么可能是溶解的雪所形成的呢？任何对这样的事情能加 以推理的人都可以提出最有力的论据来证明河水是不可能由积雪形成的；那 就是从利比亚和埃西欧匹亚吹出来的都是热风。第二个论据是：那里从来没 有过下雨和结霜的事情，而如果下雪的话，那在五日之内是一定要有雨的。 第三个论据：当地的居民是由于太阳的热力而变黑的；此外，鸢和燕成年地 留在那里不到用处去，而鹤每年却在斯奇提亚那边，严冬的时候飞到这边来 避寒。因此，如果在尼罗河发源的那个地方，以及在尼罗河流位的那个地方 居然还会下很少一点的雪的话，那末任何这类情况的发生都是绝对不可能 的。

    (23)至于把这些现象归之于欧凯阿诺斯的人，他的理由是以虚无缥缈的 神话为依据的，因此完全没有反驳的必要。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从来不知道 有一条叫做欧凯阿藉斯的河流。我想是荷马或者是更古老的一位诗人发明了 这个名字，而把它用到自己的诗作里面来的。

    (24)既然我都不同意上面所提出的意见，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 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因此，我便来着手解释一下看，为什么尼罗 河的河水会在夏天的时候上涨。在冬季的时候，太阳被暴风吹出它原来的轨 道而移转到利比亚的上方。如果要用最少的话来作出结论的话，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里了。因为最容易明白的道理是这样：凡是离日神最近的地方，或日 神直接通过的地方，那里便最缺水，而那里的河水也便最少。

    (25)但如果解释得比较详细的话，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太阳在经过利 比亚上部的时候，对它们发生了这样的影响。那些地方的大气一年到头都是 清朗的，土地是温暖的而且没有凛冽的寒风，因此太阳经过那里的时候，对 它们发生的作用就和在夏天它经过中天时对其他任问地方通常发生的作用完 全相同。这就是说，它把水吸了过来。在把水吸过来以后，它再把水驱到内 部地区，而风便把这些水接过来，再把这些水分散，溶解：这样当然可以想 象到，从这个地区吹出去的风，那南风和西南风，都是带着最多的雨的风。 而我的看法是，太阳每年从尼罗河吸上来的水，它并不完全放出来，而是在 它的身旁保留一些。当冬天变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太阳便重新回到它在中天 的旧轨道上面去并开始同等地从所有的河流吸收水气。到那时为止，其他的 那些河流由于大量流入的雨水而充满了汹捅的激流，因为当地落雨而土地又 被冲出了沟壑。但是到了夏天，由于缺雨，而太阳又吸收了它们的水分，这 些河流的水位便下降了。但尼罗河却恰恰相反，它并不会得到雨水的供应， 又是太阳在冬天才吸水的唯一的河流。因此它当然和其他的河流不同。它在 冬天的水位比夏天要低得多；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在夏天，它和所有其他 的河流一样，河水同样为太阳所吸收，但是在冬天。只有它的水才被太阳所 吸收。从而我以为上面的现争的唯一原因就是太阳。

    (26)因此，在我看来，也正是这个太阳，把它所经过的空间照得灼热， 因此使埃及的空气变得如此干燥。同时利比亚的内地也就变得常年如夏了。 如果把季节的位置改变一下，朔风和冬天所占的地位，为南风和夏天的地位 所占据，而另一方面，南风的地位又为北风所占，结果就是：给冬天和北方 从中天赶了出来的太阳就要到欧罗巴的内地去，就和今天到利比亚的内地去 一样。这样，我相信它通过欧罗已时对伊斯特河的作用，就和今天对尼罗河 的作用完全一样了。

    (27)至于为什么从尼罗河上没有微风吹出来这伴事，我的意见是，从酷 热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风吹过来的，因为微风总是喜欢从十分寒冷的地方吹出 来的。

    (28)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了，就和从一开头便是这样一样。至于尼罗 河的水源的情况，和我谈过话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希腊人都没有向我说过 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例外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埃及撒伊司城雅典娜圣库的 主簿。当他说，他对于尼罗河的水源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时候，我党得他是在 跟我开玩笑。他的说法是这样：在底比斯的一个城市叙埃涅和埃烈旁提涅之 周，有两座尖顶的山。一座山叫做克罗披山，另一座山叫做摩披山。尼罗河 的水源便在这两山中间，这是一个深不知底的水源。它一半的水向北流入埃 及，一半的水向南流入埃西欧匹亚。他说，这个水源据说是深得没有底的， 因为埃及的一位国王普撒美提科斯曾经测验过它的深度，从而证实了这个事 实。他制造了一根有好几千寻长的绳子，把它沉到水源里面去，然而却摸不 到底。因此这个主簿便使我认识到，如果他所说的话还有可信之处的话，在 水源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强力的淌漩和一股逆流，故而在水流冲击两山的情况 之下。这个测锤是不能到达水源之底的。

    (29)此外，从任何其他人那里我便没有听到任何东西了。由于我亲身上 行直到埃烈旁提涅去视察并且对于从那里再向上的地区根据传闻来加以探 讨；结果我所能切道的全部情况便是这样：当一个人再从埃烈旁提涅上行的 时候，土地就升高了。因此人们就需要在河的这一部分，就好象人拉着牛的 那个样子抬船的每边系上一根绳子，这样溯河行进。如果绳子断了，船就会 拾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游去。航程在这样的河道上要继续四天，这里的 尼罗河是与迈安德罗司河一样地曲折，这样必复走社的距离要有十二司科伊 诺斯。在这之后你便走到一个平坦的原野上面了，尼罗河在这里分成两支， 因为在河流中间夹着一个叫做塔孔普索的岛。埃烈旁提涅以上的地方就开始 住看埃西欧匹亚人，他们占有这个岛的一半，而埃及人占另一半。在岛的附 近叉有一个大湖，而埃西欧匹亚的游牧民就住在这个大湖的周边。过去这个 大湖，你便又来到了流入这个大湖的尼罗河。在这里，你得登陆井沿着河岸 步行四十日，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中有突出水面的尖峰，而在那里的水而下又 有许多暗礁，因此人们便不可能再乘船上行了。当你在四十天中间这样经过 了河流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便可只再乘船循着水路走十二天，到了这段时 期的末尾的时候，你便来到了一个称为美洛埃的大城市。这个城市据说是其 他埃西欧匹亚人的首府。当地的居屁所崇拜的只有宙斯和狄奥尼索斯（指埃及的阿蒙和奥西里斯）两个 神。他们对这些神是非常尊敬的。城中有宙斯神的一个神托所，这个神托所 指挥着埃西欧匹亚人的故事：神托命令他们什么时候作战，向着什么地方出 征，他们便立刻拿起武器来照办。

    (30)离开这座城市再溯河上行，经过你从埃烈旁提涅到埃画欧匹亚人的 这个首都所需的同样的时间，你便来到了称为”逃走者”的地方。这些逃走者被称为阿斯玛克(’Aσμá?)，这个词如果译成我们的语言(希腊语)的话，它的意义就是“侍立在国王左面的人”。这些逃走者是属于武士 阶极的埃及人，人数有二十四万，他们是在国王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代背 叛了他而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的。他们逃走的原因是这样的。普撒美提科 斯当政时，在埃及有三支卫成部队：一支驻在埃烈旁提涅城用来对付埃西欧 匹亚人，一支驻在佩鲁希昂的达普钠伊用来对付阿拉伯人和权利亚人，还有 一支驻在玛列阿用来对付利比亚人。而直到我的时候，波斯人和在普撒美提 科斯的时代一样，仍然守卫这些地点；他们在埃烈旁提涅和达普纳伊都设有 卫戍部队。但是有一次埃及的卫戍部队在三年中间并没有被替换。于是士兵 到三年末的时候，便共同进行了商议；在他们一致同意举行哗变之后，他们 便叛离了普撒美提科斯，向埃西欧匹亚人那边去了。普撒美提科斯听到了这 个行动，便在他们的后面追，而等他追着他们的时候，就说了许多话来恳求 他们，请他们不要高弃他们父祖历代奉祀的诸神，不要离弃他们的妻子儿女。 但是据说其中的一个人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 是不愁没有妻子儿女的。这样，在他们到达埃西欧匹亚之后，他们便把自己 交给国王、任凭他来安置。国王为了答报，便赠给他们一块与他不和的某些 埃西欧匹亚人的土地，办法是他命令他们把上面的居民赶跑而取得这块土 地。自从埃及人归化而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以来，埃西欧匹亚人学习了埃及的 风俗习惯，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性情比先前更加柔和了。

    (31)这样，不仅仅是 通过全部埃及，就是从埃及的疆界向上，陆路与水路四个月路程的地方，尼 罗河行痤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了。计算一下便可以看到，从埃烈旁提涅到上述 的逃走者的土地那里，就需要那佯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河流的方向是从 西、从日没的地方向东流的。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知道它流到什么地方 去了。那个地方太热，因此那里也就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

    (32)然而我从库列涅当地的某些人那里却也听到一些话，现在我要把它 们转述一下。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到阿蒙的神托所那里去，在那里和阿蒙人 的国王埃铁阿尔科斯交谈，谈话中间他们偶然谈到了尼罗河，说不知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它的水源。埃铁阿尔科斯听见这话之后就说，过去有一些纳撒蒙 人曾到他的宫殿来，而当他问他们是否能提供关于利比亚的无人居住的地区 的任何情报时，他们便向埃铁阿尔科斯讲了下面的故事。纳撒蒙人是利比亚 的一个部落，他们占居在叙尔提斯和叙尔提斯东部的不大的一块地方。他们 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粗暴狂做的少年，这些少年是领袖人物的子弟，当这 些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除去于出了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事情之外，他们还 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他们中间的五个人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试一试他 们是否能够深入到比前人所曾到达的最遥远的地带更远的地方去探查。利比 亚的北部海岸，从埃及直到利比亚的一端的索洛埃司岬的全部地带，住着许多不同部落的利比亚人；他们占居着整个地带，只有属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 的某些部分是例外。从海岸线和海边居民的地区向上，利比亚便是猛兽经常 出没的地区了。从猛兽出没的地区再向上，便是一片沙砾的地区，是极其缺 水的地区，是完完全全的荒漠之地了，因此，这些青年人他们说便为了这件 事被他们的同伴们派了出来，而在出发时他们带了充足的水和食粮；他们起 初是旅行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过了这个地区之后，他们便到了野兽出没的地 区；从那里他们最后进入了一片沙漠，他们是按着从东到西的方向在沙漠上 行进的。在一片广大的沙漠上行进了许多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平原， 他们在平原上看到育树生长看。他们走到这些树跟前，看到有果子长在上面， 便动手采集这些果子。正当他们采集果子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些比普通人要 矮小的侏儒走过来，这些侏儒把他们捕获并给带走了。纳撒蒙人一点也不懂 他们的话，他们也一点也不懂纳撒蒙人的话；他们被领过了一片的沼泽地带， 最后到了一个城镇，那里的人都和带领他们的侏儒一样高，而肤色也是黑色 的。有一条大河流过这个城镇，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面可以看到 鳄鱼。

    (33)现在我眈不再提阿蒙人埃敛阿尔科斯所说的故事了；我只是附带说 一下，根据库列涅人的说法，他曾宣称，纳撒蒙人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土， 而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城镇的人们是一个以巫师为业的民族。至于流经他们的 城镇的那条河流，埃铁阿尔科斯猜想是尼罗河。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尼罗 河从利比亚流出，一直流经这块地方的中央，而据我猜想，从己经知道的来 推想不知道的，它是发源于和伊斯特河相同距离的地方。伊斯特河发源于凯 尔特人居往的地方和披列涅城附近，流经欧罗巴的中部并将其分为两部。凯 尔特人则居住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与居住在欧罗巴最西端的库涅西欧伊人 为邻，因此伊斯特河在最后流入黑海之前，曾贯流整个欧罗巴，它的河口地 方的伊司脱里亚则是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

    (34)既然这条河流过了有人居住的那些地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河道大体 是知道得清楚的。但是尼罗何的河源却无人能说出来，因为它所经过的利比 亚是一片杏无人迹的沙漠。关于这条河，我所作的叙述，是我尽全力所能探 索到的东西了。它是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埃及大体上是对着奇里 启亚的山区的：一个轻装的旅人从那里可以在五天当中一直走到黑海上的西 诺佩。西诺佩位于与伊斯特河入海处相对的地方。因此，我的看法是，尼罗 河穿过整个利比亚的长度等于伊斯特河的长度，关于尼罗河，我所耍谈的就 是这些了。

    (35)但是，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浚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样多的个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阿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 的巨大业植。因此在下面我要仔细谈一谈。不仅是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其他各 地不同，河流的性质和其他任何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 惯也和所有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他们上市堤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 则坐在家里纺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 则拉到下面来。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但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小便 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外面的街上，但是大小 便却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不体面但是必须的事情应当在 秘密地来做，如果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则应当公开地来做。妇女不能担 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但男子则可以担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儿子除非 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扶养双亲的义务，但是女儿不管她们愿意不愿意，她 们是必复扶养双亲的。

    (36)在别的国家，诸神的祭司都是留着长头发的，但是在埃及，他们却 是剃发的。根据别的地方的风俗，为了对死者表示哀悼，死者的最亲近的人 都要剃发，但是在埃及，人们在别的时候剃发，而当他们有亲人死亡的时候， 他们反而任他们的须发长长。所有其他的人一生是和畜类分开过活的，但埃 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所有别的人们是以大麦和小麦做自己的食品 的，担埃及人认为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生活是最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在那里， 他们借以为生的谷物是一种有人称之为宰阿的小麦。他们是用脚来和面的， 但是他们却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至少是世界上仅有的割除包皮的民族， 当然还要加上那些向他们学样的人。他们的每个勇子有两件衣服，而妇女则 只有一件。其他地方的人把帆的膝孔和帆脚索系在船的外侧、而埃及则是在 内侧。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 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说，他们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他们使用两 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休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37)他们比任何民族都远为相信宗教。他们有着这样的一些风俗：他们 用青铜盆饮水，这青铜盆他们每天都要磨洗干净：不是部分的人才这样做， 而是没有人能够例外。他们穿麻布的衣服，这种衣服他们经常特别注意洗得 干干净净。他们行割礼是为了干净；他们认为干净比体面更重要。祭司们每 隔两天就要把全身剃一遍，而当他们在执行奉祀诸神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 不允许虱子或其他不净之物沾到他们的身上的。祭司们的人服是麻制的，他 们的凉鞋是纸草做的。他们是不许穿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或鞋子的。他们每 天在冷水里沐浴两次，每夜两次。在这之外，可以说、他们还要遵守成千上 万的教规。然而他们也享受不少的特惠。他们既不消耗他们自己的物品，也 不用花费自己的钱去买任何东西；每天他们都得到用谷物制作好的圣食，人 们还分配给他们丰富的牛肉和鹅肉以及一份葡萄酒。他们不能吃鱼，至于蚕 豆，则埃及人是不播种的，如果是天然长出来的，则不拘是生的还是煮熟的 埃及人都不吃；那些祭司甚至建看它一眼都不能忍受，因为在祭司们的心目 中，蚕豆乃是一种不净的豆类。每个神都有一样祭司，而不是一个祭司来奉 祀，这些祭司中固有一个人是祭司长。如果其中有谁死了的话，则这个人的 儿子就被任命代替他的职务。

    (38)他们认为牡牛是属于埃帕波司神的，因此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检验 牡牛：为了这个目的而任命一个祭司来进行愤查，看是否在这个牛身上有一 根黑毛，如果有的话，这头牲畜就是不净的了。这个祭司检查它的全身，先 是叫它站着，然后再叫它仰卧下来；在这之后，他又把牛的舌头拉出来，根 据我要在本书其他的地方谈到的那些规定的特征来看一看是净还是不净。他 还检查尾巴上的毛，看它是否自然成长的。如果这个牛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方 面都被宣布为洁净的话，祭司便把纸草卷到它的角上作为记号，把封泥抹到 上面，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指环上的印鉴在上面捺印。在这之后，这头牡牛便 被他们领走了；凡是没有经过祭司这样鉴定的牛，如果用作牺牲的话，当事 人是要受到死刑的惩罚的。畜类的检查方式便是这样。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 的牺牲奉献式。

    (39)他们把他们捺了印的牲畜领到将用来奉献的祭坛那里去，点上了 火，然后把灌奠用酒洒在牺牲前面的祭坛上，并呼唤神的名字：然后他们便 割断它的咽喉，把它的头拾切了下来，进而更剥下它全身的皮。再后他们就 拿着它的头，在这上面念一通咒；如果有市场而那里又有一批希腊商人的话， 他们便把这头带到那里去立刻卖掉，如果在他们那里没有希腊人的话，他们 便把这头抛到河里去。他们对着头念一通咒是为了这个：如果奉献牺牲的人 们，或者整个埃及会遭到任何凶事的话，他们希望这凶事会转到牛头上面来。 对牺牲的头念咒以及用酒来灌奠，这些仪式对埃及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同样 用于各种各样的牺牲。由于这一习惯，埃及人是绝对不吃任何动物的头的。

    (40)至于为牺牲剖腹和烧烤牺牲的方法，对于每一种牺牲却是各不相同 了。我现在要说一下对于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女神，也是用最隆重的节日来奉 祀的女神，所使用的方法。在剥了牡牛的皮之后，他们就祈祷；在祈祷完竿 之后，他们就把这头牛腹部内的一切全部取出，只把内脏和脂肪留在体内； 然后他们再切掉它的四条腿、臀部、肩部和颈部。他们做完了这一步以后， 便把牛的身体内部装满了洁净的(上供用)面包、蜂蜜、葡萄干、 无花果、乳香、没药以及其他香料。这样装满之后，他们便用火烧烤这头牛， 烧烤时并把大量的橄榄油浇到上面。在奉献牺牲之先，他们是断食的，而当 牺牲的身体被烧烤着的时候，他们捶胸哀悼，而随后，当他们捶胸哀悼完毕 的时候，便用牺牲的剩下的部分来举行宴会。

    (41)因此，所有的埃及人都是使用洁净的牡牛和牡牛犒来当作牺牲的。 但是，他们却不许用牝牛来当作牺牲，因为牝牛是伊西司的圣兽。这个女神 的神像的外形象是一个妇女，但是有牝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象中的 伊奥神一样。全体埃及入对于牝牛的尊崇，同样都是远远地超过其他任何畜 类。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个埃及当地的人，不拘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会和希腊人接吻，或是用希腊人的刀子、铁条、或锅，或是尝一下用希腊人 的刀子宰割的、洁净的牡牛的肉。在牛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处理的：牝牛 是被投到河里去，牡牛则埋在城郊，但是把一只角或是两只角露在地面上以 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而指定的时期到来时，从一个叫做普洛索披提斯的 岛那里来一只船，这只船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普洛索披提斯岛是三 角洲地带的一个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译者)，周边有九司科伊诺 斯长。在普洛索披提斯岛上江有其他许多城市，派船未收集牛骨的那个城市 叫做阿塔尔倍奇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神圣的阿普洛狄铁神殿，许 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分别到别的各个城市去挖掘牛骨，然后他们把这些牛骨 带走并全部埋到一个地方去。对于其他家畜的埋葬，他们也是使用着和埋葬 牛相同的办法。对于这些家畜他们有同样的规定，因为他们也是不能屠杀这 些家畜的。

    (42)在本地有底比斯·宙斯的神殿或是住在底比斯诺姆的埃及人是不用 手摸绵羊，而只用山羊当作牺牲的。因为除了伊西司和他们说相当于狄奥尼 索斯的奥西里斯以外，全部埃及人并不都是崇拜同样的一些神的。恰恰相反， 那些有着孟迭司神神殿的人们，或是属于孟迭司诺姆的人们却不去触山羊， 而是用绵羊为牺牲。底比斯人以及在本身行动上模仿他们、也不用手摸羊的 人们，是这样地来解释这一风俗的起源的。他们说，海拉克列斯希望不管怎 么样都要看到宙斯，但是宙斯不愿意自己被他看到。结果，既然海拉克列斯 坚持请求，宙斯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剥了一只牡羊的皮，而在他把它的头 割掉以后，便把它的头举在自己的前面，而身上则披着剥下来的羊皮。他便 在这样的伪装之下使海拉克列斯看到自己。因此，埃及人就拾宙斯神的神象 安上了一个牡羊的头，而这个做法又从埃及人传到阿蒙人那里去；阿蒙人是 埃及人与埃西欧匹亚人的移民，而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介乎埃及需与埃西欧 四亚语之间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所以自称阿蒙人，是因为宙斯在埃及 人那里是叫做阿蒙。这就说明为什么底比斯人不把牡羊用来当作牺牲，而把 它们当作圣兽来看待。然而，在每年却有一天，即在宙斯的祭日里，他们只 宰杀一头牡羊，把它的皮剥去，把这皮来披到神像上面，就如同宙斯神曾自 己披上羊皮一样；然后，他们再把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像抬到宙斯神像的面 前来。当这一切做完以后，来到神殿这里的一切人便为这只牡羊捶胸哀悼， 然后便把它埋到圣墓里去。

    (43)关于海拉克列斯，我听说他乃是十二神之一。关于希腊人所知道的 另一个海拉克列斯，我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实际上，海拉克列斯 这个名字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而勿宁说是希腊人，即把海杭克 列斯这个名字给予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的那些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取得了 这个名字；这件事我其实是可以提出许多谕据来的，而在这些谕据当中，特 剔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海拉克列斯的双亲阿姆披特和昂和阿尔克美 涅都是出身于埃及的。而且埃及人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波赛东和狄奥斯科洛 伊的名字，并且不把他们列到他们的诸神中间去。但是，如果他们从希腊人 那里采用了任何神的名字，那未这些名字是最可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念念 不忘的；因为根据我的推测和判断，埃及人在当时是航海的，而一些希腊人 也是航海的，因而这些神的名字会比海拉克列斯的名字更可能为埃及人所 知。但埃及的侮拉克列斯是埃及人的一位古老的神。他们说，在阿玛西斯当 政时期之前一万七千年，便由八个神变成了十二个神，而这十二个神当中的 一位就是海拉克列斯。

    (44)而且，为了在这伴事情上，我可以不管从什么方面得到确切的知道， 我到腓尼基的推罗那里作了一次海上的旅行，因为我听说，在那里有很受尊 崇的一座海拉克列斯神殿。我拜访了这座神殿，并发现那里陈设着并多贵重 的奉纳品，其中有两根柱子，一根是纯金的，一根是缘柱石的，这是一根在 夜里放光的大柱子。在我和那里的祭司谈话时，我打听这座神殿修建了有多 久；由于他们的回答。我发现他们的说法也是和希腊人有所不同的。他们说 修建这座神殿时，也正是建城的时候，而这座城的建立则是两千三百年前的 事情了。我在推罗还看到另一座神殿，在那座神殿里供奉着以塔索斯为姓的 海拉克列斯。因此我又到塔索斯去，在那里我看到了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殿， 这座神殿是出海寻找欧罗已时在这个岛上殖民的僻尼基人修建的。他们做这 件事的时候比起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生在希腊的时候还要早五代。我的这些 探讨很清楚地表明，海拉克列斯乃是一位十分古老的神。而我的意见则是： 修建和奉祁海拉克列斯的两座神殿的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在 一座神殿里海拉克列斯是欧林波斯的神，人们把他当作不死之神而向他呈献 牺牲，但是在另一座神殿里，人们是把他当作一位死去的人间英雄来奉祀的。

    (45)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在这些话当中，有下面关于海 拉克列斯的一段荒唐无稽的说法。他们说，当海拉克列斯到达埃及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便给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把他带到一个行列里面来，打 算把他当作牺牲献拾宙斯。在开头的一些时候，他一声不响地跟着走。但当 他们把他颁到祭坛前面而开始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的时候，他便施屡出他的 力量来自卫而把他们全都杀死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却证明希腊人完 全不知道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习惯。埃及人除去限于清净的豚、牡 牛和牡牛循以及鹅之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用 人来作牺牲呢？而且，单是海拉克列斯一个人又怎么能够象他们所说的，能 够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呢？我说了这样多关于这件事情的 话，我想神或是英雄不会因此而感到不愉快罢！

    (46)上面我已经提到，埃及 人是不用公山羊或是母山羊作牺牲的。理由是这样：称为孟迭司人的埃及人 认为潘恩是十二神之先的八神之一。在埃及，国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 和在希腊一样，这位神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但是他们不相信他就真 是这个样子或以为他与其他的神均有所不同，他们所以把他表现成这种形状 的理由我想还是不说为好。孟迭司人尊崇一切山羊，对牡山羊比对牝山羊更 加尊崇，特别是尊崇山羊的收入。有一只牡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牡山 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掉的时候，在整个孟迭司诺姆都规定要举 行大规模的哀悼。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做孟迭司。在我当时：在 这个诺姆里发生了一伴奇怪的事情，一个妇女和牡山羊公然性交。这件事是 大家都己经知道了的。

    (47)在埃及人的眼里，豚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首先，如果一个埃及人 在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豚，他立刻就要赶到河边，穿看衣服跳到河里去。 第二，即使牧豚人是土著的埃及人，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牧豚人， 或是从牧豚人中间讨一个老婆，因而牧豚人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相互结婚。他 们认为不应把豚作为牺牲献给任何神，只有对狄奥尼索斯和月亮是例外；他 们是在同时，同是在满月的时候向他们呈献作为牺牲的豚，随后便把这豚吃 掉了。埃及人自己也有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祭典中用豚作牺牲而 在别的祭典中又非常憎恶它，这个理由我虽然知道的，但我觉得我是不适于 在这里说到它的。下面我要说一说他们怎样把豚当作牺牲奉献给月亮：牺牲 被屠宰之后，它的尾巴尖、脾脏和大网膜便被放到一起，并且用从牺牲的腹 部掏出来的全部脂肪盖起来，继而用火把它烧光。至于牺牲其他部分的肉， 他们便在奉献牺牲的当天吃掉。而那当天就是满月的一天：在其他的任何一 天，他们是连尝也不尝一下的。没有钱奉献活豚的穷人就用面捏一只豚，用 火烤之后再呈献给神。

    (48)对于狄奥尼索斯，则每个人都在这位神的祭日的前夜，奉献一只小 豚；这只小脉就在每个人自己的门口屠宰，然后把它交回给卖豚的牧豚人并 由他带走。在别的方面，狄奥尼索斯的这个祭日的庆祝是几乎和希腊人的狄 奥尼索斯的祭日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埃及人没有伴以合唱的舞蹈。他 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这是大约有一佩巨斯高的人像， 这个人像在小绳的操纵下可以活动，它给妇女们带着到各个村庄去转。这些 人像的男性生殖器，和人像本身差不多大小，也会动。一个吹笛的人走在前 面，妇女们在后面跟着，嘴里唱着狄奥尼索斯神的赞美诗。至于为什么人际 的生殖器部分那样大，为什么又只有那一部分动，他们是有宗教上的理由的。

    (49)然而，我以为，阿米铁昂的儿子美拉姆波司是不会不知道这个仪式 的，而且我以为，他勿宁可以说是很精通这个仪式的。美拉姆波司就是把狄 奥尼索斯的名字，他的崇拜仪式以及带着男性生殖器的行列介绍给希腊人的 人。然而，我并不是确切地说他什么全都懂得，因此他还不能毫无遗漏地把 一切教仪介绍处来，不过从他那时以来，许多智者却已经把他的教仪补充得 更加完善了。但无论如何希腊人是从他那里学会在奉祀狄奥尼索斯时，举办 带者男性生殖器的游行行列的，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也是他教给的。因此， 我认为，智慧的并且懂得预言术的美拉姆波司，既然由于他在埃及得到的卉 多知识之外还精通狄奥尼索斯的祭仪，他便把它加以少许的改变而介绍到希 腊来；当然，同时他一定还介绍了其他事物。因为我不能同意，认为希腊的 狄奥尼索斯祭和埃及的同样祭典之十分近似，这只是一种偶合；如果是那样 的话，希腊的祭仪便一定是希腊性质的，也不会是最近才给介绍过来的了。 我还不能同意，这些风俗习惯或任何其他的事物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 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美拉姆波司主要地是从推罗入卡得莫斯以及从卡得莫斯 自排尼基带到现在称为贝奥提亚的地方来的那些人们那里学到了有关狄奥尼 索斯祭典的事情。

    (50)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傅人希腊的。我的研究证明， 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邦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则是 起源于埃及的。除去我前面所提到的波赛东和狄奥司科洛伊，以及希拉、希 司提亚、铁米斯、卡利铁司和涅列伊戴斯这些名字之外，其他的神名都是在 极古老的时候便为埃及人所知悉了。我这样讲，是有埃及人自己说的话为依 据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神，我以为除去波赛东之外，都是希腊 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才知道了名字的。至于波赛东这个名字，则他们是从利 比亚人那里知道的。在古代的一切足族当中，只有利比亚人一直在崇奉这个 神，而已也只有这个民族从一开头便有这样一个名字的神。埃及人在宗教上 是不崇奉英雄的。

    (51)这些风俗习惯以及我就要介绍的其他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 那里学来的。但是海尔美士的那些猥亵的神像却不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 这种神像的制作是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来的，而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学到 的是雅典人，雅典人又把它教给其他希腊人。因为当佩拉司吉人来和雅典人 住在一起的时候，雅典人已经被算作是希腊人了，因此他们也开始被认为是 希腊人。萨摩特拉开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卡只洛伊的仪式而到现在还 实行着这种仪式，任何人如果被传授以这种仪式，他便会懂得我的意思。萨 摩特拉开以前是由到雅典人这里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佩拉司吉人住着的，萨 摩特拉开人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仪式的。因此，雅典人便第一个制作了海 尔美士的温亵神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佩拉司吉人教了他们。佩拉司吉人关 于这件事曾讲过一个神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萨摩特拉开的秘仪中是曾经加 以说明的。

    (52)在先前的时候，佩拉司吉人呈献牺牲时向神呼号，但是他们并不呼 叫任何一位神的名字；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我知道这伴事、 是因为在多辉那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称它们为神，因为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 的适当分配都是由它们来安排的。然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从埃及学 到了首先是其他诸神的名字，又过了很久，才学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于 是他们立刻到多铎那的神托所去请示关于神的名字的事情。因为这个神托所 被认为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神托所，而在那时也是唯一的神托所。当佩拉司 吉人那时在多铎那请示，他们应否采纳从外国传来的名字时，神托命令他们 采纳这些名字。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他们奉献牺牲时使用这些神的名字；后 来希腊人叉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名字。

    (53)然而，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或者是不是它们都一直存在 着，他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 因为我认为，赫西奥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位四百年；是他们 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拾所有的人并 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然而据说比赫西奥德与荷马更老的那些诗人，在我看 来，反而是生得比较晚的。上述这一切当中开头的部分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 讲的；关于赫西奥德的、后面的部分则是我自己说的。

    (54)但是，关于希腊的神托以及利比亚的神托，这都是埃及人讲的。底 比斯的宙斯神的祭司们舍诉我诅，徘尼基人曾从底比斯带走了两个女祭司： 他们说他们后来打听到，其中的一个人被带走并且给卖到利比亚去了，另一 个人则被卖到希腊去了。他们说，这两个妇女在上述两地第一次建立了神托 所。当我问他们，他们可以知道得这样确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当地 的人曾到处用心寻找这两个妇女，却根本未能找到她们，但是后来才听到他 们现在告诉给我的这个故事。

    (55)以上是我从底比斯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下面则是我从多铎那的巫 女们那里听来的：这是说，两只黑鸽子从底比斯飞到了埃及，一只到利比亚， 一只到多铎那；后面的一只落到一株懈树上，口出人言，说那里必须设立一 座宙斯神的神托所：多铎那的居民知道这乃是神的意旨，于是他们便建立了 一座宣示神托的神殿。他们说，到利比亚来的那只鸽子命令利比亚人建立阿 蒙神的一座神托所；这也是奉祀宙斯神的。这便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所说的 故事。 在这些女祭司当中，最年长的是普洛美涅亚，其次是提玛列捷，最年轻 的是尼坎德拉；多铎那神殿的其他执事也对此深信不疑。

    (56)但是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腓尼墓人真地带走了 巫女并且把她们一个卖到利比亚，一个卖到希腊去的话，那未，我想，现在 称为希腊，但以前称为佩拉司吉亚的地方，即后面的一个巫女被出卖的地方， 就是铁斯普洛提亚(铁斯普洛托伊人居住的地方)了；而且她在那里被奴役之 后，她立刻便在那里长着的槲树下修造了一座宙斯的神殿。因为她既然在底 比斯是宙斯神殿的一名侍女，她应该记得她的故士的那座神殿，这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在这之后，等他通晓了希腊语的时候，他便传授神托的法术；她 说她的姊妹被同样也卖了她的腓尼基人卖到利比亚去了。

    (57)我认为多铎那的人们是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的，因为她们说外国 话，于是当地的人们便认为这种话和鸟叫一样了；然而不久妇女便说出了他 们可以懂得的话，这便说明了何以他们说鸽子讲出了人言；只要她用她的外 国语讲话，他们就认为她的声音象是一只晨的声音。要知道，鸽子怎么能讲 人话呢？故事中所以说鸽子是黑的，这意思是说，妇女是埃及人。埃及的底 比斯和多铎那的神托方式是相似的；而且从牺牲来进行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 及学来的。

    (58)埃及人又好象是第一个举行祭日时的庄严的集会、游行行列和法事 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切事物，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因为 埃及的仪式显然是非常古老的，而希腊的仪式则是不久之前才开始有的。

    (59)埃及人在一年中间不是举行一衣隆重的集会，而是好几次隆重的集 会。在这些集会当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举行得最热心的是布巴斯提斯市的 阿尔铁米司祭。在重要性方面，次于阿尔铁米司祭的是布希里斯举行的伊西 司祭。布希里斯城位于埃及三角洲的中央。在那里有伊西司神的一座最为巨 大的神殿，伊西司在希腊语中是叫做戴美特尔。在撒伊司举行的雅典娜祭是 第三个最大的祭日；第四是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祭，第五是布头的列托祭， 第六是帕普雷米斯市的阿列斯祭。

    (60)人们到布已斯提斯市去集会时，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男子和妇女都 在一起循水路前来，每只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 一些男子则在全部的行程中吹奏着笛子。其他的旅客，不分男女，则都唱歌 和鼓掌。当他们在往布巴斯提斯的途中到临河的两岸之上的任何市镇时，他 们都使船靠岸；于是一些妇女继续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一些妇女高声向 那个市镇的妇女开玩笑，一些妇女跳舞，再有一些妇女站起来撩起衣服来露 出自己的身体。在他们这样地行过了全程的水路以后，他们便到了布已斯提 斯：在那里他们用丰富的牺牲来庆祝祭日。在这一个祭日里听消耗的酒比一 年剩下的全部时期所消耗的酒坯要多：参加祭日的人，单是计算成年男女， 不把小孩针算在内，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便有七十万人。

    (61)这便是他们在那里的行事。至于布希里斯城的伊西司祭的仪式，我 已经说过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全体男女群众在牺牲式结束后捶胸哀悼。 至于他们所哀悼的是谁，由于在宗教上害怕犯不敬之罪，我就不提了。住在 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他们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 刀把自己的前额割伤。由于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人知道，他们乃是异邦人， 而不是埃及人。

    (62)一个夜晚，当他们在撒伊司集会奉献牺牲时，那里所有的居民郡在 自己家周边的户外点上许多油灯。他们所用的油灯是满盛看油与盐的混合物 的一种碟状器皿，灯心就浮在那上面。这些油灯整夜都点看，因此这个祭日 就称为灯祭。那些不参加祭典的埃及人，在祭日的那天夜里，也要和其他的 人一样地小心守夜，不叫油灯熄灭。点灯不限于撒伊司一城，而是遍及于全 埃及。有一段圣话可以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奉祀这一夜，为什么在这一夜里要 点油灯。

    (63)在黑里欧波里斯和布头，他们到那里去集会只是为了奉献牺牲：但 是在帕普雷美斯，则除了和别的地方同样地窄献牺牲和同样地执笔仪式之 外，人们还有下面的一种风俗。即当太阳下落的时候。 只有几个祭司留下继续照管着神像，大部分的祭司则在手里拿着木棍， 站在神殿入口的地方。站在这些人对面的又有一千多人，他们和另外那些人 一样地拿着木棍并在那里发愿。原来保存在一个包着金箔的小木祠里面的神 像，在祭日的前一夭，便从一座神殿搬到另一个圣堂去。还负责照料神像的 少数祭司把神像和那个小木祠一起放到一只四轮车上拖着。守在神殿门口的 另外那些祭司不许它进去。于是发愿的那些人便走向前来站在神的一方面进 行争执，他们向守门的人动武，这必然会受到抵抗。结果就发生了以木棍为 武器的猛烈械斗，双方都有被打破了脑袋的，而且我相信，许多人会因伤殒 命。虽然，埃及人说，在械斗中没有死过一个人。至于这个祭日是如何起源 的，当地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们说，阿列斯的母亲过去曾住在这个 神殿里；阿列斯并不是在自己母亲的跟前养大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却 想会见他的母亲。不过在他来的时候，由于侍者先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而拒绝 了他，结果没有使他进去。于是阿列斯便到另一个市镇去，纠合了一批人， 借着这些人的帮助严惩了侍卫而得以进去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说， 在这个祭日里便有了举行一堤木棍斗争以奉祀阿列斯的风俗。

    (64)此外，埃及人又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规定，在神殿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交媾，而在交媾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殴的区域之内。几乎所有其 他民族，除去希腊人和埃及人之外，在这伴事上的做法都不大经心，他们认 为在这件事上人和兽类一样不受任何的约束。他们说，人们可以看到鲁种兽 类和鸟类在神殿和圣域之内支配，而如果神不喜欢它们这样做的话，这样的 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便是他们为这一行动辩护的理由，但我本人是不能 同意这一理由的。

    (65)埃及人在这一方面，和他们在关于神圣仪式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 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不破坏神殿的宗教习惯的。 埃及虽然和利比亚接壤，但不是一个有很多野兽的地方。这个国家里所 有的一切鲁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如果我要解释一 下为什上它们耍作为圣兽奉献给神的话，那我就势必要讲到宗教上的事情， 而这却是我特别不愿意谈到的。到现在为止，我约略涉及的有关鲁点都纯乎 是出于不得已我才加以介绍的。下面我再谈一下他们对待动物的习惯。每一 种动物都指定一些看守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任务就是喂养它们。这个 职务是父子相传的。各各城市的居民在他们对任何一个神发愿的时候，他们 都要向属于这个神的动物奉献一些东西，方式是这样：在他们发愿之后，他 们便抬自己的孩子剃发，或是全剃、或是剃一半、或是剃三分之一，然后把 这头发放在秤上来称量以便确定同样分量的银子。不管头发的重量多少，都 要把同等分量的银子交拾这些动物的女管理人，女管理人便切下相当银子的 价值那样多数量的鱼来喂它，因为这鱼就是用来喂它们的食物。如果一个人 杀死了一只圣兽，如果他是故意的，他便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那他 便要付出祭司规定的任何数量的罚金。如果有谁杀死了朱鹭或鹰，则不管是 故意还是误杀，一律须处以死刑。

    (66)埃及家畜的数目非常大，如果不是由于在猫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 情，那数目就还要大。原来在母猫生小猫的时候，它们便不再和公猫住在一 起，但是公猫想和母猫住到一处而又得不到母猫的同意，于是它们便想出一 种办法来，这就是从母猫那里把小猫偷了出来杀死，但是不吃掉它们；母猫 既然失去了小猫，便想再把小猫补上，因此它们就愿意与公猫同居了，因为 它们是特别喜欢有小猫的。在埃及，每当起大的时候，在猫身上便有非常奇 妙的事情发生了。居民们不去管火在那里大烧特烧，而是一个离一个不远地 圜立在火场的四周注意着猫，但是猫却穿过人们中间或是跳过人们一直投到 火里去。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埃及人便要举行盛大的哀悼。如果在普通 家庭中，一只猫自然地死去的话，则这一家所有家里的人都要把眉毛剃去， 如果死的是一条狗，他们就要剃头和全身。

    (67)死猫都要送到布已斯提斯城的灵庙去，在那里制成木乃伊，而后埋 葬起来。狗是各自埋葬在原来城市的圣墓里。埋葬猫鼬的情况也和狗一样。 但是，鹰和野鼠却要送到布头城去埋葬，朱鹭则要送到海尔摩波里斯去。在 埃及罕见的熊以及比狐狸稍大的狼都是被发现在什么地方死掉就在当地埋葬 的。

    (68)鳄鱼是怎样一种动物呢？它是这样的：在冬天的四个月里，它什么 都不吃；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兽。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当中大 部分是生活在于地上，但是在夜里它们便退回河中，因为河里的水是比夜中 的空气和露水温暖的。在我们所知道的动物当中，这是仅有的一种能够从最 小的东西长成最大的东西的动物。因为鳄鱼卵只比鹅卵大不了许多，而小鳄 鱼卵的大小也相仿佛。可是当它长成之后，这个动物可以有十七佩巨斯长或 者更长。它的眼和猪的眼相似，它有和它的身体大小相适应的巨大的牙齿和 尘齿。它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 上它也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它还 有强大有力的爪，背上有非常坚硬的穿不透的鳞皮。它在水里看不见东面， 但是在陆地上它的目光是很锐利的。既然它住在水里，因此在它的口腔里满 都是水蛭。所有的鸟兽看到它都会逃避，但是它却和一种叫做特洛奇洛斯的 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给它做事情。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到岸上 来的时候，它习惯于张开大嘴躺在那里(多半是向着西风张着)，在这个时候， 称为特洛奇洛斯的小鸟便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小鸟对它的恩 惠，因此它便注意不去伤害这种小鸟。

    (69)有一些埃及人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但另一些埃及人则把它看成是敌 人。住在底比斯附近的人们和在莫伊利斯湖周边居住的人们特别尊敬鳄鱼。 在上述的每个地方，他们每人都特别养一只鳄鱼，训练它、耍它听使唤。他 们把溶化的石头(指玻璃)或是黄金的耳环给鳄鱼带在耳朵上 面，把脚环套在它的前脚上面，每天给它一定数量的食物和一些活的东西； 他们在它活看的时候尽最大的可能好好看待它，并在它死后把它制成木乃 伊，然后埋到圣墓里面去。但另一方面，埃烈旁提涅市一带的人们却根本不 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他们甚至以鳄鱼为食。在埃及语中，人们不称它们为鳄 鱼，而称之为卡姆普撒。伊奥尼亚人称它们为鳄鱼(希腊语原音是克罗科狄洛 斯)，是因为它的形状和出没在伊奥尼亚壁上并且被称为克罗科伙洛 斯的蜥蜴相似之故。

    (70)捉鳄鱼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只来谈在我看来是值得叙述的 那一种。把一块猪脊骨肉放在钩上作饵并且让这块肉飘浮在河的中流，但这 时猎人自己却在岸上带看一口活小猪，并打这口猪。鳄鱼听见猪叫就顺着叫 声赶来，它碰到这块猪脊骨肉便把它吞了下去。这时岸上的人们便拉钓绳。 当他们把鳄鱼拉到岸上来的时候，猎人们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用泥糊上它 的眼睛。这件事做到之后，这个猎获物便很容易控制了，否则的话，要控制 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1)在帕普雷米斯诺姆，河马是一种圣兽，但在埃及的其他地方则不是 这样。它的形状是这样：它有四条腿，有象牡牛那样的双蹄，扁平的鼻子。 它的鬃毛与尾巴和马一样，有向外突出的于齿，叫的声音也和马嘶一样。在 大小上，它和最大的牛相同。它的皮肤是如此地粗厚，而在干燥之后可以制 造投枪的柄。

    (72)在尼罗河里也有水獭，水獭也被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在鱼类中， 只有两种是被祝为神圣的。它们是被称为列披多托斯的一种负和鳗鱼。这两 种鱼以及禽类当中的鸭，都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圣物。

    (73)他们还有一种称为波伊尼克斯的圣息，这种鸟我本人除了在图画上 以外，从来没有看见过。甚至在埃及，这诚然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动物；而 根据黑里欧波里斯人的说法，只有每隔五百年，当它的父鸟死的时候，它才 到这里来一次。如果这种鸟和图上听画的一样的话，则它的大小和形状便是 这样：它的羽毛大部分是红的，部分是金色的，而它的输廓和大小几乎和鹰 完全一样。埃及人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鸟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故事在 我看来是不可信的。他们说，它是从阿拉伯带看全身敷着没药的父鸟来的。 它把父鸟带到太阳神的神殿，并在那里埋葬了父鸟。他们说，为了带着这个 父鸟，它首先用没药做一个它可以带得动的卵并把它带起来以便试一试它是 否经得住这样的份量，然后它把这个卵掏空，把它的父鸟放进去，再把卵中 空隙的地方用没药塞满。于是这个卵便又和起初的重量完全相同了。在这样 地包裹完毕以后，它便把这个父鸟带到埃及，并把它安放在太阳神神殿里。 这便是他们所传说的、关于这个鸟的所做所为的故事。

    (74)在底比斯的附近，有对人完全无害的圣蛇。它们都是很小的，头顶 上还长春两只角。在这些蛇死掉的时候，它们被埋葬在宙斯神的神殿里，因 为这些蛇据说都是宙斯神的圣兽。

    (75)我曾有一次到阿拉伯的几乎对着布头城的一个地方，去打听关于带 翼的蛇的事情。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可胜数的蛇骨和脊椎：脊 椎有许多堆，有些大，有些小，有些则更要小。蛇骨散在之地在山间狭窄山 路的进入平原的入口处，峡谷开向和埃及的大平原相连接的一片广阔的平 原。故事说，春天到来的时候，翼蛇便从阿拉伯飞到埃及来，但是在这个峡 谷的地方遇到一种称为伊比斯的鸟，这种鸟禁止它们进入峡谷井把它们全部 杀死。阿拉伯人说埃及人由于伊比斯鸟所做的事情而对之非常崇敬，埃及人 也承认，他们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尊敬这种鸟的。

    (76)伊比斯鸟的样子是这样。它全身漆黑，两只腿和仙鹤的腿相似。它 的喙部弯曲的很厉害而它的大小大约和秧鷄相等。这便是与翼蛇作战的伊比 斯鸟的外形。 (伊比斯鸟确实是育两种的)，而人们比较习见的一种，头部和颈部是没 有羽毛的；它们的毛色是白色的，除了头、颈、翅膀尖端和尾已之外(这些部 分全是漆黑的)；鸟的腿和嗓和其他伊比斯鸟的相似。翼蛇的样子和水蛇一 样。它的两翼上没有羽毛，而是很象蝙蝠的两翼。关于圣兽这个题目的话、 我就讲到这里了。

    (77)至于埃及人本身，应当说，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当中 是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的人，而在我所请教的人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有 这样多的历史知道。现在我要说一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每一个月里，他们 连续三天服用泻剂，他们是用呕吐和灌肠的办法来达到保健的目的的。因为 他们相信，人之所以得病，全是从他们所吃的东西而引起的。甚至如果没有 这个办法，埃及人也是世界上仅次于利比亚人的最健康的人。我以为它的理 由是，那里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一样的；因为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乃 是人类致病的重大原因。他们吃面包，他们用一种小麦制造他们称为库列斯 提斯的一块块的面包。在酒类方面，他们饮用一种大麦酒；因为他们国内是 没有葡萄的。他们吃生鱼：或是太阳晒干的鱼，或是盐水醃起来的鱼。鹌鹑、 鸭子和小禽类都是醃了生吃的，所有其他各种禽类以及鱼类，除去埃及人认 为是圣物的以外，则都是烤了或是煮了之后才吃的。

    (78)在富人的筵席上，进餐完毕之后，便有一个人带上一个模型来，这 是一具涂得和刻得和原物十分相似的棺木和尸首，大构有一佩巨斯或两佩巨 斯长。他把这个东西给赴宴的每一个人看，说：“饮酒作乐吧，不然就请看 一看这个；你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他们在大张饮宴时的风 俗。

    (79)他们遵守着他们的父祖的风习，并且不在这上面增加任何其他的东 西。在他们其他值得一记的风俗习惯当中，还有这样一个：他们有一支歌， 这就是在腓尼基、赛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所唱的里带司歌。每个足族对这个 里藉司歌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但这就是希腊人唱的并称之为里诺司的同样 的那一支歌。但埃及人从哪里得到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是埃及的许多奇怪的 事情之一。他们显然是从太古以来便唱这大歌的；在埃及语中，相当于里诺 司这个名字的是玛涅洛司（可能自 ma-n-hra（意为“回到我们这里来罢”）这个叠句而来）。埃及人舍诉我说，玛涅洛司是他们第一个国王的 独生子，他夭折了，因此埃及人便为他唱这首挽歌向他致敬；他们说，这是 他们最早的，也是他们仅有的一首歌。

    (80)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当中只有拉凯戴孟人和埃及人同样地有这 种风俗。年轻人遇到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时， 他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他们还有另一种希腊任何地方都不如道的习 惯，那就是路上的行人相互不打召呼，只是把手伸到膝头的地方作为行礼。

    (81)他们穿着一种麻布的内衣，内衣的边垂在腿部的四周，这种内衣他 们称为卡拉西里司：内衣上则罩着白色的羊毛外衣。但是毛织品不能带人神 殿或是与人一同埋葬。他俩是禁止这样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遵从着与 欧尔培鸟司教和巴科司教的教仪相同的规定，但这规定实陈上是埃及的和毕 达哥拉斯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仪的人，都不能穿看羊毛的衣服下葬。 关于这件事，是有一个宗教上的传说的。

    (82)我再来谈一下埃及人的其他发明。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 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一点拾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材料。他们给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征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还要多：当一件有征兆的事情 发生了，他们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后果并把它记载下来；如果同类的事情又 发生了，他们便认为会发生相类似的后果。

    (83)至于他们的预言术，那是儿个神的事情，而决不是任何凡人的事情； 在那里，有海拉克列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铁米司、阿列斯和宙斯的神 托所，而最受尊崇的则是布头城的列托的神托所。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备种 各样的占卜术，而不单单是一种。

    (84)在他们那里，医术的分工是很细的，每一个医生只治一种病，不治 更多种的病。国内的医生是非常多的，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 治肚子的，江有治各种隐疾的。

    (85)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哀悼和埋葬死者的方法。任何时候当家中死了 一个有名的人物的时候，则家中所有的妇女便用泥士涂抹她们的面部或是头 部。随后，她们便和亲族中的一切妇女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 哀悼，她们的外文束上带子，但胸部则要裸露出来。另一方面，男子也要在 那里捶胸哀悼，衣服也同样要束上带子。等这一点做完之后，他们便把死者 的遣体送去作木乃伊。

    (86)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这伴事情的，他们有这一行的专门的手艺。当一 个尸体遂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把涂画得逼真的木制尸体模型拿给 送尸休的人们看。他们说，有一种最高明的制作木乃伊的手艺，掌握它的人 的名字在谈到这类问题时，我是因禁忌而不能讲出来的。他们提到的第二个 办法不如第一个完美，价钱也比较便宜，第三个办法则最便宜。他们拾人看 过这些之后，就问尸主他们希望用什么办法处理尸休。尸主和他把价钱谈妥 之后就走开，而留在那里的工人们便动手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如果他们使用 最完美的办法来加工的话，他们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一部分的脑子并且 把一些药料注到脑子里去清洗其他部分。然后，他们用埃西欧匹亚石制成的 锐利的刀，在侧腹上切一个口子，把内脏完全取出来，把腹部弄干净，用椰 子酒和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然后再用捣碎的纯粹没药、桂皮以及乳香以外 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这一步做完了之后，这个尸 体便在硝石当中放置七十日。超过了这个时间是不许可的。到七十天位去的 时候，他们便洗这个尸体，并把尸体从头到脚用细麻布的绷带包裹起来，外 面再涂上通常在埃及代替普通胶水使用的树胶，这之后尸体便这个样子送回 给他的亲属，亲属得到这个尸体，便把它放到特制的人形木盒子里去。他们 把木盒子关上，便把它保管在墓室里，靠墙直放着。

    (87)这便是费用最贵的那一种调理尸体的方法。如果人们不愿意化费太 多，而选择第二种，邱中等办法的话，那未便是这样的：制作木乃伊的人先 把注射器装满杉树制造的油，然后把它注射到尸体的腹部去，既不切开尸体， 也不掏出脏腑。注射是从肛门进去的，但注射后肛门便被堵上以防流出。然 后在规定的日子中间放在硝石里，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他们就叫杉树油再流 出来。正是由于杉树油的作用的关系，整个内脏和肠子都被溶化而变成了液 体。这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个尸体剩下的便只有皮和骨了。尸体 便这样地归还给死者的亲属，再也不加什么工了。

    (88)再穷一些的人是用第三种办法来制作木乃伊的。这种方法就是把腹 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浸七十日，再把它交给尸体的亲 属带回去。

    (89)有身分的人物的夫人以及非常美丽的和尊贵的妇女，在她们死后并 不是立刻送到制作木乃伊的人那里去，而是在她们死后三、四天再送到他们 那里去。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木乃伊工匠和她们的尸体交配。据说有一次一 个工匠被发现污辱了一个新死的妇女，因而被他们同行的工匠揭发了。

    (90)不管是一个埃及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是被鳄角拉去咬死或 是淹在河里而丧命的，则这个人被发现的地方的附近城市的居民，必须把他 制成木乃伊并用尽可能隆重的礼节把它葬入圣墓。不许任何人模这个尸体， 甚至死者的朋友或亲属也不行，只有尼罗河的祭司才能够用手摸这个尸体。 祭司们亲自料理这个人的丧事并埋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尸体是属于超人 的。

    (91)埃及人避免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而一般说来，也就是避免采用 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可是，虽然其他埃及人都很小心地遵守这一点， 但是在底比斯诺姆涅阿波里司附近的一个大城市凯姆米司地方、有一座奉祀 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的方形神殿，神殴的四周满长着椰子树。这座神殿 的前面的石造的柱廊是非常宏大的；有两座巨大的石像立在那里。在它的境 内有一座圣堂，圣堂里有培尔赛欧斯的神像。根据凯姆米司人的说法，培尔 赛欧斯常常在他们面前显现、有时在他们的土地上，有时在这个神殿里。人 们还找到他穿的鞋子，足有二佩巨斯长。自从这只鞋破发现，全埃及便大为 繁荣起来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在奉祀培尔赛欧斯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 腊的仪式，这就是说，为他举办包括各种比赛在内的运动会。会上以家畜、 外灰和皮革为奖品。我曾问仗凯姆米司人，为什么培尔赛欧斯只是对他们显 现，而不在埃及的其他地方，为什么他们在举行运动会这一点上面，与其他 埃及人不同。他们回答说，培尔赛欧斯是出身于他们的城市的。渡海到希腊 去的达纳乌司和律安凯鸟斯便是凯姆米司人，而培尔赛欧斯据说便是他们一 系下傅的后裔。在回溯家系的时候，他们还谈到，当培尔赛欧斯为了也是希 腊人所说的理由，即从利比亚带着戈尔罔的头，而来到埃及的时候，他怎样 到凯姆米司拜访了他们并承认他们是他的亲属，他怎样在他到达埃及之前便 从他的母亲那里听到了他们的城市的名字。他们说这是根据他的命令，他们 才为他举办了运动会的。

    (92)以上所述，都是居住在沼泽地带上方的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沼泽地 带的居民，他们的风俗习惯，不拘是在其他各方面，还是在象在希腊那样每 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这一方面，都是和其他埃及人相同的。但是为了使食物 的费用节省一些，沼泽地带的居民想出了这样的一些办法。当尼罗河上涨， 而河水湮没了两岸平原的时候，在平原的水中生长大量的埃及人称为罗托斯 的百合，他们把这种百合采下来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他们便从百合的中央 取出象是罂粟那样的东西捣碎并用它们做成面包。这种罗托斯的根也可以 吃，它有一种甜美的味道；它是圆形的，大小和苹果差不多。河里另生长着 一种百合，这种百合和蔷薇相似。它的果实长在从根部抽出的另一株茎上的 花萼当中，外形几乎完全和蜂巢相似。它里面有许多和橄榄核大小差不多的 种子，这些种子生吃或是晒干了吃都可以。每年在沼泽里生长的纸草都给他 们拔出来，把它的上部割掉作为其他的各项用途，下面剩下的大约一佩巨斯 长的部分则吃掉或是卖掉。凡是想享受一下纸草的最好的美味的人，就把它 放到烧缸了的瓦罐里去烘一下再吃。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完全以鱼类为活 的。他们捉到角，并把它们的脏腑取出米之后，便把他们放在太阳下晒干， 然后干着把它们作为食物。

    (93)群居性的鱼并不是常常在河里生产的，它们都养在湖里，养育的情 况是这样：当它们要产卵的时候，它们便成群地游到海里去，雄性的鱼领在 前面，放出它们的精子，雌性的则跟在后面把这些精子吞下去，这样便受精 了。当雌性的鱼在海里面受胎的时候，所有的鱼便游回自己的老家：但这一 次领先的是雌性的鱼而不是雄性的鱼了，它们成群地游在前面，并且象雄性 的鱼那样地，一点一点地 放出它们那象小米那样的一些卵来，而跟在后面的 雄性的鱼便吞食了这些卵。这些小米状的东西或卵，就是鱼。鱼就是从没有 被吞食的那些留下来的卵成长起来的。那些在游向海中时被捉住的鱼，在它 们的头部的左方有伤痕，在从海中游回时被捉住的鱼，则在它们的头部的右 方有伤痕。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是因为它们向海的方面游去时，它们紧 挨着左岸，而在游回的时候，仍旧紧挨着原岸，尽量地挨着它、触着它；而 我想这是它们害怕水流会把它们冲出它们的道路的椽故。当尼罗河开始上淡 的时候，在河流附近低洼的和沼泽的地带首先开始积满了水，这是从河里缓 缓流出的水，而在这些地方涨满了水的时候，它们里面立刻就满都是小鱼了。 它们可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想我是可以猜到的。当尼罗河河水下落的时 候，鱼便在它们随着最后的水离舟之前产卵在泥里：而时间转回来的时候， 第二年的河水又汜濫了，从这些鱼卵里立刻便生出鱼来。因此，关于鱼的事 情讲到这里也就够了。

    (94)在沼泽地带周边居住的埃及人使用一种从蓖麻子制造的油，他们称 这种蓖麻子为奇奇。他们在河岸与湖岸上播种这种植物；在希腊，这种植物 是野生的；埃及种的蓖麻结子很多，但是气味很不好闻，人们把这种蓖麻子 收集起来，或是捣碎和压榨，或是在焙过之后再煮，而把从里面流出的液体 收集起来。这是一种不次于橄榄油的、富于油质的液体，它可以作灯油用并 有一股浓烈的气味。

    (95)蚊子是很多的；埃及人防蚊的办法是这样：住在比沼泽地带要高的 那些人，他们可以很安全地爬到顶楼上去睡觉，因为风会使蚊子不能飞到那 上面去：在沼泽地带四周住的人们则有另一种办法来代替顶楼。他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网子，他们白天用这个网子打鱼，晚上就把这个网子张在他睡党的 床的四周，然后爬进去睡觉。如果他穿看外衣或裹着亚麻布睡，那蚊子会把 它咬穿了的：但是它们甚至根本不试图穿过网子去咬里面的人。

    (96)他们用来运货的船是用一种橡胶树制造的，这种树的外形很象库列 涅的莲花，它的汁液便是树胶。从这种树他们切下两佩巨斯长的木板，把它 们象是砌砖那样地徘列在一起；然后他们使用把这些两佩巨斯长的木板紧系 在长而又密排的木柱之上的办法来造船身。这样弄好了之后，他们便把大梁 横着放到木板上。他们是不用肋材的。他们用低草来填充里面接健的地方。 船的龙骨上有一个孔，舵就从这个孔穿过去。船桅是橡胶树做的，帆是用纸 草做的。除非强力的阵风连续刮，这种船是不能逆流驶行的。它们要用岸上 的人来拖：但是在顺流而下的时候，却可以这样办：他们用一个檉柳木制造 的筏，系着两塔兰特重穿孔的石头和草席：木筏放到水里要它飘在船的前面， 用一根绳子把它和船系在一起，石头也用一根绳子系在船的后部。这样，给 水流推动着，木筏便顺流迅速下行并拖着这个“巴利司” (这是这些船的名字)，而垂到后面的河水里的石头，它的作用则是保持 船行的进路笔直。这种船是很多的，有一些船载运看成千上万塔兰特重的货 物。

    (97)当尼罗河汜濫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只有市镇才可以被看到高高地在 水面之上并且是干燥的，和爱琴海上的岛屿非常相似。只有这些市镇露在水 面之上，而埃及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水。因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 们便不象寻常那样在河道中往来，而是往来于全部水域之上了。从钠扁克拉 提斯到孟斐斯上行的船只实际上就是经过金字塔本身的近旁的：虽然通常的 河道不是这样，而是经过三角洲的顶点和凯尔卡索洛斯市镇的。但是你如果 从海和卡诺包斯到纳岛竞拉提斯去的话，那你就会经过安提拉市附近的田野 和那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的城市。

    (98)安提拉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它是专阴指定为统治埃及的国王的王后 供应鞋子的。自从埃及被波斯人征服以来，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另一个城 市，我以为，是因阿凯亚人普提奥斯的儿子、达纳乌司的女婿、阿尔康德洛 斯而得名的；因为这是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之城的。也可能有另一个阿尔康 德洛斯；然而这个名字却不是埃及的名字。

    (99)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 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 西。祭司们告诉我说，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第一个修筑了一道堤坝 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了开来。整个河流从利比亚那一面的砂山下面紧挨看流 过去，但是米恩却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坝而使它在孟斐斯上方一百斯塔翘昂左 右远的地方开始折向南方流去了。这样他便使旧道干涸下来并用一道河渠引 领河水使它经过山与山的中间。而直到今天，波斯人都非常注意河的这一个 水曲，每年都加固它的堤坝，以便使它把河水保持在河道里。因为，如果尼 罗柯冲毁了堤坝并且湮没了这里的话，整个孟斐斯便有被湮没的危险了。但 当这第一位国王米恩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 建立了现在称为孟斐斯的一座城(甚至孟斐斯也位于埃及的狭窄部分)，而在 它的外部，他在它的北部和西部引出河水而挖掘了一个湖(而尼罗河本身就是 这个地方的东界)，第二，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最值得一记的伟大的海帕伊司 托斯神殿。

    (100)在他的后面有三百三十个国王，祭司们从一卷纸草把他们的名字念 给我听。在所有这许多代里，有十八位埃西欧匹亚的国王和一位土著的王后： 其他的便都是埃及人了。王后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尼托 克里司。他们说，她是继承了她的哥哥的王位的，她的哥哥曾是埃及的国王 并且为他的臣民杀死，然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为了给她的哥哥复仇，她 想出了一个狡诈的计划，而她便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她修建了一 间宏大的地下室，她借口庆祝这间地下室的落成，心中却想着完全是另外一 件事：她召请她知道曾作为主要人物参加谋杀她的哥哥的那些埃及人未赴盛 宴，但当他们正在欲宴的时候，她忽然把河水放了进来，这河水是从在他们 头上秘密修建的大水道引进来的。关于她，祭司们所谈的只有这些，此外只 还有这样一伴事，即当她做完了我上面所诅的事情时，她便投身到一间充满 了灰烬的屋子里面去，以便逃避她可能会受到的报复。

    (101)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浚有什么业绩可言的人物，他们都是没有 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东西的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最后的一个国王 叫做莫伊利斯的。这个莫伊利斯在位的时候，留下了几个纪念物：海帕伊司 托斯神殿的北门；他下令挖掘的湖，这个湖的四周有多少斯塔迪昂我下面就 要谈到；此外还有他在湖中修建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的大小将要在我谈到 它们所在的那个湖的时候提一下。这便是莫伊利斯留下的业情，其他的国王 则谁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102)我不谈这些国王了；因而现在我就要谈一谈在他们之后统治的一个 名叫塞索斯特里斯（希腊人对拉美西斯二世的称呼）的国王。祭司们说，他第一个率领着一队战船从阿拉伯湾 沿着红海海岸向前推进，征服了他经过的沿岸的各个民族，直到他最后到达 因浅滩而无法行船的一片海洋地带。 因此他便从那里返回埃及，祭司们说，他又集合了一大支军队，通过大 陆前进，把他在道上遇到的每一个足族全都征服了。凡是当地居民对他的进 攻加以抗击并英勇地为本身的自由而战的地方，他便在那里设立石柱，石柱 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国家的名字，并在上面说明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武力使 这里的居足屈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相反地，在未经一战而很快地便被征服 的地方，则他在石柱上所刻的和在奋勇抵抗的民族那里所刻的铭文一样，只 是在这之外，更加上一个妇女的阴部的图像，打算表明这是一个女人气的民 族，也就是说不好战的、懦弱的民族。

    (103)这样他便等过了整个亚细亚大陆，从这里他又进入欧罗巴，征服了 斯奇提亚人和色雷斯人。我以为他的军队就来到这里，而没有开到比这些人 更远的地方去。因为在他们的国士上还看得到他树立的石柱，但是在更远的 地方便看不到这样的石柱了。从色雷斯返回埃及的时候，他在途中到达了帕 希斯河的河岸。在这里我不能确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国王塞索斯特 里斯自己把他的一部分罩队从他的主力分出来，把他们留在那里殖民，也可 能是他的一部分军队在流浪的征途上感到厌倦而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定居下来 了。

    (104)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那是明显不过的事情了。在我听别人提起这个 事实之前，我自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我开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 便在科尔启斯和埃及两地对当地人加以探询。我发现科尔启斯人对于埃及人 的记忆比埃及人对科尔启斯人的记忆更耍清楚。然而埃及人仍然是说，他们 认为科尔启斯人是塞索斯特里斯的罩队的一部分。我个人这样推测的根据，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事实，邱他们的肤色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但是在他们之 外的其他民族也有这样的，因此单是这一件事实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此 外，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情祝，即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西欧匹亚 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仅有的几个民族。 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都承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 这个风俗。而在铁尔莫东河与帕炽特尼欧斯河沿岸地带居住的叙利亚人以及 与他们相邻的玛克罗涅斯人则说，这种风俗是他们最近从科尔启斯人那里学 来的。要言之，这些人便是世界上仅有的行割礼的民族，而且非常明显，他 们在这一点上面，是模仿埃及人的。至于埃西欧匹亚人本身，则我诚然还不 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割礼，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割 礼，但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风俗了。然而和埃及人有交往的人们从埃及 人那里学得了这一风俗，我却从这样一伴事实而很清楚地得到证实：即当腓 尼基人中凡是和希腊人有交往的，他们就不在这伴事上模仿埃及人并且不给 自己的孩子施行割礼。

    (105)不，关于科尔启斯人如何与埃及人相似的一点，我还可以补充另一 伴事实。这两个民族织造亚麻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但世界所有其他的人们 则都完全不知道这种励造的方法。他们在全部生活方式上以及在他们的语言 上也是相似的。希腊人称科尔启斯的亚麻为萨地尼亚亚麻，但称从埃及来的 亚麻为埃及亚麻。

    (106)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他所征服的各地所树立的石柱，大部分都 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叙利亚的，叫做巴勒斯坦的那一部分，我亲自看到它 们仍然耸立在那里，石柱上面刻着我上面所说的词句和妇女的阴部。在伊奥 尼亚也有这位国王的两个图像刻在岩石上，一个在从以弗所到波凯亚的道路 上，另一个在从撒尔迪斯到士麦拿的道路上。每个地方的图像所刘画的都是 一个四佩旦斯一斯披塔美高的男子，右手持枪，左手持弓，其余的装柬则一 部分象埃及人，一部分象埃西欧匹亚人。穿过胸部从肩到肩有一行铭文，这 是用埃及的僧体文字写的，意思是说：“我用我的肩部的力量征服了这个国 土”。征服者没有说出他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虽然，塞索斯特里斯 在其他地方是记载着这些事项的。因此有一些看到这些图像的入便猜测说这 是美姆农的像。不过这样想的人离开事实是很远的。

    (107)祭司们又说，这个塞索斯特里斯在他带着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得来的 大批俘虏回国时，他的那个在他离开时曾被他任命为埃及总督的弟弟在佩鲁 希昂的达普纳伊迎接他，并且请他参加宴会，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参加了这个 宴会。于是他的弟弟便在那一建筑物的四周堆积了大量的薪材，这样做完了 之后，就把它点着了。当塞索斯特里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立刻 便接受了陪他一道赴宴的他的妻子的忠舍，把他们的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 投到火上作为火焰中的桥梁，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其余的人踏过这两个人而逃 跑了。塞案斯特里斯照着她的话做了，因此他本人和他其余的孩子便得了救。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活活地被烧死了。

    (108)塞索斯特里斯于是返回自己的国士并对他的弟弟进行了报复，在这 之后，他便着手这样地利用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带来的大批俘虏；他使这些俘 虏搬运大块的岩石，在他的治下，这些岩石都是被运到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去 的；他还迫使这些俘虏挖掘在埃及地方纵横交错的许多河渠。由于使用这些 强制的劳动挖掘了河渠，国内的全部面貌无意中改观了。在以前埃及是一个 适于马和马车行走的地区，但从此之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合了。虽 然这时它的全境是一片平原，现在它却既不适于马，又不适于马草行走，因 为它的全境布满了极多的、向四面八方流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 尼罗河的河水供应给内地不是临河的城市的居民，因为在先前，河水退下去 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他们从井里吸取的发咸的水。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埃 及才到处布满了河渠的。

    (109)他们又说，塞索斯特里斯在全体埃及居民中间把埃及的土地作了一 次划分。他把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而要土地持有者每 年向他檄钠租金，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如果河水冲跑了一个人分得的土地 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那里去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他：于是国 玉便派人前来稠查并测量损失地段的面积；这样今后他的租金就要接着减少 后的土地的面积来征收了。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做法，埃及才第一次 有了量地法，而希腊人工从那里学到了它。不过波洛斯(日鐘——译者)、格 诺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 里学来的。

    (110)塞索斯特里斯不仅仅是埃及的国王，他还是埃西欧匹亚的国王。他 是唯一的、治理埃西欧匹亚的埃及国王，作为他治下的纪念、物，他留下了 耸立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阴口的那些石像，其中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的两座石 像各有三十佩巨斯高，他的四个儿子的石像则各有二十佩巨斯高。在很多很 多年之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祭司都不许波斯的国王大流士把自己的石像 放在这些石像的前面，因为他们说，大流士的功业是不能够和埃及的塞索斯 特里斯的功业相比的。因为他们说，塞索斯特里斯不单单是完全征服了和大 流士征服的同样多的民族，他还征服了斯奇提亚人，这是大流士所未能征服 的。因此，如果就功业而论，在他自己不能相比的国王的奉纳物面前，树立 自己的石像，那是不公平的。据说，大流士在这一点上对祭司是谅解的。

    (111)祭司们说，在塞索斯特里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培罗斯登上了王 位。他并没有进行战事上的征伐。他由于下述的情况而双目失明了。尼罗河 的河水涨到了空前的高度即十八佩巨斯，淹没了全部的田地的河水这时给突 然刮起的强烈的风，吹起了浪头。于是，据说，这位国王竟鲁莽到拿起枪来， 冲到河中的大浪头里面去。这之后他立刻得了眼病，而变成瞎子了。这样他 一直在十年中间不能看到东西。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 带抬他，大意是说，他的刑罚的期限就要满了，他可以用尿洗眼以便恢复他 的视力。但这尿必须是属于一个忠于她的丈夫并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发 生过关系的妇女的。因此培罗斯便首先用他的妻子的尿来试，但是丝毫没有 效果，他照旧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用别的妇女的尿来试， 直到最后他用这种办法恢复了视力的时候。于是除去最后使他恢复视力的这 个妇女之外，他把所有的妇女集合在一处，把她们带到现在称为红土的一个 城市去，在那里把她们连同那个地方全部烧死了。他娶了用尿给他治好了眼 睛的妇女。而在他完全恢复视力之后，他便向一切有名的神殿奉献礼品，在 这中间，最值得一记的便是他送给太阳砷的神殿的两个石头的方尖碑。这是 两伴杰出的作品，每个碑都是一整块石头制造的，每个石碑都是一百佩巨斯 长，八佩巨斯宽。

    (112)他们说，继承培罗斯的是一个孟斐斯地方的人，他的名字用希腊语 来说，叫做普洛铁鸟斯。这个国王在孟斐斯有一个很美丽的而且装饰得漂亮 的圣域，位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南面。推罗地方的腓尼基人往在这个圣域 的四周，而这整个地方便叫做推罗人营。在普洛铁鸟斯的圣域里，有一座神 殿，你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神殿。我猜想这座砷殿是给图恩达到乌斯的女 儿海伦建造的。首先，我听到的，是因为她曾在普洛铁鸟斯的宫廷里和他同 居了一个时期；其次，是因为这个神殿是被称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原来 在所有其他阿普洛狄铁的神殿中间，再也找不出另一座神殿，有带着这个外 国人的头街的女神了。

    (113)在回答我的关于海伦的问题的询问时，祭司们向我叙说了下面的一 段经过。亚力山大从斯巴达把海伦抢走之后，他便乘船返回故国了。在他经 过多岛海的时候，起了一阵烈风，这阵烈风把他吹离了原来的航路并把他吹 到埃及的海域上去；从那里，(由于风势未减)，他便到了埃及，而他上岸的 地点则是今日称为卡诺包斯河口的埃及河口的一个叫做塔里凯伊阿伊(盐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岸上育一座呈献给海拉克列斯的神殿，这座 神殿到今天还存在着。如果一个奴隶从他的主人那里跑到这个神殿里来避 难，把自己的一身献给神并在自己的身上打上神圣的印记，则不管他的主人 是谁，也不能再动一下这个奴隶了。直到我的这个时候，这条法律仍旧是和 太古以来一样有效的。因此，听到这个神殿的规定之后，亚力山大的侍从们 便从他那里逃开，跑到神殿去需求庇护。在那里他们为了要加害于他们的主 人，他们便向埃及人控诉他，把他掠夺海伦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对美涅拉欧 司所做的不义之行都讲了出来。他们不单是在祭司面前，而且在尼罗何河口 的守吏名叫托尼司的一个人面前控诉他。

    (114)托尼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刻逞信给正在孟斐斯的普洛铁扁 斯，大意是说：“从希腊来了一名异邦人：他是一个铁乌克罗斯人，他在他 所来自的希腊地方做了一伴不义的行为。他软骗了他的主人的妻子并诱拐了 她以及一笔极大财富。但是风浪迫使他飘流到这里来。我们还是耍他原样的 回去呢，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给没收呢？”普洛铁乌斯回答说：“不管是谁， 凡是对自己的主人有不义之行的，就把他捉来见我，这样我可以知道他会说 些什么。”

    (115)托尼司得到这个命令之后，便逮捕了亚力山大并不许他的船舶离 开；糙而他便带看亚力山大、海伦、全部财宝以及那些逃跑的请求庇护的人 们到孟斐斯来了。当所有的人都到达的时候，普洛铁乌斯便问亚力山大，他 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亚力山大在回答时叙说了他的身世，祖国的名 字以及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航行的。于是普洛铁乌斯又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夺 到了海伦的。在回答的时候，亚力山大支吾其词了，他并没有把老实话讲出 来。于是那些逃跑的奴隶们便插进来讲话，他们驳倒了他的叙述并且讲出了 他的全部犯罪事实。终于在讲完之后，普洛铁乌斯作了这样的审判，“如果 不是我极其慎重于使被风浪吹到我国来的任何异邦人不遭杀害的话，我是一 定会把你杀死来给希腊报仇的；因为你这个最卑鄙的人在受到款侍以后竟会 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来。首先，你诱惑了你自己主人的妻子，可是你还不满 足，你一定还要挑起她的情欲并把她拐走。但这一点你仍然不满足，在离开 的时候，你还劫掠了你的主人的家财。现在，既然我极其慎重而不处死任何 异邦人，因此我还是许你回去；但是我不许你带走这个女人和这些财富。他 们必须留在这里，等希腊的那个异邦人亲自来把这个女人和财富带回去。至 于你本人和你的同船伴侣们，我命令你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我的国土到国外的 什么地方去：此外，我还要警告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三天过后，我就 要拿你当敌人看待了”。

    (116)根据祭司们对我讲的话，这便是海伦所以到普洛铁乌斯这里来的情 况。而在我来想，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是象他所 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地放弃了这种说法， 但同时却又表明他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从伊利亚特中他叙述亚力山大的漫游 的一节，便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在诗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再提到这一 点)；在这一节里，他说到亚力山大和海偷怎样被吹出了他们的航路，而在他 们所到过的其他地方当中，他们还到达了腓尼基的西顿。这是在叙述到狄欧 美戴司的武功的那一段里；原诗是这样： 在他的家里有减成五颜六色的袍子， 这是西顿的妇女们做成的：天神一样的帕理司在先前曾从东方的城市， 带着这些妇女越过广大的海洋航行到这里，甚至当他把血统高贵的，美丽的 海伦从她的家乡给带出来的时候。 在奥德赛里，荷马也提到了这一点： 托恩的妻子埃及人波律达姆娜 曾把这样的有效的良药 送给宙斯的女儿：因为在那里的肥沃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配合起来能够治病的或是害人的药草。 而美涅拉欧司也向铁列玛科斯说： 我归心似箭，但诸神把我还留在埃及。 他们因我不崇奉他们，不为他俩按时举行百牛大祭而震怒。 从上面的诗句看来，诗人表示他知道亚力山大流浪到埃及去的这件事； 因为叙利亚就在埃及的旁边，而包括西顿人在内的腓尼基人又是住在叙利亚 的。

    (117)这些诗句和特别是这一节非常清楚地证明，赛浦路斯叙事诗并不是 荷马，而是另一位诗人写的。因为赛浦路斯的叙事诗说，亚力山大偕同海伦 在三天之内从斯巴达到伊里翁，一路之上是顺风和没有浪头的。但是根据伊 利亚特，他在带着她的时候，是迷失了道路的。现在我就不再谈荷马与赛浦 路斯叙事诗了。

    (118)但是当我问祭司们，希腊人所叙述的关于伊里翁(即特洛伊)的事情 是真是假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研究过并且知道美涅拉欧司自己所讲的 话，即在海伦被诱拐之后，希腊人的大军为援助美涅拉欧司到铁乌克罗斯人 的国土上来。他们在那里上岸扎营之后，便派遣使者到伊里翁去，美涅拉欧 司本人也是使者之一。这些人进城之后，便要求放回海伦，并交出亚力山大 从美涅拉欧司那里偷出并带走的财宝，此外还要求对他们的不义之行加以赔 偿：但是铁乌克罗斯人后来却一直发誓或是不发誓地宣称，他们那里并无向 他们要求交出的海伦和财宝，人和财宝都在埃及了。他们说，他们还没有义 务来赔偿现在在埃及国王普洛铁乌斯手里的东西。但是希腊人以为特洛伊人 是在开他们的玩笑，于是便围攻他们的城，直到攻克了这座城。直到他们攻 克了城塞，发现那里原来没有海伦并听到了和先前相同的说法，他们才相信 了特洛伊人当初所说的话，而把美涅拉欧司本人派到普洛铁乌斯那里去。

    (119)于是美涅拉欧司来到了埃及并溯河上行到达孟斐斯；在那里，把经 过的情形如实讲了一遍之后，他受到了非常热诚的款待并且完全无伤地接回 了海伦以及他的一切财富，但是，尽管他受到这样盛情的款待，美涅拉欧司 却做了一件对不起埃及人的事情。原来当他要乘船离开的时候，由于天气不 好而被留下；由于这种阻碍长期无法解除，他便想主意而做了一件受到禁止 的事情；他捉了当地的两个孩子，拿他们作了牺牲。当人们知道他做了这样 的事情的时候，便憎恨并追赶他，于是他便乘船逃到利比亚去；而从那里他 又到什么地方去，埃及人就不知道了。祭司们告诉我说，他们在打听之后才 知道了这件事的若干情节，但是在他们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他们却是言之 确凿的。

    (120)埃及祭司们告诉我的一切就说到这里为止了。至于我本人，我是相 信他们关于海伦的说法的。我的理由是这样：如果海伦是在伊里翁的话，那 末不管亚力山大愿意不愿意，她也要给送回到希腊人那里的。可以肯定，普 利亚莫斯和他的最亲近的人们都不会疯狂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儿子以 及他们的城市冒着危险而叫亚力山大娶海伦为妻子。甚至假如他们在开头的 时候有意这样做的话，那末当不仅仅是许多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作战时被杀 死，而且普利亚莫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如果诗人的叙事诗可信的话，都要死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的时候，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海伦是 普利亚莫斯自己的妻子，我自己也必然会想到，他是要把她送回到希腊人那 里去的，如果这样做他可以躲掉目前灾祸的话。但尽管普利亚莫斯上了年纪， 亚力山大却不是最近的一个王位继承者，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统治 者。这样的一个人是海克托尔，这是一个比亚力山大年纪大而且比他更勇敢 的人物，他是很有希望在普利亚莫斯死时取得王权的。海克托尔决不会同意 他的兄弟的不义之行，特别是当这个兄弟是造成海克托尔本人以及整个特洛 伊的巨大灾祸的原因的时候。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 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回，而且尽管他们讲了真话，希腊人却不相 信他们；因为，我相信并认为，天意注定特洛伊的彻底摧毁，这件事将会在 全体世人的面前证明，诸神确是严厉地惩罚了重大的不义之行的。我是按照 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

    (121)在普洛铁乌斯之后统治埃及的，他们说是拉姆普西尼托司。使 人想 到他的名字的纪念物是他留下来的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西面的前庭；在这前 面他建立了两座有二十五佩巨斯高的像。这两座像靠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 为夏，靠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为冬；对他们称之为夏的那座像，他们是崇 拜并且善待的，但是对于称之为冬的那座像则给以相反的待遇。 (α)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国王拥有这样大量的白银，以致后来的国王无 人能超过他或几乎比得上他。为了他能够安全地保藏他的财富，他下令修建 一间石室，这间石室的一面墙就和他的宫殿的外侧相接。但是修建这间石室 的工匠却巧妙地想出一个办法，使墙壁上的一块石头砌得可以容易地给两个 人，甚或一个人抽出来。 因此当石室完工的时候，国王便把他的财富储藏在里面了。但是久而久 之，当这个设计的工匠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便把孩子们(他有两个儿子)召 到自己的面前来，告诉他们怎样由于在他修建国王的财库时的技艺，而为他 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生计。他非常详尽地告诉他们移动石头的办法并且 把寻找这块石头的尺寸也向他们讲了，并且说如果他们把这些记住的话，他 们便可以随便支配国王的财富了。因此，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儿子不久便 着手干他们的这件事了：他们在夜里来到王宫，很容易地在石室上找到了那 块石头并把它抽了出来，这样便盗窃了大量的财富。 (β)当国王在一天打开石室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盛着财宝的容器 有些已经不满了。但是他不知道这应当归咎于何人，因为封印毫无异状而石 室也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发现财宝 更加减少了(因为盗贼并没有停止偷窃)，于是他便下令设置陷阱并把它安置 在他放置财宝的容器的四周。盗贼象先前那样地又来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爬 了进来；当他走近容器的时候，他立到便被陷阱捉住了。看到他自己遭到灾 祸，他立刻喊他的兄弟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要他的兄弟尽快地进来割 掉他的首级，以免他被人看见和认出从而也连累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便同意并这样做了。于是他便把石头又安放在原处，带 着他的兄弟的首级回家去了。 (γ)等到早上的时候，国王又到石室来，他吃惊地看到了一名无头贼， 但是石室仍然没有打开，也看不出出入的痕迹来，于是他不知道如何好了。 但是他立刻下令把盗贼的尸体悬在外城并派卫兵守在那里，告诉这些卫兵， 如果看到有人哭泣或是哀悼，就立刻把这个人捉来见他。但是当这具尸体这 样给悬挂出来的时候，贼的母亲感到万分难过，她要她还活着的那个儿子想 不管是怎样一个办法把那个尸首放下来并把它带回来；她并且威吓说如果他 不从命的话，她就要到国王那里去报告，说他窝藏了偷来的财富。 (δ)因此当母亲痛斥了他，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她的时候，他便想 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带着他的驴子，驴子背上载运着满盛着酒的皮囊， 然后就赶着它们在自己的前面走，而一直来到看守着悬挂着的尸体的卫兵的 近旁；于是他便拉两三只革囊上的脚（制作皮子时，牲畜的尾巴和脚是留在皮子上的），这样就把它的口解开了；而在酒向外 流的时候，他便高声喊叫并且打自己的脑袋，好象是不知道先对付那一只驴 子好的样子。 卫兵看到酒这样大量地流了出来，他们便拿起器皿跑到大道上去接取流 出来的酒并自认为是有运气的。这个人假装作生气的样子并把卫兵们都痛骂 了一顿。但是卫兵却心平气和地向他讲话。于是他立刻象是受到宽慰并且平 息了怒气，直到最后，他竟把他的驴子赶到大道旁边并着手重新整理他载运 的东西。结果卫兵和他谈起话来，其中的一名卫兵竟和他开玩笑而使他笑了 起来，这样他又送给他们一革囊的酒。于是不费什么麻烦卫兵们便坐了下来 开始饮酒，他们要他参加进来和他们在那里共饮。他同意而留下了。他们跟 他欢饮，而他又给了他们一革囊的酒，直到卫兵们由于喝的太多而酩酊大醉 的时候，他们终于不得不睡着而在他们饮酒的地方卧倒了。当夜深的时候， 这个贼便把他的兄弟的尸首放下来，然后为了愚弄的目的，他又剃了这些卫 兵的右颊。他把这尸首放到驴背上驼着，赶回家里去，这样便完成了母亲交 给他的任务。 (ε)当国王听到贼的尸首被盗走的时候，他真是愤怒万分了。 因此为了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捉住做出了这样事情的人，他便用了这样 的一个办法，这是埃及的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他 把自己的女儿给送到娼家去，命令她不拘任何人一律接待，但是在就衾之前 先要每一个人告诉她，他本人在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的和最邪恶的事情是什 么。如果任何一个人在回答时告诉了她这个贼的故事，她必须立刻抓住他， 不许他逃跑。她的女儿按照她父亲的吩咐做了，但贼是知道为什么国王要这 样做的，于是他便想在计巧方面胜过国王。因此他又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 他弄到了一具刚死的尸体并把它的一只手臂割下来藏到衣服下面，这样便到 国王的女儿那里去。当她象她对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地向他提问题的时候，他 就告诉她说他所做的最邪恶的事便是在他的兄弟被国王财库中的陷阱捉住 时，他割下了他兄弟的脑袋；而他的最聪明的事情便是灌醉了卫兵并把尸体 带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公主便想抓住他，但是贼却在黑暗当中把尸体的 手臂给了她。公主以为这便是他的手臂，便紧紧地把它捉住。但贼在这时却 把手臂留给她抓着，自己从门口溜掉了。 (ζ)在国王又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个人的狡滑和大胆深为惊服，于 是便派使者到他统治之下的各个城镇去发布命令说，如果这个人前来谒见国 王的话，国王将答应赦免他并给他重额的赏金。贼相信了他的话，到国王这 里来了；拉姆普西尼托司非常称赏他，说他是人间最有智慧的人并把公主许 配给他。因为国王说埃及人在智慧方面比所有其他的异邦人要优秀，而这个人又比所有其他的埃及人要优秀。

    (122)祭司们还告诉我说，这位国王后来以肉身下降到希腊人称为哈戴司 的冥府去，在那里和戴美特尔玩骰子，他有时胜、有时负，在这之后，他便 带看女神赠给他的一件礼物即金色的餐巾回到大地上来了。因此，根据他们 的话，由于拉姆普西尼托司下降到冥府去并从那里回来，埃及人便制定了一 个节日，而我知道在我的时代他们确实是还庆祝这个节日的。但为什么他们 制定这个节日，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能确定了。节日 那天的仪式是这样：祭司们织出一件衣服，用一条布带蒙上他们当中一个人 的眼睛，然后他们把这件衣服披在这个人的身上领着他到通向戴美特尔神殿 的大道上去；那时他们便和他分手并留他一个人在那里了。可是，他们说， 被蒙上了眼睛的祭司却给两匹狼领到离城二十斯塔迪昂远的戴美特尔神殿 去，再由狼从神殿领他回到原来的地点来。

    (123)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为了给那些相信这样故事的人来采用的：至于我 个人，则在这全部历史里，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 录下来。 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 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肉体死去的时候， 人的灵魂便进到当时正在生下来的其他生物里面去；而在经过陆、海、空三 界的一切生物之后，这灵魂便再一次投生到人体里面来。这整个的一次循环 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象 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我不把他们记在这里。

    (124)祭司们告诉我说，直到拉姆普西尼托司的时候，埃及在一切方面都 治理得很好并且十分繁荣，但是到下面的一位国王岐欧普斯当政的时候，人 民却大倒其霉了。因为首先，他封闭了所有的神殿，以致任何人也不能在那 里奉献牺牲；其次，他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指定一些人给他从阿拉 伯山中的采石场把石头拉到尼罗河岸：而这些石头既然要装在船上运过河 去，所以另一些人的任务就是接过这些石头来并把它们拉到称为利比亚山的 山那里去。他们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每一个大群要工作三个月。在十 年中间人民都是苦于修筑可以使石头通过去的道路，这种道路的修筑，在我 想来，只是比金字塔的修筑要轻一些，(因为道路是五斯塔迪昂长，十欧尔巨 阿克，最高的地方要到八欧尔旦阿，而且它完全是用磨光并且雕刻上图像的 石头修筑成的)。前面所说的十年是用来修筑这条道路和金字塔所在的那个山 上的地下室；国王修造这些地方是打算用它们来作他自己的陵墓，他还用水 把这些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用一个水渠引过来的。金字塔本身的建造 用了二十年，它的底座是方形的，每一面有八普列特隆长，它的高与之相等。 金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块，极其精确地砌筑成功的。每块石头的长度都超过三 十尺。

    (125)这个金字塔修造得象是有些人称为克罗撒伊，有些人称为波米戴司 的楼梯。当它这个初步的工程完成的时候，工人们便用短木块制成的杠杆把 其他的石块搬上去；他们把石块从地面抬到第一个级层上去；当石头这样抬 上去之后，在第一级层上再放置另一个杠杆，而这个杠杆又把它从这一级层 抬到另一级层上面去。可能在每一级层都有一个新的杠杆，也许只有一个可 以移动的杠杆，而在石头搬下之后，他们便把杠杆依次拉上每一级层。我听 的是这两种说法，但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完 工的，然后是下面的部分，而最后才是底座和最下面的部分。在金字塔上面， 有用埃及字母写成的文字，表明为了给工人买萝卜、葱、蒜曾化了多少钱； 而我记得十分清楚，通译者当时念给我上面所写的文字是花费了一千六百塔 兰特的银子。而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工作时所用的铁，以及工人的食 品和衣服得要花费多少钱啊。看到上面说的建造时所花费的时间，则在开采 和运送石头、挖掘地下部分这些方面，我想也是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完的。

    (126)岐欧普斯是这样寡廉鲜耻的一个人，由于没有钱，他竟然使自己的 女儿去卖淫以便勒索酬报；但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 说，她在接着她父亲的吩咐去做时，曾打算也给她自己留下某种纪念物，因 而请求每一个想和她交媾的人都要给她的营造物提供一块石头。而这些石头 便用来修建了对着大金字塔的三座金字塔中间的一座；这个金字塔的每一面 是一普列特隆半。

    (127)埃及人说，岐欧普斯统治了五十年；他死的时候，他的弟弟凯普伦 继承了王位。凯普伦的在一切方面的行为都和岐欧普斯相似。凯普伦也给自 己修筑了一座金字塔，但是比他哥哥的那一座要小。我自己测量过它。它没 有地下室，它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 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 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这座金字塔和另一座金字塔大小相同，只是高度 差四十尺；它位于大金字塔附近的地方；它最下面的一层是用彩色的埃西欧 匹亚石修筑的。两座金字塔都是耸立在同一大约有一百尺高的山丘上。他们 说，凯普伦统治了五十六年。

    (128)因此他们便认为，埃及曾有一百○六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关闭 了如此长久的神殿也从来没有开过。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 些座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当时曾在这个地方牧放他的畜群。

    (129)他们说， 埃及再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岐欧普斯的儿子美凯里诺斯了。他不喜欢他的 父亲的所作所为，因而打开了神殿，并容许那时已处于水深火热之境的人民 各人去作各人的行业，去奉献他们的牺牲。他是所有国王中最公正的审判者。 正是因为如此，他比埃及的一切统治者都受到更高的赞扬。原来不仅仅是他 的审判公正，而且，如果任何人不满意于他的判决，美凯里诺斯还会从他自 己的产业中给这样的人一份礼物以偿还他的损失。他的行动便是这样的；他 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然而他仍然遭到了灾难：首先的一个灾难便是他家 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独生女儿死了。他对他的这一不幸遭遇悲痛万分，因此 他想给她举行比一般要隆重的葬仪。于是他用包金的木头做了一头空心的 牛，把他的女儿的尸体放置到里面去。

    (130)这只牛不是埋在土里，而在我那时候，人们还可以在撒伊司城看到 它，它被安放在宫殿的一间华美的房间里。每天都给它烧各种的香，每夜都 在它旁边点着一盏灯。在这个牛像近旁有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有美凯里诺斯 的侍妾的像，这是撒伊司的祭司们告诉我的；而那里确实有大约二十座巨大 的木像，都制作得象是裸体的妇女；但是我只听说过它们是何许人，我自己 难肯定它们是谁。

    (131)有人还说过关于牛和木像的事情，说美凯里诺斯怎样爱上了自己的 女儿并把她强行奸污了，结果她悲痛得自缢了。因此，他们说，他便把她埋 葬在这个牛像里；女孩子的母亲把引诱女儿跟她父亲通奸的那些侍女的手都 砍掉了，因而据说现在她们的像的情况就和当时活着的那些妇女所遭到的命 运一样。但我认为这乃是一种无稽之谈，特别是关于人像的手的事情。据我 们自己来看，人像是因为年深日久，它们的手才脱落了的。甚至在我的时候， 我还看见这些手放置在这些人像前面的地上。

    (132)至于这个牛，则它的外部覆盖着一件紫色的袍子，露出的只有头部 和颈部，它们都包着很厚的一层金。而在它的两角之间，安放着一个黄金的、 日轮一样的东西；牛不是站着，而是跪看。它的大小和一个实物的大牛差不 多。每年只要是在埃及人为了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我没有指出名字来的神而捶 胸哀悼时，这个牛像就给从房间内抬出来一次。在那个时候母牛被始出来见 见太阳，因为他们说，美凯里诺斯的女儿在她死的时候曾恳求她父亲，使她 每年能够见到一次太阳。

    (133)在他的女儿的悲惨的死亡之后，美凯里诺斯随之又遇到了这样的一 件事情。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送到他这里来，说他只还有六年的寿命，而在 第七年一定会死。国王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便把一名使者派到神托所去 谴责神，抱怨说他的父亲和叔父封闭神殿、不敬神明并蹂躏世人却活得很久， 而他这样一个十分敬神的人却是短命的。但是从神托所却来了第二个神托， 这个神托对他说，他所做的善事正是使他短命的原因，因为他是违反着天命 行事的；埃及注定要受一百五十年的苦难，这一点他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 然而他本人却不知道。听到这话之后，他知道他的命运是确定了。于是他便 下令制造许多烛灯，每到夜里就把它们点起来，饮酒作乐。他昼夜不停地饮 酒作乐；不管是沼泽地带还是森林地带，只要是他听到有可以极尽欢乐的地 方，他就漫游到那里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算用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办法， 把他的六年变为十二年从而证明神托的虚妄。

    (134)这个国王也留下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比他父亲的要小得 多，它的正方形的底座的每一面是差二十尺不到三普列特隆，而且有一半的 高度是用埃西欧匹亚石修建起来的。但是有一些希腊人说，这座金字塔是妓 女罗德庇司修建的，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诚然，我知道的很清楚，当他 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罗德庇司是谁(否则他们决不会把修造金字塔 的事情算到她的身上，而说起来，要是修建一座金字塔，是要花费无数塔兰 特的金钱的)。而且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的错误，即罗德庇司的全盛时代 正是在阿玛西斯，而不是在美凯里诺斯当政的时候，因此她是在修建金字塔 的这些国王之后许多年的人。她是一个色雷斯人，是萨摩司人海帕伊斯托波 里斯的儿子雅德蒙的女奴隶。她又是和写作寓言的伊索在一起的奴隶，因为 他也是雅德蒙的人。这一点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当戴尔波伊人遵照着一次神 托的命令，作出多次的声明讲对伊索之被杀而要求赔偿的任何人到他们那里 去的时候，则除了只有前者的孙子，另一个雅德蒙之外，并没有任何人这样 做。因此，伊索当然也就是雅德蒙的奴隶了。

    (135)罗德庇司是萨摩司的克桑托斯给带到埃及来的。她到这里本是想做 妓女的，但是在她来到之后，司卡芒德洛尼莫司的儿子，闺秀诗人莎波的兄 弟，米提列奈人卡拉克索斯用一大笔钱给她赎了身。这样罗德庇司便得到了 自由并定居在埃及，在那里她那遐迩闻名的魅力使她有了对一个妓女来说是 非常巨大的财富，然而决不会富到可以修建这样一座金字塔的程度。既然到 今天，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知道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因此 她是不可能被认为拥有巨大财富的。由于罗德庇司想给自己在希腊留一件纪 念品，她便定制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献到神殿去，她是把它献 给了戴尔波伊作为自己的纪念的；因此，她便花了他的财富的十分之一用来 定制了尽可能多的烤全牛用的铁叉，然后把这些铁又送到戴尔波伊去；这些 东西到今天还堆在那里，地点在歧奥斯人所奉献的祭坛的后面，神殿本身的 前面。纳乌克拉提斯的妓女好象是最会迷惑人的，首先，我们上面谈到的那 个罗德庇司就是这样的一位知名人物，甚至全希腊没有人不知道罗德庇司的 名字。到后来，阿尔启迪凯又成了全希腊人们所讴歌的人物，尽管她的名声 不如罗德庇司大。卡拉克索斯在给罗德庇司赎身之后便回到米提列奈去了， 但是莎波在她的一首诗歌里却狠狠地嘲骂了他。关于罗德庇司的事情，便讲 到这里为止了。

    (136)根据祭司们的话，继美凯里诺斯而后成为埃及国王的是阿苏启司， 他给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修造了向着日出方向的外门，这个门比之其他的任何 的门都要美丽和雄伟得多。在所有的外门上都有许多雕刻图像和无数建筑上 的装饰，但在这个门上，这类的东西则要多得多。在这位国王的当政的时期， 他们告诉我说，埃及的金融紧迫，因此定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 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法律还规定，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财产 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的时候，对于提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 他死时自己不许埋入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而在他生时，他也不 许把他的任何死亡的家族埋入自己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此外，为了超过 在他之前统治过埃及的历代国王，这个国王留下了一座砖造的金字塔作为自 己的纪念，上面有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小 看我。因为我比它们优秀得多，就好象宙斯与其他诸神相比一样。因为人们 把竿子戳到湖里面去，并把附着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做成砖。而我就 是这样修筑起来的”。

    (137)这一切便是阿苏启司所做的事情。继他而统治的，是一个叫做阿努 西司的盲目男子，他所出身的城市也叫做阿努西司。在他统治的时候，埃及 曾受到埃西欧匹亚的国王撒巴科斯所率领的一支埃西欧匹亚大军的进攻。盲 人逃到沼泽地带去，埃西欧匹亚人于是统治了埃及五十年。在历史上记载到 他的统治时说，他永不处死任何做了错事的埃及人，但是根据人们犯罪程度 的大小，判处所有那些犯罪的人在他们本地城镇修筑堤坝。因而城镇的地势 便比以前更要高了：这是由于它们起初，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的时期，是被 建筑在挖掘河渠的人们修造的堤坝之上，因此在埃西欧匹亚人的统治时期它 们就更高了。我想，其他的埃及城镇也是这样对待的，但是布巴斯提斯却比 任何地方升得都要高。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布巴斯提斯的神殿，这是非常引 人注目的一个建筑物。其他神殿尽管比较大或花钱较多，但是却没有一座神 殿比这座神殿更加悦目。希腊语称布巴斯提斯为阿尔铁米司。

    (138)我现在要说一说这座神殿的外形：除去入口之外，它是在一个岛 上；从尼罗河有两个互不交叉的河渠流过它的附近，这两个河渠的流向是相 对的，都是一直流到神殿入口的地方，然后一个河渠从一方，另一个河渠从 相对的一方绕过去。每一个河渠都有一百尺宽，两岸上树木成荫，笼罩在水 面之上。外殿有十欧尔巨阿高，装饰着六佩巨斯高的精美人像。神殿位于城 市的正中，城的四周俯视着这座神殿，因为城的地面升高起来，但神殿的地 面却和先前一样，因此人们是可以从外面看到它的里面的。它的四周是刻着 图像的石墙：里面是一丛非常高大的树木围绕在一座巨大神殿的四周长着。 神殿里是女神的神像。神殿是方形的，每一面有一斯塔迪昂长。一条大约有 三斯塔迪昂长的石铺的道路一直通到入口，然后折向东通过市集，再到海尔 美士神殿。道路大概有四普列特隆宽，两旁长着参天的树木。神殿的情况就 是这样的。

    (139)他们说，埃西欧匹亚人离开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他逃出了这个地 方，是因为他梦见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劝告他把埃及的全体祭司集合到一 起并把他们腰斩。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之后，他就说他认为这可能是神给他的 一个暗示，表示他可以做出有凟神明的事情，这样就会受到诸神或是人们的 惩罚；他说他不愿这样做，再加上，在神托预言他统治埃及的时期期满之后 他是要离去的，现在时期已经到了，他也应当离开了；因为当他还在埃西欧 匹亚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请示的神托宣布说，他命中注定要统治埃及五十年。 既然这个时期已经满了而且他又因他在梦中的所见而心中烦恼，于是撒巴科 斯就自动地离开了埃及。

    (140)这个埃西欧匹亚人既然离开了埃及，据说那位盲人便再度做了国 王；他是从沼泽地带回来的，他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住的地方是他自己用灰 和士筑成的一个岛。因为个别背着埃西欧匹亚人被派来给他送食物的埃及 人，曾受国王之托在每次来的时候都带着灰，作为他们的礼物。在阿米尔塔 伊俄斯的时期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岛；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国王找了 七百多年都没有找到它。它的名字是埃尔波，有十斯塔迪昂长，十斯塔迪昂 宽。

    (141)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名字叫做赛托司。他看 不起并且毫不重视埃及的战士阶级，认为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他不仅是侮辱 他们，而且把在前王时期送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十二阿路拉上选土地收了回 去。因此国王撒那卡里波司立刻率领一支阿拉伯人和亚述人的大军前来攻打 埃及：但埃及的战士不愿对他作战。这个走头无路的祭司只得跑到神殿里去， 在那里的神象面前为眼看便要到临他身上的危险而哀哭。当他正在哀哭的时 候，他睡着了，在梦中他梦见神站在他的面前，命令他鼓起勇气来，因为在 和阿拉伯人的大军相对抗时，他是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神说他自己将要派 军队来援助他。他相信了这个梦，因而便率领着还跟随着他的那些埃及人在 佩鲁西昂扎下了营(因为这里是埃及的入口)，没有战士愿意跟着他去，愿意 去的只有行商、工匠和小贩。 他们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而在一个夜里有一大群田鼠涌入亚述的营 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他们的弓，乃至他们盾牌上的把手，使得他们在第 二天竟不得不空着手跑走，许多人又死掉了。而在这一天，在海帕伊司托斯 神殿里有一个埃及国王的石像，手里拿着一只老鼠，像上还有一行铭文，大 意是：“让看到我的人敬畏神明罢”。

    (142)埃及人和他们的祭司所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些了。他们跟我说，从 第一个国王到最后的那个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间总计是三百四十一世，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就有相同数目的国王和祭司长。三百世是一万年， 三世等于一百年。不把三百世计算在内，剩下的四十一世则是一千三百四十 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他们说，在这全部时期 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国王是人形的神，而在这段时期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埃及 国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告诉我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 逆、反常规地升起了四次；两次它是在它现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两次是在 它现在上升的地方下落的；虽然如此，埃及现在却没有经受任何变化，不管 是在河流和土地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疾病和死亡的事情上面都是如此。

    (143)海卡泰欧斯（波斯战争后不久去世）这位历史家曾有一次到底比斯，他在那里自己回溯了 一下身世，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有血统的关系。宙斯的祭司对他所 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回溯我自己的身世。他们 把我领到神殿的巨大内庭里去，在那里指给我看许多木像，他们数了一下， 木像的数目正是他们刚才听说的那个数目，因为每一个祭司长在生前都给自 己在那里立一座像；在数给我并指给我看这些像的时候，祭司们向我表示，每一个都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们数了全部的木像，从最近死的那 个人一直回溯到最早的那个人。因此，当海卡泰欧斯回溯他的身世并宣布说 在他之前第十六代的祖先是神的时候，祭司们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也回溯了 他们的身世，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他那认为一个人可以从神生出来的话：他们 循着三百四十五个像来回溯全部的身世，却和任何祖先的神或英雄联系不 上，他们宣布说每一个像都是一个披罗米司，都是另一个披罗米司的儿子， 用希腊语来说，披罗米司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好的人物。

    (144)于是他们便表示说，凡是有像立在那里的人都是好人，但他们和神 却完全不同。他们说，在这些人之前，埃及的统治者是神，他们和人类共同 生活在大地上，在每一代其中必定有一位神掌握着最高主权。他们之中最后 统治埃及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欧洛司，希腊人则称之为阿波罗；他废黜了杜彭（埃及的毁灭之神赛特）而成了埃及最后一代的神圣的国王。奥西里斯在希腊语中则称之为狄奥尼 索斯。

    (145)在希腊人当中，海拉克列斯、狄奥尼索斯和潘恩被认为是诸神当中 最年轻的。但在埃及，潘恩（埃及的凯姆）是诸神中最古老的，并且据说是最初存在的八神 之一，海拉克列斯是第二代的所谓十二神之一，而狄奥尼索斯则被认为是属 于十二神之后的第三代的神。在海拉克列斯和阿玛西斯之间有多少年，我已 经说过了。潘恩据说还要早一些；在狄奥尼索斯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年代最短， 埃及人把这段年代算定为一万五千年。既然埃及人已经算出了年代来，而且 又把它们加以记载，可以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据说卡得 莫斯的女儿赛美列所生的狄奥尼索斯大约是在我当时之前一千六百年，而阿 尔克美涅的儿子海拉克列斯则是在我之前九百年左右。而佩奈洛佩所生的潘 恩(根据希腊人的传说，佩奈洛佩和海尔美士是潘恩的双亲)是在我之前八百 年左右，因此比特洛伊战争还要晚了。

    (146)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 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如果赛美列的 儿子狄奥尼索斯和佩奈洛佩的儿子潘恩在希腊很有名，并象阿姆披特利昂的 儿子海拉克列斯那样一直在那里住到老年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们和海拉克 列斯一样，也不过是普通人，只是用比他们要古老得多的神潘恩和狄奥尼索 斯的名字来命名罢了。但虽然如此、希腊的故事却说，宙斯刚刚把他缝在自 己的股内并把他带到埃及之外埃西欧区亚的尼撒去的时候，狄奥尼索斯便降 生了；至于潘恩，则希腊人便不知道他降生后的情况如何了。因此，在我看 来，很清楚的是希腊人在诸神的名字当中是最后才知道了这两个神的名字 的，他们把这两个神的起源一直回溯到他们知道它们的时候去。

    (147)以上我记述的都是埃及人自己所讲的话。下面我还要说一说埃及人 和外国人异口同声所讲的有关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话，还要加上我亲眼 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的统治时期之后，埃及人便自由了。 (但是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国王而生活下去)，于是他们便把埃及分成十二 部分并立了十二位国王。这些国王相互结亲并同意结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之 间谁也不应陷害另一个人，谁也不应取得比另一个人更多的东西。所以谛结 他们努力遵守的这一协定的理由是这样：在他们刚刚开始分王而治的时候，有一个神托告诉他们说，他们当中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中用青铜器皿行灌奠 之礼的那个人将会是全埃及的国王。就和在所有其他的神殿集会一样，他们 也是常常在这个神殿中集会的。

    (148)此外，他们还决定共同做一番事业只便把他们的名字保存在后人的 记忆里：在这样决定以后，他们便修建了一所迷宫，迷宫在离莫伊利斯湖不 远的地方，位于人们称为鳄鱼城的一个地方的附近。我个人看见过它，它的 巧妙诚然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把希腊人所修建的和制造的东西都放到一 起，尽管以弗所和萨摩司的神殿也都是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但总起来和它相 比，在花费的劳力和金钱这点上，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金字塔大得无 法形容而其中的每一座又足能顶得上希腊人修建的许多巨大纪念物，但这种 错综复杂的迷宫又是超过了金字塔的。它有十二所有顶子的方庭，它们的门 是相对的，六个朝北，六个朝南，并排为连续的两列，但它们都在一道外墙 之内。它还有双套的房间，房间总数是三千间，一千五百间在地上面，一千 五百间在地下面。我们自己看到了地上面的，所以现在只讲看到的部分；地 下面的那一部分我们只是听别人讲的。埃及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不肯使我们看 到它们。他们说，这是最初修建这一迷宫的国王们和圣鳄的墓窖。因此我们 只能凭传闻讲一进地下室。地上面的部分我自己见过，它们大得人们几乎不 相信是人建造的。各室的出口和来往通过各方庭的令人为之心迷的道路，在 我们从方庭进入内室，从内室到柱廊，从柱廊又到更多的房间，然后进入更 多的方庭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乃是无穷无尽的惊异。在这一切之上是一个 屋顶，屋顶和墙一样是石造的；墙上刻着图像，每一方庭的四周则是拼砌得 极其精确的白石柱廊。在迷宫尽头的一个角落附近，有一座四十欧尔巨阿高 的金字塔，上面刻着巨大的图像。修造了一条道通到这地下面去。

    (149)迷宫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在它旁边的莫伊利斯湖却是更值得人们 惊奇的。这个湖的周边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或六十司科伊诺斯，这个长度 相当于埃及全部海岸线的长度。它的长度是从北到南的；它最深的地方是五 十欧尔巨阿。从湖的本身可以看出，这湖是人工挖掘的，人工造成的：因为 几乎在它的正中有两座金字塔，它们修建得水上水下各有五十欧尔巨阿，在 每一座金字塔的塔顶上，有一个坐在王座上的巨大石像。因此这些金字塔就 是一百欧尔巨阿高；一百欧尔巨阿等于一斯塔迪昂即六普列特隆，一欧尔巨 阿等于六尺或四佩巨斯，一尺等于四帕拉司铁，一佩巨斯等于六帕拉司铁。 湖里的水不是天然的(因为这一带地方的水异常缺乏)，而是通过一道河渠从 尼罗河引过来的；有六个月水从河流入湖，六个月从湖倒流入河。在向外流 的六个月中间，每天捕得的鱼可使王室的国库收入一塔兰特的白银，而在向 内流的场合之下，每日的收入是二十米那。

    (150)此外，当地的人还说，这个湖还通过一道地下的水流通到利比亚的 叙尔提斯，它是沿着孟斐斯上方的山脉向西方的内地流的。在任何地方我都 看不到从这个湖里挖出来的土，这一点使我颇费思索，于是我便去问那些住 得离湖最近的人们，从湖中挖出来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这些东 西运到什么地方去而我立刻便相信了他们的话，因为我听到了在亚述的尼诺 斯域所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情。尼诺斯的国王撒尔丹那帕洛司拥有巨大财 富，他把这些财富收藏在地下的财库里。有一些贼想偷走这个财库：于是他 们计算通路并从他们所住的房子到皇宫挖了一条地道，而把挖出来的土在夜 里抛到流经尼诺斯地方的底格里斯河，直到最后，他们达成了他们的愿望。 我听说，挖掘埃及的湖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工程不是在夜 里，而是在白天进行的。埃及人把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尼罗河去，想来这样做 是要河水把这些泥土冲走和散开。湖就是这样挖成的。

    (151)这十二个国王的行动一直是公正的；过了若干时候，他们终于到海 帕伊司托斯神殿来奉献牺牲了。在宴会的最后一日，当他们正要举行灌奠之 礼的时候，祭司长拿出了他们通常用来行礼的金杯；但是他算错，而只给了 他们十二个人十一个杯子。因此他们中间最后的一个人普撒美提科斯便没有 得到杯子。于是他便摘下他的青铜头盔，拿着它来行灌奠之礼。所有其他的 国王通常也戴头盔。而那时也是戴盔的：当时普撒美提科斯拿出他的头盔来 并不是故意想出的什么谋略，但是其他的人看到普撒美提科斯的做法却想到 神托所说的话，即谁用青铜器举行灌奠之礼谁便成为全埃及的国王的话。因 此，虽然他们认为普撒美提科斯还不应当被处死，因为他们调查过他并发现 他是在无意中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决定剥夺他大部分的权力并且把他赶到沼 泽地带去，不许他和埃及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

    (152)这个普撒美提科斯以前是在叙利亚的，他是从杀了自己的父亲涅科 斯的埃西欧匹亚人撒巴科斯那里逃到叙利亚去的。那时，当这个埃西欧匹亚 人由于他在一次梦中的所见而离开的时候，撒伊司藉姆的埃及人便把他从叙 利亚带了回来。而当普撒美提科斯由于使用青酮头盔的缘故而被十一个国王 赶到沼泽地带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二次做国王了。因此他认为他自己受到 了他们的极其粗暴的对待，并想对把他赶出来的那些人进行报复，于是他便 派人到布头城去请示列托的神托，因为这是埃及最确实可靠的一处神托所。 神托回答说，如果他看到有青铜人从大海那方面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报 复。普撒美提科斯心中暗里不相信青铜人会来帮助他。但是在不久之后，四 方航行进行劫掠的某些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被迫在埃及的海岸停泊，他们 穿着青铜的铠甲在那里上了陆；于是一个埃及人便到沼泽地带来把这个消息 带给普撒美提科斯说，青铜人从海的那方面来了，并且正在平原上掠夺粮草。 至于普撒美提科斯，则他在先前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穿着铠甲的人的。普撒美 提科斯认为这样神托的话已经应验了；于是他便和伊奥尼亚人与卡里亚人结 为朋友，并答应说如果他们与他联合起来的话。他将给他们以重大的酬谢： 因而在争取到他们之后，他便借了愿意跟他站到一起的埃及人以及这些联盟 者的帮助，废黜了十一个国王。

    (153)他作了全埃及的主人之后，他就在孟斐斯修造了海帕伊司托斯神殿 的一个向着南风方向的门殿，并在这门殿的对面修建了阿庇斯的一个方庭， 而无论什么时候阿庇斯出现，它都是在那里吃饭的。这个方庭内部四周都是 柱廊，方庭还有许多雕刻的图像，屋顶是支撑在有十二佩巨斯高的人形的巨 大石柱上。阿庇斯在希腊语里面称为埃帕波司。

    (154)对于帮助普撒美提科斯取得了胜利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普撒 美提科斯给他们以在尼罗河两岸上相对峙的土地来居住，称为“营地”；在 这之外，他又把以前许给他们的一切都给了。此外，他又把埃及的孩子们交 给他们，向他们学习希腊语，这些埃及人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今天埃 及通译们的祖先。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在这些地方住了一个很长的时候； 这些地方离海不远，在布巴斯提斯下方附近，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上 面。在很久以后，国王阿玛西斯从那里把他们迁移开去并使他们定居在孟斐 斯作他的侍卫以对抗埃及人。由于他们住在埃及，我们希腊人和这些人交往 之后，对于从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期以后的埃及历史便有了精确的知识， 因为作为讲外国话而定居在埃及的人，他们要算是第一批了。直到我的时代， 在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移走的地方那里，仍然有他们的船舶的起重器和他 们的房屋的废墟。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国王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155)在前面我常常谈到埃及的神托所，现在我要对它加以说明，因为它 是值得一述的。这个埃及的神托所就是列托的神殿，从海溯河而行，则它位 于尼罗河所谓赛本努铁斯河口附近的一个大城市之内。神托所所在的那个大 城市的名字是叫做布头。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个名字。在布头有一个阿波 罗和阿尔铁米司的神殿。神托所所在的这个列托神殿本身是非常大的，单是 外门便有十欧尔巨阿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 惊叹的东西。在圣域之内的列托圣堂，它的墙的高和宽方面都是用一块石头 造起来的；每一面墙的高和宽相等，即各四十佩巨斯。另一块石头用来做屋 顶，它的檐板则有四佩巨斯宽。

    (156)因此在这座神殿里面，这个圣堂是我见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惊 叹的了；而其次，最值得惊叹的要算是称为凯姆米司的岛了。这个岛位于布 头神殿附近的一个宽而深的大湖上面，埃及人说它是一座浮岛。在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看它浮起来过，根本也没有移动过，而我以为如果一个岛真地浮 起来，那倒真正是一件奇闻了。不管怎样，在那上面有阿波罗的一座巨大的 神殿，还有三座祭坛；岛上有许多椰子树以及其他的树，有的结果子，有的 不结果子。埃及人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岛是会移动的：当杜彭在世 界到处寻求奥西里斯的儿子的时候，身为最初的八神之一并住在有她的神托 所的布头的列托受到伊西司的委托而接纳了阿波罗，并为了安全而把他隐藏 在这座以前不动但现在据说是浮了起来的岛 上。他们说，阿波罗和阿尔敛米 司是狄奥尼索斯和伊西司的孩子，而列托则是他们的乳母和保护人。在埃及 语中阿波罗是欧洛司，戴美特尔是伊西司，阿尔铁米司是布巴斯提斯。正是 从这个，而不是从其他的埃及传说，只有埃乌波利昂的儿子埃司库洛斯得到 了在其他较早的诗人中间所找不到的一种想法，即阿尔铁米司是戴美特尔的 女儿。埃及人说，岛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浮起来的。故事的内容便是这样了。

    (157)普撒美提科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五十四年。其中有二十九年，他是 在叙利亚的一座大城阿佐托司面前度过的，他把这座城市一直围攻到攻克的 时候。这座阿佐托司城抗击围攻的时期，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被围的城市都 要长久。

    (158)普撒美提科斯有一个儿子涅科斯，涅科斯后来也成了埃及的国王。 涅科斯第一个着手把一条运河修到红海去，但完成这项工作的却是波斯人大 流士。这条运河的长度是四天的旅程，它挖掘的宽度足够两艘三段桡船并排 行进。它的水是从尼罗河引来的，它的起点是布巴斯提斯稍上方的一个阿拉 伯的帕托莫司城附近而一直流入红海。开始挖掘的地方是在埃及平原离阿拉 伯最近的那一部分；向孟斐斯方面延展的山脉，也就是采石场所在的那个山 脉，离这个平原是很近的；河渠就沿着这山脉的低低的山坡从西向东走很长 的一段，然后进入一个峡谷，更折向南流出山区而通向阿拉伯湾。而从北向 南方的海或红海的最短的和最便捷的道路，是从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边界的 卡西欧斯山到阿拉伯湾，这段路程不多不少正是一千斯塔迪昂；这是最直接 的道路，但河渠则要长的多。 因为它是比较曲折的。在涅科斯的统治期间，死于挖掘工程的有十二万 埃及人。只是由于一次预言，涅科斯才停止了这项工作，因为预言指出他正 在为一个异邦人操劳。埃及人称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为异邦人。

    (159)涅科斯于是停止挖掘河渠而从事于战争的准备工作了；他的一些战 船是在北海上修造的，有一些是在阿拉伯湾，红海的海岸上修造的。这些船 的卷扬机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他在需要的时候便使用这些船，他还率领着自 己的陆军在玛格多洛斯迎击叙利亚人并击败了他们，而在战后更攻取了叙利 亚的大城市卡杜提司。他派人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把他在取得这些 次胜利时所穿的袍子在那里献给了阿波罗。在统治了十六年之后不久他便死 了。他的儿子普撒米司继承了他的王位。

    (160)当普撒米司统治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使节从埃里司前来见他。埃里 司人夸口说他们在人类当中最公正合理地和出色地组织了奥林匹亚比赛会， 他们宣称尽管埃及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可是甚至埃及人也不能对它有所 改进了。当埃里司人到埃及来并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时，普撒米司便召集 了据说是埃及最有智慧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这些人集会在一起并向告诉他们 那些他们必须遵从的比赛规则的埃里司人进行询问，埃里司人说了这些之 后，便说他们这次来是为了这样做的：如果埃及人能够发明任何更加公正的 办法，他们也会学习的。埃及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询问埃里司人， 问他们当地的人是否也参加比赛。埃里司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从埃里司和其 他地方来的一切希腊人都可以比赛的。于是埃及人就说，这个规则完全不是 公正的。他们说：“因为，在比赛中你们不可能不偏袒你们当地的人和不公 正地对待异邦人。而如果你们真地制定了公正的规则因而到埃及来的话，那 你们便应只允许异邦人参加，而不是埃里司人参加比赛了”。这便是埃及人 对埃里司人的意见。

    (161)普撒米司在埃及只统治了六年。他进攻埃西欧匹亚，此后不久便死 在那里了，而他的儿子阿普里埃司继他而登上了王位。除去他的曾祖父普撒 美提科斯以外，他在统治的二十五年中间比先前的任何国王都更幸运，在这 期间，他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西顶并且和推罗的国王发生过海战。但是他注 定要遭受不幸的，这原因现在我想简略地谈一下，而在谈到利比亚历史的那 部分时再说得详细些。 阿普里埃司曾派一支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埃及人 为了这件事责怪他，并起来叛变他。因为他们认为阿普里埃司是故意叫他们 去送死的，他们认为由于他们这样一死，阿普里埃司便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 其他的埃及人了。那些对这件事极其恼怒的人们回来之后，就和战死者的朋 友们公然地起来反抗了。

    (162)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普里埃司便派阿玛西斯到他们那里去，劝他 们回心转意。当阿玛西斯到埃及人这里来的时候，他便劝告他们不要做这样 的事情。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一个埃及人从他后面走过来，把一顶盔头戴 到他的头上，说这乃是王权的标帜。而阿玛西斯对这种做法也并不表示反对， 而既然被反叛的埃及人拥立为国王，他便准备向阿普里埃司进军了。当阿普 里埃司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便派遣他宫廷中一个受到尊重的、名叫帕塔尔 贝米司的埃及人，来对付阿玛西斯；他命令这个帕塔尔贝米司生擒叛徒并把 这个叛徒捉来见他。帕塔尔贝米司来了，他召唤(正在乘骑之上)非常不体面 地抬起腿来和命令使臣拿回那个标帜给阿普里埃司的阿玛西斯。虽然帕塔尔 贝米司十分急于要阿玛西斯遵守国王的召唤并去见他，但故事说，阿玛西斯 回答说他很早便一直准备这样做而阿普里埃司是会非常满意他的；他说他不 但自己会来并且还要把别人也一同带来。帕塔尔贝米司听到这话，便明白了 阿玛西斯的意思：他看到了他做的准备，于是赶忙的离开了，为的是想使国 王尽快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当阿普里埃司看到他没有带着阿玛西斯回 来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却在盛怒之下下令割掉帕塔尔贝米司 的耳朵和鼻子。到现在为止还拥护阿普里埃司的其他埃及人。看到在他们之 间最受尊敬的人都受到了这样不道德的侮辱，便毫不迟疑地改变了自己的立 场而投到阿玛西斯的那面去了。

    (163)这件事情也被阿普里埃司知道了，于是他便把他的卫队武装起来， 去攻打埃及人；他有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所组成的一支三万人的亲卫 军，他的宫殿是在撒伊司城，这是一座极其豪华壮丽的巨大宫殿。阿普里埃 司的军队进攻埃及人，阿玛西斯的军队也向异邦人进攻。两军在莫美姆披司 相会，他们相互间就想在那里一试身手。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阶级：他们各自的头街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有这样多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是以它自己的职业命名的。武士又分成卡拉西里埃司和海尔摩吐比埃司，他们分别属于下列诸 诺姆，因为埃及的一切区划是以诺姆为依据的。

    (165)海尔摩吐比埃司是属于布希里斯、撒伊司、凯姆米司和帕普雷米斯 诸诺姆，一个称为普洛索披提斯的岛和那托的一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 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十六万。他们谁也没有学过任何普通职业；他们是只能 从事于军务的。

    (166)卡拉西里埃司是属于底比斯、布巴斯提斯、阿普提斯、塔尼司、孟 迭司、塞本努铁斯、阿特里比司、帕尔巴伊托司、特姆易斯、欧努披司、阿 努提司、米埃克波里司诸诺姆的。米埃克波里司是在布巴斯提斯城对岸的一 个岛上。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地方。他们的人数在最多时有二十五万人。这些 人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而只能打仗，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

    (167)这种分法是不是和其他的风俗习惯一样，也是由埃及传到希腊的， 我说不确实了。我知道在色雷斯、斯奇提亚、波斯和吕底亚，以及在几乎所 有的外邦，那些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而那些和 手艺毫无关系的人，特别是那些单单从事军务的人们则被认为是最高贵的 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希腊人，特别是拉凯戴孟人中间的这种看法 是外来的。可是在科林斯人那里，手艺却是最不受蔑视的。

    (168)在埃及人当中，除去祭司而外，武士是唯一拥有特权的人们，他们 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十二阿路拉的不上税的土地，每阿路拉是一百埃及平方佩 巨斯，而埃及的佩巨斯则与萨摩司的佩巨斯相等。这些土地是专为他们所有 的人准备的，但这些土地却决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继续种下去，而是依次交 替着耕种的。国王每年的亲兵是由一千名卡拉西里埃司和同样数目的海尔摩 吐比埃司组成的。这些人除了他们的土地之外，每天还得到五米那的面包， 二米那的牛肉和四阿律斯铁尔的酒。这是每一个亲兵一定可以得到的东西。

    (169)当阿普里埃司率领着他的亲卫军，阿玛西斯率领着埃及人的全军在 莫美姆披司城相会的时候，战斗立刻开始了。异邦人虽然善战，但他们的人 数要少得多，因此他们被战败了。他们说，阿普里埃司认为甚至神都不能使 他退位，他是这样深信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现在，在战败和被俘以后， 他就给带到撒伊司地方那曾一度属于他，但现在属于阿玛西斯的宫殿来了。 他曾被拘养在宫殿里一个时期并受到了阿玛西斯的优遇。然而不久埃及人就 抱怨说，叫他们和他们的国王的最可恨的敌人活着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情； 因此，阿玛西斯便把阿普里埃司交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把他绞死并埋葬在他 的历代父祖的茔地里。这茔地是在雅典娜神殿入口处左手离圣堂极近的地 方。撒伊司地方的人民把他们本诺姆出身的一切国王都埋葬在神殿的圣域之 内。阿玛西斯的墓离圣堂比阿普里埃司和他的祖先的墓离圣堂要远；但它也 是在神殿境内的这是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巨大的石造柱廊，它的柱子被做 成椰子树的样子。这个柱廊有两扇门，在这里面是停放棺木的地方。

    (170)在撒伊司雅典娜神殿的圣域之内，还有这样的人的一个墓地，至于 他的名字，在谈到这样一件事的时候我以为是不便谈的。它在神殿的背后， 全面紧埃着圣堂的后墙。在圣域之内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制方尖碑；附近有一 个湖，湖的四周砌着一道石垣，形状是圆形的，而按大小而论，我看大约等 于狄罗斯地方被称为轮形池的那个湖。

    (171)埃及人夜里便在这个湖上表演那位神的受难的故事，而埃及人则称 这种仪式为秘仪。关于这些事情，我是知道它们的全部内容的，故而本来可 以讲得更确切些，但是我不准备谈了。关于希腊人称之为铁司莫波里亚（雅典妇女在秋天举行的节日）的戴美特尔的秘仪，除去允许我讲的部分之外，我也不准备谈了。那是达纳乌司 的女儿们把这种秘仪传出埃及并把它教给了佩拉司吉亚的妇女们。后来，当 伯罗奔尼撒人被多里斯人赶走的时候，这种密仪也就随之失传了，只有阿尔 卡地亚人还保存了它，因为他们未被驱出而是留在他们的家乡了。

    (172)自从阿普里埃司象我上述那样地被废黜之后，阿玛西斯便统治了埃 及。他是撒伊司诺姆西乌铺城的人。起初，由于他不是出身贵族，而是一个 普通人，因此埃及人蔑视他并且丝毫不尊敬他。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便用 他的智巧，而不是用暴力，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在他的无数财宝当中有一个 金盆，他和所有与他共同饮宴的客人们常常用它来洗脚。他把这个器皿打碎， 用它改铸成一个神象，放到城内最适当的场所。于是埃及人便常常到这个神 像的地方来，对它表示了很大的尊敬。当阿玛西斯知道市民们怎样做以后， 他便把埃及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说这神像是用洗脚盆的金子铸造的；他 说他的臣民曾用它洗脚、呕吐东西或是小便，但是现在他们却很尊敬它。于 是他进而说明，现在他的情况便和这个洗脚盆的情况相同，他以前虽是一个 平常人，但现在却是他们的国王了：因此他命令他们尊敬和重视他。他便用 这样的办法赢得了埃及人的信任使埃及人同意作他的臣民。

    (173)下面是他的日常生活的情况：在早上，直到市场上挤满了人的时 候，他热心地处理送到他面前来的事务：在这之后，他全天便都用来和他的 好友饮酒作乐，吊儿郎当地和言不及义地排遣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为他的这 一点担心，于是劝谏他说：“哦，国王啊，你的这种轻佻的行动，是会损害 你的国王尊严的。我们希望你终日严正地坐在威严的宝座之上处理国家大 事。这样埃及人就会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你在他们中 间也就有了更好的声名；然而你现在的行动却是和国王完全不适合的”。阿 玛西斯回答他们说：“要知道，有弓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拉开的：如果 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 人的道理也和这个道理一样。如果他们总是从事严肃的工作，而不把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消遣，他们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便会疯狂起来或是变成傻子。这 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轮流着分配这二者的时间”。这便是他回答他 的朋友的话。

    (174)据说在阿玛西斯作国王之前，他决不是一个谨严的人物，而是非常 喜欢饮酒作乐的；而当他的饮酒作乐使他变得贫穷的时候，他就到处游荡， 去偷别人的东西。于是别人在他不承认他偷了他们的财物的时候，便把他带 到离他们最近的随便一个什么神托所那里去，而神托便常常宣布他犯了偷窃 罪，也常常把他赦免。当他作了国王的时候，他根本不去照顾那些曾开脱了 他的盗窃罪的神殿，不去修缮这些神殿，也不到那里去奉献牺牲，因为他认 为这些神殿毫无价值，而它们的神托也都是假的。但是对那些宣布他有罪的 神，却是小心谨慎地奉祀着，因为他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神，而他们的神托也 是真实可靠的。

    (175)阿玛西斯给撒伊司地方的雅典娜神殿修造了一座外殿，这座外殿在 高和大方面超过以前的一切其他这类建筑物，它是用空前巨大和雄伟的石块 修筑成功的，此外，他还奉献了巨大的人像和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并且把十 分巨大的石块搬到这附近来以供修理之用。其中的某些石块是从孟斐斯的采 石场运来的：最大的一些石块则是从埃烈旁提涅这个城市运来的，这个地方 和撒伊司相隔有二十天的河上路程。但是现在我要说一说他的工程中使我最 感到惊讶的东西。他从埃烈旁提涅运来一座用一大块石头修建成功的圣堂； 单是运这座圣堂就费了三年的时间，使用来搬运它的人有两千名，而且这些 人又都是舵手。用一整块石头修建的这座圣堂的外部的长是二十一佩巨斯， 宽是十四佩巨斯，高是八佩巨斯：它内部的尺寸是这样：长十八佩巨斯一贝 拱，宽十二佩巨斯，高五佩巨斯。它位于神殿入口的附近，它是由于下列的 情况才被放置在那里而没有被拉到神殿里面去的。据说，这座圣堂的石匠头 在这块石头的起运中间，由于运石头时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并对这苦役感到厌 倦，曾大声地呻吟叹气。阿玛西斯听到了这人的叹气声而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因此他不许石造的圣堂再向前拖了。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工匠中一个掌管杠 杆的人给石造的圣堂压死了，因此便被命令放置在那里，不许再向里面拖了。

    (176)对于所有其他有名的神殿，阿玛西斯也奉献了可称为伟观的献纳 品。比方说，在孟斐斯，他就奉献了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前面的一座长达七 十五尺的卧像。在同一个台基上还有两个巨大的像，每一座各有二十尺高， 它们是用同样的石块雕成的，分别在巨像的两旁。在撒伊司还有一座同样大 的石像，和孟斐斯那座石像的姿态一样。阿玛西斯最后在孟斐斯还建造了一 座伊西司神殿，这也是一座极为精彩宏壮的巨大神殿。

    (177)据说阿玛西斯的统治时代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不拘是在 河加惠于土地方面，还是在土地加惠于人民方面都是如此。而在当时的埃及， 有人居住的市邑有两万座。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 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 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偷从 埃及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用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 着这条法律，因为这的确是一条很好的法律。

    (178)阿玛西斯对希腊人是抱着好感的。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其他优惠 当中，他特别把纳乌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 住。对于那些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国内的人们，他答应 给他们一些土地，使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殿。在这些地方当中，最大 的和最有名的，也是参拜者最多的圣域是被称为海列尼昂的圣域。这是伊奥 尼亚人、多里斯人和爱奥里斯人共同修建的；参加修建的城市属于伊奥尼亚 人的有歧奥斯、提奥斯、波凯亚和克拉佐美纳伊，属于多里斯人的城市有罗 德斯、克尼多斯、哈立卡尔那索斯和帕赛利斯；属于爱奥里斯人的城市则只 有一个米提列奈。圣域便是属于这些城市的，而任命港埠监督的也是这些城 市。如果任何其他城市也声明神殿有它们的一份的话，那它们便是要求根本 不属于它们的东西了。但是有三个民族却奉献了自己的神殿：埃吉纳人修建 了他们专有的宙斯神殿，此外萨摩司人修建了希拉神殿，米利都人修建了阿 波罗神殿。

    (179)纳乌克拉提斯古时是全埃及仅有的一个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 河其他河口之一的时候，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到这里来的。这样发了誓 之后，他就一定要乘船到卡诺包斯河口去。倘若由于逆风而不可能到那里去 的话，他就必须把他的货物装载到船上绕行三角洲，最后来到纳乌克拉提斯 地方。纳乌克拉提斯就是赋有这样大的特权的。

    (180)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以三百塔兰特的代价把现在戴尔波伊神殿包 给人修建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的神殿纯乎是由于事故而被焚毁了)，戴尔波伊 人要担负全部造价的四分之一。他们到各个城市去募集捐赠品，而在这件事 上，他们从埃及得到的最多。因为阿玛西斯赠给他们一千塔兰特的明凡，而 那里的希腊居民则捐献了二十米那。

    (181)阿玛西斯和库列涅人缔结了友谊和同盟的协定。不仅如此，阿玛西 斯还认为应当从那个城市娶一个妻子，他这样做不知这是表示他对这个城市 的友情，还是他想娶一个希腊妇女作妻子。因此，他便娶了一个库列涅城的、 名叫做拉狄凯的妇女，有人说她是巴托司的女儿，有人说她是阿尔凯西拉欧 司的女儿，又有人说她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市民克利托布罗斯的女儿。当阿 玛西斯与她将要合卺之时，他却不能与她交媾：虽然他和其他妇女并不是无 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时候，阿玛西斯就向这个名叫拉狄凯的妇 女说：“女人啊，你一定对我使用了魔法。告诉你，你一定要死得比任何一 个妇女都惨的”。不管拉狄凯如何否认这件事都不能平息阿玛西斯的怒气。 于是她便在内心里向阿普洛狄铁许下了一个愿：如果在那一夜里能使她与他 交配上，从而使她免遭灾祸的话，她便要献一座女神的像给库列涅的阿普洛 狄铁神殿。结果，她竟如愿以偿，国王每次都能与她交媾了。阿玛西斯自此 以后非常爱她。拉狄凯向女神还了愿。她制作了一座神像送到库列涅去，这 座神象到我的时候还安全无恙地立在那里，从城里向外望着。刚比西斯在他 征服了埃及并知道拉狄凯是何许人的时候，便毫无损伤地把她送还了库列 涅。

    (182)此外，阿玛西斯还奉献了许多东西给希腊地方的神殿。首先，他奉 献给库列涅的是一个镀金的雅典娜神像和自己的一幅肖像。送给林多斯的雅 典娜的是两座石像和非常漂亮的亚麻胸甲。送给萨摩司的希拉的是他自己的 两座木像，这两座木像在我的时代还立在大殿的门后。献给萨摩司这些礼物 是为了阿玛西斯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波律克拉铁斯的统治时期大概开始在五三二年，关于他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友谊参见第三章第三九节]之间的友谊，献给林多斯 的礼物却决不是为了和任何人的友谊，而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那达纳乌司的女儿们在她们从埃吉普托司的儿子们手里逃脱时曾到过那里并建立了雅 典娜的神殿。以上便是阿玛西斯所奉献的礼品，他还破天荒第一次攻略赛浦 路斯并迫使它向他纳贡。

    第三卷

    (1)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率领在他治理之下的各个民族——其中包括 属于希腊民族的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军队进攻埃及的时候（一般公认的时期是五二五年），埃及 的国王便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阿玛西斯。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刚比西斯 派一名使者到埃及去，要娶阿玛西斯的女儿。他这样做是由于一个埃及人的 怂恿：这个埃及人出了这样一个生意，是因为阿玛西斯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妻 子儿女而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来，因此他对阿玛西斯就怀恨在心了。原来 这个埃及人是一个眼科医生，而当居鲁士派人到阿玛西斯那里去，请他送给 自己一位埃及最好的眼科医生的时候，埃及国王便从全部的埃及医生当中把 他挑选出来，强行把他送到了波斯。既然这个埃及人对阿玛西斯心怀不满， 因此他教唆刚比西斯讨阿玛西斯的女儿作妻子：如果阿玛西斯同意，那他就 会心中烦恼，如果他拒绝，那他就会使刚比西斯成为他的敌人。当信息送来 的时候，非常害怕波斯的强大威力的阿玛西斯真是惊恐万状，既不能把女儿 送给刚比西斯，又不能拒绝他；原来刚比西斯并不打算使他的女儿作自己的 妻子，而只是使她作自己的侍妾而已，这一点阿玛西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于是他便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而终于想出了他可以用来应付一下的一个办 法。前面的国王阿普里埃司有一个名叫尼太提司的女儿，这是一个身材硕长 而又美丽的女子，是这个王家当中唯一留下来的人。阿玛西斯把这个女子用 衣服和金饰打扮起来，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但是过了不久，在刚比西斯拥抱她而按照她父亲的名字称呼她的时候，这个女子便向他说： “国王啊，我看你还不知道阿玛西斯怎样地骗了你呢。他把我打扮一番之后， 就当作他自己的女儿送来了，但我实际却是他的主人阿普里埃司的女儿；阿 普里埃司是被他和其他埃及人在他们起来叛变时杀死的”。正是这样的一番 话以及其中所揭露的原委使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十分激怒，从而率领军队 进攻埃及。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

    (2)但是埃及人却说刚比西斯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说刚比西斯是阿普里 埃司的女儿尼太提司的儿子。他们说，派人到阿玛西斯这里来要求他的女儿 的是居鲁士，不是刚比西斯。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因为埃及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通晓波斯的风俗习惯)，在国王有嫡子的时候，庶子在习惯上是不能即波斯的王位的；其次，刚比西斯是阿 凯美尼达伊家的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的儿子，而不是这个埃及女人的儿子。可是，他们这样歪曲史实是为了和居鲁士家族攀亲。而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3)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这个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它说，有一个波 斯的妇人前来拜前居鲁士的妻妾们并且大为赞美和叹赏站在卡桑达涅身旁的 那些身材高大而又眉清目秀的孩子们。于是居鲁士的妻子卡桑达涅便说：“虽 然我是这样的一些孩子的母亲，居鲁士仍然瞧不上我，却尊重从埃及新来的 这个妇人”。她讲这话的时候，心里对尼太提司是很恼怒的。于是她的最大 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便说：“母亲，那末等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把整个 埃及搅翻的”。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的样子，妇女们听了他的 话觉得很惊讶；但是从此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因而等他长大成人作了国王的时候，他便出征埃及了。

    (4)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也促使他出征埃及。在阿玛西斯的外国佣兵当 中有一个名叫帕涅司的哈利卡尔那索斯出生的人，这是一个判断力强，而在 作战时又很勇敢的人。这个帕涅司对阿玛西斯心中有些不满，便乘船从埃及 逃跑，想来见刚比西斯。由于这个人在外国佣兵当中远非等闲之辈并且对于 埃及的一切事情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因此阿玛西斯便急于把他捉住。他派他 最亲信的宦官乘着一艘三段桡船追他。这个宦官在吕奇亚把他捉住了，但是 却决没有把他带回埃及来：因为帕涅司在智谋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他；帕涅司 灌醉了他的守卫，因而跑到波斯来了。在那里，他发现刚比西斯正在准备出 征埃及，但是正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行军时如何穿过那干燥无水的沙漠； 于是帕涅司便把阿玛西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向他说明行军的方法；关于这 一点，他建议刚比西斯派人到阿拉伯的国王那里去，向他请教安全行军的办 法。

    (5)而要想进入埃及，当前只摆着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腓尼基一直 通到卡杜提司市的边境，这块地方是属于现在所谓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 根据我的观察，卡杜提司市比撒尔迪斯小不了许多，从卡杜提司到耶努索司 市的海岸上的港埠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从耶努案司市直到谢尔包尼司湖， 又是属于叙利亚人的。而卡西欧斯山便是沿着谢尔包尼司湖的湖岸伸展到海 边去的。从据说杜彭曾经隐身的这个谢尔包尼司湖起，便进入了埃及的领土。 在一方面的耶努索司和另一方面的卡西欧斯山与谢尔包尼司湖中间，有一块 不算小的地方，人们要走过这块地方得用三天的时间，这是一片干旱得可怕 的无水沙漠地带。

    (6)我现在要谈一件乘船到埃及来的人很少注意到的事情。从希腊各地以 及从腓尼基每年有两次用土瓮把酒运入埃及，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国内 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一个空酒瓮的。人们也许要问，这些酒瓮都是怎样处理 了呢？这一点我也要说明的。原来，每一个地区的长官都必须把他的辖区之 内的士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送到孟斐斯去；在孟斐斯，人俩又得把这些 士瓮装满了水，带到叙利亚的无水地区去。因此，每年不断地从国外带入埃 及并在埃及倒空的土瓮再给带到叙利亚去和先前的那些土瓮汇合到一处了。

    (7)在波斯人攻占了埃及之后，他们立刻便象我上面所说那样地把土瓮装 满了水，以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埃及的通路。但是这时，却还没有现成的水 源，于是刚比西斯便听从了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客人的意见，派使者到阿拉伯 人那里去，请求允许他们安全地过去。阿拉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双方并相 互表示了信任。

    (8)阿拉伯人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尊重信谊的。他们用这样的办法 来表示他们的信谊：一个人站立在缔结信谊的双方中间，用一块锐利的石头 在双方的手掌上大姆指附近的地方割一下，然后他从每个人的衣服上切下一 块毛布，并且把放在他们之间的七块石头都抹上血，这时口中并高呼狄奥尼 索斯和乌拉尼阿的名字(用毛布蘸手上的血，再抹到石头上去——译者)。当 他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缔结信谊的人便把这对方的异邦人，如果是本国人， 那就把对方的本国人，介绍给所有他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自己也便认为必须 尊重这种信谊了。他们在神当中只相信有狄奥尼索斯和乌拉尼阿。他们说他 们所留的发式和狄奥尼索斯的发式是一样的。现在他们的习惯是把头发剃成 圆形，连顳顬的地方也都剃掉。在他们的语言里，狄奥尼索斯是叫做欧洛塔 尔特（“上帝之火”（δγаｔｈêＩ）的意思），乌拉尼阿是叫做阿利拉特（“晨星”（ｈêｌêｌ）的女性名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女神（ＡｌＩｌａｔ） 的意思）。

    (9)阿拉伯人和刚比西斯派来的使节结了信谊以后，他立刻便想出了下面 的办法：他把水装到骆驼的皮囊里面去，再叫他的所有的骆驼驮着这些水囊； 这样安排了之后，他便把骆驼赶到无水的沙漠地带去，在那里等候刚比西斯 的军队。这是在传说当中最为可信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必须还要说一下另一 个不甚可信的说法，因为人们也提过它。在阿拉伯有一条叫做柯律司的大河， 它是流入所谓红海的。据说，阿拉伯国王通过用生牛皮和其他皮革缝成的一 条长度可达到沙漠地带的水管把水从河中引到干旱的地方去；而他又在那个 地方挖掘了一些巨大的水池来承受和保存引过来的水。从河到沙漠地带是十 二天的路程。他们说，水是通过三个水管引到三个不同的贮水处的。

    (10)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是在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扎营 列阵等候刚比西斯的。因为当刚比西斯向埃及出征的时候，他发现阿玛西斯 已经死了。阿玛西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四十五年，在这期间，他并没有遭到 什么巨大的不幸；而在他死后，他的尸体就被制成木乃伊并被放置在神殿中 他自己所修建的墓地里。当他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做埃及国王的时候，人民 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景象，即在埃及的底比斯下了雨，而根据底比斯当地 人们的说法，他们以前那里从来没有下过雨，过来直到我的时代也没有看到 那里下过雨：老实讲，在埃及的上部是根本没有雨的；但是那时在底比斯却 有了蒙蒙的小雨（现在底比斯（卢克索尔）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也下雨，不过雨量极少）。

    (11)波斯人穿过了无水的地区并且在离埃及人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寨， 准备战斗。于是埃及人的、由希腊人与卡里亚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军便十分憎 恨帕涅司，因为他把一支外国军队领进了埃及。他们自己想出了惩罚他的一 个办法。帕涅司把儿子们留在了埃及；雇佣兵于是捉住了他的儿子们，把他 们带到军营里来而使他们的父亲看到他们。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合酒 钵来，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便把帕涅司的儿子领来，一个一 个地在钵跟前，斩断了他们的喉咙。当帕涅司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 钵里又搀上了酒和水，所有的雇佣兵每人饮了一口血以后，立刻便出战了。 随后发生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直到双方都有了大量阵亡者的时候，埃及人 才终于溃败下去。

    (12)在曾经进行了这场战斗的战场这里，我看到了当地人指给我的十分 奇妙的现象。双方在这场战斗当中的战死者，他们的遗骨是分别地散在那里 的(原来波斯人的遗骨在一个地方，而埃及人的遗骨则在另一个地方，因为两 军在起初便是分开的)：但如果你敲打一下波斯人的头骨，甚至只用一个小石 子，它们都脆到可以打穿一个小孔；但埃及人的头骨却是十分坚硬，你甚至 可以用石头来敲，也不大容易把它敲穿的。对于这种情况，他们讲述了下述 的理由，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可以相信的：他们说，埃及人从很小的时候 便剃头，因而由于太阳光的作用，头骨就变得既厚且硬。在埃及人们可以不 秃头，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埃及那里看到的秃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 因而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埃及人的头骨是这样地硬。但是在另一方面，波斯人的头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从一开头他们就在自己的头上戴一种称为提阿 拉斯的毡帽。事情的实陈情况便是这样。在帕普雷米斯地方我又看到一些波 斯人的头骨，他们是和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涅斯一道被利比亚人伊纳罗司杀 死的。他们的头骨也是这样。

    (13)埃及人在战斗中失败之后，便在混乱中逃走了；由于他们被赶到孟 斐斯去，刚比西斯于是派遣了一名波斯使者乘着米提列奈的一只船溯河上行 邀请他们缔结和约。但是当他们看到有船向孟斐斯驶来的时候，他们却全体 从他们的城塞中向外出击，捣毁了这只船，象屠夫一样地肢解了上面的乘务 人员，然后把它们带到城里面去。于是埃及人被包围在城里，但久而久之他 们还是投降了；不过，邻居的利比亚人却被在埃及发生的事件吓住，未经抵 抗便投降了，他们自愿纳贡并呈送礼品。库列涅人跟巴尔卡人和利比亚人一 样害怕，因此也便这样做了。刚比西斯十分亲切地接受了利比亚人的礼物； 但是他却拿库列涅人送来的礼物，亲手把它们分给了自己的军队。我想，他 这样做是表示他并不喜欢他们送来的这样少的礼物，(因为库列涅人送来的实 际上只有五百米那的白银)。

    (14)在孟斐斯城投降之后的第十天，刚比西斯便捉住了在埃及统治了六 个月的埃及国王普撒美尼托斯，要他和其他的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以表示对 他的轻蔑；在这样做了之后，他就用我下面所说的一个办法来考验普撒美尼 托斯的心情。他给国王的女儿穿上奴隶的衣服并且给她一个水瓮叫她和跟她 穿看同样衣服的女孩子去打水。这些女孩子也是显要人物的家庭中选出来 的。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痛哭着、悲号着走过她们的父亲面前的时候，其他 所有的人看到自己孩子的悲惨遭遇，也便同样地报以痛哭和悲号；但是普撒 美尼托斯亲眼看到并且懂得了这一切之后，却向着地把头低下去。当打水的 女孩子们过去之后，刚比西斯随之又使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和与他儿子年纪 相同的二千多埃及人一同从他面前走过去，这些青年人颈上系着绳子，嘴里 面则咬着马衔子。他们是给带去赔偿在孟斐斯和船只同归于尽的那些米提列 奈人的。因为这是王家法官的判决，即每一个人的死亡要用处死十名埃及贵 族的办法来赔偿。当普撒美尼托斯看见他们经过并且看到他的儿子被领去受 死，而和他一起坐在那里的埃及人都在哭泣和哀号的时候，只有他的态度依 然和他看到他女儿的时候相同。当这些人也走过去的时候，那里正好有他的 一个饮酒作乐的伙伴；这是一个过了盛年的人，这个人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 而只有一个穷人所能有的东西并且向军队行乞。这个人现在正走过阿玛西斯 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和坐在城外的那些埃及人的面前。当普撒美尼托斯看到 他的时候，他便大声地哭了起来，用手打自己的脑袋并大声呼叫他的伙伴的 名字。于是在旁边监视着普撒美尼托斯的人们便到刚比西斯那里去，把普撒 美尼托斯看到什么过去的时候如何做等等全都告诉了刚比西斯。刚比西斯对 埃及国王的举动十分惊讶，于是就派一名使者去问他：“普撒美尼托斯，我 的主公刚比西斯问你，为什么在你看到你的女儿受到虐待而你的儿子前去送 死的时候，你既不高声喊叫，又不哭泣，可是刚比西斯听说，对于与你不沾 亲不带故的乞丐却又这样尊敬？”使者就是这样问的。普撒美尼托斯回答说： “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心里面的痛苦早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但我的伙 伴的不幸遭遇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泪；因为一个失去了巨大财富和幸福的人 在濒临老境的时候却又行起乞来了”。当使者这样报告的时候，据说刚比西 斯和他的廷臣都认为这个回答很好。但是，埃及人说，那时克洛伊索斯哭了(因 为他也是和刚比西斯一同到埃及来的)而在那里的波斯人也都哭了。刚比西斯 本人也起了一些恻隐之心，他立刻下领把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从将要被杀的 人们中间救了出来，而普撒美尼托斯本人也从城外被带到他的面前来。

    (15)至于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则为了救他而被派去的人们发现他已经 死了，原来他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但是他们却把普撒美尼托斯带了来见刚比 西斯；此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而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如果他能安守自己的 事业而不作非分之想的话，那他是会重新得到埃及而成为埃及的统治者的； 因为波斯人习惯上对于国王的儿子是尊重的：甚至国王叛离了他们，他们仍 然把统治权交还给国王的儿子。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他们这样做乃是他们的 惯例，特别是把父亲的统治权交还给伊纳罗司的儿子坦努拉司，以及交还给 阿米尔塔伊俄斯的儿子帕乌西里司；但没有人比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 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埃及人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起来反对波斯统治着是从460年到455年的事情）。但是，事实却是普撒美尼托斯策划了不正当的行 动并得到了自己的报应；原来他在埃及人中间煽动叛乱的时候被捉住了；而 当这件事传到刚比西斯那里去的时候，普撒美尼托斯便喝了牛血（牛血凝结的时候可能会把饮血的人堵死）而立刻死掉 了。他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16)刚比西斯从孟斐斯向撒伊司城行进，打算做他确实做到了的一伴事 情。在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之后，他立刻下令把阿玛西斯的尸体从他的墓地 搬出来。当这件事做完之后，他便下令鞭尸，拔掉它的头发，用棒子戳刺并 用各种办法加以侮辱。当他们把这件事干腻了的时候(因为被制成木乃伊的尸 体仍然是整个的并没有被弄碎)，刚比西斯便下令把它烧掉，这是一个凟神的 命令，因为波斯人认为火乃是神，因此没有一个民族认为烧掉死者是正当的 事情。波斯人是由于上述的理由才这样的：他们说，把一个人的尸休给神是 不对的。但埃及人却相信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吞食它捕捉到的一切东西， 而在它吃饱的时候便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同死掉了。然而他们却绝对没有把死 尸交给野兽吞食的习惯，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以便不致 使尸体放置在那里给虫子吃掉。这样看来，刚比西斯下令所做的这件事是违 犯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正如埃及人所说，尽管如此，他们这样处置的对 象并不是阿玛西斯，而是另一个身量相同的埃及人，波斯人却以为这是阿玛 西斯的尸体，因此便对它任意侮辱玩弄了。按照他们的讲法是，阿玛西斯从 一次神托知道在他死后将会有何等的遭遇，因而为了逃避这一命运，便埋葬 了这个受到鞭答的人，这个人在死时是给埋在他的墓室的入口近旁：阿玛西 斯还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埋在墓室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阿玛西 斯根本没有发出过关于墓地以及关于这个人的命令，埃及人不过是随意编造 一个故事聊以自慰罢了。

    (17)在这之后，刚比西斯便计划了三次征讨，一次是对迦太基人，一次 是对阿蒙人，一次是对居住在南海的利比亚海岸之上的长寿的埃西欧匹亚 人。在他考虑了自己的针划之后，便决定派海军攻打迦太基人，派他的一部 分陆军去攻打阿蒙人。至于埃西欧匹亚，他首先是派一些间谍到那里去打听 一下，在那个国家的太阳桌的传说当中哪些事情是真的，并侦查其他所有各 种事物，借口则是送礼给埃西欧匹亚的国王。

    (18)太阳桌的情况据说是这个样子的。在城市的郊外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满摆着所有各种四足兽类的煮熟的肉：在夜里的时候，市当局的人们小心 翼翼地把肉放到那里去，而在白天的时候，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 吃一顿。当地的人们说，这些肉常常是从大地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关于 太阳桌，人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19)当刚比西斯决定要把间谍派去的时候，他立刻派人到埃烈旁提涅城 去把懂得埃西欧匹亚语的伊克杜欧帕哥斯人(意译则为食鱼者——译者)召了 来。正当他们去找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又下令他的海军出航迦太基。但是腓 尼基人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严正的誓约，而不能 不道德地攻击他们自己的子孙；腓尼基人既然不愿意，其他人等就没有资格 担任战斗的任务了。这样，迦太基人便逃脱了被波斯人奴役的命运。原来刚 比西斯并不愿对腓尼基人使用强力，因为他们是自愿前来投靠波斯人的。而 且，全部海上力量也都得仰仗他们。赛浦路斯人也是自愿前来帮助波斯人征 对埃及的。

    (20)当伊克杜欧柏哥斯人应刚比西斯之召从埃烈旁提涅前来的时候，他 便把他们派到埃西欧匹亚去，告诉他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同时又要他们带 着一些礼品，即一伴紫色的袍子、一桂黄金项链、一付手镯、一个盛着香膏 的雪花石膏匣和一瓮椰子酒。据说，刚比西斯的使者所要见的这些埃西欧匹 亚人是全人类中最魁梧和最漂亮的人物。据说，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他 们推选国王的办法，和其他一切民族大有不同。他们认为在国人中只有他们 制定为最魁梧和拥有与身材相适应的膂力的人，才有资格当选为国王。

    (21)这样，在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之后，便把礼物 呈献给他们的国王，并且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刚比西斯很想成为你的朋 友和宾客，因此派我们前来向你致意，而且他把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些物品作 为礼品奉献给你”。但是埃西欧匹亚人看出他们是作为间谍而来的，便向他 们这样说：“波斯国王派你们携带礼物前来，并不是由于他很童视他和我之 间的友谊，你们所讲的话也不是你们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此来是为了侦察我的 国土)，你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人，那么除了他 自己的国士之外，他优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的土地，而现在也不应当再想 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他的人们。那末现在就把这只弓交给他并且把这个话 传达给他：‘埃西欧匹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等波斯人能够象我这 样容易地拉开这样大的一张弓的时候，他们再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打长寿的 埃西欧匹亚人吧：但是在那样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应该感谢诸神，因为诸神 是不会叫埃西欧匹亚人的儿子们想到要占领本国领土之外的土地的’”。

    (22)他这样说完之后，便放松了这张弓的弓弦，把它交拾了来人。随后 他又拿起了紫色的袍子，问这是什么，是怎样做成的；而当伊克杜欧帕哥斯 人把有关紫色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人 以及他们的衣服都是十分奸诈的。这之后他又问关于黄金项链和手镯的事 情：而当伊克杜欧柏哥斯人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的时候，国王笑了， 原来他以为这是枷锁，他说他们国内有比这更加坚固的枷锁。复次，他问有 关香膏的事情；当他们告他香膏的的配制法以及用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和 关于紫袍的回答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酒并问到酒的做法的时候，他是非常喜 欢这种饮料的；他还问到他们国王吃什么东西，波斯人年纪最大的能活到多 少岁。他们告诉他说国王吃面包，并向他说明了他们种植的小麦的情况。他 们又舍诉他说波斯人所能希望活到的最大年纪是八十岁。于是这个埃西欧匹 亚人说，既然他们是以粪为食的（这是说粮食从上粪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所以他们的生命如此短促使毫不奇怪了。 而如果不是这种饮料有恢复精神的作用，他们甚至这样的年龄也决不会活到 的。这样说着，他就把酒指给伊克杜欧帕哥斯人看，因为在这一点上，他说， 波斯人是胜拉了埃西欧匹亚人的。

    (23)于是，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又回问国王埃西欧匹亚人可以活多久，他 们吃的又是什么；国王回答说他们大多活到一百二十岁，有些人活得更要长 些：他们吃的是煮肉，喝的是乳。间谍对他们所活的年龄表示惊异：于是， 据说他便领他们到一个泉水的地方去，而在用那里的泉水沐浴之后，他们的 皮肤就变得象是油那样，更加光滑了；而且它还有象是紫罗兰那样的香味。 间谍们说，泉水是这样的稀薄，以致什么东西在它上面也浮不起来，不管是 木材也好，比木材轻的任何东西也好，都要沉到水底的。如果这泉水果然如 他们所说，那很可能的情况是：经常使用这种泉水的人是可以长寿的。当他 们离开泉水的时候，国王又把他们领到监狱去看，所有那里的人的枷锁都是 用黄金制造的。在埃西欧匹亚人中间，没有比青铜更稀罕和珍贵的了。在参 观完了监狱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所谓太阳桌。

    (24)在这之后，他们最后又看了埃西欧匹亚人的棺材。这种棺材据说是 用一种透明的石头（可能是水晶）制造成功的，方法是我下面所说的这样：他们或是使用埃 及人的办法，或是使用其他的什么办法使尸体干缩，在尸体上面涂上一层石 膏，然后再在这上面尽可能与活着的人一样地描画一番。随后，他们就把它放到用透明的石头制成的空心柱里面去(这种石头可以从地上大量地开采出 来，而且加工也很容易)；通过透明的石头可以看到柱子的内部的尸体，而且 这尸体既不发恶臭，又没有任何观之不雅的地方。此外，尸体又没有一个地 方看得不清楚，就好象尸体本身完全剥露出来一样。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把这 柱子在自己的家中保存一年，向它奉献初上市的鲜果，奉献牺牲；然后，他 们便把这柱子搬出来，安放在附近市郊的地方。

    (25)看完了这一切一切之后，间谍们便起程返回了。当他们报告了这一 切之后，刚比西斯十分震怒，并立刻对埃西欧匹亚人进行征讨，他既不下令 准备任何粮食，又没有考虑到他是正在率领看自己的军队向大地的边缘处进 发；由于他不是冷静考虑而是处于疯狂的状态，因而在他听了伊克杜欧帕哥 斯人的话之后，立刻率领全部陆军出发，而命令随他来的希腊人留在原地等 候他。当他在进军的道路上到达底比斯时，他又从他的军队中派出了大约五 万人，要他们奴役阿蒙人并烧毁宙斯神托所：他本人则率领其他的大军向埃 西欧匹亚进发了。但是在他的军队还没有走完他们全程的五分之一的时候， 他们便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粮食消耗完了，而在粮定耗完之后，他们就吃驮 兽，直到一个也不剩的地步。然而如果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改变自己的 原意而率领军队返回的话，则他起初虽然犯了过错，最后还不失为一个有智 慧的人物，但实陈上，他却丝毫不加考虑地一味猛进。当他的士兵从土地上 得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借着草类为活：可是当他们到达沙漠 地带的时候，他们的一部分人却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在每十个人当中 抽签选出一个人来拾大家吃掉。刚比西斯听到这样的事之后，害怕他们会变 成食人生番，于是便放弃了对埃西欧匹亚人的出征而返回底比斯，不过他已经损失了许多军队；他从底比斯又下行到孟斐斯，并允许希腊人乘船返回祖 国。

    (26)他对埃西欧匹亚的出征就这样地结束了。至于大军中被派出去攻打 阿蒙人的那部分军队，他们是带着响导从底比斯出发进击的。人们知道他们 到达了欧阿西司城（欧阿西司本来只指一块长着植物的地方，但希罗多德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名词，指的是卡尔该大 绿洲，离底比斯大约有七天的路程），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是据说属于埃斯克里欧尼亚族的萨摩 司人，隔看沙漠地带离底比斯有七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 岛。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在这之后，除去阿蒙人自己和那些听过他们讲 的话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了：因为他们既没有 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但是阿蒙人自己的说法则是这样：当波 斯人从欧阿西司穿过沙漠地带向他们进攻并走到欧阿西司和他们的国土中间 大约一半地方的时候，正在他们用早饭的当儿，起了一阵狂暴的、极其强大 的南风，随风而带过来的沙子便把他们埋了起来。这样他们便失踪了。以上 就是阿蒙人关于这支军队的说法。

    (27)在刚比西斯来到孟斐斯之后，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阿庇斯（见第二卷第三八节），这 阿庇斯在希腊人那里称为埃帕波司。由于他的出现，埃及人立刻穿上了他们 最好的衣服并且举行盛大的祝祭。刚比西斯看到埃及人这样的做法时，深信 埃及人的这样一些欢乐的表现正是针对着他的不幸遭遇的，于是他便把孟斐 斯的领袖们召了来。当这些领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问他们为什么正当 他在损失了大批军队之后返回的时候，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举动：虽然，当他 以前在孟斐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过这样的表现。领袖们告诉他说，习惯上 每隔很久很久才会出现一次的一位神现在已向他们显现。而每逢这位神出现 的时候，全埃及便举国欢庆并举行节日。刚比西斯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因此 便处死了这些人作为对他们说谎的惩罚。

    (28)在把这些人处死之后，他继而又把祭司们召到他跟前来。当祭司们 所说的话也和前看相同的时候，他便说如果一个驯服的神到埃及人这里来的 时候，他是愿意见识见识的；因此他不多废话，立刻命令祭司们把阿庇斯带 来。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它并把它带来了。原来这个阿庇斯或埃帕波司是一个 永远下会再怀孕的一只母牛所生的牛犊。根据埃及人的说法，母牛是由于受 到天光的照耀才怀了孕的，此后才生出了阿庇斯。称为阿庇斯的这个牛犊的 标帜是这样：它是黑色的，在它的前额上有一个四方形的白斑，在它的背上 有一个象鹰那样的东西：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在舌头下面又有一个甲虫状 的东西。

    (29)当祭司们把阿庇斯领进来的时候，当时几乎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刚比 西斯便拔出他的短刀来，向牛犊的腹部戳去，但是戳中的都是它的腿部；然 后他笑着向祭司们说：“你们这些傻瓜，难道这些可以感觉得到铁制兵器的 血肉动物就是你们的神吗？老实说，埃及人也只配有这样的神。但至于你们， 你们使我变成你们的笑柄。在这件事上你们是会吃苦头的”。这样说了之后， 他使命个有关人员痛笞祭司们一顿，并把他们看到庆祝节日的任何其他埃及 人给杀死。埃及的节日便这样地给停止了，祭司们受了惩罚，阿庇斯则卧在 神殿里，由于腿上的戳伤而死掉了，当它因伤而致死的时候，祭司们便背着刚比西斯偷偷地把它埋起来了。

    (30)根据埃及人的说法，由于做了这样的一件错事，刚比西斯以前的缺 乏理智立刻便转变到疯狂的地步。他的第一件罪恶行为便是剪除了他的亲兄 弟司美尔迪斯，他是由于嫉妒才把他的兄弟从埃及送到波斯去的，因为只有 司美尔迪斯一个人才把伊克杜欧帕哥斯人从埃西欧匹亚人那里带回来的弓拉 开了两达克杜洛斯宽。此外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拉得动它了。司美尔迪斯回到 波斯之后，刚比西斯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好象看见从波斯来了一名使者， 这个使者告诉他说司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而司美尔迪斯的头则一直触 看上天他自己害怕他的兄弟因此会把他杀死而自己做国王，于是他便把普列 克撒司佩斯、他所最信任的波斯人派到波斯去把司美尔迪斯杀死。普列克撒 司佩斯到苏撒这样做了。有些人说他诱引司美尔迪斯出来打猎，又有一些人 说，他把司美尔迪斯领到红海（不是今天的红海，可能是指波斯湾），在那里把司美尔迪斯淹死了。

    (31)他们说，这是刚比西斯的第一件罪行。继而他又翦除了他的亲姊妹； 他曾把她带到了埃及并且和她结为夫妻。由于在这之前，波斯人中间决没有 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风俗，因此他是用这样的办法娶了她的：刚比西斯爱上 了他的一个姊妹并想立刻娶她为妻，但他的打算是违反惯例的，于是他便把 王家法官召了来，问他们是否有一条法律，可以容许任何有这样欲望的人娶 他自己的姊妹。这些王家法官是从波斯人中间选出来的人，他们的职务是终 身的，除非他们被发现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被解职的；正是 这些人判决波斯的诉讼事件，并且解释那里的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各种法律； 一切问题都是要向他们请教的。这些人向刚比西斯作了一个既公正又安全的 回答，这就是，他们找不到一条可以使兄弟有权娶自己的姊妹的法律，但是 他们又找到一条法律，而根据这条法律则波斯国王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任何 事情。这样，他们由于害怕刚比西斯而没有破坏法律，然而为了不致由于维 持这条法律而自己有性命的危险，他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条法律来拾想和自己 的姊妹结婚的人辩护。因此刚比西斯立刻便娶了他所热恋的姊妹；但不久他 又娶下另一个姊妹为妻。和他同来埃及的是姊妹中较年轻的一位，就是这个 人被他杀死了。

    (32)和司美尔迪斯的死一样，关于她的死也有两种说法。希腊人说，刚 比西斯叫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狮子互斗，这个妇人也和他一同观看：当小狗被 打败的时候，它的兄弟另一只小狗挣脱了绳索上去帮忙，结果两只小狗就把 小狮子打败了。他们说，刚比西斯看了十分高兴，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妇人却 哭起来了。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问她为什么哭，她便说她是在看到 小狗帮助它的兄弟时才哭了起来的，因为她想到了司美尔迪斯，又想到何以 竟没有一个人给他报仇。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她讲了这样的话，她 才给刚比西斯处死的。但埃及人的说法是：当他们二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妇 人拿起了一支薖苣并把它的叶子撕了下来，然后问她的丈夫他喜欢什么样的 薖苣，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他说他喜欢带叶子的；于是她便回答说： “可是你把居鲁士的一家弄得光光的和这支薖苣一样了”。他们说，他听了 这话十分恼怒，便跳到她身上去，结果这位怀孕的妇女便由于他对她的伤害 而流产死掉了。

    (33)以上便是刚比西斯加到他家人身上的疯狂行动；这些疯狂行动也许是由于阿庇斯的缘故而干出来的，也许是由于人们经常遭遇到的许多痛苦烦 恼当中的某些而产生出来的。诚然，据说他从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染上了 一种有些人称为“圣疾”的严重的疾病（癫癎病）。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得了这样的重病， 则他的精神也会受到这种病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34)我现在要说一说他加于其他波斯人身上的疯狂手段。根据他们的报 道，他曾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个普列克撒司佩斯是他特别尊 重的，奏章都要通位这个人传奏给他，而这个人的儿子又在刚比西斯的宫廷 担任着行觞官这样一个非常尊荣的职务。于是，他便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 “普列克撒司佩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谈论我一些什 么？”普列克撒司佩斯说：“主公，对于你其他的一切，他们都是非常称颂 你的，但是他们说你嗜酒太过了。”普列克撒司佩斯便是这样地传达了波斯 人的话。但是国王却恼怒地回答说：“如果波斯人现在认为是由于好酒，我 才发狂发疯的话，那末看来他们先前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谎话了。”原来据说 在这件事之前，当某些波斯人和克洛伊索斯侍坐在刚比西斯身旁的时候，刚 比西斯曾问他们，他和他的父亲居鲁士比起来，他们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物。于是他们回答说：“刚比西斯比他的父亲要好，因为他不仅取得了居鲁 士的全部领土，此外他还取得了埃及和大海（东部地中海）。”波斯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但 当时在埸的克洛伊索斯不满意他们的说法，于是便向刚比西斯说：“在我看 来，居鲁士的儿子，你是比不上你父亲的，因为你还没有象你父亲那样，有 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听了心中甚是欢喜，他称赞了克洛伊索斯的 看法。

    (35)在想起了这件事之后，于是他便愤怒地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那 么你自己来判断一下，波斯人讲的是真话，还是他们在这样谈论我的时候已 经丧失了他们的理智。你的儿子就站在门口那边，现在如果我射这一箭而刺 中了他的心的话，这就将会证明波斯人是错了；如果我射不中的话，那末就 是他们说对了，而我是失去理智了”。说着他便拉起了他的弓向那个男孩子 射去，并命令剖开那倒下去的尸体和检验他的伤口。箭正射中在心脏上，于 是刚比西斯非常高兴地笑了，他对男孩子的父亲说：“普列克撒司佩斯，很 明显，我很清醒而是波斯人疯狂了，现在告诉我，在世界上你还看见过什么 人能射得这样准确？”据说，普列竞撒司佩斯看到刚比西斯已经疯狂并害怕 自己也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回答说：“主公，我以为就是神本人也不能 射得这样好。”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次，他拿捕了国内犯 了微不足道的小过失的如名人士十二名，而把他们头朝下给活埋了。

    (36)吕底亚人克洛伊案斯看到他的这些行经，认为应该向他进谏忠言， 于是便向他说：”主公，不要太放纵你那少年的盛气和激情吧，克服和管制 一下自己罢。谨慎是一件好事情，事先的考虑都是真正的智慧了。但是你怎 么样呢？你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而处死了你的国人，而且被你杀死的还 有男孩子。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你便要当心波斯人会背叛你了。至于 我，你的父亲居鲁士曾恳切地嘱告我向你提供自己的意见，并把我认为是好 的忠告给你”。克洛伊索斯是出于自己的好意向他提出了这个忠告的；但是 刚比西斯回答说：“你也竟敢来向我进谏吗？你在治理你自己的国家时是一个满有办法的国王，你又向我父亲提供很好的忠告：而在玛撒该塔伊人愿意 渡河到我们国土来的时候，你却嘱舍他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去攻打他们；因此， 你由于错误地治理你的国家而招来了灭亡，又由于错误地说服了居鲁士而毁 了居鲁士。老实说，你会后悔的，我早就等着找个借口来收拾你了。”说着 刚比西斯便拿起弓来要把他射死。但是克洛伊索斯跳了起来而逃跑了；刚比 西斯既然射不到他，便下令他的侍卫把他捉住杀死。侍卫们知道刚比西斯的 脾气，于是把克洛伊索斯藏了起来。他们的意图是这样，如果刚比西斯后悔 而寻找克洛伊索斯的话，那他们再把他送出来并会由于救他的性命而取得赏 赐：但如果刚比西斯并不后悔，也不希望克洛伊索斯再回来的话，那时他们 再把克洛伊索斯杀死也不迟。在这事发生之后不久，刚比西斯就真地想要克 洛伊索斯回来了，侍卫们看到这一点之后，便告诉他说克洛伊索斯还活着。 刚比西斯说他也是很高兴听到这话的。但是那些救了克洛伊索斯性命的人却 不能逃脱惩罚而应当被杀死。于是他便真地这样做了。

    (37)刚比西斯对波斯人以及对他的同盟者做出了许多这类疯狂的事情； 他住在孟斐斯的时候，曾在那里打开了古墓并检验里面的尸体。他还进入海 帕伊司托斯神殿并且对那里的神像备加挪榆。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个神像和腓 尼基人带在他们的三段橇船的船头上的、腓尼基人的帕塔依科伊(腓尼墓的保 护船的神——译者)极为相似。我要给那没有见过它的人说一说：它象是一个 侏儒。他还进入了卡只洛伊神殿，这原来是除祭司以外谁也不能够进去的； 他甚至在大加嘲弄之后，烧掉了这里的神像。这些神像也和海帕伊司托斯的 神像相似，并且据说是他的儿子。

    (38)因此，不管从哪一点来看，我以为都可以有定，刚比西斯是一个疯 狂程度甚深的人物。否则他不会做出嘲弄宗教和习俗的事情。因此，如果向 所有的人们建议选择一切风俗中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末在经过检查之 后，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 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因此不能设想，任何人，除非他是一个 疯子，会拿这类的事情取笑。在许多证据当中我只提出一个来，从这个证据 就可以推想到，所有的人关于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同样的想法：当大流士作 国王的时候，他把在他治下的希腊人召了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才能使 他们吃他们父亲的尸体。他们回答说，不管给多少钱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 事情来的。于是他又把称为卡拉提亚人（卡拉提亚人的卡拉源自梵文的 Kala（黑色的））并且吃他们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了 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能够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这时他要希腊 人也在场，并且叫通译把所说的话翻译给他们听。这些印度人高声叫了起未， 他们表示他们不愿提起这个可怕的行径。这些想法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 我以为，品达洛司的诗句说得很对，“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

    (39)当刚比西斯正在进攻埃及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拉凯戴孟人也对隆摩 司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发起进攻；后者曾发起叛乱而征服了隆 摩司（大概在五三二年）：他在起初把这个城市分成三个部分，使他的兄弟鹿塔格诺托司与叙罗 松和他共同统治，但是不久之后他便杀死了其中的一人，并赶跑了较年幼的 叙罗松，因而自己便成了全萨摩司的主人。他这样做了以后，便和埃及的国 王阿玛西斯缔结了一项条约，还跟他交换了礼物。在这之后不久，波律克拉铁斯就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驰名于伊奥尼亚和所有其他的希腊土地； 因为他的军事征讨是无住而不利的。他拥有一百只五十桡船和一千名弓手， 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是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因为他说过，比之他根本什么 都不劫掠，则他把他劫掠的东西归还给一个朋友，这会得到更多的感激。他 攻占了许多岛屿，还有大陆上的许多城市。在这中间，他也征服了列斯波司 人：他们曾率领全军来援助米利者人，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在一次海战中把他 们击败并俘掳了。而正是这些身带枷锁的俘虏，挖掘了窿摩司地砦周边的濠 沟。

    (40)然而阿玛西斯却总是会注意到波律克拉铁斯的巨大的成功的，因此 阿玛西斯感到不安了；波律克拉铁斯的幸运的事情不断大大增多，于是阿玛 西斯便写信送到萨摩司那里去，信里面说：“阿玛西斯致书波律克拉铁斯告 他下面的话。我很高兴地知道自己的朋友和盟友的兴盛。但是我并不为你的 这些太大的好运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诸神是多么嫉妒的，而且我多少总希 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既有成功的事情，又有失意的事情，我宁愿意有一个成 败盛衰相交错的生涯，而不愿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根据我的全部见 闻来看，我知道没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人，他的结尾不是很悲惨，而且是 弄得一败涂地的。因此，如果你肯听我的话，那末便请对你的成功采取这样 的办法：想一想什么是你认为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丢掉时最心痛的，然 后把他抛掉，以便使人们再也看不到它。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 失意交互发生的话，那末就按着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试罢。”

    (41)波律克拉铁斯念了这封信，觉得阿玛西斯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便考 虑在他的财富中什么东面失掉时是他最痛心的，考虑到最后他得出了这个结 论：他戴着萨摩司人铁列克莱司的儿子铁奥多洛斯制造的、一个嵌在黄金上 的珐琅质的指坏印迹；他决定把这个东西抛掉，于是他便乘坐在上有水手的 五十橈船之上并命令他们出海；而当他离岛很远的时候，他便当着船上所有 的人摘下他的指环印迹来，把它投到海里去了。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回航并 返回家中，在那里为这次的损失而表示痛心。

    (42)但是在这之后第五或第六天，一个渔夫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他捉到 了一只又大又好的鱼，因而想把这条鱼献给波律克拉铁斯，于是他便把它带 到王宫的门前，说他希望波律克拉铁斯接见他。当他得到允许见到波律克拉 铁斯的时候，他就说：“哦，国王啊，我是一个靠打渔为生的人，但当我捕 到这条角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不把他送到市场上去；我看这条鱼是配得上您 和您的威仪的：因此我把它带来呈献给您”。波律克拉铁斯听了渔夫的话心 中欢喜，于是回答他说：“你这样做很好，我双重地感谢你的话和你的礼品。 我邀你与我一同进餐”。渔夫对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自豪，于是回家去了。 但是在仆人们把鱼切开之后，却在鱼腹中发现了指环印迹；他们看到指环印 迹，就欢喜地把它带到国王那里去，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怎样找到的。波律 克拉铁斯认为这是神的意旨：于是便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到埃及去；告诉他 所做的一切和他所遇到的一切。

    (43)当阿玛西斯念完了波律克拉铁斯的来信之后，他便看到，没有一个 人能够把另一个人从他的注定的命运中挽救出来，而这样不断地得到幸福， 甚至把自己抛掉的东西都找得回来的波津克拉铁斯。 是一定会遇到不幸的结局的。于是他便派出了一名使节到萨摩司去声明 与他绝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波律克拉铁斯遇到什么可怕和巨大不 幸的时候，他不致必须为他的朋友咸到痛心。

    (44)但现在拉凯戴孟人却向这常胜的波律克拉铁斯进军了，他们是给后 来在克里地建立了库多尼亚的萨摩司人邀请到那里去的。波律克拉铁斯背着 他的臣民，派了一名使者到当时正在出征埃及的、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那 里去，要求刚比西斯也派人到萨摩司来并给他增援的人马。接到这个消息之 后，刚比西斯立刻派人到了萨摩司，要求波律克拉铁斯派一支舰队来帮助他 攻埃及。波律克拉铁斯于是选出了他城内他最疑心会起来反叛他的人们，用 四十只三段桡船送他们去，并告诉刚比西斯说不必再把这些人送回了。

    (45) 有的人说，波律克拉铁斯派出去的这些萨摩司人根本没有到达埃及，而是在 他们渡海到卡尔帕托司的时候，他们便相互商议，决定不再继续向前走了： 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确实是到了埃及，但是他们从那里避开守卫的耳目逃走 了。不过当他们乘船回到萨摩司时。波律克拉铁斯的船邀击他们和他们打了 起来。返回的萨摩司人得到了胜利并在岛上登了陆，但是在陆战中他们被击 败，于是他们便出航到拉凯戴孟人那里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从埃及回 来的萨摩司人打败了波律克拉铁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 为，如果他们自己可以制服波律克拉铁斯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去请拉凯戴 孟人来了。再者，甚至下面的这种假定也是不合理的，即一个拥有大量佣兵 和本国弓手的人竟会被回国的这样一些少数萨摩司人打败。至于国中波律竞 拉铁斯的臣民，则他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拘留到一所停船厂里，打算在他的 人们投到返回的萨摩司人那里去时，把这个停船厂和里面的人一把火烧光。

    (46)当被波律克拉铁斯赶跑的萨摩司人逃到斯巴达去的时候，他们就去 见斯巴达的领袖们，说了很长的一篇话，表示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担拉凯 戴孟人在最初接见时却回答说，他们忘了萨摩司人开头所讲的话，因而不能 了解它的结尾。在这之后，萨摩司人便再一次带着口袋来，并且只讲了这样 的话，说袋子需要面粉。于是拉凯戴盂人说不用再提什么袋子的事情了，不 过他们却决定帮助萨摩司人了。

    (47)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装备了一支军队，并把它派出去讨伐萨摩司。 萨摩司人说，这乃是拉凯戴孟人对他们的服务的回报，因为他们起初曾 派了一支舰队去帮助拉凯戴孟人去反抗美塞尼亚人。但是拉凯戴孟人却说， 他们派出军队与其说是帮助需要他们的隆摩司人，勿宁说是报复一件事情， 即他们带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赠给他们的胸甲都曾给 这个民族劫夺了去。在萨摩司人夺走混酒钵的前一年，他们便把胸甲劫走了。 这胸甲是亚麻制成的，上面绣着黄金与棉花，还织着许多图像。但这个胸甲 使人感到惊异的是每一根线都有许多股，它虽然很细，但仍有三百六十股， 每一股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和阿玛西斯献给林多斯的雅典娜的同类的那 件，是可以媲美的。

    (48)科林斯人也热心参加实现对萨摩司的出征。在这次出征的一代之 前，大物在劫夺混酒钵的时候，他们也曾受位隆摩司人的侮辱。库普赛洛斯 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曾把柯尔库拉的名门子弟三百人送到撒尔迪斯的阿律阿 铁斯那里去作宦官。率领着这些孩子的科林斯人曾在前往撒尔迪斯的途中停 留在萨摩司，而当萨摩司人知道为什上这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他们便告诉 这些孩子到阿尔铁米司的神殿去避难，这样他们便不会允许这些请求保护的 人给从神殿中强拖出去了，但是当科林斯人想断绝这些孩子的粮食的时候， 萨摩司人却创行了一种到今天还照样举行的祭典；在这些男孩子请求保护的 时期之内，每到夜里便规定举行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舞蹈，这时便规定要把芝 麻和蜜制造的饼带给他们，这样柯尔库拉的男孩子们便可以夺过这些饼来充 饥了。这样一直做到科林斯的监视人放弃他们而离开的时候，于是萨摩司人 便把男孩子们送回柯尔库拉了。

    (49)然而，如果科林斯人在培利安多洛斯死后与柯尔库拉人言归于好的 话，则他们也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而帮助对萨摩司的出征了。但实际 上，自从这个岛被殖民之后，虽然他们有血统关系，却一直是相互不和的。 由于这样的一些理由，科林斯人当然耍对萨摩司人怀有敌意了。至于说为什 么培利安多洛斯选择了柯尔库拉地方的名门子弟并送他们到撒尔迪斯去作宦 官，这也是为了向柯尔库拉人进行报复的。原来柯尔库拉人在起初曾对他犯 下了一件可怕的罪行。

    (50)培利安多洛斯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梅里莎之后，在已经遭遇到的惨 事之外，他又遭到了一件灾难。他和梅里莎之间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 一个十八岁。他们的外祖父普罗克列斯，埃披道洛斯的僭主曾派人把两个孩 子接了去并且理所当然地善待他们，因为这是他的亲生女儿的儿子。当他们 离开他的时候，他向他们告别说：“孩子，知道杀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吗？” 哥哥并没有把这话放到心上，但是那叫做吕柯普隆的弟弟在听到这话时却非 常痛心，以致在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他竟不理他那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的父亲， 而在父亲向他讲话或问他问题的时候，也是一语不发。终于培利安多洛斯感 到十分气恼，而把这个孩子从自己家中赶了出去。

    (51)在这样做了之后，他便问他的大儿子，他们的外祖父在和他们谈话 时都说了些什么。达孩子告诉他说，普罗克列斯待他们很好：但是他并没有 提到临别时外祖父所说的话；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培利安多洛斯 说，不可能普罗克列斯没有向他们提过一些什么事情；于是他便认真地问他 的儿子，直到这个男孩子想了起来，并把这句话也告诉他的时候。培利安多 洛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决定不示弱。他送信给和他那被放逐的儿子一同 居住的人们，命令他们不要把他的儿子招待到自己的家中去。因此这个从一 家被逐的儿子到另一家去的时候，也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培利安多洛斯威胁 过一切接纳过他的人，并命令他们不得收容他。当他被逐的时候，他便到另 外他的几个朋友家里去，他们虽然害怕，却还因为他是培利安多洛斯的儿子 而收容了他。

    (52)终于培利安多洛斯发出了一个布告，无论何人如在自己的家中收容 他或是向他讲话，都要向阿波罗神奉献罚金，罚金的数目由培利安多洛斯规 定。看到这个布告之后，没有人再肯向这个孩子讲话或是把他接待到自己家 里来了。这个孩子自己也不想去做那已明令禁止的事情，却横了心，孤单一 人辗转睡在街头的门下。三天之后，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又饿又脏的样子， 起了怜悯之心：他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因此他走近他的儿子，对他说： “儿啊，哪条道路好一些请你选择罢，是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呢，还是听父 亲的话继承我现在有的权力和财富呢？你是我的儿子，你是富有的科林斯人 的王子；但是你选择了一个乞丐的生涯，就是因为你反抗并且愤怒地对待了 你最不应当这样违抗的人。如果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惨事使你怀疑我的话，那 未这惨事却是到临我的身上而且是我分得其中的更多的部分，因为做出这伴 事的正是我自己。你自己想一想受到羡慕比受到怜悯要好多少，想一想连抗 双亲和在你上面的人要得到多么下好的结果，然后就回到我的家里来吧。” 培利安多洛斯这样说，是想叫自己的儿子回心转意。但是这个男孩子回答说， 既然培利安多洛斯和自己的儿子讲话，他自己也得受到奉献给神的罚款了。 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的儿子的顽固是不可救药的，或是不可制服的，因而用 船把他送到柯尔摩拉去，以便不再看到他，因为柯尔库拉当时也是臣属于他 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派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他的岳父普罗克列斯，因为 他认为普罗克列斯是使他招惹了当前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他除了攻克埃披 道洛司之外，又生俘了普罗克列斯。

    (53)培利安多洛斯久而久之就过了自己的盛年时代，并且晓得他再也不 能监督和管理他的全部事业了；于是他便派人到柯尔库拉夫请吕柯普隆来做 僭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长子是一个愚钝无知的人，因此不把期望寄托在这 个孩子的身上。吕柯普隆甚至拒绝回答使节。于是极希望这个年轻人会来的 培利安多洛斯便作为次一个最好的办法，派他的女儿，这个少年的亲生姊妹 去，以为他一定很愿意听她的话。她来到之后就说：“兄弟啊，你难道愿意 看到主权落到别人手里而咱们父亲的全家被劫，反而不愿回到家里去自己取 得它么？回到家里去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矜持顽固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 不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了。许多人是把道理放在正义之上的。也有许多 人为了热心维护母亲的权利，却把父亲的财富失掉了。僭主之治是一个很难 把持的东西；许多人都在贪求着它；咱们的父亲现在老了，盛年己经过去了： 不要把你自己的财产奉送给别人罢。”她用她父亲教给她的话，陈述了很有 可能打动吕柯普隆的心的理由；但是他回答说，只要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 他是绝对不回到科林斯去的。当她把这个回答带回去的时候，培利安多洛斯 便派了第三位使者去，建议他自己到柯仓库拉去，以便在他到那里去的时候 使吕柯普隆代他成为僭主。儿子同意这样做了；培利安多洛斯准备到柯尔库 拉去，而吕柯普隆到科休斯来：然而当柯尔库拉人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他们 便杀死了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怕培利安多洛斯到他们那里去。培利安多洛 斯正是由于这件事才想对他们进行报复的。

    (54)于是拉凯戴孟人率领大军前来，包围了萨摩司。他们猛攻城塞并打 进了海边城郊的塔楼：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很快地便亲自率领大军向他们进攻 并且把他们赶了出去。外国的雇佣兵和许多萨摩司人在位于山脊之上的上方 塔楼附近向外出击并且在若干时期中间挡住了拉凯戴孟人的进攻。随后他们 便向后逃退，拉凯戴孟人在后追赶和屠杀他们。

    (55)但是，如果所有拉凯戴孟人那一天在那里都象是阿尔启亚斯和律科 帕司一样英勇战斗的话，萨摩司就会被攻克了。只有这两个人和大群逃跑的 萨摩司人进入了城塞，但他们的退路被截断，因而他们便在萨摩司城内被杀 死了。我自己在庇塔涅地方(阿尔启亚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遇到了另一个阿 尔启亚斯，他是萨米欧司的儿子，上面所说的那个阿尔启亚斯的孙子；他对 萨摩司人的尊重在对任何外人的尊重之上，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起了萨米欧 司这个名字，因为他是那个在萨摩司英勇战死的阿尔启亚斯的儿子。他说， 他之所以这样尊重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曾为他的祖父举行了国葬。

    (56)因此，当拉凯戴孟人毫无结果地把萨摩司包围了四十天的时候，他 们便到伯罗奔尼撒去了。外面还传说着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故事说波律克 拉铁斯曾贿赂了他们要他们离开，他制造了他们当地流通的大量镀金铅币送 给他们。这便是拉凯戴孟的多里斯人对亚细亚的第一次出征。

    (57)当拉凯戴孟人正要离他们而去的时候，率军前来进攻波律克拉铁斯 的萨摩司人也扬帆他去，到昔普诺斯去了。因为他们需要钱；而昔普诺斯人 在那时非常繁荣，并且是最富有的岛上居民，因为在他们的岛上有金矿和银 矿。他们是这样地富有，以致他们献纳给戴尔波伊的财富，即他们的全部收 入的十分之一是最丰厚的献礼之一，而他们每年都要为他们自己分配当年的 收入。而当他们不断发财的时候，他们便问神托，他们目前的幸福会不会长 久：于是佩提亚便给了他们下面的回答：在昔普诺斯的市会堂变成白色而你 们的市埸也同样有了白色阴面的那一天；那时得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防备一 支木头的伏兵和一个红色的使者前来进攻。而这时昔普诺斯的市埸和市会堂 都是用帕洛司的大理石来装饰着的。

    (58)不拘是在当时神托讲出来的时候，还是在萨摩司人前来的时候。他 们都不懂得这个神托。隆摩司人在到达昔普诺斯之后，他们立刻用一只船把 他们的使节送到城里去。原来在古时，一切的船都是漆成朱红色的；而这便 是佩提亚警告昔普诺斯，要他们小心木头的伏兵和红色的使者的真意所在。 于是使者们要求昔普诺斯人给予十塔兰特的借款。萨摩司人在遭到拒绝之 后，便开始蹂躏了他们的国士、昔普诺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刻出来想把 他们赶跑。但是他们自己却战败了，他们许多人被萨摩司人驱离了故城，萨 摩司人随即从他们身上勒索了一百塔兰特。

    (59)于是萨摩司人用这笔钱从赫尔米昂人那里购买了叙德列亚岛并且把 它委托给特罗伊真人管理；叙德列亚岛是离伯罗奔尼撒不远的。他们自己则 定居在克里地的库多尼亚，虽然他们航行的原来打算并不是这样，而是想把 扎昆托斯人驱出这个海岛。他们停留在这里，并在这里繁荣幸福地过了五年； 诚然，现在在库多尼亚的那些神殿和狄克杜那的圣堂都是出自萨摩司人之手 的。但是在第六个年头，埃吉纳人和克里地人来了；他们在一次海战中打败 了萨摩司人并把萨摩司人变成了奴隶；此外，他们还砍掉了做得象是猪头一 样的船头，并把它们呈献抬埃吉纳地方的雅典娜神殿。埃吉纳人这样做是由 于对挑起争端的萨摩司人心怀不满。原来当阿姆披克拉铁斯是萨摩司的国王 时，他们曾派军队去攻打埃吉纳，结果萨摩司人和埃吉纳人双方都受了很大 的损害。这便是不和的原因了。

    (60)我所以这样比较详细地写到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是希腊全土三项 最伟大的工程的缔造者。其中的第一项是一条有两个口的隧道，它穿过高这 一百五十欧尔巨阿的一座山的下部。隧道全长七斯塔迪昂，八尺高，八尺宽， 而通过它的全长，另有一条二十佩巨斯深、三尺宽的河沟，而从一个水源丰 富的泉水那里来的水便通过这里用管子引到萨摩司城里去。这一工程的设计 者是美伽拉人、纳乌斯特洛波司的儿子埃乌帕里诺司。这是三项工程中的一 项。第二项是在海中围绕着港湾的堤岸，它入水足足有二十欧尔巨阿深，二 斯塔迪昂多长。萨摩司人的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殿，这是我所见到的神殿中 最大的。第一个建筑者是一个萨摩司人，披列司的儿子罗伊科司。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我才比对一般人更加详细地来写萨摩司人的事情。

    (61)在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既然已经神经失常，而仍然耽搁在埃及的 时候，两兄弟的玛哥斯僧叛离了他（这是接着第三八节写的）。其中的一个曾被刚比西斯留在家中掌管 家务。这个人现在叛离了他，因为他看到司美尔迪斯的死保守秘密，很少人 知道这件事，而人们大多以为他还在人世。于是他便想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取 得王权：他有一个兄弟，我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一个谋叛的伙伴；他的这个 兄弟和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兄弟司美尔迪斯长得十分相似，而司美尔 迪斯又是经他手杀死的：他们不仅长得一样，他们的名字也一样，都叫司美 尔迪斯。这个玛哥斯僧帕提载铁司于是便说服了他这个兄弟、要他、帕提载 铁司给他这个兄弟安排一切；他把他的兄弟领来，叫他坐在王位上，随后， 他便派使者到各地去，其中的一人到埃及，去向军队宣布，从此他们不应听 从刚比西斯，而要听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命令了。

    (62)其他的使者都按照命令到各地传达了这个布告；但是指定到埃及去 的这个使者，(发现刚比西斯和他的军队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便到他们 大家的面前去，宣布了玛哥斯僧交给他的命令。当刚比西斯听到了使者说的 话的时候，他以为这是真实的事情，(以为那个被派去杀死司美尔迪斯的普列 克撒司佩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欺驱了他刚比西斯)。于是他望着普列克撒司 佩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你是不是按照我所吩咐的做了？”普列克撒司 佩斯回答说：“主公，这不是真的事情，你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是不会背叛你 的，他也不可能和你有不论大小的任何纠纷：我自己做了你所吩咐的事情并 且是我亲手埋葬了他。如果死者能够复活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美地亚人阿 司杜阿该斯也会起来反对你了。但如果现在的大自然的规律和先前一样不能 改变的话，那末可以肯定，司美尔迪斯是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的。因此现在 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派人去追赶这个使者并且好好地打听他一下，是谁派 他来传达说我们必须承认司美尔迪斯为我们的国王的”

    (63)普列克撒司佩斯的这一番话，(刚比西斯认为颇有道理)于是立刻派 人追踪这个使节并且把他带了来；而当他未的时候，普列克撒司佩斯便问他 说：“喂，我来问你，你说你的命令是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里发出 来的；那未现在告诉我，这样你就可以安全地回去：是不是司美尔迪斯亲自 见到了你并给了你这个命令，还是只通过他的一个仆人？”使节回答说：“自 从国王刚比西斯到埃及去以来，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 斯；刚比西斯委托代他掌管家务的那个玛哥斯僧给了我这个命令，他说这是 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意旨，并说我应该把这个意思告诉你知道”。使 节这番话，完完全全是老实话。于是刚比西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这件 事我认为你是没有责任的。你非常忠诚地做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情。但是背叛 了我并且窃取了司美尔迪斯的名字的这个波斯人会是谁呢？”普列克撒司佩 斯回答说：“主公，我想我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叛徒乃是那两个玛哥斯僧， 一个是你委托掌管家务的帕提载铁司，另一个是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

    (64)刚比西斯一听到司美尔迪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立刻便领会了普列 克撒司佩斯的话的真义，以及领会到他的梦已经实现了；因为他曾经梦见有 人告诉他，司美尔迪斯已坐上了王位，头一直触到天上去。而当他看到他无 端地把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杀死，于是他为自己的兄弟而痛哭起来了。在 他哭够了之后，由于十分痛心于他的全部不幸遭遇、他便跳到马上，打算立 刻前去苏撒惩办玛哥斯僧。在他上马的时候，他所佩带的刀的那个刀鞘的扣 子松掉了，于是里面的刀刃就刺中他的股部，正伤了他自己过去刺伤了埃及 的神阿庇斯的同一地方；刚比西斯认为这伤乃是致命的，于是他便问他所在 的那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告他说是阿格巴塔拿。而且在这之前，从布 头曾有一个预言告他说，他将要在阿格巴塔拿结束自己的一生；刚比西斯认 为这等于说，他在老年的时候，将要死在美地亚的阿格巴塔拿，即他的主城。 但是这个事件证明，神托所预言的乃是他要死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因此 当他现在询问并且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时候，因玛哥斯僧而他遭到的不幸 事件和他受的仿这双重的震荡使他回复了正常的知觉；他懂得了神托的意 思，并且说：“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注定是要死在这里的了”。

    (65)这时他不再讲什么话了。但是大约在二十天以后，他便把他身旁最 主要的那些波斯人召了来，向他们说：“波斯的人们啊：我现在不得不把我 认为是最秘密的一伴事情向你们宣布了。当我在埃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 从来没有作过的梦：我梦见从家里来了一个使者，他告诉我说，司美尔迪斯 已经坐上了王位，他的头一直触到天上去。于是我害怕我的兄弟会从我的手 中夺走统治权，因此我不是贤明地加以考虑而是在仓卒中动起手来。可是， 我现在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扭转命运，我是多么愚蠢，我竟把普列 克撒司佩斯派到苏撒去杀死司美尔迪斯。当这件大错铸成之后，我便觉得自 己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司美尔迪斯被铲除之后，会有另一 个人起来反抗我。因此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估计错了。我毫无必要 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结果我仍旧失去了我的王位，因为上天在梦中所预言 的反叛行为是司美尔迪斯那个玛哥斯僧。现在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故而我要 你们相信，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已不在人世了；现在玛哥斯僧已经占有 了我的王国，那就是我留在家里给我管理事务的人和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 但是，因玛哥斯僧对我的侮辱而特别要为我报仇的那个人，已经凶死在他最 亲近的人手里了。这个人既因死去而下在，我只得把我一生中最后的期望嘱 告给你们这些波斯人。因此，以我的王家诸神为誓，我命令你们，你们全体， 特别是在这里的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们，不要叫主权再落到美地亚人手里 去：如果他们用策略取得了主权的话，那末就再用策略从他们那里把主权夺 回来；如果他们是用强力夺走主权的话，那未你们也便同样用强暴的手段把 它夺回来。而如果你们这样做，那你们的田地便会生产果实，你们的妇女和 牲畜便会多产子嗣，你们也永远会享到自由；如果你们不把王权夺回的话， 或是不试图把王权夺回的话，那我便祈祷要你们的事事不顺利，而每一个波 斯人都要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刚比西斯这样说着，便由于自己一生中命 定的全部遭遇而痛哭起来了。

    (66)当波斯人看到他们的国王哭泣的时候，他仍便撕碎了他们穿的袍子 并尽情地高声悲叹起来。但是在这之后骨头坏疽，大腿也紧跟着烂了，结果 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便死掉了；他统治了一共七年五个月，身后男女的子 嗣郡没有。在场的波斯人心里完全不相信，那两个玛哥斯僧会是主人；他们 认为刚比西斯是打算用司美尔迪斯的死亡的故事来欺骗他们，以便把整个波 斯卷入对他的战争。

    (67)因而他们相信做了国王的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现在刚比 西斯既然己死，普列克撒司佩斯便矢口否认他曾杀死司美尔迪斯，因为他亲 手杀死居鲁士的儿子，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刚比西斯既死，僭称 居鲁土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那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便肆无忌惮地统治了七 个月。这七个月正凑足了刚比西斯的八年的统治。在这个时期中间，他大大 地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没有一个亚细亚 人不盼望他回来；因为他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地去宣布免除他们三年的兵役 和赋税。

    (68)这便是在他开始统治时所发出的布告；但是到第八个月的时候，他 却被人识破了，原因是这样：一个叫做欧塔涅斯的人，是帕尔那斯佩斯的儿 子，他是一个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波斯人。这个欧塔涅斯是第一个怀疑玛哥 斯僧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是玛哥斯僧本人的人。理由是他从来 没有离开过他的城砦，也从来没有召见过任何波斯的知名人物；刚比西斯既 然娶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为妻，而玛哥斯僧现在也娶了她以及刚比西 斯的其他妻妾，于是心中怀疑的欧塔涅斯便派人到他的女儿那里去，问她是 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是和另外的人同床。她送回一个信说她不知 道，因为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也不知道和她同床 的人是谁。于是欧培涅斯便送了第二个信，大意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认识 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末就去问和你一样嫁拾这个人的阿托撒，因为 她是一定会认识她的亲生兄弟的”。但是女儿的回答是：“我不能和阿托撒 讲话，我也看不到他家中的任何其他妇女。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作了 国王之后，他立刻使我们各自分居在指定给每个人的地方”。

    (69)当欧塔涅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对于事情的真相便知道得更加清楚 了。于是他就给他的女儿送了第三个信：“女儿啊，你的高贵出身使你必须 不惜冒任何危险做你父亲所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 司美尔迪斯而是另一个我心中怀疑的那个人的话，那未就不能轻轻地绕过 他，而是要对他加以惩罚，因为他玷污了你并坐上了波斯的王座。因此当他 与你同床而你看到他睡着了的时候，按照我吩咐的去做并且摸一摸他的耳 朵：如果你看到他有耳朵的话，那你就可以相信与你同床的是居鲁士的儿子 司美尔迪斯，如果他没有耳朵，那便是玛哥斯僧冒名司美尔迪斯的了。”帕 伊杜美送了回信说，她这样做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如果结果知道他没有耳朵， 而她被发现去试探它们的时候，他是一定会把她弄死的。尽管如此，她仍然 愿意一试。因此她答应按照父亲所吩咐的去做。因为人们知道，刚比西斯的 儿子居鲁士在位时，曾由于这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所犯的某种重大过失而 割掉了他的耳朵，至于什么过失，我却无从知道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 美履行了她答应她父亲做的事情。当轮到她去伴宿的时候(波斯的妃子们是定 期轮流入宫伴宿的)，她便与他同床并在他熟睡的时候用手摸了玛哥斯僧的耳 朵，她容易地确定了他是没有耳朵的，于是到第二天早上，她立刻便派人把 这件事告诉给她的父亲了。

    (70)欧塔涅斯于是便把他认为是最可靠的两位地位极高的波斯人请了 来，这两个人是阿司帕提涅斯和戈布里亚斯，他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们。实陈上这两个人他们自己也怀疑到事情是这个样子了。于是他们立刻相 信欧塔涅斯泄露给他们的事情。他们决定，他们每人再找一个他们所最信任 的波斯人加入他们的同党；欧塔涅斯找来了音塔普列涅司，戈布里亚斯找来 了美伽比佐斯，阿司帕提涅斯找来了叙达尔涅斯，因此他们便有六个人了。 现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又从波斯府来到了苏撒，因为他的父亲便是 那个地方的太守。在大流士到来的时候，这六个波斯人立刻便决定把大流士 也引人他们的一党。

    (71 ) 于是这七个人集会到一处，相互间作了忠诚的保证并共同进行了商 谈。而当翰到大流士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我以为只有我 一个人知道做国王是那个玛哥斯僧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己经死了。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赶忙地跑来，为的是我可以设法铲除这个玛哥斯僧。 但既然你们，而不是我一个人，也都知道事情的真象，那未我的意见是不要 耽搁而立刻动起手来。因为一耽搁就会坏事的”。欧塔涅斯回答说：“叙斯 塔司佩斯的儿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而我认为你会表示出你是一个 和你父亲同样勇敢的人；但仍然不要这样不加考虑地忙于做这件事情，而是 要更加谨慎来进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等待到我们有了更多的人的时候再来 动手不迟。”但大流士回答说：“列位，如果你们按着欧塔涅斯的意见去做， 你们可要记着，你们的下埸一定是会死得很惨的，因为有人会把这一切告诉 给玛哥斯僧，以便使自己取得赏赐。但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自 己不借外力而达成你们的目的；但既然你们喜欢把你们的计划告诉别人而且 你们还这样地信任我而引我为你们的同党，因此我说，今天就动起手来；如 果错过了今天，请你们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早地控告你们，因为我自己就 会把全部事情告诉给那个玛哥斯僧的。”

    (72)看到大流士的性情是这样地急躁，于是欧塔涅斯回答说：“既然你 催促我们赶快动手行事而不要耽误，那末现在你自己告诉我，我们怎样进入 皇宫向那玛哥斯僧进攻。皇官四面都有守卫把守看，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 为你看到过或至少听到过他们；我们怎样突破守卫们的这一关呢？”大流士 回答说：“欧塔涅斯，许多事情虽用言语说不清楚，然而却可以用行动做出 来：但有时容易解决的问题反而做得并不出色。你应当知道的很清楚，设置 的岗哨是容易通过去的。因为我们既然有目前这样的身分，那就不会有任何 一个人会不允许我们进去，这部分是由于尊敬，部分也是由于畏惧；此外， 我自己还有一个进去的最好的借口，因为我会说我是不久之前才从波斯来 的，并且有一个信从我父亲那里给国王捎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说谎话 的。不管是说谎，还是讲真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说谎的 人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信任并由于他的欺骗而得到好处，说真话的人则希望真 话会使他得到益处和更大的信任：因此我们只不过是用不同办法达到相同的 目的罢了。如果没有得到利益的希望，则说真话的人也愿意说谎就和说谎话 人愿意讲真话一样了。而如果任何门卫愿意放我们过去的话，那在今后对于 他是会更加有利的。但如果任何人想抵抗我们，我们就把他宣布为仇敌。因 此我们就冲进去开始我们的工作吧。”

    (73)继而戈布里亚斯说：“朋友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争回王位，或是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便死去呢？而且现在我们波斯人 又被一个美地亚人，一个没有耳朵的玛哥斯僧统治看。你们这些在刚比西斯 病时和他在一起的人们一定会记得他在临终时加到波斯人身上的咒诅，如果 波斯人不试图把王位夺回的话；尽管当时我们不相信刚比西斯，而认为他这 样说是为了欺骗我们。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按照大流士的计划行事，不要 放弃这个意见去做其他什么事情，而是立即向玛哥斯僧进攻”。戈布里亚斯 便是这样说的；于是他们完全同意了他所说的话。

    (74)当他们正在这样集议的时候，发生了我下面所说的一些事件。两个 玛哥斯僧经过商议，决定把普列克撒司佩斯笼络为自己的私党，因为他曾受 到射死了他的儿子的刚比西斯的损害，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由于亲自动手杀过 人，才知道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确实已经死了。此外，还因为普列克撒 司佩斯在波斯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们便把他召来，而为了取得他 的友谊，要他自己做出保证并发誓他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对波斯人的欺骗 行为，而只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心里；而他们则答应他把任何东西都大量地 送给他。普列克撒司佩斯同意了，他答应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两个玛 哥斯僧又向他作了第二个建议，即他们要在宫墙前面召集一个波斯人大会， 而他则要到一个城楼上去，宣布说国王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不 是任何其他的人。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因为他们相信他是波斯人所最 信任的人，因为他常常断言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活着，并且否认杀人 的事情。

    (75)普列克撒司佩斯也同意这样做了；于是玛哥斯僧便把波斯人召集到 一起，把他带到一个城楼之上去并命令他发言。这时他把玛哥斯僧对他的要 求早已放到一边，他从阿凯美涅斯向下历数居鲁士一家的家藉；当他最后说 到居鲁士的名字的时候，他便列举国王对波斯所做的一切好事情，随后他便 把真相揭露出来了；他说他所以把真相一直加以隐瞒(是因为他并不能安全地 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他却有必要把它揭露出来了。他说：“我是在刚比西 斯的逼迫之下才把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杀死的，现在统治着你们的是那 两个玛哥斯僧”。于是他就对波斯人作了一个可怕的咒诅，如果他们不能把 王位夺回来并对玛哥斯洛进行报复的话，这之后他便从城楼上头朝下地投了 下来；经历了光荣的一生的普列克撒司佩斯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6)这七个波斯人在商量之后打算不再迟延而立刻去进攻玛哥斯僧，于 是他们便向神祈祷并出发了，不过他们对于普列克撒司佩斯在这件事上所做 的工作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他们正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便听到了关于他 的事情。于是他们便退到道旁共同商议，欧塔涅斯的朋友们完全赞同等待， 而不去在目前混乱的时候进攻，但大流士的一派则主张立刻前往，毫不迟延 地做他们已经确定的事情。正当他们争论不决的时候，他们看到七对鹰追赶 两对兀鹰，抓落它们的羽毛并把它们的身体撕裂，看见这个景象之后，他们 七个人便完全同意了大流士的意见，在鹰的前兆的激励之下直奔皇宫而来 了。

    (77)当他们来到大门的时候，发生了大流士所期待的事情。守卫者由于 他们是波斯的显要人物而尊敬他们，并由于他们决不会疑心他们的计谋，便 没有盘问而在天意的引领之下进去了。进入宫中之后，他们在那里遇见了带 信给国王的宦官；宦官问这七个人进来的意图是什么，同时对放进了的这七 个人的门卫加以威吓，并且不许这七个人再向里面去。这七个人相互间一吆 喝，便掏出他们的匕首来，刺死了阴挡他们去路的宦官，一直跑到两个人的 内室去了。

    (78)那时两个玛哥斯僧正好都在内室，商量如何对付普列克撒司佩斯的 行动的后果。他们看到宦宫们乱作一团并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两个人便都 赶忙跑了回去；而当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便动手保卫他们 自己了；一个人赶忙拿下了他的弓，另一个人则拿起了他的长枪：这七个人 和那两个人交起手来了。拿起弓的人发现弓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敌 人离他很近，几乎己经逼到他跟前了。但是另一个人却用长枪保卫了自己， 他刺中了阿司帕提涅司的大腿，又刺中了音塔普列涅司的眼，音塔普列涅司 没有因伤致死，但是他失去了眼睛。这便是被一个玛哥斯僧所刺伤的人。另 一个人由于无法用他的弓，便跑到和这间房屋相邻的房间里去，打算把门关 上。但是七个人中的两个、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却和他一同冲到屋里去。戈 布里亚斯和玛哥斯洛扭到了一处，但由于暗中看不到，大流士不知如何做是 好，因为他害怕刺伤了戈布里亚斯；而戈布里亚斯看到大流士站在那里不动， 便喊道为什么他不下手。大流士说：“怕戳伤了你”。戈布里亚斯说：“用 你的刀来刺罢，刺到我们两个人身上也不要紧的”。于是大流士便用匕首来 刺，很幸运，他刺中的正是那个玛哥斯僧。

    (79)他们杀死了两个玛哥斯僧并割下了他们的首级之后，却把伤者留在 原处，这一则是由于他们已非常虚弱，此外还为了要他们看守城砦；其他五 个人便拿看两个玛哥斯僧的首级，一路呼喊叫啸着跑出来叫所有的波斯人前 来帮助，告诉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把首级给他们看。同时他们又把他们在 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玛哥斯僧 都给杀死了。当波斯人听到这七个人所做的一 切以及玛哥斯僧人如何欺骗了他们的时候，便决定追随他们的榜样，也掏出 匕首把他们所能寻找到的全部玛哥斯僧都拾杀死了。而如果不是夜幕降临而 使他们不得不停手的话，他们恐怕是不会叫任何一个玛哥斯僧得到活命的。 这一天是一切波斯人同样都举行的最盛大的神圣的日子；他们为这件事举行 了盛大的节日，并称之为玛哥斯僧屠杀节；在节日期间，玛哥斯僧不许到街 上来，他们要整天留在自己的家里。

    (80)当五天以后混乱的情况好转的时候，那些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人们 便集会讨论全部局势，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是不可信 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的。欧塔涅斯的意见是主张使全体波斯人 参加管理国家。他说：“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 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又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已经看到刚比西斯骄傲自满 到什么程度，而你们也尝过了玛哥斯僧的那种旁若无人的滋味。当一个人愿 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未这种独裁 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 正常心情的。他具有的特权产生了骄傲，而人们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情。这双重的原因便是在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他之所以做出许多 恶事来，有些是由于骄傲自满，有些则是由于嫉妒。本来一个具有独裁权力 的君主，既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一切东西，那他应当是不会嫉妒任何人的 了；但是在他和国人打交道时，情况却恰恰相反。他嫉妒他的臣民中最有道 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死，却欢迎那些最下贱卑劣的人们，并且比任何人都 更愿意听信谗言。此外，一个国王又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如果你只是适当 地尊敬他，他就会不高兴，说你侍奉他不够尽心竭力；如果你真地尽心竭力 的话，他又要骂你巧言令色。然而我说他最大的害处还不是在这里；他把父 祖相传的大法任意改变，他强奸妇女，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审判而任意诛杀。 不过，相反的，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文，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 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 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 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

    (81)欧塔涅斯发表的意见就是这样。但是美伽比佐斯的意见是主张组成 一个统治的寡头。他说：“我同意欧塔涅斯所说的全部反对一个人的统治的 意见。但是当他主张要你把权力给予民众的时候，他的见解便不是最好的见 解了。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 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 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 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 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象一 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只有希望波斯会变坏的人才拥护民治；还是让我们进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 政权交拾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参加这一批人物；而既然我们有一批最优 秀的人物。那我们就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了”。

    (82)以上便是美伽比佐斯的看法了。大流士是第三个发表意见的人。他 是这样说的：“我以为在谈到民治的时候，美伽比佐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但 是在谈到寡头之治的时候，他的话便不能这样看了。现在的选择既然是在这 三者之间，而这三者，即民治、寡头之治和独裁之治之中的每一种既然又都 指着它最好的一种而言，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好得多。 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他既然有与他本人相适应 的判断力，因此他能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同时为对付敌人而拟订的计划也 可以隐藏得最严密。然而若实施寡头之治，则许多人虽然都愿意给国家做好 事情，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 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激烈的 倾轧，相互之间的倾轧产生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 是独栽之治；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式乃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再者，民众 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而当着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时候，坏人们便 不会因敌对而分裂，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 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 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于是他便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而既 然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 以证明独裁之治是最好的统治方法。但是，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 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与的——是足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浊的统 治者？因而我认为，既然一个人的统治能给我们自由，那末我们便应当保留 这种统治方法；再说，我们也不应当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那样做是不 好的。”

    (83)在判断上述的三种意见时，七个人里有四个人赞成最后的那种看 法。这样一来，想使每个波斯人具有平等权利的欧塔涅斯的意见就失败了， 于是他便向他们大家说：“朋友和同志们！既然很明。 显，不管是抽签也好，或是要波斯人民选他们愿意选的人也好，或是用 其他什么办法也好，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是必须做国王的了，但是要知道，我 是不会和你们竞争的，我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但如果我放弃作国王 的要求的话，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即我和我的子孙中的任何人都不受你 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支配。其他六个人同意了他的条件；欧塔涅斯不参加竞争 而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而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他一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他们虽然遵守波斯的法律，却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

    (84)其余的六个人于是商量如何才是选立国王的最公正的办法。他们决 定，如果欧塔涅斯以外六个人之中有谁取得了王权，则欧塔涅斯和他的子孙 他们每年应当得到美地亚织的衣服和波斯人认为最珍贵的一些物品作为年 赏。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他是第一个策划了这件事，并且是他最初 召集了密谋者的。这样，他们便把特殊的勋荣给了欧塔涅斯：但是对于他们 所有的人，他们规定七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他愿意，便可以不经过通报而 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的时候；此外还规定国王必须在同 谋者的家族当中选择妻子。至于选立国王的办法，则他们决定在日出时大家 乘马在市郊相会，而谁的马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

    (85)大流士手下有一名聪明的马夫，名叫做欧伊巴雷司。当散会的时候， 大流士就向他说：“欧伊巴雷司，我们商量了关于王位的事情，我们决定， 在日出时我们所乘骑的马谁的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现在你想想看有什么巧 妙的办法使我们，而不是别人取得这个赏赐”。欧伊巴雷司回答说：“主人， 如果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你会不会成为国王的话，那你就放心好了。请你确信， 只有你是可以担任国王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有一套顶事的魔法的”。大流 士说：“如果象你所说的有什么办法的话，那末便立刻动手罢，因为明天就 是决定的日子了”。欧伊巴雷司听了之后，立刻便做了下面的事情。在夜幕 降临的财候，他带了大流士的马所特别喜欢的一匹牝 马到城郊去把它系在那 里；然后他把大流士的马带到那里去，领着它在牝马的四周绕圈子，不时地 去碰她，结果使大流士的牡马和 牝马支配起来。

    (86)到天明的时候，六个人都按照约定乘着马来了。而当他们乘马穿过 城郊并来到在前一夜里系着牝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马便奔向前去并且 嘶鸣了起来。与马嘶的同时，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大流士遇到的这些现 象被认为是神定的，并等于是宣布他为国王；他的同伴们立刻跳下马来，向 他跪拜了。

    (87)有些人说这是欧伊巴雷司出的主意，(但波斯人却还有另外一种说 法)，这种说法是说他用他的手摩擦牝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子 里，直到日出之时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而当他把手掏出来放到大流士的 展的鼻孔近旁去的时候，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和嘶鸣起来。

    (88)这样，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便成了国王，而最初是居鲁士、 继而是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全部亚细亚，除去阿拉伯人以外，便都成了他的臣 民；阿拉伯人并不是象奴隶一样地臣服于波斯人，而是自从给刚西比斯让路 人埃及的那个时候起，便和波斯人缔结了友好的盟谊：因为那时波斯人不得 到阿拉伯人的同意，是不能入寇埃及的。大流士从波斯人的最高贵的家族中 间娶了妻子，他娶的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和阿尔杜司托涅；阿托撒曾是她 的兄弟刚比西斯，后来又是玛哥斯僧的妻子，但阿尔杜司托涅则是一名处女。 他还娶了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司和曾经发现了玛哥斯僧的 真象的欧塔涅斯的那个女儿。在他治下土地的一切方面，他都有充分的权势。 首先他制造和树立了一个刻石，上面刻着一个骑马的人像，并且附有下面的 铭文：“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因他的马(后面是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 马夫欧伊巴雷司之功勋而赢得了波斯王国”。

    (89)在波斯做了这些事之后，他便把他的领士分成了二十个波斯人称为 萨特拉佩阿的太守领地，随后，他又任命了治理这些太守领地的太守，并规 定每个个别瓦族应当向他交纳的贡税；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每一个民族和他 们最接近的民族合并起来，而越过最近地方的那些稍远的地方，也分别并入 一个或是另一个民族。现在我便要说一说他如何分配他的太守领地和每年向 他交纳的贡税。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来交纳；缴纳黄金的要 按埃乌波亚塔兰特来交纳；巴比伦塔兰特等于七十八埃乌波亚的米那。要之， 在居鲁土和在他以后的刚比西斯的统治年代里，并没有固定的贡税，而是以 送礼的形式交纳的。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把 大流士称为商人，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大流士在 每伴事上都贪图一些小利，刚比西斯苛酷而傲慢无情，但居鲁士是慈祥的， 并且总是给他们谋求福利的。

    (90)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与玛格涅希亚人、爱奥里斯人、 卡里亚人、吕奇亚人、米吕阿伊人和帕姆庇利亚人(大流士把一份加到一起的 税额加到他们身上)，每年要缴纳四百塔兰特的良银。他把这些足族规定为第 一地区。美西亚人、吕底亚人、拉索尼欧伊人、卡已里欧伊人和叙根涅伊司 人共缴纳五百塔兰特，是为第二地区。乘船进入海峡时位于右侧的海列斯彭 特人、普里吉亚人、亚细亚的色雷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 和叙利亚人共缴税三百六十塔兰特，是为第三地区。奇里启亚人是第四地区， 他们每年要缴三百六十匹白马，即每日一匹。此外每年还要纳五百塔兰特的 白银。在这些银子当中，一百四十塔兰特支出到守卫奇里启亚骑兵的项下， 其他的三百六十塔兰特则直接交拾大流士。

    (91)以阿姆披亚拉欧斯的儿子阿姆披罗科司在奇里启亚人和叙利亚人边 界的地方所建立的波西迪昂市为始点，除开阿拉伯人的领土(因为他们是免税 的)，直到埃及的地区，这块地方要缴三百五十塔兰特的税，是为第五地区。 包含在这区之内的有整个腓尼基、所谓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赛浦路斯。埃及、 与埃及接壤的利比亚、库列涅及巴尔卡(以上均属于埃及区)是为第六地区。 这一区要缴纳七百塔兰特，还不把因莫伊利斯湖生产的鱼而得到的银子计算 在内。 实际上，也就是在鱼产的白银收入以及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外，还要交纳 七百塔兰特。原来，对居住在孟斐斯的“白城”的波斯人和他们的佣兵要配 拾十二万美狄姆诺斯的谷物。撒塔巨达伊人、健达里欧伊人、达迪卡伊人、 阿帕里塔伊人加起来是为第七地区，他们要缴纳一百七十塔兰特。苏撒和奇 西亚人的其他地区是为第八地区，他们要交纳三百塔兰特。

    (92)巴比伦和亚述的其他地方，要献拾大流士一千塔兰特的白银、五百 名充任宦官的少年。是为第九地区。阿格巴培拿和美地亚其他地区，包括帕 利卡尼欧伊人、欧尔托科律般提欧伊人，缴纳四百五十塔兰特，是为第十地 区。卡斯披亚人、帕乌西卡伊人、潘提玛托伊人及达列依泰伊人合起来缴纳 二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一地区。从巴克妥拉人的地方直到埃格洛伊人的地方， 是为第十二地区，他们要缴纳三百六十培兰特。

    (93)帕克图伊卡、阿尔美尼亚以及直到黑海的接壤地区要缴纳四百塔兰 特，是为第十三地区。第十四地区包括撒伽尔提欧伊人、萨朗伽伊人、塔玛 奈欧伊人、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及国王使所谓“强迫移民”所定居的红海 诸岛的居民，他们要缴纳六百塔兰特。撒卡恢人和卡斯披亚人缴纳二百五十 塔兰特，是为第十五地区。第十六地区是帕尔提亚人、花拉子米欧伊人、粟 格多伊人和阿列欧伊人，他们要缴纳三百塔兰特。

    (94)帕利十尼欧伊人和亚细亚的埃西欧匹亚人是为第十七地区，他们要 缴纳四百塔兰特。玛提耶涅人、撒司配列斯人、阿拉罗狄欧伊人是为第十八 地区，他们被指定缴纳二百培兰特。莫司科伊人、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 斯人、摩叙诺依科伊人以及玛列斯人被指定交纳三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九地 区。印度人是第二十地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比任何民族都要多的人，他 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也要多，即三百六十塔兰特的砂金。

    (95)这样看来，如果把巴比伦培兰特换算为埃乌波亚塔兰特的话，则以 上的白银就应当是九千八百八十塔兰特的白银了；如果以金作为银的十三倍 来计算的话，则砂金就等于四千六百八十埃乌波亚塔兰特了。因此可以看到， 如果全部加到一起的话，大流士每年便收到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埃乌波亚塔兰 特的贡税了。而且十以下的数目我是略去了的。

    (96)这便是大流士从亚细亚以及利比亚的一些部分所取得的收入。但是 过了若干时候，他也从各方的岛屿和欧罗已直到帖撒利亚地方的居民收税 了。这部分的税收是这样地给国王存放起来的：他溶化了这些银子并把它们 灌到士瓮里面去，等土瓮注满时，他便把外壳打破。什么时候他需要钱，他 从这上面便把他所需要的部分铸成钱币。

    (97)以上所说的是各太守领地和它们所应担负的税额。只有一个波斯府 我没有把它列入纳税的领地。因为波斯人的居住地是免纳任何租税的。至于 那些不纳税而奉献礼物的人们，则他们首先就是刚比西斯在向长寿的埃西欧 匹亚人进军时所征服的、离埃及最近的埃西欧匹亚人；此外还有居住在圣地 尼撒周边并举行狄奥尼索斯祭的那些人。这些埃西欧匹亚人与他们的邻人和 印度的卡朗提埃伊人食用同样的谷物；他们是居住在地下面的。这些人过去 和现在都是每隔一年就献纳下列的一些礼物：两科伊尼床斯的非精炼的金、 二百块扁木、五个埃西欧匹亚的男孩子和二十很大象牙。奉献礼物的还有科 尔启斯人和他们那直到高加索山脉的邻人(波斯人的统治便到这里为止，高加 索山脉以北的地区便不臣属于波斯人了)，他们每到第四年便奉献少男少女各 百名，过去这样，而直到我的时代还是这样。阿拉伯人每年奉献一千塔兰特 的乳香。这便是在租税之外，这些民族献抬国王的礼物。

    (98)印度人的大量黄金，是这样得来的：他们送给大流士的砂金便是这 大量黄金中的一部分。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今之所谓五河地区。这以外的地方， 希罗多德对印度是一无所知的）；在我们多少确 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 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 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族，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恒河是希腊人在亚历山人远征时才知道的）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 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的。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 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刈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编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 象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99)在他们的东面则是另一部分的印度人，他们是吃生肉的游牧民族； 他们被称为帕达依欧伊人。据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任 何男人或女人生病时，这个男子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便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 如果他带着病而不好的话，他的肉会给消耗掉了的。虽然他否认他生病，但 他们不会相信他，而是把他杀死吃掉。当一个女人病了的时候，她和男人一 样地被和她最亲近的女人杀死。至于一个已经年老的人，则他们是拿他当作 牺牲奉献并用他的肉来举行宴会；不过活到老的人是不多的，因为在这之前， 凡是得病的都给杀死了。

    (100)然而又有一部分印度人，他们不杀害活物，不播种谷物。而经常又 没有住所。他们以草为食，他们那里有一种带荚的野生谷物，大小和小米差 不多，他们便把这种谷物连荚收集起来煮着吃。他们中间如果有谁得了病的 话，这个人就到沙漠地带去躺在那里，没有人去看一下他是病了还是死了。

    (101)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印度人都是象牲畜一样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交 媾的。他们和埃西欧匹亚人一样，是黑肤色的。他们的精子也和其他人的精子不一样，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皮肤一样的黑。埃西欧匹亚人的精子也和他 们一样，是黑色的。这些印度人的居住的地点远远地在波斯人的南方，他们 决不是国王大流士的臣属。

    (102)另外的一部分印度人居住在其他印度人的北部，在卡司帕杜罗斯城 和帕克杜耶斯人的国家附近的地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巴克妥拉人的生活 方式相似，他们是全体印度人中间最好战的，而出去采金的人也是他们；因 为在这些地方是一片沙漠。在这一片沙漠里，有一种蚂蚁（土拨鼠或食蚁兽等），比狗小比狐狸大： 波斯国王饲养过的一些这样的蚂蚁，它们就是在这里捕获的。这些蚂蚁在地 下营穴，它们和希腊的蚂蚁一样地把沙子掘出来。这种蚂蚁和希腊蚂蚁的外 形十分相象，而在它们从穴中挖出来的砂子里是满含看黄金的。印度人到沙 漠去便正是为了取得这种沙子。他们各自驾着三头骆驼，母骆驼在当中，两 旁各用绳子系着公骆驼来协助牵引：但是那个人自己骑在母骆驼上面，他要 注意使这个母骆驼尽可能是在刚刚生产之后便驾上了轭的。他们的骆驼和马 一样快，但是驮载力却比马强多了。

    (103)希腊人知道骆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不向他们描绘骆驼的形状 了。但是我要谈一件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骆驼的事情：骆驼的后腿有四块 股骨和四个膝关节；它的生殖器是夹在后腿中间，冲着尾巴的。

    (104)印度人便是这样，用这样装备起来的牲畜去采金的，他们特别注意 到在出发采金时要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因为那时蚂蚁都躲到地面下去 了。在这些地方，太阳不是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是正午最热，而是早上最热， 即从日出到市场关门的时候。在这几个小时里，太阳比希腊的正午要热得多， 以致据说人们这时要用冷水淋浴。在正午的时候，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热度是 差不多的。而到下午的时候，印度地方太阳的热力等于其他地方早上太阳的 热力。快到日没的时候，一天就变得更加凉爽，而在日没时，那就非常寒冷 了。

    (105)因此当印度人带看袋子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便用沙子装满了 这些袋子并且以最大的速度把骆驼赶回。因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蚂蚁立 刻就会嗅出他们的行踪并追赶而来；它们的速度看来是世界上任何动物都赶 不上的，因此，如果印度人不赶紧回来的话，一旦蚂蚁集合起来，他们便谁 也逃不掉了。公骆驼是不如母骆驼跑得快的，故而在公骆驼跟不上的时候， 他们便先把一头，再把另一头公骆驼放开：但是母骆驼是决不会疲倦的，因 为它们忘不了它们留下的小骆驼。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他们说，印度人的 大部分的黄金是用这种办法取得的：此外还有一些从他们国内开采出来的黄 金，不过数量就要少得多了。

    (106)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都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 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气候一样。我刚才说过，印度位于世界上最 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拘是四条腿的还是在天空中飞翔的生物， 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 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 的，还是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的，都是非常丰富的。那里还有一种长在 野生的树上的毛(指棉花)，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 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107)再说阿拉伯，则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当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 这一个地方生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树胶。这些东西，除了没药之外， 阿拉伯人都是很难取得的。他们点着腓尼基人带到希腊来的一种苏合香树来 采集乳香；他们点着这种东西，这样便得到了乳香；因为生长香料的树是有 各种颜色的带翼的小蛇守卫着的，每一颗树的四周都有许多这样的蛇。这便 是袭击埃及的那种蛇。只有苏合香树的烟能把这种蛇从这些树的周边赶跑。

    (108)阿拉伯人又说，这种蛇的情况如果不是和象我所听说的关于蝮蛇的 情况相同的话，那末当地一定会到处都是这种蛇了。看来正是由于上天的智 才有这样合理的安排，使一切那些怯弱无力和适于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 这样它们才下致由于被吞食而从地面上减少。但那些残酷的和有害的生物则 生产的幼子很少。野兔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因为每种兽类、禽类和人类都要 捕捉它；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它是异期妊娠的：在它的未出生的幼兔当中 有一些是有毛的，有一些还没有毛，有一些正在子宫中形成，再有一些则只 是刚刚受孕而已。这是野兔的情况，但母狮这样一个非常强劲和猛勇的野兽， 一生中却只生产一次，一次只生产一只幼狮。因为子宫在生产时是和幼狮一 同出来的。理由是这样：当幼狮在母腹中第一次胎动的时候，它那比任何生 物都要锐利得多的爪便撕破了子宫，而当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它搔裂得也 越是利害，以致在生产期近的时候，子宫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了。

    (109)蝮蛇和阿拉伯的翼蛇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象一般的蛇那样繁 殖，那末人类便不能活了；但实陈上，当雄蛇和雌蛇交尾而雄蛇射精的时候， 雌蛇便咬住了雄蛇的颈部紧紧不放直到把这一部分咬断的时候。于是雄蛇便 死了；但是雌蛇却因雄蛇之死而受到惩罚。幼子又为父亲复仇：还在母腹的 时候，它们便咬它们的母亲，而且只有在咬穿了母亲的子宫之后，它们才生 下来的。至于其他那些于人无害的蛇，则它们是卵生的，它们会孵出许多幼 蛇来的。阿拉伯的翼蛇看来的确为数不少。蝮蛇到处有，但这种翼蛇却只是 阿拉伯到处都有不少，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110)阿拉伯人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乳香，至于采取桂皮，则他们在 寻觉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在全身和脸上都包着牛皮和其他的皮革，只留眼 睛在外面。桂皮生于浅湖里，在它的周围和内部有一种带翼的生物，这种生 物和蝙蝠很象，但叫声很尖锐而且进攻得极其凶猛：在采桂皮的时候，是必 须不使这种生物在眼睛前捣乱的。

    (111)他们采肉桂的方法就更加奇怪了。他们说不出这种东西长在什土地 方和什么样的土地培养这种东西，只是有一些人说，而且是好象有根据地说， 它是生长在养育狄奥尼索斯的地方。据说，有一些大鸟，它们啄取腓尼基人 告诉我们称为肉桂的干枝，把它们带到附着于无人可以攀登的绝壁上面的泥 巢去。阿拉伯人制服这种鸟的办法是把死牛和死爐以及其他驮兽切成很大的 块，然后把它们放置在鸟巢的附近，他们自己则在离开那里远远的地方窥伺 着。于是据说大鸟便飞下来，把肉块运到鸟巢去；但鸟巢经不住肉块的重量， 因而被压坏并落到山边；于是阿拉伯人便来收集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了。肉桂据说就是这样收集来的，这样人们再把肉桂从阿拉伯运到其他国家去。

    (112)希腊人称为雷达农，而阿拉伯人称为拉达农的芳香胶的生产方法就 更加奇特了。它的气味非常甘美，可是生产它的东西，那气味却是最难闻的； 因为它是在公山羊的胡须里取得的，它在那里就和树胶在树里的情形一样。 这种东西用来制造多种香料；阿拉伯人而最常点的香就是这种芳香胶。

    (113)关于阿拉伯的香料，我所说的就是这些了。从那里吹过来的是甘美 得出奇的气味。此外，他俩还有两种品种极其优异的羊，这是任何其他地方 所看不到的。一种羊的尾巴长到不下三佩巨斯。如果羊拖着尾巴走的话，则 它们会由于尾巴在地面上摩擦而受伤的；但实际上，那里每一个收人都很会 干木匠活，他们在尾巴下系看小车，把每只羊的尾巴都个别地系上它自己的 小车。另一种羊的尾巴又足足有一佩巨斯宽。

    (114)在南方偏于日没方向的地方(即西南方)一直扩展到极远 地方的是埃西欧匹亚。这里有大量的黄金、巨象，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树木 和黑檀；那里的人是人类中最魁梧的、最漂亮的，又是最长寿的。

    (115)以上就是世界上亚细亚和利比亚的最边远的地方。至于欧罗巴的最 西面的地方，我却不能说得十分确定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一条异邦人称为埃 利达诺司的河流流入北海，而我们的琥珀据说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也丝毫不 知道是否有生产我们所用的锡的锡岛。 埃利达诺司这个名字本身就表示它不是一个外国名字，而是某一位诗人所创造的希腊名字；尽管我努力钻研，我仍然不能遇到一位看到过欧罗巴的 那面有海存在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的锡和琥珀是在从极其遥远的地 方运来的。

    (116)下面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即在欧罗巴的北部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 方要多得多的黄金。在这件事上我仍然不能肯定地说黄金是怎样取得的。有 些人说是叫做阿里玛斯波伊的独眼族从格律普斯（一种狮身、鹫首、鹫翼的怪物）那里偷来的。但我认为这种 说法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不可能有所有其他部分部和其他人一样，但眼睛却 只有一个的人。担无论如何。下面的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即世界上最边远 的地方，既然它们环绕并完全包围了其它一切地方，因此它们是会产生出我 们认为是最优美的和最珍奇的物品来的。

    (117)在亚细亚，有一个四面给山环绕起来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五个 峡谷。这个平原只前是属于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它位于和花拉子米欧伊人本 身、叙尔卡尼亚人、帕尔托伊人、萨朗伽伊人和培玛奈欧伊人的土地交界的 地方。担自从波斯人掌握了政权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从这周边 的诸山，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流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 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 的统治开始以来，这些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一个闸门把 每一个山路给封闭起来，这样水既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 因为水流到平原上来而没有泄出去的地方。结果以前使用这个河的河水的人 们不能再用了，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在冬天，他们和其他的人一 样有雨降下来，但是夏天他们却需要水灌溉他们播种的小米和胡麻。因此只 没有水给他们，他们就和他们的妇女到波斯去，在国王的宫殿门前高声哭号。 国王终于下令把通到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人那里去的闸门放开，而当这块地 方把水吸收足了的时候，闸门就关上了，于是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 水的人开放另一个闸门，而据我所听到和知道的，在他开放闸门的时候，他 在租税之外，还要征收大量的金钱。以上所说的这样一些事实，就是这样了。

    (118)在另一方面，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七个波斯人当中，那个叫做音塔 普列涅司的人，在发动政变以后不久，便由于一件犯上的事件被处死了。他想到王宫里面去和国王谈话，因为有这样一条规定，这些发动政变的人可以 不用通报直接进见国王，如果国王没有和他的一个妃子共寝的话。当时音塔 普列涅司曾说明他是七人之一，有权利不经通报而进见。但是门卫和使者不 许他进去，他们说国王正在和他的一个妃子在一起。音塔普列涅司认为他们 在说谎，于是他便抽出剑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然后把这些鼻子和 耳朵系在他的马缰绳上并缚在这些人的脖子上放他们走了。

    (119)他们于是到国王那里去，告诉他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大 流士害怕这会是这六个人的一种谋叛行为，于是把他们分别召来询问，以便 知道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做。等他确实知道他们并未参与此事的时候，他便逮 捕了音塔普列涅司、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家并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他十分 怀疑这个人和他的族人正在阴谋推翻他。于是音塔普列涅司的妻子便常常到 宫门来悲哭号泣。终于由于她经常不断这样做而打动了大流士的同情心，于 是大流士便派一个使者去告诉她说：“夫人，大流士将要赦免你的被囚的一 个亲人，这个人可以任凭你选择。”她在考虑之后便回答说：“如果国王只 允许留一个人的性命的话，那我就留我的兄弟的性命。”大流士听到这句话 的时候大为不解，于是他便派一个人去问她说：“夫人，国王问一下为什么 你放弃你的丈夫和儿子，却宁愿挽救你那不如你的儿女近，又不如你的丈夫 亲的兄弟的性命。”她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 一个丈夫，而如果我失掉子女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 死去了，因而我决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的理由”。 大流士听了欢喜并认为她的理由是充足的，于是他便把她请求赦免性命的那 个人送还给她，此外还赦免了她的长子。其他的人便都被大流士处死了。这 样，七人当中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120)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大概是在刚比西斯得病的时候发生的。居鲁士 所任命的撒尔迪斯府的太守是一个叫做欧洛依铁司的波斯人。这个人打算做 一件极不对头的事情。因为，虽然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在行动和言语都没 有冒犯过他，虽然他甚至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他却想把他擒住杀死。多数 人认为理由是这样：当欧洛伊铁司和达司库列昂府的太守、另一个叫做米特 洛巴铁司的波斯人坐在王宫门前的时候，他们在谈话中起先是争吵，继而比 论起各自的功勋来了。米特洛巴铁司骂欧洛伊铁司说：“你想想，你简直够 不上说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司岛离你的一府很近，可是你还没有把它加 到国王的领土上面来：但原来这是一个这样容易征服的岛，当地的一个人偕 同十五名武装的人手便起来反抗了他的统治者，现在这个人就是那里的主 人”。有人说欧洛伊铁司听了对方的咒骂很生气，但他不大想惩罚说这话的 人，却想用一切办法消灭使他受到谴责的理由，即波律克拉铁斯。

    (121)另外有一些人，虽然人数较少，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当欧洛伊铁司 派使者带着某项要求(实际人们并没有提到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到萨摩司去的 时候，使者发现波律克拉铁斯正卧在男房里，身旁有提奥斯人阿那克列昂陪 伴着他。不知道是故意表示瞧不起欧洛伊铁司，还是出于偶然，当欧洛伊铁 司的使者进来并向他讲话的时候，当时面向着墙壁躺着的波律克拉铁斯连头 也不曾回过来，也不曾回答他一句话。

    (122)这便是人们用来解释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两个原因，随你相信哪 一个好了。不过我们知道的结果是这样：当时在迈安德罗司河河畔的玛格涅 希亚的欧洛伊铁司，知道了波律克拉敛斯的意图之后，便派一名吕底亚人、 巨吉斯的儿子密尔索斯带着信到萨摩司去。因为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 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 带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 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而且他又很想使自 己成为伊奥尼亚和各个岛屿的主人。因此，知道了他的意图之后，欧洛伊铁 司便送这样的一个信给他说：“欧洛伊铁司致书告波律克拉铁斯：我听说你 正在计划干大事情，但你没有足够的钱来达成你的目的。因此按我劝告你的 办法去做，你就可以使你本人的前程一帆风顺并使我也得到了安全。国王刚 比西斯想弄死我，对于这件事我已获得确实的情报。因此，如果你能够把我 和我的财富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你可以取得我的财富的一部分，再把剩下的 一部分留给我。这样你便会有足够的财富使你称霸希腊了。如果你不相信我 所说的财富的话，那你可以派你最亲信的臣子来，我会把它指给你看的。”

    (123)波律克拉铁斯听到这之后，很喜欢这个计划并同意了这个计划。因 此，既然他很希望弄到钱，所贝他首先便派他的一个萨摩司的市民，担任他 的秘书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去探查一下究竟。正是这个人 在不久之后，把波律克拉铁斯宫殿中男房中非常出色的全部装饰陈设奉献拾 希拉神殿。当欧洛尹铁司听说有人要来探查究竟的时候，他便用石头装满了 八个箱子，只是在上面薄薄地留了一层，然后在这里铺上一层黄金，再把箱 子绑紧放在那里准备着。迈安多里欧司来到看了之后，就带信给他的主人去 了。

    (124)尽管波律克拉铁斯的卜师和朋友们都极力谏止，尽管他的女儿这时 又做了一个梦，他还是准备去看欧洛伊铁司。他的女儿梦见她父亲悬在空中， 宙斯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膏。作梦之后，她的女儿用一切办法劝他不要 出发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夫，甚至在他到他的五十桡船去的时候，她都对他说 了不吉祥的话。当波律克拉铁斯威胁她说，如果他安全返回，他将会长期不 叫她出嫁的时候，她就在回答时祷告说，她希望这个威胁会成为事实，因为 她宁可长期不嫁，也不愿失去父亲。

    (125)但波律克拉铁斯不愿听从任何忠舍。他还是带着大批随从人员放海 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去了。在随从人员中间，有卡利彭的儿子戴谟凯代司，这 是一个克罗同人，他是当代最高明的医生。然而波律克拉铁斯刚刚到玛格涅 希亚，他立刻被惨杀了，这一死是和他本人以及他的高远的怀抱不相称的， 因为除去西拉库赛的僭主以外，希腊人当中的僭主没有一个其伟大是可以和 波律克拉铁斯相比的。欧洛伊铁司惨杀波律克拉铁斯的详情我不想在这里讲 了，他杀了波律克拉铁斯之后，便把他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至于他随从人员 中的萨摩司人，则他放了他们回去，要他们为本身之得到自由而感谢欧洛伊 铁司：凡不是萨摩司人的人们或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的奴隶，则他把他们 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奴隶使用。这样，波律克拉铁斯便被悬了起来，于是他女 儿的梦也就应验了，因为在下雨时就是宙斯洗他的身体，他身上渗出的脂汗 就是太阳给他涂膏了。这便是象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所预言的，波律克拉铁斯 的许多幸运事件的结局却是这个样子。

    (126)但是不久之后，欧洛伊铁司便遭到了惨杀波律克拉铁斯这件事的报 应。在刚比西斯死亡而玛哥斯僧取得王权之后，欧洛伊铁司还留在撒尔迪斯， 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帮助波斯人夺回美地亚人从他们那里夺走的权力，而是恰 恰相反；原来他竟在这次骚乱的时候，杀死了两位波斯的知名人士，这就是 在提到波律克拉铁斯时骂过他的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米特洛巴铁司和米特洛巴 铁司的儿子克拉纳斯佩司。此外，他还做了许多横暴不法的事情，特别是当 从大流士那里送来一个使他不高兴的信的时候，他便在道上安设伏兵在使者 返回的途中把使者杀死了。而在杀死之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尸体连同马匹暗 地里埋掉了。

    (127)因此当大流士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想惩罚欧洛伊铁司的一切犯罪 行为，主要是由于他杀死了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但是他认为最好是不 公开派兵去攻打那一府，因为他看到全国到处仍然没有安定下去，而他本人 也是刚刚取得王权。再者，他还听说，欧洛伊铁司是很强的，他有一千名波 斯兵的亲卫队，而且他又是普里吉亚、吕底亚、伊奥尼亚诸府的太守。因此 为了想一个对他有所帮助的对策，他便召集了一个最知名的波斯人的会议， 会上他对他们说：“波斯人，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能够不用暴力和群众的骚 动，而是用计谋，来为我进行和成就一桩事业？在需要计谋的地方，是不应 该使用暴力的。而当前的事情，就是你们当中谁能把欧洛伊铁司活看捉来， 或是把他杀死？因为他没有给波斯人做过任何好事，而是做了许多坏事。我 们有两个波斯人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给他杀死了；而且他还杀死了我派 去召他来的使者。他的行动的暴虐无礼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因此我们 必须把他处死，以便使他今后不再对波斯人犯下某种更加严重的罪行”。

    (128)这便是大流士所说的一番话，这时他们中间有三十个人都答应说他 们准备各自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国王的意旨。大流士不要他们互争，而是用 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他们大家照这个办法做了，结果中签的是阿尔通铁斯的 儿子巴该欧司。他在被选出以后，便把有关许多公务的许多文书，上面用大 流士的印玺封了起来，就带着到撒尔迪斯去了。在他见到了欧洛伊铁司之后， 他便分别地把一件件的文书拿了出来(由于任何一个太守都设有王室秘书之 职)，交给他的王室秘书来宣读。他这样地交递文书，是打算试一试那些亲卫 兵，看他们是不是同意叛离欧洛伊铁司。他看到他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特 别是对里面所写的东西更加尊敬，于是他便交给王室秘书另一件文书，上面 写着：“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再做欧洛伊铁司的亲卫兵”，亲卫兵 听了这话之后，他们便把他们手中的长枪抛掉了。当巴该欧司看到他们既然 已经服从了文书上的命令，因而有了信心，于是便把最后一件文书给了王室 秘书，里面写着这样的话：“国王大流士命令撒尔迪斯的波斯人把欧洛伊铁 司杀死”。听到这个之后，亲卫兵便立刻抽出宝剑来把欧洛伊铁司杀死了。 这样，波斯人欧洛伊铁司便由于杀死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而得到了报应。

    (129)欧洛伊铁司的家财(包括奴隶——译者)都给送到苏撒去了。在这之 后不久，正巧大流士在打猎的时候，在下马时扭伤了自己的脚，而且是扭伤 得这样厉害，以致他的踝骨的球窝都脱臼了。大流士于是召来了埃及的那些 最有名的医生，这些人他是一直留在自己的身旁的。由于他们把他的脚扭得 猛了，结果反而使伤势更加恶化了。国王痛得七天七夜不能入睡，在第八天 的时候，他的伤势已经是很重了；当时有个人在撒尔迪斯时曾听到过克罗同 人戴谟凯代司的医术，于是就把这个人告诉了国王。大流士便命令把这个戴 谟凯代司立刻召来。他们在什么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医生在欧洛伊铁司的奴隶 当中根本无人理会，便立刻把他带来见大流士了，他来时还拖着锁链，身上 也还穿着破烂的衣服。

    (130)当他来到大流士的面前的时候，大流士便问他是不是懂得医术。戴 谟凯代司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害怕，如果说了关于自己的真话，他将要永远 不能再回到希腊去了。大流士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故意不讲他自己通晓医 术，于是便命令把他领来的人把笞和刺棒给他拿到跟前。于是戴谟凯代司只 得招认了，但是他只是说他的医术并不可靠：他说他过去只是和一个医生来 往过，因而稍稍懂得一些医术。大流士于是把治疗的事情交给了他，戴谟凯 代司使用了希腊的疗法，他不象埃及人那样使用粗暴的手段而是使用十分温 和的疗法；他先使国王能够入睡，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便把大流士自己认为无 法恢复的脚伤完全治好了。因此在痊愈之后，大流士便赏赐给他两副黄金的 枷锁。戴谟凯代司向大流士说，是不是因为他给大流士治好了病，而大流士 反而使他受到双重的苦难。大流士十分赏识他那机智的回答，而允许他到后 宫去见自己的妃子们。阉人们把他带到妃子们那里去，告诉她们说这便是救 了国王的性命的人。于是她们每个人都用一只碗从一个满盛黄金的柜子里掏 取黄金给他，医生得到了这样多的金钱赏赐，甚至跟在他后面的那个叫做斯 奇同的奴隶，光是拣取从碗里落出来的斯塔铁尔金币，都得到了巨额的金钱。

    (131)下面是克罗同出身的戴谟凯代司如何从家乡到波律克拉铁斯这里 来和他相处的经过：戴谟凯代司在克罗同和他那性情暴戾的父亲不合，而在 他再也忍耐不住他父亲的脾气的时候，便离开了他，到埃吉纳来了。他在那 里住了不过一年，他的医术便超过了所有其他医生，虽然他没有任何行医用 的设备和用具。在第二年的时候，埃吉纳人以一塔兰特的报酬任命他为公家 医生。再过一年，雅典人用一百米那雇用了他。到第四年，波律克拉铁斯又 二塔兰特聘请了他。于是他便来到了萨摩司；克罗同地方的医生的名誉主要 是因他而得到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希腊各地的最好的医生都是克罗同人， 而次于他们的则是库列涅人。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哥斯人被认为是最好的 音乐家。 (132)戴谟凯代司由于在苏撒治好了大流士，他便得到了很大的一所层子 并且与国王同桌而食；除去不允许他回到希腊之外，任何事情都是随他的意 的。当一直侍奉着国王的那些埃及外科医生由于医术不如希腊人高明而将要 被刺杀的时候，他便请求国王留他们的性命，这样便救了他们；此外，他还 救了一个埃里斯的卜者的性命，这个卜者曾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人员，并 且在奴隶当中是根本无人过问的。戴谟凯代司在国王面前成了最受重视的人 物了。

    (133)在这之后不久，居鲁士的女儿、大流士的妻子阿托撒在她的胸部肿 起了一块，这块肿起来的东西很快地就溃烂并蔓延起来了。当这块肿物还算 不得什么病的时候，她没有谈起这东西而是由于羞耻之心而瞒着。但不久病 状恶化的时候，她便把戴谟凯代司召了来，把她的病拾他看。他答应给她治 病，但是要她起誓，她必须做到他请求她办的任何事情。他说，他决不会要 求她做有损她的名誉的事情。

    (134)他不久便把阿托撒的病治好了，于是阿托撒在戴谟凯代司的指使之 下一天夜里就寝时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只是毫无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为你的波斯人征服新的 领土，又不去进一步扩大你的权力？如果你愿意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国王乃是 一个正正堂堂的男子汉的话，那末象你这样年轻和有这样财富的人要他们看 到你成就某种伟大的功业，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取得双重的利 益；波斯人将会知道他们的国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大丈夫，而且，在 战争的紧张时期，他们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背叛你了。现在正是你年富力 强的时候，这时你正应该成就一些伟大的功业：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成长，智 慧也就跟着成长。而身体衰老的时候，智慧也便衰退，不管做什么事情也便 迟钝了”。她是按照戴谟凯代司教给他的话这样讲的。大流士说：“夫人， 你所说的事情我早已经想到要做了。我已经决定从这个大陆造一个桥通到另 一个大陆上去，这佯就可以领着军队去攻打斯奇提亚人。很快地我们便要着 手实现这件事了”。阿托撒回答说：“在我来看，目前还是不要去攻打斯奇 提亚人罢，因为任何时候你愿意攻打他们，你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请求 你还是先去攻打希腊罢。我听人提过拉科尼亚、阿尔哥斯、阿提卡和科林斯 的妇女，我很想要这些妇女来作我的侍女。在你身旁有一个人，他比任何人 都更适于在有关希腊的一切事情上为你加以说明介绍，这个人就是治好了你 的脚伤的那个医生”。大流士回答说：“夫人，既然你的愿望是首先与希腊 一决胜负，那末我以为最好是派波斯人偕同你所提到的那个人到那个地方去 侦察一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报告给我们，这样我便可只有充分的情 报，帮助我对希腊的出征了。”在大流士说了这话之后，立刻便着手这样做 了。

    (135)在第二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便召见了十五位知名的波斯人来，命 令他们和戴谟凯代司一同到希腊的海岸地带去巡视；此外还瞩告他们不管怎 样也要把医生戴谟凯代司带回来，而不许他跑掉。他这样地吩咐了他们之后， 便把戴谟凯代司本人召了来，要求这个医生在他把全部希腊指点给波斯人并 使他们把所有的地方看明白之后，仍旧回到他这里来。他还要戴谟凯代司带 着他的全部家财运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并答应在回来后给他比这要多许多倍 的财产。此外，还答应给他一只商船，上面装载着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与他同 行。我想大流士答应给他的一切完全是出自真心的。但是戴谟凯代司却害怕 国王是不是在试探他，于是他便不忙于接受大流士所给他的一切，而是回答 说他要把他的财产留在原来的地方，以便在回来的时候享用。至于大流士答 应给他用来带礼品送他的兄弟的那只船，他是接受了的。大流士对戴谟凯代 司也发出了同佯的命令之后，就把他们一行人员都送到海岸地带去出发了。

    (136)于是他们这些波斯人就来到了腓尼基，来到了腓尼基的西顿城，在 那里他们装备了两艘三段桡船以及一只满载着各项必需品的大商船。当一切 都准备停妥以后，他们便出海到希腊去了；他们在那里视察和记述了他们所 到达的海岸地带，等他们看过了大部分地区和那些最出名的地方以后，他们 便到达了意大利的塔拉斯。在那里，塔拉斯人的国王阿里司托披里戴斯，为 了对戴谟凯代司表示好感，把舵机从美地亚的船上取了下来，并称波斯人为 间谍，而把他们拘留起来。正当他们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戴谟凯代司 便到克罗同那里去；但阿里司托披里戴斯并没有释放波斯人，也没有把从他 们的船上取得的东西归还给他们，直到这位医生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137)波斯人从培拉斯乘船起程，追赶戴谟凯代司直到克罗同，他们在那 里的市场上发现了他，就打算上去把他捉住。有一些克罗同人害怕波斯的强 大，本想把他放弃，但是另有一些人不但不交出他来，反而捉住国王的人员 并用棍子打他们。于是波斯人说：“克罗同人，你们可要看清楚你们干的是 什么事情。你们是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一位伟大国王的逃跑的奴隶。你们以为 国王大流士会对你们的这种冒犯行为不闻不问么？你们以为如果你们留下他 而把我们赶跑，这件事情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么？这样一来，你们的城市将 会是我们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市，是我们第一个试图奴役的城市”。但是克罗 同人并不理会他们，这样波斯人便失去了戴谟凯代司和与他们同来的商船， 他们既然失去了响导，便不想再深入希腊的内地去探查而返回亚细亚了。但 是戴谟凯代司在他们启航的时候，都要他们捎一个信，他说，他们应当告诉 大流士说，戴谟凯代司已经和米隆的女儿订婚了，因为大流士是非常尊敬角 力士米隆的名字的。在我看来，戴谟凯代司之所以寻求这个配偶并且为此花 了一大笔钱，这是为了要大流士知道，在他的本国以及在波斯，他都是一个 受到尊敬的人。

    (138)波斯人于是从克罗同启航了。但他们的船却在雅庇吉亚的海岸地带 遭了难，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那里的奴隶，最后才有一个从塔拉斯被放逐出来 的名叫吉洛司的人，释放了他们并把他们交回给大流士。国王为了回报，曾 答应给吉洛司他所希望的任何报酬，吉洛司叙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并首先要 求设法使他回到塔拉斯去。但是，由于他不愿意为了他个人的缘故使一支大 军乘船到意大利去从而他会给希腊增添麻烦，于是他说，只要克尼多斯人伴 送他便足够了；因为他认为，克尼多斯人既然是塔拉斯人的朋友，则塔拉斯 人就更愿意要他回去了。大流士依照他的话办了，他派了一名使者到克尼多 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把吉洛司带回塔拉斯。他们接着大流士的话做了，可 是他们却不能说服塔拉斯人按照他们的意思行事，而且他们又不能强迫他 们。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些波斯人是最初从亚细亚到希腊的，他们是为 了上述的理由来偷偷地侦察这个国家的。

    (139)在这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萨摩司，这是希腊的或异邦人地方的一 切城邦中最先被征服的一个，征服的理由有如下述：——当居鲁士的儿子刚 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许多希腊人随军来到了埃及，有些人当然是为了来 做买卖，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叙罗松的人，他是阿伊 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的兄弟，这时正从萨摩司被放逐出来。这个叙 罗松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情。有一次正当他在孟斐斯穿看红袍在市场上的时 候，当时还是刚比西斯的一名侍卫而且根本不是重要人物的大流士看到了 他。大流士很喜欢他的红袍，于是便走过来要向他购买。叙罗松看到大流士 的态度恳切，他很幸运地受了感动，于是对他说：“我是不想卖我的外袍的， 但如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它的话，那你就不必给钱拿了去罢”。大流士同意 这样做，就把红袍拿走了。但是叙罗松以为，他是由于他那好心肠才失掉了 自己的红袍的。

    (140)但是后来在刚比西斯逝世，七个人起来反抗玛哥斯僧而在这七个人 当中又是大流士登上了王位的时候，叙罗松才知道继承王位的人原来是他过 去在埃及因受到请求而赠送之以红袍的那个人。于是他便到苏撒去，坐在王 宫的门口，说他曾是大流大的恩人当中的一个。当门卫把这话带给国王的时 候，国王问道：“可是我能够有什么应当感谢的希腊恩人呢？在我做国王的 短短时期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希腊人到我这里来过，而且应当说，我也没有 需要任何希腊人的地方。虽然如此，还是把他带进来，以便让我了解一下他 是什么意图吧”。门卫把叙罗松带了进来，使他站在他们的面前；于是通译 问他是何许人，他做了什么事而自称是国王的恩人。于是叙罗松便把关于红 袍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他就是赠袍给国王的人。大流士说：“最慷慨大度的 人，你是在我尚未当权时赠送物品给我的那个人；如果那只是一件不值钱的 物品，但那和一个人在今天赠给我一件重大的礼物是同样值得感谢的。为了 报答你，我要赠给你大量的金银，这样你就可以晓得，你是决不会为了给叙 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做好事而后悔的”。叙罗松回答说：“国王，我所 要求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我只要求你为我夺回我的祖国萨摩司，因为我 的兄弟波律克拉铁斯在那里被欧洛伊铁司杀死了，而我们的奴隶却成了那里 的统治者。不经过流血和奴役而把萨摩司还给我罢”。

    (141)大流士听了这话之后，便派出了一支军队，由七人中的一人欧塔涅 斯率领看，大流士并嘱告他完全按着叙罗松的意思去做，于是欧培涅斯便来 到了海岸并准备了他的军队。

    (142)现在统治着萨摩司的是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波律克 拉铁斯过去曾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个迈安多里欧司本想大公无私地行 动，但是他并不能这样做。因为当他听到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消息时，他 首先便给自由守护神宙斯设立了一个祭坛并且在它的四周划出了一个圣域， 这在城郊地方是仍然可以看到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全体市民召来集会， 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已知道，只有我才能处理波律克拉铁斯的王笏和全部 领土；而且我有权力成为你们的统治着。然而只要我有这个权力，我自己就 决不会做那如发生别人身上我便认为是应当非难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波 律克拉铁斯盛气凌驾于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们的头上，其他任何人如果这样 做，我也是同样的看法。在波律克拉铁斯身上所注定的命运已经应验了；至 于我自己，我要你们分享全部主权，我是主张平等的。作为我个人的特权， 我只要求把波律克拉铁斯的财产中的六塔兰特黄金放在一边供我使用，此外 我和我的子孙还要担任我已经为之建立了神殿的自由守护神宙斯的祭司职 位；除了上述的两件事之外，现在我就把自由给你们”。这便是迈安多里欧 司对萨摩司人所作的保证。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来回答说：“然而你是 谁呢？你并不配统治我们，因为你是一个出身卑贱的恶棍流氓。我看还是先 把你所经手的金钱交代一下吧”。

    (143)讲这话的是市民中的一位知名之士，叫做铁列撒尔科司的。但是迈 安多里欧司看到，如果他把主权放弃的话，那另外一个人也会代他而使自己 成为僭主的，于是他决定不放弃统治权。他退入城砦之后，便分别地把每个 人召请来，表面上好象是向这个人交代账目，但这些人来到之后，他便把他 们捉住监禁起来了。迈安多里欧司把他们下狱之后，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 他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认为他会死掉而自己可以更容易地变成萨摩司的统治 者，因而他便把所有的囚犯都给杀死了。看来，他们并不是希望自由的。

    (144)因此当波斯人把叙罗松带回萨摩司时，没有一个人反抗他们，只有 迈安多里欧斯自己和与他一党的人们表示愿意在缔约的条件之下离开这个 岛；欧培涅斯同意这样做，而在条约缔定之后，最主要的波斯人士便坐到他 们安置在城砦对面的坐位上面了。

    (145)但僭主迈安多里欧司有一个名叫卡里拉欧斯的、精神有些错乱的兄 弟，他由于某种冒犯的行为而被监禁在牢狱里。这个人听到了发生的事情， 并由于从狱里的窗口向外看而看到波斯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于是他便高声呼 叫说，他要和迈安多里欧司讲话。他的兄弟听见他之后，便下令把卡里拉欧 斯放出来带到他面前来。他刚刚被带来，立刻便破口责骂和咒诅迈安多里欧 司，为的是想说服迈安多里斯司，要他进攻波斯人。他喊道：“卑鄙无耻的 人，你把你那无辜的兄弟监禁在牢狱里：而当你看到波斯人把你赶出使你无 家可归的时候，虽然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制服他们，为什么你却没有勇气为你 自己报仇呢？如果你自己害怕他们的话，那么就把你的外国的亲卫兵交拾 我，我会因他们到这里来而惩罚他们的；至于你呢，我会把你安全地送出这 个岛的。”

    (146)卡里拉欧斯所说的话就是这样。迈安多里欧司接受了他的意见。我 想，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竟愚蠢到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国王，而是因 为他不满意于使叙罗松会不费什么气力便安全无伤地收回萨摩司。因此他想 激怒波斯人并因此在使萨摩司投降之前尽可能地削弱萨摩司，因为他知道的 很清楚，如果波斯人受到伤害的话，他们对萨摩司人就会十分愤怒。此外， 他还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使自己安全地离开该岛， 因为他从城砦修了一条通向大海的暗道。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从萨摩司乘船 出发；但是卡里拉欧斯却把所有的佣兵武装起来，打开了城门并命令佣兵向 波斯人攻击。波斯人认为现在已经充分达成协议，因而出其不意地受到了攻 击：佣兵们向他们攻击，把那些有乘轿椅的身分的、最高贵的波斯人全给杀 死了。这时，波斯其余的兵力赶来增援，对佣兵施加压力，把他们赶到城砦 里面去了。

    (147)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看到波斯人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便故意不再去 记起大流士在他离开时给他的不杀或奴役任何一个萨摩司人，而是把该岛完 整无伤地交给叙罗松的命令；他下令他的军队把所拿获的人，不分成年男子 还是男孩子一律杀死。于是一部分波斯人便围攻城砦，而另一部分波斯人则 把他们不拘是在神殿内或在神殿外其他地方遇到的人一律杀死。

    (148)迈安多里欧司从萨摩司逃出来之后，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了。而当 他到达那里并搬下了他从国内带来的物品之后，他照例是把他的金杯和银杯 都陈列出来，而当他的从仆正在打磨这些杯的时候，他便和斯巴达的国王，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会谈，并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来。克 列欧美涅斯一看到杯子，就大为叹赏起来，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劝他说，他 愿意要多少杯子，便可以拿去多少杯子。迈安多里欧司向他劝说了两三次。 在这一点上，克列欧美涅斯是非常公正廉洁的，他并不愿接受他的礼品；但 是看到迈安乡里欧司会用赠杯的办法从其他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帮助，于是 他便到五长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萨摩司的外国人能离开斯巴达 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恐怕他会说服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或其他斯巴达人去做 坏事。五长官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向迈安多里欧司发出通牒把他赶走了。

    (149)再说萨摩司。波斯人把那里的居民杀光之后，便把一个无人的岛交 给叙罗松了。但是后来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又帮他向那里殖民，他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作了一个梦，又因为他的生殖器得了一种病。

    (150)另一方面，当海军到萨摩司去的时候，巴比伦人又叛变了；他们的 叛变是经过非常周密的准备的。原来在玛哥斯僧的统治和七人的政变的时 期，他们便利用了有利的时机和混乱的情况作了对付围攻的准备。但是我不 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件事。终于他们公开地叛变了并且做出了 这样的事情：他们把所有他们的母亲送走，再从他们每人的家中随便选出一 名妇女来给他们做面包；其余的妇女则他们就把她们集中起来给窒死，为的 是不叫她们消耗他们的面包。

    (151)当大流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便纠合了他的全部军队，直指巴 比伦进发了。他到达巴比伦之后，便把那个城市包围了。但是巴比伦对他的 所作所为丝毫不放在心上。他们登上了城墙上的塔楼，用手势和言语嘲笑侮 辱大流士和他的军队。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波斯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 而坐在那儿？等骡子产子的时候，你俩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哩”。巴比伦人 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相信骡子是不会产子的。

    (152)一年又七个月的时光过去，大流士和他的全军已经苦于总是不能攻 下巴比伦了。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确是使用了每一种计策和方法。他也试用了 居鲁士当初攻取该城的战略以及每种其他的战略和方法，但仍然毫无成果； 因为巴比伦人是毫不松懈地守卫着，故而他不能攻克它。

    (153)但是在围攻的第二十个月，搞垮了玛哥斯僧的七人之一的美伽比佐 斯的儿子佐披洛司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一个驮载兵粮的骡子生 产了。佐披洛司本人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是当他亲眼看到了幼骡的时候，他 便下令那些看到这事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而自己考虑起来。于是他记起了在 围攻开始的时期巴比伦人曾说只有在骡子产子的时候他们的城才能攻克，因 此从他记忆当中的巴比伦人的话来看，他相信巴比伦是可以攻克的。因为他 以为，那个人所讲的话以及他的骡子产子，这都是有神意在其中的。

    (154)他既然相信巴比伦注定会陷落，于是他便到大流士这里来问他，他 是否极为重视攻取该城这样一件事。当他确信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他继而便 想拟定一个计划，可以使他一个人把该城攻陷。因为在波斯人中间，立功的 人是很受尊敬的并且会使他成伟大的人物。除去他先残害自己然后再逃到巴 比伦人那里去的办法之外，他想不出任何可以控制该城的办法了；但他认为 把自己弄成残废，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一回事的。于是他割下自己的鼻子和耳 朵，剃光了自己的头以便达到毁容的目的并痛笞了自己，然后就这样到大流 士这里来了。

    (155)大流士看到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竟然受到了这样的糟蹋，心中非常难 过。他大声叫唤着从座位上跳了下来，问佐披洛司是谁把他糟蹋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佐披洛司回答说：“除了你以外任何人也不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 国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自己才把我自己弄成这样的。我不能忍受波斯人 受到亚西里亚人的侮弄”。大流士回答说：“可怜的人，如果你说你把自己 弄成残废是为了攻克城池，那你不过是把一个美好的名声加到一件蠢事上面 去罢了。愚蠢的人！你以为你这样毁了自己之后，我们的敌人就立刻会投降 么？你这样毁你自己，这简直是发疯了”。佐披洛司说：“如果我告诉你我 打算怎样做的话，你便会禁止我这样做了。实陈上，是我自己考虑了之后才 这样做的。现在事情只在于你扮演你应扮的角色，这样巴比伦就是我们的了。 我要这个样子逃到他们城里去，假装告诉他们说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 而我想我会使他们相信这话是真的，从而能够得到统帅他们的军队的权力。 你呢，在我进城之后的第十天，切记从你那最不惜牺牲的那部分军队中选出 一千人来，把他们布置在谢米拉米司门门前。在那之后第七天，再为我在尼 尼微门门前布置两千人：而在这第七天之后的二十天，再在他们所谓的迦勒 底门门前布置四千人：开到城门前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不要叫他们带 匕首之外的任何武器，可是要把匕首交给他们。但在第二十天之后，立刻下 令你的其他军队进攻全部城墙并把波斯人布置在所谓倍洛斯门和奇西亚门的 前面。因为我想我将会立这样的大功，以致巴比伦人甚至会把他们城门的论 锁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交拾我保管的；这之后，我和波斯人便可以做我们所需 要做的事情了”。

    (156)他带着这样的任务来到了城门，他转身向后面看，就仿佛他真是一 个逃亡者那样。当城上了望塔的卫兵看到他的时候，便跑下来，稍许打开了 城门，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跑来。他告诉他们说他是佐披洛司，是逃跑 到他们这里来的。听到这话之后，门卫便把他带到巴比伦人的领导人员那里 去，在那里他请他们看一下他的悲惨遭遇，不提自己毁了自己的面容而说使 他毁容的是大流士，因为看到他们无法攻克该城，他曾劝国王回师。他继续 对他们说：“巴比伦人，我这次来是要大大地帮你们的忙和大大地损害大流 士和他的军队和波斯人的；他这样地糟蹋我，因而他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 于他的全部计划我是知道得非常详细的”。这就是他对巴比伦人讲的话。

    (157)当巴比伦人看到波斯最受尊敬的人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而全身又 被打得血迹斑斑的时候，他们便深信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来真正帮助他们的， 故而准备答应给予他所要求的一切，这就是他自己能有一支军队。在从巴比 伦人那里得到这一支军队之后，他便按照他和大流士所构定的办法行事了。 在第十天，他领着巴比伦的军队出击，包围和杀死了他要大流士第一批布置 在那里的一千个人。巴比伦人看到他做的事已经和他讲的话相符合而非常欢 喜，因此他们准备无论怎样做都可以听他的吩咐。当约定的日子过去之后， 他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锐出击，又斩杀了大流士的军队两千人。当巴比 伦人看这第二次的战功时，没有人不在赞美佐披洛司了。等约定好的日子又 过去之后，他把他的士兵引到他指定的地点去，在那里他包围了四千人并把 他们杀死。在他这第三次功勋之后，佐披洛司便成了巴比伦的唯一的风云人 物：他成了他们军队的统帅和城墙的守备官。

    (158)可是，当大流士按照约定的计划进攻全部城墙的时候，那时佐披洛 司的背叛行为便完全显露出来了。因为当全城的人都登上城墙抗击大流士的 进攻的时候，他却打开了奇西亚和倍洛斯两个城门，把波斯人放进了城内。 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的那些巴比伦人便逃到他们称为倍洛斯的宙斯的神殿 去。那些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人则都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也看出他们是怎 样被骗的时候。

    (159)这样，巴比伦就再一次被攻克了。大流士统治了巴比伦人之后，便 摧毁了他们的城墙，劫走了所有他们的城门(这都是居鲁士在第一次攻克巴比 伦时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此外，他还磔死他们当中为首的大约三千人；至于 其他的人，他把他们的城还给他们住。随后，(既然象我上面所说的，巴比伦 人怕他们的粮食不够而窒杀他们自己的妇女)大流士便容许他们娶妻生子，办 法是指定每一邻近的民族都要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去；这样集合起来的妇女 是五万人，这些妇女便是目前居住在该城的人们的母亲。

    (160)在大流士看来，除去居鲁士是任何波斯人所不能与之相比以外，佐 披洛司的功劳是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任何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据说大流 士曾多次宣布说，他宁可不要二十座巴比伦城，也不愿佐披洛司把自己残害 成这个样子。国王是非常敬重他的、每年他都把波斯人认为是最珍贵的礼物 送给佐披洛司并且要他终生治理巴比伦而不需纳税，此外他还把其他许多东 西送给佐披洛司。这个佐披洛司就是那曾在埃及指挥军队对雅典人和他们的 同盟军作战的那个美伽比佐斯的父亲；而美伽比佐斯的儿子则又是从波斯人 跑到雅典那里去的佐披洛司。

    第四卷

    (1)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大流士便亲自率军向斯寄提亚人那里进发了。既 然亚细亚的人口众多，又可以从那里得到大量的收入，从而他想惩罚斯奇提 亚人，因为过去在他们进攻美地亚并打败了前来迎击他们的人们时，曾无理 地向他挑起了争端。原来斯奇提亚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统治上亚细亚（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地带） 有二十八年。他们由于追踪奇姆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并灭亡了美地亚 人的帝国，而美地亚人在斯奇提亚人到来以前，则是亚细亚的统治者。但是 当斯奇提亚人离家二十八年并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之后返回故国的时候，却有 另一个和对美地亚作战同样艰苦的任务等待着他们。他们发现有一支大军和 他们对峙着，原来斯奇提亚妇女的丈夫既然长期不在故土，她们已经和她们 的奴隶同居了。

    (2)斯奇提亚人为了他们自己饮用的乳而把他们的奴隶的眼睛都给弄瞎 了（防止他们偷窃。瞎眼的奴隶的故事可能是来自斯奇提亚人对奴隶的某种称呼，不过被希腊人误解了）；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种和横笛非常相似的骨管，把它们插入母马 的阴部并且用嘴来吹这种骨管，一些人在这边吹，另一些人则在那边挤奶。 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这样，他们这样吹是为了使母马的血管膨胀， 因此它的乳房便可以被压下来了。当马奶被挤出来之后，他们便把马乳倒到 一个很深的木桶里面去，并且叫奴隶站在木桶的四周来摇动桶里的马乳。浮 到马乳表面上的东西被作为最珍贵的东西取出来，留在桶下面的东西则被认 为是不大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斯奇提亚人才把他们的全部俘虏 的眼睛弄瞎，因为他们并不是耕地的人，而是游牧民族。

    (3)结果，当这些奴隶和斯奇提亚的妇女们所生的年轻一代长大起来并且 知道了他们的出身之后，他们便准备抗击从美地亚归来的斯奇提亚人了。首 先为了截断通向他们本国的道路，他们从陶利卡山到麦奥提斯湖（亚速海）的最阔的那 一部分挖了一道广阔的壕沟。随后，在斯奇提亚人武图攻进来的时候，他们 便列阵并出兵和他们交锋。虽然进行了多次的战斗，斯奇提亚人却毫无进展， 终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斯奇提亚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正在对我们自己的奴隶作战。如果我们被他们杀死，我们的人数就 要减少；如果我们杀死他们，今后我们的奴隶就要减少了。 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抛掉我们的长枪和弓，各自手执马鞭和他们进 行肉搏。他们一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武器，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和我们能力相 同而身分也相同的人物，但他们若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马鞭， 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奴隶；他们一经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经不住 我们的进攻而跑掉了。”

    (4)斯寄提亚人听了这个意见并按照这个意见实行了。他们的敌人被他们 的行动所吓倒，以致忘掉战斗，立刻逃跑了。这样斯奇提亚人便统治了亚细 亚，而他们在再度给美地亚人驱出之后，便用这样的办法又回到了他们的祖 国。大流士由于他们的所做所为而想向他们复仇，于是纠合了一支大军向他 们进攻。

    (5)斯奇提亚人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当中最年轻的民族。根据他们自己 的说法，他们是这样兴起的。在当时是一片荒漠无人的沙漠地带的这块地方， 最初有一个名叫塔尔吉塔欧斯的男子。他们传说这个人的双亲是宙斯和包津斯铁涅司河（第聂伯河）的一个女儿：人们虽然如此说，但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据说 塔尔吉塔欧斯的身世就是这样：他有三个儿子里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 最小的是克拉科赛司。传说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有一些用具从上天落到斯奇提 亚来，这些用具全是黄金制造的，它们是锄、轭、斧和杯他们三人中最年长 的一个看到之后便走近来想取得它们。但是在他走近时黄金开始燃烧起来， 于是他便躲开不敢再去动了；于是第二个走近来，黄金仍然燃烧起来。当这 两个人由于黄金燃烧而被赶跑的时候，第三个儿子走近来，于是黄金便由于 他走近而停止燃烧了；因此他便把黄金带回了自己的家。他的两个哥哥看到 了这种情况之后，便同意把这全部王权交给最年轻的兄弟了。

    (6)据说，斯奇提亚人当中称为奥卡泰伊族的人们便是里波克赛司的后 裔。卡提亚洛伊族和特拉司披那司族则是第二个兄弟阿尔波克赛司的后裔。 称为帕辣拉泰伊族的王族则是幼子的后裔。但全体民族则根据国王的名字而 称为斯科洛托伊人。斯奇提亚人只是希腊人称呼他们用的名字。

    (7)这便是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起源的说法。他们以为从他们的第 一个国王塔尔吉塔欧斯那时到大流士之前来进攻他们的国土，这段时期不多 不少正是一千年。历代的国王均极其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些神圣的金器，每年 他们都向它奉献盛大的牺牲以求恩宠，在节日的这一天如果看守神圣的金器 的人在露天睡着了的话，则斯奇提亚人就说这个人是不会活过当年的。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便拾他一块足够他在一天之内能够乘马各处驰 骋的土地。由于国土幅员的广大，克拉科赛司给他的儿子建立了三个王国， 而金器则交给其中最大的那个王国保存。他们说，斯奇提亚上方居民的北边， 由于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缘故（见本卷第三一节），没有人能够看到那里和进入到那里去。大地和 天空到处都是这种羽毛，因而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个地方了。

    (8)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关于他们上部地区的地方的说法就是这 样。但是在黑海地方居住的希腊人却又有如下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说法，海 拉克列斯驱赶着该律欧涅斯的牛到达当时是一片沙漠，但现在却为斯奇提亚 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该律欧涅斯定住在黑海之外(黑海以西)，栖 居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欧凯阿诺斯中离伽地拉不远、希腊人称之为埃律提 亚岛的地方。至于欧凯阿诺斯，则希腊人说，它发源于日出的地方而周流全 世界，但他们并不能证实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海拉克列斯从那里来到今日称 为斯奇提亚的地方。 (由于这里既有暴风又有严寒)他便披着他的狮子皮睡下了，而当他睡着 的时候，他那些驾着战车并正在吃草的牝马，却神奇地失踪了。

    (9)海拉克列斯醒来之后，他便去寻找他的那些牝马，他在那个地方到处 跋涉，最后他到达一个称为叙莱亚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洞窟里发现 了一个半女半蛇的奇怪生物；在腰部以上是一个女子，腰部以下则是一条蛇。 当他看见她的时候是感到惊异的，他问她，她是否在什么地方看到他的那些 迷失了道路的牝马。她回答说这些牝马是在她的手里，但若是海拉克列斯不和她交媾她是不会还给他的。为了取得这个报酬，海拉克列斯就和她交媾了。 然而，他虽然很想取了马回去，但她却拖延归还马匹，以便可以尽可能长久 地使海拉克列斯与她同栖。但终于她交还了牝马，但是她向海拉克列斯说： “这些牝马迷路到这里来的时候，是我在这里为你救了它们的。而你对于我 做的这件事也给了酬报，因为在我的肚子里有了你的三个儿子。现在请你告 诉我，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办。是我要他们住在这里，(因 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女王)还是我把他们打发到你那里去”。她是这样问的，而 据说海拉克列斯是这样回答她的：“当你看到这些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你便不会犯错误；其中不管是谁，如果你发现他这样地 拉弯了这张弓并且用这个腰带这样地系在自己身上，那就要他居留在这里， 凡是做不到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就把他们从这个地方送出去好了。你这样做， 就不但做到了我所吩咐的事情，而且还会使自己得到快乐的”。

    (10)于是他便拉弯了他的一张弓(因为海拉克列斯从来一直带着两张弓) 并且把腰带也拿给她看，并把弓和带扣的尖端有一只金盏的腰带给了她，而 在给了她之后，他便离开了。但是当她所生的儿子们长大成人时，她便给他 们起了名字，其中的第一个叫做阿伽杜尔索斯，第二个叫做盖洛诺斯，而最 年幼的那个儿子叫做司枯铁斯；此外，她想起了对她的吩咐，于是她便按照 吩咐她所做的做了。她的两个儿子阿伽杜尔索斯和盖洛诺斯由于不能完成指 定给他们的任务因此被母亲赶跑而离开了本国，然而最年轻的司枯铁斯却完 成了指定的任务而留在国内。所有后来斯奇提亚的国王都是海拉克列斯的儿 子司枯铁斯的后裔，而且正是由于这个金盏的关系，斯奇提亚人直到今天还 在腰带上带着金盏。因此，只有这一件事是司枯铁斯的母亲为他做的。黑海 沿岸地带居住的希腊人的说法便是这样。

    (11)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说法是我个人特别认为可信的。 这种说法的大意是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在战争中战 败而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压力之下，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亚 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奇提亚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 土地)，而奇姆美利亚人看到斯奇提亚人以排山倒海的军势前来进击，大家便 集会了一次以商议对策，在会议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双方都坚持自己 的意见，但王族的意见却是更要英勇些。民众认为他们应该撤退，因为他们 完全没有必要冒看生命的危险来与这样的一支占绝对优势的大军相对抗，但 是王族则主张保卫他们的国家而进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能为 对方所说服，民众不能为王族所说服，王族也不能为民众所说服；因为一方 打算不战而退并把国家交拾自己的敌人，但是王族却决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 上战死而不和民众一同逃跑，因为他们想到他俩过去曾何等幸福过，现在如 果他们逃离祖国的话，他们会遭到怎样的厄运。既然都下了这样的决心，他 们便分成了人数相同的两方而交起锋来，直到王族完全给民众杀死的时候。 然后奇姆美利亚人的民众便把他们埋葬在杜拉斯河的河畔(他们的坟墓直到 今天还可以看到)。埋葬之后，他们便离开了他们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到这里 来攻取它的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人了。

    (12)直到今天在斯奇提亚还残留着奇姆美利亚的地墙和一个奇姆美利亚 的渡口，还有一块叫做奇姆美利亚的地方和一个称为奇姆美利亚的海峡。此 外，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奇姆美利亚人在他们为躲避斯奇提亚人而逃住 亚细亚时，确也曾在今日希腊城市西诺佩建城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建立了一个 殖民地；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斯奇提亚人曾追击他们，但是迷失道路而攻入 了美地亚。原来奇姆美利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斯奇提亚人追击时 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前进的，因此他们最后竟把进路转向内地而进入了美 地亚的领土。这里我说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同样叙述的另一种说法。

    (13)另一方面，普洛孔涅索斯人卡乌斯特洛比欧斯的儿子阿利司铁阿斯 在他的叙事诗里又说，当时被波伊勃司所附体的阿利司铁阿斯一直来到了伊 赛多涅斯人的土地。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看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 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面住看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而在这些人的那面则又 是领地一直伸张到大海的极北居民。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之外，所有这些民 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 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 驱逐，而居住在南海(这里指黑海——译者)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奇提 亚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因此，就是阿利司铁阿斯的关于这个地方 的这个说法和斯奇提业人的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4)我已经说过写作这样的诗的这个阿利司铁阿斯是什么地方的人了， 现在我再说一说我在普洛孔涅索斯和库吉科司所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故 事。根据他们的说法，在身分上和任何市民同样高贵的阿利司铁阿斯一天曾 进入普洛孔涅索斯的一家漂布店并死在那里了。于是漂布匠便把他的店门关 上，跑出去给死者的亲属去报信。阿利司铁阿斯的噩耗于是传遍了全城，但 是从阿尔塔开市来的一个库吉科斯人却不相信这个消息，而说他遇见了到库 吉科斯去的阿利司铁阿斯并且和他谈过话。正当他激辩的时候，死者的亲属 带着下葬时所需的一切来到漂布店来了。但是当店门打开的时候，却没有看 到活的或是死的阿利司铁阿斯。可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第七年，阿利司铁阿 斯出现在普洛孔涅索斯并且写下了希腊人称为阿里玛斯佩阿的叙事诗，诗成 之后，他便再一次失踪了。

    (15)这便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所传说的故事。在阿利司铁阿斯第二次失踪 之后二百四十年，意大利的美培彭提昂人遇到了下面的事情。这年代则是我 在普洛孔涅索斯和美塔彭提昂两地计算出来的。根据美塔彭提昂人的说法， 阿利司铁阿斯出现在他们的国土，并且命令他们拾阿波罗神建设一个祭坛， 在祭坛旁边再立一座上面刻着普洛扎涅索斯人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因 为他告诉他们说，虽然在全体意大利人当中，阿波罗只访问过他们的国土， 而现在虽然是阿利司铁阿斯，在当时陪看神的时候却是一只乌鸦的他本人， 是和神一同来的。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说，美塔彭提昂 人于是派人到戴尔波伊去，问神这个人的幽灵的出现是什么意思。而佩提亚 在回答时，命令他们按照幽灵的话去做，她说他们如果这样做便可以生活得 更幸福些。他们得到了神的回答之后，便按照幽灵所吩咐的做了。而现在， 在那里的阿波罗神象的近旁，便立着一座上面有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 在象的周围有一丛月桂；象是建立在市场上的。关于阿利司铁阿斯，我说得 已经够多了。

    (16)至于我的这部分历史所耍敌到的地区以北的地方，就没有人确切地 知道了。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敢说他亲眼看见过那里。原来即使是我不 久之前提到的那个阿利司铁阿斯，即使是他，也不曾说他去过比伊赛多涅斯 人的地区更远的地方，甚至在他的叙事诗里也没有提过。但是他提到北方的 事情时，他说他也是听人们说的，说是伊赛多涅斯人这样告诉他的。但只要 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远地带的确实报导，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达出 来的。

    (17)从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商埠(这地方位于全斯奇提亚沿海的正中)向 北，最近的居戾是希腊斯奇提亚人也就是卡里披达伊人。而在他们的那面， 是另一个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落。这个部落和卡里披达伊人，虽然在其他的 事情上有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风俗，但他们却播种和食用麦子、洋葱、大 蒜、扁豆、小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住着农业斯寄提亚人，他们种麦 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在这些人的上方是涅岛里司人，涅岛里司 人的上方，据我们所知，乃是无人居住的地带。以上乃是沿叙帕尼司河，包 律斯铁涅司河以西的诸民族。

    (18)越过包律斯铁涅司河，则离海最近的是叙莱亚（叙莱亚是森林地带的意思，第聂伯河下游的左岸曾是富产林木）人。在这些人的上方 住着农业斯奇提亚人，居住在叙帕尼司河河畔的希腊人则称他们为包律司铁 尼铁司，但他们自己则自称为欧尔比亚市民。这些农业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 地方，向东走三天的路程便到达庞提卡佩司河，向北则溯包律斯铁涅司河而 上可行十一日；从这里再向北则是一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了。从这片荒漠之 地再向上，便是昂多罗帕哥伊人（食人者，参见本卷第一○六节）居住的地区，这些 人和斯奇提亚人完全不同，他们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从他们再向上，则是 道道地地的沙漠了，而据我们所知，那里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居住的。

    (19)但是从斯奇提亚农民的地区向东，渡过庞提卡佩司河，你便走到斯 奇提亚游牧民的地区了。他们既不播种，又不耕耘的。除去叙莱亚的地区以 外，所有这一带地方都是不长树木的。这些游牧民的居住地向东一直扩展到 盖罗司河，这之同的距离是十四天的路程。

    (20)在盖罗司河的那一面，则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住在这里的斯 奇提亚人人数最多也是勇武，他们把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都看成是自己的 奴隶。他们的领土向南一直伸展到陶利卡地方，向东则到达盲人的儿子们所 挖掘的壕沟以及麦奥提斯湖上称为克列姆诺伊的商埠。而他们的一部分则 伸展到塔纳伊司河。在王族斯奇提亚人的上部即北方住着不是斯奇提亚人， 而是属于另一个民族的美兰克拉伊藉伊族(意为黑衣族)。而过去美 兰克拉伊诺伊族所居住的地方，则据我们所知，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带了。

    (21)越过塔纳伊司河之后，便不再是斯奇提亚了；渡河之后，首先到达 的地区就是属于撒岛罗玛泰伊人的地区，他们的地区开始在麦奥提斯湖的凹 入的那个地方，向北扩屡有十五天的路程。在这块地方是既没有野生的、也没有人工栽培的树木的。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区住着布迪诺伊人，他们 居住的地方到处长着各种茂密的树木。

    (22)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中间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过 去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向东转，住着杜撒该塔伊人，这是一个人数众多而 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紧接着这些人并在同一地区还住着 一个叫做玉尔卡依的民族。这些人也是以狩猎为生的，生活的方式则是这样。 猎人攀到一株树上去，坐在那里伺伏着，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密林，他们每个 人手头都备有一匹马和一只狗，他们把这四马训练得用肚子贴着地卧在那里以便于跨上去。当他从树上看到有可猎取的动物的时候，他便射箭并策马 追击，猎狗也紧紧地跟在后面。越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再稍稍向东，则又是斯 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是谋叛了王族斯奇提亚人之后，才来到这里的。

    (23)直到这些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地区，上面所说到的全部土地都是平 原，而上层也是很厚的，但是从这里开始，则是粗糙的和多岩石的地带了。 过去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带，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 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看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 族。他们讲着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穿着斯奇提亚的衣服，他们是以树木的 果实为生的。他们借以为生的树木称为“彭提孔”，这种树的大小约略与无 花果树相等，它的果实和豆子的大小相仿佛，里面有一个核。当这种果实成 熟的时候，他们便用布把它的一种浓厚的黑色汁液压榨出来，而他们称这种 汁液为阿斯库。他们舐食这种汁液或是把它跟奶混合起来饮用，至于固体的渣滓，他们就利用来做点心以供食用。由于那个地方的牧场不好，因此他们 只有为数不多的畜类。他们每人备居住在一棵树下，到冬天刚在树的四周围 上一层不透水的白毡，夏天便不用白毡了。 (由于这些人被视为神圣的民族)，因此没有人加害于他们。他们也没有 任何武器。在他们的邻国民众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是仲裁者。而且，任何 被放逐的人一旦请求他们的庇护，这个人便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了。他们 被称为阿尔吉派欧伊人。

    (24)因此，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 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奇提亚人当中，有一些人曾 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 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 斯奇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

    (25)大家所知道的地方，就到以上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带为止。但是在秃 头者的那一面情况如何，便没有人确实地知道了。因为高不可越的山脉遮断 了去路而没有一个人曾越过这些山。这些秃头者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他 们说，住在这些山里的，是一种长着山羊腿的人，而在这种人的居住地区的 那一面，则又是在一年当中要睡六个月的民族。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绝对不 可相信的。但是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则我们确实知道是住着伊赛多涅斯人。 不拘是秃头族，还是伊赛多涅斯人，除去他们自己所谈的以外，在他们北方 情况如何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26)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 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 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 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 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 儿子对他的父亲都要这样做。至于其他各点，则据说这种人是一个尊崇正义 的民族，妇女和男子是平权的。

    (27)因此，这些人我们也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些人以北的情况，则伊赛 多涅斯人说过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的事情。这是斯奇提亚人讲的， 而斯奇提亚人则又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而我们又把从斯奇提亚那里听来的 话信以为真并给这些人起一个斯奇提亚的名字，即阿里玛斯波伊人。因为在斯奇提亚语当中，阿里玛(ǎριμα)是一，而斯波(σποû)是眼睛的意思。

    (28)以上所提到的一切地方都是极其寒冷的，一年当中有八个月都是不 可忍耐的严寒；而且在这些地方，除去点火之外，你甚至是无法用水合泥的。 大海和整个奇姆美利亚海峡也都是结冰的，而在壕沟里边这面居住的斯奇提 亚人则在冰上行军并把他们的战车驱过那里攻入信多伊人的国土。那里既然 有八个月的冬天，可是其余的四个月也是寒冷的。这里的多天和其他地区的 冬天有所不同。在别的地方的雨季，这里几乎不下什么雨，可是在整个夏季 里，这里的雨却又下个不停。而当其他地方打雷时，这里没有，可是到夏天 这里却又有很多的雷。如果在冬天有雷的话，则他们就会感到惊讶，以为有 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同样，如果有地震的话，则不拘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 斯奇提亚人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预兆。斯奇提亚的马经受得住当地的严冬，但 骡子和爐子却都绝对经受不住；可是在其他地方，骡子和爐子经受得住严寒， 但马若是站在严寒里不动的话却会给冻伤的。

    (29)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无角一类的牛在斯奇提亚才不长 角的。荷马在“奥德赛”里有一句诗可以证明我的判断不差，这句诗是：羊 羔生下来不久额上就长角的利比亚地方。从这句诗可以正确地看出来，在热 带的地方角生长得快，而在寒冷的地方家畜几乎不长角，或根本不长角。

    (30)因此，由于寒冷的关系，在斯奇提亚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然而我 个人觉得不可索解的(因为实际上，我的历史从一开头便一直想把穿插的事件 加进去)，是在整个埃里司领，尽管那里并不冷，也没有任何显明的原因，却 不能生骡子。埃里司人他们自己说，他们那里不生骡子是由于一次咒诅的原 故。但只要是牝马怀胎时期快到的时候，他们便把它们赶到邻国的土地上去， 然后再把爐子也赶到邻国的土地去使它们交配。在牝马怀孕之后，他们再把 它们赶回国内。

    (31)但是关于斯奇提亚人所说的、充满空中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够看到 或穿越到那边的土地上去的羽毛，我的看法是这样。在那个地方以北，雪是 经常下的，虽然在夏天，不用说雪是下得比冬天少的。凡是在自己的身边看 过下大雪的人，他自己是会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因为雪和羽毛是相象的。 而这一大陆北方之所从荒漠无人，便是由于我所说的、这样严寒的冬天。因 此，我以为斯奇提亚人和他们的邻人在谈到羽毛时，不过是用它来比喻雪而 已。以上我所说的，就是那些据说是最辽远的地方。

    (32)至于极北地区的居民，不拘是斯奇提亚人还是这些地方的其他任何 居民都没有舍诉过我们任何事情，只有伊赛多涅斯人或者谈过一些。但是在 我看来，甚至伊赛多涅斯人也是什么都没有谈。因为什么呢，原来，若不是 这样的话，斯奇提亚人也会象他们提到独眼族时一样地提到他们了。但是赫 西奥德曾谈到极北居民，荷马在他的叙事诗埃披戈诺伊（指在底比斯阵亡的七位英雄的儿子）里，如果这果真是荷马的作品的话，也提到过极北居民。

    (33)但是关于他们的事情，狄罗斯人谈的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得多。 他们说，包在麦草里面的供物都是从极北居民那里搬到斯奇提亚来的。 当它们过了斯奇提亚之后，每一个民族便依次从他们的邻人那里取得它们， 一直带到亚得里亚海，这是它们的行程的最西端。从那里又把它们向南传送， 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接受它们的是多鐸那人。从多鐸那人那里又下行到玛里阿科斯湾，更渡海到埃乌波亚。于是一个城邦便传到另一个城邦而一直到卡 津司托斯；在这之后，却略拉了安多罗斯，因为卡律司托斯人把它们带到铁 诺斯，而铁诺斯人又把它们带到狄罗斯的。因此，他们说，这些供物便来到 了狄罗斯。但是第一次送供物的时候，极北居民派了两名少女与供物同行， 狄罗斯人称这两名少女为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极北居民为了保护二人在旅 途上的安全，他们还派出了同国的五名护卫，这五名护卫现在称为佩尔佩列 埃斯，他们在狄罗斯是很受尊敬的。但是当极北居民发现他们派出去的人们 根本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派出去的人总是不能接回来，那 真是十分伤脑筋的事。因此他们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供物用麦草包 起来带到国境的地方去，然后请求他们的邻族从自己本国传送到下面的一个 国家去；而据说供物便用这样的办法送到了狄罗斯。我自己便知道与这种传 送供物的方法相类似的一种风俗。这就是当色雷斯和派欧尼亚的妇女向女王 阿尔铁米司神奉献牺牲时，她们也是使用麦草的。

    (34)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她们所做的事。为了纪念死在狄罗斯的、从极北 地方来的少女，狄罗斯的少女和男孩子都剪了自己的头发。少女在结婚之前， 先剪下一束头发，而把这束头发卷在卷线竿上之后，便把它放到极北地方的 少女的墓上(她们的墓在阿尔铁米司神殿入口的左手，上面罩着一株橄榄 树)。狄罗斯的男孩刚是把他们的一些头发卷到嫩枝上面，他们也是把它放在 极北地方的少女的墓上的。这样看来，极北地方的少女便是这样地受到狄罗 斯居民的尊敬的。

    (35)同样的这些狄罗斯人还说，还在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之前，通过上 述同样的那些民族的市邑，还有两名少女从极北居民那里来到了狄罗斯，她 们的名字是阿尔该和欧匹斯。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是为了安产才到埃烈杜亚 (安产的女神——译者)这里来上供还愿的，但阿尔该和欧匹斯，他们说，是 和神自己一齐来的，她们受到狄罗斯人的另一种尊敬。原来那里的妇女为她 们募集捐献品，在一个叫做奥偷的吕奇亚人为她们写的赞美歌里呼唤她们的 名字；此外岛民和伊奥尼亚人也是从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唱欧匹斯和阿尔该 的赞美歌而呼唤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募集捐献品(这个奥偷从吕奇亚到来之 后，还写了在伙罗斯歌唱的其他古老的赞美歌)。他俩又说，在祭坛上烧过的 牺牲的大腿，它们的灰烬都用来撒布到欧匹斯和阿尔该的墓地上；她们的墓 地在阿尔铁米司神殿的背后，面向着东方，离着凯欧斯人的宴堂最近。

    (36)关于极北居民的事情，我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叙述那个阿 巴里司的故事；这个阿巴里司据说是一个极北居民，他一直不吃东西而把一 支箭带住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如果果然有极北居民存在的话，那末也就 应当有极南居民存在了。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画过全世界的地图，但没有一个 人有任何理论的根据，这一点在我看来，实在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把世界画 得象圆规画的那样圆，而四周则环绕着欧凯阿诺斯的水流，同时他们把业细 亚和欧罗巴画成一样大小。至于我本人，我却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亚细亚和欧 罗巴的广袤以及它们的轮廓如何。

    (37)波斯人所居住的土地一直到达现在所谓红海的南方之海：在他们的 上方，即北方是美地亚人居住的地方；美地亚人的上方住看撒司配列斯人， 撒司配列斯人的上方往着科尔启斯人，他们的地区一直伸屡到帕希斯河所注 入的北方之海（指黑海）；因此这四个民族是位于两海之间的。

    (38)但是从这一地区向西，有两个海角从大陆伸向海中，现在让我把它 们记述一下。在北方有一个海角只帕希斯河为起点一直突出到海里去，它是 沿着黑海和海列斯彭特而伸屡到特洛伊境内细该伊昂地方的。在南方，同一 海角的海岸以腓尼墓附近的米利安多罗斯湾为起点，向海的方面一直伸展到 特里欧庇昂岬。在这个海角上，住着三十个不同的民族。

    (39)这是第一个侮角。但是另一个海角则以波斯为起点一直伸向红海， 包括在这一片土地里面的有波斯人的土地，在这之下有相邻的亚西里亚，亚 西里亚以次是阿拉伯。这个海角的终点是阿拉伯湾(今天的红海)， 而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了一道运河通到那里；但这是大家一般的说法，实际 上并不是以那里为终点的。但从波斯人的土地到腓尼基却是一片既宽阔又广 大的土地，从腓尼基起，这个海角便沿着我们的海经过叙利亚的已勒斯坦直 到它的终点埃及。在这个海角上，只住着三个民族。

    (40)上面所谈的是亚细亚的波斯以西的土地。至于在波斯人和美地亚人 和撒司配列斯人和科尔启斯人上方以东和日出方面，则它的界限一方面是红 海，北方则是里海和向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斯河。亚细亚直到印度地方 都是有人居住的土地，但是从那里再向东则是一片沙漠，谁也说不清那里是 怎样的一块地方了。

    (41)亚细亚以及它的广袤便是上面所说的样子了。但是利比亚是在这第 二个海角上面的。因为紧接着利比亚的便是埃及。但这一海角上埃及的部分 是狭窄的：因为从我们的海到红海有一千斯塔迪昂，这就是说只不过有十万 欧尔巨阿。但是经过这个狭窄的部分，海角上称为利比亚的那一部分便非常 宽阔了。

    (42)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对于那些把全世界区划和分割为利比亚、亚细 亚和欧罗已三个部分的人，我是感到奇怪的。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面积相去悬 殊。就长度来说，欧罗巴等于其他两地之和：就宽度来说，在我看来欧罗已 比其他两地更是宽得无法相比。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和与亚细亚 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给海环镜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 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 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遣徘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 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地中海)，再回到埃及。于是 腓尼基人便从红海出发而航行到南海上面去，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 管航行到利比亚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 的时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而在两年之后到第三年 的时候，他们便绕过了海拉克列斯柱而回到了埃及。在回来之后他们说，在 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的：有的人也许信他们的话，但我是不相信的（希罗多德所不相信的情节反而证明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当船只绕过好望角西行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就在它的右手）。

    (43)这样我们便得到了关于利比亚的最初的知识。其后，迦太基人也有 了这样的说法：因为阿凯美尼达伊家中的一人、铁阿司披斯的儿子撒塔司佩 斯虽然被派出去周航利比亚，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原来是他害怕航程的遥远和寂寞，因此没有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任务便回来了。他奸污了美伽比佐斯的儿子佐披洛司的未出嫁的女儿；而由于这个原故他要被国王克甜尔克谢斯处 以刺刑的时候，撒塔司佩斯的母亲、即大流士的姊妹便为他求情，说她将要 把一个比克谢尔克谢斯的惩罚更重的惩罚加到他身上。这就是：他必须周航 利比亚，直到他完成这次航行而返回阿拉伯湾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同意了 这一点，于是撒塔司佩斯便到埃及去，在那里他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一艘船 和船员并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并绕过了称为索洛埃司 的利比亚岬之后，他便向南驶行。但是他在大海之上航行了好多月却一点看 不到边际，于是他便转回来驶向埃及了。从这里他去兄克谢尔克谢斯，在他 的报告中他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他怎样在他航行到最遥远的地方去时，他路 过一个矮人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穿着椰子叶的衣服，而每当他和他的人员使 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一定离开他们的市邑而逃到山里去：他和他的人员 在登陆时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而只是从当地居民夺取一些食用所必需的家畜而 已。至于他之所以没有完全瓮行利比亚一周，他说这理由是船的进路受到阻 挠而不能再向前行驶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不相信撒塔司佩斯所说的话是真的，而既然指定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他还是依照最初给他的惩罚而把他杀 死了。这个撒塔司佩斯有一名罔人，这个人一听到他的主人的死讯，便立刻 带着大批财富逃到窿摩司去了，但一个萨摩司人扣留了这一批财富。这个萨 摩司人的名字我知道，但我是故意把他的名字忘掉的。

    (44)大流士曾发现过亚绷亚的大部分地方。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 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大流士想知道一下印度河在 什么地方入海，便派遣了他相信不会说谎话的卡律安达人司库拉克斯和其他 人等乘船前往。这些人从帕克杜耶斯地区的卡司帕杜罗斯市出发，顺河向东 和日出的方向下行直到大海；而在海上西行，他们在第三十个月到达了这样 一个地点：埃及国王曾经从这个地点派遣上述的腓尼基人周航利比亚。在这 次的周航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印度人，并利用了这一带的海。这样便判明， 除去日出方向的部分之外，亚细亚在其他方面也是和利比亚相同的。

    (45)至于欧罗巴，则的确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东部和北部是不是为大海 所坏镜看。人们只知道它的长度等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一整块大地却有三个名字，而且又都是妇女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埃及的 河尼罗河与科尔启斯的河帕希斯河被定为它的界限(虽然，也有的人说，麦奥 提斯湖的塔钠伊司河和奇姆美利亚的渡口是它们的界限)。我也不知道把世界 划分开来的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从什土地方取得了他们所起的名字。根 据许多希腊人的说法，利比亚是以当地的一个妇女的名字为依据的，而亚绷 亚则是国普洛美修斯的妻子而得名的。但吕底亚人却认为亚细亚的命名是由 于他们的关系，他们说亚细亚不是因普洛美修斯的妻子亚糊亚而得名，而是 因玛涅斯之子科壮斯的儿子亚细阿司而得名的，同时撒尔迪斯的亚细亚部族 也是因此而得名的。但是谈到欧罗巴，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给海环绕着，也 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是怎样得来的，更不清楚是谁给它起的名字，我们所能 说的只是这个地方是因推罗的妇女欧罗已而得名的。而在当时之前，它和其 他地方一样，好象也是没有名字的。但很明显这个妇女是生在亚细亚的，她 从来没有到过希腊人今日称为欧罗已的地方，而只是从腓尼墓来到克里地， 又从克里地来到吕奇亚。关于以上各点，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今后就 是按照已经确定的惯例来使用这些名称的。

    (46)大流士所耍进攻的黑海地方，除去斯奇提亚人之外，居住着世界上 一切国家中最愚昧的民族。因为，除去斯奇提亚族和阿那卡尔面司族之外， 我们不能指出在黑海这一带的任何民族，有任何聪明才智的表现，我们也不 知道那里产生过任何有学识的人士。但是斯奇提亚人在全人类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上，却作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智的一个发现。我并不是在任何方 面都推辞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这件最漳大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 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 候，也就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 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干畸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 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草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 手呢？

    (47)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发明，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适于这样做， 并拥有有利于他们的河流。原来他们的土地是平坦的，是水草丰富的，而且 有数量不亚于埃及的运河那样多的河流贯流全境。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是 可以从海溯行而上的，而我就要列举这样的河的名字。首先是有五个河口的 伊斯特河，其次是杜枕斯河、叙帕尼司河、包律斯铁涅司河、鹿提卡佩司河、叙帕库里司河、盖罗司河、塔钠伊司河。下面我就来谈一下它们的河道。

    (48)伊斯特河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河流中是伟大的河流；它不分冬夏， 水量永远是一样的。它是所有斯奇提亚的河流中在最西面的河流，它之成为 最伟大的河流的理由是这样：其他许多河流都是它的支流，但这些支流的流 注却使它成为伟大的河流，其中有五个支流是流经斯奇提亚人的国土的，它 们是希腊人称为披列托司而斯奇提亚人称为波拉塔的那条河，此外则是提阿兰托司河、阿拉洛司河、柄帕里司河、欧尔戴索司河。上述河流中的第一条 河是向东流的一条大河，它的河水与伊斯特河溶汇在一起。第二条河、即提 阿兰托司河则是远在西边，而且也小得多；但阿拉洛司河、纳帕里司河与欧 尔戴索司河则流在这两条河之同样注入伊斯特河。这样的一些河就是使伊斯 特河水量增大的、斯奇提亚当地的河流。但是与伊斯特河合流的玛里斯河却 是从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土地流过来的。

    (49)此外流入伊斯特河的三条大河，即阿特拉斯河、奥拉斯河与提比西 斯河都是从哈伊奠司山的山顶向北流的。阿特律斯河、诺埃斯河、阿尔塔涅 斯河则是从色雷斯的克罗比佐伊人的土地流入伊斯特河的。奇欧司河从派欧 尼亚和洛多佩山穿过哈伊莫司山的正中而注入伊斯特河。昂格罗斯河从伊里 利亚向北流进特利巴里空原野而注入布隆戈斯柯，布隆戈斯河则再注入伊斯特河，这样伊斯特河便接受了两条大河的河水。卡尔披司河与另一条叫做阿 尔披司的河也从翁布里柯伊人以北的腹地向北流而注入伊斯特河。因为伊斯 特河发源于仅次于库涅铁斯人而为欧洲最西端的居民的凯尔特人的地方，它贯流全部欧罗已而从侧面流入斯奇提亚。

    (50)既然上述的河流以及其他许多河流也都是它的支流，则伊斯特河就 成为一切河流当中最大的一条河流了。诚然，如果以河流和河流相比的话， 尼罗河是比伊斯特河的水量大的；因为没有一个河流或泉水可以增加它的水 量。但是伊斯特河不分夏冬，河水的水位都是一样的，这种现象的理由我以 为是这样。在冬天，它的水量是它平常的大小，或是比平常的水量稍多一些， 因为在冬天，当地的雨是非常少的，但雪却是到处都有。但是在夏天，冬天 下的雪溶化了并从四面八方流入伊斯特河；这样雪便流入河中而促使河水涨 起来，此外还要加上许多猛烈的暴雨，因为夏季正是下雨的季节。但既然太 阳在夏天比在冬天吸收了更多的水，同样程度地与伊斯特河合流的水在夏天 比在冬天也要多很多，这二者相互抵消而形成均势，因此水量永远是相同的。

    (51)这样看来，伊斯特河就是斯奇提亚人的河流之一了。其次便是杜拉斯河（德累斯顿河），这条河发源于北方，最初是从位于斯奇提亚领地与涅鸟里司领地交界 地带的一个大湖流出：在河口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杜拉斯人的希腊人的居留 地。

    (52)第三条河是叙帕尼司河，这条河发源于斯奇提亚，从一个大湖流出， 而白色的野马便在这大湖的周边牧放着。这个湖真正可以说是叙帕尼司河的 母亲。叙帕尼司河是在这里发源的，在五天的航程里，它的河水是浅的而且 味道也还是甜的。在这之后到大海的四天航程里，河水则便特别苦了，因为 有一个苦泉流入这条河，这个泉水是这样地苦，虽然它的水量不大，但是混 合起来却使世界上少数大河之一的叙帕尼司河也变了味道。这个苦泉是在农业斯奇提亚（见第一七节）和阿拉佐涅斯人之间的国境地方，苦泉流出的地点的名称在斯奇 提亚语是埃克撒姆派欧斯，用希腊语来说则是“圣路”的意思。苦泉的名字 也是这样。杜拉斯河和叙帕尼司河在阿拉佐涅司人的地方相互离得很近，但 是从这里再向前就各自分离，在两河之间留下了很宽阔的一片土地。

    (53)斯奇提亚人的第四条河流是包律斯铁涅司河，这是仅次于伊斯特河 的最大的一条河。而且，根据我们的刊断，不仅是在斯奇提亚的河流当中， 就是在全世界的所有其他河流当中，除去那没有一条河流能够与之比肩的尼 罗河之外，它是最丰饶的河。在其他的河流当中，包律斯铁涅斯是最丰饶的 河了。它的两岸为家畜提供了最优良的和最有营养价值的牧堤；它拥有极为 丰富的、美味的鱼类，它的河水是最甘美好吃的，它的水流清彻，但它附近 的其他河流却是混浊的；它的沿岸生产十分优良的谷物，在不播种的土地上 刚长看茂密的草。此外，在它的河口又生产大量天然的盐。因此他们便把河 中生产的一种他们称为安塔凯欧伊(鳟鱼)的大的无脊椎鱼用盐腌 起来。以上种种之外，它还有许多值得惊叹的东西。直到离海四十日航程的 盖罗司地方，我们知道河流是从北流往来的。但是从这里再向前便没有人去 这，因此便没有人知道它流过什么民族的土地了。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 它通过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它便流入农业斯奇提亚人地区，而需要十日的航 程才能经过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除去尼罗河之外，只有这一条河的源流我不 知道，而我以为所有其余希腊人也都一样不知道。在包律斯铁涅司河快要入 海的时候，它与叙帕尼司河合流，它和叙帕尼司河是流入同一个沼泽地带里 的。它们之间的土地是一块象船头那样伸出来的土地，这块土地被称为希波 列欧岬。这里有一座戴美特尔的神殿，神殿对面，叙帕尼司河岸上则有一块 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居住地。

    (54)上面所谈，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些河的事情。在这之后便是第五 条称为鹿提卡佩司的河，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一样，它的水流也是从北 向南的。它的发源地是一个湖。在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之间的土地上住 着农业斯奇提亚人。鹿提卡佩司河流入了叙莱亚地方，而在流过叙莱亚之后 便流入包律斯铁涅司河里去了。

    (55)第六条河是叙帕库里司河，这条河发源一个湖，它从中央贯流斯奇 提亚游牧民的土地，在卡炽奇尼提斯市附近的地方入海，而在它的右手则是叙莱亚和所谓“阿齐里斯的赛跑场”。

    (56)第七条河是盖罗司河，这是从包律斯尼铁司河分出去的一个支流， 分出的地点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该河的最上部。分出去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和 河流的名字相同，也叫盖罗司。这条河在流向大海的时候，把斯奇提亚游牧 民的土地和王族斯奇提亚人的土地分了开来。它是流入叙帕库里司河的。

    (57)塔纳伊司河（顿河）是第八条河。这条河原来发源于一个大湖，而流入一个 更大的、称为麦奥提斯的大湖（亚速海）。这个湖则是王族斯奇提亚人和撒扁罗玛泰伊 人的交界。还有另外一条叫做叙尔吉司的支流也是注入塔纳伊司河的。

    (58)以上便是斯奇提亚人所拥有的一些有名的河流。斯奇提亚地方的草 比起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牧草郡更能增加畜类的胆汁，这一点从家 畜的解剖便可以得到证明的。

    (59)因此可以说，斯奇提亚人是拥有大量最必需的物品的。现在我再来 谈一谈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崇拜的只有下列的神，即他们最尊敬的希司提 亚、其衣是宙斯和他们认为是宙斯的妻子的该埃，再次就是阿波罗、鸟拉尼 亚·阿普洛狄铁、海拉克列斯、阿列斯。这些神是全部斯奇提亚人所崇拜的 神。但是王族斯奇提亚人也向波赛东奉献牺牲。在斯奇提亚语里，希司提亚 你为塔比提，宙斯称为帕伊欧斯，这个称呼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称 该埃为阿披，称阿波罗为戈伊托叙洛司，称岛拉尼亚·阿普洛狄铁为阿格里 姆帕撒，称波赛东为塔吉玛萨达斯。除去阿列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 神不使用神像、祭坛、神殿，但是在阿列斯神的崇拜上却是用这些东西的。

    (60)不管他们举行什么样的祭祝，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奉献的 方法是这样的。牺牲的两个前肢缚在一起，用后面的两条腿立在那里；主持 献钠牺牲的人站在牺牲的背后牵着绳子的一端，以便把牺牲拉倒：牺牲倒下 去的时候，他便呼叫他所献祭的神的名字。 在这之后，他便把一个坏于套在牺牲的脖子上，坏子里插进一个小木棍 用来扭紧坏子，这样把牺牲绞杀。奉献之际不点人，不举行预备的圣祓式， 也不行灌奠之札。但是在牺牲被绞杀，而它的皮也被剁掉之后，牺牲奉献者 立刻着手煮它的肉。

    (61)但斯奇提亚是完全不生产木材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煮肉的办法来。 办法是这样：在把牺牲的皮剥掉之后，他们把它们的骨头从肉里剔出来，而 如果他们有当地用的大锅的话，他们便把肉放到里面去，这个大锅和列斯波 司人的混酒钵十分相似，就是前者比后者要大的多。然后他们便把牺牲的骨 头放到大锅的下面用火点着来煮锅里面的肉。如果他们手头没有大锅的话， 他们便把肉填到牺牲的肚子里面去，同时把一些水倒在里面，然后再把骨头 放在下面点着，这种火是着得很好的。没有骨头的肉是很容易塞到牺牲肚子 里去的。这样牛自身便煮了它自己，而其他的牺牲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 当肉煮熟了的时候，奉纳牺牲的人便先把一部分肉和内脏拿出来，抛到自己 的面前。他们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是马。

    (62)他们对所有其他的神奉献牺牲的方式便是这样，而这便是他们所奉 献的畜类：但他们对于阿列斯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这样。在每一个地区的行政管区里都有给阿列斯修建的圣殿，这便是一个长和宽备有三斯塔迪昂，但 高稍短的一个薪堆，在这个薪堆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平台：它的三面是陡峭的， 但是第四面却是可以登上去的。每年都有一百五十草的薪材堆在这上面，因 为冬天的风雪是会使它不断地下沉的。在这个薪堆上面，每一个民族都放置 一把古铁刀，这铁刀便是阿列斯的神体。他们每年都把家畜的牺牲和焉的牺 牲献给这种刀；对于这些神物，他们奉献了甚至比对其他诸神更多的牺牲。 在他们生俘的敌人当中，他们把每一百入中的一人作为牺牲，但奉献的方法 和奉献家畜时不同，而是用别种的方法。他们把酒倒在这些人的头上并且割 这些人的喉头，而下面则用盘子接血。然后他们便把盘子里的血带到薪堆上 去，把它浇在刀上面。他们这样把血带到上面去，但是下面，在圣殿的旁边， 们又切下被杀死的人们的右臂和右手并把它们抛到空中去，随之在他们把其 他牺牲奉献之后立刻离开。手臂刚落到什么地方便留在那里，但是尸体却是 和它们分开横卧着的。

    (63)因此，这便是在他们中间所制定的牺牲奉献式了；然而这些斯奇提 亚人是完全不用豚类作牺牲的。而且他们在国内是绝对没有养猪的习惯的。

    (64)至于战争，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奇提亚人欲他在战场上杀死的 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的首极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因 为如果他把首极带去，他便可以外到一份卤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他沿着 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 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作手中来保存，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 的马的马勒上以为夸示，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中的人，便被认为是 最勇武的人物。许多斯奇提亚人把这些头皮象牧羊人的皮衣那样地缝合在一 起，当作外衣穿。许多人还从他们的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等， 用来蒙复他们的箭筒。看来人皮是既厚又有光泽的，可以说，在一切的皮子 里它是最白最光泽的皮子。还有许多人从人的全身把皮剥下来，用木架子撑 着到处把它带在马背上。

    (65)以上便是他们中间的风俗。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 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 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 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 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一个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 怀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 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的时候，他便用这些头来款待他，并告诉客人，他的这 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 勇武。

    (66)此外，每年一次每一地区的太守都在自己的辖境之内在混酒钵里面 用水调酒，凡是曾经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奇提亚人都要欲这里面的酒的，但是 没有立过这样战功的人，却不许尝这里的酒，而是很不光彩地坐在一旁。他 们认为这乃是一种奇耻大辱；但是他们中间既然有许多人杀死的不是一个， 而是许多敌人，因此他们每人有两只杯，而用它们同时饮酒。

    (67)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卜者是很多的；他们是用许多柳年来占卜的， 占卜的方法是这样。他们拿着大柬的柳车，把它们放在地上松开。卜者把一 根根的柳条分开摆，这样便说出自己的卜词。而在他们还这样诅着的时候， 他们叉把柳条一根根地拾起来结为一束。这乃是他们传统的占卜法。半男半 女的埃那列埃斯人说，是阿普洛狄铁把占卜术教给了他们，而他们是用菩提 树的树皮来占卜的。他们把菩提树的树皮分成三部分，他们是在把树皮在手 指中间燃合和燃开的时候说出自己的预言的。

    (68)但只要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生病的时候，他便把三个最有名的卜者 召来，他们便用上述的方法进行占卜；而他们大体上是举出他的国人的名字 而告诉他说，这样的某人某人在国王的灶旁进行伪誓。因为当斯奇提亚人发 最重大的誓的时候，他们通常的习惯都是在国王的灶旁的。于是他们号称曾 发过伪誓的那个人立刻便被逮捕送来，而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卜者便责怪他， 说他们的占卜判明他曾在国王的灶旁发伪誓而且引起了国王的疾病；于是这 个人便坚决否认他曾发过伪誓。而当他否认这一点的时候，国王再把六个卜 者召来，而他们在棚心占卜之后仍证明他犯了伪誓罪，则这个人立刻就要被 枭首，而他的财产也要在最初的卜者中间分配了。但如果后来的卜者认为他 无罪，则依次再把一批又一批的卜者召来。如果大多数的卜者都认为这个人 无罪的话，则起初的卜者便要被处死刑了。

    (69)下面是他们处死刑的办法。人们把牛焉到上面堆着薪树的车的轭 上，再把卜者塞到薪材的当中，这些卜者的腿都被搏着，手被捆在背后，嘴 也给街上枚，然后他们便点着薪材并吓唬牛而把它们赶跑。牛常常和卜者一 同被烧死，牛也常常由于草的辕杆被烧断，而带着火伤逃走。他们还用上述 的办法，由于其他的原因而烧死卜者，声称这些卜者的预言是虚伪的。当国 王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许这个人的儿子们活着，而是把他一家的男性 一律杀死。但是女性的家属，他是不加伤害的。

    (70)斯奇提亚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 一个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 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 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敬的人们 便在一些次庄严的祈求之后饮这里面的血酒。

    (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 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 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草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 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的根部、香 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遥到的时候，接受尸 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 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 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草上带到属于他们 的另一个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己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 在尸体到所有的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 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 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人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 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覆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 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 夫、厩夫、侍臣、傅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 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们便共 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拚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

    (72)在一年位去之后，他们叉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 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 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 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 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 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着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 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卉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 后，把大木棍从靥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 果是前面的草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草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 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个马衔并且配看一副缰绳， 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撅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胶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 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办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脊椎从后部一 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 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 开了。

    (73)以上是他们埋葬国王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在他们死的 时候，他们都是被安放在草上，由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拉着历访死者的朋友： 而每个人都依次接待他们并且款待随死者来的人员，同时他还献给死者和献 给其他人等相同的物品。国王之外，庶民人等都是这样地在巡回四十日之后 才埋葬的。在埋葬之后，斯奇提亚人便用下列的办法来弄乾净自己的身体。 他们擦洗他们的头，而至于身体，他们是把三根棒对立在一处，再把毛毡盖 在上面。然后，在把棒和毛毡尽可能支放牢固之后，便在棒和毛毡下面中央 的地方放一个深盘子，并把几块烧得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

    (74)他们自己的国内生长着一种和亚麻非常相似的大麻，不同的只是这 种大麻比亚麻耍粗得多，高得多。这种大麻有野生的，也有人们种的，色雷 斯人甚至用这种大麻制造和亚麻布非常相似的衣服。它们是这样相似，以致 除非是大麻方面的老手，他是分不出大麻或亚麻来的；而根本没有见过大麻 的人，他就会把那衣服认为是亚麻制的了。

    (75)斯奇提亚人便拿着这种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下面去，把它撒在灼 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便冒起烟来，并放出这样多的蒸气，以致是任 何希腊蒸气游都比不上的。斯奇提亚人在蒸气中会舒服得叫起来。这在他们 便用来代替蒸气浴，因为他们是从来不用水来洗身体的。但是他们的妇女却 把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共同捣碎，再和上一些水，她们便用合 成的这种浓稠的东面涂在全身和脸上，这样她们的身上不仅会有一种香气， 而且在第二天，当她们取下这种涂敷物的时候，她们的皮肤也便变得既干净， 又有光泽了。

    (76)斯奇提亚人和其他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异邦人的任何风俗，都是 极其不愿意采纳的，特别是对于希腊的风俗。阿那卡尔西司，还有司库列斯 的事件便可以证明这一点。阿那卡尔西司曾视察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并且曾 在那些地方做出了很多证明他有很大的智慧的事情。在他返回斯奇提亚的时 候，他乘船渡拉了海列斯彭特并且在库吉科司地方登陆；他在那里看到库吉 科司人非常豪奢地庆祝诸神之母节，因此他便向这位母神发愿说，如果他能 安全无恙地返回故国的话，他将要象库吉科司人一样地向她奉献牺牲并且还 为她举行一种夜祭。因此当他到斯奇提亚的时候，他自己便到那称为叙莱亚 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正在阿齐里斯赛跑场的旁边，那里到处都长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到那里之后，阿那卡尔西司便丝毫不差地为女神举行了祭仅，这时他 手里拿着一个小手鼓并把神像挂在自己的身上。然而有一个斯奇提亚人看到 他这样做，便把这事报告给国王撒鸟里欧斯。国王亲自到那里去并看到阿那 卡尔西司于这样的事情，便把他射死了。就是在今天，如果有人向斯奇提亚 人问起阿那卡尔西司的事情来，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因为 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希腊去，并且踏袭异邦人的风俗的缘故。但是根据我从 阿里亚佩铁司的管家图姆涅斯那里所听来的话，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 王伊丹图尔索司的叔父，他又是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儿子吕柯斯的儿子格努罗 司的儿子。而如果阿那卡尔西司果真是属于这一家族的话，则他就必然知道、 他是在他的兄弟的手里死于非命的。因为伊丹图尔索司是撒鸟里欧斯的儿 子，而阿那卡尔西司都是破撒鸟里欧斯杀死的。

    (77)诚然，我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还听到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 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王派出去到希腊人那里学习的。在他回国之后， 他向派遣了他的国王报告说，除去拉凯戴孟人以外，所有的希腊人对于一切 的学问都是十分热心学习的。不过在希腊人当中，却叉只有拉凯戴孟人在和 人们交谈时是十分审慎的。但这却是希腊人自己为了开心才凭空捏造出来的 无稽之谈；但不管如何，这个人是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杀死了。阿那卡尔 西司由于采用了外国风俗和他与希腊人交往而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

    (78)在许多年之后，阿里亚佩铁司的儿子司库列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司库列斯是斯奇提亚国王阿里亚佩铁司的诸子当中的一人，但他的母亲都是 伊司脱里亚人，而不是本国的人，她教给他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后来阿里亚 佩钞司中了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国王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奸计而被杀死了，于是 司库列斯便继承了王位和他父亲的那个名叫欧波伊亚的王后，这是一个道地 斯奇提亚的妇女，她曾给阿里亚佩铁司生位一个名叫欧里科司的儿子。司库 列斯这样便成了斯奇提亚的国王，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满足于斯奇提亚的生活 方式，而勿宁说是远为喜好希腊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小便是接受了希腊的 生活方式的。他于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率领着斯奇提亚的一支军队到包律 司铁涅司人的一个城市去(这些包律司铁涅司人自称是米利都人)，到了他们 那里以后，他总是把他的军队留在城郊的地方，而他自己则进城把城门关上， 然后脱去斯奇提亚的衣服，穿上希腊的服装。他穿着这身服装，没有一个亲 卫或其他任何人侍从而出入于公共场所的当地人们中间(人们把守着城门，为 的是不叫任何斯奇提亚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他在每一方面都模仿希腊的 生活方式并且按照希腊的习惯祭祀诸神。他这样过了一个月或更多的时候之 后，便再穿上斯奇提亚的衣服离开了这个城市。他是常常这样做的，他在包 律司铁涅司盖了一所房子，娶了当地的一个妇女并把她带到那里去。

    (79)但是在他注定要遇到凶事的时期到来时，他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情：他想使自己参加巴科司·狄奥尼索斯的秘仪，而当他正要开始接受参加 秘仪的圣礼时，他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预兆。他在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城市 里有一所宽敞的住宅，这便是我刚才谈到的那所住宅，这是一所巨大而豪华 的住宅；在它的周固都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斯芬克司像和格律普斯像。这所 房子中了天雷而全部被火烧毁了。但司库列斯不顾这一切，仍旧把参加秘仪 的仪式举行完毕。然而斯奇提亚人却由于已科司的狂欢祭而寅怪希腊人，说 搞这样一位使人发狂的神，那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此当司库列斯参加巴 科司的秘仪的时候，一个包律司敛涅司人便到斯奇提亚人那里去嘲笑他们。 他说：“你们斯奇提亚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举行狂欢祭并在降神的时候发狂： 但现在这个神却降到你们自己的国王身上，而他现在就正在参加狂欢祭并且 给这个神弄得神魂颠倒哩。如果你们不信的话，那末就跟我来，我会把他指 给你们的”。于是斯奇提亚人的一些首要的人物便跟着他去，这个包律司铁 涅司人便偷偷地把他们带到城年的一座塔楼上去：而当司库列斯和参加狂欢 祭的人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立刻在发狂的人们中间看到了他；斯奇提 亚人认为这乃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该城并且把他们所 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全军。

    (80)在这之后司库列斯返回了本国，但是斯奇提亚人叛变了他，他们拥 戴他的兄弟、即铁列斯的外孙欧克塔玛撒戴司为国王。司库列斯知道了他们 怎样对付他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之后，便跑到色雷斯去了。当欧克塔玛撒戴 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率领大军到那里去。但是当他到达伊斯特何的时候， 色雷斯人阻住了他的去路：而当两军看看就要打起来的时候，西塔尔凯司派 使者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对他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互比试力量呢？ 你是我的姊妹的儿子而我的兄弟又在你的身旁，你把他交还给我，我就把司 库列斯交给你。我们两个人江是不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危险罢”。西培炽凯 司的使者对他的建议便是这样，因为西塔尔凯司的一个兄弟从他那里逃跑并 亡命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斯奇提亚人同意了这个做法，他把自己的舅 父交给了西塔尔凯司并从西培尔凯司那里引渡过来了自己的兄弟司库列斯。 于是西塔尔凯司接受了他的兄弟并把他的兄弟带走了，但欧克塔玛撒戴司却 就地杀掉了司库列斯的头。斯奇提亚人是这样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自己的风俗 习惯，对于那些把外国的风俗习惯加到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之上的人们，他 们就是这样惩罚的。

    (81)我并未能确切地打听到斯奇提亚有多少人，但是关于他们的人数， 我听到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他们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又有些人说， 真正可以称之为斯奇提亚人的只有少数的一些人，但是在我个人看起来，他 们的人数是这样：在包律司敛涅司河和叙帕尼司河之间有一块叫做埃克撒姆 派欧斯的地方；在前面（本卷第五二节 ）我就说过从这里有苦水泉流出来，结果使得叙帕尼司 河的河水无法饮用。在这个地区有一个青铜大釜，这件铜器比克列欧姆布洛 托斯的儿子帕鸟撒尼亚斯呈献并安置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大釜要大六倍。对 于还没有见过这件铜器的人，我要给他说一说：斯奇提亚的青铜器可以毫不 费力地容纳六百安波列鸟斯（每一安波列鸟靳大约等于九加侖），它有六指的厚度。但根据当地人们的说法，这 个青铜器是用箭头铸造成功的。因为他们那名叫阿里安塔司的国王想要知道 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故而他命令每一个斯奇提亚人把一个箭头带拾他，并威 胁说不这样做的将要处以死刑。结果便有极多的箭头给送到他这里来，他决 定用它们制造一个纪念物以留传于后世。于是他用这些箭头铸造了一个青铜 大釜，把它立在埃竞撒姆派欧斯地方。关于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

    (82)这个地方除去它拥有在全世界比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而且又多得多 的河流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东西。除去上述的河流以及广大的平野 之外，我以为值得一述的还有一件最可惊异的东西。他们指给我一个海拉克 列斯的足印，这个足印是印在杜拉斯河河畔的岩石上面，形状和人的足印一 样，可是却有两佩巨斯长。足印便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说了这个足印之 后，我就要回过头来，重新叙述我在开头地方所要说的事情了。

    (83)正在大流士作讨伐斯奇提亚人的准备，并派遣使看到各方去命令一 部分人准备陆军，一部分人供应战船，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色雷斯海峡上架桥 的时候（大流士出征的确实日期不知道，格罗特认为可能是在五一四年之前），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已诺斯却劝说大流士万 万不可出征斯奇提亚人，他告诉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是怎样一个难于制服的民 族。但是当阿尔塔已诺斯尽管提出忠告而仍然不能使大流士回心转意的时 候，阿尔塔巴诺斯便不再进谏了。现在大流士在他把一切准备停妥之后，便引兵离开了苏撒。

    (84)这时，一个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出征的波斯人欧构巴佐斯恳请大流士 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大流士对他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而他的请求也是人情人理 的，因此大流士要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给他留下。欧构巴佐斯非常欢喜，他以为他的儿子己破免除了军役，但是大流士却命令有司人等把欧约巴佐斯的儿 子都给杀死了。他们便这样地被处死并被放置在那里了。

    (85)但是大流士当他从苏撒出发到达卡尔凯多尼亚地方博斯波鲁斯的架 桥地点时，他便乘船向希腊人先前说是漂浮在水上的那个所谓库阿涅埃岩驶 去了：他坐在那里的一个岬角上视察了黑海，那实在是一幅壮丽的景色。因 为在一切海洋当中，黑海乃是最值得惊叹的。它的长度是一万一千一百斯塔 迪昂，它的宽度在它最宽的地方是三千三百斯塔迪昂。这个海的入口的海峡 有四斯塔迪昂宽，海峡的长度，即架着桥的那个称为博斯波鲁斯的狭窄颈部 有一百二十斯塔迪昂。博斯波鲁斯是一直接着普洛彭提斯的。普洛彭提斯是 五百斯塔迪昂宽，一千四百斯塔迪昂长，它的出口是海列斯彭特。海列斯彭 特的宽度最窄的地方不过七斯塔迪昂，长度四百斯塔迪昂。海列斯彭特则注 入一个我们称为多岛海的无边无际的大 海。

    (86)这些地方是用这样的办法测量出来的：一只船在一天长的时候，一 般是驶行七万欧尔巨阿的距离，但是在夜间则要驶行六万欧尔巨阿的距离。 因此，既然从黑海海口到帕希斯(这是黑海上最长的航程)的一段是九天八夜 的航程，则它的长度就是一百十一万欧尔巨阿，折合为斯塔迪昂，就是一万 一千一百斯塔迪昂了。从辛地卡地区到铁尔莫东河河上的铁米司库拉(这是黑 海最宽的地方)是三天两夜的航程，即三十三万欧尔巨阿，折合成三千三百斯 塔迪昂。我便是这样地测量了黑海、博斯波鲁斯和海列斯彭特的，而我对它 们的说明便是这样。此外：还有一个湖也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比黑海也小 不了很多，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又被称为“黑海之母”。

    (87)大流士在视察了黑海之后，便乘船回到窿摩司人芒德罗克列斯主持 修建的桥那里。在他叉祝察了博斯波鲁斯之后，他便在它的岸上建立了两根 白色的大理石石柱，一个上面用亚逃文字，另一个上面用希腊文字刻上了他 的罩队中所有各民族的名称。他的军队是从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那里征集来 的：除去海罩不算在内之外，军队的总数加上骑兵是七十万人，而集合起来的战船则是六百艘。这两根石柱后来被拜占廷人搬到他们的城市去，在那里 他们用一个石柱修建欧尔托西亚·阿尔铁米司的祭坛，另一个刻亚述文字的 石往则被他们放置在拜占廷地方狄奥尼索斯神殿的旁边。如果我推想的不错 的话，大流士在博斯波鲁斯筑桥的地方正是在拜占廷和海口的神庙中间的地 方。

    (88)在这之后，由于大流士对他的舟桥深为嘉许，便给予萨摩司人芒德 罗克列斯极其大量的赐品，每种十件。于是芒德罗克列斯便把这些赐品先拿 出一部分，请人画了一幅博斯波鲁斯全桥的图画，画面上大流士高高地坐在 王位上而他的军队则正在渡位这座桥。他把这幅画奉献给希拉神的神殿，上 面还附着这样的铭文：芒德罗克列斯在多鱼的博斯波鲁斯上架了桥，于是他 把这幅画献给希拉以纪念他的功业； 大流士王既对此深感满意， 那他便为自己争到了荣冠，又为萨摩司人取得了荣誉。 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把建桥的人的名字保存下来。

    (89)在赏赐了芒德罗克列斯之后，大流士便渡海到欧罗已去了；他曾吩 咐伊奥尼亚人乘船进入黑海直到伊斯特河的地方，而他们应在到达那里之 后，在那里架桥等候他。因为率领水师的乃是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和海 列斯彭特人溢队便这样地从库阿涅埃岛（黑海口的两个小岛，意译为黑石岛）中间驶过，直向伊斯特河方面行进， 而从海溯河而上航行二日之后，便在这条河河口分歧点那里的河颈部着手架 桥。担大流士在从舟桥过了博斯波鲁斯之后，便穿过色雷斯到达敛阿罗斯河 河源的地方，在那里屯营三日。

    (90)根据附近居民的说法，铁阿罗斯河在一切河流当中它的河水乃是最 有治疗效果的一条河，特别是在治疗人和马的皮肤病这一点上。它的水源共 有三十八处，虽然是从相同的岩石流出来，有的是冷的，有的却是热的。通 到那里去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佩林托斯附近的赫莱昂，一条是从黑海岸 上的阿波罗尼亚，二者都是两天的路程。这条铁阿罗斯河是康培戴斯多斯河 的一个支流，这条康塔戴斯多斯河则是阿格里阿涅斯河的支流，阿格里阿涅 斯又是海布罗斯河的支流，海布罗斯河是在阿伊诺斯城的近旁入海的。

    (91)大流士到达这条河并在这里扎下了营，他对于这里的景色十分喜 爱，因此便就地立了另一根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从铁阿罗斯河的 河源流出了一切河流当中最优秀的和高贵的水。在进兵斯奇提亚的征途中， 人类中最优秀和最高贵的人物、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波斯人和整个 大陆的国王访问了这个地方”。铭文的内容便是这样。

    (92)大流士从这里出发而到达一条叫做阿尔铁斯科斯的河，这是一条贯 流欧德体赛人的土地的河流。他到达这条河之后，就给他的大军指定了一块 地方，命令他们每一个士兵在经过那里时都把一块石头放在那里。这样一来， 在他的全军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在那里留下了石块堆成的一座大山，然后便 带着兵离开了。

    (93)但是在他进抵伊斯特河之前，他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塔 伊人。领有撒尔米戴索司并居住在阿波罗尼亚和梅撒姆布里亚市上方的、称 为库尔米亚钠伊和尼普赛欧伊的色雷斯人，未经交锋便投降大流士了。但是在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盖塔伊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 抗，因此也就立刻被波斯人奴役了。

    (94)至于他们为什么自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 相信他们是不死的，死去的人只是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而已，他们中间 有些人则称这个神为盖倍列吉司。每隔四年，他们便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当 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为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的使者，并且要他向神陈述他 们的需求。他们的遣送办法是这样：指定一些人，让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三支 枪，另一些人则抓住这个派住撒尔莫克西司那里去的使者的手和脚把他抛向 空中以便便他落在枪尖上被戳死。如果这个人真的死了，则他们便相信神加 惠于他；如果他未被这种办法戳死的话，他们便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使者本人， 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而派另外一位使者去代替他们所责备的那个人。傅的信是 在那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舍诉他的。此外，如果有雷和闪电发生的话，这些色 雷斯人便向空中射箭作为对神的一种威吓，他们除去自己的神以外，是不相 信任何其他神的。

    (95)至于我个人，刚居住在海列斯彭特和黑海地方的希腊人曾告诉我 说，这个撒尔莫克西司是一个男人，他曾是萨摩司的一个奴隶，他的主人是 姆涅撒尔科司的儿子毕达哥拉斯。在他被释放并得到莫大的一笔财富以后， 他立刻回到他的本国。这时的色雷斯人是一个过看悲惨的生活而且智慧也很 差的民族，但是这个撒尔莫克西司却通晓伊奥尼亚的生活方式，通晓比色雷 斯人耍开明得多的风俗习惯，因为他曾和希腊人有交往，特别是他和在希腊 人当中决非最差的智者竿达哥拉斯有过交往。因此他拾自己修建了一座会 堂，在那里他招宴他国内的一流人士，并且教导他们说，不拘是他，他的宾 客，江是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将要到一个他们会得到永 生和享受一切福社的地方去。正当他象上面我说的那样做和宣讲这种教义的 时候，他同时又修造了一座地下室，地下室造好之后，他便避开了色雷斯人 的耳目，进到地下室里面去，在那里住了三年。色雷斯人非常怀念他，为死 者致哀服丧：可是在第四个年头，他在色雷斯人的面前又出现了，这样他们 便相信撒尔莫克西司告诉他们的一切了。希腊人关于这个人的说法便是这 样。

    (96)我呢，我既不不相信，也不完全相信关于撒尔莫克西司和他的地下 室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他是比毕达哥拉斯耍早爵多年的；至于这个撒尔莫克 西司是一个平常人，还是盖塔伊人中间原有的一个神的名字，我不打算去追 究了。盖塔伊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他们被波斯人征服之后，就随着波斯 人的远征队伍一同前进了。

    (97)大流士偕同他的陆军进抵伊斯特河，他便下令全军渡过该河；渡过 之后，他命令伊奥尼亚人把舟桥毁掉，而和水师一道随着他在大陆上进军。 正当伊奥尼亚人依照大流士的命令准备把桥毁掉的时候，米提列涅人的将领 埃尔克桑德罗司的儿子科埃斯先问一下大流士，是不是愿意听一下愿意提出 个人看法的任何人的意见，因此说：“哦，国王！既然你要进攻的国土是一 个既无耕地，又无有人居住的市邑的国土，那末请你还是把这个桥留在原来 的地方，要修造这座桥的那些人来看守它罢。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遇到了斯 奇提亚人并且达到了我们的愿望，我们便会有一条回来的道路；而甚至如果 我们遇不到他们，至少我们的退路还是安全的：因为我个人所担心的决不是 我侗会被斯奇提亚人所打败，而是担心我们遇不到他们，而在仿徨迷路的时 候遭受损失。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说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想留在后 面；但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可是，国王，我不位是向大家提出我认为是 对你最好的意见罢了。 至于我个人，我是愿意跟着你而不愿意留在后面的。”大流士十分嘉许 他的这个意见，于是这样回答科埃斯说：“亲爱的列斯波司人，当我安全地 迈回我的宫殿的时候，请一定到我这里来罢，我是会好好地来酬答你的忠言 的。”

    (98)这样诅了之后，他便在一个皮带上打了六十个结，并把伊奥尼亚人 的那些僭主召到自己面前，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撤回我以前关于桥 所发表的意见，你们收下这个皮带并且象我所吩咐地这样做：只要你们看到 我出发去征讨斯奇提亚人，从那个时候起，你们每天便解开这上面的一个桔， 如果结所表示的天数都过去了而那时我还没有回来，你们便乘船回国好了。 但是在这之前，既然我的意见已经这样改变，我命令你们守卫看这座桥，尽 一切努力来救护和保卫它。你们这样做，我就万分满意了”。大流士这样说 了之后，便赶忙继续向前出征了。

    (99)比斯奇提亚更远地向海里伸出的是色雷斯。斯奇提亚开始于海岸上 形成一个海湾的地方，河口向着东南方的伊斯特河也是在斯奇提亚境年人海 的。现在从伊斯特河起，我耍考虑到测量而把斯奇提亚本土的沿岸地带叙述 一下。古斯奇提亚的土地是从伊斯特河并始的，这块土地是向着子午线和南 风的方向，直到叫做卡尔奇尼提斯的城市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邻接着同 一海岸的土地则是山地并且突出到黑海里面去；这块地方住着陶利卡族，直 到称为特拉凯亚(嵯峨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又是向东伸到大 海里去的。因为在斯奇提亚的四个界线当中有两个界线是南方的海和东方的海（亚速海），就象阿提卡也是以大海为疆界一样；陶利卡人在斯奇提亚所居住的地方 也和阿提卡相似，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典人，而是其他民族居住在从托利科司 区到阿那普律司托司市区的索尼昂山地，如果这个地方比它现在夏远地突入 大海的话。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拿小东西和大东西相比。陶利卡 人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些没有在阿提卡的那一部分的海岸航行过 的人，我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对他说明：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庇吉亚人，而是其 他民族住在雅庇吉亚地方的、被从布偷特西昂港到塔拉斯所画的一条线所切 断的那个地岬上面。从我所谈的这两个地方，可以推知和陶利卡酷似的其他 许多类似的地方。

    (100)在陶利卡的那面就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居住在陶利卡 以北濒临东海，奇姆美利亚海峡和麦奥提斯湖以西，直到流入该湖的最内端 的培钠伊司河的地方。至于斯奇提亚的内地疆界，如果我们从伊斯特河开始 算起的话，则与斯奇提亚为邻的首先是阿伽杜尔索伊人、其次是涅鸟高里司 人、复次是昂多罗帕哥伊人，最后是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101)这样看来，斯奇提亚就成了一个方形的国家而且有两面是临海的； 它有两面在内地，再加上沿着海的两面，就构成了四面相等的一个正方形。 因为从伊斯特河到包律司铁涅司河是十天的路程，从包律司铁涅司河到麦奥 提斯湖也是十天的路程；而从海向内地到居住在斯奇提亚以北的美兰克拉伊 诺伊人的地方，则是二十天的路程。现在我且把一天的路程针算为二百斯塔迪昂。这样，横断斯奇提亚的距离就是四千斯塔迪昂，而一直画到内地去的 折断线也便是同样数目的斯培迪昂了。这个国家的面积就是这样。

    (102)斯奇提亚人认为在公开的战斗中他们是不可能独力击退大流士的 军队的，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到他们的邻人那里去。而这些邻国的国王由于知 道有一支大军向他们推进，他们早已集合起来商对办法了。这样集合起来的 是陶利卡、阿伽壮尔索伊、涅鸟里司、昂多罗帕哥伊、美兰克拉伊诺伊、盖 洛诺斯、布迪诺伊和撒鸟罗玛泰伊等民族的国王。

    (103)在这些人当中，陶利卡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所有遭到难船的人和 他们在海上打劫时所劫到的任何希腊人，他们把这些人都作为牺牲献拾少女神（一个地方神，希腊人认为它相当于阿尔铁米司）。方式是这样：在举行了牺牲奉献的预备仪式之后，他们便用一根木棍敲 打作为牺牲的人的头。根据有的人的说法，他们随后便把牺牲者的头插到竿子上并把他的胴体从断崖上抛下去(因为神殿就在断崖上面)；又有人对于头 部的说法与此相同，但是说胴体不是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给埋到地里。他们 对之奉献牺牲的这个女神据陶利卡人自己说是阿伽美姆农的女儿伊披盖涅 娅。对于他们所征服的敌人，他们每个人都割掉他的敌人的头并把它带回自 己的家，在那里他把它插到一个长杆子上，高高地树立在层屋上，一般比烟 囱还要高。他们说，这些人头高高地放到那里是用来守望全宅的。陶利卡人 是仰仗着打劫和战争为生的。

    (104)阿伽杜尔索伊人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奢侈的了，他们非常喜欢佩戴 黄金饰品。他们是乱婚的，这样他俩相互间都是兄弟，相互间既都是一家人， 这样他们便不会相互嫉妒和忌恨了。在其他的风俗习惯方面，他们是和色雷 斯人接近的。

    (105)涅鸟里司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模仿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大流士的 军队到来的一代之前，他们曾遭到蛇的侵袭而被逐出本国。因为他们本国就 产生大量的蛇，此外叉有很多的蛇从北方的沙漠地带到他们这里来，而涅鸟 里司人最后受到这般的压制，以致他们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土而到布迪诺 伊人那里去住。他们也许是巫师，因为斯奇提亚人和住在斯奇提亚的希腊人 都说，每年每一个涅鸟里司人都要有一次变成一只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 再恢复原来的形状。至于我本人，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虽然如此，他 们依旧这样地主张，并且发誓说这样的事情是真的。

    (106)昂多罗帕哥伊人是圣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 不知 道任何正义，也不遵守任何法律。他们是游牧民族，穿着和斯 奇提亚人一样 的衣服，但讲的话却是他们自己的。在所有这些民 族当中，只有他们是以人 为食的。

    (107)美兰竞拉伊诺伊人都穿着黑衣裳，他们便是因此而得名的；他 们 所采用的是斯奇提亚人的风俗习惯。

    (108)布迪诺伊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他们都有非常淡的青色 的 眼睛和红色的头发。他们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 的城墙每一 面是三十斯塔迪昂长，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木头修造 的。他们的家宅和神殿 也都是木造的。在他们那里有奉祀希腊的 神的神殿，这些神殿是按照希腊的 样式设备起来的，里面有神象、 祭坛、神龛，这些也都是木造的；他们每隔 两年就要为狄奥尼索斯 举行一次祀祭，举行祀祭的时候人们象是在巴科司节那样的发狂。 原来盖洛藉斯人的根源乃是希腊人，希腊人被逐离他们的商港 而 居住到布迪藉伊人中间来；他们所说的话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斯 奇提 亚语。但是布迪诺伊人所说的话和盖洛诺斯人不同，他们的 生活方式也不 同。

    (109)布迪诺伊人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游牧民族，在这些地区中 间， 只有他们是吃樅果的；盖洛诺斯人是务农的，他们吃五谷而且 有菜园；在身 材和面貌上，他们和布迪藉伊人完全不同。然而希腊 人却仍旧称布迪诺伊人 为盖洛诺斯人，但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国 土到处都茂密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在树林的深处有一个极 阔大的湖，湖的四周是长着芦苇的沼地。人们 在湖里可以捕到水 獭、海狸，此外还可以捕获到另一种方形面孔的动物，它 们的皮可以用来做衣服的边，而人们还用它们的睾丸来治疗子宫的各种病。

    (110)下面我再说一说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历史。当希腊人对阿马松作 战的时候(斯奇提亚人称阿马松为欧构尔帕塔，就是杀男人者的意思，因为在斯奇提亚语里，oιò?[欧约尔]是男人的意思，лατα[帕培］是杀死的意思)，传说他们在铁尔莫东取得了胜利之后，便把他们所生俘的阿 马松尽可能多地载满了三只船出发了；但是到了海上的时候，阿马松们却向 船上的水手进攻，并把他们杀死了。可是她们丝毫不懂船上的事情，她们也 不会使用舵、帆和桨；而原来的那些人既已被抛到海里去，她们只得任凭浪 头和风的摆布，直到她们来到麦奥提斯湖岸上克列姆诺伊的地方。这个地方 是在自由的斯奇提亚人的国境之内的。阿马松们便在这里上岸并且出发到有 人居住的地方去。但是在他们的旅程中，他们最初遇到的是一群马，于是他 们便畸着这一样马劫掠了斯奇提亚人的土地。

    (111)斯奇提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妇女的语 言，不认识这些人的衣服，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民族。他们奇怪这些人是 从什么地方来的并认为他们都是年纪相同的男子，于是他们和阿马松展开了 战斗。战斗的结果是斯奇提亚人得到了战死者的尸体，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 的敌人原来是妇女。因而在他们商量之后，他们便决定决不象先前那佯地把 她们杀死，而是把他们的最年轻的男子们遇到她们那里去，根据推定，他们 派去的人数和妇女的人数是相等的。他们命令这些年轻人在阿马松的附近扎 营并且模仿她们的一切动作。如果妇女追赶他们，那末就不要交战，而是逃 跑：而当追赶停止的时候，便回来仍旧在她们的附近扎营。这便是斯奇提亚 人的计划，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妇女能够生孩子。这样派去的年轻人，就依照 着吩咐给他们的做了。

    (112)当阿马松看到那些年轻人无意伤害她们的时候，她们就不去管他们 了。但是两处营地却一天天地接近起来。这些年轻人，他们和阿马松一样， 除去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马匹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和妇女们一样，是以打 猎和打劫为生的。

    (113)在正午的时候，阿马松就要分散开来，分别一个人或是成对地相互 离开，这样漫游到别的地方去寻欢作乐。斯奇提亚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这样 做；当妇女们独自一人漫游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便缠住了她们中间的一 个人。妇女并不加抵抗而是任凭他为所欲为：但(由于他们彼此之间言语不通) 她不能向他讲话，但她向他作手势表示应该有两个人，即要他第二天再带一 个年轻人到同一地点来，而她也把另一个妇女带到这里来。年轻男子回去告 诉了他的同伴，第二天他自己便和另一个男子到昨日的地方来，在那里他发 现阿焉松和另一个妇女在等候着他。当其他的年轻男子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也就和其他的阿马松发生了关系。

    (114)他们于是立即把营帐结合起来往到一处了，每个男子都娶了与他第 一次发生关系的妇女为妻。但男子学不会妇女所说的话，可是妇女却懂得了 男子的语言。而当他们相互理解的时候，男子便对阿马松说：“我们有父母， 又有财产，因此我们不要再象现在这样地过活了，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同胞们 那里去和他们一同过活罢。我们仍然愿意要你们，而不是别人，作我们的妻 子。”妇女们回答说：“可是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妇女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和 她们的风俗习惯不同。我们射箭、投枪、骑马，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妇女 的事情。你们的妇女从不做我们所提到的事情，而是坐在她们的车里做妇女 的事情，从不出来打猎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因而我们和她们是永远不能和谐 相处的。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做妻子并且想保持正直的人的声名，邢未就到你 们的父母那里去要他们把应该给你们的财产分给你们，然后让我们走开过我 们自己的生活”。年轻人同意她们的意见并且这样做了。

    (115)当他们得到了他们应分得的财产并且回到阿马松这里来的时候，妇 女们对他们说：“想到我们竟不得不住在这个地方时，我们是感到害怕的， 因为我们不仅使你们的父母失掉了你们，而且使你们的土地受到了很大的损 害。既然你们认为你们耍我们为妻是正当的，那末就让我们和你们，咱们一 齐离开这块地方，住到塔纳伊司河那一面的土地上去罢”。

    (116)对这一点年轻人也同意了，于是他们渡位了塔纳伊司河，从河向东 走了三天的路程并从麦奥提斯湖向北走了三天的路程；而当他们到达了他们 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定居了。从那时起，撒鸟罗玛泰伊 人的妇女便一直遵守着他们的古老的习俗：她们和她们的丈夫或是不和她们 的丈夫乘马出去打猎，她们也作战并且穿着和男子同样的衣服。

    (117)撒岛罗玛泰伊人的语言是斯奇提亚语，但是这种语言在他们嘴里已 经失去古时的纯正，因为阿焉松从来就没有把这种语言学好。至于婚姻，则 习惯上一个处女在她还没有杀死敌人的一个男子的时候是不许结婚的。有一 些妇女直到老死而不结婚，因为她们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

    (118)上述各个民族的国王们集会的时候，斯奇提亚的使者到他们的地方 来了，这些使者把一切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使者们告诉他们波斯人 怎样在把对面的大陆全部征服之后，又在博斯波鲁斯海峡上造桥而渡到他们 的大陆上来，怎样在渡过了桥并征服了色雷斯人之后，他叉在伊斯特河上架 桥，以便使那一地区和其他地区同样地也臣服于他。他们说：“这样看来， 你们决不应当安闲无事地袖手旁观看着我们被毁灭掉，而是我们应当大家团 结一致共同对付这个侵略者。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则我们或是被强力驱 出我们的国土或是留在这里缔结屈辱的和约。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的话，我 们将要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从此之后，你们自己可以说是决不会有好日子过 的。因为波斯人对你们的攻击决不会比对我们的攻击轻，而在征服了我们之 后，他们也决不会将你们轻轻放过的。对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向你们 提出充分的证明：如果波斯人只是向我们进攻以便报复我们先前奴役他们的 国土的这个耻辱的话，则他俩就一定不去触动别的民族而是一直向我们的国 士进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斯奇提亚，而不是别的地方。 但是现在，自从他渡海到这个大陆上的时候起，他便一直征服着他路上所遇 到的一切尺族，他不仅征服了其他色雷斯人，而特别是征服了我们的邻人盖 塔伊人。”

    (119)以上就是斯奇提亚人所发表的意见，从各个民族前来的国王们进行 了商谈，但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盖洛诺斯人、布迪诺伊人、撒鸟罗玛泰 伊人的国王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同意帮助斯奇提亚人：但是阿伽杜尔索伊 人、涅鸟里司人、昂多罗帕哥伊人、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陶利卡人的国王都 是这样地回答斯奇提亚人的使者的：“如果不是你们首先向波斯人无端挑衅 因此引起了战争的话，则现在你们所提出的请求在我们看来就会是正当的， 而我们也会同意并且和你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现在，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进攻他们的国土并且把他们的国土统治到神所能允许的时期：而为同一位神 所激励的波斯人，现在不过是用同样的方式对你们进行报复罢了。但是我们 在先前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坏事，现在我们也不打算无椽无故地去侵害 他们。不过，假若波斯人也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并且首先对我们做坏事的话， 那我们也就不会轻轻地放过这件事了。但是在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之前，我 们还是想留在我们的国土之内的。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波斯人所要进攻的 不是我们，而是首先做出不正当的事情的人。”

    (120)这个回答被带了回来并传达给斯奇提亚人之后，斯奇提亚人于是决 定不对敌人进行公开的战争，因为他们并不能得到他俩所寻求的盟友。他们 决定把自己分成两路，暗中撤退并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道路上的 水井和泉水并把地上的草连根掘掉。他们的意思是把撒鸟罗玛泰伊人加到斯 科帕西司所君临的一支军队中去，而如果波斯人向他们进攻的话，这支军队 便在他面前向塔纳伊司河方面沿着麦奥提斯湖退却，如果波斯人向回走的 话，那他们 就进击和追踪他们。以上乃是王国的一支地区部队，它的使命是 接着上述道路行进。他们的其他两支地区部队，邱伊丹图尔索司所指挥的较 大的一支部队和培克撒启司所君临的第三支地区部队，则合并为一，再把盖 洛藉斯人和布迪诺伊人加进去；他们在波斯人进军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暗地 里撤退，他们要在敌人前面保持一天的路程，避免与敌人相会并且按他们所 决定的办法去做。但首先他们必须一直撤退到拒艳和他们联盟的国家里去， 以便使这些国家也会被迫战斗。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本心地对波斯人作战 的话，他们也会迫不得已而对波斯人作战的。在这之后，军队便返回自己的 国土，而在商议之后觉得于己有利的时候，便向敌人发动进攻。

    (121)斯奇提亚人决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最精锐 的骑兵作为前哨部队去邀击大流士的军队，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用来作为住 宅的车子以及他们的全部牲畜，他们都拾打发到前面去，留在后面的只有足 够食用的一批牲畜。他们命令车子和牲畜一直向着北风的方向行进。

    (122)这些人首先被遣送出去了。斯奇提亚人的前哨部队在离伊斯特河三 日路程的地方发现了波斯人，在发现了他们之后，他们就在比敌人早一天的 路程的地方屯营，并着手把一切在地上生长看的东西都缝除干净。当波斯人 看到斯奇提亚的骑兵部队出现的时候，他们便跟踪追击，而斯奇提亚的骑兵 则是一直在他们的面前退却。随之(由于向着斯奇提亚的一个地区部队进 击)，波斯人便继续向着东方和塔纳伊司河的方面追击，而当斯奇提亚的骑兵 渡过了培纳伊司河的时候，波斯人也便跟着渡过了河追击，因此他们竟穿过 了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而进入了布迪诺伊人的土地。

    (123)但是在波斯人穿过斯奇提亚人和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的时候，那 里并没有任何可供他们蹂躏的东西，因为那里已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了。 但是当他们进入布迪藉伊人的土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座木造的城市；不 过布迪诺伊人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并且什么东西也没有留在里面，于是波斯人 便把这座城烧掉了。这之后，波斯人继续向前跟踪追击骑兵，他们经过了这 个地区而进入了没有人烟的荒漠地带。这片地区在布迪诺伊人的北面而它的 宽度是七日的行程。在这个荒漠地带的那一面则住着杜撒该塔伊人；从他们 那里流出了四条大河流，它们流经麦奥塔伊人的土地而注入所谓麦奥提斯 湖。这四条大河的名字是吕科斯河、欧阿洛司河、塔纳伊司河、叙尔吉司河。

    (124)当大流士进入荒漠地带的时候，他便停止了追击，在欧阿洛司河河 岸上扎下了营，在那里他修筑了八座大要塞，每座要塞相距都是六十斯培迪 昂。这些要塞的残迹在我的时代还存在的。当他正在忙于修筑这些要塞的时 候，他所追击的斯奇提亚人却向北迂回，转回斯奇提亚了。当他们完全消失 而不再处于波斯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大流士于是便放弃了那些完工一半的 耍塞，也回转过来向西行进了，他以为那些斯奇提亚人是他们的全部军队， 而他们是向西方逃跑的。

    (125)但是在他以强行进军的速度进入斯奇提亚的时候，他却遇到了斯奇 提亚人的两个地区部队，他追吉他们，但他们一直是在他前面保持一天的行 程。由于他不愿意停止对他们的追夫，斯奇提亚人于是依照他们原定的计划， 从他的面前逃到拒绝和他们结盟的国家去，首先就是到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那 里去。斯奇提亚人和波斯人都突入了他们的国土，扰乱了他们的和平生活； 斯奇提亚人从这里又把波斯人引进了昂多罗帕哥伊人的国土，同样地也扰乱 了他们。从那里他们以同样的效果撤退到涅岛里司人的国土，也扰乱了他们， 然后又逃到阿伽杜尔索伊人那里去。但是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邻人们在斯奇提 亚人迫近时惊惶逃跑的情况，便在斯奇提亚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国土之先，派 出一名使者禁止斯奇提亚人涉足他的边界，并警告说，如果斯奇提亚人打算 突破边界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和阿伽杜尔索伊人作战。在发出这个警告之 后，他们便集结在边界的地方，打算阻止侵略者，但是在波斯人和斯奇提亚 人突人美兰竞拉伊诺伊人、昂多罗帕哥伊人和涅戾里司人的国土时，这些人 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忘记了自己先前的威吓言词，惊惶失措地一直向北逃 到荒漠地带去了。斯奇提亚人既然受到阿伽杜尔索伊人的警告，便不再想进 入他们的国土，而是把波斯人从涅鸟里司人的国土引进了斯奇提亚。

    (126)这样的情况继续了很久，而且是无尽无休的：于是大流士就派了一 名骑士送信给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说：“莫名其妙的先生，既然在 下述两件事情当中你可以任择其一，则我党得奇怪为什么你老是在逃跑？如 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力量来与我一较雌雄，那末就不要再向前跑，而停下来 战斗：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较弱，那末就不要再这样跑来跑去，而是应当和 你的主人缔约，把土和水这两件礼物送给他。”

    (127)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回答他说：“波斯人，我来告诉你我 采取的态度罢，我从来不曾因为怕任何人而逃跑过，现在我也不是由于害怕 你而逃跑。现在我的这个做法绝不是什么一件新鲜的事情，而只是我平时的 一种锻炼罢了。至于我不立刻与你接战的理由，这一点我也要告诉你的，因 为我们斯奇提亚人没有城市或是耕地，故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攻陷或是被蹂 躏。这样我们就没有向你尽快作战的理由了，担如果除去立刻接战之外，任 何东西你们都不满意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父祖的坟墓，来找到这些地方并 试看把它们毁掉罢。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会为了那些坟墓而战斗。 除非到我们认为适宜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接战的。关于战斗，我就谈这些。 至于主人，则我认为我的主人是我的祖先宙斯和斯奇提亚人的女王希司提 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将要把礼物送给你，但不是土和水，而是你正应 当得到的东西；至于你吹嘘说你是我的主人，我是要咒诅这句话的。”斯奇 提亚人对他们的回答便是这样。

    (128)于是使者带了这个信到大流士那里去了；但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们 当他们听到奴役的这个词时心里是十分气愤的。于是他们派出了由斯科帕西 司所统率的由斯奇提亚人和撒鸟罗玛泰伊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去和守卫着伊 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谈判。至于留在后面的斯奇提亚人，则决定他 们不再引着波斯人到各处乱跑，而是在波斯人用饭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因此 他们便等待到波斯人用饭的时候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斯奇提亚的骑兵在战 斗当中总是击退波斯的骑兵，波斯的畸兵向步兵方面溃返，波斯的步兵于是 上来应援。斯奇提亚人这方面虽然打退了对方的骑兵，却由于害怕步兵而逃 了回来。斯奇提亚人在白天或是在夜里，便都是用这种办法进攻的。

    (129)说起来最奇怪的是，对波斯人有利但是妨碍了斯奇提亚人进攻大流 士的罩队的是驴子的叫声和骡子的样子。因为，如我已经讲过的，斯奇提亚 那地方是不产驴子或骡子的。而在斯奇提亚的全部地方，也由于气候寒冷的 缘故，没有任何驴子或是骡子。因此在驴子高声狂叫的时候，就把斯奇提亚 的骑兵吓跑了。常常在他们攻击波斯人的时候，如果马听到驴鸣的话，它们 便会惊惶地向回跑或是吃惊地竖起耳朵站在那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样的一种声音或是看见过这样的活物。因此这一点对战争也还是有一些影 响的。

    (130)当斯奇提亚人看到波斯人已呈动摇之象的时候，他们便想出了一个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波斯人更长久地留在斯奇提亚并由于这样的停留而引 起缺乏一切必需品的苦恼。他们把一些牲畜和牧人留在后面，而他们自己则 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波斯人便会来掠夺这些家畜，并将因之而欢欣鼓舞 起来。

    (131)这样的事既然多次发生，大流士于是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了。当他 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斯奇提亚的国王们于是派遣一个使者把一份礼物带给 了大流士，这份礼物是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波斯人问来人带 来的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人说除去把礼物送来和尽快离开之外， 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吩咐。他说，如果波斯人还够聪明的话，让他们自己来猜 一猜这些礼物的意义罢。波斯人听了这话之后便进行了商谈。

    (132)大流士认为这是斯寄提亚人自己带着土和水向他投降的，他的理由 是：老鼠是土里的东西，他和人吃看同样的东西，青蛙是水里的东西，而后 和马则是很相象的。他又说，箭是表示斯奇提亚人献出了他们的武力。这是 大流士所发表的意见；但是杀死玛哥斯僧的七人之一的戈布里亚斯的意见和 大流士的意见恰恰相反。他推论这些礼物的意义是：“波斯人，除非你们变 成鸟并高飞到天上去，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士当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 里去，你们都将会被这些箭射死，永不会回到家里去。”

    (133)波斯人关于这些礼物的推论就是这样。斯奇提亚人有一支部队起初 曾奉命守卫麦奥提斯湖，现在则又被派到伊斯特河来和伊奥尼亚人谈判。当 斯奇提亚人的这支部队来到桥这个地方时，他们说：“伊奥尼亚人，只要你 们肯听我们的意见的话，我们是会来把自由带给你们的。我们听说大流士命 令你们把这座桥只守卫六十天，而如果他在这一期间不来的话，那你们便可 以回到你们的家里去。 因此你们如这样做，则在大流士看来和在我们看来都是无罪的。那就是 你们在指定的日子里留在这里，在这个时期过去以后便离开”。伊奥尼亚人 答应这样做之后，斯奇提亚人便尽快地杠回去了。

    (134)但是在把礼物遇到大流士那里去以后，留在那里的斯奇提亚人便把 步兵和骑兵拉出来和波斯人对阵了。但是当斯奇提亚人列好队形的时候，从 罩队当中跑出了一只兔子：看见它的每一个斯奇提亚人都追赶这只兔子。因 此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发生了混乱和喊叫。大流士问敌人的这种喧叫是什么意 思。而当他听说他们正在追赶鬼子的时候，他就对他经常与之谈论事情的人 们说：“这些人简直是太不把我们放到眼里了，我以为戈布里亚斯关于斯奇 提亚人的礼物的说法是正确的。既然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他一样，我们 就必需想个好办法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土”。于是戈布里亚司 便接上来说：“主公，在我没来到这里之前，从传闻我就差不多完全相信这 些斯奇提亚人是多么不好对付的了。而我到这里之后，这一点我就更加肯定 了，因为我看他们不过是和我们开玩笑罢了。因此现在我的意见是，在入夜 之际我们依照我们通常的习惯点起我们的营火，以便欺骗我们的军队中最弱 而不能吃苦的那些人并且把我们所有的驴子都系在这里，我们自己则在斯奇 提亚人能够一直到伊斯特何把桥毁掉或是伊奥尼亚人作出任何使我们遭到毁 灭的决定以前离开”。戈布里亚斯的忠告就是这样。

    (135)到夜里的时候，大流士就依照他的意见行动了。他把那些困难之极 的和即使被杀死对他也无大妨碍的士兵留在营地而且把驴子也系在那里。他 之所以把驴子留在那里是因为驴子会叫，他之所以留下病弱的士兵是因为他 们的病弱无能，但是他的口实是什么呢，这是他要率领他的精锐部队去进攻 斯奇提亚人，而这时病弱的人则是要代他守卫营地。大流士向留在后面的人 们发布了这个命令并且点起了营人之后，便圣速地到伊斯特河去了。当驴子 发现它们自己被人群遗弃的时候，它们便比平常更加拼命地叫了起来。斯奇 提亚人听到了这声音之后便傈为相信，波斯人仍旧留在从前的地方。

    (136)但是当天亮的时候，被留下的人们才晓得是大流士骗了他们，于是 他们便向斯奇提亚人伸出了投降的手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斯奇提亚 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入速地集合了自己的兵力，他们自己的两支部队 和有撒扁罗玛泰伊人、布迪带伊人、盖洛带斯人参加的一支部队，一直向伊 斯特河方面追击波斯人去了。但是波斯军队的大部分是步兵而且由于道路没 有开凿出来而他们不识道路，但斯奇提亚人都是畸兵井且知道到那里去的捷 径，因此他们相互间远远地错开了，结果斯奇提亚人便远比波斯人要早到那 座桥的。斯奇提亚人既然看到波斯人还没有到达，他们便向船上的伊奥尼亚 人说：“伊奥尼亚人，规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你们若还留在这里就不对了。 可是，在这以前是畏惧的心情使你们不敢离开这里，现在尽快把桥毁掉，感 谢诸神和斯奇提亚人，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回家去罢。至于那曾是你们的主人 的那个人，我们是会叫他永远不会再率领着他的军队进攻任何民族的”。

    (137)于是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一次会素。海列斯彭特的凯尔索涅索斯人 的僵主兼指挥官、雅典人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是，他们听从斯奇提亚人的劝 告并使伊奥尼亚获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则持着反对的意见。他 认为他们今日之所以鲁自成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力量，如 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推翻的话，他们便再也不能进行统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 都还是他们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 政治，而不会选择僭主政治了。当希司提埃伊欧斯发表这个意见的时候。他 们全体立刻赞同了这个意见，尽管他们起初曾同意了米尔提亚戴斯的说法。

    (138)投票赞同这种做法的是大流士所重祝的人们；他们是海列斯彭特诸 城邦的僭主阿比多斯的达普尼司、拉姆普撒柯斯的希波克洛司、帕里昂的海 罗庞托司、普洛孔涅索斯的美特洛多罗司、库吉科司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拜 占廷的阿里司通；来自伊奥尼亚的则是歧奥斯的司妥拉提斯、萨摩司的埃雅 凯司、波凯亚的拉欧达玛司以及反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的米利都的希司提 埃伊欧斯。在爱奥里斯人当中，列席的唯一重要人物就是摩麦的阿里司塔哥 拉斯。

    (139)因此，在这些人议定采纳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意见之后，他们便决 定再把下列的行动和言语加上去，他们决定把接连着斯奇提亚的那一面的一 部分桥毁掉，直到从斯奇捉亚的岸上用箭所能射到的地方，这样他们看来好 象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实陈上他们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这样又使斯奇 提亚人不能武图强行从这座桥渡过伊斯特河。同时在毁掉接连着斯奇提亚的 领土的这部分的桥时还可以告诉斯奇提亚人说，他们愿意做到斯奇提亚所希 望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又把这个决定加到他们先前的决议上面去。而希 司提埃伊欧斯随即代表全体希腊人，回答斯奇提亚人说：“斯奇提亚人诸位，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意见，而你们的热心行动也是及时的；你们应如其份 地正确地指导了我们，我们也做我们的事情，帮助你们达到你们所需要的目 的；因为你们看到，我们正在毁掉这个通路，并将尽一切努力，因为我们是 十分希望得到我们的自由的。但是在我们毁掉桥梁的时候，那也正是你们去 搜索波斯人的时候。而当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便可以为你们以及为我 们象他们所应得那样地对他们进行报复了”。

    (140)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再一次地相信了伊奥尼亚人的话并转回去一搜 索波斯人去了，但是他们弄错了他们的敌人回师时所经过的全部道路。在这 一点上，斯奇提亚人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毁坏了那一地区的牧马草场并且堵塞了水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立刻就可以 找到波斯人。但实际上，他们自认是最高明的那一部分计划却正是他们失败 的原因。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在国内有秣草和水的那些地方搜索敌人，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在逃跑时也是会以这样的地方为目标的。但是波斯人却一直接 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行进，因此好不容易他们才找到了渡河的地方。但既然他 们是在夜间到达的并发现桥已经被毁，他们便非常害怕伊奥尼亚人会不会已 弃掉他们而逃跑。

    (141)大流士手下有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的嗓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流士 命令这个人站在伊斯特河的岸上呼唤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埃及人按着 他的话做了。希司提埃伊欧斯听到了并且服从了这个埃及人的第一次呼唤， 于是他把所有的船派出去把军队渡了过来并且把桥重新修复了。

    (142)波斯人就这样的逃掉了。斯奇提亚人搜索波斯人，但是又一次地没 有找到他们。他们对于伊奥尼亚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把他们看成是自由人， 则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的胆小鬼；但如果把他们看成奴隶，他们就会是忠 实于他们的主人并且是最不想跑掉的。斯奇提亚人就是这样地诽谤伊奥尼亚 人的。

    (143)大流士穿过了色雷斯而行进到凯尔索涅索斯的赛司托斯；从那里他 又和他的船只一同渡海到亚细亚，却把美伽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统帅；这 是一个波斯人，大流士有一次曾在波斯人当中说了我下面所记述的话以表示 对这个人的敬重。大流士有一次正要吃石榴，而正当他剥开第一个石榴的时 候，他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便问他，他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象石榴子一样多， 于是大流士就说，与其使所有的希腊人都成为他的臣民，他宁可要象石榴子 那样多的美伽巴佐斯那样的人物。在波斯人当中这样讲话，国王实际上就是 表扬了美伽巴佐斯：而现在他就是把美伽巴佐斯留下当作统帅，指挥他的八 万名军队。

    (144)这个美伽巴佐斯由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永远为海列斯彭特的人们所 记忆。当他在拜占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迦太基人曾在拜占廷人建城前 十七年建立了他们的城，他说迦太基人那时一定是瞎了眼睛的。因为倘若不 是这样的话，在他们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地址时，他们就决不会找一个较次的 地址来建城了。这个美伽巴佐斯现在既然被留在这里担任统帅，他便征服了 不站到波斯人这一边来的所有的海列斯彭特人。

    (145)这就是美伽巴佐斯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派出了一支大军去 攻打利比亚，理由我将要在我就要讲的这个故事之后说明。阿尔哥号船的水 手们的子孙们曾被把雅典的妇女从布劳隆拐跑的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在被 这些人赶出了列姆诺斯之后，他们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在那里的塔乌该托 斯山里设立了营帐并点起了火。拉凯戴孟人看到这之后，便派来一名使者打 听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回答使者说他们是米尼埃伊 人，是乘着阿尔哥号船在海上行驶的那些英雄的后人，那些英雄曾在列姆诺 斯上陆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后代。拉凯戴孟人听到了米尼埃伊人叙述的世系 之后，便第二次派出了自己的使者，问他们到拉科尼亚来并在这里点起了火 是为了什么目的。他们回答说，他们被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因此来到了他 们的祖先的土地，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正当的：至于他们的愿望，则他 们希望能够和他们父祖的民族住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权利并且得到分配给他 们的地段。拉凯戴孟人很高兴接受米尼埃伊人，如果米尼埃伊人愿意的话。 他们之所以这样同意的主要理由，是琴达列乌斯的儿子（卡司托尔和波律戴乌凯斯）也曾在阿尔哥号船上。因此他们便接受了米尼埃伊人并且给他们土地，又把他们分配在自己的 部落中间。米尼埃伊人立刻在这里娶了妻子并且把他们从列姆诺斯带来的妇女给这里的其他的人作妻子。

    (146)但不久之后，这些米尼埃伊人就变得横暴 傲慢起来，他们要求担任国王的同等权利并且做出了其他邪恶的事情。于是 拉凯戴孟人决定把他们杀死，这样就把他们捉起来投到狱里去。斯巴达人永远是在夜里，而决不在白天杀人的。但是当他们正要杀死囚徒的时候，米尼 埃伊人在当地所娶的妻子，也就是那些首要的斯巴达人的女儿们却请求允许 她们进入监狱并让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自己的丈夫讲话。拉凯戴孟人答应了 她们，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些妇女对他们会有什么计谋。但是在她们进入狱中 以后，她们便把所有她们的衣服给她们的丈夫，而她们自己则穿上了男子的 服装。因此这些米尼埃伊人便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装着女人跑出来了。他们 这样跑出来之后，便再一次在塔乌该托斯山上建立了营地。

    (147)而就在这个时候，铁拉司正在准备率倾殖民者离开斯巴达。铁拉司是波律涅凯斯的一个后代，他们两人中间隔着铁尔桑德洛斯、提撒美诺司和欧铁希昂。这个铁拉司是卡德谟司一族的人，他是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儿子埃乌律司铁涅斯和普罗克列斯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分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的味道，因此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 不愿再居留在拉凯戴孟，而是想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在现在称为铁拉， 但当时称为卡利斯塔的岛上，有腓尼基人波依启列司的儿子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因为阿该诺尔的儿子卡德谟司在寻找欧罗巴的时候曾在现在称为铁拉的地方登陆，而在登陆之后，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使他愿意这样做，他把自己的一个亲戚美姆布里阿洛司以及其 他一些腓尼基人留在这个岛上了。在铁拉司从拉凯戴孟到来之前，这些人在 这个卡利斯塔岛上已居住了八世。 ① 欧伊狄波司是底比斯国王拉伊欧司和他的妻子伊奥卡司塔之间所生的儿子。他幼时被弃但是遇救并给带到遥远的国度去。长大成人后他回来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等后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时，已经太迟了。

    (148)因此，铁拉司便率领着从各个部落选出的人们准备到他们这里来 了。他们打算和卡利斯培的人们住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卡利斯塔人逐出，而 是把他们称做自己的亲人。因此当米尼埃伊人逃出了监狱并在培乌该托斯山 上定居下来，而拉凯戴孟人议决把他们处死的时候，铁拉司便请求饶他们的 性命，不要杀死他们，他自己并答应把他们领出国土。拉凯戴孟人同意这样 做了，于是铁拉司便率领着三艘三十桅船到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那里去； 不过他不是带着全部米尼埃伊人，而只是少数人，因为他们之中较大的部分 都到帕洛列阿塔伊人和考寇涅斯人的土地去，他们把这些人从那些地方赶出 去以后，便把他们自己分成六部并在他们征服的国土上建立了六个城市，即 列普勒昂、玛启司托司、普利克撒伊、披尔哥斯、埃披昂、努迪昂。它们的 大部分在我的时候为埃里司人所攻掠。至于上述的那个岛(即卡利司塔岛)，则由于它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岛。

    (149)但是既然铁拉司的儿子不愿意和他一同乘船离开，于是父亲便说他 要把儿子象是把羊留在狼群当中那样地留在后面。在说了这 话之后，这个年轻人便得到了一个欧约律科司(羊狼)的绰号，这绰号竟成了他的通用的名 字。他生了一个儿子埃盖扁斯，斯巴达的一个强大的埃盖乌斯族便是因他而 得名的。这一族的男子发现他们的孩子都活不大，于是他们便按照一个神托 的指示，建立了拉伊欧司和欧伊狄波司①的复仇之神的神殿。在这之后，他们的孩子便都能活了。铁拉地方他们的子孙的情况也是这样。

    (150)在我的叙述当中，拉凯戴孟人和铁拉人传说的相同的地方就是这 些；至于其他的部分，则就只是从铁拉人那里听来的了。上述铁拉司的后裔、 铁拉的国王埃撒尼欧司的儿子格林诺司从他自己的城市带看牺牲用的牛百头 到戴尔波伊来。和他一同到这里来的，除去他的本邦人之外，还有米尼阿伊 族的埃乌培莫司的一个后人波律姆涅司托司的儿子巴托司。当铁拉的国王格 林诺司就其他事件请示神托的时候，女司祭的回答是他应当在利比亚建立一 座城市。但是格林诺司回答说：“主啊，我年纪已太老而且举动也不灵活了， 请你还是把命令下给这些年轻人中间的一位吧”，而在他讲这话时他便是指 着巴托司的。当时也就是说了这话便算了。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却没 有注意按照神托所吩咐的去办，因为他们不知道利比亚在世界上的什么地 方，并且没有勇气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去殖民。

    (151)但是在这之后七年中间铁拉都没有下雨。岛上他们所有的树木，除 去一株之外，全都干死了。铁拉人又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女司祭就提 到说他们应当到利比亚去殖民。因此，既然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灾祸，他们 只好派使者到克里地去，到那里寻找曾经旅行过利比亚的任何克里地人或是 居留在那里的外人。这些人在他们巡行该岛时曾到达一个叫做伊塔诺司的城 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科洛比欧司的采紫螺的渔夫。这个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次他曾因大风迷路而到达利比亚，到那里的一个称为普拉铁阿的岛。他们于是雇佣这个人和他们一同到了铁拉。起初从铁拉只派出了少数人 乘船到那里去进行侦查。他们被科洛比欧司领到上述的普拉铁阿岛之后，便 把科洛比欧司速同若干月的食粮留在那里，而他们自己则以全速乘船返回铁 拉报告有关该岛的消息。

    (152)但是当他们离开那里的时间超拉了约定的日期时，科洛比欧司就没 有吃的东西了。但是一艘驶往埃及，船长为柯莱欧司的、萨摩司的船却迷路 而到了普拉铁阿；萨摩司人从科洛比欧司那里听到了全部经过之后，就给他 留了了一年的粮食。于是他们从该岛乘船预备到埃及去，仍是一阵东风把他 们吹迷了路，结果他们竟通过海拉克列斯柱，因天意而一直到塔尔提索斯才 停下。这个地方在那时是一个处女港(指希腊人还没有到过的港口)，因此萨摩司人在归国之后由于他们的商品而获得了比我们所确实知道的 任何希腊人都要大的利益，例外的只有埃吉纳人拉欧达玛司的儿子索司特拉 托司，因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的。萨摩司人用他们获利的十分之一、 即六塔兰特制作了一件和阿尔哥斯的混酒钵相似的青铜器，青铜器的整个边 缘上都铸造得有格律普斯的头部突出来；他们把这一青铜器安放在他们的希 拉神殿里，下面有三个巨大的跪着的青铜像支着，每个都有七佩巨斯高。萨 摩司人所做的这件事是他们和库列涅人与铁拉人结成亲密友谊的开端。

    (153)至于铁拉人，则当他们把科洛比欧司留在岛上之后而自己回到铁拉 时，他们就报告说他们已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铁拉 人决定从他们的七区派遣男子出去，用抽签的办法选出每两个兄弟中的一人 并使巴托司成为大家的领袖和国王。于是他们便装备了两只五十桅船并把它 们派到普拉铁阿去了。

    (154)以上便是铁拉人的说法。下面说的是铁拉人和库列涅人的说法相同 的部分；但是关于巴托司人的说法，库列涅人和铁拉人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同 的。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在克里地有一个叫做欧阿克索司的城邦，它的统冶 者是埃铁阿尔科斯。他有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普洛尼玛，然而他却不得不再 娶一个后妻。当他的第二个妻子来到他家的时候，她就认为她自己应该是普 洛尼玛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后母，她虐待普浴尼玛并且对她出一切坏主意，最 后她竟指控她的女儿有淫乱的行为并且说服了自己的丈夫也相信了这种说法 是真的。埃铁阿尔科斯被他的妻子说服之后，便对他自己的女儿做出了一件 不能容忍的罪恶处罚办法。在欧阿克索司地方有一个叫做铁米松的铁拉的商 人。埃铁阿尔科斯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招请了来，他要这个人发誓做他 想要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个人， 要这个人把他带走，把她投到海里去。但是铁米松却因这一誓约的诡计而感 到十分愤慨，故而他竟弃绝了他和埃铁阿尔科斯之间的友谊；不久他便带着 这个女儿乘船出发了，他为了履行他对埃铁阿尔科斯的誓言，船到海上之后 他便把她用绳子系住，把她下放到海里去，然后再把她拉上来。他们随后便 来到了铁拉。

    (155)在那里一个知名的铁拉人波律姆涅司托司娶了普洛尼玛，使她成为 自己的妾。不久她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讲话口齿不清并且口吃， 铁拉人和库列那人便说，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巴托司的名字。但是我以为这 个男孩子起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在到利比亚来的时候才改换了这个名字 的，他起了这个新的名字，是由于他在戴尔波伊得到的神托和他接受的光荣 职位。困为利比亚语的国王是巴托司，而我以为这就说明为什么佩提亚在预 言中这样称呼他；她用一个利比亚的名字，是因为她知道他会成为利比亚国 王的。原来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他的声音的事 情；佩提亚在回答时的宜托词是这样： 巴托司啊，你是来问声音的事情的；但是国王波伊勃司·阿波罗却遣送 你到利比亚去建立一个生产很多羊的殖民地。她这就仿佛是用希腊语对他 说：“国王啊，你是为了声音的目的来的”。但是他回答说：“主啊，我到 这里来是请示关于我的声音的事情的，但是你的回答却是关于别的事情，是 关于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你命令我在利比亚建立一个殖民地，可是我 从什么地方得到力量，得到人手来做这件事情呢？”巴托司这样说了，但是 神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拾他另一个宣托词而是和先前一样地回答了他。于是 在佩提亚的话尚未讲完的时候，他便离开到铁拉去了。

    (156)但是后来巴托司 和其他的铁拉人都很不顺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不走运，于是他 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问有关他们当前的不幸的事情。佩提亚说，如果他们 帮助巴托司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的话，那末他们就会比现在好些。于是 铁拉人便派遣巴托司带着两艘五十橈的船出去。这些人乘船来到了利比亚， 但是他们一时不知道还应当做些什么事而回到了铁拉。但是铁拉人却在他们 靠近海岸的时候向他们射击，不许他们上岸而要他们返回。他们没有办法， 只得回去并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我已说过名叫普拉铁阿的岛上建立了一个殖 民地。这个岛据说和现在的库列涅市同样的大小。

    (157)他们在这个岛上住了两年。然而他们在那里既然都很不得意，他们 便留下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在那里，其他的人则到戴尔波伊去；到达之后，他 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尽管住在利比亚，但他们的运气一点儿也没有好转起 来。于是佩提亚便这样回答他们说：我到过，可是你们却没有到过产羊丰富 的利比亚。 但如果你们比我对它知道得更清楚，那末你们的智慧诚然就大为使我赞 赏了。听到这话之后，巴托司和他的人们就再度乘船回去了；因为神在他们 真正地在利比亚殖民之前是不会放过他们去的。而在到达了普拉铁阿并且又 带上了他们留在那里的人之后，他们就在利比亚的本土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这个地方对着普拉铁阿岛，名叫阿吉利司。这个地方的两面都有最美丽的丛 林坏抱着，而它的一面还有河流过。

    (158)他们在这里居留了六年。但是在第七个年头，利比亚人恳求他们离 开这个地方，利比亚人向他们表示愿意把他们带领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于 是他们便把希腊人从阿吉利司引开，把希腊人引向西方；他们是这样地计算 着白天的时刻，以便使希腊人在夜间走过他们国内最好的一个叫做伊拉撒的 地方，因为他们害怕希腊人在经过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地方。于是希腊人便被 引到一个叫做阿波罗泉的地方，他们向希腊人说：“希腊人啊，这里是适于 你们居住的；因为这里的天空上有一个漏扎。”

    (159)在统治了四十年的殖民地的建立者巴托司和统治了十七年的他的 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的时期，库列涅的居民并不比他们初到殖民地来的那个 时候的人更多。但是在第三个统治者的时候，即被称为幸运的巴托司的第三 个统治者的时候，佩提亚用一个神托激励全体希腊人渡海到利比亚去和库列 涅人住在一起。原来库列涅人曾邀请他们来，答应他们分与土地；这便是当 时的神托：不管是谁，如果他在土地全部分配完毕之后才来到利比亚，那这 个人一定后悔。因此便有极大的一批人聚集在库列涅，他们从相邻的利比亚 人的领土上割取了大片的土地。这些利比亚人和他们的国王阿地克兰既然被 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又受到库列涅人的虐侍，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埃及，而他们 自己并且投到埃及国王阿普里埃司的手下去。阿普里埃司集合了一支埃及大 军去攻打库列涅人；库列涅人出兵到伊拉撒和铁司特斯泉的地方，就在那里 和埃及人交锋并战胜了埃及人；因为埃及人那时对希腊人还不了解，因而不 把他们的敌人放到眼里。这一次他们遭到这样程度的惨败，以致他们当中返回埃及的人是很少的。由于这次的惨败并因为埃及人把这次的惨败归咎于阿 普里埃司，埃及人便起来反抗他（前570年，参见第二卷第一六一节）。

    (160)这个巴托司有一个叫做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在他最初统治的时 候，他曾和他自己的兄弟发生争吵，直到他的兄弟们离开了他而到利比亚的 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城市，这座城市当时和 现在都称为巴尔卡。当他们正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说服了利比亚人 起来叛变库列涅人。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率领着一支军队到利比亚人的国土 来，因为利比亚人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并且也起来叛变了。这些人害怕他而逃 到东方的利比亚人那里去。阿尔凯西拉欧司跟踪追击下去，一直来到和比亚 的列乌康。利比亚人则决定在列乌康向他进攻，他们打了起来，从而完全战 胜了库列涅人，以致七千名重武装的库列涅士兵被杀死了。在这次惨祸之后， 病倒并且服了药的阿尔凯西拉欧司便被他的兄弟哈里阿尔科司绞死了；但哈 里阿尔科司却又被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妻子埃律克索用谋略给杀害了。

    (161)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巴托司继承了王位，这是一个行走困难的跛 子。身遭惨祸的库列涅人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应如何组织他们的国 家才能获致繁荣幸福的生活。佩提亚命令他们从阿尔卡地亚的曼提涅亚请一 位仲裁者来。库列涅人于是派人到那里去请求，曼提涅亚人答应了他们的请 求而把他们最尊敬的、一位名叫戴谟纳克司的市民送到他们这里来。当这个 人到达摩列涅并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便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部落：铁拉 人和四面从属于他们的利比亚人是第一个部落：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地人是 第二个部落：全体岛民是第三个部落。此外，他只把某些领地和圣职留给他 们的国王巴托司，却把以前属于国王的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交到人民大众的手 里去了。

    (162)在上述的巴托司在世的时候，这些规定是执行得很好的，但是在他 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的时期，关于国王的职权问题，发生了许多纠纷。跛 腿的巴托司和培列提美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不愿意遵守戴谟纳克司的规 定，他要求把他祖先的那些特权还给他并为这件事领导着他的一派进行了斗 争。在斗争中他失败了，他被驱逐到萨摩司去，他的母亲则逃往赛浦路斯的 撒拉米司。当时撒拉米司的统治者是埃维尔顿，这个人曾把那个令人看了惊 叹不已的香炉献给戴尔波伊，这只香炉收藏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培列提美 便逃到他这里来，她要求他出兵把她和她的儿子送回库列涅。但是埃维尔顿 则除去一支军队之外，什么都愿意给她。而当她在接受他给她的东西的时候 说，这虽然是好的东西，但如果他应她之请给她一支军队那就更好了。不管 他送给她什么样的礼物，她总是这样说。最后埃维尔顿送给她黄金的纺锤和 卷线竿，并且连羊毛都一同给她。而在培列提美还象先前那样讲的时候，他 便回答说对于妇女的礼物只能是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军队。

    (163)正当着阿尔凯西拉欧司在萨摩司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并 且答应他们重分土地的时候，正当着一支大军这样地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便 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关于他的返回的指示。佩提亚是这样地回答了他的： “洛克西亚司允许四个巴托司和四个阿尔凯西拉欧司，也就是八代的人统治 库列涅，在这些人之外，我劝你千万就不要一试了。至于你呢，你可以回到本国去老老实实地呆着。如果你发现窖里满都是土瓮的话，不要说那些土瓮而是乘风赶快把它们送出去（即随它们怎样也不要去管它们），如果你把它们放在窑里烧的话，那末就不要到四面环水的地方去，如果你这样做，你和牲畜当中最好的牡牛就都会被杀死 了。”

    (164)佩提亚回答阿尔凯西拉欧司的话便是这样。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 偕同他在萨摩司征集来的人回到了库列涅；可是他在取得了这个地方的最高 政权之后，却忘记了神托的话，而要对曾经放逐过他的敌人们进行报复。他 的一些敌人己经完全离开了本国，阿尔凯西拉欧司捉住了另一些人并把这些 人送到赛浦路斯去处死。但这些人却由于迷路而到了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 救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铁拉。另一些库列涅人则逃到属于一个名叫阿格罗 玛科司的私人的大塔去避难，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在它的四周堆起木材来 在那里烧死了他们。可是在他这样做了之后，他才认识到这正是戴尔波伊的 神托所曾指点给他的意思，即当他发现窑里有土瓮的时候，不要在窖里烧它 们，但这时已经晚了。因此他便不按照他原定的目的进入库列涅人的城市， 因为他害怕预言中所说的他的死亡，并认为四面环海的地方也正是库列涅。 既然他的妻子是他的亲戚巴尔卡国王阿拉吉尔的女儿，他便到阿拉吉尔那里 去了。但是巴尔卡人和从库列涅跑来的一些亡命者当他来到市场的时候认出 了他并把他杀死了。同时他的岳父阿拉吉尔也给他们杀死了。因此阿尔凯西 拉欧司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听从神托告诉他的话，他还是没有逃脱他注定 的命运。

    (165)正当阿尔凯西拉欧司在做出了招引灾祸的事之后而定居在巴尔卡 的时候，他的母亲培列提美在库列涅掌握了他的儿子的大权，她在那里代他 治理国事，和其他人一道参加国事会议，但是当她听到她的儿子死在巴尔卡 的时候，她立刻便逃到埃及去，因为她以为阿尔凯西拉欧司曾在居鲁士的儿 子刚比西斯身上做过好事情。因为正是这个阿尔凯西拉欧司曾把库列涅给予 刚比西斯并同意向他纳贡。因此在她到达埃及的时候，培列提美便恳请阿律 安戴司的庇护，要求他替她报仇，而她的口实就是他的儿子是因为对美地亚 人表示好意才被杀死的。

    (166)这个阿律安戴司被刚比西斯任命为埃及的太守；后来他由于处处想 和大流士分庭抗礼而被处死。因为阿律安戴司知道和看到大流士想留下一件 任何国王都没有做过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纪念，他便模仿大流士，直到他竟然 得到了报应的时候。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而当时统治埃及 的阿律安戴司便铸造了同样的银币；结果没有一种银币的成色象是阿律安戴 司的银币那样纯。但是当大流士听到阿律安戴司这样做的时候，便把他处死，处死的口实不是这一点，而是阿律安戴司谋叛。

    (167)这时我所说的阿律安戴司是同情培列提美的，他把埃及的全部陆海 军都交给了她，并任命玛拉披司人阿玛西斯为陆军统帅，帕撒尔伽达伊族的巴德列斯为海军统帅。但是在把大军派出去之前，阿律安戴司派一名使者到 巴尔卡去探听，是谁杀死了阿尔凯西拉欧司。巴尔卡人回答说是全城的人杀 死了他，因为阿尔凯西拉欧司对他们做出了许多不义的事情。阿律安戴司听 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便下令他的军队和培列提美一同出发了。这不过是作为 出征的一个口实罢了。但是在我看来，这支军队是派出去征服利比亚的。因 为利比亚人的部落有许多并且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国王的臣 民，但他们的较大的一部分却是根本不把大流士放到眼里的。

    (168)至于居住在利比亚的各部落的生活情况则是这样的。先以埃及为起 点，则住得最近的是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大部分是和埃及人 相似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却和其他利比亚人相同。他们的妇女在两腿上戴着 青铜圈，他们的头发是长的，他们每人拿自己身上的虱子，用嘴咬死以后再抛掉。利比亚人当中只有他们这样做，也只有他们把所有行将结婚的少女 给国王看，只要国王喜欢的话，他可以占有她们随便任何人的处女之身(或指初夜权)。这些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住在从埃及到一个称为普律诺司 港的港口地方。

    (169)接在他们后面的是吉里伽玛伊人，他们占居西部的地区直到阿普罗 狄西阿司岛的地方。库列涅人所殖民的普拉铁阿岛就是在这一段地区的海岸 之外的，而在大陆上则有称为美涅拉欧司的海港和库列涅人所曾居住过的那 个阿吉利司。昔尔披昂草的产区以此为起点，它是从普拉铁阿岛直到叙尔提 斯河河口的。这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和其他民族是相同的。

    (170)接在吉里伽玛伊人以西的民族是阿司布司塔依人，他们居住在库列 涅的内地，而没有到达海岸，因为那里是库列涅人的地区了。在利比亚人当 中，他们是最多驾驶四马马车的民族。他们的习俗大体上都是模仿库列涅人 的。

    (171)在阿司布司塔依人以西的是阿乌司奇撒伊人。他们住在巴尔卡的内 地，但是他们在埃乌埃司佩里戴司附近的地方临海。在阿乌司奇撒伊人的地 区的中心，住着一个称为巴卡列司的小部落，他们的土地在巴尔卡的一个城 市塔乌奇拉的地方临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在库列涅内地的居民相同。

    (172)阿乌司奇撒伊人以西的是纳撒摩涅司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部 落。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把自己的牲畜留在海边而上行到称为奥吉拉的地方去 采集枣椰子的果实，这种树木在那里生长得又多又大，而且又都是结果子的。 他们又捕捉蝗虫，蝗虫捉到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研碎，然后撒到奶里欲用。 他们的习惯是每个男子都有许多妻子，他们和妇女又是杂交的，就和玛撒该 塔伊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把一个棒子放在居室的门前，然后即性交。当一个 纳撒摩涅司的男子第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照习惯和所有的来 宾依次性交。而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便把从家中带来的礼物送给她。 至于他们的发誓和占卜的方式，则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中间号称最公 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他们是凭着这些人的名字发誓的。他们的占 卜方式是他们到他们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祈祷之后，便倒下来睡觉， 而以他们所作的不管什么梦作为神托。当他们相互保证信谊的时候，他俩是 相互用自己的手来饮对方，如果没有饮料的话，他们便从地上把土捧起来用 舌头来舔。

    (173)和纳撒摩涅司人相邻的是普叙洛伊人，他们是由于下述的情况而灭 了种的。不断刮来的南风把他们用来貯水的一切水池全都吹干了。结果在叙 尔提斯境内他们的全部领土，都没有水了。因此普叙洛伊人便大家商议并一 致同意向南风的方面进击(我是按照利比亚人的传说叙述的)，因此在他们进 入沙漠地带的时候，一阵强烈的南风把他们埋掉了。于是他们便全部死掉了， 纳撒摩涅司人占有了他们的国士。

    (174)在这些人南部的内地，伽拉曼铁司人居住在野兽出没的地区。 他们避免被人们看见和与人们交往，他们既无武器，也不知道如何保卫 他们自己。

    (175)这些人居住在纳撒摩涅司人的内地，在西方相邻的沿海地带则是玛 卡伊人的地区。这种人把他们的头发剃成一块，留在他们的头顶上长着，两 边的头发则全部剃掉。他们在战争中所携带的盾牌是鸵鸟皮制成的。奇努普 司河发源于一座名为卡里铁司的小山，流经他们的国土入海。这座小山上面 长着葱郁的树林，但我所提到的利比亚的其他地区却都是不毛之地；它离海 是二百斯塔迪昂远。

    (176)和玛卡伊人相邻接的是金达涅司人，他们那里的每一个妇女都带着 许多皮制的踝坏，因为据说她只要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她便戴上这样一 个皮踝环。戴得最多的也就是最有声望的，因为爱她的人是最多的。

    (177)从金达涅司人的地方向海突出一个地岬。在这上面住着洛托帕哥伊人(食莲族)，因为他们的唯一食品就是莲子。莲子的大小和乳 香树的浆果差不多，它有枣椰子那样的甜味：洛托帕哥伊人不单吃它，还用 它来造酒。

    (178)邻接着他们，在沿海的地方则是玛科律埃司人，他们也以莲为食， 但不如上述洛托帕哥伊人用得那样多。他们的国土一直伸展到一条称为妥里 通河的大河，这条大河注入一个妥里托尼司大湖，大湖里有一个普拉岛。据 说拉凯戴孟人曾遵照神托的话，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居民地。

    (179)还有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当人们在佩里洪山的山脚下造好 了阿尔哥号船的时候，雅孙在船上载运了一百头牺牲用牛，此外又把一个青 铜三脚架放了上去，然后便出发瓮航伯罗奔尼撒，以便可以到达戴尔波伊。 但是途中他在玛列亚附近的海面上航行的时候，一阵北风袭来，把他带到利 比亚去，而在他能够发现陆地之前，他便到达了妥利托尼司湖的浅滩。在那 里，正当他还不能找到出路的时候，传说妥利通向他显现并命令雅孙把三脚 架给他，这样便答应他把海峡指点给水手们并安全地把他们送上航程。雅孙 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于是妥利通便指给他们离开浅滩的出路并把三脚架放到 自己的神殿里面。他在三脚架上一坐便作了预言，而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雅孙 和他的同伴们：这就是，当阿尔哥号的水手们的任何后裔要把这个三脚架拿 走的时候，那就必得在妥利托尼司湖的岸上建立一百座希腊城市。据说当地 的利比亚人在听到了这话之后，就把三脚架给藏起来了。

    (180)邻接着玛科律埃司人的是欧赛埃司人：他们和玛科律埃司人中间隔 着一条妥里通河，他们住在妥里托尼司湖的岸上。玛科律埃司人把长发留在 头的后面，但欧赛埃司人则是留在前面。他们对雅典娜神每年举行一次祝祭， 在祝祭的时候，他们的少女分成两队，相互用石头和木棒交战，据他们说这 样做是遵照他们祖先的方式来崇敬当地的那个我们称之为雅典娜的女神。因 伤致死的少女则被称为假处女。在女孩子们开始交战之前，全体人民总是先 把最漂亮的女孩子选出来，给她戴上科林斯的头盔和穿上希腊的全幅甲胄， 然后使她登上战车，在整个湖岸上奔行。在希腊人住到他们的近旁来之前， 他们用什么武器装备他们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这武器是埃及 的，因为我以为希腊的盾和头盔都是从埃及来的。至于雅典娜，则他们说， 她是波赛东和妥里托尼司湖的女儿，而由于某种原因和父亲闹翻了，于是她 便投到宙斯那里去，宙斯于是收留她为自己的女儿。他们的传说的内容就是 这样。那里的男女之间是乱婚的。他们并不是夫妻同居，而是象牲畜那样地交媾。当一个妇女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便给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子 们那里去，而这个孩子便算做是和他最相象的那个男子的儿子。

    (181)我现在所谈的是居住在海岸地带的全体游牧的利比亚人。从这些人 居住的地区深入内地，则是利比亚的那片野兽出没的地区了，再过去这片野 兽出没的地区，则是一条形成丘陵的沙漠地带，这一地带从埃及的底比斯一 直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的地方。沿着这一条沙丘地带每走十天，就会看到堆 得象小山一样的极多的大盐块。在每一座小山的山顶上都有又甜又凉的泉水 从盐块中间喷射出来；在沙漠最远处和远在野兽出没的地区内地的人们住在 它的周边。从底比斯开始，经过十天的路程，首先就是阿蒙人，他们的神殿 是崇拜底比斯的宙斯的；因为我已经说过，底比斯的宙斯神像是有一个山羊 的头的。此外，他们另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在黎明时是温的，在市场上正 热闹的时候凉一些，正午的时候非常凉；而他们便用这时候的水浇他们的园 子。从正午之后，凉度也随之渐减，直到日落之际水再复温时为止。此后它 就变得越来越热，一直到午夜，那时它竟会沸腾起来；在午夜之后直到黎明， 它就又越来越凉了。这个泉被称为太阳泉。

    (182)从阿蒙人的地方沿着沙丘地带再走十天，就会遇到和阿蒙人那里相 同的一个小盐山与水泉，而人也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称为奥吉拉。纳撒摩 涅司人通常就是到这里来采集枣椰子的果实的。

    (183)从奥吉拉再走十天，又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遇到一座小盐山和水 泉以及许多生产果实的枣椰子树；住在那里的人称为伽拉曼铁司人，这是一 个极大的民族。他们在他们铺在盐上面的土壤里播种。从这里向洛托帕哥伊 的国土有一条最短的道路，这是三十天的路程。在伽拉曼铁司人那里有一种 吃草时向后退的牛，这样做的理由是它们的角向前屈，因此它们在吃草的时 候便向后退，而不能向前走，因为向前走牛角就会插到地里去。在所有其他 方面，它们和其他的牛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皮较厚，较粗硬而已。 这些伽拉曼铁司人乘着四马的战车追击穴居的埃西欧匹亚人：因为埃西欧匹 亚的穴居人是比我们听到故事中所提到的任何人都要跑得快。他们是以蛇和 蜥蜴以及诸如此类的爬行动物为食的。他们的语言和世界上任何人的语言都 不同；它是和蝙蝠的叫声差不多的。

    (184)从伽拉曼铁司人的地方再走十天，又会遇到盐山和水，在那周边住 着的人叫做阿塔兰铁司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没有名字的人们。因 为他们的全体居民都叫做阿塔兰铁司，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名字。当太 阳光高高升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便咒诅并用极其粗野的话骂它，因为太 阳的灼热使他们的人民和土地备受痛苦。再过去十天的路程之后，便又有一 个盐山和水，而且有人居住在那里。在这盐山的附近有一个叫做阿特拉斯的 山，这个山的形状是细长的，四面是圆的：而据说它是这样地高以致人们看 不到它的山峰，因为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总是有云环绕在山峰的四周。当地 的人则称它为天柱。这些人从这个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即阿特兰铁司人。 据说他们是不吃活物的，而且在睡觉的时候是不作梦的。

    (185)我知道并且可以说出住在丘陵地带上直到阿特兰铁司人那里的所 有民族的名字，但再过去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个丘陵地带一直 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和它的那一面。在这个丘陵地带上，每行十日便有一个 盐矿，并有人住在那里。他们的房屋都是用盐块筑成的，这里也就是利比亚 的不下雨的部分，因为用盐筑成的墙壁如果有雨的话是站不住的。从矿里开 出来的盐是白色和紫色的。在这一地带的那一面，即利比亚的南部和内地的 部分则是沙漠和无水地带：那里没有野兽，没有雨，没有树林，这个地区是 完全没有湿润的东西的。

    (186)因此从埃及到妥里托尼司湖的利比亚人，都是吃肉饮乳的游牧民 族。由于埃及人所说的同样理由，他们是完全不吃牛肉的；而且他们也不养 猪。库列涅的妇女也认为吃牛肉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的伊西司表 示尊敬的缘故。他们甚至为了这位女神断食和举行祝祭。巴尔卡的妇女则不 单是不吃牝牛，她们连猪也不吃。

    (187)这一地区的情况便有如上述。但是在妥里托尼司湖以西，利比亚人 便不是游牧民族了。他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方式 也和游牧民族通常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同。因为许多利比亚游牧民族的习惯， 虽然我不能确说是否全体利比亚人的习惯，是当他们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 他们便用羊毛脂来灸这些孩子头顶上的血管，有时则是灸太阳穴上的血管。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孩子在日后不致被那从头上流下来的体液所害。他们说 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孩子十分健康。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不如利比亚 人那样健康。但是我不能确切说出，是不是由于这种做法的缘故。但他们确 是极其健康的。当孩子被灸痛而全身抽动的时候，利比亚人找到了一个治疗 办法，这就是把山羊尿洒到孩子的身上去，这样就可以把孩子们治好了。这 是利比亚人他们自己说的。

    (188)游牧民族的奉献牺牲的方式是先从牺牲的耳朵上切下一块来作为 初献，并把切下来的这一块抛到房屋上去。在这之后，他们才扭折牺牲的颈 部。他们只向太阳和月亮奉献牺牲，这就是说，全体利比亚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妥里托尼司湖岸上的居民主要地却只向雅典娜奉献牺牲，其次才是妥里 通和波赛东两个神。

    (189)看来雅典娜的神像所穿的衣服和埃吉司短衣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 女那里学来的。因为除去利比亚妇女的衣服是皮子制的而她们那山羊皮的埃 吉司短衣的穗子不是蛇而是革纽之外，在所有其他方面她们的衣饰都是相同 的。而且这个名称的本身便证明，帕拉司·雅典娜神像的衣服是从利比亚来 的。因为利比亚的妇女在她们的衣服上面披着用茜草染色的、没有毛但是有 穗的山羊皮，称为埃盖阿，而希腊人则把这种羊皮衣服的名称改为埃吉司。 此外，我以为在举行祭礼时的喊声最初也是从利比亚来的：因为那里的妇女 就是喊得非常动听的。而且驾驶四马战车的办法，希腊人也是从利比亚人那 里学来的。

    (190)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 的。他们用坐着的姿式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 坐看而不是仰卧着。他们的房屋是用日光兰的萃编缠在苇子上面造成的，这 种房屋可以搬到各处去。利比亚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

    (191)在妥里通河以西的地方，紧接着欧赛埃司人的则是耕种田地并且有 自己的房屋的利比亚人的国土，他们被称为玛克叙埃司人。他们在他们头部 的右侧蓄发，却把左侧剃掉，此外他们还把他们的身体染成朱红色。他们自 称是特洛伊的人们的后裔。他们的国土和利比亚西部的其他地方比起游牧民 族的地区来野兽要多得多，森林也比较多。游牧民所居住的利比亚东部地区， 直到妥里通河的地方，是低地和沙质地。但是在这以西的地方，即农耕者所 居住的地方却有极多的山和森林，并且有许多野兽出没。在那个地方有巨蟒 和狮子，有象，有熊和毒蛇，有长着角的驴子，有狗头人，有象利比亚人所 说的没有脑袋但是眼睛长在胸部的人，有男的和女的野人，此外还有许多并 不出奇的生物。

    (192)但是在游牧者的地区，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也没有。不过有另外一些 东西，比如佩伽尔戈司羚羊(白尾羚羊)、多尔卡司羚羊（瞪羚）、布巴利司 羚羊（狷羚），没有角但被称为不饮水的驴子(而它们确实是不喝水的)，欧律司大羚 羊，这种羚羊的角用来制造竖琴的架子，狐狸、鬣狗、豪猪、野羊、狄克图 埃司、豺、豹、波律埃司、三佩巨斯长和蜥蜴很象的陆上鳄鱼和鸵鸟以及一 只角的小蛇；所有这些动物都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的兽类之外的动物，只有 鹿和野猪是例外。这两种动物是全部利比亚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在这个地方 有三种老鼠，一种是双足凤，一种是吉格里厄司鼠(这种老鼠的名称是利比亚 语，在希腊语中是山的意思)，还有一种则是刺猬了。在生长着昔尔披昂草的 地带还发现有伶鼬，这里的伶鼬和塔尔提索斯地方的伶鼬非常相似。游牧民 的地区中的野兽是这样地多，我们如不尽力调查，是不能知道它们的底细的。

    (193)和利比亚地方玛克叙埃司人相邻的则是撒乌埃凯司人，他们的妇女 是驱着战车去作战的。

    (194)邻接着这些人则是顧藏铁司人，他们那里的蜂蜜很多，据说人工制 造的蜜则更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用朱红色涂抹自己的身体，他们吃在 他们山中有很多的猿猴。

    (195)迦太基人说，在他们的海岸之外，有一个二百斯塔迪昂长但是很窄 的岛，叫做库劳伊司岛。从大陆上有一航路通到那里去；岛上到处都长着橄 榄树和葡萄树。据说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湖，当地的少女便用涂着沥青的羽毛 从这个湖的泥里挖掘金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 的写下来而已。不过，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就亲眼看见在 札昆托斯地方人们从一个水他的水中取沥青。那里的水池是有很多的，其中 最大的长宽各有七十尺，而深则有二欧尔巨阿。他们把尖端系着桃金娘的枝 子的竿子插到池子里面去，然后用这桃金娘的枝子把沥青沾上来，沥青的气 味和阿斯帕尔托司差不多，不过在其他方面，这里的沥青是比披埃里亚的沥 青要好的。然后他们把沥青倾倒到他们在池子近旁所挖掘的坑里去，而当那 里积存了很多的沥青时候，他们就从那个坑再把沥青装满在容器里。凡是掉 到池子里去的东西，都会从地下面带走并重新出现在离池子大约有四斯塔迪 昂远的海里。因此，从利比亚海岸地带的岛上来的这个说法好象是真的。

    (196)伽太基人还说了另外的一个故事。他们说，利比亚有这样一个地 方，那里的人是住在海拉克列斯柱的外面的，他们到达了这个地方并卸下了 他们的货物，而在他们沿着海岸把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便登上了船，点起了 有烟的火。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他们觉得黄 金的数量对他们的货物来说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道路； 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 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时为止。据说在这件事上双方是互不欺骗 的。伽太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时才去取黄金，而那里的人也只 有在船上的人取走了黄金的时候才去动货物。

    (197)这便是我们可以举出名字来的全体利比亚人，而他们的国王在那个 时代大都是根本不把美地亚人的国王放到眼里的，而在现在他们仍然是这个 样子。因此我江要说一点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据我们所知道的，正是有四 个民族住在那里，两个民族是土著的，两个不是。利比亚北部的利比亚人和 它的南部的埃西欧匹亚人是土著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则是后来才迁到那里 去住的。

    (198)在我看来，利比亚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优点足以与亚细亚或欧 罗巴相比，例外的只有一个和当地的河流奇努普司同名的地区。这个地区和 世界上最肥沃的产谷地区相比都毫无逊色，它和利比亚其余的地区也是完全 不同的。因为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受到泉水的良好灌溉，不怕旱，又不会 因暴雨而变涝；原来在利比亚的这一部分是有雨的。那里的谷物产量和已比 伦地方相同。埃乌埃司佩里塔伊人居住的土地也是好的，它最多的时候收获 量达种子的一百倍。但是奇努普司人地区土地的收获量则高达种子的三百倍。

    (199)库列涅地区是利比亚的最高的部分，游牧者便是住在这里的，这一 地区极其令人惊叹的地方是它有三个收获的季节。首先在海岸上，地上生长 的果实成熟到可以收割和摘取的地步；当这些水果采集完毕的时候，海岸再 向上的中间地区，即他们称为山区的地方又成熟到收割的时候了：而在中间 地区刚刚收割完毕之后，最高的地方的庄稼又熟了。因此在大地上最早收获 的谷物已经作为食物和饮料消费完了的时候，最后的庄稼也就接上了。这样 看来，库列涅人便有了一个长达八个月的收获期。关于这些事情，我就谈到 这里为止了。

    (200)现在当阿律安戴司从埃及派出去为培列提美报仇的波斯军到达巴 尔卡的时候（接本卷第一六七节），他们便包围了这座城，要求引渡对杀死阿尔凯西拉欧司这件事 有责任的那些人：但是巴尔卡人的全体都参予了这件事情，因此他们不同意 投降。于是波斯人便把巴尔卡包围了九个月，他们挖掘通向城墙的地道并且 进行猛烈的袭击。但是这个坑道却给一个锻冶匠用一只青铜盾给发觉了，下 面说一说他是如何发觉的：他带着盾牌顺着城墙的内部巡视，用它来敲击城 内的土地。所有其他的地方在敲击的时候发生纯音，但是在有地道的地方， 青铜盾发生响亮的声音。巴尔卡人在这里对看它挖了一个逆行的地道并把在 那里挖地的波斯人杀死了。地道便这样地被发觉了，而袭击也便被巴尔卡市 民击退了。

    (201)许多时间消耗过去，双方都有许多阵亡的人，而波斯的这一方面阵 亡的人丝毫不少于对方，于是统率陆军的阿玛西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 因为他看出来，巴尔卡虽不能用武力攻克，却是能够用巧计攻克的。他在夜 里挖掘一个很宽的壕沟并在上面搭看薄薄的木板，木板上他再盖上一层和地 面一样平的土。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他便请巴尔卡人和他谈判，巴尔卡人 立刻同意了。终于大家达成了和议。协议是这样达成的：他们站在掩盖住的 壕沟上，相互起誓说在他们所站立的土地不改变的时候，他们将永会遵守誓 约。巴尔卡人答应给国王相当数目的金额，波斯人则保证不再加害于巴尔卡 人。在立了严肃的誓约以后，相信了这件事并打开了他们的全部城门的市民 自己从城里出来并且容许他们所有愿意进城的敌人进城去。但是波斯人却毁 坏了暗桥而涌到城里去。他们毁了他们所造的暗桥，这样他们便可以不致背 弃他们对巴尔卡人的誓约，这就是：在土地原封不动的时候，这个条约永远 有效。但如果他们毁坏了暗桥的话，这个条约便不再生效了。

    (202)当巴尔卡人被波斯人引渡给培列提美的时候，她便把巴尔卡人中间 的那些首犯沿着城墙上面——处以磔刑。他们的妇女的乳房都被割去，同样给放置在城墙上。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则她嘱告波斯人把他们作为战利品 带走，例外的只有巴托司家的人们和那些没有参加屠杀的人们。于是她便把全城交到这些人的手里来管理了。

    (203)波斯人便这样地奴役了其余的巴尔卡人并回师了。当他们来到库列 涅市的时候，库列涅人允许他们穿过自己的城市，为了是使一次的神托应验。 在军队穿过的时候，海军的统帅巴德列斯主张攻取这个城市，担陆军的统帅 阿玛西斯却不同意，他说他是奉派出来征服巴尔卡，而不是其他希腊城市的。 结果，他们穿过了库列涅并且驻扎在律凯欧司·宙斯的山上。他们到那里才 后悔没有攻取这个城市并试图再进入这个城市，但是库列涅人不许他们进来 了。可是，虽然没有任何人攻击波斯人，但是波斯人却突然害起怕来，于是 他们便逃到一个离那里有六十斯培迪昂的地方去并在那里扎了营。正当大军 驻屯在那里的时候，从阿律安戴司那里来了一名使者命令他们回去。波斯人 向库列涅人请求并且得到了他们进军时的粮草，而在他们得到之后，便离开 到埃及去了；但是在那之后，他们却落到了利比亚人的手里，利比亚人为了 取得他们的衣服和装具而把他们军队中迟缓的和掉队的都给杀死了，直到他 们终于到达埃及的时候。

    (204)这支波斯军队在利比亚所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城，再远的地方便没有去过了。至于他们俘虏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他们从埃 及把他们放逐出去并使他们到国王那里去，而大流士便把巴克妥利亚这个城 市给他们来居住。他们便把这座城称为巴尔卡，而直到我的这个时候，巴克 妥利亚的这个城市还是有人居住的。

    (205)但是培列提美她的下场也并不是圆满的。原来在她为自己对巴尔卡 人进行了报复并迈回埃及之后，她立刻便很惨地死去了。她的身体溃烂并生 了蛆。看来神对于进行过份苛酷的报复的人，也是非常忌恨的。说起来，巴 托司的女儿培列提美对于巴尔卡人所进行的上述的报复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的。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X-LXXI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 Seditions Of The City. – Political Heresy Of Arnold Of Brescia. –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 The Senators. – Pride Of The Romans. – Their Wars. –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Election And Presence Of The Popes, Who Retire To Avignon. – The Jubilee. – Noble Families Of Rome. – Feud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ur eye is invariably fixed on the royal city, which had given laws to the fairest portion of the globe. We contemplate her fortunes, at first with admiration, at length with pity, always with attention, and when that attention is diverted from the capital to the province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so many branche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ively severed from the Imperial trunk. The foundation of a second Rome,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has compelled the historian to follow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our curiosity has been tempted to visit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long decay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y. By the conquest of Justinian, we have been recalled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ancient metropolis; but that deliverance was a change, or perhaps an aggravation, of servitude. Rome had been already stripped of her trophies, her gods, and her Caesars; nor was the Gothic dominion more inglorious and oppressive than the tyranny of the Gree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aera, a religious quarrel, the worship of images, provoked the Romans to assert their independence: their bishop became the temporal,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a free people; and of the Western empire, which was restored by Charlemagne, the title and image still decorate the singular constitution of modern Germany. The name of Rome must yet command our involuntary respect: the climate (whatsoever may be its influence) was no longer the same: ^1 the purity of blood had been contaminated through a thousand channels; but the venerable aspect of her ruins, and the memory of past greatness, rekindled a spark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exhibits some scenes not unworthy of our notice. Nor shall I dismiss the present work till I have reviewed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Roman City, which acquiesced under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the popes,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enslaved by the Turkish arms.

    [Footnote 1: The abbe Dubos, who, with less genius than his successor Montesquieu, has asserted and magnified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bjects to himself the degeneracy of the Romans and Batavians. To the first of these examples he replies, 1. That the change is less real than apparent, and that the modern Romans prudently conceal in themselves the virtues of their ancestors. 2. That the air, the soil, and the climate of Rome have suffered a great and visible alteration, (Reflexion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 part ii. sect. 16.)

    Note: This question is discuss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in Dr. Arnold’s History of Rome, ch. xxiii. See likewise Bunsen’s Dissertation on the Aria Cattiva Roms Beschreibung, pp. 82, 108. – 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2 the aera of the first crusade, Rome was revered by the Latins,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as the throne of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who, from the eternal city, derived their title, their honors, and the right or exercise of temporal dominion. After so long an interruption,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repeat that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he Othos were chosen beyond the Rhine in a national diet; but that these princes were content with the humble names of kings of Germany and Italy, till they had passed the Alps and the Apennine, to seek their Imperial crown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3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their approach was saluted by a long procession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ith palms and crosses; and the terrific emblems of wolves and lions, of dragons and eagles, that floated in the military banners, represented the departed legions and cohorts of the republic. The royal path to maintain the liberties of Rome was thrice reiterated, at the bridge, the gate, and on the stairs of the Vatica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 customary donative feebly imitat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first Caesars.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the coronation was performed by his successor: the voice of God was confounded with tha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 consent was declared in the acclamations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pope!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emperor!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Roman and Teutonic armies!” ^4 The names of Caesar and Augustus, the laws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the example of Charlemagne and Otho, established the suprem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s: their title and image was engraved on the papal coins; ^5 and their jurisdiction was marked by the sword of justice, which they delivered to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But every Roman prejudice was awakened by the name, the language, and the manners, of a Barbarian lord. The Caesars of Saxony or Franconia were the chiefs of a feudal aristocracy; nor could they exercise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which alone secures the obedience of a distant people, impatient of servitude, though perhaps incapable of freedom. Once, and once only, in his life, each emperor, with an army of Teutonic vassals,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I have described the peaceful order of his entry and coronation; but that order was commonly disturbed by the clamor and sedition of the Romans, who encountered their sovereign as a foreign invader: his departure was always speedy, and often shameful;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long reign, his author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name was forgotten. The progress of independence in Germany and Italy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mperial sovereignty, and the triumph of the popes was the deliverance of Rome.

    [Footnote 2: The reader has been so long absent from Rome, that I would advise him to recollect or review the xlixth chapter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3: The coronation of the German emperors at Rome, more especially in the xith century, is best represented from the original monuments by Muratori (Antiquita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 dissertat. ii. p. 99, &c.) and Cenni, (Monument. Domin. Pontif. tom. ii. diss. vi. p. 261,) the latter of whom I only know from the copious extract of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55 – 266.)]

    [Footnote 4: Exercitui Romano et Teutonico! The latter was both seen and felt; but the former was no more than magni nominis umbra.] [Footnote 5: Muratori has given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coins, (Antiquitat. tom. ii. diss. xxvii. p. 548 – 554.) He finds only two more early than the year 800: fifty are still extant from Leo III. to Leo IX.,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none remain of Gregory VII. or Urban II.; but in those of Paschal II. he seems to have renounced this badge of dependence.]

    Of her two sovereigns, the emperor had precariously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but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was founded on the soft, though more solid, basis of opinion and habit. The removal of a foreign influence restored and endeared the shepherd to his flock. Instead of the arbitrary or venal nomination of a German court,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freely chosen by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most of whom were either natives or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The applause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confirmed his election,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that was obeyed in Sweden and Britain had been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The same suffrage gave a prince, as well as a pontiff, to the capital. It was universally believed, that Constantine had invested the popes with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Rome; and the boldest civilians, the most profane skeptics, were satisfied with disputing the right of the emperor and the validity of his gift. The truth of the fac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donation,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ignorance and tradition of four centuries; and the fabulous origin was lost in the real and permanent effects. The name of Dominus or Lord was inscribed on the coin of the bishops: their title was acknowledged by acclamations and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with the free, or reluctant, consent of the German Caesars, they had long exercised a supreme or subordinat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ity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reign of the popes, which gratified the prejudice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ties, of Rome; and a more critical inquiry would have revealed a still nobler source of their power; the gratitude of a nation,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the heresy and oppression of the Greek tyrant. In an age of superstition,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union of the royal and sacerdotal characters would mutually fortify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keys of Paradise would be the surest pledge of earthly obedience. The sanctity of the office might indeed be degraded by the personal vices of the man. But the scandals of the tenth century were obliterated by the austere and more dangerous virtue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and his successors; and in the ambitious contests which they maintained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ir sufferings or their success must equally tend to increase the popular veneration. They sometimes wandered in poverty and exile, the victims of persecution; and the apostolic zeal with which they offered themselves to martyrdom must engage the favor and sympathy of every Catholic breast. And sometimes, thundering from the Vatican, they created, judged, and deposed the kings of the world; nor could the proudest Roman be disgraced by submitting to a priest, whose feet were kissed, and whose stirrup was held, by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6 Even the temporal interest of the city should have protected in peace and honor the residence of the popes; from whence a vain and lazy people deri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riches.

    The fixed revenue of the popes was probably impaired; many of the old patrimonial estates, both in Italy and the provinces, had been invaded by sacrilegious hands;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claim, rather tha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 ample gifts of Pepin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Vatican and Capitol were nourished by the incessant and increasing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uppliants: the pale of Christianity was enlarged, and the pope and cardinal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judgment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causes. A new jurisprudence had established in the Latin church the right and practice of appeals; ^7 and from the North and West the bishops and abbots were invited or summoned to solicit, to complain, to accuse, or to justify, before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 rare prodigy is once recorded, that two horses, belonging to the archbishops of Mentz and Cologne, repassed the Alps, yet laden with gold and silver: ^8 but it was soon understood, that the success, both of the pilgrims and clients, depended much less on the justice of their cause than on the value of their offering. The wealth and piety of these strangers were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and their expenses, sacred or profane, circulated in various channels for the emolument of the Romans.

    [Footnote 6: See Ducange, Glos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 tom. vi. p. 364, 365, Staffa. This homage was paid by kings to archbishops, and by vassals to their lords, (Schmidt, tom. iii. p. 262;) and it was the nicest policy of Rome to confound the marks of filial and of feudal subjection]

    [Footnote 7: The appeals from all the churches to the Roman pontiff are deplored by the zeal of St.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tom. ii. p. 431 – 442, edit. Mabillon, Venet. 1750) and the judgment of Fleury, (Discours sur l’Hist. Ecclesiastique, iv. et vii.) But the saint, who believed in the false decretals condemns only the abuse of these appeals; the more enlightened historian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rejects the principles, of this new jurisprudence.]

    [Footnote 8: Germanici . . . . summarii non levatis sarcinis onusti nihilominus repatriant inviti. Nova res! quando hactenus aurum Roma refudit? Et nunc Romanorum consilio id usurpatum non credimus,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c. 3, p. 437.) The first words of the passage are obscure, and probably corrupt.]

    Such powerful motives should have firmly attached the voluntary and pious obed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to thei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father. But the operation of prejudice and interest i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llies of ungovernable passion. The Indian who fells the tree, that he may gather the fruit, ^9 and the Arab who plunders the caravans of commerce, are actuated by the same impulse of savage nature, which overlooks the future in the present, and relinquishes for momentary rapine the long and secure possess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s. And it was thus, that the shrine of St. Peter was profaned by the thoughtless Romans; who pillaged the offerings, and wounded the pilgrims, without computing the number and value of similar visits, which they prevented by their inhospitable sacrilege. Even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precarious; and the slave, whose reason is subdued, will often be delivered by his avarice or pride. A credulous devotion for the fables and oracles of the priesthood most powerfully acts on the mind of a Barbarian; yet such a mind is the least capable of preferring imagination to sense, of sacrificing to a distant motive, to an invisible, perhaps an ideal, object, the appetite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world. In the vigor of health and youth, his practice will perpetually contradict his belief; till the pressure of age, or sickness, or calamity, awakens his terrors, and compels him to satisfy the double debt of piety and remorse.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modern times of religious indifference are the most favorable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clergy. Under the reign of superstition, they had much to hope from the ignorance, and much to fear from the violence, of mankind. The wealth, whose constant increase must have rendered them the sole proprietors of the earth, was alternately bestowed by the repentant father and plundered by the rapacious son: their persons were adored or violated; and the same idol, by the hands of the same votaries, was placed on the altar, or trampled in the dust. In the feudal system of Europe, arms were the title of distinction and the measure of allegiance; and amidst their tumult, the still voice of law and reason was seldom heard or obeyed. The turbulent Romans disdained the yoke, and insulted the impotence, of their bishop: ^10 nor would his education or character allow him to exercise, with decency or effect, the power of the sword. The motives of his election and the frailties of his life were exposed to their familiar observation; and proximity must diminish the reverence which his name and his decrees impressed on a barbarous world. This difference has not escaped the notice of our philosophic historian: “Though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court of Rome were so terrible in the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which were sunk in profound ignorance, and were entirely unacquainted with its character and conduct, the pope was so little revered at home, that his inveterate enemies surrounded the gates of Rome itself, and even controlled his government in that city; and the ambassadors, who, from a distant extremity of Europe, carried to him the humble, or rather abject, submissions of the greatest potentate of the age, found the utmost difficulty to make their way to him, and to throw themselves at his feet.” ^11

    [Footnote 9: Quand les sauvages de la Louisiane veulent avoir du fruit, ils coupent l’arbre au pied et cueillent le fruit. Voila le gouvernement despotique, (Esprit des Loix, l. v. c. 13;) and passion and ignorance are always despotic.]

    [Footnote 10: In a free conversation with his countryman Adrian IV., John of Salisbury accuses the avarice of the pope and clergy: Provinciarum diripiunt spolia, ac si thesauros Croesi studeant reparare. Sed recte cum eis agit Altissimus, quoniam et ipsi aliis et saepe vilissimis hominibus dati sunt in direptionem, (de Nugis Curialium, l. vi. c. 24, p. 387.) In the next page, he blames the rashness and infidelity of the Romans, whom their bishops vainly strove to conciliate by gifts, instead of virtues. It is pity that this miscellaneous writer has not given us less morality and erudition, and more pictures of himself and the times.]

    [Footnote 11: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 p. 419. The same writer has given us, from Fitz-Stephen, a singular act of cruelty perpetrated on the clergy by Geoffrey, the father of Henry II. “When he was master of Normandy, the chapter of Seez presumed, without his consent, to proceed to the election of a bishop: upon which he ordered all of them, with the bishop elect, to be castrated, and made all their testicles be brought him in a platter.” Of the pain and danger they might justly complain; yet since they had vowed chastity he deprived them of a superfluous treasure.]

    Since the primitive times, the wealth of the popes was exposed to envy, their powers to opposition, and their persons to violence. But the long hostility of the mitre and the crown increased the numbers, and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their enemies. The deadly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so fatal to Italy, could never be embraced with truth or constancy by the Romans, the subjects and adversaries both of the bishop and emperor; but their support was solicited by both parties, and they alternately displayed in their banners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German eagle.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may be adored or detest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papal monarchy, was driven from Rome, and died in exile at Salerno. Six- and-thirty of his successors, ^12 till their retreat to Avignon, maintained an unequal contest with the Romans: their age and dignity were often violated; and the churches, in the solemn rites of religion, were polluted with sedition and murder. A repetition ^13 of such capricious brutality, without connection or design, would be tedious and disgusting;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ome event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popes and the city. On Holy Thursday, while Paschal officiated before the altar, he was interrupted by the clamors of the multitude, who imperiously demanded the confirmation of a favorite magistrate. His silence exasperated their fury; his pious refusal to mingle the affairs of earth and heaven was encountered with menaces, and oaths, that he should be the cause and the witness of the public ruin. During the festival of Easter, while the bishop and the clergy, barefooted and in procession, visited the tombs of the martyrs, they were twice assaulted, at the bridge of St. Angelo, and before the Capitol, with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The houses of his adherent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Paschal escaped with difficulty and danger; he levied an army in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and his last days were embittered by suffering and inflicting the calamities of civil war. The scenes that followed the election of his successor Gelasius the Second were still more scandalous to the church and city. Cencio Frangipani, ^14 a potent and factious baron, burst into the assembly furious and in arms: the cardinals were stripped, beaten, and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he seized, without pity or respect, the vicar of Christ by the throat. Gelasius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ground, buffeted with blows, wounded with spurs, and bound with an iron chain in the house of his brutal tyrant. An insurrection of the people delivered their bishop: the rival families opposed the violence of the Frangipani; and Cencio, who sued for pardon, repented of the failure, rather than of the guilt, of his enterprise. Not many days had elapsed, when the pope was again assaulted at the altar. While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were engaged in a bloody contest, he escaped in his sacerdotal garments. In this unworthy flight, which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Roman matrons, his attendants were scattered or unhorsed; and, in the fields behin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his successor was found alone and half dead with fear and fatigue. Shaking the dust from his feet, the apostle withdrew from a city in which his dign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person was endangered; and the vanity of sacerdotal ambition is revealed in the involuntary confession, that one emperor was more tolerable than twenty. ^15 These examples might suffice; but I cannot forget the sufferings of two pontiffs of the same age, the second and third of the name of Lucius. The former, as he ascended in battle array to assault the Capitol, was struck on the temple by a stone, and expired in a few days. The latter was severely wounded in the person of his servants. In a civil commotion, several of his priests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and the inhuman Romans, reserving one as a guide for his brethren, put out their eyes, crowned them with ludicrous mitres, mounted them on asses with their faces towards the tail, and extorted an oath, that, in this wretched condition, they should offer themselves as a lesson to the head of the church. Hope or fear, lassitude or remorse,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might sometimes obtain an interval of peace and obedience; and the pope was restor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o the Lateran or Vatican, from whence he had been driven with threats and violence. But the root of mischief was deep and perennial; and a momentary calm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such tempests as had almost sunk the bark of St. Peter. Rome continually presented the aspect of war and discord: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fortified and assaulted by the factions and families; and, after giving peace to Europe, Calistus the Second alone had resolution and power to prohibit the use of private arms in the metropolis. Among the nations who revered the apostolic throne, the tumults of Rome provoked a general indignation; and in a letter to his disciple Eugenius the Third, St. Bernard, with the sharpness of his wit and zeal, has stigmatized the vices of the rebellious people. ^16 “Who is ignorant,” says the monk of Clairvaux, “of the vanity and arrogance of the Romans? a nation nursed in sedition, untractable, and scorning to obey, unless they are too feeble to resist. When they promise to serve, they aspire to reign; if they swear allegiance, they watch the opportunity of revolt; yet they vent their discontent in loud clamors, if your doors, or your counsels, are shut against them. Dexterous in mischief, they have never learned the science of doing good. Odious to earth and heaven, impious to God, seditious among themselves, jealous of their neighbors, inhuman to strangers, they love no one, by no one are they beloved; and while they wish to inspire fear, they live in base and continual apprehension. They will not submit; they know not how to govern faithless to their superiors, intolerable to their equals,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s, and alike impudent in their demands and their refusals. Lofty in promise, poor in execution; adulation and calumny, perfidy and treason, are the familiar arts of their policy.” Surely this dark portrait is not colored by the pencil of Christian charity; ^17 yet the features, however harsh or ugly, express a lively resemblance of the Roma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8 [Footnote 12: From Leo IX. and Gregory VII. an authentic and contemporary series of the lives of the popes by the cardinal of Arragon, Pandulphus Pisanus, Bernard Guido, &c., is inserted in the Italian Historians of Muratori, (tom. iii. P. i. p. 277 – 685,) and has been always before my eyes.] [Footnote 13: The dates of years int he in the contents may throughout his this chapter be understood as tacit references to the Annals of Muratori, my ordinary and excellent guide. He uses, and indeed quotes, with the freedom of a master,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Italian Historians, in xxviii. volumes; and as that treasure is in my library, I have thought it an amusement, if not a duty, to consult the originals.]

    [Footnote 14: I cannot refrain from transcribing the high-colored words of Pandulphus Pisanus, (p. 384.) Hoc audiens inimicus pacis atque turbator jam fatus Centius Frajapane, more draconis immanissimi sibilans, et ab imis pectoribus trahens longa suspiria, accinctus retro gladio sine more cucurrit, valvas ac fores confregit. Ecclesiam furibundus introiit, inde custode remoto papam per gulam accepit, distraxit pugnis calcibusque percussit, et tanquam brutum animal intra limen ecclesiae acriter calcaribus cruentavit; et latro tantum dominum per capillos et brachia, Jesu bono interim dormiente, detraxit, ad domum usque deduxit, inibi catenavit et inclusit.]

    [Footnote 15: Ego coram Deo et Ecclesia dico, si unquam possibile esset, mallem unum imperatorem quam tot dominos, (Vit. Gelas. II. p. 398.)] [Footnote 16: Quid tam notum seculis quam protervia et cervicositas Romanorum? Gens insueta paci, tumultui assueta, gens immitis et intractabilis usque adhuc, subdi nescia, nisi cum non valet resistere, (de Considerat. l. iv. c. 2, p. 441.) The saint takes breath, and then begins again: Hi, invisi terrae et coelo, utrique injecere manus, &c., (p. 443.)]

    [Footnote 17: As a Roman citizen, Petrarch takes leave to observe, that Bernard, though a saint, was a man; that he might be provoked by resentment, and possibly repent of his hasty passion, &c.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330.)]

    [Footnote 18: Baronius, in his index to the xiith volume of his Annals, has found a fair and easy excuse. He makes two heads, of Romani Catholici and Schismatici: to the former he applies all the good, to the latter all the evil, that is told of the city.]

    The Jews had rejected the Christ when he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plebeian character; and the Romans might plead their ignorance of his vicar when he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a temporal sovereign. In the busy age of the crusades, some sparks of curiosity and reason were rekindled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heresy of Bulgaria, the Paulician sect, was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into the soil of Italy and France; the Gnostic visions were mingl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and the enemies of the clergy reconciled their passions with their conscience, the desire of freedom with the profession of piety. ^19 The trumpet of Roman liberty was first sounded by Arnold of Brescia, ^20 whose promotion in the church was confined to the lowest rank, and who wore the monastic habit rather as a garb of poverty than as a uniform of obedience. His adversaries could not deny the wit and eloquence which they severely felt; they confess with reluctance the specious purity of his morals; and his errors were recommended to the public by a mixture of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truths. In his theological studies, he had been the disciple of the famous and unfortunate Abelard, ^21 who was likewise involved in the suspicion of heresy: but the lover of Eloisa was of a soft and flexible nature; and his ecclesiastic judges were edified and disarmed by the humility of his repentance. From this master, Arnold most probably imbibed some metaphysical definitions of the Trinity, repugnant to the taste of the times: his ideas of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 are loosely censured; but a political heresy was the source of his fame and misfortunes. He presumed to quote the declaration of Christ, that his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he boldly maintained, that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were intrusted to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emporal honors and possessions were lawfully vested in secular persons; that the abbots, the bishops, and the pope himself, must renounce either their state or their salvation; and that after the loss of their revenues, the voluntary tithes and oblations of the faithful would suffice, not indeed for luxury and avarice, but for a frugal life in the exercise of spiritual labors. During a short time, the preacher was revered as a patriot; and the discontent, or revolt, of Brescia against her bishop, was the first fruits of his dangerous lessons. But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is less permanent than the resentment of the priest; and after the heresy of Arnold had been condemned by Innocent the Second, ^22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Lateran, the magistrates themselves were urged by prejudice and fear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of the church. Ital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a refuge; and the disciple of Abelard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till he fou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shelter in Zurich, now the first of the Swiss cantons. From a Roman station, ^23 a royal villa, a chapter of noble virgins, Zurich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to a free and flourishing city; where the appeals of the Milanese were sometimes tried by the Imperial commissaries. ^24 In an age less ripe for reformation, the precursor of Zuinglius was heard with applause: a brave and simple people imbibed, and long retained, the color of his opinions; and his art, or merit, seduced the bishop of Constance, and even the pope’s legate, who forgot, for his sake, the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 and their order. Their tardy zeal was quickened by the fierce exhortations of St. Bernard; ^25 and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was driven by persecution to the desperate measures of erecting his standard in Rome itself, in the face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Footnote 19: The heresies of the xiith century may be found in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9 – 427,) who entertains a favorable opinion of Arnold of Brescia. In the vth volume I have described the sect of the Paulicians, and followed their migration from Armenia to Thrace and Bulgaria, Italy and France.]

    [Footnote 20: The original pictures of Arnold of Brescia are drawn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Chron. l. vii. c. 31,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7, l. ii. c. 21,) and in the iiid book of the Ligurinus, a poem of Gunthur, who flourished A.D. 1200, in the monastery of Paris near Basil,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ii. p. 174, 175.) The long passage that relates to Arnold is produced by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8.)

    Note: Compare Franke, Arnold von Brescia und seine Zeit.

    Zarich, 1828 – M.]

    [Footnote 21: The wicked wit of Bayle was amused in composing, with much levity and learning, the articles of Abelard, Foulkes, Heloise, in his Dictionnaire Critique. The dispute of Abelard and St. Bernard, of scholastic and positive divinity, is well understood by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2 – 415.)]

    [Footnote 22: – Damnatus ab illo Praesule,

    qui numeros vetitum contingere nostros Nomen ad innocua ducit laudabile

    vita. We may applaud the dexterity and correctness of Ligurinus, who turns the unpoetical name of Innocent II. into a compliment.]

    [Footnote 23: A Roman inscription of Statio Turicensis has been found at Zurich, (D’Anville, Notice de l’ancienne Gaul, p. 642 – 644;) but it is without sufficient warrant, that the city

    and canton have usurped, and even monopolized, the names of Tigurum and Pagus Tigurinus.]

    [Footnote 24: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6) recapitulates the donation (A.D. 833) of the emperor Lewis the Pious to his daughter the abbess Hildegardis. Curtim nostram Turegum in ducatu Alamanniae in pago Durgaugensi, with villages, woods, meadows, waters, slaves, churches, &c.; a noble gift. Charles the Bald gave the jus monetae, the city was walled under Otho I., and the line of the bishop of Frisingen,

    Nobile Turegum multarum copia rerum,

    is repeated with pleasure by the antiquaries of Zurich.]

    [Footnote 25: Bernard, Epistol. cxcv. tom. i. p. 187 – 190. Amidst his invectives he drops a precious acknowledgment, qui, utinam quam sanae esset doctrinae quam districtae est vitae. He owns that Arnold would be a valuable acquisition for the church.]

    Part III.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the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the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 ^66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doe From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 ^67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 ^68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zed their valo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Footnote 66: See Phranza, l. iii. c. 20, 21. His expressions are positive: Ameras sua manu jugulavit . . . . volebat enim eo turpiter et nefarie abuti. Me miserum et infelicem! Yet he could only learn from report the bloody or impure scenes that were acted in the dark recesses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67: See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90) and Lancelot,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I should be curious to learn how he could praise the public enemy, whom he so often reviles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inhuman of tyrants.]

    [Footnote 68: 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 suppose that he craftily placed his cardinal’s hat on the head of a corpse which was cut off and exposed in triumph, while the legate himself was bought and delivered as a captive of no value. The great Belgic Chronicle adorns his escape with new adventures, which he suppressed (says Spondanus, A.D. 1453, No. 15) in his own letters, lest he should lose the merit and reward of suffering for Christ.

    Note: He was sold as a slave in Galata,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175. See the somewhat vague and declamatory letter of Cardinal Isidore, in the appendix to Clarke’s Travels, vol. ii. p. 653. – M.]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z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69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 ^70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 ^71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s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 ^72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ootnote 69: Busbequius expatiates with pleasure and applause on the rights of war, and the use of slavery, among the ancients and the Turks, (de Legat. Turcica, epist. iii. p. 161.)]

    [Footnote 70: This sum is specified in a marginal note of Leunclaviu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11,) but in the distribution to Venice, Genoa, Florence, and Ancona, of 50, 20, and 15,000 ducats, I suspect that a figure has been dropped. Even with the restitution, the foreign property would scarcely exceed one fourth.]

    [Footnote 71: See the enthusiastic praises and lamentations of Phranza, (l. iii. c. 17.)]

    [Footnote 72: See Ducas, (c. 43,) and an epistle, July 15th, 1453, from Laurus Quirinus to Pope Nicholas V., (Hody de Graecis, p. 192, from a MS. in the Cotton library.)]

    From the first hour ^73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e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 ^74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 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 ^75 which in the eyes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cimete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que: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and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aesars. ^76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77

    [Footnote 73: The Julian Calendar, which reckons the days and hours from midnight, was used at Constantinople. But Ducas seem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al hours from sunrise.]

    [Footnote 74: See the Turkish Annals, p. 329, and the Pandects of Leunclarius, p. 448.]

    [Footnote 75: I have had occasion (vol. ii. p. 100) to mention this curious relic of Grecian antiquity.]

    [Footnote *: Von Hammer passes over this circumstance, which is treated by Dr. Clarke (Travels, vol. ii. p. 58, 4to. edit,) as a fiction of Thevenot. Chishull states that the monument was broken by some attendants of the Polish ambassador. – M.]

    [Footnote 76: We are obliged to Cantemir (p. 102) for the Turkish account of the conversion of St. Sophia, so bitterly deplored by Phranza and Ducas. It is amusing enough to observe, in what opposite lights the same object appears to a Mussulman and a Christian eye.]

    [Footnote 77: This distich, which Cantemir gives in the original, derives new beauties from the application. It was thus that Scipio repeated, in the sack of Carthage, the famous prophecy of Homer. The same generous feeling carried the mind of the conqueror to the past or the future.]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78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79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e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ped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Footnote 78: I cannot believe with Ducas (see Spondanus, A.D. 1453, No. 13) that Mahomet sent round Persia, Arabia, &c., the head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would su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a trophy less inhuman.]

    [Footnote 79: Phranza was the personal enemy of the great duke; nor could time, or death, or his own retreat to a monastery, extort a feeling of sympathy or forgiveness. Ducas is inclined to praise and pity the martyr; Chalcondyles is neuter, but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hint of the Greek conspiracy.]

    [Footnote *: Von Hammer relates this undoubtingly, apparently on good authority, p. 559. – M.]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 ^80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que,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que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 ^81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e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82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83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84

    [Footnote 80: For the restitut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oundations, see Cantemir, (p. 102 – 109,) Ducas, (c. 42,) with Thevenot, Tournefort, and the rest of our modern travellers. From a gigantic picture of the greatness, population, &c.,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tom. i. p. 16 – 21,) we may learn, that in the year 1586 the Moslems were less numerous in the capital than the Christians, or even the Jews.]

    [Footnote 81: The Turbe, or sepulchral monument of Abu Ayub, is described and engraved in the Tableau General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787, in large folio,) a work of less use, perhaps, than magnificence, (tom. i. p. 305, 306.)]

    [Footnote 82: Phranza (l. iii. c. 19) relates the ceremony, which has possibly been adorned in the Greek report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Latins. The fact is confirmed by Emanuel Malaxus, who wrote, in vulgar Greek, the History of the Patriarchs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inserted in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l. v. p. 106 – 184.) But the most patient reader will not believe that Mahomet adopted the Catholic form, “Sancta Trinitas quae mihi donavit imperium te in patriarcham novae Romae deligit.”] [Footnote 83: From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c. Spondanus (A.D. 1453, No. 21, 1458, No. 16) describes the slavery and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patriarch who succeeded Gennadius threw himself in despair into a well.]

    [Footnote 84: Cantemir (p. 101 – 105) insists on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cient as well as modern, and argue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violated the truth to diminish their national glory, since it is esteemed more honorable to take a city by force than by composition. But, 1. I doubt this consent, since he quotes no particular historian,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affirm, without exception, that Mahomet took Constantinople per vim,

    (p. 329.) 2 The same argument may be turned in favor of the Greeks of the times, who would not have forgotten this honorable and salutary treaty. Voltaire, as usual, prefers the Turks to the Christian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 ^8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 ^8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ae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his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87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88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sulman neighbor, the prince of Sinope, ^89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ae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 ^90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91 During 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92 Manuel Palae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Footnote 85: For the genealogy and fall of the Comneni of Trebizond,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195;) for the last Palaeologi, the same accurate antiquarian, (p. 244, 247, 248.) The Palaeologi of Montferrat were not extinct till the next century; but they had forgotten their Greek origin and kindred.] [Footnote 86: In the worthless story of the disput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two brothers, Phranza (l. iii. c. 21 – 30) is too partial on the side of Thomas Ducas (c. 44, 45) is too brief, and Chalcondyles (l. viii. ix. x.) too diffuse and digressive.]

    [Footnote *: Kalo-Johannes, the predecessor of David his brother, the last emperor of Trebizond, had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confederacy against Mahomet it comprehended Hassan Bei, sultan of Mesopotamia, the Christian princes of Georgia and Iberia, the emir of Sinope, and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The negotiations were interrupted by his sudden death, A.D. 1458. Fallmerayer, p. 257 – 260. – M.]

    [Footnote 87: See the loss or conquest of Trebizond in Chalcondyles, (l. ix. p. 263 – 266,) Ducas, (c. 45,) Phranza, (l. iii. c. 27,) and Cantemir, (p. 107.)]

    [Footnote 88: Though Tournefort (tom. iii. lettre xvii. p. 179) speaks of Trebizond as mal peuplee, Peysonnel, the latest and most accurate observer, can find 100,000 inhabitants,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72, and for the province, p. 53 – 90.) Its prosperity and trade are perpetually disturbed by the factious quarrels of two odas of Janizaries, in one which 30,000 Lazi are commonly enrolled, (Memoires de Tott, tom. iii. p. 16, 17.)] [Footnote !: According to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se transactions, (translated by M. Brosset, additions to Le Beau, vol. xxi. p. 325,) the emperor of Trebizond humbly entreated the sultan to have the goodness to marry one of his daughters. – M.]

    [Footnote 89: Ismael Beg, prince of Sinope or Sinople, was possessed (chiefly from his copper mines) of a revenure of 200,000 ducats, (Chalcond. l. ix. p. 258, 259.) Peysonnel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100) ascribes to the modern city 60,000 inhabitants. This account seems enormous; yet it is by trading with people that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ir wealth and numbers.] [Footnote *: M. Boissonade has published, in the fifth volume of his Anecdota Graeca (p. 387, 401.) a very interesting letter from George Amiroutzes, protovestia rius of Trebizond, to Bessarion, describing the surrender of Trebizond, and the fate of its chief inhabitants. – M.]

    [Footnote !!: See in Von Hammer, vol. ii. p. 60, the striking account of the mother, the empress Helena the Cantacuzene, who, in defiance of the edict, like that of Creon in the Greek

    tragedy, dug the grave for her murdered children with her own hand, and sank into it herself. – M.] [Footnote 90: Spondanus (from Gobelin Comment. Pii II. l. v.) relates the arrival and reception of of the despot Thomas at Rome,. (A.D. 1461 No. NO. 3.)]

    [Footnote 91: By an act dated A.D. 1494, Sept. 6, and lately transmitted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Capitol to the royal library of Paris, the despot Andrew Palaeologus, reserving the Morea, and stipulating some private advantages, conveys to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rebizond, (Spondanus, A.D. 1495, No. 2.) M. D. Foncemagne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539 – 578) has bestowed a dissertation on his national title, of which he had obtained a copy from Rome.] [Footnote 92: Se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4,) who reckons with pleasure the number of Greeks who were prepared to rise, 60 miles of an easy navigation, eighteen days’ journey from Valona to Constantinople, &c. On this occasion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aved by the policy of Venic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 ^93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94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Aeneas Sylvius, ^95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Ae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r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96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97 [Footnote 93: See the original feast in Olivier de la Marche, (Memoires, P. i. c. 29, 30,) with the abstract and observations of M. de Ste. Palaye, (Memoires sur la Chevalerie, tom. i. P. iii. p. 182 – 185.) The peacock and the pheasant were distinguished as royal birds.]

    [Footnote 94: It was found by an actual enumeration, that Sweden, Gothland, and Finland, contained 1,800,000 fighting men, and consequently were far more populous than at present.]

    [Footnote 95: In the year 1454, Spondanus has given, from Aeneas Sylvius, a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enriched with his own observations. That valuable annalist, and the Italian Muratori, will continue the series of events from the year 1453 to 1481, the end of Mahomet’s life, and of this chapter.]

    [Footnote 96: Besides the two annalists, the reader may consult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i. p. 449 – 455) for the Turkish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For the reign and conquests of Mahomet II., I have occasionally used the Memorie Istoriche de Monarchi Ottomanni di Giovanni Sagredo, (Venezia, 1677, in 4to.) In peace and war, the Turks have ever engag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ll her despatches and archives were open to a procurator of St. Mark, and Sagredo is not contemptible either in sense or style. Yet he too bitterly hates the infidels: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and his narrative, which allows only 70 pages to Mahomet II., (p. 69 – 140,) becomes more copious and authentic as he approaches the years 1640 and 1644, the term of the historic labors of John Sagredo.]

    [Footnote 97: As I am now taking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of the Greek empire,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Byzantine writers whose names and testimonie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repeated in this work. The Greeks presses of Aldus and the Italian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ics of a better age; and the first rude editions of Procopius, Agathias, Cedrenus, Zonaras, &c., were published by the learned diligence of the Germans. The whole Byzantine series (xxxvi. volumes in folio) has gradually issued (A.D. 1648, &c.) from the royal press of the Louvre, with some collateral aid from Rome and Leipsic; but the Venetian edition, (A.D. 1729,) though cheaper and more copious, is not less inferior in correctness than in magnificence to that of Paris. The merits of the French editors are various; but the value of Anna Comnena, Cinnamus, Villehardouin, &c., is enhanced by the historical notes of Charles de Fresne du Cange. His supplemental works, the Greek Glossary, the 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diffuse a steady light over the darkness of the Lower Empire.

    Note: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projected by

    Niebuhr, and continu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in size, and contains some

    authors (Leo Diaconus, Johannes Lydus, Corippus, the new fragment of Dexippus, Eunapius, &c., discovered by Mai) which could not be comprised in the former collections; but the names of such editors as Bekker, the Dindorfs, &c., raised hopes of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ere republic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notes of former editors. Little, I regret to say, has been added of annotation, and in some cases, the old incorrect versions have been retained. – M.]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

    Yet the courage of Arnold was not devoid of discretion: he

    was protected, and had perhaps been invited, by the nobles and people; and in the service of freedom, his eloquence thundered over the seven hills. Blending in the same discourse the texts of Livy and St. Paul, uniting the motives of gospel, and of classic, enthusiasm, he admonished the Romans, how strangely their patience and the vices of the clerg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primitive tim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ity. He exhorted them to assert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en and Christians; to restore the laws and magistrates of the republic; to respect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but to confine their shepherd to the spiritual government of his flock. ^26 Nor could his spiritual government escape the censure and control of the reformer; and the inferior clergy were taught by his lessons to resist the cardinals, who had usurp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twenty-eight regions or parishes of Rome. ^27 The revolution was not accomplished without rapine and violence, the diffusion of blood and the demolition of houses: the victorious faction wa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clergy and the adverse nobles. Arnold of Brescia enjoyed, or deplored, the effects of his mission: his reign continued above ten years, while two popes,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Anastasius the Fourth, eith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or wandered as exiles in the adjacent cities. They were succeeded by a more vigorous and fortunate pontiff. Adrian the Fourth, ^28 the only Englishman who ha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nd whose merit emerged from the mean condition of a monk, and almost a beggar,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lbans. On the first provocation, of a cardinal killed or wounded in the streets, he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guilty people; and from Christmas to Easter, Rome was deprived of the real or imaginary comforts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Romans had despised their temporal prince: they submitted with grief and terror to the censur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ir guilt was expiated by penance, and the banishment of the seditious preacher was the price of their absolution. But the revenge of Adrian was yet unsatisfied, and the approaching coronati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fatal to the bold reformer, who had offended, though not in an equal degree, the head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ir interview at Viterbo, the pope re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the furious, ungovernable spirit of the Romans; the insults, the injuries, the fears, to which his person and his clergy were continually exposed; and the pernicious tendency of the heresy of Arnold, which must subvert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subordination. Frederic was convinced by these arguments, or tempted by the desire of the Imperial crown: in the balance of ambition, the innocence or life of an individual is of small account; and their common enemy was sacrificed to a moment of political concord. After his retreat from Rome, Arnold had been protected by the viscounts of Campania, from whom he was extorted by the power of Caesar: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pronounced his sentence: the martyr of freedom was burned alive in the presence of a careless and ungrateful people; and his ashes were cast into the Tyber, lest the heretics should collect and worship the relics of their master. ^29 The clergy triumphed in his death: with his ashes, his sect was dispersed; his memory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From his school they had probably derived a new article of faith, that the metropoli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exempt from the penaltie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Their bishops might argue, that the supreme jurisdiction, which they exercised over kings and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embraced the city and diocese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But they preached to the winds, and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weakened the effect, must temper the abuse, of the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26: He advised the Romans,

    Consiliis armisque sua moderamina summa Arbitrio tractare suo: nil juris in hac re Pontifici summo, modicum concedere regi Suadebat populo. Sic laesa stultus utraque Majestate, reum geminae se fecerat aulae.

    Nor is the poetry of Gunther different from the prose of Otho.] [Footnote 27: See Baronius (A.D. 1148, No. 38, 39) from the Vatican MSS. He loudly condemns Arnold (A.D. 1141, No. 3) as the father of the political heretics, whose influence then hurt him in France.]

    [Footnote 28: The English reader may consult the Biographia Britannica, Adrian IV.; but our own writers have added nothing to the fame or merits of their countrymen.]

    [Footnote 29: Besides the historian and poet already quoted, the last adventures of Arnold are rela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Adrian IV.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iii. P. i. p. 441, 442.)]

    The love of ancient freedom has encouraged a belief that as

    early as the tenth century, in their first struggles against the Saxon Othos, the commonwealth was vindicated and restored by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that two consuls were annually elected among the nobles, and that ten or twelve plebeian magistrates reviv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the tribunes of the commons. ^30 But this venerable structure disappears before the light of criticism.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llations of senators, of consuls, of the

    sons of consuls, may sometimes be discovered. ^31 They were bestowed by the emperors, or assumed by the most powerful citizens, to denote their rank, their honors, ^32 and perhaps the claim of a pure and patrician descent: but they float on the surface, without a series or a substance, the titles of men, not the orders of government; ^33 and it is only from the year of Christ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nate is dated, as a glorious aera, in the acts of the city. A new constitution was hastily framed by private ambition or popular enthusiasm; nor could Rom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 an antiquary to explain, or a legislator to restore, the harmony and proportions of the ancient model. The assembly of a free, of an armed, people, will ever speak in loud and weighty acclamations. But the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the thirty-five tribe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wealth and numbers of the centuries, the debates of the adverse orators, and the slow operations of votes and ballots, could not easily be adapted by a blind multitude, ignorant of the arts, and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of legal government. It was proposed by Arnold to revive and discriminate the equestrian order; but what could be the motive or measure of such distinction? ^34 The pecuniary qualification of the knights must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poverty of the times: those times no longer required their civil functions of judges and farmers of the revenue; and their primitive duty, their military service on horseback, was more nobly supplied by feudal tenures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republic was useless and unknown: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of Italy who lived under the Roman and Barbaric laws were insensibly mingled in a common mass; and some faint tradition, some imperfect fragments, preserved the memory of the Code and Pandects of Justinian. With their liberty the Romans might doubtless have restored the appellation and office of consuls; had they not disdained a title so promiscuously adopted in the Italian cities, that it has finally settled on the humble station of the agents of commerce in a foreign land. But the rights of the tribunes, the formidable word that arrested the public counsels, suppose or must produce a legitimate democracy. The old patricians were the

    subjects, the modern barons the tyrants, of the state; nor would the enemies of peace and order, who insulted the vicar of Christ, have long respected the unarmed sanctity of a plebeian magistrate. ^35

    [Footnote 30: Ducange (Gloss. Latinitatis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Decarchones, tom. ii. p. 726) gives me a quotation from Blondus, (Decad. ii. l. ii.:) Duo consules ex nobilitate quotannis fiebant, qui ad vetustum consulum exemplar summaererum praeessent. And in Sigonius (de Regno Italiae, l. v. Opp. tom. ii. p. 400) I read of the consuls and tribunes of the xth century. Both Blondus, and even Sigonius, too freely copied the classic method of supplying from reason or fancy the deficiency of records.] [Footnote 31: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 tom. ii. P. i. p. 408) a Roman is mentioned as consulis nat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th century. Muratori (Dissert. v.) discovers, in the years 952 and 956, Gratianus in Dei nomine consul et dux, Georgius consul et dux; and in 1015, Romanus, brother of Gregory VIII., proudly, but vaguely, styles himself consul et dux et omnium Roma norum senator.]

    [Footnote 32: As late as the xth century, the Greek emperors conferred on the dukes of Venice, Naples, Amalphi, &c., the title of consuls, (see Chron. Sagornini, passim;) and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would not abdicate any of their prerogative. But in general the names of consul and senator, which may be found among the French and Germans, signify no more than count and lord, (Signeur, Ducange Glossar.) The monkish writers are often ambitious of fine classic words.]

    [Footnote 33: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form is a diploma of Otho III., (A. D 998,) consulib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 but the act is probably spurious. At the coronation of Henry I., A.D. 1014, the historian Dithmar (apud Muratori, Dissert. xxiii.) describes him, a senatoribus duodecem vallatum, quorum sex rasi barba, alii prolixa, mystice incedebant cum baculis. The senate is mentioned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p. 406.)] [Footnote 34: In ancient Rome the equestrian order was not ranked with the senate and people as

    a third branch of the republic till the consulship of Cicero, who assumes the merit of the establishment, (Plin. Hist. Natur. xxxiii. 3. Beaufort, Republique Romaine, tom. i. p. 144 – 155.)] [Footnote 35: The republican plan of Arnold of Brescia is thus stated by Gunther: –

    Quin etiam titulos urbis renovare vetustos; Nomine plebeio secernere nomen equestre, Jura tribunorum, sanctum reparare senatum, Et senio fessas mutasque reponere leges. Lapsa ruinosis, et adhuc pendentia muris Reddere primaevo Capitolia prisca nitori.

    But of these reformations, some were no more than ideas, others no more than words.]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gave a new

    existence and aera to Rome, we may observe the real and important events that marked or confirmed he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 The Capitoline hill, one of her seven eminences, ^36 is about four hundred yards in length, and two hundred in breadth. A flight of a hundred steps led to the summit of the Tarpeian rock; and far steeper was the ascent before the declivities had been smoothed and the precipices filled by the ruins of fallen edifice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he Capitol had been used as a temple in peace, a fortress in war: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it maintained a siege against the victorious Gauls, and the sanctuary of the empire was occupied, assaulted, and burnt, in the civil wars of Vitellius and Vespasian. ^37 The temples of Jupiter and his kindred deities had crumbled into dust; their place was supplied by monasteries and houses; and the solid walls, the long and shelving porticos, were decayed or ruined by the lapse of time. It was the first act of the Romans, an act of freedom, to restore the strength, though not the beauty, of the Capitol; to fortify the seat of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as often as they ascended the hill, the coldest minds must have glowed with the remembrance of their ancestors. II. The first Caesars had

    been invested with the exclusive coinag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to the senate they abandoned the baser metal of bronze or copper: ^38 the emblems and legends were inscribed on a more ample field by the genius of flattery; and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rom the care of celebrating his own virtues. The successors of Diocletian despised even the flattery of the senate: their royal officers at Rome, and in the provinces, assumed the sole direction of the mint; and the same prerogative was inherited by the Gothic kings of Italy, and the long series of the Greek,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 dynasties. After an abdication of eight hundred years, the Roman senate asserted this honorable and lucrative privilege; which was tacitly renounced by the popes, from Paschal the Seco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residence beyond the Alps. Some of these republican coin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are shown in the cabinets of the curious. On one of these, a gold medal, Christ is depictured holding in his left hand a book with this inscription: “The vow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on the reverse, St. Peter delivering a banner to a kneeling senator in his cap and gown, with the name and arms of his family impressed on a shield. ^39 III. With the empire,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had declined to a municipal officer; yet he still exercised in the last appeal the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 and a drawn sword,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successors of Otho, was the mode of his investiture and the emblem of his functions. ^40 The dignity was confined to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was ratified by the pope; but a triple oath of fidelity must have often embarrassed the praefect in the conflict of adverse duties. ^41 A servant, in whom they possessed but a third share, was dismissed by the independent Romans: in his place they elected a patrician; but this title, which Charlemagne had not disdained, was too lofty for a citizen or a subject; and, after the first fervor of rebellion, they consen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aefect.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is event, Innocent the Third, the most ambitious, or at least the most fortunate, of the Pontiffs, delivered the Romans and himself from this badge of foreign dominion: he invested the praefect with a banner

    instead of a sword, and absolved him from all dependence of oaths or service to the German emperors. ^42 In his place an ecclesiastic, a present or future cardinal, was named by the pope to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Rome; but his jurisdiction has been reduced to a narrow compass; and in the days of freedom, the right or exercise was derived from the senate and people. IV.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senate, ^43 the conscript fathers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were invested with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but their views seldom reached beyond the present day; and that day was most frequently disturbed by violence and tumult. In its utmost plenitude, the order or assembly consisted of fifty-six senators, ^44 the most eminent of whom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title of counsellors: they were nominated, perhaps annually, by the people; and a previous choice of their electors, ten persons in each region, or parish, might afford a basis for a free and permanent constitution. The popes, who in this tempest submitted rather to bend than to break, confirmed by treaty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ivileges of the senate, and expected from time, peace, and religi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motiv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 might sometimes draw from the Romans an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sacrifice of their claims; and they renew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the lawful head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public. ^45

    [Footnote 36: After many disputes among the antiquaries of Rome, it seems determined, that the summit of the Capitoline hill next the river is strictly the Mons Tarpeius, the Arx; and that on the other summit, the church and convent of Araceli, the barefoot friars of St. Francis occupy the temple of Jupiter, (Nardini, Roma Antica, l. v. c. 11 – 16.)

    Note: The authority of Nardini is now vigorously impugn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rx and the Temple of Jupiter revived, with new arguments by Niebuhr and his accomplished

    follower, M. Bunsen. Roms Beschreibung, vol. iii. p. 12, et seqq – M.]

    [Footnote 37: Tacit. Hist. iii. 69, 70.]

    [Footnote 38: This partition of the noble and baser metal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senate must, however, be adopted, not as a positive fact, but as the probable opinion of the best antiquaries, (see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tom. ii. p. 208 – 211, in the improved and scarce edition of the Baron de la Bastie.)

    Note: Dr Cardwell (Lecture on Ancient Coins, p. 70, et seq.)

    assigns convincing reasons in support of this opinion. – M.]

    [Footnote 39: In his xxviith dissertation on the Antiquities of Italy, (tom. ii. p. 559 – 569,) Muratori exhibits a series of the senatorian coins, which bore the obscure names of Affortiati, Infortiati, Provisini, Paparini. During this period, all the popes, without excepting Boniface VIII, abstained from the right of coining, which was resumed by his successor Benedict XI., and regularly exercised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Footnote 40: A German historian, Gerard of Reicherspeg (in Baluz. Miscell. tom. v. p. 64, apud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65) thus describes the constitution of Rome in the xith century: Grandiora urbis et orbis negotia spectant ad Romanum pontificem itemque ad Romanum Imperatorem, sive illius vicarium urbis praefectum, qui de sua dignitate respicit utrumque, videlicet dominum papam cui facit hominum, et dominum imperatorem a quo accipit suae potestatis insigne, scilicet gladium exertum.] [Footnote 41: The words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p. 357, 358) describe the election and oath of the praefect in 1118, inconsultis patribus …. loca praefectoria …. Laudes praefectoriae …. comitiorum applausum …. juraturum populo in ambonem sublevant …. confirmari eum in urbe praefectum petunt.]

    [Footnote 42: Urbis praefectum ad ligiam fidelitatem recepit, et per mantum quod illi donavit de praefectura eum publice investivit, qui usque ad id tempus juramento fidelitatis imperatori fuit obligatus et ab eo praefecturae tenuit honorem, (Gesta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 i. p. 487.)] [Footnote 43: See Otho Frising. Chron. vii. 31, de Gest. Frederic. I., l. i. c. 27]

    [Footnote 44: Cur countryman, Roger Hoveden, speaks of the single senators, of the Capuzzi family, &c., quorum temporibus melius regebatur Roma quam nunc (A.D. 1194) est temporibus lvi. senatorum, (Ducange, Gloss. tom. vi. p. 191, Senatores.)]

    [Footnote 45: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5 – 788) has published an original treaty: Concordia inter D. nostrum papam Clementem III. et senatores populi Romani super regalibus et aliis dignitatibus urbis, &c., anno 44 Degrees senatus. The senate speaks, and speaks with authority: Reddimus ad praesens …. habebimus …. dabitis presbyteria …. jurabimus pacem et fidelitatem, &c. A chartula de Tenementis Tusculani, dated in the 47th year of the same aera, and confirmed decreto amplissimi ordinis senatus, acclamatione P. R. publice Capitolio consistentis. It is there we find the difference of senatores consiliarii and simple senator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7 – 789.)]

    The union and vigor of a public council was dissolved in a

    lawless city; and the Romans soon adopted a more strong and simple mode of administration. They condensed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in a single magistrate, or two colleagues; and as they were changed at the end of a year, or of six months, the greatness of the trust was compensated by the shortness of the term. But in this transient reign, the senators of Rome indulged their avarice and ambition: their justice was perverted by the interest of their family and faction; and as they punished only their enemies, they were obeyed only by their adherents. Anarchy, no longer tempered

    by the pastoral care of their bishop, admonished the Romans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governing themselves; and they sought abroad those blessings which they were hopeless of finding at home. In the same age, and from the same motives, most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were prompted to embrace a measure, which, however strange it may seem, was adapted to their situation, and productive of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46 They chose, in some foreign but friendly city, an impartial magistrate of noble birth and unblemished character,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recommended by the voice of fame and his country, to whom they delegated for a time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peace and war. The compact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ed was sealed with oaths and subscrip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his power, the measure of his stipend, the nature of their mutual obligations, were defined with scrupulous precision. They swore to obey him as their lawful superior: he pledged his faith to unite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with the zeal of a patriot. At his choice, four or six knights and civilians, his assessors in arms and justice, attended the Podesta, ^47 who maintained at his own expense a decent retinue of servants and horses: his wife, his son, his brother, who might bias the affections of the judge, were left behind: during the exercise of his office he was not permitted to purchase land, to contract an alliance, or even to accept an invitation in the house of a citizen; nor could he honorably depart till he had satisfied the complaints that might be urged against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 xlv. tom. iv. p. 64 – 92) has fully explained this mode of government; and the Occulus Pastoralis, which he has given at the end, is a treatise or sermon on the duties of these foreign magistrates.]

    [Footnote 47: In the Latin writers, at least of the silver age, the title of Potestas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office to the magistrate: –

    Hujus qui trahitur praetextam sumere mavis; An Fidenarum Gabiorumque esse Potestas.

    Juvenal. Satir. x. 99.]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I.

    It was thu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at the Romans called from Bologna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48 whose fame and merit have been rescued from oblivion by the pen of an English historian. A just anxiety for his reputation, a clear fores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ask, had engaged him to refuse the honor of their choice: the statutes of Rome were suspended, and his office prolonged to the term of three years. By the guilty and licentious he was accused as cruel; by the clergy he was suspected as partial; but the friends of peace and order applauded the firm and upright magistrate by whom those blessings were restored. No criminals were so powerful as to brave, so obscure as to elude, the justice of the senator. By his sentence two nobles of the Annibaldi family were executed on a gibbet; and he inexorably demolished, in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owers, the strong shelters of rapine and mischief. The bishop, as a simple bishop, was compelled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and the standard of Brancaleone was displayed in the field with terror and effect. His services were repaid by the ingratitude of a people unworthy of the happiness which they enjoyed. By the public robbers, whom he had provoked for their sake, the Romans were excited to depose and imprison their benefactor; nor would his life have been spared, if Bologna had not possessed a pledge for his safety.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prudent senator had required the exchange of thirty hostages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Rome: on the news of his danger, and at the prayer of his wife, they were more strictly guarded; and Bologna, in the cause of honor, sustained the thunders of a papal interdict. This generous

    resistance allowed the Romans to compare the present with the past; and Brancaleone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rison to the Capitol amidst the acclamations of a repentant people. The remainder of his government was firm and fortunate; and as soon as envy was appeased by death, his head, enclosed in a precious vase, was deposited on a lofty column of marble. ^49 [Footnote 48: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Brancaleone, in the Historia Major of Matthew Paris, p. 741, 757, 792, 797, 799, 810, 823, 833, 836, 840. The multitude of pilgrims and suitors connected Rome and St. Albans, and the resentment of the English clergy prompted them to rejoice when ever the popes were humbled and oppressed.]

    [Footnote 49: Matthew Paris thus ends his account: Caput vero ipsius Branca leonis in vase pretioso super marmoream columnam collocatum, in signum sui valoris et probitatis, quasi reliquias, superstitiose nimis et pompose sustulerunt. Fuerat enim superborum potentum et malefactorum urbis malleus et extirpator, et populi protector et defensor veritatis et justitiae imitator et amator, (p. 840.) A biographer of Innocent IV.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p. 591, 592) draws a less favorable portrait of this Ghibeline senator.]

    The impotence of reason and virtue recommended in Italy a

    more effectual choice: instead of a private citizen, to whom they yielded a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obedience, the Romans elected for their senator some prince of independent power, who could defend them from their enemies and themselves. Charles of Anjou and Provence, the most ambitious and warlike monarch of the age, accep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kingdom of Naples from the pope, and the office of senator from the Roman people. ^50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city, in his road to victory, he receiv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lodged in the Lateran palace, and smoothed in a short visit the harsh features of his despotic character. Yet even Charles was exposed to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who saluted with the same acclamations the passage of his rival, the unfortunate Conradin; and a powerful avenger, who

    reigned in the Capitol, alarmed the fears and jealousy of the popes. The absolute term of his life was superseded by a renewal every third year; and the enm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obliged the Sicilian king to abdicate the government of Rome. In his bull, a perpetual law, the imperious pontiff asserts the truth, validity, and use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not less essential to the peace of the city than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establishes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senator; and formally disqualifies all emperors, kings, princes, and persons of an eminent and conspicuous rank. ^51 This prohibitory clause was repealed in his own behalf by Martin the Fourth, who humbly solicited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In the presence,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 two electors conferred, not on the pope, but on the noble and faithful Martin, the dignity of senator,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52 to hold during his natural life, and to exercise at pleasure by himself or his deputies. About fifty years afterwards, the same title was granted to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and the liberty of Rome was acknowledged by her two sovereigns, who accepted a municipal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metropolis.

    [Footnote 50: The election of Charles of Anjou to the office of perpetual senator of Rome is mentioned by the historians in the viiith volume of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by Nicholas de Jamsilla, (p. 592,) the monk of Padua, (p. 724,) Sabas Malaspina, (l. ii. c. 9, p. 308,) and Ricordano Malespini, (c. 177, p. 999.)]

    [Footnote 51: The high-sounding bull of Nicholas III., which founds his temporal sovereignty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s still extant; and as it has been inserted by Boniface VIII. in the Sexte of the Decretals, i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Catholics, or at least by the Papists, as a sacred and perpetual law.]

    [Footnote 52: I am indebted t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i. p. 306) for an extract of this Roman act, which he has taken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281, No. 14, 15]

    In the first moments of rebellion, when Arnold of Brescia

    had inflamed their minds against the church, the Romans artfully labored to conciliate the favor of the empire, and to recommend their merit and services in the cause of Caesar. The style of their ambassadors to Conrad the Third and Frederic the First is a mixture of flattery and pride, the tradition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53 After some complaint of his silence and neglect, they exhort the former of these princes to pass the Alps, and assume from their hands the Imperial crown. “We beseech your majesty not to disdain the humility of your sons and vassals, not to listen to the accusations of our common enemies; who calumniate the senate as hostile to your throne, who sow the seeds of discord, that they may reap the harvest of destruction. The pope and the Sicilian are united in an impious league to oppose our liberty and your coronation.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our zeal and courage has hitherto defeated their attempts. Of their powerful and factious adherents, more especially the Frangipani, we have taken by assault the houses and turrets: some of these are occupied by our troops, and some a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Milvian bridge, which they had broken, is restored and fortified for your safe passage; and your army may enter the city without being annoy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ll that we have done, and all that we design, is for your honor and service, in the loyal hope, that you will speedily appear in person, to vindicate those rights which have been invaded by the clergy, to revive the dignity of the empire, and to surpass the fame and glory of your predecessors. May you fix your residence in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give laws to Italy, and the Teutonic kingdom; and imitate the example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54 who, by the vigor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obtained the sceptre of the earth.” ^55 But these splendid and fallacious wishes were not cherished by Conrad the Franconian, whose eyes were fixed on the Holy Land, and who died without visiting Rome soon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Holy Land.

    [Footnote 53: These letters and speeches are preserved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Fabric. Bibliot. Lat. Med. et Infim. tom. v. p. 186, 187,) perhaps the noblest of historians: he was son of Leopold marquis of Austria; his mother, Agnes, was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Henry IV., and he was half- brother and uncle to Conrad III. and Frederic I. He has left, in seven books, a Chronicle of the Times; in two, the Gesta Frederici I., the last of which is inserted in the vith volume of Muratori’s historians.]

    [Footnote 54: We desire (said the ignorant Romans) to restore the empire in um statum, quo fuit tempore Constantini et Justiniani, qui totum orbem vigore senatus et populi Romani suis tenuere manibus.]

    [Footnote 55: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8, p. 662 – 664.]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more

    ambitious of the Imperial crown; nor had any of the successors of Otho acquired such absolute sway over the kingdom of Italy. Surrounded by his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princes, he gave audience in his camp at Sutri to the ambassadors of Rome, who thus addressed him in a free and florid oration: “Incline your ear to the queen of cities; approach with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mind the precincts of Rome, which has cast away the yoke of the clergy, and is impatient to crown her legitimate emperor. Under your auspicious influence, may the primitive times be restored. Assert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ternal city, and reduce under her monarchy the insolence of the world. You are not ignorant, that, in former ages, by the wisdom of the senate, by the valor and discipline of the equestrian order, she extended her victorious arms to the East and West, beyond the Alps, and over the islands of the ocean. By our sins, in the absence of our princes, the noble institution of the senate has sunk in oblivion; and with our prudence, our strength has likewise decreased. We have revived the senate, and the equestrian

    order: the counsels of the one, the arms of the other, will be devoted to your person and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Do you not hear the language of the Roman matron? You were a guest, I have adopted you as a citizen; a Transalpine stranger, I have elected you for my sovereign; ^56 and given you myself, and all that is mine. Your first and most sacred duty is to swear and subscribe, that you will shed your blood for the republic; that you will maintain in peace and justice the laws of the city and the charters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that you will reward with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faithful senators who shall proclaim your titles in the Capitol. With the name,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Augustus.” The flowers of Latin rhetoric were not yet exhausted; but Frederic, impatient of their vanity, interrupted the orators in the high tone of royalty and conquest. “Famous indeed have been the fortitude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 Romans; but your speech is not seasoned with wisdom, and I could wish that fortitude were conspicuous in your actions. Like all sublunary things, Rome has felt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 and fortune. Your noblest families were translated to the East, to the royal city of Constantine; and the remains of your strength and freedom have long since been exhausted by the Greeks and Franks. Are you desirous of beholding the ancient glory of Rome, the gravity of the senate, the spirit of the knights, the discipline of the camp, the valor of the legions? you will find them in the German republic. It is not empire, naked and alone, the ornaments and virtues of empire have likewise migrated beyond the Alps to a more deserving people: ^57 they will be employed in your defence, but they claim your obedience. You pretend that myself or my predecessors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Romans: you mistake the word; they were not invited, they were implored. From its foreign and domestic tyrants, the city was rescued by Charlemagne and Otho, whose ashes repose in our country; and their dominion was the price of your deliverance. Under that dominion your ancestors lived and died. I claim by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nd possession, and who shall dare to extort you from my hands? Is the hand of the Franks ^58 and Germans enfeebled by age? Am I vanquished? Am I a captive? Am I not encompassed with the

    banners of a potent and invincible army? You impose conditions on your master; you require oaths: if the conditions are just, an oath is superfluous; if unjust, it is criminal. Can you doubt my equity?

    It is extended to the meanest of my subjects. Will not my sword be unsheathe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apitol? By that sword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Denmark has been restored to the Roman empire. You prescribe the measure and the objects of my bounty, which flows in a copious but a voluntary stream. All will be given to patient merit; all will be denied to rude importunity.” ^59 Neither the emperor nor the senate could maintain these lofty pretensions of dominion and liberty. United with the pope, and suspicious of the Romans, Frederic continued his march to the Vatican; his coronation was disturbed by a sally from the Capitol; and if the numbers and valor of the Germans prevailed in the bloody conflict, he could not safely encamp in the presence of a city of which he styled himself the sovereign. About twelve years afterwards, he besieged Rome, to seat an antipope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and twelve Pisan galley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Tyber: but the senate and people were saved by the arts of negoti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disease; nor did Frederic or his successors reiterate the hostile attempt. Their laborious reigns were exercised by the popes, the crusad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ombardy and Germany: they courted the alliance of the Romans; and Frederic the Second offered in the Capitol the great standard, the Caroccio of Milan. ^60 After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use of Swabia, they were banishe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ir last coronations betrayed the impotence and poverty of the Teutonic Caesars. ^61

    [Footnote 56: Hospes eras, civem feci. Advena fuisti ex Transalpinis partibus principem constitui.]

    [Footnote 57: Non cessit nobis nudum imperium, virtute sua amictum venit, ornamenta sua secum traxit. Penes nos sunt consules tui, &c. Cicero or Livy would not have rejected these images, the eloquence of a Barbarian born and educated in the Hercynian forest.]

    [Footnote 58: Otho of Frisingen, who surely understood the language of the court and diet of Germany, speaks of the Franks in the xiith century as the reigning nation, (Proceres Franci, equites Franci, manus Francorum:) he adds, however, the epithet of Teutonici.]

    [Footnote 59: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i. c. 22, p. 720 – 733. These original and authentic acts I have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with freedom, yet with fidelity.]

    [Footnote 60: From the Chronicles of Ricobaldo and Francis Pipin, Muratori (dissert. xxvi. tom. ii. p. 492) has translated this curious fact with the doggerel verses that accompanied the gift: –

    Ave decus orbis, ave! victus tibi destinor, ave! Currus ab Augusto Frederico Caesare justo. Vae Mediolanum! jam sentis spernere vanum Imperii vires, proprias tibi tollere vires. Ergo triumphorum urbs potes memor esse priorum Quos tibi mittebant reges qui bella gerebant.

    Ne si dee tacere (I now use the Italian Dissertations, tom.

    1. p. 444) che nell’ anno 1727, una copia desso Caroccio in marmo dianzi ignoto si scopri, nel campidoglio, presso alle carcere di quel luogo, dove Sisto V. l’avea falto rinchiudere. Stava esso posto sopra quatro colonne di marmo fino colla sequente inscrizione, &c.; to the same purpose as the old inscription.] [Footnote 61: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arms and authority in Italy is related with impartial learning in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om. x. xi. xii.;) and the reader may compare his narrative with the Histoires des Allemands (tom. iii. iv.) by Schmidt, who has deserved the esteem of his countrymen.]

    Under the reign of Adrian, when the empire extended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ocean, from Mount Atlas to the Grampian hills, a fanciful historian ^62 amused the Romans with the

    picture of their ancient wars. “There was a time,” says Florus, “when Tibur and Praeneste, our summer retreats, were the objects of hostile vows in the Capitol, when we dreaded the shades of the Arician groves, when we could triumph without a blush over the nameless villages of the Sabines and Latins, and even Corioli could afford a title not unworthy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The pride of his contemporaries was gratifi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y would have been humbled by the prospect of futurity; by the prediction, that after a thousand years, Rome, despoiled of empire, and contracted to her primaeval limits, would renew the same hostilities, on the same ground which was then decorated with her villas and gardens. The adjacent territory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as always claimed, and sometimes possess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barons assumed a lawless independence, and the cities too faithfully copied the revolt and discord of the metropoli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the Romans incessantly labored to reduce or destroy the contumacious vassals of the church and senate; and if their headstrong and selfish ambit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pope, he often encouraged their zeal by the alliance of his spiritual arms. Their warfare was that of the first consuls and dictators, who were taken from the plough. The assembled in arms at the foot of the Capitol; sallied from the gates, plundered or burnt the harvests of their neighbors, engaged in tumultuary conflict, and returned home after an expedition of fifteen or twenty days. Their sieges were tedious and unskilful: in the use of victory, they indulged the meaner passions of jealousy and revenge; and instead of adopting the valor, they trampled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adversaries. The captives, in their shirts, with a rope round their necks, solicited their pardon: the fortifications, and even the buildings, of the rival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inhabitants were scattered in the adjacent villages. It was thus that the seats of the cardinal bishops, Porto, Ostia, Albanum, Tusculum, Praeneste, and Tibur or Tivoli, were successively overthrown by the ferocious hostility of the Romans. ^63 Of these, ^64 Porto and Ostia, the two keys of the Tyber, are still vacant and desolate: the marshy and unwholesome banks are

    peopled with herds of buffaloes, and the river is lost to every purpose of navigation and trade. The hills, which afford a shady retirement from the autumnal heats, have again smiled with the blessings of peace; Frescati has arisen near the ruins of Tusculum; Tibur or Tivoli has resumed the honors of a city, ^65 and the meaner towns of Albano and Palestrina are decorated with the villas of the cardinals and princes of Rome. In the work of destruction, the ambition of the Romans was often checked and repulsed by the neighboring cities and their allies: in the first siege of Tibur, they were driven from their camp; and the battles of Tusculum ^66 and Viterbo ^67 might be compared in their relative state to the memorable fields of Thrasymene and Canna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etty wars, thirty thousand Romans were overthrown by a thousand German horse, whom Frederic Barbarossa had detached to the relief of Tusculum: and if we number the slain at three, the prisoners at two, thousand, we shall embrace the most authentic and moderate account. Sixty- eight years afterwards they marched against Viterbo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ith the whole force of the city; by a rare coalition the Teutonic eagle was blended, in the adverse banners, with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pope’s auxiliaries were commanded by a count of Thoulouse and a bishop of Winchester. The Romans were discomfited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but the English prelate must have indulged the vanity of a pilgrim, if he multiplied their numbers to one hundred, and their loss in the field to thirty, thousand men. Had the policy of the senat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legions been restored with the Capitol, the divided condition of Italy would have offer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of a second conquest. But in arms, the modern Romans were not above, and in arts, they were far below, the common level of the neighboring republics. Nor was their warlike spirit of any long continuance; after some irregular sallies, they subsided in the national apathy, in the neglect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disgraceful and dangerous use of foreign mercenaries. [Footnote 62: Tibur nunc suburbanum, et aestivae Praeneste deliciae, nuncupatia in Capitolio votis petebantur. The whole passage of Florus (l. i. c. 11) may b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has deserved the praise of a man of genius, (Oeuvres de Montesquieu, tom. iii. p. 634, 635,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63: Ne a feritate Romanorum, sicut fuerant Hostienses, Portuenses, Tusculanenses, Albanenses, Labicenses, et nuper Tiburtini destruerentur, (Matthew Paris, p. 757.) These events are marked in the Annals and Index (the xviiith volume) of Muratori.]

    [Footnote 64: For the state or ruin of these suburban cities, the banks of the Tyber, &c., see the lively picture of the P. Labat, (Voyage en Espagne et en Italiae,) who had long resid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the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which P. Eschinard (Roma, 1750, in octavo) has added to the topographical map of Cingolani.]

    [Footnote 65: Labat (tom. iii. p. 233) mentions a recent decree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which has severely mortified the pride and poverty of Tivoli: in civitate Tiburtina non vivitur civiliter.]

    [Footnote 66: I depart from my usual method, of quoting only by the date the Annals of Muratori,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ritical balance in which he has weighed nine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mention the battle of Tusculum, (tom. x. p. 42 – 44.)]

    [Footnote 67: Matthew Paris, p. 345. This bishop of Winchester was Peter de Rupibus, who occupied the see thirty-two years, (A.D. 1206 – 1238.) and is described, by the English historian, as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p. 178, 399.)]

    Ambition is a weed of quick and early vegetation in the

    vineyard of Christ. Under the first Christian princes,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disputed by the votes, the venality, the violence, of a popular election: the sanctuaries of Rome were polluted with blood; and, from the thir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mischief of frequent schisms. As long as the final appeal was determin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se mischiefs were transient and local: the

    merits were tried by equity or favor; nor could the unsuccessful competitor long disturb the triumph of his rival. But after the emperors had been divested of their prerogatives, after a maxi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vicar of Christ is amenable to no earthly tribunal, each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might involve Christendom in controversy and war. The claims of the cardinals and inferior clergy, of the nobles and people, were vague and litigious: the freedom of choice was overruled by the tumults of a city that no longer owned or obeyed a superior. On the decease of a pope, two factions proceeded in different churches to a double election: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votes, the priority of time,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might balance each other: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the distant princes, who bowed before the spiritual throne,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spurious, from the legitimate, idol. The emperors were often the authors of the schism, from the political motive of opposing a friendly to a hostile pontiff; and each of the competitors was reduced to suffer the insults of his enemies, who were not awed by conscience, and to purchase the support of his adherents, who were instigated by avarice or ambition a peaceful and perpetual succession was ascertained by Alexander the Third, ^68 who finally abolished the tumultuary vot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defined the right of election in the sole college of cardinals. ^69 The three orders of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were assimilated to each other by this important privilege; the parochial clergy of Rome obtained the first rank in the hierarchy: they were indifferently chosen among the nations of Christendom;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shopric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title and office. The senato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coadjutors and legat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were robed in purple, the symbol of martyrdom or royalty; they claimed a proud equality with kings; and their dignity was enhanced by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which, till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seldom exceeded twenty or twenty-five persons. By this wise regulation, all doubt and scandal were removed, and the root of schism was so effectually destroyed, that in a period of six hundred years a

    double choice has only once divided the unity of the sacred college. But as the concurrence of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had been made necessary, the election was often delayed by the private interest and passions of the cardinals; and while they prolonged their independent reig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left destitute of a head. A vacancy of almost three years had preceded the elevation of George the Tenth, who resolved to prevent the future abuse; and his bull, after some opposition, has been consecrated in the code of the canon law. ^70 Nine days are allowed for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pope, and the arrival of the absent cardinals; on the tenth, they are imprisoned, each with one domestic, in a common apartment or conclave, without any separation of walls or curtains: a small window is reserv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necessaries; but the door is locked on both sides and guarded by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to seclude them from a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world.

    If the election be not consummated in three days, the luxury of their table is contracted to a single dish at dinner and supper; and after the eighth day, they are reduced to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water, and wine. During the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the cardinals are prohibited from touching the revenues, or assuming, unless in some rare emergen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ll agreements and promises among the electors are formally annulled; and their integrity is fortified by their solemn oath and the prayers of the Catholics. Some articles of inconvenient or superfluous rigor have been gradually relaxed, but the principle of confinement is vigorous and entire: they are still urged, by the personal motives of health and freedom, to accelerate the moment of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allot or secret votes has wrapped the struggles of the conclave ^71 in the silky veil of charity and politeness. ^72 By these institutions the Roma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election of their prince and bishop; and in the fever of wild and precarious liberty, they seemed insensible of the loss of this inestimable privilege.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reviv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Otho. After some negotiation with the magistrates, the Roman people were

    assembled ^73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Peter’s: the pope of Avignon, John the Twenty-second, was deposed: the choice of his successor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and applause. They freely voted for a new law, that their bishop should never be absen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n the year, and two days’ journey from the city; and that if he neglected to return on the third summons, the public servant should be degraded and dismissed. ^74 But Lewis forgot his own debil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the times: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a German camp, his useless phantom was rejected; the Romans despised their own workmanship; the antipope implored the mercy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75 and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cardinals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unseasonable attack.

    [Footnote 68: See Mosheim, Institut. Histor. Ecclesiast. p. 401, 403. Alexander himself had nearly been the victim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and the doubtful merits of Innocent had only preponderated by the weight of genius and learning which St. Bernard cast into the scale, (see his life and writings.)] [Footnote 69: The origin, titles, importance, dress, precedency, &c., of the Roman cardinals, are very ably discussed by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62 – 1287;) but their purple is now much faded. The sacred college was raised to the definite number of seventy-two, to represent, under his vicar,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Footnote 70: See the bull of Gregory X. approbante sacro concilio, in the Sexts of the Canon Law, (l. i. tit. 6, c. 3,) a supplement to the Decretals, which Boniface VIII. promulgated at Rome in 1298, and addressed in 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Footnote 71: The genius of Cardinal de Retz had a right to paint a conclave, (of 1665,) in which he was a spectator and an actor, (Memoires, tom. iv. p. 15 – 57;) but I am at a los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r authority of an anonymous Italian, whose history (Conclavi de’ Pontifici Romani, in 4to. 1667) has been continued sinc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VII. The accidental form of the work furnishes a lesson, though not an

    antidote, to ambition. From a labyrinth of intrigues, we emerge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but the next page opens with his funeral.]

    [Footnote 72: The expressions of Cardinal de Retz are positive and picturesque: On y vecut toujours ensemble avec le meme respect, et la meme civilite que l’on observe dans le cabinet des rois, avec la meme politesse qu’on avoit dans la cour de Henri III., avec la meme familiarite que l’on voit dans les colleges; avec la meme modestie, qui se remarque dans les noviciats; et avec la meme charite, du moins en apparence, qui pourroit otre entre des freres parfaitement unis.]

    [Footnote 73: Richiesti per bando (says John Villani) sanatori di Roma, e 52 del popolo, et capitani de’ 25, e consoli, (consoli?) et 13 buone huomini, uno per rione. Our knowledge is too imperfect to pronounce how much of this constitution was temporary, and how much ordinary and permanent. Yet it is faintly illustrated by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Footnote 74: Villani (l. x. c. 68 – 71,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iii. p. 641 – 645) relates this law, and the whole transaction, with much less abhorrence than the prudent Muratori.

    Any one conversant with the darker ages must have observed how much the sense (I mean the nonsens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inconsistent.]

    [Footnote 7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Popes of Avignon, see the second original Life of John XXII. p. 142 – 145, the confession of the antipope p. 145 – 152, and the laborious notes of Baluze, p. 714, 715.]

    Had the election been always held in the Vatican, the right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would not have been violated with impunity. But the Romans forgot, and were forgotten. in the absence of the successor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did not keep as a divine precept their ordinary residence in the city and diocese. The care of that diocese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nor could the popes

    delight in a city in which their authority was always opposed, and their person was often endangered.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wars of Italy, they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into the hospitable bosom of France; from the tumults of Rome they prudently withdrew to live and die in the more tranquil stations of Anagni, Perugia, Viterbo, and the adjacent cities. When the flock was offended or impoverish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shepherd, they were recalled by a stern admonition, that St. Peter had fixed his chair, not in an obscure village, but in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by a ferocious menace, that the Romans would march in arms to destroy the place and people that should dare to afford them a retreat. They returned with timorous obedience; and were saluted with the account of a heavy debt, of all the losses which their desertion had occasioned, the hire of lodgings, the sale of provisions, and the various expenses of servants and strangers who attended the court. ^76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peace, and perhaps of authority, they were again banished by new tumults, and again summoned by the imperious or respectful invitation of the senate. In these occasional retreats, the exiles and fugitives of the Vatican were seldom long, or far, distant from the metropolis;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apostolic throne was transported, as it might seem forever, from the Tyber to the Rhone; and the cause of the transmigration may be deduced from the furious contest between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king of France. ^77 The spiritual arm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were repulsed by the union of the three estates,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Gallican church; but the pope was not prepared against the carnal weapons which Philip the Fair had courage to employ. As the pope resided at Anagni,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his palace and person were assaulted by three hundred horse, who had been secretly levied by William of Nogaret, a French minister, and Sciarra Colonna, of a noble but hostile family of Rome. The cardinals fled; the inhabitants of Anagni were seduced from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but the dauntless Boniface, unarmed and alone, seated himself in his chair, and awaited, like the conscript fathers of old, the swords of the Gauls. Nogaret, a foreign adversary, was

    content to execute the orders of his master: by the domestic enmity of Colonna, he was insulted with words and blows; and during a confinement of three days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by the hardships which they inflicted on the obstinacy which they provoked. Their strange delay gave time and courage to the adherents of the church, who rescued him from sacrilegious violence; but his imperious soul was wounded in the vital part; and Boniface expired at Rome in a frenzy of rage and revenge. His memory is stained with the glaring vices of avarice and pride; nor has the courage of a martyr promoted this ecclesiastical champion to the honors of a saint; a magnanimous sinner, (say the chronicles of the times,) who entered like a fox, reigned like a lion, and died like a dog. He was succeeded by Benedict the Eleventh, the mildest of mankind. Yet he excommunicated the impious emissaries of Philip, and devoted the city and people of Anagni by a tremendous curs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visible to the eyes of superstition. ^78 [Footnote 76: Romani autem non valentes nec volentes ultra suam celare cupiditatem gravissimam, contra papam movere coeperunt questionem, exigentes ab eo urgentissime omnia quae subierant per ejus absentiam damna et jacturas, videlicet in hispitiis locandis, in mercimoniis, in usuris, in redditibus, in provisionibus, et in aliis modis innumerabilibus. Quod cum audisset papa, praecordialiter ingemuit, et se comperiens muscipulatum, &c., Matt. Paris, p. 757. For the ordinary history of the popes, their life and death, their residence and absence, it is enough to refer to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ists, Spondanus and Fleury.]

    [Footnote 77: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of the church of Italy and of France, we possess a valuable treatise composed by a learned friend of Thuanus, which his last and best editors have published in the appendix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grand Differend entre Boniface VIII et Philippe le Bel, par Pierre du Puis, tom. vii. P. xi. p. 61 – 82.)]

    [Footnote 78: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Labat (tom. iv. p. 53 – 57) be in jest or in earnest, when he supposes that Anagni still feels the weight of this curse, and that the cornfields, or

    vineyards, or olive-trees, are annually blasted by Nature, the obsequious handmaid of the popes.]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V.

    After his decease, the tedious and equal suspense of the

    conclave was fix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 French faction. A specious offer was made and accepted, that, in the term of forty days, they would elect one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who should be named by their opponents. The archbishop of Bourdeaux, a furious enemy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was the first on the list; but his ambition was known; and his conscience obeyed the calls of fortune and the commands of a benefactor, who had been informed by a swift messenger that the choice of a pope was now in his hands. The terms were regulated in a private interview; and with such speed and secrecy was the business transacted, that the unanimous conclave applauded the elevation of Clement the Fifth. ^79 The cardinals of both parties were soon astonished by a summons to attend him beyond the Alps; from whence,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y must never hope to return. He was engaged, by promise and affection, to prefer the residence of France; and, after dragging his court through Poitou and Gascony, and devouring, by his expense, the cities and convents on the road, he finally reposed at Avignon, ^80 which flourished above seventy years ^81 the sea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By land, by sea, by the Rhone, the position of Avignon was on all sides accessible;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do not yield to Italy itself; new palaces arose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pope and cardinals; and the arts of luxury were soon attracted by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They were already possessed of the adjacent territory, the Venaissin county, ^82 a populous and

    fertile spo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Avignon was afterwards purchased from the youth and distress of Jane, the first queen of Naples and countess of Provence, for the inadequate price of fourscore thousand florins. ^83 Under the shadow of a French monarchy, amidst an obedient people, the popes enjoyed an honorable and tranquil state, to which they long had been strangers: but Italy deplored their absence; and Rome, in solitude and poverty, might repent of the ungovernable freedom which had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Her repentance was tardy and fruitles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old membe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filled with French cardinals, ^84 who beheld Rome and Italy with abhorrence and contempt, and perpetuated a series of national, and even provincial, popes, attached by the most indissoluble ties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79: See, in the Chronicle of Giovanni Villani, (l. viii. c. 63, 64, 80, in Muratori, tom. xiii.,) the imprisonment of Boniface VIII., and the election of Clement V., the last of which, like most anecdotes, is embarrassed with some difficulties.]

    [Footnote 80: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eight popes of Avignon, Clement V., John XXII., Benedict XI., Clement VI., Innocent VI., Urban V.,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Vitae Paparum Avenionensium; Paris, 1693, 2 vols. in 4to.,) with copious and elaborate notes, and a second volume of acts and documents. With the true zeal of an editor and a patriot, he devoutly justifies or excuses the characters of his countrymen.]

    [Footnote 81: The exile of Avignon is compared by the Italians with Babylon, and 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Such furious metaphors, more suitable to the ardor of Petrarch than to the judgment of Muratori, are gravely refuted in Baluze’s preface. The abbe de Sade is distract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trarch and of his country. Yet he modestly pleads, that many of the local inconveniences of Avignon are now removed; and many of the vices against which the poet declaims, had been imported

    with the Roman court by the strangers of Italy, (tom. i. p. 23 – 28.)]

    [Footnote 82: The comtat Venaissin was ceded to the popes in 1273 by Philip III. king of France, after he had inherited the dominions of the count of Thoulouse. Forty years before, the heresy of Count Raymond had given them a pretence of seizure, and they derived some obscure claim from the xith century to some lands citra Rhodanum, (Valesii Notitia Galliarum, p. 495, 610. Longueru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tom. i. p. 376 – 381.)] [Footnote 83: If a possession of four centuries were not itself a title, such objections might annul the bargain; but the purchase money must be refunded, for indeed it was paid. Civitatem Avenionem emit . . . per ejusmodi venditionem pecunia redundates, &c., (iida Vita Clement. VI. in Baluz. tom. i. p. 272.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i. p. 565.) The only temptation for Jane and her second husband was ready money, and without it they could not have returned to the throne of Naples.]

    [Footnote 84: Clement V immediately promoted ten cardinals, nine French and one English, (Vita ivta, p. 63, et Baluz. p. 625, &c.) In 1331, the pope refused two candidates recommended by the king of France, quod xx. Cardinales, de quibus xvii. de regno Fraciae originem traxisse noscuntur in memorato collegio existant,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81.)]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had produced and enriched the

    Italian republics: the aera of their liberty is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of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and their mechanic labors were gradually refined into the arts of elegance and genius. But the position of Rome was less favorable, the territory less fruitful: the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was debased by indolence and elated by pride; and they fondly conceived that the tribute of subjects must forever nourish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This prejudice was encourag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resort of pilgrims to the shrines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last legacy of the pope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holy year, ^85 was not les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than to the clergy. Since the loss of Palestine, the gift of plenary indulgences, which had been applied to the crusades, remained without an object; and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 of the church was sequestered above eight years from public circulation.

    A new channel was opened by the diligence of Boniface the Eighth, who reconciled the vices of ambition and avarice; and the pope had sufficient learning to recollect and revive the secular games which were celebrated in Rome at the conclusion of every century.

    To sound without danger the depth of popular credulity, a sermon was seasonably pronounced, a report was artfully scattered, some aged witnesses were produced; and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of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was crowded with the faithful, who demanded the customary indulgence of the holy time. The pontiff, who watched and irritated their devout impatience, was soon persuaded by ancient testimony of the justice of their claim; and he proclaimed a plenary absolution to all Catholics who, in the course of that year, and at every similar period, should respectfully visit the apostolic churches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welcome sound was propagated through Christendom; and at first from the nearest provinces of Italy, and at length from the remot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Britain, the highways were thronged with a swarm of pilgrims who sought to expiate their sins in a journey, however costly or laborious, which was exempt from the perils of military service. All exceptions of rank or sex, of age or infirmity, were forgotten in the common transport; an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many persons were trampled to death by the eagerness of devoti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ir numbers could not be easy nor accurate; and they have probably been magnified by a dexterous clergy, well apprised of the contagion of example: yet we are assured by a judicious historian, who assisted at the ceremony, that Rome was never replenished with less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angers; and another

    spectator has fixed at two millions the total concourse of the year. A trifling obla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would accumulate a royal treasure; and two priests stood night and day, with rakes in their hands, to collect, without counting, the heaps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were poured on the altar of St. Paul. ^86 It was fortunately a season of peace and plenty; and if forage was scarce, if inns and lodgings were extravagantly dear,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bread and wine, of meat and fish, was provided by the policy of Boniface and the venal hospitality of the Romans. From a city without trade or industry, all casual riches will speedily evaporate: but the avarice and env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olicited Clement the Sixth ^87 to anticipate the distant period of the century. The gracious pontiff complied with their wishes; afforded Rome this poor consolation for his loss; and justified the change by the name and practice of the Mosaic Jubilee. ^88 His summons was obeyed; and the number, zeal, and liberality of the pilgrims did not yield to the primitive festival. But they encountered the triple scourge of war, pestilence, and famine: many wives and virgins were violated in the castles of Italy; and many strangers were pillaged or murdered by the savage Romans, no longer moder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bishops. ^89 To the impatience of the popes we may ascribe the successive reduction to fifty, thirty-three, and twenty-five years; although the second of these terms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life of Christ. The profusion of indulgences, the revolt of the Protest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perstition, have much diminished the value of the jubilee; yet even the nineteenth and last festival was a year of pleasure and profit to the Romans; and a philosophic smile will not disturb the triumph of the priest 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90 [Footnote 85: Our primitive account is from Cardinal James Caietan, (Maxima Bibliot. Patrum, tom. xxv.;) and I am at a lo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nephew of Boniface VIII. be a fool or a knave: the uncle is a much clearer character.]

    [Footnote 86: See John Villani (l. viii. c. 36) in the xiith, and the Chronicon Astense, in the xith volume (p. 191, 192) of

    Muratori’s Collection Papa innumerabilem pecuniam abeisdem accepit, nam duo clerici, cum rastris, &c.]

    [Footnote 87: The two bulls of Boniface VIII. and Clement VI. are inserted on the Corpus Juris Canonici, Extravagant. Commun. l. v. tit. ix c 1, 2.)] [Footnote 88: The sabbatic years and jubilees of the Mosaic law, (Car. Sigon. de Republica Hebraeorum, Opp. tom. iv. l. iii. c. 14, 14, p. 151, 152,) the suspension of all care and labor, the periodical release of lands, debts, servitude, &c., may seem a noble idea, but the execution would be impracticable in a profane republic; and I should be glad to learn that this ruinous festival was observed by the Jewish people.]

    [Footnote 89: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l. i. c. 56,) in the xivth vol. of Muratori, and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5 – 89.]

    [Footnote 90: The subject is exhausted by M. Chais, a French minister at the Hague, in his Lettres Historiques et Dogmatiques, sur les Jubiles et es Indulgences; la Haye, 1751, 3 vols. in 12mo.; an elaborate and pleasing work, had not the author preferred the character of a polemic to that of a philosoph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Italy was exposed

    to the feudal tyranny, alike oppressive to th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The rights of human nature were vindicated by her numerous republics, who soon extended their liberty and dominion from the city to the adjacent country. The sword of the nobles was broken; their slaves were enfranchised; their castles were demolished; they assumed the habits of society and obedience; their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municipal honors, and in the proudest aristocracy of Venice on Genoa, each patrician was subject to the laws. ^91 But the feeble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Rome was unequal to the task of curbing her rebellious sons, who scor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magistrat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alls. It was no longer a civil contention between the nobles and plebeia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the barons asserted in arms their personal independence; their palaces and castles were fortified against a siege; and their private quarrels were maintained by the numbers of their vassals and retainers. In origin and affection, they were aliens to their country: ^92 and a genuine Roman, could such have been produced, might have renounced these haughty strangers, who disdained the appellation of citizens, and proudly styled themselves the princes, of Rome. ^93 After a dark series of revolutions, all records of pedigree were lost; the distinction of surnames was abolished; the blood of the nations was mingled in a thousand channels; and the Goths and Lombards, the Greeks and Franks, the Germans and Normans, had obtained the fairest possessions by royal bounty, or the prerogative of valor. These examples might be readily presumed; but the elevation of a Hebrew race to the rank of senators and consuls is an event without a parallel in the long captivity of these miserable exiles. ^94 In the time of Leo the Ninth, a wealthy and learned Jew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honored at his baptism with the name of his godfather, the reigning Pope.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Peter the son of Leo were signalized in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intrusted his faithful adher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drian’s mole, the tower of Crescentius, or, as it is now called,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ere the parents of a numerous progeny: their riches, the fruits of usury, were shar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city; and so extensive was their alliance, that the grandson of the proselyte was exalted by the weight of his kindred to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 majority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supported his cause: he reigned several years in the Vatican; and it is only the eloquence of St. Bernard, and the final triumph of Innocence the Second, that has branded Anacletus with the epithet of antipope. After his defeat and death, the posterity of Leo is no longer conspicuous; and none will be found of the modern nobles ambitious of descending from a Jewish stock. It is not my design to enumerate the Roman families which have failed at different periods, or those which are continu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splendor to the present time. ^95 The old consular line of the Frangipani

    discover their name in the generous act of breaking or dividing bread in a time of famine; and such benevolence is more truly glorious than to have enclosed, with their allies the Corsi,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in the chains of their fortifications; the Savelli, as it should seem a Sabine race, have maintained their original dignity; the obsolete surname of the Capizucchi is inscribed on the coins of the first senators; the Conti preserve the honor, without the estate, of the counts of Signia; and the Annibaldi must have been very ignorant, or very modest, if they had not descended from the Carthaginian hero. ^96

    [Footnote 91: Muratori (Dissert. xlvii.) alleges the Annals of Florence, Padua, Genoa, &c., the analogy of the rest, the evidence of Otho of Frisingen, (de Gest. Fred. I. l. ii. c. 13,)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marouis of Este.] [Footnote 92: As early as the year 824, the emperor Lothaire I. found it expedient to interrogate the Roman people, to learn from each individual by what national law he chose to be governed. (Muratori, Dissertat xxii.)] [Footnote 93: Petrarch attacks these foreigners, the tyrants of Rome, in a declamation or epistle, full of bold truths and absurd pedantry, in which he applies the maxims, and even prejudices, of the old republic to the state of the xivth century, (Memoires, tom. iii. p. 157 – 169.)]

    [Footnote 94: The origin and adventures of the Jewish family are noticed by Pagi, (Critica, tom. iv. p. 435, A.D. 1124, No. 3, 4,) who draws 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Chronographus Maurigniacensis, and Arnulphus Sagiensis de Schismate,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423 – 432.) The fact must in some degree be true; yet I could wish that it had been coolly related, before it was turned into a reproach against the antipope.] [Footnote 95: Muratori has given two dissertations (xli. and xlii.) to the names, surnames, and families of Italy. Some nobles, who glory in their domestic fables, may be offended with his firm and temperate criticism; yet surely some ounces of pure gold are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pounds of base metal.]

    [Footnote 96: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in his poetical, or rather metrical history of the election and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641, &c.,) describes the state and families of Rome at the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A.D. 1295.)

    Interea titulis redimiti sanguine et armis Illustresque viri Romana a stirpe trahentes Nomen in emeritos tantae virtutis honores Insulerant sese medios festumque colebant Aurata fulgente toga, sociante caterva. Ex ipsis devota domus praestantis ab Ursa Ecclesiae, vultumque gerens demissius altum Festa Columna jocis, necnon Sabellia mitis; Stephanides senior, Comites Annibalica proles, Praefectusque urbis magnum sine viribus nomen.

    (l. ii. c. 5, 100, p. 647, 648.)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59, p. 174, 175)

    distinguish eleven families of barons, who are obliged to swear in concilio communi, before the senator, that they would not harbor or protect any malefactors, outlaws, &c. – a feeble security!]

    But among, perhaps above, the peers and princes of the city,

    I distinguish the rival hous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whose private stor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nnals of modern Rome. I. The name and arms of Colonna ^97 have been the theme of much doubtful etymology; nor have the orators and antiquarians overlooked either Trajan’s pillar, or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or the pillar of Christ’s flagellation, or the luminous column that guided the Israelites in the desert. Their first historical appearance in the year eleven hundred and four attests the power and antiquity, while it explains the simple meaning, of the name.

    By the usurpation of Cavae, the Colonna provoked the arms of Paschal the Second; but they lawfully held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the hereditary fiefs of Zagarola and Colonna; and the

    latter of these towns was probably adorned with some lofty pillar, the relic of a villa or temple. ^98 They likewise possessed one moiety of the neighboring city of Tusculum, a strong presumption of their descent from the counts of Tusculum, who in the tenth century were the tyrants of the apostolic se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the primitive and remote source was deriv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Rhine; ^99 and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were not ashamed of a real or fabulous affinity with a noble race, which in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has been often illustrated by merit and always by fortune. ^100 Abou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most powerful branch was composed of an uncle and six bothers, all conspicuous in arms, or in the honors of the church. Of these, Peter was elected senator of Rome, introduced to the Capitol in a triumphal car, and hailed in some vain acclamations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while John and Stephen were declared marquis of Ancona and count of Romagna, by Nicholas the Fourth, a patron so partial to their family, that he has been delineated in satirical portraits, imprisoned as it were in a hollow pillar. ^101 After his decease their haughty behavior provoked the displeasure of the most implacable of mankind. The two cardinals, the uncle and the nephew, denied the election of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Colonna were oppressed for a moment by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rms. ^102 He proclaimed a crusade against his personal enemies; their estates were confiscated; their fortress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ere besieged by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nd those of the rival nobles; and after the ruin of Palestrina or Praeneste, their principal seat, the ground was marked with a ploughshare, the emblem of perpetual desolation. Degraded, banished, proscribed, the six brothers, in disguise and danger, wandered over Europe without renouncing the hope of deliverance and revenge. In this double hope, the French court was their surest asylum; they prompted and directed the enterprise of Philip; and I should praise their magnanimity, had they respected the misfortune and courage of the captive tyrant. His civil acts were annulled by the Roman people, who restored the honor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olonna;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ir wealth by their losses, of their losses by the damages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gold florins which were granted them against the accomplices and heirs of the deceased pope. All the spiritual censures and disqualifications were abolished ^103 by his prudent successors; and the fortune of the house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transient hurricane. The boldness of Sciarra Colonna was signalized in the captivity of Boniface, and long afterwards in the coronation of Lewis of Bavaria; and by the gratitude of the emperor, the pillar in their arms was encircled with a royal crown. But the first of the family in fame and merit was the elder Stephen, whom Petrarch loved and esteemed as a hero superior to his own times, and not unworthy of ancient Rome. Persecution and exile displayed to the nations his abilities in peace and war; in his distress he was an object, not of pity, but of reverence; the aspect of danger provoked him to avow his name and country; and when he was asked, “Where is now your fortress?” he laid his hand on his heart, and answered, “Here.” He supported with the same virtue the return of prosperity; and, till the ruin of his declining age, the ancestors, the character, and the children of Stephen Colonna, exalted his dignity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at the court of Avignon. II. The Ursini migrated from Spoleto; ^104 the sons of Ursus, as they are sty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from some eminent person, who is only 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ir race. But they were soon distinguished among the nobles of Rome, by the number and bravery of their kinsmen, the strength of their towers, the honors of the senate and sacred college, and the elevation of two popes, Celestin the Third and Nicholas the Third, of their name and lineage. ^105 Their riches may be accused as an early abuse of nepotism: the estates of St. Peter were alienated in their favor by the liberal Celestin; ^106 and Nicholas was ambitious for their sake to solicit the alliance of monarchs; to found new kingdoms in Lombardy and Tuscany; and to invest them with the perpetual office of senators of Rome. All that has been observed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will likewise redeemed to the glory of the Ursini, their constant and equal antagonists in the long hereditary feud, which distracted

    abov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jealously of preeminence and power was the true ground of their quarrel; but as a specious badge of distinction, the Colonna embraced the name of Ghibelines and the party of the empire; the Ursini espoused the title of Guelphs and the cause of the church.

    The eagle and the keys were displayed in their adverse banners; and the two factions of Italy most furiously raged when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dispute were long since forgotten. ^107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popes to Avignon they disputed in arms the vacant republic; and the mischiefs of discord were perpetuated by the wretched compromise of electing each year two rival senators. By their private hostilities the city and country were desolated, and the fluctuating balance inclined with their alternate success. But none of either family had fallen by the sword, till the most renowned champion of the Ursini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by the younger Stephen Colonna. ^108 His triumph is stained with the reproach of violating the truce; their defeat was basely avenged by the assassination, before the church door, of an innocent boy and his two servants. Yet the victorious Colonna, with an annual colleague, was declared senator of Rome during the term of five years. And the muse of Petrarch inspired a wish, a hope, a prediction, that the generous youth, the son of his venerable hero, would restore Rome and Italy to their pristine glory; that his justice would extirpate the wolves and lions, the serpents and bears, who labored to subvert the eternal basis of the marble column. ^109

    [Footnote 97: It is pity that the Colonna themselves have not favored the world with a complet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their illustrious house. I adhere to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647, 648.)] [Footnote 98: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335. The family has still great possessions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but they have alienated to the Rospigliosi this original fief of Colonna, Eschinard, p. 258, 259.)]

    [Footnote 99: Te longinqua dedit tellus et pascua Rheni, says Petrarch; and, in 1417, a duke of Guelders and Juliers acknowledges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39) his descent from the ancestors of Martin V., (Otho Colonna:) but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 observes, that the sceptre in his arms has been confounded with the column. To maintain the Roman origin of the Colonna, it was ingeniously supposed (Diario di Monaldeschi, in the Script. Ital. tom. xii. p. 533) that a cousin of the emperor Nero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founded Mentz in Germany] [Footnote 100: I cannot overlook the Roman triumph of ovation on Marce Antonio Colonna, who had commanded the pope’s galleys at the naval victory of Lepanto, (Thuan. Hist. l. 7, tom. iii. p. 55, 56. Muret. Oratio x. Opp. tom. i. p. 180 – 190.)]

    [Footnote 101: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216, 220.] [Footnote 102: Petrarch’s attachment to the Colonna has authorized the abbe de Sade to expatiate on the state of the famil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persecution of Boniface VIII., the character of Stephen and his sons, their quarrels with the Ursini, &c.,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98 – 110, 146 – 148, 174 – 176, 222 – 230, 275 – 280.) His criticism often rectifies the hearsay stories of Villani, and the errors of the less diligent moderns. I understand the branch of Stephen to be now extinct.]

    [Footnote 103: Alexander III. had declared the Colonna who adhered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Villani, l. v. c. 1;) and the last stains of annual excommunication were purified by Sixtus V.,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16.) Treason, sacrilege, and proscription are often the best titles of ancient nobility.] [Footnote 104: – Vallis te proxima misit,

    Appenninigenae qua prata virentia sylvae Spoletana metunt armenta gregesque protervi.

    Monaldeschi (tom. xii. Script. Ital. p. 533) gives the Ursini a French origin, which may be remotely true.]

    [Footnote 105: In the metrical life of Celestine V. by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Muratori, tom. iii. P. i. p. 613, &c.,) we find a luminous, and not inelegant, passage, (l. i. c. 3, p. 203 &c.:) –

    – genuit quem nobilis Ursae (Ursi?) Progenies, Romana domus, veterataque magnis Fascibus in clero, pompasque experta senatus, Bellorumque manu grandi stipata parentum Cardineos apices necnon fastigia dudum Papatus iterata tenen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observes, that the first Ursini pontificate of Celestine III. was unknown: he is inclined to read Ursi progenies.]

    [Footnote 106: Filii Ursi, quondam Coelestini papae nepotes, de bonis ecclesiae Romanae ditati, (Vit.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The partial prodigality of Nicholas III. is more conspicuous in Villani and Muratori. Yet the Ursini would disdain the nephews of a modern pope.]

    [Footnote 107: In his fifty-first Dissertation on the Italian Antiquities, Muratori explains th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Footnote 108: Petrarch (tom. i. p. 222 – 230) has celebrated this victory according to the Colonna; but two contemporaries, a Florentine (Giovanni Villani, l. x. c. 220) and a Roman, (Ludovico Monaldeschi, p. 532 – 534,) are less favorable to their arms.]

    [Footnote 109: The abbe de Sade (tom. i. Notes, p. 61 – 66) has applied the vith Canzone of Petrarch, Spirto Gentil, &c., to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Orsi, lupi, leoni, aquile e serpi Al una gran marmorea colonna Fanno noja sovente e a se danno]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

    Character And Coronation Of Petrarch. – Restoration Of The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 His Virtues And Vices, His Expulsion And Death. –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 Reunion Of The Latin Church. – Last Struggles Of Roman Liberty. – Statutes Of Rome. –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In the apprehension of modern times, Petrarch ^1 is the

    Italian songster of Laura and love. In the harmony of his Tuscan rhymes, Italy applauds, or rather adores, the father of her lyric poetry; and his verse, or at least his name, is repeated by the enthusiasm, or affectation, of amorous sensibility. Whatever may be the private taste of a stranger, his slight and superficial knowledge should humbly acquiesce in the judgment of a learned nation; yet I may hope or presume, that the Italians do not compare the tedious uniformity of sonnets and elegies with the sublime compositions of their epic muse, the original wildness of Dante, the regular beauties of Tasso, and the boundless variety of the incomparable Ariosto. The merits of the lover I am still less qualified to appreciate: nor am I deeply interested in a metaphysical passion for a nymph so shadowy, that her existence has been questioned; ^2 for a matron so prolific, ^3

    that she was delivered of eleven legitimate children, ^4 while her amorous swain sighed and sung at the fountain of Vaucluse. ^5 But in the eyes of Petrarch, and those of his graver contemporaries, his love was a sin, and Italian verse a frivolous amusement. His Latin works of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established his serious reputation, which was soon diffused from Avignon over France and Italy: his friends and disciples were multiplied in every city; and if the ponderous volume of his writings ^6 be now abandoned to a long repose, our gratitude must applaud the man, who by precept and example revived the spirit and study of the Augustan age.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Petrarch aspired to the poetic crown. The academical honors of the three faculties had introduced a royal degree of master or doctor in the art of poetry; ^7 and the title of poet- laureate, which custom, rather than vanity, perpetuates in the English court, ^8 was first invented by the Caesars of Germany. In the musical games of antiquity, a prize was bestowed on the victor: ^9 the belief that Virgil and Horace had been crowned in the Capitol inflamed the emulation of a Latin bard; ^10 and the laurel ^11 was endeared to the lover by a verbal resemblance with the name of his mistress. The value of either object was enhanc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ursuit; and if the virtue or prudence of Laura was inexorable, ^12 he enjoyed, and might boast of enjoying, the nymph of poetry. His vanity was not of the most delicate kind, since he applauds the success of his own labors; his name was popular; his friends were active;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envy and prejudice was surmounted by the dexterity of patient merit.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age, he was solicited to accept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and on the same day, in the solitude of Vaucluse, he received a similar and solemn invitation from the senate of Rome and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he learning of a theological school, and the ignorance of a lawless city, were alike unqualified to bestow the ideal though immortal wreath which genius may obtain from the free applause of the public and of posterity: but the candidate dismissed this troublesome reflection; and after some moments of complacency and suspense, preferred the summons of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Footnote 1: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Francois Petrarque, (Amsterdam, 1764, 1767, 3 vols. in 4to.,) form a copious, original, and entertaining work, a labor of love, composed from the accurate study of Petrarc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but the hero is too often lost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ge, and the author too often languishes in the affectation of politeness and gallantry. In the preface to his first volume, he enumerates and weighs twenty Italian biographers, who have professedly treated of the same subject.] [Footnote 2: 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prevailed in the xvth century; but the wise commentators were not agreed whether they should understand by Laura, religion, or virtue, or the blessed virgin, or – see the prefaces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

    [Footnote 3: Laure de Noves, born about the year 1307, was married in January 1325, to Hugues de Sade, a noble citizen of Avignon, whose jealousy was not the effect of love, since he married a second wife within seven months of her death, which happened the 6th of April, 1348, precisely one-and-twenty years after Petrarch had seen and loved her.]

    [Footnote 4: Corpus crebris partubus exhaustum: from one of these is issued, in the tenth degree, the abbe de Sade, the fond and grateful biographer of Petrarch; and this domestic motive most probably suggested the idea of his work, and urged him to inquire into every circumstance that could affect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his grandmother, (see particularly tom. i. p. 122 – 133, notes, p. 7 – 58, tom. ii. p. 455 – 495 not. p. 76 – 82.)] [Footnote 5: Vaucluse, so familiar to our English travellers, is describ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and the local knowledge of his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 p. 340 – 359.) It was, in truth, the retreat of a hermit; and the moderns are much mistaken, if they place Laura and a happy lover in the grotto.]

    [Footnote 6: Of 1250 pages, in a close print, at Basil in the xvith century, but without the date of the year. The abbe de Sade calls aloud for a new edition of Petrarch’s Latin works;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it would redound to the profit of the

    bookseller, or the amusement of the public.] [Footnote 7: Consult Selden’s Titles of Honor, in his works, (vol. iii. p. 457 – 466.) A hundred years before Petrarch, St. Francis received the visit of a poet, qui ab imperatore fuerat coronatus et exinde rex versuum dictus.] [Footnote 8: From Augustus to Louis, the muse has too often been false and venal: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any age or court can produce a similar establishment of a stipendiary poet, who in every reign, and at all events, is bound to furnish twice a year a measure of praise and verse, such as may be sung in the chapel, and, I believ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overeign. I speak the more freely, as the best time for abolishing this ridiculous custom is while the prince is a man of virtue and the poet a man of genius.] [Footnote 9: Isocrates (in Panegyrico, tom. i. p. 116, 117, edit. Battie, Cantab. 1729) claims for his native Athens the glory of first instituting and recommending. The example of the Panathenaea was imitated at Delphi; but the Olympic games were ignorant of a musical crown, till it was extorted by the vain tyranny of Nero, (Sueton. in Nerone, c. 23; Philostrat. apud Casaubon ad locum; Dion Cassius, or Xiphilin, l. lxiii. p. 1032, 1041. Potter’s Greek Antiquities, vol. i. p. 445, 450.)]

    [Footnote 10: The Capitoline games (certamen quinquenale, musicum, equestre, gymnicum) were instituted by Domitian (Sueton. c. 4) in the year of Christ 86, (Censorin. de Die Natali, c. 18, p. 100, edit. Havercamp.) and were not abolished in the ivth century, (Ausonius de Professoribus Burdegal. V.) If the crown were given to superior merit, the exclusion of Statius (Capitolia nostrae inficiata lyrae, Sylv. l. iii. v. 31) may do honor to the games of the Capitol; but the Latin poets who lived before Domitian were crowned only in the public opinion.]

    [Footnote 11: Petrarch and the senators of Rome were ignorant that the laurel was not the Capitoline, but the Delphic crown, (Plin. Hist. Natur p. 39. Hist.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i. p. 150 – 220.) The victors in the Capitol were crowned with a garland of oak eaves, (Martial, l. iv. epigram 54.)]

    [Footnote 12: The pious grandson of Laura has labored, and not without success, to vindicate her immaculate chastity against the censures of the grave and the sneers of the profane, (tom. ii. notes, p. 76 – 82.)]

    The ceremony of his coronation ^13 was performed in the

    Capitol, by his friend and patron the supreme magistrate of the republic. Twelve patrician youths were arrayed in scarlet; six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in green robes, with garlands of flowers, accompanied the procession; in the midst of the princes and nobles, the senator, count of Anguillara, a kinsman of the Colonna, assumed his throne; and at the voice of a herald Petrarch arose. After discoursing on a text of Virgil, and thrice repeating his vow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ome, he knelt before the throne, and received from the senator a laurel crown, with a more precious declaration, “This is the reward of merit.” The people shouted, “Long life to the Capitol and the poet!” A sonnet in praise of Rome was accepted as the effusion of genius and gratitude; and after the whole procession had visited the Vatican, the profane wreath was suspended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In the act or diploma ^14 which was presented to Petrarc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poet-laureate are revived in the Capitol, after the lapse of thirteen hundred years; and he receives the perpetual privilege of wearing, at his choice, a crown of laurel, ivy, or myrtle, of assuming the poetic habit, and of teaching, disputing, interpreting, and composing, in all places whatsoever, and on all subjects of literature. The grant was ratifi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the character of citizen was the recompense of his affection for the Roman name. They did him honor, but they did him justice. In the familiar society of Cicero and Livy, he had imbibed the ideas of an ancient patriot; and his ardent fancy kindled every idea to a sentiment, and every sentiment to a passion. The aspect of the seven hills and their majestic ruins confirmed these lively impressions; and he loved a country by whose liberal spirit he had been crowned and adopted. The poverty and debasement of Rome excited the indignation and pity of

    her grateful son; he dissembled the faults of his fellow-citizens; applauded with partial fondness the last of their heroes and matrons; and in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in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was pleased to forget the miseries of the present time. Rome was still the lawful mistress of the world: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the bishop and general, had abdicated their station by an inglorious retreat to the Rhone and the Danube; but if she could resume her virtue, the republic might again vindicate her liberty and dominion. Amidst the indulgence of enthusiasm and eloquence, ^15 Petrarch, Italy, and Europe, were astonished by a revolution which realized for a moment his most splendid vis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ibune Rienzi will occupy the following pages: ^16 the subject is interesting, the materials are rich, and the glance of a patriot bard ^17 will sometimes vivify the copious, but simple, narrative of the Florentine, ^18 and more especiall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19 [Footnote 13: The whole process of Petrarch’s coronation is accurate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e Sade, (tom. i. p. 425 – 435, tom. ii. p. 1 – 6, notes, p. 1 – 13,) from his own writings, and the Roman diary of Ludovico, Monaldeschi, without mixing in this authentic narrative the more recent fables of Sannuccio Delbene.]

    [Footnote 14: The original act is printed among the Pieces Justificatives in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0 – 53.]

    [Footnote 15: To find the proofs of his enthusiasm for Rome, I need only request that the reader would open, by chance, either Petrarch, or his French biographer. The latter has described the poet’s first visit to Rome, (tom. i. p. 323 – 335.) But in the place of much idle rhetoric and morality, Petrarch might have amuse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ge with an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city and his coronation.]

    [Footnote 16: It has been treated by the pen of a Jesuit, the P. de Cerceau whose posthumous work (Conjuration de Nicolas Gabrini, dit de Rienzi, Tyran de Rome, en 1347) was published at Paris, 1748, in 12mo. I am indebted to him for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in John Hocsemius, canon of Liege, a contemporary historian, (Fabricius Bibliot. Lat. Med. Aevi, tom. iii. p. 273, tom. iv. p. 85.)]

    [Footnote 17: The abbe de Sade, who so freely expatia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xivth century, might treat, as his proper subject, a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heart of Petrarch was so deeply engaged, (Memoires, tom. ii. p. 50, 51, 320 – 417, notes, p. 70 – 76, tom. iii. p. 221 – 243, 366 – 375.) Not an idea or a fact in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has probably escaped him.] [Footnote 18: Giovanni Villani, l. xii. c. 89, 104, in 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tom. xiii. p. 969, 970, 981 – 983.] [Footnote 19: In his third volume of Italian antiquities, (p. 249 – 548,) Muratori has inserted the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ab Anno 1327 usque ad Annum 1354, in the original dialect of Rome or Naples in the xivth century, and a Latin version for the benefit of strangers. It contains the most particular and authentic life of Cola (Nicholas) di Rienzi; which had been printed at Bracciano, 1627, in 4to., under the name of Tomaso Fortifiocca, who is only mentioned in this work as having been punished by the tribune for forgery. Human nature is scarcely capable of such sublime or stupid impartiality: but whosoever in the author of these Fragments, he wrote on the spot and at the time, and paints, without design or art, the manners of Rome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tribune.

    Not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y first edition of Gibbon,

    some new and very remarkable documents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in a life of Nicolas Rienzi, – Cola di Rienzo und seine Zeit, – by Dr. Felix Papencord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documents are letters from Rienzi to Charles the Fourth, emperor and king of Bohemia, an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que; they enter into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adventurous career during its first period, and throw a strong light upon his extraordinary character. These documents were first discovered and made use of, to a certain extent, by Pelzel, the historian of Bohemia. The originals have disappeared, but a

    copy made by Pelzel for his own use is now in the library of Count Thun at Teschen. There seems no doubt of their authenticity. Dr. Papencordt has printed the whole in his i:Urkund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long theological paper. – M. 1845.]

    In a quarter of the city which was inhabited only by

    mechanics and Jews, the marriage of an innkeeper and a washer woman produced the future deliverer of Rome. ^20 ^! From such parents Nicholas Rienzi Gabrini could inherit neither dignity nor fortune; and the gift of a liberal education, which they painfully bestowed, was the cause of his glory and untimely end.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eloquence, the writings of Cicero, Seneca, Livy, Caesar, and Valerius Maximus, elevated above his equals and contemporaries the genius of the young plebeian: he perused with indefatigable diligence the manuscripts and marbles of antiquity; loved to dispense his knowledge in familiar language; and was often provoked to exclaim, “Where are now these Romans? their virtue, their justice, their power? why was I not born in those happy times?” ^21 When the republic addressed to the throne of Avignon an embassy of the three orders, the spirit and eloquence of Rienzi recommended him to a place among the thirteen deputies of the commons. The orator had the honor of haranguing Pope Clement the Sixth,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onversing with Petrarch, a congenial mind: but his aspiring hopes were chilled by disgrace and poverty and the patriot was reduced to a single garment and the charity of the hospital. ^* From this misery he was relieved by the sense of merit or the smile of favor; and the employment of apostolic notary afforded him a daily stipend of five gold florins, a more honorable and extensive connection, and the right of contrasting, both in words and actions, his own integrity with the vices of the state. The eloquence of Rienzi was prompt and persuasive: the multitude is always prone to envy and censure: he was stimulated by the loss of a brother and the impunity of the assassin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excuse or exaggerate the public calamities.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justice, for which civil society has been instituted, were banished from Rome:

    the jealous citizens, who might have endured every personal or pecuniary injury, were most deeply wounded in the dishonor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22 they were equally oppressed by the arrogance of the nobl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magistrates; ^!! and the abuse of arms or of laws was the only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d the lions from the dogs and serpents of the Capitol. These allegorical emblems were variously repeated in the pictures which Rienzi exhibite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and while the spectators gazed with curious wonder, the bold and ready orator unfolded the meaning, applied the satire, inflamed their passions, and announced a distant hope of comfort and deliverance. The privileges of Rome, her eternal sovereignty over her princes and provinces, was the theme of his public and private discourse; and a monument of servitude became in his hands a title and incentive of liberty. The decree of the senate, which granted the most ample prerogatives to the emperor Vespasian, had been inscribed on a copper plate still extant in the choir of the church of St. John Lateran. ^23 A numerous assembly of nobles and plebeians was invited to this political lecture, and a convenient theatre was erect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notary appeared in a magnificent and mysterious habit, explained the inscription by a version and commentary, ^24 and descanted with eloquence and zeal on the ancient glorie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from whom all legal authority was derived. The supine ignorance of the nobles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serious tendency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they might sometimes chastise with words and blows the plebeian reformer; but he was often suffered in the Colonna palace to amuse the company with his threats and predictions; and the modern Brutus ^25 was concealed under the mask of folly and the character of a buffoon. While they indulged their contemp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od estate, his favorite expression, was entertained among the people as a desirable, a possible, and at length as an approaching, event; and while all had the disposition to applaud, some had the courage to assist, their promised deliverer.

    [Footnote 20: The first and splendid period of Rienzi, his tribunitian govern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xviiith chapter of the Fragments, (p. 399 – 479,) which, in the new division, forms the iid book of the history in xxxviii. smaller chapters or sections.]

    [Footnote !: But see in Dr. Papencordt’s work, and in Rienzi’s own words, his claim to be a bastard son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Seventh, whose intrigue with his mother Rienzi relates with a sort of proud shamelessness. Compare account by the editor of Dr. Papencordt’s work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lxix. – M. 1845.]

    [Footnote 21: The reader may be pleased with a specimen of the original idiom: Fo da soa juventutine nutricato di latte de eloquentia, bono gramatico, megliore rettuorico, autorista bravo.

    Deh como et quanto era veloce leitore! moito usava Tito Livio, Seneca, et Tullio, et Balerio Massimo, moito li dilettava le magnificentie di Julio Cesare raccontare. Tutta la die se speculava negl’ intagli di marmo lequali iaccio intorno Roma. Non era altri che esso, che sapesse lejere li antichi pataffii. Tutte scritture antiche vulgarizzava; quesse fiure di marmo justamente interpretava. On come spesso diceva, “Dove suono quelli buoni Romani? dove ene loro somma justitia? poleramme trovare in tempo che quessi fiuriano!”]

    [Footnote *: Sir J. Hobhouse published (in hi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Rienzi’s joyful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Rome on the apparently favorable termination of this mission. – M. 1845.]

    [Footnote 22: Petrarch compares the jealousy of the Romans with the easy temper of the husbands of Avignon, (Memoires, tom. i. p. 330.)] [Footnote !!: All this Rienzi, writing at a later perio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attributed to the criminal abandonment of his flock by the supreme pontiff. See Urkunde apud Papencordt, p. xliv. Quarterly Review, p. 255. – M. 1845.]

    [Footnote 23: The fragments of the Lex regia may be f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f Gruter, tom. i. p. 242, and at the end of the Tacitus of Ernesti, with some learned notes of the editor, tom. ii.]

    [Footnote 24: I cannot overlook a stupendous and laughable blunder of Rienzi. The Lex regia empowers Vespasian to enlarge the Pomoerium, a word familiar to every antiquary. It was not so to the tribune; he confounds it with pomarium, an orchard, translates lo Jardino de Roma cioene Italia, and is copied by the less excusable ignorance of the Latin translator (p. 406) and the French historian, (p. 33.) Even the learning of Muratori has slumbered over the passage.]

    [Footnote 25: Priori (Bruto) tamen similior, juvenis uterque, longe ingenic quam cujus simulationem induerat, ut sub hoc obtentu liberator ille P R. aperiretur tempore suo …. Ille regibus, hic tyrannis contemptus, (Opp (Opp. p. 536.)

    Note: Fatcor attamen quod – nunc fatuum. nunc hystrionem,

    nunc gravem nunc simplicem, nunc astutum, nunc fervidum, nunc timidum simulato rem, et dissimulatorem ad hunc caritativum finem, quem dixi, constitusepius memet ipsum. Writing to an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alleges scriptural examples. Saltator coram archa David et insanus apparuit coram Rege; blanda, astuta, et tecta Judith astitit Holoferni; et astate Jacob meruit benedici, Urkunde xlix. – M. 1845.]

    A prophecy, or rather a summons, affixed on the church door

    of St. George, was the first public evidence of his designs; a nocturnal assembly of a hundred citizens on Mount Aventine, the first step to their execution. After an oath of secrecy and aid, he represented to the conspirators the importance and facility of their enterprise; that the nobles, without union or resources, were strong only in the fear nobles, of their imaginary strength; that all power, as well as righ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that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might relieve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that the pope himself would approve their victory over the common enemies of government and freedom. After securing a faithful band to protect his first declaration, he proclaimed through the city, by sound of trumpet, that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llowing day, all persons should assemble without arms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Angelo, to provide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good estate. The whole night was employed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irty masses of the Holy Ghost; and in the morning, Rienzi, bareheaded, but in complete armor, issued from the church, encompassed by the hundred conspirators. The pope’s vicar, the simple bishop of Orvieto, who had been persuaded to sustain a part in this singular ceremony, marched on his right hand; and three great standards were borne aloft as the emblems of their design. In the first, the banner of liberty, Rome was seated on two lions, with a palm in one hand and a globe in the other; St. Paul, with a drawn sword, was delineated in the banner of justice; and in the third, St. Peter held the keys of concord and peace. Rienzi was encouraged by the presence and applause of an innumerable crowd, who understood little, and hoped much; and the procession slowly rolled forwards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o the Capitol. His triumph was disturbed by some secret emotions which he labored to suppress: he ascend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with seeming confidence, the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harangued the people from the balcony; and received the most flattering confirmation of his acts and laws. The nobles, as if destitute of arms and counsels, beheld in silent consternation this strange revolution; and the moment had been prudently chosen, when the most formidable, Stephen Colonna, was absent from the city. On the first rumor, he returned to his palace, affected to despise this plebeian tumult, and declared to the messenger of Rienzi, that at his leisure he would cast the madman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Capitol. The great bell instantly rang an alarm, and so rapid was the tide, so urgent was the danger, that Colonna escap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suburb of St. Laurence: from thence, after a moment’s refreshment, he continued the same speedy career till he reached in safety his castle of Palestrina; lamenting his own imprudence, which had

    not trampled the spark of this mighty conflagration. A general and peremptory order was issued from the Capitol to all the nobles, that they should peaceably retire to their estates: they obeyed; and their departure secur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ree and obedient citizens of Rome.

    But such voluntary obedience evaporates with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zeal; and Rienzi felt the importance of justifying his usurpation by a regular form and a legal title. At his own choice, the Roman people would have displayed their attachment and authority, by lavishing on his head the names of senator or consul, of king or emperor: he preferred the ancient and modest appellation of tribune; ^*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 was the essence of that sacred office; and they were ignorant, that it had never been invested with any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or executive powers of the republic. In this character,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oman, the tribune enacted the most salutary law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ood estate. By the first he fulfils the wish of honesty and inexperience, that no civil suit should be protracted beyond the term of fifteen days. The danger of frequent perjury might justify the pronouncing against a false accuser the same penalty which his evidence would have inflicted: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might compel the legislator to punish every homicide with death, and every injury with equal retaliation. But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as hopeless till he had previously abolished the tyranny of the nobles. It was formally provided, that none, except the supreme magistrate, should possess or command the gates, bridges, or towers of the state; that no private garris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owns or castles of the Roman territory; that none should bear arms, or presume to fortify their houses in the city or country; that the bar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free passage of provisions; an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malefactors and robbers should be expiated by a fine of a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But these regulations would have been impotent and nugatory, had not the licentious nobles been awed by the sword of the civil power. A

    sudden alarm fro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uld still summon to the standard above twenty thousand volunteers: the support of the tribune and the laws required a more regular and permanent force. In each harbor of the coast a vessel was stationed for the assurance of commerce; a standing militia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foot was levied, clothed, and paid in the thirteen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the spirit of a commonwealth may be traced in the grateful allowance of one hundred florins, or pounds, to the heirs of every soldier who lost his life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ublic def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naries, for the relief of widows, orphans, and indigent convents, Rienzi applied, without fear of sacrilege,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 chamber: the three branches of hearth-money, the salt-duty, and the customs, were each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lorins; ^26 and scandalous were the abuses, if in four or five months the amount of the salt-duty could be trebled by his judicious economy. After thus restoring the forces and finances of the republic, the tribune recalled the nobles from their solitary independence; required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in the Capitol; and imposed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of submission to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Apprehensive for their safety, but still mo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 of a refusal, the princes and barons returned to their houses at Rome in the garb of simple and peaceful citizen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Savelli and Frangipani, were confounded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 plebeian, of the vile buffoon whom they had so often derided, and their disgrace was aggravated by the indignation which they vainly struggled to disguise. The same oath was successively pronounced by the several orders of society, the clergy and gentlemen, the judges and notaries, the merchants and artisans, and the gradual descent was marked by the increase of sincerity and zeal. They swore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 republic and the church, whose interest was artfully united by the nominal association of the bishop of Orvieto, the pope’s vicar, to the office of tribune. It was the boast of Rienzi, that he had delivered the throne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from a

    rebellious aristocracy; and Clement the Sixth, who rejoiced in its fall, affected to believe the professions, to applaud the merits, and to confirm the title, of his trusty servant. The speech, perhaps the mind, of the tribune, was inspired with a lively regard for the purity of the faith: he insinuated his claim to a supernatural mission from the Holy Ghost; enforced by a heavy forfeiture the annual duty of confession and communion; and strictly guarded the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welfare of his faithful people. ^27 [Footnote *: Et ego, Deo semper auctore, ipsa die pristina (leg. prima) Tribunatus, quae quidem dignitas a tempore deflorati Imperii, et per annos Vo et ultra sub tyrannica occupatione vacavit, ipsos omnes potentes indifferenter Deum at justitiam odientes, a mea, ymo a Dei facie fugiendo vehementi Spiritu dissipavi, et nullo effuso cruore trementes expuli, sine ictu remanents Romane terre facie renovata. Libellus Tribuni ad Caesarem, p. xxxiv – M. 1845.] [Footnote 26: In one MS. I read (l. ii. c. 4, p. 409) perfumante quatro solli, in another, quatro florini, an important variety, since the florin was worth ten Roman solidi, (Muratori, dissert. xxviii.) The former reading would give us a population of 25,000, the latter of 250,000 families; and I much fear,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cay of Rome and her territory.] [Footnote 27: Hocsemius, p. 498, apud du Cerceau, Hist. de Rienzi, p. 194. The fifteen tribunitian laws may be found in the Roman historian (whom for brevity I shall name) Fortifiocca, l. ii. c. 4]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

    Never perhaps has the energy and effect of a single mind

    been more remarkably felt than in the sudden, though transient, reformation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A den of

    robbers was converted to the discipline of a camp or convent: patient to hear, swift to redress, inexorable to punish, his tribunal was always accessible to the poor and stranger; nor could birth, or dignity, or the immunities of the church, protect the offender or his accomplices. The privileged houses, the private sanctuaries in Rome, on which no officer of justice would presume to trespass, were abolished; and he applied the timber and iron of their barricades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pitol. The venerable father of the Colonna was exposed in his own palace to the double shame of being desirous, and of being unable, to protect a criminal. A mule, with a jar of oil, had been stolen near Capranica; and the lord of the Ursini family was condemned to restore the damage, and to discharge a fine of four hundred florins for his negligence in guarding the highways. Nor were the persons of the barons more inviolate than their lands or houses; and, either from accident or design, the same impartial rigor was exercised against the head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Peter Agapet Colonna, who had himself been senator of Rome, was arrested in the street for injury or debt; and justice was appeased by the tardy execution of Martin Ursini, who, among his various acts of violence and rapine, had pillaged a shipwrecked vessel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28 His name, the purple of two cardinals, his uncles, a recent marriage, and a mortal disease were disregarded by the inflexible tribune, who had chosen his victim. The public officers dragged him from his palace and nuptial bed: his trial was short and satisfactory: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nvened the people: stripped of his mantle, on his knees, with his hands bound behind his back, he heard the sentence of death; and after a brief confession, Ursini was led away to the gallows. After such an example, none who were conscious of guilt could hope for impunity, and the flight of the wicked, the licentious, and the idle, soon purified the city and territory of Rome. In this time (says the historian,) the woods began to rejoice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infested with robbers; the oxen began to plough; the pilgrims visited the sanctuaries; the roads and inns were replenished with travellers; trade, plenty, and good faith, were restored in the markets; and a purse of gold might be exposed without danger

    in the midst of the highway. As soon as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are secure, the labors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spontaneously revive: Rome was still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fame and fortunes of the tribune were diffused in every country by the strangers who had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28: Fortifiocca, l. ii. c. 11. From the account of this shipwreck, we learn some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ge. 1. The ship was built and freighted at Naples for the ports of Marseilles and Avignon. 2. The sailors were of Naples and the Isle of Oenaria less skilful than those of Sicily and Genoa. 3. The navigation from Marseilles was a coasting voyage to the mouth of the Tyber, where they took shelter in a storm; but, instead of finding the current, unfortunately ran on a shoal: the vessel was stranded, the mariners escaped. 4. The cargo, which was pillaged, consisted of the revenue of Provence for the royal treasury, many bags of pepper and cinnamon, and bales of French cloth, to the value of 20,000 florins; a rich prize.]

    The deliverance of his country inspired Rienzi with a vast,

    and perhaps visionary, idea of uniting Italy in a great federative republic, of which Rome should b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head, and the free cities and princes the members and associates. His pen was not less eloquent than his tongue; and his numerous epistles were delivered to swift and trusty messengers. On foot, with a white wand in their hand, they traversed the forests and mountains; enjoyed, in the most hostile states, the sacred security of ambassadors; and reported, in the style of flattery or truth, that the highways along their passage were lined with kneeling multitudes, who implored Heaven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Could passion have listened to reason; could private interest have yield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the supreme tribunal and confederate union of the Italian republic might have healed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closed the Alps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But the propitious season had

    elapsed; and if Venice, Florence, Sienna, Perugia, and many inferior cities offer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the good estate, the tyrants of Lombardy and Tuscany must despise, or hate, the plebeian author of a free constitution. From them, however, and from every part of Italy, the tribune received the most friendly and respectful answers: 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princes and republics; and in this foreign conflux, on all the occasions of pleasure or business, the low born notary could assume the familiar or majestic courtesy of a sovereign. ^29 The most glorious circumstance of his reign was an appeal to his justice from Lewis, king of Hungary, who complained, that his brother and her husband had been perfidiously strangled by Jane, queen of Naples: ^30 her guilt or innocence was pleaded in a solemn trial at Rome; but after hearing the advocates, ^31 the tribune adjourned this weighty and invidious cause, which was soon determined by the sword of the Hungarian. Beyond the Alps, more especially at Avigno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theme of curiosity, wonder, and applause. ^* Petrarch had been the private friend, perhaps the secret counsellor, of Rienzi: his writings breathe the most ardent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joy; and all respect for the pope, all gratitude for the Colonna, was lost in the superior duties of a Roman citizen. The poet-laureate of the Capitol maintains the act, applauds the hero, and mingles with some apprehension and advice, the most lofty hopes of the permanent and rising greatness of the republic. ^32

    [Footnote 29: It was thus that Oliver Cromwell’s old acquaintance, who remembered his vulgar and ungracious entrance into the House of Commons, were astonished at the ease and majesty of the protector on his throne, (See Harris’s Life of Cromwell, p. 27 – 34, from Clarendon Warwick, Whitelocke, Waller, &c.) The consciousness of merit and power will sometimes elevate the manners to the station.]

    [Footnote 30: See the causes, circumstances, and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Andrew in Giannone, (tom. iii. l. xxiii. p. 220 – 229,) and the Life of Petrarch (Memoires, tom. ii. p. 143 – 148, 245 –

    250, 375 – 379, notes, p. 21 – 37.) The abbe de Sade wishes to extenuate her guilt.]

    [Footnote 31: The advocate who pleaded against Ja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logical force and brevity of his master’s epistle.

    Johanna! inordinata vita praecedens, retentio potestatis in regno, neglecta vindicta, vir alter susceptus, et excusatio subsequens, necis viri tui te probant fuisse participem et consortem. Jane of Naples, and Mary of Scotland, have a singular conformity.]

    [Footnote *: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thus describes the effect of his elevation on Italy and on the world: “Did I not restore real peace among the cities which were distracted by factions? did I not cause all the citizens, exiled by party violence, with their wretched wives and children, to be readmitted? had I not begun to extinguish the factious names (scismatica nomina) of Guelf and Ghibelline, for which countless thousands had perished body and soul,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pastors,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and all Italy into one amicable, peaceful, holy, and united confederacy? the consecrated standards and banners having been by me collected and blended together, and, in witness to our holy association and perfect union, offered up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mbassadors of all the cities of Italy, on the day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Blessed Lady.” p. xlvii.

    In the Libellus ad Caesarem: “I received the homage and

    submission of all the sovereigns of Apulia, the barons and counts, and almost all the people of Italy. I was honored by solemn embassies and letters by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queen of Naples submitted herself and her kingdom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ibune. The king of Hungary, by two solemn embassies, brought his cause against his queen and his nobles before my tribunal; and I venture to say further, that the fame of the tribune alarmed the soldan of Babylon. When the Christian

    pilgrims to the sepulchre of our Lord related to the Christian and Jewish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ll the yet unheard-of and wonderfu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Rome, both Jews and Christians celebrated the event with unusual festivities. When the soldan inquired the cause of these rejoicings, and received this intelligence about Rome, he ordered all the havens and cities on the coast to be fortified, and put in a state of defence,” p. xxxv. – M. 1845.]

    [Footnote 32: See the Epistola Hortatoria de Capessenda Republica, from Petrarch to Nicholas Rienzi, (Opp. p. 535 – 540,) and the vth eclogue or pastoral, a perpetual and obscure allegory.]

    While Petrarch indulged these prophetic visions, the Roman

    hero was fast declining from the meridian of fame 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who had gazed with astonishment on the ascending meteor, began to mark the irregularity of its course,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ght and obscurity. More eloquent than judicious, more enterprising than resolute, the faculties of Rienzi were not balanced by cool and commanding reason: he magnified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objects of hope and fear; and prudence, which could not have erected, did not presume to fortify, his throne. In the blaze of prosperity, his virtues were insensibly tinctured with the adjacent vices; justice with cruelly, cruelty, liberality with profusion, and the desire of fame with puerile and ostentatious vanity. ^* He might have learned, that the ancient tribunes, so strong and sacred in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not distinguished in style, habit, or appearance, from an ordinary plebeian; ^33 and that as often as they visited the city on foot, a single viator, or meadle, attended the exercise of their office. The Gracchi would have frowned or smiled, could they have read the sonorous titles and epithets of their successor, “Nicholas, severe and merciful; deliverer of Rome; defender of Italy; ^34 friend of mankind, and of liberty, peace, and justice; tribune august:” his theatrical pageants had prepared the revolution; but Rienzi abused, in luxury and pride, the political maxim of speaking to

    the eye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tude. From nature he had received the gift of a handsome person, ^35 till it was swelled and disfigured by intemperance: and his propensity to laughter was corrected in the magistrate by the affectation of gravity and sternness. He was clothed, at least on public occasions, in a party-colored robe of velvet or satin, lined with fur, and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e rod of justice, which he carried in his hand, was a sceptre of polished steel, crowned with a globe and cross of gold, and enclosing a small fragment of the true and holy wood. In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processions through the city, he rode on a white steed, the symbol of royalty: the great banner of the republic, a sun with a circle of stars, a dove with an olive branch, was displayed over his head; a shower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cattered among the populace, fifty guards with halberds encompassed his person; a troop of horse preceded his march; and their tymbals and trumpets were of massy silver.

    [Footnote *: An illustrious female writer has drawn, with a single stroke, the character of Rienzi, Crescentius, and Arnold of Brescia, the fond restorers of Roman liberty: ‘Qui ont pris les souvenirs pour les esperances.’ Corinne, tom. i. p. 159. Could Tacitus have excelled this?” Hallam, vol i p. 418. – M.] [Footnote 33: In his Roman Questions, Plutarch (Opuscul. tom. i. p. 505, 506, edit. Graec. Hen. Steph.) states, on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he simple greatness of the tribunes, who were not properly magistrates, but a check on magistracy. It was their duty and interest. Rienzi, and Petrarch himself, were incapable perhaps of reading a Greek philosopher; but they might have imbibed the same modest doctrines from their favorite Latins, Livy and Valerius Maximus.]

    [Footnote 34: I could not express in English the forcible, though barbarous, title of Zelator Italiae, which Rienzi assumed.]

    [Footnote 35: Era bell’ homo, (l. ii. c. l. p. 399.)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riso sarcastico of the Bracciano edition is

    wanting in the Roman MS., from which Muratori has given the text.

    In his second reign, when he is painted almost as a monster, Rienzi travea una ventresca tonna trionfale, a modo de uno Abbate Asiano, or Asinino, (l. iii. c. 18, p. 523.)]

    The ambition of the honors of chivalry ^36 betrayed the

    meanness of his birth, and degraded the importance of his office; and the equestrian tribune was not less odious to the nobles, whom he adopted, than to the plebeians, whom he deserted. All that yet remained of treasure, or luxury, or art, was exhausted on that solemn day. Rienzi led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Capitol to the Lateran; the tediousness of the way was relieved with decorations and games; the ecclesiastical, civil, and military orders marched under their various banners; the Roman ladies attended his wife; and the ambassadors of Italy might loudly applaud or secretly deride the novelty of the pomp. In the evening, which they had reached the church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e, he thanked and dismissed the numerous assembly, with an invitation to the festival of the ensuing day. From the hands of a venerable knight he received the order of the Holy Ghost;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ath was a previous ceremony; but in no step of his life did Rienzi excite such scandal and censure as by the profane use of the porphyry vase, in which Constantine (a foolish legend) had been healed of his leprosy by Pope Sylvester. ^37 With equal presumption the tribune watched or reposed within the consecrated precincts of the baptistery; and the failure of his state-bed was interpreted as an omen of his approaching downfall. At the hour of worship,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 returning crowds in a majestic attitude, with a robe of purple, his sword, and gilt spurs; but the holy rites were soon interrupted by his levity and insolence. Rising from his throne, and advancing towards the congregation, he proclaimed in a loud voice: “We summon to our tribunal Pope Clement: and command him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of Rome: we also summon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 ^38 We again

    summon the two pretenders, Charles of Bohemia and Lewis of Bavaria, who style themselves emperors: we likewise summon all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to inform us on what pretence they have usurped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the Roman peopl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sovereigns of the empire.” ^39 Unsheathing his maiden sword, he thrice brandished it to the thre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rice repeated the extravagant declaration, “And this too is mine!” The pope’s vicar, the bishop of Orvieto, attempted to check this career of folly; but his feeble protest was silenced by martial music; and instead of withdrawing from the assembly, he consented to dine with his brother tribune, at a table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reserved for the supreme pontiff. A banquet, such as the Caesars had given, was prepared for the Romans. The apartments, porticos, and courts of the Lateran were spread with innumerable tables for either sex, and every condition; a stream of wine flowed from the nostrils of Constantine’s brazen horse; no complaint, except of the scarcity of water, could be heard;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multitude was curbed by discipline and fear. A subseque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the coronation of Rienzi; ^40 seven crowns of different leaves or metals were successively placed on his head by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Roman clergy; they represented the seven gifts of the Holy Ghost; and he still professed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the ancient tribunes. ^* These extraordinary spectacles might deceive or flatter the people; and their own vanity was gratified in the vanity of their leader. But in his private life he soon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rule of frugali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plebeians, who were awed by the splendor of the nobles, were provoked by the luxury of their equal. His wife, his son, his uncle, (a barber in name and profession,) exposed the contrast of vulgar manners and princely expense; and without acquiring the majesty, Rienzi degenerated into the vices, of a king.

    [Footnote 36: Strange as it may seem, this festival was not without a precedent. In the year 1327, two barons, a Colonna and an Ursini, the usual balance, were created knights by the Roman people: their bath was of rose- water, their beds were

    decked with royal magnificence, and they were served at St. Maria of Araceli in the Capitol, by the twenty-eight buoni huomini. They afterwards received from Robert, king of Naples, the sword of chivalry, (Hist. Rom. l. i. c. 2, p. 259.)]

    [Footnote 37: All parties believed in the leprosy and bath of Constantine (Petrarch. Epist. Famil. vi. 2,) and Rienzi justified his own conduct by observing to the court of Avignon, that a vase which had been used by a Pagan could not be profaned by a pious Christian. Yet this crime is specified in the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189, 190.)] [Footnote 38: This verbal summons of Pope Clement VI., which rest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and a Vatican Ms., is dispu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Petrarch, (tom. ii. not. p. 70 – 76, with arguments rather of decency than of weight. The court of Avignon might not choose to agitate this delicate question.]

    [Footnote 39: The summons of the two rival emperors, a monument of freedom and folly, is extant in Hocsemius, (Cerceau, p. 163 – 166.)]

    [Footnote 40: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Roman historian should have overlooked this sevenfold coronation, which is sufficiently proved by internal evidence, and the testimony of Hocsemius, and even of Rienzi, (Cercean p. 167 – 170, 229.)]

    [Footnote *: It was on this occasion that he made the profane comparison between himself and our Lord; and the striking circumstance took place which he relates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wild and joyous exultation of the people, one of his most zealous supporters, a monk, who was in high repute for his sanctity, stood apart in a corner of the church and wept bitterly! A domestic chaplain of Rienzi’s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grief. “Now,” replied the man of God, “is thy master cast down from heaven – never saw I man so proud. By the aid of the Holy Ghost he has driven the tyrants from the city without drawing a sword; the cities and the sovereigns of Italy have submitted to his power. Why is he so arrogant and ungrateful towards the Most High? Why does

    he seek earthly and transitory rewards for his labors, and in his wanton speech liken himself to the Creator? Tell thy master that he can only atone for this offence by tears of penitence.” In the evening the chaplain communicated this solemn rebuke to the tribune: it appalled him for the time, but was soon forgotten in the tumult and hurry of business. – M. 1845.]

    A simple citizen describes with pity, or perhaps with

    pleasure, the humili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e. “Bareheaded, their hands crossed on their breast, they stood with downcast look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ribune; and they trembled, good God, how they trembled!” ^41 As long as the yoke of Rienzi was that of justice and their country, their conscience forced them to esteem the man, whom pride and interest provoked them to hate: his extravagant conduct soon fortified their hatred by contempt; and they conceived the hope of subverting a power which was no longer so deeply rooted in the public confidence. The old animosity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was suspended for a moment by their common disgrace: they associated their wishes, and perhaps their designs; an assassin was seized and tortured; he accused the nobles; and as soon as Rienzi deserved the fate, he adopted the suspicions and maxims, of a tyrant. On the same day, under various pretences, he invited to the Capitol his principal enemies, among whom were five members of the Ursini and three of the Colonna name. But instead of a council or a banquet, they found themselves prisoners under the sword of despotism or justi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cence or guilt might inspire them with equal apprehensions of danger. At the sound of the great bell the people assembled; they were arraigned for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tribune’s life; and though some might sympathize in their distress, not a hand, nor a voice, was raised to rescue the first of the nobility from their impending doom. Their apparent boldness was prompted by despair; they passed in separate chambers a sleepless and painful night; and the venerable hero, Stephen Colonna, striking agains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repeatedly urged his guards to deliver him by a speedy death from such

    ignominious servitude. In the morning they understood their sentence from the visit of a confessor and the tolling of the bell. The great hall of the Capitol had been decorated for the bloody scene with red and white hangings: the countenance of the tribune was dark and severe; the swords of the executioners were unsheathed; and the barons were interrupted in their dying speeches by the sound of trumpets. But in this decisive moment, Rienzi was not less anxious or apprehensive than his captives: he dreaded the splendor of their names, their surviving kinsmen,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the reproaches of the world, and, after rashly offering a mortal injury, he vainly presumed that, if he could forgive, he might himself be forgiven. His elaborate oration was that of a Christian and a suppliant; and, as the humble minister of the commons, he entreated his masters to pardon these noble criminals, for whose repentance and future service he pledged his faith and authority.

    “If you are spared,” said the tribune, “by the mercy of the Romans, will you not promise to support the good estate with your lives and fortunes?” Astonished by this marvellous clemency, the barons bowed their heads; and while they devoutly repeated the oath of allegiance, might whisper a secret, and more sincere, assurance of revenge. A 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ronounced their absolution: they received the communion with the tribune, assisted at the banquet, followed the procession; and, after every spiritual and temporal sign of reconciliation, were dismissed in safety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s, with the new honors and titles of generals, consuls, and patricians. ^42

    [Footnote 41: Puoi se faceva stare denante a se, mentre sedeva, li baroni tutti in piedi ritti co le vraccia piecate, e co li capucci tratti. Deh como stavano paurosi! (Hist. Rom. l. ii. c. 20, p. 439.) He saw them, and we see them.]

    [Footnote 42: The original letter, in which Rienzi justifies his treatment of the Colonna,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222 – 229,) displays, in genuine colors, the mixture of the knave and the madman.]

    During some weeks they were checked by the memory of their

    danger, rather than of their deliverance, till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Ursini, escaping with the Colonna from the city, erected at Marino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stle were instantly restored; the vassals attended their lord; the outlaws armed against the magistrate; the flocks and herds, the harvests and vineyards, from Marino to the gates of Rome, were swept away or destroyed; and the people arraigned Rienzi as the author of the calamities which his government had taught them to forget. In the camp, Rienzi appeared to less advantage than in the rostrum; and he negl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bel barons till their numbers were strong, and their castles impregnable. From the pages of Livy he had not imbibed the art, or even the courage, of a general: an army of twenty thousand Romans returned without honor or effect from the attack of Marino; and his vengeance was amused by painting his enemies, their heads downwards, and drowning two dogs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been bear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rsini. The belief of his incapacity encourage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invited by their secret adherents; and the barons attempted, with four thousand foot, and sixteen hundred horse, to enter Rome by force or surprise. The city was prepar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alarm-bell rung all night; the gates were strictly guarded, or insolently ope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they sounded a retreat. The two first divisions had passed along the walls, but the prospect of a free entrance tempted the headstrong valor of the nobles in the rear; and after a successful skirmish, they were overthrown and massacred without quarter by the crowds of the Roman people.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the noble spirit to whom Petrarch ascribed the restoration of Italy, was preceded or accompanied in death by his son John, a gallant youth, by his brother Peter, who might regret the ease and honors of the church, by a nephew of legitimate birth, and by two bastards of the Colonna race; and the number of seven, the seven crowns, as Rienzi styled them, of the Holy Ghost, was completed by the agony of the deplorable parent, and the

    veteran chief, who had survived the hope and fortune of his house. The vision and prophecies of St. Martin and Pope Boniface had been used by the tribune to animate his troops: ^43 he displayed, at least in the pursuit, the spirit of a hero; but he forgot the maxims of the ancient Romans, who abhorred the triumphs of civil war. The conqueror ascended the Capitol; deposited his crown and sceptre on the altar; and boasted, with some truth, that he had cut off an ear, which neither pope nor emperor had been able to amputate. ^44 His base and implacable revenge denied the honors of burial; and the bodies of the Colonna, which he threatened to expose with those of the vilest malefactors, were secretly interred by the holy virgins of their name and family. ^45 The people sympathized in their grief, repented of their own fury, and detested the indecent joy of Rienzi, who visited the spot where these illustrious victims had fallen. It was on that fatal spot that he conferred on his son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and the ceremony was accomplished by a slight blow from each of the horsemen of the guard, and by a ridiculous and inhuman ablution from a pool of water, which was yet polluted with patrician blood. ^46

    [Footnote 43: Rienzi, in the above-mentioned letter, ascribes to St. Martin the tribune, Boniface VIII. the enemy of Colonna, himself, and the Roman people, the glory of the day, which Villani likewise (l. 12, c. 104) describes as a regular battle. The disorderly skirmish, the flight of the Romans, and the cowardice of Rienzi, are painted in the simple and minute narrative of Fortifiocca, or the anonymous citizen, (l. i. c. 34 – 37.)] [Footnote 44: In describing the fall of the Colonna, I speak only of the family of Stephen the elder, who is often confounded by the P. du Cerceau with his son. That family was extinguished, but the house has been perpetuated in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of which I have not a very accurate knowledge. Circumspice (says Petrarch) familiae tuae statum, Columniensium domos: solito pauciores habeat columnas. Quid ad rem modo fundamentum stabile, solidumque permaneat.]

    [Footnote 45: The convent of St. Silvester was founded, endow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olonna cardinals, for the daughters of the family who embraced a monastic life, and who, in the year 1318, were twelve in number. The others were allowed to marry with their kinsmen in the fourth degree, and the dispensation was justified by the small number and close alliances of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110, tom. ii. p. 401.)]

    [Footnote 46: Petrarch wrote a stiff and pedantic letter of consolation, (Fam. l. vii. epist. 13, p. 682, 683.) The friend was lost in the patriot. Nulla toto orbe principum familia carior; carior tamen respublica, carior Roma, carior Italia.

    Je rends graces aux Dieux de n’etre pas Romain.]

    A short delay would have saved the Colonna, the delay of a

    single month, which elapsed between the triumph and the exile of Rienzi.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he forfeited what yet remained of his civil virtues, without acquiring the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 free and vigorous opposition was formed in the city; and when the tribune proposed in the public council ^47 to impose a new tax, and to regulate the government of Perugia, thirty-nine members voted against his measures; repelled the injurious charge of treachery and corruption; and urged him to prove, by their forcible exclusion, that if the populace adhered to his cause, it was already disclaimed by the most respectable citizens. The pope and the sacred college had never been dazzled by his specious professions; they were justly offended by the insolence of his conduct; a cardinal legate was sent to Italy, and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and two personal interviews, he fulminated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in which the tribune is degraded from his office, and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rebellion, sacrilege, and heresy. ^48 The surviving barons of Rome were now humbled to a sense of allegiance; their interest and revenge engaged them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but as the fate of the Colonna was before their eyes, they abandoned to a private

    adventurer the peril and glory of the revolution. John Pepin, count of Minorbino, ^49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d been condemned for his crimes, or his riches, to perpetual imprisonment; and Petrarch, by soliciting his release,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ruin of his friend.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soldiers, the count of Minorbino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Rome; barricaded the quarter of the Colonna: and found the enterprise as easy as it had seemed impossible. From the first alar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incessantly tolled; but, instead of repairing to the well-known sound, the people were silent and inactive; and the pusillanimous Rienzi, deploring their ingratitude with sighs and tears,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and palace of the republic.

    [Footnote 47: This council and opposition is obscurely mentioned by Pollistore, a contemporary writer, who has preserved some curious and original facts, (Rer. Italicarum, tom. xxv. c. 31, p. 798 – 804.)]

    [Footnote 48: The briefs and bulls of Clement VI. against Rienzi are translated by the P. du Cerceau, (p. 196, 232,)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347, No. 15, 17, 21, &c.,) who found them in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49: Matteo Villani describes the origin, character, and death of this count of Minorbino, a man da natura inconstante e senza fede, whose grandfather, a crafty notary, wa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poils of the Saracens of Nocera, (l. vii. c. 102, 103.) See his imprisonment, an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tom. ii. p. 149 – 151)]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I.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count Pepin restored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church; three senators were chosen, and the legate, assuming the first rank, accepted his two colleagues from the rival famili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The acts of the tribune were abolished, his head was proscribed; yet such was the terror of his name, that the barons hesit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y would trust themselves in the city, and Rienzi was left above a month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from whence he peaceably withdrew, after laboring, without effect, to revive the affection and courage of the Romans. The vision of freedom and empire had vanished: their fallen spirit would have acquiesced in servitude, had it been smoothed by tranquillity and order; and it was scarcely observed, that the new senators derived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Apostolic See; that four cardinals were appointed to reform, with dictatorial power,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Rome was again agitated by the bloody feuds of the barons, who detested each other, and despised the commons: their hostile fortresses, both in town and country, again rose, and were again demolished: and the peaceful citizens, a flock of sheep, were devoured, says the Florentine historian, by these rapacious wolves. But when their pride and avarice had exhaust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mans, a confraternity of the Virgin Mary protected or avenged the republic: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was again tolled, the nobles in arms trembled in the presence of an unarmed multitude; and of the two senators, Colonna escaped from the window of the palace, and Ursini was ston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 dangerous office of tribune was successively occupied by two plebeians, Cerroni and Baroncelli. The mildness of Cerroni was unequal to the times; and after a faint struggle, he retired with a fair reputation and a decent fortune to the comforts of rural life. Devoid of eloquence or genius, Baroncelli was distinguished by a resolute spirit: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a patriot, an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yrants; his suspicion was a sentence of death, and his own death was the reward of his cruelties. Amidst the public misfortunes, the

    faults of Rienzi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omans sighed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good estate. ^50

    [Footnote 50: The troubles of Rome, from the departure to the return of Rienzi, are related by Matteo Villani (l. ii. c. 47, l. iii. c. 33, 57, 78) and Thomas Fortifiocca, (l. iii. c. 1 – 4.) I have slightly passed over these secondary characters, who imitated the original tribune.]

    After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the first deliverer was again

    restored to his country.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a pilgrim, he escap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t Naples, tempted the ambition of every bold adventurer, mingled at Rome with the pilgrims of the jubilee, lay concealed among the hermits of the Apennine, and wandered through the cities of Italy, Germany, and Bohemia. His person was invisible, his name was yet formidable; and the anxiety of the court of Avignon supposes, and even magnifies, his personal merit.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ourth gave audience to a stranger, who frankly revealed himself as the tribune of the republic; and astonished an assembly of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by the eloquence of a patriot and the visions of a prophet, the downfall of tyranny and the kingdom of the Holy Ghost. ^51 Whatever had been his hopes, Rienzi found himself a captive; but he supported a character of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and obeyed, as his own choice, the irresistible summon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zeal of Petrarch, which had been cooled by the unworthy conduct, was rekindled by the sufferings and the presence, of his friend; and he boldly complains of the times, in which the savior of Rome was delivered by her emperor into the hands of her bishop. Rienzi was transported slowly, but in safe custody, from Prague to Avign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city was that of a malefactor; in his prison he was chained by the leg; and four cardinals were named to inquire into the crimes of heresy and rebellion. But his trial and condemnation would have involved some questions, which it was more prudent to leave under the veil of mystery: the temporal supremacy of the popes; the duty

    of residenc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rivileg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ome. The reigning pontiff well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lement: the strange vicissitudes and magnanimous spirit of the captive excited his pity and esteem; and Petrarch believes that he respected in the hero the name and sacred character of a poet. ^52 Rienzi was indulged with an easy confinement and the use of books; and in the assiduous study of Livy and the Bible, he sought the cause and the consolation of his misfortunes.

    [Footnote 51: These visions, of which the friends and enemies of Rienzi seem alike ignorant, are surely magnified by the zeal of Pollistore, a Dominican inquisitor, (Rer. Ital. tom. xxv. c. 36, p. 819.) Had the tribune taught, that Christ was succeeded by the Holy Ghost, that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would be abolished, he might have been convicted of heresy and treason, without offending the Roman people.

    Note: So far from having magnified these visions, Pollistore

    is more than confirmed by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by Papencordt. The adoption of all the wild doctrines of the Fratricelli, the Spirituals, in which, for the time at least, Rienzi appears to have been in earnest; his magnificent offers to the emperor, 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life, from his first escape from Rome to his imprisonment at Avignon, are among the most curious chapters of his eventful life. – M. 1845.]

    [Footnote 52: The astonishment, the envy almost, of Petrarch is a proof, if not of the truth of this incredible fact, at least of his own veracity.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tom. iii. p. 242) quotes the vith epistle of the xiiith book of Petrarch, but it is of the royal Ms., which he consulted, and not of the ordinary Basil edition, (p. 920.)]

    The succeeding pontificate of Innocent the Sixth opened a

    new prospect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and the court of Avignon was persuaded, that the successful rebel could

    alone appease and reform the anarchy of the metropolis. After a solemn profession of fidelity, the Roman tribune was sent into Italy, with the title of senator; but the death of Baroncelli appeared to supersede the use of his mission; and the legate, Cardinal Albornoz, ^53 a consummate statesman, allowed him with reluctance, and without aid, to undertake the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irst reception was equal to his wishes: the day of his entrance was a public festival; and his eloquence and authority revived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But this momentary sunshine was soon clouded by his own vices and those of the people: in the Capitol, he might often regret the prison of Avignon; and after a second administration of four months, Rienzi was massacred in a tumult which had been fomented by the Roman barons. In the society of the Germans and Bohemians, he is said to have contracted the habits of intemperance and cruelty: adversity had chilled his enthusiasm, without fortifying his reason or virtue; and that youthful hope, that lively assurance, which is the pledge of success, was now succeeded by the cold impotence of distrust and despair. The tribune had reigned with absolute dominion, by the choice, and in the hearts, of the Romans: the senator was the servile minister of a foreign court; and while he was suspected by the people, he was abandoned by the prince. The legate Albornoz, who seemed desirous of his ruin, inflexibly refused all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a faithful subject could no longer presume to touch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and the first idea of a tax was the signal of clamor and sedition. Even his justice was tainted with the guilt or reproach of selfish cruelty: the most virtuous citizen of Rome was sacrificed to his jealousy;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a public robber, from whose purse he had been assisted, the magistrate too much forgot, or too much remember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debtor. ^54 A civil war exhausted his treasures, and the patience of the city: the Colonna maintained their hostile station at Palestrina; and his mercenaries soon despised a leader whose ignorance and fear were envious of all subordinate merit. In the death, as in the life, of Rienzi, the hero and the coward were strangely mingled. When the Capitol was invested by a furious multitude, when

    he was basely deserted by his civil and military servants, the intrepid senator, waving the banner of liberty, presented himself on the balcony, addressed his eloquence to the various passions of the Romans, and labored to persuade them, that in the same cause himself and the republic must either stand or fall. His or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a volley of imprecations and stones; and after an arrow had transpierced his hand, he sunk into abject despair, and fled weeping to the inner chambers, from whence he was let down by a sheet before the windows of the prison. Destitute of aid or hope, he was besieged till the evening: the doors of the Capitol were destroyed with axes and fire; and while the senator attempted to escape in a plebeian habit, he was discovered and dragged to the platform of the palace, the fatal scene of his judgments and executions. A whole hour, without voice or motion, he stood amidst the multitude half naked and half dead: their rage was hushed into curiosity and wonder: the last feelings of reverence and compassion yet struggled in his favor; and they might have prevailed, if a bold assassin had not plunged a dagger in his breast. He fell senseless with the first stroke: the impotent revenge of his enemies inflicted a thousand wounds: and the senator’s body was abandoned to the dogs, to the Jews, and to the flames. Posterity will compare the virtues and failings of this extraordinary man; but in a long period of anarchy and servitude, the name of Rienzi has often been celebrated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last of the Roman patriots. ^55

    [Footnote 53: Aegidius, or Giles Albornoz, a noble Spaniard,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cardinal legate in Italy, (A.D. 1353 -1367,) restored, by his arms and counsels,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His life has been separately written by Sepulveda; but Dryden could not reasonably suppose, that his name, or that of Wolsey, had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Mufti in Don Sebastian.]

    [Footnote 54: From Matteo Villani and Fortifiocca, the P. du Cerceau (p. 344 – 394) has extract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chevalier Montreal, the life of a robber and the death of a hero. At the head of a free company, the first that desolated Italy, he

    became rich and formidable be had money in all the banks, – 60,000 ducats in Padua alone.]

    [Footnote 55: The exile, second government, and death of Rienzi, are minutely related by the anonymous Roman, who appears neither his friend nor his enemy, (l. iii. c. 12 – 25.) Petrarch, who loved the tribune, was indifferent to the fate of the senator.]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ous wish of Petrarch was the

    restoration of a free republic; but after the exile and death of his plebeian hero, he turned his eyes from the tribune,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The Capitol was yet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Rienzi, when Charles the Fourt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obtain the Italian and Imperial crowns. In his passage through Milan he received the visit, and repaid the flattery, of the poet-laureate; accepted a medal of Augustus; and promised, without a smile, to imitate the founder of the Roman monarchy. A false application of the name and maxims of antiquity was the source of the hopes and disappointments of Petrarch; yet he could not overlook the difference of times and characters; the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tween the first Caesars and a Bohemian prince, who by the favor of the clergy had been elected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German aristocracy. Instead of restoring to Rome her glory and her provinces, he had bound himself by a secret treaty with the pope, to evacuate the city on the day of his coronation; and his shameful retreat was pursu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 patriot bard. ^56

    [Footnote 56: The hopes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Petrarch are agreeably described in his own words by the French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ii. p. 375 – 413;) but the deep, though secret, wound was the coronation of Zanubi, the poet-laureate, by Charles IV.]

    Aft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empire, his third and more

    humble wish was to reconcile the shepherd with his flock; to recall the Roman bishop to his ancient and peculiar diocese. In the fervor of youth, with the authority of age, Petrarch addressed his exhortations to five successive popes, and his eloquence was always inspired by the enthusiasm of sentiment and the freedom of language. ^57 The son of a citizen of Florence invariably preferred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to that of his education; and Italy, in his eyes, was the queen and garden of the world. Amidst her domestic factions, she was doubtless superior to France both in art and science, in wealth and politeness; but the difference could scarcely support the epithet of barbarous, which he promiscuously bestows o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vignon, the mystic Babylon, the sink of vice and corruption, was the object of his hatred and contempt; but he forgets that her scandalous vices were not the growth of the soil, and that in every residence they would adhere to the power and luxury of the papal court. He confesses tha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s the bishop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yet it was not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but of the Tyber, that the apostle had fixed his everlasting throne; and while every cit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blessed with a bishop, the metropolis alone was desolate and forlorn. Since the removal of the Holy See, the sacred buildings of the Lateran and the Vatican, their altars and their saints, were left in a state of poverty and decay; and Rome was often painted under the image of a disconsolate matron, as if the wandering husband could be reclaimed by the homely portrait of the age and infirmities of his weeping spouse. ^58 But the cloud which hung over the seven hills would be dispe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eternal fame, the prosperity of Rome, and the peace of Italy,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 pope who should dare to embrace this generous resolution. Of the five whom Petrarch exhorted, the three first, John the Twenty-second,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Clement the Sixth, were importuned or amused by the boldness of the orator; but the memorable change which had been attempted by Urban the Fifth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by Gregory the Eleventh.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esign was opposed by weighty and almost insuperable obstacles. A king of France,

    who has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wise, was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m from a local dependence: the cardinals, for the most part his subjects, were attached to the language, manners, and climate of Avignon; to their stately palaces; above all, to the wines of Burgundy. In their eyes, Italy was foreign or hostile; and they reluctantly embarked at Marseilles, as if they had been sold or banished into the land of the Saracens. Urban the Fifth resided three years in the Vatican with safety and honor: his sanctity was protected by a guard of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e king of Cyprus, the queen of Naples, and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devoutly saluted their common father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But the joy of Petrarch and the Italians was soon turned into grief and indignation. Some reas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moment, his own impatience or the prayers of the cardinals, recalled Urban to France; and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was saved from the tyrannic patriotism of the Romans. The powers of heaven were interested in their cause: Bridget of Sweden, a saint and pilgrim, disapproved the return, and foretold the death, of Urban the Fifth: the migration of Gregory the Eleventh was encouraged by St. Catharine of Sienna, the spouse of Christ and ambassadress of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popes themselve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credulity, appear to have listened to these visionary females. ^59 Yet those celestial admonitio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arguments of temporal policy. The residents of Avignon had been invaded by hostile violence: at the head of thirty thousand robbers, a hero had extorted ransom and absolution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sacred college; and the maxim of the French warriors, to spare the people and plunder the church, was a new heresy of the most dangerous import. ^60 While the pope was driven from Avignon, he was strenuously invited to Rome. The senate and people acknowledged him as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laid at his feet the keys of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the fortresses; of the quarter at least beyond the Tyber. ^61 But this loyal offer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laration,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suffer the scandal and calamity of his absence; and that his obstinacy would finally provoke them to revive and assert the primitive right of election.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had

    been consulted, whether he would accept the triple crown ^62 from the clergy and people: “I am a citizen of Rome,” ^63 replied that venerable ecclesiastic, “and my first law is, the voice of my country.” ^64

    [Footnote 57: See, in his accurate and amusing biographer, the application of Petrarch and Rome to Benedict XII. in the year 1334, (Memoires, tom. i. p. 261 – 265,) to Clement VI. in 1342, (tom. ii. p. 45 – 47,) and to Urban V. in 1366, (tom. iii. p. 677 – 691:) his praise (p. 711 – 715) and excuse (p. 771) of the last of these pontiffs. His angry controversy on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France and Italy may be found, Opp. p. 1068 – 1085.]

    [Footnote 58: Squalida sed quoniam facies, neglectaque cultu

    Caesaries; multisque malis lassata senectus Eripuit solitam effigiem: vetus accipe nomen;

    Roma vocor.

    (Carm. l. 2, p. 77.)

    He spins this allegory beyond all measure or patience. The Epistles to Urban V in prose are more simple and persuasive, (Senilium, l. vii. p. 811 – 827 l. ix. epist. i. p. 844 – 854.)]

    [Footnote 59: I have not leisure to expatiate on the legends of St. Bridget or St. Catharine, the last of which might furnish some amusing stories. Their effect on the mind of Gregory XI. is attested by the last solemn words of the dying pope, who admonished the assistants, ut caverent ab hominibus, sive viris, sive mulieribus, sub specie religionis loquentibus visiones sui capitis, quia per tales ipse seductus, &c., (Baluz. Not ad Vit. Pap. Avenionensium, tom. i. p. 1224.)]

    [Footnote 60: This predatory expedition is related by Froissard, (Chronique, tom. i. p. 230,) and in the life of Du Guesclin, (Collection Generale des Memoires Historiques, tom. iv. c. 16, p. 107 – 113.) As early as the year 1361, the court of Avignon had been molested by similar freebooters, who afterwards passed the Alps,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63 – 569.)] [Footnote 61: Fleury alleges, from the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the original treaty which was signed the 21st of December, 1376, between Gregory XI. and the Romans, (Hist. Eccles. tom. xx. p. 275.)]

    [Footnote 62: The first crown or regnum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v. p. 702) on the episcopal mitre of the popes, is ascribed to the gift of Constantine, or Clovis. The second was added by Boniface VIII., as the emblem not only of a spiritual, but of a temporal, kingdom. The three states of the chur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triple crown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John XXII. or Benedict XII.,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258, 259.)] [Footnote 63: Baluze (Not. ad Pap. Avenion. tom. i. p. 1194, 1195) produces the original evidence which attests the threats of the Roman ambassadors, 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qui, ultro se offerens, respondit se civem Romanum esse, et illud velle quod ipsi vellent.] [Footnote 64: The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to Rome, and their reception by the people, are relate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and Gregory XI., in Baluze (Vit. Paparum Avenionensium, tom. i. p. 363 – 486) and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613 – 712.) In the disputes of the schism, every circumstance was severely, though partially, scrutinized; more especially in the great inquest, which decided the obedience of Castile, and to which Baluze, in his notes, so often and so largely appeals from a Ms. volume in the Harley library, (p. 1281, &c.)]

    If superstition will interpret an untimely death, ^65 if the

    merit of counsels be judged from the event, the heavens may seem to frown on a measure of such apparent season and propriety. Gregory the Eleventh did not survive above fourteen months his return to the Vatican; and his decease was follow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distracted the Latin church above forty yea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then composed of twenty-two cardinals: six of these had remained at Avignon; eleven Frenchmen, one Spaniard, and four Italians, entered the conclave in the usual form. Their choice

    was not yet limited to the purple; and their unanimous votes acquiesced in the archbishop of Bari, a subject of Naples, conspicuous for his zeal and learning,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under the name of Urban the Sixth. The epistle of the sacred college affirms his free, and regular, election; which had been inspired, as usual, by the Holy Ghost; he was adored, invested, and crowned, with the customary rites; his temporal authority was obeyed at Rome and Avignon, and his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Latin world.

    During several weeks, the cardinals attended their new master with the fairest professions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ill the summer heats permitted a decent escape from the city.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united at Anagni and Fundi, in a place of security, they cast aside the mask, accused their own falsehood and hypocrisy, excommunicated the apostate and antichrist of Rome, and proceeded to a new election of Robert of Geneva, Clement the Seventh, whom they announced to the nations as the true and rightful vicar of Christ. Their first choice, an involuntary and illegal act, was annulled by fear of death and the menace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complaint is justified by the strong evidence of probability and fact. The twelve French cardinals, above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were masters of the election;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provincial jealousies, it cannot fairly be presumed that they would have sacrificed their right and interest to a foreign candidate, who would never restore them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In the various, and often inconsistent, narratives, ^66 the shades of popular violence are more darkly or faintly colored: but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seditious Romans was inflamed by a sense of their privileges, and the danger of a second emigration. The conclave was intimidated by the shout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arms, of thirty thousand rebels; the bells of the Capitol and St. Peter’s rang an alarm: “Death, or an Italian pope!” was the universal cry; the same threat was repeated by the twelve bannerets or chiefs of the quarters, in the form of charitable advice; some preparations were made for burning the obstinate cardinals; and had they chosen a

    Transalpine subjec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ould never have departed al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same constraint imposed the necessity of dissembling in the eyes of Rome and of the world; the pride and cruelty of Urban presented a more inevitable danger; and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 features of the tyrant, who could walk in his garden and recite his breviary, while he heard from an adjacent chamber six cardinals groaning on the rack. His inflexible zeal, which loudly censured their luxury and vice, would have attached them to the stations and duties of their parishes at Rome; and had he not fatally delayed a new promotion, the French cardinals w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a helpless minority in the sacred college. For these reasons, and the hope of repassing the Alps, they rashly violated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merits of their double choice are yet agitated in the Catholic schools. ^67 The v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 determined the court and clergy of France. ^68 The states of Savoy, Sicily, Cyprus, Arragon, Castille, Navarre, and Scotland were inclined by their example and authority to the obedience of Clement the Seventh, and after his decease,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Rome and the principal states of Italy, Germany, Portugal, England, ^69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kingdoms of the North, adhered to the prior election of Urban the Sixth, who was succeeded by Boniface the Ninth, Innocent the Seventh, and Gregory the Twelfth. [Footnote 65: Can the death of a good man be esteemed a punishment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ey betray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faith. Yet as a mere philosopher,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Greeks (Brunck, Poetae Gnomici, p. 231.) See in Herodotus (l. i. c. 31) the moral and pleasing tale of the Argive youths.]

    [Footnote 66: In the first book of the Histoire du Concile de Pise, M. Lenfant has abridged and compared the original narratives of the adherents of Urban and Clement, of the Italians and Germans, the French and Spaniards. The latter appear to be the most active and loquacious, and every fact and wor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supported in the notes of their editor Baluze.]

    [Footnote 67: The ordinal numbers of the popes seems to decide the question against Clement VII. and Benedict XIII., who are boldly stigmatized as antipopes by the Italians, while the French are content with authorities and reasons to plead the cause of doubt and toleration, (Baluz. in Praefat.) It is singular, or rather it is not singular, that saints, visions and miracles should be common to both parties.]

    [Footnote 68: Baluze strenuously labors (Not. p. 1271 – 1280) to justify the pure and pious motives of Charles V. king of France: he refused to hear the arguments of Urban; but were not the Urbanists equally deaf to the reasons of Clement, &c.?]

    [Footnote 69: An epistle, or declamation, in the name of Edward III., (Baluz. Vit. Pap. Avenion. tom. i. p. 553,) displays the zeal of the English nation against the Clementines. Nor was their zeal confined to words: the bishop of Norwich led a crusade of 60,000 bigots beyond sea, (Hume’s History, vol. iii. p. 57, 58.)]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and the Rhone, the hostile

    pontiff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the pen and the sword: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order of society was disturbed; and the Romans had their full share of the mischiefs of which they may be arraigned as the primary authors. ^70 They had vainly flatter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pe of restoring the seat of the ecclesiastical monarchy, and of relieving their poverty with the tributes and offerings of the nations; but the separation of France and Spain diverted the stream of lucrative devotion;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two jubilees which were crowded into the space of ten years. By the avocations of the schism, by foreign arms, and popular tumults, Urban the Sixth and his three successors were often compelled to interrupt their residence in the Vatica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still exercised their deadly feuds: the bannerets of Rome asserted and abused the privileges of a republic: the vicars of Christ, who had levied a military force, chastised their rebellion with the gibbet, the sword, and the dagger; and, in a

    friendly conference, eleven deputies of the people were perfidiously murdered and cast into the street. Since the invasion of Robert the Norman, the Romans had pursue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without the dangerous interposition of a stranger. But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schism, an aspiring neighbor, Ladislaus king of Naples, alternately supported and betrayed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by the former he was declared gonfalonier, or general, of the church, while the latter submitted to his choice the nomination of their magistrates. Besieging Rome by land and water, he thrice entered the gates as a Barbarian conqueror; profaned the altars, violated the virgins, pillaged the merchants,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St. Peter’s, and left a garrison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is arms were sometimes unfortunate, and to a delay of three days he was indebted for his life and crown: but Ladislaus triumphed in his turn; and it was only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could save the metropoli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rom the ambitious conqueror, who had assumed the title, or at least the powers, of king of Rome. ^71

    [Footnote 70: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the Diaries of Delphinus Gentilia Peter Antonius, and Stephen Infessura,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uratori, represented the state and misfortunes of Rome.]

    [Footnote 71: It is supposed by Giannone (tom. iii. p. 292) that he styled himself Rex Romae, a title unknown to the world since the expulsion of Tarquin. But a nearer inspection has justified the reading of Rex Ramae, of Rama, an obscure kingdom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Hungary.]

    I have not undertak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schism; but Rome, the object of these last chapters, is deeply interested in the disputed succession of her sovereigns. The first counsels for the peace and union of Christendom aro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from the faculty of the Sorbonne, whose doctors were esteemed, at least in the Gallican church, as the most consummate master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72

    Prudently waiving all invidious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merits of the dispute, they proposed, as a healing measure, that the two pretenders of Rome and Avignon should abdicate at the same time, after qualifying the cardinal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to join in a legitimate election; and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subtract ^73 their obedience, if either of the competitor preferred his own interest to that of the public. At each vacancy, these physicians of the church deprecated the mischiefs of a hasty choice; but the policy of the conclave and the ambition of its members were deaf to reason and entreaties; and whatsoever promises were made, the pope could never be bound by the oaths of the cardinal. During fifteen years, the pacific designs of the university were eluded by the arts of the rival pontiffs, the scruples or passions of their adherent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rench factions, that ruled the insanity of Charles the Sixth. At length a vigorous resolution was embraced; and a solemn embassy, of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two archbishops, five bishops, five abbots, three knights, and twenty doctors, was sent to the courts of Avignon and Rome, to require, in the name of the church and king, the abdication of the two pretenders, of Peter de Luna, who styled himsel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and of Angelo Corrario, who assumed the nam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For the ancient honor of Rome,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commission, the ambassadors solicited a conference with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whom they gratified by a positive declaration, that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did not entertain a wish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see from the Vatican, which he considered as the genuine and proper seat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n the nam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 eloquent Roman asserted their desire to cooperate in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deplored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calamities of the long schism, and requested the protection of France against the arms of the king of Naples. The answers of Benedict and Gregory were alike edifying and alike deceitful; and, in evading the demand of their abdication, the two rivals were animated by a common spirit. They agreed on the necessity of a previous interview; but the time, the place, and the manner, could never be ascertained by mutual consent. “If the one advances,”

    says a servant of Gregory, “the other retreats; the one appears an animal fearful of the land, the other a creature apprehensive of the water. And thus, for a short remnant of life and power, will these aged priests endanger the peace and salv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74

    [Footnote 72: The leading and decisive part which France assumed in the schism is stated by Peter du Puis in a separate history, extracted from authentic records, and inserted in the seven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friend Thuanus, (P. xi. p. 110 – 184.)]

    [Footnote 73: Of this measure, John Gerson, a stout doctor, was the author of the champi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the Gallican church were often prompted by his advice, and are copiously displayed in his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which Le Clerc (Bibliotheque Choisie, tom. x. p. 1 – 78) has given a valuable extract. John Gerson act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uncils of Pisa and Constance.]

    [Footnote 74: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one of the revivers of classic learning in Italy, who, after serving many years as secretary in the Roman court, retired to the honorable office of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290.) Lenfant has given the version of this curious epistle, (Concile de Pise, tom. i. p. 192 – 195.)]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at length provoked by their

    obstinacy and fraud: they were deserted by their cardinals, who embraced each other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their revolt was supported by a numerous assembly of prelates and ambassadors.

    With equal justice, the council of Pisa deposed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conclave was unanimous in the choice of Alexander the Fifth, and his vacant seat was soon filled by a similar election of John the Twenty-third, the most profligate of mankind. But instead of extinguishing the schism, the rashness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given a third

    pretender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Such new claims of the synod and conclave were disputed; three kings, of Germany, Hungary, and Naples,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and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himself a Spaniar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evotion and patriotism of that powerful nation. The rash proceedings of Pisa were corrected by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the emperor Sigismond acted a conspicuous part as the advocate or protecto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embers might seem to constitute the states-general of Europe. Of the three popes, John the Twenty-third was the first victim: he fled and was brought back a prisoner: the most scandalous charges were suppressed;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only accused of piracy, murder, rape, sodomy, and incest; and after subscribing his own condemnation, he expiated in prison the imprudence of trusting his person to a free city beyond the Alps. Gregory the Twelfth, whose obedience was reduced to the narrow precincts of Rimini, descended with more honor from the throne; and his ambassador convened the session, in which he renounced the title and authority of lawful pope. To vanquish the obstinacy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or his adherents, the emperor in person undertook a journey from Constance to Perpignan. The kings of Castile, Arragon, Navarre, and Scotland, obtained an equal and honorable treaty;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Spaniards, Benedict was deposed by the council; but the harmless old man was left in a solitary castle to excommunicate twice each day the rebel kingdoms which had deserted his cause. After thus eradicating the remains of the schism, the synod of Constance proceeded with slow and cautious steps to elect the sovereign of Rome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the college of twenty-three cardinals was fortified with thirty deputies; six of whom were chosen in each of the five great nations of Christendom, – the Italian, the German, the French, the Spanish, and the English: ^75 the interference of strangers was softened by their generous preference of an Italian and a Roman; and the hereditary, as well as personal, merit of Otho Colonna recommended him to the conclave. Rome accepted with joy and obedience the noblest of her son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defended by his powerful family; and the elevation of Martin the Fifth is the aera of the rest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opes in the Vatican. ^76

    [Footnote 75: I cannot overlook this great national cause, which was vigorously maintaine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gainst those of France. The latter contended, that Christendom was essentially distributed into the four great nations and votes, of Italy, Germany, France, and Spain, and that the lesser kingdoms (such as England, Denmark, Portugal, &c.) were comprehended und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great divisions. The English asserted, that the British islands, of which they were the hea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fifth and coordinate nation, with an equal vote; and every argument of truth or fable was introduced to exalt the dignity of their country. Including England, Scotland, Wales, the four kingdoms of Ireland, and the Orkneys, the British Islands are decorated with eight royal crowns, and discriminated by four or five languages, English, Welsh, Cornish, Scotch, Irish, &c. The greater island from north to south measures 800 miles, or 40 days’ journey; and England alone contains 32 counties and 52,000 parish churches, (a bold account!) besides cathedrals, colleges, priories, and hospitals. They celebrate the mission of St. Joseph of Arimathea, the birth of Constantine, and the legatine powers of the two primates, without forgetting the testimony of Bartholomey de Glanville, (A.D. 1360,) who reckons only four Christian kingdoms, 1. of Rome, 2. of Constantinople, 3. of Ireland, which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English monarchs, and 4, of Spain. Our countrymen prevailed in the council, but the victories of Henry V. added much weight to their arguments. The adverse pleadings were found at Constance by Sir Robert Wingfield, ambassador of Henry VIII. to the emperor Maximilian I., and by him printed in 1517 at Louvain. From a Leipsic Ms. they are more correctly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of Von der Hardt, tom. v.; but I have only seen Lenfant’s abstract of these acts,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447, 453, &c.)]

    [Footnote 76: The histories of the three successive councils,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have been written with a tolerable

    degree of candor, industry, and elegance, by a Protestant minister, M. Lenfant, who retired from France to Berlin. They form six volumes in quarto; and as Basil is the worst, so Constance is the best, part of the Collection.]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V.

    The royal prerogative of coining money, which had been

    exercised near three hundred years by the senate, was first resumed by Martin the Fifth, ^77 and hi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introduce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medals. Of his two immediate successors, Eugenius the Fourth was the last pope expelled by the tumults of the Roman people, ^78 and Nicholas the Fifth, the last who was importuned by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emperor. ^79 I. The conflict of Eugenius with the fathers of Basil, and the weight or apprehension of a new excise, emboldened and provoked the Romans to usurp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the city. They rose in arms, elected seven governors of the republic, and a constable of the Capitol; imprisoned the pope’s nephew; besieged his person in the palace; and shot volleys of arrows into his bark as he escaped down the Tyber in the habit of a monk. But he still possess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 faithful garrison and a train of artillery: their batteries incessantly thundered on the city, and a bullet more dexterously pointed broke down the barricade of the bridge, and scattered with a single shot the heroes of the republic. Their constancy was exhausted by a rebellion of five months. Under the tyranny of the Ghibeline nobles, the wisest patriots regretted the domin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repentance was unanimous and effectual.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gain occupied the Capitol; the magistrates departed to their homes; the most guilty were executed or exiled; and the legate, at the head of two thousand

    foot and four thousand horse, was salut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ity. The synod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fear or resentment of Eugenius, prolonged his absence: he was received by a submissive people; but the pontiff understood from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triumphal entry, that to secure their loyalty and his own repose, he must grant without delay the abolition of the odious excise. II. Rome was restored, adorn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peaceful reign of Nicholas the Fifth. In the midst of these laudable occupations, the pope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Frederic the Third of Austria; though his fears could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character or the power of the Imperial candidate. After drawing his military force to the metropolis, and imposing the best security of oaths ^80 and treaties, Nicholas received with a smiling countenance the faithful advocate and vassal of the church. So tame were the times, so feeble was the Austrian, that the pomp of his corona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 order and harmony: but the superfluous honor was so disgraceful to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at his successors have excused themselves from the toilsome pilgrimage to the Vatican; and rest their Imperial title on the choice of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Footnote 77: See the xxviith Dissertation of the Antiquities of Muratori, and the 1st I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and the Baron de la Bastie. The Metallic History of Martin V. and his successors has been composed by two monks, Moulinet, a Frenchman, and Bonanni, an Italian: but I understand, th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is restored from more recent coins.]

    [Footnote 78: Besides the Lives of Eugenius IV., (Rerum Italic. tom. iii. P. i. p. 869, and tom. xxv. p. 256,) the Diaries of Paul Petroni and Stephen Infessura are the best original evidence for the revolt of the Romans against Eugenius IV. The former, who lived at the time and on the spot, speaks the language of a citizen, equally afraid of priestly and popular tyranny.] [Footnote 79: The coronation of Frederic III. is described by Lenfant, (Concile de Basle, tom. ii. p. 276 – 288,) from Aeneas Sylvius, a spectator and actor in that splendid scene.]

    [Footnote 80: The oath of fidelity imposed on the emperor by the pope is recorded and sanctified in the Clementines, (l. ii. tit. ix.;) and Aeneas Sylvius, who objects to this new demand, could not foresee, that in a few years he should ascend the throne, and imbibe the maxims, of Boniface VIII.] A citizen has remarked,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that the king of the Romans, after passing with a slight salute the cardinals and prelates who met him at the gate, distinguished the dress and person of the senator of Rome; and in this last farewell, the pageants of the empire and the republic were clasped in a friendly embrace. ^81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Rome, ^82 her first magistrate was required to be a doctor of laws, an alien, of a place at least forty miles from the city; with whose inhabitants he must not be connected in the third canonical degree of blood or alliance. The election was annual: a severe scrutiny was instituted into the conduct of the departing senator; nor could he be recalled to the same office til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wo years. A liberal salary of three thousand florins was assigned for his expense and reward; and his public appearance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the republic. His robes were of gold brocade or crimson velvet, or in the summer season of a lighter silk: he bore in his hand an ivory sceptre;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nounced his approach; and his solemn steps were preceded at least by four lictors or attendants, whose red wands were enveloped with bands or streamers of the golden color or livery of the city. His oath in the Capitol proclaims his right and duty to observe and assert the laws, to control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poor, and to exercise justice and mercy within the extent of his jurisdiction. In these useful functions he was assisted by three learned strangers; the two collaterals, and the judge of criminal appeals: their frequent trials of robberies, rapes, and murders, are attested by the law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se laws connives at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feuds and armed associations for mutual defence. But the senator was confin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Capitol, the treasu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its territory, were intrusted to the three conservators, who were changed four times in each year: the militia of the thirteen regions assembl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respective chiefs, or caporioni;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and dignity of the prior. The popular legislature consisted of the secret and the common councils of the Romans. The former was composed of the magistrates and their immediate predecessors, with some fiscal and legal officers, and three classes of thirteen, twenty-six, and forty, counsellors: amounting in the whole to about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ersons. In the common council all male citizens had a right to vot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privilege was enhanced by the care with which any foreigners were prevented from usurping the title and character of Romans. The tumult of a democracy was checked by wise and jealous precautions: except the magistrates, none could propose a question; none were permitted to speak, except from an open pulpit or tribunal; all disorderly acclamations were suppressed; the sense of the majority was decided by a secret ballot; and their decrees were promulgated in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assign a period in which this theory of government has been reduced to accurate and constant practi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has been gradu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ecay of liberty. Bu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eighty the ancient statutes were collected, methodized in three books, and adapted to present use, under the pontificate, and with the approbation, of Gregory the Thirteenth: ^83 this civil and criminal code is the modern law of the city; and, if the popular assemblies have been abolished, a foreign senator, with the three conservators, still resides in the palace of the Capitol. ^84 The policy of the Caesars has been repeated by the popes; and the bishop of Rome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form of a republic, while he reigned with the absolute powers of a temporal, as well as a spiritual, monarch. [Footnote 81: Lo senatore di Roma, vestito di brocarto con quella beretta, e con quelle maniche, et ornamenti di pelle, co’ quali va alle feste di Testaccio e Nagone, might escape the eye of Aeneas Sylvius, but he is viewed with admiration and complacency by the Roman citizen, (Diario di Stephano Infessura, p. 1133.)]

    [Footnote 82: See, in the statutes of Rome, the senator and three judges, (l. i. c. 3 – 14,) the conservators, (l. i. c. 15, 16, 17, l. iii. c. 4,) the caporioni (l. i. c. 18, l. iii. c. 8,) the secret council, (l. iii. c. 2,) the common council, (l. iii. c. 3.) The title of feuds, defiances, acts of violence, &c., is spread through many a chapter (c. 14 – 40) of the second book.]

    [Footnote 83: Statuta almoe Urbis Romoe Auctoritate S. D. N. Gregorii XIII Pont. Max. a Senatu Populoque Rom. reformata et edita. Romoe, 1580, in folio. The obsolete, repugnant statutes of antiquity were confounded in five books, and Lucas Paetus, a lawyer and antiquarian, was appointed to act as the modern Tribonian. Yet I regret the old code, with the rugged crust of freedom and barbarism.]

    [Footnote 84: In my time (1765) and in M. Grosley’s, (Observations sur l’Italie torn. ii. p. 361,) the senator of Rome was M. Bielke, a noble Swede and a proselyte to the Catholic faith. The pope’s right to appoint the senator and the conservator is implied, rather than affirmed, in the statutes.]

    It is an obvious truth, that the times must be suited to

    extraordinary characters, and that the genius of Cromwell or Retz might now expire in obscurity. The political enthusiasm of Rienzi had exalted him to a throne; the same enthusiasm, in the next century, conducted his imitator to the gallows. The birth of Stephen Porcaro was noble, his reputation spotless: his tongue was armed with eloquence, his mind was enlightened with learning; and he aspired, beyond the aim of vulgar ambition, to free his country and immortalize his name. The dominion of priests is most odious to a liberal spirit: every scruple was removed by the recent knowledge of the fable and forgery of Constantine’s donation; Petrarch was now the oracle of the Italians; and as often as Porcaro revolved the ode which describes the patriot and hero of Rome, he applied to himself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ic bard. His first trial of the popular feelings was at the funeral of Eugenius the Fourth: in an elaborate speech he called the Romans to liberty and arms;

    and they listened with apparent pleasure, till Porcaro was interrupted and answered by a grave advocate, who pleaded for the church and state. By every law the seditious orator was guilty of treason; bu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new pontiff, who viewed his character with pity and esteem, attempted by an honorable office to convert the patriot into a friend. The inflexible Roman returned from Anagni with an increase of reputation and zeal; and, 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e games of the place Navona, he tried to inflame the casual dispute of some boys and mechanics into a general rising of the people. Yet the humane Nicholas was still averse to accept the forfeit of his life; and the traitor was removed from the scene of temptation to Bologna, with a liberal allowance for his support, and the easy obligation of presenting himself each day before the governor of the city. But Porcaro had learned from the younger Brutus, that with tyrants no faith or gratitude should be observed: the exile declaimed against the arbitrary sentence; a party and a conspiracy were gradually formed: his nephew, a daring youth, assembled a band of volunteers; and on the appointed evening a feast was prepared at his house for the friends of the republic. Their leader, who had escaped from Bologna,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robe of purple and gold: his voice, his countenance, his gestures, bespoke the man who had devoted his life or death to the glorious cause. In a studied oration, he expiated on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name and liberties of Rome; the sloth and pride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tyrants; the active or passive consen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ree hundred soldiers, and four hundred exiles, long exercised in arms or in wrongs; the license of revenge to edge their swords, and a million of ducats to reward their victory. It would be easy, (he said,) on the next day, the festival of the Epiphany, to seize the pope and his cardinals, before the doors, or at the altar, of St. Peter’s; to lead them in chains under the walls of St. Angelo; to extort by the threat of their instant death a surrender of the castle; to ascend the vacant Capitol; to ring the alarm bell; and to restore in a popular assembly the ancient republic of Rome. While he triumphed, he was already betrayed. The senator, with a strong guard,

    invested the house: the nephew of Porcaro cut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but the unfortunate Stephen was drawn from a chest, lamenting that his enemies had anticipated by three hours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After such manifest and repeated guilt, even the mercy of Nicholas was silent. Porcaro, and nine of his accomplices, were hanged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sacraments; and, amidst the fears and invectives of the papal court, the Romans pitied, and almost applauded, these martyrs of their country. ^85 But their applause was mute, their pity ineffectual, their liberty forever extinct; and, if they have since risen in a vacancy of the throne or a scarcity of bread, such accidental tumults may be found in the bosom of the most abject servitude. [Footnote 85: Besides the curious, though concise, narrative of Machiavel, (Istoria Florentina, l. vi. Opere, tom. i. p. 210, 211, edit. Londra, 1747, in 4to.) the Porcarian conspiracy is related in the Diary of Stephen Infessura, (Rer. Ital. tom. iii. P. ii. p. 1134, 1135,) and in a separate tract by Leo Baptista Alberti, (Rer. Ital. tom. xxv. p. 609 – 614.) It is amusing to compare the style and sentiments of the courtier and citizen. Facinus profecto quo …. neque periculo horribilius, neque audacia detestabilius, neque crudelitate tetrius, a quoquam perditissimo uspiam excogitatum sit …. Perdette la vita quell’ huomo da bene, e amatore dello bene e liberta di Roma.]

    Bu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obles, which was fomented by

    discord, survived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which must be founded in union. A privilege of rapine and oppression was long maintained by the barons of Rome; their houses were a fortress and a sanctuary: and the ferocious train of banditti and criminals whom they protected from the law repaid the hospitality with the service of their swords and daggers.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the pontiffs, or their nephews, sometimes involved them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Under the reign of Sixtus the Fourth, Rome was distracted by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the rival houses: after the conflagration of his palace,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was tortured and beheaded; and Savelli, his captive friend, was murdered on the spot, for

    refusing to join in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victorious Ursini. ^86 But the popes no long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they had strength to command, if they had resolution to claim,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strangers, who observed these partial disorders, admired the easy taxes and wi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87

    [Footnote 86: The disorders of Rome, which were much inflamed by the partiality of Sixtus IV. are exposed in the Diaries of two spectators, Stephen Infessura, and an anonymous citizen. See the troubles of the year 1484, and the death of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in tom. iii. P. ii. p. 1083, 1158.] [Footnote 87: Est toute la terre de l’eglise troublee pour cette partialite (des Colonnes et des Ursins) come nous dirions Luce et Grammont, ou en Hollande Houc et Caballan; et quand ce ne seroit ce differend la terre de l’eglise seroit la plus heureuse habitation pour les sujets qui soit dans toute le monde (car ils ne payent ni tailles ni gueres autres choses,) et seroient toujours bien conduits, (car toujours les papes sont sages et bien consellies;) mais tres souvent en advient de grands et cruels meurtres et pilleries.]

    The spiritual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depend on the force of

    opinion; and if that opinion be supplanted by reason or passion, the sound may idly waste itself in the air; and the helpless priest is exposed to the brutal violence of a noble or a plebeian adversary. But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Avignon, the keys of St. Peter were guarded by the sword of St. Paul. Rome was commanded by an impregnable citadel: the use of cannon is a powerful engine against popular seditions: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a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pope: his ample revenues supplied the resources of war: and, from the extent of his domain, he could bring down on a rebellious city an army of hostile neighbors and loyal subjects. ^88 Since the union of the duchies of Ferrara and Urbino,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exten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driatic, and from the confines of Naples to the banks of the Po; and as early a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reater part of

    that spacious and fruitful country acknowledged the lawful claims and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ir claims were readily deduced from the genuine, or fabulous, donations of the darker ages: the successive steps of their final settlement would engage us too fa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Italy, and even of Europe; the crimes of Alexander the Sixth, the martial operations of Julius the Second, and the liberal policy of Leo the Tenth, a theme which has been adorned by the pens of the noblest historians of the times. ^89 In the first period of their conquests, till the expedition of Charles the Eighth, the popes might successfully wrestle with the adjacent princes and states, whose military force was equal, or inferior, to their own. But as soon as the monarchs of France, Germany and Spain, contended with gigantic arms for the dominion of Italy, they supplied with art the deficiency of strength; and concealed, in a labyrinth of wars and treaties, their aspiring views, and the immortal hope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Vatican was often subverted by the soldiers of the North and West, who were uni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Charles the Fifth: the feeble and fluctuating policy of Clement the Seventh exposed his person and dominions to the conqueror; and Rome was abandoned seven months to a lawless army, more cruel and rapacious than the Goths and Vandals. ^90 After this severe lesson, the popes contracted their ambition, which was almost satisfied, re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common parent, and abstained from all offensive hostilities, except in a hasty quarrel, when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Turkish sultan were arm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kingdom of Naples. ^91 The French and Germans at length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Milan, Naples, Sicily, Sardinia, and the sea-coast of Tuscany, were firmly possessed by the Spaniards; and it became their interest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dependence of Italy, which continued almost without disturbanc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to the ope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Vatican was swayed and protected by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atholic king: his prejudice and interest disposed him in every dispute to support the prince against the people; and instead of the encouragement, the aid, and the asylum, which

    they obtained from the adjacent states, the friends of liberty, or the enemies of law, were enclosed on all sides within the iron circle of despotism. The long habits of obedience and education subdued the turbulent spirit of the nobles and commons of Rome. The barons forgot the arms and fac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insensibly became the servants of luxury and government. Instead of maintaining a crowd of tenants and followers, the produce of their estates was consumed in the private expenses which multiply the pleasures, and diminish the power, of the lord. ^92 The Colonna and Ursini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coration of their palaces and chapels; and their antique splendor was rivalled or surpassed by the sudden opulence of the papal families. In Rome the voice of freedom and discord is no longer heard; and, instead of the foaming torrent, a smooth and stagnant lake reflects the image of idleness and servitude.

    [Footnote 88: By the oeconomy of Sixtus V. the revenue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raised to two millions and a half of Roman crowns, (Vita, tom. ii. p. 291 – 296;) and so regular wa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at in one month Clement VIII. could invade the duchy of Ferrara with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om. iii. p. 64) Since that time (A.D. 1597) the papal arms are happily rusted: but the revenue must have gained some nominal increase.

    Note: On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Sixtus V. see Ranke, Dio

    Romischen Papste, i. p. 459. – M.]

    [Footnote 89: More especially by Guicciardini and Machiavel;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ormer, in the Florentine history, the Prince, an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he latter. These, with their worthy successors, Fra Paolo and Davila, were justly esteemed the first historians of modern languages, till, in the present age, Scotland arose, to dispute the prize with Italy herself.]

    [Footnote 90: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thic siege, I have compared the Barbarians wit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V., (vol.

    iii. p. 289, 290;) an anticipation, which, like that of the Tartar conquests, I indulged with the less scruple, as I could scarcely hope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of my work.] [Footnote 91: The ambitious and feeble hostilities of the Caraffa pope, Paul IV. may be seen in Thuanus (l. xvi. – xviii.) and Giannone, (tom. iv p. 149 – 163.) Those Catholic bigots, Philip II. and the duke of Alva, presumed to separate the Roman prince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yet the holy character, which would have sanctified his victory was decently applied to protect his defeat.

    Note: But compare Ranke, Die Romischen Papste, i. p. 289. –

    M] [Footnote 92: This gradual change of manners and expense is admirably explained by Dr.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p. 495 – 504,) who proves, perhaps too severely, that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have flowed from the meanest and most selfish causes.]

    A Christian, a philosopher, ^93 and a patriot, will be

    equally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kingdom of the clergy; and the local majesty of Rome, the remembrance of her consuls and triumphs, may seem to imbitter the sense, and aggravate the shame, of her slavery. If we calmly weigh the merits and defects of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it may be praised in its present state, as a mild, decent, and tranquil system, exempt from the dangers of a minority, the sallies of youth, the expenses of luxury, and the calamities of war. But these advantages are overbalanced by a frequent, perhaps a septennial, election of a sovereign, who is seldom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he reign of a young statesman of threescore, in the decline of his life and abilities, without hope to accomplish, and without children to inherit, the labors of his transitory reig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drawn from the church, and even the convent; from the mode of education and life the most adverse to reason, humanity, and freedom. In the trammels of servile faith, he has learned to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 to revere all that is contemptible, and to despise whatever might deserve the esteem of a rational being; to punish error as a crime, to reward mortification and celibacy as the first of virtues; to place the saints of the calendar ^94 above the heroes of Rome and the sages of Athens; and to consider the missal, or the crucifix, as more useful instruments than the plough or the loom. In the office of nuncio, or the rank of cardinal, he may acquire som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but the primitive stain will adhere to his mind and manners: from study and experience he may suspect the mystery of his profession; but the sacerdotal artist will imbibe some portion of the bigotry which he inculcates. The genius of Sixtus the Fifth ^95 burst from the gloom of a Franciscan cloister. In a reign of five years, he exterminated the outlaws and banditti, abolished the profane sanctuaries of Rome, ^96 formed a naval and military force, restored and emulated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and after a liberal use and larg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left five millions of crowns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ut his justice was sullied with cruelty, his activity was prompted by the ambition of conquest: after his decease the abuses revived; the treasure was dissipated; he entailed on posterity thirty-five new taxes and the venality of offices; and, after his death, his statue was demolished by an ungrateful, or an injured, people. ^97 The wild and original character of Sixtus the Fifth stands alone in the series of the pontiffs; the maxims and effects of their temporal governmen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arts and philosophy, the agriculture and trade, the wealth and popul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or myself, it is my wish to depart in charity with all mankind, nor am I willing, in these last moments, to offend even the pope and clergy of Rome. ^98

    [Footnote 93: Mr.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89) too hastily conclude that if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be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 it is of little moment whether he be styled prince or prelate since the temporal character will always predominate.]

    [Footnote 94: A Protestant may disdain the unworthy preference of St. Francis or St. Dominic, but he will not rashly condemn the zeal or judgment of Sixtus V., who placed the statues of the apostles St. Peter and St. Paul on the vacant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Footnote 95: A wandering Italian, Gregorio Leti, has given the Vita di Sisto-Quinto, (Amstel. 1721, 3 vols. in 12mo.,) a copious and amusing work, but which does not command our absolute confidence.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and the principal facts, are supported by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and Muratori, (A.D. 1585 – 1590,) an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great Thuanus, (l. lxxxii. c. 1, 2, l. lxxxiv c. 10, l. c. c. 8.)

    Note: The industry of M. Ranke has discovered the document,

    a kind of scandalous chronicle of the time, from which Leti wrought up his amusing romances. See also M. Ranke’s observations on the Life of Sixtus. by Tempesti, b. iii. p. 317, 324. – M.]

    [Footnote 96: These privileged places, the quartieri or franchises, were adopted from the Roman nobles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Julius II. had once abolished the abominandum et detestandum franchitiarum hujusmodi nomen: and after Sixtus V. they again revived. I cannot discern either the justice or magnanimity of Louis XIV., who, in 1687, sent his ambassador, the marquis de Lavardin, to Rome, with an armed force of a thousand officers, guards, and domestics, to maintain this iniquitous claim, and insult Pope Innocent XI. in the heart of his capital,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260 – 278.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v. p. 494 – 496, and Voltaire, Siccle de Louis XIV. tom. i. c. 14, p. 58, 59.)]

    [Footnote 97: This outrage produced a decree, which was inscribed on marble, and placed in the Capitol. It is expressed in a style of manly simplicity and freedom: Si quis, sive privatus, sive magistratum gerens de collocanda vivo pontifici statua mentionem facere ausit, legitimo S. P. Q. R. decreto in

    perpetuum infamis et publicorum munerum expers esto. MDXC. mense Augusto,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69.) I believe that this decree is still observed, and I know that every monarch who deserves a statue should himself impose the prohibition.]

    [Footnote 98: The histories of the church, Italy, and Christendom,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hapter which I now conclude.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we often discover the city and republic of Rome: and the event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are preserved in the rude and domestic chronicles which I have carefully inspected, and shall recapitulate in the order of time.

    1. Monaldeschi (Ludovici Boncomitis) Fragmenta Annalium

    Roman. A.D. 1328, in the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of Muratori, tom. xii. p. 525. N. B. The credit of this fragment is somewhat hurt by a singular interpolation, in which the author relates his own death at the age of 115 years.

    1.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vulgo Thomas Fortifioccae)

    in Romana Dialecto vulgari, (A.D. 1327 – 1354, in Muratori, Antiquitat. Medii Aevi Italiae, tom. iii. p. 247 – 548;) the authentic groundwork of the history of Rienzi.

    1. Delphini (Gentilis) Diarium Romanum, (A.D. 1370 – 1410,)

    in the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846. 4. Antonii (Petri) Diarium Rom, (A.D. 1404 – 1417,) tom. xxiv. p. 699.

    1. Petroni (Pauli) Miscellanea Historica Romana, (A.D. 1433

    – 1446,) tom. xxiv. p. 1101.

    1. Volaterrani (Jacob.) Diarium Rom., (A.D. 1472 – 1484,)

    tom. xxiii p. 81.

    1. Anonymi Diarium Urbis Romae, (A.D. 1481 – 1492,) tom.

    iii. P. ii. p. 1069.

    1. Infessurae (Stephani) Diarium Romanum, (A.D. 1294, or

    1378 – 1494,) tom. iii. P. ii. p. 1109.

    1. Historia Arcana Alexandri VI. sive Excerpta ex Diario

    Joh. Burcardi, (A.D. 1492 – 1503,) edita a Godefr. Gulielm. Leibnizio, Hanover, 697, in 4to. The large and valuable Journal of Burcard might be completed from the MSS. in different libraries of Italy and France, (M. de Foncemagne,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 des Inscrip. tom. xvii. p. 597 – 606.)

    Except the last, all these fragments and diaries are insert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Muratori, my guide and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Italy. His country, and the public,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following works on that subject: 1.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A.D. 500 – 1500,) quorum potissima pars nunc primum in lucem prodit, &c., xxviii. vols. in folio, Milan, 1723 – 1738, 1751. A volume of chronological and alphabetical tables is still wanting as a key to this great work, which is yet in a disorderly and defective state. 2.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vi. vols. in folio, Milan, 1738 – 1743, in lxxv. curious dissertations, on the manners, government, religion, &c., of the Italians of the darker ages, with a large supplement of charters, chronicles, &c. 3. 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iii. vols. in 4to., Milano, 1751, a free version by the author, which may be quoted with the same confidence as the Latin text of the Antiquities. Annali d’ Italia, xviii. vols. in octavo, Milan, 1753 – 1756, a dry, though accurate and useful, abridgment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to the middl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5. Dell’ Antichita Estense ed Italiane, ii. vols, in folio, Modena, 1717, 1740. In the history of this illustrious race, the parent of our Brunswick kings, the

    critic is not seduced by the loyalty or gratitude of the subject. In all his works, Muratori approves himself a diligent and laborious writer, who aspires above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1672, and died in the year 1750, after passing near 60 years in the libraries of Milan and Modena, (Vita del Proposto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by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Gian. Francesco Soli Muratori Venezia, 1756 m 4to.)]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Four Causes Of Decay And Destruction. – Example Of The Coliseum. – Renovation Of The City. –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Work.

    In the last days of Pope Eugenius the Fourth, ^* two of his

    servants, the learned Poggius ^1 and a friend, ascended the Capitoline hill; reposed themselves among the ruins of columns and temples; and viewed from that commanding spot the wide and various prospect of desolation. ^2 The place and the object gave ample scope for moralizing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which spares neither man nor the proudest of his works, which buries empires and cities in a common grave; and it was agreed, that in proportion to her former greatness, the fall of Rome was the more awful and deplorable. “Her primeval state, such as she might appear in a remote age, when Evander entertained the stranger of Troy, ^3 has been delineated by the fancy of Virgil. This Tarpeian rock was then a savage and solitary thicket: in the time of the poet, it was crowned with the golden roofs of a temple; the temple is overthrown, the gold has been pillaged, the wheel of fortune has accomplished her revolution, and the sacred ground is

    again disfigured with thorns and brambles. The hill of the Capitol, on which we sit,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citadel of the earth, the terror of kings; illustrated by the footsteps of so many triumph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and tributes of so many nations. This spectacle of the world, how is it fallen! how changed! how defaced! The path of victory is obliterated by vines, and the benches of the senators are concealed by a dunghill. Cast your eyes on the Palatine hill, and seek among the shapeless and enormous fragments the marble theatre, the obelisks, the colossal statues, the porticos of Nero’s palace: survey the other hills of the city, the vacant space is interrupted only by ruins and gardens. The forum of the Roman people, where they assembled to enact their laws and elect their magistrates, is now enclos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t-herbs, or thrown open for the reception of swine and buffaloe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that were founded for eternity, lie prostrate, naked, and broken, like the limbs of a mighty giant; and the ruin is the more visible, from the stupendous relics that have survi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fortune.” ^4

    [Footnote *: It should be Pope Martin the Fifth. See Gibbon’s own note, ch. lxv, note 51 and Hobhouse,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55. – M.] [Footnote 1: I have already (notes 50, 51, on chap. lxv.) mentioned the ag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and particularly noticed the date of this elegant moral lecture on the varieties of fortune.]

    [Footnote 2: Consedimus in ipsis Tarpeiae arcis ruinis, pone ingens portae cujusdam, ut puto, templi, marmoreum limen, plurimasque passim confractas columnas, unde magna ex parte prospectus urbis patet, (p. 5.)] [Footnote 3: Aeneid viii. 97 – 369. This ancient picture, so artfully introduced, and so exquisitely finished, must have been highly interesting to an inhabitant of Rome; and our early studies allow us to sympathize in the feelings of a Roman.]

    [Footnote 4: Capitolium adeo . . . . immutatum ut vineae in senatorum subellia successerint, stercorum ac

    purgamentorum receptaculum factum. Respice ad Palatinum montem . . . . . vasta rudera . . . . caeteroscolles perlustra omnia vacua aedificiis, ruinis vineisque oppleta conspicies, (Poggius, de Varietat. Fortunae p. 21.)]

    These relics are minutely described by Poggius, one of the

    first who raised his eyes from the monuments of legendary, to those of classic, superstition. ^5 1. Besides a bridge, an arch, a sepulchre, and the pyramid of Cestius, he could discern, of the age of the republic, a double row of vaults, in the salt-office of the Capitol, which were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and munificence of Catulus. 2. Eleven temples were visible in some degree, from the perfect form of the Pantheon, to the three arches and a marble column of the temple of Peace, which Vespasian erected after the civil wars and the Jewish triumph. 3. Of the number, which he rashly defines, of seven thermoe, or public baths, none were sufficiently entire to represent the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everal parts: but those of Diocletian and Antoninus Caracalla still retained the titles of the founders, and astonished the curious spectator, who, in observing their solidity and extent, the variety of marbles, the size and multitude of the columns, compared the labor and expense with the use and importance. Of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of Alexander, of Domitian, or rather of Titus, some vestige might yet be found. 4. The triumphal arches of Titus, Severus, and Constantine, were entire, bo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scriptions; a falling fragment was honored with the name of Trajan; and two arches, then extant, in the Flaminian way, have been ascribed to the baser memory of Faustina and Gallienus. ^* 5. After the wonder of the Coliseum, Poggius might have overlooked small amphitheatre of brick, most probably for the use of the praetorian camp: the theatres of Marcellus and Pompey were occupied in a great measure by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and in the Circus, Agonalis and Maximus, little more than the situation and the form could be investigated. 6. The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were still erect; but the Egyptian obelisks were broken or buried. A people of gods and heroes, the

    workmanship of art, was reduced to one equestrian figure of gilt brass, and to five marble statues, of which the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two hors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7. The two mausoleums or sepulchres of Augustus and Hadrian could not totally be lost: but the former was only visible as a mound of earth; and the latter,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ad acquired the name and appearance of a modern fortress.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separate and nameless columns, such were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city; for the marks of a more recent structure might be detected in the walls, which formed a circumference of ten miles, included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nine turrets, and opened into the country by thirteen gates.

    [Footnote 5: See Poggius, p. 8 – 22.]

    [Footnote *: One was in the Via Nomentana; est alter praetevea Gallieno principi dicatus, ut superscriptio indicat, Via Nomentana. Hobhouse, p. 154. Poggio likewise mentions the building which Gibbon ambiguously says be “might have overlooked.” – M.]

    This melancholy picture was drawn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nd even of the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A long period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in which empire, and arts, and riches had migrat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was incapable of restoring or adorning the city; and, as all that is human must retrograde if it do not advance, every successive age must have hastened the ruin of the works of antiquity.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decay, and to ascertain, at each aera, the state of each edifice, would be an endless and a useless labor;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two observations, which will introduce a short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causes and effects. 1.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eloquent complaint of Poggius, an anonymous writer composed a description of Rome. ^6 His ignorance may repeat the same objects under strange and fabulous names. Yet this barbarous topographer had eyes and ears; he could observe

    the visible remains; he could listen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he distinctly enumerates seven theatres, eleven baths, twelve arches, and eighteen palaces, of which many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time of Poggius. It is apparent, that many stately monuments of antiquity survived till a late period, ^7 an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destruction acted with vigorous and increasing energ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2. The same reflection must be applied to the three last ages; and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8 which is celebrated by Petrarch and the antiquaria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Roman edifices were still entire, the first blows, however weighty and impetuous, were resisted by the solidity of the mass and the harmony of the parts; but the slightest touch would precipitate the fragments of arches and columns, that already nodded to their fall.

    [Footnote 6: Liber de Mirabilibus Romae ex Registro Nicolai Cardinalis de Amagonia in Bibliotheca St. Isidori Armario IV., No. 69. This treatise, with some short but pertinent notes, has been published by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283 – 301,) who thus delivers his own critical opinion: Scriptor xiiimi. circiter saeculi, ut ibidem notatur; antiquariae rei imperitus et, ut ab illo aevo, nugis et anilibus fabellis refertus: sed, quia monumenta, quae iis temporibus Romae supererant pro modulo recenset, non parum inde lucis mutuabitur qu Romanis antiquitatibus indagandis operam navabit, (p. 283.)] [Footnote 7: The Pere Mabillon (Analecta, tom. iv. p. 502) has published an anonymous pilgrim of the ixth century, who, in his visit round the churches and holy places at Rome, touches on several buildings, especially porticos, which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 On the Septizonium, see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5,) Donatus, (p. 338,) and Nardini, (p. 117, 414.)]

    After a diligent inquiry, I can discern four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ruin of Rome, which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a period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nature. II.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 and Christians. III.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terials. And, IV. The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Romans.

    1. The art of man is able to construct monument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narrow span of his own existence; yet these monuments, like himself, are perishable and frail; and in the boundless annals of time, his life and his labors must equally be measured as a fleeting moment. Of a simple and solid edifice, it is not easy, however, to circumscribe the duration. As the wonders of ancient days, the pyramids ^9 attrac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ancients: a hundred generations, the leaves of autumn, have dropped ^10 into the grav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Pharaohs and Ptolemies, the Caesars and caliphs, the same pyramids stand erect and unshaken above the floods of the Nile. A complex figure of various and minute parts to more accessible to injury and decay; and the silent lapse of time is often accelerated by hurricanes and earthquakes, by fires and inundations. The air and earth have doubtless been shaken; and the lofty turrets of Rome have tottered from their foundations; but the seven hills do not appear to be placed on the great cavities of the globe; nor has the city, in any age, been exposed to th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in the climate of Antioch, Lisbon, or Lima, have crumbled in a few moments the works of ages into dust. Fire is the most powerful agent of life and death: the rapid mischief may be kindled and propagated by the industry or negligence of mankind; and every period of the Roman annals is marked by the repetition of similar calamities. A memorable conflagration, the guilt or misfortune of Nero’s reign, continued, though with unequal fury, either six or nine days. ^11 Innumerable buildings, crowded in close and crooked streets, supplied perpetual fuel for the flames; and when they ceased, four only of the fourteen regions were left entire; three were totally destroyed, and seven were deformed by the relics of smoking and lacerated edifices. ^12 In the full meridian of

    empire, the metropolis arose with fresh beauty from her ashes; yet the memory of the old deplored their irreparable losses, the arts of Greece, the trophies of victory, the monuments of primitive or fabulous antiquity. In the days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every wound is mortal, every fall irretrievable; nor can the damage be restored either by the public care of government, or the activity of private interest. Yet two causes may be alleged, which render the calamity of fire more destructive to a flourishing than a decayed city. 1. The more combustible materials of brick, timber, and metals, are first melted or consumed; but the flames may play without injury or effect on the naked walls, and massy arches, that have been despoiled of their ornaments. 2. It is among the common and plebeian habitations, that a mischievous spark is most easily blown to a conflagration; but as soon as they are devoured, the greater edifices, which have resisted or escaped, are left as so many islands in a state of solitude and safety. From her situation, Rome is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frequent inundatio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Tyber, the rivers that descend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pennine have a short and irregular course; a shallow stream in the summer heats; an impetuous torrent, when it is swelled in the spring or winter, by the fall of rain, and the melting of the snows. When the current is repelled from the sea by adverse winds, when the ordinary bed is inadequate to the weight of waters, they rise above the banks, and overspread, without limits or control, the plains and citie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Soon after the triumph of the first Punic war, the Tyber was increased by unusual rains; and the inundation, surpassing all former measure of time and place, destroyed all the buildings that were situated below the hills of Rom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ground, the same mischief was produced by different means; and the edifices were either swept away by the sudden impulse, or dissolv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flood. ^13 Under the reign of Augustus, the same calamity was renewed: the lawless river overturned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on its banks; ^14 and, after the labors of the emperor in cleansing and widening the bed that was encumbered with ruins, ^15 the vigilance of his

    successors was exercised by similar dangers and designs. The project of diverting into new channels the Tyber itself, or some of the dependent streams, was long opposed by superstition and local interests; ^16 nor did the use compensate the toil and cost of the tardy and imperfect execution. The servitude of rivers is the noblest and most important victory which man has obtained over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17 and if such were the ravages of the Tyber under a firm and active government, what could oppose, or who can enumerate, the injuries of the city,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 remedy was at length produced by the evil itself: the accumulation of rubbish and the earth, that has been washed down from the hills, is supposed to have elevated the plain of Rome, fourteen or fifteen feet, perhaps, above the ancient level; ^18 and the modern city is less accessible to the attacks of the river. ^19

    [Footnote 9: The age of the pyramids is remote and unknown, since Diodorus Siculus (tom. i l. i. c. 44, p. 72) is unabl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ere constructed 1000, or 3400, years before the clxxxth Olympiad. Sir John Marsham’s contracted scale of the Egyptian dynasties would fix them about 2000 years before Christ, (Canon. Chronicus, p. 47.)]

    [Footnote 10: See the speech of Glaucus in the Iliad, (Z. 146.) This natural but melancholy image is peculiar to Homer.]

    [Footnote 11: The learning and criticism of M. des Vignoles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viii. p. 47 – 118, ix. p. 172 – 187) dates the fire of Rome from A.D. 64, July 19, and the subsequent persecut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November 15 of the same year.]

    [Footnote 12: Quippe in regiones quatuordecim Roma dividitur, quarum quatuor integrae manebant, tres solo tenus dejectae: septem reliquis pauca testorum vestigia supererant, lacera et semiusta. Among the old relics that were irreparably lost, Tacitus enumerates the temple of the moon of Servius Tullius; the fane and altar consecrated by Evander praesenti Herculi; the temple of Jupiter Stator, a vow of Romulus; the

    palace of Numa; the temple of Vesta cum Penatibus populi Romani. He then deplores the opes tot victoriis quaesitae et Graecarum artium decora . . . . multa quae seniores meminerant, quae reparari nequibant, (Annal. xv. 40, 41.)]

    [Footnote 13: A. U. C. 507, repentina subversio ipsius Romae praevenit triumphum Romanorum. . . . . diversae ignium aquarumque cladespene absumsere urbem Nam Tiberis insolitis auctus imbribus et ultra opinionem, vel diuturnitate vel maguitudine redundans omnia Romae aedificia in plano posita delevit. Diversae qualitate locorum ad unam convenere perniciem: quoniam et quae segniori inundatio tenuit madefacta dissolvit, et quae cursus torrentis invenit impulsa dejecit, (Orosius, Hist. l. iv. c. 11, p. 244, edit. Havercamp.) Yet we may observe, that it is the plan and study of the Christian apologist to magnify the calamities of the Pagan world.]

    [Footnote 14: Vidimus flavum Tiberim, retortis

    Littore Etrusco violenter undis, Ire dejectum monumenta Regis Templaque Vestae.

    (Horat. Carm. I. 2.)

    If the palace of Numa and temple of Vesta were thrown down in Horace’s time, what was consumed of those buildings by Nero’s fire could hardl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vetustissima or incorrupta.]

    [Footnote 15: Ad coercendas inundationes alveum Tiberis laxavit, ac repurgavit, completum olim ruderibus, et aedificiorum prolapsionibus coarctatum, (Suetonius in Augusto, c. 30.)]

    [Footnote 16: Tacitus (Annal. i. 79) reports the petitions of the different towns of Italy to the senate against the measure; and we may applaud the progress of reason. On a similar occasion, local interests would undoubtedly be consulted: but an English House of Commons would reject with contempt the arguments of superstition, “that nature had assigned to the rivers their proper course,” &c.]

    [Footnote 17: See the Epoques de la Nature of the eloquent and philosophic Buffon. His picture of Guyana, in South America, is that of a new and savage land, in which the waters are abandoned to themselves without being regulated by human industry, (p. 212, 561,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18: In his travels in Italy, Mr. Addison (his works, vol. ii. p. 98, Baskerville’s edition) has observed this curious and unquestionable fact.] [Footnote 19: Yet in modern times, the Tyber has sometimes damaged the city, and in the years 1530, 1557, 1598, the annals of Muratori record three mischievous and memorable inundations, (tom. xiv. p. 268, 429, tom. xv. p. 99, &c.)

    Note: The level of the Tyber was at one time supposed to be

    considerably raised: recent investigations seem to be conclusive against this supposition. See a brief, but satisfactory statement of the question in Bunsen and Platner, Roms Beschreibung. vol. i. p. 29. – M.]

    1. The crowd of writers of every nation, who impu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monuments to the Goths and the Christians, have neglected to inquire how far they were animated by a hostile principle, and how far they possessed the means and the leisure to satiate their enmity. In the preceding volumes of this History, I have described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 and I can only resume, in a few words,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connection with the ruin of ancient Rome. Our fancy may create, or adopt, a pleasing romance, that the Goths and Vandals sallied from Scandinavia, ardent to avenge the flight of Odin; ^20 to break the chains, and to chastise the oppressors, of mankind; that they wished to burn the records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o found their national architecture on the broken members of the Tuscan and Corinthian orders. But in simple truth,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were neither sufficiently savage, nor sufficiently refined, to entertain such aspiring ideas of

    destruction and revenge.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Germany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whose discipline they acquired, and whose weakness they invaded: with the familiar use of the Latin tongue, they had learned to reverence the name and titles of Rome; and, though incapable of emulating, they were more inclined to admire, than to abolish, the arts and studies of a brighter period. In the transient possession of a rich and unresisting capital, the soldiers of Alaric and Genseric were stimulated by the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amidst the wanton indulgence of lust or cruelty, portable wealth was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nor could they derive either pride or pleasure from the unprofitable reflection, that they had battered to the ground the work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Their moments were indeed precious; the Goths evacuated Rome on the sixth, ^21 the Vandals on the fifteenth, day: ^22 and, though it be far more difficult to build than to destroy, their hasty assault would have made a slight impression on the solid piles of antiquity. We may remember, that both Alaric and Genseric affected to spare the buildings of the city; that they subsisted in strength and beauty under the auspicious government of Theodoric; ^23 and that the momentary resentment of Totila ^24 was disarmed by his own temper and the advice of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From these innocent Barbarians, the reproach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Catholics of Rome. The statues, altars, and houses, of the daemons, were an abomination in their eyes; and in the absolute command of the city, they might labor with zeal and perseverance to erase the idolatry of their ancestors. The demolition of the temples in the East ^25 affords to them an example of conduct, and to us an argument of belief;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a portion of guilt or merit may be imputed with justice to the Roman proselytes. Yet their abhorrence was confined to the monuments of heathen superstition; and the civil structures that were dedicated to the business or pleasure of society might be preserved without injury or scandal. The change of religion was accomplished, not by a popular tumult, but by the decree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senate, and of time. Of the Christian hierarchy, the bishops of Rome were commonly the

    most prudent and least fanatic; nor can any positive charge be opposed to the meritorious act of saving or converting the majestic structure of the Pantheon. ^26 ^* [Footnote 20: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declaring, that in the course of twelve years, I have forgotten, or renounced, the flight of Odin from Azoph to Sweden, which I never very seriously believed, (vol. i. p. 283.) The Goths are apparently Germans: but all beyond Caesar and Tacitus is darkness or fable, in the antiquities of Germany.]

    [Footnote 21: History of the Decline, &c., vol. iii. p. 291.] [Footnote 22: – vol. iii. p. 464.]

    [Footnote 23: – vol. iv. p. 23 – 25.]

    [Footnote 24: – vol. iv. p. 258.]

    [Footnote 25: – vol. iii. c. xxviii. p. 139 – 148.]

    [Footnote 26: Eodem tempore petiit a Phocate principe templum, quod appellatur Pantheon, in quo fecit ecclesiam Sanctae Mariae semper Virginis, et omnium martyrum; in qua ecclesiae princeps multa bona obtulit, (Anastasius vel potius Liber Pontificalis in Bonifacio I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135.) According to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Montfaucon, the Pantheon had been vowed by Agrippa to Cybele and Neptune, and was dedicated by Boniface IV., on the calends of November, to the Virgin, quae est mater omnium sanctorum, (p. 297, 298.)]

    [Footnote *: The pop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xarcha, according to Feas’s just observation, did not possess the power of disposing of the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of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Bunsen and Platner, vol. i. p. 241. – M.]

    III. The value of any object that supplies the wants or

    pleasures of mankind is compounded of its substance and its form,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manufacture. Its price must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persons by whom it may be acquired

    and used;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consequently on the ease or difficulty of remote ex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its local situation, and the temporary circumstances of the world. The Barbarian conquerors of Rome usurped in a moment the toil and treasure of successive ages; but, except the luxuries of immediate consumption, they must view without desire all that could not be removed from the city in the Gothic wagons or the fleet of the Vandals. ^27 Gold and silver were the first objects of their avarice; as in every country, and in the smallest compass, they represent the most ample command of the industry and possessions of mankind. A vase or a statue of those precious metals might tempt the vanity of some Barbarian chief; but the grosser multitude, regardless of the form, was tenacious only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melted ingots might be readily divided and stamped into the current coin of the empire. The less active or less fortunate robbers were reduced to the baser plunder of brass, lead, iron, and copper: whatever had escaped the Goths and Vandals was pillaged by the Greek tyrants; and the emperor Constans, in his rapacious visit, stripped the bronze tiles from the roof of the Pantheon. ^28 The edifices of Rome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vast and various mine; the first labor of extracting the materials was already performed; the metals were purified and cast; the marbles were hewn and polished; and after foreign and domestic rapine had been satiated, the remains of the city, could a purchaser have been found, were still vena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had been left naked of their precious ornaments; but the Romans would demolish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 arches and walls, if the hope of profit could surpass the cost of the labor and exportation. If Charlemagne had fixed in Italy the seat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 genius would have aspired to restore, rather than to violate, the works of the Caesars; but policy confined the French monarch to the forests of Germany; his taste could be gratified only by destruction; and the new palace of Aix la Chapelle was decorated with the marbles of Ravenna ^29 and Rome. ^30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Charlemagne, a king of Sicily, Robert, the wisest and most liberal sovereign of the age, was supplied with the same materials by the easy navigation

    of the Tyber and the sea; and Petrarch sighs an indignant complaint, that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world should adorn from her own bowels the slothful luxury of Naples. ^31 But these examples of plunder or purchase were rare in the darker ages; and the Romans, alone and unenvied, might have applied to their private or public use the remaining structures of antiquity, if in their present form and situation they had not been useless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city and its inhabitants. The walls still described the old circumference, but the city had descended from the seven hills into the Campus Martius; and some of the noblest monuments which had bra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were left in a desert, far remote from the habitations of mankind. The palaces of the senators were no longer adapted to the manners or fortunes of their indigent successors: the use of baths ^32 and porticos was forgotten: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games of the theatre, amphitheatre, and circus, had been interrupted: some temples were devoted to the prevailing worship; but the Christian churches preferred the holy figure of the cross; and fashion, or reason, had distributed after a peculiar model the cells and offices of the cloister. Under the ecclesiastical reign, the number of these pious foundations was enormously multiplied; and the city was crowded with forty monasteries of men, twenty of women, and sixty chapters and colleges of canons and priests, ^33 who aggravated, instead of relieving,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But if the form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were disregarded by a people insensible of their use and beauty, the plentiful materials were applied to every call of necessity or superstition; till the fairest columns of the Ionic and Corinthian orders, the richest marbles of Paros and Numidia, were degraded, perhaps to the support of a convent or a stable. The daily havoc which is perpetrated by the Turks in the cities of Greece and Asia may afford a melancholy example; and in the gradual de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Rome, Sixtus the Fifth may alone be excused for employing the stones of the Septizonium in the glorious edifice of St. Peter’s. ^34 A fragment, a ruin, howsoever mangled or profaned, may be viewed with pleasure and regret;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rble was deprived of substance,

    as well as of place and proportion; it was burnt to lime for the purpose of cement. ^* Since the arrival of Poggius, the temple of Concord, ^35 and many capital structures, had vanished from his eyes; and an epigram of the same age expresses a just and pious fear, that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practice would finally annihilate al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36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was the sole check on the demands and depredations of the Romans. The imagination of Petrarch might create the presence of a mighty people; ^37 and I hesitate t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y could be reduced to a contemptible list of thirty-three thousand inhabitants. From that period to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if they multiplied to the amount of eighty-five thousand, ^38 the increase of citizens was in some degree pernicious to the ancient city.

    [Footnote 27: Flaminius Vacca (apud Montfaucon, p. 155, 156. His memoir is likewise printed, p. 21, at the end of the Roman Antica of Nardini) and several Romans, doctrina graves, were persuaded that the Goths buried their treasures at Rome, and bequeathed the secret marks filiis nepotibusque. He relates some anedotes to prove, that in his own time, these places were visited and rifled by the Transalpine pilgrims, the heirs of the Gothic conquerors.]

    [Footnote 28: Omnia quae erant in aere ad ornatum civitatis deposuit, sed e ecclesiam B. Mariae ad martyres quae de tegulis aereis cooperta discooperuit, (Anast. in Vitalian. p. 141.) The base and sacrilegious Greek had not even the poor pretence of plundering a heathen temple, the Pantheon was already a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29: For the spoils of Ravenna (musiva atque marmora) see the original grant of Pope Adrian I. to Charlemagne, (Codex Carolin. epist. lxv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i. p. 223.)]

    [Footnote 30: I shall quote the authentic testimony of the

    Saxon poet, (A.D. 887 – 899,) de Rebus gestis Caroli magni, l.

    1. 437 – 440,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180:)

    Ad quae marmoreas praestabat Roma columnas, Quasdam praecipuas pul hra Ravenna dedit. De tam longinqua poterit regiona vetustas Illius ornatum, Francia, ferre tibi.

    And I shall add from the Chronicle of Sigebert,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378,) extruxit etiam Aquisgrani basilicam plurimae pulchritudinis, ad cujus structuram a Roma et Ravenna columnas et marmora devehi fecit.] [Footnote 31: I cannot refuse to transcribe a long passage of Petrarch (Opp. p. 536, 537) in Epistola hortatoria ad Nicolaum Laurentium; it is so strong and full to the point: Nec pudor aut pietas continuit quominus impii spoliata Dei templa, occupatas arces, opes publicas, regiones urbis, atque honores magistratuum inter se divisos; (habeant?) quam una in re, turbulenti ac seditiosi homines et totius reliquae vitae consiliis et rationibus discordes, inhumani foederis stupenda societate convenirent, in pontes et moenia atque immeritos lapides desaevirent. Denique post vi vel senio collapsa palatia, quae quondam ingentes tenuerunt viri, post diruptos arcus triumphales, (unde majores horum forsitan corruerunt,) de ipsius vetustatis ac propriae impietatis fragminibus vilem quaestum turpi mercimonio captare non puduit. Itaque nunc, heu dolor! heu scelus indignum!

    de vestris marmoreis columnis, de liminibus templorum, (ad quae nuper ex orbe toto concursus devotissimus fiebat,) de imaginibus sepulchrorum sub quibus patrum vestrorum venerabilis civis (cinis?) erat, ut reliquas sileam, desidiosa Neapolis adornatur. Sic paullatim ruinae ipsae deficiunt. Yet King Robert was the friend of Petrarch.]

    [Footnote 32: Yet Charlemagne washed and swam at Aix la Chapelle with a hundred of his courtiers, (Eginhart, c. 22, p. 108, 109,) and Muratori describes, as late as the year 814, the public baths which were built at Spoleto in Italy, (Annali, tom. vi. p. 416.)]

    [Footnote 33: See the Annals of Italy, A.D. 988. For this and the preceding fact, Muratori himself is indebted to the Benedictine history of Pere Mabillon.]

    [Footnote 34: Vita di Sisto Quinto, da Gregorio Leti, tom. iii. p. 50.] [Footnote *: From the quotations in Bunsen’s Dissertation,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is slow but continual process of destruction was the most fatal. – M] [Footnote 35: Porticus aedis Concordiae, quam cum primum ad urbem accessi vidi fere integram opere marmoreo admodum specioso: Romani postmodum ad calcem aedem totam et porticus partem disjectis columnis sunt demoliti, (p. 12.) The temple of Concord was therefore not destroyed by a sedition in the xiiith century, as I have read in a MS. treatise del’ Governo civile di Rome, lent me formerly at Rome, and ascribed (I believe falsely) to the celebrated Gravina. Poggius likewise affirms that the sepulchre of Caecilia Metella was burnt for lime, (p. 19, 20.)]

    [Footnote 36: Composed by Aeneas Sylvius, afterwards Pope Pius II., and published by Mabillon, from a Ms. of the queen of Sweden, (Musaeum Italicum, tom. i. p. 97.)

    Oblectat me, Roma, tuas spectare ruinas: Ex cujus lapsu gloria prisca patet. Sed tuus hic populus muris defossa vetustis Calcis in obsequium marmora dura coquit. Impia tercentum si sic gens egerit annos Nullum hinc indicium nobilitatis erit.]

    [Footnote 37: Vagabamur pariter in illa urbe tam magna; quae, cum propter spatium vacua videretur, populum habet immensum, (Opp p. 605 Epist. Familiares, ii. 14.)]

    [Footnote 38: These states of the population of Rome at different periods are derived from an ingenious treatise of the physician Lancisi, de Romani Coeli Qualitatibus, (p. 122.)]

    1. I have reserved for the last, the most potent and

    forcible cause of destruction, the domestic hostilities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Greek and

    French emperors, the peace of the city was disturbed by accidental, though frequent, seditions: it is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we may date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war, which violated with impunity the laws of the Code and the Gospel, without respecting the majesty of the absent sovereign, or the presence and person of the vicar of Christ. In a dark period of five hundred years, Rome was perpetually afflicted by the sanguinary quarrels of the nobles and the people,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and if much has escaped the knowledge, and much is unworthy of the notice, of history, I have exposed in the two preceding chapter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public disorders. At such a time, when every quarrel was decided by the sword, and none could trust their lives or properties to the impotence of law, the powerful citizens were armed for safety, or offenc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ies whom they feared or hated. Except Venice alone, the same dangers and designs were common to all the free republics of Italy; and the nobles usurped the prerogative of fortifying their houses, and erecting strong towers, ^39 that were capable of resisting a sudden attack. The cities were filled with these hostile edifices; and the example of Lucca, which contained three hundred towers; her law, which confined their height to the measure of fourscore feet, may be extended with suitable latitude to the more opulent and populous states. The first step of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justice, was to demolish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one hundred and forty of the towers of Rome; and, in the last days of anarchy and discord,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Martin the Fifth, forty-four still stood in one of the thirteen or fourteen regions of the city. To this mischievous purpose the remains of antiquity were most readily adapted: the temples and arches afforded a broad and solid basis for the new structures of brick and stone; and we can name the modern turrets that were raised on the triumphal monuments of Julius Caesar, Titus, and the Antonines. ^40 With some slight alterations, a theatre, an amphitheatre, a mausoleu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 and spacious citadel. I need not repeat, that the mole of Adrian has assumed the title and form of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41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was capable of standing against a royal army; ^42 the sepulchre of Metella has sunk under its outworks; ^43 ^* the theatres of Pompey and Marcellus were occupied by the Savelli and Ursini families; ^44 and the rough fortress has been gradually softened to the splendor and elegance of an Italian palace. Even the churches were encompassed with arms and bulwarks, and the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oof of St. Peter’s were the terror of the Vatican and the scandal of the Christian world. Whatever is fortified will be attacked; and whatever is attacked may be destroyed. Could the Romans have wrested from the popes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hey had resolved by a public decree to annihilate that monument of servitude. Every building of defence was exposed to a siege; and in every sieg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destruction were laboriously employed. After the death of Nicholas the Fourth, Rome, without a sovereign or a senate, was abandoned six months to the fury of civil war. “The houses,” says a cardinal and poet of the times, ^45 “were crushed by the weight and velocity of enormous stones; ^46 the walls were perforated by the strokes of the battering-ram; the towers were involved in fire and smoke; and the assailants were stimulated by rapine and revenge.” The work was consummated by the tyranny of the laws; and the factions of Italy alternately exercised a blind and thoughtless vengeance on their adversaries, whose houses and castles they razed to the ground. ^47 In comparing the days of foreign, with the ages of domestic, hostility, we must pronounce, that the latter have been far more ruinous to the city; and our opinion is confirmed by the evidence of Petrarch. “Behold,” says the laureate, “the relics of Rome, the image of her pristine greatness! neither time nor the Barbarian can boast the merit of this stupendous destruction: it was perpetrated by her own citizens, by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her sons; and your ancestors (he writes to a noble Annabaldi) have done with the battering-ram what the Punic hero could not accomplish with the sword.” ^48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last principles of decay must in some degree be multiplied by each other; since the houses and towers, which were subverted by

    civil war, required by a new and perpetual supply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

    [Footnote 39: All the facts that relate to the towers at Rome, and in other free cities of Italy, may be found in the laborious and entertaining compilation of Muratori,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dissertat. xxvi., (tom. ii. p. 493 – 496, of the Latin, tom. . p. 446, of the Italian work.)] [Footnote 40: As for instance, templum Jani nunc dicitur, turris Centii Frangipanis; et sane Jano impositae turris lateritiae conspicua hodieque vestigia supersunt,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186.) The anonymous writer (p. 285) enumerates, arcus Titi, turris Cartularia; arcus Julii Caesaris et Senatorum, turres de Bratis; arcus Antonini, turris de Cosectis, &c.]

    [Footnote 41: Hadriani molem . . . . magna ex parte Romanorum injuria . . disturbavit; quod certe funditus evertissent, si eorum manibus pervia, absumptis grandibus saxis, reliqua moles exstisse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42: Against the emperor Henry IV.,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ix. p. 147.)]

    [Footnote 43: I must copy an important passage of Montfaucon: Turris ingens rotunda . . . . Caeciliae Metellae . . . . sepulchrum erat, cujus muri tam solidi, ut spatium perquam minimum intus vacuum supersit; et Torre di Bove dicitur, a boum capitibus muro inscriptis. Huic sequiori aevo, tempore intestinorum bellorum, ceu urbecula adjuncta fuit, cujus moenia et turres etiamnum visuntur; ita ut sepulchrum Metellae quasi arx oppiduli fuerit. Ferventibus in urbe partibus, cum Ursini atque Colum nenses mutuis cladibus perniciem inferrent civitati, in utriusve partia ditionem cederet magni momenti erat, (p. 142.)]

    [Footnote *: This is inaccurately expressed. The sepulchre is still standing See Hobhouse, p. 204. – M.]

    [Footnote 44: See the testimonies of Donatus, Nardini, and Montfaucon. In the Savelli palace, the remains of the theatre of Marcellus are still great and conspicuous.]

    [Footnote 45: James, cardinal of St. George, ad velum aureum, in his metrical life of Pope Celestin V.,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 P. iii. p. 621, l. i. c. l. ver. 132, &c.)

    Hoc dixisse sat est, Romam caruisee Senatu Mensibus exactis heu sex; belloque vocatum (vocatos) In scelus, in socios fraternaque vulnera patres; Tormentis jecisse viros immania saxa; Perfodisse domus trabibus, fecisse ruinas Ignibus; incensas turres, obscuraque fumo Lumina vicino, quo sit spoliata supellex.]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azione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tom. i. p. 427 – 431) finds that stone bullets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pounds’ weight were not uncommon; and they are sometimes computed at xii. or xviii cantari of Genoa, each cantaro weighing 150 pounds.]

    [Footnote 47: The vith law of the Visconti prohibits this common and mischievous practice; and strictly enjoins, that the houses of banished citizens should be preserved pro communi utilitate, (Gualvancus de la Flamm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1041.)] [Footnote 48: Petrarch thus addresses his friend, who, with shame and tears had shown him the moenia, lacerae specimen miserable Romae, and declared his own intention of restoring them, (Carmina Latina, l. ii. epist. Paulo Annibalensi, xii. p. 97, 98.)

    Nec te parva manet servatis fama ruinis Quanta quod integrae fuit olim gloria Romae Reliquiae testantur adhuc; quas longior aetas Frangere non valuit; non vis aut ira cruenti Hostis, ab egregiis franguntur civibus, heu! heu’ – Quod ille nequivit (Hannibal.) Perficit hic aries.]

    [Footnote *: Bunsen has shown that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but more particularly that of Robert Guiscard, who burned down whole districts, inflicted the worst damage on the ancient city Vol. i. p. 247. – M.]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I.

    These general observations may be separately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Titus,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Coliseum, ^49 either from its magnitude, or from Nero’s colossal statue; an edifice, had it been left to time and nature, which might perhaps have claimed an eternal duration. The curious antiquaries, who have computed the numbers and seats, are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above the upper row of stone steps the amphitheatre was encircled and elevated with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galleries, which were repeatedly consumed by fire, and restored by the emperors. Whatever was precious, or portable, or profane,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and the costly ornaments of sculpture which were cast in brass, or overspread with leaves of silver and gold, became the first prey of conquest or fanaticism, of the avarice of the Barbarians or the Christians. In the massy stones of the Coliseum, many holes are discerned; and the two most probable conjectures represent the various accidents of its decay. These stones were connected by solid links of brass or iron, nor had the eye of rapine overlooked the value of the baser metals; ^50 the vacant space was converted into a fair or market; the artisans of the Coliseum are mentioned in an ancient survey; and the chasms were perforated or enlarged to receive the poles that supported the shops or tents of the mechanic trades. ^51 Reduced to its naked majesty, the Flavian amphitheatre was contemplated with awe and admiration by the pilgrims of the North; and their rude enthusiasm broke forth in a sublime proverbial expression,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eighth century, in the fragments of the venerable Bede: “As long as the Coliseum stands, Rome shall stand; when the Coliseum falls, Rome will fall; when Rome falls, the world will fall.” ^52 In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 a situation commanded by three hills would not be chosen for a fortress;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and arches could resist the engines of assault; a numerous garrison might be lodged in the enclosure; and while one faction occupied the Vatican and the Capitol, the other was intrenched in the Lateran and the Coliseum. ^53

    [Footnote 49: The fourth part of the Verona Illustrata of the marquis Maffei professedly treats of amphitheatr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Rome and Verona, of their dimensions, wooden galleries, &c. It is from magnitude that he derives the name of Colosseum, or Coliseum; since the same appellation was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Capua, without the aid of a colossal statue; since that of Nero was erected in the court (in atrio) of his palace, and not in the Coliseum, (P. iv. p. 15 – 19, l. i. c. 4.)]

    [Footnote 50: Joseph Maria Suares, a learned bishop, and the author of a history of Praeneste, has composed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on the seven or eight probable causes of these holes, which has been since reprinted in the Roman Thesaurus of Sallengre. Montfaucon (Diarium, p. 233) pronounces the rapine of the Barbarians to be the unam germanamque causam foraminum.

    Note: The improbability of this theory is shown by Bunsen, vol. i. p. 239 – M.]

    [Footnote 51: Donatus, Roma Vetus et Nova, p. 285.

    Note: Gibbon has followed Donatus, who supposes that a silk manu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xiith century in the Coliseum.

    The Bandonarii, or Bandererii, were the officers who carried the standards of their school before the pope. Hobhouse, p. 269. – M.]

    [Footnote 52: Quamdiu stabit Colyseus, stabit et Roma; quando cadet Coly seus, cadet Roma; quando cadet Roma, cadet et mundus, (Beda in Excerptis seu Collectaneis apud Ducange Glossar. Med. et Infimae Latinitatis, tom. ii. p. 407, edit. Basil.) This saying must be ascribed to the Anglo-Saxon pilgrims who visited Rome before the year 735 the aera of Bede’s death; for I do not believe that our venerable monk ever passed the sea.]

    [Footnote 53: I cannot recover, in Muratori’s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the passage that attests this hostile partition, which must be applied to the end of the xiith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xiith century.

    Note: “The division is mentioned in Vit. Innocent. Pap. II.

    ex Cardinale Aragonio, (Script. Rer. Ital. vol. iii. P. i. p. 435,) and Gibbon might have found frequent other records of it at other dates.” Hobhouse’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30. – M.]

    The abolition at Rome of the ancient games must be understood with some latitude; and the carnival sports, of the Testacean mount and the Circus Agonalis, ^54 were regulated by the law ^55 or custom of the city. The senator presided with dignity and pomp to adjudge and distribute the prizes, the gold ring, or the pallium, ^56 as it was styled, of cloth or silk. A tribute on the Jews supplied the annual expense; ^57 and the races, on foot, on horseback, or in chariots, were ennobled by a tilt and tournament of seventy-two of the Roman youth.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wo, a bull-feast,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Moors and Spaniards, was celebrated in the Coliseum itself; and the living manners are painted in a diary of the times. ^58 A convenient order of benches was restored; and a general proclamation, as far as Rimini and Ravenna, invited the nobles to exercise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in this perilous adventure. The Roman ladies were marshalled in three squadrons, and seated in three balconies, which, on this day, the third of September, were lined with scarlet cloth. The fair Jacova di Rovere led the matrons from beyond the Tyber, a pure and native race, who still represent the features and character of antiqu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city was divided as usual betwee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two factions were proud of the number and beauty of their female bands: the charms of Savella Ursini are mentioned with praise; and the Colonna regretted the absence of the youngest of their house, who had sprained her ankle in the garden of Nero’s tower. The lots of the champions were drawn by an old and respectable citizen; and they descended into the arena, or pit, to encounter the wild bulls, on foot as it should seem, with a single spear. Amidst the crowd, our annalist has selected the names, colors, and devices, of twenty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knights. Several of the names are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Rome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Malatesta, Polenta, della Valle, Cafarello, Savelli, Capoccio, Conti, Annibaldi, Altieri, Corsi: the colors were adapted to their taste and situation; the devices are expressive of hope or despair, and breathe the spirit of gallantry and arms.

    “I am alone, like the youngest of the Horatii,” the confidence of an intrepid stranger: “I live disconsolate,” a weeping widower: “I burn under the ashes,” a discreet lover: “I adore Lavinia, or Lucretia,” the ambiguous declaration of a modern passion: “My faith is as pure,” the motto of a white livery: “Who is stronger than myself?” of a lion’s hide: “If am drowned in blood, what a pleasant death!” the wish of ferocious courage. The pride or prudence of the Ursini restrained them from the field, which was occupied by three of their hereditary rivals, whose inscriptions denoted the lofty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name: “Though sad, I am strong:” “Strong as I am great:” “If I fall,” addressing himself to the spectators, “you fall with me;” – intimating (says the contemporary writer) that while the other familie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e Vatican, they alone were the supporters of the Capitol. The combats of the amphitheatre were dangerous and bloody. Every champion successively encountered a wild bull; and the victor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quadrupeds, since no more than eleven were left on the field, with the loss of nine wounded and eighteen killed on the side of their adversaries. Some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might mourn, but the pomp of the funerals, in the churches of St. John Lateran and St. Maria Maggiore, afforded a second holiday to the people. Doubtless it was not in such conflicts that the blood of the Romans should have been shed; yet, in blaming their rashness, we are compelled to applaud their gallantry; and the noble volunteers, wh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risk their lives, under the balconies of the fair, excite a more generous sympathy than the thousands of captives and malefactors who were reluctantly dragged to the scene of slaughter. ^59

    [Footnote 54: Although the structure of the circus Agonalis be destroyed, it still retains its form and name, (Agona, Nagona, Navona;) and the interior space affords a sufficient level for the purpose of racing. But the Monte Testaceo, that strange pile of broken pottery, seems only adapted for the annual practice of hurling from top to bottom some wagon-loads of live hogs for the diversion of the populace, (Statuta Urbis Romae, p. 186.)] [Footnote 55: See the Statuta Urbis Romae, l. iii. c. 87, 88, 89, p. 185, 186. I have already given an idea of this municipal code.

    The races of Nagona and Monte Testaceo are likewise mentioned in the Diary of Peter Antonius from 1404 to 1417,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v. p. 1124.)] [Footnote 56: The Pallium, which Menage so foolishly derives from Palmarius, is an easy extension of the idea and the words, from the robe or cloak, to the materials, and from thence to their application as a prize, (Muratori, dissert. xxxiii.)]

    [Footnote 57: For these expenses, the Jews of Rome paid each year 1130 florins, of which the odd thirty represented the pieces of silver for which Judas had betrayed his Master to their ancestors. There was a foot-race of Jewish as well as of Christian youths, (Statuta Urbis, ibidem.)] [Footnote 58: This extraordinary bull-feast in the Coliseum is described, from tradition rather than memory, by Ludovico Buonconte Monaldesco, on the most ancient fragments of Roman annals,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535, 536;) and however fanciful they may seem, they are deeply marked with the colors of truth and nature.]

    [Footnote 59: Muratori has given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the xxixth) to the games of the Italians in the Middle Ages.]

    This use of the amphitheatre was a rare, perhaps a singular, festival: the demand for the materials was a daily and continual want which the citizens could gratify without restraint or remors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scandalous act of concord secured to both factions the privilege of extracting stones from the free and common quarry of the Coliseum; ^60 and Poggius laments,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stones had been burnt to lime by the folly of the Romans. ^61 To check this abuse, and to prevent the nocturnal crimes that might be perpetrated in the vast and gloomy recess, Eugenius the Fourth surrounded it with a wall; and, by a charter long extant, granted both the ground and edifice to the monks of an adjacent convent. ^62 After his death,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in a tumult of the people; and had they themselves respected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their fathers, they might have justified the resolve that it should never be degraded to private property. The inside was damaged: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 aera of taste and learning, the exterior circumference of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welve feet was still entire and inviolate; a triple elevation of fourscore arches, which rose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 feet. Of the present ruin, the nephews of Paul the Third are the guilty agents; and every traveller who views the Farnese palace may curse the sacrilege and luxury of these upstart princes. ^63 A similar re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Barberini; and the repetition of injury might be dreaded from every reign, till the Coliseum was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religion by the most liberal of the pontiffs, Benedict the Fourteenth, who consecrated a spot which persecution and fable had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 many Christian martyrs. ^64 [Footnote 60: In a concise but instructive memoir, the abbe Barthelemy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ii. p. 585) has mentioned this agreement of the factions of the xivth century de Tiburtino faciendo in the Coliseum, from an original act in the archives of Rome.] [Footnote 61: Coliseum . . . . ob stultitiam Romanorum majori ex parte ad cal cem deletum, says the indignant Poggius, (p. 17:) but his expression too strong for the present age, must be very tenderly applied to the xvth century.]

    [Footnote 62: Of the Olivetan monks. Montfaucon (p. 142) affirms this fact from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72.) They still hoped on some future occasion, to revive and vindicate their grant.]

    [Footnote 63: After measuring the priscus amphitheatri gyrus, Montfaucon (p. 142) only adds that it was entire under Paul III.; tacendo clamat.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v. p. 371) more freely reports the guilt of the Farnese pope, an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Against the nephews of Urban VIII. I have no other evidence than the vulgar saying, “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e Barberini,” which was perhaps suggested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 words.]

    [Footnote 64: As an antiquarian and a priest, Montfaucon thus deprecates the ruin of the Coliseum: Quod si non suopte merito atque pulchritudine dignum fuisset quod improbas arceret manus, indigna res utique in locum tot martyrum cruore sacrum tantopere saevitum esse.]

    When Petrarch first gratified his eyes with a view of those monuments, whose scattered fragments so far surpass the most eloquent descriptions, he was astonished at the supine indifference ^65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66 he was humbled rather than elated by the discovery, that, except his friend Rienzi, and one of the Colonna, a stranger of the Rhone was more conversant with these antiquities than the nobles and natives of the metropolis. ^67 The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of the Romans are elaborately displayed in the old survey of the city which was compose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without dwelling on the manifold errors of name and place, the legend of the Capitol ^68 may provoke a smile of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The Capitol,” says the anonymous writer, “is so named as being the head of the world; where the consuls and senators formerly resid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globe. The strong and lofty walls were covered with glass and gold, and crowned with a roof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curious carving. Below the citadel stood a palace, of gold for the greatest part, decorated with precious stones, and whose value might be esteemed at one third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statues of all the provinces were arranged in order, each with a small bell suspended from its neck; and such was the contrivance of art magic, ^69 that if the province rebelled against Rome, the statue turned round to that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bell rang, the prophet of the Capitol repeated the prodigy, and the senate was admonished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A second example, of less importance, though of equal absurdity, may be drawn from the two marble horses, led by two naked youths, who have sinc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to the Quirinal hill. The groundless application of the nam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may perhaps be excused; but these Grecian sculptors should not have been removed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age of Pericles to that of Tiberius;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transferred into two philosophers or magicians, whose nakedness was the symbol of truth or knowledge, who revealed to the emperor his most secret actions; and, after refusing all pecuniary recompense, solicited the honor of leaving this eternal monument of themselves. ^70 Thus awake to the power of magic, the Romans were insensible to the beauties of art: no more than five statues were visible to the eyes of Poggius; and of the multitudes which chance or design had buried under the ruins, the resurrection was fortunately delayed till a safer and more enlightened age. ^71 The Nile which now adorns the Vatican, had been explored by some laborers in digging a vineyard near the temple, or convent, of the Minerva; but the impatient proprietor, who was tormented by some visits of curiosity, restored the unprofitable marble to its former grave. ^72 The discovery of a statue of Pompey, ten feet in length, was the occasion of a lawsuit. It had been found under a partition wall: the equitable judg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 head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to satisfy the claims of the contiguous owners; and the sentence would have been executed, if the intercession of a cardinal, and the liberality of a pope, had not rescued the Roman hero from the hands of his barbarous countrymen. ^73

    [Footnote 65: Yet the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81, p. 182) impose a fine of 500 aurei on whosoever shall demolish any ancient edifice, ne ruinis civitas deformetur, et ut antiqua aedificia decorem urbis perpetuo representent.]

    [Footnote 66: In his first visit to Rome (A.D. 1337. Se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2, &c.) Petrarch is struck mute miraculo rerumtantarum, et stuporis mole obrutus . . . . Praesentia vero, mirum dictu nihil imminuit: vere major fuit Roma majoresque sunt reliquiae quam rebar. Jam non orbem ab hac urbe domitum, sed tam sero domitum, miror, (Opp. p. 605, Familiares, ii. 14, Joanni Columnae.)]

    [Footnote 67: He excepts and praises the rare knowledge of John Colonna. Qui enim hodie magis ignari rerum Romanarum, quam Romani cives! Invitus dico, nusquam minus Roma cognoscitur quam Romae.]

    [Footnote 68: Af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apitol, he adds, statuae erant quot sunt mundi provinciae; et habebat quaelibet tintinnabulum ad collum. Et erant ita per magicam artem dispositae, ut quando aliqua regio Romano Imperio rebellis erat, statim imago illius provinciae vertebat se contra illam; unde tintinnabulum resonabat quod pendebat ad collum; tuncque vates Capitolii qui erant custodes senatui,

    &c. He mentions an example of the Saxons and Suevi, who, after they had been subdued by Agrippa, again rebelled: tintinnabulum sonuit; sacerdos qui erat in speculo in hebdomada senatoribus nuntiavit: Agrippa marched back and reduced the – Persians, (Anonym. in Montfaucon, p. 297, 298.)]

    [Footnote 69: The same writer affirms, that Virgil captus a Romanis invisibiliter exiit, ivitque Neapolim. A Roman magician, in the xith century, is introduced by William of Malmsbury,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l. ii. p. 86;) and in the time of Flaminius Vacca (No. 81, 103) it was the vulgar belief that the strangers (the Goths) invoked the daem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hidden treasures.]

    [Footnote 70: Anonym. p. 289. Montfaucon (p. 191) justly observes, that if Alexander be represented, these statues cannot be the work of Phidias (Olympiad lxxxiii.) or Praxiteles, (Olympiad civ.,) who lived before that conqueror (Plin. Hist. Natur. xxxiv. 19.)]

    [Footnote 71: William of Malmsbury (l. ii. p. 86, 87) relates a marvellous discovery (A.D. 1046) of Pallas the son of Evander, who had been slain by Turnus; the perpetual light in his sepulchre, a Latin epitaph, the corpse, yet entire, of a young giant, the enormous wound in his breast, (pectus perforat ingens,) &c. If this fable rests on the slightest foundation, we may pity the bodies, as well as the statues, that were exposed to the air in a barbarous age.]

    [Footnote 72: Prope porticum Minervae, statua est recubantis, cujus caput integra effigie tantae magnitudinis, ut signa omnia excedat. Quidam ad plantandas arbores scrobes faciens detexit. Ad hoc visendum cum plures in dies magis concurrerent, strepitum adeuentium fastidiumque vertaesus, horti patronus congesta humo texi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73: See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57, p. 11, 12, at the end of the Roma Antica of Nardini, (1704, in 4to).]

    But the clouds of barbarism were gradually dispelled; and the peaceful authority of Martin the Fifth and his successors restored the ornaments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he order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improvements of Rome,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not been the spontaneous produce of freedom and industry. The first and most natural root of a great city is the labor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hich supplies the materials of subsistence, of manufactures, and of foreign trade.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ampagna of Rome is reduced to a dreary and desolate wilderness: the overgrown estates of the princes and the clergy are cultivated by the lazy hands of indigent and hopeless vassals; and the scanty harvests are confined or ex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a monopoly. A second and more artificial cause of the growth of a metropolis is the residence of a monarch, the expense of a luxurious court, and the tributes of dependent provinces. Those provinces and tributes had been lost in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f some streams of the silver of Peru and the gold of Brazil have been attracted by the Vatican, the revenues of the cardinals, the fees of office, the oblations of pilgrims and clients, and the remnant of ecclesiastical taxes, afford a poor and precarious supply, which maintains, however, the idleness of the court and city. The population of Rome, far below the measure of the great capitals of Europe, does not exceed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inhabitants; ^74 and within the spacious enclosure of the walls,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seven hills is overspread with vineyards and ruins. The beauty and splendor of the modern cit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Each reign (the exceptions are rar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rapid elevation of a new family, enriched by the childish pontiff at the expense of the church and country. The palaces of these fortunate nephews are the most costly monuments of elegance and servitude: the perfect arts of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have been prostituted in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galleries and gardens are decorated with the most precious works of antiquity, which taste or vanity has prompted them to collect.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were more decently employed by the popes themselves in the pomp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but it is superfluous to enumerate their pious foundations of altars, chapels, and churches, since these lesser stars are eclipsed by the sun of the Vatican, by the dome of St. Peter, the most glorious structure that ever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use of religion. The fame of Julius the Second, Leo the Tenth, and Sixtus the Fifth, is accompani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Bramante and Fontana, of Raphael and Michael Angelo; and the same munificenc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palaces and temples was directed with equal zeal to revive and emulate the labors of antiquity. Prostrate obelisks were raised from the ground, and erected in the most conspicuous places; of the eleven aqueducts of the Caesars and consuls, three were restored; the artificial rivers were conducted over a long series of old, or of new arches, to discharge into marble basins a flood of salubrious and refreshing waters: and the spectator, impatient to ascend the steps of St. Peter’s, is detained by a column of Egyptian granite, which rises between two lofty and perpetual fountains,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The map, the description,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 hav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antiquarian and the student: ^75 and the footsteps of heroes, the relics, not of superstition, but of empire, are devoutly visited by a new race of pilgrims from the remote, and onc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Footnote 74: In the year 1709,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without including eight or ten thousand Jews,) amounted to 138,568 souls, (Labat Voyages en Espagne et en Italie, tom. iii. p. 217, 218.) In 1740, they had increased to 146,080; and in 1765, I left them, without the Jews 161,899.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y have since continued in a progressive state.]

    [Footnote 75: The Pere Montfaucon distributes his own observations into twenty days; he should have styled them weeks, or months, of his visit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Diarium Italicum, c. 8 – 20, p. 104 – 301.) That learned Benedictine reviews the topographers of ancient Rome; the first efforts of Blondus, Fulvius, Martianus, and Faunus, the superior labors of Pyrrhus Ligorius, had his learning been equal to his labors; the writings of Onuphrius Panvinius, qui omnes obscuravit, and the recent but imperfect books of Donatus and Nardini. Yet Montfaucon still sighs for a more complete pla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old city, which must be attained by the three following methods: 1.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pace and intervals of the ruins. 2.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found. 3.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acts, charters, diaries of the middle ages, which name any spot or building of Rome. The laborious work, such as Montfaucon desired, must be promoted by princely or public munificence: but the great modern plan of Nolli (A.D. 1748) would furnish a solid and accurate basis for the ancient topography of Rome.]

    Of these pilgrims, and of every reader, the attention will be excited by a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greatest, perhaps, and most awful sce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 various causes and progressive eff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any of the events most interesting in human annals: the artful policy of the Caesars, who long maintained the name and image of a free republic; the disorders of military despotism; the rise, establishment, and sects of Christianity;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division of the monarchy; the invasion and settlements of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Scythia;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ivil law; the character and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popes; the restoration and deca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f Charlemagne; the crusades of the Latins in the East: the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 and Turks;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 The historian may applaud the importance and variety of his subject; but while he is conscious of his own imperfections, he must often accuse the deficiency of his materials. It was among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 that I first conceived the idea of a work which has amused and exercised near twenty years of my life, and which, however inadequate to my own wishes, I finally delivered to the curiosity and candor of the public.

    Lausanne, June 27 1787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VI-LXVIII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 Application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To The Popes. – Visits To The West, Of John The First, Manuel, And John The Second, Palaeologus. –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romoted By The Council Of Basil, And Concluded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 State Of Literature At Constantinople. – Its Revival In Italy By The Greek Fugitives. – Curiosity And Emulation Of The Latins.

    In the four last centuries of the Greek emperors, their friendly or hostile aspect towards the pope and the Latins may be observed as the thermometer of their prosperity or distress; as the sca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arbarian dynasties. When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pervaded Asi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we have seen, at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the suppliant ambassadors of Alexius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No sooner had the arm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removed the sultan from Nice to Iconium, than the Greek princes resumed, or avowed, their genuine hatred and contempt for the schismatics of the West, which precipitated the first downfall of their empire. The date of the Mogul invasion is marked in the soft and charitable language of John Vataces.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the throne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was encompass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s long as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suspended over his head, he basely courted the favor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acrificed to the present danger his faith, his virtue, and the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On the decease of Michael, the prince and people 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church,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creed: the elder Andronicus neither feared nor loved the Latins; in his last distress, pride was the safeguard of superstition; nor could he decently retract in his age the firm and orthodox declarations of his youth. His grands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less a slave in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by the Turks admonished him to seek a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lliance with the Western princes. After a separation and silence of fifty years, a secret agent, the monk Barlaam, was despatched to Pope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his artful instruc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drawn by the master-hand of the great domestic. ^1 “Most holy father,” was he commissioned to say, “the emperor is not less desirous than yourself of a union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but in this delicate transaction, he is obliged to respect his own dign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his subjects. The ways of union are twofold; force and persuasion. Of force, the inefficacy has been already tried; since the Latins have subdued the empire, without subduing the minds, of the Greeks. The method of persuasion, though slow, is sure and permanent. A deputation of thirty or forty of our doctors would probably agree with those of the Vatican, in the love of truth and the unity of belief; but on their return, what would be the use, the recompense, of such an agreement? the scorn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a blind and obstinate nation. Yet that nation is accustomed to reverence the general councils, which have fixed the articles of our faith; and if they reprobate the decrees of Lyons, it is because the Eastern churches were neither heard nor represented in that arbitrary meeting. For this salutary end, it will be expedient, and even necessary, that a well-chosen legate should be sent into Greece, to convene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nd, with their aid, to prepare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But at this moment,” continued the subtle agent, “the empire is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by the Turks, who have occupied four of the greatest cities of Anatolia. The Christian inhabitants have expressed a wish of returning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religion; but the forces and revenues of the emperor are insufficient for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Roman legate must be accompanied, or preceded, by an army of Franks, to expel the infidels, and open a way to the holy sepulchre.” If the suspicious Latins should require some pledge, some previous effect of the sincerity of the Greeks, the answers of Barlaam were perspicuous and rational. “1. A general synod can alone consummate the union of the churches; nor can such a synod be held till the three Oriental patriarchs, and a great number of bishops, are enfranchis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2. The Greeks are alienated by a long series of oppression and injury: they must be reconciled by some act of brotherly love, some effectual succor, which may fortify the authority and argument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friends of the union. 3. If some difference of faith or ceremonies should be found incurable, the Greeks, however, are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and the Turks are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The Armenians, Cyprians, and Rhodians, are equally attacked; and it will become the piet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draw their swords in the general defence of religion. 4. Shoul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be treated as the worst of schismatics, of heretics, of pagans, a judicious policy may yet instruct the powers of the West to embrace a useful ally, to uphold a sinking empire, to guard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rather to join the Greeks against the Turks, than to expect the union of the Turkish arms with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captive Greece.” The reasons, the offers, and the demands, of Andronicus were eluded with cold and stately indifferenc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Naples declined the dangers and glory of a crusade; the pope refused to call a new synod to determine old articles of faith; and his regard for the obsolete claims of the Latin emperor and clergy engaged him to use an offensive superscription, – “To the moderator ^2 of the Greeks, and the persons who style themselves th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es.” For such an embassy, a time and character less propitious could not easily have been found. Benedict the Twelfth ^3 was a dull peasant, perplexed with scruples, and immersed in sloth and wine: his pride might enrich with a third crown the papal tiara, but he was alike unfit for the regal and the pastoral office.

    [Footnote 1: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as transcribed (I believe)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by Odoricus Raynaldus, in his Continuation of the Annals of Baronius, (Romae, 1646 – 1677, in x. volumes in folio.) I have contented myself with the Abbe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x. p. 1 – 8,) whose abstracts I have always found to be clear, accurate, and impartial.] [Footnote 2: The ambiguity of this title is happy or ingenious; and moderator, as synonymous to rector, gubernator, is a word of classical, and even Ciceronian, Latinity, which may be found, not in the Glossary of Ducange, but in the Thesaurus of Robert Stephens.]

    [Footnote 3: The first epistle (sine titulo) of Petrarch exposes the danger of the bark, and the incapacity of the pilot. Haec inter, vino madidus, aeve gravis, ac soporifero rore perfusus, jamjam nutitat, dormitat, jam somno praeceps, atque (utinam solus) ruit . . . . . Heu quanto felicius patrio terram sulcasset aratro, quam scalmum piscatorium ascendisset! This satire engages his biographer to weigh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Benedict XII. which have been exaggerated by Guelphs and Ghibe lines, by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se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259, ii. not. xv. p. 13 – 16.) He gave occasion to the saying, Bibamus papaliter.]

    After the decease of Andronicus,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tracted by intestine war, they could not presume to agitate a general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as soon as Cantacuzene had subdued and pardoned his enemies, he was anxious to justify, or at least to extenu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rks into Europe, and the nuptials of his daughter with a Mussulman prince. Two officers of state, with a Latin interpreter, were sent in his name to the Roman court, which was transplanted to Avignon,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ty years: they represented the hard necessity which had urged him to embrace the alliance of the miscreants, and pronounced by his command the specious and edifying sounds of union and crusade. Pope Clement the Sixth, ^4 the successor of Benedict, received them with hospitality and honor,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of their sovereign, excused his distress, applauded his magnanimity, and displayed a clear knowledge of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Greek empire, which he had imbibed from the honest accounts of a Savoyard lady, an attendant of the empress Anne. ^5 If Clement was ill endowed with the virtues of a priest, he possessed, however, the spirit and magnificence of a prince, whose liberal hand distributed benefices and kingdoms with equal facility. Under his reign Avignon was the seat of pomp and pleasure: in his youth he had surpassed the licentiousness of a baron; and the palace, nay, the bed-chamber of the pope, was adorned, or polluted, by the visits of his female favorites. The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ere adverse to the holy enterprise; but his vanity was amused by the splendid idea;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returned with two Latin bishops, the ministers of the pontiff. On their arrival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nuncios admired each other’s piety and eloquence; and their frequent conferences were filled with mutual praises and promises, by which both parties were amused, and neither could be deceived. “I am delighted,” said the devout Cantacuzene, “with the project of our holy war, which must redound to my personal glory, as well as to the public benefit of Christendom. My dominions will give a free passage to the armies of France: my troops, my galleys, my treasures, shall be consecrated to the common cause; and happy would be my fate, could I deserve and obtain the crown of martyrdom. Words are insufficient to express the ardor with which I sigh for the reunion of the scattered members of Christ. If my death could avail, I would gladly present my sword and my neck: if the spiritual phoenix could arise from my ashes, I would erect the pile, and kindle the flame with my own hands.” Yet the Greek emperor presumed to observe, that the articles of faith which divided the two churches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pride and precipitation of the Latins: he disclaimed the servile and arbitrary steps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and firm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ever submit his conscience unless to the decrees of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continued he, “will not allow the pope and myself to meet either at Rome or Constantinople; but some maritime city may be chosen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o unite the bishops, and to instruct the faithful,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nuncios seemed content with the proposition; and Cantacuzene affects to deplore the failure of his hopes, which were soon overthrown by the death of Clement, and the different temper of his successor. His own life was prolonged, but it was prolonged in a cloister; and, except by his prayers, the humble monk was incapable of directing the counsels of his pupil or the state. ^6 [Footnote 4: See the original Lives of Clement V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550 – 589;) Matteo Villani, (Chron. l. iii. c. 43, in Muratori, tom. xiv. p. 186,) who styles him, molto cavallaresco, poco religios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126;) and th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 p. 42 – 45.) The abbe de Sade treats him with the most indulgence; but he is a gentleman as well as a priest.]

    [Footnote 5: Her name (most probably corrupted) was Zampea. She had accompanied, and alone remained with her mistress at Constantinople, where her prudence, erudition, and politeness deserved the praises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Cantacuzen. l. i. c. 42.)]

    [Footnote 6: See this whole negotiation in Cantacuzene, (l. iv. c. 9,) who, amidst the praises and virtues which he bestows on himself, reveals the uneasiness of a guilty conscience.]

    Yet of all the Byzantine princes, that pupil, John Palaeologus, was the best disposed to embrace, to believe, and to obey, the shepherd of the West. His mother, Anne of Savoy, was baptized in the bosom of the Latin church: her marriage with Andronicus imposed a change of name, of apparel, and of worship, but her heart was still faithful to her country and religion: she had formed the infancy of her son, and she governed the emperor, after his mind, or at least his stature, was enlarged to the size of man.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the Turks were still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the son of Cantacuzene was in arms at Adrianople; and Palaeologus could depend neither on himself nor on his people. By his mother’s advice, and in the hope of foreign aid, he abjured the rights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act of slavery, ^7 subscribed in purple ink, and sealed with the golden bull, was privately intrusted to an Italian agent.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treaty is an oath of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Innocent the Sixth and his successors, the supreme pontiffs of the Roman and Catholic church. The emperor promises to entertain with due reverence their legates and nuncios; to assign a palace for their residence, and a temple for their worship; and to deliver his second son Manuel as the hostage of his faith. For these condescensions he requires a prompt succor of fifteen galleys, with five hundred men at arms, and a thousand archers, to serve against his Christian and Mussulman enemies. Palaeologus engages to impose on his clergy and people the same spiritual yoke; but as the resistance of the Greeks might be justly foreseen, he adopts the two effectual methods of corruption and education. The legate was empowered to distribute the vacant benefices among the ecclesiastics who should subscribe the creed of the Vatican: three schools were instituted to instruct the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language and doctrine of the Latins; and the name of Andronicus, the heir of the empire, was enrolled as the first student. Should he fail in the measures of persuasion or force, Palaeologus declares himself unworthy to reign; transferred to the pope all regal and paternal authority; and invests Innocent with full power to regulate the famil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riage, of his son and successor. But this treaty was neither executed nor published: the Roman galleys were as vain and imaginary as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secrecy that their sovereign escaped the dishonor of this fruitless humiliation. [Footnote 7: See this ignominious treaty in Fleury, (Hist.

    Eccles. p. 151 – 154,) from Raynaldus, who drew it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It was not worth the trouble of a pious forgery.]

    The tempest of the Turkish arms soon burst on his head; and after the loss of Adrianople and Romania, he was enclosed in his capital, the vassal of the haughty Amurath, with the miserable hope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by the savage. In this abject state, Palaeologus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embarking for Venice, and casting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pope: he was the first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ever visite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yet in them alone he could seek consolation or relief; and with less violation of his dignity he might appear in the sacred college than at the Ottoman Porte. After a long absence, the Roman pontiffs were returning from Avignon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Urban the Fifth, ^8 of a mild and virtuous character, encouraged or allowed the pilgrimage of the Greek prince; and, within the same year, enjoyed the glory of receiving in the Vatican the two Imperial shadows who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Constantine and Charlemagne. In this suppliant visit,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hose vanity was lost in his distress, gave more than could be expected of empty sounds and formal submissions. A previous trial was impos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four cardinals, he acknowledged, as a true Catholic,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fter this purification, he was introduced to a public audience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ardinals, was seated on his throne; the Greek monarch, after three genuflections, devoutly kissed the feet, the hands, and at length the mouth, of the holy father, who celebrated high mass in his presence, allowed him to lea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and treated him with a sumptuous banquet in the Vatican. The entertainment of Palaeologus was friendly and honorable; yet some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9 nor could the former be entitled to the rare privilege of chanting the gospel in the rank of a deacon. ^10 In favor of his proselyte, Urban strove to rekindle the zeal of the French king and the other powers of the West; but he found them cold in the general cause, and active only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last hope of the emperor was in an English mercenary, John Hawkwood, ^11 or Acuto, who, with a band of adventurers, the white brotherhood, had ravaged Italy from the Alps to Calabria; sold his services to the hostile states; and incurred a just excommunication by shooting his arrows against the papal residence. A special license was grant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outlaw, but the forces, or the spirit, of Hawkwood, were unequal to the enterprise: and it was for the advantage, perhaps, of Palaeologus to be disappointed of succor, that must have been costly, that could not be effectual, and which might have been dangerous. ^12 The disconsolate Greek ^13 prepared for his return, but even his return was impeded by a most ignominious obstacle. On his arrival at Venice, he had borrowed large sums at exorbitant usury; but his coffers were empty, his creditors were impatient, and his person was detained as the best security for the payment. His eldest son, Andronicus, the regent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exhaust every resource; and even by stripping the churches, to extricate his father from captivity and disgrace. But the unnatural youth was insensible of the disgrace, and secretly pleased with the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the state was poor, the clergy were obstinate; nor could some religious scruple be wanting to excuse the guilt of his indifference and delay. Such undutiful neglect was severely reproved by the piety of his brother Manuel, who instantly sold or mortgaged all that he possessed, embarked for Venice, relieved his father, and pledged his own freedom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bt.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the parent and king distinguished his two sons with suitable rewards; but the faith and manners of the slothful Palaeologus had not been improved by his Roman pilgrimage; and his apostasy or conversion, devoid of any spiritual or temporal effects, was speedily forgotten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14

    [Footnote 8: See the two first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623, 635,) and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Spondanus, (tom. i. p. 573, A.D. 1369, No. 7,) and Raynaldus,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3, 224.) Yet, from some variations, I suspect the papal writers of slightly magnifying the genuflections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9: Paullo minus quam si fuisset Imperator Romanorum. Yet his title of Imperator Graecorum was no longer disputed,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0: It was confined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o them only on Christmas-day. On all other festivals these Imperial deacons were content to serve the pope, as he said mass, with the book and the corporale. Yet the abbe de Sade generously thinks that the merits of Charles IV. might have entitled him, though not on the proper day, (A.D. 1368, November 1,) to the whole privilege. He seems to affix a just value on the privilege and the man,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35.)]

    [Footnote 11: Through some Italian corruptions, the etymology of Falcone in bosco, (Matteo Villani, l. xi. c. 79, in Muratori, tom. xv. p. 746,) suggests the English word Hawkwood, the true name of our adventurous countryman, (Thomas Walsingham, Hist. Anglican. inter Scriptores Cambdeni, p. 184.) After two-and-twenty victories, and one defeat, he died, in 1394, general of the Florentines, and was buried with such honors as the republic has not paid to Dante or Petrarch,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212 – 371.)] [Footnote 12: This torrent of English (by birth or service) overflowed from France into Italy after the peace of Bretigny in 1630. Yet the exclamation of Muratori (Annali, tom. xii. p. 197) is rather true than civil. “Ci mancava ancor questo, che dopo essere calpestrata l’Italia da tanti masnadieri Tedeschi ed Ungheri, venissero fin dall’ Inghliterra nuovi cani a finire di divorarla.”]

    [Footnote 13: Chalcondyles, l. i. p. 25, 26. The Greek supposes his journey to the king of France, which is sufficiently refu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Nor am I much mo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Palaeologus departed from Italy, valde bene consolatus et contentus,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4: His return in 1370, and the coronation of Manuel, Sept. 25, 1373, (Ducange, Fam. Byzant. p. 241,) leaves some intermediate aera for the conspiracy and punishment of Andronicus.]

    Thirty years after the return of Palaeologus, his son and successor, Manuel, from a similar motive, but on a larger scale, again visi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In a preceding chapter I have related his treaty with Bajazet, the violation of that treaty,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rench succor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gallant Boucicault. ^15 By his ambassadors,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Latin powers; but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presence of a distressed monarch would draw tears and supplies from the hardest Barbarians; ^16 and the marshal who advised the journey prepared the recept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 The land was occupied by the Turks; but the navigation of Venice was safe and open: Italy received him as the first, or, at least, as the second,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Manuel was pitied as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faith; and the dignity of his behavior prevented that pity from sinking into contempt. From Venice he proceeded to Padua and Pavia; and even the duke of Milan, a secret ally of Bajazet, gave him safe and honorable conduct to the verge of his dominions. ^17 On the confines of France ^18 the royal officers undertook the care of his person, journey, and expenses; and two thousand of the richest citizens, in arms and on horseback, came forth to meet him as far as Charent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t the gates of Paris, he was saluted by the chancellor and the parliament; and Charles the Sixth, attended by his princes and nobles, welcomed his brother with a cordial embrace.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was clothed in a robe of white silk, and mounted on a milk-white steed, a circumstance, in the French ceremonial, of singular importance: the white color is considered as the symbol of sovereignty; and, in a late visit, the German emperor, after a haughty demand and a peevish refusal, had been reduc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black courser. Manuel was lodged in the Louvre; a succession of feasts and balls,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were ingeniously varied by the politeness of the French, t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amuse his grief: he was indulged in the liberty of his chapel; and the doctors of the Sorbonne were astonished, and possibly scandalized, by the language, the rites, and the vestments, of his Greek clergy. But the slightest glance on the state of the kingdom must teach him to despair of any effectual assistance. The unfortunate Charles, though he enjoyed some lucid intervals, continually relapsed into furious or stupid insanity: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were alternately seized by his brother and uncle, the dukes of Orleans and Burgundy, whose factious competition prepared the miseries of civil war. The former was a gay youth, dissolved in luxury and love: the latter was the father of John count of Nevers, who had so lately been ransomed from Turkish captivity; and, if the fearless son was ardent to revenge his defeat, the more prudent Burgundy was content with the cost and peril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When Manuel had satiated the curiosity, and perhaps fatigued the patience, of the French, he resolved on a visit to the adjacent island. In his progress from Dover, he was entertained at Canterbury with due reverence by the prior and monks of St. Austin; and, on Blackheath, King Henry the Fourth, with the English court, saluted the Greek hero, (I copy our old historian,) who, during many days, was lodged and treated in London as emperor of the East. ^19 But the state of England was still more adverse to the design of the holy war. In the same year, the hereditary sovereign had been deposed and murdered: the reigning prince was a successful usurper, whose ambition was punished by jealousy and remorse: nor could Henry of Lancaster withdraw his person or forces from the defence of a throne incessantly shaken by conspiracy and rebellion. He pitied, he praised, he feast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if the English monarch assumed the cross, it was only to appease his people,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by the merit or semblance of his pious intention.

    ^20 Satisfied, however, with gifts and honors, Manuel returned to Paris; and, after a residence of two years in the West, shaped his course through Germany and Italy, embarked at Venice, and patiently expected, in the Morea, the moment of his ruin or deliverance. Yet he had escaped the ignominious necessity of offering his religion to public or private sale. The Latin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great schism; the kings, the nations,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ere divided in their obedience between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and the emperor, anxious to conciliate the friendship of both parties, abstained from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ndigent and unpopular rivals. His journey coincided with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but he passed through Italy without desiring, or deserving, the plenary indulgence which abolished the guilt or penance of the sins of the faithful. The Roman pope was offended by this neglect; accused him of irreverence to an image of Christ; and exhorted the princes of Italy to reject and abandon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 ^21

    [Footnote 15: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5, 36.]

    [Footnote 16: His journey into the west of Europe is slightly, and I believe reluctantly, noticed by Chalcondyles (l. ii. c. 44 – 50) and Ducas, (c. 14.)] [Footnote 17: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06. John Galeazzo was the first and most powerful duke of Milan. His connection with Bajazet is attested by Froissard; and he contributed to save and deliver the French captives of Nicopolis.]

    [Footnote 18: For the reception of Manuel at Paris, se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 p. 676, 677, A.D. 1400, No. 5,) who quotes Juvenal des Ursins and the monk of St. Denys; and Villaret, (Hist. de France, tom. xii. p. 331 – 334,) who quotes nobody according to the last fashion of the French writers.] [Footnote 19: A short note of Manuel in England is extracted by Dr. Hody from a Ms. at Lambeth,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14,) C. P. Imperator, diu variisque et horrendis Paganorum insultibus coarctatus, ut pro eisdem resistentiam triumphalem perquireret, Anglorum Regem visitare decrevit,

    &c. Rex (says Walsingham, p. 364) nobili apparatu . . . suscepit (ut decuit) tantum Heroa, duxitque Londonias, et per multos dies exhibuit gloriose, pro expensis hospitii sui solvens, et eum respiciens tanto fastigio donativis. He repeats the same in his Upodigma Neustriae, (p. 556.)]

    [Footnote 20: Shakspeare begins and ends the play of Henry IV. with that prince’s vow of a crusade, and his belief that he should die in Jerusalem.]

    [Footnote 21: This fact is preserved in the Historia Politica, A.D. 1391 – 1478, published by Martin Crusius, (Turco Graecia, p. 1 – 43.) The image of Christ, which the Greek emperor refused to worship, was probably a work of sculptur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Greeks beheld with

    astonishment and terror the perpetual stream of emigration that flowed, and continued to flow, from the unknown climates of their West. The visits of their last emperors removed the veil of separation, and they disclosed to their eyes the powerful nations of Europe, whom they no longer presumed to brand with the name of Barbarians. The observations of Manuel, and his more inquisitive followers, have been preserv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of the times: ^22 his scattered ideas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nd it may be amusing enough, perhaps instructive, to contemplate the rude picture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whos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are so familiar to our minds. I. Germany (says the Greek Chalcondyles) is of ample latitude from Vienna to the ocean; and it stretches (a strange geography) from Prague in Bohemia to the River Tartessus, and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23 The

    soil, except in figs and olives, is sufficiently fruitful; the air is salubrious; the bodies of the natives are robust and healthy; and these cold regions are seldom visit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pestilence, or earthquakes. After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the Germans are the most numerous of nations: they are brave and patient; and were they united under a single head, their force would be irresistible. By the gift of the pope, they have acquired the privilege of choosing the Roman emperor; ^24 nor is any people mo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 faith and obedience of the Latin patriar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untry is divided among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but Strasburg, Cologne, Hamburgh, and more than two hundred free cities, are governed by sage and equal laws, according to the will, and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The use of duels, or single combats on foot, prevails among them in peace and war: their industry excels in all the mechanic arts; and the Germans may boast of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II. The kingdom of France is spread above fifteen or twenty days’ journey from Germany to Spain, and from the Alps to the British Ocean; containing many flourishing cities, and among these Paris, the seat of the king, which surpasses the rest in riches and luxury. Many princes and lords alternately wait in his palace, and acknowledge him as their sovereign: the most powerful are the dukes of Bretagne and Burgundy; of whom the latter possesses the wealthy province of Flanders, whose harbors are frequented by the ships and merchants of our own, and the more remote, seas. The French are an ancient and opulent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though somewhat different, are not dissimilar from those of the Italians. Vain of the Imperial dignity of Charlemagne, of their victories over the Saracens, and of the exploits of their heroes, Oliver and Rowland, ^25 they esteem themselves the first of the western nations; but this foolish arrogance has been recently humbled by the unfortunate events of their wars against the Englis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 III. Britain, in the ocean, and opposite to the shores of Flanders, may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one, or as three islands; but the whole is united by a

    common interest, by the same manners, and by a similar government. The measure of its circumference is five thousand stadia: the land is overspread with towns and villages: though destitute of wine, and not abounding in fruit-trees, it is fertile in wheat and barley; in honey and wool; and much cloth is manufactured by the inhabitants. In populousness and power, in richness and luxury, London, ^26 the metropolis of the isle, may claim a preeminence over all the cities of the West. It is situate on the Thames, a broad and rapid river, which at the distance of thirty miles falls into the Gallic Sea; and the daily flow and ebb of the tide affords a safe entrance and departure to the vessels of commerce. The king is head of a powerful and turbulent aristocracy: his principal vassals hold their estates by a free and unalterable tenure; and the laws define the limits of his authority and their obedience. The kingdom has been often afflicted by foreign conquest and domestic sedition: but the natives are bold and hardy, renowned in arms and victorious in war. The form of their shields or targets is derived from the Italians, that of their swords from the Greeks; the use of the long bow is the peculiar and decisive advantage of the English. Their language bears no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Continent: in the habits of domestic life, they are not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ir neighbors of France: but the most singular circumstance of their manners is their disregard of conjugal honor and of female chastity. In their mutual visits, as the first act of hospitality, the guest is welcomed in the embraces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among friends they are lent and borrowed without shame; nor are the islanders offended at this strange commerce, and its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27 Informed as we are of the customs of Old England and assured of the virtue of our mothers, we may smile at the credulity, or resent the injustice, of the Greek, who must have confounded a modest salute ^28 with a criminal embrace. But his credulity and injustice may teach an important lesson; to distrust the accounts of foreign and remote nations, and to suspend our belief of every tale that deviates from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man. ^29

    [Footnote 22: The Greek and Turkish history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ends with the winter of 1463; and the abrupt conclusion seems to mark, that he laid down his pen in the same year. We know that he was an Athenian, and that some contemporaries of the same name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Italy. But in his numerous digressions, the modest historian has never introduced himself; and his editor Leunclavius, as well as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4,) seems ignorant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 For his description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see l. ii. p. 36, 37, 44 – 50.]

    [Footnote 23: I shall not animadvert on the geographical errors of Chalcondyles. In this instance, he perhaps followed, and mistook, Herodotus, (l. ii. c. 33,) whose text may be explained, (Herodote de Larcher, tom. ii. p. 219, 220,) or whose ignorance may be excused. Had these modern Greeks never read Strabo, or any of their lesser geographers?]

    [Footnote 24: A citizen of new Rome, while new Rome survived, would have scorned to dignify the German with titles: but all pride was extinct in the bosom of Chalcondyles; and he describes the Byzantine prince, and his subject, by the proper, though humble, names.]

    [Footnote 25: Most of the old romances were translated in the xivth century into French prose, and soon became the favorite amusement of the knights and ladies in the court of Charles VI. If a Greek believed in the exploits of Rowland and Oliver, he may surely be excused, since the monks of St. Deny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have inserted the fables of Archbishop Turpin in their Chronicles of France.]

    [Footnote 26: Even since the time of Fitzstephen, (the xiith century,) London appears to have maintained this preeminence of wealth and magnitude; and her gradual increase has, at least, kept pace wit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Europe.]

    [Footnote 27: If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verb (osculor, and in utero gero) be equivocal, the context and pious horror of

    Chalcondyles can leave no doubt of his meaning and mistake, (p. 49.)

    Note: I can discover no “pious horror” in the plain manner

    in which Chalcondyles relates this strange usage. Gibbon is possibly right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extraordinary mistake. – M.]

    [Footnote 28: Erasmus (Epist. Fausto Andrelino) has a pretty passage on the English fashion of kissing strangers on their arrival and departure, from whence, however, he draws no scandalous inferences.]

    [Footnote 29: Perhaps we may apply this remark to the community of wives among the old Britons, as it is supposed by Caesar and Dion, (Dion Cassius, l. lxii. tom. ii. p. 1007,) with Reimar’s judicious annotation. The Arreoy of Otaheite, so certain at first, is become less visible and scandalous, in proportion as we

    have

    studied the manners of that gentle and amorous people.] After his return, and the victory of Timour, Manuel reigned

    many years in prosperity and peace. As long as the sons of Bajazet solicited his friendship and spared his dominions,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national religion; and his leisure was employed in composing twenty theological dialogues for its defe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Byzantine ambassador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30 announc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s well as of the Latin church: the conquest of the sultans, Mahomet and Amurath, reconciled the emperor to the Vatican; a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lmost tempted him to acquiesce in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hen Martin the Fifth ascended without a rival the chair of St. Peter, a friendly intercourse of letters and embassies was revive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mbition on one side, and distress on the other, dictated the same decent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peace: the artful Greek expressed a desire of

    marrying his six sons to Italian princesses; and the Roman, not less artful, despatched the daughter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ith a company of noble virgins, to soften, by their charms, the obstinacy of the schismatics. Yet under this mask of zeal, a discerning eye will perceive that all was hollow and insincere in the court and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danger and repose, the emperor advanced or retreated; alternately instructed and disavowed his ministers; and escaped from the importunate pressure by urging the duty of inquiry, the obligation of collecting the sense of his patriarchs and bishops,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vening them at a time when the Turkish arms were at the gates of his capital. From a review of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it will appear that the Greeks insisted on three successive measures, a succor, a council, and a final reunion, while the Latins eluded the second, and only promised the first, as a consequential and voluntary reward of the third. But we have an opportunity of unfolding the most secret intentions of Manuel, as he explained them in a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out artifice or disguise. In his declining age, the emperor had associated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of the name, and the eldest of his sons, on whom he de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uthority and weight of government. One day, in the presence only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31 his favorite chamberlain, he opened to his colleague and successor the true principl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the pope. ^32 “Our last resource,” said Manuel, against the Turks, “is their fear of our union with the Latins, of the warlike nations of the West, who may arm for our relief and for their destruction. As often as you are threatened by the miscreants, present this danger before their eyes. Propose a council; consult on the means; but ever delay and avoid the convocation of an assembly, which cannot tend either to our spiritual or temporal emolument. The Latins are proud; the Greeks are obstinate; neither party will recede or retract; and the attempt of a perfect union will confirm the schism, alienate the churches, and leave us, without hope or defence, at the mercy of the Barbarians.” Impatient of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royal youth arose from his seat, and departed in silence;

    and the wise monarch (continued Phranza) casting his eyes on me, thus resumed his discourse: “My son deems himself a great and heroic prince; but, alas! our miserable age does not afford scope for heroism or greatness. His daring spirit might have suited the happier times of our ancestors; but the present state requires not an emperor, but a cautious steward of the last relics of our fortunes. Well do I remember the lofty expectations which he built on our alliance with Mustapha; and much do I fear, that this rash courage will urge the ruin of our house, and that even religion may precipitate our downfall.” Yet the experience and authority of Manuel preserved the peace, and eluded the council; till, in the seventy-eighth year of his age, and in the habit of a monk, he terminated his career, dividing his precious movables among his children and the poor, his physicians and his favorite servants. Of his six sons, ^33 Andronicus the Second was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of Thessalonica, and died of a leprosy soon after the sale of that city to the Venetians and its final conquest by the Turks. Some fortunate incidents had restored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to the empire; and in his more prosperous days, Manuel had fortified the narrow isthmus of six miles ^34 with a stone wall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three towers.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by the first blast of the Ottomans; the fertile peninsula might have been sufficient for the four younger brothers, Theodore and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but they wasted in domestic contests the remains of their strength; and the least successful of the rivals were reduced to a life of dependence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Footnote 30: See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76; and 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the Bibliotheque of Dupin, tom. xii., and xxist and xxiid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r rather the Continuation, of Fleury.]

    [Footnote 31: From his early youth, George Phranza, or Phranzes, wa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nd palace; and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has collected his life from his own writings. He was no more than four-and-

    twenty years of age at the death of Manuel, who recommended him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o his successor: Imprimis vero hunc Phranzen tibi commendo, qui ministravit mihi fideliter et diligenter (Phranzes, l. ii. c. i.) Yet the emperor John was cold, and he preferred the service of the despots of Peloponnesus.]

    [Footnote 32: See Phranzes, l. ii. c. 13. While so many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original are extant in the libraries of Rome, Milan, the Escurial, &c., it is a matter of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we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Latin version, or abstract, of James Pontanus, (ad calcem Theophylact, Simocattae: Ingolstadt, 1604,) so deficient in accuracy and elegance,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615 – 620.)

    Note: The Greek text of Phranzes was edited by F. C. Alter

    Vindobonae. It has been re-edited by Bekker for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Bonn, 1838 – M.]

    [Footnote 33: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243 – 248.]

    [Footnote 34: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Hexamilion, from sea to sea, was 3800 orgyiae, or toises, of six Greek feet, (Phranzes, l. i. c. 38,) which would produce a Greek mile, still smaller than that of 660 French toises, which is assigned by D’Anville, as still in use in Turkey. Five miles are commonly reckoned for the breadth of the isthmus. See the Travels of Spon, Wheeler and Chandler.]

    The eldest of the sons of Manuel,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was acknowledged,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s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Greeks. He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repudiate his wife, and to contract a new marriage with the princess of Trebizond: beauty was in his eye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n empress; and the clergy had yielded to his firm assurance, that unless he might be indulged in a divorce, he would retire to a cloister, and leave the throne to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The first, and in truth the only, victory of Palaeologus, was over a Jew, ^35 whom, after a long and learned dispute, he

    converted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is momentous conquest is carefully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he soon resumed the design of uniting the East and West; and, regardless of his father’s advice, listened, as it should seem with sincerity, to the proposal of meeting the pope in a general council beyond the Adriatic. This dangerous project was encouraged by Martin the Fifth, and coldly entertained by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ill, after a tedious negotiation, the emperor received a summons from the Latin assembly of a new character, the independent prelates of Basil, who styled themselves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judg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35: The first objection of the Jews is on the death of Christ: if it were voluntary, Christ was a suicide; which the emperor parries with a mystery. They then dispute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the sense of the prophecies, &c., (Phranzes, l. ii. c. 12, a whole chapter.)]

    The Roman pontiff had fought and conquered in the cause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but the victorious clergy were soon exposed to the tyranny of their deliverer; and his sacred character was invulnerable to those arms which they found so keen and effectual against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ir great charter, the right of election, was annihilated by appeals, evaded by trusts or commendams, disappointed by reversionary grants, and superseded by previous and arbitrary reservations. ^36 A public auction was instituted in the court of Rome: the cardinals and favorites were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nations; and every country might complain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benefices were accumulated on the heads of aliens and absentees. During their residence at Avignon, the ambition of the popes subsided in the meaner passions of avarice ^37 and luxury: they rigorously imposed on the clergy the tributes of first-fruits and tenths; but they freely tolerated the impunity of vice, disorder, and corruption. These manifold scandals were aggravat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continued above fifty years. In the furious conflict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vices of the rivals were

    mutually exposed; and their precarious situation degraded their authority,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and multiplied their wants and exactions. To heal the wounds, and restore the monarchy, of the church, the synods of Pisa and Constance ^38 were successively convened; but these great assemblies, conscious of their strength, resolved to vindicate the privileges of the Christian aristocracy. From a personal sentence against two pontiffs, whom they rejected, and a third, their acknowledged sovereign, whom they deposed, the fathers of Constance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Roman supremacy; nor did they separate till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y, above the pope, of a general council. It was enacted, tha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such assemblies should be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that each synod, before its dissolution, should appoint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ubsequent meeting.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rt of Rome, the next convocation at Sienna was easily eluded; but the bold and vigorous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39 had almost been fatal to the reigning pontiff, Eugenius the Fourth. A just suspicion of his design prompted the fathers to haste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ir first decre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urch-militant on earth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and spiritual jurisdiction over all Christia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pope; and that a general council could not be dissolved, prorogued, or transferred, unless by their free deliberation and consent. On the notice that Eugenius had fulminated a bull for that purpose, they ventured to summon, to admonish, to threaten, to censure the contumacious successor of St. Peter. After many delays, to allow time for repentance, they finally declared, that, unless he submitted within the term of sixty days, he was suspended from the exercise of all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to mark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 prince as well as the priest, they assumed the government of Avignon, annull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sacred patrimony, and protected Rome from the imposition of new taxes. Their boldness was justified, not only by the general opinion of the clergy, but by the support and power of the first monarchs of Christendom: the emperor Sigismond declared himself the

    servant and protector of the synod; Germany and France adhered to their cause; the duke of Milan was the enemy of Eugenius; and he was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by an insurrec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Rejected at the same time by temporal and spiritual subjects, submission was his only choice: by a most humiliating bull, the pope repealed his own acts, and ratified those of the council; incorporated his legates and cardinals with that venerable body; and seemed to resign himself to the decrees of the supreme legislature. Their fame pervad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 and it was in their presence that Sigismond receiv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Turkish sultan, ^40 who laid at his feet twelve large vases, filled with robes of silk and pieces of gold. The fathers of Basil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reducing the Greeks, as well as the Bohemians,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deputies invit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o unite with an assembly which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Western nations. Palaeologus was not averse to the proposal;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troduced with due honors into the Catholic senate. But the choice of the place appeared to be an insuperable obstacle, since he refused to pass the Alps, or the sea of Sicily, and positively required that the synod should be adjourned to some convenient city in Italy, or at least on the Danube. The other articles of this treaty were more readily stipulated: it was agreed to defray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of the emperor, with a train of seven hundred persons, ^41 to remit an immediate sum of eight thousand ducats ^42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and in his absence to grant a supply of ten thousand ducats, with three hundred archers and some galley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city of Avignon advanced the funds for the preliminary expenses; and the embarkation was prepared at Marseilles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elay. [Footnote 36: In the treatise delle Materie Beneficiarie of Fra Paolo, (in the iv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works,) the papal system is deeply studied and freely described. Should Rome and her religion be annihilated, this golden volume may still surviv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a salutary warning.]

    [Footnote 37: Pope John XXII. (in 1334) left behind him, at Avignon, eighteen millions of gold florins, and the value of seven millions more in plate and jewels. See the Chronicle of John Villani, (l. xi. c. 20,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xiii. p. 765,) whose brother received the account from the papal treasurers. A treasure of six or eight millions sterling in the xivth century is enorm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Footnote 38: A learned and liberal Protestant, M. Lenfant, has given a fair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in six volumes in quarto; but the last part is the most hasty and imperfect, except in the account of the troubles of Bohemia.]

    [Footnote 39: The original acts or 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are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in twelve volumes in folio. Basil was a free city, conveniently situate on the Rhine, and guarded by the arms of the neighboring and confederate Swiss.

    In 1459,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by Pope Pius II., (Aeneas Sylvius,) who had been secretary to the council. But what is a council, or a university, to the presses o Froben and the studies of Erasmus?]

    [Footnote 40: This Turkish embassy, attested only by Crantzius, is related with some doubt by the annalist Spondanus, A.D. 1433, No. 25, tom. i. p. 824] [Footnote 41: Syropulus, p. 19. In this list, the Greeks appear to have exceeded the real number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which afterwards attend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ut which are not clearly specified by the great ecclesiarch. The 75,000 florins which they asked in this negotiation of the pope, (p. 9,) were more than they could hope or want.]

    [Footnote 42: I use indifferently the words ducat and florin, which derive their names, the former from the dukes of Milan, the latter from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hese gold pieces, the first that were coined in Italy, perhaps in the Latin world, may be compared in weight and value to one third of the English guinea.]

    In his distress, the friendship of Palaeologus was disput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s of the West; but the dexterous activity of a monarch prevailed over the slow debates and inflexible temper of a republic. The decrees of Basil continually tended to circumscribe the despotism of the pope, and to erect a supreme and perpetual tribunal in the church. Eugenius was impatient of the yoke; and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might afford a decent pretence for translating a rebellious synod from the Rhine to the P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athers was lost if they passed the Alps: Savoy or Avignon, to which they acceded with reluctance, were described at Constantinople as situate far 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43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s of a long navigation; they were offended by a haughty declaration, that after suppressing the new heresy of the Bohemians, the council would soon eradicate the old heresy of the Greeks. ^44 On the side of Eugenius, all was smooth, and yielding, and respectful; and he invited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heal by his presence the schism of the Latin, as well a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errara, near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was proposed for their amicable interview; and with some indulgence of forgery and theft, a surreptitious decree was procured, which transferred the synod, with its own consent, to that Italian city. Nine galleys were equipped for the service at Venice, and in the Isle of Candia; their diligence anticipated the slower vessels of Basil: the Roman admiral was commissioned to burn, sink, and destroy; ^45 and these priestly squadrons might have encountered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eas where Athens and Sparta had formerly contended for the preeminence of glory. Assaulted by the importunity of the factions, who were ready to fight for the possession of his person, Palaeologus hesitated before he left his palace and country on a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ather’s advice still dwelt on his memory; and reason must suggest, that since the Latins were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ey could never unite in a foreign cause. Sigismond dissuaded the unreasonable adventure; his advice was impartial, since he adhered to the

    council; and it was enforced by the strange belief, that the German Caesar would nominate a Greek his heir and successor in the empire of the West. ^46 Even the Turkish sultan was a counsellor whom it might be unsafe to trust, bu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offend. Amurath was unskilled in the disputes, but he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his own treasures, he offered to relieve the wa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he declared with seeming magnanimity, that Constantinople should be secure and inviolate, in the absence of her sovereign. ^47 The resolution of Palaeologus was decided by the most splendid gifts and the most specious promises: he wished to escape for a while from a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ess and after dismissing with an ambiguous answer the messengers of the council, he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embarking in the Roman galleys. The ag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more susceptible of fear than of hope; he trembled at the perils of the sea, and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his feeble voice, with thirty perhaps of his orthodox brethren, would be oppressed in a foreign land b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a Latin synod. He yielded to the royal mandate, to the flattering assurance, that he would be heard as the oracle of nations, and to the secret wish of learning from his brother of the West, to deliver the church from the yoke of kings. ^48 The five cross-bearers, or dignitaries, of St.Sophia, were bound to attend his person; and one of these, the great ecclesiarch or preacher, Sylvester Syropulus, ^49 has composed a free and curious history ^50 of the false union. ^51 Of the clergy that reluctantly obeyed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submission was the first duty, and patience the most useful virtue. In a chosen list of twenty bishops, we discover the metropolitan titles of Heracleae and Cyzicus, Nice and Nicomedia, Ephesus and Trebizond, and the personal merit of Mark and Bessarion who, in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learning and eloquence, were promoted to the episcopal rank. Some monks and philosophers were named to display the science and sanctity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service of the choir was performed by a select band of singers and musicians.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ppeared by

    their genuine or fictitious deputies; the primate of Russia represented a national church, and the Greeks might contend with the Latins in the extent of their spiritual empire. The precious vases of St. Sophia were exposed to the winds and waves, that the patriarch might officiate with becoming splendor: whatever gold the emperor could procure, was expended in the massy ornaments of his bed and chariot; ^52 and while they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ir ancient fortune, they quarrelled for the division of fifteen thousand ducats, the first alms of the Roman pontiff. After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John Palaeologus, with a numerous train, accompanied by his brother Demetriu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person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embarked in eight vessels with sails and oars which steered through the Turkish Straits of Gallipoli to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the Adriatic Gulf. ^53

    [Footnote 43: At the end of the Latin version of Phranzes, we read a long Greek epistle or declamation of George of Trebizond, who advises the emperor to prefer Eugenius and Italy. He treats with contempt the schismatic assembly of Basil, the Barbarians of Gaul and Germany, who had conspired to transport the chair of St. Peter beyond the Alps. Was Constantinople unprovided with a map?]

    [Footnote 44: Syropulus (p. 26 – 31) attests his own indignation, and that of his countrymen; and the Basil deputies, who excused the rash declaration, could neither deny nor alter an act of the council.]

    [Footnote 45: The naval orders of the synod were less peremptory, and, till the hostile squadrons appeared, both parties tried to conceal their quarrel from the Greeks.]

    [Footnote 46: Syropulus mentions the hopes of Palaeologus, (p. 36,) and the last advice of Sigismond,(p. 57.) At Corfu, the Greek emperor was informed of his friend’s death; had he known it sooner, he would have returned home,(p. 79.)]

    [Footnote 47: Phranzes himself, though from different motives, was of the advice of Amurath, (l. ii. c. 13.) Utinam ne synodus

    ista unquam fuisset, si tantes offensiones et detrimenta paritura erat. This Turkish embassy is likewise mentioned by Syropulus, (p. 58;) and Amurath kept his word. He might threaten, (p. 125, 219,) but he never attacked, the city.] [Footnote 48: The reader will smile at the simplicity with which he imparted these hopes to his favorites (p. 92.) Yet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him to have practised the lessons of Gregory VII.]

    [Footnote 49: The Christian name of Sylvester i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calendar. In modern Greek, as a diminutive, is added to the end of words: nor can any reasoning of Creyghton, the editor, excuse his changing into Sguropulus, (Sguros, fuscus,) the Syropulus of his own manuscript, whose name is subscribed with his own hand in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Why might not the author be of Syrian extraction?]

    [Footnote 50: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history, I should fix the date to the year 1444, four years after the synod, when great ecclesiarch had abdicated his office, (section xii. p. 330 – 350.) His passions were cooled by time and retirement; and, although Syropulus is often partial, he is never intemperate.]

    [Footnote 51: Vera historia unionis non veroe inter Graecos et Latinos, (Hagae Comitis, 1660, in folio,) was first published with a loose and florid version, by Robert Creyghton, chaplain to Charles II. in his exile. The zeal of the editor has prefixed a polemic title,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original is wanting. Syropulus may be ranked with the best of the Byzantine writers for the merit of his narration, and even of his style; but he is excluded from the orthodox collections of the councils.]

    [Footnote 52: Syropulus (p. 63) simply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and the Latin of Creyghton may afford a specimen of his florid paraphrase. Ut pompa circumductus noster Imperator Italiae populis aliquis deauratus Jupiter crederetur, aut Croesus ex opulenta Lydia.]

    [Footnote 53: Although I cannot stop to quote Syropulus for every fact, I will observe that the navigation of the Greek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Venice and Ferrara is contained in the ivth section, (p. 67 – 100,) and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he uncommon talent of placing each scene before the reader’s ey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I.

    After a tedious and troublesome navigation of seventy-seven

    days, this religious squadron cast anchor before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proclaimed the joy and magnificence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In the command of the world, the modest Augustus had never claimed such honors from his subjects as were paid to his feeble successor by an independent state. Seated on the poop on a lofty throne, he received the visit, or, in the Greek style, the adoration of the doge and senators. ^54 They sailed in the Bucentaur,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welve stately galleys: the sea was overspread with innumerable gondolas of pomp and pleasure; the air resounded with music and acclamations; the mariners, and even the vessels, were dressed in silk and gold; and in all the emblems and pageants, the Roman eagles were blended with the lions of St. Mark. The triumphal procession, ascending the great canal, passed under the bridge of the Rialto; and the Eastern strangers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palaces, the churche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a city, that seems to float on the bosom of the waves. ^55 They sighed to behold the spoils and trophies with which it had been decorated afte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of fifteen days, Palaeologus pursued his journey by land and water from Venice to Ferrara; and on this occasion the pride of the Vatican was tempered by policy to indulge the ancient dignit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made his entry on a black horse; but a milk-white steed, whose trapping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en eagles, was led before him; and the canopy was borne over his head by the princes of Este, the sons or kinsmen of Nicholas, marquis of the city, and a sovereign more powerful than himself. ^56 Palaeologus did not alight till he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the pope advanced to the door of the apartment; refused his proffered genuflection; and, after a paternal embrace, conducted the emperor to a seat on his left hand. Nor would the patriarch descend from his galley, till a ceremony almost equal, had been stipulated between the bishop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The latter was saluted by his brother with a kiss of union and charity; nor would any of the Greek ecclesiastics submit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Western primate. On the opening of the synod, the place of honor in the centre was claimed by the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chiefs; and it was only by alleging that his predecessors had not assisted in person at Nice or Chalcedon, that Eugenius could evade the ancient precedents of Constantine and Marcian. After much debat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church should be occupied by the two nations; that the solitary chair of St. Peter should be raised the first of the Latin line; and that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emperor, at the head of his clergy, should be equal and opposite to the second place, the vacant seat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57

    [Footnote 54: At the time of the synod, Phranzes was in Peloponnesus: but he received from the despot Demetrius a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honorable reception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oth at Venice and Ferrara, (Dux . . . . sedentem Imperatorem adorat,) which are more slightly mentioned by the Latins, (l. ii. c. 14, 15, 16.)]

    [Footnote 55: The astonishment of a Greek prince and a French ambassador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8,) at the sight of Venice, abundantly proves that in the xvth century it was the first and most splendid of the Christian cities. For the spoils of Constantinople at Venice, see Syropulus, (p. 87.)]

    [Footnote 56: Nicholas III. of Este reigned forty-eight years, (A.D. 1393 – 1441,) and was lord of Ferrara, Modena, Reggio, Parma, Rovigo, and Commachio. See his Life in Muratori, (Antichita Estense, tom. ii. p. 159 – 201.)] [Footnote 57: The Latin vulgar was provoked to laughter at the strange dresses of the Greeks, and especially the length of their garments, their sleeves, and their beards; nor was the emperor distinguished, except by the purple color, and his diadem or tiara, with a jewel on the top,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31.) Yet another spectator confesses that the Greek fashion was piu grave e piu degna than the Italian. (Vespasiano in Vit. Eugen. IV. in Muratori, tom. xxv. p. 261.)]

    But as soon as festivity and form had given place to a more

    serious treaty, the Greek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journey, with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pope. The artful pencil of his emissaries had painted him in a prosperous state; at the head of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of Europe, obedient at his voice, to believe and to arm. The thin appearance of the universal synod of Ferrara betrayed his weakness: and the Latins opened the first session with only five archbishops, eighteen bishops, and ten abbots, the greatest part of whom were the subjects or countrymen of the Italian pontiff. Except the duke of Burgundy, none of the potentates of the West condescended to appear in person, or by their ambassador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suppress the judicial acts of Basil against the dign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which were finally concluded by a new elec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truce or delay was asked and granted, till Palaeologus could expect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Latins some temporal reward for an unpopular union; and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the public proceedings were adjourned above six months. The emperor, with a chosen band of his favorites and Janizaries, fixed his summer residence at a pleasant, spacious monastery, six miles from Ferrara; forgot,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 distres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persisted in destroying the game,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just complaints of the marquis or the husbandman. ^58 In the mean while, his unfortunate Greeks

    were exposed to all the miseries of exile and poverty; for the support of each stranger, a monthly allowance was assigned of three or four gold florins; and although the entire sum did not amount to seven hundred florins, a long arrear was repeatedly incurred by the indigence or policy of the Roman court. ^59 They sighed for a speedy deliverance, but their escape was prevented by a triple chain: a passport from their superiors was required at the gates of Ferrara;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had engaged to arrest and send back the fugitives; and inevitable punishment awaited them at Constantinople; excommunication, fines, and a sentence, which did not respect the sacerdotal dignity, that they should be stripped naked and publicly whipped. ^60 It was only by the alternative of hunger or dispute that the Greeks could be persuaded to open the first conference; and they yielded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o attend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the rear of a flying synod. This new translation was urged by inevitable necessity: the city was visited by the plague; the fidelity of the marquis might be suspected; the mercenary troops of the duke of Milan were at the gates; and as they occupied Romagna,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and danger that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explor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unfrequented paths of the Apennine. ^61 [Footnote 58: For the emperor’s hunting, see Syropulus, (p. 143, 144, 191.) The pope had sent him eleven miserable hacks; but he bought a strong and swift horse that came from Russia. The name of Janizaries may surprise; but the name,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 had passed from the Ottoman,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is often used in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Footnote 59: The Greeks obtained, with much difficulty, that instead of provisions, money should be distributed, four florins per month to the persons of honorable rank, and three florins to their servants, with an addition of thirty more to the emperor, twenty-five to the patriarch, and twenty to the prince, or despot, Demetrius. The payment of the first month amounted to 691 florins, a sum which will not allow us to reckon above 200 Greeks of every condition. (Syropulus, p. 104, 105.) On the 20th October, 1438, there was an arrear of four months; in April, 1439, of three; and of

    five and a half in July, at the time of the union, (p. 172, 225, 271.)]

    [Footnote 60: Syropulus (p. 141, 142, 204, 221) deplores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Greek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Footnote 61: The wars of Italy are most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xiiith vol. of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he schismatic Greek, Syropulus, (p. 145,) appears to have exaggerated the fear and disorder of the pope in his his retreat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which is proved by the acts to have been somewhat more decent and deliberate.]

    Yet all these obstacles were surmounted by time and policy.

    The violence of the fathers of Basil rather promoted than injured the cause of Eugenius; the nations of Europe abhorred the schism, and disowned the election, of Felix the Fifth, who was successively a duke of Savoy, a hermit, and a pope; and the great princes were gradually reclaimed by his competitor to a favorable neutrality and a firm attachment. The legates, with some respectable members, deserted to the Roman army, which insensibly rose in numbers and reputation;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reduced to thirty-nine bishops, and three hundred of the inferior clergy; ^62 while the Latins of Florence could produce the subscriptions of the pope himself, eight cardinals, two patriarchs, eight archbishops, fifty two bishops, and forty- five abbots, or chiefs of religious orders. After the labor of nine months, and the debates of twenty-five sessions, they attained the advantage and glory of the reunion of the Greeks. Four principal questions had been agitated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1. The use of unleaven bread in the communion of Christ’s body. 2. The nature of purgatory. 3.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4. The single or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 cause of either nation was managed by ten theological champions: the Latins were supported by the inexhaustibl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and Mark of Ephesus and Bessarion of Nice were the bold and able leaders of the Greek forces. We may bestow some praise

    on the progress of human reason, by observing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questions was now treated as an immaterial rite, which might innocently vary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age and country.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both parties were agreed in the belief of an intermediate state of purgation for the venial sins of the faithful; and whether their souls were purified by elemental fire was a doubtful point, which in a few years might be conveniently settled on the spot by the disputants. The claims of supremacy appeared of a more weighty and substantial kind; yet by the Orientals the Roman bishop had ever been respected as the first of the five patriarchs; nor did they scruple to admit, that his jurisdic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agreeably to the holy canons; a vague allowance, which might be defined or eluded by occasional convenience.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Father alone,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as an article of faith which had sunk much deeper into the minds of men; and in the session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Latin addition of filioque was subdivided into two questions, whether it were legal, and whether it were orthodox. Perhaps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boast on this subject of my own impartial indifference; but I must think that the Greeks we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gainst adding any article whatsoever to the creed of Nice, or rather of Constantinople. ^63 In earthly affairs, it is not easy to conceive how an assembly equal of legislators can bind their successors invested with powers equal to their own. But the dictates of inspiration must be true and unchangeable; nor should a private bishop, or a provincial synod, have presumed to innovate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octrine, the controversy was equal and endless: reason is confounded by the procession of a deity: the gospel, which lay on the altar, was silent; the various texts of the fathers might be corrupted by fraud or entangled by sophistry; and the Greeks were ignora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writings of the Latin saints. ^64 Of this at least we may be sure, that neither side could be convinc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ir opponents. Prejudice may be enlightened by reason, and a superficial glance may be rectified by a clear and more

    perfect view of an object adapted to our faculties. But the bishops and monks had been taught from their infancy to repeat a form of mysterious words: their national and personal honor depended 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s; and their narrow minds were hardened and inflamed by the acrimony of a public dispute. [Footnote 62: Syropulus is pleased to reckon seven hundred prelates in the council of Basil. The error is manifest, and perhaps voluntary. That extravagant number could not be supplied by all the ecclesiastics of every degree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council, nor by all the absent bishops of the West, who, expressly or tacitly, might adhere to its decrees.] [Footnote 63: The Greeks, who disliked the union, were unwilling to sally from this strong fortress, (p. 178, 193, 195, 202, of Syropulus.) The shame of the Latins was aggravated by their producing an old MS. of 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e, with filioque in the Nicene creed. A palpable forgery! (p. 173.)] [Footnote 64: (Syropulus, p. 109.) See the perplexity of the Greeks, (p. 217, 218, 252, 253, 273.)]

    While they were most in a cloud of dust and darkness, the

    Pope and emperor were desirous of a seeming union, which could alone accomplish the purposes of their interview; and the obstinacy of public dispute was softened by the arts of private and personal negotiation. The patriarch Joseph had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dying voice breathed the counsels of charity and concord, and his vacant benefice might tempt the hopes of the ambitious clergy. The ready and active obedience of the archbishops of Russia and Nice, of Isidore and Bessarion, was prompted and recompensed by their speedy promotion to the dignity of cardinals. Bessarion, in the first debates, had stood forth the most strenuous and eloquent champion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if the apostate, the bastard, was reprobated by his country, ^65 he appears in ecclesiastical story a rare example of a patriot who was recommended to court favor by loud opposition and well-timed compliance. With the aid of his two spiritual coadjutors, the emperor applied his arguments to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personal characters of the bishops, and each was successively moved by authority and example. Their revenues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ir persons in those of the Latins: an episcopal treasure, three robes and forty ducats, was soon exhausted: ^66 the hopes of their return still depended on the ships of Venice and the alms of Rome; and such was their indigence, that their arrears, the payment of a debt, would be accepted as a favor, and might operate as a bribe. ^67 The danger and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might excuse some prudent and pious dissimulation; and it was insinuated, that the obstinate heretics who should resist the consent of the East and West would be abandoned in a hostile land to the revenge or justice of the Roman pontiff. ^68 In the first private assembly of the Greeks, the formulary of union was approved by twenty-four, and rejected by twelve, members; but the five cross-bearers of St. Sophia, who aspired to represent the patriarch, were disqualified by ancient discipline; and their right of voting was transferred to the obsequious train of monks, grammarians, and profane laymen. The will of the monarch produced a false and servile unanimity, and no more than two patriots had courage to speak their own sentiments and those of their country. Demetrius, the emperor’s brother, retired to Venice, that he might not be witness of the union; and Mark of Ephesus, mistaking perhaps his pride for his conscience, disclaim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Latin heretics, and avowed himself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orthodox creed. ^69 I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several forms of consent were proposed, such as might satisfy the Latins, without dishonoring the Greeks; and they weighed the scruples of words and syllables, till the theological balance trembled with a slight preponderance in favor of the Vatican. It was agreed (I must entrea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that the Holy Ghos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s from one principle and one substance; that he proceeds by the Son, being of the same nature and substance, and that he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y one spiration and production. It is les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articles of the preliminary treaty; that the pope should defray all the expenses of the

    Greeks in their return home; that he should annually maintain two galleys and three hundred 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at all the ships which transported pilgrims to Jerusalem should be obliged to touch at that port; that as often as they were required, the pope should furnish ten galleys for a year, or twenty for six months; and that he should powerfully solicit the princes of Europe, if the emperor had occasion for land forces. [Footnote 65: See the polite altercation of Marc and Bessarion in Syropulus, (p. 257,) who never dissembles the vices of his own party, and fairly praises the virtues of the Latins.]

    [Footnote 66: For the poverty of the Greek bishops, see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Ducas, (c. 31.) One had possessed, for his whole property, three old gowns, &c. By teaching one-and-twenty years in his monastery, Bessarion himself had collected forty gold florins; but of these, the archbishop had expended twenty-eight in his voyage from Peloponnesus, and the remainder at Constantinople, (Syropulus, p. 127.)]

    [Footnote 67: Syropulus denies that the Greeks received any money before they had subscribed the art of union, (p. 283:) yet he relates some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 and their bribery and corruption are positively affirmed by the historian Ducas.]

    [Footnote 68: The Greeks most piteously express their own fears of exile and perpetual slavery, (Syropul. p. 196;) and they were strongly moved by the emperor’s threats, (p. 260.)]

    [Footnote 69: I had forgot another popular and orthodox protester: a favorite bound, who usually lay quiet on the foot-cloth of the emperor’s throne but who barked most furiously while the act of union was reading without being silenced by the soothing or the lashes of the royal attendants, (Syropul. p. 265, 266.)]

    The same year, and almost the same day, were marked by the

    deposition of Eugenius at Basil; and, at Florence, by his reun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In the former synod, (which he styled indeed an assembly of daemons,) the pope was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simony, perjury, tyranny, heresy, and schism; ^70 and declared to be incorrigible in his vices, unworthy of any title, and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office. In the latter, he was revered as the true and holy vicar of Christ, who, after a separation of six hundred years, had reconcile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one fold, and under one shepherd. The act of union was subscribed by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of both churches; even by those who, like Syropulus, ^71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voting. Two copies might have sufficed for the East and West; but Eugenius was not satisfied, unless four authentic and similar transcripts were signed and attested as the monuments of his victory. ^72 On a memorable day, the sixth of July,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ascended their thrones the two nations assembled in the cathedral of Florence; their representatives, Cardinal Julian and Bessarion archbishop of Nice, appeared in the pulpit, and, after reading in their respective tongues the act of union, they mutually embraced, in the nam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ir applauding brethren. The pope and his ministers then officiated according to the Roman liturgy; the creed was chant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Greeks was poorly excused by their ignorance of the harmonious, but inarticulate sounds; ^73 and the more scrupulous Latins refused any public celebration of the Byzantine rite. Yet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not totally unmindful of national honor.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it was tacitly agreed that no innovation should be attempted in their creed or ceremonies: they spared, and secretly respected, the generous firmness of Mark of Ephesus; and, on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they refused to elect his successor, except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rewards, the liberal pontiff exceeded their hopes and his promises: the Greeks, with less pomp and pride, returned by the same road of Ferrara and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at Constantinople was such as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74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trial encouraged Eugenius to repeat the same edifying scenes; and the deputies of the Armenians, the Maronites, the Jacobites of Syria and Egypt, the Nestorians and the Aethiopians, wer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o announce the obedience and the orthodoxy of the East. These Oriental embassies, unknown in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presumed to represent, ^75 diffused over the West the fame of Eugenius; and a clamor was artfully propagated against the remnant of a schism in Switzerland and Savoy, which alone impeded the harmon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vigor of opposi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assitude of despair: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silently dissolved; and Felix, renouncing the tiara, again withdrew to the devout or delicious hermitage of Ripaille. ^76 A general peace was secured by mutual acts of oblivion and indemnity: all ideas of reformation subsided; the popes continued to exercise and abuse their ecclesiastical despotism; nor has Rome been since disturbed by the mischiefs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77

    [Footnote 70: From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iii. p. ii. tom. xxv.,) the manners of Eugenius IV. appear to have been decent, and even exemplary. His situation, exposed to the world and to his enemies, was a restraint, and is a pledge.]

    [Footnote 71: Syropulus, rather than subscribe, would have assisted, as the least evil, at the ceremony of the union. He was compelled to do both; and the great ecclesiarch poorly excuses his submission to the emperor, (p. 290 – 292.)]

    [Footnote 72: None of these original acts of union can at present be produced. Of the ten MSS. that are preserved, (five at Rome, and the remainder at Florence, Bologna, Venice, Paris, and London,) nine have been examined by an accurate critic, (M. de Brequigny,) who condemns them for the variety and imperfections of the Greek signatures. Yet several of these may be esteemed as authentic copies, which were subscribed at Florence, before (26th of August, 1439)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pope and emperor,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liii. p. 287 – 311.)]

    [Footnote 73: (Syropul. p. 297.)]

    [Footnote 74: In their return, the Greeks conversed at Bologna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England: and after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se impartial strangers laughed at the pretended union of Florence, (Syropul. p. 307.)] [Footnote 75: So nugatory, or rather so fabulous, are these reunions of the Nestorians, Jacobites, &c., that I have turned over, without success, the Bibliotheca Orientalis of Assemannus, a faithful slave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76: Ripaille is situate near Thonon in Savoy,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Lake of Geneva. It is now a Carthusian abbey; and Mr. Addison (Travels into Italy, vol. ii. p. 147, 148, of Baskerville’s edition of his works) has celebrated the place and the founder. Aeneas Sylvius, and the fathers of Basil, applaud the austere life of the ducal hermit; but the French and Italian proverbs most unluckily attest the popular opinion of his luxury.] [Footnote 77: In this account of the councils of Basil, Ferrara, and Florence, I have consulted the original acts, which fill the xviith and xviiith tome of the edition of Venice, and are closed by the perspicuous, though partial, history of Augustin Patricius, an Italian of the xvth century. They are digested and abridged by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 tom. xii.,)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allican church for the adverse parties confines their members to an awkward moderation.]

    The journeys of three emperors were unavailing for their

    temporal, or perhaps their spiritual, salvation; but they were productive of a beneficial consequence –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from whence it was propagated to the last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North. In their lowest servitude and depression, the subject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 golden key that could unlock the treasures of antiquity; of a musical and prolific language, that gives a soul

    to the objects of sense, and a body to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Since the barriers of the monarchy, and even of the capital, had been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various Barbarians had doubtless corrupted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national dialect; and ample glossaries have been composed, to interpret a multitude of words, of Arabic, Turkish, Sclavonian, Latin, or French origin. ^78 But a purer idiom was spoken in the court and taught in the college; and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 language is described, and perhaps embellished, by a learned Italian, ^79 who, by a long residence and noble marriage, ^80 was naturalized at Constantinopl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vulgar speech,” says Philelphus, ^81 “has been depraved by the people, and infected by the multitude of strangers and merchants, who every day flock to the city and mingle with the inhabitants. It is from the disciples of such a school that the Latin language received the version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so obscure in sense, and in spirit so poor. But the Greeks who have escaped the contagion, are those whom we follow; and they alone are worthy of our imitation. In familiar discourse, they still speak the tongue of Aristophanes and Euripides, of th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Athens; and the style of their writings is still more elaborate and correct. The persons who, by their birth and offices, are attach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re those who maintain, with the least alloy, the ancient standard of elegance and purity; and the native graces of language most conspicuously shine among the noble matrons, who are excluded from all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ers. With foreigners do I say? They live retired and sequestered from the ey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Seldom are they seen in the streets; and when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it is in the dusk of evening, on visits to the churches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On these occasions, they are on horseback, covered with a veil, and encompassed by their parents, their husbands, or their servants.” ^82

    [Footnote 78: In the first attempt, Meursius collected 3600 Graeco-barbarous words, to which, in a second edition, he subjoined 1800 more; yet what plenteous gleanings did he

    leave to Portius, Ducange, Fabrotti, the Bollandists, &c.!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101, &c.) Some Persic words may be found in Xenophon, and some Latin ones in Plutarch; and such is the inevitable effect of war and commerce; but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language were not affected by this slight alloy.]

    [Footnote 79: The life of Francis Philelphus, a sophist, proud, restless, and rapacious, has been diligently composed by Lancelot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691 – 751)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ii. p. 282 – 294,) for the most part from his own letters. His elaborate writings, and those of his contemporaries, are forgotten; but their familiar epistles still describe the men and the times.]

    [Footnote 80: He married, and had perhaps debauched, the daughter of John,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Manuel Chrysoloras. She was young, beautiful, and wealthy; and her noble family was allied to the Dorias of Genoa and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1: Graeci quibus lingua depravata non sit . . . . ita loquuntur vulgo hac etiam tempestate ut Aristophanes comicus, aut Euripides tragicus, ut oratores omnes, ut historiographi, ut philosophi . . . . litterati autem homines et doctius et emendatius . . . . Nam viri aulici veterem sermonis dignitatem atque elegantiam retinebant in primisque ipsae nobiles mulieres; quibus cum nullum esset omnino cum viris peregrinis commercium, merus ille ac purus Graecorum sermo servabatur intactus, (Philelph. Epist. ad ann. 1451, apud Hodium, p. 188, 189.) He observes in another passage, uxor illa mea Theodora locutione erat admodum moderata et suavi et maxime Attica.] [Footnote 82: Philelphus, absurdly enough, derives this Greek or Oriental jealousy from the manners of ancient Rome.]

    Among the Greeks a numerous and opulent clergy was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their monks and bishops have ever been distinguished by the gravity and austerity of their

    manners; nor were they diverted, like the Latin priests, by the pursuits and pleasures of a secular, and even military, life. After a large deduction for the time and talent that were lost in the devotion, the lazines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urch and cloister, the more inquisitive and ambitious minds would explor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rudition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 ecclesiastics presided ove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were perpetuated till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t may be affirmed, that more books and more knowledge were included within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than could be dispersed over the extensive countries of the West. ^83 But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has been already noticed: the Greeks were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while the Latins were advancing with a rapid and progressive motion. The nations were excited by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emulation; and even the little world of the Italian states contained more people and industry than the decreasing circl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Europe, the lower ranks of society were relieved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servitude; and freedom is the first step to curiosity and knowledge. The use, however rude and corrupt, of the Latin tongue had been preserved by superstition; the universities, from Bologna to Oxford, ^84 were peopled with thousands of scholars; and their misguided ardor might be directed to more liberal and manly studies. In the resurrection of science, Italy was the first that cast away her shroud; and the eloquent Petrarch, by his lessons and his example, may justly be applauded as the first harbinger of day. A purer style of composition, a more generous and rational strain of sentiment, flowed from the study and imitation of the writers of ancient Rome; and the disciples of Cicero and Virgil approached, with reverence and love, the sanctuary of their Grecian masters. In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ven the Venetians, had despised and destroyed the works of Lysippus and Homer: the monuments of art may be annihilated by a single blow; but the immortal mind is renewed and multiplied by the copies of the pen; and such copies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etrarch and his friends to possess and understand. The arms of the Turks undoubtedly

    pressed the flight of the Muses; yet we may tremble at the thought, that Greece migh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her schools and libraries, before Europe had emerged from the deluge of barbarism; that the seeds of science might have been scattered by the winds, before the Italian soil was prepared for their cultivation. [Footnote 83: See the state of learning in the xiiith and xivth centuries, in the learned and judicious Mosheim, (Instit. Hist. Eccles. p. 434 – 440, 490 – 494.)]

    [Footnote 84: At the end of the xvth century, there existed in Europe about fifty universities, and of these the foundation of ten or twelve is prior to the year 1300. They were crowde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carcity. Bologna contained 10,000 students, chiefly of the civil law. In the year 1357 the number at Oxford had decreased from 30,000 to 6000 scholars, (Henry’s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vol. iv. p. 478.) Yet even this decrease is much superior to the present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V.

    The most learned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confessed and applauded the restoration of Greek literature, after a long oblivion of many hundred years. ^85 Yet in that country, and beyond the Alps, some names are quoted; some profound scholars, who in the darker ages were honorab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Greek tongue; and national vanity has been loud in the praise of such rare examples of erudition. Without scrutinizing the merit of individuals, truth must observe, that their science is without a cause, and without an effect; that it was easy for them to satisfy themselves and their more ignorant contemporaries; and that the idiom, which they had so marvellously acquired

    was transcribed in few manuscripts, and was not taught in any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 a corner of Italy, it faintly existed as the popular, or at least as the ecclesiastical dialect. ^86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Doric and Ionic colonies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erased: the Calabrian churches were long attach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nks of St. Basil pursued their studies in Mount Athos and the schools of the East. Calabria was the native country of Barlaam, who has already appeared as a sectary and an ambassador; and Barlaam was the first who revived, beyond the Alps, the memory, or at least the writings, of Homer. ^87 He is described, by Petrarch and Boccace, ^88 as a man of diminutive stature, though truly great in the measure of learning and genius; of a piercing discernment, though of a slow and painful elocution. For many ages (as they affirm) Greece had not produced his equal in the knowledge of history, grammar, and philosophy; and his merit was celebrated in the attestations of the princes and doctors of Constantinople. One of these attestations is still extant; an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the protector of his adversaries, is forced to allow, that Euclid, Aristotle, and Plato, were familiar to that profound and subtle logician. ^89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he formed an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Petrarch, ^90 the first of the Latin scholars; and the desire of mutual instruction was the principle of their literary commerce. The Tuscan applied himself with eager curiosity and assiduous dilig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and in a laborious struggle with the dryness and difficulty of the first rudiments, he began to reach the sense, and to feel the spirit, of poets and philosophers, whose minds were congenial to his own. But h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society and lessons of this useful assistant: Barlaam relinquished his fruitless embassy; and, on his return to Greece, he rashly provoked the swarms of fanatic monks, by attempting to substitute the light of reason to that of their navel.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years, the two friends again met in the court of Naples: but the generous pupil renounced the fairest occasion of improvement; and by his recommendation Barlaam was finally settled in a small bishopric of his native Calabria. ^91 The manifold

    avocations of Petrarch, love and friendship, his various correspondence and frequent journeys, the Roman laurel, and his elaborate compositions in prose and verse, in Latin and Italian, diverted him from a foreign idiom; and as he advanced in life, the attainment of the Greek language was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rather than of his hopes. When he was about fifty years of age, a Byzantine ambassador, his friend, and a master of both tongues, presented him with a copy of Homer; and the answer of Petrarch is at one expressive of his eloquence, gratitude, and regret. After celebrating the generosity of the donor, and the value of a gift more precious in his estimation than gold or rubies, he thus proceeds: “Your present of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text of the divine poet, the fountain of all inventions, is worthy of yourself and of me: you have fulfilled your promise, and satisfied my desires. Yet your liberality is still imperfect: with Homer you should have given me yourself; a guide, who could lead me into the fields of light, and disclose to my wondering eyes the spacious miracles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But, alas! Homer is dumb, or I am deaf; nor is it in my power to enjoy the beauty which I possess. I have seated him by the side of Plato, the prince of poets near the prince of philosophers; and I glory in the sight of my illustrious guests. Of their immortal writings, whatever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 Latin idiom, I had already acquired; but, if there be no profit, there is some pleasure, in beholding these venerable Greeks in their proper and national habit. I am delighted with the aspect of Homer; and as often as I embrace the silent volume, I exclaim with a sigh, Illustrious bard! with what pleasure should I listen to thy song, if my sense of hearing were not obstructed and lost by the death of one friend, and in the much-lamented absence of another. Nor do I yet despair; and the example of Cato suggests some comfort and hope, since it was in the last period of age that he attained th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etters.” ^92

    [Footnote 85: Of those writers who professedly trea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the two principal are Hodius, Dr. Humphrey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Linguae Graecae Literarumque humaniorum Instauratoribus; Londini,

    1742, in large octavo,) and Tiraboschi,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 p. 364 – 377, tom. vii. p. 112 – 143.) The Oxford professor is a laborious scholar, but the librarian of Modema enjoys the superiority of a modern and national historian.]

    [Footnote 86: In Calabria quae olim magna Graecia dicebatur, coloniis Graecis repleta, remansit quaedam linguae veteris, cognitio, (Hodius, p. 2.) If it were eradicated by the Romans, it was revive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monks of St. Basil, who possessed seven convents at Rossano alone, (Giannone, Istoria di Napoli, tom. i. p. 520.)]

    [Footnote 87: Ii Barbari (says Petrarch, the French and Germans) vix, non dicam libros sed nomen Homeri audiverunt. Perhaps, in that respect, the xiiith century was less happy tha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Footnote 88: See the character of Barlaam, in Boccace de Genealog. Deorum, l. xv. c. 6.]

    [Footnote 89: Cantacuzen. l. ii. c. 36.]

    [Footnote 90: For the connection of Petrarch and Barlaam, and the two interviews at Avignon in 1339, and at Naples in 1342, see the excellent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406 – 410, tom. ii. p. 74 – 77.] [Footnote 91: The bishopric to which Barlaam retired, was the old Locri, in the middle ages. Scta. Cyriaca, and by corruption Hieracium, Gerace, (Dissert. Chorographica Italiae Medii Aevi, p. 312.) The dives opum of the Norman times soon lapsed into poverty, since even the church was poor: yet the town still contains 3000 inhabitants, (Swinburne, p. 340.)] [Footnote 92: I will transcribe a passage from this epistle of Petrarch, (Famil. ix. 2;) Donasti Homerum non in alienum sermonem Alienum sermonen violento alveo derivatum, sed ex ipsis Graeci eloquii scatebris, et qualis divino illi profluxit ingenio . . . . Sine tua voce Homerus tuus apud me mutus, immo vero ego apud illum surdus sum. Gaudeo tamen vel adspectu solo, ac saepe illum amplexus atque suspirans dico, O magne vir, &c.]

    The prize which elude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was obtained

    by the fortune and industry of his friend Boccace, the father of the Tuscan prose. That popular writer, who derives his reputation from the Decameron, a hundred novels of pleasantry and love, may aspire to the more serious praise of restoring in Italy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a disciple of Barlaam, whose name was Leo, or Leontius Pilatus, was detained in his way to Avignon by the advice and hospitality of Boccace, who lodged the stranger in his house, prevailed on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o allow him an annual stipend, and devoted his leisure to the first Greek professor, who taught that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appearance of Leo might disgust the most eager disciple, he was clothed in the mantle of a philosopher, or a mendicant; his countenance was hideous; his face was overshadowed with black hair; his beard long an uncombed; his deportment rustic; his temper gloomy and inconstant; nor could he grace his discourse with the ornaments, or even the perspicuity, of Latin elocution. But his mind was stored with a treasure of Greek learning: history and fable, philosophy and grammar, were alike at his command; and he read the poems of Homer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It was from his explanation that Boccace composed ^* and transcribed a literal prose version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which satisfied the thirst of his friend Petrarch, and which, perhaps, in the succeeding century, was clandestinely used by Laurentius Valla, the Latin interpreter. It was from his narratives that the same Boccace collected the materials for his treatise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heathen gods, a work, in that age, of stupendous erudition, and which he ostentatiously sprinkled with Greek characters and passages, to excite the wonder and applause of his more ignorant readers. ^94 The first steps of learning are slow and laborious; no more than ten votaries of Homer could be enumerated in all Italy; and neither Rome, nor Venice, nor Naples, could add a single name to this studious catalogue. But their numbers would have multiplied, their progress would have been accelerated, if the

    inconstant Leo,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had not relinquished an honorable and beneficial station. In his passage, Petrarch entertained him at Padua a short time: he enjoyed the scholar, but was justly offended with the gloomy and unsocial temper of the man. Discontented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himself, Leo depreciated his present enjoyments, while absent persons and objects were dear to his imagination. In Italy he was a Thessalian, in Greece a native of Calabria: in the company of the Latins he disdained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no sooner was he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than he again sighed for the wealth of Venice and the elegance of Florence. His Italian friends were deaf to his importunity: he depended on their curiosity and indulgence, and embarked on a second voyage; but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Adriatic, the ship was assailed by a tempest, and the unfortunate teacher, who like Ulysses had fastened himself to the mast, was struck dead by a flash of lightning. The humane Petrarch dropped a tear on his disaster; but he was most anxious to learn whether some copy of Euripides or Sophocles might not be sav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mariners. ^95

    [Footnote 93: Fo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Boccace, who was born in 1313, and died in 1375, Fabricius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 p. 248, &c.) and Tiraboschi (tom. v. p. 83, 439 – 451) may be consulted. The editions, versions, imitations of his novels, are innumerable. Yet he was ashamed to communicate that trifling, and perhaps scandalous, work to Petrarch, his respectable friend, in whose letters and memoirs he conspicuously appears.] [Footnote *: This translation of Homer was by Pilatus, not by Boccacio. See Halleza, Hist. of Lit. vol. i. p. 132. – M.]

    [Footnote 94: Boccace indulges an honest vanity: Ostentationis causa Graeca carmina adscripsi . . . . jure utor meo; meum est hoc decus, mea gloria scilicet inter Etruscos Graecis uti carminibus. Nonne ego fui qui Leontium Pilatum, &c., (de Genealogia Deorum, l. xv. c. 7, a work which, though now forgotten, has run through thirteen or fourteen editions.)] [Footnote 95: Leontius, or Leo Pilatus, is sufficiently made known by Hody, (p. 2 – 11,) and the abbe de Sad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625 – 634, 670 – 673,) who has very happily caught the lively and dramatic manner of his original.]

    But the faint rudiments of Greek learning, which Petrarch

    had encouraged and Boccace had planted, soon withered and expired.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was content for a whil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atin eloquence; nor was it before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a new and perpetual flame was rekindled in Italy. ^96 Previous to his own journey the emperor Manuel despatched his envoys and orators to implore the compassion of the Western princes. Of these envoys, the most conspicuous, or the most learned, was Manuel Chrysoloras, ^97 of noble birth, and whose Roman ancestors are supposed to have migrated with the great Constantine. After visiting the cour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ere he obtained some contributions and more promises, the envoy was invited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a professor; and Florence had again the honor of this second invitation. By his knowledge, not only of the Greek, but of the Latin tongue, Chrysoloras deserved the stipend, and surpasse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public. His school was frequented by a crowd of disciples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one of these, in a general history, has described his motives and his success. “At that time,” says Leonard Aretin, ^98 “I was a student of the civil law; but my soul was inflamed with the love of letters; and I bestowed some application on the sciences of logic and rhetoric. On the arrival of Manuel, I hesitated whether I should desert my legal studies, or relinquish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and thus, in the ardor of youth, I communed with my own mind – Wilt thou be wanting to thyself and thy fortune? Wilt thou refuse to be introduce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Homer, Plato, and Demosthenes; with those poets, philosophers, and orators, of whom such wonders are related, and who are celebrated by every age a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science? Of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civil law, a sufficient supply will always be found in our universities; but a teacher, and such a teacher, of the Greek language, if he once be suffered to escape, may never afterwards be retrieved.

    Convinced by these reasons, I gave myself to Chrysoloras; and so strong was my passion, that the lessons which I had imbibed in the day were the constant object of my nightly dreams.” ^99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the Latin classics were explained by John of Ravenna, the domestic pupil of Petrarch; ^100 the Italians, who illustrated their age and country, were formed in this double school; and Florence became the fruitful seminary of Greek and Roman erudition. ^101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recalled Chrysoloras from the college to the court; but he afterwards taught at Pavia and Rome with equal industry and applause.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about fifteen years, was divided between Italy and Constantinople, between embassies and lessons. In the noble office of enlightening a foreign nation, the grammarian was not unmindful of a more sacred duty to his prince and country; and Emanuel Chrysoloras died at Constance on a public mission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council.

    [Footnote 96: Dr. Hody (p. 54) is angry with Leonard Aretin, Guarinus, Paulus Jovius, &c., for affirming, that the Greek letters were restored in Italy post septingentos annos; as if, says he, they had flourished till the end of the viith century. These writers most probably reckoned from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xarch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Greek magistrates and troops at Ravenna and Rome must have preserved, in some degree, the use of their native tongue.] [Footnote 97: See the article of Emanuel, or Manuel Chrysoloras, in Hody (p 12 – 54) and Tiraboschi, (tom. vii. p. 113 – 118.) The precise date of his arrival floats between the years 1390 and 1400, and is only confined by the reign of Boniface IX.]

    [Footnote 98: The name of Aretinus has been assumed by five or six natives of Arezzo in Tuscany, of whom the most famous and the most worthless lived in the xvith century.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the disciple of Chrysoloras, was a linguist, an orator, and an historian, the secretary of four successive popes,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where he died A.D. 1444, at the age of seventy-fiv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190 &c. Tiraboschi, tom. vii. p. 33 – 38)]

    [Footnote 99: See the passage in Aretin. Commentario Rerum suo Tempore in Italia gestarum, apud Hodium, p. 28 – 30.]

    [Footnote 100: In this domestic discipline, Petrarch, who loved the youth, often complains of the eager curiosity, restless temper, and proud feelings, which announce the genius and glory of a riper ag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700 – 709.)]

    [Footnote 101: Hinc Graecae Latinaeque scholae exortae sunt, Guarino Philelpho, Leonardo Aretino, Caroloque, ac plerisque aliis tanquam ex equo Trojano prodeuntibus, quorum emulatione multa ingenia deinceps ad laudem excitata sunt, (Platina in Bonifacio IX.) Another Italian writer adds the names of Paulus Petrus Vergerius, Omnibonus Vincentius, Poggius, Franciscus Barbarus, &c. But I question whether a rigid chronology would allow Chrysoloras all these eminent scholars, (Hodius, p. 25 – 27, &c.)]

    After his examp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tters in

    Italy was prosecuted by a series of emigrants, who were destitute of fortune, and endowed with learning, or at least with language.

    From the terror or oppression of the Turkish arms, the nativ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escaped to a land of freedom, curiosity, and wealth. The synod introduced into Florence the lights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oracle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and the fugitives who adhered to the union, had the double merit of renouncing their country, not only for the Christian, but for the catholic cause. A patriot, who sacrifices his party and conscience to the allurements of favor, may be possessed, however, of the private and social virtues: he no longer hears the reproachful epithets of slave and apostate; and the consideration which he acquires among his new associates will restore in his own eyes the dignity of his character. The prudent conformity of Bessarion was reward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he fixed his residence in Italy; and the Greek cardinal,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spected as the chief and protector of his nation: ^102 his abilities were exercised in the legations of Bologna, Venice,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is election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floated for a moment on the uncertain breath of a conclave. ^103 His ecclesiastical honors diffused a splendor and preeminence over his literary merit and service: his palace was a school; as often as the cardinal visited the Vatican, he was attended by a learned train of both nations; ^104 of men applaud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public; and whose writings, now overspread with dust, were popular and useful in their own times. I shall not attempt to enumerate the restorers of Grecian litera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mention with gratitude the names of Theodore Gaza, of George of Trebizond, of John Argyropulus, and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who taught their native language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Their labor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ose of Bessarion, whose purple they revered, and whose fortune was the secret object of their envy. But the lives of these grammarians were humble and obscure: they had declined the lucrative paths of the church; their dress and manners se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since they were confined to the merit, they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rewards, of learning. From this character, Janus Lascaris ^105 will deserve an exception. His eloquence, politeness, and Imperial descen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rench monarch; and in the same cities he was alternately employed to teach and to negotiate. Duty and interest prompted them to cultivate the study of the Latin language;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attained the faculty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in a foreign idiom. But they ever retained the inveterate vanity of their country: their praise, or at least their esteem, was reserved for the national writers, to whom they owed their fame and subsistence; and they sometimes betrayed their contempt in licentious criticism or satire on Virgil’s poetry, and the oratory of Tully. ^106 The superiority of these masters arose from the familiar use of a living language; and their first disciples were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how far the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knowledge, and even the practice of their ancestors. A vicious

    pronunciation, ^107 which they introduced, was banished from the schools by the reason of the succeeding age. Of the power of the Greek accents they were ignorant; and those musical notes, which, from an Attic tongue, and to an Attic ear, must have been the secret soul of harmony, were to their eyes, as to our own, no more than minute and unmeaning marks, in prose superfluous and troublesome in verse. The art of grammar they truly possessed; the valuable fragments of Apollonius and Herodian were transfused into their lessons; and their treatises of syntax and etymology, though devoid of philosophic spirit, are still useful to the Greek student.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each fugitive seized a fragment of treasure, a copy of some author, who without his industry might have perished: the transcripts were multiplied by an assiduous, and sometimes an elegant pen; and the text was corrected and explained by their own comments, or those of the elder scholiasts. The sense, though not the spirit, of the Greek classics, was interpreted to the Latin world: the beauties of style evaporate in a version; but the judgment of Theodore Gaza selected the more solid works of Aristotle and Theophrastus, and their natural histor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opened a rich fund of genuine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Footnote 102: See in Hody the article of Bessarion, (p. 136 – 177.)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aud the rest of the Greeks whom I have named or omitted, are inserted in their proper chapters of his learned work. See likewise Tiraboschi, in the 1st and 2d parts of the vith tome.] [Footnote 103: The cardinals knocked at his door, but his conclavist refused to interrupt the studies of Bessarion: “Nicholas,” said he, “thy respect has cost thee a hat, and me the tiara.”

    Note: Roscoe (Life of Lorenzo de Medici, vol. i. p. 75)

    considers that Hody has refuted this “idle tale.” – M.]

    [Footnote 104: Such as George of Trebizond, Theodore Gaza, Argyropulus, Andronicus of Thessalonica, Philelphus, Poggius, Blondus, Nicholas Perrot, Valla, Campanus, Platina, &c. Viri (says Hody, with the pious zeal of a scholar) nullo aevo perituri, p. 156.)]

    [Footnote 105: He was born before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honorable life was stretched far into the xvith century, (A.D. 1535.) Leo X. and Francis I. were his noblest patrons, under whose auspices he founded the Greek colleges of Rome and Paris, (Hody, p. 247 – 275.) He left posterity in France; but the counts de Vintimille, and their numerous branches, derive the name of Lascaris from a doubtful marriage in the xiiith century with the daughter of a Greek emperor (Ducange, Fam. Byzant. p. 224 – 230.)] [Footnote 106: Two of his epigrams against Virgil, and three against Tully, are preserved and refuted by Franciscus Floridus, who can find no better names than Graeculus ineptus et impudens, (Hody, p. 274.) In our own times, an English critic has accused the Aeneid of containing multa languida, nugatoria, spiritu et majestate carminis heroici defecta; many such verses as he, the said Jeremiah Markland, would have been ashamed of owning, (praefat. ad Statii Sylvas, p. 21, 22.)]

    [Footnote 107: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is colleagues, are accused of ignorance, envy, or avarice, (Sylloge, &c., tom. ii. p. 235.) The modern Greeks pronounce it as a V consonant, and confound three vowels, and several diphthongs. Such was the vulgar pronunciation which the stern Gardiner maintained by penal statu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ut the monosyllable represented to an Attic ear the bleating of sheep, and a bellwether is better evidence than a bishop or a chancellor. The treatises of those scholars, particularly Erasmus, who asserted a more classical pronunciation, are collected in the Sylloge of Havercamp, (2 vols. in octavo, Lugd. Bat. 1736, 1740:)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aint sounds by words: and in their reference to modern use, they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ir respective countrymen. We may observe, that our peculiar pronunciation of the O, th, is approved by Erasmus, (tom. ii. p. 130.)]

    Yet the fleeting shadows of metaphysics were pursued with

    more curiosity and ardor. After a long oblivion, Plato was revived in Italy by a venerable Greek, ^108 who taught in the house of Cosmo of Medicis. While the synod of Florence was involved in theological debate, som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might flow from the study of his elegant philosophy: his style is the purest standard of the Attic dialect, and his sublime thoughts are sometimes adapted to familiar conversation, and sometimes adorned with the richest colors of poetry and eloquence. The dialogues of Plato are a dramatic picture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age; and, as often as he descends from the clouds, his moral system inculcates the love of truth, of our country, and of mankind. The precept and example of Socrates recommended a modest doubt and liberal inquiry; and if the Platonists, with blind devotion, adored the visions and errors of their divine master, their enthusiasm might correct the dry, dogmatic method of the Peripatetic school. So equal, yet so opposite, are the merit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that they may be balanced in endless controversy; but some spark of freedom may be produced by the collision of adverse servitude. The modern Greek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two sects: with more fury than skill they fough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leaders; and the field of battle was removed in their flight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But this philosophical debate soon degenerated into an angry and personal quarrel of grammarians; and Bessarion, though an advocate for Plato, protected the national honor, by interposing the advice and authority of a mediator. In the gardens of the Medici, the academical doctrine was enjoyed by the polite and learned: but their philosophic society was quickly dissolved; and if the writings of the Attic sage were perused in the closet, the more powerful Stagyrite continued to reign,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and school. ^109 [Footnote 108: George Gemistus Pletho, a various and voluminous writer, the master of Bessarion, and all the Platonists of the times. He visited Italy in his old age, and soon returned to end his days in Peloponnesus. See the curious Diatribe of Leo Allatius de Georgiis, in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739 – 756.)]

    [Footnote 109: The state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in Italy is illustrated by Boivin, (Mem. de l’Acad. des Inscriptions, tom. ii. p. 715 – 729,) and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59 – 288.)]

    I have fairly represented the literary merits of the Greeks;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y were seconded and surpassed by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Italy was divided into many independent states; and at that time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rinces and republics to vi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of literature. The fame of Nicholas the Fifth ^110 has not been adequate to his merits. From a plebeian origin he raised himself by his virtue and lear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prevailed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 and he sharpened those weapons which were soon pointed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111 He had been the friend of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s of the age: he became their patron; and such was the humility of his manners, that the change was scarcely discernible either to them or to himself. If he pressed the acceptance of a liberal gift, it was not as the measure of desert, but as the proof of benevolence; and when modest merit declined his bounty, “Accept it,” would he say,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orth: “ye will not always have a Nicholas among you.”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ee pervaded Christendom; and he exerted that influence in the search, not of benefices, but of books. From the ruin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from the darkest monasteries of Germany and Britain, he collected the dusty manuscripts of the writers of antiquity; and wherever the original could not be removed, a faithful copy was transcribed and transmitted for his use. The Vatican, the old repository for bulls and legends, for superstition and forgery, was daily replenished with more precious furniture; and such was the industry of Nicholas,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he formed a library of five thousand volumes. To his munificence the Latin world was indebted for the versions of Xenophon, Diodorus, Polybius, Thucydides, Herodotus, and Appian; of Strabo’s Geography, of the Iliad, of the most valuable work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of Ptolemy and Theophrastus, and of the father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example of the Roman pontiff was preceded or imitated by a Florentine merchant, who governed the republic without arms and without a title. Cosmo of Medicis ^112 was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princes, whose name and age are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his credit was ennobled into fame; his riches were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he corresponded at once with Cairo and London: and a cargo of Indian spices and Greek books was often imported in the same vessel. The genius and education of his grandson Lorenzo rendered him not only a patron, but a judge and candidate, in the literary race. In his pallace, distress was entitled to relief, and merit to reward: his leisure hours were delightfully spent in the Platonic academy; he encouraged the emulation of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and Angelo Politian; and his active missionary Janus Lascaris returned from the East with a treasure of two hundred manuscripts, fourscore of which were as yet unknown in the libraries of Europe. ^113 The rest of Italy was animated by a similar spiri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repaid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inces. The Latins held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nd these disciples of Greece were soon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and improving the lessons which they had imbibed. After a short succession of foreign teachers, the tide of emigration subsided; but the langua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prea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 n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England, ^114 imparted to their country the sacred fire which they had kindled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115 In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ind, as in those of the soil, the gifts of nature are excelled by industry and skill: the Greek authors, forgotten on the banks of the Ilissus, have been illustrated on those of the Elbe and the Thames: and Bessarion or Gaza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perior science of the Barbarians; the accuracy of Budaeus, the taste of Erasmus, the copiousness of Stephens, the erudition of Scaliger, the discernment of Reiske, or of Bentley. On the side of the Latins, the discovery of printing was a casual advantage: but this useful art has been applied by Aldus, and his innumerable successors, to perpetuate and multiply the works of antiquity. ^116 A single manuscript imported from Greece is revived in ten thousand

    copies; and each copy is fairer than the original. In this form, Homer and Plato would peruse with more satisfaction their own writings; and their scholiasts must resign the prize to the labors of our Western editors.

    [Footnote 110: See the Life of Nicholas V. by two contemporary authors, Janottus Manettus, (tom. iii. P. ii. p. 905 – 962,) and Vespasian of Florence, (tom. xxv. p. 267 – 290,) in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and consult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46 – 52, 109,) and Hody in the articles of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c.]

    [Footnote 111: Lord Bolingbroke observes, with truth and spirit, that the popes in this instance, were worse politicians than the muftis, and that the charm which had bound mankind for so many ages was broken by the magicians themselves, (Letter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l. vi. p. 165, 166, octavo edition, 1779.)]

    [Footnote 112: See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osmo and Lorenzo of Medicis, in Tiraboschi, (tom. vi. P. i. l. i. c. 2,) who bestows a due measure of praise on Alphonso of Arragon, king of Naples, the dukes of Milan, Ferrara Urbino, &c. The republic of Venice has deserved the least from the gratitude of scholars.]

    [Footnote 113: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104,) from the preface of Janus Lascaris to the Greek Anthology, printed at Florence, 1494. Latebant (says Aldus in his preface to the Greek orators, apud Hodium, p. 249) in Atho Thraciae monte. Eas Larcaris . . . . in Italiam reportavit. Miserat enim ipsum Laurentius ille Medices in Graeciam ad inquirendos simul, et quantovis emendos pretio bonos libros.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the research was facilitated by Sultan Bajazet II.]

    [Footnote 114: The Greek languag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xvth century, by Grocyn, Linacer, and Latimer, who had all studied at Florence under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See Dr. Knight’s curious Life of Erasmus. Although a stout academical patriot, he is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Erasmus learned Greek at Oxford, and taught it at Cambridge.]

    [Footnote 115: The jealous Italians were desirous of keeping a monopoly of Greek learning. When Aldus was about to publish the Greek scholiasts on Sophocles and Euripides, Cave, (said they,) cave hoc facias, ne Barbari istis adjuti domi maneant, et pauciores in Italiam ventitent, (Dr. Knight, in his Life of Erasmus, p. 365, from Beatus Rhemanus.)]

    [Footnote 116: The press of Aldus Manutius, a Roman, was established at Venice about the year 1494: he printed above sixty considerable works of Greek literature, almost all for the first time; several containing different treatises and authors, and of several authors, two, three, or four edition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iii. p. 605, &c.) Yet his glory must not tempt us to forget, that the first Greek book, the Grammar of Constantine Lascaris, was printed at Milan in 1476; and that the Florence Homer of 1488 displays all the luxury of the typographical art. See the Annales Typographical of Mattaire, and the 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 of De Bure, a knowing bookseller of Paris.]

    Before the revival of classic literature, the Barbarians in

    Europe were immersed in ignorance; and their vulgar tongues were marked with the rudeness and poverty of their manners. The students of the more perfect idioms of Rome and Greece were introduced to a new world of light and science; to the society of the free and polished n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those immortal men who spoke the sublime language of eloquence and reason. Such an intercourse must tend to refine the taste, and to elevate the genius, of the moderns; and yet, from the first experiments, it might appear that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s had given fetters, rather than wings, to the human mind. However laudable, the spirit of imitation is of a servile cast; and the first disciple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were a colony of strangers in the midst of their age and country. The minute and laborious diligence which explored the antiquities of remote times might have improved or adorned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the critic and metaphysician were the slaves of Aristotle; the

    poets, historians, and orators, were proud to repeat the thoughts and words of the Augustan age: the works of nature were observed with the eyes of Pliny and Theophrastus; and some Pagan votaries professed a secret devotion to the gods of Homer and Plato. ^117 The Ital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their ancient auxiliaries: the century after the deaths of Petrarch and Boccace was filled with a crowd of Latin imitators, who decently repose on our shelves; but in that aera of learning it will not be easy to discern a real discovery of science, a work of invention or eloquence, in the popular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118 But as soon as it had been deeply saturated with the celestial dew, the soil was quickened into vegetation and life; the modern idioms were refined; the classics of Athens and Rome inspired a pure taste and a generous emulation; and in Italy, as afterward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pleasing reign of poetry and fic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ight of speculative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Genius may anticipate the season of maturity; but in the education of a people, as in that of an individual, memory must be exercised, before the powers of reason and fancy can be expanded: nor may the artist hope to equal or surpass, till he has learned to imitate, the works of his predecessors.

    [Footnote 117: I will select three singular examples of this classic enthusiasm. I. At the synod of Florence, Gemistus Pletho said, in familiar conversation to George of Trebizond, that in a short time mankind would unanimously renounce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for a religion similar to that of the Gentiles, (Leo Allatius, apud Fabricium, tom. x. p. 751.) 2. Paul II. persecuted the Roman academy,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Pomponius Laetus;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were accused of heresy, impiety, and paganism,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81, 82.) 3. In the next century, some scholars and poets in France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Jodelle’s tragedy of Cleopatra, by a festival of Bacchus, and, as it is said, by the sacrifice of a goat, (Bayle, Dictionnaire, Jodelle. Fontenelle, tom. iii. p. 56 – 61.) Yet the spirit of bigotry might often discern a serious impiety in the sportive play of fancy and learning.]

    [Footnote 118: The survivor Boccace died in the year 1375; and we cannot place before 148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rgante Maggiore of Pulo and the Orlando Innamorato of Boyardo, (Tiraboschi, tom. vi. P. ii. p. 174 – 177.)]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Reign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The Second. – Crusade Of Ladislaus, King Of Hungary. – His Defeat And Death. – John Huniades. – Scanderbeg. –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are

    compared and celebrated by an eloquent Greek, the father of the Italian schools. ^1 The view of the ancient capital, the seat of his ancestors, surpassed the most sanguine expectations of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e no longer blamed the exclamation of an old sophist, that Rome was the habitation, not of men, but of gods. Those gods, and those men, had long since vanished; but to the eye of liberal enthusiasm, the majesty of ruin restored the image of her ancient prosperity. The monument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of the martyrs and apostles, engaged on all sides the curiosity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hristian; and he confessed that in every age the arms and the religion of Rome were destined to reign over the earth. While Chrysoloras admired the venerable beauties of the mother, he was not forgetful of his native country, her fairest daughter, her Imperial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patriot expatiates with zeal and truth on the eternal advantages of nature, and the more transitory glories of art

    and dominion, which adorned, or had adorned,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Yet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py still redounds (as he modestly observes) to the honor of the original, and parents are delighted to be renewed, and even excell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their children. “Constantinople,” says the orator, “is situate on a commanding point,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between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Euxine. By her interposition, the two seas, and the two continents, are uni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nations; and the gates of commerce may be shut or opened at her command. The harbo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sea, and the continent, is the most secure and capacious in the worl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abylon: the towers many; each tower is a solid and lofty structure; and the second wall, the outer fortification,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and dignity of an ordinary capital. A broad and rapid stream may be introduced into the ditches and the artificial island may be encompassed, like Athens, by land or water.” Two strong and natural causes are alleged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model of new Rome. The royal founder reigned over the most illustrious nations of the globe; an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designs, the power of the Romans was combined with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Greeks. Other cities have been reared to maturity by accident and time: their beauties are mingled with disorder and deformity; and the inhabitants, unwilling to remove from their natal spot, are incapable of correcting the error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original vices of situation or climate. But the free idea of Constantinople was formed and executed by a single mind; and the primitive model was improved by the obedient zeal of the subjec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first monarch. The adjacent isles were stored with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marble; but the various materials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most remot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the palaces, churches, aqueducts, cisterns, porticos, columns, baths, and hippodromes, were adapt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superfluity of wealth was spread along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as far as the Euxine, the Hellespont, and the long wall,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opulous suburb and a perpetual garden. In this flattering pictur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times of prosperity and decay, are art fully confounded; but a sigh and a confession escape, from the orator, that his wretched country was the shadow and sepulchre of its former self. The works of ancient sculpture had been defaced by Christian zeal or Barbaric violence; the fairest structur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marbles of Paros or Numidia were burnt for lime, or applied to the meanest uses. Of many a statue, the place was marked by an empty pedestal; of many a column, the size was determined by a broken capital;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stroke of time was accelerated by storms and earthquakes; and the vacant space was adorned, by vulgar tradition, with fabulous monumen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se wonders, which lived only in memory or belief, he distinguishes, however, the porphyry pillar, the column and colossus of Justinian, ^3 and the church, more especially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best conclusion, since it could not b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its merits, and after it no other object could deserve to be mentioned. But he forgets that, a century before, the trembling fabrics of the colossus and the church had been saved and supported by the timely care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Thirty years after the emperor had fortified St. Sophia with two new buttresses or pyramids, the eastern hemisphere suddenly gave way: and the images, the altars, and the sanctuary, were crushed by the falling ruin. The mischief indeed was speedily repaired; the rubbish was cleared by the incessant labor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the poor remains of riches and industry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Greeks to the most stately and venerable temple of the East. ^4

    [Footnote 1: The epistle of Emanuel Chrysoloras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ill not offend the eye or ear of a classical student, (ad calcem Codini de Antiquitatibus C. P. p. 107 – 126.) The superscription suggests a chronological remark, that John Palaeologus II. was associated in the empire

    before the year 1414, the date of Chrysoloras’s death. A still earlier date, at least 1408, is deduced from the age of his youngest sons, Demetrius and Thomas, who were both Porphyrogeniti (Ducange, Fam. Byzant. p. 244, 247.)] [Footnote 2: Somebody observed that the city of Athens might be circumnavigated. But what may be true in a rhetorical sense of Constantinople,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situation of Athens, five miles from the sea, and not intersected or surrounded by any navigable streams.] [Footnote 3: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described the Colossus of Justinian, (l. vii. 12:) but his measures are false and inconsistent. The editor Boivin consulted his friend Girardon; and the sculptor gave him the true proportions of an equestrian statue. That of Justinian was still visible to Peter Gyllius, not on the column, but in the outward court of the seraglio; and he was at Constantinople when it was melted down, and cast into a brass cannon, (de Topograph. C. P. l. ii. c. 17.)]

    [Footnote 4: See the decay and repairs of St. Sophia, in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2, l. xv. 2.) The building was propped by Andronicus in 1317, the eastern hemisphere fell in 1345. The Greeks, in their pompous rhetoric, exalt the beauty and holiness of the church, an earthly heaven the abode of angels, and of God himself, &c.]

    The last hope of the falling city and empire was placed in

    the harmony of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in the maternal tenderness of Rome, and the filial obedienc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synod of Florence, the Greeks and Latins had embraced, and subscribed, and promised; but these signs of friendship were perfidious or fruitless; ^5 and the baseless fabric of the union vanished like a dream. ^6 The emperor and his prelates returned home in the Venetian galleys; but as they touched at the Morea and the Isles of Corfu and Lesbos, the subjects of the Latins complained that the pretended union would be an instrument of oppression. No sooner did they land on the Byzantine shore, than they were

    saluted, or rather assailed, with a general murmur of zeal and discontent. During their absence, above two years, the capital had been deprived of it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rulers; fanaticism fermented in anarchy; the most furious monks reigned over the conscience of women and bigots; and the hatred of the Latin name w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n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Italy, the emperor had flattered the city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prompt relief and a powerful succor; and the clergy, confident in their orthodoxy and science, had promised themselves and their flocks an easy victory over the blind shepherds of the West. The double disappointment exasperated the Greeks; the conscience of the subscribing prelates was awakened; the hour of temptation was past; and they had more to dread from the public resentment, than they could hope from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or the pope. Instead of justifying their conduct, they deplored their weakness, professed their contrition, and cast themselves on the mercy of God and of their brethren. To the reproachful question, what had been the event or the use of their Italian synod? they answered with sighs and tears, “Alas! we have made a new faith; we have exchanged piety for impiety; we have betrayed the immaculate sacrifice; and we are become Azymites.” (The Azymites were those who celebrated the communion with unleavened bread; and I must retract or qualify the praise which I have bestowed on the growing philosophy of the times.) “Alas! we have been seduced by distress, by fraud, and by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 transitory life. The hand that has signed the union should be cut off; and the tongue that has pronounced the Latin creed deserves to be torn from the root.” The best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was an increase of zeal for the most trivial rites and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doctrines; and an absolute separation from all, without excepting their prince, who preserved some regard for honor and consistency.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the archbishops of Heraclea and Trebizond had courage to refuse the vacant office; and Cardinal Bessarion preferred the warm and comfortable shelter of the Vatican. The choi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as confined to Metrophanes of Cyzicus: he was

    consecrated in St. Sophia, but the temple was vacant. The cross-bearers abdicated their service; the infection spread from the city to the villages; and Metrophanes discharged, without effect, some ecclesiastical thunders against a nation of schismatics. The eyes of the Greeks were directed to Mark of Ephesus, the champion of his country; and the sufferings of the holy confessor were repaid with a tribute of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His example and writings propagated the flame of religious discord; age and infirmity soon removed him from the world; but the gospel of Mark was not a law of forgiveness; and he requested with his dying breath, that none of the adherents of Rome might attend his obsequies or pray for his soul.

    [Footnote 5: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narrative of Syropulus (p. 312 – 351) opens the schism from the first office of the Greeks at Venice to the general opposition at Constantinopl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otnote 6: On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see Phranza, (l. ii. c. 17,) Laonicus Chalcondyles, (l. vi. p. 155, 156,) and Ducas, (c. 31;) the last of whom writes with truth and freedom. Among the moderns we may distinguish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338, &c., 401, 420, &c.,) and Spondanus, (A.D. 1440 – 50.) The sense of the latter is drowned in prejudice and passion, as soon as Rome and religion are concerned.]

    The schism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ecure under the Mamaluke sceptre, the thre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ssembled a numerous synod; disowne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condemned the creed and council of the Latins; and threate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censur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Of the sectaries of the Greek communion, the Russians were the most powerful, 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 Their primate, the cardinal

    Isidore, hastened from Florence to Moscow, ^7 to reduce the independent nation under the Roman yoke.

    But the Russian bishops had been educated at Mount Athos; and the prince and people embraced the theology of their priests.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itle, the pomp, the Latin cross of the legate, the friend of those impious men who shaved their beards, and performed the divine office with gloves on their hands and rings on their fingers: Isidore was condemned by a synod; his person was imprisoned in a monastery; and it was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that the cardinal could escape from the hands of a fierce and fanatic people. ^8 The Russians refused a passage to the missionaries of Rome who aspired to convert the Pagans beyond the Tanais; ^9 and their refusal was justified by the maxim, that the guilt of idolatry is less damnable than that of schism. The errors of the Bohemians were excused by their abhorrence for the pope; and a deput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ose sanguinary enthusiasts. ^10 While Eugenius triumphed in the union and orthodoxy of the Greeks, his party was contracted to the walls, or rather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zeal of Palaeologus had been excited by interest; it was soon cooled by opposition: an attempt to violate the national belief might endanger his life and crown; not could the pious rebels be destitut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aid. The sword of his brother Demetrius, who in Italy had maintained a prudent and popular silence, was half unsheathed in the cause of religion; and Amurath,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ispleased and alarmed by the seeming friendship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Footnote 7: Isidore was metropolitan of Kiow, but the Greeks subject to Poland have removed that see from the ruins of Kiow to Lemberg, or Leopold, (Herbestein, in Ramusio, tom. ii. p. 127.)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ssians transferred their spiritual obedience to the archbishop, who became, in 1588,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i. p. 188, 190, from a Greek Ms. at Turin, Iter et labores Archiepiscopi Arsenii.)] [Footnote 8: The curious narrative of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2 – 247) is extracted

    from the patriarchal archives. The scene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and passion; but the Russians are credible in the account of their own prejudices.]

    [Footnote 9: The Shamanism,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Samanaeans and Gymnosophist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more popular Bramins from India into the northern deserts: the naked philosophers were compelled to wrap themselves in fur; but they insensibly sunk into wizards and physicians. The Mordvans and Tcheremisses in the European Russia adhere to this religion, which is formed on the earthly model of one king or God, his ministers or angels, and the rebellious spirits who oppose his government. As these tribes of the Volga have no images, they might more justly retort on the Latin missionaries the name of idolaters, (Levesque, Hist. des Peuples soumis a la Domination des Russes, tom. i. p. 194 – 237, 423 – 460.)]

    [Footnote 10: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i. A.D. 1451, No. 13.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s with a Latin version, is extant in the college library at Prague.]

    “Sultan Murad, or Amurath, lived forty-nine, and reigned

    thirty years, six months, and eight days. He was a just and valiant prince, of a great soul, patient of labors, learned, merciful, religious, charitable; a lover and encourager of the studious, and of all who excelled in any art or science; a good emperor and a great general. No man obtained more or greater victories than Amurath; Belgrade alone withstood his attacks. ^* Under his reign, the soldier was ever victorious, the citizen rich and secure. If he subdued any country, his first care was to build mosques and caravansaras, hospitals, and colleges. Every year he gave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o the sons of the Prophet; and sen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o the religious persons of Mecca, Medina, and Jerusalem.” ^11 This portrait is transcribed from the historian of the Othman empire: but the applause of a servile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has been lavished on the worst of tyrants; and the virtues of a sultan

    are often the vices most useful to himself, or most agreeable to his subjects. A nation ignorant of the equal benefits of liberty and law, must be awed by the flashes of arbitrary power: the cruelty of a despot will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justice; his profusion, of liberality; his obstinacy, of firmness. If the most reasonable excuse be rejected, few acts of obedience will be found impossible; and guilt must tremble, where innocence cannot always be secure.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ere best maintained by perpetual action in the field; war was the trade of the Janizaries; and those who survived the peril, and divided the spoil, applauded the generous ambition of their sovereign. To propagate the true religion, was the duty of a faithful Mussulman: the unbelievers were his enemie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and,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 scimeter wa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convers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justice and moderation of Amurath are attested by his conduct, and acknowledged by the Christians themselves; who consider a prosperous reign and a peaceful death as the reward of his singular merits. In the vigor of his age and military power, he seldom engaged in war till he was justified by a previous and adequate provocation: the victorious sultan was disarmed by submission; and in the observance of treaties, his word was inviolate and sacred. ^12 The Hungarians were commonly the aggressors; he was provoked by the revolt of Scanderbeg; and the perfidious Caramanian was twice vanquished, and twice pardoned, by the Ottoman monarch. Before he invaded the Morea, Thebes had been surprised by the despot: in the conquest of Thessalonica, the grandson of Bajazet might dispute the recent purchase of the Venetians; and after the firs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never tempted, by the distress, the absence, or the injuries of Palaeologus, to extinguish the dy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ootnote *: See the siege and massacre at Thessalonica. Von Hammer vol. i p. 433 – M.]

    [Footnote 11: See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p. 94. Muraq, or Morad, may be more correct: but I have

    preferred the popular name to that obscure diligence which is rarely successful in translating an Oriental, into the Roman, alphabet.]

    [Footnote 12: Se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6, 198,) Ducas, (c. 33,) and Marinus Barletius, (in Vit. Scanderbeg, p. 145, 146.) In his good faith towards the garrison of Sfetigrade, he was a lesson and example to his son Mahomet.]

    But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i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is the double abdication of the Turkish throne; and, were not his motives debased by an alloy of superstition, we must praise the royal philosopher, ^13 who at the age of forty could discern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Resigning the sceptre to his son, he retired to the pleasant residence of Magnesia; but he retired to the society of saints and hermits. It was not till the fourth century of the Hegira, that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had been corrupted by an institution so adverse to his genius; but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various orders of Dervise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Christian, and even the Latin, monks. ^14 The lord of nations submitted to fast, and pray, and turn round ^* in endless rotation with the fanatics, who mistook the giddiness of the head for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15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from his dreams of enthusiasm by the Hungarian invasion; and his obedient son was the foremost to urge the public danger and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veteran leader, the Janizaries fought and conquered but he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Varna, again to pray, to fast, and to turn round with his Magnesian brethren. These pious occupations were again interrupted by the danger of the state. A victorious army disdaine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ir youthful ruler: the city of Adrianople was abandoned to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unanimous divan implored his presence to appease the tumult, and prevent the rebellion, of the Janizaries. At the well-known voice of their master, they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the reluctant sultan was compelled to support his splendid servitude, till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he was reliev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Age or disease, misfortune or caprice, have tempted several princes to descend from the throne; and they have had leisure to repent of their irretrievable step. But Amurath alone, in the full liberty of choice, after the trial of empire and solitude, has repeated his preference of a private life.

    [Footnote 13: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9, p. 283, 284) admires le Philosophe Turc: would he have bestowed the same praise on a Christian prince for retiring to a monastery? In his way, Voltaire was a bigot, an intolerant bigot.]

    [Footnote 14: See the articles Dervische, Fakir, Nasser, Rohbaniat, in D’Herbelot’s Bibliotheque Orientale. Yet the subject is superficially treated from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writers. It is among the Turks that these orders have principally flourished.]

    [Footnote *: Gibbon has fallen into a remarkable error. The unmonastic retreat of Amurath was that of an epicurean rather than of a dervis; more like that of Sardanapalus than of Charles the Fifth. Profane, not divine, love was its chief occupation: the only dance, that described by Horace as belonging to the country, motus doceri gaudet Ionicos. See Von Hammer note, p. 652. – M] [Footnote 15: Rica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242 – 268) affords much information, which he drew from his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heads of the dervises, most of whom ascribed their origin to the time of Orchan. He does not mention the Zichidae of Chalcondyles, (l. vii. p. 286,) among whom Amurath retired: the Seids of that author are the descendants of Mahomet.]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Greek brethren, Eugenius had not

    been unmindful of their temporal interest; and his tender regard for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animated by a just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s, who approached, and might soon invade, the borders of Italy. But the spirit of the crusades had

    expired; and the coldness of the Franks was not less unreasonable than their headlong passio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fanatic monk could precipitate Europe on Asia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in the fifteenth, the most pressing motive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were insufficient to unite the Latins in the defence of Christendom. Germany was an inexhaustible storehouse of men and arms: ^16 but that complex and languid body required the impulse of a vigorous hand; and Frederic the Third was alike impotent in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his Imperial dignity. A long war had impaired the strength, without satiating the animosity, of France and England: ^17 bu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was a vain and magnificent prince; and he enjoyed, without danger or expense, the adventurous piety of his subjects, who sailed, in a gallant fleet, from the coast of Flanders to the Hellespont. The maritim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and their hostile fleets were associa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St. Peter. Th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Poland, which covered as it were the interior pale of the Latin church, were the most nearly concerned to oppose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s. Arms were the patrimony of 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and these nations might appear equal to the contest, could they point, against the common foe, those swords that were so wantonly drawn in bloody and domestic quarrels. But the same spirit was adverse to concord and obedience: a poor country and a limited monarch are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standing force; and the loose bodies of Polish and Hungarian horse were not armed with the sentiments and weapons which, on some occasions, have given irresistible weight to the French chivalry. Yet, on this side, the desig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his legate, were promo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18 by the union of the two crowns on the head of Ladislaus, ^19 a young and ambitious soldier; by the valor of a hero, whose name, the name of John Huniades, was already popular among the Christians, and formidable to the Turks. An endless treasure of pardons and indulgences was scattered by the legate; many private warrio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banner; and

    the crusade derived some strength, or at least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ew allies both of Europe and Asia. A fugitive despot of Servia exaggerated the distress and ardor of the Christians beyond the Danube, who would unanimously rise to vindicate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The Greek emperor, ^20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his fathers, engaged to guard the Bosphorus, and to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his national and mercenary troops.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21 announced the retreat of Amurath, and a powerful diversion in the heart of Anatolia; and if the fleets of the West could occupy at the same moment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Ottoman monarchy would be dissevered and destroyed. Heaven and earth must rejoice in the perdition of the miscreants; and the legate, with prudent ambiguity, instilled the opinion of the invisible, perhaps the visible, aid of the Son of God, and his divine mother.

    [Footnote 16: In the year 1431, Germany raised 40,000 horse, men-at-arms, against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318.) At the siege of Nuys, on the Rhine, in 1474, the princes, prelates, and cities, sent their respective quotas; and the bishop of Munster (qui n’est pas des plus grands) furnished 1400 horse, 6000 foot, all in green, with 1200 wagons. The united armie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and the duke of Burgundy scarcely equalled one third of this German host,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iv. c. 2.) At present, six or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en are maintained in constant pay and admirable discipline by the powers of Germany.] [Footnote 17: It was not till the year 1444, that France and England could agree on a truce of some months. (See Rymer’s Foedera, and the chronicles of both nations.)]

    [Footnote 18: In the Hungarian crusad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A.D. 1443, 1444) has been my leading guide. He has diligently read, and critically compared, the Greek and Turkish materials, the historians of Hungary, Poland, and the West. His narrative is perspicuous and where he can be free from a religious bias, the judgment of Spondanus is not contemptible.] [Footnote 19: I have curtailed the harsh letter (Wladislaus) which most writers affix to his name, eith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olish pronunciation, o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his rival the infant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ir competition for the crown of Hungary is described by Callimachus, (l. i. ii. p. 447 – 486,)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Spondanus, and Lenfant.] [Footnote 20: The Greek historians, Phranza,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o not ascribe to their prince a very active part in this crusade, which he seems to have promoted by his wishes, and injured by his fears.]

    [Footnote 21: Cantemir (p. 88) ascribes to his policy the original plan, and transcribes his animating epistle to the king of Hungary. But the Mahometan powers are seldom it formed of the state of Christendom and the situ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knights of Rhodes must connect them with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Of the Polish and Hungarian diets, a religious war was the

    unanimous cry; and Ladislaus, after passing the Danube, led an army of his confederate subjects as far as Sophia, the capital of the Bulgarian kingdom. In this expedition they obtained two signal victories, which were justly ascribed to the valor and conduct of Huniades. In the first, with a vanguard of ten thousand men, he surprised the Turkish camp; in the second, he vanquished and made prisoner the most renowned of their generals, who possessed the double advantage of ground and numbers. The approach of winter, and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obstacles of Mount Haemus, arrested the progress of the hero, who measured a narrow interval of six days’ march from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to the hostile towers of Adrianople, and the friendly capital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retreat was undisturbed; and the entrance into Buda was at once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triumph. An ecclesiastical procession was followed by the king and his warriors on foot: he nicely balanced the merits and rewards of the two nations; and the pride of conquest was blended with the humble temper of Christianity. Thirteen bashaws, nine standards, and four thousand captives, were unquestionable trophies; and as all were willing to believe, and none were

    present to contradict, the crusaders multiplied, with unblushing confidence, the myriads of Turks whom they had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22 The most solid proof, and the most salutary consequence, of victory, was a deputation from the divan to solicit peace, to restore Servia, to ransom the prisoners, and to evacuate the Hungarian frontier. By this treaty, the rational objects of the war were obtained: the king,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himself, in the diet of Segedin, we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emolument;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concluded; and the followers of Jesus and Mahomet, who swore o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attested the word of God as the guardian of truth and the avenger of perfidy. In the place of the Gospel, the Turkish ministers had proposed to substitute the Eucharist,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Catholic deity; but the Christians refused to profane their holy mysteries; and a superstitious conscience is less forcibly bound by the spiritual energy, than by 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ymbols of an oath. ^23 [Footnote 22: In their letters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the Hungarians slay 80,000 Turks in one battle; but the modest Julian reduces the slaughter to 6000 or even 2000 infidels, (Aeneas Sylvius in Europ. c. 5, and epist. 44, 81, apud Spondanum.)]

    [Footnote 23: See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war, and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Ladislaus, in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iiid decad of Bonfinius, who, in his division and style, copies Livy with tolerable success Callimachus (l. ii p. 487 – 496) is still more pure and authentic.]

    During the whole transaction, the cardinal legate had

    observed a sullen silence, unwilling to approve, and unable to oppose, the consent of the king and people. But the diet was not dissolved before Julian was fortified by the welcome intelligence, that Anatolia was invaded by the Caramanian, and Thrace by the Greek emperor; that the fleets of Genoa, Venice, and Burgundy, were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at the allies, informed of the victory, and ignorant of the treaty, of Ladislaus, impatiently waited for the return of his

    victorious army. “And is it thus,” exclaimed the cardinal, ^24 “that you will desert their expectations and your own fortune? It is to them, to your God, and your fellow-Christians, that you have pledged your faith; and that prior obligation annihilates a rash and sacrilegious oath to the enemies of Christ. His vicar on earth is the Roman pontiff; without whose sanction you can neither promise nor perform. In his name I absolve your perjury and sanctify your arms: follow my footsteps in the paths of glory and salvation; and if still ye have scruples, devolve on my head the punishment and the sin.” This mischievous casuistry was seconded by his respectable character, and the levity of popular assemblies: war was resolved, on the same spot where peace had so lately been sworn;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the Turks were assaulted by the Christians; to whom, with some reason, they might apply the epithet of Infidels. The falsehood of Ladislaus to his word and oath was palliated by the religion of the times: the most perfect, or at least the most popular, excuse would have bee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the delivera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But the same treaty which should have bound his conscience had diminished his strength.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peace, the French and German volunteers departed with indignant murmurs: the Poles were exhausted by distant warfare, and perhaps disgusted with foreign command; and their palatines accepted the first license, and hastily retired to their provinces and castles. Even Hungary was divided by faction, or restrained by a laudable scruple; and the relics of the crusade that marched in the second expedition were reduced to an inadequate force of twenty thousand men. A Walachian chief, who joined the royal standard with his vassals, presumed to remark that their numbers did not exceed the hunting retinue that sometimes attended the sultan; and the gift of two horses of matchless speed might admonish Ladislaus of his secret foresight of the event. But the despot of Servia,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his country and children, was tempted by the promise of new realms; an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 k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legate, and the martial presumption of Huniades himself, were persuaded that every obstacle must yield to the invincible

    virtue of the sword and the cros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two roads might lead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the one direct, abrupt, and difficu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of Haemus; the other more tedious and secure, over a level country, and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Euxine; in which their flanks, according to the Scythian discipline, might always be covered by a movable fortification of wagons. The latter was judiciously preferred: the Catholics marched through the plains of Bulgaria, burning, with wanton cruelty, the churches and villages of the Christian natives; and their last station was at Warna, near the sea-shore; on which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Ladislaus have bestowed a memorable name. ^25 [Footnote 24: I do not pretend to warrant the literal accuracy of Julian’s speech, which is variously word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05 – 507,) Bonfinius, (dec. iii. l. vi. p. 457, 458,) and other historians, who might indulge their own eloquence, while they represent one of the orators of the age. But they all agree in the advice and arguments for perjury, which in the field of controversy are fiercely attacked by the Protestants, and feebly defended by the Catholics. The latter are discouraged by the misfortune of Warna]

    [Footnote 25: Warna, under the Grecian name of Odessus, was a colony of the Milesians, which they denominated from the hero Ulysses, (Cellarius, tom. i. p. 374. D’Anville, tom. i. p. 312.) According to Arrian’s Periplus of the Euxine, (p. 24, 2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Hudson’s Geographers,) it was situate 1740 stadia, or furlongs, from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2140 from Byzantium, and 360 to the north of a ridge of promontory of Mount Haemus, which advances into the sea.]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I.

    It was on this fatal spot, that, instead of finding a

    confederate fleet to secon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Amurath himself, who had issued from his Magnesian solitude, and transported the forces of Asia to the defence of Europe. According to some writers, the Greek emperor had been awed, or seduced, to grant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an indelible stain of corruption is fixed on the Genoese, or the pope’s nephew, the Catholic admiral, whose mercenary connivance betrayed the guard of the Hellespont. From Adrianople, the sultan advanced by hasty marches,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men; and when the cardinal, and Huniades, had taken a nearer survey of the numbers and order of the Turks, these ardent warriors proposed the tardy and impracticable measure of a retreat. The king alone was resolved to conquer or die; and his resolution had almost been crowned with a glorious and salutary victory. The princes were opposite to each other in the centre; and the Beglerbegs, or general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comma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against the adverse divisions of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The Turkish wings were broken on the first onset: but the advantage was fatal; and the rash victors, in the heat of the pursuit, were carried away far from the annoyance of the enemy, or the support of their friends.

    When Amurath beheld the flight of his squadrons, he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and that of the empire: a veteran Janizary seized his horse’s bridle; and he had magnanimity to pardon and reward the soldier who dared to perceive the terror, and arrest the flight, of his sovereign. A copy of the treaty, the monument of Christian perfidy,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front of battle; and it is said, that the sultan in his distress, lifting his eyes and his hands to heaven,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 of truth; and called on the prophet Jesus himself to avenge the impious mockery of his name and religion. ^26 With inferior numbers and disordered ranks, the king of Hungary rushed forward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ill his career was stopped by the impenetrable phalanx of the Janizaries. If we may credit the Ottoman annals, his horse was pierced by the javelin of Amurath; ^27 he fell among the

    spears of the infantry; and a Turkish soldier proclaimed with a loud voice, “Hungarians, behold the head of your king!” The death of Ladislaus was the signal of their defeat. On his return from an intemperate pursuit, Huniades deplored his error, and the public loss; he strove to rescue the royal body, till he was overwhelmed by the tumultuous crowd of the victors and vanquished; and the last efforts of his courage and conduct were exerted to save the remnant of his Walachian cavalry. Ten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in the disastrous battle of Warna: the loss of the Turks, more considerable in numbers, bore a smaller proportion to their total strength; yet the philosophic sultan was not ashamed to confess, that his ruin must be the consequence of a second and similar victory. ^* At his command a column was erected on the spot where Ladislaus had fallen; but the modest inscription, instead of accusing the rashness, recorded the valor, and bewailed the misfortune, of the Hungarian youth. ^28

    [Footnote 26: Some Christian writers affirm, that he drew from his bosom the host or wafer on which the treaty had not been sworn. The Moslems suppose, with more simplicity, an appeal to God and his prophet Jesus, which is likewise insinuat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16. Spondan. A.D. 1444, No. 8.)]

    [Footnote 27: A critic will always distrust these spolia opima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so difficult for valor to obtain, so easy for flattery to invent, (Cantemir, p. 90, 91.) Callimachus (l. iii. p. 517) more simply and probably affirms, supervenitibus Janizaris, telorum multitudine, non jam confossus est, quam obrutu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p. 463. – M.]

    [Footnote 28: Besides some valuable hints from Aeneas Sylvius, which are diligently collected by Spondanus, our best authorities are three histo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Philippus Callimachus, (de Rebus a Vladislao Polonorum atque Hungarorum Rege gestis, libri iii. in Bel. Script. Rerum Hungaricarum, tom. i. p. 433 – 518,) Bonfinius, (decad. iii. l. v. p. 460 – 467,) and Chalcondyles, (l. vii. p. 165 – 179.) The two

    first were Italians, but they passed their live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 p. 324.

    Vossius, de Hist. Latin. l. iii. c. 8, 11. Bayle, Dictionnaire, Bonfinius.) A small tract of Faelix Petancius, chancellor of Segnia, (ad calcem Cuspinian. de Caesaribus, p. 716 – 722,) represents the theatre of the war in the xvth century.]

    Before I lose sight of the field of Warna, I am tempted to

    pause on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two principal actors, the cardinal Julian and John Huniades. Julian ^29 Caesarini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of Rome: his studies had embraced both the Latin and Greek learning, both the sciences of divinity and law; and his versatile genius was equally adapted to the schools, the camp, and the court. No sooner had he been invest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than he was sent into Germany to arm the empire against the rebels and heretics of Bohemia. The spirit of persecution is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ill becomes a priest; but the former is excused by the times; and the latter was ennobled by the courage of Julian, who stood dauntless and alone in the disgraceful flight of the German host. As the pope’s legate, he opened the council of Basil; but the president soon appear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and an opposition of seven years was conducted by his ability and zeal. After promoting the strongest measures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some secret motive of interest or conscience engaged him to desert on a sudden the popular party. The cardinal withdrew himself from Basil to Ferrara; and, in the debates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two nations admired the dexterity of his arguments and the depth of his theological erudition. ^30 In his Hungarian embassy,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mischievous effects of his sophistry and eloquence, of which Julian himself was the first victim. The cardinal,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of a priest and a soldier, was lost in the defeat of Warna.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are variously related;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a weighty

    encumbrance of gold impeded his flight, and tempted the cruel avarice of some Christian fugitives.

    [Footnote 29: M. Lenfant has described the origin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247, &c.) and Bohemian campaign (p. 315, &c.) of Cardinal Julian. His services at Basil and Ferrara, and his unfortunate end, are occasionally related by Spondanus,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Footnote 30: Syropulus honorably praises the talent of an enemy, (p. 117:).]

    From an humble, or at least a doubtful origin, the merit of

    John Huniades promoted him to the command of the Hungarian armies. His father was a Walachian, his mother a Greek: her unknown race might possibly ascend to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ims of the Walachians, with the surname of Corvinus, from the place of his nativity, might suggest a thin pretence for mingling his blood with the patricians of ancient Rome. ^31 In his youth he served in the wars of Italy, and was retained, with twelve horsemen, by the bishop of Zagrab: the valor of the white knight ^32 was soon conspicuous; he increased his fortunes by a noble and wealthy marriage;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Hungarian borders he won in the same year three battles against the Turks. By his influence, Ladislaus of Poland obtained the crown of Hungary; and the important service was rewarded by the title and office of Waivod of Transylvania. The first of Julian’s crusades added two Turkish laurels on his brow; and in the public distress the fatal errors of Warna were forgotten. During the absence and minority of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 titular king, Huniades was elected supreme captain and governor of Hungary; and if envy at first was silenced by terror, a reign of twelve years supposes the arts of policy as well as of war. Yet the idea of a consummate general is not delineated in his campaigns; the white knight fought with the hand rather than the head, as the chief of desultory Barbarians, who attack without fear and fly without shame; and his military life is composed of a

    romantic alternative of victories and escapes. By the Turks, who employed his name to frighten their perverse children, he was corruptly denominated Jancus Lain, or the Wicked: their hatred is the proof of their esteem; the kingdom which he guarded was inaccessible to their arms; and they felt him most daring and formidable, when they fondly believed the captain and his country irrecoverably lost. Instead of confining himself to a defensive war, four years after the defeat of Warna he again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and in the plain of Cossova, sustained, till the third day, the shock of the Ottoman army, four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s he fled alone through the woods of Walachia, the hero was surprised by two robbers; but while they disputed a gold chain that hung at his neck, he recovered his sword, slew the one, terrified the other, and, after new perils of captivity or death, consoled by his presence an afflicted kingdom. But the last and most glorious action of his life was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against the powers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person.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Turks, who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town, were compelled to retreat; and the joyful nations celebrated Huniades and Belgrade as the bulwarks of Christendom. ^33 About a month after this great deliverance, the champion expired; and his most splendid epitaph is the regret of the Ottoman prince, who sighe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for revenge against the single antagonist who had triumphed over his arms. On the first vacancy of the throne, Matthias Corvinus, a youth of eighteen years of age, was elected and crowned by the grateful Hungarians. His reign was prosperous and long: Matthias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a conqueror and a saint: but his purest merit is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and the Latin orators and historians, who were invited from Italy by the son, have shed the iustre of their eloquence on the father’s character. ^34

    [Footnote 31: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p. 423. Could the Italian historian pronounce, or the king of Hungary hear, without a blush, the absurd flattery which confounded the name of a Walachian village with the casual, though glorious, epithet of a single branch of the Valerian family at Rome?]

    [Footnote 32: Philip de Comines, (Memoires, l. vi. c. 13,) from the tradition of the times, mentions him with high encomiums, but under the whimsical name of the Chevalier Blanc de Valaigne, (Valachia.) The Greek Chalcondyles,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presume to accuse his fidelity or valor.] [Footnote 33: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p. 492) and Spondanus, (A.D. 456, No. 1 – 7.) Huniades shared the glory of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with Capistran, a Franciscan friar; and in their respective narratives, neither the saint nor the hero condescend to take notice of his rival’s merit.] [Footnote 34: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 decad. iv. l. viii. The observations of Spondanus o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Matthias Corvinus are curious and critical, (A.D. 1464, No. 1, 1475, No. 6, 1476, No. 14 – 16, 1490, No. 4, 5.) Italian fame was the object of his vanity. His actions are celebrated in the Epitome Rerum Hungaricarum (p. 322 – 412) of Peter Ranzanus, a Sicilian. His wise and facetious sayings are registered by Galestus Martius of Narni, (528 – 568,) and we have a particular narrative of his wedding and coronation. These three tracts are all contained in the first vol. of Bel’s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In the list of heroes, John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35 and they are both entitled to our notice, since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Ottoman arms delaye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John Castriot, the father of Scanderbeg, ^36 was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a small district of Epirus or Albania,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Adriatic Sea. Unable to contend with the sultan’s power, Castriot submitted to the hard conditions of peace and tribute: he delivered his four sons as the pledges of his fidelity; and the Christian youths, after receiving the mark of circumcision, were instructed in the Mahometan religion, and trained in the arms and arts of Turkish policy. ^37 The three elder brothers were confounded in the crowd of slaves; and the poison to which their deaths are ascribed cannot be verified or disproved by any positive evidence. Yet the suspicion is in a great measure removed by the kind and paternal treatment of

    George Castriot, the fourth brother, who, from his tender youth, displayed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a soldier. The successive overthrow of a Tartar and two Persians, who carried a proud defiance to the Turkish cour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Amurath, and his Turkish appellation of Scanderbeg, (Iskender beg,) or the lord Alexander, is an indelible memorial of his glory and servitude. His father’s principality was reduced into a province; but the loss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ank and title of Sanjiak, a comman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first dignities of the empire. He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we may smile at the art or credulity of the historian, who supposes, that in every encounter he spared the Christians, while he fell with a thundering arm on his Mussulman foes. The glory of Huniades is without reproach: he fought in the defence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but the enemies who applaud the patriot, have branded his rival with the name of traitor and apostate. In the eyes of the Christian, the rebellion of Scanderberg is justified by his father’s wrongs, the ambiguous death of his three brothers, his own degradation, and the slavery of his country; and they adore the generous, though tardy, zeal, with which he asserted the faith and independence of his ancestors. But he had imbibed from his ninth year the doctrines of the Koran; he was ignorant of the Gospel; the religion of a soldier is determined by authority and habit; nor is it easy to conceive what new illumination at the age of forty ^38 could be poured into his soul. His motives would be less exposed to the suspicion of interest or revenge, had he broken his chain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was sensible of its weight: but a long oblivion had surely impaired his original right; and every year of obedience and reward had cemented the mutual bond of the sultan and his subject. If Scanderbeg had long harbored the belief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ention of revolt, a worthy mind must condemn the base dissimulation, that could serve only to betray, that could promise only to be forsworn, that could actively join in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erdition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his unhappy brethren. Shall we praise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Huniades, while he commanded the

    vanguard of the Turkish army? shall we excuse the desertion of his standard, a treacherous desertion which abandoned the victory to the enemies of his benefactor? In the confusion of a defeat, the eye of Scanderbeg was fixed on the Reis Effendi or principal secretary: with the dagger at his breast, he extorted a firman or pat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Albania; and the murder of the guiltless scribe and his train prevented the consequences of an immediate discovery. With some bold companions, to whom he had revealed his design he escaped in the night, by rapid marches, from the field or battle to his paternal mountains. The gates of Croya were opened to the royal mandate; and no sooner did he command the fortress, than George Castriot dropped the mask of dissimulation; abjured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and proclaimed himself the avenger of his family and country. The names of religion and liberty provoked a general revolt: the Albanians, a martial race, were unanimous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ir hereditary prince; and the Ottoman garrisons were indulged in the choice of martyrdom or baptism. In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s of Epirus, Scanderbeg was elected general of the Turkish war; and each of the allies engaged to furnish his respective proportion of men and money. From these contributions, from his patrimonial estate, and from the valuable salt-pits of Selina, he drew an annual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39 and the entire sum, exempt from the demands of luxury, was strictly appropriated to the public use. His manners were popular; but his discipline was severe; and every superfluous vice was banished from his camp: his example strengthened his command; and under his conduct, the Albanians were invincible in their own opinion and that of their enemies. The bravest adventure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llured by his fame and retained in his service: his standing militia consisted of eight thousand horse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the horses were small, the men were active; but he viewed with a discerning eye the difficulties and resources of the mountains; and, at the blaze of the beacons, the whole nation was distributed in the strongest posts. With such unequal arms Scanderbeg resisted twenty-three years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wo conquerors,

    Amurath the Second, and his greater son, were repeatedly baffled by a rebel, whom they pursued with seeming contempt and implacable resentment.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Janizaries, Amurath entered Albania: he might ravage the open country, occupy the defenceless towns, convert the churches into mosques, circumcise the Christian youths, and punish with death his adult and obstinate captives: but the conquests of the sultan were confined to the petty fortress of Sfetigrade; and the garrison, invincible to his arms, was oppressed by a paltry artifice and a superstitious scruple. ^40 Amurath retired with shame and loss from the walls of Croya, the castle and residence of the Castriots; the march, the siege, the retreat, were harassed by a vexatious, and almost invisible, adversary; ^41 and the disappointment might tend to imbitter, perhaps to shorten, the last days of the sultan. ^42 In the fulness of conquest, Mahomet the Second still felt at his bosom this domestic thorn: his lieutenants were permitted to negotiate a truce; and the Albanian prince may justly be praised as a firm and able champion of hi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enthusiasm of chivalry and religion has ranked him with the names of Alexander and Pyrrhus; nor would they blush to acknowledge their intrepid countryman: but his narrow dominion, and slender powers, must leave him at an humble distance below the heroes of antiquity, who triumphed over the East and the Roman legions. His splendid achievements, the bashaws whom he encountered, the armies that he discomfited, and the three thousand Turks who were slain by his single hand, must be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suspicious criticism. Against an illiterate enemy, and in the dark solitude of Epirus, his partial biographers may safely indulge the latitude of romance: but their fictions are exposed by the light of Italian history; and they afford a strong presumption against their own truth, by a fabulous tale of his exploits, when he passed the Adriatic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to the succor of the king of Naples. ^43 Without disparagement to his fame, they might have owned, that he was finally oppressed by the Ottoman powers: in his extreme danger he applied to Pope Pius the Second for a refuge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nd his resources were almost exhausted, since Scanderbeg died a fugitive at Lissus, on the Venetian territory. ^44 His sepulchr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but the Janizaries, who wore his bones enchased in a bracelet, declared by this superstitious amulet their involuntary reverence for his valor. The instant ruin of his country may redound to the hero’s glory; yet, had he balanced the consequences of submission and resistance, a patriot perhaps would have declined the unequal contest which must depend on the life and genius of one man. Scanderbeg might indeed be supported by the rational, though fallacious, hope, that the pope, the king of Naples, and the Venetian republic, would join in the defence of a free and Christian people, who guarded the sea-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narrow passage from Greece to Italy. His infant son was saved from the national shipwreck; the Castriots ^45 were invested with a Neapolitan dukedom, and their blood continues to flow in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realm. A colony of Albanian fugitives obtained a settlement in Calabria, and they preserve at this day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their ancestors. ^46 [Footnote 35: They are ranked by Sir William Temple, in his pleasing Essay on Heroic Virtue, (Works, vol. iii. p. 385,) among the seven chiefs who have deserved without wearing, a royal crown; Belisarius, Narses, Gonsalvo of Cordova, William first prince of Orange, Alexander duke of Parma, John Huniades, and George Castriot, or Scanderbeg.]

    [Footnote 36: I could wish for some simple authentic memoirs of a friend of Scanderbeg, which would introduce me to the man, the time, and the place. In the old and national history of Marinus Barletius, a priest of Scodra, (de Vita. Moribus, et Rebus gestis Georgii Castrioti, &c. libri xiii. p. 367. Argentorat. 1537, in fol.,) his gaudy and cumbersoms robes are stuck with many false jewels. See likewis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5, l. viii. p. 229.] [Footnote 37: His circumcision, education, &c., are marked by Marinus with brevity and reluctance, (l. i. p. 6, 7.)]

    [Footnote 38: Since Scanderbeg died A.D. 1466, in the lxiiid year of his age, (Marinus, l. xiii. p. 370,) he was born in 1403;

    since he was torn from his parents by the Turks, when he was novennis, (Marinus, l. i. p. 1, 6,) that event must have happened in 1412, nine years before the accession of Amurath II., who must have inherited, not acquired the Albanian slave. Spondanus has remarked this inconsistency, A.D. 1431, No. 31, 1443, No. 14.] [Footnote 39: His revenue and forces are luckily given by Marinus, (l. ii. p. 44.)]

    [Footnote 40: There were two Dibras, the upper aud lower, the Bulgarian and Albanian: the former, 70 miles from Croya, (l. i. p. 17,) was contiguous to the fortress of Sfetigrade, whose inhabitants refused to drink from a well into which a dead dog had traitorously been cast, (l. v. p. 139, 140.) We want a good map of Epirus.]

    [Footnote 41: Compare the Turkish narrative of Cantemir (p. 92) with the pompous and prolix declamation in the ivth,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Albanian priest, who has been copied by the tribe of strangers and moderns.] [Footnote 42: In honor of his hero, Barletius (l. vi. p. 188 – 192) kills the sultan by disease indeed, under the walls of Croya. But this audacious fiction is disproved by the Greeks and Turks, who agree in the time and manner of Amurath’s death at Adrianople.]

    [Footnote 43: See the marvels of his Calabrian expedition in the ixth and xth books of Marinus Barletius, which may be rectified by the testimony or silence of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i. p. 291,)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Joh. Simonetta de Rebus Francisci Sfortiae,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xxi. p. 728, et alios.) The Albanian cavalry, under the name of Stradiots, soon became famous in the wars of Italy, (Memoires de Comines, l. viii. c. 5.)]

    [Footnote 44: Spondanus, from the best evidence, and the most rational criticism, has reduced the giant Scanderbeg to the human size, (A.D. 1461, No. 20, 1463, No. 9, 1465, No. 12, 13, 1467, No. 1.) His own letter to the pope, and the testimony of Phranza, (l. iii. c. 28,) a refugee in the neighboring isle of Corfu, demonstrate his last distress, which is awkwardly concealed by Marinus Barletius, (l. x.)]

    [Footnote 45: See the family of the Castriots, in Ducange, (Fam. Dalmaticae, &c, xviii. p. 348 – 350.)]

    [Footnote 46: This colony of Albanese is mentioned by Mr. Swinburne, (Travels into the Two Sicilies, vol. i. p. 350 – 354.)]

    In the long career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 have reached at length the last reign of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so feebly sustained the name and majesty of the Caesars. On the decease of John Palaeologus, who survived about four years the Hungarian crusade, ^47 the royal family, by the death of Andronicus and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of Isidore, was reduced to three princes,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the surviving sons of the emperor Manuel. Of thes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far distant in the Morea; but Demetrius, who possessed the domain of Selybria, was in the suburbs, at the head of a party: his ambition was not chilled by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his conspiracy with the Turks and the schismatics had already disturbed the peace of his country.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accelerated with singular and even suspicious haste: the claim of Demetrius to the vacant throne was justified by a trite and flimsy sophism, that he was born in the purple, the eldest son of his father’s reign. But the empress-mother, the senate and soldiers, the clergy and people, were u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the lawful successor: and the despot Thomas, who, ignorant of the change, accidentally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asserted with becoming zeal the interest of his absent brother. An ambassador, the historian Phranza, was immediately despatched to the court of Adrianople. Amurath received him with honor and dismissed him with gifts; but the gracious approbation of the Turkish sultan announced his supremacy, and the approaching down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By the hands of two illustrious deputies, the Imperial crown was placed at Sparta on the head of Constantine. In the spring he sailed from the Morea, escaped the encounter of a Turkish squadron, enjoyed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subject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a new

    reign, and exhausted by his donatives the treasure, or rather the indigence, of the state. The emperor immediately resigned to his brothers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a; and the brittle friendship of the two princes, Demetrius and Thomas, was confirmed in their mother’s presence by the frail security of oaths and embraces. His next occupation was the choice of a consort. A daughter of the doge of Venice had been proposed; but the Byzantine nobles objected the distance between an hereditary monarch and an elective magistrate; and in their subsequent distress, the chief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was not unmindful of the affront. Constantine afterwards hesitated between the royal familie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and the embassy of Phranza represents in his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 last day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48 [Footnote 47: The Chronology of Phranza is clear and authentic; but instead of four years and seven months, Spondanus (A.D. 1445, No. 7,) assigns seven or eight years to the reign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which he deduces from a spurious epistle of Eugenius IV. to the king of Aethiopia.] [Footnote 48: Phranza (l. iii. c. 1 – 6) deserves credit and esteem.]

    The protovestiare, or great chamberlain, Phranza sailed from

    Constantinople as the minister of a bridegroom; and the relics of wealth and luxury were applied to his pompous appearance. His numerous retinue consisted of nobles and guards, of physicians and monks: he was attended by a band of music; and the term of his costly embassy was protracted above two years. On his arrival in Georgia or Iberia, the natives from the towns and villages flocked around the strangers; and such was their simplicity, that they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effec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ause, of musical harmony. Among the crowd was an old man, above a hundred years of age, who had formerly been carried away a captive by the Barbarians, ^49 and who amused his hearers with a tale of the wonders of India, ^50 from whence he had returned to Portugal by an unknown sea. ^51 From this hospitable land, Phranza proceeded to the court of Trebizond, where he was informed by

    the Greek prince of the recent decease of Amurath. Instead of rejoicing in the deliverance, the experienced statesman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an ambitious youth would not long adhere to the sage and pacific system of his father. After the sultan’s decease, his Christian wife, Maria, ^52 the daughter of the Servian despot,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to her parents; on the fame of her beauty and merit, she was recommended by the ambassador as the most worthy object of the royal choice; and Phranza recapitulates and refutes the specious objections that might be raised against the proposal.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ould ennoble an unequal alliance; the bar of affinity might be removed by liberal alms and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church; the disgrace of Turkish nuptials had been repeatedly overlooked; and, though the fair Maria was nearly fifty years of age, she might yet hope to give an heir to the empire. Constantin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which was transmitted in the first ship that sailed from Trebizond; but the factions of the court opposed his marriage; and it was finally prevented by the pious vow of the sultana, who ended her days in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Reduced to the first alternative, the choice of Phranza was decided in favor of a Georgian princess; and the vanity of her father was dazzled by the glorious alliance. Instead of demanding, according to the primitive and national custom, a price for his daughter, ^53 he offered a portion of fifty-six thousand, with an annual pension of five thousand, ducats;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ambassador were repaid by an assurance, that, as his son had been adopted in baptism by the emper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daughter should be the peculiar care of the empres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return of Phranza,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 Greek monarch, who with his own hand impressed three vermilion crosses on the golden bull, and assured the Georgian envoy that in the spring his galleys should conduct the bride to her Imperial palace. But Constantine embraced his faithful servant, not with the cold approbation of a sovereign, but with the warm confidence of a friend, who, after a long absence, is impatient to pour his secrets into the bosom of his friend. “Since the death of my mother and of Cantacuzene, who alone advised me without

    interest or passion, ^54 I am surrounded,” said the emperor, “by men whom I can neither love nor trust, nor esteem. You are not a stranger to Lucas Notaras, the great admiral; obstinately attached to his own sentiments, he declares,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that his sentiments are the absolute measure of my thoughts and actions. The rest of the courtiers are swayed by their personal or factious views; and how can I consult the monks on questions of policy and marriage? I have yet much employment for your diligence and fidelity. In the spring you shall engage one of my brothers to solicit the succor of the Western powers; from the Morea you shall sail to Cyprus on a particular commission;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Georgia to receive and conduct the future empress.” – “Your commands,” replied Phranza, “are irresistible; but deign, great sir,” he added, with a serious smile, “to consider, that if I am thus perpetually absent from my family, my wife may be tempted either to seek another husband, or to throw herself into a monastery.” After laughing at his apprehensions, the emperor more gravely consoled him by the pleasing assurance that this should be his last service abroad, and that he destined for his son a wealthy and noble heiress; for himself, the important office of great logothete, or principal minister of state. The marriage was immediately stipulated: but the office, however incompatible with his own, had been usurped by the ambition of the admiral.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negotiate a consent and an equivalent; and the nomination of Phranza was half declared, and half suppressed, lest it might be displeasing to an insolent and powerful favorite. The winter was spent in the preparations of his embassy; and Phranza had resolved, that the youth his son should embrace this opportunity of foreign travel, and be left, on the appearance of danger, with his maternal kindred of the Morea. Such were the private and public designs, which were interrupted by a Turkish war, and finally buried in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Footnote 49: Suppose him to have been captured in 1394, in Timour’s first war in Georgia, (Sherefeddin, l. iii. c. 50;) he might follow his Tartar master into Hindostan in 1398, and from thence sail to the spice islands.] [Footnote 50: The happy and pious Indians live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nd enjoyed

    the most perfect productions of the vegetable and mineral kingdoms. The animals were on a large scale: dragons seventy cubits, ants (the formica Indica) nine inches long, sheep like elephants, elephants like sheep. Quidlibet audendi, &c.]

    [Footnote 51: He sailed in a country vessel from the spice islands to one of the ports of the exterior India; invenitque navem grandem Ibericam qua in Portugalliam est delatus. This passage, composed in 1477, (Phranza, l. iii. c. 30,)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is spurious or wonderful. But this new geography is sullied by the old and incompatible error which places the source of the Nile in India.]

    [Footnote 52: Cantemir, (p. 83,) who styles her the daughter of Lazarus Ogli, and the Helen of the Servians, places her marriage with Amurath in the year 1424. It will not easily be believed, that in six-and-twenty years’ cohabitation, the sultan corpus ejus non tetigit.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she fled to Mahomet II., (Phranza, l. iii. c. 22.)]

    [Footnote 53: The classical reader will recollect the offers of Agamemnon, (Iliad, c. v. 144,) and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antiquity.]

    [Footnote 54: Cantacuzene (I am ignorant of his relation to the emperor of that name) was great domestic, a firm assertor of the Greek creed, and a brother of the queen of Servia, whom he visi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mbassador, (Syropulus, p. 37, 38, 45.)]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

    Reign And Character Of Mahomet The Second. – Siege, Assault,

    And Final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 Death Of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 Servitude Of The Greeks. – Extin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 Consternation Of Europe. – Conquests And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attracts our first

    attention to the person and character of the great destroyer. Mahomet the Second ^1 was the son of the second Amurath; and though his mother has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s of Christian and princess, she is more probably confounded with the numerous concubines who peopled from every climate the harem of the sultan. His first education and sentiments were those of a devout Mussulman; and as often as he conversed with an infidel, he purified his hands and face by the legal rites of ablution. Age and empire appear to have relaxed this narrow bigotry: his aspiring genius disdained to acknowledge a power above his own; and in his looser hours he presumed (it is said) to brand the prophet of Mecca as a robber and impostor. Yet the sultan persevered in a decent reverence for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Koran: ^2 his private indiscretion must have been sacred from the vulgar ear; and we should suspect the credulity of strangers and sectaries, so

    prone to believe that a mind which is hardened against truth must be armed with superior contempt for absurdity and error. Under the tuition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Mahomet advanced with an early and rapid progress in the paths of knowledge; and besides his native tongue it is affirmed that he spoke or understood five languages, ^3 the Arabic, the Persian, the Chaldaean or Hebrew, the Latin, and the Greek. The Persian might indeed contribute to his amusement, and the Arabic to his edification; and such studies are familiar to the Oriental youth. In the intercourse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a conqueror might wish to converse with the people over which he was ambitious to reign: his own praises in Latin poetry ^4 or prose ^5 might find a passage to the royal ear; but what use or merit could recommend to the statesman or the scholar the uncouth dialect of his Hebrew slave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world were familiar to his memory: the lives of the heroes of the East, perhaps of the West, ^6 excited his emulation: his skill in astrology is excused by the folly of the times, and suppose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a profane taste for the arts is betrayed in his liberal invitation and reward of the painters of Italy. ^7 But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were employed without effect on his savage and licentious nature.

    I will not transcribe, nor do I firmly believe, the stories of his fourteen pages, whose bellies were ripped open in search of a stolen melon; or of the beauteous slave, whose head he severed from her body, to convince the Janizaries that their master was not the votary of love. ^* His sobriety is attes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accuse three, and three only, of the Ottoman line of the vice of drunkenness. ^8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his passions were at once furious and inexorable; that in the palace, as in the field, a torrent of blood was spil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and that the noblest of the captive youth were often dishonored by his unnatural lust. In the Albanian war he studied the lessons, and soon surpassed the example, of his father; and the conquest of two empires, twelve kingdoms, and two hundred

    cities, a vain and flattering account, is ascribed to his invincible sword. He was doubtless a soldier, and possibly a general; Constantinople has sealed his glory; but if we compare the means, the obstacles, and the achievements, Mahomet the Second must blush to sustain a parallel with Alexander or Timour. Under his command, the Ottoman forces were always more numerous than their enemies; yet their progress was bounded by the Euphrates and the Adriatic; and his arms were checked by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by the Rhodian knights and by the Persian king. [Footnote 1: For the character of Mahomet II. it is dangerous to trust either the Turks or the Christians. The most moderate picture appears to be drawn by Phranza, (l. i. c. 33,) whose resentment had cooled in age and solitude; see likewise Spondanus, (A.D. 1451, No. 11,)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552,) the Elogia of Paulus Jovius, (l. iii. p. 164 – 166,) and the Dictionnaire de Bayle, (tom. iii. p. 273 – 279.)]

    [Footnote 2: Cantemir, (p. 115.) and the mosques which he founded, attest his public regard for religion. Mahomet freely disputed with the Gennadius on the two religions, (Spond. A.D. 1453, No. 22.)]

    [Footnote 3: Quinque linguas praeter suam noverat, Graecam, Latinam, Chaldaicam, Persicam. The Latin translator of Phranza has dropped the Arabic, which the Koran must recommend to every Mussulman.

    Note: It appears in the original Greek text, p. 95, edit. Bonn. – M.] [Footnote 4: Philelphus, by a Latin ode, reques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his wife’s mother and sisters from the conqueror of Constantinople. It was delivered into the sultan’s hands by the envoys of the duke of Milan. Philelphus himself was suspected of a design of retiring to Constantinople; yet the orator often sounded the trumpet of holy war, (see his Life by M. Lancelot,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724, &c.)]

    [Footnote 5: Robert Valturio published at Verona, in 1483, his xii. books de Re Militari, in which he first mentions the use of bombs. By his patron Sigismund Malatesta, prince of Rimini, it had been addressed with a Latin epistle to Mahomet II.]

    [Footnote 6: According to Phranza, he assiduously studied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Alexander, Augustus, Constantine, and Theodosius.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Plutarch’s Lives were translated by his orders into the Turkish language. If the sultan himself understood Greek, it must have been for the benefit of his subjects. Yet these lives are a school of freedom as well as of valor.

    Note: Von Hammer disdainfully rejects this fable of

    Mahomet’s knowledge of languages. Knolles adds, that he delighted in reading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of Julius Caesar. The former, no doubt, was the Persian legend, which, it is remarkable, came back to Europe, and was popular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as the “Romaunt of Alexander.” The founder of the Imperial dynasty of Rome, according to M. Von Hammer, is altogether unknown in the East. Mahomet was a great patron of Turkish literature: the romantic poems of Persia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under his patronage. Von Hammer vol ii. p. 268. – M.]

    [Footnote 7: The famous Gentile Bellino, whom he had invited from Venice, was dismissed with a chain and collar of gold, and a purse of 3000 ducats. With Voltaire I laugh at the foolish story of a slave purposely beheaded to instruct the painter in the action of the muscles.]

    [Footnote *: This story, the subject of Johnson’s Irene, is rejected by M. Von Hammer, vol. ii. p. 208. The German historian’s general estimate of Mahomet’s character agrees in its more marked features with Gibbon’s. – M.] [Footnote 8: These Imperial drunkards were Soliman I., Selim II., and Amurath IV., (Cantemir, p. 61.) The sophis of Persia can produce a more regular succession; and in the last age, our European travellers were the witnesses and companions of their revels.]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he twice tasted of royalty, and

    twic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his tender age was incapable of opposing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but never could he forgive the viziers who had recommended that salutary measure. His nuptials were celebrated with the daughter of a Turkman emir; and, after a festival of two months, he departed from Adrianople with his bride, to reside in the government of Magnesia. Before the end of six weeks, he was recalled by a sudden message from the divan, which announced the decease of Amurath, and the mutinous spirit of the Janizaries. His speed and vigor commanded their obedience: he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a chosen guard: and at the distance of a mile from Adrianople, the viziers and emirs, the imams and candh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eople,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new sultan. They affected to weep, they affected to rejoice: he ascended the throne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removed the cause of sedition by the death,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his infant brothers. ^9 ^*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and Asia soon appeared to congratulate his accession and solicit his friendship; and to all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confid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was revived by the solemn oaths and fair assurances with which he sealed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and a rich domain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was assigned for the annual payment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the pension of an Ottoman prince, who was detained at his request in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the neighbors of Mahomet might tremble at the severity with which a youthful monarch reformed the pomp of his father’s household: the expenses of luxury were applied to those of ambition, and a useless train of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was either dismissed from his service, or enlisted in his troops. ^! In the first summer of his reign, he visited with an army the Asiatic provinces; but after humbling the pride, Mahomet accept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Caramanian, that he might not be diverted by the smallest obstacle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great design. ^10

    [Footnote 9: Calapin, one of these royal infants, was saved from his cruel brother, and baptized at Rome under the name of Callistus Othomannus.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presented him with an estate in Austria, where he ended his life; and Cuspinian, who in his youth conversed with the aged prince at Vienna, applauds his piety and wisdom, (de Caesaribus, p. 672, 673.)] [Footnote *: Ahmed, the son of a Greek princess, was the object of his especial jealousy. Von Hammer, p. 501. – M.]

    [Footnote !: The Janizaries obt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 gift on the accession of a new sovereign, p. 504. – M.]

    [Footnote 10: See the accession of Mahomet II. in Ducas, (c. 33,) Phranza, (l. i. c. 33, l. iii. c. 2,) Chalcondyles, (l. vii. p. 199,) and Cantemir, (p. 96.)]

    The Mahometa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Turkish casuists,

    have pronounced that no promise can bind the faithful against the interest and duty of their religion; and that the sultan may abrogate his own treaties and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of Amurath had scorned this immoral privilege; but his son, though the proudest of men, could stoop from ambition to the basest arts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Peace was on his lips, while war was in his heart: he incessantly sighed for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by their own indiscretion, afforded the first pretence of the fatal rupture. ^11 Instead of laboring to be forgotten, their ambassadors pursued his camp, to demand the payment, and even the increase, of their annual stipend: the divan was importuned by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 vizier, a secret friend of the Christians, was constrained to deliver the sense of his brethren.

    “Ye foolish and miserable Romans,” said Calil, “we know your devices, and ye are ignorant of your own danger! The scrupulous Amurath is no more; his throne is occupied by a young conqueror, whom no laws can bind, and no obstacles can resist: and if you escape from his hands, give praise to the

    divine clemency, which yet delays the chastisement of your sins. Why do ye seek to affright us by vain and indirect menaces? Release the fugitive Orchan, crown him sultan of Romania; call the Hungarians from beyond the Danube; arm against us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be assured, that you will only provoke and precipitate your ruin.” But if the fears of the ambassadors were alarmed by the stern language of the vizier, they were soothed by the courteous audience and friendly speeches of the Ottoman prince; and Mahomet assured them that on his return to Adrianople he would redress the grievances, and consult the true interests, of the Greeks. No sooner had he repassed the Hellespont, than he issued a mandate to suppress their pension, and to expel their officers from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in this measure he betrayed a hostile mind; and the second order announced, and in some degree commenc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Bosphorus, an Asiatic fortress had formerly been raised by his grandfather;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on the European side, he resolved to erect a more formidable castle; and a thousand masons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in the spring on a spot named Asomaton, about five miles from the Greek metropolis. ^12 Persuasion is the resource of the feeble; and the feeble can seldom persuad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emperor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divert Mahomet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They represented, that his grandfather had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Manuel to build a castle on his own territories; but that this double fortification, which would command the strait, could only tend to violate the alliance of the nations; to intercept the Latins who traded in the Black Sea, and perhaps to annihilate the subsistence of the city. “I form the enterprise,” replied the perfidious sultan, “against the city; but the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is measured by her walls. Have you forgot the distress to which my father was reduced when you formed a league with the Hungarians; when they invaded our country by land, and the Hellespont was occupied by the French galleys? Amurath was compelled to force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your strength was not equal to your malevolence. I was then a child at Adrianople; the Moslems trembled; and, for a while, the

    Gabours ^13 insulted our disgrace. But when my father had triumphed in the field of Warna, he vowed to erect a fort on the western shore, and that vow it is my duty to accomplish. Have ye the right, have ye the power, to control my actions on my own ground? For that ground is my own: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sia is inhabited by the Turks, and Europe is deserted by the Romans. Return, and inform your king, that the present Ottoman is far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that his resolutions surpass their wishes; and that he performs more than they could resolve. Return in safety – but the next who delivers a similar message may expect to be flayed alive.” After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ine, the first of the Greeks in spirit as in rank, ^14 had determined to unsheathe the sword, and to resist the approach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on the Bosphorus. He was disarmed by the advice of hi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who recommended a system less generous, and even less prudent, than his own, to approve their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to brand the Ottoman with the name and guilt of an aggressor, and to depend on chance and tim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a fort which could not long be maint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great and populous city. Amidst hope and fear, the fears of the wise, and the hopes of the credulous, the winter rolled away; the proper business of each man, and each hour, was postponed; and the Greeks shut their eyes against the impending danger,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and the sultan decide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uin.

    [Footnote 11: Before I enter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 shall observe, that except the short hints of Cantemir and Leunclavius,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any Turkish account of this conquest; such an account as we possess of the siege of Rhodes by Soliman II.,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 p. 723 – 769.) I must therefore depend on the Greeks, whose prejudices, in some degree, are subdued by their distress. Our standard texts ar those of Ducas, (c. 34 – 42,) Phranza, (l. iii. c. 7 – 20,)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1 – 214,) and Leonardus Chiensis, (Historia C. P. a Turco expugnatae. Norimberghae, 1544, in 4to., 20 leaves.)

    The last of these narratives is the earliest in date, since it was composed in the Isle of Chios, the 16th of August, 1453, only seventy-nine days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and in the first confusion of ideas and passions. Some hints may be added from an epistle of Cardinal Isidore (in Farragine Rerum Turcicarum, ad calcem Chalcondyl. Clauseri, Basil, 1556) to Pope Nicholas V., and a tract of Theodosius Zygomala, which he addressed in the year 1581 to Martin Crucius, (Turco-Graecia, l. i. p. 74 – 98, Basil, 1584.) The various facts and materials are briefly, though critically, reviewed by Spondanus, (A.D. 1453, No. 1 – 27.) The hearsay relations of Monstrelet and the distant Latins I shall take leave to disregard.

    Note: M. Von Hammer has added little new information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y his general agreement, has borne an honorable testimony to the truth, and by his close imitation to the graphic spirit and boldness, of Gibbon. – M.]

    [Footnote 12: The situation of the fortress,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Bosphorus, are best learned from Peter Gyllius, (de Bosphoro Thracio, l. ii. c. 13,) Leunclavius, (Pandect. p. 445,) and Tournefort, (Voyage dans le Levant, tom. ii. lettre xv. p. 443, 444;) but I must regret the map or plan which Tournefort sent to the French minister of the marine. The reader may turn back to chap. xvii.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13: The opprobrious name which the Turks bestow on the infidels, is expressed by Ducas, and Giaour by Leunclavius and the moderns. The former term is derived by Ducange (Gloss. Graec tom. i. p. 530), in vulgar Greek, a tortoise, as denoting a retrograde motion from the faith. But alas! Gabour is no more than Gheber, which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language, from the worshippers of fire to those of the crucifix,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p. 375.)]

    [Footnote 14: Phranza does justice to his master’s sense and courage. Calliditatem hominis non ignorans Imperator prior

    arma movere constituit, and stigmatizes the folly of the cum sacri tum profani proceres, which he had heard, amentes spe vana pasci. Ducas was not a privy-counsellor.]

    Of a master who never forgives, the orders are seldom

    disobeyed. On the twenty-sixth of March, the appointed spot of Asomaton was covered with an active swarm of Turkish artificers; and the materials by sea and land were diligently transported from Europe and Asia. ^15 The lime had been burnt in Cataphrygia; the timber was cut down in the woods of Heraclea and Nicomedia; and the stones were dug from the Anatolian quarries. Each of the thousand masons was assisted by two workmen; and a measure of two cubits was marked for their daily task. The fortress ^16 was built in a triangular form; each angle was flanked by a strong and massy tower; one on the declivity of the hill, two along the sea-shore: a thickness of twenty-two feet was assigned for the walls, thirty for the towers; and the whole building was covered with a solid platform of lead. Mahomet himself pressed and directed the work with indefatigable ardor: his three viziers claimed the honor of finishing their respective towers; the zeal of the cadhis emulated that of the Janizaries; the meanest labor was ennobled by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he sultan; and the diligence of the multitude was quickened by the eye of a despot, whose smile was the hope of fortune, and whose frown was the messenger of death. The Greek emperor beheld with terror the irresistible progress of the work; and vainly strove, by flattery and gifts, to assuage an implacable foe, who sought, and secretly fomented, the slightest occasion of a quarrel. Such occasions must soon and inevitably be found. The ruins of stately churches, and even the marble column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 were employed without scruple by the profane and rapacious Moslems; and some Christians, who presumed to oppose the removal, receiv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rown of martyrdom. Constantine had solicited a Turkish guard to protect the fields and harvests of his subjects: the guard was fixed; but their first order was to allow free pasture to the mules and horses of

    the camp, and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if they should be molested by the natives. The retinue of an Ottoman chief had left their horses to pass the night among the ripe corn; the damage was felt; the insult was resented; and several of both nations were slain in a tumultuous conflict. Mahomet listened with joy to the complaint; and a detachment was commanded to exterminate the guilty village: the guilty had fled; but forty innocent and unsuspecting reapers were massacred by the soldiers. Till this provocation,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opened to the visits of commerce and curiosity: on the first alarm, the gates were shut; but the emperor, still anxious for peace, released on the third day his Turkish captives; ^17 and expressed, in a last message, the firm resignation of a Christian and a soldier. “Since neither oaths, nor treaty, nor submission, can secure peace, pursue,” said he to Mahomet, “your impious warfare. My trust is in God alone; if it should please him to mollify your heart, I shall rejoice in the happy change; if he delivers the city into your hands, I submit without a murmur to his holy will. But until the Judge of the earth shall pronounce between us, it is my duty to live and die in the defence of my people.” The sultan’s answer was hostile and decisive: his fortifications were complet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Adrianople, he stationed a vigilant Aga and four hundred Janizaries, to levy a tribute on the ships of every nation that should pass within the reach of their cannon. A Venetian vessel, refusing obedience to the new lords of the Bosphorus, was sunk with a single bullet. ^* The master and thirty sailors escaped in the boat; but they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Porte: the chief was impaled; his companions were beheaded; and the historian Ducas ^18 beheld, at Demotica, their bodies exposed to the wild beast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ferred till the ensuing spring; but an Ottoman army marched into the Morea to divert the force of the brothers of Constantine. At this aera of calamity, one of these princes, the despot Thomas, was blessed or afflicted with the birth of a son; “the last heir,” says the plaintive Phranza, “of the last spark of the Roman empire.” ^19

    [Footnote 15: Instead of this clear and consistent account, the Turkish Annals (Cantemir, p. 97) revived the foolish tale of the ox’s hide, and Dido’s stratagem in the foundation of Carthage. These annals (unless we are swayed by an anti-Christian prejudice) are far less valuable tha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16: In the dimensions of this fortress, the old castle of Europe, Phranza does not exactly agree with Chalcondyles, whose description has been verified on the spot by his editor Leunclavius.]

    [Footnote 17: Among these were some pages of Mahomet, so conscious of his inexorable rigor, that they begged to lose their heads in the city unless they could return before sunset.]

    [Footnote *: This was from a model cannon cast by Urban the Hungarian. See p. 291.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18: Ducas, c. 35. Phranza, (l. iii. c. 3,) who had sailed in his vessel, commemorates the Venetian pilot as a martyr.]

    [Footnote 19: Auctum est Palaeologorum genus, et Imperii successor, parvaeque Romanorum scintillae haeres natus, Andreas, &c., (Phranza, l. iii. c. 7.) The strong expression was inspired by his feeling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passed an anxious and sleepless

    winter: the former were kept awake by their fears, the latter by their hopes; both by the preparations of defence and attack; and the two emperors, who had the most to lose or to gain, were the most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sentiment. In Mahomet, that sentiment was inflamed by the ardor of his youth and temper: he amused his leisure with building at Adrianople ^20 the lofty palace of Jehan Numa, (the watchtower of the world;) but his serious thoughts were irrevocably bent on the conquest of the city of Caesar. At the dead of night, about the second watch, he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commanded the instant attendance of his prime vizier. The message, the hour, the prince, and his own

    situation, alarmed the guilty conscience of Calil Basha; who had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and advised the restoration, of Amurath.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son, the vizier was confirmed in his office and the appearances of favor; but the veteran statesman was not insensible that he trod on a thin and slippery ice, which might break under his footsteps, and plunge him in the abyss. His friendship for the Christians, which might be innocent under the late reign, had stigmatized him with the name of Gabour Ortachi, or foster-brother of the infidels; ^21 and his avarice entertained a venal and treasonable correspondence, which was detected and punishe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On receiving the royal mandate, he embraced, perhaps for the last time, his wife and children; filled a cup with pieces of gold, hastened to the palace, adored the sultan, and o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riental custom, the slight tribute of his duty and gratitude. ^22 “It is not my wish,” said Mahomet, “to resume my gifts, but rather to heap and multiply them on thy head. In my turn, I ask a present far mor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 Constantinople.” As soon as the vizier had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The same God,” said he, “who has already given thee so large a por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will not deny the remnant, and the capital. His providence, and thy power, assure thy success; and myself, with the rest of thy faithful slaves, will sacrifice our lives and fortunes.” – “Lala,” ^23 (or preceptor,) continued the sultan, “do you see this pillow? All the night, in my agitation, I have pulled it on one side and the other; I have risen from my bed, again have I lain down; yet sleep has not visited these weary eyes. Bewar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Romans: in arms we are superior; and with the aid of God, and the prayers of the prophet, we shall speedily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To sound the disposition of his soldiers, he often wandered through the streets alone, and in disguise; and it was fatal to discover the sultan, when he wished to escape from the vulgar eye. His hours were spent in delineating the plan of the hostile city; in debating with his generals and engineers, on what spot he should erect his batteries; on which side he should assault the walls; where he should spring his mines; to what place he should apply his

    scaling-ladders: and the exercises of the day repeated and proved the lucubrations of the night.

    [Footnote 20: Cantemir, p. 97, 98. The sultan was either doubtful of his conquest, or ignorant of the superior merits of Constantinople. A city or a kingdom may sometimes be ruined by the Imperial fortune of their sovereign.] [Footnote 21: It, by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translated pere nourricier, most correctly indeed from the Latin version; but in his haste he has overlooked the note by which Ishmael Boillaud (ad Ducam, c. 35) acknowledges and rectifies his own error.]

    [Footnote 22: The Oriental custom of never appearing without gifts before a sovereign or a superior is of high antiquity, and seems analogous with the idea of sacrifice, still more ancient and universal. See the examples of such Persian gifts, Aelian, Hist. Var. l. i. c. 31, 32, 33.]

    [Footnote 23: The Lala of the Turks (Cantemir, p. 34) and the Tata of the Greeks (Ducas, c. 35) a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children; and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all such primitive words which denote their parents, are the simple repetition of one syllable, composed of a labial or a dental consonant and an open vowel,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 p. 231 – 247.)]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

    Among the implements of destruction, he studied with

    peculiar care the recent and tremendous discovery of the Latins; and his artillery surpassed whatever had yet appeared in the world. A founder of cannon, a Dane ^* or Hungarian, who had been almost starved in the Greek service, deserted to

    the Moslems, and was liberally entertained by the Turkish sultan. Mahomet was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 to his first question, which he eagerly pressed on the artist. “Am I able to cast a cannon capable of throwing a ball or stone of sufficient size to batt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ir strength; but were they more solid than those of Babylon, I could oppose an engine of superior power: the posi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at engine must be left to your engineers.” On this assurance, a foundry was established at Adrianople: the metal was prepared; and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Urban produced a piece of brass ordnance of stupend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magnitude; a measure of twelve palms is assigned to the bore; and the stone bullet weighed above six hundred pounds. ^24 ^* A vacant place before the new palace was chosen for the first experiment; but to prevent the sudden and mischievous effects of astonishment and fear,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that the cannon would be discharged the ensuing day. The explosion was felt or heard in a circuit of a hundred furlongs: the ball, by the force of gunpowder, was driven above a mile; and on the spot where it fell, it buried itself a fathom deep in the ground. For the conveyance of this destructive engine, a frame or carriage of thirty wagons was linked together and drawn along by a team of sixty oxen: two hundred men on both sides were stationed, to poise and support the rolling weight; two hundred and fifty workmen marched before to smooth the way and repair the bridges; and near two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a laborious journey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A lively philosopher ^25 derides on this occasion the credulity of the Greeks, and observes, with much reason, that we should always distrust the exaggerations of a vanquished people. He calculates, that a ball, even o two hundred pounds, would require a charge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ounds of powder; and that the stroke would be feeble and impotent, since not a fifteenth part of the mass could be inflamed at the same moment. A stranger as I am to the art of destruction, I can discern that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artillery prefer the number of pieces to the weight of metal; the quickness of the fire to the sound, or even the consequence, of a single explosion. Yet I dare not reject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evidence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nor can it seem improbable, that the first artists, in their rude and ambitious efforts, should have transgressed the standard of moderation. A Turkish cannon, more enormous than that of Mahomet, still guards the entrance of the Dardanelles; and if the use be inconvenient, it has been found on a late trial that the effect was far from contemptible. A stone bullet of eleven hundred pounds’ weight was once discharge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pounds of powder: at the distance of six hundred yards it shivered into three rocky fragments; traversed the strait; and leaving the waters in a foam, again rose and bounded against the opposite hill. ^26

    [Footnote *: Gibbon has written Dane by mistake for Dace, or Dacian. Chalcondyles,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24: The Attic talent weighed about sixty minae, or avoirdupois pounds (see Hooper on Ancient Weights, Measures, &c.;) but among the modern Greeks, that classic appellation was extended to a weight of one hundred, or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pounds, (Ducange.) Leonardus Chiensis measured the ball or stone of the second cannon Lapidem, qui palmis undecim ex meis ambibat in gyro.]

    [Footnote *: 1200, according to Leonardus Chiensis. Von Hammer states that he had himself seen the great cannon of the Dardanelles, in which a tailor who had run away from his creditors, had concealed himself several days Von Hammer had measured balls twelve spans round. Note. p. 666. – M.] [Footnote 25: Se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c. xci. p. 294, 295.) He was ambitious of universal monarchy; and the poet frequently aspires to the name and style of an astronomer, a chemist, &c.]

    [Footnote 26: The Baron de Tott, (tom. iii. p. 85 – 89,) who fortified the Dardanelles against the Russians, describes in a lively, and even comic, strain his own prowess, and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Turks. But that adventurous traveller does not possess the art of gaining our confidence.]

    While Mahomet threaten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Greek

    emperor implored with fervent prayers the assist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invisible powers were deaf to his supplications; and Christendom beheld with indifferenc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she derived at least some promise of supply from the jealous and temporal policy of the sultan of Egypt. Some states were too weak, and others too remote; by some the danger was considered as imaginary by others as inevitable: the Western princes were involved in their endless and domestic quarrels; and the Roman pontiff was exasperated by the falsehood or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Instead of employing in their favor the arms and treasures of Italy, Nicholas the Fifth had foretol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and his honor was engag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prophecy. ^* Perhaps he was softened by the last extremity o their distress; but his compassion was tardy; his efforts were faint and unavailing; and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before the squadrons of Genoa and Venice could sail from their harbors. ^27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Morea and of the Greek islands affected a cold neutrality: the Genoese colony of Galata negotiated a private treaty; and the sultan indulged them in the delusive hope, that by his clemency they might survive the ruin of the empire. A plebeian crowd, and some Byzantine nobles basely withdrew from the danger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avarice of the rich denied the emperor, and reserved for the Turks, the secret treasures which might have raised in their defence whole armies of mercenaries. ^28 The indigent and solitary prince prepared, however, to sustain his formidable adversary; but if his courage were equal to the peril, his strength was inadequate to the contes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the Turkish vanguard swept the towns and villages as far as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submission was spared and protected; whatever presumed to resist was extermina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Greek places on the Black Sea, Mesembria, Acheloum, and Bizon, surrendered on the first summons; Selybria alone deserved the honors of a siege or blockade; and the bold inhabitants, while they were

    invested by land, launched their boats, pillaged the opposite coast of Cyzicus, and sold their captives in the public market. But on the approach of Mahomet himself all was silent and prostrate: he first halted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miles; and from thence advancing in battle array, planted before the gates of St. Romanus the Imperial standard; and on the sixth day of April formed the memorabl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edictions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Von Hammer, p. 518. – M.]

    [Footnote 27: Non audivit, indignum ducens, says the honest Antoninus; but as the Roman court was afterwards grieved and ashamed, we find the more courtly expression of Platina, in animo fuisse pontifici juvare Graecos, and the positive assertion of Aeneas Sylvius, structam classem &c. (Spond. A.D. 1453, No. 3.)]

    [Footnote 28: Antonin. in Proem. – Epist. Cardinal. Isidor. apud Spondanum and Dr. Johnson,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has happily seized this characteristic circumstance: –

    The groaning Greeks dig up the golden caverns. The accumulated wealth of hoarding ages; That wealth which, granted to their weeping prince, Had ranged embattled nations at their gates.]

    The troops of Asia and Europe exte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harbor; the Janizaries in the front were stationed before the sultan’s tent; the Ottoman line was covered by a deep intrenchment; and a subordinate army enclosed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watched the doubtful faith of the Genoese. The inquisitive Philelphus, who resided in Greec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siege, is confident, that all the Turkish forces of any name or value coul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and he upbraids the pusillanimity of the nations, who had tamely yielded to a handful of Barbarians. Such indeed might be the regular 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culi, ^29 the troops of the Porte who marched with the prince, and were paid from

    his royal treasury. But the bashaws, in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maintained or levied a provincial militia; many lands were held by a military tenure; many volunteers were attracted by the hope of spoil and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invited a swarm of hungry and fearless fanatics, who might contribute at least to multiply the terrors, and in a first attack to blunt the swords, of the Christians. The whole mass of the Turkish powers is magnified by Ducas, Chalcondyles, and Leonard of Chios, to the amount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but Phranza was a less remote and more accurate judge; and his precise definition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eight thousand does not exceed the measure of experience and probability. ^30 The navy of the besiegers was less formidable: the Propontis was oversprea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sail; but of these no more than eighteen could be rated as galleys of war; and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degraded to the condition of store-ships and transports, which poured into the camp fresh supplies of men,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In her last decay,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peopled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se numbers are found in the accounts, not of war, but of captivity; and they mostly consisted of mechanics, of priests, of women, and of men devoid of that spirit which even women have sometimes exerted for the common safety. I can suppose, I could almost excuse, the reluctance of subjects to serve on a distant frontier, at the will of a tyrant; but the man who dares not expose his life in the defence of his children and his property, has lost in society the first and most active energies of nature. By the emperor’s command, a particular inquiry had been made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houses, how many of the citizens, or even of the monks, were able and willing to bear arms for their country. The lists were intrusted to Phranza; ^31 and, after a diligent addition, he informed his master, with grief and surprise, that the national defence was reduced to four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eventy Romans. Between Constantine and his faithful minister this comfortless secret was preserved; and a sufficient proportion of shields, cross-bows, and muskets, were distributed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city bands. They derived some accession from a body of

    two thousand strang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John Justiniani, a noble Genoese; a liberal donative was advanced to these auxiliaries; and a princely recompense, the Isle of Lemnos, was promised to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ir chief. A strong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it was supported by some Greek and Italian vessels of war and merchandise; and the ships of every Christian nation, that successively arrived from Candia and the Black Sea, were de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city of the extent of thirteen, perhaps of sixteen, miles was defended by a scanty garrison of seven or eight thousand soldiers. Europe and Asia were open to the besiegers; but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Greeks must sustain a daily decrease; nor could they indulge the expectation of any foreign succor or supply.

    [Footnote 29: The palatine troops are styled Capiculi, the provincials, Seratculi; and most of the nam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ish militia existed before the Canon Nameh of Soliman II, from which, and his own experience, Count Marsigli has composed his military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Footnote 30: The observation of Philelphus is approved by Cuspinian in the year 1508, (de Caesaribus, in Epilog. de Militia Turcica, p. 697.) Marsigli proves, that the effective armies of the Turks are much less numerous than they appear. In the army that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Leonardus Chiensis reckons no more than 15,000 Janizaries.]

    [Footnote 31: Ego, eidem (Imp.) tabellas extribui non absque dolore et moestitia, mansitque apud nos duos aliis occultus numerus, (Phranza, l. iii. c. 8.) With some indulgence for national prejudices, we cannot desire a more authentic witness, not only of public facts, but of private counsels.]

    The primitive Romans would have drawn their swords in the

    resolution of death or conques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might have embraced each other, and awaited in patience and

    charity the stroke of martyrdom. But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animated only by the spirit of religion, and that spirit was productive only of animosity and discord.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had renounced the unpopular measure of a union with the Latins; nor was the idea revived, till the distress of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imposed a last trial of flattery and dissimulation. ^32 With the demand of temporal ai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mingle the assuranc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his neglect of the church was excused by the urgent cares of the state; and his orthodox wishes solicited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legate. The Vatican had been too often deluded; yet the signs of repentance could not decently be overlooked; a legate was more easily granted than an army; and about six months before the final destruction, the cardinal Isidore of Russia appeared in that character with a retinue of priests and soldiers. The emperor saluted him as a friend and father; respectfully listened to his public and private sermons; and with the most obsequious of the clergy and laymen subscribed the act of union, as it had been ratified in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On the twelfth of December, the two nations,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joined in the communion of sacrifice and prayer; and the names of the two pontiffs were solemnly commemorated; the names of Nicholas the Fifth,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of the patriarch Gregory, who had been driven into exile by a rebellious people.

    [Footnote 32: In Spondanus, the narrative of the union is not only partial, but imperfect. The bishop of Pamiers died in 1642, and the history of Ducas, which represents these scenes (c. 36, 37) with such truth and spirit, was not printed till the year 1649.]

    But the dress and language of the Latin priest who

    officiated at the altar were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it was observed with horror, that he consecrated a cake or wafer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poured cold water into the cup of the sacrament. A national historian acknowledges with a blush, that none of his countrymen, not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sincere in this occasional conformity. ^33 Their hasty and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 was palliated by a promise of future revisal; but the best, or the worst, of their excuses was the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perjury. When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ir honest brethren, “Have patience,” they whispered, “have patience till God shall have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the great dragon who seeks to devour us. You shall then perceive whether we are truly reconciled with the Azymites.” But patience is not the attribute of zeal; nor can the arts of a court be adapted to the freedom and violence of popular enthusiasm. From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inhabitant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degree, rushed in crowds to the cell of the monk Gennadius, ^34 to consult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The holy man was invisible; entranced, as it should seem, in deep meditation, or divine rapture: but he had exposed on the door of his cell a speaking tablet; and they successively withdrew, after reading those tremendous words: “O miserable Romans, why will ye abandon the truth? and why, instead of confiding in God, will ye put your trust in the Italians? In losing your faith you will lose your city.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I protest in thy presence that I am innocent of the crime. O miserable Romans, consider, pause, and repent. At the same moment that you renounce the religion of your fathers, by embracing impiety, you submit to a foreign servitude.”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of Gennadius, the religious virgins, as pure as angels, and as proud as daemons, rejected the act of union, and abjur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ssociates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example was applauded and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rom the monastery, the devout Greeks dispersed themselves in the taverns; drank confusion to the slaves of the pope; emptied their glasses in honor of the image of the holy Virgin; and besought her to defend against Mahomet the city which she had formerly saved from Chosroes and the Chagan. In the double intoxication of zeal and wine, they valiantly exclaimed, “What occasion have we for succor, or union, or Latins? Far from us be the worship of the Azymites!” During the winter that preceded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nation was distracted by this epidemical frenzy; and the season of Lent,

    the approach of Easter, instead of breathing charity and love, served only to fortify the obstinacy and influence of the zealots. The confessors scrutinized and alarmed the conscience of their votaries, and a rigorous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ose who had received the communion from a priest who had given an express or tacit consent to the union. His service at the altar propagated the infection to the mute and simple spectators of the ceremony: they forfeited, by the impure spectacle, the virtue of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nor was it lawful, even in danger of sudden death, to invoke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prayers or absolution. No sooner had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een polluted by the Latin sacrifice, than it was deserted as a Jewish synagogue, or a heathen temple,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a vast and gloomy silence prevailed in that venerable dome, which had so often smoked with a cloud of incense,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lights, and resounded with the voice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Latins were the most odious of heretics and infidels; and the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the great duk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he had rather behold in Constantinople the turban of Mahomet, than the pope’s tiara or a cardinal’s hat. ^35 A sentiment so unworthy of Christians and patriots was familiar and fatal to the Greeks: the emperor was deprived of the affection and support of his subjects; and their native cowardice was sanctified by resignation to the divine decree, or the visionary hope of a miraculous deliverance.

    [Footnote 33: Phranza, one of the conforming Greeks, acknowledges that the measure was adopted only propter spem auxilii; he affirms with pleasure, that those who refused to perform their devotions in St. Sophia, extra culpam et in pace essent, (l. iii. c. 20.)]

    [Footnote 34: His primitive and secular name was George Scholarius, which he changed for that of Gennadius, either when he became a monk or a patriarch. His defence, at Florence, of the same union, which he so furiously attacked at Constantinople, has tempted Leo Allatius (Diatrib. de Georgiis, in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760 – 786) to divide him

    into two men; but Renaudot (p. 343 – 383) has restored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and the duplicity of his character.]

    [Footnote 35: It, may be fairly translated a cardinal’s 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Greek and Latin habits imbittered the schism.]

    Of the triangle which composes the fig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two sides along the sea were made inaccessible to an enemy; the Propontis by nature, and the harbor by art. Between the two waters,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the land side was protected by a double wall, and a deep ditch of the depth of one hundred feet.

    Against this line of fortification, which Phranza, an eye-witness, prolongs to the measure of six miles, ^36 the Ottomans directed their principal attack; and the emperor, after distributing the service and command of the most perilous stations, undertook the defence of the external wall.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the Greek soldiers descended into the ditch, or sallied into the field; but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numbers, one Christian was of more value than twenty Turks: and, after these bold preludes, they were prudently content to maintain the rampart with their missile weapons. Nor should this prudence be accused of pusillanimity. The nation was indeed pusillanimous and base; but the last Constantine deserves the name of a hero: his noble band of volunteers was inspired with Roman virtue; and the foreign auxiliaries supported the honor of the Western chivalry. The incessant volleys of lances and arrows were accompanied with the smoke, the sound, and the fire, of their musketry and cannon. Their small arms discharged at the same time either five, or even ten, balls of lead, of the size of a walnut; and, according to the closeness of the ranks and the force of the powder, several breastplates and bodies were transpierced by the same shot. But the Turkish approaches were soon sunk in trenches, or covered with ruins. Each day added to the scie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ir inadequate

    stock of gunpowder was wasted in the operations of each day. Their ordnance was not powerful, either in size or number; and if they possessed some heavy cannon, they feared to plant them on the walls, lest the aged structure should be sha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explosion. ^37 The same destructive secret had been revealed to the Moslems; by whom it was employed with the superior energy of zeal, riches, and despotism. The great cannon of Mahomet has been separately noticed; an important and visible ob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that enormous engine was flanked by two fellows almost of equal magnitude: ^38 the long order of the Turkish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fourteen batteries thundered at once on the most accessible places; and of one of these it is ambiguously expressed, that it was mounted with one hundred and thirty guns, or that it discharge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bullets. Yet in the power and activity of the sultan, we may discern the infancy of the new science. Under a master who counted the moments, the great cannon could be loaded and fired no more than seven times in one day. ^39 The heated metal unfortunately burst; several workmen were destroyed; and the skill of an artist ^* was admired who bethought himself of preventing the danger and the accident, by pouring oil, after each explosion, into the mouth of the cannon. [Footnote 36: We are obliged to reduce the Greek miles to the smallest measure which is preserved in the wersts of Russia, of 547 French toises, and of 104 2/5 to a degree. The six miles of Phranza do not exceed four English miles, (D’Anville, Mesures Itineraires, p. 61, 123, &c.)]

    [Footnote 37: At indies doctiores nostri facti paravere contra hostes machina menta, quae tamen avare dabantur. Pulvis erat nitri modica exigua; tela modica; bombardae, si aderant incommoditate loci primum hostes offendere, maceriebus alveisque tectos, non poterant. Nam si quae magnae erant, ne murus concuteretur noster, quiescebant. This passage of Leonardus Chiensis is curious and important.]

    [Footnote 38: According to Chalcondyles and Phranza, the great cannon burst; an incident which, according to Ducas,

    was prevented by the artist’s skill.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do not speak of the same gun.

    Note: They speak, one of a Byzantine, one of a Turkish, gun.

    Von Hammer note, p. 669]

    [Footnote 39: Near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nglish fleets in the Channel were proud of firing 300 shot in an engagement of two hours, (Memoires de Martin du Bellay, l. x., in the Collection Generale, tom. xxi. p. 239.)]

    [Footnote *: The founder of the gun. Von Hammer, p. 526.]

    The first random shots were productive of more sound than

    effect; and it was by the advice of a Christian, that the engineers were taught to level their aim agains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salient angles of a bastion. However imperfect, the weight and repetition of the fire made some impression on the walls; and the Turks, pushing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attempted to fill the enormous chasm, and to build a road to the assault. ^40 Innumerable fascines, and hogsheads, and trunks of trees, were heaped on each other; and such was the impetuosity of the throng, that the foremost and the weakest were p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and instantly buried under the accumulated mass. To fill the ditch was the toil of the besiegers; to clear away the rubbish was the safety of the besieged; and after a long and bloody conflict, the web that had been woven in the day was still unravelled in the night. The next resource of Mahomet was the practice of mines; but the soil was rocky; in every attempt he was stopp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Christian engineers; nor had the art been yet invented of replenishing those subterraneous passages with gunpowder, and blowing whole towers and cities into the air. ^41 A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s the reun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rtillery. The cannon were intermingled with the mechanical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bullet and the battering-ram ^* were directed against the same walls: nor had the discovery of gunpowder superseded the use of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 A wooden turret of the largest size was advanced on rollers this portable magazine of ammunition and fascines was protected by a threefold covering of bulls’ hides: incessant volleys were securely discharged from the loop-holes; in the front, three doors were contrived for the alternate sally and retreat of the soldiers and workmen. They ascended by a staircase to the upper platform, and, as high as the level of that platform, a scaling-ladder could be raised by pulleys to form a bridge, and grapple with the adverse rampart. By these various arts of annoyance, some as new as they were pernicious to the Greeks,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t length overturned: after a severe struggle, the Turks were repulsed from the breach, and interrupted by darkness; but they trusted that with the return of light they should renew the attack with fresh vigor and decisive success. Of this pause of action, this interval of hope, each moment was improv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and Justiniani, who passed the night on the spot, and urged the labors which involved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city. At the dawn of day, the impatient sultan perceiv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grief, that his wooden turret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the ditch was cleared and restored; and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gain strong and entire. He deplored the failure of his design; and uttered a profane exclamation, that the word of the thirty-seven thousand prophets should not have compelled him to believe that such a work, in so short a time, could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infidels.

    [Footnote 40: I have selected some curious facts, without striving to emulate the bloody and obstinate eloquence of the abbe de Vertot, in his prolix descriptions of the sieges of Rhodes, Malta, &c. But that agreeable historian had a turn for romance; and as he wrote to please the order he had adopted the same spirit of enthusiasm and chivalry.]

    [Footnote 41: The first theory of mines with gunpowder appears in 1480 in a Ms. of George of Sienna,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324.) They were first practised by Sarzanella, in 1487; but the honor and improvement in 1503 is ascribed to Peter of Navarre, who used them with success in the wars of Italy,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93 – 97.)]

    [Footnote *: The battering-ram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670,) was not used – M.]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I.

    The generosity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as cold and tardy; but in the first apprehension of a siege, Constantine had negotiated, in the isles of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Sicily, the most indispensable supplies.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April, five ^42 great ships, equipped for merchandise and war, would have sailed from the harbor of Chios, had not the wind blown obstinately from the north. ^43 One of these ships bore the Imperial flag; the remaining four belonged to the Genoese; and they were laden with wheat and barley, with wine, oil, and vegetables, and, above all, with soldiers and mariner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capital. After a tedious delay, a gentle breeze, and, on the second day, a strong gale from the south, carried them through the Hellespont and the Propontis: but the city was already invested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Turkish fle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was stretched from shore to shore,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to intercept, or at least to repel, these bold auxiliaries. The reader who has present to his mind the geographical picture of Constantinople, will conceive and admire the greatness of the spectacle. The five Christian ships continued to advance with joyful shouts, and a full press both of sails and oars, against a hostile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rampart, the camp, the coast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lined with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anxiously awaited the event of this momentous succor. At the first view that event could not appear doubtfu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slems was beyond all measure or account: and, in a calm, their numbers and valor must inevitably have prevailed. But their hasty and imperfect navy had been created, not by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but by the will of the sultan: in the height of their prosperity, the Turk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if God had given them the earth, he had left the sea to the infidels; ^44 and a series of defeats, a rapid progress of decay, has established the truth of their modest confession. Except eighteen galleys of some force, the rest of their fleet consisted of open boats, rudely constructed and awkwardly managed, crowded with troops, and destitute of cannon; and since courage arises in a great measur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strength, the bravest of the Janizaries might tremble on a new element. In the Christian squadron, five stout and lofty ships were guided by skilful pilots, and manned with the veterans of Italy and Greece, long practised in the arts and perils of the sea. Their weight was directed to sink or scatter the weak obstacles that impeded their passage: their artillery swept the waters: their liquid fire was poured on the heads of the adversaries, who, with the design of boarding, presumed to approach them; and the winds and waves are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ablest navigators. In this conflict, the Imperial vessel, which had been almost overpowered, was rescued by the Genoese; but the Turks, in a distant and closer attack, were twice repulsed with considerable loss. Mahomet himself sat on horseback on the beach to encourage their valor by his voice and presence, by the promise of reward, and by fear more potent than the fear of the enemy. The passions of his soul, and even the gestures of his body, ^45 seemed to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 combatants; and, as if he had been the lord of nature, he spurred his horse with a fearless and impotent effort into the sea. His loud reproaches, and the clamors of the camp, urged the Ottomans to a third attack, more fatal and bloody than the two former; and I must repeat, though I cannot credit, the evidence of Phranza, who affirms, from their own mouth, that they lost above twelve thousand men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They fled in disorder to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while the Christian squadron, triumphant and unhurt, steered along the Bosphorus, and securely anchored within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hey boasted that the whole Turkish power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ir arms; but the admiral, or captain bashaw, found some consolation for a painful wound in his eye, by representing that accident as the cause of his defeat. Balthi Ogli was a renegade of the race of the Bulgarian princes: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tainted with the unpopular vice of avarice; and under the despotism of the prince or people, misfortune is a sufficient evidence of guilt. ^* His rank and services were annihilated by the displeasure of Mahomet. In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aptain bashaw was extended on the ground by four slaves, and received one hundred strokes with a golden rod: ^46 his death had been pronounced; and he adored the clemency of the sultan, who was satisfied with the milder punishment of confiscation and exi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upply revived the hopes of the Greeks, and accused the supineness of their Western allies. Amidst the deserts of Anatolia and the rocks of Palestine, the millions of the crusades had buried themselves in a voluntary and inevitable grave; but the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city was strong against her enemies, and accessible to her friends; and a rational and moderate armament of the marine states might have saved the relics of the Roman name, and maintained a Christian fortress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empire. Yet this was the sole and feeble attempt for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re distant powers were insensible of its danger; and the ambassador of Hungary, or at least of Huniades, resided in the Turkish camp, to remove the fears, and to direct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ltan. ^47

    [Footnote 42: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Greeks should not agree in the number of these illustrious vessels; the five of Ducas, the four of Phranza and Leonardus, and the two of Chalcondyles,

    must be extended to the smaller, or confined to the larger, size. Voltaire, in giving one of these ships to Frederic III., confounds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3: In bold defiance, or rather in gross ignorance, of language and geography, the president Cousin detains them in Chios with a south, and wafts them to Constantinople with a north, wind.]

    [Footnote 44: The perpetual decay and weakness of the Turkish navy may be observed in Ricau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372 – 378,) Thevenot, (Voyages, P. i. p. 229 – 242, and Tott, (Memoires, tom. iii;) the last of whom is always solicitous to amuse and amaze his reader]

    [Footnote 45: I must confess that I have before my eyes the living picture which Thucydides (l. vii. c. 71) has drawn of the passions and gestures of the Athenians in a naval engagement in the great harbor of Syracus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Ducas, one of the Afabi beat out his eye with a stone Compare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6: According to the exaggeration or corrupt text of Ducas, (c. 38,) this golden bar was of the enormous or incredible weight of 500 librae, or pounds. Bouillaud’s reading of 500 drachms, or five pounds, is sufficient to exercise the arm of Mahomet, and bruise the back of his admiral.] [Footnote 47: Ducas, who confesses himself ill informed of the affairs of Hungary assigns a motive of superstition, a fatal belief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 Turkish conquests. See Phranza (l. iii. c. 20) and Spondanus.]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Greeks to penetrate the secret of the divan; yet the Greeks are persuaded, that a resistance so obstinate and surprising, had fatigued the perseverance of Mahomet. He began to meditate a retreat; and the siege would have been speedily raised, if the ambition and jealousy of the second vizier had not opposed the perfidious advice of Calil Bashaw, who still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appeared to be hopeless, unless a double attack could be made from the harbor as well as from the land; but the harbor was inaccessible: an impenetrable chain was now defended by eight large ships, more than twenty of a smaller size, with several galleys and sloops; and, instead of forcing this barrier, the Turks might apprehend a naval sally, and a second encounter in the open sea. In this perplexity, the genius of Mahomet conceived and executed a plan of a bold and marvellous cast, of transporting by land his lighter vessels and military stores from the Bosphorus into the higher part of the harbor. The distance is about ten ^* miles; the ground is uneven, and was overspread with thickets; and, as the road must be opened behind the suburb of Galata, their free passage or total destruction must depend on the option of the Genoese. But these selfish merchants were ambitious of the favor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and the deficiency of art was supplied by the strength of obedient myraids. A level way was covered with a broad platform of strong and solid planks; and to render them more slippery and smooth, they were anointed with the fat of sheep and oxen. Fourscore light galleys and brigantines, of fifty and thirty oars, were disembarked on the Bosphorus shore; arranged successively on rollers; and drawn forwards by the power of men and pulleys. Two guides or pilots were stationed at the helm, and the prow, of each vessel: the sails were unfurled to the winds; and the labor was cheered by song and acclamation.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night, this Turkish fleet painfully climbed the hill, steered over the plain, and was launched from the declivity into the shallow waters of the harbor, far above the molestation of the deeper vessels of the Greeks. The real importance of this operation was magnified by the consternation and confidence which it inspired: but the notorious, unquestionable fact was displayed before the eyes, and is recorded by the pens, of the two nations. ^48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repeatedly practised by the ancients; ^49 the Ottoman galleys (I must again repea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large boats; and, if we compare the magnitude and the distance, the obstacles and the means, the boasted miracle ^50 has perhaps been equalled by the industry of our own times. ^51 As soon as Mahomet had occupied the upper harbor with a fleet and army, he constructed, in the narrowest part, a bridge, or rather mole, of fifty cubits in breadth, and one hundred in length: it was formed of casks and hogsheads; joined with rafters, linked with iron, and covered with a solid floor. On this floating battery he planted one of his largest cannon, while the fourscore galleys, with troops and scaling ladders, approached the most accessible side,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stormed by the Latin conquerors. The indolence of the Christians has been accused for not destroying these unfinished works; ^! but their fire, by a superior fire, was controlled and silenced; nor were they wanting in a nocturnal attempt to burn the vessels as well as the bridge of the sultan. His vigilance prevented their approach; their foremost galiots were sunk or taken; forty youths, the bravest of Italy and Greece,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t his command; nor could the emperor’s grief be assuaged by the just though cruel retaliation, of exposing from the walls the heads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Mussulman captives.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fate of Constantinople could no longer be averted. The diminutive garrison was exhausted by a double attack: the fortifications, which had stood for ages against hostile violence, were dismantled on all sides by the Ottoman cannon: many breaches were opened; and near the gate of St. Romanus, four towers had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For the payment of his feeble and mutinous troops, Constantine was compelled to despoil the churches with the promise of a fourfold restitution; and his sacrilege offered a new reproach to the enemies of the union. A spirit of discord impaired the remnant of the Christian strength; the Genoese and Venetian auxiliaries asserted the preeminence of their respective service; and Justiniani and the great duke, whose ambition was not extinguished by the common danger, accused each other of treachery and cowardice.

    [Footnote 48: The unanimous testimony of the four Greeks is confirmed by Cantemir (p. 96) from the Turkish annals; but I could wish to contract the distance of ten miles, and to prolong the term of one night.

    Note: Six miles, not ten.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9: Phranza relates two examples of a similar transportation over the six miles of the Isthmus of Corinth; the one fabulous, of Augustus af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other true, of Nicetas, a Greek general in the xth century. To these he might have added a bold enterprise of Hannibal, to introduce his vessels into the harbor of Tarentum, (Polybius, l. viii. p. 749, edit. Gronov.)

    Note: Von Hammer gives a longer list of such transportations, p. 533. Dion Cassius distinctly relates the occurrence treated as fabulous by Gibbon. – M.]

    [Footnote 50: A Greek of Candia, who had served the Venetians in a similar undertaking, (Spond. A.D. 1438, No. 37,) might possibly be the adviser and agent of Mahomet.]

    [Footnote 51: I particularly allude to our own embarkations on the lakes of Canada in the years 1776 and 1777, so great in the labor, so fruitless in the event.]

    [Footnote !: They were betrayed, according to some accounts, by the Genoese of Galata. Von Hammer, p. 536. – M.]

    During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words of peace and capitulation had been sometimes pronounced; and several embassies had passed between the camp and the city. ^52 The Greek emperor was humbled by adversity; and would have yielded to any terms compatible with religion and royalty.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esirous of sparing the blood of his soldiers; still more desirous of securing for his own use the Byzantine treasures: and he accomplished a sacred duty in presenting to the Gabours the choice of circumcision, of tribute, or of death. The avarice of Mahomet might have been satisfied with an annual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but his ambition grasp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o the prince he offered a rich equivalent, to the people a free toleration, or a safe departure: but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he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finding either a throne, or a grave,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 sense of honor, and the fear of universal reproach, forbade Palaeologus to resign the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Ottomans; and he determined to abide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war. Several days were employed by the sultan in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assault; and a respite was granted by his favorite science of astrology, which had fixed on the twenty-ninth of May, as the fortunate and fatal hour.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seventh, he issued his final orders; assembled in his presence the military chiefs, and dispersed his heralds through the camp to proclaim the duty, and the motives, of the perilous enterprise. Fear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 despotic government; and his menaces were expressed in the Oriental style, that the fugitives and deserters, had they the wings of a bird, ^53 should not escape from his inexorable justice.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bashaws and Janizaries were the offspring of Christian parents: but the glories of the Turkish name were perpetuated by successive adoption; and in the gradual change of individuals, the spirit of a legion, a regiment, or an oda, is kept alive by imitation and discipline. In this holy warfare, the Moslems were exhorted to purify their minds with prayer, their bodies with seven ablutions; and to abstain from food till the close of the ensuing day. A crowd of dervises visited the tents, to instil the desire of martyrdom, and the assurance of spending an immortal youth amidst the rivers and gardens of paradise,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black-eyed virgins. Yet Mahomet principally trusted to the efficacy of temporal and visible rewards. A double pay was promised to the victorious troops: “The city and the buildings,” said Mahomet, “are mine; but I resign to your valor the captives and the spoil, the treasures of gold and beauty; be rich and be happy. Many are the provinces of my empire: the intrepid soldier who first ascends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shall be reward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fairest and most wealthy; and my gratitude shall accumulate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bove the measure of his own hopes.” Such various and potent motives diffused among the Turks a general ardor, regardless of life and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camp reechoed with the Moslem shouts of “God is God: there is but one God, and Mahomet is the apostle of God;” ^54 and the sea and land, from Galata to the seven towers, were illuminated by the blaze of their nocturnal fires. ^*

    [Footnote 52: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iffer in th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negotiation; and as it was neither glorious nor salutory, the faithful Phranza spares his prince even the thought of a surrender.] [Footnote 53: These wing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8) are no more than an Oriental figure: but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Mahomet’s passion soars above sense and reason: –

    Should the fierce North, upon his frozen wings. Bear him aloft above the wondering clouds, And seat him in the Pleiads’ golden chariot – Then should my fury drag him down to tortures.

    Besides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rant, I must observe, 1.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winds must be confined to the lower region of the air. 2. That the name, etymology, and fable of the Pleiads are purely Greek, (Scholiast ad Homer, Sigma 686. Eudocia in Ionia, p. 399. Apollodor. l. iii. c. 10. Heyne, p. 229, Not. 682,) and had no affinity with the astronomy of the East, (Hyde ad Ulugbeg, Tabul. in Syntagma Dissert. tom. i. p. 40, 42. Goguet, Origine des Arts, &c., tom. vi. p. 73 – 78. Gebelin, Hist. du Calendrier, p. 73,) which Mahomet had studied. 3. The golden chariot does not exist either in science or fiction; but I much fear Dr. Johnson has confounded the Pleiades with the great bear or wagon, the zodiac with a northern constalation.] [Footnote 54: Phranza quarrels with these Moslem acclamations, not for the name of God, but for that of the prophet: the pious zeal of Voltaire is excessive, and even ridiculous.]

    [Footnote *: The picture is heighten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wailing cries of Kyris, which were heard from the dark interior of the city. Von Hammer p. 539. – M.]

    Far different was the stat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ith loud and impotent complaints, deplored the guilt, or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sins. The celestial image of the Virgin had been exposed in solemn procession; but their divine patroness was deaf to their entreaties: they accused the obstinacy of the emperor for refusing a timely surrender; anticipated the horrors of their fate; and sighed for the repose and security of Turkish servitude. The noblest of the Greeks, and the bravest of the allies, were summoned to the palace, to prepare them,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eighth, for the duties and dangers of the general assault. The last speech of Palaeologus wa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55 he promised, he conjured, and he vainly attempted to infuse the hope which was extinguished in his own mind. In this world all was comfortless and gloomy; and neither the gospel nor the church have proposed any conspicuous recompense to the heroes who fall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example of their prince, and the confinement of a siege, had armed these warriors with the courage of despair, and the pathetic scene is described by the feelings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who was himself present at this mournful assembly. They wept, they embraced;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ies and fortunes, they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each commander, departing to his station, maintained all night a vigilant and anxious watch on the rampart. The emperor, and some faithful companions, entered the dome of St. Sophia, which in a few hours was to be converted into a mosque; and devoutly received, with tears and prayers, the sacrament of the holy communion. He reposed some moments in the palace, which resounded with cries and lamentations; solicited the pardon of all whom he might have injured; ^56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visit the guards, and explore the motions of the enemy. The distress and fall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are more glorious than the long prosperity of the Byzantine Caesars. ^* [Footnote 55: I am afraid that this discourse was composed by Phranza himself; and it smells so grossly of the sermon and the convent, that I almost doubt whether it was pronounced by Constantine. Leonardus assigns him another speech, in which he addresses himself more respectfully to the Latin auxiliaries.]

    [Footnote 56: This abasement, which devotion has sometimes extorted from dying princes, is an improvement of the gospel doctrine of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it is more easy to forgive 490 times, than once to ask pardon of an inferior.]

    [Footnote *: Compare the very curious Armenian elegy o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ranslated by M. Bore, in the Journal Asiatique for March, 1835; and by M. Brosset, in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tom. xxi. p. 308.) The author thus ends his poem: “I, Abraham, loaded with sins, have composed this elegy with the most lively sorrow; for I have seen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ts glory.” – M.]

    In the confusion of darkness, an assailant may sometimes succeed; out in this great and general attack, the military judgment and astrological knowledge of Mahomet advised him to expect the morning, the memorable twenty- ninth of May, in the fourteen hundred and fifty-third year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e preceding night had been strenuously employed: the troops, the cannons, and the fascines, were advanced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which in many parts presented a smooth and level passage to the breach; and his fourscore galleys almost touched, with the prows and their scaling-ladders, the less defensible walls of the harbor. Under pain of death, silence was enjoined: but the physical laws of motion and sound are not obedient to discipline or fear; each individual might suppress his voice and measure his footsteps; but the march and labor of thousands must inevitably produce a strange confusion of dissonant clamors, which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watchmen of the towers. At daybreak, without the customary signal of the morning gun, the Turks assaulted the city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similitude of a twined or twisted threa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loseness and continuity of their line of attack. ^57 The foremost ranks consisted of the refuse of the host, a voluntary crowd who fought without order or command; of the feebleness of age or childhood, of peasants and vagrants, and of all who had joined the camp in the blind hope of plunder and martyrdom. The common impulse drove them onwards to the wall; the most audacious to climb were instantly precipitated; and not a dart, not a bullet, of the Christians, was idly wasted on the accumulated throng. But their strength and ammunition were exhausted in this laborious defence: the ditch was filled with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they supported the footsteps of their companions; and of this devoted vanguard the death was more serviceable than the life. Under their respective bashaws and sanjaks, the troop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were successively led to the charge: their progress was various and doubtful; but, after a conflict of two hours, the Greeks still maintained, and improved their advantage; and the voice of the emperor was heard, encouraging his soldiers to achieve, by a last effort,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In that fatal moment, the Janizaries arose, fresh, vigorous, and invincible. The sultan himself on horseback, with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was the spectator and judge of their valor: he was surrounded by ten thousand of his domestic troops, whom he reserved for the decisive occasion; and the tide of battle was directed and impelled by his voice and eye. His numerous ministers of justice were posted behind the line, to urge, to restrain, and to punish; and if danger was in the front, shame and inevitable death were in the rear, of the fugitives. The cries of fear and of pain were drowned in the martial music of drums, trumpets, and attaballs; and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 of sounds, by quicken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spirits, will act on the human machine more forcibly than the eloquence of reason and honor. From the lines, the galleys, and the bridge, the Ottoman artillery thundered on all sides; and the camp and city,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lved in a cloud of smoke which could only be dispelled by the final deliverance or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single combats of the heroes of history or fable amuse our fancy and engage our affections: the skilful evolutions of war may inform the mind, and improve a necessary, though pernicious, science. But in the uniform and odious pictures of a general assault, all is blood, and horror, and confusion nor shall I strive,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centuries, and a thousand miles, to delineate a scene of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spectators, and of which the actors themselves were incapable of forming any just or adequate idea.

    [Footnote 57: Besides the 10,000 guards, and the sailors and the marines, Ducas numbers in this general assault 250,000 Turks, both horse and foot.]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s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ae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 ^58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cimete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 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 ^59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rable names of Palae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 ^60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61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62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63 [Footnote 58: In the severe censure of the flight of Justiniani, Phranza expresses his own feeling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For some private reasons, he is treated with more lenity and respect by Ducas; but the words of Leonardus Chiensis express his strong and recent indignation, gloriae salutis suique oblitus. In the whole series of their Eastern policy, his countrymen, the Genoese, were always suspected, and often guilty.

    Note: M. Brosset has given some extracts from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which Justiniani’s wound in the left foot is represented as more serious. With charitable ambiguity the chronicler adds that his soldiers carried him away with them in their vessel. – M.] [Footnote 59: Ducas kills him with two blows of Turkish soldiers; Chalcondyles wounds him in the shoulder, and then tramples him in the gate. The grief of Phranza, carrying him among the enemy, escapes from the precise image of his death; but we may, without flattery, apply these noble lines of Dryden: –

    As to Sebastian, let them search the field; And where they find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Send one to climb, and looking down beneath, There they will find him at his manly length, With his face up to heaven, in that red monument Which his good sword had digged.]

    [Footnote 60: Spondanus, (A.D. 1453, No. 10,) who has hopes of his salvation, wishes to absolve this demand from the guilt of suicide.]

    [Footnote 61: Leonardus Chiensis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Turks, had they known the emperor, would have labored to save and secure a captive so acceptable to the sultan.]

    [Footnote 62: Cantemir, p. 96. The Christian ships in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had flanked and retarded this naval attack.]

    [Footnote 63: Chalcondyles most absurdly supposes,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sacked by the Asiatics in revenge for the ancient calamities of Troy; and the gramma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re happy to melt down the uncouth appellation of Turks into the more classical name of Teucri.]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 ^64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event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 ^65

    [Footnote 64: When Cyrus suppressed Babylo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a festival, so vast was the city, and so careless were the inhabitants, that much time elapsed before the distant quarters knew that they were captives. Herodotus, (l. i. c. 191,) and Usher, (Annal. p. 78,) who has quoted from the prophet Jeremiah a passage of similar import.]

    [Footnote *: This refers to an expression in Ducas, who, to heighten the effect of his description, speaks of the “sweet morning sleep resting on the eyes of youths and maidens,” p. 288. Edit. Bekker. – M.]

    [Footnote 65: This lively description is extracted from Ducas, (c. 39,) who two years afterwards was sent ambassador from the prince of Lesbos to the sultan, (c. 44.) Till Lesbos was subdued in 1463, (Phranza, l. iii. c. 27,) that island must have been full of the fugitiv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delighted to repeat, perhaps to adorn, the tale of their misery.]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æ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u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81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u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n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n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scymeta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u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82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83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urable names of Palæ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84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85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ur.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u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88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n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89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a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a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90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H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91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92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93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u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sed their valou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s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u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95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96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s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u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97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rom the first hour98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99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100 which in the eye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101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scymeta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ch: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the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æsars.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n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u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u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u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t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u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H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H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108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n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ch,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ch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109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110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111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n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11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11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æ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117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u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u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u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H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s,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ulman neighbour, the prince of Sinope,120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æ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121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During t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Manuel Palæ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u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u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124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u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Æneas Sylvius,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n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Æ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l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u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I-LXV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The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 Elevation And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 His False Union With The Pope And The Latin Church. – Hostile Designs Of Charles Of Anjou. – Revolt Of Sicily. – War Of The Catalans In Asia And Greece. – Revolutions And Present State Of Athens.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restored a momentary vigor to the Greeks. From their palaces, the princes and nobles were driven into the field;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falling monarchy were grasped by the hands of the most vigorous or the most skilful candidates. In the long and barren pages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1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equal the two characters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John Ducas Vataces, ^2 who replanted and upheld the Roman standard at Nice in Bithynia.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virtues was happily suited to the diversity of their situation. In his first efforts, the fugitive Lascaris commanded only three cities and two thousand soldiers: his reign was the season of generous and active despair: in every military operation he staked his life and crown; and his enemie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Maeander, were surprised by his celerity and subdued by his boldness. A victorious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expanded the principality of Nice to the magnitude of an empire. The throne of his successor and son-in-law Vataces was founded on a more solid basis, a larger scope, and more plentiful resources; and it was the temper,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of Vataces to calculate the risk, to expect the moment, and to insur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In the decline of the Latins, I have briefly exposed the progress of the Greeks; the prudent and gradual advances of a conqueror, who, in a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rescued the provinces from national and foreign usurpers, till he 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Imperial city, a leafless and sapless trunk, which must full at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axe. But his interior and peaceful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more deserving of notice and praise. ^3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had wasted the numbers and the substance of the Greeks;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agriculture were extirpated; and the most fertile lands were left without cultivation or inhabitants. A portion of this vacant property was occupied and improved by the command,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eror: a powerful hand and a vigilant eye supplied and surpassed, by a skilful management,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a private farmer: the royal domain became the garden and granary of Asia; and without impoverishing the people, the sovereign acquired a fund of innocent and productive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soil, his lands were sown with corn or planted with vines; the pastures were filled with horses and oxen, with sheep and hogs; and when Vataces presented to the empress a crown of diamonds and pearls, he informed her, with a smile, that this precious ornament arose from the sale of the eggs of his innumerable poultry. The produce of his domain was appli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his palace and hospitals, the calls of dignity and benevolence: the lesson was still more useful than the revenue: the plough was restored to its ancient security and honor; and the nobles were taught to seek a sure and independent revenue from their estates, instead of adorning their splendid beggary by the oppression of the people, or (what is almost the same) by the favors of the court. The superfluous stock of corn and cattle was eagerly purchased by the Turks, with whom Vataces preserved a strict and sincere alliance; but he discouraged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the costly silks of the East, and the curious labors of the Italian looms. “The demands of nature and necessity,” was he accustomed to say, “are indispensable; but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may rise and sink at the breath of a monarch;” and both his precept and example recommended simplicity of manners and the use of domestic industry.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were the most serious objects of his care; and, without deciding the precedency, he pronounced with truth, that a prince and a philosopher ^4 are the two most eminent characters of human society. His first wife was Irene, the daughter of Theodore Lascaris, a woman more illustrious by her personal merit, the milder virtues of her sex, than by the blood of the Angeli and Comneni that flowed in her veins, and transmitt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mpire. After her death he was contracted to Anne, or Constance, a natural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Frederic ^* the Second; but as the bride had not attained the years of puberty, Vataces placed in his solitary bed an Italian damsel of her train; and his amorous weakness bestowed on the concubine the honors, though not the title, of a lawful empress. His frailty was censured as a flagitious and damnable sin by the monks; and their rude invectives exercised and display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yal lover. A philosophic age may excuse a single vice, which was redeemed by a crowd of virtues; and in the review of his faults, and the more intemperate passions of Lascaris, the judgment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was softened by gratitude to the second founders of the empire. ^5 The slaves of the Latins, without law or peace, applauded the happiness of their brethren who had resumed their national freedom; and Vataces employed the laudable policy of convincing the Greeks of every dominion that it was their interest to be enrolled in the number of his subjects. [Footnote 1: For the reigns of the Nicene emperors, more especially of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ir minister, George Acropolita, is the only genuine contemporary; but George Pachymer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Greeks at the age of ninetee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c. 33, 34, p. 564 – 578.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48 – 460.) Yet the histor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hough of the xivth century, is a valuable narrative from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Footnote 2: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distinguishes between Lascaris, and Vataces. The two portraits are in a very good style.] [Footnote 3: Pachymer, l. i. c. 23, 24. Nic. Greg. l. ii. c. 6. The reader of the Byzantines must observe how rarely we are indulged with such precious details.]

    [Footnote 4: (Greg. Acropol. c. 32.) The emperor, in a familiar conversation, examined and encouraged the studies of his future logothete.] [Footnote *: Sister of Manfred, afterwards king of Naples. Nic Greg. p. 45. – M.]

    [Footnote 5: Compare Acropolita, (c. 18, 52,) and the two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A strong shade of degeneracy is visible between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odore; between the founder who sustained the weight, and the heir who enjoyed the splendor, of the Imperial crown. ^6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odore was not devoid of energy; he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school of his father, in the exercise of war and hunting; Constantinople was yet spared; but in the three years of a short reign, he thrice led his armies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His virtues were sullied by a choleric and suspicious temper: the first of thes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ignorance of control; and the second might naturally arise from a dark and imperfect view of the corruption of mankind. On a march in Bulgaria, he consulted on a question of policy his principal ministers; and the Greek logothete, George Acropolita, presumed to offend him by the declaration of a free and honest opinion. The emperor half unsheathed his cimeter; but his more deliberate rage reserved Acropolita for a baser punishment. One of the firs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as ordered to dismount, stripped of his robes, and extended on the grou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ince and army. In this posture he was chastised with so many and such heavy blows from the clubs of two guards or executioners, that when Theodore commanded them to cease, the great logothete was scarcely able to rise and crawl away to his tent. After a seclusion of some days, he was recalled by a peremptory mandate to his seat in council; and so dead were the Greeks to the sense of honor and shame, that it is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sufferer himself that we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his disgrace. ^7 The cruelty of the emperor was exasperated by the pangs of sickness, the approach of a premature end, and the suspicion of poison and magic. The lives and fortunes, the eyes and limbs, of his kinsmen and nobles, were sacrificed to each sally of passion; and before he died, the son of Vataces might deserve from the people, or at least from the court, the appellation of tyrant. A matron of the family of the Palaeologi had provoked his anger by refusing to bestow her beauteous daughter on the vile plebeian who was recommended by his caprice.

    Without regard to her birth or age, her body, as high as the neck, was enclosed in a sack with several cats, who were pricked with pins to irritate their fury against their unfortunate fellow-captive. In his last hours the emperor testified a wish to forgive and be forgiven, a just anxiety for the fate of John his son and successor, who, at the age of eight years, was condemned to the dangers of a long minority. His last choice intrusted the office of guardian to the sanctity of the patriarch Arsenius, and to the courage of George Muzalon, the great domestic, who was equally distinguished by the royal favor and the public hatred. Since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Latins, the names and privileges of hereditary rank had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Greek monarchy; and the noble families ^8 were provok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worthless favorite, to whose influence they imputed the errors and calamities of the late reign. In the first council, after the emperor’s death, Muzalon, from a lofty throne, pronounced a labored apology of his conduct and intentions: his modesty was subdued by a unanimous assurance of esteem and fidelity; and his most inveterate enemies were the loudest to salute him as the guardian and savior of the Romans. Eight days were sufficient to prepare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spiracy. On the ninth,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monarch were solemnized in the cathedral of Magnesia, ^9 an Asiatic city, where he expired,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and at the foot of Mount Sipylus. The holy rites were interrupted by a sedition of the guards; Muzalon, his brothers, and his adherents, were massac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the absent patriarch was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lleague, with Michael Palaeologus, the most illustrious, in birth and merit, of the Greek nobles. ^10

    [Footnote 6: A Persian saying, that Cyrus was the father and Darius the master, of his subjects, was applied to Vataces and his son. But Pachymer (l. i. c. 23) has mistaken the mild Darius for the cruel Cambyses, despot or tyrant of his people. By the institution of taxes, Darius had incurred the less odious, but more contemptible, name of merchant or broker, (Herodotus, iii. 89.)]

    [Footnote 7: Acropolita (c. 63) seems to admire his own firmness in sustaining a beating, and not returning to council till he was called. He relates the exploits of Theodore, and his own services, from c. 53 to c. 74 of his history. See the third book of Nicephorus Gregoras.]

    [Footnote 8: Pachymer (l. i. c. 21) names and discriminates fifteen or twenty Greek families. Does he mean, by this decoration, a figurative or a real golden chain? Perhaps, both.]

    [Footnote 9: The old geographers, with Cellarius and D’Anville, and our travellers, particularly Pocock and Chandler, will teach us to distinguish the two Magnesias of Asia Minor, of the Maeander and of Sipylus. The latter, our present object, is still flourishing for a Turkish city, and lies eight hours, or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myrna,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i. lettre xxii. p. 365 – 370. Chandler’s Travels into Asia Minor, p. 267.)] [Footnote 10: See Acropolita, (c. 75, 76, &c.,) who lived too near the times; Pachymer, (l. i. c. 13 – 25,) Gregoras, (l. iii. c. 3, 4, 5.)]

    Of those who are proud of their ancestors,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content with local or domestic renown; and few there are who dare trust the memorials of their family to the public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As early as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noble race of the Palaeologi ^11 stands high and conspicuous in the Byzantine history: it was the valiant George Palaeologus who placed the father of the Comneni on the throne; and his kinsmen or descendants continue, in each generation, to lead the armies and councils of the state. The purple was not dishonored by their alliance, and had the law of succession, and female succession, been strictly observed, the wife of Theodore Lascaris must have yielded to her elder sister, the mother of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afterwards raised his family to the throne. In his person, the splendor of birth was dignified by the merit of the soldier and statesman: in his early youth he was promoted to the office of constable or commander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the private expense of a day never exceeded three pieces of gold; but his ambition was rapacious and profuse; and his gifts were doubled by the graces of his conversation and manners.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excited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and Michael thrice escaped from the dangers in which he was involved by his own imprudence or that of his friends. I. Under the reign of Justice and Vataces, a dispute arose ^12 between two officers, one of whom accused the other of maintaining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alaeologi The cause was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new jurisprudence of the Latins, by single combat; the defendant was overthrown; but he persisted in declaring that himself alone was guilty; and that he had uttered these rash or treasonable speeches without the approbation or knowledge of his patron Yet a cloud of suspicion hung over the innocence of the constable; he was still pursued by the whispers of malevolence; and a subtle courtier, the archbishop of Philadelphia, urged him to accept the judgment of God in the fiery proof of the ordeal. ^13 Three days before the trial, the patient’s arm was enclosed in a bag, and secured by the royal signet; and it was incumbent on him to bear a red-hot ball of iron three times from the altar to the rails of the sanctuary, without artifice and without injury. Palaeologus eluded the dangerous experiment with sense and pleasantry. “I am a soldier,” said he, “and will boldly enter the lists with my accusers; but a layman, a sinner like myself, is not 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miracles. Your piety, most holy prelate, may deserve the interposition of Heaven, and from your hands I will receive the fiery globe, the pledge of my innocence.” The archbishop started; the emperor smiled; and the absolution or pardon of Michael was approved by new rewards and new services. II.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as he held the government of Nice, he was secretly informed, that the mind of the absent prince was poisoned with jealousy; and that death, or blindness, would be his final reward. Instead of awaiting the return and sentence of Theodore, the constable, with some followers,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the empire; and though he was plundered by the Turkmans of the desert, he found a hospitable refuge in the court of the sultan. In the ambiguous state of an exile, Michael reconciled the duties of gratitude and loyalty: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the Tartars; admonishing the garrisons of the Roman limit; and promoting, by his influenc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which his pardon and recall were honorably included. III. While he guarded the West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was again suspected and condemned in the palace; and such was his loyalty or weakness, that he submitted to be led in chains above six hundred miles from Durazzo to Nice. The civility of the messenger alleviated his disgrace; the emperor’s sickness dispelled his danger; and the last breath of Theodore, which recommended his infant son, at once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and the power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11: The pedigree of Palaeologus is explained by Ducange, (Famil. Byzant. p. 230, &c.:) the events of his private life are related by Pachymer (l. i. c. 7 – 12) and Gregoras (l. ii. 8, l. iii. 2, 4, l. iv. 1) with visible favor to the father of the reigning dynasty.]

    [Footnote 12: Acropolita (c. 50) relat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urious adventure, which seem to have escaped the more recent writers.] [Footnote 13: Pachymer, (l. i. c. 12,) who speaks with proper contempt of this barbarous trial, affirms, that he had seen in his youth many person who had sustained, without injury, the fiery ordeal. As a Greek, he is credulous; but the ingenuity of the Greeks might furnish some remedies of art or fraud against their own superstition, or that of their tyrant.]

    But his innocence had been too unworthily treated, and his power was too strongly felt, to curb an aspiring subject in the fair field that was opened to his ambition. ^14 In the council, after the death of Theodore, he was the first to pronounce, and the first to violate,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Muzalon; and so dexterous was his conduct, that he reaped the benefit,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r at least the reproach, of the subsequent massacre. In the choice of a regent, he balanced th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the candidates; turned their envy and hatred from himself against each other, and forced every competitor to own, that after his own claims, those of Palaeologus were best entitled to the preference. Under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he accepted or assumed, during a long minority, the ac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the patriarch was a venerable name; and the factious nobles were seduced, or oppressed, by the ascendant of his genius. The fruits of the economy of Vataces were deposited in a strong castle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in the custody of the faithful Varangians: the constable retained his command or influence over the foreign troops; he employed the guards to possess the treasure, and the treasure to corrupt the guards; and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abuse of the public money, his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suspicion of private avarice. By himself, or by his emissaries, he strove to persuade every rank of subjects, that their own prosperity would rise in just propor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authority. The weight of taxes was suspended, the perpetual theme of popular complaint; and he prohibited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and judicial combat. These Barbaric institutions were already abolished or undermined in France ^15 and England; ^16 and the appeal to the sword offended the sense of a civilized, ^17 and the temper of an unwarlike, people. For the future maintenanc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 veterans were grateful: the priests and the philosophers applauded his ardent ze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and his vague promise of rewarding merit was applied by every candidate to his own hopes. Consciou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Michael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secure the suffrage of that powerful order. Their expensive journey from Nice to Magnesia, afforded a decent and ample pretence: the leading prelates were tempted by the liberality of his nocturnal visits; and the incorruptible patriarch was flattered by the homage of his new colleague, who led his mule by the bridle into the town, and removed to a respectful dista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owd. Without renouncing his title by royal descent, Palaeologus encouraged a free discussion into the advantages of elective monarchy; and his adherents asked, with the insolence of triumph, what patient would trust his health, or what merchant would abandon his vessel, to the hereditary skill of a physician or a pilot? The youth of the emperor, and the impending dangers of a minority, required the support of a mature and experienced guardian; of an associate raised above the envy of his equals, and invested with the name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ithout any selfish view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the great duke consented to guard and instruct the son of Theodore; but he sighed for the happy moment when he might restore to his firmer hands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atrimony, and enjoy the blessings of a private station. He was first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despot, which bestowed the purple ornaments and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Roman monarchy. It was afterwards agreed that John and Michael should be proclaimed as joint emperors, and raised on the buckler, but that the preeminenc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birthright of the former. A mutual league of amity was pledged between the royal partners; and in case of a rupture, the subjects were bound, by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declare themselves against the aggressor; an ambiguous name, the seed of discord and civil war. Palaeologus was content; but, on the day of the coronation, and in the cathedral of Nice, his zealous adherents most vehemently urged the just priority of his age and merit. The unseasonable dispute was eluded by postponing to a more convenient opportunity the coronation of John Lascaris; and he walked with a slight diadem in the train of his guardian, who alone received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ands of the patriarch. It was not without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Arsenius abandoned the cause of his pupil; out the Varangians brandished their battle-axes; a sign of assent was extorted from the trembling youth; and some voices were heard, that the life of a child should no longer impede the settlement of the nation. A full harvest of honors and employments was distributed among his friends by the grateful Palaeologus. In his own family he created a despot and two sebastocrators; Alexius Strategopulus was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and that veteran commander soon repaid the obligation, by restoring Constantinople to the Greek emperor. [Footnote 14: Without comparing Pachymer to Thucydides or Tacitus, I will praise his narrative, (l. i. c. 13 – 32, l. ii. c. 1 – 9,) which pursues the ascent of Palaeologus with eloquence, perspicuity, and tolerable freedom. Acropolita is more cautious, and Gregoras more concise.]

    [Footnote 15: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abolished by St. Louis in his own territories; and his example and authority were at length prevalent in France, (Esprit des Loix, l. xxviii. c. 29.)]

    [Footnote 16: In civil cases Henry II. gave an option to the defendant: Glanville prefers the proof by evidence; and that by judicial combat is reprobated in the Fleta. Yet the trial by battle has never been abrogated in the English law, and it was ordered by the judges as lat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Note *: And even demanded in the present – M.]

    [Footnote 17: Yet an ingenious friend has urged to me in mitigation of this practice, 1. That in nations emerging from barbarism, it moderates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and arbitrary revenge. 2. That it is less absurd than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or boiling water, or the cross, which it has contributed to abolish. 3. That it served at least as a test of personal courage; a quality so seldom united with a base disposition, that the danger of a trial might be some check to a malicious prosecutor, and a useful barrier against injustice supported by power. The gallant and unfortunate earl of Surrey might probably have escaped his unmerited fate, had not his demand of the combat against his accuser been overruled]

    It was in the second year of his reign, while he resided i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Nymphaeum, ^18 near Smyrna, that the first messenger arriv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the stupendous intelligence was imparted to Michael, after he had been gently waked by the tender precaution of his sister Eulogia. The man was unknown or obscure; he produced no letters from the victorious Caesar; nor could it easily be credited, after the defeat of Vataces and the recent failure of Palaeologus himself, that the capital had been surprised by a detachment of eight hundred soldiers. As a hostage, the doubtful author was confin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death or an ample recompense; and the court was left some hours in the anxiety of hope and fear, till the messengers of Alexius arrived with the authentic intel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trophies of the conquest, the sword and sceptre, ^19 the buskins and bonnet, ^20 of the usurper Baldwin, which he had dropped in his precipitate flight.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bishops, senators, and nobles, was immediately convened, and never perhaps was an event received with more heartfelt and universal joy. In a studied oration, the new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congratulated his own and the public fortune. “There was a time,” said he, “a far distant time, when the Roman empire extended to the Adriatic, the Tigris, and the confines of Aethiopia. After the loss of the provinces, our capital itself, in these last and calamitous days, has been wrested from our hands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From the lowest ebb, the tide of prosperity has again returned in our favor; but our prosperity was that of fugitives and exiles: and when we were asked, which was the country of the Romans, we indicated with a blush the climate of the globe, and the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divine Providence has now restored to our arm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the sacred seat of religion and empire; and it will depend on our valor and conduct to render this important acquisition the pledge and omen of future victories.” So eager was the impatience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at Michael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Constantinople only twenty day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The golden gate was thrown open at his approach; the devout conqueror dismounted from his horse; and a miraculous image of Mary the Conductress was borne before him, that the divine Virgin in person might appear to conduct him to the temple of her So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after the first transport of devotion and pride, he sighed at the dreary prospect of solitude and ruin. The palace was defiled with smoke and dirt, and the gross intemperance of the Franks; whole streets had been consumed by fire, or were decayed by the injuries of tim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dific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ornaments: and, as if they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approaching exile, the industry of the Latins had been confined to the work of pillage and destruction. Trade had expir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anarchy and distress, and the numbers of inhabitants had decreased with the opulence of the cit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reinstate the nobles in the palaces of their fathers; and the houses or the ground which they occupied were restored to the families that could exhibit a legal right of inheritance. But the far greater part was extinct or lost; the vacant property had devolved to the lord; he repeopled Constantinople by a liberal invitation to the provinces; and the brave volunteers were seated in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recovered by their arms. The French barons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had retired with their emperor; but the patient and humble crowd of Latins was attached to the country, and indifferent to the change of masters. Instead of banishing the factories of the Pisans,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 prudent conqueror accepted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encouraged their industry, confirmed their privileges, and allowed them to liv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proper magistrates. Of these nations, the Pisans and Venetians preserved their respective quarters in the city; but the services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deser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ratitude and the jealousy of the Greeks. Their independent colony was first planted at the seaport town of Heraclea in Thrace. They were speedily recalled, and settled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suburb of Galata, an advantageous post, in which they revived the commerce, and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21 [Footnote 18: The site of Nymphaeum i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ancient or modern geography. But from the last hours of Vataces, (Acropolita, c. 52,) it is evident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his favorite residence w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myrna. Nymphaeum might be loosely placed in Lydia, (Gregoras, l. vi. 6.)]

    [Footnote 19: This sceptre, the emblem of justice and power, was a long staff,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heroes in Homer. By the latter Greeks it was named Dicanice, and the Imperial sceptre was distinguished as usual by the red or purple color]

    [Footnote 20: Acropolita affirms (c. 87,) that this bonnet was after the French fashion; but from the ruby at the point or summit,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28, 29) believes that it was the high-crowned hat of the Greeks. Could Acropolita mistake the dress of his own court?]

    [Footnote 21: See Pachymer, (l. ii. c. 28 – 33,) Acropolita, (c. 88,)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7,) an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Latins, Ducange, (l. v. c. 30, 31.)]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as celebrated as the aera of a new empire: the conqueror, alone, and by the right of the sword, renewed his coronation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and the name and honors of John Lascaris, his pupil and lawful sovereign, were insensibly abolished. But his claims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oyal youth must speedily attain the years of manhood and ambition. By fear or conscience, Palaeologus was restrained from dipping his hands in innocent and royal blood; but the anxiety of a usurper and a parent urged him to secure his throne by one of those imperfect crimes so familiar to the modern Greeks. The loss of sight incapacitated the young prince for the active business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the brutal violence of tearing out his eyes, the visual nerve was destroyed by the intense glare of a red-hot basin, ^22 and John Lascaris was removed to a distant castle, where he spent many years in privacy and oblivion. Such cool and deliberate guilt may seem incompatible with remorse; but if Michael could trust the mercy of Heaven, he was not inaccessible to the reproaches and vengeance of mankind,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cruelty and treason. His cruelty imposed on a servile court the duties of applause or silence; but the clergy had a righ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their invisible Master; and their holy legions were led by a prelate, whose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temptations of hope or fear. After a short abdication of his dignity, Arsenius ^23 had consented to ascend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esid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 His pious simplicity was long deceived by the arts of Palaeologus; and his patience and submission might soothe the usurper, and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young prince. On the news of his inhuman treatment, the patriarch unsheathed the spiritual sword; and superstition, on this occasion, was enlisted in the cause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In a synod of bishops, who were stimulated by the example of his zeal, the patriarch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though his prudence still repeated the name of Michael in the public prayers. The Eastern prelates had not adopted the dangerous maxims of ancient Rome; nor did they presume to enforce their censures, by deposing princes, or absolving nations from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But the Christian, who had been separated from God and the church, became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in a turbulent and fanatic capital, that horror might arm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or inflame a sedition of the people. Palaeologus felt his danger, confessed his guilt, and deprecated his judge: the act was irretrievable; the prize was obtained; and the most rigorous penance, which he solicited, would have raised the sinner to the reputation of a saint. The unrelenting patriarch refused to announce any means of atonement or any hopes of mercy; and condescended only to pronounce, that for so great a crime, great indeed must be the satisfaction. “Do you require,” said Michael, “that I should abdicate the empire?” and at these words, he offered, or seemed to offer, the sword of state. Arsenius eagerly grasped this pledge of sovereignty; but when he perceived that the emperor was unwilling to purchase absolution at so dear a rate, he indignantly escaped to his cell, and left the royal sinner kneeling and weeping before the door. ^24

    [Footnote 22: This milder invention for extinguishing the sight was tried by the philosopher Democritus on himself, when he sought to withdraw his mind from the visible world: a foolish story! The word abacinare, in Latin and Italian, has furnished Ducange (Gloss. Lat.)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various modes of blinding: the more violent were scooping, burning with an iron, or hot vinegar, and binding the head with a strong cord till the eyes burst from their sockets. Ingenious tyrants!]

    [Footnote 23: See the first retreat and restoration of Arsenius, in Pachymer (l. ii. c. 15, l. iii. c. 1, 2)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i. c. 1, l. iv. c. 1.) Posterity justly accused Arsenius the virtues of a hermit, the vices of a minister, (l. xii. c. 2.)]

    [Footnote 24: The crime and excommunication of Michael are fairly told by Pachymer (l. iii. c. 10, 14, 19, &c.) and Gregoras, (l. iv. c. 4.) His confession and penance restored their freedom.]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

    The danger and scandal of this excommunication subsisted above three years, till the popular clamor was assuaged by time and repentance; till the brethren of Arsenius condemned his inflexible spirit, so repugnant to the unbounded forgiveness of the gospel. The emperor had artfully insinuated, that, if he were still rejected at home, he might seek, in the Roman pontiff, a more indulgent judge; but it was far more easy and effectual to find or to place that judge at the head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Arsenius was involved in a vague rumor of conspiracy and disaffection; ^* some irregular steps in his ordination and government were liable to censure; a synod deposed him from the episcopal office; and he was transported under a guard of soldiers to a small island of the Propontis. Before his exile, he sullenly requested that a strict account might be taken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boasted, that his sole riches, three pieces of gold, had been earned by transcribing the psalms; continued to assert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and denied, with his last breath, the pardon which was implored by the royal sinner. ^25 After some delay, Gregory, ^* bishop of Adrianople, was translat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ut his authority was found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absolution of the emperor; and Joseph, a reverend monk, was substituted to that important function. This edifying scene was represen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six years the humble penitent was restored to the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and humanity will rejoice, that a milder treatment of the captive Lascaris was stipulated as a proof of his remorse. But the spirit of Arsenius still survived in a powerful faction of the monks and clergy, who persevered about forty-eight years in an obstinate schism. Their scruples were treated with tenderness and respect by Michael and his son;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Arsenites was the serious labor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confidence of fanaticism, they had proposed to try their cause by a miracle; and when the two papers, that contained their own and the adverse cause, were cast into a fiery brazier, they expected that the Catholic verity would be respected by the flames. Alas! the two papers were indiscriminately consumed, and this unforeseen accident produced the union of a day, and renewed the quarrel of an age. ^26 The final treaty displayed the victory of the Arsenites: the clergy abstained during forty days from all ecclesiastical functions; a slight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the body of Arsenius was deposited in the sanctuary; and, in the name of the departed saint, the prince and people were released from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27 [Footnote *: Except the omission of a prayer for the emperor, the charges against Arsenius were of different nature: he was accused of having allowed the sultan of Iconium to bathe in vessels signed with the cross, and to have admitted him to the church, though unbaptized, during the service. It was pleaded, in favor of Arsenius, among other proofs of the sultan’s Christianity, that he had offered to eat ham. Pachymer, l. iv. c. 4, p. 265. It was after his exile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a charge of conspiracy. – M.] [Footnote 25: Pachymer relates the exile of Arsenius, (l. iv. c. 1 – 16:) he was one of the commissaries who visited him in the desert island. The last testament of the unforgiving patriarch is still extant,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iastique, tom. x. p. 95.)]

    [Footnote *: Pachymer calls him Germanus. – M.]

    [Footnote 26: Pachymer (l. vii. c. 22) relates this miraculous trial like a philosopher, and treats with similar contempt a plot of the Arsenites, to hide a revelation in the coffin of some old saint, (l. vii. c. 13.) He compensates this incredulity by an image that weeps, another that bleeds, (l. vii. c. 30,) and the miraculous cures of a deaf and a mute patient, (l. xi. c. 32.)] [Footnote 27: The story of the Arsenites is spread through the thirteen books of Pachymer. Their union and triumph are reserved for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9,) who neither loves nor esteems these secta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family was the motive, or at least the pretence, of the crime of Palaeologus; and he was impatient to confirm the succession, by sharing with his eldest son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ronicus, afterwards surnamed the Elder, was proclaimed and crowned emperor of the Romans,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and, from the first aera of a prolix and inglorious reign, he held that august title nine years as the colleague, and fifty as the successor, of his father. Michael himself, had he died in a private station,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more worthy of the empire; and the assaults of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enemies left him few moments to labor for his own fame or the happiness of his subjects. He wrested from the Franks several of the noblest islands of the Archipelago, Lesbos, Chios, and Rhodes: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was sent to command in Malvasia and Sparta; and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Morea, from Argos and Napoli to Cape Thinners, was repossessed by the Greeks. This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as loudly condemned by the patriarch; and the insolent priest presumed to interpose his fears and scruples between the arms of princes. But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se western conquests,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naked to the Turks; and their depredations verified the prophecy of a dying senator, that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ruin of Asia. The victories of Michael were achieved by his lieutenants; his sword rusted in the palace; and,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emperor with the popes and the king of Naples, his political acts were stained with cruelty and fraud. ^28 [Footnote 28: Of the xiii books of Pachymer, the first six (as the ivth and vth of Nicephorus Gregoras) contain the reign of Michael, at the time of whose death he was forty years of age. Instead of breaking, like his editor the Pere Poussin, his history into two parts, I follow Ducange and Cousin, who number the xiii. books in one series.]

    1. The Vatican was the most natural refuge of a Latin

    emperor,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his throne; and Pope Urban the Fourth appeared to pity the misfortunes, and vindicate the cause, of the fugitive Baldwin. A crusade, with plenary indulgence, was preached by his command against the schismatic Greeks: he excommunicated their allies and adherents; solicited Louis the Ninth in favor of his kinsman; and demanded a tenth of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29 The subtle Greek, who watched the rising tempest of the West, attempted to suspend or soothe the hostility of the pope, by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respectful letters; but he insinu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must prepare the reconciliation and obedie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The Roman court could not be deceived by so gross an artifice; and Michael was admonished, that the repentance of the son should precede the forgiveness of the father; and that faith (an ambiguous word) was the only basis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After a long and affected delay, the approach of danger, and the importunity of Gregory the Tenth, compelled him to enter on a more serious negotiation: he alleg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Vataces; and the Greek clergy, who understood the intentions of their prince, were not alarmed by the first steps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spect. But when he press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they strenuously declared, that the Latins, though not in name, were heretics in fact, and that they despised those strangers as the vilest and most despicable portion of the human race. ^30 It was the task of the emperor to persuade, to corrupt, to intimidate the most popular ecclesiastics, to gain the vote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ternately to urge the arguments of Christian charity and the public welfare. The texts of the fathers and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balanced in the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ale; and without approving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the most moderate were taught to confess, that the two hostile propositions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by the Son, and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might be reduced to a safe and Catholic sense. ^31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was a doctrine more easy to conceive, but more painful to acknowledge: yet Michael represented to his monks and prelates, that they might submit to name the Roman bishop as the first of the patriarchs; and that their distance and discretion would guard the liberti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mischievous consequences of the right of appeal. He protested that he would sacrifice his life and empire rather than yield the smallest point of orthodox faith 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is declaration was sealed and ratified by a golden bull. The patriarch Joseph withdrew to a monastery, to resign or resume his throne, according to the event of the treaty: the letters of union and obedience were subscribed by the emperor, his son Andronicus, and thirty-five archbishops and metropolitans, with their respective synods; and the episcopal list was multiplied by many dioceses which were annihilated under the yoke of the infidels. An embassy was composed of some trusty ministers and prelat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with rich ornaments and rare perfumes for the altar of St. Peter; and their secret orders authorized and recommended a boundless compliance. They were received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by Pope Gregory the Tenth,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bishops. ^32 He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long-lost and repentant children; accepted the oath of the ambassadors, who abjured the schism in the name of the two emperors; adorned the prelates with the ring and mitre; chanted in Greek and Latin the Nicene cre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and rejoiced in the un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which had been reserved for his reign. To consummate this pious work, the Byzantine deputies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pope’s nuncios; and their instruction discloses the policy of the Vatican, which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vain title of supremacy. After viewing the temper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y were enjoined to absolve the schismatic clergy, who should subscribe and swear their abjuration and obedience; to establish in all the churches the use of the perfect creed; to prepare the entrance of a cardinal legate, with the full powers and dignity of his office; and to instruct the emperor in the advantages which he might derive from the temporal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33

    [Footnote 29: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33, &c., from the Epistles of Urban IV.]

    [Footnote 30: From their mercantile intercourse with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y branded the Latins: (Pachymer, l. v. c. 10.) “Some are heretics in name; others, like the Latins, in fact,” said the learned Veccus, (l. v. c. 12,) who soon afterwards became a convert (c. 15, 16) and a patriarch, (c. 24.)]

    [Footnote 31: In this class we may place Pachymer himself, whose copious and candid narrative occupies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his history. Yet the Greek is silent on the council of Lyons, and seems to believe that the popes always resided in Rome and Italy, (l. v. c. 17, 21.)]

    [Footnote 32: See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Lyons in the year 1274.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viii. p. 181 – 199. Dupin, Bibliot. Eccles. tom. x. p. 135.]

    [Footnote 33: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hich has been drawn with more or less honesty by Wading and Leo Allatiu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is given in an abstract or version by Fleury, (tom. xviii. p. 252 – 258.)]

    But they found a country without a friend, a nation in which the names of Rome and Union were pronounced with abhorrence.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indeed removed: his place was filled by Veccus, an ecclesiastic of learning and moderation; and the emperor was still urged by the same motives, to perseve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s. But in his private language Palaeologus affected to deplore the pride, and to blame the innovations, of the Latins; and while he debased his character by this double hypocrisy, he justified and punished the opposition of his subjects. By the joint suffrage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s;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were executed by the sword of Michael; on the failure of persuasion, he tried the arguments of prison and exile, of whipping and mutilation; those touchstones, says an historian, of cowards and the brave. Two Greeks still reigned in Aetolia, Epirus, and Thessaly,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s: they had yielded to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rejected the chai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upported their refusal by successful arms. Under their protection, the fugitive monks and bishops assembled in hostile synods; and retorted the name of heretic with the galling addition of apostate: the

    prince of Trebizond was tempted to assume the forfeit title of emperor; ^* and even the Latins of Negropont, Thebes, Athens, and the Morea, forgot the merits of the convert, to join, with open or clandestine aid, the enemies of Palaeologus. His favorite generals, of his own blood, and family, successively deserted, or betrayed, the sacrilegious trust. His sister Eulogia, a niece, and two female cousins, conspired against him; another niece, Mary queen of Bulgaria, negotiated his ruin with the sultan of Egypt; and, in the public eye, their treason was consecrated as the most sublime virtue. ^34 To the pope’s nuncios, who urged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work, Palaeologus exposed a naked recital of all that he had done and suffered for their sake. They were assured that the guilty sectarie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rank,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ir honors, their fortunes, and their liberty; a spreading list of confiscation and punishment, which involved many persons, the dearest to the emperor, or the best deserving of his favor. They were conducted to the prison, to behold four princes of the royal blood chained in the four corners, and shaking their fetters in an agony of grief and rage. Two of these captives were afterwards released; the one by submission, the other by death: but the obstinacy of their two companions was chastised by the loss of their eyes; and the Greeks, the least adverse to the union, deplored that cruel and inauspicious tragedy. ^35 Persecutors must expect the hatred of those whom they oppress; but they commonly find some consolation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the applause of their party, and, perhaps,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But the hypocrisy of Michael, which was prompted only by political motives, must have forced him to hate himself, to despise his followers, and to esteem and envy the rebel champions by whom he was detested and despised. While his violence was abhorred at Constantinople, at Rome his slowness was arraigned, and his sincerity suspected; till at length Pope Martin the Fourth excluded the Greek emperor from the pale of a church, into which he was striving to reduce a schismatic people. No sooner had the tyrant expired, than the union was dissolved, and abjured by unanimous consent; the churches were purified; the penitents were reconciled; and

    his son Andronicus, after weeping the sins and errors of his youth most piously denied his father the burial of a prince and a Christian. ^36

    [Footnote *: According to Fallmarayer he had always maintained this title. – M.]

    [Footnote 34: This frank and authentic confession of Michael’s distress is exhibited in barbarous Latin by Ogerius, who signs himself Protonotarius Interpretum, and transcribed by Wading from the MSS. of the Vatican, (A.D. 1278, No. 3.) His annals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the Fratres Minores, in xvii. volumes in folio, (Rome, 1741,) I have now accidentally seen among the waste paper of a bookseller.]

    [Footnote 35: See the vith book of Pachymer, particularly the chapters 1, 11, 16, 18, 24 – 27. He is the more credible, as he speaks of this persecution with less anger than sorrow.]

    [Footnote 36: Pachymer, l. vii. c. 1 – ii. 17. The speech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ib. xii. c. 2) is a curious record, which proves that if the Greeks wer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was not less the slav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lergy.]

    1. In the distress of the Latins, the walls and towers of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to deca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fortified by the policy of Michael, who deposited a plenteous store of corn and salt provisions, to sustain the siege which he might hourly expect from the resentment of the Western powers. Of these, the sovereig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the most formidable neighbor: but as long as they were possessed by Mainfroy, the bastard of Frederic the Second, his monarchy was the bulwark, rather than the annoyance,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usurper, though a brave and active prince, was sufficiently employed in the defence of his throne: his proscription by successive popes had separated Mainfroy from the common cause of the Latins; and the forces that might have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were detained in a crusad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y of Rome. The prize of her avenger,

    the crow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won and worn by the brother of St Louis, by Charles count of Anjou and Provence, who led the chivalry of France on this holy expedition. ^37 The disaffection of his Christian subjects compelled Mainfroy to enlist a colony of Saracens whom his father had planted in Apulia; and this odious succor will explain the defiance of the Catholic hero, who rejected all terms of accommodation. “Bear this message,” said Charles, “to the sultan of Nocera, that God and the sword are umpire between us; and that he shall either send me to paradise, or I will send him to the pit of hell.” The armies met: and though I am ignorant of Mainfroy’s doom in the other world, in this he lost his friends, his kingdom, and his life, in the bloody battle of Benevento. Naples and Sicily were immediately peopled with a warlike race of French nobles; and their aspiring leader embraced the future conquest of Africa, Greece, and Palestine. The most specious reasons might point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Palaeologus, diffident of his own strength, repeatedly appealed from the ambition of Charles to the humanity of St. Louis, who still preserved a just ascendant over the mind of his ferocious brother. For a while the attention of that brother was confined at home by the invasion of Conradin, the last heir to the imperial house of Swabia; but the hapless boy sunk in the unequal conflict; and his execution on a public scaffold taught the rivals of Charles to tremble for their heads as well as their dominions. A second respite was obtained by the last crusade of St. Louis to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double motive of interest and duty urged the king of Naples to assist, with his powers and his presence, the holy enterprise. The death of St. Louis released him from the importunity of a virtuous censor: the king of Tunis confessed himself the tributary and vassal of the crown of Sicily; and the bold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were free to enlist under his banner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A treaty and a marriage united his interest with the house of Courtenay; his daughter Beatrice was promised to Philip,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Baldwin; a pension of six hundred ounces of gold was allowed for his maintenance; and his generous father distributed among his aliens the kingdoms and provinces of

    the East, reserving only Constantinople, and one day’s journey round the city for the imperial domain. ^38 In this perilous moment, Palaeologus was the most eager to subscribe the creed, and impl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who assumed, with propriety and weight, the character of an angel of peace,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By his voice,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chained in the scabbard;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beheld him, in the pope’s antechamber, biting his ivory sceptre in a transport of fury, and deeply resenting the refusal to enfranchise and consecrate his arms. He appears to have respected the disinterested mediation of Gregory the Tenth; but Charles was insensibly disgusted by the pride and partial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and his attachment to his kindred, the Ursini family, alienat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The hostile league against the Greeks, of Philip the Latin emperor, the king of the Two Sicilies, and the republic of Venice, was ripened into execution; and the election of Martin the Fourth, a French pope, gave a sanction to the cause. Of the allies, Philip supplied his name; Martin,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the Venetians, a squadron of forty galleys; and the formidable powers of Charles consisted of forty counts, ten thousand men at arms, a numerous body of infantry, and a fleet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ships and transports. A dista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assembling this mighty force in the harbor of Brindisi; and a previous attempt was risked with a detachment of three hundred knights, who invaded Albania, and besieged the fortress of Belgrade. Their defeat might amuse with a triumph the vanity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ore sagacious Michael, despairing of his arms, depended on the effects of a conspiracy; on the secret workings of a rat, who gnawed the bowstring ^39 of the Sicilian tyrant.

    [Footnote 37: The best accounts, the nearest the time, the most full and entertaining, of the conquest of Naples by Charles of Anjou, may be found in the Florentine Chronicles of Ricordano Malespina, (c. 175 – 193,) and Giovanni Villani, (l. vii. c. 1 – 10, 25 – 30,) which are published by Muratori in the viiith and xiiith volumes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In his

    Annals (tom. xi. p. 56 – 72) he has abridged these great events which are likewise described in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tom. l. xix. tom. iii. l. xx] [Footnote 38: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49 – 56, l. vi. c. 1 – 13. See Pachymer, l. iv. c. 29, l. v. c. 7 – 10, 25 l. vi. c. 30, 32, 33,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5, l. v. 1, 6.]

    [Footnote 39: The reader of Herodotus will recollect how miraculously the Assyrian host of Sennacherib was disarmed and destroyed, (l. ii. c. 141.)]

    Among the proscribed adherents of the house of Swabia, John

    of Procida forfeited a small island of that name in the Bay of Naple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his education was learned; and in the poverty of exile, he was relieved by the practice of physic, which he had studied in the school of Salerno. Fortune had left him nothing to lose, except life; and to despise life i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 rebel. Procida was endowed with the art of negotiation, to enforce his reasons and disguise his motives; and in his various transactions with nations and men, he could persuade each party that he labored solely for their interest. The new kingdoms of Charles were afflicted by every species of fiscal and military oppression; ^40 and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his Italian subjects were sacrific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ir master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his followers. The hatred of Naples was repressed by his presence; but the looser government of his vicegerents excited the contempt, as well as the aversion, of the Sicilians: the island was roused to a sense of freedom by the eloquence of Procida; and he displayed to every baron his private interest in the common cause. In the confidence of foreign aid, he successively visited the court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41 who possessed the maritime countries of Valentia and Catalonia. To the ambitious Peter a crown was presented, which he might justly clai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sister ^* of Mainfroy, and by the dying voice of Conradin, who from the scaffold had cast a ring to his heir and avenger. Palaeologus was easily persuaded to divert his

    enemy from a foreign war by a rebellion at home; and a Greek subsid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was most profitably applied to arm a Catalan fleet, which sailed under a holy banner to the specious attack of the Saracens of Africa.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beggar, the indefatigable missionary of revolt flew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and from Sicily to Saragossa: the treaty was sealed with the signet of Pope Nicholas himself, the enemy of Charles; and his deed of gift transferred the fiefs of St. Peter from the house of Anjou to that of Arragon. So widely diffused and so freely circulated, the secret was preserved above two years with impenetrable discretion; and each of the conspirators imbibed the maxim of Peter, wh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cut off his left hand if it were conscious of the intentions of his right. The mine was prepared with deep and dangerous artifice; but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the instant explosion of Palermo were the effect of accident or design.

    [Footnote 40: According to Sabas Malaspina, (Hist. Sicula, l. iii. c. 16, in Muratori, tom. viii. p. 832,) a zealous Guelp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who had reviled Mainfroy as a wolf, began to regret him as a lamb; and he justifies their discontent by the oppression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l. vi. c. 2, 7.) See the Sicilian manifesto in Nicholas Specialis, (l. i. c. 11, in Muratori, tom. x. p. 930.)]

    [Footnote 41: See the character and counsels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in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v. c. 6, tom. ii. p. 133.) The reader for gives the Jesuit’s defects, in favor, always of his style, and often of his sense.] [Footnote *: Daughter. See Hallam’s Middle Ages, vol. i. p. 517. – M.]

    On the vigil of Easter, a procession of the disarmed

    citizens visited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and a noble damsel was rudely insulted by a French soldier. ^42 The ravisher was instantly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if the people was at first scattered by a military force, their numbers and fury prevailed: the conspirato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he flame spread over the island; and eight thousand French were exterminated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43 From every city the banners of freedom and the church were displayed: the revolt was inspired by the presence or the soul of Procida and Peter of Arragon, who sailed from the African coast to Palermo, was saluted as the king and savior of the isle. By the rebellion of a people on whom he had so long trampled with impunity, Charles was astonished and confounded; and in the first agony of grief and devotion,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O God! if thou hast decreed to humble me, grant me at least a gentle and gradual descent from the pinnacle of greatness!” His fleet and army, which already filled the seaports of Italy, were hastily recalled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Grecian war; and the situation of Messina exposed that town to the first storm of his revenge. Feeble in themselves, and yet hopeless of foreign succor, the citizens would have repented, and submitted on the assurance of full pardon and their ancient privileges. But the pride of the monarch was already rekindled; and the most fervent entreaties of the legate could extort no more than a promise, that he would forgive the remainder, after a chosen list of eight hundred rebels had been yielded to his discretion. The despair of the Messinese renewed their courage: Peter of Arragon approached to their relief; ^44 and his rival was driven back by the failure of provision and the terrors of the equinox to the Calabrian shore. At the same moment, the Catalan admiral, the famous Roger de Loria, swept the channel with an invincible squadron: the French fleet, more numerous in transports than in galleys, was either burnt or destroyed; and the same blow assured the independence of Sicily and the safety of the Greek empire. A few days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Michael rejoiced in the fall of an enemy whom he hated and esteemed; and perhaps he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popular judgment, that had they not been matched with each other,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must speedily have obeyed the same master. ^45 From this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f Charles was a series of misfortunes: his capital was insulted, his son was made prisoner, and he sunk into the grave without recovering the Isle of Sicily, which, after a war of twenty years, was finally severed from the throne of Naples,

    and transferred, as an independent kingdom, to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46

    [Footnote 42: After enumerating the sufferings of his country, Nicholas Specialis adds, in the true spirit of Italian jealousy, Quae omnia et graviora quidem, ut arbitror, patienti animo Siculi tolerassent, nisi (quod primum cunctis dominantibus cavendum est) alienas foeminas invasissent, (l. i. c. 2, p. 924.)]

    [Footnote 43: The French were long taught to remember this bloody lesson: “If I am provoked, (said Henry the Fourth,) I will breakfast at Milan, and dine at Naples.” “Your majesty (replied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ay perhaps arrive in Sicily for vespers.”]

    [Footnote 44: This revolt, with the subsequent victory, are related by two national writers, Bartholemy a Neocastro (in Muratori, tom. xiii.,) and Nicholas Specialis (in Muratori, tom. x.,) the one a contemporary, the other of the next century. The patriot Specialis disclaims the name of rebellion, and all previous correspondence with Peter of Arragon, (nullo communicato consilio,) who happened to be with a fleet and army on the African coast, (l. i. c. 4, 9.)]

    [Footnote 45: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6) admires the wisdom of Providence in this equal balance of states and princes. For the honor of Palaeologus, I had rather this balance had been observed by an Italian writer.]

    [Footnote 46: See the Chronicle of Villani, the xith volume of the Annali d’Italia of Muratori, and the xxth and xxist books of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I.

    I shall not, I trust, be accused of superstition; but I must

    remark that, even in this world, the natural order of events will sometimes afford the strong appearances of moral retribution. The first Palaeologus had saved his empire by involving the kingdoms of the West in rebellion and blood; and from these scenes of discord uprose a generation of iron men, who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In modern times our debts and taxes are the secret poison which still corrodes the bosom of peace: but in the weak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the middle ages, it was agitated by the present evil of the disbanded armies. Too idle to work, too proud to beg, the mercenaries were accustomed to a life of rapine: they could rob with more dignity and effect under a banner and a chief; and the sovereign, to whom their service was useless, and their presence importunate, endeavored to discharge the torrent on som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 the peace of Sicily, many thousands of Genoese, Catalans, ^47 &c., who had fought, by sea and land, under the standard of Anjou or Arragon, were blended into one nation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ir manners and interest. They heard that the Greek provinces of Asia were invaded by the Turks: they resolved to share the harvest of pay and plunder: and Frederic king of Sicily most liberally contributed the means of their departure. In a warfare of twenty years, a ship, or a camp, was become their country; arms were their sole profession and property; valor was the only virtue which they knew; their women had imbibed the fearless temper of their lovers and husbands: it was reported, that, with a stroke of their broadsword, the Catalans could cleave a horseman and a horse; and the report itself was a powerful weapon. Roger de Flor ^* was the most popular of their chiefs; and his personal merit overshadowed the dignity of his prouder rivals of Arragon. The offspring of a marriage between a German gentleman of the court of Frederic the Second and a damsel of Brindisi, Roger was successively a templar, an apostate, a pirate, and at length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admiral of the Mediterranean. He sailed from Messina to Constantinople,

    with eighteen galleys, four great ships, and eight thousand adventurers; ^* and his previous treaty was faithfully accomplished by Andronicus the elder, who accepted with joy and terror this formidable succor. A palace was allotted for his reception, and a niece of the emperor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valiant stranger, who was immediately created great duke or admiral of Romania. After a decent repose, he transported his troops over the Propontis, and boldly led them against the Turks: in two bloody battles thirty thousand of the Moslems were slain: he raised the siege of Philadelphia, and deserved the name of the deliverer of Asia. But after a short season of prosperity, the cloud of slavery and ruin again burst on that unhappy province. The inhabitants escaped (says a Greek historian) from the smoke into the flames; an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friendship of the Catalans. ^! The lives and fortunes which they had rescued they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the willing or reluctant maid was saved from the race of circumcision for the embraces of a Christian soldier: the exaction of fines and supplies was enforced by licentious rapin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and, on the resistance of Magnesia, the great duke besieged a city of the Roman empire. ^48 These disorders he excused by the wrongs and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nor would his own authority or person have been safe, had he dared to punish his faithful followers, who were defrauded of the just and covenanted price of their services. The threats and complaints of Andronicus discl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empire. His golden bull had invited n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horse and a thousand foot soldiers; yet the crowds of volunteers, who migrated to the East, had been enlisted and fed by his spontaneous bounty. While his bravest allies were content with three byzants or pieces of gold, for their monthly pay, an ounce, or even two ounces, of gold were assigned to the Catalans, whose annual pension would thus amount to near a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one of their chiefs had modestly r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owns the value of his future merits; and above a million had been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costly mercenaries. A cruel tax had been imposed on the corn of the husbandman:

    one third was retrenched from the salaries of the public officers;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coin was so shamefully debased, that of the four-and-twenty parts only five were of pure gold. ^49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Roger evacuated a province which no longer supplied the materials of rapine; ^* but he refused to disperse his troops; and while his style was respectful, his conduct was independent and hostile. He protested, that if the emperor should march against him, he would advance forty paces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him; but in rising from this prostrate attitude Roger had a life and sword at the service of his friends. The great duke of Romania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e title and ornaments of Caesar; but he rejected the new proposal of the government of Asia with a subsidy of corn and money, ^* on condition that he should reduce his troops to the harmless number of three thousand men. Assassination is the last resource of cowards. The Caesar was tempted to visit the royal residence of Adrianople; in the apartment, an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empress he was stabbed by the Alani guards; and though the deed was imputed to their private revenge, ^!! his countrymen, who dwelt at Constantinople in the security of peace, were involved in the same proscription by the prince or people. The loss of their leader intimidated the crowd of adventurers, who hoisted the sails of flight, and were soon scattered round the coasts of the Mediterranean. But a veteran band of fifteen hundred Catalans, or French, stood firm in the strong fortress of Gallipoli on the Hellespont,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Arragon, and offered to revenge and justify their chief, by an equal combat of ten or a hundred warriors. Instead of accepting this bold defiance,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and colleague of Andronicus, resolved to oppress them with the weight of multitudes: every nerve was strained to form an army of thirteen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and the Propontis was covered with the ships of the Greeks and Genoese. In two battles by sea and land, these mighty forces were encountered and overthrown by the despair and discipline of the Catalans: the young emperor fled to the palace; and an insufficient guard of light-horse was lef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pen country. Victory renewed the hopes and

    numbers of the adventures: every nation was blended under the name and standard of the great company; and three thousand Turkish proselytes deserted from the Imperial service to join this military association. In the possession of Gallipoli, ^!!! the Catalans intercepted the tr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lack Sea, while they spread their devastation on either side of the Hellespont over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prevent their approa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was laid waste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the peasants and their cattle retired into the city; and myriads of sheep and oxen, for which neither place nor food could be procured, were unprofitably slaughtered on the same day. Four times the emperor Andronicus sued for peace, and four times he was inflexibly repulsed, till the want of provision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iefs, compelled the Catalans to evacuate the bank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fter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Turks, the remains of the great company pursued their march through Macedonia and Thessaly, to seek a new establishment in the heart of Greece. ^50

    [Footnote 47: In this motley multitude, the Catalans and Spaniards, the bravest of the soldiery, were styl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Greeks Amogavares. Moncada derives their origin from the Goths, and Pachymer (l. xi. c. 22) from the Arabs; and in spite of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ide, I am afraid the latter is in the right.]

    [Footnote *: On Roger de Flor and his companions, see an historical fragment, detailed and interesting, entitled “The Spaniard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inserted in “L’Espagne en 1808,” a work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vol. ii. p. 167. This narrative enables us to detect some slight errors which have crept into that of Gibbon. – G.]

    [Footnote *: The troops of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his companions Ramon de Montaner, were 1500 men at arms, 4000 Almogavares, and 1040 other foot, besides the sailors and mariners, vol. ii. p. 137.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suppresses the cruelties and oppressions of the Catalans, in which, perhaps, he shared. – M]

    [Footnote 48: Some idea may be formed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cities, from the 36,000 inhabitants of Tralles, which, in the preceding reign, was rebuilt by the emperor, and ruined by the Turks. (Pachymer, l. vi. c. 20, 21.)] [Footnote 49: I have collected these pecuniary circumstances from Pachymer, (l. xi. c. 21, l. xii. c. 4, 5, 8, 14, 19,) who describes the progressive degradation of the gold coin. Even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John Ducas Vataces, the byzants were composed in equal proportions of the pure and the baser metal. The poverty of Michael Palaeologus compelled him to strike a new coin, with nine parts, or carats, of gold, and fifteen of copper alloy. After his death, the standard rose to ten carats, till in the public distress it was reduced to the moiety.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or a moment, while credit and commerce were forever blasted. In France, the gold coin is of twenty-two carats, (one twelfth alloy,) and the standard of England and Holland is still higher.]

    [Footnote *: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was recalled from Natolia, on account of the war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death of Asan, king of Bulgaria. Andronicus claimed the kingdom for his nephew, the sons of Asan by his sister. Roger de Flor turned the tide of success in favor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made peace. – M.]

    [Footnote *: Andronicus paid the Catalans in the debased money, much to their indignation.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he was murdered by order of Kyr Michael, son of the emperor. p. 170.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describes his sojourn at Gallipoli: Nous etions si riches, que nous ne semions, ni ne labourions, ni ne faisions enver des vins ni ne cultivions les vignes: et cependant tous les ans nous recucillions tour ce qu’il nous fallait, en vin, froment et avoine. p. 193. This lasted

    for five merry years. Ramon de Montaner is high authority, for he was “chancelier et maitre rational de l’armee,” (commissary of rations.) He was left governor; all the scribes of the army remained with him, and with their aid he kept the books in which were registered the number of horse and foot employed on each expedition. According to this book the plunder was shared, of which he had a fifth for his trouble. p. 197. – M.] [Footnote 50: The Catalan war is most copiously related by Pachymer, in the xith, xiith, and xiiith books, till he breaks off in the year 1308.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3 – 6) is more concise and complete. Ducange, who adopts these adventurers as French, has hunted their footsteps with his usual diligence, (Hist. de C. P. l. vi. c. 22 – 46.) He quotes an Arragonese history, which I hav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which the Spaniards extol as a model of style and composition, (Expedicion de los Catalanes y Arragoneses contra Turcos y Griegos: Barcelona, 1623 in quarto: Madrid, 1777, in octavo.) Don Francisco de Moncada Conde de Ossona, may imitate Caesar or Sallust; he may transcribe the Greek or Italian contemporaries: but he never quotes his authorities, and I cannot discern any national records of the exploits of his countrymen.

    Note: Ramon de Montaner, one of the Catalans, who

    accompanied Roger de Flor, and who was governor of Gallipoli, has written, in Spanish, the history of this band of adventurers, to which he belonged, and from which he separated when it left the Thracian Chersonese to penetrate into Macedonia and Greece. – G.

    The autobiography of Ramon de Montan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French by M. Buchon,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I quote this edition. – M.]

    After some ages of oblivion, Greece was awakened to new

    misfortunes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s. In th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venerable land was disputed by a multitude of petty tyrants;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freedom and genius, her ancient cities were again plunged in foreign and intestine war; and, if servitude be preferable to anarchy, they might repose with joy under the Turkish yoke. I shall not pursue the obscure and various dynasties, that rose and fell on the continent or in the isles; but our silence on the fate of Athens ^51 would argue a strange ingratitude to the first and purest school of liberal science and amusement. In the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the principality of Athens and Thebes was assigned to Otho de la Roche, a noble warrior of Burgundy, ^52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53 which the Latins understood in their own sense, and the Greeks more foolishly derived from the age of Constantine. ^54 Otho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ample state which he acquired by a miracle of conduct or fortune, ^55 was peaceably inherited by his son and two grandsons, till the family, though not the nation, was changed, by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into the eld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Brienne. The son of that marriage, Walter de Brienne, succeeded to the duchy of Athens; and, with the aid of some Catalan mercenaries, whom he invested with fiefs, reduced above thirty castles of the vassal or neighboring lords. But when he was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and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mpany, he collected a force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six thousand four hundred horse, and eight thousand foot, and boldly m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Cephisus in Boeotia. The Catalans amounted to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four thousand foot; but the deficiency of numbers was compensated by stratagem and order. They formed round their camp an artificial inundation; the duke and his knights advanced without fear or precaution on the verdant meadow; their horses plunged into the bog; and he was cut in pieces,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French cavalry. His family and nation were expelled; and his son Walter de Brienne, the titular duke of Athens, the tyrant of Florence, and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lost his life in the field

    of Poitiers Attica and Boeotia were the rewards of the victorious Catalans; they married the widows and daughters of the slain; and during fourteen years, the great company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cian states. Their factions drove them to acknowledg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and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as a government or an appanage, was successively bestowed by the kings of Sicily. After the French and Catalans, the third dynasty was that of the Accaioli, a family, plebeian at Florence, potent at Naples, and sovereign in Greece. Athens, which they embellished with new buildings, became the capital of a state, that extended over Thebes, Argos, Corinth, Delphi, and a part of Thessaly; and their reign was finally determined by Mahomet the Second, who strangled the last duke, and educated his sons in the discipline and religion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51: See the laborious history of Ducange, whose accurate table of the French dynasties recapitulates the thirty-five passages, in which he mentions the dukes of Athens.]

    [Footnote 52: He is twice mentioned by Villehardouin with honor, (No. 151, 235;) and under the first passage, Ducange observes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his person and family.]

    [Footnote 53: From these Latin princes of the xivth century, Boccace, Chaucer. and Shakspeare, have borrowed their Theseus duke of Athens. An ignorant age transfers its own language and manners to the most distant times.] [Footnote 54: The same Constantine gave to Sicily a king, to Russia the magnus dapifer of the empire, to Thebes the primicerius; and these absurd fables are properly lashed by Ducange, (ad Nicephor. Greg. l. vii. c. 5.) By the Latins, the lord of Thebes was styled, by corruption, the Megas Kurios, or Grand Sire!]

    [Footnote 55: Quodam miraculo, says Alberic. He was probably received by Michael Choniates, the archbishop who had defended Athens against the tyrant Leo Sgurus, (Nicetas urbs capta, p. 805, ed. Bek.) Michael was the brother of the historian Nicetas; and his encomium of Athens is still extant

    in M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Note: Nicetas says expressly that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Acropolis to the marquis. – M.]

    Athens, ^56 though no more than the shadow of her former

    self, still contains about eight or ten thousand inhabitants; of these, three fourths are Greeks in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Turks, who compose the remainder, have relaxe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citizens, somewhat of the pride and gravity of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The olive-tree, the gift of Minerva, flourishes in Attica; nor has the honey of Mount Hymettus lost any part of its exquisite flavor: ^57 but the languid trade is monopolized by strangers, and the agriculture of a barren land is abandoned to the vagrant Walachians. The Athenians are still distinguished by the subtlety and acuteness of their understandings; but these qualities, unless ennobled by freedom, and enlightened by study, will degenerate into a low and selfish cunning: and it is a proverbial saying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Jews of Thessalonica, the Turks of Negropont, and the Greeks of Athens, good Lord deliver us!” This artful people has eluded the tyranny of the Turkish bashaws, by an expedient which alleviates their servitude and aggravates their sham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Athenians chose for their protector the Kislar Aga, or chief black eunuch of the seraglio. This Aethiopian slave, who possesses the sultan’s ear, condescends to accept the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his lieutenant, the Waywode, whom he annually confirms, may reserve for his own about five or six thousand more; and such is the policy of the citizens, that they seldom fail to remove and punish an oppressive governor.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 are decided by the archbishop, one of the richest prelates of the Greek church, since he possesses a revenue of one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by a tribunal of the eight geronti or

    elders, chosen in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the noble families cannot trace their pedigree above three hundred years; but their principal members are distinguished by a grave demeanor, a fur cap, and the lofty appellation of archon. By some, who delight in the contrast, the modern language of Athens is represented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barbarous of the seventy dialects of the vulgar Greek: ^58 this picture is too darkly colored: but it would not be easy, in the country of Plato and Demosthenes, to find a reader or a copy of their works. The Athenians walk with supine indifference among the glorious ruins of antiquity; and such is the debasement of their character, that they are incapable of admiring the genius of their predecessors. ^59

    [Footnote 56: The modern account of Athens, and the Athenians, is extracted from Spon, (Voyage en Grece, tom. ii. p. 79 – 199,) and Whee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337 – 414,) Stuart, (Antiquities of Athens, passim,) and Chand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23 – 172.) The first of these travellers visited Greece in the year 1676; the last, 1765; and ninety years had not produced much difference in the tranquil scene.]

    [Footnote 57: The ancients, or at least the Athenians, believed that all the bees in the world had been propagated from Mount Hymettus. They taught, that health might be preserved, and life prolonged, by the external use of oil, and the internal use of honey, (Geoponica, l. xv. c 7, p. 1089 – 1094, edit. Niclas.)]

    [Footnote 58: Ducange, Glossar. Graec. Praefat. p. 8, who quotes for his author Theodosius Zygomalas, a modern grammarian. Yet Spon (tom. ii. p. 194) and Wheeler, (p. 355,) no incompetent judges, entertain a mor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Attic dialect.]

    [Footnote 59: Yet we must not accuse them of corrupting the name of Athens, which they still call Athini. We have formed our own barbarism of Setines.

    Note: Gibbon did not foresee a Bavarian prince on the throne

    of Greece, with Athens as his capital. – M.]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

    Civil Wars, And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 Reign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 John Palaeologus. – Regency, Revolt, Reign, And Abdication Of John Cantacuzene. – Establishment Of A Genoese Colony At Pera Or Galata. – Their Wars With The Empire And City Of Constantinople.

    The long reign of Andronicus ^1 the elder is chiefly

    memorable by the dispute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invasion of the Catalans, and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power. He is celebrated as the most learned and virtuous prince of the age; but such virtue, and such learning, contributed neither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nor to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 A slave of the most abject superstition, he wa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visible and invisible enemies; nor were the flames of hell less dreadful to his fancy, than those of a Catalan or Turkish war. Under the reign of the Palaeologi, the choice of the patriar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the state; the heads of the Greek church were ambitious and fanatic monks; and their vices or virtues, their learning or ignorance, were equally mischievous or contemptible. By his intemperate discipline, the patriarch Athanasius ^2 excited the hatred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h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the sinner should swallow the last dregs of the cup of penance; and the foolish tale was propagated of his punishing a sacrilegious ass that had tasted the lettuce of a convent garden. Driven from

    the throne by the universal clamor, Athanasius composed before his retreat two papers of a very opposite cast. His public testament was in the tone of charity and resignation; the private codicil breathed the direst anathemas against the authors of his disgrace, whom he excluded forever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trinity, the angels, and the saints. This last paper he enclosed in an earthen pot, which was placed, by his order, on the top of one of the pillars,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ant hope of discovery and revenge.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some youths, climbing by a ladder in search of pigeons’ nests, detected the fatal secret; and, as Andronicus felt himself touched and bound by the excommunication, he trembled on the brink of the abyss which had been so treacherously dug under his feet. A synod of bishops was instantly convened to debat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the rashness of these clandestine anathemas was generally condemned; but as the knot could be untied only by the same hand, as that hand was now deprived of the crosier, it appeared that this posthumous decree was irrevocable by any earthly power. Some faint testimonies of repentance and pardon were extorted from the author of the mischief; but the conscience of the emperor was still wounded, and he desired, with no less ardor than Athanasius himself, the restoration of a patriarch, by whom alone he could be heal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 monk rudely knocked at the door of the royal bed-chamber, announcing a revelation of plague and famine, of inundations and earthquakes. Andronicus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spent the night in prayer, till he felt, or thought that he felt, a slight motion of the earth. The emperor on foot led the bishops and monks to the cell of Athanasius; and, after a proper resistance, the saint, from whom this message had been sent, consented to absolve the prince, and govern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Untamed by disgrace, and hardened by solitude, the shepherd was again odious to the flock, and his enemies contrived a singular, and as it proved, a successful, mode of revenge. In the night, they stole away the footstool or foot-cloth of his throne, which they secretly replaced with the decoration of a satirical picture. The emperor was painted with a bridle in his mouth, and Athanasius

    leading the tractable beast to the feet of Christ. The authors of the libel were detected and punished; but as their lives had been spared, the Christian priest in sullen indignation retired to his cell; and the eyes of Andronicus,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a moment, were again closed by his successor.

    [Footnote 1: Andronicus himself will justify our freedom in the invectiv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 c. i.,) which he pronounced against historic falsehood. It is true, that his censure is more pointedly urged against calumny than against adulation.]

    [Footnote 2: For the anathema in the pigeon’s nest, see Pachymer, (l. ix. c. 24,) who relat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thanasius, (l. viii. c. 13 – 16, 20, 24, l. x. c. 27 – 29, 31 – 36, l. xi. c. 1 – 3, 5, 6, l. xiii. c. 8, 10, 23, 35,) and is follow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 c. 5, 7, l. vii. c. 1, 9,) who includes the second retreat of this second Chrysostom.]

    If this transaction be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and important

    of a reign of fifty years, I cannot at least accuse the brevity of my materials, since I reduce into some few pages the enormous folios of Pachymer, ^3 Cantacuzene, ^4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5 who have composed the prolix and languid story of the times.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e might inspire the most lively curiosity. His memorials of forty years extend from the revolt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o his own abdic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 is observed, that, like Moses and Caesar, he was the principal actor in the scenes which he describes. But in this eloquent work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incerity of a hero or a penitent. Retired in a cloister from the vices and passions of the world, he presents not a confession, but an apology, of the life of an ambitious statesman. Instead of unfolding the true counsels and characters of men, he displays the smooth and specious surface of events, highly varnished with his own praises and those of his friends. Their motives are always pure; their ends always legitimate: they

    conspire and rebel without any views of interest; and the violence which they inflict or suffer is celebrated as the spontaneous effect of reason and virtue. [Footnote 3: Pachymer, in seven books, 377 folio pages, describes the first twenty-six year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marks the date of his composition by the current news or lie of the day, (A.D. 1308.) Either death or disgust prevented him from resuming the pen.]

    [Footnote 4: After an interval of twelve years, from the conclusion of Pachymer, Cantacuzenus takes up the pen; and his first book (c. 1 – 59, p. 9 – 150) relates the civil war, and the eight last year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The ingenious comparison with Moses and Caesar is fancied by his French translator, the president Cousin.]

    [Footnote 5: Nicephorus Gregoras more briefly includes the entire life and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 vi. c. 1, p. 96 – 291.) This is the part of which Cantacuzene complains as a false and malicious representation of his conduct.]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first of the Palaeologi, the elder

    Andronicus associated his son Michael to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from the age of eighteen to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prince was acknowledged, above twenty- five years, 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Greeks. ^6 At the head of an army, he excited neither the fears of the enemy, nor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his modesty and patience were never tempted to compute the years of his father; nor was that father compelled to repent of his liberality either by the virtues or vices of his son. The son of Michael was named Andronicus from his grandfather, to whose early favor he was introduced by that nominal resemblance. The blossoms of wit and beauty increased the fond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with the common vanity of age, he expected to realize in the second, the hope which had been disappointed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boy was educated in the palace as an heir and a favorite; and in the oath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the august triad

    was formed by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grandson. But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speedily corrupted by his infant greatness, while he beheld with puerile impatience the double obstacle that hung, and might long hang, over his rising ambition. It was not to acquire fame, or to diffuse happiness, that he so eagerly aspired: wealth and impunity were in his eyes the most precious attributes of a monarch; and his first indiscreet demand was the sovereignty of some rich and fertile island, where he might lead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nd pleasure. The emperor was offended by the loud and frequent intemperance which disturbed his capital; the sums which his parsimony denied were supplied by the Genoese usurers of Pera; and the oppressive debt, which consolidated the interest of a faction, could be discharged only by a revolution. A beautiful female, a matron in rank, a prostitute in manners, had instructe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n the rudiments of love; but he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e nocturnal visits of a rival; and a stranger passing through the street was pierced by the arrows of his guards, who were placed in ambush at her door. That stranger was his brother, Prince Manuel, who languished and died of his wound; and the emperor Michael, their common father, whose health was in a declining state, expired on the eighth day, lamenting the loss of both his children. ^7 However guiltless in his intenti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might impute a brother’s and a father’s death to the consequence of his own vices; and deep was the sigh of thinking and feeling men, when they perceived, instead of sorrow and repentance, his ill-dissembled joy on the removal of two odious competitors. By these melancholy events, and the increase of his disorders, the mind of the elder emperor was gradually alienated; and, after many fruitless reproofs, he transferred on another grandson ^8 his hopes and affection. The change was announced by the new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reigning sovereign, and the person whom he should appoint for his successor; and the acknowledged heir, after a repetition of insults and complaints, was exposed to the indignity of a public trial. Before the sentence, which would probably have condemned him to a dungeon or a cell, the emperor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courts were filled with

    the armed followers of his grandson; the judgment was softened to a treaty of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riumphant escape of the prince encouraged the ardor of the younger faction. [Footnote 6: He was crowned May 21st, 1295, and died October 12th, 1320, (Ducange, Fam. Byz. p. 239.) His brother Theodore, by a second marriage, inherited the marquisate of Montferrat, apostatized to the religion and manners of the Latins, (Nic. Greg. l. ix. c. 1,) and founded a dynasty of Italian princes, which was extinguished A.D. 1533, (Ducange, Fam. Byz. p. 249 – 253.)]

    [Footnote 7: We are indebted to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1) for the knowledge of this tragic adventure; while Cantacuzene more discreetly conceals the vices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of which he was the witness and perhaps the associate, (l. i. c. 1, &c.)]

    [Footnote 8: His destined heir was Michael Catharus, the bastard of Constantine his second son. In this project of excluding his grandson Andronicus,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3) agrees with Cantacuzene, (l. i. c. 1, 2.)]

    Yet the capital, the clergy, and the senate, adhered to the

    person, or at least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it was only in the provinces, by flight, and revolt, and foreign succor, that the malecontents could hope to vindicate their cause and subvert his throne. The soul of the enterprise was the great domestic John Cantacuzene; the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is the first date of his actions and memorials; and if his own pen be most descriptive of his patriotism, an unfriendly historian has not refused to celebrate the zeal and ability which he displa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young emperor. ^* That prince escaped from the capital under the pretence of hunting; erected his standard at Adrianople; and, in a few days, assembled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hom neither honor nor duty could have arme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Such a force might have saved or commanded the empire; but their counsels were discordant, their motions were slow and

    doubtful, and their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intrigue and negotiatio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Andronici was protracted, and suspended, and renewed, during a ruinous period of seven years. In the first treaty, the relics of the Greek empire were divided: Constantinople, Thessalonica, and the islands, were left to the elder, while the younger acquir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race, from Philippi to the Byzantine limit. By the second treaty, he stipulated the payment of his troops, his immediate coronation, and an adequate share of the power and revenue of the state. The third civil war was terminated by the surpris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inal retrea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the sole reign of his victorious grandson. The reasons of this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of the times. When the heir of the monarchy first pleaded his wrongs and his apprehensions, he was heard with pity and applause: and his adherents repeated on all sides the inconsistent promise, that he would increase the pay of the soldiers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s of the people. The grievances of forty years were mingled in his revolt; and the rising generation was fatigued by the endless prospect of a reign, whose favorites and maxims were of other times. The youth of Andronicus had been without spirit, his age was without reverence: his taxes produced an unusual revenue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yet the richest of the sovereigns of Christendom was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galleys, to resist the destructive progress of the Turks. ^9 “How different,” sai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s my situation from that of the son of Philip! Alexander might complain, that his father would leave him nothing to conquer: alas! my grandsire will leave m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 Greeks were soon admonished, that the public disorder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a civil war; and that their young favorite was not destined to be the savior of a falling empire. On the first repulse, his party was broken by his own levity,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the intrigues of the ancient court, which tempted each malecontent to desert or betray the cause of the rebell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touched with remorse, or fatigued with business, or deceived by negotiation: pleasure

    rather than power was his aim; and the license of maintaining a thousand hounds, a thousand hawks, and a thousand huntsmen, was sufficient to sully his fame and disarm his ambition. [Footnote *: The conduct of Cantacuzene, by his own showing, was inexplicable. He was unwilling to dethrone the old emperor, and dissuaded the immediate march on Constantinople. The young Andronicus, he says, entered into his views, and wrote to warn the emperor of his danger when the march was determined. Cantacuzenus, in Nov. Byz. Hist. Collect. vol. i. p. 104, &c. – M.]

    [Footnote 9: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6. The younger Andronicus complained, that in four years and four months a sum of 350,000 byzants of gold was due to him for the expenses of his household, (Cantacuzen l. i. c. 48.) Yet he would have remitted the debt, if he might have been allowed to squeeze the farmers of the revenue]

    Let us now survey the catastrophe of this busy plot, and the

    final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actors. ^10 The age of Andronicus was consumed in civil discord; and, amidst the events of war and treaty, his power and reputation continually decayed, till the fatal night in which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palace were open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his grandson. His principal commander scorned the repeated warnings of danger; and retiring to rest in the vain security of ignorance, abandoned the feeble monarch, with some priests and pages, to the terrors of a sleepless night. These terrors were quickly realized by the hostile shouts, which proclaimed the titles and victory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and the aged emperor, falling prostrate before an image of the Virgin, despatched a suppliant message to resign the sceptre, and to obtain his life at the hands of the conqueror. The answer of his grandson was decent and pious; at the prayer of his friends, the younger Andronicus assumed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but the elder still enjoyed the name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irst emperor, the use of the great palace, and a pension of twenty-four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one half of which was assigned on the

    royal treasury, and the other on the fishery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impotence was soon exposed to contempt and oblivion; the vast silence of the palace was disturbed only by the cattle and poultry of the neighborhood, ^* which roved with impunity through the solitary courts; and a reduced allowance of te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11 was all that he could ask, and more than he could hope. His calamities were imbittered by the gradual extinction of sight; his confinement was rendered each day more rigorous; and during the absence and sickness of his grandson, his inhuman keepers, by the threats of instant death, compelled him to exchange the purple for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The monk Antony had renounced the pomp of the world; yet he had occasion for a coarse fur in the winter season, and as wine was forbidden by his confessor, and water by his physician, the sherbet of Egypt was his common drink.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that the late emperor could procure three or four pieces to satisfy these simple wants; and if he bestowed the gold to relieve the more painful distress of a friend, the sacrifice is of some weight in the scale of humanity and religion. Four years after his abdication, Andronicus or Antony expired in a cell, in the seventy-four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e last strain of adulation could only promise a more splendid crown of glory in heaven than he had enjoyed upon earth. ^12 ^* [Footnote 10: I follow the chronolog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is remarkably exact. It is proved that Cantacuzene has mistaken the dates of his own actions, or rather that his text has been corrupted by ignorant transcribers.]

    [Footnote *: And the washerwomen,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31 – M.] [Footnote 11: I have endeavored to reconcile the 24,000 pieces of Cantacuzene (l. ii. c. 1) with the 10,000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2;) the one of whom wished to soften, the other to magnify, the hardships of the old emperor]

    [Footnote 12: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6, 7, 8, 10, 14, l. x. c. 1.) The historian had tasted of the prosperity, and shared the retreat, of his benefactor; and that friendship which “waits

    or to the scaffold or the cell,” should not lightly be accused as “a hireling, a prostitute to praise.”

    Note: But it may be accused of unparalleled absurdity. He

    compar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feeble old man to that of the sun: his coffin is to be floated like Noah’s ark by a deluge of tears. – M.]

    [Footnote *: Prodigies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60) announced the departure of the old and imbecile Imperial Monk

    from

    his earthly prison. – M.] Nor was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more glorious or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13 He gathered the fruits of ambition; but the taste was transient and bitter: in the supreme station he lost the remains of his early popularity; and the defects of his character became still more conspicuous to the world. The public reproach urged him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s; nor did his courage fail in the hour of trial; but a defeat and a wound were the only trophies of his expedition in Asia, which confirm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abuses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attained their full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his neglect of forms, and the confusion of national dresses, are deplored by the Greeks as the fatal symptoms of the decay of the empire. Andronicus was old before his time; the intemperance of youth had accelerated the infirmities of age; and after being rescued from a dangerous malady by nature, or physic, or the Virgin, he was snatched away before he had accomplished his forty-fifth year. He was twice married; and, as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in arms and arts had softened the prejudic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his two wives were chosen in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and Italy. The first, Agnes at home, Irene in Greece, was daughter of the duke of Brunswick. Her father ^14 was a petty lord ^15 in the poor and savage regions of the

    north of Germany: ^16 yet he derived some revenue from his silver mines; ^17 and his family i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s the most ancient and noble of the Teutonic name. ^18 After the death of this childish princess, Andronicus sought in marriage Jane, the sister of the count of Savoy; ^19 and his suit was preferred to that of the French king. ^20 The count respected in his sister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a Roman empress: her retinue was composed of knights and ladies; she was regenerated and crowned in St. Sophia, under the more orthodox appellation of Anne; and, at the nuptial feast, the Greeks and Italia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artial exercises of tilts and tournaments.

    [Footnote 13: The sol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is described by Cantacuzene (l. ii. c. 1 – 40, p. 191 – 339)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7 – l. xi. c. 11, p. 262 – 361.)]

    [Footnote 14: Agnes, or Irene, was the daughter of Duke Henry the Wonderful, the chief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and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the famous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 and conqueror of the Sclavi on the Baltic coast. Her brother Henry was surnamed the Greek, from his two journeys into the East: but these journeys were subsequent to his sister’s marriage; and I am ignorant how Agnes was discovered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and recommend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Rimius,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p. 126 – 137.]

    [Footnote 15: Henry the Wonderful was the founder of the branch of Gruben hagen, extinct in the year 1596, (Rimius, p. 287.) He resided in the castle of Wolfenbuttel, and possessed no more than a sixth part of the allodial estates of Brunswick and Luneburgh, which the Guelph family had saved from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great fiefs. The frequent partitions among brothers had almost ruined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till that just, but pernicious, law was slowly superseded by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he principality of Grubenhagen, one of the last remains of the Hercynian forest, is a woody, mountainous, and barren tract, (Busching’s Geography, vol. vi. p. 270 – 286, English translation.)]

    [Footnote 16: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h will teach us, how justly, in a much later period, the north of Germany deserved the epithets of poor and barbarous. (Essai sur les Moeurs, &c.) In the year 1306, in the woods of Luneburgh, some wild people of the Vened race were allowed to bury alive their infirm and useless parents. (Rimius, p. 136.)] [Footnote 17: The assertion of Tacitus, that Germany was destitut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ust be taken, even in his own time, with some limitation, (Germania, c. 5. Annal. xi. 20.) According to Spener, (Hist. Germaniae Pragmatica, tom. i. p. 351,) Argentifodinae in Hercyniis montibus, imperante Othone magno (A.D. 968) primum apertae, largam etiam opes augendi dederunt copiam: but Rimius (p. 258, 259) defers till the year 1016 the discovery of the silver mines of Grubenhagen, or the Upper Hartz, which were productiv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vth century, and which still yield a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house of Brunswick.]

    [Footnote 18: Cantacuzene has given a most honorable testimony. The praise is just in itself, and pleasing to an English ear.]

    [Footnote 19: Anne, or Jane, was one of the four daughters of Amedee the Great, by a second marriage, and half-sister of his successor Edward count of Savoy. (Anderson’s Tables, p. 650. See Cantacuzene, (l. i. c. 40 – 42.)] [Footnote 20: That king, if the fact be true, must have been Charles the Fair who in five years (1321 – 1326) was married to three wives, (Anderson, p. 628.) Anne of Savo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in February, 1326.]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survived her husband: their son,

    John Palaeologus, was left an orphan and an emperor in the ninth year of his age; and his weakness was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nd most deserving of the Greeks. The long and cordial friendship of his father for John Cantacuzene is alike honorable to the prince and the subject. It had been formed

    amidst the pleasures of their youth: their families were almost equally noble; ^21 and the recent lustre of the purple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energy of a private education. We have seen that the young emperor was saved by Cantacuzene from the power of his grandfather; and, after six years of civil war, the same favorite brought him back in triumph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Under th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the great domestic ruled the emperor and the empire; and it was by his valor and conduct that the Isle of Lesbos and the principality of Aetolia were restored to their ancient allegiance. His enemies confess, that, among the public robbers, Cantacuzene alone was moderate and abstemious; and the free and voluntary account which he produces of his own wealth ^22 may sustain the presumption that he was devolved by inheritance, and not accumulated by rapine. He does not indeed specify the value of his money, plate, and jewels; yet, after a voluntary gift of two hundred vases of silver, after much had been secreted by his friends and plundered by his foes, his forfeit treasures were sufficient for the equipment of a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He does not measure the size and number of his estates; but his granaries were heaped with an incredible store of wheat and barley; and the labor of a thousand yoke of oxen might cultivat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antiquity, about sixty-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cres of arable land. ^23 His pastures were stocked with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brood mares, two hundred camels, three hundred mules, five hundred asses, five thousand horned cattle, fifty thousand hogs, and seventy thousand sheep: ^24 a precious record of rural opulence,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mpire, and in a land, most probably in Thrace, so repeatedly wast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The favor of Cantacuzene was above his fortune. In the moments of familiarity, in the hour of sickness, the emperor was desirous to level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pressed his friend to accept the diadem and purple. The virtue of the great domestic, which is attested by his own pen, resisted the dangerous proposal; but the last testament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named him the guardian of his son, and the regent of the empire.

    [Footnote 21: The noble race of the Cantacuzeni (illustrious from the xith century in the Byzantine annals) was drawn from the Paladins of France, the heroes of those romances which, in the xiiith century, were translated and read by the Greeks, (Ducange, Fam. Byzant. p. 258.)]

    [Footnote 22: See Cantacuzene, (l. iii. c. 24, 30, 36.)]

    [Footnote 23: Saserna, in Gaul, and Columella, in Italy or Spain, allow two yoke of oxen, two drivers, and six laborers, for two hundred jugera (125 English acres) of arable land, and three more men must be added if there be much underwood,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l. ii. c. 13, p 441, edit. Gesner.)] [Footnote 24: In this enumeration (l. iii. c. 30)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blotted with three palpable and essential errors. 1. He omits the 1000 yoke of working oxen. 2. He interprets by the number of fifteen hundred. 3. He confounds myriads with chiliads, and gives Cantacuzene no

    more

    than 5000 hogs. Put not your trust in translations!] Note: There seems to be another reading. Niebuhr’s edit. in

    los.

    – M.] Had the regent found a suitable return of obedience and

    gratitude, perhaps he would have acted with pure and zealous fidelity in the service of his pupil. ^25 A guard of five hundred soldiers watched over his person and the palace;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decently performed; the capital was silent and submissive; and five hundred letters, which Cantacuzene despatched in the first month, informed the provinces of their loss and their duty. The prospect of a tranquil minority was blasted by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Apocaucus, and to exaggerate his perfidy, the Imperial historian is pleased to magnify his own imprudence, in raising him to that office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more sagacious sovereign. Bold and subtle, rapacious and profuse, the avarice and ambition of Apocaucus were by turns subservient to each other; and his tal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ruin of his country.

    His arrogance was heightened by the command of a naval force and an impregnable castle, and under the mask of oaths and flattery he secretly conspired against his benefactor. The female court of the empress was bribed and directed; he encouraged Anne of Savoy to assert,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tutelage of her son; the love of power was disguised by the anxiety of m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founder of the Palaeologi had instructed his posterity to dread the example of a perfidious guardian.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a proud and feeble old man, encompassed by a numerous and hungry kindred. He produced an obsolete epistle of Andronicus, which bequeat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his pious care: the fate of his predecessor Arsenius prompted him to prevent, rather than punish, the crimes of a usurper; and Apocaucus smiled at the success of his own flattery, when he beheld the Byzantine priest assuming the state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Roman pontiff. ^26 Between three persons so different in their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a private league was concluded: a shadow of authority was restor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was tempted by the name of freedom. By this powerful confederacy, the great domestic was assaulted at first with clandestine, at length with open, arms. His prerogatives were disputed; his opinions slighted; his friends persecuted; and his safety was threatened both in the camp and city. In his absence on the public service, he was accused of treason; proscribed as an enem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delivered with all his adherents to the sword of justice, the venge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of the devil; his fortunes were confiscated; his aged mother was cast into prison; ^* all his past services were buried in oblivion; and he was driven by injustice to perpetrate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27 From the review of his preceding conduct, Cantacuzene appears to have been guiltless of any treasonable designs; and the only suspicion of his innocence must arise from the vehemence of his protestations, and the sublime purity which he ascribes to his own virtue. While the empress and the patriarch still affected the appearances of harmony, he repeatedly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retiring to a private, and even a monastic, life. After he had been declared a public

    enemy, it was his fervent wish to throw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to receive without a murmur the stroke of the executioner: it was not without reluctance that h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reason, which inculcated the sacred duty of saving his family and friends, and proved that he could only save them by drawing the sword and assuming the Imperial title.

    [Footnote 25: See the regency and reign of John Cantacuzenus, and the whole progress of the civil war, in his own history, (l. iii. c. 1 – 100, p. 348 – 700,) and in tha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xii. c. 1 – l. xv. c. 9, p. 353 – 492.)]

    [Footnote 26: He assumes the royal privilege of red shoes or buskins; placed on his head a mitre of silk and gold; subscribed his epistles with hyacinth or green ink, and claimed for the new, whatever Constantine had given to the ancient, Rome, (Cantacuzen. l. iii. c. 36. Nic. Gregoras, l. xiv. c. 3.)]

    [Footnote *: She died there through persecution and neglect. – M.]

    [Footnote 27: Gregoras (l. xii. c. 5.) confesses the innocence and virtues of Cantacuzenus, the guilt and flagitious vices of Apocaucus; nor does he dissemble the motive of his personal and religious enmity to the former.

    Note: They were the religious enemies and persecutors of Nicephorus.]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I.

    In the strong city of Demotica, his peculiar domain,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is right leg was clothed by his noble kinsmen, the left by the Latin chiefs, on whom he conferred the order of knighthood. But even in this act of revolt, he was still studious of loyalty; and the title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Anne of Savoy were proclaimed before his own name and that of his wife Irene. Such vain ceremony is a thin disguise of rebellion, nor are there perhaps any personal wrongs that can authorize a subject to take arms against his sovereign: but the want of preparation and success may confirm the assurance of the usurper, that this decisive step was the effect of necessity rather than of choice. Constantinople adhered to the young emperor;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invited to the relief of Adrianople: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Thrace and Macedonia, after some hesitation, renounced their obedience to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were induced, by their private interest, to prefer the loose dominion of a woman and a priest. ^* The army of Cantacuzene, in sixteen divisions, was stationed on the banks of the Melas to tempt or to intimidate the capital: it was dispersed by treachery or fear; and the officers, more especially the mercenary Latins, accepted the bribes, and embraced the servi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fter this loss, the rebel emperor (he fluctuated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took the road of Thessalonica with a chosen remnant; but he failed in his enterprise on that important place; and he was closely pursued by the great duke, his enemy Apocaucus, at the head of a superior power by sea and land. Driven from the coast, in his march, or rather flight, into the mountains of Servia, Cantacuzene assembled his troops to scrutinize those who were worthy and willing to accompany his broken fortunes. A base majority bowed and retired; and his trusty band was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at last to five hundred, volunteers. The cral, ^28 or despot of the Servians received him with general hospitality; but the ally was insensibly degraded to a suppliant, a hostage, a captive; and in this miserable dependence, he waited at the door of the Barbarian, who could dispose of the life and liberty of a Roman emperor. The most tempting offers could not persuade the cral to violate

    his trust; but he soon inclined to the stronger side; and his friend was dismissed without injury to a new vicissitude of hopes and perils. Near six years the flame of discord burnt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unabated rage: the cities were distracted by the faction of the nobles and the plebeians; the Cantacuzeni and Palaeologi: and the Bulgarians, the Servian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ked on both sides as the instruments of private ambition and the common ruin. The regent deplored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and victim: and his own experience might dictate a just and lively remark on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foreign and civil war. “The former,” said he, “is the external warmth of summer, always tolerable, and often beneficial; the latter is the deadly heat of a fever, which consumes without a remedy the vitals of the constitution.” ^29

    [Footnote *: Cantacuzene asserts, that in all the cities, the populace were on the side of the emperor, the aristocracy on his.

    The populace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rising and plundering the wealthy as Cantacuzenites, vol. iii. c. 29 Ages of common oppression and ruin had not extinguished these republican factions. – M.]

    [Footnote 28: The princes of Servia (Ducange, Famil. Dalmaticae, &c., c. 2, 3, 4, 9) were styled Despots in Greek, and Cral in their native idiom, (Ducange, Gloss. Graec. p. 751.) That title, the equivalent of king, appears to be of Sclavonic origin, from whence it has been borrowed by the Hungarians, the modern Greeks, and even by the Turks, (Leunclavius, Pandect. Turc. p. 422,) who reserve the name of Padishah for the emperor. To obtain the latter instead of the former is the ambition of the French at Constantinople, (Aversissement a l’Histoire de Timur Bec, p. 39.)]

    [Footnote 29: Nic. Gregoras, l. xii. c. 14. It is surprising that Cantacuzene has not inserted this just and lively image in his own writings.]

    The introduction of barbarians and savages into the contests

    of civilized nations, is a measure pregnant with shame and mischief;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may compel, but which is reprobated by the best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reason. It is the practice of both sides to accuse their enemies of the guilt of the first alliances; and those who fail in their negotiations are loudest in their censure of the example which they envy and would gladly imitate. The Turks of Asia were less barbarous perhaps than the shepherds of Bulgaria and Servia; but their religion rendered them implacable foes of Rome and Christianity. To acquire the friendship of their emirs, the two factio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baseness and profusion: the dexterity of Cantacuzene obtained the preference: but the succor and victory were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an infidel, the captivity of many thousand Christians, and the passage of the Ottomans into Europe, the last and fatal stroke i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inclining scale was decided in his favor by the death of Apocaucus, the just though singular retribution of his crimes. A crowd of nobles or plebeians, whom he feared or hated, had been seized by his order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provinces; and the old palace of Constantine was assigned as the place of their confinement. Some alterations in raising the walls, and narrowing the cells, had been ingeniously contrived to prevent their escape, and aggravate their misery; and the work was incessantly pressed by the daily visits of the tyrant. His guards watched at the gate, and as he stood in the inner court to overlook the architects, without fear or suspicion, he was assaulted and laid breathless on the ground, by two ^* resolute prisoners of the Palaeologian race, ^30 who were armed with sticks, and animated by despair. On the rumor of revenge and liberty, the captive multitude broke their fetters, fortified their prison, and exposed from the battlements the tyrant’s head, presuming on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and the clemency of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might rejoice in the fall of a haughty and ambitious minister, but while she delayed to resolve or to act, the populace, more especially the mariners, were excited by the widow of the great duke to a sedition, an assault, and a massacre. The prisoners (of whom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guiltless or inglorious of the deed)

    escaped to a neighboring church: they were slaughte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in his death the monster was not less bloody and venomous than in his life. Yet his talents alone upheld the cause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his surviving associates, suspicious of each other, abandone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and rejected the fairest terms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the empress felt, and complained, that she was deceived by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the patriarch was employed to preach against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her promise of immortal hatred was sealed by an oath, under the penalty of excommunication. ^31 But Anne soon learned to hate without a teacher: she beheld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mpire with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her jealousy was exasperat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a rival empress; and on the first symptoms of a more yielding temper, she threatened the patriarch to convene a synod, and degrade him from his office. Their incapacity and discord would have afforded the most decisive advantage; but the civil war was protracted by the weakness of both parties; and the moderation of Cantacuzene has not escaped the reproach of timidity and indolence. He successively recovered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realm of his pupil was measured by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etropolis alone counterbalanced the rest of the empire; nor could he attempt that important conquest till he had secured in his favor the public voice and a private correspondence. An Italian, of the name of Facciolati, ^32 had succeeded to the office of great duke: the ships, the guards, and the golden gate, were subject to his command; but his humble ambition was bribed to become the instrument of treachery; and the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danger or bloodshed. Destitute of the powers of resistance, or the hope of relief, the inflexible Anne would have still defended the palace, and have smiled to behold the capital in flames, rather tha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rival. She yielded to the prayers of her friends and enemies; and the treaty was dictated by the conqueror, who professed a loyal and zealous attachment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John Palaeologus was at length consummated: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upil was

    acknowledged; but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en years was vested in the guardian. Two emperors and three empresses were seated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a general amnesty quieted the apprehensions, and confirmed the property, of the most guilty subjects. The festival of the coronation and nuptials was celebrated with the appearances of concord and magnificence, and both were equally fallacious. During the late troubl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tate, and even the furniture of the palace, had been alienated or embezzled; the royal banquet was served in pewter or earthenware; and such was the proud poverty of the times, that the absence of gold and jewels was supplied by the paltry artifices of glass and gilt-leather. ^33

    [Footnote 30: The two avengers were both Palaeologi, who might resent, with royal indignation, the shame of their chains. The tragedy of Apocaucus may deserve a peculiar reference to Cantacuzene (l. iii. c. 86) and Nic. Gregoras, (l. xiv. c. 10.)]

    [Footnote 31: Cantacuzene accuses the patriarch, and spares the empress, the mother of his sovereign, (l. iii. 33, 34,) against whom Nic. Gregoras expresses a particular animosity, (l. xiv. 10, 11, xv. 5.) It is true that they do not speak exactly of the same time.]

    [Footnote *: Nicephorus says four, p.734.]

    [Footnote 32: The traitor and treason are revealed by Nic. Gregoras, (l. xv. c. 8;) but the name is more discreetly suppressed by his great accomplice, (Cantacuzen. l. iii. c. 99.)]

    [Footnote 33: Nic. Greg. l. xv. 11.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true pearls, but very thinly sprinkled.]

    I hasten to conclude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John

    Cantacuzene. ^34 He triumphed and reigned; but his reign and triumph were clouded by the discontent of his own and the adverse faction. His followers might style the general amnesty an act of pardon for his enemies, and of oblivion for his friends: ^35 in his cause their estates had been forfeited or

    plundered; and as they wandered naked and hungry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cursed the selfish generosity of a leader, who, on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might relinquish without merit his private inheritance. The adherents of the empress blushed to hol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y the precarious favor of a usurper; and the thirst of revenge was concealed by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 succession, and even the safety, of her son. They were justly alarmed by a petition of the friends of Cantacuzene, that they might be released from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Palaeologi, and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some cautionary towns; a measure supported with argument and eloquence; and which was rejected (says the Imperial historian) “by my sublime, and almost incredible virtue.” Hi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the sound of plots and seditions; and he trembled lest the lawful prince should be stolen away by some foreign or domestic enemy, who would inscribe his name and his wrongs in the banners of rebellion. As the son of Andronicus advanced in the years of manhood, he began to feel and to act for himself; and his rising ambition was rather stimulated than checked by the imitation of his father’s vices. If we may trust his own professions, Cantacuzene labored with honest industry to correct these sordid and sensual appetites, and to raise the mind of the young prince to a level with his fortune. In the Servian expedition, the two emperors showed themselves in cordial harmony to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and the younger colleague was initiated by the elder in the mysteries of war and governmen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Palaeologus was left at Thessalonica, a royal residence, and a frontier station, to secure by his absence the pe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withdraw his youth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a luxurious capital. But the distance weakened the powers of control, and the son of Andronicus was surrounded with artful or unthinking companions, who taught him to hate his guardian, to deplore his exile, and to vindicate his rights. A private treaty with the cral or despot of Servia was soon followed by an open revolt; and Cantacuzene, on the throne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defended the cause of age and prerogative, which in his youth he had so vigorously attacked. At his request the empress-mother undertook the voyage of

    Thessalonica, and the office of mediation: she returned without success; and unless Anne of Savoy was instructed by adversity, we may doubt the sincerity, or at least the fervor, of her zeal. While the regent grasped the sceptre with a firm and vigorous hand, she had been instructed to declare, that the ten years of his legal administration would soon elapse; and that, after a full trial of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ighed for the repose of a cloister, and was ambitious only of a heavenly crown.

    Had these sentiments been genuine, his voluntary abdication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peace of the empire, and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relieved by an act of justice. Palaeologus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uture government; and whatever might be his vices, they were surely less formidable than the calamities of a civil war,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and infidels were again invited to assist the Greeks in their mutual destruction.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who now struck a deep and everlasting root in Europe, Cantacuzene prevailed in the third contes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volved; and the young emperor, driven from the sea and land, was compelled to take shelter among the Latins of the Isle of Tenedos. His insolence and obstinacy provoked the victor to a step which must render the quarrel irreconcilabl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whom he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established the succession in the family of the Cantacuzeni. But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attached to the blood of her ancient princes; and this last injury accelera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ightful heir. A noble Genoese espoused the cause of Palaeologus, obtained a promise of his sister, and achieved the revolution with two galleys 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uxiliaries. Under the pretence of distress,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lesser port; a gate was opened, and the Latin shout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as answered by a general rising in his favor. A numerous and loyal party yet adhered to the standard of Cantacuzene: but he asserts in his history (does he hope for belief?) that his tender conscience rejected the assurance of conquest; that, in free 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and embraced with pleasure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36 So soon as he ceased to be a prince, his successor was not unwilling that he should be a sain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was devoted to piety and learning; in the ce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the monk Joasaph was respected as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the emperor; and if he issued from his retreat, it was as the minister of peace, to subdue the obstinacy, and solicit the pardon, of his rebellious son. ^37

    [Footnote 34: From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Cantacuzene continues his history and that of the empire, one year beyond the abdic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A.D. 1357, (l. iv. c. l – 50, p. 705 – 911.) Nicephorus Gregoras ends with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1351, (l. xxii. c. 3, p. 660; the res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xxivth book, p. 717, is all controversy;) and his fourteen last books are still Ms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Footnote 35: The emperor (Cantacuzen. l. iv. c. 1) represents his own virtues, and Nic. Gregoras (l. xv. c. 11) the complaints of his friends, who suffered by its effects. I have lent them the words of our poor cavaliers after the Restoration.]

    [Footnote 36: The awkward apology of Cantacuzene, (l. iv. c. 39 – 42,) who relates, with visible confusion, his own downfall, may be supplied by the less accurate, but more honest, narratives of Matthew Villani (l. iv. c. 46, in the Script. Rerum Ital. tom. xiv. p. 268) and Ducas, (c 10, 11.)] [Footnote 37: Cantacuzene, in the year 1375, was honored with a letter from the pop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50.) His death is placed by a respectable authority on the 20th of November, 1411, (Ducange, Fam. Byzant. p. 260.) But if he were of the age of his compan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he must have lived 116 years; a rare instance of longevity, which in so illustrious a person would have attracted universal notice.]

    Yet in the cloister, the mind of Cantacuzene was still

    exercised by theological war. He sharpened a controversial pen against the Jews and Mahometans; ^38 and in every state he defended with equal zeal the divine light of Mount Thabor, a memorable question which consummates the religious follies of the Greeks. The fakirs of India, ^39 and the monks of the Oriental church, were alike persuaded, that in the total abstraction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purer spirit may ascend to the enjoyment and vision of the Deity. The opin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nasteries of Mount Athos ^40 will be best represented in the words of an abbot, who flourish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When thou art alone in thy cell,” says the ascetic teacher, “shut thy door, and seat thyself in a corner: raise thy mind above all things vain and transitory; recline thy beard and chin on thy breast; turn thy eyes and thy thoughts toward the middle of thy belly, the region of the navel; and search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e seat of the soul. At first, all will be dark and comfortless; but if you persevere day and night, you will feel an ineffable joy; and no sooner has the soul discovered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an it is involved in a mystic and ethereal light.” This light, the production of a distempered fancy, the creature of an empty stomach and an empty brain, was adored by the Quietists as the pure and perfect essence of God himself; and as long as the folly was confined to Mount Athos, the simple solitaries were not inquisitive how the divine essence could be a material substance, or how an immaterial substance could be perceived by the eyes of the body. But in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hese monasteries were visited by Barlaam, ^41 a Calabrian monk, who was equally skilled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who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and whose versatile genius could maintain their opposite cree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The indiscretion of an ascetic revealed to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secrets of mental prayer and Barlaam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ridiculing the Quietists, who placed the soul in the navel; of accusing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of heresy and blasphemy. His attack compelled the more learned to renounce or dissemble the simple devotion of their brethren; and Gregory Palamas introduced a scholastic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ssence and operation of God. His inaccessible essence dwells in the midst of an uncreated and eternal light; and this beatific vision of the saints had been manifested to the disciples on Mount Thabor, in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Yet this distinction could not escape the reproach of polytheism; the eternity of the light of Thabor was fiercely denied; and Barlaam still charged the Palamites with holding two eternal substances, a visible and an invisible God. From the rage of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who threatened his life, the Calabrian retired to Constantinople, where his smooth and specious manners introduced him to the favor of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emperor. The court and the city were involved in this theological dispute, which flamed amidst the civil war; but the doctrine of Barlaam was disgraced by his flight and apostasy: the Palamites triumphed; and their adversary,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depos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 character of emperor and theologian, Cantacuzene presided in the synod of the Greek church, which established,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e uncreated light of Mount Thabor; and, after so many insults, the reason of mankind was slightly wounded by the addition of a single absurdity. Many rolls of paper or parchment have been blotted; and the impenitent sectaries, who refused to subscribe the orthodox creed, were deprived of the honors of Christian burial; but in the next age the question was forgotten; nor can I learn that the axe or the fagot were employed for the extirpation of the Barlaamite heresy. ^42

    [Footnote 38: His four discourses, or books, were printed at Bazil, 1543,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3.) He composed them to satisfy a proselyte who was assaulted with letters from his friends of Ispahan. Cantacuzene had read the Koran; but I understand from Maracci that he adopts the vulgar prejudices and fables against Mahomet and his religion.] [Footnote 39: See the Voyage de Bernier, tom. i. p. 127.]

    [Footnote 40: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522, 523.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 24, 107 – 114, &c. The former unfolds the causes with the judgment of a philosopher,

    the latter transcribes and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with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Footnote 41: Basnage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v. p. 363 – 368) has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Barlaam. The duplicity of his opinions had inspired some doubts of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See likewise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27 – 432.)]

    [Footnote 42: See Cantacuzene (l. ii. c. 39, 40, l. iv. c. 3, 23, 24, 25) and Nic. Gregoras, (l. xi. c. 10, l. xv. 3, 7, &c.,) whose last books, from the xixth to xxivth, are almost confined to a subject so interesting to the authors. Boivin, (in Vit. Nic. Gregorae,) from the unpublished books, and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62 – 473,) or rather Montfaucon, from the Mss. of the Coislin library, have added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I have reserved the

    Genoese war, which shook the throne of Cantacuzene, and betrayed the debility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Genoese, who,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eated in the suburb of Pera or Galata, received that honorable fief from the bounty of the emperor.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use of their laws and magistrates; but they submitted to the duties of vassals and subjects; the forcible word of liegemen ^43 wa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jurisprudence; and their podesta, or chief, before he entered on his office, saluted the emperor with loyal acclamations and vows of fidelity. Genoa sealed a firm alliance with the Greeks; and, in case of a defensive war, a supply of fifty empty galleys and a succor of fifty galleys, completely armed and manned, was promised by the republic to the empire. In the revival of a naval force, it was the aim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o deliver himself from a foreign aid; and his vigorous government contained the Genoese of Galata within those limits which the insolence of wealth and freedom provoked them to exceed. A sailor threatened that they should soon b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slew the Greek who

    resented this national affront; and an armed vessel, after refusing to salute the palace, was guilty of some acts of piracy in the Black Sea. Their countrymen threatened to support their cause; but the long and open village of Galata was instantly surrounded by the Imperial troops; till, in the moment of the assault, the prostrate Genoese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their sovereign. The defenceless situation which secured their obedience exposed them to the attack of their Venetian rivals, who, in the reign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On the approach of their fleets, the Genoese,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retired into the city: their empty habitation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feeble prince, who had viewe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suburb, expressed his resentment, not by arms, but by ambassadors. This misfortune, however, was advantageous to the Genoese, who obtained, and imperceptibly abused, the dangerous license of surrounding Galata with a strong wall; of introducing into the ditch the waters of the sea; of erecting lofty turrets; and of mounting a train of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ampart. The narrow bounds in which they had been circumscribed were insufficient for the growing colony; each day they acquired some addition of landed property; and the adjacent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villas and castles, which they joined and protected by new fortifications. ^44 The navigation and trade of the Euxine was the patrimony of the Greek emperors, who commanded the narrow entrance, the gates, as it were, of that inland sea.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heir preroga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sultan of Egypt, who solici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sending an annual ship for the purchase of slaves in Circassia and the Lesser Tartary: a liberty pregnant with mischief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ince these youths were transformed by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nto the formidable Mamalukes. ^45 From the colony of Pera, the Genoese engaged with superior advantage in the lucrative trade of the Black Sea; and their industry supplied the Greeks with fish and corn; two articles of food almost equally important to a superstitious people. The spontaneous bounty of nature appears to have bestowed the harvests of Ukraine,

    the produce of a rude and savage husbandry; and the endless exportation of salt fish and caviare is annually renewed by the enormous sturgeons that are caught at the mouth of the Don or Tanais, in their last station of the rich mud and shallow water of the Maeotis. ^46 The waters of the Oxus, the Caspian, the Volga, and the Don, opened a rare and laborious passage for the gems and spices of India; and after three months’ march the caravans of Carizme met the Italian vessels in the harbors of Crimaea. ^47 These various branches of trade were monopolized by the diligence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Their rivals of Venice and Pisa were forcibly expelled; the natives were awed by the castles and cities, which aros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humble factories; and their principal establishment of Caffa ^48 was besieged without effect by the Tartar powers. Destitute of a navy,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se haughty merchants, who fed, or famished,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 They proceeded to usurp the customs, the fishery, and even the toll, of the Bosphorus; and while they derived from these objects a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 remnant of thirty thousand was reluctantly allowed to the emperor. ^49 The colony of Pera or Galata acted, in peace and war,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as it will happen in distant settlements, the Genoese podesta too often forgot that he was the servant of his own masters. [Footnote 43: Pachymer (l. v. c. 10) very properly explains (ligios). The use of these words in the Greek and Latin of the feudal times may be amply understood from the Glossaries of Ducange, (Graec. p. 811, 812. Latin. tom. iv. p. 109 – 111.)]

    [Footnote 44: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Genoese at Pera, or Galata, is described by Ducange (C. P. Christiana, l. i. p. 68, 69) from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Pachymer, (l. ii. c. 35, l. v. 10, 30, l. ix. 15 l. xii. 6, 9,)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4, l. vi. c. 11, l. ix. c. 5, l. ix. c. 1, l. xv. c. 1, 6,) and Cantacuzene, (l. i. c. 12, l. ii. c. 29, &c.)] [Footnote 45: Both Pachymer (l. iii. c. 3, 4, 5) and Nic. Greg. (l. iv. c. 7) understand and deplore the effects of this dangerous indulgence. Bibars, sultan of Egypt, himself a Tartar, but a

    devout Mussulman, obtained from the children of Zingis the permission to build a stately mosque in the capital of Crimea,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Footnote 46: Chardin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8) was assured at Caffa, that these fishes were sometimes twenty-four or twenty-six feet long, weighed eight or nine hundred pounds, and yielded three or four quintals of caviare. The corn of the Bosphorus had supplied the Athenians in the time of Demosthenes.]

    [Footnote 47: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344. Viaggi di Ramusio, tom. i. fol. 400. But this land or water carriage could only be practicable when Tartary was united under a wise and powerful monarch.] [Footnote 48: Nic. Gregoras (l. xiii. c. 12) is judicious and well informed on the trade and colonies of the Black Sea. Chardin describes the present ruins of Caffa, where, in forty days, he saw above 400 sail employed in the corn and fish trade,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6 – 48.)]

    [Footnote 49: See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These usurpation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by the civil wars that afflicted his age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grandson. The talents of Cantacuzene were employed to the ruin, rather tha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mpire; and after his domestic victory, he was condemned to an ignominious trial, whether the Greeks or the Genoese should reign in Constantinople. The merchants of Pera were offended by his refusal of some contiguous land, some commanding heights, which they proposed to cover with new fortifications;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who was detained at Demotica by sickness, they ventured to brave the debility of a female reign. A Byzantine vessel, which had presumed to fish at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was sunk by these audacious strangers; the fishermen were murdered. Instead of suing for pardon, the Genoese demanded satisfaction; required, in a haughty strain, that the Greeks should renounce 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 and encountered

    with regular arms the first sallies of the popular indignation. They instantly occupied the debatable land; and by the labor of a whole people,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age, the wall was raised, and the ditch was sunk, with incredible spe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acked and burnt two Byzantine galleys; while the three oth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Imperial navy,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the habitations without the gates, or along the shore, were pillaged and destroyed; and the care of the regent, of the empress Irene, was confin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ty. The return of Cantacuzene dispelled the public consternation: the emperor inclined to peaceful counsels; but he yielded to the obstinacy of his enemies, who rejected all reasonable terms, and to the ardor of his subjects, who threatened, in the style of Scripture, to break them in pieces like a potter’s vessel. Yet they reluctantly paid the taxes, that he im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and the expenses of the war; and as the two nations were masters, the one of the land, the other of the sea, Constantinople and Pera were pressed by the evils of a mutual siege. The merchants of the colony, who had believed that a few days would terminate the war, already murmured at their losses: the succors from their mother-country were delayed by the factions of Genoa; and the most cautious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a Rhodian vessel to remove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from the scene of hostility. In the spring, the Byzantine fleet, seven galleys and a train of smaller vessels, issu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and steered in a single line along the shore of Pera; unskilfully presenting their sides to the beaks of the adverse squadron. The crews were composed of peasants and mechanics; nor was their ignorance compensated by the native courage of Barbarians: the wind was strong, the waves were rough; and no sooner did the Greeks perceive a distant and inactive enemy, than they leaped headlong into the sea, from a doubtful, to an inevitable peril. The troops that marched to the attack of the lines of Pera were struck at the same moment with a similar panic; and the Genoese were astonished, and almost ashamed, at their double victory. Their triumphant vessels, crowned with flowers, and dragging after them the captive galleys, repeatedly passed and repassed before the

    palace: the only virtue of the emperor was patience; and the hope of revenge his sole consolation. Yet the distress of both parties interposed a temporary agreement; and the shame of the empire was disguised by a thin veil of dignity and power. Summoning the chiefs of the colony, Cantacuzene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trivial object of the debate; and, after a mild reproof, most liberally granted the lands,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resigned to the seeming custody of his officers. ^50 [Footnote 50: The events of this war are relate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1 with obscurity and confusion, and by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 7) in a clear and honest narrative. The priest was less responsible than the prince for the defeat of the fleet.]

    But the emperor was soon solicited to violate the treaty,

    and to join his arms with the Venetians,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Genoa and her colonies. While he compared the reasons of peace and war, his moderation was provoked by a wanton insult of the inhabitants of Pera, who discharged from their rampart a large stone that fell in the midst of Constantinople. On his just complaint, they coldly blamed the imprudence of their engineer; but the next day the insult was repeated; and they exulted in a second proof that the royal city was not beyond the reach of their artillery. Cantacuzene instantly signed his treaty with the Venetians; but the weight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scarcely felt in the balance of these opulent and powerful republics. ^51 From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to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their fleet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a memorable battle was fought in the narrow sea,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reconcile the accounts of the Greeks, the Venetians, and the Genoese; ^52 and while I depend on the narrative of an impartial historian, ^53 I shall borrow from each nation the facts that redound to their own disgrace, and the honor of their foes. The Venetians, with their allies the Catalans, had the advantage of number; and their fleet, with the poor addition of eight Byzantine galleys, amounted to seventy-five sail: the Genoese did not exceed sixty-four; but in

    those times their ships of war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size and strength. The names and families of their naval commanders, Pisani and Doria, are illustrious in the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personal merit of the former was eclipsed by the fame and abilities of his rival. They engaged in tempestuous weather; and the tumultuary conflict was continued from the dawn to the extinction of light. The enemies of the Genoese applaud their prowess; the friends of the Venetian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behavior; but all parties agree in praising the skill and boldness of the Catalans, ^* who, with many wounds, sustained the brunt of the action.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fleets, the event might appear doubtful; but the thirteen Genoese galleys, that had been sunk or taken, were compensated by a double loss of the allies; of fourteen Venetians, ten Catalans, and two Greeks; ^! and even the grief of the conquerors expressed the assurance and habit of more decisive victories. Pisani confessed his defeat, by retiring into a fortified harbor, from whence,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orders of the senate, he steered with a broken and flying squadron for the Isle of Candia, and abandoned to his rival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 In a public epistle, ^54 addressed to the doge and senate, Petrarch employs his eloquence to reconcile the maritime powers, the two luminaries of Italy. The orator celebrates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 Genoese, the first of men in the exercise of naval war: he drops a tear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Venetian brethren; but he exhorts them to pursue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base and perfidious Greeks; to purge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 from the heresy with which it was infected. Deserted by their friends, the Greeks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ance;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olicited and subscribed a treaty, which forever banished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and granted to the Genoese a monopoly of trade, and almost a right of dominion. The Roman empire (I smile in transcribing the name) might soon have sunk into a province of Genoa, if the ambition of the republic had not been checked by the ruin of her freedom and naval power. A long contest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was determined by the triumph of Venice; and the factions of the

    Genoese compelled them to seek for domestic pea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foreign lord, the duke of Milan, or the French king. Yet the spirit of commerce survived that of conquest; and the colony of Pera still awed the capital and navigated the Euxine, till it was involved by the Turks in the final servitude of Constantinople itself.

    [Footnote 51: The second war is darkly tol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8, p. 24, 25, 28 – 32,) who wishes to disguise what he dares not deny. I regret this part of Nic. Gregoras, which is still in Ms. at Paris.

    Note: This par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not been printed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The editor expresses a hope that it may be undertaken by Hase. I should join in the regret of Gibbon, if these books contain an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f they are but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fill the last books in our present copies, they may as well sleep their eternal sleep in Ms. as in print. – M.]

    [Footnote 52: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ii. p. 144) refers to the most ancient Chronicles of Venice (Caresinus, the continuator of Andrew Dandulus, tom. xii. p. 421, 422) and Genoa, (George Stella Annales Genuenses, tom. xvii. p. 1091, 1092;) both which I have diligently consulted in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Footnote 53: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of Florence, l. ii. c. 59, p. 145 – 147, c. 74, 75, p. 156, 157,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Footnote *: Cantacuzene praises their bravery, but imputes their losses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seas: they suffered more by the breakers than by the enemy, vol. iii. p. 224. – M.]

    [Footnote !: Cantacuzene says that the Genoese lost twenty-eight ships with their crews;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sixteen, the Imperials, none Cantacuzene accuses Pisani of cowardice, in not following up the victory, and destroying the

    Genoese. But Pisani’s conduct, and indeed Cantacuzene’s account of the battle, betra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Genoese – M]

    [Footnote 54: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257 – 263) translates this letter, which he copied from a M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Though a servant of the duke of Milan, Petrarch pours forth his astonishment and grief at the defeat and despair of the Genoese in the following year, (p. 323 – 332.)]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

    Conquests Of Zingis Khan And The Moguls From China To

    Poland. – Escap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 Origin Of The Ottoman Turks In Bithynia. – Reigns And Victories Of Othman, Orchan, Amurath The First, And Bajazet The First. – Found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In Asia And Europe. –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 Empire.

    From the petty quarrels of a city and her suburbs, from the

    cowardice and discord of the falling Greeks, I shall now ascend to the victorious Turks; whose domestic slavery was ennobled by martial discipline, religious enthusiasm, and the energ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s, the present sovereigns of Constantinople, are connect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of modern history; but they are founded on a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great eruption of the Moguls ^* and Tartars; whose rapid conquest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primitiv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have agitated and altered the surface of the globe. I have long since asserted my claim to introduce the nations, the immediate or remote authors of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or can I refuse myself to those events, which, from their uncommon magnitude, will interest a philosophic mind in the history of blood. ^1

    [Footnote *: Mongol seems to approach the nearest to the proper name of this race. The Chinese call them Mong-kou; the Mondchoux, their neighbors, Monggo or Monggou. They called themselves also Beda. This fact seems to have been proved by M. Schmidt against the French Orientalists. See De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tom. xxii p. 402.]

    [Footnote 1: The reader is invited to review chapters xxii. to xxvi., and xxiii. to xxxviii., the manners of pastoral nations, the conquest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which were composed at a time when I entertained the wish, rather than the hope, of concluding my history.]

    From the spacious highlands between China, Siberia, and the

    Caspian Sea, the tide of emigration and war has repeatedly been poured. These ancient seats of the Huns and Turks were occupi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by many pastoral tribes, of the same descent and similar manners, which were united and led to conquest by the formidable Zingis. ^* In his ascent to greatness, that Barbarian (whose private appellation was Temugin) had trampled on the necks of his equal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it was the pride of victory, that the prince or people deduced his seventh ancestor from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a virgin. His father had reigned over thirteen hordes, which composed about thirty or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above two thirds refused to pay tithes or obedience to his infant son; and at the age of thirteen, Temugin fought a battle against his rebellious subject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Asia was reduced to fly and to obey; but he rose superior to his fortune, and in his fortieth year he had established his fame and dominion over the circumjacent tribes. In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policy is rude and valor is universal, the ascendant of one man must be founded on his power and resolution to punish his enemies and recompense his friends. His first military league was ratified by the simple rites of sacrificing a horse and tasting of a running stream: Temugin pledged himself to divide with his followers the sweets and the bitters of life; and when he had shared among them his horses

    and apparel, he was rich in their gratitude and his own hopes. After his first victory, he placed seventy caldrons on the fire, and seventy of the most guilty rebels were cast headlong into the boiling water. The sphere of his attraction was continually enlarged by the ruin of the proud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prudent; and the boldest chieftains might tremble, when they beheld, enchased in silver, the skull of the khan of Keraites; ^2 who, under the name of Prester John, had corresponded with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princes of Europe. The ambition of Temugin condescended to emplo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and it was from a naked prophet, who could ascend to heaven on a white horse, that he accepted the title of Zingis, ^3 the most great; and a divine right to the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the earth. In a general couroultai, or diet, he was seated on a felt, which was long afterwards revered as a relic, and solemnly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4 and Tartars. ^5 Of these kindred, though rival, names, the former had given birth to the imperial race; and the latter has been extended by accident or error over the spacious wilderness of the north. [Footnote *: On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rly life of Zingis, see D’Ohson, Hist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s Ost- Mongolen, p. 66, &c., and Notes. – M.]

    [Footnote 2: The khans of the Keraites were most probably incapable of reading the pompous epistles composed in their name by the Nestorian missionaries, who endowed them with the fabulous wonders of an Indian kingdom. Perhaps these Tartars (the Presbyter or Priest John) had submitted to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ordination, (Asseman, Bibliot Orient tom. iii. p. ii. p. 487 – 503.)] [Footnote 3: Since the history and tragedy of Voltaire, Gengis, at least in French, seems to be the more fashionable spelling; but Abulghazi Khan must have known the true name of his ancestor.

    His etymology appears just: Zin, in the Mogul tongue, signifies great, and gis is the superlative termination, (Hist.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part iii. p. 194, 195.) From the same

    idea of magn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Zingis is bestowed on the ocean.] [Footnote 4: The name of Moguls has prevailed among the Orientals, and still adheres to the titular sovereign, the Great Mogul of Hindastan.

    Note: M. Remusat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233) justly

    observes, that Timour was a Turk, not a Mogul, and, p. 242, that probably there was not Mogul in the army of Baber, who established the Indian throne of the “Great Mogul.” – M.]

    [Footnote 5: The Tartars (more properly Tatars) were descended from Tatar Khan, the brother of Mogul Khan, (see Abulghazi, part i. and ii.,) and once formed a horde of 70,000 families on the borders of Kitay, (p. 103 – 112.) In the great invasion of Europe (A.D. 1238) they seem to have led the vanguard; and the similitude of the name of Tartarei, recommended that of Tartars to the Latins, (Matt. Paris, p. 398, &c.)

    Note: Thi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M. Klaproth, is

    fabulous, and invented by the Mahometan writers, who, from religious zeal, endeavored to connect the traditions of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with those of the Old Testament, as preserved in the Koran. There is no trace of it in the Chinese writers de l’Asie, p. 156. – M.]

    The code of laws which Zingis dictated to his subjects was

    adap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 domestic peace, and the exercise of foreign hostility.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was inflicted on the crimes of adultery, murder, perjury, and the capital thefts of a horse or ox; and the fiercest of men were mild and just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The future election of the great khan was vested in the princes of his family and the heads of the tribe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hase were essential to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of a Tartar camp. The victorious nation was held sacred from all servile

    labors, which were abandoned to slaves and strangers; and every labor was servile excep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e service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ho were armed with bows, cimeters, and iron maces, and divided by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were the institutions of a veteran commander. Each officer and soldier was made responsible, under pain of death, for the safety and honor of his companions; and the spirit of conquest breathed in the law, that peace should never be granted unless to a vanquished and suppliant enemy. But it is the religion of Zingis that best deserves our wonder and applause. ^*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of Europe, who defended nonsense by cruelty, might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example of a Barbarian, who anticipated the lessons of philosophy, ^6 and established by his laws a system of pure theism and perfect toleration. His first and only article of faith was the existence of one God, the Author of all good; who fills by his presence the heavens and earth, which he has created by his power. The Tartars and Moguls were addicted to the idols of their peculiar tribes; and many of them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o the religions of Moses, of Mahomet, and of Christ. These various systems in freedom and concord were taught and practis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same camp; and the Bonze, the Imam, the Rabbi, the Nestorian, and the Latin priest, enjoyed the same honorable exemption from service and tribute: in the mosque of Bochara, the insolent victor might trample the Koran under his horse’s feet, but the calm legislator respected the prophets and pontiffs of the most hostile sects. The reason of Zingis was not informed by books: the khan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and, except the tribe of the Igour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as illiterate as their sovereign. ^* The memory of their exploits was preserved by tradition: sixty- eight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se tradi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transcribed; ^7 the brevity of their domestic annals may be supplied by the Chinese, ^8 Persians, ^9 Armenians, ^10 Syrians, ^11 Arabians, ^12 Greeks, ^13 Russians, ^14 Poles, ^15 Hungarians, ^16 and Latins; ^17 and each nation will deserve credit in the relation of their own disasters and defeats. ^18

    [Footnote *: Before his armies entered Thibet, he sent an embassy to Bogdosottnam Dsimmo, a Lama high priest, with a letter to this effect: “I have chosen thee as high priest for myself and my empire. Repair then to me, and promot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happiness of man: I will be thy supporter and protector: let us establish a system of religion, and unite it with the monarchy,” &c. The high priest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nd the Mongol history literally terms this step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respect for religion; because the monarch, by his public profession, made it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 Klaproth. “Travels in Caucasus,” ch. 7, Eng. Trans. p. 92. Neither Dshingis nor his son and successor Oegodah had, on account of their continual wars, much leisur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the Lama. By religion they understand a distinct, independent, sacred moral code, which has but one origin, one source, and one object. This notion they universally propagate, and even believe that the brutes, and all created beings, have a religion adapted to their sphere of actio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arious religions they ascribe to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legislators. Never do you hear of their inveighing against any creed, even against the obviously absurd Schaman paganism, or of their persecuting others on that account. They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hand, endure every hardship, and even persecutions, with perfect resignation, and indulgently excuse the follies of others, nay, consider them as a motive for increased arder in prayer, ch. ix. p. 109. – M.]

    [Footnote 6: A singular conformity may be found between the religious laws of Zingis Khan and of Mr. Locke,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in his works, vol. iv. p. 535, 4to. edition, 1777.)]

    [Footnote *: See the notice on Tha-tha-toung-o, the Ouogour minister of Tchingis, in Abel Remusat’s 2d series of Recherch. Asiat. vol. ii. p. 61. He taught the son of Tchingis to write: “He was the instructor of the Moguls in writing, of which they were before ignorant;” and h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uigour characters to the Mogul language cannot be placed earlier than the year 1204 or 1205, nor so late as the time of Pa-sse-

    pa, who lived under Khubilai. A new alphabet, approaching to that of Thibet, was introduced under Khubilai. – M.]

    [Footnote 7: In the year 1294, by the command of Cazan, khan of Persia,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Zingis. From these traditions, his vizier Fadlallah composed a Mogul history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used by Petit de la Croix, (Hist. de Genghizcan, p. 537 – 539.) The Histoire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a Leyde, 1726, in 12mo., 2 tomes) was translated by the Swedish prisoners in Siberia from the Mogul MS. of Abulgasi Bahadur Khan, a descendant of Zingis, who reigned over the Usbeks of Charasm, or Carizme, (A.D. 1644 – 1663.) He is of most value and credit for the names, pedigrees, and manners of his nation. Of his nine parts, the ist descends from Adam to Mogul Khan; the iid, from Mogul to Zingis; the iiid is the life of Zingis; the ivth, vth, vith, and viith, the general history of his four sons and their posterity; the viiith and ixth, the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descendants of Sheibani Khan, who reigned in Maurenahar and Charasm.]

    [Footnote 8: 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erans de la Chine; tiree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Societe de Jesus, Missionaire a Peking; a Paris, 1739, in 4to. This translation is stamp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domestic accuracy and foreign ignorance.]

    [Footnote 9: See the 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 premier Empereur des Moguls et Tartares, par M. Petit de la Croix, a Paris, 1710, in 12mo.; a work of ten years’ labor, chiefly drawn from the Persian writers, among whom Nisavi, the secretary of Sultan Gelaleddin, has the merit and prejudices of a contemporary. A slight air of romance is the fault of the originals, or the compiler. See likewise the articles of Genghizcan, Mohammed, Gelaleddin, &c.,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Note: The preface to the Hist. des Mongols, (Paris, 1824)

    gives a catalogu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 M.]

    [Footnote 10: Haithonus, or Aithonus, an Armenian prince, and afterwards a monk of Premontre, (Fabric, Bibliot. Lat. Medii Aevi, tom. i. p. 34,) dicta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his book de Tartaris, his old fellow-soldiers. It was immediate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is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Simon Grynaeus, (Basil, 1555, in folio.)

    Note: A precis at the end of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Hist. des Empereurs, vol. xvii., by M. Brosset, gives large extracts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 Armenian historians relating to the Mogul conquests. – M.] [Footnote 11: Zingis Khan, and his first successors, occupy the conclusion of the ixth Dynasty of Abulpharagius, (vers. Pocock, Oxon. 1663, in 4to.;) and his xth Dynasty is that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Assemannus (Bibliot. Orient. tom. ii.) has extracted some facts from his Syriac writings, and the lives of the Jacobite maphrians, or primates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Among the Arabians, in language and religion, we may distinguish Abulfeda, sultan of Hamah in Syria, who fought in person, under the Mamaluke standard, against the Moguls.]

    [Footnote 13: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5, 6) has felt the necessity of connecting the Scythian and Byzantine histories. He describes with truth and elegance the settlement and manners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but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origin, and corrupts the names of Zingis and his sons.] [Footnote 14: M. Levesque (Histoire de Russie, tom. ii.) has described the conquest of Russia by the Tartars, from the patriarch Nicon, and the old chronicles.]

    [Footnote 15: For Poland, I am content with the Sarmatia Asiatica et Europaea of Matthew a Michou, or De Michovia, a canon and physician of Cracow, (A.D. 1506,)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Grynaeus.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tom. v. p. 56.]

    [Footnote 16: I should quote Thuroczius, the oldest general historian (pars ii. c. 74, p. 150) in the 1st volume of the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did not the same volume contain the original narrative of a contemporary, an eye-witness, and a sufferer, (M. Rogerii, Hungari, Varadiensis Capituli Canonici, Carmen miserabile, seu Historia super Destructione Regni Hungariae Temporibus Belae IV. Regis per Tartaros facta, p. 292 – 321;) the best picture that I have ever see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a Barbaric invasion.] [Footnote 17: Matthew Paris has represented, from authentic documents, the danger and distress of Europe, (consult the word Tartari in his copious Index.) From motives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in the xiiith century was visited by two friars,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Rubruquis, and by Marco Polo, a Venetian gentleman. The Latin relations of the two former are inserted in the 1st volume of Hackluyt; the Italian original or version of the third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i. p. 198, tom. v. p. 25) may be found in the second tome of Ramusio.] [Footnote 18: In his great History of the Huns, M. de Guignes has most amply treated of Zingis Khan and his successors. See tom. iii. l. xv. – xix., and in the collateral articles of the Seljukians of Roum, tom. ii. l. xi., the Carizmians, l. xiv., and the Mamalukes, tom. iv. l. xxi.; consult likewise the tables of the 1st volume. He is ever learned and accurate; yet I am only indebted to him for a general view, and some passages of Abulfeda, which are still latent in the Arabic text.

    Note: To this catalogu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Moguls may

    be added D’Oh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from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 Mongolen, St. Petersburgh, 1829. This curious work, by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Mongol, was written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nation to Buddhism: it is enriched with very valuable notes by the editor and translator; but, unfortunately, is very barre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uropean and even the western Asiatic conquests of the Mongols. –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

    The arms of Zingis and his lieutenants successively reduced

    the hordes of the desert, who pitched their tents between the wall of China and the Volga; and the Mogul emperor became the monarch of the pastoral world, the lord of many millions of shepherds and soldiers, who felt their united strength, and were impatient to rush on the mild and wealthy climates of the south. His ancestors had been the tributari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and Temugin himself had been disgraced by a title of honor and servitude. The court of Pekin was astonished by an embassy from its former vassal, who, in the tone of the king of nations, exacte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which he had paid, and who affected to treat the son of heaven as the most contemptible of mankind. A haughty answer disguised their secret apprehensions; and their fears were soon justified by the march of innumerable squadrons, who pierced on all sides the feeble rampart of the great wall. Ninety cities were stormed, or starved, by the Moguls; ten only escaped; and Zingis,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filial piety of the Chinese, covered his vanguard with their captive parents; an unworthy, and by degrees a fruitless, abuse of the virtue of his enemies. His invas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revolt of a hundred thousand Khitans, who guarded the frontier: yet he listened to a treaty; and a princess of China, three thousand horses, five hundred youths, and as many virgins, and a tribute of gold and silk, were the price of his retreat. In his second expedition, he compelled the Chinese emperor to retire beyond the yellow river to a more southern residence. The siege of Pekin ^19 was long and laborious: the inhabitants were reduced by famine to

    decimate and devour their fellow-citizens; when their ammunition was spent, they discharged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ir engines; but the Moguls introduced a mine to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and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 palace burnt above thirty days. China was desolated by Tartar war and domestic faction; and the five northern provinces were added to the empire of Zingis.

    [Footnote 19: More properly Yen-king, an ancient city, whose ruins still appear some furlongs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modern Pekin, which was built by Cublai Khan, (Gaubel, p. 146.) Pe-king and Nan-king are vague titles, the courts of the north and of the south. The identity and change of names perplex the most skilful reader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p. 177.)

    Note: And likewise in Chinese history – see Abel Remusat,

    Mel. Asiat. 2d tom. ii. p. 5. – M.]

    In the West, he touched the dominions of Mohammed, sultan of

    Carizime, who reigne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borders of India and Turkestan; and who, in the proud imitat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rgot the servitude and ingratitude of his fathers to the house of Seljuk. It was the wish of Zingis to establish a friendly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lem princes: nor could he be tempted by the secret solicitations of the caliph of Bagdad, who sacrificed to his personal wrongs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rash and inhuman deed provoked and justified the Tartar arms in 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ern Asia. ^! A caravan of three ambassadors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 merchants were arrested and murdered at Otrar, by the command of Mohamm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demand and denial of justice, till he had prayed and fasted three nights on a mountain, that the Mogul emperor appealed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his sword. Our European battles, says a philosophic writer, ^20 are petty skirmishes, if compared to

    the numbers that have fought and fallen in the fields of Asia.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are said to have march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Zingis and his four sons. In the vast plains that extend to the north of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y were encountered by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of the sultan; and in the first battle, which was suspended by the night,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Carizmians were slain. Mohammed was astonished by the multitude and valor of his enemies: he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ibuted his troops in the frontier towns; trusting that the Barbarians, invincible in the field, would be repulsed by the length and difficulty of so many regular sieges. But the prudence of Zingis had formed a body of Chinese engineers, skilled in the mechanic arts; informed perhaps of the secret of gunpowder, and capable, under his discipline, of attacking a foreign country with more vigor and success than they had defended their own. The Persian historians will relate the sieges and reduction of Otrar, Cogende, Bochara, Samarcand, Carizme, Herat, Merou, Nisabour, Balch, and Candahar;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rich and populous countries of Transoxiana, Carizme, and Chorazan. ^* The destructive hostilitie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have long sinc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example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and in this more proper place I shall be content to observe, that, from the Caspian to the Indus, they ruined a tract of many hundred miles, which was adorned with the habitations and labors of mankind, and that fiv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 to repair the ravages of four years. The Mogul emperor encouraged or indulged the fury of his troops: the hope of future possession was lost in the ardor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cause of the war exasperated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by the pretence of justice and revenge. The downfall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Mohammed, who expired, unpitied and alone, in a desert island of the Caspian Sea, is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Could the Carizmian empire have been saved by a single hero, it would have been saved by his son Gelaleddin, whose active valor repeatedly checked the Moguls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Retreating, as he fought,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he was oppressed by their innumerable host, till, in the last moment of despair, Gelaleddin spurred his horse into the waves, swam one of the broadest and most rapid rivers of Asia, and extorted the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of Zingis himself. It was in this camp that the Mogul conqueror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murmurs of his weary and wealthy troops, who sighed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ir native land. Eucumbered with the spoils of Asia, he slowly measured back his footsteps, betrayed some pity for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an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building the cities which had been swept away by the tempest of his arms. After he had repassed the Oxus and Jaxartes, he was joined by two generals, whom he had detached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to subdue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They had trampled on the nations which opposed their passag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t, traversed the Volga and the desert, and accomplished the circuit of the Caspian Sea, by an expedition which had never been attempted, and has never been repeated. The return of Zingis was signalized by the overthrow of the rebellious or independent kingdoms of Tartary; and he died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with his last breath exhorting and instructing his so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Chinese empire. ^* [Footnote !: See th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is transaction, from the Kholauesut Akbaur, in Price, vol. ii. p. 402. – M.]

    [Footnote 20: M. de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tom. iii. c. 60, p. 8. His account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contains, as usual, much general sense and truth, with some particular errors.]

    [Footnote *: Every where they massacred all classes, except the artisans, whom they made slaves. Hist. des Mongols. – M.]

    [Footnote *: Their first duty, which he bequeathed to them, was to massacre the king of Tangcoute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Ninhia, the surrender of the city being already agreed upon, Hist. des Mongols. vol. i. p. 286. – M.]

    The harem of Zingis was composed of five hundred wives and

    concubines; and of his numerous progeny, four sons, illustrious by their birth and merit, exercised under their father the principal offices of peace and war. Toushi was his great huntsman, Zagatai ^21 his judge, Octai his minister, and Tuli his general; and their names and actions are often conspicuous in the history of his conquests. Firmly united for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content with dependent sceptres; and Octai, by general consent, was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He was succeeded by his son Gayuk, after whose death the empire devolved to his cousins Mangou and Cublai, the sons of Tuli, and the grandsons of Zingis. In the sixty-eight years of his four first successors, the Mogul subdued almost all Asia, and a large portion of Europe. Without confining myself to the order of time,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detail of events, I shall present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ir arms; I. In the East; II. In the South; III. In the West; and IV. In the North. [Footnote 21: Zagatai gave his name to his dominions of Maurenahar, or Transoxiana; and the Moguls of Hindostan, who emigrated from that country, are styled Zagatais by the Persians.

    This certain etymology, and the similar example of Uzbek, Nogai, &c., may warn us not absolutely to reject the derivations of a national, from a personal, name.

    Note: See a curious anecdote of Tschagatai. Hist. des

    Mongols, p. 370. M]

    1. Before the invasion of Zingis,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wo empires or dynasti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22 and the difference of origin and interest was smoothed by a general conformity of laws, language, and national manners. The

    Northern empire, which had been dismembered by Zingis, was finally subdued seven years after his death. After the loss of Pekin, the emperor had fixed his residence at Kaifong, a city many leagues in circumference, and which co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nnals, fourteen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of inhabitants and fugitives. He escaped from thence with only seven horsemen, and made his last stand in a third capital, till at length the hopeless monarch, protesting his innocence and accusing his fortune, ascended a funeral pile, and gave orders, that, as soon as he had stabbed himself, the fire should be kindled by his attendants. The dynasty of the Song, the native and ancient sovereigns of the whole empire, survived about forty-five years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usurpers; and the perfect conquest was reserved for the arms of Cublai. During this interval, the Moguls were often diverted by foreign wars; and, if the Chinese seldom dared to meet their victors in the field, their passive courage presented and endless succession of cities to storm and of millions to slaughter. In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places, the engines of antiquity and the Greek fire were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use of gunpowder in cannon and bombs appears as a familiar practice; ^23 and the sieges were conducted by the Mahometans and Franks, who had been liberally invited into the service of Cublai. After passing the great river, the troops and artillery were conveyed along a series of canals, till they invested the royal residence of Hamcheu, or Quinsay, in the country of silk, the most delicious climate of China. The emperor, a defenceless youth, surrendered his person and sceptre; and before he was sent in exile into Tartary, he struck nine times the ground with his forehead, to adore in prayer or thanksgiving the mercy of the great khan. Yet the war (it was now styled a rebellion) was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from Hamcheu to Canton; and the obstinate remnant of independence and hostility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land to the sea. But when the fleet of the Song was surrounded and oppressed by a superior armament, their last champion leaped into the waves with his infant emperor in his arms. “It is more glorious,” he cried, “to die a prince, than to live a slave.” A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imitated his

    example; and the whole empire, from Tonkin to the great wall, submitted to the dominion of Cublai. His boundless ambitio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Japan: his fleet was twice shipwrecked; and the lives of a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Chinese were sacrificed in the fruitless expedition. But the circumjacent kingdoms, Corea, Tonkin, Cochinchina, Pegu, Bengal, and Thibet, were reduc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tribute and obedience by the effort or terror of his arms. He explored the Indian Ocean with a fleet of a thousand ships: they sailed in sixty-eight days, most probably to the Isle of Borneo, under the equinoctial line; and though they returned not without spoil or glory, the emperor was dissatisfied that the savage king had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Footnote 22: In Marco Polo, and the Oriental geographers, the names of Cathay and Mangi distinguis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mpires, which, from A.D. 1234 to 1279, were those of the great khan, and of the Chinese. The search of Cathay, after China had been found, excited and misled our navigato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i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north- east passage.] [Footnote 23: I depend on the knowledge and fidelity of the Pere Gaubil, who translates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nnals of the Moguls or Yuen, (p. 71, 93, 153;) but I am ignorant at what time these annals were composed and published. The two uncles of Marco Polo, who served as engineers at the siege of Siengyangfou, (l. ii. 61, in Ramusio, tom. ii. See Gaubil, p. 155, 157) must have felt and related the effects of this destructive powder, and their silence is a weighty, and almost decisive objection. I entertain a suspicion, that their recent discovery was carried from Europe to China by the carav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nd falsely adopted as an old national discovery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and Jesuits in the xvith. Yet the Pere Gaubil affirms, that the use of gunpowder has been known to the Chinese above 1600 years.

    Note: Sou-houng-kian-lon. Abel Remusat. – M.

    Note: La poudre a canon et d’autres compositions

    inflammantes, dont ils se servent pour construire des pieces d’artifice d’un effet suprenant, leur etaient connues depuis tres long-temps, et l’on croit que des bombardes et des pierriers, dont ils avaient enseigne l’usage aux Tartares, ont pu donner en Europe l’idee d’artillerie, quoique la forme des fusils et des canons dont ils se servent actuellement, leur ait ete apportee par les Francs, ainsi que l’attestent les noms memes qu’ils donnent a ces sortes d’armes.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23. – M.]

    1.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by the Moguls was reserved in

    a later period for the house of Timour; but that of Iran, or Persia, was achieved by Holagou Khan, ^* the grandson of Zingis, the brother and lieutenant of the two successive emperors, Mangou and Cublai. I shall not enumerate the crowd of sultans, emirs, and atabeks, whom he trampled into dust; but the extirpation of the Assassins, or Ismaelians ^24 of Persi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ervice to mankind. Among the hills to the south of the Caspian, these odious sectaries had reigned with impunity above a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nd their prince, or Imam, established his lieutenant to lead and govern the colony of Mount Libanus, so famous and formidab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5 With the fanaticism of the Koran the Ismaelians had blended the Indian transmigration, and the visions of their own prophets; and it was their first duty to devote their souls and bodies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vicar of God. The daggers of his missionaries were felt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Christians and the Moslems enumerate, and persons multiply, the illustrious victims that were sacrificed to the zeal, avarice, or resentment of the old man (as he was corruptly styled) of the mountain. But these daggers, his only arms, were broken by the sword of Holagou, and not a vestige is left of the enemies of mankind, except the word assassin, which, in the most odious sense,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The extinction of the Abbassides cannot be indifferent to the spectators of their greatness and decline. Since the fall of their Seljukian tyrants the caliphs had recovered their lawful dominion of

    Bagdad and the Arabian Irak; but the city was distracted by theological factions,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lost in a harem of seven hundred conubines.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he encountered with feeble arms and haughty embassies. “On the divine decree,” said the caliph Mostasem, “is founded the throne of the sons of Abbas: and their foes shall surely be destroyed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next. Who is this Holagou that dares to rise against them? If he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instantly depart from the sacred territory; and perhaps he may obtain from our clemency the pardon of his fault.” This presumption was cherished by a perfidious vizier, who assured his master, that, even if the Barbarians had entered the cit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e terrace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overwhelm them with stones. But when Holagou touched the phantom, it instantly vanished into smoke.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Bagdad was stormed and sacked by the Moguls; ^* and their savage commander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aliph Mostasem, the last of the temporal successors of Mahomet; whose noble kinsmen, of the race of Abbas, had reigned in Asia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Whatever might be the designs of the conqueror, the holy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26 were protected by the Arabian desert; but the Moguls spread beyond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pillaged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reatened to join the Franks in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Egypt was lost, had she been defended only by her feeble offspring; but the Mamalukes had breathed in their infancy the keenness of a Scythian air: equal in valor,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hey met the Moguls in many a well-fought field; and drove back the stream of hostility to the eastward of the Euphrates. ^! But it overflowed with resistless violence the kingdoms of Armenia ^!! and Anatolia, of which the former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latter by the Turks. The sultans of Iconium opposed some resistance to the Mogul arms, till Azzadin sought a refuge among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feeble successors, the las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y the khans of Persia. ^*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of Holago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171. – M.]

    [Footnote 24: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the Assassins of Persia and Syria is poured from the copious, and even profuse, erudition of M. Falconet, in two Memoires read before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127 – 170.)

    Note: Von Hammer’s History of the Assassins has now thrown

    Falconet’s Dissertation into the shade. – M.]

    [Footnote 25: The Ismaelians of Syria, 40,000 Assassins, had acquired or founded ten castles in the hills above Tortosa. About the year 1280, they were extirpated by the Mamaluke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83, 307.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6. Price, Chronological Retrospect, vol. ii. p. 217 – 223. – M.]

    [Footnote 26: As a proof of the ignorance of the Chinese in foreign transactions, I must observe, that some of their historians extend the conquest of Zingis himself to Medina, the country of Mahomet, (Gaubil p. 42.)] [Footnote !: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410 – M.]

    [Footnote !!: O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of the Armenians with the Mongols see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2. They eagerly desired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rebizond escaped, apparently by the dexterous politics of the sovereign, but it acknowledged the Mogul supremacy. Falmerayer, p. 172 – M.]

    III. No sooner had Octai subverted the northern empire of

    China, than he resolved to visit with his arms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the West. Fifte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inscribed on the military roll: of these the great khan selected a third, which he intrusted to the command of his nephew Batou, the son of Tuli; who reigned over his father’s conquests to the north of the Caspian Sea. ^! After a festival of forty days, Batou set forwards on this great expedition; and such was the speed and ardor of his innumerable squadrons, than in less than six years they had measured a line of ninety degrees of longitude, a fourth 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globe. The great rivers of Asia and Europe, the Volga and Kama, the Don and Borysthenes, the Vistula and Danube, they either swam with their horses or passed on the ice, or traversed in leathern boats, which followed the camp, and transported their wagons and artillery. By the first victories of Batou, the remains of national freedom were eradicated in the immense plains of Turkestan and Kipzak. ^27 In his rapid progress, he overran the kingdoms, as they are now styled, of Astracan and Cazan; and the troops which he detached towards Mount Caucasus explored 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Georgia and Circassia. The civil discord of the great dukes, or princes, of Russia, betrayed their country to the Tartars. They spread from Livonia to the Black Sea, and both Moscow and Kiow,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capital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 temporary ruin, less fatal than the deep, and perhaps indelible, mark, which a servitude of two hundred years has imprinte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ssians. The Tartars ravaged with equal fury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hoped to possess, and those which they were hastening to leave. From the permanent conquest of Russia they made a deadly, though transient, inroad into the heart of Poland, and as far as the borders of Germany. The cities of Lublin and Cracow were obliterated: ^* they approached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and in the battle of Lignitz they defeated the dukes of Silesia, the Polish palatines,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and filled nine sacks with the right ears of the slain. From Lignitz, the extreme point of their western march, they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Hungary; and the presence or spirit of Batou inspired the host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Carpathian hills could not be long impervious to their divided

    columns; and their approach had been fondly disbelieved till it was irresistibly felt. The king, Bela the Fourth, assembled the military force of his counts and bishops; but he had alienated the nation by adopting a vagrant horde of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of Comans, and these savage guests were provoked to revolt by the suspicion of treachery and the murder of their prince. The whole country north of the Danube was lost in a day, and depopulated in a summer; and the ruins of cities and churches were overspread with the bones of the natives, who expiated the sins of their Turkish ancestors. An ecclesiastic, who fled from the sack of Waradin, describes the calamities which he had seen, or suffered; and the sanguinary rage of sieges and battles is far less atrocious than the treatment of the fugitives, who had been allured from the woods under a promise of peace and pardon and who were coolly slaughtered as soon as they had performed the labors of the harvest and vintage. In the winter the Tartars passed the Danube on the ice, and advanced to Gran or Strigonium, a German colony, 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kingdom. Thirty engines were planted against the walls; the ditches were filled with sacks of earth and dead bodies; and after a promiscuous massacre, three hundred noble matrons were slai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han. Of all the cities and fortresses of Hungary, three alone survived the Tartar invasion, and the unfortunate Bata hid his head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Mahometan writers, Hist. des Mongols, p. 707. – M.]

    [Footnote 27: The Dashte Kipzak, or plain of Kipzak, extends on either side of the Volga, in a boundless space towards the Jaik and Borysthenes, and is supposed to contain the primitive name and nation of the Cossacks.] [Footnote *: Olmutz was gallantly and successfully defended by Stenberg, Hist. des Mongols, p. 396. – M.]

    The Latin world was darkened by this cloud of savage

    hostility: a Russian fugitive carried the alarm to Sweden; and the remote nations of the Baltic and the ocean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s, ^28 whom their fear and ignorance were inclined to separate from the human species. Since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s in the eighth century, Europe had never been exposed to a similar calamity: and if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would have oppressed her religion and liberty, it might be apprehended that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would extinguish her cities, her arts, and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The Roman pontiff attempted to appease and convert these invincible Pagans by a mission of 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ly of the khan, that the sons of God and of Zingis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power to subdue or extirpate the nations; and that the pope would be involved in the universal destruction, unless he visited in person, and as a suppliant, the royal horde.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embraced a more generous mode of defence; and his letters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nd the princes of Germany, represented the common danger, and urged them to arm their vassals in this just and rational crusade. ^29 The Tartars themselves were awed by the fame and valor of the Franks; the town of Newstadt in Austria was bravely defended against them by fifty knights and twenty crossbows; and they raised the siege on the appearance of a German army. After wasting the adjacent kingdoms of Servia, Bosnia, and Bulgaria, Batou slowly retreated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to enjoyed the rewards of victory in the city and palace of Serai, which started at his command from the midst of the desert.*

    [Footnote 28: In the year 1238, the inhabitants of Gothia (Sweden) and Frise were prevented, by their fear of the Tartars, from sending, as usual, their ships to the herring fishery on the coast of England; and as there was no exportation, forty or fifty of these fish were sold for a shilling, (Matthew Paris, p. 396.) It is whimsical enough, that the orders of a Mogul khan, who reign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should have lowered the price of herrings in the English market.]

    [Footnote 29: I shall copy his characteristic or flattering epithet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Furens ac fervens ad arma Germania, strenuae militiae genitrix et alumna Francia, bellicosa et audax Hispania, virtuosa viris et classe munita fertilis Anglia, impetuosis bellatoribus referta Alemannia, navalis Dacia, indomita Italia, pacis ignara Burgundia, inquieta Apulia, cum maris Graeci, Adriatici et Tyrrheni insulis pyraticis et invictis, Creta, Cypro, Sicilia, cum Oceano conterminis insulis, et regionibus, cruenta Hybernia, cum agili Wallia palustris Scotia, glacialis Norwegia, suam electam militiam sub vexillo Crucis destinabunt, &c. (Matthew Paris, p. 498.)] [Footnote *: He was recalled by the death of Octai – M.]

    1. Even the poor and frozen regions of the north attracted

    the arms of the Moguls: Sheibani khan,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 Batou, led a horde of fifteen thousand families into the wilds of Siberia; and his descendants reigned at Tobolskoi above three centuries, till the Russian conquest.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which pursued the course of the Oby and Yenisei must hav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icy sea. After brushing away the monstrous fables, of men with dogs’ heads and cloven feet, we shall find, tha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 Moguls were informed of the name and manners of the Samoyede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polar circle, who dwelt in subterraneous huts, and derived their furs and their food from the sole occupation of hunting. ^30

    [Footnote 30: See Carpin’s relation in Hackluyt, vol. i. p. 30. The pedigree of the khans of Siberia is given by Abulghazi, (part viii. p. 485 – 495.) Have the Russians found no Tartar chronicles at Tobolskoi?

    Note: See the account of the Mongol library in Bergman,

    Nomadische Strensreyen, vol. iii. p. 185, 205, and Remusat, Hist. des Langues Tartares, p. 327, and preface to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 M.]

    While China, Syria, and Poland, were invaded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Moguls and Tartars, the authors of the mighty mischief were content with the knowledge and declaration, that their word was the sword of death. Like the first caliphs, the first successors of Zingis seldom appeared in person at the head of their victorious armies. On the banks of the Onon and Selinga, the royal or golden horde exhibited the contrast of simplicity and greatness; of the roasted sheep and mare’s milk which composed their banquets; and of a distribution in one day of five hundred wagon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compelled to undertake this distant and laborious pilgrimage; and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great dukes of Russia, the kings of Georgia and Armenia, the sultans of Iconium, and the emirs of Persia, were decided by the frown or smile of the great khan.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Zingis had been accustomed to the pastoral life; but the village of Caracorum ^31 was gradually ennobled by their election and residence. A change of manners is implied in the removal of Octai and Mangou from a tent to a house; and their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princes of their family and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Instead of the boundless forest, the enclosure of a park afforded the more indolent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ir new habitations were decorated wit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heir superfluous treasures were cast in fountains, and basins, and statues of massy silver; and the artists of China and Pari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khan. ^32 Caracorum contained two streets, the one of Chinese mechanics, the other of Mahometan traders; and the places of religious worship, one Nestorian church, two mosques, and twelve temples of various idols, may represent in some degree the number and division of inhabitants. Yet a French missionary declares, that the town of St. Denys, near Paris, was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Tartar capital; and that the whole palace of Mangou was scarcely equal to a tenth part of that Benedictine abbey. The conquests of Russia and Syria might amuse the vanity of the great khans; but they were seat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the

    acquisition of that empire was the near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object; and they might learn from their pastoral economy, that it is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shepherd to protect and propagate his flock. I have already celebrated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a Mandarin who prevented the desolation of five populous and cultivated provinces. In a spotless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is friend of his country and of mankind continually labored to mitigate, or suspend, the havoc of war; to save the monuments, and to rekindle the flame, of science; to restrain the military commander by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 magistrates; and to instil the love of peace and justice into the minds of the Moguls. He struggled with the barbarism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but his salutary lessons produced a rich harvest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 The northern, and by degrees the southern, empire acquiesced in the government of Cublai, the lieutenant, and afterwards the successor, of Mangou; and the nation was loyal to a prince who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manners of China. He restored the forms of her venerable constitution; and the victors submitted to the laws, the fashions, and even the prejudices,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This peaceful triumph, which has been more than once repeated, may be ascribed,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numbers and servitude of the Chinese. The Mogul army was dissolved in a vast and populous country; and their emperors adopted with pleasure a political system, which gives to the prince the solid substance of despotism, and leaves to the subject the empty names of philosophy, freedom, and filial obedience. ^* Under the reign of Cublai, letters and commerce, peace and justice, were restored; the great canal, of five hundred miles, was opened from Nankin to the capital: he fixed his residence at Pekin; and displayed in his court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greatest monarch of Asia. Yet this learned prince declined from the pure and simple religion of his great ancestor: he sacrificed to the idol Fo; and his blind attachment to the lamas of Thibet and the bonzes of China ^33 provoked the censure of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us. His successors polluted the palace with a crowd of eunuchs, physicians, and astrologers, while thirteen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were consumed in the

    provinces by famine.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his degenerate race, the dynasty of the Yuen, was expelled by a revolt of the native Chinese; and the Mogul emperors were lost in the oblivion of the desert. Before this revolution, they had forfeited their supremacy over the dependent branches of their house, the khans of Kipzak and Russia, the khans of Zagatai, or Transoxiana, and the khans of Iran or Persia. By their distance and power, these royal lieutenants had soon been released from the duties of obedienc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Cublai, they scorned to accept a sceptre or a title from his unworthy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s, they maintained the simplicity of the pastoral life, or assumed the luxury of the cities of Asia; but the princes and their hordes were alike disposed for the reception of a foreign worship. After some hesitation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they conformed to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y adopted for their brethren the Arabs and Persians, they renounced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 ancient Moguls, the idolaters of China.

    [Footnote 31: The Map of D’Anville and the Chinese Itineraries (De Guignes, tom. i. part ii. p. 57) seem to mark the position of Holin, or Caracorum, about six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west of Pekin. The distance between Selinginsky and Pekin is near 2000 Russian versts, between 1300 and 1400 English mile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67.)]

    [Footnote 32: Rubruquis found at Caracorum his countryman Guillaume Boucher, orfevre de Paris, who had executed for the khan a silver tree supported by four lions, and ejecting four different liquors. Abulghazi (part iv. p. 366) mentions the painters of Kitay or China.]

    [Footnote *: See the interesting sketch of the life of this minister (Yelin- Thsouthsai)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Recherches Asiatiques, par A Remusat, p. 64. – M.]

    [Footnote *: Compare Hist. des Mongols, p. 616. – M.]

    [Footnote 33: The attachment of the khans, and the hatred of the mandarins, to the bonzes and lamas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2, 503) seems to represent them as the priests of the same god, of the Indian Fo, whose worship prevails among the sects of Hindostan Siam, Thibet, China, and Japan. But this mysterious subject is still lost in a cloud, which the researchers of our Asiatic Society may gradually dispel.]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I.

    In this shipwreck of nations, some surprise may be excited

    by the escape of the Roman empire, whose relics, at the time of the Mogul invasion, were dismember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Less potent than Alexander, they were pressed, like the Macedonian,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by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had the Tartars undertaken the siege, Constantinopl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fate of Pekin, Samarcand, and Bagdad. The glorious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Batou from the Danube was insulted by the vain triumph of the Franks and Greeks; ^34 and in a second expedition death surprised him in full march to attack the capital of the Caesars. His brother Borga carried the Tartar arms into Bulgaria and Thrace; but he was diverted from the Byzantine war by a visit to Novogorod, in the fifty-seventh degree of latitude, where he numbered the inhabitants and regulated the tributes of Russia. The Mogul khan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Mamalukes against his brethren of Persia: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and the Greeks might rejoice in the first example of domestic war.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Michael Palaeologus, ^35 at a distance from his court and army, was surprised and surrounded in a Thracian castle, by twenty

    thousand Tartars. But the object of their march was a private interest: they came to the deliverance of Azzadin, the Turkish sultan; and were content with his person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emperor. Their general Noga, whose name is perpetuated in the hordes of Astracan, raised a formidable rebellion against Mengo Timour, the third of the khaus of Kipzak; obtained in marriage Maria, the natural daughter of Palaeologus; and guarded the dominion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The subsequent invasions of a Scythian cast were those of outlaws and fugitives: and some thousands of Alani and Coma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ir native zeats, were reclaimed from a vagrant life,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Such was the influence in Europe of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The first terror of their arms secured, rather than disturbed, the peace of the Roman Asia. The sultan of Iconium solicited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John Vataces; and his artful policy encouraged the Turks to defend their barrie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36 That barrier indeed was soon overthrown; and the servitude and ruin of the Seljukians exp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Greeks. The formidable Holagou threatened to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 groundless panic of the citizens of Nice will present an image of the terror which he had inspired. The accident of a procession, and the sound of a doleful litany, “From the fury of the Tartars, good Lord, deliver us,” had scattered the hasty report of an assault and massacre. In the blind credulity of fear, the streets of Nice were crowded with thousands of both sexes, who knew not from what or to whom they fled; and some hours elapsed before the firmness of the military officers could relieve the city from this imaginary foe. But the ambition of Holagou and his successors was fortunately diverted by the conquest of Bagdad, and a long vicissitude of Syrian wars; their hostility to the Moslems inclined them to unite with the Greeks and Franks; ^37 and their generosity or contempt had offered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as the reward of an Armenian vassal. The fragments of the Seljukian monarchy were disputed by the emirs who had occupied the cities or the mountains; but they all confess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hans of Persia; and he

    often interposed his authority, and sometimes his arms, to check their depredations, and to preserve the peace and balance of his Turkish frontier. The death of Cazan, ^38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accomplished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removed this salutary contro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oguls gave a free scope to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 Empire. ^39 [Footnote 34: Some repulse of the Moguls in Hungary (Matthew Paris, p. 545, 546) might propagate and color the report of the union and vic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10) after forty years, beyond the Tigris, might be easily deceived.] [Footnote 35: See Pachymer, l. iii. c. 25, and l. ix. c. 26, 27; and the false alarm at Nice, l. iii. c.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6.] [Footnote 36: G. Acropolita, p. 36, 37. Nic. Greg. l. ii. c. 6, l. iv. c. 5.] [Footnote 37: Abulpharagius, who wrote in the year 1284, declares that the Moguls, since the fabulous defeat of Batou, had not attacked either the Franks or Greeks; and of this he is a competent witness. Hayton likewise, the Armenian prince, celebrates their friendship for himself and his nation.] [Footnote 38: Pachymer gives a splendid character of Cazan Khan, the rival of Cyrus and Alexander, (l. xii. c. 1.)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history (l. xiii. c. 36) he hopes much from the arrival of 30,000 Tochars, or Tartars, who were ordered by the successor of Cazan to restrain the Turks of Bithynia, A.D. 1308.]

    [Footnote 39: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s illustrated by the critical learning of M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29 – 337) and D’Anville, (Empire Turc, p. 14 – 22,) two inhabitants of Paris, from whom the Orientals may lear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ir own country.

    Note: They may be still more enlightened by the Geschichte

    des Osman Reiches, by M. von Hammer Purgstall of Vienna. – M.]

    After the retreat of Zingis, the sultan Gelaleddin of

    Carizme had returned from India to the possession and defence of his Persian kingdoms. In the space of eleven years, than hero fought in person fourteen battles; and such was his activity, that he led his cavalry in seventeen days from Teflia to Kerman, a march of a thousand miles. Yet he was oppressed by the jealousy of the Moslem princes,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his last defeat, Gelaleddin perished ignobly in the mountains of Curdistan. His death dissolved a veteran and adventurous army, which included under the name of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many Turkman hordes, that had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sultan’s fortune. The bolder and more powerful chiefs invaded Syria, and violated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 the more humble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Aladin, sultan of Iconium; and among these were the obscure fathers of the Ottoman line. They had formerly pitched their tents near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Oxus, in the plains of Mahan and Nesa; and it is somewhat remarkable, that the same spot should have produced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Parthian and Turkish empires. At the head, or in the rear, of a Carizmian army, Soliman Shah was drown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Euphrates: his son Orthogrul became the soldier and subject of Aladin, and established at Surgut, on the banks of the Sangar, a camp of four hundred families or tents, whom he governed fifty-two years both in peace and war. He was the father of Thaman, or Athman, whose Turkish name has been melted into the appellation of the caliph Othman; and if we describe that pastoral chief as a shepherd and a robber, we must separate from those characters all idea of ignominy and baseness. Othman possessed, and perhaps surpassed, the ordinary virtues of a soldier;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were propitious to his independence and success. The Seljukian dynasty was no more; and the distance and decline of the Mogul khans soon enfranchised him from the control of a superior. He was situate on the verge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Koran sanctified his gazi, or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their political errors unlocked the passes of

    Mount Olympus, and invited him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ill the reign of Palaeologus, these passes had been vigilantly guarded by the militia of the country, who were repaid by their own safety and an exemption from taxes. The emperor abolished their privilege and assumed their office; but the tribute was rigorously collected, the custody of the passes was neglected, and the hardy mountaineers degenerated into a trembling crowd of peasants without spirit or discipline. It was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July, in the year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at Othman first invaded the territory of Nicomedia; ^40 and the singular accuracy of the date seems to disclose some foresight of the rapid and destructive growth of the monster. The annals of the twenty-seven years of his reign would exhibit a repetition of the same inroads; and his hereditary troops were multiplied in each campaign by the accession of captives and volunteers. Instead of retreating to the hills, he maintained the most useful and defensive posts; fortified the towns and castles which he had first pillaged; and renounced the pastoral life for the baths and palaces of his infant capitals. But it was not till Othman was oppressed by age and infirmities, that he received the welcome news of the conquest of Prusa, which had been surrendered by famine or treachery to the arms of his son Orchan. The glory of Othman is chiefly founded on that of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Turks have transcribed or composed a royal testament of his last counsels of justice and moderation. ^41

    [Footnote 40: See Pachymer, l. x. c. 25, 26, l. xiii. c. 33, 34, 36; and concerning the guard of the mountains, l. i. c. 3 – 6: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l., and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the Athenian.] [Footnote 41: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Turks have any writers older than Mahomet II., nor can I reach beyond a meagre chronicle (Annales Turcici ad Annum 1550) translated by John Gaudier, and published by Leunclavius, (ad calcem Laonic. Chalcond. p. 311 – 350,) with copious pandects, or commentaries. The history of the Growth and Decay (A.D. 1300 – 1683) of the Othman empire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Latin Ms. of Demetrius Cantemir, prince of Moldavia, (London, 1734, in folio.) The

    author is guilty of strange blunders in Oriental history; but he was conversant with the language, the annal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s. Cantemir partly draws his materials from the Synopsis of Saadi Effendi of Larissa, dedicated in the year 1696 to Sultan Mustapha, and a valuable abridgment of the original historians. In one of the Ramblers, Dr Johnson praises Knolle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to the present Year. London, 1603) as the first of historians, unhappy only in the choice of his subject. Yet I much doubt whether a partial and verbose compilation from Latin writers, thirteen hundred folio pages of speeches and battles, can either instruct or amuse an enlightened age, which requires from the historian some tincture of philosophy and criticism.

    Note: We could have wished that M. von Hammer had given a

    more clear and distinct reply to this question of Gibbon. In a note, vol. i. p. 630. M. von Hammer shows that they had not only sheiks (religious writers) and learned lawyers, but poets and authors on medicine. But the inquiry of Gibbon obviously refers to historians. The oldest of their historical works, of which V. Hammer makes use, is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i. e.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Grandson of Aaschik Pasha, who was a dervis and celebrated ascetic poet in the reign of Murad (Amurath) I. Ahmed, the author of the work, lived during the reign of Bajazet II., but, he says, derived m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book of Scheik Jachshi, the son of Elias, who was Imaum to Sultan Orchan, (the second Ottoman king) and who related, from the lips of his fath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iest Ottoman history. This book (having searched for it in vain for five-and-twenty years) our author found at length in the Vatican. All the other Turkish histories on his list, as indeed this,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Mahomet II. It does not appear whether any of the rest cite earlier authorities of equal value with that claimed by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2.)]

    From the conquest of Prusa, we may date the true aera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liv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hristian subjects were redeemed by a tribute or ransom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and the city, by the labors of Orchan, assumed the aspect of a Mahometan capital; Prusa was decorated with a mosque, a college, and a hospital, of royal foundation; the Seljukian coin was changed for the name and impression of the new dynasty: and the most skilful professors, of human and divine knowledge, attracted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students from the ancient schools of Oriental learning. The office of vizier was instituted for Aladin, the brother of Orchan; ^* and a different habit distinguished the citizens from the peasants, the Moslems from the infidels. All the troops of Othman had consisted of loose squadrons of Turkman cavalry; who served without pay and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but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was first established and trained by the prudence of his son. A great number of volunteers was enrolled with a small stipend, bu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living at home, unless they were summoned to the field: their rude manners, and seditious temper, disposed Orchan to educate his young captives as his soldier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but the Turkish peasants were still allowed to mount on horseback, and follow his standard, with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hopes of freebooters. ^! By these arts he formed an arm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Moslems: a train of battering engines was framed for the use of sieges; and the first successful experiment was made on the cities of Nice and Nicomedia. Orchan granted a safe-conduct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depar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but the widows of the slain were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conquerors; and the sacrilegious plunder, the books, the vases, and the images, were sold or ransom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vanquished and wounded by the son of Othman: ^42 ^!! he subdued the whole province or kingdom of Bithynia,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Christians confessed the justice and clemency of a reign which claimed the voluntary

    attachment of the Turks of Asia. Yet Orchan was content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emir; and in the list of his compeers, the princes of Roum or Anatolia, ^43 his military forces were surpassed by the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each of whom could bring into the field an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Their domains were situate in the heart of the Seljukian kingdom; but the holy warriors, though of inferior note, who formed new principalities on the Greek empire, are more conspicuo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he maritime country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Maeander and the Isle of Rhodes, so long threatened and so often pillaged, was finally lost about the thirteenth year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44 Two Turkish chieftains, Sarukhan and Aidin, left their names to their conquests, and their conquests to their posterity. The captivity or ruin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was consummated; and the barbarous lords of Ionia and Lydia still trample on the monuments of classic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In the loss of Ephesus, the Christians deplored the fall of the first angel, the extinction of the first candlestick, of the Revelations; ^45 the desolation is complete; and the temple of Diana, or the church of Mary, will equally elude the search of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circus and three stately theatres of Laodicea are now peopled with wolves and foxes; Sardes is reduced to a miserable village; the God of Mahomet, without a rival or a son, is invoked in the mosques of Thyatira and Pergamu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Smyrna is supported by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Franks and Armenians. Philadelphia alone has been saved by prophecy, or courag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ea, forgotten by the emperors,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Turks, her valiant citizens defended their religion and freedom above fourscore years; and at length capitulated with the proudest of the Ottomans. Among the Greek colonies and churches of Asia, Philadelphia is still erect; a column in a scene of ruins; a pleasing example, that the paths of honor and safety may sometimes be the same. The servitude of Rhodes was delayed about two centuries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46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at island emerged into fame and opulence; the noble and warlike monks were renowned by land

    and sea: and the bulwark of Christendom provoked, and repelled,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 Von Hammer, Osm. Geschichte, vol. i. p. 82. – M.] [Footnote !: Ibid. p. 91. – M.]

    [Footnote 42: Cantacuzene, though he relates the battle and heroic flight of the younger Androcinus, (l. ii. c. 6, 7, 8,) dissembles by his silence the loss of Prusa, Nice, and Nicomedia, which are fairly confess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15, ix. 9, 13, xi. 6.) It appears that Nice was taken by Orchan in 1330, and Nicomedia in 1339, which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urkish dates.]

    [Footnote !!: For the conquests of Orchan over the ten pachaliks, or kingdoms of the Seljukians, in Asia Minor. see V. Hammer, vol. i. p. 112. – M.] [Footnote 43: The partition of the Turkish emirs is extracted from two contemporaries, the Greek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 and the Arabian Marakeschi, (De Guignes, tom. ii. P. ii. p. 76, 77.) See likewise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Footnote 44: Pachymer, l. xiii. c. 13.]

    [Footnote 45: See the Travels of Wheeler and Spon, of Pocock and Chandler, and more particularly Smith’s Survey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p. 205 – 276. The more pious antiquaries labor to reconcile the promises and threats of the author of the Revelations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even cities. Perhaps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confine his predictions to the characters and events of his own times.]

    [Footnote 46: Consult the ivth book of the Histoire de ‘Ordre de Malthe, par l’Abbe de Vertot. That pleasing writer betrays his ignorance, in supposing that Othman, a freebooter of the Bithynian hills, could besiege Rhodes by sea and land.]

    The Greeks, by their intestine divisions, were the authors

    of their final ruin. During the civil wars of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ronicus, the son of Othman achieved, almost without resistance,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and the same disorders encouraged the Turkish emirs of Lydia and Ionia to build a fleet, and to pillage the adjacent islands and the sea-coast of Europe. In the defence of his life and honor, Cantacuzene was tempted to prevent, or imitate, his adversaries, by calling to his aid the public enemies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Amir, the son of Aidin, concealed under a Turkish garb the humanity and politeness of a Greek; he was united with the great domestic by mutual esteem and reciprocal services; and their friendship is compared, in the vain rhetoric of the times, to the perfect union of Orestes and Pylades. ^47 On the report of the danger of his friend, who was persecuted by an ungrateful court, the prince of Ionia assembled at Smyrna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with an army of twenty-nine thousand men; sailed in the depth of winter, and cast anchor at the mouth of the Hebrus. From thence, with a chosen band of two thousand Turks, he march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nd rescued the empress, who was besieged in Demotica by the wild Bulgarians. At that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r death of his beloved Cantacuzene was concealed by his flight into Servia: but the grateful Irene, impatient to behold her deliverer, invited him to enter the city, and accompanied her message with a present of rich apparel and a hundred horses. By a peculiar strain of delicacy, the Gentle Barbarian refused, in the absence of an unfortunate friend, to visit his wife, or to taste the luxuries of the palace; sustained in his tent the rigor of the winter; and rejected the hospitable gift, that he might share the hardships of two thousand companions, all as deserving as himself of that honor and distinction. Necessity and revenge might justify his predatory excursions by sea and land: he left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men for the guard of his fleet; and persevered in the fruitless search of Cantacuzene, till his embarkation was hastened by a fictitious letter, the severity of the season, the clamors of his independent troops, and the weight of his spoil and captiv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ivil war, the prince of Ionia twice

    returned to Europe; joined his arms with those of the emperor; besieged Thessalonic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Calumny might affix some reproach on his imperfect aid, his hasty departure, and a bribe of ten thousand crowns, which he accepted from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his friend was satisfied; and the conduct of Amir is excused by the more sacred duty of defending against the Latins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The maritime power of the Turks had united the pope, the king of Cyprus,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order of St. John, in a laudable crusade; their galleys invaded the coast of Ionia; and Amir was slain with an arrow, in the attempt to wrest from the Rhodian knights the citadel of Smyrna. ^48 Before his death, he generously recommended another ally of his own nation; not more sincere or zealous than himself, but more able to afford a prompt and powerful succor, by his situation along the Propontis and in the fron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rospect of a more advantageous treaty, the Turkish prince of Bithynia was detached from his engagements with Anne of Savoy; and the pride of Orchan dictated the most solemn protestations, that if he could obtain the daughter of Cantacuzene, he would invariably fulfil the duties of a subject and a son. Parental tenderness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ambition: the Greek clergy connived at the marriage of a Christian princess with a sectary of Mahomet; and the father of Theodora describes, with shameful satisfaction, the dishonor of the purple. ^49 A body of Turkish cavalry attended the ambassadors, who disembarked from thirty vessels, before his camp of Selybria. A stately pavilion was erected, in which the empress Irene passed the night with her daughters. In the morning, Theodora ascended a throne, which was surrounded with curtains of silk and gold: the troops were under arms; but the emperor alone was on horseback. At a signal the curtains were suddenly withdrawn to disclose the bride, or the victim, encircled by kneeling eunuchs and hymeneal torches: the sound of flutes and trumpets proclaimed the joyful event; and her pretended happiness was the theme of the nuptial song, which was chanted by such poets as the age could produce. Without the rites of the church, Theodora was delivered to her barbarous

    lord: but it had been stipulated, that she should preserve her religion in the harem of Bursa; and her father celebrates her charity and devotion in this ambiguous situation. After his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mperor visited his Turkish ally, who with four sons, by various wives, expected him at Scutari, on the Asiatic shore. The two princes partook, with seeming cordiality, of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and Theodora was permitted to repass the Bosphorus, and to enjoy some days in the society of her mother. But the friendship of Orchan was subservient to his religion and interest; and in the Genoese war he joined without a blush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Footnote 47: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expat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is amiable character, (l. xii. 7, xiii. 4, 10, xiv. 1, 9, xvi. 6.) Cantacuzene speaks with honor and esteem of his ally, (l. iii. c. 56, 57, 63, 64, 66, 67, 68, 86, 89, 95, 96;) but he seems ignorant of his own sentimental passion for the Turks, and indirectly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unnatural friendship, (l. iv. c. 40.)]

    [Footnote 48: After the conquest of Smyrna by the Latins, the defence of this fortress was imposed by Pope Gregory XI. on the knights of Rhodes, (see Vertot, l. v.)]

    [Footnote 49: See Cantacuzenus, l. iii. c. 95.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for the light of Mount Thabor, brands the emperor with the names of tyrant and Herod, excuses, rather than blames, this Turkish marriage, and alleges the passion and power of Orchan, Turkish, (l. xv. 5.) He afterwards celebrates his kingdom and armies. See his reign in Cantemir, p. 24 – 30.]

    In the treaty with the empress Anne, the Ottoman prince had

    inserted a singular condition, that it should be lawful for him to sell his prisoners at Constantinople, or transport them into Asia. A naked crowd of Christian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age, of priests and monks, of matrons and virgins, was exposed in the public market; the whip was frequently used to quicken

    the charity of redemption; and the indigent Greeks deplored the fate of their brethren, who were led away to the worst evils of temporal and spiritual bondage ^50 Cantacuzene was reduced to subscribe the same terms; and their execution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empire: a body of ten thousand Turks had been detached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empress Anne; but the entire forces of Orchan were exerted in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Yet these calamities were of a transient nature; as soon as the storm had passed away, the fugitives might return to their habitations; an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ivil and foreign wars, Europe was completely evacuated by the Moslems of Asia. It was in his last quarrel with his pupil that Cantacuzene inflicted the deep and deadly wound, which could never be healed by his successors, and which is poorly expiated by his theological dialogues against the prophet Mahomet. Ignorant of their own history, the modern Turks confound their first and their final passage of the Hellespont, ^51 and describe the son of Orchan as a nocturnal robber, who, with eighty companions, explores by stratagem a hostile and unknown shore. Soliman,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was transported in the vessels, and entertained as the friend,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the civil wars of Romania, he performed some service and perpetrated more mischief; but the Chersonesus was insensibly filled with a Turkish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court solicited in vain the restitution of the fortresses of Thrace. After some artful delays between the Ottoman prince and his son, their ransom was valued at sixty thousand crowns, and the first payment had been made when an earthquake shook the walls and cities of the provinces; the dismantled places were occupied by the Turks; and Gallipoli, the key of the Hellespont, was rebuilt and repeopled by the policy of Soliman. The abdication of Cantacuzene dissolved the feeble bands of domestic alliance; and his last advice admonished his countrymen to decline a rash contest, and to compare their own weakness with the numbers and valor, the discipline and enthusiasm, of the Moslems. His prudent counsels were despised by the headstrong vanity of youth, and soon justified by the victories of the Ottomans. But as he practised in the field the exercise

    of the jerid, Soliman was killed by a fall from his horse; and the aged Orchan wept and expired on the tomb of his valiant son. ^*

    [Footnote 50: The most lively and concise picture of this captivity may be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Ducas, (c. 8,) who fairly describes what Cantacuzene confesses with a guilty blush!]

    [Footnote 51: In this passage, and the first conquests in Europe, Cantemir (p. 27, &c.) gives a miserable idea of his Turkish guides; nor am I much better satisfied with Chalcondyles, (l. i. p. 12, &c.) They forget to consult the most authentic record, the ivth book of Cantacuzene. I likewise regret the last books, which are still manuscrip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Note: Von Hammer excuses the silence with which the Turkish

    historians pass over the earlier intercourse of the Ottomans with the European continent, of which he enumerates sixteen different occasions, as if they disdained those peaceful incursions by which they gained no conquest, and established no permanent footing on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Of the romantic account of Soliman’s first expedition, he says, “As yet the prose of history had not asserted its right over the poetry of tradition.” This defence would scarcely be accepted as satisfactory by the historia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3.)

    Note: In the 75th year of his age, the 35th of his reign.

    1. Hammer.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V.

    But the Greeks had not time to rejoice in the death of their

    enemies; and the Turkish cimeter was wielded with the same spirit by Amurath the First, the son of Orchan, and the brother of Soliman. By the pale and faint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52 we can discern, that he subdu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 whole province of Romania or Thrace, from the Hellespont to Mount Haemus, and the verge of the capital; and that Adrianople was chosen for the royal seat of his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Europe. Constantinople, whose decline is almost coeval with her foundation, had often, in the lapse of a thousand years, been assaulted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never till this fatal hour had the Greeks been surrounded, both in Asia and Europe, by the arms of the same hostile monarchy. Yet the prudence or generosity of Amurath postponed for a while this easy conquest; and his prid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frequent and humble attendance of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four sons, who followed at his summons the court and camp of the Ottoman prince. He marched against the Sclavonian nations between the Danube and the Adriatic, the Bulgarians, Servians, Bosnians, and Albanians; and these warlike tribes, who had so often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were repeatedly broken by his destructive inroads. Their countries did not abound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nor were their rustic hamlets and townships enriched by commerce or decorated by the arts of luxury. But the natives of the soil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every age by their hardiness of mind and body; and they were converted by a prudent institution into the firmest and most faithful supporters of the Ottoman greatness. ^53 The vizier of Amurath reminded his sovereign that, according to the Mahometan law, he was entitled to a fifth part o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and that the duty might easily be levied, if vigilant officers were stationed in Gallipoli, to watch the passage, and to select for his use the stoutest and most beautiful of the Christian youth. The advice was followed: the edict was proclaimed; many thousands of the

    European captives were educated in religion and arms; and the new militia was consecrated and named by a celebrated dervis. Standing in the front of their ranks, he stretched the sleeve of his gown over the head of the foremost soldier, and his blessing was delivered in these words: “Let them be called Janizaries, (Yengi cheri, or new soldiers;) may their countenance be ever bright! their hand victorious! their sword keen! may their spear always hang over the heads of their enemies! and wheresoever they go, may they return with a white face!” ^54 ^* Such was the origin of these haughty troops, the terror of the nations, and sometimes of the sultans themselves. Their valor has declined, their discipline is relaxed, and their tumultuary array is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 order and weapons of modern tactics; but at the time of their institution, they possesse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in war; since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in constant exercise and pay, was not maintained by any of the princes of Christendom. The Janizaries fought with the zeal of proselytes against their idolatrous countrymen; and in the battle of Cossova, the leagu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Sclavonian tribes was finally crushed. As the conqueror walked over the field, he observed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slain consisted of beardless youths; and listened to the flattering reply of his vizier, that age and wisdom would have taught them not to oppose his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 sword of his Janizaries could not defend him from the dagger of despair; a Servian soldier started from the crowd of dead bodies, and Amurath was pierced in the belly with a mortal wound. ^* The grandson of Othman was mild in his temper, modest in his apparel, and a lover of learning and virtue; but the Moslems were scandalized at his absence from public worship; and he was correct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mufti, who dared to reject his testimony in a civil cause: a mixture of servitude and freedom not unfrequent in Oriental history. ^55 [Footnote 52: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Cantacuzene and Gregoras, there follows a dark interval of a hundred years. George Phranza, Michael Ducas, and Laonicus Chalcondyles, all three wrote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3: See Cantemir, p. 37 – 41, with his own large and curious annotations.]

    [Footnote 54: White and black face are common and proverbial expressions of praise and reproach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Hic niger est, hunc tu Romane caveto, was likewise a Latin sentenc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vol. i. p. 90, Gibbon and the European writers assign too late a date to this enrolment of the Janizaries. It took place not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but i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Orchan. – M.]

    [Footnote *: Ducas has related this as a deliberate act of self-devotion on the part of a Servian noble who pretended to desert, and stabbed Amurath during a conference which he had requested. The Italian translator of Ducas, published by Bekker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has still further heightened the romance. See likewise in Von Hammer (Osmanische Geschichte, vol. i. p. 138) the popular Servian account, which resembles that of Ducas, and may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that of his Italian translator. The Turkish account agrees more nearly with Gibbon; but the Servian, (Milosch Kohilovisch) while he lay among the heap of the dead, pretended to have some secret to impart to Amurath, and stabbed him while he leaned over to listen. – M.] [Footnote 55: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Morad, or Amurath I., in Cantemir, (p 33 – 45,) the first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of Leunclavius. According to another story, the sultan was stabbed by a Croat in his tent; and this accident was alleged to Busbequius (Epist i. p. 98) as an excuse for the unworthy precaution of pinioning, as if were, between two attendants, an ambassador’s arms, when he is introduced to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haracter of Bajazet,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Amurath,

    is strongly expressed in his surname of Ilderim, or the lightning; and he might glory in an epithet, which was drawn from the fiery energy of his soul and the rapidity of his destructive march. In the fourteen years of his reign, ^56 he incessantly moved at the head of his armies, from Boursa to

    Adrianopl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Euphrates; and, though he strenuously labore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law, he invaded, with impartial ambitio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From Angora to Amasia and Erzeroum,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natolia wer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stripped of their hereditary possessions his brother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of Aidin and Sarukhan; and after the conquest of Iconium the ancient kingdom of the Seljukians again revived in the Ottoman dynasty. Nor were the conquests of Bajazet less rapid or important in Europe. No sooner had he imposed a regular form of servitude on the Servians and Bulgarians, than he passed the Danube to seek new enemies and new subjects in the heart of Moldavia. ^57 Whatever yet adhered to the Greek empire in Thrace, Macedonia, and Thessaly, acknowledged a Turkish master: an obsequious bishop led him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rmopylae into Greece; and we may observe, as a singular fact, that the widow of a Spanish chief, who possessed the ancient seat of the oracle of Delphi, deserved his favor by the sacrifice of a beauteous daughter. The Turkish communic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had been dangerous and doubtful, till he stationed at Gallipoli a fleet of galleys, to command the Hellespont and intercept the Latin succ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monarch indulged his passions in a boundless range of injustice and cruelty, he imposed on his soldiers the most rigid laws of modes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harvest was peaceably reaped and sol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his camp. Provoked by the loose and corrup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e collected in a house the judges and lawyers of his dominions, who expected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fire would be kindled to reduce them to ashes. His ministers trembled in silence: but an Aethiopian buffoon presumed to insinuate the true cause of the evil; and future venality was left without excuse, by annexing an adequate salary to the office of cadhi. ^58 The humble title of emir was no longer suitable to the Ottoman greatness; and Bajazet condescended to accept a patent of sultan from the caliphs who served in Egypt under the yoke of the Mamalukes:

    ^59 a last and frivolous homage that was yielded by force to opinion;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to the house of Abbas and the successors of the Arabian prophet.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was inflamed by the obligation of deserving this august title; and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Hungary, the perpetual theatre of the Turkish victories and defeats. Sigismond, the Hungarian king, was the son and brother of the emperors of the West: his cause was that of Europe and the church; and, on the report of his danger, the bravest knight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ager to march under his standard and that of the cross. In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Bajazet defeated a confederate army of a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ho had proudly boasted, that if the sky should fall, they could uphold it on their lances.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slain or driven into the Danube; and Sigismond, escaping to Constantinople by the river and the Black Sea, returned after a long circuit to his exhausted kingdom. ^60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Bajazet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besiege Buda; that he would subdue the adjacent countries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that he would feed his horse with a bushel of oats on the altar of St. Peter at Rome. His progress was checked, not by the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the apostle, not by a crusade of the Christian powers, but by a long and painful fit of the gout. The disorders of the moral, are sometimes corrected by those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an acrimonious humor falling on a single fibre of one man, may prevent or suspend the misery of nations.

    [Footnote 56: The reign of Bajazet I., or Ilderim Bayazid, is contained in Cantemir, (p. 46,) the iid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The surname of Ilderim, or lightning, is an example, that the conquerors and poets of every age have felt the truth of a system which derives the sublime from the principle of terror.]

    [Footnote 57: Cantemir, who celebrates the victories of the great Stephen over the Turks, (p. 47,) had compos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of his principality of Moldavia, which has been long promised, and is still unpublished.]

    [Footnote 58: Leunclav. Annal. Turcici, p. 318, 319. The venality of the cadhis has long been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satire; and if we distrust the observations of our travellers, we may consult the feeling of the Turks themselves,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216, 217, 229, 230.)] [Footnote 59: The fact, which is attested by the Arabic history of Ben Schounah, a contemporary Syrian,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36.) destroys the testimony of Saad Effendi and Cantemir, (p. 14, 15,) of the election of Othman to the dignity of sultan.]

    [Footnote 60: See the Decades Rerum Hungaricarum (Dec. iii. l. ii. p. 379) of Bonfinius, an Italian, who, in the xvth century, was invited into Hungary to compose an eloquent history of that kingdom. Yet, if it be extant and accessible, I should give the preference to some homely chronicle of the time and country.]

    Such is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Hungarian war; but the

    disastrous adventure of the French has procured us some memorials which illustrate the victory and character of Bajazet. ^61 The duke of Burgundy, sovereign of Flanders, and uncle of Charles the Sixth, yielded to the ardor of his son, John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fearless youth was accompanied by four princes, his cousins, and those of the French monarch. Their inexperience was guided by the Sire de Coucy, one of the best and oldest captain of Christendom; ^62 but the constable, admiral, and marshal of France ^63 commanded an army which di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a thousand knights and squires. ^* These splendid names were the source of presumption and the bane of discipline. So many might aspire to command, that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ir national spirit despised both their enemies and their allies; and in the persuasion that Bajazet would fly, or must fall, they began to compute how soon they should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deliver the holy sepulchre. When their scouts announced the approach of the Turks, the gay and thoughtless youths were at table, already heated with wine; they instantly clasped their armor, mounted their horses, rode full speed to the

    vanguard, and resented as an affront the advice of Sigismond, which would have deprived them of the right and honor of the foremost attack.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would not have been lost, if the French would have obeyed the prudence of the Hungarians; but it might have been gloriously won, had the Hungarians imitat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They dispersed the first line, consisting of the troops of Asia; forced a rampart of stakes,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gainst the cavalry; broke, after a bloody conflict, the Janizaries themselves; and were at length overwhelmed by the numerous squadrons that issued from the woods, and charged on all sides this handful of intrepid warriors. In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march, in the order and evolutions of the battle, his enemies felt and admired the military talents of Bajazet. They accuse his cruelty in the use of victory. After reserving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four-and-twenty lords, ^* whose birth and riches were attested by his Latin interpret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French captives, who had survived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were led before his throne; and, as they refused to abjure their faith, were successively beheaded in his presence. The sultan was exasperated by the loss of his bravest Janizaries; and if it be true, that, on the eve of the engagement, the French had massacred their Turkish prisoners, ^64 they might impute to themselves the consequences of a just retaliation. ^! A knight, whose life had been spared, was permitted to return to Paris, that he might relate the deplorable tale, and solicit the ransom of the noble captives. In the mean while, the count of Nevers, with the princes and barons of France, were dragged along in the marches of the Turkish camp, exposed as a grateful trophy to the Moslem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trictly confined at Boursa, as often as Bajazet resided in his capital. The sultan was pressed each day to expiate with their blood the blood of his martyrs; but h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y should live, and either for mercy or destruction his word was irrevocable. He was assured of their value and importance by the return of the messenger, and the gifts and intercessions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of Cyprus. Lusignan presented him with a gold saltcellar of curious workmanship, and of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ducats; and Charles the Sixth despatched by the

    way of Hungary a cast of Norwegian hawks, and six horse-loads of scarlet cloth, of fine linen of Rheims, and of Arras tapestry, representing the battles of the great Alexander. After much delay, the effect of distance rather than of art, Bajazet agreed to accept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for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surviving princes and barons: the marshal Boucicault, a famous warrior, was of the number of the fortunate; but the admiral of France had been slain in battle; and the constable, with the Sire de Coucy, died in the prison of Boursa. This heavy demand, which was doubled by incidental costs, fell chiefly on the duke of Burgundy, or rather on his Flemish subjects, who were bound by the feudal laws to contribute for the knighthood and captivity of the eldest son of their lord. For the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 debt, some merchants of Genoa gave security to the amount of five times the sum; a lesson to those warlike times, that commerce and credit are the links of the society of nations. It had been stipulated in the treaty, that the French captives should swear never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 person of their conqueror; but the ungenerous restraint was abolished by Bajazet himself. “I despise,” said he to the heir of Burgundy, “thy oaths and thy arms. Thou art young, and mayest be ambitious of effacing the disgrace or misfortune of thy first chivalry. Assemble thy powers, proclaim thy design, and be assured that Bajazet will rejoice to meet thee a second time in a field of battle.”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freedom and hospitality of the court of Boursa. The French princes admir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Ottoman, whose hunting and hawking equipage was composed of seven thousand huntsmen and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65 In their presence, and at his command, the belly of one of his chamberlains was cut open, on a complaint against him for drinking the goat’s milk of a poor woman. The strangers were astonished by this act of justice; but it was the justice of a sultan who disdains to balance the weight of evidence, or to measure the degrees of guilt.

    [Footnote 61: I should not complain of the labor of this work, if my materials were always derived from such books as the

    chronicle of honest Froissard, (vol. iv. c. 67, 72, 74, 79-83, 85, 87, 89,) who read little, inquired much, and believed all. The original Memoires of the Marechal de Boucicault (

    Partie i. c. 22-28) add some facts, but they are dry and defici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pleasant garrulity of Froissard.]

    [Footnote 62: An accurate Memoir on the Life of Enguerrand VII., Sire de Coucy, has been given by th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 His rank and possessions were equally considerable in France and England; and, in 1375, he led an army of adventurers into Switzerland, to recover a large patrimony which he claimed in right of his grandmother, the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Albert I. of Austria, (Sinner, Voyage dans la Suisse Occidentale, tom. i. p. 118-124.)]

    [Footnote 63: That military office, so respectable at present, was still more conspicuous when it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persons, (Daniel, Hist. de la Milice Francoise, tom. ii. p. 5.) One of these, the marshal of the crusade, was the famous Boucicault, who afterwards defended Constantinople, governed Genoa, invaded the coast of Asia, and died in the field of Azincour.] [Footnote *: Daru, Hist. de Venice, vol. ii. p. 104, makes the whole French army amount to 10,000 men, of whom 1000 were knights. The curious volume of Schiltberger, a German of Munich, who was taken prisoner in the battle, (edit. Munich, 1813,) and which V. Hammer receives as authentic, gives the whole number at 6000. See Schiltberger. Reise in dem Orient. and V. Hammer, note, p. 610.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hiltberger there were only twelve French lords granted to the prayer of the “duke of Burgundy,” and “Herr Stephan Synther, and Johann von Bodem.” Schiltberger, p. 13. – M.]

    [Footnote 64: For this odious fact, the Abbe de Vertot quotes the Hist. Anonyme de St. Denys, l. xvi. c. 10, 11. (Ordre de Malthe, tom. ii. p. 310.] [Footnote !: See Schiltberger’s very graphic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He was led out to be slaughtered in cold blood with the rest f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amounting to 10,000. He was spared at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son of Bajazet, with a few others, on account of their extreme youth. No one under 20 years of age was put to death. The “duke of Burgundy” was obliged to be a spectator of this butchery which lasted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ill four o’clock, P. M. It ceased only at the supplication of the leaders of Bajazet’s army. Schiltberger, p. 14. – M.]

    [Footnote 65: Sherefeddin Ali (Hist. de Timour Bec, l. v. c. 13) allows Bajazet a round number of 12,000 officers and servants of the chase. A part of his spoils was afterwards displayed in a hunting-match of Timour, l. hounds with satin housings; 2. leopards with collars set with jewels; 3. Grecian greyhounds; and 4, dogs from Europe, as strong as African lions, (idem, l. vi. c. 15.) Bajazet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flying his hawks at cranes, (Chalcondyles, l. ii. p. 85.)]

    After his enfranchisement from an oppressive guardian, John

    Palaeologus remained thirty-six years, the helpless, and, as it should seem, the careless spectator of the public ruin. ^66 Love, or rather lust, was his only vigorous passion;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wives and virgins of the city, the Turkish slave forgot the dishonor of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ronicus, his eldest son, had formed, at Adrianople, an intimate and guilty friendship with Sauzes, the son of Amurath; and the two youths conspir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lives of their parents. The presence of Amurath in Europe soon discovered and dissipated their rash counsels; and, after depriving Sauzes of his sight, the Ottoman threatened his vassal with the treatment of an accomplice and an enemy, unless he inflicted a similar punishment on his own son. Palaeologus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a cruel precaution involved in the same sentence the childhood and innocence of John, the son of the criminal. But the operation was so mildly, or so unskilfully, performed, that the one retained the sight of an eye, and the other was afflicted only with the infirmity of

    squinting. Thus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the two princes were confined in the tower of Anema; and the piety of Manuel, the second son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was rewarded with the gift of the Imperial crown. But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the turbulence of the Latins and the levity of the Greeks, produced a revolution; ^* and the two emperors were buried in the tower from whence the two prisoners were exalted to the throne. Another period of two years afforded Palaeologus and Manuel the means of escape: it was contrived by the magic or subtlety of a monk, who was alternately named the angel or the devil: they fled to Scutari; their adherents armed in their cause; and the two Byzantine factions displayed the ambition and animosity with which Caesar and Pompey had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The Roman world was now contracted to a corner of Thrace,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about fifty miles in length and thirty in breadth; a space of ground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lesser principalities of Germany or Italy, if the remains of Constantinople had not still represented the wealth and populousness of a kingdom. To restore the public peace,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divide this fragment of the empire; and while Palaeologus and Manuel were left in possession of the capital, almost all that lay without the walls was ceded to the blind princes, who fixed their residence at Rhodosto and Selybria. In the tranquil slumber of royalty, the passions of John Palaeologus survived his reason and his strength: he deprived his favorite and heir of a blooming princess of Trebizond; and while the feeble emperor labored to consummate his nuptials, Manuel, with a hundred of the noblest Greeks, was sent on a peremptory summons to the Ottoman porte. They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Bajazet; but a plan of fortifying Constantinople excited his jealousy: he threatened their lives; the new works were instantly demolished; and we shall bestow a praise, perhaps above the merit of Palaeologus, if we impute this last humiliation as the cause of his death.

    [Footnote 66: For the reign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son Manuel, from 1354 to 1402, see Ducas, c. 9 – 15, Phranza, l. i. c. 16 – 21, and the ist and iid books of Chalcondyles, whose

    proper subject is drowned in a sea of episod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it was the power of Bajazet, vol. i. p. 218.]

    The earliest intelligence of that event was communicated to

    Manuel, who escaped with speed and secrecy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ajazet affected a proud indifference at the loss of this valuable pledge; and while he pursued his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he left the emperor to struggle with his blind cousin John of Selybria, who, in eight years of civil war, asserted his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t length, the ambition of the victorious sultan point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h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of his vizier, who represented that such an enterprise might unite the powers of Christendom in a second and more formidable crusade. His epistle to the emperor was conceived in these words: “By the divine clemency, our invincible cimeter has reduced to our obedience almost all Asia, with many and large countries in Europe, excepting only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 for beyond the walls thou hast nothing left. Resign that city; stipulate thy reward; or tremble, for thyself and thy unhappy people, at the consequences of a rash refusal.” But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often their tone, and to propose a treaty, which was subscribed with submission and gratitude.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purchased by an annual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the Greeks deplored the public toleration of the law of Mahomet, and Bajazet enjoyed the glory of establishing a Turkish cadhi, and founding a royal mosque in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67 Yet this truc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restless sultan: in the cause of the prince of Selybria, the lawful emperor, an army of Ottomans again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of Manuel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France. His plaintive embassy obtained much pity and some relief;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uccor was intrusted to the marshal Boucicault, ^68 whose religious chivalry was inflamed by the desire of revenging his captivity on the infidels. He sailed with four ships of war, from

    Aiguesmortes to the Hellespont; forced the passage, which was guarded by seventeen Turkish galleys;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a supply of six hundred men-at-arms and sixteen hundred archers; and reviewed them in the adjacent plain, without condescending to number or array the multitude of Greeks. By his presence, the blockade was raised both by sea and land; the flying squadrons of Bajazet were driven to a more respectful distance; and several castles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storm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marshal, who fought with equal valor by each other’s side. But the Ottomans soon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numbers; and the intrepid Boucicault, after a year’s struggle, resolved to evacuate a country which could no longer afford either pay or provisions for his soldiers. The marshal offered to conduct Manuel to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might solicit in person a supply of men and money; and advised, in the mean while, that, to extinguish all domestic discord, he should leave his blind competitor on the throne. The proposal was embraced: the prince of Selybria was introduced to the capital; and such was the public misery, that the lot of the exile seemed more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sovereign. Instead of applauding the success of his vassal, the Turkish sultan claimed the city as his own; and on the refusal of the emperor John, Constantinople was more closely pressed by the calamities of war and famine. Against such an enemy prayers and resistance were alike unavailing; and the savage would have devoured his prey, if, in the fatal moment, he had not been overthrown by another savage stronger than himself. By the victory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layed about fifty years; and this important, though accidental, service may justly introduc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Mogul conqueror.

    [Footnote 67: Cantemir, p. 50 – 53. Of the Greeks, Ducas alone (c. 13, 15) acknowledges the Turkish cadhi at Constantinople. Yet even Ducas dissembles the mosque.]

    [Footnote 68: Memoires du bon Messire Jean le Maingre, dit Boucicault, Marechal de France, partie c. 30, 35.]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o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 His Conquests In Persia, Georgia, Tartary Russia, India, Syria, And Anatolia. – His Turkish War.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Bajazet. – Death Of Timour. – Civil War Of The Sons Of Bajazet. –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By Mahomet The First. –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Amurath The Second.

    The conquest and monarchy of the world was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ambition of Timour. To live in the memory and esteem of future ages was the second wish of his magnanimous spirit. All the civil and military transactions of his reign were diligently recorded in the journals of his secretaries: ^1 the authentic narrative was revised by the persons best informed of each particular transaction; and it is believed in the empire and family of Timour, that the monarch himself composed the commentaries ^2 of his life, and the institutions ^3 of his government. ^4 But these cares were ineffectu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fame, and these precious memorials in the Mogul or Persian language were concealed from the world, or, at least, from the knowledge of Europe. The nations which he vanquished exercised a base and impotent revenge; and ignorance has long repeated the tale of calumny, ^5 which had disfigured the birth and character, the person, and even the name, of Tamerlane. ^6 Yet his real merit would be enhanced,

    rather than debas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peasant to the throne of Asia; nor can his lameness be a theme of reproach, unless he had the weakness to blush at a natural, or perhaps an honorable, infirmity. ^*

    [Footnote 1: These journals were communicated to Sherefeddin, or Cherefeddin Ali, a native of Yezd, who composed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a history of Timour Beg,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M. Petit de la Croix, (Paris, 1722, in 4 vols. 12 mo.,) and has always been my faithful guide. His geography and chronology are wonderfully accurate; and he may be trusted for public facts, though he servilely praises the virtue and fortune of the hero. Timour’s attention to procure intelligence from his own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y be seen in the Institutions, p. 215, 217, 349, 351.]

    [Footnote 2: These Commentaries are yet unknown in Europe: but Mr. White gives some hope that they may be imported and translated by his friend Major Davy, who had read in the East this “minute and faithful narrative of an interesting and eventful period.”

    Note: The manuscript of Major Davy has been translated by

    Major Stewart, and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London. It contains the life of Timour, from his birth to his forty-first year; but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western war and conquest are wanting. Major Stewart intimates that two manuscripts exist in this country containing the whole work, but excuses himself, on account of his age, from undertaking the laborious task of completing the translation.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European public will be soon enabled to judge of the value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Caesar of the East. Major Stewart’s work commences with the Book of Dreams and Omens – a wild, but characteristic, chronicle of Visions and Sortes Koranicae. Strange that a life of Timour should awaken a reminiscence of the diary of Archbishop Laud! The early dawn and the gradual expression

    of his not less splendid but more real visions of ambition are touch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ruth and nature. But we long to escape from the petty feuds of the pastoral chieftain, to the triumphs and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 M.]

    [Footnote 3: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in the Turki or Mogul language, be still extant. The Persic versio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most valuable index, was published (Oxford, 1783, in 4to.) by the joint labors of Major Davy and Mr. White, the Arabic professor. This work has been since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c into French, (Paris, 1787,) by M. Langles, a learned Orientalist, who has added the life of Timour, and many curious notes.]

    [Footnote 4: Shaw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reads, values, but cannot imitate, the institutions of his great ancestor. The English translator relies on their internal evidence; but if any suspicions should arise of fraud and fiction, they will not be dispelled by Major Davy’s letter. The Orientals have never cultivated the art of criticism; the patronage of a prince, less honorable, perhaps, is not less lucrative than that of a bookseller; nor can it be deemed incredible that a Persian, the real author, should renounce the credit, to raise the value and price, of the work.]

    [Footnote 5: The original of the tale is found in the following work, which is much esteemed for its florid elegance of style: Ahmedis Arabsiadae (Ahmed Ebn Arabshah) Vitae et Rerum gestarum Timuri. Arabice et Latine. Edidit Samuel Henricus Manger. Franequerae, 1767, 2 tom. in 4to. This Syrian author is ever a malicious, and often an ignorant enemy: the very titles of his chapters are injurious; as how the wicked, as how the impious, as how the viper, &c. The copious article of Timur, in Bibliotheque Orientale, is of a mixed nature, as D’Herbelot indifferently draws his materials (p. 877 – 888) from Khondemir Ebn Schounah, and the Lebtarikh.]

    [Footnote 6: Demir or Timour signifies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Iron; and it is the appellation of a lord or prince. By

    the change of a letter or accent, it is changed into Lenc, or Lame; and a European corruption confounds the two words in the name of Tamerlane.

    Note: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he was so called by a Shaikh,

    who, when visited by his mother on his birth, was reading the verse of the Koran, ‘Are you sure that he who dwelleth in heaven will not cause the earth to swallow you up, and behold it shall shake, Tamurn.” The Shaikh then stopped and said, “We have named your son Timur,” p. 21. – M.]

    [Footnote *: He was lamed by a wound at the siege of the capital of Sistan. Sherefeddin, lib. iii. c. 17. p. 136. See Von Hammer,

    vol.

    1. p. 260. – M.] In the eyes of the Moguls, who held the indefeasible

    su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he was doubtless a rebel subject; yet he sprang from the noble tribe of Berlass: his fifth ancestor, Carashar Nevian, had been the vizier ^! of Zagatai, in his new realm of Transoxiana; and in the ascent of some generations, the branch of Timour is confounded, at least by the females, ^7 with the Imperial stem. ^8 He was born fo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Samarcand in the village of Sebzar, in the fruitful territory of Cash, of which his fathers were the hereditary chiefs, as well as of a toman of ten thousand horse. ^9 His birth ^10 was cast on one of those periods of anarchy, which announce the fall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and open a new field to adventurous ambition. The khans of Zagatai were extinct; the emirs aspired to independence; and their domestic feuds could only be suspended by the conquest and tyranny of the khans of Kashgar, who, with an army of Getes or Calmucks, ^11 invaded the Transoxian kingdom. From the twelfth year of his age, Timour had entered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twenty-fifth ^!! he stood forth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eyes and wishes of the people were turned towards a hero who suffered in their cause. The chiefs of the

    law and of the army had pledged their salvation to support him with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y were silent and afraid; and, after waiting seven days on the hills of Samarcand, he retreated to the desert with only sixty horsemen. The fugitives were overtaken by a thousand Getes, whom he repulsed with incredible slaughter, and his enemies were forced to exclaim, “Timour is a wonderful man: fortune and the divine favor are with him.” But in this bloody action his own followers were reduced to ten, a number which was soon diminished by the desertion of three Carizmians. ^!!! He wandered in the desert with his wife, seven companions, and four horses; and sixty-two days was he plunged in a loathsome dungeon, from whence he escaped by his own courage and the remorse of the oppressor. After swimming the broad and rapid steam of the Jihoon, or Oxus, he led, during some months, the life of a vagrant and outlaw, on the borders of the adjacent states. But his fame shone brighter in adversity; he learned to distinguish the friends of his person, the associates of his fortune, and to apply the various characters of men for their advantage, and, above all, for his own. On his return to his native country, Timour was successively joined by the parties of his confederates, who anxiously sought him in the desert; nor can I refuse to describe, in his pathetic simplicity, one of their fortunate encounters.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guide to three chiefs, who were at the head of seventy horse. “When their eyes fell upon me,” says Timour, “they were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they alighted from their horses; and they came and kneeled; and they kissed my stirrup. I also came down from my horse, and took each of them in my arms. And I put my turban on the head of the first chief; and my girdle, rich in jewels and wrought with gold, I bound on the loins of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 clothed in my own coat. And they wept, and I wept also; and the hour of prayer was arrived, and we prayed. And we mounted our horses, and came to my dwelling; and I collected my people, and made a feast.” His trusty bands were soon increased by the bravest of the tribes; he led them against a superior foe; and, after some vicissitudes of war the Getes were finally driven from the kingdom of Transoxiana. He had

    done much for his own glory; but much remained to be done, much art to be exerted, and some blood to be spilt, before he could teach his equals to obey him as their master. The birth and power of emir Houssein compelled him to accept a vicious and unworthy colleague, whose sister was the best beloved of his wives. Their union was short and jealous; but the policy of Timour, in their frequent quarrels, exposed his rival to the reproach of injustice and perfidy; and, after a final defeat, Houssein was slain by some sagacious friends, who presumed, for the last time, to disobey the commands of their lord. ^* At the age of thirty-four, ^12 and in a general diet or couroultai, he was invested with Imperial command, but he affected to revere the house of Zingis; and while the emir Timour reigned over Zagatai and the East, a nominal khan served as a private officer in the armies of his servant. A fertile kingdom, five hundred miles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might have satisfied the ambition of a subject; but Timour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before his death, the crown of Zagatai was one of the twenty- seven crowns which he had placed on his head.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victories of thirty-five campaigns; without describing the lines of march, which he repeatedly traced over the continent of Asia; I shall briefly represent his conquests in, I. Persia, II. Tartary, and, III. India, ^13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his Ottoman war.

    [Footnote !: In the memoirs, the title Gurgan is in one place (p. 23) interpreted the son-in-law; in another (p. 28) as Kurkan, great prince, generalissimo, and prime minister of Jagtai. – M.]

    [Footnote 7: After relating some false and foolish tales of Timour Lenc, Arabshah is compelled to speak truth, and to own him for a kinsman of Zingis, per mulieres, (as he peevishly adds,) laqueos Satanae, (pars i. c. i. p. 25.) The testimony of Abulghazi Khan (P. ii. c. 5, P. v. c. 4) is clear, unquestionable, and decisive.]

    [Footnote 8: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edigrees, the fourth ancestor of Zingis, and the ninth of timour, were brothers; and they agreed, that the posterity of the elder should succeed to

    the dignity of khan,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ounger should fill the office of their minister and general. This tradition was at least convenient to justify the first steps of Timour’s ambition, (Institutions, p. 24, 25, from the MS. fragments of Timour’s History.)]

    [Footnote 9: See the preface of Sherefeddin, and Abulfeda’s Geography, (Chorasmiae, &c., Descriptio, p. 60, 61,) in the iiid volume of Hudson’s Minor Greek Geographers.]

    [Footnote 10: See his nativity in Dr. Hyde, (Syntagma Dissertat. tom. ii. p. 466,) as it was cast by the astrologers of his grandson Ulugh Beg. He was born, A.D. 1336, April 9, 11 degrees 57 minutes. P. M., lat. 36. I know not whether they can prove the great conjunction of the planets from whence, like other conquerors and prophets, Timour derived the surname of Saheb Keran, or master of the conjunctions, (Bibliot. Orient. p. 878.)]

    [Footnote 11: In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these subjects of the khan of Kashgar are most improperly styled Ouzbegs, or Usbeks, a name which belongs to another branch and country of Tartars, (Abulghazi, P. v. c. v. P. vii. c. 5.) C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word is in the Turkish original, I would boldly pronounce, that the Institutions were framed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Timou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beks in Transoxiana.

    Note: Col. Stewart observes, that the Persian translator has

    sometimes made use of the name Uzbek by anticipation. He observes, likewise, that these Jits (Getes) are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the ancient Getae: they were unconverted Turks. Col. Tod (History of Rajasthan, vol. i. p. 166) would identify the Jits with the ancient race. – M.]

    [Footnote !!: He was twenty-seven before he served his first wars under the emir Houssein, who ruled over Khorasan and Mawerainnehr. Von Hammer, vol. i. p. 262. Neither of these statements agrees with the Memoirs. At twelve he was a boy. “I

    fancied that I perceived in myself all the signs of greatness and wisdom, and whoever came to visit me, I received with great hauteur and dignity.” At seventeen he undertook the management of the flocks and herds of the family, (p. 24.) At nineteen he became religious, and “left off playing chess,” made a kind of Budhist vow never to injure living thing and felt his foot paralyzed from having accidentally trod upon an ant, (p. 30.) At twenty, thoughts of rebellion and greatness rose in his mind; at twenty-one, he seems to have performed his first feat of arms. He was a practised warrior when he served, in his twenty-seventh year, under Emir Houssein.]

    [Footnote !!!: Compare Memoirs, page 61. The imprisonment is there stated at fifty-three days. “At this time I made a vow to God that I would never keep any person, whether guilty or innocent,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n prison or in chains.” p. 63. – M.]

    [Footnote *: Timour, on one occasion, sent him this message: “He who wishes to embrace the bride of royalty must kiss her across the edge of the sharp sword,” p. 83. The scene of the trial of Houssein, the resistance of Timour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feeble, the vengeance of the chiefs becoming proportionably more determined, is strikingly portrayed. Mem. p 130 – M.] [Footnote 12: The ist book of Sherefeddin is employed on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hero: and he himself, or his secretary, (Institutions, p. 3 – 77,) enlarges with pleasure on the thirteen designs and enterprises which most truly constitute his personal merit. It even shines through the dark coloring of Arabshah, (P. i. c. 1 – 12.)]

    [Footnote 13: The conquests of Persia, Tartary, and India, are represented in the iid and iiid books of Sherefeddin, and by Arabshah, (c. 13 – 55.) Consult the excellent Indexes to the Institutions.

    Note: Compare the seventh book of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 ischen Reiches. – M.]

    1. For every war, a motive of safety or revenge, of honor

    or zeal, of right or convenience, may be readily found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conquerors. No sooner had Timour reunited to the patrimony of Zagatai the dependent countries of Carizme and Candahar, than he turned his eyes towards the kingdoms of Iran or Persia. From the Oxus to the Tigris, that extensive country was left without a lawful sovereign since the death of Abousaid, the last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Holacou. Peace and justice had been banished from the land above forty years; and the Mogul invader might seem to listen to the cries of an oppressed people.

    Their petty tyrants might have opposed him with confederate arms: they separately stood, and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fate was only marked by the promptitude of submission or the obstinacy of resistance. Ibrahim, prince of Shirwan, or Albania, kisse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peace-offerings of silks, horses, and jewels, were composed, according to the Tartar fashion,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a critical spectator observed, that there were only eight slaves.

    “I myself am the ninth,” replied Ibrahim, who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rk; and his flattery was rewarded by the smile of Timour. ^14 Shah Mansour, prince of Fars, or the proper Persia, was one of the least powerful, but most dangerous, of his enemies. In a battle under the walls of Shiraz, he broke, with three or four thousand soldiers, the coul or main body of thirty thousand horse, where the emperor fought in person. No more than fourteen or fifteen guards remained near the standard of Timour: he stood firm as a rock, and received on his helmet two weighty strokes of a cimeter: ^15 the Moguls rallied; the head of Mansour was thrown at his feet; and he declared his esteem of the valor of a foe, by extirpating all the males of so intrepid a race. From Shiraz, his troops advanced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richness and weakness of Ormuz ^16 were displayed in an annual tribu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dinars of gold. Bagdad was no longer the city of

    peace, the seat of the caliphs; but the noblest conquest of Holacou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by his ambitious successor.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from the mouth to the sources of those rivers, was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entered Edessa;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sheep were chastised for the sacrilegious pillage of a caravan of Mecca. In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ative Christians still braved the law and the sword of Mahomet, by three expeditions he obtained the merit of the gazie, or holy war; and the prince of Teflis became his proselyte and friend. [Footnote 14: The reverence of the Tartars for the mysterious number of nine is declared by Abulghazi Khan, who, for that reason, divides his Genealogical History into nine parts.]

    [Footnote 15: According to Arabshah, (P. i. c. 28, p. 183,) the coward Timour ran away to his tent, and hid himself from the pursuit of Shah Mansour under the women’s garments. Perhaps Sherefeddin (l. iii. c. 25) has magnified his courage.]

    [Footnote 16: The history of Ormuz is not unlike that of Tyre. The old city, on the continent, was destroyed by the Tartars, and renewed in a neighboring island, without fresh water or vegetation. The kings of Ormuz, rich in the Indian trade and the pearl fishery, possessed large territories both in Persia and Arabia; but they were at first the tributaries of the sultans of Kerman, and at last were delivered (A.D. 1505) by the Portuguese tyrants from 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viziers, (Marco Polo, l. i. c. 15, 16, fol. 7, 8. Abulfeda, Geograph. tabul. xi. p. 261, 262, an original Chronicle of Ormuz, in Texeira, or Stevens’s History of Persia, p. 376 – 416, and the Itineraries inserted in the ist volume of Ramusio, of Ludovico Barthema, (1503,) fol. 167, of Andrea Corsali, (1517) fol. 202, 203, and of Odoardo Barbessa, (in 1516,) fol 313 – 318.)]

    1. A just retaliation might be urged for the invasion of

    Turkestan, or the Eastern Tartary. The dignity of Timour could not endure the impunity of the Getes: he passed the Sihoon, subdued the kingdom of Kashgar, and marched seven times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country. His most distant camp was two months’ journey, or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amarcand; and his emirs, who traversed the River Irtish, engraved in the forests of Siberia a rude memorial of their exploits. The conquest of Kipzak, or the Western Tartary, ^17 was founded on the double motive of aiding the distressed, and chastising the ungrateful. Toctamish, a fugitive prince, was ent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his court: the ambassadors of Auruss Khan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denial, and followed on the same day by the armies of Zagatai; and their success established Toctamish in the Mogul empire of the North. But, after a reign of ten years, the new khan forgot the merits and the strength of his benefactor; the base usurper, as he deemed him, of 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he entered Persia at the head of ninety thousand horse: with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ipzak, Bulgaria, Circassia, and Russia, he passed the Sihoon, burnt the palaces of Timour, and compelled him, amidst the winter snows, to contend for Samarcand and his life. After a mild expostulation, and a glorious victory, the emperor resolved on revenge; and by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the Caspian, and the Volga, he twice invaded Kipzak with such mighty powers, that thirteen miles were measured from his right to his left wing. In a march of five months, they rarely beheld the footsteps of man; an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was often trusted to the fortune of the chase. At length the armie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but the treachery of the standard-bearer, who, in the heat of action, reversed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Kipzak, determined the victory of the Zagatais; and Toctamish (I 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Institutions) gave the tribe of Toushi to the wind of desolation. ^18 He fled to the Christian duke of Lithuania; again returned to the banks of the Volga; and, after fifteen battles with a domestic rival, at last perished in the wilds of Siberia. The pursuit of a flying enemy carried Timour into the tributary provinces of Russia: a duke of the reigning family was made prisoner amidst the ruins of his capital; and Yeletz,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the Orientals, might easily be confounded with the genuine metropolis of the nation. Moscow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 and the resistance would have been feeble, since the hopes of the Russians were placed in a miraculous image of the Virgin, to whose protection they ascribed the casual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the conqueror. Ambition and prudence recalled him to the South, the desolate country was exhausted, and the Mogul soldiers were enriched with an immense spoil of precious furs, of linen of Antioch, ^19 and of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20 On the banks of the Don, or Tanais, he received an humble deputation from the consuls and merchants of Egypt, ^21 Venice, Genoa, Catalonia, and Biscay, who occupied the commerce and city of Tana, or Azoph,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offered their gifts, admired his magnificence, and trusted his royal word. But the peaceful visit of an emir, who explored the state of the magazines and harbor,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destructive presence of the Tartars.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Moslems were pillaged and dismissed; but all the Christians, who had not fled to their ships, were condemned either to death or slavery. ^22 Revenge prompted him to burn the cities of Serai and Astrachan, the monuments of rising civilization; and his vanity proclaimed, that he had penetrated to the region of perpetual daylight,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uthorized his Mahometan doctors to dispense with the obligation of evening prayer. ^23 [Footnote 17: Arabshah had travelled into Kipzak, and acquired a singular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cities, and revolutions, of that northern region, (P. i. c. 45 – 49.)]

    [Footnote 18: Institutions of Timour, p. 123, 125. Mr. White, the editor, bestows some animadversion on the superficial account of Sherefeddin, (l. iii. c. 12, 13, 14,) who was ignorant of the designs of Timour, and the true springs of action.]

    [Footnote 19: The furs of Russia are more credible than the ingots. But the linen of Antioch has never been famous: and Antioch was in ruins. I suspect that it was some manufacture of Europe, which the Hanse merchants had imported by the way of Novogorod.]

    [Footnote 20: M.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7. Vie de Timour, p. 64 – 67, before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has corrected the error of Sherefeddin, and marked the true limit of Timour’s conquests. His arguments are superfluous; and a simple appeal to the Russian annals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Moscow, which six years before had been taken by Toctamish, escaped the arms of a more formidable invader.] [Footnote 21: An Egyptian consul from Grand Cairo is mentioned in Barbaro’s voyage to Tana in 1436, after the city had been rebuilt, (Ramusio, tom. ii. fol. 92.)]

    [Footnote 22: The sack of Azoph is described by Sherefeddin, (l. iii. c. 55,) and much more particularly by the author of an Italian chronicle, (Andreas de Redusiis de Quero, in Chron. Tarvisi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2 – 805.) He had conversed with the Mianis, two Venetian brothers, one of whom had been sent a deputy to the camp of Timour, and the other had lost at Azoph three sons and 12,000 ducats.] [Footnote 23: Sherefeddin only says (l. iii. c. 13) that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and those of the rising sun, were scarcely separated by any interval; a problem which may be solved in the latitude of Moscow, (the 56th degree,) with the aid of the Aurora Borealis, and a long summer twilight. But a day of forty day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0) would rigorously confine us within the polar circle.]

    III. When Timour first proposed to his princes and emirs

    the invasion of India or Hindostan, ^24 he was answered by a murmur of discontent: “The rivers! and the mountains and deserts! and the soldiers clad in armor! and the elephants, destroyers of men!” But the displeasure of the emperor was more dreadful than all these terrors; and his superior reason was convinced, that an enterprise of such tremendous aspect was safe and easy in the execution. He was informed by his spies of the weakness and anarchy of Hindostan: the soubahs of the provinces had erected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and the

    perpetual infancy of Sultan Mahmoud was despised even in the harem of Delhi. The Mogul army moved in three great divisions; and Timour observes with pleasure, that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a thousand horse most fortunate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r epithets of the prophet Mahomet. ^* Between the Jihoon and the Indus they crossed one of the ridges of mountains, which are styled by the Arabian geographers The Stony Girdles of the Earth. The highland robbers were subdued or extirpated; but great numbers of men and horses perished in the snow; the emperor himself was let down a precipice on a portable scaffold – the ropes were one hundred and fifty cubits in length; and before he could reach the bottom, this dangerous operation was five times repeated. Timour crossed the Indus at the ordinary passage of Attok; and successively traversed,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Punjab, or five rivers, ^25 that fall into the master stream. From Attok to Delhi, the high road measures no more than six hundred miles; but the two conquerors deviated to the south-east; and the motive of Timour was to join his grandson, who had achieved by his command the conquest of Moultan.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Hyphasi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the Macedonian hero halted and wept: the Mogul entered the desert, reduced the fortress of Batmir, and stoo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Delhi, a great and flourishing city, which had subsisted three centuri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Mahometan kings. ^! The siege, more especially of the castle, might have been a work of time; but he temp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weakness, the sultan Mahmoud and his vizier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with ten thousand cuirassiers, forty thousand of his foot-guards,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elephants, whose tusks are said to have been armed with sharp and poisoned daggers. Against these monsters, or rather against the imagination of his troops, he condescended to use some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of fire and a ditch, of iron spikes and a rampart of bucklers; but the event taught the Moguls to smile at their own fears; and as soon as these unwieldy animals were routed, the inferior species (the men of India) disappeared from the field. Timour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the capital of Hindostan; and

    admired, with a view to imitat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tately mosque; but the order or license of a general pillage and massacre polluted the festival of his victory. He resolved to purify his soldiers in the blood of the idolaters, or Gentoos, who still surpass, in the proportion of ten to one, the numbers of the Moslems. ^* In this pious design, he advanced one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east of Delhi, passed the Ganges, fought several battles by land and water, and penetrated to the famous rock of Coupele, the statue of the cow, ^!! that seems to discharge the mighty river, whose source is far distant among the mountains of Thibet. ^26 His return was along the skirts of the northern hills; nor could this rapid campaign of one year justify the strange foresight of his emirs, that their children in a warm climate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race of Hindoos.

    [Footnote 24: For the Indian war,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29 – 139,) the fourth book of Sherefeddin, and the history of Ferishta, (in Dow, vol. ii. p. 1 – 20,) which throws a general light on the affairs of Hindostan.] [Footnote *: Gibbon (observes M. von Hammer) is mistaken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his army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f God: the names of God are ninety-nine. and Allah is the hundredth, p. 286, note. But Gibbon speaks of the names or epithets of Mahomet, not of God. – M] [Footnote 25: The rivers of the Punjab, the five eastern branches of the Indus, have been laid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ruth and accuracy in Major Rennel’s incomparable map of Hindostan. In this Critical Memoir he illustrates with judgment and learning the marches of Alexander and Timour.

    Note *: See vol. i. ch. ii. note 1. – M.]

    [Footnote !: They took, on their march, 100,000 slaves, Guebers they were all murdered. V. Hammer, vol. i. p. 286. They are called idolaters. Briggs’s Ferishta, vol. i. p. 491. – M]

    [Footnote *: See a curious passag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indoo idols, Memoirs, p. 15. – M.]

    [Footnote !!: Consult the very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Cow’s Mouth by Captain Hodgson, Asiat. Res. vol. xiv. p. 117. “A most wonderful scene. The B’hagiratha or Ganges issues from under a very low arch at the foot of the grand snow bed. My guide, an illiterate mountaineer compared the pendent icicles to Mahodeva’s hair.” (Compare Poems, Quarterly Rev. vol. xiv. p. 37, and at the end of my translation of Nala.) “Hindoos of research may formerly have been here; and f so. I cannot think of any place to which they might more aptly give the name of a cow’s mouth than to this extraordinary debouche – M.] [Footnote 26: The two great rivers, the Ganges and Burrampooter, rise in Thibet, from the opposite ridges of the same hills,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to the distance of 1200 miles, and, after a winding course of 2000 miles, again meet in one point near the Gulf of Bengal. Yet so capricious is Fame, that the Burrampooter is a late discovery, while his brother Ganges has been the theme of ancient and modern story Coupele, the scene of Timour’s last victory, must be situate near Loldong, 1100 miles from Calcutta; and in 1774, a British camp! (Rennel’s Memoir, p. 7, 59, 90, 91, 99.)]

    It was on the banks of the Ganges that Timour was informed,

    by his speedy messengers, of the disturbances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confines of Georgia and Anatolia, of the revolt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mbitious designs of the sultan Bajazet. His vigor of mind and body was not impaired by sixty-three years, and innumerable fatigues; and, after enjoying some tranquil months in the palace of Samarcand, he proclaimed a new expedition of seven years in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27 To the soldiers who had served in the Indian war he granted the choice of remaining at home, or following their prince; but the troops of all the provinces and kingdoms of Persia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at Ispahan, and wait the arrival of the Imperial standard. It was first direct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Georgia, who were strong only in their rocks, their castles, and the winter season; but these obstacles were overcome by the zeal and perseverance of Timour: the rebels submitted to the tribute or the Koran; and

    if both religions boasted of their martyrs, that name is more justly due to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who were offered the choice of abjuration or death. On his descent from the hills, the emperor gave audience to the first ambassadors of Bajazet, and opened the hostile correspondence of complaints and menaces, which fermented two years before the final explosion. Between two jealous and haughty neighbors, the motives of quarrel will seldom be wanting.

    The Mogul and Ottoman conquests now touched each othe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Erzerum, and the Euphrates; nor had the doubtful limit been ascertained by time and treaty. Each of these ambitious monarchs might accuse his rival of violating his territory, of threatening his vassals, and protecting his rebels; and, by the name of rebels, each understood the fugitive princes, whose kingdoms he had usurped, and whose life or liberty he implacably pursued. The resemblance of character was still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opposition of interest; and in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Timour was impatient of an equal, and Bajazet was ignorant of a superior. The first epistle ^28 of the Mogul emperor must have provoked, instead of reconciling, the Turkish sultan, whose family and nation he affected to despise. ^29 “Dost thou not know,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Asia is subject to our arms and our laws? that our invincible forces extend from one sea to the other? that the potentates of the earth form a line before our gate? and that we have compelled Fortune herself to watch over the prosperity of our empire.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y insolence and folly? Thou hast fought some battles in the woods of Anatolia; contemptible trophies! Thou hast obtained some victories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urope; thy sword was blessed by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y obedience to the precept of the Koran, in waging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is the sole consideration that prevents us from destroying thy country, the frontier and bulwark of the Moslem world. Be wise in time; reflect; repent; and avert the thunder of our vengeance, which is yet suspended over thy head. Thou art no more than a pismire; why wilt thou seek to provoke the elephants? Alas! they will trample thee under their feet.” In his

    replies, Bajazet poured forth the indignation of a soul which was deeply stung by such unusual contempt. After retorting the basest reproaches on the thief and rebel of the desert, the Ottoman recapitulates his boasted victories in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and labors to prove, that Timour had never triumphed unless by his own perfidy and the vices of his foes. “Thy armies are innumerable: be they so; but what are the arrows of the flying Tartar against the cimeters and battle-axes of my firm and invincible Janizaries? I will guard the princes who have implored my protection: seek them in my tents. The cities of Arzingan and Erzeroum are mine; and unless the tribute be duly paid, I will demand the arrears under the walls of Tauris and Sultania.” The ungovernable rage of the sultan at length betrayed him to an insult of a more domestic kind. “If I fly from thy arms,” said he, “may my wives be thrice divorced from my bed: but if thou hast not courage to meet me in the field, mayest thou again receive thy wives after they have thrice endured the embraces of a stranger.” ^30 Any violation by word or deed of the secrecy of the harem is an unpardonable offence among the Turkish nations; ^31 and the political quarrel of the two monarchs was imbittered by private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Yet in his first expedition, Timour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iege and destruction of Siwas or Sebaste, a strong city on the borders of Anatolia; and he revenged the indiscretion of the Ottoman, on a garrison of four thousand Armenians, who were buried alive for the brave and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 As a Mussulman, he seemed to respect the pious occupation of Bajazet, who was still engaged in the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fter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Mogul conqueror checked his pursuit, and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Syria and Egypt. In these transactions, the Ottoman prince, by the Orientals, and even by Timour, is styled the Kaissar of Roum, the Caesar of the Romans; a title which, by a small anticipation, might be given to a monarch who possessed the provinces, and threatened the city,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32 [Footnote 27: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41, to the end of the 1st book, and Sherefeddin, (l. v. c. 1 – 16,) to the entrance of Timour into Syria.]

    [Footnote 28: We have three copies of these hostile epistles in the Institutions, (p. 147,) in Sherefeddin, (l. v. c. 14,) and in Arabshah, (tom. ii. c. 19 p. 183 – 201;) which 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rather than in the styl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have been translated, with various latitude, from the Turkish original into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Note: Von Hammer considers the letter which Gibbon inserted

    in the text to be spurious. On the various copies of these letters, see his note, p 11 – 16. – M.]

    [Footnote 29: The Mogul emir distinguishes himself and his countrymen by the name of Turks, and stigmatizes the race and nation of Bajazet with the less honorable epithet of Turkmans. Yet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Ottomans could be descended from a Turkman sailor; those inland shepherds were so remote from the sea, and all maritime affairs.

    Note: Price translated the word pilot or boatman. – M.]

    [Footnote 30: According to the Koran, (c. ii. p. 27, and Sale’s Discourses, p. 134,) Mussulman who had thrice divorced his wife, (who had thrice repeated the words of a divorce,) could not take her again, till after she had been married to, and repudiated by, another husband; an ignominious transaction, which it is needless to aggravate, by supposing that the first husband must see her enjoyed by a second before his face, (Ry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 ii. c. 21.)]

    [Footnote 31: The common delicacy of the Orientals, in never speaking of their women, is ascribed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by Arabshah to the Turkish nations;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Chalcondyles (l. ii. p. 55) had some knowledge of the prejudice and the insult.

    Note: See Von Hammer, p. 308, and note, p. 621. – M.]

    [Footnote !: Still worse barbarities were perpetrated on these brave men. Von Hammer, vol. i. p. 295. – M.]

    [Footnote 32: For the style of the Moguls,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31, 147,) and for the Persians,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p. 882;) but I do not find that the title of Caesar has been applied by the Arabians, or assumed by the Ottomans themselves.]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

    The military republic of the Mamalukes still reigned in

    Egypt and Syria: but the dynasty of the Turks was overthrown by that of the Circassians; ^33 and their favorite Barkok, from a slave and a prisoner, was raised and restored to the throne. In the midst of rebellion and discord, he braved the menaces, corresponded with the enemies, and detain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Mogul, who patiently expected his decease, to revenge the crimes of the father on the feeble reign of his son Farage. The Syrian emirs ^34 were assembled at Aleppo to repel the invasion: they confided in the fame and discipline of the Mamalukes, in the temper of their swords and lances of the purest steel of Damascus, in the strength of their walled cities, and in the populousness of sixty thousand villages; and instead of sustaining a siege, they threw open their gates, and arrayed their forces in the plain. But these forces were not cemented by virtue and union; and some powerful emirs had been seduced to desert or betray their more loyal companions. Timour’s front was covered with a line of Indian elephants, whose turrets were filled with archers and Greek fire: the rapid evolutions of his cavalry completed the dismay and disorder; the Syrian crowds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many thousands were stifled or slaughtered in the entrance of the great street; the Moguls entered with the fugitives; and after a short defence, the citadel, the impregnable citadel of Aleppo, was surrendered by cowardice or treachery. Among the suppliants and captives, Timour distinguished the doctors of the law, whom he invited to the dangerous honor of a personal conference. ^35 The Mogul prince was a zealous Mussulman; but his Persian schools had taught him to revere the memory of Ali and Hosein; and he had imbibed a deep prejudice against the Syrians, as the enemies of the son of the daughter of the apostle of God. To these doctors he proposed a captious question, which the casuists of Bochara, Samarcand, and Herat, were incapable of resolving. “Who are the true martyrs, of those who are slain on my side, or on that of my enemies?” But he was silenced, or satisfied, by the dexterity of one of the cadhis of Aleppo, who replied in the words of Mahomet himself, that the motive, not the ensign, constitutes the martyr; and that the Moslems of either party, who fight only for the glory of God, may deserve that sacred appellation. The true succession of the caliphs was a controversy of a still more delicate nature; and the frankness of a doctor, too honest for his situation, provoked the emperor to exclaim, “Ye are as false as those of Damascus: Moawiyah was a usurper, Yezid a tyrant, and Ali alone i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A prudent explanation restored his tranquillity; and he passed to a more familiar topic of conversation. “What is your age?” said he to the cadhi. “Fifty years.” – “It would be the age of my eldest son: you see me here (continued Timour) a poor lame, decrepit mortal. Yet by my arm has the Almighty been pleased to subdue the kingdoms of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I am not a man of blood; and God is my witness, that in all my wars I have never been the aggressor, and that my enem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authors of their own calamity.” During this peaceful conversation the streets of Aleppo streamed with blood, and reechoed with the cries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with the shrieks of violated virgins. The rich plunder that was abandoned to his soldiers might stimulate their avarice; but their cruelty was enforced by the peremptory command of producing an adequate

    number of heads, which, according to his custom, were curiously piled in columns and pyramids: the Moguls celebrated the feast of victory, while the surviving Moslems passed the night in tears and in chains. I shall not dwell on the march of the destroyer from Aleppo to Damascus, where he was rudely encountered,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armies of Egypt. A retrograde motion was imputed to his distress and despair: one of his nephews deserted to the enemy; and Syria rejoiced in the tale of his defeat, when the sultan was driven by the revolt of the Mamalukes to escape with precipitation and shame to his palace of Cairo. Abandoned by their prince, the inhabitants of Damascus still defended their walls; and Timour consented to raise the siege, if they would adorn his retreat with a gift or ransom;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no sooner had he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the city, under color of a truce, than he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treaty; imposed a contribution of ten millions of gold; and animated his troops to chastise the posterity of those Syrians who had executed, or approved, the murder of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A family which had given honorable burial to the head of Hosein, and a colony of artificers, whom he sent to labor at Samarcand, were alone reserved in the general massacre, and after a period of seven centuries, Damascus was reduced to ashes, because a Tartar was moved by religious zeal to avenge the blood of an Arab. The losses and fatigues of the campaign obliged Timour to renounce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and Egypt; but in his return to the Euphrates he delivered Aleppo to the flames; and justified his pious motive by the pardon and reward of two thousand sectaries of Ali, who were desirous to visit the tomb of his son.

    I have expatiated on the personal anecdotes which mark the character of the Mogul hero; but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36 that he erected on the ruins of Bagdad a pyramid of ninety thousand heads; again visited Georgia; encamped on the banks of Araxes; and proclaimed his resolution of marching against the Ottoman emperor.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r, he collected his forces from every province: eight hundred thousand men were enrolled on his military list; ^37

    but the splendid commands of five, and ten, thousand horse, may be rather expressive of the rank and pension of the chiefs, than of the genuine number of effective soldiers. ^38 In the pillage of Syria, the Moguls had acquired immense riches: but the delivery of their pay and arrears for seven years more firmly attached them to the Imperial standard.

    [Footnote 33: See the reigns of Barkok and Pharadge, in M. De Guignes, (tom. iv. l. xxii.,) who, from the Arabic texts of Aboulmahasen, Ebn (Schounah, and Aintabi, has added some facts to our common stock of materials.] [Footnote 34: For these recent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s, Arabshah, though a partial, is a credible, witness, (tom. i. c. 64 – 68, tom. ii. c. 1 – 14.) Timour must have been odious to a Syrian; but the notoriety of facts would have obliged him, in some measure, to respect his enemy and himself. His bitters may correct the luscious sweets of Sherefeddin, (l. v. c. 17 – 29)] [Footnote 35: Thes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copied by Arabshah (tom. i. c. 68, p. 625 – 645) from the cadhi and historian Ebn Schounah, a principal actor. Yet how could he be alive seventy-five years afterwards? (D’Herbelot, p. 792.)]

    [Footnote 36: The marches and occupations of Timour between the Syrian and Ottoman wars are represen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29 – 43) and Arabshah, (tom. ii. c. 15 – 18.)]

    [Footnote 37: This number of 800,000 was extracted by Arabshah, or rather by Ebn Schounah, ex rationario Timuri, on the faith of a Carizmian officer, (tom. i. c. 68, p. 617;)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a Greek historian (Phranza, l. i. c. 29) adds no more than 20,000 men. Poggius reckons 1,000,000; another Latin contemporary (Chron. Tarvisianum, apud Muratori, tom. xix. p. 800) 1,100,000; and the enormous sum of 1,600,000 is attested by a German soldier,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Angora, (Leunclay. ad Chalcondyl. l. iii. p. 82.) Timour, in his Institutions, has not deigned to calculate his troops, his subjects, or his revenues.]

    [Footnote 38: A wide latitude of non-effectives was allowed by the Great Mogul for his own pride and the benefit of his officers. Bernier’s patron was Penge-Hazari, commander of 5000 horse; of which he maintained no more than 500, (Voyages, tom. i. p. 288, 289.)]

    During this diversion of the Mogul arms, Bajazet had two

    years to collect his forces for a more serious encounter. They consiste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39 whose merit and fidelity were of an unequal complexion. We may discriminate the Janizaries, who have been gradually raised to an establishment of forty thousand men; a national cavalry, the Spahis of modern times; twenty thousand cuirassiers of Europe, clad in black and impenetrable armor; the troops of Anatolia, whose princes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camp of Timour, and a colony of Tartars, whom he had driven from Kipzak, and to whom Bajazet had assigned a settlement in the plains of Adrianople. The fearless confidence of the sultan urged him to meet his antagonist; and, as if he had chosen that spot for revenge,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near the ruins of the unfortunate Suvas. In the mean while, Timour moved from the Araxes through the countries of Armenia and Anatolia: his boldness was secured by the wisest precautions; his speed was guided by order and discipline; and the woods, the mountains, and the rivers, were diligently explored by the flying squadrons, who marked his road and preceded his standard. Firm in his plan of figh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kingdom, he avoided their camp; dexterously inclined to the left; occupied Caesarea; traversed the salt desert and the River Halys; and invested Angora: while the sultan, immovable and ignorant in his post, compared the Tartar swiftness to the crawling of a snail; ^40 he returned on the wings of indignation to the relief of Angora: and as both generals were alike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plains round that city were the scene of a memorable battle, which has immortalized the glory of Timour and the shame of Bajazet. For this signal victory the Mogul emperor was indebted to himself, to the genius of the moment,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irty years. He had improved the tactics, without violating the manners, of his nation, ^41 whose force still consisted in the missile weapons, and rapid evolutions, of a numerous cavalry. From a single troop to a great army, the mode of attack was the same: a foremost line first advanced to the charge, and was supported in a just order by the squadrons of the great vanguard. The general’s eye watched over the field, and at his command the front and rear of the right and left wings successively moved forwards in their several divisions, and in a direct or oblique line: the enemy was pressed by eighteen or twenty attacks; and each attack afforded a chance of victory. If they all proved fruitless or unsuccessful, the occasion was worthy of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gave the signal of advancing to the standard and main body, which he led in person. ^42 But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the main body itself was supported, on the flanks and in the rear, by the bravest squadrons of the reserve, commanded b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Timour. The conqueror of Hindostan ostentatiously showed a line of elephants, the trophies, rather than the instruments, of victory; the use of the Greek fire was familiar to the Moguls and Ottomans; but had they borrowed from Europe the recent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the artificial thunder, in the hands of either nation, must have turned the fortune of the day. ^43 In that day Bajazet displayed the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chief: but his genius sunk under a stronger ascendant; and, from various motives,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troops failed him in the decisive moment. His rigor and avarice ^* had provoked a mutiny among the Turks; and even his son Soliman too hastily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The forces of Anatolia, loyal in their revolt, were drawn away to the banners of their lawful princes. His Tartar allies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etters and emissaries of Timour; ^44 who reproached their ignoble servitude under the slaves of their fathers; and offered to their hopes the dominion of their new, or the liberty of their ancient, country. In the right wing of Bajazet the cuirassiers of Europe charged, with faithful hearts and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se men of iron were soon broken by an artful flight and headlong pursuit; and the Janizaries, alone, without cavalry or missile

    weapon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circle of the Mogul hunters. Their valor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heat, thirst, and the weight of numbers; and the unfortunate sultan, afflicted with the gout in his hands and feet,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field on the fleetest of his horses. He was pursued and taken by the titular khan of Zagatai; and, after his capture, and the defeat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submitted to the conqueror, who planted his standard at Kiotahia, and dispersed on all sides the ministers of rapine and destruction. Mirza Mehemmed Sultan, the eldest and best beloved of his grandsons, was despatched to Boursa,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and such was his youthful ardor, that he arrived with only four thousand at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after performing in five days a march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miles. Yet fear is still more rapid in its course; and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had already passed over to Europe with the royal treasure. The spoil, however, of the palace and city was immense: the inhabitants had escaped; but the buildings, for the most part of wood, were reduced to ashes From Boursa, the grandson of Timour advanced to Nice, ever yet a fair and flourishing city; and the Mogul squadrons were only stopped by the waves of the Propontis. The same success attended the other mirzas and emirs in their excursions; and Smyrna, defended by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Rhodian knights, alone deserved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the place was taken by storm: all that breathed was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eads of the Christian heroes were launched from the engines, on board of two carracks, or great ships of Europe, that rode at anchor in the harbor. The Moslems of Asia rejoiced in their deliverance from a dangerous and domestic foe; and a parallel was drawn between the two rivals, by observing that Timour, in fourteen days, had reduced a fortress which had sustained seven years the siege, or at least the blockade, of Bajazet. ^45

    [Footnote 39: Timour himself fixes at 400,000 men the Ottoman army, (Institutions, p. 153,) which is reduced to 150,000 by Phranza, (l. i. c. 29,) and swelled by the German

    soldier to 1,400,000.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oguls were the more numerous.]

    [Footnote 40: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mark the distances between Angora and the neighboring cities, by the journeys of the caravans, each of twenty or twenty-five miles; to Smyrna xx., to Kiotahia x., to Boursa x., to Caesarea, viii., to Sinope x., to Nicomed a ix., to Constantinople xii. or xiii., (see Tournefort, Voyage au Levant, tom. ii. lettre xxi.)]

    [Footnote 41: See the Systems of Tactics in the Institutions, which the English editors have illustrated with elaborate plans, (p. 373 – 407.)] [Footnote 42: The sultan himself (says Timour) must then put the foot of courage into the stirrup of patience. A Tartar metaphor, which is lost in the English, but preserved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p. 156, 157.)]

    [Footnote 43: The Greek fire, on Timour’s side, is attes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47;) but Voltaire’s strange suspicion, that some cannon, inscribed with strange characters, must have been sent by that monarch to Delhi, is refuted by the universal silence of contemporaries.]

    [Footnote *: See V. Hammer, vol. i. p. 310, for the singular hints which were conveyed to him of the wisdom of unlocking his hoarded treasures. – M.] [Footnote 44: Timour has dissembled this secret and important negotiation with the Tartars, which is indisputably proved by the joint evidence of the Arabian, (tom. i. c. 47, p. 391,) Turkish, (Annal. Leunclav. p. 321,) and Persian historian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2.)] [Footnote 45: For the war of Anatolia or Roum, I add some hints in the Institutions, to the copious narratives of Sherefeddin (l. v. c. 44 – 65) and Arabshah, (tom. ii. c. 20 – 35.) On this part only of Timour’s history it is lawful to quote the Turks, (Cantemir, p. 53 – 55, Annal. Leunclav. p. 320 – 322,) and the Greeks, (Phranza, l. i. c. 59, Ducas, c. 15 – 17, Chalcondyles, l. iii.)]

    The iron cage in which Bajazet was imprisoned by Tamerlane,

    so long and so often repeated as a moral lesson, is now rejected as a fable by the modern writers, who smile at the vulgar credulity. ^46 They appeal with confidence to the Persian history of Sherefeddin Ali,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our curiosity in a French version, and from which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 more specious narrative of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No sooner was Timour informed that the captive Ottoman was at the door of his tent, than he graciously stepped forwards to receive him, seated him by his side, and mingled with just reproaches a soothing pity for his rank and misfortune. “Alas!” said the emperor, “the decree of fate is now accomplished by your own fault; it is the web which you have woven, the thorns of the tree which yourself have planted. I wished to spare, and even to assist, the champion of the Moslems; you braved our threats; you despised our friendship; you forced us to enter your kingdom with our invincible armies. Behold the event. Had you vanquished,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fate which you reserved for myself and my troops. But I disdain to retaliate: your life and honor are secure; and I shall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God by my clemency to man.” The royal captive showed some signs of repentance, accepted the humiliation of a robe of honor, and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son Mousa, who, at his request, was sought and found among the captives of the field. The Ottoman princes were lodged in a splendid pavilion;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uards could be surpassed only by their vigilance. On the arrival of the harem from Boursa, Timour restored the queen Despina and her daughter to their father and husband; but he piously required, that the Servian princess, who had hitherto been indulged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should embrace without delay the religion of the prophet.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o which Bajazet was invited, the Mogul emperor placed a crown on his head and a sceptre in his hand, with a solemn assurance of restoring him with an increase of glory to the throne of his ancestors. But the effect of his promise was disappointed by the sultan’s untimely

    death: amidst the care of the most skilful physicians, he expired of an apoplexy at Akshehr, the Antioch of Pisidia, about nine months after his defeat. The victor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body, with royal pomp, was conveyed to the mausoleum which he had erected at Boursa; and his son Mousa, after receiving a rich present of gold and jewels, of horses and arms, was invested by a patent in red ink with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Footnote 46: The scepticism of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8) is ready on this, as on every occasion, to reject a popular tale, and to diminish the magnitude of vice and virtue; and on most occasions his incredulity is reasonable.]

    Such is the portrait of a generous conqueror, which has been

    extracted from his own memorials, and dedicat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nine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47 and, at a time when the truth was remembered by thousands, a manifest falsehood would have implied a satire on his real conduct. Weighty indeed is this evidence, adopted by all the Persian histories; ^48 yet flattery, more especially in the East, is base and audacious; and the harsh and ignominious treatment of Bajazet is attested by a chain of witnesses, some of whom shall be produc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time and country. 1. The reader has not forgot the garrison of French, whom the marshal Boucicault left behind him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on the spot to receive the earliest and most faithful intelligence of the overthrow of their great adversary; and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m accompanied the Greek embassy to the camp of Tamerlane. From their account, the hardships of the prison and death of Bajazet are affirmed by the marshal’s servant and historian, within the distance of seven years. ^49 2. The name of Poggius the Italian ^50 is deservedly famous among the revivers of learn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s elegant dialogu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51 was composed in his fiftieth year,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the Turkish victory of Tamerlane; ^52 whom he celebrates as not inferior to the illustrious Barbarians of antiquity. Of his exploits and discipline Poggius

    was informed by several ocular witnesses; nor does he forget an example so apposite to his theme as the Ottoman monarch, whom the Scythian confined like a wild beast in an iron cage, and exhibited a spectacle to Asia. I might add the authority of two Italian chronicles, perhaps of an earlier date, which would prove at least that the same story, whether false or true, was imported into Europe with the first tidings of the revolution. ^53 3. At the time when Poggius flourished at Rome, Ahmed Ebn Arabshah composed at Damascus the florid and malevolent history of Timour, for which he had collected materials in his journeys over Turkey and Tartary. ^54 Without any possibl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atin and the Arabian writer, they agree in the fact of the iron cage; and their agreement is a striking proof of their common veracity. Ahmed Arabshah likewise relates another outrage, which Bajazet endured, of a more domestic and tender nature. His indiscreet mention of women and divorces was deeply resented by the jealous Tartar: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he wine was served by female cupbearers, and the sultan beheld his own concubines and wive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ves, and exposed without a veil to the eyes of intemperance. To escape a similar indignity, it is said that his successors,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have abstained from legitimate nuptials; and the Ottoman practice and belief, at lea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asserted by the observing Busbequius, ^55 ambassador from the court of Vienna to the great Soliman. 4. Such is the separation of language, that the testimony of a Greek is not less independent than that of a Latin or an Arab. I suppress the names of Chalcondyles and Ducas, who flourished in the latter period, and who speak in a less positive tone; but more attention is due to George Phranza, ^56 protovestiare of the last emperors, and who was born a year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Twenty-two years after that event, h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Amurath the Second; and the historian might converse with some veteran Janizaries, who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with the sultan, and had themselves seen him in his iron cage. 5. The last evidence, in every sense, is that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have been consulted or transcribed by Leunclavius, Pocock, and Cantemir. ^57 They

    unanimously deplore the captivity of the iron cage; and some credit may be allowed to national historians, who cannot stigmatize the Tartar without uncovering the shame of their king and country. [Footnote 47: See the History of Sherefeddin, (l. v. c. 49, 52, 53, 59, 60.) This work was finished at Shiraz, in the year 1424, and dedicated to Sultan Ibrahim, the son of Sharokh, the son of Timour, who reigned in Farsistan in his father’s lifetime.]

    [Footnote 48: After the perusal of Khondemir, Ebn Schounah, &c., the learned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882) may affirm, that this fable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es; but his denial of the visible testimony of Arabshah leaves some room to suspect his accuracy.] [Footnote 49: Et fut lui-meme (Bajazet) pris, et mene en prison, en laquelle mourut de dure mort!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7. These Memoirs were composed while the marshal was still governor of Genoa, from whence he was expelled in the year 1409, by a popular insurrection,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73, 474.)]

    [Footnote 50: The reader will find a satisfactory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in the Poggiana, an entertaining work of M. Lenfant, and in the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of Fabricius, (tom. v. p. 305 – 308.) Poggius was born in the year 1380, and died in 1459.] [Footnote 51: The dialogue de Varietate Fortunae, (of which a complete and elegant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at Paris in 1723, in 4to.,) was composed a short time before the death of Pope Martin V., (p. 5,) and consequently about the end of the year 1430.]

    [Footnote 52: See a splendid and eloquent encomium of Tamerlane, p. 36 – 39 ipse enim novi (says Poggius) qui fuere in ejus castris . . . . Regen vivum cepit, caveaque in modum ferae inclusum per omnem Asian circumtulit egregium admirandumque spectaculum fortunae.]

    [Footnote 53: The Chronicon Tarvisianum,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0,) and the Annales Estenses, (tom. xviii. p. 974.) The two authors, Andrea de Redusiis de

    Quero, and James de Delayto, were both contemporaries, and both chancellors, the one of Trevigi, the other of Ferrara. The evidence of the former is the most positive.] [Footnote 54: See Arabshah, tom. ii. c. 28, 34. He travelled in regiones Romaeas, A. H. 839, (A.D. 1435, July 27,) tom. i. c. 2, p. 13.] [Footnote 55: Busbequius in Legatione Turcica, epist. i. p. 52. Yet his respectable authority is somewhat shaken by the subsequent marriages of Amurath II. with a Servian, and of Mahomet II. with an Asiatic, princess, (Cantemir, p. 83, 93.)]

    [Footnote 56: See the testimony of George Phranza, (l. i. c. 29,) and his life i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Chalcondyles and Ducas speak in general terms of Bajazet’s chains.]

    [Footnote 57: Annales Leunclav. p. 321. Pocock, Prolegomen. ad Abulpharag Dynast. Cantemir, p. 55.

    Note: Von Hammer, p. 318, cites several authorities unknown

    to Gibbon – M]

    From these opposite premises, a fair and moderate conclusion

    may be deduced. I am satisfied that Sherefeddin Ali has faithfully described the first ostentatious interview, in which the conqueror, whose spirits were harmonized by success, affect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osity. But his mind was insensibly alienated by the unseasonable arrogance of Bajazet; the complaints of his enemies, the Anatolian princes, were just and vehement; and Timour betrayed a design of leading his royal captive in triumph to Samarcand.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his escape, by digging a mine under the tent, provoked the Mogul emperor to impose a harsher restraint; and in his perpetual marches, an iron cage on a wagon might be invented, not as a wanton insult, but as a rigorous precaution. Timour had read in some fabulous history a similar treatment of one of his predecessors, a king of Persia; and Bajazet was condemned to represent the person, and expiate the guilt, of

    the Roman Caesar ^58 ^* But the strength of his mind and body fainted under the trial, and 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without injustice, be ascribed to the severity of Timour. He warred not with the dead: a tear and a sepulchre were all that he could bestow on a captive who was delivered from his power; and if Mousa, the son of Bajazet, was permitted to reign over the ruins of Boursa,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nce of Anatolia had been restored by the conqueror to their lawful sovereigns.

    [Footnote 58: Sapor, king of Persia, had been made prisoner, and enclosed in the figure of a cow’s hide by Maximian or Galerius Caesar. Such is the fable related by Eutychius, (Annal. tom. i. p. 421, vers. Pocock.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true history (Decline and Fall, &c., vol. ii. p 140 – 152) will teach u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f the Orientals of the ages which precede the Hegira.]

    [Footnote *: Von Hammer’s explanation of this contested point is both simple and satisfactory. It originates in a mistake in the meaning of the Turkish word kafe, which means a covered litter or palanquin drawn by two horses, and is generally used to convey the harem of an Eastern monarch. In such a litter, with the lattice-work made of iron, Bajazet either chose or was constrained to travel. This was either mistaken for, or transformed by, ignorant relaters into a cage. The European Schiltberger, the two oldes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d the most valuable of the later compilers, Seadeddin, describe this litter. Seadeddin discusses the question with some degre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ascribes the choice of such a vehicle to the indignant state of Bajazet’s mind, which would not brook the sight of his Tartar conquerors. Von Hammer, p. 320. – M.]

    From the Irtish and Volga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from the

    Ganges to Damascus and the Archipelago, Asia was in the hand of Timour: his armies were invincible, his ambition was boundless, and his zeal might aspire to conquer and convert

    the Christian kingdoms of the West, which already trembled at his name. He touched the utmost verge of the land; but an insuperable, though narrow, sea rolled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59 and the lord of so many tomans, or myriads, of horse, was not master of a single galley. The two passag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of Constantinople and Gallipoli, were possessed, the one by the Christians, the other by the Turks. On this great occasion, they forgot the difference of religion, to act with union and firmness in the common cause: the double straits were guarded with ships and fortifications; and they separately withheld the transports which Timour demanded of either nation, under the pretence of attacking their enemy. At the same time, they soothed his pride with tributary gifts and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prudently tempted him to retreat with the honors of victory.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implored his clemency for his father and himself; accepted, by a red patent, the investiture of the kingdom of Romania, which he already held by the sword; and reiterated his ardent wish, of casting himself in person at the feet of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ek emperor ^60 (either John or Manuel) submitted to pay the same tribute which he had stipulated with the Turkish sultan, and ratified the treaty by an oath of allegiance, from which he could absolve his conscience so soon as the Mogul arms had retired from Anatolia. But the fears and fancy of nations ascribed to the ambitious Tamerlane a new design of vast and romantic compass; a design of subduing Egypt and Africa, marching from the Nile to the Atlantic Ocean, entering Europe by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and, after imposing his yoke on the kingdoms of Christendom, of returning home by the deserts of Russia and Tartary. This remote, and perhaps imaginary, danger was averted by the submission of the sultan of Egypt: the honors of the prayer and the coin attested at Cairo the supremacy of Timour; and a rare gift of a giraffe, or camelopard, and nine ostriches, represented at Samarcand the tribute of the African world. Our imagination is not less astonished by the portrait of a Mogul, who, in his camp before Smyrna, meditates, and almost accomplishes,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61 Timour was urged to this enterprise

    by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us zeal. The torrents which he had shed of Mussulman blood could be expiated only by an equal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and as he now stood at the gates of paradise, he might best secure his glorious entrance by demolishing the idols of China, founding mosques in every c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profession of faith in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recent expul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was an insult on the Mogul name;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empire afford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for revenge. The illustrious Hongvou, founder of the dynasty of Ming, died four years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and his grandson, a weak and unfortunate youth, was burnt in his palace, after a million of Chinese had perished in the civil war. ^62 Before he evacuated Anatolia, Timour despatched beyond the Sihoon a numerous army, or rather colony, of his old and new subjects, to open the road, to subdue the Pagan Calmucks and Mungals, and to found cities and magazines in the desert; and, by the diligence of his lieutenant, he soon received a perfect map and description of the unknown regions, from the source of the Irtish to the wall of China. During these preparations, the emperor achieved the final conquest of Georgia;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banks of the Araxes; appeased the troubles of Persia; and slowly returned to his capital, after a campaign of four years and nine months. [Footnote 59: Arabshah (tom. ii. c. 25) describes, like a curious traveller,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and Constantinople. To acquire a just idea of these events, I have compared the narratives and prejudices of the Moguls, Turks, Greeks, and Arabians.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entions this hostil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Ottomans, (Vie de Timour, p. 96.)]

    [Footnote 60: Since the name of Caesar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ultans of Roum, the Greek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Sherefeddin, l. v. c. 54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Christian lords of Gallipoli, Thessalonica, &c. under the title of Tekkur, which is derived by corruption from the genitive, (Cantemir, p. 51.)]

    [Footnote 61: See Sherefeddin, l. v. c. 4, who marks, in a just itinerary, the road to China, which Arabshah (tom. ii. c. 33) paints in vague and rhetorical colors.]

    [Footnote 62: Synopsis Hist. Sinicae, p. 74 – 76,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7, 508, folio edition;) and for the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 p. 71, 72.)]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I.

    On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63 he displayed, in a short repose, his magnificence and power;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distributed a just measur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mployed his riche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palaces and temples; and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Egypt, Arabia, India, Tartary, Russia, and Spain, the last of whom presented a suit of tapestry which eclipsed the pencil of the Oriental artists. The marriage of six of the emperor’s grandsons was esteemed an act of religion as well as of p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pomp of the ancient caliphs was revived in their nuptials. They were celebrated in the gardens of Canighul, decorated with innumerable tents and pavilions, which displayed the luxury of a great city and the spoils of a victorious camp. Whole forests were cut down to supply fuel for the kitchens; the plain was spread with pyramids of meat, and vases of every liquor, to which thousands of guests were courteously invited: the ord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were marshalled at the royal banquet; nor were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says the haughty Persian) excluded from the feast; since even the casses, the smallest of fish, find

    their place in the ocean. ^64 The public joy was testified by illuminations and masquerades; the trades of Samarcand passed in review; and every trade was emulous to execute some quaint device, some marvellous pageant,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peculiar art. After the marriage contracts had been ratified by the cadhis, the bride-grooms and their brides retired to the nuptial chambers: nin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siatic fashion, they were dressed and undressed; and at each change of apparel, pearls and rubies were showered on their heads, and contemptuously abandoned to their attendants. A general indulgence was proclaimed: every law was relaxed, every pleasure was allowed; the people was free, the sovereign was idle; and the historian of Timour may remark, that, after devoting fifty years to the attainment of empire, the only happy period of his life were the two months in which he ceased to exercise his power.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to the cares of government and war. The standard was unfurl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the emirs made their repor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select and veteran soldiers of Iran and Touran: their baggage and provisions were transported by five hundred great wagons, and an immense train of horses and camels; and the troops might prepare for a long absence, since more than six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the tranquil journey of a caravan from Samarcand to Pekin. Neither age, nor the severity of the winter, could retard the impatience of Timour; he mounted on horseback, passed the Sihoon on the ice, marched seventy-six parasangs,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his capital, and pitched his last camp in the neighborhood of Otrar, where he was expect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Fatigue, and the indiscreet use of iced water,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his fever; and the conqueror of Asia expired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thirty-five years after he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Zagatai. His designs were lost; his armies were disbanded; China was saved; and four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the most powerful of his children sent an embass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to the court of Pekin. ^65 [Footnote 63: For the return, triumph, and death of Timour, see Sherefeddin (l. vi. c. 1 – 30) and Arabshah, (tom. ii. c. 36 – 47.)]

    [Footnote 64: Sherefeddin (l. vi. c. 24) mentions the ambassadors of one of the most potent sovereigns of Europe. We know that it was Henry III. king of Castile; and the curious relation of his two embassies is still extant,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x. c. 11, tom. ii. p. 329, 330. Avertissement a l’Hist. de Timur Bec, p. 28 – 33.) There appears likewise to have been som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Mogul emperor and the court of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elly et Villaret, tom. xii. p. 336.)] [Footnote 65: Se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ersian account of their embassy, a curious and original piece,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They presented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old horse which Timour had formerly rode. It was in the year 1419 that they departed from the court of Herat, to which place they returned in 1422 from Pekin.]

    The fame of Timour has pervaded the East and West: his posterity is still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title; and the admiration of his subjects, who revered him almost as a deity, may be justifi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praise or confession of his bitterest enemies. ^66 Although he was lame of a hand and foot, his form and stature were not unworthy of his rank; and his vigorous health, so essential to himself and to the world, was corroborated by temperance and exercise. In his familiar discourse he was grave and modest, and if he was ignorant of the Arabic language, he spoke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the Persian and Turkish idioms. It was his delight to converse with the learned on topics of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the amusement of his leisure hours was the game of chess, which he improved or corrupted with new refinements. ^67 In his religion he was a zealous, though not perhaps an orthodox, Mussulman; ^68 but his sound understanding may tempt us to believe, that a superstitious reverence for omens and prophecies, for saints and astrologers, was only affected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In the government of a vast empire, he stood alone and absolute, without a rebel to oppose his power, a favorite to seduce his affections, or a minister to mislead his judgment. It was his firmest maxim, that whatever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 the word of the prince should never be disputed or recalled; but his foes have maliciously observed, that the commands of anger and destruction were more strictly executed than those of beneficence and favor. His sons and grandsons, of whom Timour left six-and-thirty at his decease, were his first and most submissive subjects; and whenever they deviated from their duty, they wer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Zingis, with the bastinade, and afterwards restored to honor and command. Perhaps his heart was not devoid of the social virtues; perhaps he was not incapable of loving his friends and pardoning his enemies; but the rules of morality are found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applaud the wisdom of a monarch, for the liberality by which he is not impoverished, and for the justice by which he is strengthened and enriche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f authority and obedience, to chastise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weak, to reward the deserving, to banish vice and idleness from his dominions, to secure the traveller and merchant, to restrain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soldier, to cherish the labors of the husbandman, to encourage industry and learning, and, by an equal and moderate assessment,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axes, are indeed the duties of a prince; but, in the discharge of these duties, he finds an ample and immediate recompense. Timour might boast, that, at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sia was the prey of anarchy and rapine, whilst under his prosperous monarchy a child, fearless and unhurt, might carry a purse of gol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Such was his confidence of merit, that from this reformation he derived an excuse for his victories, and a title to universal dominion. The four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ill serve to appreciate his claim to the public gratitude; and perhaps we shall conclude, that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the scourge than the benefactor of mankind. 1. If some partial disorders, some local oppressions, were healed by the sword of Timour, the remedy was far more pernicious than the disease. By their rapine, cruelty, and discord, the petty tyrants of Persia might afflict their subjects; but whole nations were crushed under the footsteps of the reformer. The ground which had been occupied by flourishing cities was often marked by his abominable trophies, by columns, or pyramids, of human heads.

    Astracan, Carizme, Delhi, Ispahan, Bagdad, Aleppo, Damascus, Boursa, Smyrna, and a thousand others, were sacked, or burnt, or utterly destroyed, in his presence, and by his troops: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startled, if a priest or philosopher had dared to number the millions of victims whom he had sacrific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order. ^69 2. His most destructive wars were rather inroads than conquests. He invaded Turkestan, Kipzak, Russia, Hindostan, Syria, Anatolia, Armenia, and Georgia, without a hope or a desire of preserving those distant provinces. From thence he departed laden with spoil; but he left behind him neither troops to awe the contumacious, nor magistrates to protect the obedient, natives. When he had broken the fabric of their ancient government, he abandoned them to the evils which his invasion had aggravated or caused; nor were these evils compensated by any present or possible benefits. 3. The kingdoms of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he proper field which he labored to cultivate and adorn, as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his family. But his peaceful labors were often interrupted, and sometimes blast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conqueror. While he triumphed on the Volga or the Ganges, his servants, and even his sons, forgot their master and their dut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ere poorly redressed by the tardy rigor of inquiry and punishment; and we must be content to praise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as the specious idea of a perfect monarchy. 4.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blessings of his administration, they evaporated with his life. To reign, rather than to govern, was the ambition of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70 the enemie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 people.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was upheld with some glory by Sharokh, his youngest son; but after his decease, the scene was again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blood; and before the end of a century,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rampled by the Uzbek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and white sheep. The race of Timour would have

    been extinct, if a hero, his descendant in the fifth degree, had not fled before the Uzbek arms to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His successors (the great Moguls ^71) extended their sway from the mountains of Cashmir to Cape Comorin, and from Candahar to the Gulf of Bengal. Since the reign of Aurungzebe, their empire had been dissolved; their treasures of Delhi have been rifled by a Persian robber; and the richest of their kingdoms is now possessed by a company of Christian merchants, of a remote island in the Northern Ocean. [Footnote 66: From Arabshah, tom. ii. c. 96. The bright or softer colors are borrowed from Sherefeddin, D’Herbelot, and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67: His new system was multiplied from 32 pieces and 64 squares to 56 pieces and 110 or 130 squares; but, except in his court, the old game has been thought sufficiently elaborate.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pleased than hurt with the victory of a subject: a chess player will feel the value of this encomium!]

    [Footnote 68: See Sherefeddin, l. v. c. 15, 25. Arabshah tom. ii. c. 96, p. 801, 803) approves the impiety of Timour and the Moguls, who almost preferred to the Koran the Yacsa, or Law of Zingis, (cui Deus male dicat;) nor will he believe that Sharokh had abolished the use and authority of that Pagan code.] [Footnote 69: Besides the bloody passages of this narrative, I must refer to an anticipa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which in a single note (p. 234, note 25) accumulates nearly 300,000 heads of the monuments of his cruelty. Except in Rowe’s play on the fifth of November, I did not expect to hear of Timour’s amiable moderation (White’s preface, p. 7.) Yet I can excuse a generous enthusiasm in the reader, and still more in the editor, of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70: Consult the last chapters of Sherefeddin and Arabshah, and 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l. xx.) Fraser’s History of Nadir Shah, (p. 1 – 62.) The story of Timour’s descendants is imperfectly told;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s of Sherefeddin are unknown.]

    [Footnote 71: Shah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is in the fourteenth degree from Timour, by Miran Shah, his third son. See the second volume of Dow’s History of Hindostan.]

    Far different was the fate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massy trunk was bent to the ground, but no sooner did the hurricane pass away, than it again rose with fresh vigor and more lively vegetation. When Timour, in every sense, had evacuated Anatolia, he left the cities without a palace, a treasure, or a king. The open country was overspread with hordes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of Tartar or Turkman origin; the recent conquests of Bajazet were restored to the emirs, one of whom, in base revenge, demolished his sepulchre; and his five sons were eager, by civil discord, to consume the remnant of their patrimony. I shall enumerate their nam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age and actions. ^72 1. It is doubtful, whether I relate the story of the true Mustapha, or of an impostor who personated that lost prince. He fought by his father’s side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but when the captive sultan was permitted to inquire for his children, Mousa alone could be found; and the Turkish historians, the slaves of the triumphant faction, are persuaded that his brother wa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in. If Mustapha escaped from that disastrous field, he was concealed twelve years from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till he emerged in Thessaly, and was hailed by a numerous party, as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Bajazet. His first defeat would have been his last, had not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been saved by the Greeks, and restored, after the decease of his brother Mahomet, to liberty and empire. A degenerate mind seemed to argue his spurious birth; and if, on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he was adored as the Ottoman sultan, his flight, his fetters, and an ignominious gibbet, delivered the impostor to popular contempt. A similar character and claim was asserted by several rival pretenders: thirty persons are said to have suffered under the name of Mustapha; and these frequent executions may perhaps insinuate, that the Turkish court was not perfectly secure of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 2. After his father’s captivity,

    Isa ^73 reigned for some tim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ngora, Sinope, and the Black Sea;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imour with fair promises and honorable gifts. But their master was soon deprived of his province and life, by a jealous brother, the sovereign of Amasia; and the final event suggested a pious allusion, that the law of Moses and Jesus, of Isa and Mousa, had been abrogated by the greater Mahomet. 3. Soliman is not numbered in the list of the Turkish emperors: yet he checked the victorious progres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their departure, united for a while the thrones of Adrianople and Boursa. In war he was brave, active, and fortuntae; his courage was softened by clemency; but it was likewise inflamed by presumption, and corrupted by intemperance and idleness. He relaxed the nerves of discipline, in a government where either the subject or the sovereign must continually tremble: his vices alienated the chiefs of the army and the law; and his daily drunkenness, so contemptible in a prince and a man, was doubly odious in a disciple of the prophet.

    In the slumber of intoxication he was surprised by his brother Mousa; and as he fled from Adrianople towards the Byzantine capital, Soliman was overtaken and slain in a bath, ^* after a reign of seven years and ten months. 4. The investiture of Mousa degraded him as the slave of the Moguls: his tributary kingdom of Anatolia was confined within a narrow limit, nor could his broken militia and empty treasury contend with the hardy and veteran bands of the sovereign of Romania. Mousa fled in disguise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raversed the Propontis in an open boat; wandered over the Walachian and Servian hills; and after some vain attempt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so recently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liman. In a reign of three years and a half, his troops were victoriou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Hungary and the Morea; but Mousa was ruined by his timorous disposition and unseasonable clemency. After resigning the sovereignty of Anatolia, he fell a victim to the perfidy of his ministers, and the superior ascendant of his brother Mahomet. 5. The final victory of Mahomet was the just recompense of his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Before his father’s captivity, the royal youth had been intru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masia, thirty days’ journey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rontie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The castle, in Asiatic warfare, was esteemed impregnable; and the city of Amasia, ^74 which is equally divided by the River Iris, rises on either side in the form of an amphitheatre, and represents on a smaller scale the image of Bagdad. In his rapid career, Timour appears to have overlooked this obscure and contumacious angle of Anatolia; and Mahomet, without provoking the conqu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t independence, and chased from the province the last stragglers of the Tartar host. ^! He relieved himself from the dangerous neighborhood of Isa; but in the contests of their more powerful brethren his firm neutrality was respected; till, after the triumph of Mousa, he stood forth the heir and avenger of the unfortunate Soliman. Mahomet obtained Anatolia by treaty, and Romania by arms; and the soldier who presented him with the head of Mousa was rewarded as the benefactor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The eight years of his sole and peaceful reign were usefully employed in banishing the vices of civil discord, and restoring on a firmer basis the fabric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His last care was the choice of two viziers, Bajazet and Ibrahim, ^75 who might guide the youth of his son Amurath; and such was their union and prudence, that they concealed above forty d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arrival of his successor in the palace of Boursa. A new war was kindled in Europe by the prince, or impostor, Mustapha; the first vizier lost his army and his head; but the more fortunate Ibrahim, whose name and family are still revered, extinguished the last pretender to the throne of Bajazet, and closed the scene of domestic hostility.

    [Footnote 72: The civil wars, from the death of Bajazet to that of Mustapha, are 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Turks, by Demetrius Cantemir, (p. 58 – 82.) Of the Greeks, Chalcondyles, (l. iv. and v.,) Phranza, (l. i. c. 30 – 32,) and Ducas, (c. 18 – 27, the last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best informed.] [Footnote 73: Arabshah, (tom. ii. c. 26,) whose testimony on this occasion is

    weighty and valuable. The existence of Isa (unknown to the Turks) is likewise confirmed by Sherefeddin, (l. v. c. 57.)]

    [Footnote *: He escaped from the bath, and fled towards Constantinople. Five mothers from a village, Dugundschi, whose inhabitants had suffered severely from the exactions of his officers, recognized and followed him. Soliman shot two of them, the others discharged their arrows in their turn the sultan fell and his head was cut off. V. Hammer, vol. i. p. 349. – M] [Footnote 74: Arabshah, loc. citat. Abulfeda, Geograph. tab. xvii. p. 302. Busbequius, epist. i. p. 96, 97, in Itinere C. P. et Amasiano.] [Footnote !: See his nine battles. V. Hammer, p. 339. – M.] [Footnote 75: The virtues of Ibrahim are praised by a contemporary Greek, (Ducas, c. 25.) His descendants are the sole nobles in Turkey: they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ious foundations, are excused from public offices, and receive two annual visits from the sultan, (Cantemir, p. 76.)]

    In these conflicts, the wisest Turks, and indeed the body of the nation, were strongly attached to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and Romania and Anatolia, so often torn asunder by private ambition, were animated by a strong and invincible tendency of cohesion. Their efforts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Christian powers; and had they occupied, with a confederate fleet,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the Ottomans, at least in Europe, must have been speedily annihilated. But the schism of the West, and the factions and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diverted the Latins from this generous enterprise: they enjoyed the present respite, without a thought of futurity; and were often tempted by a momentary interest to serve the common enemy of their religion. A colony of Genoese, ^76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t Phocaea ^77 on the Ionian coast, was enriched by the lucrative monopoly of alum; ^78 and their tranquillity, under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ecured by the annual payment of tribute. In the last civil war of the Ottomans, the Genoese governor, Adorno, a bold and ambitious youth, embraced the party of Amurath; and undertook, with seven stout galleys, to transport him from Asia to Europe. The sultan and five hundred guards embarked on board the admiral’s ship; which was manned by eight hundred of the bravest Franks. His life and liberty were in their hands; nor can we, without reluctance, applaud the fidelity of Adorno, who, in the midst of the passage, knelt before him, and gratefully accepted a discharge of his arrears of tribute. They landed in sight of Mustapha and Gallipoli; two thousand Italians, armed with lances and battle-axes, attended Amurath to the conquest of Adrianople; and this venal service was soon repaid by the ruin of the commerce and colony of Phocaea.

    [Footnote 76: See Pachymer, (l. v. c. 29,)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Sherefeddin, (l. v. c. 57,) and Ducas, (c. 25.) The last of these, a curious and careful observer, is entitled, from his birth and station, to particular credit in all that concerns Ionia and the islands. Among the nations that resorted to New Phocaea, he mentions the English; an early evidence of Mediterranean trade.]

    [Footnote 77: For the spirit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ancient Phocaea, or rather the Phocaeans, consult the first book of Herodotus, and the Geographical Index of his last and learned French translator, M. Larcher (tom. vii. p. 299.)]

    [Footnote 78: Phocaea is not enumerated by Pliny (Hist. Nat. xxxv. 52) among the places productive of alum: he reckons Egypt as the first, and for the second the Isle of Melos, whose alum mines are described by Tournefort, (tom. i. lettre iv.,) a traveller and a naturalist. After the loss of Phocaea, the Genoese, in 1459, found that useful mineral in the Isle of Ischia, (Ismael. Bouillaud, ad Ducam, c. 25.)]

    If Timour had generously marched at the request, and to the relief,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might be entitled to the praise and gratitude of the Christians. ^79 But a Mussulman, who carried into Georgia the sword of persecution, and respected the holy warfare of Bajazet, was not disposed to pity or succor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The Tartar followed the impulse of ambiti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the accidental consequence. When Manuel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it was his prayer, rather than his hope, that the rui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might be delayed beyond his unhappy days; and after his return from a western pilgrimage, he expected every hour the news of the sad catastrophe. On a sudden, he was astonished and rejoiced by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retreat, the overthrow, and the captivity of the Ottoman. Manuel ^80 immediately sailed from Modon in the Morea;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dismissed his blind competitor to an easy exile in the Isle of Lesbos. The ambassadors of the son of Bajazet were soon introduced to his presence; but their pride was fallen, their tone was modest: they were awed by the just apprehension, lest the Greeks should open to the Moguls the gates of Europe. Soliman saluted the emperor by the name of father; solicited at his hands the government or gift of Romania; and promised to deserve his favor by inviolable friendship, 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ssalonica,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along the Strymo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The alliance of Soliman exposed the emperor to the enmity and revenge of Mousa: the Turks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were repulsed by sea and land; and unless the city was guarded by som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Greeks must have wondered at their own triumph. But, instead of prolonging the division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policy or passion of Manuel was tempted to assist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sons of Bajazet.

    He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Mahomet, whose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the insuperable barrier of Gallipoli: the sultan and his troops were transported over the Bosphorus; he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capital; and his successful sally was the first step to the conquest of Romania. The ruin was suspended by the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of the conqueror: he faithfully discharged his own obligations and those of Soliman, respected the laws of gratitude and peace; and left the emperor guardian of his two younger sons, in the vain hope of saving them from the jealous cruelty of their brother Amurath. But the execution of his last testament would have offended the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n; and the divan unanimously pronounced, that the royal youths should never be abandoned to the custody and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dog. On this refusal, the Byzantine councils were divided; but the age and caution of Manuel yielded to the presumption of his son John; and they unsheathed a dangerous weapon of revenge, by dismissing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who had long been detained as a captive and hostage, and for whose maintenance they received an annual pension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81 A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Mustapha subscribed to every proposal; and the keys of Gallipoli, or rather of Europe, were stipulated as the price of his deliverance. But no sooner was h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Romania, than he dismisse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ith a smile of contempt, declaring, in a pious tone, that,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e would rather answer for the violation of an oath, than for the surrender of a Mussulman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emperor was at once the enemy of the two rivals; from whom he had sustained, and to whom he had offered, an injury; and the victory of Amurath was followed, in the ensuing spring, by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82

    [Footnote 79: The writer who has the most abused this fabulous generosity, is our ingenious Sir William Temple, (his Works, vol. iii. p. 349, 350, octavo edition,) that lover of exotic virtue. After the conquest of Russia, &c., and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his Tartar hero relieves, visits, admires, and refuse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His flattering pencil deviates in every line from the truth of history; yet his pleasing fictions are more excusable than the gross errors of Cantemir.]

    [Footnote 80: For the reigns of Manuel and John, of Mahomet I. and Amurath II., see the Othman history of Cantemir, (p. 70 – 95,) and the three Greeks, Chalcondyles, Phranza, and Ducas, who is still superior to his rivals.] [Footnote 81: The Turkish asper is, or was, a piece of white or silver money, at present much debased, but which was formerly equivalent to

    the 54th part, at least, of a Venetian ducat or sequin; and the 300,000 aspers, a princely allowance or royal tribute, may be computed at 2500l. sterling, (Leunclav. Pandect. Turc. p. 406 – 408.)

    Note: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this calculation is much too low. The asper was a century before the time of which writes, the tenth part of a ducat; for the same tribute which the Byzantine writers state at 300,000 aspers the Ottomans state at 30,000 ducats, about 15000l Note, vol. p. 636. – M]

    [Footnote 82: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1422, see the particular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 of John Cananus, published by Leo Allatius, at the end of his edition of Acropolita, (p. 188 – 199.)]

    The religious merit of subduing the city of the Caesars attracted from Asia a crowd of volunteers, who aspired to the crown of martyrdom: their military ardor was inflamed by the promise of rich spoils and beautiful females; and the sultan’s ambition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resence and prediction of Seid Bechar, a descendant of the prophet, ^83 who arrived in the camp, on a mule, with a venerable train of five hundred disciples. But he might blush, if a fanatic could blush, at the failure of his assurances.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resisted an army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urks; their assaults were repelled by the sallies of the Greeks and their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old resources of defence were opposed to the new engines of attack;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dervis, who was snatched to heaven in visionary converse with Mahomet, was answered by the credulity of the Christians, who beheld the Virgin Mary, in a violet garment, walking on the rampart and animating their courage. ^84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Amurath was recalled to Boursa by a domestic revolt, which had been kindled by Greek treachery, and was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a guiltless brother. While he led his Janizaries to new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indulged in a servile and precarious respite of thirty years. Manuel sank into the grave; and John Palaeologus was permitted to reign, for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and the dereliction of almost all that he held beyond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3: Cantemir, p. 80. Cananus, who describes Seid Bechar, without naming him, supposes that the friend of Mahomet assumed in his amours the privilege of a prophet, and that the fairest of the Greek nuns were promised to the saint and his disciples.]

    [Footnote 84: For this miraculous apparition, Cananus appeals to the Mussulman saint; but who will bear testimony for Seid Bechar?]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empire, the first merit must doubtless be assigned to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the sultans; since, in human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will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a single actor. By some shades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y may be discrimin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a period of nine reigns,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 years, is occupied, from the elevation of Othman to the death of Soliman, by a rare series of warlike and active princes, who impressed their subjects with obedience and their enemies with terror. Instead of the slothful luxury of the seraglio, the heirs of royalty were educated in the council and the field: from early youth they were intrusted by their fathers with the command of provinces and armies; and this manly institution, which was often productive of civil war, must have essen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discipline and vigor of the monarchy. The Ottomans cannot style themselves, like the Arabian caliphs, the descendants or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e kindred which they claim with the Tartar khan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appears to be founded in flattery rather than in truth. ^85 Their origin is obscure; but their sacred and indefeasible right, which no time can erase, and no violence can infringe, was soon and unalterably implanted in the minds of their subjects. A weak or vicious sultan may be deposed and strangled; but his inheritance devolves to an infant or an idiot: nor has the most daring rebel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86

    [Footnote 85: See Ricaut, (l. i. c. 13.) The Turkish sultans assume the title of khan. Yet Abulghazi is ignorant of his Ottoman cousins.] [Footnote 86: The third grand vizier of the name of Kiuperli, who was slain at the battle of Salankanen in 1691, (Cantemir, p. 382,) presumed to say that all the successors of Soliman had been fools or tyrants, and that it was time to abolish the race, (Marsigli Stato Militaire, &c., p. 28.) This political heretic was a good Whig, and justified against the French ambassador the revolution of England, (Mignot, Hist. des Ottomans, tom. iii. p. 434.) His presumption condemns the singular exception of continuing offices in the same family.]

    While the transient dynasties of Asia have been continually subverted by a crafty vizier in the palace, or a victorious general in the camp, the Ottoman succession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practice of five centuries, and is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vital principle of the Turkish nation.

    To the spirit and constitution of that nation, a strong and singular influence may, however, be ascribed.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Othman were the four hundred families of wandering Turkmans, who had followed his ancestors from the Oxus to the Sangar; and the plains of Anatolia are still covered with the white and black tents of their rustic brethren. But this original drop was dissolved in the mass of voluntary and vanquished subjects, who, under the name of Turks, are united by the common ties of religion, language, and manners. In the cities, from Erzeroum to Belgrade, that national appellation is common to all the Moslems, the first and most honorable inhabitants; but they have abandoned, at least in Romania, the villa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to the Christian peasants. In the vigorous age of the Ottoman government, the Turks were themselves excluded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nd a servile class, an artificial people, was raised by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to obey, to conquer, and to command. ^87 From the time of Orchan and the first Amurath, the sultans were persuaded that a government of the sword must be renewed in each generation with new soldiers; and that such soldiers must be sought, not in effeminate Asia, but among the hardy and warlike natives of Europe.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Macedonia, Albania, Bulgaria, and Servia, became the perpetual seminary of the Turkish army; and when the royal fifth of the captives was diminished by conquest, an inhuman tax of the fifth child, or of every fifth year, was rigorously levied on the Christian families. At the age of twelve or fourteen years, the most robust youths were torn from their parents; their names were enrolled in a book; and from that moment they were clothed, taught, and main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of their appearance, they were selected for the royal schools of Boursa, Pera, and Adrianople, i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e bashaws, or dispersed in the houses of the Anatolian peasantr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ir masters to instruct them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their bodies were exercised by every labor that could fortify their strength; they learned to wrestle, to leap, to run, to shoot with the bow, and afterwards with the musket; till they were drafted into the chambers and companies of the Janizaries, and severely trained in the military or monastic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e youths most conspicuous for birth, talents, and beaut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inferior class of Agiamoglans, or the more liberal rank of Ichoglans, of whom the former were attached to the palace, and the latter to the person, of the prince. In four successive schools, under the rod of the white eunuchs, the arts of horsemanship and of darting the javelin were their daily exercise, while those of a more studious cast appli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the Kora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As they advanced in seniority and merit, they were gradually dismissed to military, civil, and even ecclesiastical employments: the longer their stay, the higher was their expectation; till, at a mature period,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forty agas, who stood before the sultan, and were promoted by his cho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provinces an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empire. ^88 Such a mode of institution was admirably adapted to the form and spirit of a despotic monarchy.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wer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o whose bounty they were indebted for their instruction and support. When they left the seraglio, and suffered their beards to grow as the symbol of enfranchisement,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an important office, without faction or friendship, without parents and without heirs, dependent on the hand which had raised them from the dust, and which, on the slightest displeasure, could break in pieces these statues of glass, as they were aptly termed by the Turkish proverb. ^89 In the slow and painful steps of education, their characters and talents were unfolded to a discerning eye: the man, naked and alone, was reduced to the standard of his personal merit; and, if the sovereign had wisdom to choose, he possessed a pure and boundless liberty of choice. The Ottoman candidates were trained by the virtues of abstinence to those of action; by the habits of submission to those of command. A similar spirit was diffused among the troops; and their silence and sobriety, their patience and modesty, have extorted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their Christian enemies. ^90 Nor can the victory appear doubtful, if we compare the discipline and exercise of the Janizaries with the pride of birth, the independence of chivalry, the ignorance of the new levies, the mutinous temper of the veterans, and the vices of intemperance and disorder, which so long contaminated the armies of Europe.

    [Footnote 87: Chalcondyles (l. v.) and Ducas (c. 23) exhibit the rude lineament of the Ottoman policy,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Christian children into Turkish soldiers.]

    [Footnote 88: This sketch of the Turkish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s chiefly borrowed from Ri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tato Militaire del’ Imperio Ottomano of Count Marsigli, (in Hava, 1732, in folio,)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eraglio, approved by Mr. Greaves himself, a curious traveller, and insert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his works.] [Footnote 89: From the series of cxv. viziers, till the siege of Vienna, (Marsigli, p. 13,) their place may be valued a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purchase.]

    [Footnote 90: See the entertaining and judicious letters of Busbequius.]

    The only hope of salvation for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adjacent kingdoms, would have been some more powerful weapon, some discovery in the art of war, that would give them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ver their Turkish foes. Such a weapon was in their hands; such a discovery had been made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heir fate. The chemists of China or Europe had found, by casual or elaborate experiments, that a mixture of saltpetre, sulphur, and charcoal, produces, with a spark of fire, a tremendous explosion. It was soon observed, that if the expansive force were compressed in a strong tube, a ball of stone or iron might be expelled with irresistible and destructive velocity. The precise aera of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unpowder ^91 is involved in doubtful traditions and equivocal language; yet we may clearly discern, that it was known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at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the use of artillery in battles and sieges, by sea and land, was familiar to the states of Germany, Italy, Spain, France, and England. ^92 The priority of nations is of small account; none could derive any exclusive benefit from their previous or superior knowledge; and in the common improvement, they stood on the same level of relative power and military science. Nor was it possible to circumscribe the secret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it was disclosed to the Turks by the treachery of apostates and the selfish policy of rivals; and the sultans had sense to adopt, and wealth to reward, the talents of a Christian engineer. The Genoese, who transported Amurath into Europe, must be accused as his preceptors; and it was probably by their hands that his cannon was cast and directed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93 The first attempt was indeed unsuccessful; but in the general warfare of the age, the advantage was on their side, who were most commonly the assailants: for a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was suspended; and this thundering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and towers which had been erected only to resist the less potent engines of antiquity. By the Venetians, the use of gunpowder was communicated without reproach to the sultans of Egypt and Persia,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Ottoman power; the secret was soon propagated to the extremities of Asia;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European was confined to his easy victories over the savages of the new world. If we contrast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is mischievous discovery with the slow and laborious advances of reason, science, and the arts of peace, a philosophe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will laugh or weep at the folly of mankind.

    [Footnote 91: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Dr. Watson’s Chemical Essays contain two valuable discourses on the discovery and composition of gunpowder.]

    [Footnote 92: On this subject modern testimonies cannot be trusted. The original passages are collected by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 p. 675, Bombarda.) But in the early doubtful twilight, the name, sound, fire, and effect, that seem to express our artillery, may be fairly interpreted of the old engines and the Greek fire. For the English cannon at Crecy, the authority of John Villani (Chron. l. xii. c. 65)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the silence of Froissard. Yet Muratori (Antiqui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i. Dissert. xxvi. p. 514, 515) has produced a decisive passage from Petrarch,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 Dialog.,) who, before the year 1344, execrates this terrestrial thunder, nuper rara, nunc communis.

    Note: Mr. Hallam make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on the objection thrown our by Gibbon: “The positive testimony of Villani, who died within two years afterwards, and had

    manifestly obtained much information as to the great events passing in France, cannot be rejected. He ascribes a material effect to the cannon of Edward, Colpi delle bombarde, which I suspect, from his strong expressions, had not been employed before, except against stone walls. It seems, he says, as if God thundered con grande uccisione di genti e efondamento di cavalli.” Middle Ages, vol. i. p. 510. – M.]

    [Footnote 93: The Turkish cannon, which Ducas (c. 30) first introduces before Belgrade, (A.D. 1436,) is mentioned by Chalcondyles (l. v. p. 123) in 1422,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X-LXI

    Volume 6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Preserva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 Numbers, Passage, And Even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 St. Bernard. – Reign Of Saladin In Egypt And Syria. – His Conquest Of Jerusalem. – Naval Crusades. – Richard The First Of England. –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Crusades. –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 Louis The Ninth Of France; And The Two Last Crusades. –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Or Franks By The Mamelukes.

    In a style less grave than that of history, I should perhaps compare the emperor Alexius ^1 to the jackal, who is said to follow the steps, and to devour the leavings, of the lion. Whatever had been his fears and toils in the passag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y were amply recompensed by the subsequent benefits which he derived from the exploits of the Franks. His dexterity and vigilance secured their first conquest of Nice; and from this threatening station the Turks were compelled to evacuate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crusaders, with blind valor,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ies of Asia, the crafty Greek improved the favorable occasion when the emirs of the sea-coast were recall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Turks were driven from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Chios: the cities of Ephesu and Smyrna, of Sardes,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were restored to the empire, which Alexius enlarg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and the rocky shores of Pamphylia. The churches resumed their splendor: the towns were rebuilt and fortified; and the desert country was peopled with colonies of Christians, who were gently removed from the more distant and dangerous frontier. In these paternal cares, we may forgive Alexius, if he forgo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by the Latins, he was stigmatized with the foul reproach of treason and desertion. They had sworn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his throne; but he had promised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in person, or, at least,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his base retreat dissolved their obligations; and the sword, which had been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victory, was the pledge and title of their just independen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emperor attempted to revive his obsolete claims over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2 but the borders of Cilicia and Syria were more recent in his possession, and more accessible to his arms. The great army of the crusaders was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by the surprise and captivity of Bohemond; his ransom had oppressed him with a heavy debt; and his Norman followers were insufficient to repel the hostilities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In this distress, Bohemond embraced a magnanimous resolution, of leaving the defence of Antioch to his kinsman, the faithful Tancred; of arming the West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of executing the design which he inherited from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his father Guiscard. His embarkation was clandestine: and, if we may credit a tale of the princess Anne, he passed the hostile sea closely secreted in a coffin. ^3 But his reception in France was dignifi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king’s daughter: his return was glorious, since the bravest spirits of the age enlisted under his veteran command; and he repassed the Adriatic at the hea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assembled from the most remote climates of Europe. ^4 The strength of Durazzo,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the progress of famine and approach of winter, eluded his ambitious hopes; and the venal confederates were seduced from his standard. A treaty of peace ^5 suspended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nd they were finally delivered by the death of an adversary, whom neither oaths could bind, nor dangers could appal, nor prosperity could satiate. His children succeeded to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but the boundaries were strictly defined, the homage was clearly stipulated, and the citie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were restored to the Byzantine emperors. Of the coast of Anatolia, they possessed the entire circuit from Trebizond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6 was separated on all sides from the sea and their Mussulman brethren; the power of the sultan was shaken by the victories and even the defeats of the Franks; and after the loss of Nice, they removed their throne to Cogni or Iconium, an obscure and in land town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7 Instead of trembling for their capital, the Comnenian princes waged an offensive war against the Turks, and the first crusade prevented the fall of the declining empire.

    [Footnote 1: Anna Comnena relates her father’s conquests in Asia Minor Alexiad, l. xi. p. 321 – 325, l. xiv. p. 419; his Cilician war against Tancred and Bohemond, p. 328 – 324; the war of Epirus, with tedious prolixity, l. xii. xiii. p. 345 – 406; the death of Bohemond, l. xiv. p. 419.] [Footnote 2: The kings of Jerusalem submitted, however, to a nominal dependence, and in the dates of their inscriptions, (one is still legible in the church of Bethlem,) they respectfully placed before their own the name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Ducange, Dissertations sur Joinville xxvii. p. 319.)] [Footnote 3: Anna Comnena adds, that, to complete the imitation, he was shut up with a dead cock; and condescends to wonder how the Barbarian could endure the confinement and putrefaction.

    This absurd tale is unknown to the Latins. Note: The Greek writers, in general, Zonaras, p. 2, 303, and Glycas, p. 334 agree in this story with the princess Anne, except in the absurd addition of the dead cock. Ducange has already quoted some instances where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adopted by Norman princes. On this authority Wilker inclines to believe the fact. Appendix to vol. ii. p. 14. – M.]

    [Footnote 4: In the Byzantine geography, must mean England; yet we are more credibly informed, that our Henry I. would not suffer him to levy any troops in his kingdom, (Ducange, Not. ad Alexiad. p. 41.)]

    [Footnote 5: The copy of the treaty (Alexiad. l. xiii. p. 406 – 416) is an original and curious piece, which would require, and might afford, a good map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Footnote 6: See, in the learned work of M. De Guignes, (tom. ii. part ii.,) the history of the Seljukians of Iconium, Aleppo, and Damascus, as far as i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Greeks, Latins, and Arabians. The last a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affairs of Roum.]

    [Footnote 7: Iconium is mentioned as a station by Xenophon, and by Strabo, with an ambiguous title, (Cellarius, tom. ii. p. 121.) Yet St. Paul found in that place a multitude of Jews and Gentiles. under the corrupt name of Kunijah, it is described as a great city, with a river and garden, three leagues from the mountains, and decorated (I know not why) with Plato’s tomb, (Abulfeda, tabul. xvii. p. 303 vers. Reiske; and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rens from Ibn Sai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ree great emigrations marched by land from the West for the relief of Palestine. The soldiers and pilgrims of Lombardy,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xcited by the example and success of the first crusade. ^8 Forty-eight years afte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emperor, and the French king, Conrad the Third and Louis the Seventh, undertook the second crusade to support the 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tins. ^9 A grand division of the third crusade was led by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10 who sympathized with his brothe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common loss of Jerusalem. These three expeditions may be compared in their resemblance of the greatness of numbers, their passage through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nature and event of their Turkish warfare, and a brief parallel may save the repetition of a tedious narrative. However splendid it may seem, a regular story of the crusades would exhibit the perpetual return of the same causes and effects; and the frequent attempts for the defence or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would appear so many faint and unsuccessful copies of the original.

    [Footnote 8: For this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crusade, see Anna Comnena, Alexias, l. xi. p. 331, &c., and the viiith book of Albert Aquensis.)] [Footnote 9: For the second crusade, of Conrad III. and Louis VII., see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18 – 19,) Otho of Frisingen, (l. i. c. 34 – 45 59, 60,)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68,) Struvius, (Corpus Hist Germanicae, p. 372, 373,) Scriptores Rerum Francicarum a Duchesne tom. iv.: Nicetas, in Vit. Manuel, l. i. c. 4, 5, 6, p. 41 – 48 Cinnamus l. ii. p. 41 – 49.]

    [Footnote 10: For the third crusade, of Frederic Barbarossa, see Nicetas in Isaac Angel. l. ii. c. 3 – 8, p. 257 – 266. Struv. (Corpus. Hist. Germ. p. 414,) and two historians, who probably were spectators, Tagino, (in Scriptor. Freher. tom. i. p. 406 – 416, edit Struv.,) and the Anonymus de Expeditione Asiatica Fred. I.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 tom. iii. p. ii. p. 498 – 526, edit. Basnage.)]

    1. Of the swarms that so closely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first pilgrims, the chiefs were equal in rank, though unequal in fame and merit,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is fellow-adventurers. At their head were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the dukes of Burgundy, Bavaria, and Aquitain; the first a descendant of Hugh Capet, the second, a father of the Brunswick line: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 temporal prince, trans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urks, the treasures and ornaments of his church and palace; and the veteran crusaders,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returned to consummate their unfinished vow.

    The huge and disorderly bodies of their followers moved forward in two columns; and if the first consisted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ersons, the second might possibly amount to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11 ^* The arm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might have claimed the conquest of Asia; the nobl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nim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sovereigns; and both the rank and personal character of Conrad and Louis gave a dignity to their cause, and a discipline to their force, which might be vainly expected from the feudatory chiefs. The cavalry of the emperor, and that of the king, was each composed of seventy thousand knights, and their immediate attendants in the field; ^12 and if the light-armed troops, the peasant infantr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the priests and monks, be rigorously excluded, the full account will scarcely be satisfied with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uls. The West, from Rome to Britain, was called into action; the kings of Poland and Bohemia obeyed the summons of Conrad; and it is affirm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at, in the passage of a strait or river, the Byzantine agents, after a tale of nine hundred thousand, desisted from the endless and formidable computation. ^13 In the third crusade, as the French and English preferred the navig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 host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less numerous. Fifteen thousand knights, and as many squires, were the flower of the German chivalry: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were mustered by the emperor in the plains of Hungary; and after such repetitions, we shall no longer be startled at the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which credulity has ascribed to this last emigration. ^14 Such extravagant reckonings prove only the astonishment of contemporaries; but their astonishment most strongly bears testimony to the existence of an enormous, though indefinite, multitude. The Greeks might applaud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stratagems of war, but they confessed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of the French cavalry, and the infantry of the Germans; ^15 and the strangers are described as an iron race, of gigantic stature, who darted fire from their eyes, and spilt blood like water on the ground. Under the banners of Conrad, a troop of females rode in the attitude and armor of men; and the chief of these Amazons, from her gilt spurs and buskins, obtained the epithet of the Golden- footed Dame.

    [Footnote 11: Anne, who states these later swarms at 40,000 horse and 100,000 foot, calls them Normans, and places at their head two brothers of Flanders. The Greeks were strange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famili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Latin princes.]

    [Footnote *: It was this army of pilgrims, the first body of which was headed by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nd Count Albert of Blandras, which set forth on the wild, yet, with a more disciplined army, not impolitic, enterprise of striking at the heart of the Mahometan power, by attacking the sultan in Bagdad. For their adventures and fate, see Wilken, vol. ii. p. 120, &c., Wichaud, book iv. – M.]

    [Footnote 12: William of Tyre, and Matthew Paris, reckon 70,000 loricati in each of the armies.]

    [Footnote 13: The imperfect enumeration is mentioned by Cinnamus, and confirmed by Odo de Diogilo apud Ducange ad Cinnamum, with the more precise sum of 900,556. Why must therefore the version and comment suppose the modest and insufficient reckoning of 90,000? Does not Godfrey of Viterbo (Pantheon, p. xix. in Muratori, tom. vii. p. 462) exclaim?

    – Numerum si poscere quaeras, Millia millena militis agmen erat.] [Footnote 14: This extravagant account is given by Albert of Stade, (apud Struvium, p. 414;) my calculation is borrowed from Godfrey of Viterbo, Arnold of Lubeck, apud eundem, and Bernard Thesaur. (c. 169, p. 804.) The original writers are silent. The Mahometans gave him 200,000, or 260,000, men,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110.)]

    [Footnote 15: I must observe, that,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the subjects of Conrad and Frederic are styled by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lamanni. The Lechi and Tzechi of Cinnamus are the Poles and Bohemians; and it is for the French that he reserves the ancient appellation of Germans.

    Note: He names both – M.]

    1.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the strangers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the effeminate Greeks, and the sentiment of fear is nearly allied to that of hatred. This aversion was suspended or soften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nd the invectives of the Latins will not bias our more candid belief, that the emperor Alexius dissembled their insolence, eluded their hostilities, counselled their rashness, and opened to their ardor the road of pilgrimage and conquest. But when the Turks had been driven from Nice and the sea-coast, when the Byzantine princes no longer dreaded the distant sultans of Cogni, they felt with purer indignation the free and frequent passage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who violated the majesty, and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the empire.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were undertaken under the reign of Manuel Comnenus and Isaac Angelus. Of the former, the passions were always impetuous, and often malevolent; and the natural union of a cowardly and a mischievous temper was exemplified in the latter, who, without merit or mercy, could punish a tyrant, and occupy his throne. It was secretly, and perhaps tacitly, resolved by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destroy, or at least to discourage, the pilgrims, by every species of injury and oppression; and their want of prudence and discipline continually afforded the pretence or the opportunity. The Western monarchs had stipulated a safe passage and fair market in the country of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the treaty had been ratified by oaths and hostages; and the poorest soldier of Frederic’s army was furnished with three marks of silver to defray his expenses on the road. But every engagement was violated by treachery and injustice;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Latins are attested by the honest confession of a Greek historian, who has dared to prefer truth to his country. ^16 Instead of a hospitable reception, the gates of the cities,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closely barred against the crusaders; and the scanty pittance of food was let down in baskets from the walls. Experience or foresight might excuse this timid jealousy; but the common duties of humanity prohibited the mixture of chalk, or other poisonous ingredients, in the bread; and should Manuel be acquitted of any foul connivance, he is guilty of coining base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trading with the pilgrims. In every step of their march they were stopped or misled: the governors had private orders to fortify the passes and break down the bridges against them: the stragglers were pillaged and murdered: the soldiers and horses were pierced in the woods by arrows from an invisible hand; the sick were burnt in their beds;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ung on gibbets along the highways. These injuries exasperated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ho were not endowed with evangelical patience; and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provoked the unequal conflict, promoted the embarkation and march of these formidable guests. On the verge of the Turkish frontier Barbarossa spared the guilty Philadelphia, ^17 rewarded the hospitable Laodicea, and deplored the hard necessity that had stained his sword with any drops of Christian bloo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monarchs of Germany and France, the pride of the Greeks was exposed to an anxious trial. They might boast that on the first interview the seat of Louis was a low stool, beside the throne of Manuel; ^18 but no sooner had the French king transported his army beyond the Bosphorus, than he refused the offer of a second conference, unless his brother would meet him on equal terms, either on the sea or land. With Conrad and Frederic, the ceremonial was still nicer and more difficult: like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they styled themselves emperors of the Romans; ^19 and firmly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their title and dignity. The first of these representatives of Charlemagne would only converse with Manuel on horseback in the open field; the second, by passing the Hellespont rather than the Bosphorus, declined the view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s sovereign. An emperor, who had been crowned at Rome, was reduced in the Greek epistles to the humble appellation of Rex, or pri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he vain and feeble Angelus affect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name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and monarchs of the age. While they viewed with hatred and suspicion the Latin pilgrims the Greek emperors maintained a strict, though secret,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Saracens. Isaac Angelus complained, that by his friendship for the great Saladin he had incurred the enmity of the Franks; and a mosque was founded at Constantinople for the public exercise of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20

    [Footnote 16: Nicetas was a child at the second crusade, but in the third he command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important post of Philippopolis. Cinnamus is infected with national prejudice and pride.]

    [Footnote 17: The conduct of the Philadelphians is blamed by Nicetas, while the anonymous German accuses the rudeness of his countrymen, (culpa nostra.) History would be pleasant, if we were embarrassed only by such contradictions. It is likewise from Nicetas, that we learn the pious and humane sorrow of Frederic.]

    [Footnote 18: Cinnamus translates into Latin. Ducange works very hard to save his king and country from such ignominy, (sur Joinville, dissertat. xxvii. p. 317 – 320.) Louis afterwards insisted on a meeting in mari ex aequo, not ex equo, according to the laughable readings of some MSS.]

    [Footnote 19: Ego Romanorum imperator sum, ille Romaniorum, (Anonym Canis. p. 512.)]

    [Footnote 20: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xiii. p. 184,) and the History of Bohadin, (p. 129, 130,) see the views of a pope and a cadhi on this singular toleration.]

    III. The swarms that followed the first crusade were destroyed in Anatolia by famine, pestilence, and the Turkish arrows; and the princes only escaped with some squadrons of horse to accomplish their lamentable pilgrimage. A just opinion may be formed of their knowledge and humanity; of their knowledge, from the design of subduing Persia and Chorasan in their way to Jerusalem; ^* of their humanity, from the massacre of the Christian people, a friendly city, who came out to meet them with palms and crosses in their hands. The arms of Conrad and Louis were less cruel and imprudent; but the event of the second crusade was still more ruinous to Christendom; and the Greek Manuel is accused by his own

    subjects of giving seasonable intelligence to the sultan, and treacherous guides to the Latin princes. Instead of crushing the common foe, by a double attack at the same time but on different sides, the Germans were urged by emulation, and the French were retarded by jealousy. Louis had scarcely passed the Bosphorus when he was met by the returning emperor, who had los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my in glorious, but unsuccessful, actions on the banks of the Maender. The contrast of the pomp of his rival hastened the retreat of Conrad: ^! the desertion of his independent vassals reduced him to his hereditary troops; and he borrowed some Greek vessels to execute by sea the pilgrimage of Palestine. Without studying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or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e king of France advanced through the same country to a similar fate. The vanguard, which bore the royal banner and the oriflamme of St. Denys, ^21 had doubled their march with rash and inconsiderate speed; and the rear, which the king commanded in person, no longer found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evening camp. In darkness and disorder, they were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overwhelmed, by the innumerable host of Turks, who, in the art of war, were superior to the Christia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Louis, who climbed a tree in the general discomfiture, was saved by his own valor and the ignorance of his adversaries; and with the dawn of day he escaped alive, but almost alone, to the camp of the vanguard. But instead of pursuing his expedition by land, he was rejoiced to shelter the relics of his army in the friendly seaport of Satalia. From thence he embarked for Antioch; but so penurious was the supply of Greek vessels, that they could only afford room for his knights and nobles; and the plebeian crowd of infantry was left to perish at the foot of the Pamphylian hills.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embraced and wept at Jerusalem; their martial trains, the remnant of mighty armies, were joined to the Christian powers of Syria, and a fruitless siege of Damascus was the final effort of the second crusade. Conrad and Louis embarked for Europe with the personal fame of piety and courage; but the Orientals had braved these potent monarchs of the Franks, with whose names and military forces they had been so often threatened.

    ^22 Perhaps they had still more to fear from the veteran genius of Frederic the First, who in his youth had served in Asia under his uncle Conrad. Forty campaigns in Germany and Italy had taught Barbarossa to command; and his soldiers,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empire, were accustomed under his reign to obey. As soon as he lost sight of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the last cities of the Greek frontier, he plunged into the salt and barren desert, a land (says the historian) of horror and tribulation. ^23 During twenty days, every step of his fainting and sickly march was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hordes of Turkmans, ^24 whose numbers and fury seemed after each defeat to multiply and inflame. The emperor continued to struggle and to suffer; and such was the measure of his calamities, that when he reached the gates of Iconium, no more than one thousand knights were able to serve on horseback. By a sudden and resolute assault he defeated the guards, and stormed the capital of the sultan, ^25 who humbly sued for pardon and peace. The road was now open, and Frederic advanced in a career of triumph, till he was unfortunately drowned in a petty torrent of Cilicia. ^26 The remainder of his Germans was consum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emperor’s son expired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Swabian vassals at the siege of Acre. Among the Latin heroes,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Frederic Barbarossa could alone achieve the passage of the Lesser Asia; yet even their success was a warning; and in the last and most experienced age of the crusades, every nation preferred the sea to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n inland expedition. ^27

    [Footnote *: This was the design of the pilgrims under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See note, p. 102. – M.]

    [Footnote !: Conrad had advanced with part of his army along a central road, between that on the coast and that which led to Iconium. He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Greeks, his army destroyed without a battle. Wilken, vol. iii. p. 165. Michaud, vol. ii. p. 156. Conrad advanced again with Louis as far as Ephesus, and from thence, at the invitation of Manuel,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It was Louis who, at the passage of the Maeandes, was engaged in a “glorious action.” Wilken, vol. iii. p. 179. Michaud vol. ii. p. 160. Gibbon followed Nicetas. – M.]

    [Footnote 21: As counts of Vexin, the kings of France were the vassals and advocates of the monastery of St. Denys. The saint’s peculiar banner,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the abbot, was of a square form, and a red or flaming color. The oriflamme appeared at the head of the French armies from the xiith to the xvth century, (Ducange sur Joinville, Dissert. xviii. p. 244 – 253.)] [Footnote *: They descended the heights to a beautiful valley which by beneath them. The Turks seized the heights which separated the two divisions of the army. The modern historians represent differently the act to which Louis owed his safety, which Gibbon has described by the undignified phrase, “he climbed a tree.” According to Michaud, vol. ii. p. 164, the king got upon a rock, with his back against a tree; according to Wilken, vol. iii., he dragged himself up to the top of the rock by the roots of a tree, and continued to defend himself till nightfall. – M.]

    [Footnote 22: The original French histor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are the Gesta Ludovici VII. published in the ivth volume of Duchesne’s collection. The same volume contains many original letters of the king, of Suger his minister, &c., the best documents of authentic history.]

    [Footnote 23: Terram horroris et salsuginis, terram siccam sterilem, inamoenam. Anonym. Canis. p. 517. The emphatic language of a sufferer.] [Footnote 24: Gens innumera, sylvestris, indomita, praedones sine ductore. The sultan of Cogni might sincerely rejoice in their defeat. Anonym. Canis. p. 517, 518.]

    [Footnote 25: See, in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the Collection of Canisius, Tagino and Bohadin, (Vit. Saladin. p. 119, 120,) the ambiguous conduct of Kilidge Arslan, sultan of Cogni, who hated and feared both Saladin and Frederic.]

    [Footnote 26: The desire of comparing two great men has tempted many writers to drown Frederic in the River Cydnus, in which Alexander so imprudently bathed, (Q. Curt. l. iii c. 4,

    5.) But, from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I rather judge, that his Saleph is the Calycadnus, a stream of less fame, but of a longer course.

    Note: It is now called the Girama: its course is described in M’Donald Kinneir’s Travels. – M.]

    [Footnote 27: Marinus Sanutus, A.D. 1321, lays it down as a precept, Quod stolus ecclesiae per terram nullatenus est ducenda.

    He resolves, by the divine aid, the objection, or rather exception, of the first crusade,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ars ii. c. i. p. 37.)]

    The enthusiasm of the first crusade is a natural and simple event, while hope was fresh, danger untried, and enterprise congenial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the obstinate perseverance of Europe may indeed excite our pity and admiration; that no instruction should have been drawn from constant and adverse experience; that the same confidence should have repeatedly grown from the same failures; that six succeeding generations should have r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that was open before them; and that men of every condition should have staked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fortunes on the desperate adventure of possessing or recovering a tombstone two thousand miles from their country. In a period of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each spring and summer produced a new emigration of pilgrim warrior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but the seven great armaments or crusades were excited by some impending or recent calamity: the nations were mov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pontiffs, and the example of their kings: their zeal was kindled, and their reason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their holy orators; and among these, Bernard, ^28 the monk, or the saint, may claim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 About eight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onquest of

    Jerusalem, he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in Burgundy; at the age of three- and-twenty he buried himself in the monastery of Citeaux, then in the primitive fervor of the i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he led forth her third colony, or daughter, to the valley of Clairvaux ^29 in Champagne; and was content, till the hour of his death, with the humble station of abbot of his own community. A philosophic age has abolished, with too liberal and indiscriminate disdain, the honors of these spiritual heroes. The meanest among them are distinguished by some energies of the mind; they were at least superior to their votaries and disciples; and, in the race of superstition, they attained the prize for which such numbers contended. In speech, in writing, in action, Bernard stood high above his rivals and contemporaries; his compositions are not devoid of wit and eloquence; and he seems to have preserved as much reason and humanity as ma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saint. In a secular life, he would have shared the seventh part of a private inheritance; by a vow of poverty and penance, by closing his eyes against the visible world, ^30 by the refusal of all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the abbot of Clairvaux became the oracle of Europe, and the founder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 convents. Princes and pontiffs trembled at the freedom of his apostolical censures: France, England, and Milan, consulted and obeyed his judgment in a schism of the church: the debt was repaid by the gratitude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he Third, was the friend and disciple of the holy Bernard. It was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second crusade that he shone as the missionary and prophet of God, who called the nations to the defence of his holy sepulchre. ^31 At the parliament of Vezelay he spoke before the king; and Louis the Seventh, with his nobles, received their crosses from his hand. The abbot of Clairvaux then marched to the less easy conquest of the emperor Conrad: ^* a phlegmatic people, ignorant of his language, was transported by the pathetic vehemence of his tone and gestures; and his progress, from Constance to Cologne, was the triumph of eloquence and zeal. Bernard applauds his own success in the depopulation of Europe; affirms that cities and castles were emptied of their inhabitants; and computes, that only one man

    was left behind for the consolation of seven widows. ^32 The blind fanatics were desirous of electing him for their general; but the example of the hermit Peter was before his eyes; and while he assured the crusaders of the divine favor, he prudently declined a military command, in which failure and victory would have been almost equally disgraceful to his character. ^33 Yet, after the calamitous event, the abbot of Clairvaux was loudly accused as a false prophet,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ourning; his enemies exulted, his friends blushed, and his apology was slow and unsatisfactory. He justifies his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s of the pope; expatiates on the mysterious ways of Providence; imputes the misfortunes of the pilgrims to their own sins; and modestly insinuates, that his miss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signs and wonders. ^34 Had the fact been certain, the argument would be decisive; and his faithful disciples, who enumerate twenty or thirty miracles in a day, appeal to the public assembli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in which they were performed. ^35 At the present hour, such prodigies will not obtain credit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Clairvaux; but in the preternatural cures of the blind, the lame, and the sick, who were presented to the man of Go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scertain the separate shares of accident, of fancy, of imposture, and of fiction.

    [Footnote 28: The most authentic information of St. Bernard must be drawn from his own writings, published in a correct edition by Pere Mabillon, and reprinted at Venice, 1750, in six volumes in folio. Whatever friendship could recollect, or superstition could add, is contained in the two lives, by his disciples, in the vith volume: whatever learning and criticism could ascertain, may be found in the prefaces of the Benedictine editor] [Footnote *: Gibbon, whose account of the crusades is perhaps the least accurate and satisfactory chapter in his History, has here failed in that lucid arrangement, which in general gives perspicuity to his most condensed and crowded narratives. He has unaccountably, and to the great perplexity of the reader, placed the preaching of St Bernard after the second crusade to which i led. – M.]

    [Footnote 29: Clairvaux, surnamed the valley of Absynth, is situate among the woods near Bar sur Aube in Champagne. St. Bernard would blush at the pomp of the church and monastery; he would ask for the library, and I know not whether he would be much edified by a tun of 800 muids, (914 1-7 hogsheads,) which almost rivals that of Heidelberg,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i. p. 15 – 20.)]

    [Footnote 30: The disciples of the saint (Vit. ima, l. iii. c. 2, p. 1232. Vit. iida, c. 16, No. 45, p. 1383) record a marvellous example of his pious apathy. Juxta lacum etiam Lausannensem totius diei itinere pergens, penitus non attendit aut se videre non vidit. Cum enim vespere facto de eodem lacu socii colloquerentur, interrogabat eos ubi lacus ille esset, et mirati sunt universi. To admire or despise St. Bernard as he ought, the reader, like myself, should have before the windows of his library the beauties of that incomparable landscape.]

    [Footnote 31: Otho Frising. l. i. c. 4. Bernard. Epist. 363, ad Francos Orientales Opp. tom. i. p. 328. Vit. ima, l. iii. c. 4, tom. vi. p. 1235.] [Footnote *: Bernard had a nobler object in his expedition into Germany – to arrest the fierce and merciles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which was preparing, under the monk Radulph, to renew the frightful scenes which had preceded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flourishing cities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e Jews acknowledge the Christian intervention of St. Bernard. See the curious extract from the History of Joseph ben Meir. Wilken, vol. iii. p. 1. and p. 63 – M]

    [Footnote 32: Mandastis et obedivi . . . . multiplicati sunt super numerum; vacuantur urbes et castella; et pene jam non inveniunt quem apprehendant septem mulieres unum virum; adeo ubique viduae vivis remanent viris. Bernard. Epist. p. 247.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construe pene as a substantive.] [Footnote 33: Quis ego sum ut disponam acies, ut egrediar ante facies armatorum, aut quid tam remotum a professione mea, si vires, si peritia, &c. Epist. 256, tom. i. p.

    1. He speaks with contempt of the hermit Peter, vir quidam, Epist. 363.]

    [Footnote 34: Sic dicunt forsitan isti, unde scimus quod a Domino sermo egressus sit? Quae signa tu facis ut credamus tibi? Non est quod ad ista ipse respondeam; parcendum verecundiae meae, responde tu pro me, et pro te ipso, secundum quae vidisti et audisti, et secundum quod te inspiraverit Deus. Consolat. l. ii. c. 1. Opp. tom. ii. p. 421 – 423.]

    [Footnote 35: See the testimonies in Vita ima, l. iv. c. 5, 6. Opp. tom. vi. p. 1258 – 1261, l. vi. c. 1 – 17, p. 1286 – 1314.]

    Omnipotence itself cannot escape the murmurs of its

    discordant votaries; since the same dispensation which was applauded as a deliverance in Europe, was deplored, and perhaps arraigned, as a calamity in Asia.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Syrian fugitives diffused their consternation and sorrow; Bagdad mourned in the dust; the cadhi Zeineddin of Damascus tore his beard in the caliph’s presence; and the whole divan shed tears at his melancholy tale. ^36 But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could only weep; they were themselves captives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some temporal power was restor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ir humble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Bagdad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 Their tyrants, the Seljukian sultans, had followed the common law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the unceasing round of valor, greatness, discord, degeneracy, and decay; their spirit and power were unequal to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and, in his distant realm of Persia, the Christians were strangers to the name and the arms of Sangiar, the last hero of his race. ^37 While the sultans were involved in the silken web of the harem, the pious task was undertaken by their slaves, the Atabeks, ^38 a Turkish name, which, like the Byzantine patricians, may be translated by Father of the Prince. Ascansar, a valiant Turk, had been the favorite of Malek Shaw, from whom he received the privilege of stand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but, in the civil wars that ensued on the monarch’s death, he lost his head and the government of Aleppo. His domestic emirs persevered in their attachment to his son Zenghi, who proved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Franks in the defeat of Antioch: thirty campaig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liph and sultan established his military fame; and he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mmand of Mosul, as the only champion that could avenge the cause of the prophet. The public hope was not disappointed: after a siege of twenty-five days, he stormed the city of Edessa, and recovered from the Franks their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39 the martial tribes of Curdistan were subdued by the independent sovereign of Mosul and Aleppo: his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behold the camp as their only country; they trusted to his liberality for their rewards; and their absent families were protected by the vigilance of Zenghi. At the head of these veterans, his son Noureddin gradually united the Mahometan powers; ^* added the kingdom of Damascus to that of Aleppo, and waged a long and 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Syria; he spread his ample reign from the Tigris to the Nile, and the Abbassides rewarded their faithful servant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The Latins themselves were compelled to own the wisdom and courage, and even the justice and piety, of this implacable adversary. ^40 In his life and government the holy warrior revived the zeal and simplicity of the first caliphs. Gold and silk were banished from his palace; the use of wine from his dominions; the public revenue was scrupulously applied to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frugal household of Noureddin was maintained from his legitimate share of the spoil which he vested in the purchase of a private estate.

    His favorite sultana sighed for some female object of expense. “Alas,” replied the king, “I fear God, and am no more than the treasurer of the Moslems. Their property I cannot alienate; but I still possess three shops in the city of Hems: these you may take; and these alone can I bestow.” His chamber of justice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at and the refuge of the poor. Some years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an oppressed subject called

    aloud in the streets of Damascus, “O Noureddin, Noureddin, where art thou now? Arise, arise, to pity and protect us!” A tumult was apprehended, and a living tyrant blushed or trembled at the name of a departed monarch.

    [Footnote 36: Abulmahasen apu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 p. ii. p. 99.]

    [Footnote 37: See his article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and De Guignes, tom. ii. p. i. p. 230 – 261. Such was his valor, that he was styled the second Alexander; and such the extravagant love of his subjects, that they prayed for the sultan a year after his decease. Yet Sangiar might have been made prisoner by the Franks, as well as by the Uzes. He reigned near fifty years, (A.D. 1103 – 1152,) and was a munificent patron of Persian poetry.]

    [Footnote 38: See the Chronology of the Atabeks of Irak and Syria, in De Guignes, tom. i. p. 254; and the reigns of Zenghi and Noureddin in the same writer, (tom. ii. p. ii. p. 147 – 221,) who uses the Arabic text of Benelathir, Ben Schouna and Abulfeda;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under the articles Atabeks and Noureddin, and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p. 250 – 267, vers. Pocock.]

    [Footnote 39: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4, 5, 7) describes the loss of Edessa, and the death of Zenghi. The corruption of his name into Sanguin, afforded the Latins a comfortable allusion to his sanguinary character and end, fit sanguine sanguinolentus.]

    [Footnote *: On Noureddin’s conquest of Damascus, see extracts from Arabian writers prefixed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hird volume of Wilken. – M.]

    [Footnote 40: Noradinus (says William of Tyre, l. xx. 33) maximus nominis et fidei Christianae persecutor; princeps tamen justus, vafer, providus’ et secundum gentis suae traditiones religiosus. To this Catholic witness we may add the primate of the Jacobites, (Abulpharag. p. 267,) quo non alter erat inter reges vitae ratione magis laudabili, aut quae

    pluribus justitiae experimentis abundaret. The true praise of kings is after their death, and from the mouth of their enemies.]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Franks, the Fatimites had been

    deprived of Syria. In Egypt the decay of their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was still more essential. Yet they were still revered as the descendan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they maintained their invisible state in the palace of Cairo; and their person was seldom violated by the profane eyes of subjects or strangers. The Latin ambassadors ^41 have described their own introduc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gloomy passages, and glittering porticos: the scene was enlivened by the warbling of birds and the murmur of fountains: it was enriched by a display of rich furniture and rare animals;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something was shown, and much was supposed; and the long order of unfolding doors was guarded by black soldiers and domestic eunuchs. The sanctuary of the presence chamber was veiled with a curtain; and the vizier, who conducted the ambassadors, laid aside the cimeter, and prostrated himself three times on the ground; the veil was then removed; and they behel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ho signified his pleasure to the first slave of the throne. But this slave was his master: the viziers or sultans had usurpe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the claims of the rival candidates were decided by arms; and the name of the most worthy, of the strongest, was inserted in the royal patent of command. The factions of Dargham and Shawer alternately expelled each other from the capital and country; and the weaker side implored the dangerous protection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o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the sect and monarchy of the Fatimites. By his arms and religion the Turk was most formidable; but the Frank, in an easy, direct march, could advance from Gaza to the Nile; while the intermediate situation of his realm compelled the troops of Noureddin to wheel round the skirts of Arabia, a long and painful circuit, which exposed them to thirst, fatigue, and the burning winds of the desert. The secret zeal and ambition of the Turkish prince aspired to reign in Egypt under the nam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uppliant Shawer was the ostensible motive of the first expedition; and the success was intrusted to the emir Shiracouh, a valiant and veteran commander. Dargham was oppressed and slain; but the ingratitude, the jealousy,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his more fortunate rival, soon provoked him to invite the king of Jerusalem to deliver Egypt from his insolent benefactors. To this union the forces of Shiracouh were unequal: he relinquished the premature conquest; and the evacuation of Belbeis or Pelusium was the condition of his safe retreat. As the Turks defiled before the enemy, and their general closed the rear, with a vigilant eye, and a battle axe in his hand, a Frank presumed to ask him if he were not afraid of an attack. “It is doubtless in your power to begin the attack,” replied the intrepid emir; “but rest assured, that not one of my soldiers will go to paradise till he has sent an infidel to hell.” His report of the riches of the land, the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revived the hopes of Noureddin; the caliph of Bagdad applauded the pious design; and Shiracouh descended into Egypt a second time with twelve thousand Turks and eleven thousand Arabs. Yet his forces were still inferior to the confederate armies of the Franks and Saracens; and I can discern an unusual degree of military art, in his passage of the Nile, his retreat into Thebais, his masterly evolutions in the battle of Babain, the surprise of Alexandria, and his marches and countermarches in the flats and valley of Egypt, from the tropic to the sea. His conduct was seconded by the courage of his troops, and on the eve of action a Mamaluke ^42 exclaimed, “If we cannot wrest Egypt from the Christian dogs, why do we not renounce the honors and rewards of the sultan, and retire to labor with the

    peasants, or to spin with the females of the harem?” Yet, after all his efforts in the field, ^43 after the obstinate defence of Alexandria ^44 by his nephew Saladin,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and retreat ^* concluded the second enterprise of Shiracouh; and Noureddin reserved his abilities for a third and more propitious occasion. It was soon offered by the ambition and avarice of Amalric or Amaury, king of Jerusalem, who had imbibed the pernicious maxim, that no faith should be kept with the enemies of God. ^! A religious warrior,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ncouraged him to proce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either gave, or promised, a fleet to act with the armies of Syria; and the perfidious Christian, unsatisfied with spoil and subsidy,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In this emergency, the Moslems turned their eyes towards the sultan of Damascus; the vizier, whom dange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yielded to their unanimous wishes, and Noureddin seemed to be tempted by the fair offer of one third of the revenue of the kingdom. The Franks were already at the gates of Cairo; but the suburbs, the old city, were burnt on their approach; they were deceived by an insidious negotiation, and their vessels were unable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the Nile. They prudently declined a contest with the Turks in the midst of a hostile country; and Amaury retired into Palestine with the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always adhere to unsuccessful injustice. After this deliverance, Shiracouh was invested with a robe of honor, which he soon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unfortunate Shawer. For a while, the Turkish emirs condescended to hold the office of vizier; but this foreign conquest precipitated the fall of the Fatimites themselves; and the bloodless change was accomplished by a message and a word. The caliphs had been degraded by their own weaknes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viziers: their subjects blushed, when the descendant and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presented his naked hand to the rude gripe of a Latin ambassador; they wept when he sent the hair of his women, a sad emblem of their grief and terror, to excite the pity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By the command of Noureddin, and the sentence of the doctors, the holy names of Abubeker, Omar, and Othman, were solemnly restored: the caliph Mosthadi, of

    Bagdad,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as the tru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green livery of the sons of Ali was exchanged for the black color of the Abbassides. The last of his race, the caliph Adhed, who survived only ten days, expired in happy ignorance of his fate; his treasures secured the loyalty of the soldiers, and silenced the murmurs of the sectaries; and in all subsequent revolutions, Egypt has never departed from the orthodox tradition of the Moslems. ^45

    [Footnote 41: From the ambassador, William of Tyre (l. xix. c. 17, 18,) describes the palace of Cairo. In the caliph’s treasure were found a pearl as large as a pigeon’s egg, a ruby weighing seventeen Egyptian drams, an emerald a palm and a half in length, and many vases of crystal and porcelain of China, (Renaudot, p. 536.)]

    [Footnote 42: Mamluc, plur. Mamalic, is defined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7,) and D’Herbelot, (p. 545,) servum emptitium, seu qui pretio numerato in domini possessionem cedit. They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wars of Saladin, (Bohadin, p. 236, &c.;) and it was only the Bahartie Mamalukes that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Egypt by his descendants.]

    [Footnote 43: Jacobus a Vitriaco (p. 1116) gives the king of Jerusalem no more than 374 knights. Both the Franks and the Moslems report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enemy; a difference which may be solved by counting or omitting the unwarlike Egyptians.]

    [Footnote 44: It was the Alexandria of the Arabs, a middle term in extent and riches between the period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nd that of the Turks,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 p. 25, 26.)]

    [Footnote *: The treaty stipulated that both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rabs should withdraw from Egypt.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3. – M.] [Footnote !: The Knights Templars, abhorring the perfidious breach of treaty partly, perhaps, out of jealousy of the Hospitallers, refused to join in this enterprise. Will. Tyre c. xx.

    1. 5.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7 – M.] [Footnote 45: For this great revolution of Egypt, see William of Tyre, (l. xix. 5, 6, 7, 12 – 31, xx. 5 – 12,)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30 – 39,) Abulfeda, (in Excerpt. Schultens, p. 1 – 12,)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Adhed, Fathemah, but very incorrect,)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22 – 525, 532 – 537,) Vertot,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p. 141 –

    163,

    in 4to.,) and M. de Guignes, (tom. ii. p. 185 – 215.)] The hilly country beyond the Tigris is occupied by the

    pastoral tribes of the Curds; ^46 a people hardy, strong, savage impatient of the yoke, addicted to rapine, and tenaciou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national chiefs. The resemblance of name, situation, and manners, seems to identify them with the Carduchians of the Greeks; ^47 and they still defend against the Ottoman Porte the antique freedom which they asserted against the successors of Cyrus. Poverty and ambition prompted them to embrace the profession of mercenary soldiers: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and uncle prepared the reign of the great Saladin; ^48 and the son of Job or Ayud, a simple Curd, magnanimously smiled at his pedigree, which flattery deduced from the Arabian caliphs. ^49 So unconscious was Noureddin of the impending ruin of his house, that he constrained the reluctant youth to follow his uncle Shiracouh into Egypt: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established by the defence of Alexandria; and, if we may believe the Latins, he solicited and obtained from the Christian general the profane honors of knighthood. ^50 On the death of Shiracouh, the office of grand vizier was bestowed on Saladin, as the youngest and least powerful of the emirs; but with the advice of his father, whom he invited to Cairo, his genius obtained the ascendant over his equals, and attached the army to his person and interest. While Noureddin lived, these ambitious Curds were the most humble of his slaves; and the indiscreet murmurs of the divan were silenced by the prudent Ayub, who loudly protested that at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he himself would lead his sons in chains to the foot of the throne. “Such language,” he added in private, “was prudent

    and proper in an assembly of your rivals; but we are now above fear and obedience; and the threats of Noureddin shall not extort the tribute of a sugar-cane.” His seasonable death relieved them from the odious and doubtful conflict: his son, a minor of eleven years of age, was left for a while to the emirs of Damascus; and the new lord of Egypt was decorated by the caliph with every title ^51 that could sanctify his usurpa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Nor was Saladin long content with the possession of Egypt; he despoiled the Christians of Jerusalem, and the Atabeks of Damascus, Aleppo, and Diarbekir: Mecca and Medina acknowledged him for their temporal protector: his brother subdued the distant regions of Yemen, or the happy Arabia; and at the hour of his death, his empire was spread from the African Tripoli to the Tigris, an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ountains of Armenia. In the judgment of his character, the reproaches of treason and ingratitude strike forcibly on our minds, impressed, as they are, with the principle and experience of law and loyalty. But his ambition may in some measure be excus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Asia, ^52 which had erased every notion of legitimate succession; by the recent example of the Atabeks themselves; by his reverence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his humane and generous behavior to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by their incapacity and his merit;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caliph, the sole source of all legitimate power; and, above all, by the wishes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 whose happiness is the first object of government. In his virtues, and in those of his patron, they admired the singular union of the hero and the saint; for both Noureddin and Saladin are ranked among the Mahometan saints; and the constant meditation of the holy war appears to have shed a serious and sober color over their lives and actions. The youth of the latter ^53 was addicted to wine and women: but his aspiring spirit soon renounced the temptations of pleasure for the graver follies of fame and dominion: the garment of Saladin was of coarse woollen; water was his only drink; and, while he emulated the temperance, he surpassed the chastity, of his Arabian prophet. Both in faith and practice he was a rigid Mussulman: he ever deplored that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had not allowed

    him to accomplish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but at the stated hours, five times each day, the sultan devoutly prayed with his brethren: the involuntary omission of fasting was scrupulously repaid; and his perusal of the Koran, on horseback between the approaching armies, may be quoted as a proof, however ostentatious, of piety and courage. ^54 The superstitious doctrine of the sect of Shafei was the only study that he deigned to encourage: the poets were safe in his contempt; but all profane science was the object of his aversion; and a philosopher, who had invented some speculative novelties, was seized and strangl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royal saint. The justice of his divan was accessible to the meanest suppliant against himself and his ministers; and it was only for a kingdom that Saladin would deviate from the rule of equity. While the descendants of Seljuk and Zenghi held his stirrup and smoothed his garments, he was affable and patient with the meanest of his servants. So boundless was his liberality, that he distributed twelve thousand horses at the siege of Acre; an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 more than forty-seven drams of silver and one piece of gold coin were found in the treasury; yet, in a martial reign, the tributes were diminished, and the wealthy citizens enjoyed, without fear or danger,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adorned by the royal foundations of hospitals, colleges, and mosques; and Cairo was fortified with a wall and citadel; but his works were consecrated to public use: ^55 nor did the sultan indulge himself in a garden or palace of private luxury. In a fanatic age, himself a fanatic, the genuine virtues of Saladin commanded the esteem of the Christians; the emperor of Germany gloried in his friendship; ^56 the Greek emperor solicited his alliance; ^57 and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diffused, and perhaps magnified, his fame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6: For the Curds, see De Guignes, tom. ii. p. 416, 417,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tens and Tavernier, Voyages, p. i. p. 308, 309. The Ayoubites descended from the tribe of the Rawadiaei, one of the noblest; but as they were infected with the heresy of the Metempsychosis, the orthodox

    sultans insinuated that their descent was only on the mother’s side, and that their ancestor was a stranger who settled among the Curds.] [Footnote 47: See the ivth book of the Anabasis of Xenophon. The ten thousand suffered more from the arrows of the free Carduchians, than from the splendid weakness of the great king.]

    [Footnote 48: We are indebted to the professor Schultens (Lugd. Bat, 1755, in folio) for the richest and most authentic materials, a life of Saladin by his friend and minister the Cadhi Bohadin, and copious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kinsman the prince Abulfeda of Hamah. To these we may add, the article of Salaheddin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and all that may be gleaned from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Footnote 49: Since Abulfeda was himself an Ayoubite, he may share the praise, for imitating, at least tacitly, the modesty of the founder.] [Footnote 50: Hist. Hierosol. in the Gesta Dei per Francos, p. 1152. A similar example may be found in Joinville, (p. 42, edition du Louvre;) but the pious St. Louis refused to dignify infidels with the order of Christian knighthood, (Ducange, Observations, p 70.)]

    [Footnote 51: In these Arabic titles, religionis must always be understood; Noureddin, lumen r.; Ezzodin, decus; Amadoddin, columen: our hero’s proper name was Joseph, and he was styled Salahoddin, salus; Al Malichus, Al Nasirus, rex defensor; Abu Modaffer, pater victoriae, Schultens, Praefat.] [Footnote 52: Abulfeda, who descended from a brother of Saladin, observes, from many examples, that the founders of dynasties took the guilt for themselves, and left the reward to their innocent collaterals, (Excerpt p. 10.)]

    [Footnote 53: See his life and character in Renaudot, p. 537 – 548.]

    [Footnote 54: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virtues are celebra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Bohadin, (p. 4 – 30,) himself an eye-witness, and an honest bigot.]

    [Footnote 55: In many works, particularly Joseph’s well in the castle of Cairo, the Sultan and the Patriarch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ignorance of natives and travellers.]

    [Footnote 56: Anonym. Canisii, tom. iii. p. ii. p. 504.]

    [Footnote 57: Bohadin, p. 129, 130.]

    During his short existence,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58 was

    suppor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nd both the Fatimite caliphs and the sultans of Damascus were tempted to sacrifice the cause of their religion to the meaner considerations of private and present advantage. But the powers of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now united by a hero, whom nature and fortune had arm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All without now bore the most threatening aspect; and all was feeble and hollow in the internal state of Jerusalem. After the two first Baldwins, the brother and cousin of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sceptre devolved by female succession to Melisenda, daughter of the second Baldwin, and her husband Fulk, count of Anjou, the father, by a former marriage, of our English Plantagenets. Their two sons, Baldwin the Third, and Amaury, waged a strenuous, and not un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but the son of Amaury, Baldwin the Fourth, was deprived, by the leprosy, a gift of the crusades, of the faculties both of mind and body. His sister Sybilla, the mother of Baldwin the Fifth, was his natural heiress: after the suspicious death of her child, she crowned her second husband, Guy of Lusignan, a prince of a handsome person, but of such base renown, that his own brother Jeffrey was heard to exclaim, “Since they have made him a king, surely they would have made me a god!” The choice was generally blamed; and the most powerful vassal, Raymond count of Tripoli, who had been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and regency, entertained an implacable hatred against the king, and exposed his honor and conscience to the temptations of the sultan. Such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 holy city; a leper, a child, a woman, a coward, and a traitor: yet its fate was

    delayed twelve years by some supplies from Europe, by the valor of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by the distant or domestic avocations of their great enemy. At length, on every side, the sinking state was encircled and pressed by a hostile line: and the truce was violated by the Franks, whose existence it protected. A soldier of fortune, Reginald of Chatillon, had seized a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from whence he pillaged the caravans, insulted Mahomet, and threatened the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Saladin condescended to complain; rejoiced in the denial of justice, and at the head of fourscore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vaded the Holy Land. The choice of Tiberias for his first siege was suggested by the count of Tripoli, to whom it belonged; and the king of Jerusalem was persuaded to drain his garrison, and to arm his people, for the relief of that important place. ^59 By the advice of the perfidious Raymond, the Christians were betrayed into a camp destitute of water: he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with the curses of both nations: ^60 Lusignan was overthrown, with the loss of thirty thousand men; and the wood of the true cross (a dire misfortune!) was left in the power of the infidels. ^* The royal captive was conducted to the tent of Saladin; and as he fainted with thirst and terror, the generous victor presented him with a cup of sherbet, cooled in snow, without suffering his companion, Reginald of Chatillon, to partake of this pledge of hospitality and pardon. “The person and dignity of a king,” said the sultan, “are sacred, but this impious robber must instantly acknowledge the prophet, whom he has blasphemed, or meet the death which he has so often deserved.” On the proud or conscientious refusal of the Christian warrior, Saladin struck him on the head with his cimeter, and Reginald was despatched by the guards. ^61 The trembling Lusignan was sent to Damascus, to an honorable prison and speedy ransom; but the victory was stained by the execution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the intrepid champions and martyrs of their faith. The kingdom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and of the two grand master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the one was slain and the other was a prisoner. From all the cities, both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garrisons had been drawn away for this fatal field: Tyre and

    Tripoli alone could escape the rapid inroad of Saladin;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of Tiberias, he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Jerusalem. ^62

    [Footnote 58: For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see William of Tyre, from the ixth to the xxiid book. Jacob a Vitriaco, Hist. Hierosolem l i.,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i. p. vi. vii. viii. ix.] [Footnote 59: Templarii ut apes bombabant et Hospitalarii ut venti stridebant, et barones se exitio offerebant, et Turcopuli (the Christian light troops) semet ipsi in ignem injiciebant, (Ispahani de Expugnatione Kudsitica, p. 18, apud Schultens;) a specimen of Arabian eloquenc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style of Xenophon!]

    [Footnote 60: The Latins affirm, the Arabians insinuate, the treason of Raymond; but had he really embraced their religion, he would have been a saint and a hero in the eyes of the latter.]

    [Footnote *: Raymond’s advice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abandonment of a secure camp abounding with water near Sepphoris.

    The rash and insolent valor of the master of the order of Knights Templars, which had before exposed the Christians to a fatal defeat at the brook Kishon, forced the feeble king to annul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ouncil of war, and advance to a camp in an enclosed valley among the mountains, near Hittin, without water. Raymond did not fly till the battle was irretrievably lost, and then the Saracens seem to have opened their ranks to allow him free passage. The charge of suggesting the siege of Tiberias appears ungrounded Raymond, no doubt, played a double part: he was a man of strong sagacity, who foresaw the desperate nature of the contest with Saladin, endeavored by every means to maintain the treaty, and, though he joined both his arms and his still more valuable counsels to the Christian army, yet kept up a kind of amic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Mahometans. See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276, et seq. Michaud, vol. ii. p. 278, et seq. M.

    Michaud is still more friendly than Wilken to the memory of Count Raymond, who died suddenly, shortly after the battle of Hittin. He quotes a letter written in the name of Saladin by the caliph Alfdel, to show that Raymond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hometans their most dangerous and detested enemy. “No person of distinction among the Christians escaped, except the count, (of Tripoli) whom God curse. God made him die shortly afterwards, and sent him from the kingdom of death to hell.” – M.] [Footnote 61: Benaud, Reginald, or Arnold de Chatillon, is celebrated by the Latins in his life and death; b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atter are more distinctly related by Bohadin and Abulfeda; and Joinville (Hist. de St. Louis, p. 70) alludes to the practice of Saladin, of never putting to death a prisoner who had tasted his bread and salt. Some of the companions of Arnold had been slaughtered, and almost sacrificed, in a valley of Mecca, ubi sacrificia mactantur, (Abulfeda, p. 32.)]

    [Footnote 62: Vertot, who well describes the loss of the kingdom and city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 p. 226 – 278,) inserts two original epistles of a Knight Templar.]

    He might expect that the siege of a city so venerable on

    earth and in heaven, so interesting to Europe and Asia, would rekindle the last sparks of enthusiasm; and tha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every man would be a soldier, and every soldier a candidate for martyrdom. But Queen Sybilla trembled for herself and her captive husband; and the barons and knights,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sword and chains of the Turks, displayed the same factious and selfish spirit in the public ruin.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was composed of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hom experience had taught to prefer the Mahometan before the Latin yoke; ^63 and the holy sepulchre attracted a base and needy crowd, without arms or courage, who subsisted only on the charity of the pilgrims. Some feeble and hasty efforts were

    made for the defence of Jerusalem: but in the space of fourteen days, a victorious army drove back the sallies of the besieged, planted their engines, opened the wall to the breadth of fifteen cubits, applied their scaling-ladders, and erected on the breach twelve banner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It was in vain that a barefoot procession of the queen, the women, and the monks, implored the Son of God to save his tomb and his inheritance from impious violation. Their sole hope was in the mercy of the conqueror, and to their first suppliant deputation that mercy was sternly denied. “He had sworn to avenge the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of the Moslems; the hour of forgiveness was elapsed, and the moment was now arrived to expiate, in blood, the innocent blood which had been spilt by Godfrey and the first crusaders.” But a desperate and successful struggle of the Franks admonished the sultan that his triumph was not yet secure; he listened with reverence to a solemn adjuration in the name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mankind; and a sentiment of human sympathy mollified the rigor of fanaticism and conquest. He consented to accept the city, and to spare the inhabitants.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permitted to live under his dominion, but it was stipulated, that in forty days all the Franks and Latins should evacuate Jerusalem, and be safely conducted to the seaports of Syria and Egypt; that ten pieces of gold should be paid for each man, five for each woman, and one for every child; and that those who were unable to purchase their freedom should be detained in perpetual slavery. Of some writers it is a favorite and invidious theme to compare the humanity of Saladin with the massacr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 difference would be merely personal; bu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Christians had offered to capitulate, and that the Mahometans of Jerusalem sustained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an assault and storm. Justice is indeed due to the fidelity with which the Turkish conqueror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and he may be deservedly praised for the glance of pity which he cast on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Instead of a rigorous exaction of his debt, he accepted a sum of thirty thousand byzants, for the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or; two or three thousand more were

    dismissed by his gratuitous clemency; and the number of slaves was reduced to eleven or fourteen thousand persons. In this interview with the queen, his words, and even his tears suggested the kindest consolations; his liberal alm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ose who had been made orphans or widows by the fortune of war; and while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were in arms against him, he allowed their more pious brethren to continue, during the term of a year, the care and service of the sick. In these acts of mercy the virtue of Saladin deserves our admiration and love: he wa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dissimulation, and his stern fanaticism would have prompted him to dissemble, rather than to affect, this profane compassion for the enemies of the Koran. After Jerusalem had been deliver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trangers, the sultan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his banners waving in the wind, and to the harmony of martial music. The great mosque of Omar,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church, was again consecrated to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walls and pavement were purified with rose-water; and a pulpit, the labor of Noureddin, was erected in the sanctuary. But when the golden cross that glittered on the dome was cast down, and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uttered a lamentable groan, which was answered by the joyful shouts of the Moslems. In four ivory chests the patriarch had collected the crosses, the images, the vases, and the relics of the holy place; they were seized by the conqueror, who was desirous of presenting the caliph with the trophies of Christian idolatry. He was persuaded, however, to intrust them to the patriarch and prince of Antioch; and the pious pledge was redeemed by Richard of England, at the expense of fifty-two thousand byzants of gold. ^64

    [Footnote 63: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45.]

    [Footnote 64: Fo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ohadin (p. 67 – 75) and Abulfeda (p. 40 – 43) are our Moslem witnesses. Of the Christian, Bernard Thesaurarius (c. 151 – 167)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authentic; see likewise Matthew Paris, (p. 120 – 124.)]

    The nations might fear and hope the immediate and final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from Syria; which was yet delayed above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65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he was first checked by the resistance of Tyre; the troops and garrisons, which had capitulated, were imprudently conducted to the same port: their numbers were adequate to the defence of the place; and the arrival of Conrad of Montferrat inspired the disorderly crowd with confidence and union. His father, a venerable pilgrim, had been made prisoner in the battle of Tiberias; but that disaster was unknown in Italy and Greece, when the son was urged by ambition and piety to visit the inheritance of his royal nephew, the infant Baldwin. The view of the Turkish banners warned him from the hostile coast of Jaffa; and Conrad was unanimously hailed as the prince and champion of Tyre, which was already besieged by the conqueror of Jerusalem. The firmness of his zeal, and perhaps his knowledge of a generous foe, enabled him to brave the threats of the sultan, and to declare, that should his aged parent be exposed before the walls, he himself would discharge the first arrow, and glory in his descent from a Christian martyr. ^66 The Egyptian fleet was allowed to enter the harbor of Tyre; but the chain was suddenly drawn, and five galleys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a thousand Turks were slain in a sally; and Saladin, after burning his engines, concluded a glorious campaign by a disgraceful retreat to Damascus. He was soon assailed by a more formidable tempest. The pathetic narratives, and even the pictures, that represented in lively colors the servitude and profanation of Jerusalem, awakened the torpid sensibility of Europe: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and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the cross; and the tardy magnitude of their armaments was anticipated b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Ocean. The skilful and provident Italians first embarked in the ships of Genoa, Pisa, and Venice. They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most eager pilgrims of France, Normandy, and the Western Isles. The powerful succor of Flanders, Frise, and Denmark,

    filled near a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Northern warrior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field by a lofty stature and a ponderous battle- axe. ^67 Their increasing multitudes could no longer be conf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Tyre, or remain obedient to the voice of Conrad. They pitied the misfortunes, and revered the dignity, of Lusignan, who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perhaps, to divide the army of the Franks. He proposed the recovery of Ptolemais, or Acre, thi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Tyre; and the place was first invested by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under his nominal command. I shall not expatiate on the story of this memorable siege; which lasted near two years, and consumed, in a narrow space, the forces of Europe and Asia. Never did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burn with fiercer and more destructive rage; nor could the true believers, a common appellation, who consecrated their own martyrs, refuse some applause to the mistaken zeal and courage of their adversaries. At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the Moslems of Egypt, Syria, Arabia, and the Oriental provinces, assembled under the servant of the prophet: ^68 his camp was pitched and removed within a few miles of Acre; and he labored, night and day, for the relief of his brethren and the annoyance of the Franks. Nine battles, not unworthy of the name, were fough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Mount Carmel, with such vicissitude of fortune, that in one attack, the sultan forced his way into the city; that in one sally, the Christians penetrated to the royal tent. By the means of divers and pigeons, a regular correspondence was maintained with the besieged; and, as often as the sea was left open, the exhausted garrison was withdrawn, and a fresh supply was poured into the place. The Latin camp was thinned by famine, the sword and the climate; but the tents of the dead were replenished with new pilgrims, who exaggerated the strength and speed of their approaching countrymen. The vulgar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ort, that the pope himself, with an innumerable crusade, was advanced as far as Constantinople.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filled the East with more serious alarms: the obstacles which he encountered in Asia, and perhaps in Greece, were raised by the policy of Saladin: his joy on the death of Barbarossa was measured by his esteem; and

    the Christians were rather dismayed than encouraged at the sight of the duke of Swabia and his way-worn remnant of five thousand Germans. At length, in the spring of the second year, the royal flee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Acre, and the siege was more vigorously prosecuted by the youthful emulation of the two kings,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Plantagenet. After every resource had been tried, and every hope was exhausted, the defenders of Acre submitted to their fate; a capitulation was granted, but their lives and liberties were taxed at the hard conditions of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deliverance of one hundred nobles, and fifteen hundred inferior captiv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ood of the holy cross. Some doubts in the agreement, and some delay in the execution, rekindled the fury of the Franks, and three thousand Moslems, almost in the sultan’s view, were behead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sanguinary Richard. ^69 By the conquest of Acre, the Latin powers acquired a strong town and a convenient harbor; but the advantage was most dearly purchased. The minister and historian of Saladin compute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enemy, that their numbers, at different periods,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hundred thousand; that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that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lost by disease or shipwreck; and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this mighty host could return in safety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70

    [Footnote 65: The sieges of Tyre and Acre are most copiously described by Bernard Thesaurarius, (de Acquisitione Terrae Sanctae, c. 167 – 179,)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p. 1150 – 1172, in Bongarnius,) Abulfeda, (p. 43 – 50,) and Bohadin, (p. 75 – 179.)]

    [Footnote 66: I have followed a moderate and proba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 by Vertot, who adopts without reluctance a romantic tale the old marquis is actually exposed to the darts of the besieged.]

    [Footnote 67: Northmanni et Gothi, et caeteri populi insularum quae inter occidentem et septentrionem sitae sunt, gentes bellicosae, corporis proceri mortis intrepidae,

    bipenbibus armatae, navibus rotundis, quae Ysnachiae dicuntur, advectae.]

    [Footnote 68: The historian of Jerusalem (p. 1108) adds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from the Tigris to India, and the swarthy tribes of Moors and Getulians, so that Asia and Africa fought against Europe.]

    [Footnote 69: Bohadin, p. 180; and this massacre is neither denied nor blamed by the Christian historians. Alacriter jussa complentes, (the English soldiers,) says Galfridus a Vinesauf, (l. iv. c. 4, p. 346,) who fixes at 2700 the number of victims; who are multiplied to 5000 by Roger Hoveden, (p. 697, 698.) The humanity or avarice of Philip Augustus was persuaded to ransom his prisoners, (Jacob a Vitriaco, l. i. c. 98, p. 1122.)]

    [Footnote 70: Bohadin, p. 14. He quotes the judgment of Balianus, and the prince of Sidon, and adds, ex illo mundo quasi hominum paucissimi redierunt. Among the Christians who died before St. John d’Acre, I find the English names of De Ferrers earl of Derby, (Dugdale, Baronage, part i. p. 260,) Mowbray, (idem, p. 124,) De Mandevil, De Fiennes, St. John, Scrope, Bigot, Talbot, &c.]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I.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the First, are the only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o have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holy service in which they were enlisted was incessantly disturbed by their national jealousy; and the two factions, which they protected in Palestine, were more averse to each other than to the common enemy. In the eyes of the Orientals; the French monarch was superior in dignity and power; and, in the emperor’s absence, the Latins revered him

    as their temporal chief. ^71 His exploits were not adequate to his fame. Philip was brave, but the statesman predominated in his character; he was soon weary of sacrificing his health and interest on a barren coast: the surrender of Acre became the signal of his departure; nor could he justify this unpopular desertion, by leaving the duke of Burgundy with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en thousand foot,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ough inferior in dignity, surpassed his rival in wealth and military renown; ^72 and if heroism be confined to brutal and ferocious valor, Richard Plantagenet will stand high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age. The memory of Coeur de Lion, of the lion-hearted prince, was long dear and glorious to his English subjects; and, at the distance of sixty years, it was celebrated in proverbial sayings by the grandson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gainst whom he had fought: his tremendous name was employed by the Syrian mothers to silence their infants; and if a horse suddenly started from the way, his rider was wont to exclaim, “Dost thou think King Richard is in that bush?” ^73 His cruelty to the Mahometans was the effect of temper and zeal; but I cannot believe that a soldier, so free and fearless in the use of his lance, would have descended to whet a dagger against his valiant brother Conrad of Montferrat, who was slain at Tyre by some secret assassins. ^74 After the surrender of Acre, and the departure of Philip, the king of England led the crusaders to the recovery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cities of Caesarea and Jaffa were added to the fragments of the kingdom of Lusignan. A march of one hundred miles from Acre to Ascalon was a great and perpetual battle of eleven days. In the disorder of his troops, Saladin remained on the field with seventeen guards, without lowering his standard, or suspending the sound of his brazen kettle-drum: he again rallied and renewed the charge; and his preachers or heralds called aloud on the unitarians, manfully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hristian idolater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se idolaters was irresistible; and it was only by demolishing the walls and buildings of Ascalon, that the sultan could prevent them from occupying an important fortress on the confines of Egypt. During a severe winter, the armies slept; but in the spring, the Franks advanced within a

    day’s march of Jerusalem, under the leading standard of the English king; and his active spirit intercepted a convoy, or caravan, of seven thousand camels. Saladin ^75 had fixed his station in the holy city; but the city was struck with consternation and discord: he fasted; he prayed; he preached; he offered to share the dangers of the siege; but his Mamalukes, who remembered the fate of their companions at Acre, pressed the sultan with loyal or seditious clamors, to reserve his person and their courage for the future defence of the religion and empire. ^76 The Moslems were delivered by the sudden, or, as they deemed, the miraculous, retreat of the Christians; ^77 and the laurels of Richard were blasted by the prudence, or envy, of his companions. The hero, ascending a hill, and veiling his face, exclaimed with an indignant voice,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rescue, are unworthy to view,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After his return to Acre, on the news that Jaffa was surprised by the sultan, he sailed with some merchant vessels, and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the castle was relieved by his presence; and sixty thousand Turks and Saracens fled before his arms. The discovery of his weakness, provoked them to return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found him carelessly encamped before the gates with only seventeen knights and three hundred archers. Without counting their numbers, he sustained their charge; and we learn from the evidence of his enemies, that the king of England, grasping his lance, rode furiously along their front,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 wing, without meeting an adversary who dared to encounter his career. ^78 Am I writing the history of Orlando or Amadis? [Footnote 71: Magnus hic apud eos, interque reges eorum tum virtute tum majestate eminens . . . . summus rerum arbiter, (Bohadin, p. 159.)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known the names either of Philip or Richard.] [Footnote 72: Rex Angliae, praestrenuus . . . . rege Gallorum minor apud eos censebatur ratione regni atque dignitatis; sed tum divitiis florentior, tum bellica virtute multo erat celebrior, (Bohadin, p. 161.) A stranger might admire those riche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will tell with what lawless and wasteful oppression they were collected.]

    [Footnote 73: Joinville, p. 17. Cuides-tu que ce soit le roi Richart?] [Footnote 74: Yet he was guilty in the opinion of the Moslems, who attest the confession of the assassins, that they were sent by the king of England, (Bohadin, p. 225;) and his only defence is an absurd and palpable forgery,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 p. 155 – 163,) a pretended letter from the prince of the assassins, the Sheich, or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who justified Richard, by assuming to himself the guilt or merit of the murder.

    Not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02) sums up

    against Richard, Wilken (vol. iv. p. 485) as strongly for acquittal. Michaud (vol. ii. p. 420) delivers no decided opinion. This crime was also attributed to Saladin, who is said, by an Oriental authority, (the continuator of Tabari,) to have employed the assassins to murder both Conrad and Richard. It is a melancholy admission, bu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such an act would be les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Christian than of the Mahometan king. – M.]

    [Footnote 75: See the distress and pious firmness of Saladin, as they are described by Bohadin, (p. 7 – 9, 235 – 237,) who himself harangued the defenders of Jerusalem; their fears were not unknown to the enemy, (Jacob. a Vitriaco, l. i. c. 100, p. 1123. Vinisauf, l. v. c. 50, p. 399.)] [Footnote 76: Yet unless the sultan, or an Ayoubite prince, remained in Jerusalem, nec Curdi Turcis, nec Turci essent obtemperaturi Curdis, (Bohadin, p. 236.) He draws aside a corner of the political curtain.] [Footnote 77: Bohadin, (p. 237,) and even Jeffrey de Vinisauf, (l. vi. c. 1 – 8, p. 403 – 409,) ascribe the retreat to Richard himself; and Jacobus a Vitriaco observes, that in his impatience to depart, in alterum virum muta tus est, (p. 1123.) Yet Joinville, a French knight, accuses the envy of Hugh duke of Burgundy, (p. 116,) without supposing, like Matthew Paris, that he was bribed by Saladin.]

    [Footnote 78: The expeditions to Ascalon, Jerusalem, and Jaffa, are related by Bohadin (p. 184 – 249) and Abulfeda, (p. 51, 52.) The author of the Itinerary, or the monk of St. Alban’s, cannot exaggerate the cadhi’s account of the prowess of Richard, (Vinisauf, l. vi. c. 14 – 24, p. 412 – 421. Hist. Major, p. 137 – 143;) and on the whole of this war there is a marvellous agreement betwee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writers, who mutually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ir enemies.]

    During these hostilities, a languid and tedious negotiation

    ^79 between the Franks and Moslems was started, and continued, and broken, and again resumed, and again broken. Some acts of royal courtesy, the gift of snow and fruit, the exchange of Norway hawks and Arabian horses, softened the asperity of religious war: from the vicissitude of success, the monarchs might learn to suspect that Heaven was neutral in the quarrel; nor, after the trial of each other, could either hope for a decisive victory. ^80 The health both of Richard and Saladin appeared to be in a declining state; and they respectively suffered the evils of distant and domestic warfare: Plantagenet was impatient to punish a perfidious rival who had invaded Normandy in his absence; and the indefatigable sultan was subdued by the cries of the people, who was the victim, and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the instruments, of his martial zeal. The first demand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were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Palestine, and the true cross; and he firmly declared, that himself and his brother pilgrims would end their lives in the pious labor, rather than return to Europe with ignominy and remorse. But the conscience of Saladin refused, without some weighty compensation, to restore the idols, or promote the idolatry, of the Christians; he asserted, with equal firmness, his religious and civil claim to the sovereignty of Palestine; descant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sanctity of Jerusalem; and rejected all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partition of the Latins. The marriage which Richard proposed, of his sister with the sultan’s brother, was defea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faith; the princess abhorred the embraces of a Turk; and Adel, or Saphadin, would not easily

    renounce a plurality of wives. A personal interview was declined by Saladin, who alleged their mutual ignorance of each other’s language;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managed with much art and delay by their interpreters and envoys. The final agreement was equally disapproved by the zealots of both parties, by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caliph of Bagdad. It was stipulated that Jerusalem and the holy sepulchre should be open, without tribute or vexation, to the pilgrimage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at, after the demolition of Ascalon, they should inclusively possess the sea-coast from Jaffa to Tyre; that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the prince of Antioch should be comprised in the truce; and that, during three years and three months, all hostilities should cease. The principal chiefs of the two armies swore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treaty; but the monarchs were satisfied with giving their word and their right hand; and the royal majesty was excused from an oath, which always implies some suspicion of falsehood and dishonor. Richard embarked for Europe, to seek a long captivity and a premature grave; and the space of a few months concluded the life and glories of Saladin. The Orientals describe his edifying death, which happened at Damascus; but they seem ignorant of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his alms among the three religions, ^81 or of the display of a shroud, instead of a standard, to admonish the East of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The unity of empire was dissolved by his death; his so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onger arm of their uncle Saphadin; the hostile interests of the sultans of Egypt, Damascus, and Aleppo, ^82 were again revived; and the Franks or Latins stood and breathed, and hoped, in their fortresses along the Syrian coast.

    [Footnote 79: See the progress of negotiation and hostility in Bohadin, (p. 207 – 260,) who was himself an actor in the treaty. Richar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turning with new armies to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nd Saladin answered the menace with a civil compliment, (Vinisauf l. vi. c. 28, p. 423.)]

    [Footnote 80: The most copious and original account of this holy war is Galfridi a Vinisauf, Itinerarium Regis Anglorum

    Richardi et aliorum in Terram Hierosolymorum, in six books, published in the iid volume of Gale’s Scriptores Hist. Anglicanae, (p. 247 – 429.) Roger Hoveden and Matthew Paris afford likewise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and the former describes, with accuracy, the disciplin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nglish fleet.]

    [Footnote 81: Even Vertot (tom. i. p. 251) adopts the foolish notion of the indifference of Saladin, who professed the Koran with his last breath.] [Footnote 82: See the succession of the Ayoubites, in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77, &c.,) and the tables of M. De Guignes, l’Art de Verifier les Dates, and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a conqueror’s fame, and of the

    terror which he inspired, is the Saladine tenth, a general tax which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and even the clergy, of the Latin church,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The practice was too lucrative to expire with the occasion: and this tribute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tithes and tenths on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by the Roman pontiffs to Catholic sovereigns, or reserved for the immediate use of the apostolic see. ^83 This pecuniary emolument must have tended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s in the recovery of Palestine: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they preached the crusade, by their epistles, their legates, and their missionaries;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ious work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 zeal and talents of Innocent the Third. ^84 Under that young and ambitious pries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ttained the full meridian of their greatness: and in a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he exercis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emperors and kings, whom he raised and deposed; over the nations, whom an interdict of months or years deprived, for the offence of their rulers, of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he acted as the ecclesiastical, almost as the temporal, sovereign of the East and West. It was at the feet of his legate that John

    of England surrendered his crown; and Innocent may boast of the two most signal triumphs over sense and huma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quisition. At his voice, two crusades,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were undertaken; but, except a king of Hungar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ere at the head of the pilgrims: the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the design; nor did the effects correspond with the hopes and wishes of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The fourth crusade was diverted from Syria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Greek or Roman empire by the Latins will form the proper and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fifth, ^85 two hundred thousand Franks were landed at the eastern mouth of the Nile. They reasonably hoped that Palestine must be subdued in Egypt, the seat and storehouse of the sultan; and, after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the Moslems deplored the loss of Damietta. But the Christian army was ruined by the pride and insolence of the legate Pelagius, who, in the pope’s nam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 the sickly Frank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waters of the Nile and the Oriental forces; and it was by the evacuation of Damietta that they obtained a safe retreat, some concessions for the pilgrims, and the tardy restitution of the doubtful relic of the true cross. The failure may in some measure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 and multiplication of the crusades, which were preach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Pagans of Livonia, the Moors of Spain, the Albigeois of France, and the kings of Sicily of the Imperial family. ^86 In these meritorious services, the volunteers might acquire at home the same spiritual indulgence, and a larger measure of temporal rewards; and even the popes, in their zeal against a domestic enemy,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forget the distress of their Syrian brethren. From the last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derived the occasional command of an army and revenue; and some deep reasoners have suspected that the whole enterprise, from the first synod of Placentia, was contrived and executed by the policy of Rome. The suspicion is not founded, either in nature or in fac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ppear to have followed, rather than guided, the impulse of manners and prejudice; without much foresight of the seasons, or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they gathered the ripe and spontaneous fruits of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times. They gathered these fruits without toil or personal danger: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Innocent the Third declared an ambiguous resolution of animating the crusaders by his example; but the pilot of the sacred vessel could not abandon the helm; nor was Palestine ever blessed with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pontiff. ^87 [Footnote 83: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ii. p. 311 – 374) has copiously treated of the origin, abuse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se tenths. A theory was started, but not pursued, that they were rightfully due to the pope, a tenth of the Levite’s tenth to the high priest, (Selden on Tithes; see his Works, vol. iii. p. ii. p. 1083.)]

    [Footnote 84: See the Gesta Innocentii III. in Murat. Script. Rer. Ital., (tom. iii. p. 486 – 568.)]

    [Footnote 85: See the vth crusade, and the siege of Damietta, in Jacobus a Vitriaco, (l. iii. p. 1125 – 1149, in the Gesta Dei of Bongarsius,) an eye- witness, Bernard Thesaurarius, (in Script. Muratori, tom. vii. p. 825 – 846, c. 190 – 207,) a contemporary,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 Crucis, l. iii. p. xi. c. 4 – 9,) a diligent compiler; and of the Arabians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94,) and the Extracts at the end of Joinville, (p. 533, 537, 540, 547, &c.)]

    [Footnote 86: To those who took the cross against Mainfroy, the pope (A.D. 1255) granted plenissimam peccatorum remissionem. Fideles mirabantur quod tantum eis promitteret pro sanguine Christianorum effundendo quantum pro cruore infidelium aliquando, (Matthew Paris p. 785.) A high flight for the reason of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7: This simple idea is agreeable to the good sense of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332,) and the fine philosophy of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30.)]

    The persons, the families, and estates of the pilgrims, were

    under the immediate protection of the popes; and these spiritual patrons soon claimed the prerogative of directing their operations, and enforcing, by commands and censure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vow. Frederic the Second, ^88 the grandson of Barbarossa, was successively the pupil, the enemy, and the victim of the church.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in obedience to his guardian Innocent the Third, he assumed the cross; the same promise was repeated at his royal and imperial coronations;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Jerusalem forever bound him to defend the kingdom of his son Conrad. But as Frederic advanced in age and authority, he repented of the rash engagements of his youth: his liberal sense and knowledge taught him to despise the phantoms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rowns of Asia: he no longer entertained the same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s of Innocent: and his ambition was occupied b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talian monarchy from Sicily to the Alps. But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would have reduced the popes to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after the delays and excuses of twelve years, they urged the emperor, with entreaties and threats, to fix the time and place of his departure for Palestine. In the harbors of Sicily and Apulia, he prepared a fleet of one hundred galleys, and of one hundred vessels, that were framed to transport and l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horses and attendants; his vassals of Naples and Germany formed a powerful army; and the number of English crusaders was magnified to sixty thousand by the report of fame. But the inevitable or affected slowness of these mighty preparations consumed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more indigent pilgrims: the multitude was thinn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sultry summer of Calabria anticipated the mischiefs of a Syrian campaign. At length the emperor hoisted sail at Brundusium, with a fleet and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but he kept the sea no more than three days; and his hasty retreat, which was ascribed by his friends to a grievous indisposition, was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s a voluntary and obstinate disobedience. For suspending his vow was Frederic excommunicated by Gregory the Ninth; for presuming, the next year, to accomplish his vow, he was again

    excommunicated by the same pope. ^89 While he serv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 crusade was preached against him in Italy; and after his return he was compelled to ask pardon for the injuries which he had suffered. The clergy and military orders of Palestine were previously instructed to renounce his communion and dispute his commands; and in his own kingdom, the emperor was forced to consent that the orders of the camp should be issued in the name of God and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Frederic entered Jerusalem in triumph; and with his own hands (for no priest would perform the office) he took the crown from the altar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the patriarch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church which his presence had profaned; and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and temple informed the sultan how easily he might be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unguarded visit to the River Jordan. In such a state of fanaticism and faction, victory was hopeless, and defence was difficult; but the conclusion of an advantageous peace may be imputed to the discord of the Mahometans, and their personal esteem for the character of Frederic.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is accused of maintaining with the miscreants an intercourse of hospitality and friendship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of despising the barrenness of the land; and of indulging a profane thought, that if Jehovah had see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e never would have selected Palestin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his chosen people. Yet Frederic obtained from the sultan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of Bethlem and Nazareth, of Tyre and Sidon; the Latins were allowed to inhabit and fortify the city; an equal code of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was ratified for the sectaries of Jesus and those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 former worshipped at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ter might pray and preach in the mosque of the temple, ^90 from whence the prophet undertook his nocturnal journey to heaven. The clergy deplored this scandalous toleration; and the weaker Moslems were gradually expelled; but every rational object of the crusades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bloodshed; the churches were restored, the monasteries were replenished; and, in the space of fifteen years, the Latins of Jerusalem exceeded the number of six thousand. This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which they were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 was terminated by the irruption of the strange and savage hordes of Carizmians. ^91 Flying from the arms of the Moguls, those shepherds ^* of the Caspian rolled headlong on Syria; and the union of the Franks with the sultans of Aleppo, Hems, and Damascus, was insufficient to stem the violence of the torrent. Whatever stood against them was cut off by the sword, or dragged into captivity: the military orders were almost exterminated in a single battle; an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in the profana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ins confess and regret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88: The original materials for the crusade of Frederic II. may be drawn from Richard de St. Germ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vii. p. 1002 – 1013) and Matthew Paris, (p. 286, 291, 300, 302, 304.) The most rational moderns ar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Vertot,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i.,)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di Napoli, tom. ii. l. xvi.,) and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

    [Footnote 89: Poor Muratori knows what to think, but knows not what to say: “Chino qui il capo,’ &c. p. 322]

    [Footnote 90: The clergy artfully confounded the mosque or church of the temple with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ir wilful error has deceived both Vertot and Muratori.]

    [Footnote 91: The irruption of the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is related by Matthew Paris, (p. 546, 547,) and by Joinville, Nangis, and the Arabians, (p. 111, 112, 191, 192, 528, 530.)]

    [Footnote *: They were in alliance with Eyub, sultan of Syria. Wilken vol. vi. p. 630. – M.]

    Of the seven crusades, the two last were undertaken by Louis

    the Ninth, king of France; who lost his liberty in Egypt, and his life on the coast of Africa.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his death, he was canonized at Rome; and sixty-five miracles were readily found, and solemnly attested, to justify the claim of the royal saint. ^92 The voice of history renders a more honorable

    testimony, that he united the virtues of a king, a hero, and a man; that his martial spirit was tempered by the love of private and public justice; and that Louis was the father of his people, the friend of his neighbors,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Superstition alone, in all the extent of her baleful influence, ^93 corrupt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his heart: his devotion stooped to admire and imitate the begging friars of Francis and Dominic: he pursued with blind and cruel zeal the enemies of the faith; and the best of kings twice descended from his throne to seek the adventures of a spiritual knight-errant. A monkish historian would have been content to applaud the most despicable part of his character; but the noble and gallant Joinville, ^94 who shared the friendship and captivity of Louis, has traced with the pencil of nature the free portrait of his virtues as well as of his failings. From this intimate knowledge we may learn to suspect the political views of depressing their great vassals, which are so often imputed to the royal authors of the crusades. Above all the princes of the middle ages, Louis the Ninth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rown; but it was at home and not in the East, that he acquired for himself and his posterity: his vow was the result of enthusiasm and sickness; and if he were the promoter, he was likewise the victim, of his holy madness. For the invasion of Egypt, France was exhausted of her troops and treasures; he covered the sea of Cyprus with eighteen hundred sails; the most modest enumeration amounts to fifty thousand men; and, if we might trust his own confession, as it is reported by Oriental vanity, he disembarked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ho performed their pilgrimage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power. ^95

    [Footnote 92: Read, if you ca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St. Louis, by the confessor of Queen Margaret, (p. 291 – 523. Joinville, du Louvre.)] [Footnote 93: He believed all that mother church taught, (Joinville, p. 10,) but he cautioned Joinville against disputing with infidels. “L’omme lay (said he in his old language) quand il ot medire de la loi Crestienne, ne doit pas deffendre la loi

    Crestienne ne mais que de l’espee, dequoi il doit donner parmi le ventre dedens, tant comme elle y peut entrer’ (p. 12.)] [Footnote 94: I have two editions of Joinville, the one (Paris, 1668) most valuable for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the other (Paris, au Louvre, 1761) most precious for the pure and authentic text, a MS. of which has been recently discovered. The last edition proves that the history of St. Louis was finished A.D. 1309, without explaining, or even admiring, the age of the author, which must have exceeded ninety years, (Preface, p. x. Observations de Ducange, p. 17.)]

    [Footnote 95: Joinville, p. 32. Arabic Extracts, p. 549.

    Note: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94. – M.]

    In complete armor, the oriflamme waving before him, Louis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and the strong city of Damietta, which had cost his predecessors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was abandoned on the first assault by the trembling Moslems. But Damietta wa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of his conquests; and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rusades, the same causes, almost on the same ground, were productive of similar calamities. ^96 After a ruinous delay, which introduced into the camp the seed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the Franks advanced from the sea-coast towards the capital of Egypt, and strove to surmount the unseasonable inundation of the Nile, which opposed their progress. Under the eye of their intrepid monarch,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France displayed their invincible contempt of danger and discipline: his brother, the count of Artois, stormed with inconsiderate valor the town of Massoura; and the carrier pigeons announc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that all was lost. But a soldier, who afterwards usurped the sceptre, rallied the flying troops: the main body of the Christians was far behind the vanguard; and Artois was overpowered and slain. A shower of Greek fire was incessantly poured on the invaders; the Nile was commanded by the Egyptian galleys, the open country by the Arabs; all provisions were intercepted; each day aggravated the sickness and

    famine; and about the same time a retreat was found to be necessary and impracticable. The Oriental writers confess, that Louis might have escaped, if he would have deserted his subjects; he was made prisoner,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nobles; all who could not redeem their lives by service or ransom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nd the walls of Cairo were decorated with a circle of Christian heads. ^97 The king of France was loaded with chains; but the generous victor, a great-grandson of the brother of Saladin, sent a robe of honor to his royal captive, and his deliverance, with that of his soldiers, was obtained by the restitution of Damietta ^98 and the payment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In a soft and luxurious climate, the degenerate children of the companions of Noureddin and Saladin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ing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they triumphed by the arms of their slaves or Mamalukes, the hardy natives of Tartary, who at a tender age had been purchased of the Syrian merchants, and were educated in the camp and palace of the sultan. But Egypt soon afforded a new example of the danger of praetorian bands; and the rage of these ferocious animals, who had been let loose on the strangers, was provoked to devour their benefactor. In the pride of conquest, Touran Shaw, the last of his race, was murdered by his Mamalukes; and the most daring of the assassins entered the chamber of the captive king, with drawn cimeters, and their hands imbrued in the blood of their sultan. The firmness of Louis commanded their respect; ^99 their avarice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zeal; the treaty was accomplished; and the king of France, with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as permitted to embark for Palestine. He wasted four years within the walls of Acre, unable to visit Jerusalem, and unwilling to return without glory to his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96: The last editors have enriched their Joinville with large and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Macrizi, Abulfeda, &c. See likewise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22 – 325,) who calls him by the corrupt name of Redefrans. Matthew Paris (p. 683, 684) has described the rival folly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o fought and fell at Massoura.]

    [Footnote 97: Savary, in his agreeable Letters sur L’Egypte, has given a description of Damietta, (tom. i. lettre xxiii. p. 274 – 290,) and a narrative of the exposition of St. Louis, (xxv. p. 306 – 350.)]

    [Footnote 98: For the ransom of St. Louis, a million of byzants was asked and granted; but the sultan’s generosity reduced that sum to 800,000 byzants, which are valued by Joinville at 400,000 French livres of his own time, and expressed by Matthew Paris by 100,000 marks of silver, (Ducange, Dissertation xx. sur Joinville.)]

    [Footnote 99: The idea of the emirs to choose Louis for their sultan is seriously attested by Joinville, (p. 77, 78,) and does not appear to me so absurd as to M. d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86, 387.) The Mamalukes themselves were strangers, rebels, and equals: they had felt his valor, they hoped his conversion; and such a motion, which was not seconded, might be made, perhaps by a secret Christian in their tumultuous assembly.

    Note: Wilken, vol. vii. p. 257, thinks the proposi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ade in earnest. – M.]

    The memory of his defeat excited Louis, after sixteen years

    of wisdom and repose, to undertake the seventh and last of the crusades. His finances were restore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a new generation of warriors had arisen, and he advanced with fresh confidence at the head of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The loss of Antioch had provoked the enterprise; a wild hope of baptizing the king of Tunis tempted him to steer for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report of an immense treasure reconciled his troops to the delay of their voyage to the Holy Land. Instead of a proselyte, he found a siege: the French panted and died on the burning sands: St. Louis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no sooner had he closed his eyes, than his son and successor gave the signal of

    the retreat. ^100 “It is thus,” says a lively writer, “that a Christian king died near the ruins of Carthage, waging war against the sectaries of Mahomet, in a land to which Dido had introduced the deities of Syria.” ^101

    [Footnote 100: See the expedition in the annals of St. Louis, by William de Nangis, p. 270 – 287; and the Arabic extracts, p. 545, 555, of the Louvre edition of Joinville.]

    [Footnote 101: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91.]

    A more unjust and absurd constitution cannot be devised than

    that which condemns the natives of a country to perpetual servitude, under the arbitrary dominion of strangers and slaves. Yet such has been the state of Egypt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The most illustrious sultans of the Baharite and Borgite dynasties ^102 were themselves promoted from the Tartar and Circassian bands; and the four-and-twenty beys, or military chiefs, have ever been succeeded, not by their sons, but by their servants. They produce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ir liberties, the treaty of Selim the First with the republic: ^103 and the Othman emperor still accepts from Egypt a slight acknowledgment of tribute and subjection. With some breathing intervals of peace and order, the two dynasties are marked as a period of rapine and bloodshed: ^104 but their throne, however shaken, reposed on the two pillar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their sway extended over Egypt, Nubia, Arabia, and Syria: their Mamalukes were multiplied from eight hundred to twen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increased by a provincial militia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and the occasional aid of sixty-six thousand Arabs. ^105 Princes of such power and spirit could not long endure on their coast a hostile and independent nation; and if the ruin of the Franks was postponed about forty years,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cares of an unsettled reign, to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and to the occasional aid of some warlike pilgrims. Among these, the English reader will observe the name of our first Edward, who assumed the cross

    in the lifetime of his father Henry. At the head of a thousand soldier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Wales and Scotland delivered Acre from a siege; marched as far as Nazareth with an army of nine thousand men; emulated the fame of his uncle Richard; extorted, by his valor, a ten years’ truce; ^* and escaped, with a dangerous wound, from the dagger of a fanatic assassin. ^106 ^! Antioch, ^107 whose situation had been less exposed to the calamities of the holy war, was finally occupied and ruined by Bondocdar, or Bibars, sultan of Egypt and Syria; the Latin principality was extinguished; and the first seat of the Christian name was dispeopled by the slaughter of seventeen, and the captivit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her inhabitants. The maritime towns of Laodicea, Gabala, Tripoli, Berytus, Sidon, Tyre and Jaffa, and the stronger castles of the Hospitallers and Templars,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whole existence of the Franks was confined to the city and colony of St. John of Acre, which is sometimes described by the more classic title of Ptolemais. [Footnote 102: The chronology of the two dynasties of Mamalukes, the Baharites, Turks or Tartars of Kipzak, and the Borgites, Circassians, is given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6 – 31) and De Guignes (tom. i. p. 264 – 270;) their history from Abulfeda, Macrizi, &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by the same M. De Guignes, (tom. iv. p. 110 – 328.)] [Footnote 103: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i. lettre xv. p. 189 – 208. I much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copy; yet it is true, that Sultan Selim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the Circassians or Mamalukes of Egypt, and left them in possession of arms, riches, and power. See a new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composed in Egypt, and translated by M. Digeon, (tom. i. p. 55 – 58, Paris, 1781,) a curious, authentic, and national history.] [Footnote 104: Si totum quo regnum occuparunt tempus respicias, praesertim quod fini propius, reperies illud bellis, pugnis, injuriis, ac rapinis refertum, (Al Jannabi, apud Pocock, p. 31.) The reign of Mohammed (A.D. 1311 – 1341) affords a happy exception, (De Guignes, tom. iv. p. 208 – 210.)] [Footnote 105: They are now reduced to 8500: but the expense of each Mamaluke may be rated at a hundred louis: and Egypt

    groans under the avarice and insolence of these strangers, (Voyages de Volney, tom. i. p. 89 – 187.)] [Footnote *: Gibbon colors rather highly the success of Edward. Wilken is more accurate vol. vii. p. 593, &c. – M.]

    [Footnote 106: See Cart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 p. 165 – 175,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Thomas Wikes and Walter Hemingford, (l. iii. c. 34, 35,) in Gale’s Collection, tom. ii. p. 97, 589 – 592.) They are both ignorant of the princess Eleanor’s piety in sucking the poisoned wound, and saving her husband at the risk of her own life.]

    [Footnote !: The sultan Bibars was concerned in this attempt at assassination Wilken, vol. vii. p. 602. Ptolemaeus Lucensis is the earliest authority for the devotion of Eleanora. Ibid. 605. – M.]

    [Footnote 107: Sanutus, Secret. Fidelium Crucis, 1. iii. p. xii. c. 9, an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143,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Acre, ^108 which is distant

    about seventy miles, became the metropolis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and was adorned with strong and stately buildings, with aqueducts, an artificial port, and a double wall. The popul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incessant streams of pilgrims and fugitives: in the pauses of hostility the trade of the East and West was attracted to this convenient station; and the market could offer the produce of every clime and the interpreters of every tongue. But in this conflux of nations, every vice was propagated and practised: of all the disciples of Jesus and Mahomet, the male and female inhabitants of Acre were esteemed the most corrupt; nor could the abuse of religion be corrected by the discipline of law. The city had many sovereigns, and no government. The kings of Jerusalem and Cyprus, of the house of Lusignan, the princes of Antioch, the counts of Tripoli and Sidon,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hospital, the temple, and the Teutonic order,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the pope’s legat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an independent command: seventeen tribunals exercised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every criminal was protected in the adjacent quarter; and the perpetual jealousy of the nations often burst forth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Some adventurers, who disgraced the ensign of the cross, compensated their want of pay by the plunder of the Mahometan villages: nineteen Syrian merchants, who traded under the public faith, were despoiled and hang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enial of satisfaction justified the arms of the sultan Khalil. He marched against Acre,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his train of artillery (if I may use the word) was numerous and weighty: the separate timbers of a single engine were transported in one hundred wagons; and the royal historian Abulfeda, who served with the troops of Hamah, was himself a spectator of the holy war. Whatever might be the vices of the Franks, their courage was rekindled by enthusiasm and despair; but they were torn by the discord of seventeen chiefs, and overwhelmed on all sides by the powers of the sultan. After a siege of thirty three days, the double wall was forced by the Moslems; the principal tower yielded to their engines; the Mamaluke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the city was stormed; and death or slavery was the lo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The convent, or rather fortress, of the Templars resisted three days longer; but the great master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nd, of five hundred knights, only ten were left alive, less happy than the victims of the sword, if they lived to suffer on a scaffold, in the unjust and cruel proscription of the whole orde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atriarch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ffected their retreat to the shore; but the sea was rough, the vessels were insufficient; and great numbers of the fugitives were drowned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the Isle of Cyprus, which might comfort Lusignan for the loss of Palestine. By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the churche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e Latin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 motive of avarice or fear still opened the holy sepulchre to some devout and defenceless pilgrims; and a mournful and solitary silence prevailed along the coast which had so long resounded with the world’s debate. ^109 [Footnote 108: The state of Acre is

    represented in all the chronicles of te times, and most accurately in John Villani, l. vii. c. 144, in Muratoru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337, 338.]

    [Footnote 109: See the final expulsion of the Franks, in Sanutus, l. iii. p. xii. c. 11 – 22; Abulfeda, Macrizi, &c., in De Guignes, tom. iv. p. 162, 164; and Vertot, tom. i. l. iii. p. 307 – 428.

    Note: After these chapters of Gibbon, the masterly prize

    composition, “Essai sur ‘Influence des Croisades sur l’Europe, par A H. L. Heeren: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Charles Villars, Paris, 1808,’ or the original German, in Heeren’s “Vermischte Schriften,” may be read with great advantage.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 Isaac Angelus Dethroned By His Brother Alexius. – Origin Of The Fourth Crusade. – Alliance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ith The Son Of Isaac. – Their Naval Expedition To Constantinople. – The Two Sieges And Final Conquest Of The City By The Latin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by Charlemagne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separat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1 A religious and national animosity still divides the two largest communion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by alienating her most useful allies, and provoking her most dangerous enemies, has precipitat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Footnote 1: In the successive centuries, from the ixth to the xviiith, Mosheim traces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with learning, clearness, and impartiality; the filioque (Institut. Hist. Eccles. p. 277,) Leo III. p. 303 Photius, p. 307, 308. Michael Cerularius, p. 370, 371, &c.]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History,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for the Latins has been often visible and conspicuous. It wa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the disdain of servitude, inflamed, after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by the pride of equality or dominion; and finally exasperated by the preference which their rebellious subjects had given to the alliance of the Franks. In every age the Greeks were proud of their superiority in profane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they had first received the light of Christianity; they had pronounced the decrees of the seven general councils; they alone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Scripture and philosophy; nor should the Barbarians, immers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West, ^2 presume to argue on the high and mysterious question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Those Barbarians despised in then turn the restless and subtile levity of the Orientals, the authors of every heresy; and blessed their own simplicity, which was content to hold the tradition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Ye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synods of Spain, and afterwards of France, improved or corrupted the Nicene creed, on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3 In the long controversies of the East, the nature and generation of the Christ had been scrupulously defined; and the well-known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seemed to convey a faint image to the human mind. The idea of birth was less analogous to the Holy Spirit, who, instead of a divine gift or attribute, was considered by the Catholics as a substance, a person, a god; he was not begotten, but in the orthodox style he proceeded. Did he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lone, perhaps by the Son?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first of these opinions was asserted by the Greeks, the second by the Latins; and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of the word filioque, kindled the flame of discord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the Gallic churches. In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s the Roman pontiffs affected a character of neutrality and moderation: ^4 they condemned the innovation, but they acquiesced in the sentiment, of their Transalpine brethren: they seemed desirous of casting a veil of silence and charity over the superfluous research; an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magne and Leo the Third, the pope assumes the liberality of a statesman, and the prince descends to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a priest. ^5 But the

    orthodoxy of Rome spontaneously obeyed the impulse of the temporal policy; and the filioque, which Leo wished to erase, was transcribed in the symbol and chanted in the liturgy of the Vatican. The Nicene and Athanasian creeds are held as the Catholic faith, without which none can be saved; and both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must now sustain and return the anathemas of the Greeks, who deny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Son, as well as from the Father. Such articles of faith are not susceptible of treaty; but the rules of discipline will vary in remote and independent churches; and the reason, even of divines, might allow, that the difference is inevitable and harmless. The craft or superstition of Rome has imposed on her priests and deacons the rigid obligation of celibacy; among the Greeks it is confined to the bishops; the loss is compensated by dignity or annihilated by age; and the parochial clergy, the papas, enjoy the conjugal society of the wives whom they have married before their entrance into holy order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Azyms was fiercely debat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ucharist was supposed in the East and West to depend on the use of leavened or unleavened bread. Shall I mention in a serious history the furious reproaches that were urged against the Latins, who for a long while remained on the defensive? They neglected to abstain,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al decree,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blood: they fasted (a Jewish observance!) on the Saturday of each week: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Lent they permitted the use of milk and cheese; ^6 their infirm monks were indulged in the taste of flesh; and animal grease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want of vegetable oil: the holy chrism or unction in baptism was reserved to the episcopal order: the bishops, as the bridegrooms of their churches, were decorated with rings; their priests shaved their faces, and baptized by a single immersion. Such were the crimes which provoked the zeal of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hich were justified with equal zeal by the doctors of the Latin church. ^7

    [Footnote 2: (Phot. Epist. p. 47, edit. Montacut.) The Oriental patriarch continues to apply the images of thunder, earthquake, hail, wild boar, precursors of Antichrist, &c., &c.]

    [Footnote 3: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is discussed in the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controversial sense, or nonsense, by the Jesuit Petavius. (Dogmata Theologica, tom. ii. l. vii. p. 362 – 440.)]

    [Footnote 4: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he placed two shields of the weight of 94 1/2 pounds of pure silver; on which he inscribed the text of both creeds, (utroque symbolo,) pro amore et cautela orthodoxae fidei, (Anastas. in Leon.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ars. i. p. 208.) His language most clearly proves, that neither the filioque, nor the Athanasian creed were received at Rome about the year 830.]

    [Footnote 5: The Missi of Charlemagne pressed him to declare, that all who rejected the filioque, or at least the doctrine, must be damned. All, replies the pope, are not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altiora mysteria qui potuerit, et non voluerit, salvus esse non potest, (Collect. Concil. tom. ix. p. 277 – 286.) The potuerit would leave a large loophole of salvation!] [Footnote 6: In France, after some harsher laws, the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s now relaxed: milk, cheese, and butter, are become a perpetual, and eggs an annual, indulgence in Lent,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i. p. 27 – 38.)] [Footnote 7: The original monuments of the schism, of the charges of the Greeks against the Latins, are deposited in the epistles of Photius, (Epist Encyclica, ii. p. 47 – 61,) and of Michael Cerularius,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ii. p. i. p. 281 – 324, edit. Basnage, with the prolix answer of Cardinal Humbert.)]

    Bigotry and national aversion are powerful magnifiers of

    every object of dispute; but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may be traced in the emulation of the leading prelates, who maintained the supremacy of the old metropolis superior to all, and of the reigning capital, inferior to none, in the Christian worl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Photius, ^8 an ambitious layman, the captain of the guards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promoted by merit and favor to the more desirable office of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science, even ecclesiastical science, he surpassed the clergy of the age; and the purity of his morals has never been impeached: but his ordination was hasty, his rise was irregular; and Ignatius, his abdicated predecessor, was yet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compassion and the obstinacy of his adherents. They appealed to the tribunal of Nicholas the First, one of the proudest and most aspiring of the Roman pontiffs, who embraced the welcome opportunity of judging and condemning his rival of the East. Their quarrel was embittered by a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king and nation of the Bulgarians; nor was their recent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of much avail to either prelate, unless he could number the proselytes among the subjects of his power. With the aid of his court the Greek patriarch was victorious; but in the furious contest he deposed in his tur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involved the Latin church in the reproach of heresy and schism. Photius sacrifice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o a short and precarious reign: he fell with his patron, the Caesar Bardas; and Basil the Macedonian performed an act of justice in the restoration of Ignatius, whose age and dignity had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spected. From his monastery, or prison, Photius solicited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by pathetic complaints and artful flattery; and the eyes of his rival were scarcely closed, when he was again restor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e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courts and the ingratitude of a royal pupil: the patriarch was again deposed, and in his last solitary hours he might regret the freedom of a secular and studious life. In each revolution, the breath, the nod, of the sovereign had been accepted by a submissive clergy; and a synod of three hundred bishops was always prepared to hail the triumph, or to stigmatize the fall, of the holy, or the execrable, Photius. ^9 By a delusive promise of succor or reward, the popes were tempted to countenance these various proceedings; and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atified by their epistles or legates. But the court and the people, Ignatius and Photius,

    were equally adverse to their claims; their ministers were insulted or imprisoned;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as forgotten; Bulgaria was forever annex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the schism was prolonged by their rigid censure of all the multiplied ordinations of an irregular patriarch. The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suspended the intercourse, without reconciling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But when the Norman sword restored the churches of Apulia to the jurisdiction of Rome, the departing flock was warned, by a petulant epistle of the Greek patriarch, to avoid and abhor the errors of the Latins.

    The rising majesty of Rome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e insolence of a rebel; and Michael Cerularius was excommunicated in the hea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ope’s legates. Shaking the dust from their feet, they deposited on the altar of St. Sophia a direful anathema, ^10 which enumerates the seven mortal heresies of the Greeks, and devotes the guilty teachers, and their unhappy sectaries, to the eternal society of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According to the emergencie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as some times resumed; the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concord was sometimes affected; but the Greeks have never recanted their errors; the popes have never repealed their sentence; and from this thunderbolt we may date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schism. It was enlarged by each ambitious step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 emperors blushed and trembled at the ignominious fate of their royal brethren of Germany; and the people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power and military life of the Latin clergy. ^11

    [Footnote 8: The xth volume of the Venice edition of the Councils contains all the acts of the synods, and history of Photius: they are abridged, with a faint tinge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by Dupin and Fleury.] [Footnote 9: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held in the year 869, is the viiith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the last assembly of the East which is recognized by the Roman church. She rejects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years 867 and 879,

    which were, however, equally numerous and noisy; but they were favorable to Photius.]

    [Footnote 10: See this anathema in the Councils, tom. xi. p. 1457 – 1460.] [Footnote 11: Anna Comnena (Alexiad, l. i. p. 31 – 33) represents the abhorrence, not only of the church, but of the palace, for Gregory VII., the popes and the Latin communion. The style of Cinnamus and Nicetas is still more vehement. Yet how calm is the voice of history compared with that of polemics!]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nourished and

    manifested in the three first expeditions to the Holy Land. Alexius Comnenus contrived the absence at least of the formidable pilgrims: his successors, Manuel and Isaac Angelus, conspired with the Moslems for the ruin of the greatest princes of the Franks; and their crooked and malignant policy was seconded by the active and voluntary obedience of every order of their subjects. Of this hostile temper, a large portion may doubtless be ascribed to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dress, and manners, which severs and alienates the nations of the globe. The pride, as well as the prudence, of the sovereign was deeply wounded by the intrusion of foreign armies, that claimed a right of traversing his dominions, and passing under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subjects were insulted and plundered by the rude strangers of the West: and the hatred of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was sharpened by secret envy of the bold and pious enterprises of the Franks. But these profane causes of national enmity were fortified and inflamed by the venom of religious zeal. Instead of a kind embrace, a hospitable reception from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of the East, every tongue was taught to repeat the names of schismatic and heretic, more odious to an orthodox ear than those of pagan and infidel: instead of being loved for the general conformity of faith and worship, they were abhorred for some rules of discipline, some questions of theology, in which themselves or their teachers might differ

    from the Oriental church. In the crusade of Louis the Seventh, the Greek clergy washed and purified the altars which had been defiled by the sacrifice of a French priest. The companions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plore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endured, both in word and deed, from the peculiar rancor of the bishops and monks. Their prayers and sermons excited the people against the impious Barbarians; and the patriarch is accused of declaring, that the faithful might obtain the redemption of all their sins by the extirpation of the schismatics. ^12 An enthusiast, named Dorotheus, alarmed the fears, and restor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by a prophetic assurance, that the German heretic, after assaulting the gate of Blachernes, would be made a signal example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The passage of these mighty armies were rare and perilous events; but the crusades introduced a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ch enlarged their knowledge without abating their prejudices.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Constantinople demanded the productions of every climate these imports were balanced by the art and labor of her numerous inhabitants; her situation invites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in every period of her existence, that commerce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After the decline of Amalphi, the Venetians, Pisans, and Genoese, introduced their factories and settlements into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ir services were rewarded with honors and immunities; they acquired the possession of lands and houses; their families were multiplied by marriages with the natives; and, after the toleration of a Mahometan mosque, it was impossible to interdict the churches of the Roman rite. ^13 The two wives of Manuel Comnenus ^14 were of the race of the Franks: the first, a sister-in-law of the emperor Conrad; the second, a daughter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he obtained for his son Alexius a daughter of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and he bestowed his own daughter on a marquis of Montferrat, who was educated and dignified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ncountered the arms, and aspired to the empire, of the West: he esteemed the valor, and trusted the fidelity, of the Franks; ^15 their military talents were unfitly recompensed by

    the lucrative offices of judges and treasures; the policy of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ope; and the popular voice accused him of a partial bias to the n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Latins. ^16 During his reign,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 Alexius, they were exposed at Constantinople to the reproach of foreigners, heretics, and favorites; and this triple guilt was severely expiated in the tumult, which announced the return and elevation of Andronicus. ^17 The people rose in arms: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 tyrant despatched his troops and galleys to assist the national revenge; and the hopeless resistance of the strangers served only to justify the rage, and sharpen the daggers, of the assassins.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the ties of friendship or kindred, could save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hatred, and avarice, and religious zeal; the Latins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houses and in the streets; their quarter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clergy were burnt in their churches, and the sick in their hospitals;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 slain from the clemency which sold above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in perpetual slavery to the Turks. The priests and monks were the loudest and most activ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chismatics; and they chanted a thanksgiving to the Lord, when the head of a Roman cardinal, the pope’s legate, was severed from his body, fastened to the tail of a dog, and dragged, with savage mockery, through the city. The more diligent of the strangers had retreated, on the first alarm, to their vessels, and escap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from the scene of blood. In their flight, they burnt and ravaged two hundred miles of the sea-coast; inflicted a severe revenge on the guiltless subjects of the empire; marked the priests and monks as their peculiar enemies; and compensat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lunder, the loss of their property and friends. On their return, they exposed to Italy and Europe the wealth and weakness, the perfidy and malice, of the Greeks, whose vices were painted as the genuine characters of heresy and schism. The scruples of the first crusaders had neglect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ies of securing, by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way to the Holy Land: domestic revolution invited, and almost compell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His anonymous historian (de Expedit. Asiat. Fred. I. in Canisii Lection. Antiq. tom. iii. pars ii. p. 511, edit. Basnage) mentions the sermons of the Greek patriarch, quomodo Graecis injunxerat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peregrinos occidere et delere de terra. Tagino observes, (in Scriptores Freher. tom. i. p. 409, edit. Struv.,) Graeci haereticos nos appellant: clerici et monachi dictis et factis persequuntur. We may ad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peror Baldwin fifteen years afterwards: Haec est (gens) quae Latinos omnes non hominum nomine, sed canum dignabatur; quorum sanguinem effundere pene inter merita reputabant,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536.) There may be some exaggeration, but it was as effectual for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hatred.] [Footnote 13: See Anna Comnena, (Alexiad, l. vi. p. 161, 162,) and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Nicetas, (in Manuel, l. v. c. 9,) who observes of the Venetians, &c.]

    [Footnote 14: Ducange, Fam. Byzant. p. 186, 187.]

    [Footnote 15: Nicetas in Manuel. l. vii. c. 2. Regnante enim (Manuele) . . apud eum tantam Latinus populus repererat gratiam ut neglectis Graeculis suis tanquam viris mollibus et effoeminatis, . . . . solis Latinis grandia committeret negotia . . . . erga eos profusa liberalitate abundabat . . . . ex omni orbe ad eum tanquam ad benefactorem nobiles et ignobiles concurrebant. Willelm. Tyr. xxii. c. 10.]

    [Footnote 16: The suspicions of the Greeks would have been confirmed, if they had seen the political epistles of Manuel to Pope Alexander III., the enemy of his enemy Frederic I., in which the emperor declares his wish of uniting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one flock under one shephero, &c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 p. 187, 213, 243.)]

    [Footnote 17: See the Greek and Latin narratives in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c. 10) and William of Tyre, (l. xxii. c. 10, 11, 12, 13;) the first soft and concise, the second loud, copious, and tragical.]

    In the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I have exhibited the

    hypocrisy and ambition, the tyranny and fall, of Andronicus, the last male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who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revolution, which cast him headlong from the throne, saved and exalted Isaac Angelus, ^18 who descended by the females from the same Imperial dynasty. The successor of a second Nero might have found it an easy task to deserve the esteem and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they sometimes had reason to regre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dronicus. The sound and vigorous mind of the tyrant was 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hile he was feared by all who could inspire him with fear, the unsuspected people, and the remote provinces, might bless the inexorable justice of their master. But his successor was vain and jealous of the supreme power, which he wanted courage and abilities to exercise: his vices were pernicious, his virtues (if he possessed any virtues) were useless, to mankind; and the Greeks, who imputed their calamities to his negligence, denied him the merit of any transient or accidental benefits of the times. Isaac slept on the throne, and was awakened only by the sound of pleasure: his vacant hours were amused by comedians and buffoons, and even to these buffoons the emperor was an object of contempt: his feasts and buildings exceeded the examples of royal luxury: the number of his eunuchs and domestics amounted to twenty thousand; and a daily sum of four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would swell to four millions sterling the annual expense of his household and table. His poverty was relieved by oppression; and the public discontent was inflamed by equal abus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venue. While the Greeks numbered the days of their servitude, a flattering prophet, whom he rewarded with the dignity of patriarch, assured him of a long and victorious reign of thirty-two years; during which he should extend his sway to Mount Libanus, and his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But his only step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was a splendid and scandalous embassy to Saladin, ^19 to

    dem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o propose a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league with the enemy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se unworthy hands, of Isaac and his brother, the remains of the Greek empire crumbled into dust. The Island of Cyprus, whose name excites the ideas of elegance and pleasure, was usurped by his namesake, a Comnenian prince; and by a strange concatenation of events, the sword of our English Richard bestowed that kingdom on the house of Lusignan, a rich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Jerusalem.

    [Footnote 18: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Isaac Angelus is composed, in three books, by the senator Nicetas, (p. 228 – 290;) and his offices of logothete, or principal secretary, and judge of the veil or palace, could not brib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an. He wrote, it is true, after the fall and death of his benefactor.]

    [Footnote 19: See Bohadin, Vit. Saladin. p. 129 – 131, 226, vers. Schultens. The ambassador of Isaac was equally versed in the Greek, French, and Arabic languages; a rare instance in those times. His embassies were received with honor, dismissed without effect, and reported with scandal in the West.]

    The honor of the monarchy and the safety of the capital were

    deeply wounded by the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Since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Basil, they had supported, above a hundred and seventy years, the loose domin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but no effectual measures had been adopted to impose the yoke of laws and manners on these savage tribes. By the command of Isaac, their sol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ir flocks and herds, were driven away,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pomp of the royal nuptials; and their fierce warriors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denial of equal rank and pay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Peter and Asan, two powerful chiefs, of the race of the ancient kings, ^20 asserted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freedom; their

    daemoniac impostors proclaimed to the crowd, that their glorious patron St. Demetrius had forever desert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s; and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o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After some faint efforts, Isaac Angelus and his brother acquiesced in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 Imperial troops were soon discouraged by the bones of their fellow-soldiers, that were scattered along the passes of Mount Haemus. By the arms and policy of John or Joannices, the second kingdom of Bulgaria wa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subtle Barbarian sent an embassy to Innocent the Third, to acknowledge himself a genuine son of Rome in descent and religion, ^21 and humbly received from the pope the license of coining money, the royal title, and a Latin archbishop or patriarch. The Vatican exulted in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Bulgaria,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schism; and if the Greeks could have preserve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hurch, they would gladly have resigned the rights of the monarchy.

    [Footnote 20: Ducange, Familiae, Dalmaticae, p. 318, 319, 320. Th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Bulgarian king and the Roman pontiff is inscribed in the Gesta Innocent. III. c. 66 – 82, p. 513 – 525.]

    [Footnote 21: The pope acknowledges his pedigree, a nobili urbis Romae prosapia genitores tui originem traxerunt. This tradition, and the strong resemblance of the Latin and Walachian idioms, is explained by M. D’Anville, (Etats de l’Europe, p. 258 – 262.) The Italian colonies of the Dacia of Trajan were swept away by the tide of emigration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and brought back by another wave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Possible, but strange!]

    The Bulgarians were malicious enough to pray for the long

    life of Isaac Angelus, the surest pledge of thei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Yet their chiefs could involve in the same indiscriminate contempt the family and nation of the emperor. “In all the Greeks,” said Asan to his troops, “the same climate,

    and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will be productive of the same fruits. Behold my lance,” continued the warrior, “and the long streamers that float in the wind. They differ only in color; they are formed of the same silk, and fashioned by the same workman; nor has the stripe that is stained in purple any superior price or value above its fellows.” ^22 Several of these candidates for the purple successively rose and fell under the empire of Isaac; a general, who had repelled the fleets of Sicily, was driven to revolt and ruin by the ingratitude of the prince; and his luxuriou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secret conspiracies and popular insurrections. The emperor was saved by accident, or the merit of his servants: he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an ambitious brother, who, for the hope of a precarious diadem, forgot the obligations of nature, of loyalty, and of friendship. ^23 While Isaac in the Thracian valleys pursued the idle and solitary pleasures of the chase, his brother, Alexius Angel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y the unanimous suffrage of the camp; the capital and the clergy subscribed to their choice; and the vanity of the new sovereign rejected the name of his fathers for the lofty and royal appellation of the Comnenian race. On the despicable character of Isaac I have exhausted the language of contempt, and can only add,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the baser Alexius ^24 was supported by the masculine vices of his wife Euphrosyne.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fall was conveyed to the late emperor by the hostile aspect and pursuit of the guards, no longer his own: he fled before them above fifty miles, as far as Stagyra, in Macedonia; but the fugitive, without an object or a follower, was arrested, brought back to Constantinople, deprived of his eyes, and confined in a lonesome tower, on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and water. At the moment of the revolution, his son Alexius, whom he educated in the hope of empire, was twelve years of age. He was spared by the usurper, and reduced to attend his triumph both in peace and war; but as the army was encamped on the sea-shore, an Italian vessel facilitated the escape of the royal youth; and, in the disguise of a common sailor, he eluded the search of his enemies, passed the Hellespont, and found a secure refuge in the Isle of Sicily. After saluting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nd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lexius accepted the kind invitation of his sister Irene, the wife of Philip of Swabia, king of the Romans. But in his passage through Italy, he heard that the flower of Western chivalry was assembled at Venice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a ray of hope was kindled in his bosom, that their invincible swords might be employed in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Footnote 22: This parable is in the best savage style; but I wish the Walach had not introduced the classic name of Mysians, the experiment of the magnet or loadstone, and the passage of an old comic poet,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 p. 299, 300.)]

    [Footnote 23: The Latins aggravate the ingratitude of Alexius, by supposing that he had been released by his brother Isaac from Turkish captivity This pathetic tale had doubtless been repeated at Venice and Zara but I do not readily discover its grounds i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24: See the reign of Alexius Angelus, or Comnenus, in the three books of Nicetas, p. 291 – 352.]

    About ten or twelve year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nobles of France were again summoned to the holy war by the voice of a third prophet, less extravagant, perhaps, than Peter the hermit, but far below St. Bernard in the merit of an orator and a statesman. An illiterate priest of the neighborhood of Paris, Fulk of Neuilly, ^25 forsook his parochial duty, to assume the more flattering character of a popular and itinerant missionary. The fame of his sanctity and miracles was spread over the land; he declaimed, with severity and vehemence, against the vices of the age; and his sermons, which he preached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converted the robbers, the usurers, the prostitutes, and even the doctors and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No sooner did Innocent the Third ascend the chair of St. Peter, than he proclaimed in Italy, Germany, and France, the obligation of a new crusade.

    ^26 The eloquent pontiff described the ruin of Jerusalem,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shame of Christendom; his liberality proposed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all who should serve in Palestine, either a year in person, or two years by a substitute; ^27 and among his legates and orators who blew the sacred trumpet, Fulk of Neuilly was the loudest and most successful. The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monarchs was averse to the pious summons.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a child; and his kingdom of Germany was disputed by the rival houses of Brunswick and Swabia, the memorabl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Philip Augustus of France had performed, and could not be persuaded to renew, the perilous vow; but as he was not less ambitious of praise than of power, he cheerfully instituted a perpetual fun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Richard of England was satiated with the glory and misfortunes of his first adventure; and he presumed to deride the exhortations of Fulk of Neuilly, who was not abashed in the presence of kings. “You advise me,” said Plantagenet, “to dismiss my three daughters, pride, avarice, and incontinence: I bequeath them to the most deserving; my pride to the knights templars, my avarice to the monks of Cisteaux, and my incontinence to the prelates.” But the preacher was heard and obeyed by the great vassals,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and Theobald, or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as the foremost in the holy race. The valiant youth,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years, was encouraged by the domestic examples of his father, who marched in the second crusade, and of his elder brother, who had ended his days in Palestine with the title of King of Jerusalem; two thousand two hundred knights owed service and homage to his peerage; ^28 the nobles of Champagne excelled in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29 and,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Navarre, Thibaut could draw a band of hardy Gascon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His companion in arms was Louis, count of Blois and Chartres; like himself of regal lineage, for both the princes were nephews,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a crowd of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imitated their zeal, I distinguish the birth and merit of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famous Simon of Montfort, the scourge of the Albigeois; and a valiant noble,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30 marshal of Champagne, ^31 who has condescended, in the rude idiom of his age and country, ^32 to write or dictate ^33 an original narrative of the councils and actions in which he bore a memorable part. At the same tim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who had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ibaut, assumed the cross at Bruges, with his brother Henry, and the principal knights and citizens of that rich and industrious province. ^34 The vow which the chiefs had pronounced in churches, they ratified in tournaments; the operations of the war were debated in full and frequent assemblies; and it was resolved to seek the deliverance of Palestine in Egypt, a country, since Saladin’s death, which was almost ruined by famine and civil war.

    But the fate of so many royal armies displayed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 land expedition; and if the Flemings dwelt along the ocean, the French barons were destitute of ships and ignorant of navigation. They embraced the wise resolution of choosing six deputi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whom Villehardouin was one, with a discretionary trust to direct the motions, and to pledge the faith, of the whole confederac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Italy were alone possessed of the means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warriors with their arms and horses; and the six deputies proceeded to Venice, to solicit, on motives of piety or interest, the aid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Footnote 25: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26, &c., and Villehardouin, No. 1,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which I always mean to quote with the original text.]

    [Footnote 26: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Pope Innocent III., published by Baluze and Muratori,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486 – 568, is most valuable for the important and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are inserted in the text. The bull of the crusade may be read, c. 84, 85.] [Footnote 27: Por-ce que cil pardon, fut issi gran, si s’en esmeurent mult licuers des genz, et mult s’en croisierent, porce que li pardons ere su gran. Villehardouin, No. 1. Our

    philosophers may refine on the causes of the crusades, but such were the genuine feelings of a French knight.] [Footnote 28: This number of fiefs (of which 1800 owed liege homage) was enrolled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at Troyes, and attested A.D. 1213, by the marshal and butler of Champagne, (Ducange, Observ. p. 254.)] [Footnote 29: Campania . . . . militiae privilegio singularius excellit . . . . in tyrociniis . . . . prolusione armorum, &c., Duncage, p. 249, from the old Chronicle of Jerusalem, A.D. 1177 – 1199.]

    [Footnote 30: The name of Villehardouin was taken from a village and castle in the diocese of Troyes, near the River Aube, between Bar and Arcis. The family was ancient and noble; the elder branch of our historian existed after the year 1400, the younger, which acquired the principality of Achaia, merged in the house of Savoy, (Ducange, p. 235 – 245.)]

    [Footnote 31: This office was held by his father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Ducange has not hunted it with his usual sagacity. I find that, in the year 1356, it was in the family of Conflans; but these provincial have been long since eclipsed by the national marshals of France.]

    [Footnote 32: This language, of which I shall produce some specimens, is explained by Vigenere and Ducange, in a version and glossary. The president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i. p. 83) gives it as the example of a language which has ceased to be French, and is understood only by grammarians.]

    [Footnote 33: His age, and his own expression, moi qui ceste oeuvre dicta. (No. 62, &c.,) may justify the suspicion (more probable than Mr. Wood’s on Homer) that he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Yet Champagne may boast of the two first historians, the noble authors of French prose, 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le.]

    [Footnote 34: The crusade and reigns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aldwin and his brother Henry, are the subject of a particular history by the Jesuit Doutremens, (Constantinopolis

    Belgica; Turnaci, 1638, in 4to.,) which I have only seen with the eyes of Ducange.]

    In the invasion of Italy by Attila, I have mentioned ^35 the

    flight of the Venetians from the fallen cities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ir obscure shelter in the chain of islands that line the extremity of the Adriatic Gulf.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free, indigent, laborious, and inaccessible, they gradually coalesced into a republic: the first foundations of Venice were laid in the Island of Rialto; and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twelve tribunes was superseded by the permanent office of a duke or doge.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he Venetians exult in the belief of primitive and perpetual independence. ^36 Against the Latins, their antique freedom has been asserted by the sword, and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pen. Charlemagne himself resigned all claims of sovereignty to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Gulf: his son Pepin was repulsed in the attacks of the lagunas or canals, too deep for the cavalry, and too shallow for the vessels; and in every age, under the German Caesars, the lands of the republic have been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kingdom of Italy. But the inhabitants of Venice were considered by themselves, by strangers, and by their sovereigns, as an inalienable por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37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 proofs of their subjection are numerous and unquestionable; and the vain titles, the servile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so ambitiously solicited by their dukes, would have degraded the magistrates of a free people. But the bands of this dependence, which was never absolute or rigid, were imperceptibly relaxed by the ambition of Venice an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Obedience was softened into respect, privilege ripened into prerogative, and the freedo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was fortifi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foreign dominion. The maritime cities of Istria and Dalmatia bowed to the sovereigns of the Adriatic; and when they armed against the Normans in the cause of Alexius, the emperor applied, not to the duty of his subjects, but to the gratitude and generosity of his faithful allies. The sea was their patrimony: ^38 the western pa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uscany to Gibraltar, were indeed abandoned to their rivals of Pisa and Genoa; but the Venetians acquired an early and lucrative share of the commerce of Greece and Egypt. Their riche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Europe; their manufactures of silk and glass, perhaps the institution of their bank, are of high antiquity; and they enjoyed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in the magnifice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o assert her flag, to avenge her injurie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republic could launch and man a fleet of a hundred galleys; an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Normans, were encountered by her naval arms. The Franks of Syria were assisted by the Venetians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sea coast; but their zeal was neither blind nor disinterested; and in the conquest of Tyre, they shared the sovereignty of a city, the first seat of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The policy of Venice was marked by the avarice of a trading, and the insolence of a maritime, power; yet her ambition was prudent: nor did she often forget that if armed galleys were the effect and safeguard, merchant vessels were the cause and supply, of her greatness. In her religion, she avoided the schisms of the Greeks, without yielding a servile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 free intercourse with the infidels of every clime appears to have allayed betimes the fever of superstition. Her primitive government was a loose mixture of democracy and monarchy; the doge was elected by the vot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s long as he was popular and successful, he reigned with the pomp and authority of a prince; but in the frequent revolutions of the state, he was deposed, or banished, or slain, by the justice or injustice of the multitude.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d the first rudiments of the wise and jealous aristocracy, which has reduced the doge to a pageant, and the people to a cipher. ^39

    [Footnote 35: History, &c., vol. iii. p. 446, 447.]

    [Footnote 36: The found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Venice, and Pepin’s invasion, are discussed by Pagi (Critica, tom. iii. A.D. 81), No. 4, &c.) and Beretti, (Dissert. Chorograph. Italiae Medii Aev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 p. 153.) The two critics have a

    slight bias, the Frenchman adverse, the Italian favorable, to the republic.]

    [Footnote 37: When the son of Charlemagne asserted his right of sovereignty, he was answered by the loyal Venetians, (Constantin. Porphyrogenit. de Administrat Imperii, pars ii. c. 28, p. 85;) and the report of the ixth establishes the fact of the xth century, which is confirmed by the embassy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The annual tribute, which the emperor allows them to pay to the king of Italy, alleviates, by doubling, their servitude; but the hateful word must be translated, as in the charter of 827, (Laugier, Hist. de Venice, tom. i. p. 67, &c.,) by the softer appellation of subditi, or fideles.]

    [Footnote 38: See the xxvth and xxxth dissertations of the Antiquitates Medii Aevi of Muratori. From Anderson’s History of Commerce, I understand that the Venetians did not trade to England before the year 1323. The most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ir wealth and commer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is agreeab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ubos,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443 – 480.)]

    [Footnote 39: The Venetians have been slow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history. Their most ancient monuments are, 1. The rude Chronicle (perhaps) of John Sagorninus, (Venezia, 1765, in octavo,) which represents the state and manners of Venice in the year 1008. 2. The larger history of the doge, (1342 – 1354,) Andrew Dandolo,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xiith tom. of Muratori, A.D. 1728. The History of Venice by the Abbe Laugier, (Paris, 1728,) is a work of some merit, which I have chiefly used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art.

    Note: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valuable work

    of Count Daru, “History de Venise,” of which I hear that an Italian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notes defensive of the ancient republic. I have not yet seen this work.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

    When the six ambassador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arrived at

    Venic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palace of St. Mark, by the reigning duke; his name was Henry Dandolo; ^40 and he shone in the last period of human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characters of the times. Under the weight of years, a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eyes, ^41 Dandolo retained a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a manly courage: the spirit of a hero, ambitious to signalize his reign by some memorable exploits; and the wisdom of a patriot, anxious to build his fame on the glory and advantage of his country. He praised the bold enthusiasm and liberal confidence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eputies: in such a cause, and with such associates, he should aspire, were he a private man, to terminate his life; but he was the servant of the republic, and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consult, on this arduous business, the judgment of his colleagues. The proposal of the French was first debated by the six sages who had been recently appointed to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oge: it was next disclosed to the forty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finally communicated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four hundred and fifty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annually chosen in the six quarters of the city. In peace and war, the doge was still the chief of the republic; his legal authority was supported by the personal reputation of Dandolo: his argu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were balanced and approved; and he was authorized to inform the ambassadors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42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crusaders should assemble at Venice, on the feast of St. John of the ensuing year; that flat-bottomed vessels should be prepared for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s, and nine thousand squires, with a number of ships sufficient for the embarkation of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hat during a term of nine months they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provisions, and transported to whatsoever coast the service of God and Christendom should require; and that the republic should join the armament with a squadron of fifty galleys. It was required, that the pilgrims should pay, before their departure, a sum of eighty-five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and that all conquests, by sea and land, should b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confederates. The terms were hard; but the emergency was pressing, and the French barons were not less profuse of money than of blood. A general assembly was convened to ratify the treaty: the stately chapel and place of St. Mark were filled with ten thousand citizens; and the noble deputies were taught a new lesson of humbli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majesty of the people. “Illustrious Venetians,” said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we are sent by the greatest and most powerful barons of France to implore the aid of the masters of the sea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They have enjoined us to fall prostrate at your feet; nor will we rise from the ground till you have promised to avenge with us the injuries of Christ.” The eloquence of their words and tears, ^43 their martial aspect, and suppliant attitude, were applauded by a universal shout; as it were, says Jeffrey, by the sound of an earthquake. The venerable doge ascended the pulpit to urge their request by those motives of honor and virtue, which alone can be offered to a popular assembly: the treaty was transcribed on parchment, attested with oaths and seals, mutually accepted by the weeping and joyful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and Venice; and despatched to Rome for the approba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Two thousand marks were borrowed of the merchants for the first expenses of the armament. Of the six deputies, two repassed the Alps to announce their success, while their four companions made a fruitless trial of the zeal and emulation of the republics of Genoa and Pisa. [Footnote 40: Henry Dandolo was eighty-four at his election, (A.D. 1192,) and ninety-seven at his death, (A.D. 1205.) See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sur Villehardouin, No. 204. But this extraordinary longevity is not observed by the original writers, nor does there exist another example of a hero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age. Theophrastus might afford an instance

    of a writer of ninety-nine; but instead of Prooem. ad Character.,)I am much inclined to read with his last editor Fischer, and the first thoughts of Casaubon.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hat the powers of the mind and body should support themselves till such a period of life.]

    [Footnote 41: The modern Venetians (Laugier, tom. ii. p. 119) accuse the emperor Manuel; but the calumny is refu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the older writers, who suppose that Dandolo lost his eyes by a wound, (No. 31, and Ducange.)

    Note: The accounts differ, both as to the extent and the

    cause of his blindness According to Villehardouin and others, the sight was totally lost; according to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Murat. tom. xii. p. 322,) he was vise debilis. See Wilken, vol. v. p. 143. – M.]

    [Footnote 42: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in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3 – 326.]

    [Footnote 43: A reader of Villehardouin must observe the frequent tears of the marshal and his brother knights. Sachiez que la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17;) mult plorant, (ibid;) mainte lerme ploree, (No. 34;) si orent mult pitie et plorerent mult durement, (No. 60;) i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202.) They weep on every occasion of grief, joy, or devotio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was still opposed by unforeseen

    difficulties and delays. The marshal, on his return to Troyes, was embraced and approved by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ho had been unanimously chosen general of the confederates. But the health of that valiant youth already declined, and soon became hopeless; and he deplored the untimely fate, which condemned him to expire, not in a field of battle, but on a bed of sickness. To his brave and numerous vassals, the dying prince distributed his treasures: they swore in his presence to accomplish his vow and their own; but some

    there were, says the marshal, who accepted his gifts and forfeited their words. The more resolut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held a parliament at Soissons for the election of a new general; but such was the incapacity, or jealousy, or reluctance, of the princes of France, that none could be found both able and willing to assume the conduct of the enterprise. They acquiesced in the choice of a stranger, of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descended of a race of heroes, and himself of conspicuous fame in the wars and negotiations of the times; ^44 nor could the piety or ambition of the Italian chief decline this honorable invitation. After visiting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was received as a friend and kinsman, the marquis, in the church of Soissons, was invested with the cross of a pilgrim and the staff of a general; and immediately repassed the Alps, to prepare for the distant expedition of the East. About the festival of the Pentecost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and marched towards Venice at the head of the Italians: he was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the counts of Flanders and Bloi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barons of Franc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swelled by the pilgrims of Germany, ^45 whose object and motives were similar to their own. The Venetians had fulfilled, and even surpassed, their engagements: stables were constructed for the horses, and barracks for the troops: the magazines were abundantly replenish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and the fleet of transports, ships, and galleys, was ready to hoist sail as soon as the republic had received the price of the freight and armament. But that price far exceeded the wealth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assembled at Venice. The Flemings, whose obedience to their count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had embarked in their vessels for the long navigation of the ocean and Mediterranean; and many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preferred a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passage from Marseilles and Apulia to the Holy Land. Each pilgrim might complain, that after he had furnished his own contribution, he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iciency of his absent brethren: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 of the chiefs, which they freely delivered to the treasury of St. Marks, was a generous but inadequate sacrifice; and after all their efforts,

    thirty-four thousand marks were still wanting to complete the stipulated sum. The obstacle was removed by the policy and patriotism of the doge, who proposed to the barons, that if they would join their arms in reducing some revolted cities of Dalmatia, he would expose his person in the holy war, and obtain from the republic a long indulgence, till some wealthy conquest should affor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 debt. After much scruple and hesitation, they chose rather to accept the offer than to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and the first hostilities of the fleet and army were directed against Zara, ^46 a strong city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hich had renounced its allegiance to Venice,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Hungary. ^47 The crusaders burst the chain or boom of the harbor; landed their horses, troops, and military engines; and compelled the inhabitants, after a defence of five days, to surrender at discretion: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ut the revolt was punished by the pillage of their houses and the demolition of their wall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resolved to pass the winter in a secure harbor and plentiful country; but their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national and tumultuous quarrels of the soldiers and mariners. The conquest of Zara had scattered the seeds of discord and scandal: the arms of the allies had been stained in their outset with the blood, not of infidels, but of Christians: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his new subjects were themselve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the scruples of the devout were magnified by the fear of lassitude of the reluctant pilgrims. The pope had excommunicated the false crusaders who had pillaged and massacred their brethren, ^48 and only the marquis Boniface and Simon of Montfort ^* escaped these spiritual thunders; the one by his absence from the siege, the other by his final departure from the camp. Innocent might absolve the simple and submissive penitents of France; but he was provoked by the stubborn reason of the Venetians, who refused to confess their guilt, to accept their pardon, or to allow, in their temporal concerns, the interposition of a priest.

    [Footnote 44: By a victory (A.D. 1191) over the citizens of Asti, by a crusade to Palestine, and by an embassy from the pope to

    the German princes,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163, 202.)]

    [Footnote 45: See the crusade of the Germans in the Historia C. P. of Gunther, (Canisii Antiq. Lect. tom. iv. p. v. – viii.,) who celebrates the pilgrimage of his abbot Martin, one of the preaching rivals of Fulk of Neuilly. His monastery, of the Cistercian order, was situate in the diocese of Basil] [Footnote 46: Jadera, now Zara, was a Roman colony, which acknowledged Augustus for its parent. It is now only two miles round, and contains five or six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 fortifications are strong, and it is joined to the main land by a bridge. See the travels of the two companions, Spon and Wheeler, (Voyage de Dalmatie, de Grece, &c., tom. i. p. 64 – 70. Journey into Greece, p. 8 – 14;) the last of whom, by mistaking Sestertia for Sestertii, values an arch with statues and columns at twelve pounds. If, in his time, there were no trees near Zara, the cherry-trees were not yet planted which produce our incomparable marasquin.]

    [Footnote 47: Katona (Hist. Critica Reg. Hungariae, Stirpis Arpad. tom. iv. p. 536 – 558) collects all the facts and testimonies most adverse to the conquerors of Zara.]

    [Footnote 48: See the whole transaction,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pope,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Gesta, c. 86, 87, 88.]

    [Footnote *: Montfort protested against the siege. Guido, the abbot of Vaux de Sernay, in the name of the pope, interdicted the attack on a Christian city; and the immediate surrender of the town was thus delayed for five days of fruitless resistance. Wilken, vol. v. p. 167. See likewise, at length,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dict issued by the pope. Ibid. – M.]

    The assembly of such formidable powers by sea and land had

    revived the hopes of young ^49 Alexius; and both at Venice and Zara, he solicited the arms of the crusaders, for his own restoration and his father’s ^50 deliverance. The royal youth was recommended by Philip king of Germany: his prayers and

    presence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camp; and his cause was embraced and plead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doge of Venice. A double alliance, and the dignity of Caesar, had connected with the Imperial family the two elder brothers of Boniface: ^51 he expected to derive a kingdom from the important service; and the more generous ambition of Dandolo was eager to secure the inestimable benefits of trade and dominion that might accrue to his country. ^52 Their influence procured a favorable audience for the ambassadors of Alexius; and if the magnitude of his offers excited some suspicion, the motives and rewards which he displayed might justify the delay and diversion of those force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e promised in his own and his father’s name, that as soon as they should b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ould terminate the long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submit themselves and their people to the lawful supremacy of the Roman church. He engaged to recompense the labors and merits of the crusaders, by the immediate paymen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to accompany them in person to Egypt; or, if it should be judged more advantageous, to maintain, during a year, ten thousand men, and, during his life, five hundred knight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se tempting conditions were accepted by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eloquence of the doge and marquis persuaded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lois, and St. Pol, with eight barons of France, to join in the glorious enterprise. A treaty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was confirmed by their oaths and seals; and each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his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was swayed by the hope of public or private advantage; by the honor of restoring an exiled monarch; or by the sincere and probable opinion, that their efforts in Palestine would be fruitless and unavailing, and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Constantinople must precede and prepare the recovery of Jerusalem. But they were the chiefs or equals of a valiant band of freemen and volunteers, who thought and acted for themselves: the soldiers and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if a large majority subscribed to the alliance, the numbers and arguments of the dissidents were strong and respectable. ^53 The boldest hearts were

    appalled by the report of the naval power and impregnable str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disguised to the world, and perhaps to themselves, by the more decent objections of religion and duty. They alleged the sanctity of a vow, which had drawn them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homes to the rescue of the holy sepulchre; nor should the dark and crooked counsels of human policy divert them from a pursuit, the event of which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Almighty. Their first offence, the attack of Zara, had been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reproach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censures of the pope; nor would they again imbrue their hands in the blood of their fellow-Christians.

    The apostle of Rome had pronounced; nor would they usurp the right of avenging with the sword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the doubtful usurpation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 On these principles or pretences, many pilgrim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valor and piety, withdrew from the camp; and their retreat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a discontented party, that labored, on every occasion, to separate the army and disappoint the enterprise.

    [Footnote 49: A modern reader is surprised to hear of the valet de Constantinople, as applied to young Alexius, on account of his youth, like the infants of Spain, and the nobilissimus puer of the Romans. The pages and valets of the knights were as noble as themselves, (Villehardouin and Ducange, No. 36.)]

    [Footnote 50: The emperor Isaac is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Sursac, (No. 35, &c.,)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French Sire, or the Greek melted into his proper name; the further corruptions of Tursac and Conserac will instruct us what license may have been used in the old dynasties of Assyria and Egypt.] [Footnote 51: Reinier and Conrad: the former married Maria,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the latter was the husband of Theodora Angela, sister of the emperors Isaac and Alexius. Conrad abandoned the Greek court and princess for the glory of defending Tyre against Saladin, (Ducange, Fam. Byzant. p. 187, 203.)]

    [Footnote 52: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l. iii. c. 9) accuses the doge and Venetians as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war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nd considers the arrival and shameful offers of the royal exile.

    Note: He admits, however, that the Angeli had committed

    depredations on the Venetian trade,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refused the payment of part of the stipulated compensation for the seizure of the Venetian merchandise by the emperor Manuel. Nicetas, in loc. – M.]

    [Footnote 53: Villehardouin and Gunther represent the sentiments of the two parties. The abbot Martin left the army at Zara, proceeded to Palestin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Constantinople, and became a reluctant witness of the second siege.]

    Notwithstanding this defection,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and army was vigorously pressed by the Venetians, whose zeal for the service of the royal youth concealed a just resentment to his nation and family. They were mortified by the recent preference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Pisa, the rival of their trade; they had a long arrear of debt and injury to liquidat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Dandolo might not discourage the popular tale, that he had been deprived of his eyes by the emperor Manuel, who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sanctity of an ambassador. A similar armament, for ages, had not rode the Adriatic: it was composed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lat- bottomed vessels or palanders for the horses; two hundred and forty transports filled with men and arms; seventy store-ships laden with provisions; and fifty stout galleys, well prepared for the encounter of an enemy. ^54 While the wind was favorable, the sky serene, and the water smooth, every eye was fixed with wonder and delight on the scene of military and naval pomp which overspread the sea. ^* The shields of the knights and squires, at once an ornament and a defence, were arrang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ships; the banners of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were displayed from the stern; our modern artillery was supplied by three hundred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fatigues of the way were cheer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the spirits of the adventurers were raised by the mutual assurance, that forty thousand Christian heroes were equal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55 In the navigation ^56 from Venice and Zara, the fleet was successfully steered by the skill and experience of the Venetian pilots: at Durazzo, the confederates first landed o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Isle of Corfu afforded a station and repose; they doubled, without accident, the perilous cape of Malea, the southern point of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made a descent in the islands of Negropont and Andros; and cast anchor at Abydus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Hellespont. These preludes of conquest were easy and bloodless: the Greeks of the provinces, without patriotism or courage, were crushed by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heir might justify their obedience; and it was rewarded by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Latins. As they penetrat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the magnitude of their navy was compressed in a narrow channel, and the face of the waters was darkened with innumerable sails. They again expanded in the basin of the Propontis, and traversed that placid sea, till they approached the European shore, at the abbey of St. Stephen, three leagues to the w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rudent doge dissuaded them from dispersing themselves in a populous and hostile land; and, as their stock of provisions was reduced, it was resolved, in the season of harvest, to replenish their store-ships in the fertile islands of the Propontis. With this resolution, they directed their course: but a strong gale, and their own impatience, drove them to the eastward; and so near did they run to the shore and the city, that some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ships and the rampart. As they passed along, they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or, as it should seem, of the earth; rising from her seven hills, and towering over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swelling domes and lofty spires of five hundred palaces and churches were gilded by the sun and reflected in the waters: the walls were crowded with soldiers and spectators, whose numbers they beheld, of whose temper they were ignorant; and each heart was chill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such an enterprise had never been undertaken by such a handful of warriors. But the momentary apprehension was dispelled by hope and valor; and every man, says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glanced his eye on the sword or lance which he must speedily use in the glorious conflict. ^57 The Latins cast anchor before Chalcedon; the mariners only were left in the vessels: the soldiers, horses, and arms, were safely landed; and, in the luxury of an Imperial palace, the barons tasted the first fruits of their success. On the third day, the fleet and army moved towards Scutari, the Asiatic suburb of Constantinople: a detachment of five hundred Greek horse was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fourscore French knights; and in a halt of nine days, the camp was plentifully suppli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Footnote 54: The birth and dignity of Andrew Dandolo gave him the motive and the means of searching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the memorable story of his ancestor. His brevity seems to accuse the copious and more recent narratives of Sanud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Blondus, Sabellicus, and Rhamnusius.]

    [Footnote *: This description rather belongs to the first setting sail of the expedition from Venice, before the siege of Zara. The armament did not return to Venice. – M.]

    [Footnote 55: Villehardouin, No. 62. His feelings and expressions are original: he often weeps, but he rejoices in the glories and perils of war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a sedentary writer.]

    [Footnote 56: In this voyage, almost all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Latins. The modern appellation of Chalcis, and all Euboea, is derived from its Euripus, Euripo, Negri-po, Negropont, which dishonors our maps, (D’Anville, Geographie Ancienne, tom. i. p. 263.)]

    [Footnote 57: Et sachiez que il ni ot si hardi cui le cuer ne fremist, (c. 66.) . . Chascuns regardoit ses armes . . . . que par tems en arons mestier, (c. 67.) Such is the honesty of courage.]

    In relating the invasion of a great empire, it may seem

    strange that I have not described the obstacles which should have checked the progress of the strangers. The Greeks, in truth, were an unwarlike people; but they were rich, industrious, and subject to the will of a single man: had that man been capable of fear, when his enemies were at a distance, or of courage, when they approached his person. The first rumor of his nephew’s alliance with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as despised by the usurper Alexius: his flatterers persuaded him, that in this contempt he was bold and sincere; and each evening, in the close of the banquet, he thrice discomfit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hese Barbarians had been justly terrified by the report of his naval power; and the sixteen hundred fishing boats of Constantinople ^58 could have manned a fleet, to sink them in the Adriatic, or stop their entrance in the mouth of the Hellespont. But all force may be annihilat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prince and the venality of his ministers.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made a scandalous, almost a public, auction of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rigging: the royal forests were reserved for th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chase; and the trees, says Nicetas, were guarded by the eunuchs, like the groves of religious worship. ^59 From his dream of pride, Alexius was awakened by the siege of Zara, and the rapid advances of the Latins; as soon as he saw the danger was real, he thought it inevitable, and his vain presumption was lost in abject despondency and despair. He suffered these contemptible Barbarians to pitch their camp in the sight of the palace; and his apprehensions were thinly disguised by the pomp and menace of a suppliant embassy. The sovereign of the Romans was astonishe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ay)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the strangers. If these pilgrims were sincere in their vow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is voice must applaud, and his treasures should assist, their pious design but should they dare to invade the sanctuary of empire, their numbers, were they ten times more considerable, should not protect them from his just resentment. The answer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as simple and mag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honor and justice,” they said, “we despise the usurper of Greece, his threats, and his offers. Our friendship and his allegiance are due to the lawful heir, to the young prince, who is seated among us, and to his father, the emperor Isaac, who has been deprived of his sceptre, his freedom, and his eyes, by the crime of an ungrateful brother. Let that brother confess his guilt, and implore forgiveness, and we ourselves will intercede, that he may be permitted to live in affluence and security. But let him not insult us by a second message; our reply will be made in arms,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8: Eandem urbem plus in solis navibus piscatorum abundare, quam illos in toto navigio. Habebat enim mille et sexcentas piscatorias naves ….. Bellicas autem sive mercatorias habebant infinitae multitudinis et portum tutissimum. Gunther, Hist. C. P. c. 8, p. 10.]

    [Footnote 59: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ii. c. 9, p. 348.]

    On the tenth day of their encampment at Scutari, the

    crusaders prepared themselves, as soldiers and as Catholics, for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Perilous indeed was the adventure; the stream was broad and rapid: in a calm the current of the Euxine might drive down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s of the Greeks; and the opposite shores of Europe were defended by seven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 formidable array. On this memorable day, which happened to be bright and pleasant, the Latins were distributed in six battles or divisions; the first, or vanguard, was l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in the skill and number of his crossbows. The four success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were commanded by his

    brother Henry, the counts of St. Pol and Blois, and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last of whom was honored by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marshal and nobles of Champagne. The sixth division, the rear-guard and reserve of the army, was conduct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t the head of the Germans and Lombards. The chargers, saddled, with their long comparisons dragging on the ground, were embarked in the flat palanders; ^60 and the knights stood by the side of their horses, in complete armor, their helmets laced, and their lances in their hands. The numerous train of sergeants ^61 and archers occupied the transports; and each transport was towed by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a galley. The six divisions traversed the Bosphorus,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enemy or an obstacle: to land the foremost was the wish, to conquer or die was the resolution, of every division and of every soldier. Jealous of the preeminence of danger, the knights in their heavy armor leaped into the sea, when it rose as high as their girdle; the sergeants and archers were animated by their valor; and the squires, letting down the draw-bridges of the palanders, led the horses to the shore. Before their squadrons could mount, and form, and couch their Lances, the seventy thousand Greeks had vanished from their sight: the timid Alexius gave the example to his troop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plunder of his rich pavilions that the Latins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had fought against an emperor. In the first consternation of the flying enemy, they resolved, by a double attack, to open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The tower of Galata, ^62 in the suburb of Pera, was attacked and stormed by the French, while the Venetians assumed the more difficult task of forcing the boom or chain that was stretched from that tower to the Byzantine shore. After some fruitless attempts, their intrepid perseverance prevailed: twenty ships of war, the relics of the Grecian navy,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the enormous and massy links of iron were cut asunder by the shears, or broken by the weight, of the galleys; ^63 and the Venetian fleet, safe and triumphant, rode at anchor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se daring achievements, a remnant of twenty thousand Latins solicited the license of besieging a capital which contained above four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64 able, though not willing, to bear arms in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Such an account would indeed suppose a population of near two millions; but whatever abatement may be required in the numbers of the Greeks, the belief of those numbers will equally exalt the fearless spirit of their assailants.

    [Footnote 60: From the version of Vignere I adopt the well-sounding word palander, which is still used, I believe, in the Mediterranean. But had I written in French, I should have preserved the original and expressive denomination of vessiers or huissiers, from the huis or door which was let down as a draw-bridge; but which, at sea, was closed into the side of the ship, (see Ducange au Villehardouin, No. 14, and Joinville. p. 27, 28, edit. du Louvre.)]

    [Footnote 61: To avoid the vague expressions of followers, &c., I use, after Villehardouin, the word sergeants for all horsemen who were not knights. There were sergeants at arms, and sergeants at law; and if we visit the parade and Westminster Hall, we may observe the strange result of the distinction, (Ducange, Glossar. Latin, Servientes, &c., tom. vi. p. 226 – 231.)] [Footnote 62: It is needless to observe, that on the subject of Galata, the chain, &c., Ducange is accurate and full. Consult likewise the proper chapters of the C. P. Christiana of the same author.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were so vain and ignorant, that they applied to themselves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Footnote 63: The vessel that broke the chain was named the Eagle, Aquila, (Dandolo, Chronicon, p. 322,) which Blondus (de Gestis Venet.) has changed into Aquilo, the north wind. Ducange (Observations, No. 83) maintains the latter reading; but he had not seen the respectable text of Dandolo, nor did he enough consider the topography of the harbor. The south-east would have been a more effectual wind. (Note to Wilken, vol. v. p. 215.)] [Footnote 64: Quatre cens mil homes ou plus, (Villehardouin, No. 134,) must be understood of men of a military age.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417) allows Constantinople a million of inhabitants, of whom

    60,000 horse, and an infinite number of foot-soldiers. In its present decay, the capital of the Ottoman empire may contain 400,000 soul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401, 402;) but as the Turks keep no registers, and as circumstances are fallacious, it is impossible to ascertain (Niebuhr, Voyage en Arabie, tom. i. p. 18, 19) the real populousness of their cities.]

    In the choice of the attack,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ere

    divided by their habits of life and warfare. The former affirmed with truth,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most accessible on the side of the sea and the harbor. The latter might assert with honor, that they had long enough trus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a frail bark and a precarious element, and loudly demanded a trial of knighthood, a firm ground, and a close onset, either on foot or on horseback. After a prudent compromise, of employing the two nations by sea and land, in the service best suited to their character, the fleet covering the army, they both proceeded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extremity of the harbor: the stone bridge of the river was hastily repaired; and the six battles of the French formed their encampment against the front of the capital,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which runs about four miles from the port to the Propontis. ^65 On the edge of a broad ditch, at the foot of a lofty rampart, they had leisure to contemplat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gates to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ir narrow camp poured forth frequent sallies of cavalry and light-infantry, which cut off their stragglers, swept the country of provisions, sounded the alarm five or six times in the course of each day, and compelled them to plant a palisade, and sink an intrenchment, for their immediate safety. In the supplies and convoys the Venetians had been too sparing, or the Franks too voracious: the usual complaints of hunger and scarcity were heard, and perhaps felt their stock of flour would be exhausted in three weeks; and their disgust of salt meat tempted them to taste the flesh of their horses. The trembling usurper was supported by Theodore Lascaris, his son-in-law, a valiant youth, who aspired to save and to rule his country; the Greeks, regardless of that country, were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firm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the Varangian guards, of the Danes and English, as they are named in the writers of the times. ^66 After ten days’ incessant labor, the ground was levelled, the ditch filled, the approaches of the besiegers were regularly made,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engines of assault exercised their various powers to clear the rampart, to batter the walls, and to sap the foundations. 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a breach, the scaling-ladders were applied: the numbers that defended the vantage ground repulsed and oppressed the adventurous Latins; but they admired the resolution of fifteen knights and sergeants, who had gained the ascent,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ilous station till they were precipitated or made prisoners by the Imperial guards.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the naval attack was mor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by the Venetians; and that industrious people employed every resource that was known and practiced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 double line, three bow-shots in front, was formed by the galleys and ships; and the swift motion of the former was supported by the weight and loftiness of the latter, whose decks, and poops, and turret, were the platforms of military engines, that discharged their shot over the heads of the first line. The soldiers, who leaped from the galleys on shore, immediately planted and ascended their scaling-ladders, while the large ships, advancing more slowly into the intervals, and lowering a draw-bridge, opened a way through the air from their masts to the rampart. In the midst of the conflict, the doge, a venerable and conspicuous form, stood aloft in complete armor on the prow of his galley. The great standard of St. Mark was displayed before him; his threats, promises, and exhortations, urged the diligence of the rowers; his vessel was the first that struck; and Dandolo was the first warrior on the shore. The nations admired the magnanimity of the blind old man,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diminished the price of life, and enhanced the value of immortal glory. On a sudden, by an invisible hand, (for the standard-bearer was probably slain,)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 was fixed on the rampart: twenty-five towers were rapidly occupied; and, by the cruel expedient of fire, the

    Greeks were driven from the adjacent quarter. The doge had despatched the intelligence of his success, when he was checked by the danger of his confederates. Nobly declaring that he would rather die with the pilgrims than gain a victory by their destruction, Dandolo relinquished his advantage, recalled his troops, and hastened to the scene of action. He found the six weary diminut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encompassed by sixty squadrons of the Greek cavalry, the least of which was more numerous than the largest of their divisions. Shame and despair had provoked Alexius to the last effort of a general sally; but he was awed by the firm order and manly aspect of the Latins; and, after skirmishing at a distance, withdrew his troops in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The silence or tumult of the night exasperated his fears; and the timid usurper, collecting a treasure of ten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basely deserted his wife, his people, and his fortune; threw himself into a bark; stole through the Bosphorus; and landed in shameful safety in an obscure harbor of Thrace. As soon as they were apprised of his flight, the Greek nobles sought pardon and peace in the dungeon where the blind Isaac expected each hour the visit of the executioner. Again saved and exalted by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the captive in his Imperial robes was replace on the throne, and surrounded with prostrate slaves, whose real terror and affected joy he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At the dawn of day, hostilities were suspended, and the Latin chiefs were surprised by a message from the lawful and reigning emperor, who was impatient to embrace his son, and to reward his generous deliverers. ^67

    [Footnote 65: On the most correct plans of Constantinople, I know not how to measure more than 4000 paces. Yet Villehardouin computes the space at three leagues, (No. 86.) If his eye were not deceived, he must reckon by the old Gallic league of 1500 paces, which might still be used in Champagne.] [Footnote 66: The guards, the Varangi, are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No. 89, 95) Englois et Danois avec leurs haches. Whatever had been their origin, a French pilgrim could not be mistaken in the nations of which they were at that time composed.]

    [Footnote 67: For the first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we may read the original letter of the crusader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1, p. 533, 534. Villehardouin, No. 75 – 99.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 l. iii. c. 10, p. 349 – 352. Dandolo, in Chron. p. 322. Gunther, and his abbot Martin, were not yet returned from their obstinate pilgrim age to Jerusalem, or St. John d’Acre, where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mpany had died of the plague.]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I.

    But these generous deliverers were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ir hostage, till they had obtained from his father the payment, or at least the promise, of their recompense. They chose four ambassadors, Matthew of Montmorency, our historian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wo Venetians,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on their approach, the streets on both sides were lined with the battle axes of the Danish and English guard: the presence-chamber glittered with gold and jewels, the false substitute of virtue and power: by the side of the blind Isaac his wife was seated, the sister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by her appearance, the noble matrons of Greece were drawn from their domestic retirement, and mingled with the circle of senators and soldiers. The Latins, by the mouth of the marshal, spoke like men conscious of their merits, but who respected the work of their own hands; and the emperor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his son’s engagements with Venice and the pilgrims must be ratified without hesitation or delay. Withdrawing into a private chamber with the empress, a chamberlain, an interpreter, and the four ambassadors, the father of young Alexius inquired with some anxiety into the nature of his stipulations. The submiss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to the pope,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a present contributi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 “These conditions are weighty,” was his prudent reply: “they are hard to accept, and difficult to perform. But no conditions can exceed the measure of your services and deserts.” After this satisfactory assurance, the barons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troduced the heir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city and palace: his youth and marvellous adventures engaged every heart in his favor, and Alexius was solemnly crowned with his father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the people, already blessed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plenty and peace, was delighted by the joyful catastrophe of the tragedy; and the discontent of the nobles, their regret, and their fears, were covered by the polished surface of pleasure and loyalty The mixture of two discordant nations in the same capital might have been pregnant with mischief and danger; and the suburb of Galata, or Pera, was assigned for the quarters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But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was allowed between the friendly nations: and each day the pilgrims were tempted by devotion or curiosity to visit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ude minds, insensible perhaps of the finer art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and the poverty of their native towns enhanced the populousness and riches of the first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68 Descending from his state, young Alexius was prompted by interest and gratitude to repeat his frequent and familiar visits to his Latin allies; and in the freedom of the table, the gay petulance of the French sometimes forgot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69 In their most serious conferences,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e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must be the result of patience and time; but avarice was less tractable than zeal; and a larger sum was instantly disbursed to appease the wants, and sile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usaders. ^70 Alexius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ing hour of their departure: their absence might have relieved him from the engagement which he was yet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but his friends would have left him, naked and alone, to the caprice and prejudice of a perfidious nation. He wished to bribe their stay, the delay of a year, by undertaking

    to defray their expense, and to satisfy, in their name, the freight of the Venetian vessels. The offer was agitat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barons; and, after a repetition of their debates and scruples, a majority of votes again acquiesced in the advice of the doge and the prayer of the young emperor. At the price of six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he prevailed on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o lead him with an army round the provinces of Europe; to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pursue his uncle, while Constantinople was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Baldwin and his confederates of France and Flanders. The expedition was successful: the blind emperor exulted i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listened to the predictions of his flatterers, that the same Providence which had raised him from the dungeon to the throne, would heal his gout, restore his sight, and watch over the long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Yet the mind of the suspicious old man was tormented by the rising glories of his son; nor could his pride conceal from his envy, that, while his own name was pronounced in faint and reluctant acclamations, the royal youth was the theme of spontaneous and universal praise. ^71

    [Footnote 68: Compare, in the rude energy of Villehardouin, (No. 66, 100,) the inside and outside view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of the pilgrims: cette ville (says he) que de toutes les autres ere souveraine. See the parallel passages of Fulcherius Carnotensis, Hist. Hierosol. l. i. c. 4, and Will. Tyr. ii. 3, xx. 26.]

    [Footnote 69: As they played at dice, the Latins took off his diadem, and clapped on his head a woollen or hairy cap, (Nicetas, p. 358.) If these merry companions were Venetians, it was the insolence of trade and a commonwealth.] [Footnote 70: Villehardouin, No. 101. Dandolo, p. 322. The doge affirms, that the Venetians were paid more slowly than the French; but he owns, that the histories of the two nations differed on that subject. Had he read Villehardouin? The Greeks complained, however, good totius Graeciae opes transtulisset, (Gunther, Hist. C. P. c 13) See the lamentations and invectives of Nicetas, (p. 355.)]

    [Footnote 71: The reign of Alexius Comnenus occupies three books in Nicetas, p. 291-352. The short restoration of Isaac and his son is despatched in five chapters, p. 352 – 362.]

    By the recent invasion,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from a

    dream of nine centuries; from the vain presumptio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impregnable to foreign arms. The strangers of the West had violated the city, and bestowed the sceptre, of Constantine: their Imperial clients soon became as unpopular as themselves: the well-known vices of Isaac were rendered still more contemptible by his infirmities, and the young Alexius was hated as an apostate, who had renounced the manners and religion of his country. His secret covenant with the Latins was divulged or suspected;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clergy, we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ir faith and superstition; and every convent, and every shop, resounded with the danger of the church and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72 An empty treasury could ill supply the demands of regal luxury and foreign extortion: the Greeks refused to avert, by a general tax, the impending evils of servitude and pillage;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ch excited a more dangerous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and if the emperor melted the plate, and despoiled the images, of the sanctuary, he seemed to justify the complaints of heresy and sacrilege. During the absence of Marquis Boniface and his Imperial pupil, Constantinople was visited with a calamity which might be justly imputed to the zeal and indiscretion of the Flemish pilgrims. ^73 In one of their visits to the city,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aspect of a mosque or synagogue, in which one God was worshipped, without a partner or a son. Their effectual mode of controversy was to attack the infidels with the sword, and their habitation with fire: but the infidels, and some Christian neighbors, presumed to defend their lives and properties; and the flames which bigotry had kindled, consumed the most orthodox and innocent structures. During eight days and nights,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above a league in front, from the harbor to the Propontis, over the thickest and most populous regions of the city. It is not easy to count

    the stately churches and palaces that were reduced to a smoking ruin, to value the merchandise that perished in the trading streets, or to number the familie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mon destruction.

    By this outrage, which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in vain affected to disclaim, the name of the Latins became still more unpopular; and the colony of that nation, above fifteen thousand persons, consulted their safety in a hasty retreat from the cit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tandard in the suburb of Pera. The emperor returned in triumph; but the firmest and most dexterous policy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to steer him through the tempest, which overwhelmed the person and government of that unhappy youth. His own inclination, and his father’s advice, attached him to his benefactors; but Alexius hesitated between gratitude and patriotism, between the fear of his subjects and of his allies. ^74 By his feeble and fluctuating conduct he lost the esteem and confidence of both; and, while he invited the marquis of Monferrat to occupy the palace, he suffered the nobles to conspire, and the people to arm,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Regardless of his painful situation, the Latin chiefs repeated their demands, resented his delays, suspected his intentions, and exacted a decisive answer of peace or war. The haughty summons was delivered by three French knights and three Venetian deputies, who girded their swords, mounted their horses, pierced through the angry multitude, and entered, with a fearful countenance, the palace and pres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a peremptory tone, they recapitulated their services and his engagements; and boldly declared, that unless their just claims were fully and immediately satisfied, they should no longer hold him either as a sovereign or a friend. After this defiance, the first that had ever wounded an Imperial ear, they departed without betraying any symptoms of fear; but their escape from a servile palace and a furious city astonished the ambassadors themselve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amp was the signal of mutual hostility.

    [Footnote 72: When Nicetas reproaches Alexius for his impious league, he bestows the harshest names on the pope’s new

    religion, (p. 348.) Such was the sincere language of every Greek to the last gasp of the empire.] [Footnote 73: Nicetas (p. 355) is positive in the charge, and specifies the Flemings, though he is wrong in supposing it an ancient name. Villehardouin (No. 107) exculpates the barons, and is ignorant (perhaps affected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of the guilty.]

    [Footnote 74: Compare the suspicions and complaints of Nicetas (p. 359 – 362) with the blunt charges of Baldwin of Flanders,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p. 534,) cum patriarcha et mole nobilium, nobis promises perjurus et mendax.]

    Among the Greeks, all authority and wisdom were overborne by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who mistook their rage for valor, their numbers for strength, and their fanaticism for the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of Heaven. In the eyes of both nations Alexius was false and contemptible; the base and spurious race of the Angeli was rejected with clamorous disdain; an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encompassed the senate, to demand at their hands a more worthy emperor. To every senator, conspicuous by his birth or dignity, they successively presented the purple: by each senator the deadly garment was repulsed: the contest lasted three days; and we may learn from the historian Nicet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that fear and weaknesses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loyalty. A phantom, who vanished in oblivion, was forcibly proclaimed by the crowd: ^75 but the author of the tumult, and the leader of the war, was a prince of the house of Ducas; and his common appellation of Alexius must be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 of Mourzoufle, ^76 which in the vulgar idiom expressed the close junction of his black and shaggy eyebrows. At once a patriot and a courtier, the perfidious Mourzoufle, who was not destitute of cunning and courage, opposed the Latins both in speech and action, inflamed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the Greeks, and insinuated himself into the favor and confidence of Alexius, who trusted him with the office of great chamberlain, and tinged his buskins with the colors of royalty.

    At the dead of night, he rushed into the bed-chamber with an affrighted aspect, exclaiming, that the palace was attacked by the people and betrayed by the guards. Starting from his couch, the unsuspecting prince threw himself into the arms of his enemy, who had contrived his escape by a private staircase. But that staircase terminated in a prison: Alexius was seized, stripped, and loaded with chains; and, after tasting some days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he was poisoned, or strangled, or beaten with clubs, at the command, o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yrant. The emperor Isaac Angelus soon followed his son to the grave; and Mourzoufle, perhaps, might spare the superfluous crime of hastening the extinction of impotence and blindness. [Footnote 75: His name was Nicholas Canabus: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Nicetas and the vengeance of Mourzoufle, (p. 362.)]

    [Footnote 76: Villehardouin (No. 116) speaks of him as a favorite,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was a prince of the blood, Angelus and Ducas. Ducange, who pries into every corner, believes him to be the son of Isaac Ducas Sebastocrator, and second cousin of young Alexius.]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usurpation of Mourzoufle,

    had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quarrel. It was no longer the disagreement of allies who overvalued their services, or neglected their obligation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orgot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Alexius, dropped a tear on the untimely fate of their companion, and swore revenge against the perfidious nation who had crowned his assassin. Yet the prudent doge was still inclined to negotiate: he asked as a debt, a subsidy, or a fine, fif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bout two millions sterling; nor would the conference have been abruptly broken, if the zeal, or policy, of Mourzoufle had not refused to sacrifice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77 Amidst the invectives of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we may discern, that he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character which he had assumed, of the public champion: the seco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ar more laborious than the first;

    the treasury was replenished, and discipline was restored, by a severe inquisition into the abuses of the former reign; and Mourzoufle,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visiting the posts, and affecting the port and aspect of a warrior,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his soldiers, at least, and to his kinsme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Alexius, the Greeks made two vigorous and well-conducted attempts to burn the navy in the harbor; but the skill and courage of the Venetians repulsed the fire-ships; and the vagrant flames wasted themselves without injury in the sea. ^78 In a nocturnal sally the Greek emperor was vanquished by Henry,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Flanders: the advantages of number and surprise aggravated the shame of his defeat: his buckler was foun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e Imperial standard, ^79 a divine image of the Virgin, was presented, as a trophy and a relic to the Cistercian monks, the disciples of St. Bernard. Near three months, without excepting the holy season of Lent, were consumed in skirmishes and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Latins were ready or resolved for a general assault. The land fortifications had been found impregnable; and the Venetian pilots represented, that, on the shore of the Propontis, the anchorage was unsafe, and the ships must be driven by the current far away to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a prospect not unpleasing to the reluctant pilgrims, who sought every opportunity of breaking the army. From the harbor, therefore, the assault was determined by the assailants, and expected by the besieged; and the emperor had placed his scarlet pavilions on a neighboring height, to direct and animate the efforts of his troops. A fearless spectator, whose mind could entertain the ideas of pomp and pleasure, might have admired the long array of two embattled armies, which extended above half a league, the one on the ships and galleys, the other on the walls and towers raised above the ordinary level by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turrets. Their first fury was spent in the discharge of darts, stones, and fire, from the engines; but the water was deep; the French were bold; the Venetians were skilful; they approached the walls; and a desperate conflict of swords, spears, and battle- axes, was fought on the trembling bridges that grappled the floating, to the stable, batteries. In more than a hundred places, the

    assault was urged, and the defence was sustained; till the superiority of ground and numbers finally prevailed, and the Latin trumpets sounded a retreat. On the ensuing days, the attack was renewed with equal vigor, and a similar event; and, in the night,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held a council, apprehensive only for the public danger: not a voice pronounced the words of escape or treaty; and each warrio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embraced the hope of victory, or the assurance of a glorious death. ^80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mer siege, the Greeks were instructed, but the Latins were animated; and the knowledge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be taken, was of more avail than the local precautions which that knowledge had inspired for its defence. In the third assault, two ships were linked together to double their strength; a strong north wind drove them on the shore; the bishops of Troyes and Soissons led the van; and the auspicious names of the pilgrim and the paradise resounded along the line. ^81 The episcopal banners were displayed on the walls; a hundred marks of silver had been promised to the first adventurers; and if their reward was intercepted by death, their names have been immortalized by fame. ^* Four towers were scaled; three gates were burst open; and the French knights, who might tremble on the waves, felt themselves invincible on horseback on the solid ground. Shall I relate that the thousands who guarded the emperor’s person fled on the approach, and before the lance, of a single warrior? Their ignominious flight is attested by their countryman Nicetas: an army of phantoms marched with the French hero, and he was magnified to a giant in the eyes of the Greeks. ^82 While the fugitives deserted their posts and cast away their arms, the Latins entered the city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leaders: the streets and gates opened for their passage; and either design or accident kindled a third conflagration, which consumed in a few hours the measure of three of the largest cities of France. ^83 In the close of evening, the barons checked their troops, and fortified their stations: They were awed by the extent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capital, which might yet require the labor of a month, if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internal strength. But in the morning, a suppliant

    procession, with crosses and images, announc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deprecated the wrath of the conquerors: the usurper escaped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the palaces of Blachernae and Boucoleon were occupi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and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empire, which still bore the name of Constantine, and the title of Roman, was subverted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 pilgrims. ^84 [Footnote 77: This negotiation, probable in itself, and attested by Nicetas, (p 65,) is omitted as scandalous by the delicacy of Dandolo and Villehardouin.

    Note: Wilken places it before the death of Alexius, vol. v.

    1. 276. – M] [Footnote 78: Baldwin mentions both attempts to fire the fleet, (Gest. c. 92, p. 534, 535;) Villehardouin, (No. 113 – 15) only describes the first. It is remarkable that neither of these warriors observe any peculiar properties in the Greek fire.]

    [Footnote 79: Ducange (No. 119) pours forth a torrent of learning on the Gonfanon Imperial. This banner of the Virgin is shown at Venice as a trophy and relic: if it be genuine the pious doge must have cheated the monks of Citeaux]

    [Footnote 80: Villehardouin (No. 126) confesses, that mult ere grant peril; and Guntherus (Hist. C. P. c. 13) affirms, that nulla spes victoriae arridere poterat. Yet the knight despises those who thought of flight, and the monk praises his countrymen who were resolved on death.]

    [Footnote 81: Baldwin, and all the writers, honor the names of these two galleys, felici auspicio.]

    [Footnote *: Pietro Alberti, a Venetion noble and Andrew d’Amboise a French knight. – M.]

    [Footnote 82: With an allusion to Homer, Nicetas calls him eighteen yards high, a stature which would, indeed, have excused the terror of the Greek. On this occasion, the historian seems fonder of the marvellous than of his country,

    or perhaps of truth. Baldwin exclaims in the words of the psalmist, persequitur unus ex nobis centum alienos.]

    [Footnote 83: Villehardouin (No. 130) is again ignorant of the authors of this more legitimate fire, which is ascribed by Gunther to a quidam comes Teutonicus, (c. 14.) They seem ashamed, the incendiaries!] [Footnote 84: For the second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see Villehardouin (No. 113 – 132,) Baldwin’s iid Epistle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p. 534 – 537,) with the whole reign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63 – 375;) and borrowed some hints from Dandolo (Chron. Venet. p. 323 – 330) and Gunther, (Hist. C. P. c. 14 – 18,) who added the decorations of prophecy and vision. The former produces an oracle of the Erythraean sibyl, of a great armament on the Adriatic, under a blind chief, against Byzantium, &c. Curious enough, were the prediction anterior to the fact.]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and no restraints,

    except thos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were imposed on the conquerors by the laws of war.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still acted as their general; and the Greeks, who revered his name as that of their future sovereign, were heard to exclaim in a lamentable tone, “Holy marquis-king, have mercy upon us!” His prudence or compassion opened the gates of the city to the fugitives; and he exhorted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o spare the lives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The streams of blood that flowed down the pages of Nicetas may be reduced to the slaughter of two thousand of his unresisting countrymen; ^85 and the greater part was massacred, not by the strangers, but by the Lati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 city, and who exercised the revenge of a triumphant faction. Yet of these exiles, some were less mindful of injuries than of benefits; and Nicetas himself was indebted for his safety to the generosity of a Venetian merchant.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ccuses the pilgrims for respecting, in their lust,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bitterly laments that the deeds of darkness, fornication, adultery, and incest, were

    perpetrated in open day; and that noble matrons and holy nuns were polluted by the grooms and peasants of the Catholic camp. ^86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the license of victory prompted and covered a multitude of sins: but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contained a stock of venal or willing beauty, sufficient to satiate the desires of twenty thousand pilgrims; and female prisoners were no longer subject to the right or abuse of domestic slaver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the patron of discipline and decency;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mirror of chastity: they had forbidden, under pain of death, the rape of married women, or virgins, or nuns;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sometimes invoked by the vanquished ^87 and respected by the victors. Their cruelty and lust were mode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and feelings of the soldiers; for we are no longer describing an irruption of the northern savages; and however ferocious they might still appear, time, policy, and religion had civilized the manners of the French, and still more of the Italians. But a free scope was allowed to their avarice, which was glutted, even in the holy week, by the pilla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right of victory, unshackled by any promise or treaty, had confisca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of the Greeks; and every hand, according to its size and strength, might lawfully execute the sentence and seize the forfeiture. A portable and universal standard of exchange was found in the coined and uncoined metal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each captor, at home or abroad, might convert into the possessions most suitable to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Of the treasures, which trade and luxury had accumulated, the silks, velvets, furs, the gems, spices, and rich movables, were the most precious, as they could not be procured for money in the ruder countries of Europe. An order of rapine was instituted; nor was the share of each individual abandoned to industry or chance. Under the tremendous penalties of perjury, excommunication, and death, the Latins were bound to deliver their plunder into the common stock: three church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deposi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poil: a single share was allotted to a foot-soldier; two for a sergeant on horseback; four to a knight; and larger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rank and merit of the

    barons and princes. For violating this sacred engagement, a knight belonging to the count of St. Paul was hanged with his shield and coat of arms round his neck; his example might render similar offenders more artful and discreet; but avarice was more powerful than fear; and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secret far exceeded the acknowledged plunder. Yet the magnitude of the prize surpassed the largest scale of experience or expectation. ^88 After the whole had been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ifty thousand marks were deducted to satisfy the debts of the former and the demands of the latter. The residue of the French amounted to four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89 about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nor can I better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at sum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ansactions of the age, than by defining it as seven times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90 [Footnote 85: Ceciderunt tamen ea die civium quasi duo millia, &c., (Gunther, c. 18.) Arithmetic is an excellent touchstone to try the amplifications of passion and rhetoric.]

    [Footnote 86: Quidam (says Innocent III., Gesta, c. 94, p. 538) nec religioni, nec aetati, nec sexui pepercerunt: sed fornicationes, adulteria, et incestus in oculis omnium exercentes, non solum maritatas et viduas, sed et matronas et virgines Deoque dicatas, exposuerunt spurcitiis garcionum. Villehardouin takes no notice of these common incidents.]

    [Footnote 87: Nicetas saved, and afterwards married, a noble virgin, (p. 380,) whom a soldier, had almost violated.]

    [Footnote 88: Of the general mass of wealth, Gunther observes, ut de pauperius et advenis cives ditissimi redderentur, (Hist. C. P. c. 18; (Villehardouin, (No. 132,) that since the creation, ne fu tant gaaignie dans une ville; Baldwin, (Gesta, c. 92,) ut tantum tota non videatur possidere Latinitas.] [Footnote 89: Villehardouin, No. 133 – 135. Instead of 400,000, there is a various reading of 500,000. The Venetians had offered to take the whole booty, and to give 400 marks to each knight, 200 to each priest and horseman, and 100 to each foot-soldier: they would have been great loser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506. I know not from whence.)] [Footnote 90: At the council of Lyons (A.D. 1245)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tate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as below that of the foreign clergy, which amounted to 60,000 marks a year, (Matthew Paris, p. 451 Hume’s Hist. of England, vol. ii. p. 170.)]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 we enjoy the singular felicity of

    comparing the narratives of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the opposite feelings of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he Byzantine senator. ^91 At the first view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was only transferred from one nation to another; and that the loss and sorrow of the Greeks is exactly balanced by the joy and advantage of the Latins. But in the miserable account of war, the gain is never equivalent to the loss, the pleasure to the pain; the smiles of the Latins were transient and fallacious; the Greeks forever wept over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real calamities were aggravated by sacrilege and mockery. What benefits accrued to the conquerors from the three fires which annihilated so vast a portion of the buildings and riches of the city? What a stock of such things, as could neither be used nor transported, was maliciously or wantonly destroyed! How much treasure was idly wasted in gaming, debauchery, and riot! And what precious objects were bartered for a vile price by the impatience or ignorance of the soldiers, whose reward was stolen by the base industry of the last of the Greeks! These alone, who had nothing to lose, might derive some profit from the revolution; but the misery of the upper ranks of society is strongly painted in the personal adventures of Nicetas himself His stately palace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in the second conflagration; and the senator,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found an obscure shelter in another house which he possessed near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t was the door of this mean habitation that his friend, the Venetian merchant, guarded in the disguise of a soldier, till Nicetas could save, by a precipitate flight, the relics of his fortune and the chastity of his daughter. In a cold, wintry season, these fugitives, nursed

    in the lap of prosperity, departed on foot; his wife was with child; the desertion of their slaves compelled them to carry their baggage on their own shoulders; and their women, whom they placed in the centre, were exhorted to conceal their beauty with dirt, instead of adorning it with paint and jewels Every step was exposed to insult and danger: the threats of the strangers were less painful than the taunts of the plebeians, with whom they were now levelled; nor did the exiles breathe in safety till their mournful pilgrimage was concluded at Sclymbria, above forty miles from the capital. On the way they overtook the patriarch, without attendance and almost without apparel, riding on an ass, and reduced to a state of apostolical poverty, which, had it been voluntary,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meritorious. In the mean while, his desolate churches were profaned by the licentiousness and party zeal of the Latins. After stripping the gems and pearls, they converted the chalices into drinking-cups; their tables, on which they gamed and feasted, were covered with the pictures of Christ and the saints; and they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most venerable objects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the ample veil of the sanctuary was rent asunder for the sake of the golden fringe; and the altar, a monument of art and riches, was broken in pieces and shared among the captors. Their mules and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wrought silver and gilt carvings, which they tore down from the doors and pulpit; and if the beasts stumbled under the burden, they were stabbed by their impatient drivers, and the holy pavement streamed with their impure blood. A prostitute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the patriarch; and that daughter of Belial, as she is styled, sung and danced in the church, to ridicule the hymns and processions of the Orientals. Nor were the repositories of the royal dead secure from violation: in the church of the Apostles,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rifled; and it is said, that after six centuries the corpse of Justinian was found without any signs of decay or putrefaction. In the streets, the French and Flemings clothed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in painted robes and flowing head-dresses of linen; and the coarse intemperance of their feasts ^92 insulted the splendid sobriety of the East. To

    expose the arms of a people of scribes and scholars, they affected to display a pen, an inkhorn, and a sheet of paper, without discerning that the instruments of science and valor were alike feeble and useless in the hands of the modern Greeks.

    [Footnote 91: The disorders of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own adventures, are feelingly described by Nicetas, p. 367 – 369, and in the Status Urb. C. P. p. 375 – 384. His complaints, even of sacrilege, are justified by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but Villehardouin does not betray a symptom of pity or remorse]

    [Footnote 92: If I rightly apprehend the Greek of Nicetas’s receipts, their favorite dishes were boiled buttocks of beef, salt pork and peas, and soup made of garlic and sharp or sour herbs, (p. 382.)]

    Their reputation and their language encouraged them,

    however, to despise the ignorance and to overlook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93 In the love of the arts, the national difference was still more obvious and real; the Greeks preserved with reverence the works of their ancestors, which they could not imitate; an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e are provoked to join in the complaints and invectiv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94 We have seen how the rising city was adorned by the vanity and despotism of the Imperial founder: in the ruins of paganism, some gods and heroes were saved from the ax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forum and hippodrome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relics of a better age. Several of these are described by Nicetas, ^95 in a florid and affected style; and from his descriptions I shall select some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1. The victorious charioteers were cast in bronze, at their own or the public charge, and fitly placed in the hippodrome: they stood aloft in their chariots, wheeling round the goal: the spectators could admire their attitude, and judge of the resemblance; and of these figures, the most perfect might hav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Olympic

    stadium. 2. The sphinx, river-horse, and crocodile, denote the climate and manufacture of Egypt and the spoils of that ancient province. 3. The she-wolf suckling Romulus and Remus, a subject alike pleasing to the old and the new Romans, but which could really be treated before the decline of the Greek sculpture. 4. An eagle holding and tearing a serpent in his talons, a domestic monument of the Byzantines, which they ascribed, not to a human artist, but to the magic power of the philosopher Apollonius, who, by this talisman,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such venomous reptiles. 5. An ass and his driver, which were erected by Augustus in his colony of Nicopolis, to commemorate a verbal omen of the victory of Actium. 6. An equestrian statue which passed, in the vulgar opinion, for Joshua, the Jewish conqueror, stretching out his hand to stop the course of the descending sun. A more classical tradition recognized the figures of Bellerophon and Pegasus; and the free attitude of the steed seemed to mark that he trod on air, rather than on the earth. 7. A square and lofty obelisk of brass; the sides were embossed with a variety of picturesque and rural scenes, birds singing; rustics laboring, or playing on their pipes; sheep bleating; lambs skipping; the sea, and a scene of fish and fishing; little naked cupids laughing, playing, and pelting each other with apples; and, on the summit, a female figure, turning with the slightest breath, and thence denominated the wind’s attendant. 8. The Phrygian shepherd presenting to Venus the prize of beauty, the apple of discord. 9. The incomparable statue of Helen, which is delineated by Nicetas in the words of admiration and love: her well-turned feet, snowy arms, rosy lips, bewitching smiles, swimming eyes, arched eyebrows, the harmony of her shape, the lightness of her drapery, and her flowing locks that waved in the wind; a beauty that might have moved her Barbarian destroyers to pity and remorse. 10. The manly or divine form of Hercules, ^96 as he was restored to life by the masterhand of Lysippus; of such magnitude, that his thumb was equal to his waist, his leg to the stature, of a common man: ^97 his chest ample, his shoulders broad, his limbs strong and muscular, his hair curled, his aspect commanding. Without his bow, or quiver, or club, his lion’s skin carelessly

    thrown over him, he was seated on an osier basket, his right leg and arm stretched to the utmost, his left knee bent, and supporting his elbow, his head reclining on his left hand, his countenance indignant and pensive. 11. A colossal statue of Juno, which had once adorned her temple of Samos, the enormous head by four yoke of oxen was laboriously drawn to the palace. 12. Another colossus, of Pallas or Minerva, thirty feet in height, and representing with admirable spirit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 of the martial maid. Before we accuse the Latins, it is just to remark, that this Pallas was destroyed after the first siege, by the fear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98 The other statues of brass which I have enumerated were broken and melted by the unfeeling avarice of the crusaders: the cost and labor were consumed in a moment; the soul of genius evaporated in smoke; and the remnant of base metal was coined into mone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Bronze is not the most durable of monuments: from the marble form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the Latins might turn aside with stupid contempt; ^99 but unless they were crushed by some accidental injury, those useless stones stood secure on their pedestals. ^100 The most enlightened of the strangers, above the gross and sensual pursuits of their countrymen, more piously exercised the right of conquest in the search and seizure of the relics of the saints. ^101 Immense was the supply of heads and bones, crosses and images, that were scattered by this revolution over the churches of Europe; and such was the increase of pilgrimage and oblation, that no branch, perhaps, of more lucrative plunder was imported from the East. ^102 Of the writings of antiquity, many that still exist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re now lost. But the pilgrims were not solicitous to save or transport the volumes of an unknown tongue: the perishable substance of paper or parchment can only be preserved by the multiplicity of copi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had almost centred in the metropolis; and, without computing the extent of our loss, we may drop a tear over the libraries that have perished in the triple fire of Constantinople. ^103

    [Footnote 93: Nicetas uses very harsh expressions, (Fragment, apud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14.) This reproach, it is true, applies most strongly to their ignorance of Greek and of Homer.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e Latins of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were not destitute of literature. See Harris’s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9, 10, 11.] [Footnote 94: Nicetas was of Chonae in Phrygia, (the old Colossae of St. Paul:) he raised himself to the honors of senator, judge of the veil, and great logothete; beheld the fall of the empire, retired to Nice, and composed an elaborate history from the death of Alexius Comnenus to the reign of Henry.]

    [Footnote 95: A manuscript of Niceta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ontains this curious fragment on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fraud, or shame, or rather carelessness, has dropped in the common editions. It is published by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 416,) and immoderately praised by the late ingenious Mr. Harris of Salisbury,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5, p. 301 – 312.)]

    [Footnote 96: To illustrate the statue of Hercules, Mr. Harris quotes a Greek epigram, and engraves a beautiful gem, which does not, however, copy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ue: in the latter, Hercules had not his club, and his right leg and arm were extended.]

    [Footnote 97: I transcribe these proportions, which appear to m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and may possibly show, that the boasted taste of Nicetas was no more than affectation and vanity.]

    [Footnote 98: Nicetas in Isaaco Angelo et Alexio, c. 3, p. 359. The Latin editor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historian, in his bombast style, produces ex pulice elephantem.]

    [Footnote 99: In two passages of Nicetas (edit. Paris, p. 360. Fabric. p. 408) the Latins are branded with the lively reproach and their avarice of brass is clearly expressed. Yet the Venetians had the merit of removing four bronze horse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place of St. Mark, (Sanuto, Vite del Dog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p. 534.)]

    [Footnote 100: Winckelman, Hist. de l’Art. tom. iii. p. 269, 270.] [Footnote 101: See the pious robbery of the abbot Martin, who transferred a rich cargo to his monastery of Paris, diocese of Basil, (Gunther, Hist. C. P. c. 19, 23, 24.) Yet in secreting this booty, the saint incurred an excommunication, and perhaps broke his oath. (Compare Wilken vol. v. p. 308. – M.)]

    [Footnote 102: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139 – 145.]

    [Footnote 103: I shall conclude this chapter with the notice of a modern history, which illustrates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but which has fallen somewhat late into my hands. Paolo Ramusio, the son of the compiler of Voyages, was directed by the senate of Venic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and this order, which he received in his youth, he executed in a mature age, by an elegant Latin work, de Bello Constantinopolitano et Imperatoribus Comnenis per Gallos et Venetos restitutis, (Venet. 1635, in folio.) Ramusio, or Rhamnusus,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sequitur ad unguem, a Ms. of Villehardouin, which he possessed; but he enriches his narrative with Greek and Latin materials, and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a correct state of the fleet, the names of the fifty Venetian nobles who commanded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patriot opposition of Pantaleon Barbus to the choice of the doge for emperor.]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 Five

    Latin Emperors Of The Houses Of Flanders And Courtenay. – Their Wars Against The Bulgarians And Greeks. – Weakness And Poverty Of The Latin Empire. –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Greeks. –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confident of justice and victory, agreed to divide and regulate their future possessions. ^1 It was stipulated by treaty, that twelve electors, six of either nation, should be nominated; that a majority should choose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and that, if the votes were equal, the decision of chance should ascertai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To him,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y assigned the two palaces of Boucoleon and Blachernae, with a fourth part of the Greek monarchy. It was defined that the three remaining portions should be equally shared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barons of France; that each feudatory, with an honorable exception for the doge, should acknowledge and perform the duties of homage and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empire; that the nation which gave an emperor, should resign to their brethren the choice of a patriarch; and that the pilgrims,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impatience to visit the Holy Land, should devote another year to the conquest and defence of the Greek province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the treaty was confirmed and executed; and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tep was the creation of an emperor. The six electors of the French nation were all ecclesiastics, the abbot of Loces, the archbishop elect of Acre in Palestine, and the bishops of Troyes, Soissons, Halberstadt, and Bethlehem, the last of whom exercised in the camp the office of pope’s legate: their profession and knowledge were respectable; and as they could not be the objects, they were best qualified to be the authors of the choice. The six Venetians were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the state, and in this list the noble families of Querini and Contarini are still proud to discover their ancestors. The twelve assembled in the chapel of the palace; and after the solemn invocat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y proceeded to deliberate and vote. A just impulse of respect and gratitude prompted them to crown the virtues of the doge; his wisdom had inspired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 most youthful knights might envy and applaud the exploits of blindness and age. But the patriot Dandolo was devoid of all personal ambition, and fully satisfied that he had been judged worthy to reign. His nomination was overruled by the Venetians themselves: his countrymen, and perhaps his friends, ^2 represent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ruth, the mischiefs that might arise to national freedom and the common cause, from the union of two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a republic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exclusion of the doge left room for the more equal merits of Boniface and Baldwin; and at their names all meaner candidates respectfully withdrew.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recommended by his mature age and fair reputation, by the choice of the adventurers, and the wishes of the Greeks; nor can I believe that Venice, the mistress of the sea, could be seriously apprehensive of a petty lord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3 But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chief of a wealthy and warlike people: he was valiant,

    pious, and chaste; in the prime of life, since he was only thirty- two years of age; a descendant of Charlemagne, a cousin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a compeer of the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had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command of a foreigner. Without the chapel, these barons, with the doge and marquis at their head, expected the decision of the twelve electors. It was announced by the bishop of Soissons, in the name of his colleagues: “Ye have sworn to obey the prince whom we should choose: by our unanimous suffrag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and Hainault is now your sovereign,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was saluted with loud applause,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reechoed through the city by the joy of the Latins, and the trembling adulation of the Greeks.

    Boniface was the first to kiss the hand of his rival, and to raise him on the buckler: and Baldwin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thedral, and solemnly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At the end of three weeks he was crowned by the legate, in the vacancy of the patriarch; but the Venetian clergy soon filled the chapter of St. Sophia, seated Thomas Morosini on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and employed every art to perpetuate in their own nation the honors and benefices of the Greek church. ^4 Without delay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structed Palestine, France, and Rome, of this memorable revolution. To Palestine he sent, as a trophy,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5 and adopted, from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aws or customs best adapted to a French colony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In his epistles, the natives of France are encouraged to swell that colony, and to secure that conquest, to people a magnificent city and a fertile land, which will reward the labors both of the priest and the soldier. He congratulates the Roman pontiff on the restoration of his authority in the East; invites him to extinguish the Greek schism by his presence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implores his blessing and forgiveness for the disobedient pilgrims. Prudence and dignity are blended in the answer of Innocent. ^6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he arraigns the vices of man, and adores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conquerors will be absolved or

    condemned by their future conduct; the validity of their treaty depends on the judgment of St. Peter; but he inculcates their most sacred duty of establishing a just subordination of obedience and tribute, from the Greeks to the Latins, from the magistrate to the clergy, and from the clergy to the pope.

    [Footnote 1: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of partition, in the Venetian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6 – 330, and the subsequent election in Ville hardouin, No. 136 – 140, with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he book of his 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Footnote 2: After mentioning the nomination of the doge by a French elector his kinsman Andrew Dandolo approves his exclusion, quidam Venetorum fidelis et nobilis senex, usus oratione satis probabili, &c., which has been embroidered by modern writers from Blondus to Le Beau.]

    [Footnote 3: Nicetas, (p. 384,) with the vain ignorance of a Greek, describes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s a maritime power. Was he deceived by the Byzantine theme of Lombardy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coast of Calabria?] [Footnote 4: They exacted an oath from Thomas Morosini to appoint no canons of St. Sophia the lawful electors, except Venetians who had lived ten years at Venice, &c. But the foreign clergy was envious, the pope disapproved this national monopoly, and of the six Latin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only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Venetians.]

    [Footnote 5: Nicetas, p. 383.]

    [Footnote 6: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are a rich fund for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stitution of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pistles (of which the collection in 2 vols. in folio is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are inserted in his Gest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l. c. 94 – 105.]

    In the division of the Greek provinces, ^7 the share of the

    Venetians was more ample than that of the Latin emperor. No more than one fourth was appropriated to his domain; a clear moiety of the remainder was reserved for Venice; and the other moiety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adventures of France and Lombardy. The venerable Dandolo was proclaimed despot of Romania, and invested after the Greek fashion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e ended at Constantinople his long and glorious life; and if the prerogative was personal, the title was used by his successors till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ith the singular, though true, addition of lords of one fourth and a half of the Roman empire. ^8 The doge, a slave of state, was seldom permitted to depart from the helm of the republic; but his place was supplied by the bail, or regent, who exercised a suprem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lony of Venetians: they possessed three of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his independent tribunal was composed of six judges, four counsellors, two chamberlains two fiscal advocates, and a constable. Their long experience of the Eastern trade enabled them to select their portion with discernment: they had rashly accepted the dominion and defence of Adrianople; but it was the more reasonable aim of their policy to form a chain of factories, and cities, and islands, along the maritime coast,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Ragusa to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osphorus. The labor and cost of such extensive conquests exhausted their treasury: they abandoned their maxims of government, adopted a feudal system, and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mage of their nobles, ^9 for the possessions which these private vassals undertook to reduce and maintain. And thus it was that the family of Sanut acquired the duchy of Naxos, which in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rchipelago. For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marks, the republic purchase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fertile Island of Crete or Candia, with the ruins of a hundred cities; ^10 but its improvement was stinted by the proud and narrow spirit of an aristocracy; ^11 and the wisest senators would confess that the sea, not the land, was the treasury of St. Mark. In the moiety of the adventurers the marquis Boniface might claim the most liberal reward; and, besides the Isle of Crete, his exclusion from the throne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oyal title and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But he prudently exchanged that distant and difficult conquest for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Macedonia, twelve days’ journey from the capital, where he might be supported by the neighboring powers of his brother-in-law the king of Hungary. His progress was hailed by the voluntary or reluctant acclamations of the natives; and Greece, the proper and ancient Greece, again received a Latin conqueror, ^12 who trod with indifference that classic ground. He viewed with a careless eye the beauties of the valley of Tempe; traversed with a cautious step the straits of Thermopylae; occupied the unknown cities of Thebes, Athens, and Argos; and assault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Corinth and Napoli, ^13 which resisted his arms. The lots of the Latin pilgrims were regulated by chance, or choice, or subsequent exchange; and they abused, with intemperate joy, their triumph ove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a great people. After a minute survey of the provinces, they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avarice the revenue of each district, th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ample on scanty suppli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oldiers and horses. Their presumption claimed and divided the long-lost dependencies of the Roman sceptre: the Nile and Euphrates rolled through their imaginary realms; and happy was the warrior who drew for his prize the pala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of Iconium. ^14 I shall not descend to the pedigree of families and the rent- roll of estates, but I wish to specify that the counts of Blois and St. Pol were invested with the duchy of Nice and the lordship of Demotica: ^15 the principal fiefs were held by the service of constable, chamberlain, cup- bearer, butler, and chief cook; and our historian,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obtained a fair establishment on the banks of the Hebrus, and united the double office of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Romania. At the head of his knights and archers, each baron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secure the possession of his share, and their first efforts were generally successful. But the public force was weakened by their dispersion; and a thousand quarrels must arise under a law, and among men, whose sole umpire was the sword.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drew their hostile followers into the field; they were reconcil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doge, the advice of the marshal, and the firm freedom of their peers. ^16

    [Footnote 7: In the treaty of partition, most of the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scribes: they might be restored, and a good map, suit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ould be an improvement of geography. But, alas D’Anville is no more!]

    [Footnote 8: Their style was dominus quartae partis et dimidiae imperii Romani, till Giovanni Dolfino, who was elected doge in the year of 1356, (Sanuto, p. 530, 641.) For the government of Constantinople, see Ducange, Histoire de C. P. i. 37.]

    [Footnote 9: Ducange (Hist. de C. P. ii. 6) has marked the conquests made by the state or nobles of Venice of the Islands of Candia, Corfu, Cephalonia, Zante, Naxos, Paros, Melos, Andros, Mycone, Syro, Cea, and Lemnos.] [Footnote 10: Boniface sold the Isle of Candia, August 12, A.D. 1204. See the act in Sanuto, p. 533: but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it could be his mother’s portion, or how she could be the daughter of an emperor Alexius.] [Footnote 11: In the year 1212, the doge Peter Zani sent a colony to Candia, drawn from every quarter of Venice. But in their savage manners and frequent rebellions, the Candiot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orsicans under the yoke of Genoa; and when I compare the accounts of Belon and Tournefort, I cannot discern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netian and the Turkish island.] [Footnote 12: Villehardouin (No. 159, 160, 173 – 177) and Nicetas (p. 387 – 394) describe the expedition into Greece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The Choniate might derive his information from his brother Michael, archbishop of Athens, whom he paints as an orator, a statesman, and a saint. His encomium of Athen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empe, should be published from the Bodleian MS. of Niceta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and would have deserved Mr. Harris’s inquiries.]

    [Footnote 13: Napoli de Romania, or Nauplia, the ancient seaport of Argos, is still a place of strength and consideration, situate on a rocky peninsula, with a good harbor, (Chandler’s Travels into Greece, p. 227.)] [Footnote 14: I have softened the expression of Nicetas, who strives to expose the presumption of the Franks. See the Rebus post C.P. expugnatam, p. 375 – 384.]

    [Footnote 15: A city surrounded by the River Hebrus, and six leagues to the south of Adrianople, received from its double wall the Greek name of Didymoteichos, insensibly corrupted into Demotica and Dimot. I have preferred the more convenient and modern appellation of Demotica. This place was the last Turkish residence of Charles XII.]

    [Footnote 16: Their quarrel is told by Villehardouin (No. 146 – 158) with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e merit and reputation of the marshal are so knowledged by the Greek historian (p. 387): unlike some modern heroes, whose exploits are only visible in their own memoirs.

    Note: William de Champlite,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Dijon,

    assumed the title of Prince of Achaia: on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he returned, with regret, to France, to assume his paternal inheritance, and left Villehardouin his “bailli,” on condition that if he did not return within a year Villehardouin was to retain an investiture. Brosset’s Add. to Le Beau, vol. xvii. p. 200. M. Brosset adds, from the Greek chronicler edited by M. Buchon, the somewhat unknightly trick by which Villehardouin disembarrassed himself from the troublesome claim of Robert, the cousin of the count of Dijon. to the succession. He contrived that Robert should arrive just fifteen days too late; and with the general concurrence of the assembled knights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Ibid p. 283. M.]

    Two fugitives, who had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still

    asserted the title of emperor; and the subjects of their fallen throne might be moved to pity by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lder Alexius, or excited to revenge by the spirit of Mourzoufle. A domestic alliance, a common interest, a similar guilt, and the merit of extinguishing his enemies, a brother and a nephew, induced the more recent usurper to unite with the former the relics of his power. Mourzoufle was received with smiles and honors in the camp of his father Alexius; but the wicked can never love, and should rarely trust, their fellow-criminals; he was seized in the bath, deprived of his eyes, stripped of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and turned out to wander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contempt to those who with more propriety could hate, and with more justice could punish, the assassin of the emperor Isaac and his son. As the tyrant, pursued by fear or remorse, was stealing over to Asia, he was seized by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and condemned, after an open trial,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His judges debated the mode of his execution, the axe, the wheel, or the stake;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Mourzoufle ^17 should ascend the Theodosian column, a pillar of white marble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feet in height. ^18 From the summit he was cast down headlong, and dashed in pieces on the pav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filled the forum of Taurus, and admir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old prediction, which was explained by this singular event. ^19 The fate of Alexius is less tragical: he was sent by the marquis a captive to Italy, and a gift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but he had not much to applaud his fortune, i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and exile were changed from a fortress in the Alps to a monastery in Asia. But his daughter, before the national calamity, had been given in marriage to a young hero who continued the succession, and restored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princes. ^20 The valor of Theodore Lascaris was signalized in the two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flight of Mourzoufle, when the Latins were already in the city, he offered himself as their emperor to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and his ambition, which might be virtuous, was undoubtedly brave. Could he have infused a soul into the multitude, they might have crushed the strangers under their feet: their abject despair refused his aid;

    and Theodore retired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in Anatolia, beyond the immediate view and pursuit of the conquerors. Under the title, at first of despot, and afterwards of emperor, he drew to his standard the bolder spirits, who were fortified against slavery by the contempt of life; and as every means was lawful for the public safety implored without scruple the allian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Nice, where Theodore established his residence, Prusa and Philadelphia, Smyrna and Ephesus, opened their gates to their deliverer: he derived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from his victories, and even from his defeats; and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preserved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from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to the suburbs of Nicomedia, and at l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other portion, distant and obscure, was possessed by the lineal heir of the Comneni, a son of the virtuous Manuel, a grandson of the tyrant Andronicus. His name was Alexius; and the epithet of great ^* was applied perhaps to his stature, rather than to his exploits. By the indulgence of the Angeli, he was appointed governor or duke of Trebizond: ^21 ^! his birth gave him ambition, the revolution independence; and, without changing his title, he reigned in peace from Sinope to the Phasi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His nameless son and successor ^!! is described as the vassal of the sultan, whom he served with two hundred lances: that Comnenian prince was no more than duke of Trebizond, and the title of emperor was first assumed by the pride and envy of the grandson of Alexius. In the West, a third fragment was saved from the common shipwreck by Michael, a bastard of the house of Angeli, who, before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known as a hostage, a soldier, and a rebel. His flight from the camp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secured his freedo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governor’s daughter, he commanded the important place of Durazzo, assumed the title of despot, and founded a strong and conspicuous principality in Epirus, Aetolia, and Thessaly, which have ever been peopled by a warlike race. The Greeks, who had offered their service to their new sovereigns, were excluded by the haughty Latins ^22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s a nation born to tremble and obey. Their resentment prompted them to show t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useful friends, since they could be dangerous enemies: their nerves were braced by adversity: whatever was learned or holy, whatever was noble or valiant, rolled away into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rebizond, Epirus, and Nice; and a single patrician is marked by the ambiguous praise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o the Franks. The vulgar herd of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 would have gladly submitted to a mild and regular servitude; and the transient disorders of war would have been obliterated by some years of industry and peace. But peace was banished, and industry was crushed,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feudal system. The Roma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if they were endowed with abilities, were armed with pow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bjects: their laws were wise,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was simple. The Latin throne was filled by a titular prince, the chief, and often the servant, of his licentious confederates; the fiefs of the empire, from a kingdom to a castle, were held and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iscord, poverty, and ignorance, extended the ramifications of tyranny to the most sequestered village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 double weight of the priest, who were invested with temporal power, and of the soldier, who was inflamed by fanatic hatred; and the insuperable bar of religion and language forever separated the stranger and the native. As long as the crusaders were unit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memory of their conquest, and the terror of their arms, imposed silence on the captive land: their dispersion betrayed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and the defects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some failures and mischances revealed the secret, that they were not invincible. As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bated, their hatred increased. They murdered; they conspired; and before a year of slavery had elapsed, they implored, or accepted, the succor of a Barbarian, whose power they had felt, and whose gratitude they trusted. ^23

    [Footnote 17: See the fate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93,) Villehardouin, (No. 141 – 145, 163,) and Guntherus, (c. 20, 21.) Neither the marshal nor the monk afford a grain of pity for a tyrant or rebel, whose punishment, however, was more unexampled than his crime.]

    [Footnote 18: The column of Arcadius, which represents in basso relievo his victories, or those of his father Theodosius, is still extant at Constantinople. It is described and measured, Gyllius, (Topograph. iv. 7,) Banduri, (ad l. i. Antiquit. C.P. p. 507, &c.,) and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 lettre xii. p. 231.) (Compare Wilken, note, vol. v p. 388. – M.)]

    [Footnote 19: The nonsense of Gunther and the modern Greeks concerning this columna fatidica, is unworthy of notice; but it is singular enough, that fifty years before the Latin conquest, the poet Tzetzes, (Chiliad, ix. 277) relates the dream of a matron, who saw an army in the forum, and a man sitting on the column, clapping his hands, and uttering a loud exclamation.

    Note: We read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 in the Morea,” translated by J A Buchon, Paris, 1825, p. 64 that Leo VI., called the Philosopher, had prophesied that a perfidious emperor should be precipitated from the top of this column. The crusaders considered themselve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fulfil this prophecy.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vol. xvii. p. 180. M Brosset announces that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is work, of which the original Greek of the first book only has been published by M. Buchon in preparation, to form part of the new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 M.]

    [Footnote 20: The dynasties of Nice, Trebizond, and Epirus (of which Nicetas saw the origin without much pleasure or hope) are learnedly explored, and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of Ducange.] [Footnote *: This was a title, not a personal appellation. Joinville speaks of the “Grant Comnenie, et sire de Traffezzontes.” Fallmerayer, p. 82. – M.] [Footnote 21: Except some facts in Pachymer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which will hereafter be used, the Byzantine writers disdain to speak of the empire of Trebizond, or principality of the Lazi; and among the Latins, it is conspicuous only in the romancers of the xivth or xvth centuries. Yet the indefatigable Ducange has dug out

    (Fam. Byz. p. 192) two authentic passages in Vincent of Beauvais (l. xxxi. c. 144) and the prothonotary Ogerius, (apud Wading, A.D. 1279, No. 4.)]

    [Footnote !: On the revolutions of Trebizond under the later empire down to this period, see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s Kaiserthums von Trapezunt, ch. iii. The wife of Manuel fled with her infant sons and her treasure from the relentless enmity of Isaac Angelus. Fallmerayer conjectures that her arrival enabled the Greeks of that region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formidable Thamar, the Georgian queen of Teflis, p. 42. They gradually formed a dominion on the banks of the Phasis, which the distracted government of the Angeli neglected or were unable to suppress. O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Alexius was joined by many noble fugitives from Constantinople. He had always retained the name of Caesar. He now fixed the seat of his empire at Trebizond; but he had never abandoned his pretensions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ch. iii. Fallmerayer appears to make out a triumphant case as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royal title by Alexius the Firs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 Fallmerayer’s work, (Munchen, 1827,) M. Tafel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opuscula of Eustathius, a curious chronicle of Trebizond by Michael Panaretas, (Frankfort, 1832.) It gives the succession of the emperors, and some other cu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ir wars with the several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he successor of Alexius was his son-in-law Andronicus I.,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surnamed Gidon. There were five successions between Alexius and John, according to Fallmerayer, p. 103. The troops of Trebizond fought in the army of Dschelaleddin, the Karismian, against Alleddin, the Seljukian sultan of Roum, but as allies rather than vassals, p. 107. It was after the defeat of Dschelaleddin that they furnished their contingent to Alai-eddin. Fallmerayer struggles in vain to mitigate this mark of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mneni to the sultan. p. 116. – M.]

    [Footnote 22: The portrait of the French Latins is drawn in Nicetas by the hand of prejudice and resentment. (P. 791 Ed. Bak.)]

    [Footnote 23: I here begin to use, with freedom and confidence, the eight books of the Histoire de C. P.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which Ducange has given as a supplement to Villehardouin; and which, in a barbarous style, deserves the praise of an original and classic work.]

    The Latin conquerors had been saluted with a solemn and

    early embassy from John, or Joannice, or Calo-John, the revolted chief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He deemed himself their brother, as the votary of the Roman pontiff, from whom he had received the regal title and a holy banner; and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Greek monarchy, he might aspire to the name of their friend and accomplice. But Calo-John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Count of Flanders had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message, that the rebel must deserve a pardon, by touching with his forehea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resentment ^24 would have exhaled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his cooler policy watched the rising discontent of the Greeks; affected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ir sufferings; and promised, that their first struggles for freedom should be supported by his person and kingdom. The conspiracy was propagated by national hatred, the firmest band of association and secrecy: the Greeks were impatient to sheathe their daggers in the breasts of the victorious strangers; but the execution was prudently delayed, till Henry, the emperor’s brother, had transported the flower of his troops beyond the Hellespont. Most of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true to the moment and the signal; and the Latins, without arms or suspicion, were slaughtered by the vile and merciless revenge of their slaves. From Demotica, the first scene of the massacre, the surviving vassals of the count of St. Pol escaped to Adrianople; but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ho occupied that

    city, were slain or expelled by the furious multitude: the garrisons that could effect their retreat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towards the metropolis; and the fortresses, that separately stood against the rebels, were ignorant of each other’s and of their sovereign’s fate. The voice of fame and fear announced the revolt of the Greeks and the rapid approach of their Bulgarian ally; and Calo-John, not depending on the forces of his own kingdom, had drawn from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a body of fourteen thousand Comans, who drank, as it was said, the blood of their captives, and sacrificed the Christians on the altars of their gods. ^25

    [Footnote 24: In Calo-John’s answer to the pope we may find his claims and complaints, (Gesta Innocent III. c. 108, 109:) he was cherished at Rome as the prodigal son.]

    [Footnote 25: The Comans were a Tartar or Turkman horde, which encamped in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on the verge of Moldavia. The greater part were pagans, but some were Mahometans, and the whole horde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D. 1370) by Lewis, king of Hungary]

    Alarmed by this sudden and growing danger, the emperor

    despatched a swift messenger to recall Count Henry and his troops; and had Baldwin expected the return of his gallant brother, with a supply of twenty thousand Armenians, he might have encountered the invader with equal numbers an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f arms and discipline. But the spirit of chivalry could seldom discriminate caution from cowardice; and the emperor took the field with a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their train of archers and sergeants. The marshal, who dissuaded and obeyed, led the vanguard in their march to Adrianople; the main body was command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the aged doge of Venice followed with the rear; and their scanty numbers were increased from all sides by the fugitive Latins. They undertook to besiege the rebels of Adrianople; and such was the pious tendency of the crusades that they employed the holy week in pillaging the country for

    their subsistence, and in framing engine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But the Latins were soon interrupted and alarmed by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Comans, who boldly skirmished to the edge of their imperfect lines: and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by the marshal of Romania, that, on the trumpet’s sound, the cavalry should mount and form; but that none, under pain of death, should abandon themselves to a desultory and dangerous pursuit. This wise injunction was first disobey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who involved the emperor in his rashness and ruin. The Comans, of the

    Parthian or Tartar school, fled before their first charge; but after a career of two leagues, when the knights and their horses were almost breathless, they suddenly turned, rallied, and encompassed the heavy squadrons of the Franks. The count was slain on the field; the emperor was made prisoner; and if the one disdained to fly, if the other refused to yield, their personal bravery made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ir ignorance, or neglect, of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26

    [Footnote 26: Nicetas, from ignorance or malice, imputes the defeat to the cowardice of Dandolo, (p. 383;) but Villehardouin shares his own glory with his venerable friend, qui viels home ere et gote ne veoit, mais mult ere sages et preus et vigueros, (No. 193.)

    Note: Gibbon appears to me to have misapprehended the

    passage of Nicetas. He says, “that principal and subtlest mischief. that primary cause of all the horrible miseries suffered by the Romans,” i. e. the Byzantines. It is an effusion of malicious triumph against the Venetians, to whom he always ascribe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 M.]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

    Proud of his victory and his royal prize, the Bulgarian

    advanced to relieve Adrianople and achiev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tins. They must inevitably have been destroyed, if the marshal of Romania had not displayed a cool courage and consummate skill; uncommon in all ages, but most uncommon in those times, when war was a passion, rather than a science. His grief and fears were poured into the firm and faithful bosom of the doge; but in the camp he diffused an assurance of safety, which could only be realized by the general belief. All day he maintained his perilous sta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Barbarians: Villehardouin decamped in silence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his masterly retreat of three days would hav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Xenophon and the ten thousand. In the rear, the marshal supported the weight of the pursuit; in the front, he moderated the impatience of the fugitives; and wherever the Comans approached, they were repelled by a line of impenetrable spears. On the third day, the weary troops beheld the sea, the solitary town of Rodosta, ^27 and their friends, who had landed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y embraced, they wept; but they united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in his brother’s absence, Count Henry assumed the regency of the empire, at once in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caducity. ^28 If the Comans withdrew from the summer heats, seven thousand Latins, in the hour of danger, deserted Constantinople, their brethren, and their vows. Some partial success was overbalanced by the loss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knights in the field of Rusium; and of the Imperial domain, no more was left than the capital, with two or three adjacent fortresses on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resistless and inexorable; and Calo-John respectfully eluded the demands of the pope, who conjured his new proselyte to restore peace and the emperor to the afflicted Latins. The deliverance of Baldwin was

    no longer, he said, in the power of man: that prince had died in prison; and the manner of his death is variously related by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The lovers of a tragic legend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the royal captive was tempted by the amorous queen of the Bulgarians; that his chaste refusal exposed him to the falsehood of a woman and the jealousy of a savage; that his hands and feet were severed from his body; that his bleeding trunk was cast among the carcasses of dogs and horses; and that he breathed three days, before he was devoured by the birds of prey. ^29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wards, in a wood of the Netherlands, a hermit announced himself as the true Baldwin,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lawful sovereign of Flanders. He related the wonders of his escape, his adventures, and his penance, among a people prone to believe and to rebel; and, in the first transport, Flanders acknowledged her long-lost sovereign. A short examination before the French court detected the impostor, who was punished with an ignominious death; but the Flemings still adhered to the pleasing error; and the countess Jane is accused by the gravest historians of sacrificing to her ambition the life of an unfortunate father. ^30

    [Footnote 27: The truth of geography,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Villehardouin, (No. 194,) place Rodosto three days’ journey (trois jornees) from Adrianople: but Vigenere, in his version, has most absurdly substituted trois heures; and this error, which is not corrected by Ducange has entrapped several moderns, whose names I shall spare.]

    [Footnote 28: The reign and end of Baldwin are rela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p. 386 – 416;) and their omissions are supplied by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o the end of his first book.]

    [Footnote 29: After brushing away all doubtful and improbable circumstances, we may prove the death of Baldwin, 1. By the firm belief of the French barons, (Villehardouin, No. 230.) 2. By the declaration of Calo-John himself, who excuses his not releasing the captive emperor, quia debitum carnis exsolverat cum carcere teneretur, (Gesta Innocent III. c. 109.)

    Note: Compare Von Raumer. Geschichte der Hohenstaufen, vol.

    1. p. 237. Petitot, in his preface to Villehardouin in the Collection des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tom. i. p. 85, expresses his belief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agic legend.” – M.]

    [Footnote 30: See the story of this impostor from the French and Flemish writers in Ducange, Hist. de C. P. iii. 9; and the ridiculous fables that were believed by the monks of St. Alban’s, in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271, 272.

    In all civilized hostility, a treat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exchange or ransom of prisoners; and if their captivity be prolonged, their condition is known, and they a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with humanity or honor. But the savage Bulgarian was a stranger to the laws of war: his prisons were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silence; and above a year elapsed before the Latins could be assured of the death of Baldwin, before his brother, the regent Henry, would consent to assume the title of emperor. His moderation was applauded by the Greeks as an act of rare and inimitable virtue. Their light and perfidious ambition was eager to seize or anticipate the moment of a vacancy, while a law of succession, the guardian both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as gradually defined and confirmed in the hereditary monarchies of Europe. In the support of the Eastern empire, Henry was gradually left without an associate, as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 retired from the world or from the war. The doge of Venice, the venerable Dandolo,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sunk into the grave.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slowly recalled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revenge of Baldwin and the defence of Thessalonica. Some nice disputes of feudal homage and service were reconciled in a personal interview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they were firmly united by mutual esteem and the common danger; and their alliance was sealed by the nuptials of Henry with the daughter of the Italian

    prince. He soon deplored the los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At the persuasion of some faithful Greeks, Boniface made a bold and successful inroad among the hills of Rhodope: the Bulgarians fled on his approach; they assembled to harass his retreat. On the intelligence that his rear was attacked, without waiting for any defensive armor, he leaped on horseback, couched his lance, and drove the enemies before him; but in the rash pursuit he was pierced with a mortal wound; and the head of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was presented to Calo-John, who enjoyed the honors, without the merit, of victory.

    It is here, at this melancholy event, that the pen or the voice of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seems to drop or to expire; ^31 and if he still exercised his military office of marshal of Romania, his subsequent exploits are buried in oblivion. ^32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as not unequal to his arduous situation: i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yond the Hellespont, he had deserved the fame of a valiant knight and a skilful commander; and his courage was tempered with a degree of prudence and mildness unknown to his impetuous brother. In the double war against the Greeks of Asia and the Bulgarians of Europe, he was ever the foremost on shipboard or on horseback; and though he cautiously provided for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the drooping Latins were often roused by his example to save and to second their fearless emperor. But such efforts, and some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France, were of less avail than the errors, the cruelty, and death, of their most formidable adversary. When the despair of the Greek subjects invited Calo- John as their deliverer, they hoped that he would protect their liberty and adopt their laws: they were soon taught to compare the degrees of national ferocity, and to execrate the savage conqueror, who no longer dissembled his intention of dispeopling Thrace, of demolishing the cities, and of transplanting the inhabitants beyond the Danube. Many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already evacuated: a heap of ruins marked the place of Philippopolis, and a similar calamity was expected at Demotica and Adrianople, by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revolt. They raised a cry of grief and repentance to the throne of Henry; the emperor

    alone had the magnanimity to forgive and trust them. N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sergeants and archers, could be assembled under his banner; and with this slender force he fought ^* and repulsed the Bulgarian, who, besides his infantry,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In this expedition, Henry fel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ostile and a friendly country: the remaining cities were preserved by his arms; and the savage, with shame and los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his prey. The siege of Thessalonica was the last of the evils which Calo-John inflicted or suffered: he was stabbed in the night in his tent; and the general, perhaps the assassin, who found him weltering in his blood, ascribed the blow, with general applause, to the lance of St. Demetrius. ^33 After several victories, the prudence of Henry concluded an honorable peace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tyrant, and with the Greek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If he ceded some doubtful limits, an ample kingdom was reserved for himself and his feudatories; and his reign, which lasted only ten years, afforded a short interval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Far above the narrow policy of Baldwin and Boniface, he freely intrusted to the Greeks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s of the state and army; and this liberality of sentiment and practice was the more seasonable, as the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had already learned to seduce and employ the mercenary valor of the Latins. It was the aim of Henry to unite and reward his deserving subjects, of every nation and language; but he appeared less solicitous to accomplish the impracticable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Pelagius, the pope’s legate, who acted as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had interdicted the worship of the Greeks, and sternly impos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nd a blind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s the weaker party, they pleaded the duties of conscience, and implored the rights of toleration: “Our bodies,” they said, “are Caesar’s, but our souls belong only to God. The persecution was check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emperor: ^34 and if we can believe that the same prince was poisoned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we must entertain a contemptible idea of the sense and gratitude of mankind. His valor was a vulgar attribute, which he shared with ten

    thousand knights; but Henry possessed the superior courage to oppose, in a superstitious age,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clergy.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he presumed to place his throne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atriarch; and this presumption excited the sharpest censure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By a salutary edict, one of the first examples of the laws of mortmain, he prohibited the alienation of fiefs: many of the Latins, desirous of returning to Europe, resigned their estates to the church for a spiritual or temporal reward; these holy lands were immediately discharg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and a colony of soldiers would have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college of priests. ^35

    [Footnote 31: Villehardouin, No. 257. I quote, with regret, this lamentable conclusion, where we lose at once the original history, and the rich illustrations of Ducange. The last pages may derive some light from Henry’s two epistle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106, 107.)]

    [Footnote 32: The marshal was alive in 1212, but he probably died soon afterwards, without returning to France, (Ducange, Observations sur Villehardouin, p. 238.) His fief of Messinople, the gift of Boniface, was the ancient Maximianopolis,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among the cities of Thrace, (No. 141.)]

    [Footnote *: There was no battle. On the advance of the Latins, John suddenly broke up his camp and retreated. The Latins considered this unexpected deliverance almost a miracle. Le Beau suggest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detection of the Comans, who usually quitted the camp during the heats of summer, may have caused the flight of the Bulgarians. Nicetas, c. 8 Villebardouin, c. 225. Le Beau, vol. xvii. p. 242. – M.]

    [Footnote 33: The church of this patron of Thessalonica was served by the canon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contained a divine ointment which distilled daily and stupendous miracles, (Ducange, Hist. de C. P. ii. 4.)] [Footnote 34: Acropolita (c. 17)

    observe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legate, and the toleration of Henry, (‘Eon, as he calls him).]

    [Footnote 35: See the reign of Henr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 c. 35 – 41, l. ii. c. 1 – 22,) who is much indebted to the Epistles of the Pope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i. p. 120 – 122) has found, perhaps in Doutreman, some laws of Henry, which determined the service of fiefs, an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mperor.]

    The virtuous Henry died at Thessalonica, in the defence of

    that kingdom, and of an infant, the son of his friend Boniface. In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 male line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was extinct. But their sister Yolande was the wife of a French prince, the mother of a numerous progeny; and one of her daughters had married Andrew king of Hungary, a brave and pious champion of the cross. By seating him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 barons of Romania would have acquired the forces of a neighboring and warlike kingdom; but the prudent Andrew revered the laws of succession; and the princess Yolande, with her husband Peter of Courtenay, count of Auxerre, was invited by the Latins to assume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royal birth of his father, the noble origin of his mother, recommended to the barons of France the first cousin of their king. His reputation was fair, his possessions were ample, and in the bloody crusade against the Albigeo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riests had been abundantly satisfied of his zeal and valor. Vanity might applaud the elevation of a French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prudence must pity, rather than envy, his treacherous and imaginary greatness. To assert and adorn his title, he was reduced to sell or mortgage the best of his patrimony. By these expedients, the liberality of his royal kinsman Philip Augustus,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hivalry, he was enabled to pass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five thousand five hundred sergeants and archers. After some hesitation, Pope Honorius the Third was persuaded to crow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but he performed the ceremony

    in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lest he should seem to imply or to bestow any right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Venetians had engaged to transport Peter and his forces beyond the Adriatic, and the empress, with her four children, to the Byzantine palace; but they requir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service, that he should recover Durazzo from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Angelus, or Comnenus, the first of his dynasty, had bequeathed the succession of his power and ambition to Theodore, his legitimate brother, who already threatened and invaded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 Latins. After discharging his debt by a fruitless assault, the emperor raised the siege to prosecute a long and perilous journey over land from Durazzo to Thessalonica. He was soon lost in the mountains of Epirus: the passes were fortified; his provisions exhausted; he was delayed and deceived by a treacherous negotiation; and, after Peter of Courtenay and the Roman legate had been arrested in a banquet, the French troops, without leaders or hopes, were eager to exchange their arms for the delusive promise of mercy and bread. The Vatican thundered; and the impious Theodore was threatened with the venge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soldiers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the pope are confined to the imprisonment of his legate. No sooner was he satisfied by the deliverance of the priests and a promis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than he pardoned and protected the despot of Epirus. His peremptory commands suspended the ardor of the Venetians and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it was only by a natural or untimely death ^36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was released from his hopeless captivity. ^37 [Footnote 36: Acropolita (c. 14) affirms,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died by the sword, but from his dark expressions, I should conclude a previous captivity. The Chronicle of Auxerre del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year 1219; and Auxerre i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urtenay.

    Note: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fact, this can hardly be

    made out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Acropolita. – M.]

    [Footnote 37: See the reign and death of Peter of Courtena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22 – 28,) who feebly strives to excuse the neglect of the emperor by Honorius III.]

    The long ignorance of his f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Yolande, his wife or widow, delayed the proclamation of a new emperor. Before her death, and in the midst of her grief, she was delivered of a son, who was named Baldwin, the last and most unfortunate of the Latin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His birth endeared him to the barons of Romania; but his childhood would have prolonged the troubles of a minority, and his claims were superseded by the elder claims of his brethren. The first of these, Philip of Courtenay, who derived from his mother the inheritance of Namur, had the wisdom to prefer the substance of a marquisate to the shadow of an empire; and on his refusal, Robert, the second of the sons of Peter and Yolande, was call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rned by his father’s mischance, he pursued his slow and secure journey through Germany and along the Danube: a passage was opened by his sister’s marriage with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the emperor Robert was crowned by the patriarch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his reign was an aera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and the colony, as it was styled, of New France yielded on all sides to the Greeks of Nice and Epirus. After a victory, which he owed to his perfidy rather than his courage, Theodore Angelus entered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expelled the feeble Demetrius, the son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walls of Adrianople; and added, by his vanity, a third or a fourth name to the list of rival emperors. The relics of the Asiatic province were swept away by John Vatace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who, in a triumphant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displayed the virtues both of peace and war. Under his discipline, the swords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were the most effectual instruments of his conquests, and their desert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was at once a symptom and a cause of the rising ascendant of the Greek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fleet, he

    obtained the command of the Hellespont, reduced the islands of Lesbos and Rhodes, attacked the Venetians of Candia, and intercepted the rare and parsimonious succors of the West. Once, and once only, the Latin emperor sent an army against Vataces; and in the defeat of that army, the veteran knights, the last of the original conquerors, were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But the success of a foreign enemy was less painful to the pusillanimous Robert than the insolence of his Latin subjects, who confounded the weakness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mpire. His personal misfortunes will prove the anarch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erociousness of the times. The amorous youth had neglected his Greek bride, the daughter of Vataces, to introduce into the palace a beautiful maid, of a private, though noble family of Artois; and her mother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ustre of the purple to forfeit her engagements with a gentleman of Burgundy. His love was converted into rage; he assembled his friends, forced the palace gates, threw the mother into the sea, and inhumanly cut off the nose and lips of the wife or concubine of the emperor. Instead of punishing the offender, the barons avowed and applauded the savage deed, ^38 which, as a prince and as a man, it was impossible that Robert should forgive. He escaped from the guilty city to implore the justice or compassion of the pope: the emperor was coolly exhorted to return to his station; before he could obey, he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grief, shame, and impotent resentment. ^39 [Footnote 38: Marinus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 4, c. 18, p. 73) is so much delighted with this bloody deed, that he has transcribed it in his margin as a bonum exemplum. Yet he acknowledges the damsel for the lawful wife of Robert.]

    [Footnote 39: See the reign of Robert,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 12.)]

    It was only in the age of chivalry, that valor could ascend

    from a private station to the thrones of Jerusalem and Constantinople. The titular kingdom of Jerusalem had

    devolved to Mary, the daughter of Isabella and Conrad of Montferra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Almeric or Amaury. She was given to John of Brienne, of a noble family in Champagne, by the public voice, and the judgment of Philip Augustus, who named him as the most worthy champion of the Holy Land. ^40 In the fifth crusade, he led a hundred thousand Latins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by him the siege of Damietta was achieved; and the subsequent failure was justly ascribed to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legate. Afte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Frederic the Second, ^41 he was provoked by the emperor’s ingratitude to accept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of the church; and though advanced in life, and despoiled of royalty, the sword and spirit of John of Brienne were still ready for the service of Christendom. In the seven years of his brother’s reign, Baldwin of Courtenay had not emerged from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the barons of Romania felt the strong necessity of placing the sceptre in the hands of a man and a hero. The veteran king of Jerusalem might have disdain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regent; they agreed to invest him for his life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emperor, on the sole condition that Baldwin should marry his second daughter, and succeed at a mature age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expectation, both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kindled by the renown,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ce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y admired his martial aspect, his green and vigorous age of more than fourscore years, and his size and stature, which surpassed the common measure of mankind. ^42 But avarice, and the love of ease, appear to have chilled the ardor of enterprise: ^* his troops were disbanded, and two years rolled away without action or honor,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dangerous alliance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and of Azan king of Bulgaria. They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by sea and land, with an arm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ships of war; while the entire forc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reduced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knights, and a small addition of sergeants and archers. I tremble to relate, that instead of defending the city, the hero made a sally at the head of his cavalry; and that of forty- eight squadrons of the enemy, no more than three

    escaped from the edge of his invincible sword. Fired by his example, the infantry and the citizens boarded the vessels that anchored close to the walls; and twenty-five were dragged in triumph into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the vassals and allies armed in her defence; broke through every obstacle that opposed their passage; and, in the succeeding year, obtained a second victory over the same enemies.

    By the rude poets of the age, John of Brienne is compared to Hector, Roland, and Judas Machabaeus: ^43 but their credit, and his glory, receive some abatement from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The empir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last of her champions; and the dying monarch was ambitious to enter paradise in the habit of a Franciscan friar. ^44

    [Footnote 40: Rex igitur Franciae, deliberatione habita, respondit nuntiis, se daturum hominem Syriae partibus aptum; in armis probum (preux) in bellis securum, in agendis providum, Johannem comitem Brennensem. Sanut. Secret. Fidelium, l. iii. p. xi. c. 4, p. 205 Matthew Paris, p. 159.] [Footnote 41: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 l. xvi. p. 380 – 385) discusses the marriage of Frederic II. with the daughter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 double union of the crowns of Naples and Jerusalem.] [Footnote 42: Acropolita, c. 27. The historian was at that time a boy, and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In 1233, when he was eleven years old, his father broke the Latin chain, left a splendid fortune, and escaped to the Greek court of Nice, where his son was raised to the highest honors.]

    [Footnote *: John de Brienne, elected emperor 1229, wasted two years in preparations, and did not arrive at Constantinople till 1231. Two years more glided away in inglorious inaction; he then made some ineffective warlike expeditions. Constantinople was not besieged till 1234. – M.] [Footnote 43: Philip Mouskes, bishop of Tournay, (A.D. 1274 – 1282,) has composed a poem, or rather string of verses, in bad old Flemish French, on the Lati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Ducange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Villehardouin; see

    1. 38, for the prowess of John of Brienne. N’Aie, Ector, Roll’ ne Ogiers Ne Judas Machabeus li fiers Tant ne fit d’armes en estors Com fist li Rois Jehans cel jors Et il defors et il dedans La paru sa force et ses sens Et li hardiment qu’il avoit.]

    [Footnote 44: See the reign of John de Brienn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13 – 26.]

    In the double victory of John of Brienne, I cannot discover

    the name or exploits of his pupil Baldwin, who had attained the age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who succeeded to the imperial dignity on the decease of his adoptive father. ^45 The royal youth was employed on a commission more suitable to his temper; he was sent to visit the Western courts, of the pope more especially, and of the king of France; to excite their pity by the view of his innocence and distress; and to obtain some supplies of men or money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nking empire. He thrice repeated these mendicant visits, in which he seemed to prolong his stay and postpone his return; of the five-and-twenty years of his reign, a greater number were spent abroad than at home; and in no place did the emperor deem himself less free and secure than in his native country and his capital. On some public occasions, his vanity might be soothed by the title of Augustus, and by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at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when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excommunicated and deposed, his Oriental colleague was enthroned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ope. But how often was the exile, the vagrant, the Imperial beggar, humbled with scorn, insulted with pity, and degraded in his own eyes and those of the nations! In his first visit to England, he was stopped at Dover by a severe reprimand, that he should presume, without leave, to enter an independent kingdom. After some delay, Baldwin, however, was permitted to pursue his journey, was entertained with cold civility, and thankfully departed with a present of seven hundred marks. ^46 From the avarice of Rome he could only obtain the proclamation of a crusade, and a treasure of indulgences; a coin whose currency was depreciated by too frequent and indiscriminate abuse. His

    birth and misfortunes recommended him to the generosity of his cousin Louis the Ninth; but the martial zeal of the saint was diverted from Constantinople to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overty of Baldwin was alleviated, for a moment, by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rquisate of Namur and the lordship of Courtenay, the last remains of his inheritance. ^47 By such shameful or ruinous expedients, he once more returned to Romania, with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soldiers, whose numbers were doubled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s. His first despatches to France and England announced his victories and his hopes: he had reduced the country round the capital to the distance of three days’ journey; and if he succeeded against an important, though nameless, city, (most probably Chiorli,) the frontier would be safe and the passage accessible. But these expectations (if Baldwin was sincere) quickly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France melted away in his unskilful hands; and the thron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protected by a dishonorable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Comans. To secure the former, he consented to bestow his niece on the unbelieving sultan of Cogni; to please the latter, he complied with their Pagan rites; a dog was sacrificed between the two armies;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asted each other’s blood, as a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48 In the palace, or p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ccessor of Augustus demolished the vacant houses for winter fuel, and stripped the lead from the churches for the daily expense of his family. Some usurious loans were dealt with a scanty hand by the merchants of Italy; and Philip, his son and heir, was pawned at Venice as the security for a debt. ^49 Thirst, hunger, and nakedness, are positive evils: but wealth is relative; and a prince who would be rich in a private station, may be exposed by the increase of his wants to all the anxiety and bitterness of poverty. [Footnote 45: See the reign of Baldwin II. till his expulsion from Constantinopl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 – 34, the end l. v. c. 1 – 33]

    [Footnote 46: Matthew Paris relates the two visits of Baldwin II. to the English court, p. 396, 637; his return to Greece

    armata manu, p. 407 his letters of his nomen formidabile, &c., p. 481, (a passage which has escaped Ducange;) his expulsion, p. 850.]

    [Footnote 47: Louis IX. disapproved and stopped the alienation of Courtenay (Ducange, l. iv. c. 23.) It is now annexed to the royal demesne but granted for a term (engage) to the family of Boulainvilliers. Courtenay, in the election of Nemours in the Isle de France, is a town of 900 inhabitants, with the remains of a castle,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 p. 74 – 77.)]

    [Footnote 48: Joinville, p. 104, edit. du Louvre. A Coman prince, who died without baptism, was buried a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ith a live retinue of slaves and horses.]

    [Footnote 49: Sanut. Secret. Fidel. Crucis, l. ii. p. iv. c. 18, p. 73.]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But in this abject distress, the emperor and empir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n ideal treasure, which drew its fantastic value from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merit of the true cross was somewhat impaired by its frequent division; and a long captivity among the infidels might shed some suspicion on the fragments that were produced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another relic of the Passion was p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chapel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rown of thorns which had been placed on the head of Christ was equally precious and authentic. It had formerly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Egyptian debtors to deposit, as a security, the mummies of

    their parents; and both their honor and religion were bound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pledge. In the same manner,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the barons of Romania borrowed the sum of thirteen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four pieces of gold ^50 on the credit of the holy crown: they fail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contract; and a rich Venetian, Nicholas Querini, undertook to satisfy their impatient creditors, on condition that the relic should be lodged at Venice, to become his absolute property, if it were not redeemed within a short and definite term. The barons apprised their sovereign of the hard treaty and impending loss and as the empire could not afford a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Baldwin was anxious to snatch the prize from the Venetians, and to vest it with more honor and emolu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51 Yet the negotiation was attended with some delicacy. In the purchase of relics, the saint would have started at the guilt of simony; but if the mode of expression were changed, he might lawfully repay the debt, accept the gift, and acknowledge the obligation. His ambassadors, two Dominicans, were despatched to Venice to redeem and receive the holy crown which had escaped the dangers of the sea and the galleys of Vataces. On opening a wooden box, they recognized the seals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hich were applied on a shrine of silver; and within this shrine the monument of the Passion was enclosed in a golden vase. The reluctant Venetians yielded to justice and power: the emperor Frederic granted a free and honorable passage; the court of France advanced as far as Troyes in Champagne, to meet with devotion this inestimable relic: it was borne in triumph through Paris by the king himself, barefoot, and in his shirt; and a free gift of ten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reconciled Baldwin to his loss. The success of this transaction tempted the Latin emperor to offer with the same generosity the remaining furniture of his chapel; ^52 a large and authentic portion of the true cross; the baby-linen of the Son of God, the lance, the sponge, and the chain, of his Passion; the rod of Moses, and part of the skul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se spiritual treasures, twenty thousand marks were expended by St. Louis

    on a stately foundation, the holy chapel of Paris, on which the muse of Boileau has bestowed a comic immortality. The truth of such remote and ancient relics, which cannot be proved by any human testimony, must be admitted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iracles which they have per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age, an inveterate ulcer was touched and cured by a holy prickle of the holy crown: ^53 the prodigy is attested by the most pious and enlightened Christians of France; nor will the fact be easily disproved,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armed with a general antidote against religious credulity. ^54

    [Footnote 50: Under the words Perparus, Perpera, Hyperperum, Ducange is short and vague: Monetae genus. From a corrupt passage of Guntherus, (Hist. C. P. c. 8, p. 10,) I guess that the Perpera was the nummus aureus, the fourth part of a mark of silver, or about ten shillings sterling in value. In lead it would be too contemptible.]

    [Footnote 51: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crown, &c., from Constantinople to Paris,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1 – 14, 24, 35) and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 p. 201 – 204.)]

    [Footnote 52: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iii. p. 201 – 205. The Lutrin of Boileau exhibits the inside, the soul and manners of the Sainte Chapelle; and many facts relative to the institution are collected and explained by his commentators, Brosset and De St. Marc.]

    [Footnote 53: It was performed A.D. 1656, March 24, on the niece of Pascal; and that superior genius, with Arnauld, Nicole, &c., were on the spot, to believe and attest a miracle which confounded the Jesuits, and saved Port Royal, (Oeuvres de Racine, tom. vi. p. 176 – 187, in his eloquent History of Port Royal.)]

    [Footnote 54: Voltaire (Siecle de Louis XIV. c. 37, (Oeuvres, tom. ix. p. 178, 179) strives to invalidate the fact: but Hume, (Essays, vol. ii. p. 483, 484,) with more skill and success, seizes the battery, and turns the cannon against his enemie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55 were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and pressed; their sole hope, the last delay of their ruin, was in the division of their Greek and Bulgarian enemies; and of this hope they were deprived by the superior arms and policy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rocky coast of Pamphylia, Asia wa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under his reign; and the events of every campaign extended his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strong cities of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were rescued from the Bulgarians; and their kingdom was circumscribed by its present and proper limits,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at a lord of Epirus, a Comnenian prince of the West, should presume to dispute or share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the humble Demetrius changed the color of his buskins, and accepted with grat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 His own subjects were exasperated by his baseness and incapacity; they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preme lord. After some resistance,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was united to the empire of Nice; and Vataces reigned without a competitor from the Turkish borders to the Adriatic Gulf. The princes of Europe revered his merit and power; and had he subscribed an orthodox creed,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pope would have abandoned without reluctance the Latin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death of Vataces, the short and busy reign of Theodore his son, and the helpless infancy of his grandson John, suspend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s. In the next chapter, I shall explain their domestic revolutions; in this place,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observe, that the young prince was oppressed by the ambition of his guardian and colleague,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displayed the virtues and vices that belong to the founder of a new dynasty. The emperor Baldwin had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e might recover some provinces or cities by an impotent negotiation.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Nice with mockery and contempt. At every place which they named, Palaeologus alleged some special reason, which rendered it dear and valuable in his eyes: in the one he was born; in another he had been first promoted to military command; and in a third he had enjoyed, and hoped long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And what then do you propose to give us?” said the astonished deputies. “Nothing,” replied the Greek, “not a foot of land. If your master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pay me, as an annual tribute, the sum which he receives from the trade and custom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se terms, I may allow him to reign. If he refuses, it is war.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art of war, and I trust the event to God and my sword.” ^56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was the first prelude of his arms. If a victory was followed by a defeat; if the race of the Comneni or Angeli survived in those mountains his efforts and his reign; the captivity of Villehardouin, prince of Achaia, deprived the Latins of the most active and powerful vassal of their expiring monarchy.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disputed, in the first of their naval wars, the command of the sea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Pride and interest attached the Venetians to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ivals were tempted to promote the designs of her enemies, and the alliance of the Genoese with the schismatic conqueror provoke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Latin church. ^57

    [Footnote 55: The gradual losses of the Latins may be traced in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books of the compilation of Ducange: but of the Greek conquests he has dropped many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be recovered from the larger history of George Acropolita, and the three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wo writers of the Byzantine series, who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meet with learned editors Leo Allatius at Rome, and John Boivin in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of Paris.]

    [Footnote 56: George Acropolita, c. 78, p. 89, 90. edit. Paris.] [Footnote 57: The Greeks, ashamed of any foreign aid, disguise the alliance and succor of the Genoese: but the fact is proved by the testimony of J Villani (Chron. l. vi. c. 71,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p. 202, 203) and William de Nangis, (Annales de St. Louis, p. 248 in the Louvre Joinville,) two impartial foreigners; and Urban IV threatened to deprive Genoa of her archbishop.]

    Intent on his great object, the emperor Michael visited in

    person and strengthened the troop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race.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s were driven from their last possessions: he assaulted without success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corresponded with a perfidious baron, who proved unwilling, or unable, to open the gates of the metropolis. The next spring, his favorite general, Alexius Strategopulus, whom he had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and some infantry, ^58 on a secret expedition. His instructions enjoined him to approach, to listen, to watch, but not to risk any doubtful or dangerous enterprise against the city. The adjacent territory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was cultivated by a hardy race of peasants and outlaws, exercised in arms, uncertain in their allegiance, but inclined by language, religion, and present advantage, to the party of the Greeks. They were styled the volunteers; ^59 and by their free service the army of Alexius, with the regulars of Thrace and the Coman auxiliaries, ^60 was augmented to the number of five-and-twenty thousand men. By the ardor of the volunteers, and by his own ambition, the Caesar was stimulated to disobey the precise orders of his master, in the just confidence that success would plead his pardon and rewar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were familiar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moment as the most propitious to surprise and conquest. A rash youth, the new governor of the Venetian colony, had sailed away with thirty galleys, and the b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on a wild expedition to Daphnusia, a town on the Black Sea, at the distance of forty leagues; ^* and the remaining Latins were without strength or suspicio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Alexius had passed the Hellespont; but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lulled by the smallness of his original numbers; and their imprudence had not watched the subsequent increase of his army. If he left his main body to second and support his operations, he might advance unperceived in the night with a chosen detachment. While

    some applied scaling-ladders to the lowest part of the walls, they were secure of an old Greek, who would introduce their companions through a subterraneous passage into his house; they could soon on the inside break an entrance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which had been long obstructed; and the conqueror would b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before the Latin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danger. After some debate, the Caesar resigned himself to the faith of the volunteers; they were trusty, bold, and successful; and in describing the plan, I have already related the execution and success. ^61 But no sooner had Alexius passed the threshold of the golden gate, than he trembled at his own rashness; he paused, he deliberated; till the desperate volunteers urged him forwards, by the assurance that in retreat lay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evitable danger. Whilst the Caesar kept his regulars in firm array, the Comans dispersed themselves on all sides; an alarm was sounded, and the threats of fire and pillage compelled the citizens to a decisive resolution.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remembered their native sovereigns; the Genoese merchants their recent alliance and Venetian foes; every quarter was in arms; and the air resounded with a general acclamation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Michael and John, the august emperors of the Romans!” Their rival, Baldwin, was awakened by the sound; but the most pressing danger could not prompt him to draw his sword in the defence of a city which he deserted, perhaps,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regret: he fl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seashore, where he descried the welcome sails of the fleet returning from the vain and fruitless attempt on Daphnusia. Constantinople was irrecoverably lost; but the Latin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embarked on board the Venetian galleys, and steered for the Isle of Euboea, and afterwards for Italy, where the royal fugitive was entertained by the pope and Sicilian king with a mixture of contempt and pity. From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to his death, he consumed thirteen years, soliciting the Catholic powers to join in his restoration: the lesson had been familiar to his youth; nor was his last exile more indigent or shameful than his three former pilgrimages to the courts of Europe. His son Philip was the heir of an ideal empire; and the pretensions

    of his daughter Catherine were transported by her marriage to Charles of Valois, the brother of Philip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The house of Courtenay was represented in the female line by successive alliances, till the title of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oo bulky and sonorous for a private name, modestly expired in silence and oblivion. ^62 [Footnote 58: Some precautions must be used in reconciling the discordant numbers; the 800 soldiers of Nicetas, the 25,000 of Spandugino, (apud Ducange, l. v. c. 24;) the Greeks and Scythians of Acropolita; and the numerous army of Michael, in the Epistles of Pope Urban IV. (i. 129.)]

    [Footnote 59: They are described and named by Pachymer, (l. ii. c. 14.)] [Footnote 60: It is needless to seek these Comans in the deserts of Tartary, or even of Moldavia. A part of the horde had submitted to John Vataces, and was probably settled as a nursery of soldiers on some waste lands of Thrace, (Cantacuzen. l. i. c. 2.)]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everal authorities, particularly Abulfaradj. Chron. Arab. p. 336, this was a stratagem on the part of the Greeks to weaken the gar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commander offered to surrender the town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netians. – M.]

    [Footnote 61: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is briefly told by the Latins: the conquest is described with more satisfaction by the Greeks; by Acropolita, (c. 85,) Pachymer, (l. ii. c. 26,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1, 2)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19 – 27.]

    [Footnote 62: See the three last books (l. v. – viii.) and the genealogical tables of Ducange. In the year 1382, the titular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as James de Baux, duke of Andria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on of Margaret, daughter of Catherine de Valois, daughter of Catharine, daughter of Philip, son of Baldwin II., (Ducange, l. viii. c. 37, 38.)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he left any posterity.]

    After thi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s of the Latins to

    Palestine and Constantinople, I cannot dismiss the subject without resolving the general consequences on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the scene, and on the nations that were the actors, of these memorable crusades. ^63 As soon as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withdrawn, the impression, though not the memory, was erased in the Mahometan realms of Egypt and Syria. The faithful disciples of the prophet were never tempted by a profane desire to study the laws or language of the idolaters; nor did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primitive manners receive the slightest alteration from their intercourse in peace and war with the unknown strangers of the West. The Greeks, who thought themselves proud, but who were only vain, showed a disposition somewhat less inflexible. In the efforts for the recovery of their empire, they emulated the valor, discipline, and tactics of their antagonists.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West they might justly despise; but its free spirit would instruct them in the rights of man; and som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ere adopted from the Fren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diffused the knowledge of the Latin tongue; and several of the fathers and classics were at length honored with a Greek version. ^64 But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ejudices of the Orientals were inflamed by persecution, and the reign of the Latins confirm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churches.

    [Footnote 63: Abulfeda, who saw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usades, speaks of the kingdoms of the Franks, and those of the Negroes, as equally unknown, (Prolegom. ad Geograph.) Had he not disdained the Latin language, how easily might the Syrian prince have found books and interpreters!] [Footnote 64: A short and superficial account of these versions from Latin into Greek is given by Huet, (de Interpretatione et de claris Interpretibus (p. 131 – 135.) Maximus Planudes, a monk of Constantinople, (A.D. 1327 – 1353) has translated Caesar’s Commentaries, the Somnium Scipionis, the Metamorphoses and Heroides of Ovid, &c., (Fabric. Bib. Graec. tom. x. p. 533.)]

    If we compare the aera of the crusades, the Latins of Europe

    with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of knowledge, industry, and art, our rude ancestors must be content with the third rank in the scale of nations. Their successive improvement and present superiority may be ascribed to a peculiar energy of character, to an active and imitative spirit, unknown to their more polished rivals, who at that time were in a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state. With such a disposition, the Latins should have derived the most early and essential benefits from a series of events which opened to their eyes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and introduced them to a long and frequent intercourse with the more cultivated regions of the East.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progress was in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n the arts which are strongly prompted by the thirst of wealth, the calls of necessity,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sense or vanity.

    Among the crowd of unthinking fanatics, a captive or a pilgrim might sometimes observe the superior refinements of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the first importer of windmills ^65 was the benefactor of nations; and if such blessings are enjoyed without any grateful remembrance, history has condescended to notice the more apparent luxuries of silk and sugar, which were transported into Italy from Greece and Egypt. But the intellectual wants of the Latins were more slowly felt and supplied; the ardor of studious curiosity was awakened in Europe by different causes and more recent events; an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viewed with careless indifference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and medicinal knowledge might be imparted in practice and in figures; necessity might produce some interpreters for the grosser business of merchants and soldiers; but the commerce of the Orientals had not diffused the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ir languages in the schools of Europe. ^66 If a similar principle of religion repulsed the idiom of the Koran, it should have excited their patience and curiosit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gospel; and the same grammar would have unfolded the sense of Plato and the

    beauties of Homer. Yet in a reign of sixty year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disdained the speech and learning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manuscripts were the only treasures which the natives might enjoy without rapine or envy. Aristotle was indeed the oracle of the Western universities, but it was a barbarous Aristotle; and, instead of ascending to the fountain head, his Latin votaries humbly accepted a corrupt and remote version, from the Jews and Moors of Andalusia. The principle of the crusades was a savage fanaticism;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were analogous to the cause. Each pilgrim was ambitious to return with his sacred spoils, the relics of Greece and Palestine; ^67 and each relic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a trai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belief of the Catholics was corrupted by new legends, their practice by new supersti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quisition, the mendicant orders of monks and friars, the last abuse of indulgences, and the final progress of idolatry, flowed from the baleful fountain of the holy war. The active spirit of the Latins preyed on the vitals of their reason and religion; and i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were the times of darkness,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were the age of absurdity and fable.

    [Footnote 65: Windmills, first invented in the dry country of Asia Minor, were used in Normandy as early as the year 1105,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 p. 42, 43.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v. p. 474)]

    [Footnote 66: See the complaints of Roger Bacon, (Biographia Britannica, vol. i. p. 418, Kippis’s edition.) If Bacon himself, or Gerbert, understood some Greek, they were prodigies, and owed nothing to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Footnote 67: Such was the opinion of the great Leibnitz, (Oeuvres de Fontenelle, tom. v. p. 458,) a mast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I shall only instance the pedigree of the Carmelites, and the flight of the house of Loretto, which were both derived from Palestine.]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a fertile land,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of the Roman empire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provincials, and rekindled the embers of the arts of antiquity. Their settlements about the age of Charlemagne had acquired some degree of order and stability, when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new swarms of invaders, the Normans, Saracens, ^68 and Hungarians, who replung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into their former state of anarchy and barbarism. About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tempest had subsided by the expulsion or conversion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endom: the tide of civilization, which had so long ebbed, began to flow with a steady and accelerated course; and a fairer prospect was opened to the hopes and efforts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s. Great was the increase, and rapid the progress, dur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crusades; and some philosophers have applauded the propitious influence of these holy wars, which appear to me to have checked rather than forwarded the maturity of Europe. ^69 The lives and labors of millions, which were buried in the East, would have been more profitably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 accumulated stock of industry and wealth would have overflowed in navigation and trade; and the Latins would have been enriched and enlightened by a pure and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limates of the East. In one respect I can indeed perceive the accidental operation of the crusades, not so much in producing a benefit as in removing an evil. The larger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urope was chained to the soil, without freedom, or property, or knowledge; and the two

    orders of ecclesiastics and nobles, whose numbers were comparatively small, alone deserved the name of citizens and men. This oppressive system was supported by the arts of the clergy and the swords of the baron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ests operated in the darker ages as a salutary antidote: they prevented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letters, mitigat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times, sheltered the poor and defenceless, and preserved or revived the peace and order of civil society. But the independence, rapine, and discord of the feudal lords were unmixed with any semblance of good; and every hope of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was crushed by the iron weight of the martial aristocracy. Among the causes that undermined that Gothic edifice, a conspicuous place must be allowed to the crusades. The estates of the barons were dissipated, and their race was often extinguished, in these costly and perilous expeditions. Their poverty extorted from their pride those charters of freedom which unlocked the fetters of the slave, secured the farm of the peasant and the shop of the artificer, and gradually restored a substance and a soul to the most numerous and useful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e conflagration which destroyed the tall and barren trees of the forest gave air and scope to the vegetation of the smaller and nutritive plants of the soil. ^*

    [Footnote 68: If I rank the Saracens with the Barbarians, it is only relative to their wars, or rather inroads, in Italy and France, where their sole purpose was to plunder and destroy.]

    [Footnote 69: On this interesting subject,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a strong ray of philosophical light has broke from Scotland in our own times; and it is with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regard, that I repeat the names of Hume, Robertson, and Adam Smith.]

    [Footnote *: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compare the valuable Essay of Reeren, that of M. Choiseul d’Aillecourt, and a chapter of Mr. Forster’s “Mahometanism Unveiled.” I may admire this gentleman’s learning and industry, without pledging myself to his wild theory of prophets interpretation. – M.] Digression On The Family Of Courtenay.

    The purple of three emperors, who have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will authorize or excuse a digression on the origin and singular fortunes of the house of Courtenay, ^70 in the three principal branches: I. Of Edessa; II. Of France; and III. Of England; of which the last only has survived the revolutions of eight hundred years.

    [Footnote 70: I have applied, but not confined, myself to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noble and illustrious Family of Courtenay, by Ezra Cleaveland, Tutor to Sir William Courtenay, and Rector of Honiton; Exon. 1735, in folio. The first part is extracted from William of Tyre; the second from Bouchet’s French history; and the third from various memorials, public, provincial, and private, of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The rector of Honiton has more gratitude than industry, and more industry than criticism.]

    1.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e, which scatters riches, and of knowledge, which dispels prejudice, the prerogative of birth is most strongly felt and most humbly acknowledged. In every age,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the Germans have discriminated the ranks of society;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shared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converted their office to an inheritance; and to his children, each feudal lord bequeathed his honor and his sword. The proudest families are content to lose,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tree of their pedigree, which, however deep and lofty, must ultimately rise from a plebeian root; and their historians must descend ten centuries below the Christian aera, before they can ascertain any lineal succession by the evidence of surnames, of arms, and of authentic records. With the first rays of light, ^71 we discern the nobility and opulence of Atho, a French knight; his nobility, in the rank and title of a nameless father; his opulence,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in the district of Gatinois, about fifty-six miles to the south of Paris. From the reign of Robert, the son of Hugh Capet,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are conspicuous among the immediate vassals of the crown; and Joscelin, the grandson of Atho and a noble dame, is enrolled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A domestic alliance (their mothers were sisters) attached him to the standard of Baldwin of Bruges, the second count of Edessa; a princely fief, which he was worthy to receive, and able to maintain, announces the number of his martial followers; and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cousin, Joscelin himself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unty of Edessa on both sides of the Euphrates. By economy in peace, his territories were replenished with Latin and Syrian subjects; his magazines with corn, wine, and oil; his castles with gold and silver, with arms and horses. In a holy warfare of thirty years, he was alternately a conqueror and a captive: but he died like a soldier, in a horse litter at the head of his troops; and his last glance beheld the flight of the Turkish invaders who had presumed on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son and successor, of the same name, was less deficient in valor than in vigilance; but he sometimes forgot that dominion is acquir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same arms. He challenge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ithout secur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and, amidst the peaceful luxury of Turbessel, in Syria, ^72 Joscelin neglected the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 frontier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his absence, Zenghi, the first of the Atabeks, besieged and stormed his capital, Edessa, which was feebly defended by a timorous and disloyal crowd of Orientals: the Franks were oppressed in a bold attempt for its recovery, and Courtenay ended his days in the prison of Aleppo. He still left a fair and ample patrimony But the victorious Turks op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weakness of a widow and orphan; and, for the equivalent of an annual pension, they resigned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 charge of defending, and the shame of losing, the last relics of the Latin conquest. The countess-dowager of Edessa retired to Jerusalem with her two children; the daughter, Agnes, became the wife and mother of a king; the son, Joscelin the Third,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eneschal, the first of the kingdom, and held his new estates in Palestine by the service of fifty knights. His name appears with hono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peace and war; but he finally vanishes i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name of Courtenay, in this branch of Edessa, was lost by the marriage of his two daughters with a French and German baron. ^73

    [Footnote 71: The primitive record of the family is a passage of the continuator of Aimoin, a monk of Fleury, who wrote in the xiith century. See his Chronicle,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xi. p. 276.)] [Footnote 72: Turbessel, or, as it is now styled, Telbesher, is fixed by D’Anville four-and-twenty miles from the great passage over the Euphrates at Zeugma.]

    [Footnote 73: His possessions a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ssises of Jerusalem (c. B26) among the feudal tenures of the kingdom, which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collected between the years 1153 and 1187. His pedigree may be found in the Lignages d’Outremer, c. 16.]

    1. While Joscelin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his elder brother Milo, the son of Joscelin, the son of Atho, continued, near the Seine, to possess the castle of their fathers, which was at length inherited by Rainaud, or Reginald, the youngest of his three sons. Examples of genius or virtue must be rare in the annals of the oldest families; and, in a remote age their pride will embrace a deed of rapine and violence; such, however, as could not be perpetrated without some superiority of courage, or, at least, of power. A descendant of Reginald of Courtenay may blush for the public robber, who stripped and imprisoned several merchants, after they had satisfied the king’s duties at Sens and Orleans. He will glory in the offence, since the bold offender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obedience and restitution, till the regent and the count of Champagne prepared to march against him at the head of an army. ^74 Reginald bestowed his estates on his eldest daughter, and his daughter on the seventh son of King Louis the Fat; and their marriage was crowned with a numerous offspring. We might expect that a private should have merged in a royal name;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Peter of France and Elizabeth of Courtenay would have enjoyed the titles and honors of princes of the blood. But this legitimate claim was long neglected, and finally denied;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disgrace will represent the story of this second branch. 1. Of all the families now extant, the most ancient, doubtless, and the most illustrious, is the house of France, which has occupied the same throne above eight hundred years, and descends, in a clear and lineal series of male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75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it was already rever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from Hugh Capet to the marriage of Peter, no more than five reigns or generations had elapsed; and so precarious was their title, that the eldest sons, as a necessary precaution, were previously crown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ir fathers. The peers of France have long maintained their precedency before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e royal line, nor had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cquired that hereditary lustre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most remote candidates for the succession. 2.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must have stood high in their own estimation, and in that of the world, since they could impose on the son of a king the obligation of adopting for himself and all his descendants the name and arms of their daughter and his wife. In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with her inferior or her equal, such exchange often required and allowed: but as they continued to diverge from the regal stem, the sons of Louis the Fat were insensibly confounded with their maternal ancestors; and the new Courtenays might deserve to forfeit the honors of their birth, which a motive of interest had tempted them to renounce. 3. The shame wa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reward, and a momentary blaze was followed by a long darkness. The eldest son of these nuptials, Peter of Courtenay, had married, a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sister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he rash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ania; his two sons, Robert and Baldwin, successively held and lost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 empire in the Eas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Baldwin the Second again mingled her blood with the blood of France and of Valois. To support the expenses of a troubled and transitory reign, their patrimonial estates were mortgaged or sold: and the la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depended on the annual charity of Rome and Naples. [Footnote 74: The rapine and satisfaction of Reginald de Courtenay, are preposterously arranged in the Epistles of the abbot and regent Suger, (cxiv. cxvi.,) the best memorials of the age, (Duchesne, Scriptores Hist. Franc. tom. iv. p. 530.)]

    [Footnote 75: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th century, after naming the father and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the monk Glaber is obliged to add, cujus genus valde in-ante reperitur obscurum. Yet we are assured that the great-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was Robert the Strong count of Anjou, (A.D. 863 – 873,) a noble Frank of Neustria, Neustricus . . . generosae stirpis, who was slain in the defence of his country against the Normans, dum patriae fines tuebatur. Beyond Robert, all is conjecture or fable. It is a probable conjecture, that the third race descended from the second by Childebrand, the brother of Charles Martel. It is an absurd fable that the second was allied to the first by the marriage of Ansbert, a Roman senator and the ancestor of St. Arnoul, with Blitilde, a daughter of Clotaire I. The Saxon origin of the house of France is an ancient but incredible opinion. See a judicious memoir of M. de Foncemagn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 p. 548 – 579.) He had promised to declare his own opinion in a second memoir, which has never appeared.]

    While the elder brothers dissipated their wealth in romantic adventures, and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was profaned by a plebeian owner,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at adopted name were propagated and multiplied. But their splendor was clouded by poverty and time: after the decease of Robert, great butler of France, they descended from princes to barons; the next generations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simple gentry;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could no longer be visible in the rural lords of Tanlay and of Champignelles. The more adventurous embraced without dishonor the profession of a soldier: the least active and opulent might sink, like their cousins of the branch of Dreux, into the condition of peasants.

    Their royal descent, in a dark period of four hundred years, became each day more obsolete and ambiguous; and their pedigree, instead of being enrolled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dom, must be painfully searched by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heralds and genealogists. It was not till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the accession of a family almost as remote as their own, that the princely spirit of the Courtenays again reviv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nobility provoked them to ascertain the royalty of their blood. They appealed to the justice and compassion of Henry the Fourth; obtained a favorable opinion from twenty lawyers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modestly compared themselves to the descendants of King David, whose prerogatives were not impaired by the lapse of ages or the trade of a carpenter. ^76 But every ear was deaf, and every circumstance was adverse, to their lawful claims. The Bourbon kings were justified by the neglect of the Valois;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more recent and lofty, disdained the alliance of his humble kindred: the parliament, without denying their proofs, eluded a dangerous precedent by an arbitrary distinction, and established St. Louis as the first father of the royal line. ^77 A repetition of complaints and protests was repeatedly disregarded; and the hopeless pursuit was terminated in the present century by the death of the last male of the family. ^78 Their painful and anxious situation was alleviated by the pride of conscious virtue: they sternly rejected the temptations of fortune and favor; and a dying Courtenay would have sacrificed his son, if the youth could have renounced, for any temporal interest, the right and title of a legitimate prince of the blood of France. ^79

    [Footnote 76: Of the various petitions, apologies, &c., published by the princes of Courtenay, I have seen the three following, all in octavo: 1. De Stirpe et Origine Domus de Courtenay: addita sunt Responsa celeberrimorum Europae Jurisconsultorum; Paris, 1607. 2. Representation du Procede tenu a l’instance faicte devant le Roi, par Messieurs de Courtenay,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Honneur et Dignite de leur Maison, branche de la royalle Maison de France; a Paris, 1613. 3. Representation du subject qui a porte Messieurs de Salles et de Fraville, de la Maison de Courtenay, a se retirer hors du Royaume, 1614. It was a homicide, for which the Courtenays expected to be pardoned, or tried, as princes of the blood.]

    [Footnote 77: The sense of the parliaments is thus expressed by Thuanus Principis nomen nusquam in Gallia tributum, nisi iis qui per mares e regibus nostris originem repetunt; qui nunc tantum a Ludovico none beatae memoriae numerantur; nam Cortinoei et Drocenses, a Ludovico crasso genus ducentes, hodie inter eos minime recensentur. A distinction of expediency rather than justice. The sanctity of Louis IX. could not invest him with any special prerogative, and all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must be included in his original compact with the French nation.]

    [Footnote 78: The last male of the Courtenays was Charles Roger, who died in the year 1730, without leaving any sons. The last female was Helene de Courtenay, who married Louis de Beaufremont.

    Her title of Princesse du Sang Royal de France was suppressed (February 7th, 1737) by an arret of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Footnote 79: The singular anecdote to which I allude is related in the Recueil des Pieces interessantes et peu connues, (Maestricht, 1786, in 4 vols. 12mo.;) and the unknown editor quotes his author, who had received it from Helene de Courtenay, marquise de Beaufremont.]

    III. According to the old register of Ford Abbey,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are descended from Prince Florus, the second son of Peter, and the grandson of Louis the Fat. ^80 This fable of the grateful or venal monks was too respectfully entertained by our antiquaries, Cambden ^81 and Dugdale: ^82 but it is so clearly repugnant to truth and time, that the rational pride of the family now refuses to accept this imaginary founder.

    Their most faithful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after giving his daughter to the king’s son, Reginald of Courtenay abandoned his possessions in France, and obtained from the English monarch a second wife and a new inheritance. It is certain, at least, that Henry the Second distinguished in his camps and councils a Reginald, of the name and arms, and, as it may be fairly presumed, of the genuine race, of the Courtenays of France. The right of wardship enabled a feudal lord to reward his vassal with the marriage and estate of a noble heiress; and Reginald of Courtenay acquired a fair establishment in Devonshire, where his posterity has been seated above six hundred years. ^83 From a Norman baron, Baldwin de Brioniis, who had been invested by the Conqueror, Hawise, the wife of Reginald, derived the honor of Okehampton, which was held by the service of ninety-three knights; and a female might claim the manly offices of hereditary viscount or sheriff, and of captain of the royal castle of Exeter. Their son Robert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e earl of Devon: at the end of a century, on the failure of the family of Rivers, ^84 his great-grandson, Hugh the Second, succeeded to a title which was still considered as a territorial dignity; and twelve earls of Devonshire, of the name of Courtenay, have flourished in a period of two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They were ranked among the chief of the barons of the realm;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trenuous dispute, that they yielded to the fief of Arundel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their alliances were contract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the Veres, Despensers, St. Johns, Talbots, Bohuns, and even the Plantagenets themselves; and in a contest with John of Lancaster, a Courtenay, bishop of London, and afterward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might be accused of profane confidence in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his kindred. In peace, the earls of Devon resided in their numerous castles and manors of the west; their ample revenue was appropriated to devotion and hospitality; and the epitaph of Edward, surnamed from his misfortune, the blind, from his virtues, the good, earl, inculcates with much ingenuity a moral sentence, which may, however, be abused by thoughtless generosity. After a grateful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y-five years of union and happiness which he enjoyed with Mabel his wife, the good earl thus speaks from the tomb: –

    “What we gave, we have; What we spent, we had; What we left, we lost.” ^85

    But their losses, in this sense, were far superior to their gifts and expenses; and their heirs, not less than the poor, were the objects of their paternal care. The sums which they paid for livery and seizin attest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several estates have remained in their family since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war, the Courtenays of England fulfilled the duties, and deserved the honors, of chivalry. They were often intrusted to levy and command the militia of Devonshire and Cornwall; they often attended their supreme lord to the borders of Scotland; and in foreign service, for a stipulated price, they sometimes maintained fourscore men-at-arms and as many archers. By sea and land they fought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Edwards and Henries: their names are conspicuous in battles, in tournaments, and in the original list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three brothers shared the Spanish victory of the Black Prince; and in the lapse of six generations, the English Courtenays had learned to despise the nation and country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their origin. I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roses, the earls of Devon adhered to the house of Lancaster; and three brothers successively died either in the field or on the scaffold. Their honors and estates were restored by Henry the Seventh; a daughter of Edward the Fourth was not disgraced by the nuptials of a Courtenay; their son, who was created Marquis of Exeter, enjoyed the favor of his cousin Henry the Eighth; and in the camp of Cloth of Gold, he broke a lance against the French monarch. But the favor of Henry was the prelude of disgrace; his disgrace was the signal of death; and of the victims of the jealous tyrant, the marquis of Exeter is one of the most noble and guiltless. His son Edward lived a prisoner in the Tower, and died in exile at Padua; and the secret love of Queen Mary, whom he slighted, perhaps for the princess Elizabeth, has shed a romantic color on the story of this beautiful youth. The relics of his patrimony were conveyed into strange families by the marriages of his four aunts; and his

    personal honors, as if they had been legally extinct, were revived by the patents of succeeding princes. But there still survived a lineal descendant of Hugh, the first earl of Devon,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Courtenays, who have been seated at Powderham Castle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reign of Edward the Thir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ir estates have been increased by the grant and improvement of lands in Ireland, and they have been recently restored to the honors of the peerage. Yet the Courtenays still retain the plaintive motto, which asserts the innocence, and deplores the fall, of their ancient house. ^86 While they sigh for past greatness, they are doubtless sensible of present blessings: in the long series of the Courtenay annals, the most splendid aera is likewise the most unfortunate; nor can an opulent peer of Britain be inclined to envy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o wandered over Europe to solicit alms for the support of their dignity and the defence of their capital.

    [Footnote 80: Dugdale, Monasticon Anglicanum, vol. i. p. 786. Yet this fable must have been invented before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The profuse devotion of the three first generations to Ford Abbey was followed by oppression on one side and ingratitude on the other; and in the sixth generation, the monks ceased to register the births, actions, and deaths of their patrons.] [Footnote 81: In his Britannia, in the list of the earls of Devonshire. His expression, e regio sanguine ortos, credunt, betrays, however, some doubt or suspicion.]

    [Footnote 82: In his Baronage, P. i. p. 634, he refers to his own Monasticon. Should he not have corrected the register of Ford Abbey, and annihilated the phantom Florus, by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the French historians?] [Footnote 83: Besides the third and most valuable book of Cleaveland’s History, I have consulted Dugdale, the father of our genealogical science, (Baronage, P. i. p. 634 – 643.)]

    [Footnote 84: This great family, de Ripuariis, de Redvers, de Rivers, ended, in Edward the Fifth’s time, in Isabella de Fortibus, a famous and potent dowager, who long survived her brother and husband, (Dugdale, Baronage, P i. p. 254 – 257.)]

    [Footnote 85: Cleaveland p. 142. By some it is assigned to a Rivers earl of Devon; but the English denotes the xvth, rather than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6: Ubi lapsus!) Quid feci? a motto which was probably adopted by the Powderham branch, after the loss of the earldom of Devonshire, &c. The primitive arms of the Courtenays were, Or, three torteaux, Gules, which seem to denote their affinity with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the ancient counts of Boulogn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V-LVIII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 Their Persecution By The Greek Emperors. — Revolt In Armenia &c. — Transplantation Into Thrace. — Propagation In The West. — The Seeds,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the variety of national characters may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natives of Syria and Egypt abandoned their lives to lazy and contemplative devotion: Rome again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wit of the lively and loquacious Greeks was consumed in the disputes of metaphysical theology. The incomprehensible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stead of commanding their silent submission, were agitated in vehement and subtile controversies, which enlarged their faith at the expense, perhaps, of their charity and reason. From the council of Nice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was invaded by these spiritual wars; and so deeply did they affec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oo often been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synods, to explore the creeds, and to enumerate the sects, of this busy period of ecclesiastical annal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last ag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ound of controversy was seldom heard: curiosity was exhausted, zeal was fatigued, and, in the decrees of six councils, the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had been irrevocably defined. The spirit of dispute, however vain and pernicious, requires some energy and exercise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and the prostrate Greeks were content to fast, to pray, and to believe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patriarch and his clergy. During a long dream of superstition,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their visions and miracles, their relics and images, were preached by the monks, and worshipp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appellation of people might be extended, without injustice, to the first ranks of civil society. At an unseasonable moment, the Isaurian emperors attempted somewhat rudely to awaken their subjects: under their influence reason might obtain some proselytes,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swayed by interest or fear; but the Eastern world embraced or deplored their visible deiti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mages was celebrated as the feast of orthodoxy. In this passive and unanimous state the ecclesiastical rulers were relieved from the toil, or deprived of the pleasure, of persecution. The Pagans had disappeared; the Jews were silent and obscure; the disputes with the Latins were rare and remote hostilities against a national enemy; and the sects of Egypt and Syria enjoyed a free toler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rabian caliph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a branch of Manichæans was selected as the victims of spiritual tyranny; their patience was at length exasperated to despair and rebellion; and their exile has scattered over the West the seeds of reformation. These important events will justify some inquiry into the doctrine and story of the Paulicians; and, as they cannot plead for themselves, our candid criticism will magnify the good, and abate or suspect the evil, that is reported by their adversaries.

    The Gnostics, who had distracted the infancy, were oppressed by the greatness and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Instead of emulating or surpassing the wealth, learning, and numbers of the Catholics, their obscure remnant was driven from the capitals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confined to the villages and mountains along the borders of the Euphrates. Some vestige of the Marcionites may be detected in the fifth century; but the numerous sects were finally lost in the odious name of the Manichæans; and these heretics, who presumed to reconcile the doctrines of Zoroaster and Christ, were pursued by the two religions with equal and unrelenting hatred. Under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osata, more famous for the birth of Lucian than for the title of a Syrian kingdom, a reformer arose, esteemed by the Paulicians as the chosen messenger of truth. In his humble dwelling of Mananalis, Constantine entertained a deacon, who returned from Syrian captivity, and received the inestimable gift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was already concealed from the vulgar by the prudence of the Greek, and perhaps of the Gnostic, clergy. These books became the measure of his studies and the rule of his faith; and the Catholics, who dispute his interpretation, acknowledge that his text was genuine and sincere. But he attached himself with peculiar devo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character of St. Paul: the name of the Paulicians is derived by their enemies from some unknown and domestic teacher;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they gloried in their affinity to the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His disciples, Titus, Timothy, Sylvanus, Tychicus, were represent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fellow-laborers: the names of the apostolic churches were applied to the congregations which they assembled in Armenia and Cappadocia; and this innocent allegory revived the example and memory of the first ages. In the Gospel, and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his faithful follower investigated the Creed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uccess, a Protestant reader will applaud the spirit, of the inquiry. But if the Scriptures of the Paulicians were pure, they were not perfect. Their founders rejected the two Epistles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of the circumcision, whose dispute with their favorite for the observance of the law could not easily be forgiven. They agreed with their Gnostic brethren in the universal contempt for the Old Testament, the books of Moses and the prophets, which have been consecrated by the decre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equal boldness, and doubtless with more reason, Constantine, the new Sylvanus, disclaimed the visions, which, in so many bulky and splendid volumes, had been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sects; the fabulous productions of the Hebrew patriarchs and the sages of the East; the spurious gospels, epistles, and acts, which in the first age had overwhelmed the orthodox code; the theology of Man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kindred heresies; and the thirty generations, or æons, which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fruitful fancy of Valentine. The Paulicians sincerely condemned the memory and opinions of the Manichæan sect, and complained of the injustice which impressed that invidious name on the simple votaries of St. Paul and of Christ.

    Of the ecclesiastical chain, many links had been broken by the Paulician reformers; and their liberty was enlarged, as they reduced the number of masters, at whose voice profane reason must bow to mystery and miracle. The early separation of the Gnostics had prece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and against the gradual innovations of discipline and doctrine they were as strongly guarded by habit and aversion, as by the silence of St. Paul and the evangelists. The objects which had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magic of superstition, appeared to the eye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ir genuine and naked colors. An image made without hands was the common workmanship of a mortal artist, to whose skill alone the wood and canvas must be indebted for their merit or value. The miraculous relics were a heap of bones and ashes, destitute of life or virtue, or of any relation, perhaps, with the person to whom they were ascribed. The true and vivifying cross was a piece of sound or rotten timber,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 loaf of bread and a cup of wine, the gifts of nature and the symbols of grace. The mother of God was degraded from her celestial honors and immaculate virginity; and the saints and angels were no longer solicited to exercise the laborious office of meditation in heaven, and ministry upon earth. In the practice, or at least in the theory, of the sacraments, the Paulicians were inclined to abolish all visible objects of worship, and the words of the gospel were, in their judgment, the baptism and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They indulged a convenient latitud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and as often as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literal sense, they could escape to the intricate mazes of figure and allegory. Their utmost diligence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to dissol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since they adored the latter as the oracles of God, and abhorred the former as the fabulous and absurd invention of men or dæmons. We can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y should have found in the Gospel the orthodox mystery of the Trinity: but, instead of confess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substantial sufferings of Christ, they amused their fancy with a celestial body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virgin like water through a pipe; with a fantastic crucifixion, that eluded the vain and important malice of the Jews. A creed thus simple and spiritual was not adapted to the genius of the times; and the rational Christian, who might have been contented with the light yoke and easy burden of Jesus and his apostles, was justly offended, that the Paulicians should dare to violate the unity of God, the first article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Their belief and their trust was in the Father, of Christ, of the human soul, and of the invisible world. But they likewise held the eternity of matter; a stubborn and rebellious substance, the origin of a second principle of an active being, who has created this visible world, and exercises his temporal reign till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death and sin. The appearances of moral and physical evil had established the two principles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the East; from whence this doctrine was transfused to the various swarms of the Gnostics. A thousand shades may be devised i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Ahriman, from a rival god to a subordinate dæmon, from passion and frailty to pure and perfect malevolence: but, in spite of our efforts, the goodness, and the power, of Ormusd are placed at the opposite extremities of the line; and every step that approaches the one must recede in equal proportion from the other.

    The apostolic labors of Constantine Sylvanus soon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his disciples, the secret recompense of spiritual ambition. The remnant of the Gnostic sects, and especially the Manichæans of Armenia, were united under his standard; many Catholics were converted or seduced by his arguments; and he preached with success in the regions of Pontus and Cappadocia, which had long since imbibed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The Paulician teachers we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their Scriptural names, by the modest title of Fellow-pilgrims, by the austerity of their lives, their zeal or knowledge, and the credit of some extraordinary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Bu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desiring, or at least of obtaining,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Catholic prelacy; such anti-Christian pride they bitterly censured; and even the rank of elders or presbyters was condemned as an institution of the Jewish synagogue. The new sect was loosely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o the westward of the Euphrates; six of their principal congregations represented the churches to which St. Paul had addressed his epistles; and their founder chose his residen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lonia, in the same district of Pontus which had been celebrated by the altars of Bellona and the miracles of Gregory. After a mission of twenty-seven years, Sylvanus, who had retired from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s, fell a sacrifice to Roman persecution. The laws of the pious emperors, which seldom touched the lives of less odious heretics, proscribed without mercy or disguise the tenets, the books, and the persons of the Montanists and Manichæans: the books were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all who should presume to secrete such writings, or to profess such opinions, were devoted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A Greek minister, armed with legal and military powers, appeared at Colonia to strike the shepherd, and to reclaim, if possible, the lost sheep. By a refinement of cruelty, Simeon placed the unfortunate Sylvanus before a line of his disciples, who were command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pardon and the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to massac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y turned aside from the impious office; the stones dropped from their filial hands, and of the whole number, only one executioner could be found, a new David, as he is styled by the Catholics, who boldly overthrew the giant of heresy. This apostate (Justin was his name) again deceived and betrayed his unsuspecting brethren, and a new conformity to the acts of St. Paul may be found in the conversion of Simeon: like the apostle, he embraced the doctrine which he had been sent to persecute, renounced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nd required among the Paulicians the fame of a missionary and a martyr. They were not ambitious of martyrdom, but in a calamitous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ir patience sustained whatever zeal could inflict; and power was insufficient to eradicate the obstinate vegetation of fanaticism and reason. From the blood and ashes of the first victims, a succession of teachers and congregations repeatedly arose: amidst their foreign hostilities, they found leisure fo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preached, they disputed, they suffered; and the virtues, the apparent virtues, of Sergius, in a pilgrimage of thirty-three years, are reluctantly confessed by the orthodox historians. The native cruelty of Justinian the Second was stimulated by a pious cause; and he vainly hoped to extinguish, in a single conflagration, the name and memory of the Paulicians. By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their abhorrence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the Iconoclast princes might have been reconciled to some erroneous doctrines; but they themselves were exposed to the calumnies of the monks, and they chose to be the tyrants, lest they should be accused as the accomplices, of the Manichæans. Such a reproach has sullied the clemency of Nicephorus, who relaxed in their favor the severity of the penal statutes, nor will his character sustain the honor of a more liberal motive. The feeble Michael the First, the rigid Leo the Armenian, were foremost in the race of persecution; but the prize must doubtless be adjudged to the sanguinary devotion of Theodora, who restored the images to the Oriental church. Her inquisitors explored the cities and mountains of the Lesser Asia, and the flatterers of the empress have affirmed that, in a short reign, one hundred thousand Paulicians were extirpated by the sword, the gibbet, or the flames. Her guilt or merit has perhaps been stretch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ruth: but if the account be allowed, it must be presumed that many simple Iconoclasts were punished under a more odious name; and that some who were driven from the church, unwillingly took refuge in the bosom of heresy.

    The most furious and desperate of rebels are the sectaries of a religion long persecuted, and at length provoked. In a holy 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susceptible of fear or remorse: the justice of their arms hardens them against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and they revenge their fathers’ wrongs on the children of their tyrants. Such have been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and the Calvinists of France, and such, in the ninth century, were the Paulicians of Armenia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They were first awakened to the massacre of a governor and bishop, who exercised the Imperial mandate of converting or destroying the heretics; and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Mount Argæus protected their independence and revenge. A more dangerous and consuming flame was kindled by the persecution of Theodora, and the revolt of Carbeas, a valiant Paulician, who commanded the gua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East. His father had been impaled by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and religion, or at least nature, might justify his desertion and revenge. Five thousand of his brethren were united by the same motives; they renounced the allegiance of anti-Christian Rome; a Saracen emir introduced Carbeas to the caliph;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extended his sceptre to the implacable enemy of the Greeks. In the mountains between Siwas and Trebizond he founded or fortified the city of Tephrice, which is still occupied by a fierce or licentious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 Paulician fugitives, who now reconciled the use of the Bible and the sword. Dur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sia was afflic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war; in their hostile inroads,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ere joined with those of Mahomet; and the peaceful Christians, the aged parent and tender virgin, who were delivered into barbarous servitude, might justly accuse the intolerant spirit of their sovereign. So urgent was the mischief, so intolerable the shame, that even the dissolute Michael, the son of Theodora, was compelled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Paulicians: he was defeated under the walls of Samosata; and the Roman emperor fled before the heretics whom his mother had condemned to the flames. The Saracens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victory was ascribed to Carbeas; and the captive generals,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ribunes, were either released by his avarice, or tortured by his fanaticism. The valor and ambition of Chrysocheir, his successor, embraced a wider circle of rapine and revenge. In alliance with his faithful Moslems, he boldly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Asia; the troops of the frontier and the palace were repeatedly overthrown; the edicts of persecution were answered by the pillage of Nice and Nicomedia, of Ancyra and Ephesus; nor could the apostle St. John protect from violation his city and sepulchre. The cathedral of Ephesus was turned into a stable for mules and horses; and the Paulicians vied with the Saracens in their contempt and abhorrence of images and relics. It is not unpleasing to observe the triumph of rebellion over the same despotism which had disdained the prayer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emperor Basil, the Macedonian, was reduced to sue for peace, to offer a ransom for the captives, and to request, in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charity, that Chrysocheir would spare his fellow-Christians, and content himself with a royal donativ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silk garments. “If the emperor,” replied the insolent fanatic,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abdicate the East, and reign without molestation in the West. If he refuse, the servants of the Lord will precipitate him from the throne.” The reluctant Basil suspended the treaty, accepted the defiance, and led his army into the land of heresy, which he was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open country of the Paulicians was exposed to the same calamitie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but when he had explored the strength of Tephrice, the multitud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ample magazines of arms and provisions, he desisted with a sigh from the hopeless siege.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he labored, by the foundation of convents and churches, to secure the aid of his celestial patrons, of Michael the archangel and the prophet Elijah; and it was his daily prayer that he might live to transpierce, with three arrows, the head of his impious adversary. Beyond his expectations, the wish was accomplished: after a successful inroad, Chrysocheir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retreat; and the rebel’s head was triumphantly presented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On the reception of this welcome trophy, Basil instantly called for his bow, discharged three arrows with unerring aim, and accepted the applause of the court, who hailed the victory of the royal archer. With Chrysocheir, the glory of the Paulicians faded and withered: on the second expedition of the emperor, the impregnable Tephrice, was deserted by the heretics, who sued for mercy or escaped to the borders. The city was ruined, but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urvived in the mountains: the Paulicians defended, above a century,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infested the Roman limits,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petual alliance with the ene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gospel.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I.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 century, Constantine, surnamed Copronymus by the worshippers of images, had made an expedition into Armenia, and found, in the cities of Melitene and Theodosiopolis, a great number of Paulicians, his kindred heretics. As a favor, or punishment, he transplanted them from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race; and by this emigration their doctrine was introduced and diffused in Europe. If the sectaries of the metropolis were soon mingled with the promiscuous mass, those of the country struck a deep root in a foreign soil. The Paulicians of Thrace resisted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ir Armenian brethren, and gave aid and comfort to their preachers, who solicited, not without success, the infant faith of the Bulgar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multiplied by a more powerful colony, which John Zimisces transported from the Chalybian hills to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The Oriental clergy who would have preferred the destruction, impatiently sighed for the absence, of the Manichæans: the warlike emperor had felt and esteemed their valor: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Saracens was pregnant with mischief; but, on the side of the Danub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Scythia, their service might be useful, and their loss would be desirable. Their exile in a distant land was softened by a free toleration: the Paulicians held the city of Philippopolis and the keys of Thrace; the Catholics were their subjects; the Jacobite emigrants their associates: they occupied a line of villages and castles in Macedonia and Epirus; and many native Bulgarian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communion of arms and heresy. As long as they were awed by power and treated with moderation, their voluntary band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courage of these dogs, ever greedy of war, ever thirsty of human blood, is notic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almost with reproach, by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The same spirit rendered them arrogant and contumacious: they were easily provoked by caprice or injury; and their privileges were often violated by the faithless bigotry of the government and clergy. In the midst of the Norman wa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Manichæans deserted the standard of Alexius Comnenus, and retired to their native homes. He dissembled till the moment of revenge; invited the chiefs to a friendly conference; and punished the innocent and guilty by imprisonment, confiscation, and baptism. In an interval of peace, the emperor undertook the pious office of reconciling them to the church and state: his winter quarters were fixed at Philippopolis; and the thirteenth apostle, as he is styled by his pious daughter, consumed whole days and nights in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His arguments were fortified, their obstinacy was melted, by the honors and rewards which he bestowed on the most eminent proselytes; and a new city, surrounded with gardens, enriched with immunities, and dignified with his own name, was founded by Alexius for the residence of his vulgar converts.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Philippopolis was wrest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ontumacious leaders were secured in a dungeon, or banished from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y the prudence, rather than the mercy, of an emperor, at whose command a poor and solitary heretic was burnt alive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ut the proud hope of eradicating the prejudices of a nation was speedily overturned by the invincible zeal of the Paulicians, who ceased to dissemble or refused to obey. After the departure and death of Alexius, they soon resumed their civil and religious law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pope or primate (a manifest corruption) resided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Croatia, and Dalmatia, and governed, by his vicars, the filial congregations of Italy and France. From that æra, a minute scrutiny might prolong and perpetuate the chain of tradition. At the end of the last age, the sect or colony still inhabited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where their ignorance and poverty were more frequently tormented by the Greek clergy than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he modern Paulicians have lost all memory of their origin; and their religion is disgraced by the worship of the cross, and the practice of bloody sacrifice, which some captives have imported from the wilds of Tartary.

    In the West, the first teachers of the Manichæan theology had been repulsed by the people, or suppressed by the prince. The favor and succes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must be imputed to the strong, though secret, discontent which armed the most pious Christians against the church of Rome. Her avarice was oppressive, her despotism odious; less degenerate perhaps than the Greeks in the worship of saints and images, her innovations were more rapid and scandalous: she had rigorously defined and impos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the lives of the Latin clergy were more corrupt, and the Eastern bishops might pass for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if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lordly prelates, who wielded by turns the crosier, the sceptre, and the sword. Three different roads might introduce the Paulicians into the heart of Europe.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the pilgrims who visited Jerusalem might safely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Danube: in their journey and return they passed through Philippopolis; and the sectaries, disguising their name and heresy, might accompany the French or German caravans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trade and dominion of Venice pervaded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hospitable republic opened her bosom to foreigners of every climat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Byzantine standard, the Paulicians were often transported to the Greek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in peace and war, they freely conversed with strangers and natives, and their opinions were silently propagated in Rome, Milan, and the kingdoms beyond the Alps. It was soon discovered, that many thousand Catholics of every rank, and of either sex, had embraced the Manichæan heresy; and the flames which consumed twelve canons of Orleans was the first act and signal of persecution. The Bulgarians, a name so innocent in its origin, so odious in its application, spread their branches over the face of Europe. United in common hatred of idolatry and Rome, they were connected by a form of episcopal and presbyterian government; their various sects were discriminated by some fainter or darker shades of theology; but they generally agreed in the two principles, the contemp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denial of the body of Christ, either on the cross or in the eucharist. A confession of simple worship and blameless manners is extorted from their enemies; and so high was their standard of perfection, that the increasing congreg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of disciples, of those who practised, and of those who aspired. It was in the country of the Albigeoi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that the Paulicians were most deeply implanted; and the same vicissitudes of martyrdom and reveng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phrates, were repeat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The law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were revived by Frederic the Second. The insurgents of Tephrice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barons and cities of Languedoc: Pope Innocent III. surpassed the sanguinary fame of Theodora. It was in cruelty alone that her soldiers could equal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cruelty of her priests was far excelled by the founders of the Inquisition; an office more adapted to confirm, than to refute, the belief of an evil principle. The visible assemblies of the Paulicians, or Albigeois, were extirpated by fire and sword; and the bleeding remnant escaped by flight, concealment, or Catholic conformity. But the invincible spirit which they had kindled still lived and breathed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state, in the church, and even in the cloister, a latent succession was preserved of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tyranny of Rome, embraced the Bible as the rule of faith, and purified their creed from all the visions of the Gnostic theology. * The struggles of Wickliff in England, of Huss in Bohemia, were premature and ineffectual; but the names of Zuinglius, Luther, and Calvin, are pronounced with gratitude as the deliverers of nations.

    A philosopher, who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their merit and the value of their reformation, will prudently ask from what articles of faith, above or against our reason, they have enfranchised the Christians; for such enfranchisement is doubtless a benefit so far as it may be compatible with truth and piety. After a fair discussion, we shall rather be surprised by the timidity, than scandalized by the freedom, of our first reformers. With the Jews, they adopted the belief and defence of all the Hebrew Scriptures, with all their prodigies,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 Daniel; and they were bound, like the Catholics, to justify against the Jews the abolition of a divine law. In the great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the reformers were severely orthodox: they freely adopted the theology of the four, or the six first councils; and with the Athanasian creed, they pronounced the eternal damnation of all who did not believe the Catholic faith. Transubstantiation, the invisible change of the bread and wine into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s a tenet that may defy the power of argument and pleasantry; but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evidence of their senses, of their sight, their feeling, and their taste, the first Protestants were entangled in their own scruples, and awed by the words of Jesus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acrament. Luther maintained a corporeal, and Calvin a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and the opinion of Zuinglius, that it is no more than a spiritual communion, a simple memorial, has slowly prevailed in the reformed churches. But the loss of one mystery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stupendous doctrines of original sin, redemption, faith, grace, and predestination, which have been strained from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hese subtile questions had most assuredly been prepared by the fathers and schoolmen; but the final improvement and popular us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reformers, who enforced them as the absolute and essential terms of salvation. Hitherto the weight of supernatural belief inclines against the Protestants; and many a sober Christian would rather admit that a wafer is God, than that God is a cruel and capricious tyrant.

    Yet the services of Luther and his rivals are solid and important; and the philosopher must own his obligations to these fearless enthusiasts. I. By their hands the lofty fabric of superstition, from the abuse of indulgences to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Virgin, has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yriads of both sexes of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were restored to the liberty and labors of social life. A hierarchy of saints and angels, of imperfect and subordinate deiti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temporal power, and reduced to the enjoyment of celestial happiness; their images and relics were banish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was no longer nourished with the daily repetitio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imitation of Paganism was supplied by a pure and spiritual worship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most worthy of man, the least unworthy of the Deity. It only remains to observe, whether such sublime simplicity be consistent with popular devotion; whether the vulgar, in the absence of all visible objects, will not be inflamed by enthusiasm, or insensibly subside in languor and indifference. II. The chain of authority was broken, which restrains the bigot from thinking as he pleases, and the slave from speaking as he thinks: the popes, fathers, and councils, were no longer the supreme and infallible judges of the world; and each Christian was taught to acknowledge no law but the Scriptures, no interpreter but his own conscience. This freedom, however, was the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the design, of the Reformation. The patriot reformers were ambitious of succeeding the tyrants whom they had dethroned. They imposed with equal rigor their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hey asserted the right of the magistrate to punish heretics with death. The pious or personal animosity of Calvin proscribed in Servetus the guilt of his own rebellion; and the flames of Smithfield, in which he was afterwards consumed, had been kindled for the Anabaptists by the zeal of Cranmer. The nature of the tiger was the same, but he was gradually deprived of his teeth and fangs. A spiritual and temporal kingdom was possessed by the Roman pontiff; the Protestant doctors were subjects of an humble rank, without revenue or jurisdiction. Hisdecrees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ntiqu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ir arguments and disput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appeal to private judgment was accepted beyond their wishes, by curiosity and enthusiasm. Since the days of Luther and Calvin, a secret reformation has been silently working in the bosom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 many weeds of prejudice were eradicated; and the disciples of Erasmus diffused a spirit of freedom and moderation.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has been claimed as a common benefit, an inalienable right: the free governments of Holland and England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and the narrow allowance of the laws has been enlarged by the prudence and humanity of the times. In the exercise, the mind has understood the limits of its powers, and the words and shadows that might amuse the child can no longer satisfy his manly reason. The volumes of controversy are overspread with cobwebs: the doctrine of a Protestant church is far removed from the knowledge or belief of its private members; and the forms of orthodoxy, the articles of faith, are subscribed with a sigh, or a smile, by the modern clergy. Yet the friends of Christianity are alarmed at the boundless impulse of inquiry and scepticism. The predictions of the Catholics are accomplished: the web of mystery is unravelled by the Arminians, Arians, and Socinians, whose number must not be computed from their separate congregations; and the pillars of Revelation are shaken by those men who preserve the name without the substance of religion, who indulge the license without the temper of philosophy. *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Part I

    The Bulgarians. — Origin,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 Of The Hungarians. — Their Inroads In The East And West. — The Monarchy Of Russia. — Geography And Trade. — Wars Of The Russians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 Conversion Of The Barbarian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the ancient barrier of the Danube, so often violated and so often restored, was irretrievably swept away by a new deluge of Barbarians. Their progress was favored by the caliphs, their unknown and accidental auxiliaries: the Roman legions were occupied in Asia; and after the loss of Syria, Egypt, and Africa, the Cæsars were twice reduced to the danger and disgrace of defending their capital against the Saracens. If, in the account of this interesting people, I have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and original line of my undertaking, the merit of the subject will hide my transgression, or solicit my excuse. In the East, in the West, in war, in religion, in science, in their prosperity, and in their decay, the Arabians press themselves on our curiosity: the first overthrow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of the Greeks may be imputed to their arms; and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still hold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sceptre of the Oriental world. But the same labor would be unworthily bestowed on the swarms of savages, who,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the twelfth century, descended from the plains of Scythia, in transient

    inroad or perpetual emigration. Their names are uncouth, their origins doubtful, their actions obscure, their superstition was blind, their valor brutal,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was neither softened by innocence nor refined by policy.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repelled and survived their disorderly attack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Barbarians has disappeared without leaving any memorial of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despicable remnant continues, and may long continue, to groan under the dominion of a foreign tyrant. From the antiquities of, I. Bulgarians, II. Hungarians, and, III. Russians,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electing such facts as yet deserve to be remembered. The conquests of the, IV. Normans,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V. Turks, will naturally terminate in the memorabl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double fall of the city and empire of Constantine.

    1. In his march to Italy,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had trampled on the arms of the Bulgarians. After this defeat, the name and the nation are lost during a century and a half; and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e same or a similar appellation was revived by strange colonies from the Borysthenes, the Tanais, or the Volga. A king of the ancient Bulgaria bequeathed to his five sons a last lesson of moderation and concord. It was received as youth has ever received the counsels of age and experience: the five princes buried their father; divided his subjects and cattle; forgot his advic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wandered in quest of fortune till we find the most adventurous in the heart of Ita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arch of Ravenna. But the stream of emigration was directed or impelled towards the capital. The modern Bulgaria,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was stamped with the name and image which it has retaine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 new conquerors successively acquired, by war or treaty, the Roman provinces of Dardania, Thessaly, and the two Epirus; the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native city of Justinian; and, in their prosperous age, the obscure town of Lychnidus, or Achrida, was honored with the throne of a king and a patriarch.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language

    attests the descent of the Bulgarians from the original stock of the Sclavonian, or more properly Slavonian, race; and the kindred bands of Servians, Bosnians, Rascians, Croatians, Walachians, &c., followed either the standard or the example of the leading tribe. From the Euxine to the Adriatic, in the state of captives, or subjects, or allies, or enem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y overspread the land; and the national appellation of the slaves has been degraded by chance or malice from the signification of glory to that of servitude. Among these colonies, the Chrobatians, or Croats, who now attend the motions of an Austrian army,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 mighty people, the conquerors and sovereigns of Dalmatia. The maritime cities, and of these the infant republic of Ragusa, implored the aid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y were advised by the magnanimous Basil to reserve a small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fidelity to the Roman empire, and to appease, by an annual tribute, the wrath of these irresistible Barbarians. The kingdom of Croatia was shared by eleven Zoupans, or feudatory lords; and their united forces were numbered at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A long sea-coast, indented with capacious harbors, covered with a string of islands, and almost in sight of the Italian shores, disposed both the natives and strangers to the practice of navigation. The boats or brigantines of the Croats were constructed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old Liburnian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vessels may excite the idea of a respectable navy; but our seamen will smile at the allowance of ten, or twenty, or forty, men for each of these ships of war. They were gradually converted to the more honorable service of commerce; yet the Sclavonian pirates were still frequent and dangerous; and it was not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the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of the Gulf were effectually vindicated by the Venetian republic. The ancestors of these Dalmatian kings were equally removed from the use and abuse of navigation: they dwelt in the White Croatia, in the inland regions of Silesia and Little Poland, thirty days’ journey, according to the Greek computation, from the sea of darkness.

    The glory of the Bulgarians was confined to a narrow scope both of time and place.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y reigned to the south of the Danube; but the more powerful nations that had followed their emigration repelled all return to the north and all progress to the west. Yet in the obscure catalogue of their exploits, they might boast an honor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 Goths: that of slaying in battle one of the successors of Augustus and Constantine. The emperor Nicephorus had lost his fame in the Arabian, he lost his life in the Sclavonian, war. In his first operations he advanced with boldness and success into the centre of Bulgaria, and burnt the royal court, which was probably no more than an edifice and village of timber. But while he searched the spoil and refused all offers of treaty, his enemies collected their spirits and their forces: the passes of retreat were insuperably barred; and the trembling Nicephorus was heard to exclaim, “Alas, alas! unless we could assume the wings of birds, we cannot hope to escape.” Two days he waited his fate in the inactivity of despair; bu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the Bulgarians surprised the camp, and the Roman prince, with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tents. The body of Valens had been saved from insult; but the head of Nicephorus was exposed on a spear, and his skull, enchased with gold, was often replenished in the feasts of victory. The Greeks bewailed the dishonor of the throne; but they acknowledged the just punishment of avarice and cruelty. This savage cup was deeply tinctured with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but they were soften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century by a peaceful intercourse with the Greeks, the possession of a cultivated reg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The nobles of Bulgaria were educated in the schools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Simeon, a youth of the royal line, was instructed in the rhetoric of Demosthenes and the logic of Aristotle. He relinquished the profession of a monk for that of a king and warrior; and in his reign of more than forty years, Bulgaria assumed a rank among the civilized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Greeks, whom he repeatedly attacked, derived a faint consolation from indulging

    themselves in the reproaches of perfidy and sacrilege. They purchased the aid of the Pagan Turks; but Simeon, in a second battle, redeeme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t a time when it was esteemed a victory to elude the arms of that formidable nation. The Servians were overthrown, made captive and dispersed; and those who visited the country before their restoration could discover no more than fifty vagrants, without women or children, who extorted a precarious subsistence from the chase. On classic ground, on the banks of Achelöus, the Greeks were defeated; their horn was broken by the strength of the Barbaric Hercules. He form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n a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emperor, Simeon imposed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ey met with the most jealous precautions: the royal gallery was drawn close to an artificial and well-fortified platform; and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as emulated by the pomp of the Bulgarian. “Are you a Christian?” said the humble Romanus: “it is your duty to abstain from the blood of your fellow-Christians. Has the thirst of riches seduced you from the blessings of peace? Sheathe your sword, open your hand, and I will satiate the utmost measure of your desires.” The reconciliation was sealed by a domestic alliance; the freedom of trade was granted or restore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court were secured to the friends of Bulgaria, above the ambassadors of enemies or strangers; and her princes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high and invidious title of Basileus, or emperor. But this friendship was soon disturbed: after the death of Simeon, the nations were again in arms; his feeble successors were divided and extinguished;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Basil, who was born in the purple,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onqueror of the Bulgarians. His avarice was in some measure gratified by a treasure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ten thousand pounds’ weight of gold,) which he found in the palace of Lychnidus. His cruelty inflicted a cool and exquisite vengeance on fifteen thousand captives who had been guilty of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deprived of sight; but to one of each hundred a single eye was left, that he might conduct his blind century to the presence of their king. Their

    king is said to have expired of grief and horror; the nation was awed by this terrible example; the Bulgarians were swept away from their settlements, and circumscribed within a narrow province; the surviving chiefs bequeathed to their children the advice of patience and the duty of revenge.

    1. When the black swarm of Hungarians first hung over Europe,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Christian æra, they were mistaken by fear and superstition for the Gog and Magog of the Scriptures, the signs and forerunner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letters, they have explored their own antiquities with a strong and laudable impulse of patriotic curiosity. Their rational criticism can no longer be amused with a vain pedigree of Attila and the Huns; but they complain that their primitive records have perished in the Tartar war; that the truth or fiction of their rustic songs is long since forgotten; and that the fragments of a rude chronicle must be painfully reconcil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ough foreign intelligence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er. Magiar is the national and oriental denomination of the Hungarians; but, among the tribes of Scythia, they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Greeks under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name of Turks,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mighty people who had conquered and reigned from China to the Volga. The Pannonian colony preserved a correspondence of trade and amity with the eastern Turks on the confines of Persia and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king of Hungary discovered and visited their ancient country near the banks of the Volga.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a people of Pagans and Savages who still bore the name of Hungarians; conversed in their native tongue, recollected a tradition of their long-lost brethren, and listened with amazement to the marvellous tale of their new kingdom and religion. The zeal of conversion was animated by the interest of consanguinity;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ir princes had formed the generous, though fruitless, design of replenishing the solitude of Pannonia by this domestic colony from the heart of Tartary. From this primitive country they were driven

    to the West by the tide of war and emigration, by the weight of the more distant tribes, who at the same time were fugitives and conquerors. * Reason or fortune directed their course towards the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y halted in the usual station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s; and in the territories of Moscow, Kiow, and Moldavia, some vestig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f their temporary residence. In this long and various peregrination, they could not always escape the dominion of the stronger;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blood was improved or sullied by the mixture of a foreign race: from a motive of compulsion, or choice, several tribes of the Chazar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ancient vassals; introduced the use of a second language; and obtained by their superior renown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ront of battle.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Turks and their allies marched in seven equal and artificial divisions; each division was formed of thirty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fifty-seven warrio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children, and servants, supposes and requires at least a million of emigrants. Their public counsels were directed by seven vayvods, or hereditary chiefs; but the experience of discord and weakness recommended the more simple and vigorous administration of a single person.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declined by the modest Lebedias, was granted to the birth or merit of Almus and his son Arpad,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khan of the Chazars confirmed the engagemen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of the people to obey his commands, of the prince to consult their happiness and glory.

    With this narrative we might be reasonably content, if the penetration of modern learning had not opened a new and larger prospect of 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The Hungarian language stands alone, and as it were insulated, among the Sclavonian dialects; but it bears a close and clear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Fennic race, of an obsolete and savage race, which formerly occupie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sia and Europe. * The genuine appellation of Ugri or Igours is found on the western confines of China; their migration to the banks of

    the Irtish is attested by Tartar evidence; a similar name and language are detecte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Siberia; and the remains of the Fennic tribes are widely, though thinly scattered from the sources of the Oby to the shores of Lapland. The consanguinity of the Hungarians and Laplanders would display the powerful energy of climate on the children of a common parent; the lively contrast between the bold adventurers who are intoxicated with the wines of the Danube, and the wretched fugitives who are immersed beneath the snows of the polar circle. Arms and freedom have ever been the ruling, though too often the unsuccessful, passion of the Hungarians, who are endowed by nature with a vigorous constitution of soul and body. Extreme cold has diminished the stature and congealed the faculties of the Laplanders; and the arctic tribes, alone among the sons of men, are ignorant of war, and unconscious of human blood; a happy ignorance, if reason and virtue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peace!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

    It i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author of the Tactics, that all the Scythian hordes resembled each other in their pastoral and military life, that they all practised the sam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employed the same instruments of destruction. But he adds, that the two nations of Bulgarians and Hungarians were superior to their brethren, and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the improvements, however rude,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their visible likeness determines Leo to confound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one common description; and the picture may be heightened by some strokes from their contemporaries of the tenth century. Except the merit and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ll that is valued by mankind appeared vile and contemptible to these Barbarians, whose native fierceness was stimul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numbers and freedom. The tents of the Hungarians were of

    leather, their garments of fur; they shaved their hair, and scarified their faces: in speech they were slow, in action prompt, in treaty perfidious; and they shared the common reproach of Barbarians, too ignorant to conceive the importance of truth, too proud to deny or palliate the breach of their most solemn engagements. Their simplicity has been praised; yet they abstained only from the luxury they had never known; whatever they saw they coveted; their desires were insatiate, and their sole industry was the hand of violence and rapine. By the definition of a pastoral nation, I have recalled a long description of the economy, the warfare,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prevail in that state of society; I may add, that to fishing, as well as to the chase, the Hungarians were indebted for a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since they seldom cultivated the ground, they must, at least in their new settlements, have sometimes practised a slight and unskilful husbandry. In their emigrations, perhaps in their expeditions, the host was accompanied by thousands of sheep and oxen which increased the cloud of formidable dust, and afforded a constant and wholesale supply of milk and animal food. A plentiful command of forage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eneral, and if the flocks and herds were secure of their pastures, the hardy warrior was alike insensible of danger and fatigue. The confusion of men and cattle that overspread the country exposed their camp to a nocturnal surprise, had not a still wider circuit been occupied by their light cavalry, perpetually in motion to discover and delay the approach of the enemy. After some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tactics, they adopted the use of the sword and spear, the helmet of the soldier, and the iron breastplate of his steed: but their native and deadly weapon was the Tartar bow: from the earliest infancy their children and servants were exercised in the double science of archery and horsemanship; their arm was strong; their aim was sure; and in the most rapid career, they were taught to throw themselves backwards, and to shoot a volley of arrows into the air. In open combat, in secret ambush, in flight, or pursuit, they were equally formidable; an appearance of order was maintained in the foremost ranks, but their charge was driven forwards by the impatient pressure of succeeding

    crowds. They pursued, headlong and rash, with loosened reins and horrific outcries; but, if they fled, with real or dissembled fear, the ardor of a pursuing foe was checked and chastised by the same habits of irregular speed and sudden evolution. In the abuse of victory, they astonished Europe, yet smarting from the wounds of the Saracen and the Dane: mercy they rarely asked, and more rarely bestowed: both sexes were accused is equally inaccessible to pity, and their appetite for raw flesh might countenance the popular tale, that they drank the blood, and feasted on the hearts of the slain. Yet the Hungarians were not devoid of thos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which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every bosom. The licens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as restrained by laws and punishments; and in the security of an open camp, theft is the most tempting and most dangerous offence. Among the Barbarians there were many, whose spontaneous virtue supplied their laws and corrected their manners,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affections, of social life.

    After a long pilgrimage of flight or victory, the Turkish hordes approached the common limits of the French and Byzantine empires. Their first conquests and final settlements extend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Danube above Vienna, below Belgrade, an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Pannonia, or the modern kingdom of Hungary. That ample and fertile land was loosely occupied by the Moravians, a Sclavonian name and tribe, which were driven by the invaders into the compass of a narrow province. Charlemagne had stretched a vague and nominal empire as far as the edge of Transylvania; but,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legitimate line, the dukes of Moravia forgot their obedience and tribute to the monarchs of Oriental France. The bastard Arnulph was provoked to invite the arms of the Turks: they rushed through the real or figurative wall, which his indiscretion had thrown open; and the king of Germany has been justly reproached as a traitor to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of the Christians. During the life of Arnulph, the Hungarians were checked by gratitude or

    fear; but in the infancy of his son Lewis they discovered and invaded Bavaria; and such was their Scythian speed, that in a single day a circuit of fifty miles was stripped and consumed. In the battle of Augsburgh the Christians maintained their advantage till the seventh hour of the day, they were deceived and vanquished by the flying stratagem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Bavaria, Swabia, and Franconia; and the Hungarians promoted the reign of anarchy, by forcing the stoutest barons to discipline their vassals and fortify their castles. The origin of walled towns is ascribed to this calamitous period; nor could any distance be secure against an enemy, who, almost at the same instant, laid in ashes the Helvetian monastery of St. Gall, and the city of Bremen, on the shores of the northern ocean. Above thirty years the Germanic empire, or kingdom, was subject to the ignominy of tribute; and resistance was disarmed by the menace, the serious and effectual menace of dragging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captivity, and of slaughtering the males above the age of ten years. I have neither power nor inclination to follow the Hungarians beyond the Rhine; but I must observe with surprise, that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were blasted by the tempest, and that Spain, behind her Pyrenees, was astonish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se formidable strangers. The vicinity of Italy had tempted their early inroads; but from their camp on the Brenta, they beheld with some terror the apparent strength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new discovered country. They requested leave to retire; their request was proudly rejected by the Italian king; and the lives of twenty thousand Christians paid the forfeit of his obstinacy and rashness.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West, the royal Pavia was conspicuous in fame and splendor; and the preëminence of Rome itself was only derived from the relics of the apostles. The Hungarians appeared; Pavia was in flames; forty-three churches were consumed; and, after the massacre of the people, they spared about two hundred wretches who had gathered some bushels of gold and silver (a vague exaggeration) from the smoking ruins of their country. In these annual excursions from the Alps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Capua, the churches, that yet escaped,

    resounded with a fearful litany: “O, save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arrows of the Hungarians!” But the saints were deaf or inexorable; and the torrent rolled forwards, till it was stopped by the extreme land of Calabria. A composition was offered and accepted for the head of each Italian subject; and ten bushels of silver were poured forth in the Turkish camp. But falsehood is the natural antagonist of violence; and the robbers were defrauded both in the numbers of the assessment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metal. On the side of the East, the Hungarians were opposed in doubtful conflict by the equal arms of the Bulgarians, whose faith forbade an alliance with the Pagans, and whose situation formed the barrier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barrier was overtur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eheld the waving banners of the Turks; and one of their boldest warriors presumed to strike a battle-axe into the golden gate. The arts and treasures of the Greeks diverted the assault; but the Hungarians might boast, in their retreat, that they had imposed a tribute on the spirit of Bulgaria and the majesty of the Cæsars. The remote and rapid operations of the same campaign appear to magnif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the Turks; but their courage is most deserving of praise, since a light troop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horse would often attempt and execute the most daring inroads to the gat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At this disastrous æra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Europe was afflicted by a triple scourge from the North, the East, and the South: the Norman, the Hungarian, and the Saracen, sometimes trod the same ground of desolation; and these savage foes might have been compared by Homer to the two lions growling over the carcass of a mangled stag.

    The deliverance of Germany and Christendom was achieved by the Saxon princes, Henry the Fowler and Otho the Great, who, in two memorable battles, forever broke the power of the Hungarians. The valiant Henry was roused from a bed of sickness by the invasion of his country; but his mind was vigorous and his prudence successful. “My companions,” said he, on the morning of the combat, “maintain your ranks,

    receive on your bucklers the first arrows of the Pagans, and prevent their second discharge by the equal and rapid career of your lances.” They obeyed and conquered: and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castle of Merseburgh expressed the features, or at least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ho, in an age of ignorance, intrusted to the finer arts the perpetuity of his name. At the end of twenty years, the children of the Turks who had fallen by his sword invad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and their force is defined, in the lowest estimate, at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y were invited by domestic faction; the gates of Germany were treacherously unlocked; and they spread, far beyond the Rhine and the Meuse, into the heart of Flanders. But the vigor and prudence of Otho dispelled the conspiracy; the princes were made sensible that unless they were true to each other, their religion and country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and the national powers were reviewed in the plains of Augsburgh. They marched and fought in eight l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rovinces and tribes;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ere composed of Bavarians; the fourth, of Franconians; the fifth, of Saxons, under the immediate command of the monarch; the sixth and seventh consisted of Swabians; and the eighth legion, of a thousand Bohemians, closed the rear of the host. The resource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were fortified b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which, on this occasion, ma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generous and salutary. The soldiers were purified with a fast; the camp was blessed with the relics of saints and martyrs; and the Christian hero girded on his side the sword of Constantine, grasped the invincible spear of Charlemagne, and waved the banner of St. Maurice, the præfect of the Thebæan legion. But his firmest confidence was placed in the holy lance, whose point was fashioned of the nails of the cross, and which his father had extorted from the king of Burgundy, by the threats of war, and the gift of a province. The Hungarians were expected in the front; they secretly passed the Lech, a river of Bavaria that falls into the Danube; turned the rear of the Christian army; plundered the baggage, and disordered the legion of Bohemia and Swabia. The battle was restored by the Franconians, whose duke, the valiant Conrad,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s

    he rested from his fatigues: the Saxons fought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king; and his victory surpassed, in merit and importance, the triumphs of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loss of the Hungarians was still greater in the flight than in the action;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rivers of Bavaria; and their past crueltie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hope of mercy. Three captive princes were hanged at Ratisbon, the multitude of prisoners was slain or mutilated, and the fugitives, who presumed to appear in the face of their country, were condemned to everlasting poverty and disgrace. Ye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was humbled, and the most accessible passes of Hungary were fortified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dversity suggested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robbers of the West acquiesced in a sedentary life;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 taught, by a discerning prince, that far more might be gained by multiplying and exchanging the produce of a fruitful soil. The native race, the Turkish or Fennic blood, was mingled with new colonies of Scythian or Sclavonian origin; many thousands of robust and industrious captives had been imported from all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fter the marriage of Geisa with a Bavarian princess, he bestowed honors and estates on the nobles of Germany. The son of Geisa was invested with the regal title, and the house of Arpad reigned three hundred years in the kingdom of Hungary. But the freeborn Barbarians were not dazzled by the lustre of the diadem, and the people asserted their indefeasible right of choosing, deposing, and punishing the hereditary servant of the state.

    III. The name of Russians was first divulged, in the ninth century, by an embassy of Theophilus, emperor of the East, to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Lewis, the son of Charlemagne. The Greek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envoys of 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 In their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traversed many hostile nations; and they hoped to escape the dangers of their return, by requesting the French monarch to transport them by sea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A closer examination detected their

    origin: they were the brethren of the Swedes and Normans, whose name was already odious and formidable in France; and it might justly be apprehended, that these Russian strangers were not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but the emissaries of war. They were detained,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missed; and Lewis expected a more satisfactory account, that he might obey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or pruden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both empires. This Scandinavian origin of the people, or at least the princes, of Russia, may be confirmed and illustrated by the national annals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North. The Normans, who had so long been concealed by a veil of impenetrable darkness, suddenly burst forth in the spirit of naval and military enterprise. The vast, and, as it is said, the populous regions of Denmark, Sweden, and Norway, were crowded with independent chieftains and desperate adventurers, who sighed in the laziness of peace, and smiled in the agonies of death. Piracy was the exercise, the trade, the glory, and the virtue, of the Scandinavian youth. Impatient of a bleak climate and narrow limits, they started from the banquet, grasped their arms, sounded their horn, ascended their vessels, and explored every coast that promised either spoil or settlement. The Baltic was the first scene of their naval achievements they visited the eastern shores, the silent residence of Fennic and Sclavonic tribes, and the primitive Russians of the Lake Ladoga paid a tribute, the skins of white squirrels, to these strangers, whom they saluted with the title of Varangians or Corsairs. Their superiority in arms, discipline, and renown, commanded the fear and reverence of the natives.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more inland savages, the Varangians condescended to serve as friends and auxiliaries, and gradually, by choice or conquest, obtained the dominion of a people whom they were qualified to protect. Their tyranny was expelled, their valor was again recalled, till at length Ruric, a Scandinavian chief, became the father of a dynasty which reig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His brothers extended his influence: the example of service and usurpation was imitated by his companion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Russia; and their establishments, by the

    usual methods of war and assassination, were cemented into the fabric of a powerful monarchy.

    As long as the descendants of Ruric were considered as aliens and conquerors, they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Varangians, distributed estates and subjects to their faithful captains, and supplied their numbers with fresh streams of adventurers from the Baltic coast. But when the Scandinavian chiefs had struck a deep and permanent root into the soil, they mingled with the Russians in blood,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first Waladimir had the merit of delivering his country from thes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y had seated him on the throne; his riches were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ir demands; but they listened to his pleasing advice, that they should seek, not a more grateful, but a more wealthy, master; that they should embark for Greece, where, instead of the skins of squirrels, silk and gold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ssian prince admonished his Byzantine ally to disperse and employ, to recompense and restrain, these impetuous children of the North. Contemporary writers have recorded the introduction, name, and character, of the Varangians: each day they rose in confidence and esteem; the whole body was assembled at Constantinopl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guards; and their strength was recruited by a numerous band of their countrymen from the Island of Thule. On this occasion,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Thule is applied to England; and the new Varangians were a colony of English and Danes who fled from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habits of pilgrimage and piracy had approxima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rth; these exiles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they preserved,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the inheritance of spotless loyalty, and the use of the Danish or English tongue. With their broad and double-edged battle-axes on their shoulders, they attended the Greek emperor to the temple, the senate, and the hippodrome; he slept and feasted under their trusty guard; and the keys of the palace, the treasury, and the capital, were held by the firm and faithful hands of the Varang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geography of Scythia was extended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ancient knowledge;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Russians obtains a vast and conspicuous place in the map of Constantine. The sons of Ruric were masters of the spacious province of Wolodomir, or Moscow; and, if they were confined on that side by the hordes of the East, their western frontier in those early days was enlarged to the Baltic Sea and the country of the Prussians. Their northern reign ascended above the sixtieth degree of latitude over the Hyperborean regions, which fancy had peopled with monsters, or clouded with eternal darkness. To the south they followed the course of the Borysthenes, and approached with that river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xine Sea. The tribes that dwelt, or wandered, in this ample circuit were obedient to the same conqueror, and insensibly blended into the same nation. The language of Russia is a dialect of the Sclavonian; but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se two modes of speech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as the Sclavonian prevailed in the South,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the original Russians of the North,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the Varangian chief, were a portion of the Fennic race. With the emigration, union, or dissolution, of the wandering tribes, the loose and indefinite picture of the Scythian desert has continually shifted. But the most ancient map of Russia affords some places which still retain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and the two capitals, Novogorod and Kiow,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age of the monarchy. Novogorod had not yet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great, nor the alliance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which diffused the streams of opul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Kiow could not yet boast of three hundred churches, an innumerable people, and a degree of greatness and splendor which was compared with Constantinople by those who had never seen the residence of the Cæsars. In their origin, the two cities were no more than camps or fairs, the most convenient stations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might assemble for the occasional business of war or trade. Yet even these assemblies announce some progress in the arts of society; a new breed of cattle was imported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the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pervaded the sea and land, from the Baltic to the Euxine, from the mouth of the Oder to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dolatry and barbarism, the Sclavonic city of Julin was frequented and enriched by the Normans, who had prudently secured a free mart of purchase and exchange. From this harbor, at the entrance of the Oder, the corsair, or merchant, sailed in forty-three days to the eastern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 most distant nations were intermingled, and the holy groves of Curland are said to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Grecian and Spanish gold. Between the sea and Novogorod an easy intercourse was discovered; in the summer, through a gulf, a lake, and a navigable river; in the winter season, over the hard and level surface of boundless snows.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that city, the Russians descended the streams that fall into the Borysthenes; their canoes, of a single tree, were laden with slaves of every age, furs of every species, the spoil of their beehives, and the hides of their cattle; and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North was collected and discharged in the magazines of Kiow. The month of June was the ordinary seas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the timber of the canoes was framed into the oars and benches of more solid and capacious boats; and they proceeded without obstacle down the Borysthenes, as far as the seven or thirteen ridges of rocks, which traverse the bed, and precipitate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At the more shallow falls it was sufficient to lighten the vessels; but the deeper cataracts were impassable; and the mariners, who dragged their vessels and their slaves six miles over land, were exposed in this toilsome journey to the robbers of the desert. At the first island below the falls, the Russian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their escape: at a second, near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repaired their shattered vessels for the longer and more perilous voyage of the Black Sea. If they steered along the coast, the Danube was accessible; with a fair wind they could reach in thirty-six or forty hours the opposite shores of Anatolia; and Constantinople admitted the annual visit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They returned at the stated season with a rich cargo of corn, wine, and oil, the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nd the spices of India. Some of their countrymen resided in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and the national treaties protected the persons, effec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Russian merchant.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I.

    But the same communication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the benefit, was soon abused for the injury, of mankind. In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ninety years, the Russians made four attempts to plunder the treasur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event was various, but the motive, the means, and the object, were the same in these naval expeditions. The Russian traders had seen the magnificence, and tasted the luxury of the city of the Cæsars. A marvellous tale, and a scanty supply, excited the desires of their savage countrymen: they envied the gifts of nature which their climate denied; they coveted the works of art, which they were too lazy to imitate and too indigent to purchase; the Varangian princes unfurled the banners of piratical adventure, and their bravest soldiers were drawn from the nations that dwelt in the northern isles of the ocean. The image of their naval armaments was revived in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fleets of the Cossacks, which issu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navigate the same seas for a similar purpose. The Greek appellation of monoxyla, or single canoes, might justly be applied to the bottom of their vessels. It was scooped out of the long stem of a beech or willow, but the slight and narrow foundation was raised and continued on either side with planks, till it attained the length of sixty, and the height of about twelve, feet. These boats were built without a deck, but with two rudders and a mast; to move with sails and oars; and to contain from forty to seventy men, with their arms, and provisions of fresh water and salt fish. The first trial of the Russians was made with two hundred boats; but when the national force was exerted, they might arm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 thousand or twelve hundred vessels. Their fleet was not much inferior to the royal navy of Agamemnon,

    but it was magnified in the eyes of fear to ten or fifteen times the real proportion of its strength and numbers. Had the Greek emperors been endowed with foresight to discern, and vigor to prevent, perhaps they might have sealed with a maritime force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Their indolence abandoned the coast of Anatolia to the calamities of a piratical war, which, after an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years, again infested the Euxine; but as long as the capital was respected, the sufferings of a distant province escaped the notice both of the prince and the historian. The storm which had swept along from the Phasis and Trebizond, at length burst on the Bosphorus of Thrace; a strait of fifteen miles, in which the rude vessels of the Russians might have been stopped and destroyed by a more skilful adversary. In their first enterprise under the princes of Kiow, they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occupied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of Theophilus. Through a crowd of perils, he landed at the palace-stairs, and immediately repaired to a 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 By the advice of the patriarch, her garment, a precious relic, was drawn from the sanctuary and dipped in the sea; and a seasonable tempest, which determined the retreat of the Russians, was devoutly ascribed to the mother of God.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may inspire some doubt of the truth, or at lea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attempt by Oleg, the guardian of the sons of Ruric. A strong barrier of arms and fortifications defended the Bosphorus: they were eluded by the usual expedient of drawing the boats over the isthmus; and this simple opera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national chronicles, as if the Russian fleet had sailed over dry land with a brisk and favorable gale. The leader of the third armament, Igor, the son of Ruric, had chosen a moment of weakness and decay, when the naval powers of the empire were employed against the Saracens. But if courage be not wanting, the instruments of defence are seldom deficient. Fifteen broken and decayed galleys were boldly launched against the enemy; but instead of the single tube of Greek fire usually planted on the prow, the sides and stern of each vessel were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that liquid combustible. The engineers were dexterous; the weather was

    propitious; many thousand Russians, who chose rather to be drowned than burnt, leaped into the sea; and those who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shore were inhumanly slaughter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Yet one third of the canoes escaped into shallow water; and the next spring Igor was again prepared to retrieve his disgrace and claim his revenge. After a long peace, Jaroslaus, the great grandson of Igor, resumed the same project of a naval invasion. A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was repuls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by the same artificial flames. But in the rashness of pursuit, the vanguard of the Greeks was encompassed by an irresistible multitude of boats and men; their provision of fire was probably exhausted; and twenty-four galleys were either taken, sunk, or destroyed.

    Yet the threats or calamities of a Russian war were more frequently diverted by treaty than by arms. In these naval hostilities, every disadvantage was on the side of the Greeks; their savage enemy afforded no mercy: his poverty promised no spoil; his impenetrable retreat deprived the conqueror of the hopes of revenge; and the pride or weakness of empire indulged an opinion, that no honor could be gained or lost in the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 At first their demands were high and inadmissible, three pounds of gold for each soldier or mariner of the fleet: the Russian youth adhered to the design of conquest and glory; but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hoary sages. “Be content,” they said, “with the liberal offers of Cæsar; it is not far better to obtain without a combat the possession of gold, silver, silks, and all the objects of our desires? Are we sure of victory? Can we conclude a treaty with the sea? We do not tread on the land; we float on the abyss of water, and a common death hangs over our heads.” The memory of these Arctic fleets that seemed to descend from the polar circle left deep impression of terror on the Imperial city. By the vulgar of every rank, it was asserted and believed, that an equestrian statue in the square of Taurus was secretly inscribed with a prophecy, how the Russians, in the last days, should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In our own time, a Russian armament, instead of sailing from the Borysthenes, has circumnavigated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and the Turkish capital has been threatened by a squadron of strong and lofty ships of war, each of which, with its naval science and thundering artillery, could have sunk or scattered a hundred canoes, such as those of their ancestors. Perhaps the present generation may yet behol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of a rare prediction, of which the style is unambiguous and the date unquestionable.

    By land the Russians were less formidable than by sea; and as they fought for the most part on foot, their irregular legions must often have been bro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cavalry of the Scythian hordes. Yet their growing towns, however slight and imperfect, presented a shelter to the subject, and a barrier to the enemy: the monarchy of Kiow, till a fatal partition, assumed the domin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nations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were subdued or repelled by the arms of Swatoslaus, the son of Igor, the son of Oleg, the son of Ruric. The vigor of his mind and body was fortified by the hardships of a military and savage life. Wrapped in a bear-skin, Swatoslaus usually slept on the ground, his head reclining on a saddle; his diet was coarse and frugal, and, like the heroes of Homer, his meat (it was often horse-flesh) was broiled or roasted on the coals. The exercise of war gave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to his army; and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no soldier was permitted to transcend the luxury of his chief. By an embassy from Nicephorus, the Greek emperor, he was moved to undertake the conquest of Bulgaria; and a gift of fif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was laid at his feet to defray the expense, or reward the toils, of the expedition. An army of sixty thousand men was assembled and embarked; they sail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the Danube; their landing was effected on the Mæsian shore; and, after a sharp encounter, the swords of the Russians prevailed against the arrows of the Bulgarian horse. The vanquished king sunk into the grave; his children were made captive; and his dominions, as far as

    Mount Hæmus, were subdued or ravaged by the northern invaders. But instead of relinquishing his prey, and performing his engagements, the Varangian prince was more disposed to advance than to retire; and, had his ambition been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 seat of empire in that early period might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a more temperate and fruitful climate. Swatoslaus enjoyed and acknowledged the advantages of his new position, in which he could unite, by exchange or rapine, the various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By an easy navigation he might draw from Russia the native commodities of furs, wax, and hydromel: Hungary supplied him with a breed of horses and the spoils of the West; and Greece aboun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foreign luxuries, which his poverty had affected to disdain. The bands of Patzinacites, Chozars, and Turks, repaired to the standard of victory; and the ambassador of Nicephorus betrayed his trust, assumed the purple, and promised to share with his new allies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ern worl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Russian prince pursued his march as far as Adrianople; a formal summons to evacuate the Roman province was dismissed with contempt; and Swatoslaus fiercely replied,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soon expect the presence of an enemy and a master.

    Nicephorus could no longer expel the mischief which he had introduced; but his throne and wife were inherited by John Zimisces, who, in a diminutive body, possessed the spirit and abilities of a hero. The first victory of his lieutenants deprived the Russians of their foreign allies, twenty thousand of whom were either destroyed by the sword, or provoked to revolt, or tempted to desert. Thrace was delivered, but seventy thousand Barbarians were still in arms; and the legions that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 new conquests of Syria, prepared, with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to march under the banners of a warlike prince, who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avenger of the injured Bulgaria. The passes of Mount Hæmus had been left unguarded; they were instantly occupied; the Roman vanguard was formed of the immortals, (a proud imitation of

    the Persian style;) the emperor led the main body of ten thous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the rest of his forces followed in slow and cautious array, with the baggage and military engines. The first exploit of Zimisces was the reduction of Marcianopolis, or Peristhlaba, in two days; the trumpets sounded; the walls were scaled; eight thousand five hundred Russ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sons of the Bulgarian king were rescued from an ignominious prison, and invested with a nominal diadem. After these repeated losses, Swatoslaus retired to the strong post of Drista,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and was pursued by an enemy who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arms of celerity and delay. The Byzantine galleys ascended the river, the legions completed a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and the Russian prince was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famished,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mp and city. Many deeds of valor were performed; several desperate sallies were attempt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iege of sixty-five days that Swatoslaus yielded to his adverse fortune. The liberal terms which he obtained announce the prudence of the victor, who respected the valor, and apprehended the despair, of an unconquered mind. The great duke of Russia bound himself, by solemn imprecations, to relinquish all hostile designs; a safe passage was opened for his return;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navigation was restored; a measure of corn was distributed to each of his soldiers; and the allowance of twenty-two thousand measures attests the loss and the remnant of the Barbarians. After a painful voyage, they again reached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but their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the season was unfavorable; they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ice; and, before they could prosecute their march, Swatoslaus was surprised and oppressed by the neighboring tribes with whom the Greeks entertained a perpetual and useful correspondence. Far different was the return of Zimisces, who was received in his capital like Camillus or Marius, the saviors of ancient Rome. But the merit of the victory was attributed by the pious emperor to the mother of God; and the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with the divine infant in her arms, was placed on a triumphal car, adorned with the spoils of war, and the ensigns of Bulgarian

    royalty. Zimisces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the diadem on his head, a crown of laurel in his hand; and Constantinople was astonished to applaud the martial virtues of her sovereign.

    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 a patriarch, whose ambition was equal to his curiosity, congratulates himself and the Greek church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Russians. Those fierce and bloody Barbarians had been persuaded, by the voice of reason and religion, to acknowledge Jesus for their God,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for their teachers, and the Romans for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His triumph was transient and premature. In the various fortune of their piratical adventures, some Russian chiefs migh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sprinkled with the waters of baptism; and a Greek bishop, with the name of metropolitan, might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in the church of Kiow, to a congregation of slaves and natives. But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as sown on a barren soil: many were the apostates, the converts were few; and the baptism of Olga may be fixed as the æra of Russian Christianity. A female, perhaps of the basest origin, who could revenge the death, and assume the sceptre, of her husband Igor, must have been endowed with those active virtues which command the fear and obedience of Barbarians. In a momen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peace, she sailed from Kiow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as described, with minute diligence, the ceremonial of her reception in his capital and palace. The steps, the titles, the salutations, the banquet, the presents, were exquisitely adjusted to gratify the vanity of the stranger, with due reverence to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the purple. In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she received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empress Helena; and her conversion might be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her uncle, two interpreters, sixteen damsels of a higher, and eighteen of a lower rank, twenty-two domestics or ministers, and forty-four Russian merchants, who composed the retinue of the great princess Olga. After her return to Kiow and Novogorod, she firmly persisted in her new religion; but her labor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were not crowned with success; and both her family and nation adhered with obstinacy or indifference to the gods of their fathers. Her son Swatoslaus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scorn and ridicule of his companions; and her grandson Wolodomir devoted his youthful zeal to multiply and decorate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worship. The savage deities of the North were still propitiated with human sacrifices: in the choice of the victim, a citizen was preferred to a stranger, a Christian to an idolater; and the father, who defended his son from the sacerdotal knife, was involved in the same doom by the rage of a fanatic tumult. Yet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the pious Olga had made a deep, though secret,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 Greek missionaries continued to preach, to dispute, and to baptize: and the ambassadors or merchants of Russia compared the idolatry of the woods with the elegant supersti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lively pictures of saints and martyrs, the riches of the altar, the number and vestments of the priests, the pomp and order of the ceremonies; they were edified by the alternate succession of devout silence and harmonious song; nor was it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m, that a choir of angels descended each day from heaven to join in the devot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 conversion of Wolodomir was determined, or hastened, by his desire of a Roman bride.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city of Cherson,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marriage were celebrated by the Christian pontiff: the city he restored to the emperor Basil, the brother of his spouse; but the brazen gates were transported, as it is said, to Novogorod, and erected before the first church as a trophy of his victory and faith. At his despotic command, Peround, the god of thunder, whom he had so long adored, was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Kiow; and twelve sturdy Barbarians battered with clubs the misshapen image, which was indignantly cast into the waters of the Borysthenes. The edict of Wolodomir had proclaimed, that all who should refuse the rites of baptism would be treated a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their prince; and the rivers were instantly filled with many thousands of obedient Russians, who acquiesced in the truth and excellence of a

    doctrine which had been embraced by the great duke and his boyar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elics of Paganism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ut as the two brothers of Wolodomir had died without baptism, their bones were taken from the grave, and sanctified by an irregular and posthumous sacrament.

    In the ninth,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æra, the reign of the gospel and of the church was extended over Bulgaria, Hungary, Bohemia, Saxony, Denmark, Norway, Sweden, Poland, and Russia. The triumphs of apostolic zeal were repeated in the iron ag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Europe submitted to a religion, more different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 from the worship of their native idols. A laudable ambition excited the monks both of Germany and Greece, to visit the tents and huts of the Barbarians: poverty, hardships, and dangers, were the lot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their courage was active and patient; their motive pure and meritorious; their present reward consisted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respect of a grateful people; but the fruitful harvest of their toils was inherited and enjoyed by the proud and wealthy prelates of succeeding times. The first conversions were free and spontaneous: a holy life and an eloquent tongue were the only arms of the missionaries; but the domestic fables of the Pagans were silenced by the miracles and vision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favorable temper of the chiefs was accelerated by the dictates of vanity and interest. The leaders of nations, who were saluted with the titles of kings and saints, held it lawful and pious to impose the Catholic faith on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coast of the Baltic, from Holstein to the Gulf of Finland, was invad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and the reign of idolatry was closed by the conversion of Lithuan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Yet truth and candor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 imparted many temporal benefits both to the old and the new Christians. The rage of war, inherent to the human specie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the evangelic precepts of charity and peace; and the ambition of Catholic princes has

    renewed in every age the calamities of hostile contention. But the admission of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pale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delivered Europe from the depredations, by sea and land, of the Norm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who learned to spare their brethren and cultivate their possess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and order was promot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and the rudiments of art and science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globe. The liberal piety of the Russian princes engaged in their service the most skilful of the Greeks, to decorate the cities and instruct the inhabitants: the dome and the paintings of St. Sophia were rudely copied in the churches of Kiow and Novogorod: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were translated into the Sclavonic idiom; and three hundred noble youths were invited or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lessons of the college of Jaroslaus. It should appear that Russia might have derived an early and rapid improvement from her peculiar connection with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at that age so justly despised the ignorance of the Latins. But the Byzantine nation was servile, solitary, and verging to a hasty decline: after the fall of Kiow, the navigation of the Borysthenes was forgotten; the great princes of Wolodomir and Moscow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sea and Christendom; and the divided monarchy was oppressed by the ignominy and blindness of Tartar servitude. The Sclavonic and Scandinavian kingdoms,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Latin missionaries, were exposed, it is true, to the spiritual jurisdiction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popes; but they were united in language and religious worship,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Rome; they imbibed the free and generous spirit of the European republic, and gradually shared the light of knowledge which arose on the western world.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Part I.

    The Saracens, Franks, And Greeks, In Italy. — First Adventures And Settlement Of The Normans. — Character And Conquest Of Robert Guiscard, Duke Of Apulia — Deliverance Of Sicily By His Brother Roger. — Victories Of Robert Over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 Roger, King Of Sicily, Invades Africa And Greece. —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 Wars Of The Greeks And Normans. — Extinction Of The Normans.

    The three grea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Frank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on the theatre of Italy.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ich now compose the kingdom of Naples, were subject, for the most part, to the Lombard dukes and princes of Beneventum; so powerful in war, that they checked for a moment the genius of Charlemagne; so liberal in peace, that they maintained in their capital an academy of thirty-two philosophers and grammarians. The division of this flourishing state produced the rival principaliti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and the thoughtless ambition or revenge of the competitors invited the Saracens to the ruin of their common inheritance. During a calamitous period of two hundred years, Italy was exposed to a repetition of wounds, which the invaders were not capable of healing by the union and tranquility of a perfect conquest. Their frequent and almost annual squadrons issued from the

    port of Palermo, and were entertained with too much indulgence by the Christians of Naples: the more formidable fleets were prepared on the African coast; and even the Arabs of Andalusia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assist or oppose the Moslems of an adverse sect. In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events, a new ambuscade was concealed in the Caudine Forks, the fields of Cannæ were bedewed a second time with the blood of the Africans, and the sovereign of Rome again attacked or defended the walls of Capua and Tarentum. A colony of Saracens had been planted at Bari, which commands the entrance of the Adriatic Gulf; and their impartial depredations provoked the resentment, and conciliated the union of the two emperors.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concluded between Basil the Macedonian, the first of his race, and Lewi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and each party supplied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associate. It would have been imprudent in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transport his stationary troops of Asia to an Italian campaign; and the Latin arms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if his superior navy had not occupied the mouth of the Gulf. The fortress of Bari was invested by the infantry of the Franks, and by the cavalry and galleys of the Greeks; and, after a defence of four years, the Arabian emir submitted to the clemency of Lewis, who commanded in pers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ieg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had been achieved by the concord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their recent amity was soon imbittered by the mutual complaints of jealousy and pride. The Greeks assumed as their own the merit of the conquest and the pomp of the triumph; extolled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wers, and affected to deride the intemperance and sloth of the handful of Barbarians who appear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Carlovingian prince. His reply is express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indignation and truth: “We confess the magnitude of your preparation,” say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Your armies were indeed as numerous as a cloud of summer locusts, who darken the day, flap their wings, and, after a short flight, tumble weary and breathless to the ground. Like them, ye sunk after a feeble effort; ye were vanquished by your own cowardice; and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to

    injure and despoil our Christian subjects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e were few in number, and why were we few? Because, after a tedious expectation of your arrival, I had dismissed my host, and retained only a chosen band of warriors to continue the blockade of the city. If they indulged their hospitable feasts in the face of danger and death, did these feasts abate the vigor of their enterprise? Is it by your fasting that the walls of Bari have been overturned? Did not these valiant Franks, diminished as they were by languor and fatigue, intercept and vanish the three most powerful emirs of the Saracens? and did not their defeat precipitate the fall of the city? Bari is now fallen; Tarentum trembles; Calabria will be delivered; and, if we command the sea, the Island of Sicily may be rescu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My brother,” accelerate (a name most offensive to the vanity of the Greek,) “accelerate your naval succors, respect your allies, and distrust your flatterers.”

    These lofty hopes were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Lewis, and the decay of the Carlovingian house; and whoever might deserve the honor, the Greek emperors, Basil, and his son Leo, secured the advantage, of the reduction of Bari The Italian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persuaded or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ir supremacy, and an ideal line from Mount Garganus to the Bay of Salerno, leave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Beyond that line, the dukes or republics of Amalfi and Naples, who had never forfeited their voluntary allegiance, rejoic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Amalfi was enriched by supplying Europe with th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of Asia. But the Lombard princ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were reluctantly torn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Latin world, and too often violated their oaths of servitude and tribute. The city of Bari rose to dignity and wealth,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new theme or province of Lombardy: the title of patrician, and afterwards the singular name of Catapan, was assigned to the supreme governor; and the policy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as modelled in exact subordination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s long as the

    sceptre was disputed by the princes of Italy, their efforts were feeble and adverse; and the Greeks resisted or eluded the forces of Germany, whic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under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the Otho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ose Saxon prince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the siege of Bari: the seco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stoutest bishops and barons, escaped with honor from the bloody field of Crotona. On that day the scale of war was turned against the Franks by the valor of the Saracens. These corsairs had indeed been driven by the Byzantine fleets from the fortresses and coasts of Italy; but a sense of interest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superstition or resentment, and the caliph of Egypt had transported forty thousand Moslems to the aid of his Christian ally. The successors of Basil amused themselves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 conquest of Lombardy had been achieved, and wa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justice of their laws, the virtues of their ministers, and the gratitude of a people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anarchy and oppression. A series of rebellions might dart a ray of truth in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illusions of flattery were dispelled by the easy and rapid success of the Norman adventurers.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affairs had produced in Apulia and Calabria a melancholy contrast between the age of Pythagoras and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At the former period, the coast of Great Greece (as it was then styled) was planted with free and opulent cities: these cities were peopled with soldiers, artists, and philosophers; and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arentum; Sybaris, or Crotona,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a powerful kingdom. At the second æra, these once flourishing provinces were clouded with ignorance impoverished by tyranny, and depopulated by Barbarian war nor can we severely accuse the exaggeration of a contemporary, that a fair and ample district was reduced to the same desolation which had covered the earth after the general deluge. Among the hostilities of the Arabs, the Franks, and the Greeks, in the southern Italy, I shall select two or three anecdotes expressive of their national manners. 1. It was

    the amusement of the Saracens to profane, as well as to pillage,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At the siege of Salerno, a Mussulman chief spread his couch on the communion-table, and on that altar sacrificed each night the virginity of a Christian nun. As he wrestled with a reluctant maid, a beam in the roof was accidentally or dexterously thrown down on his head; and the death of the lustful emir was imputed to the wrath of Christ, which was at length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his faithful spouse. 2. The Saracens besieged the cities of Beneventum and Capua: after a vain appeal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the Lombards implored the clemency and aid of the Greek emperor. A fearless citizen dropped from the walls, passed the intrenchments, accomplished his commission, and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as he was returning with the welcome news. They commanded him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and deceive his countrymen,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wealth and honors should be the reward of his falsehood, and that his sincerity would be punished with immediate death. He affected to yield, but as soon as he was conducted within hearing of the Christians on the rampart, “Friends and brethren,”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be bold and patient, maintain the city; your sovereign is informed of your distress, and your deliverers are at hand. I know my doom, and commit my wife and children to your gratitude.” The rage of the Arabs confirmed his evidence; and the self-devoted patriot was transpierced with a hundred spears. He deserves to live in the memory of the virtuous, but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tor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may sprinkle some doubts on the reality of this generous deed. 3. The recital of a third incident may provoke a smile amidst the horrors of war. Theobald, marquis of Camerino and Spoleto, supported the rebels of Beneventum; and his wanton cruelty was not incompatible in that ag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hero. His captives of the Greek nation or party were castrated without mercy, and the outrage was aggravated by a cruel jest, that he wished to present the emperor with a supply of eunuchs, the most precious orname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garrison of a castle had been defeated in a sally, and the prisoners were sentenced to the customary operation. But the

    sacrifice was disturbed by the intrusion of a frantic female, who, with bleeding cheeks dishevelled hair, and importunate clamors, compelled the marquis to listen to her complaint. “Is it thus,” she cried, ‘ye magnanimous heroes, that ye wage war against women, against women who have never injured ye, and whose only arms are the distaff and the loom?” Theobald denied the charge, and protested that, since the Amazons, he had never heard of a female war. “And how,” she furiously exclaimed, “can you attack us more directly, how can you wound us in a more vital part, than by robbing our husbands of what we most dearly cherish, the source of our joys, and the hope of our posterity? The plunder of our flocks and herds I have endured without a murmur, but this fatal injury, this irreparable loss, subdues my patience, and calls aloud on the justice of heaven and earth.” A general laugh applauded her eloquence; the savage Franks, inaccessible to pity, were moved by her ridiculous, yet rational despair; and with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ptives, she obtained the restitution of her effects. As she returned in triumph to the castle, she was overtaken by a messenger, to inquire, in the name of Theobald, w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inflicted on her husband, were he again taken in arms. “Should such,” she answered without hesitation, “be his guilt and misfortune, he has eyes, and a nose, and hands, and feet. These are his own, and these he may deserve to forfeit by his personal offences. But let my lord be pleased to spare what his little handmaid presumes to claim as her peculiar and lawful prope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s in the kingdoms of Naples and Sicily is an event most romantic in its origin, and in its consequences most important both to Italy and the Eastern empire. The broken provinces of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were exposed to every invader, and every sea and land were invaded by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the Scandinavian pirates. After a long indulgence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 fair and ample territory was accepted, occupied, and named, by the Normans of France: they renounced their gods for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Capet. The savage fierceness which they had brought from the snowy mountains of Norway was refined, without being corrupted, in a warmer climate; the companions of Rollo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natives; they imbibed the manners, language, and gallantry,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in a martial age, the Normans might claim the palm of valor and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fashionable superstitions, they embraced with ardor the pilgrimages of Rome, Italy, and the Holy Land. In this active devotion, the minds and bodies were invigorated by exercise: danger was the incentive, novelty the recompen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was decorated by wonder, credulity, and ambitious hope. They confederated for their mutual defence; and the robbers of the Alps, who had been allured by the garb of a pilgrim, were often chastised by the arm of a warrior. In one of these pious visits to the cavern of Mount Garganus in Apulia, which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apparit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 they were accosted by a stranger in the Greek habit, but who soon revealed himself as a rebel, a fugitive, and a mortal foe of the Greek empire. His name was Melo; a noble citizen of Bari, who, after an unsuccessful revolt, was compelled to seek new allies and avengers of his country. The bold appearance of the Normans revived his hopes and solicited his confidence: they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and still more to the promises, of the patriot. The assurance of wealth demonstrated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and they viewed,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brave, the fruitful land which was oppressed by effeminate tyrants. On their return to Normandy, they kindled a spark of enterprise, and a small but intrepid band was freely associated for the deliverance of Apulia. They passed the Alps by separate roads, and in the disguise of pilgrims; bu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they were saluted by the chief of Bari, who supplied the more indigent with arms and horses, and instantly led them to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first conflict, their valor prevailed; but in the second engagement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numbers and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Greeks, and indignantly retreated with their faces to the enemy. * The unfortunate Melo ended his life a suppliant at the court of Germany: his

    Norman followers, excluded from their native and their promised land, wandered among the hills and valleys of Italy, and earne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by the sword. To that formidable sword the princes of Capua, Beneventum, Salerno, and Naples, alternately appealed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superior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the Normans gave victory to the side which they espoused; and their cautious policy observed the balance of power, lest the preponderance of any rival state should render their aid less important, and their service less profitable. Their first asylum was a strong camp in the depth of the marshes of Campania: but they were soon endowed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duke of Naples with a more plentiful and permanent seat. Eight miles from his residence, as a bulwark against Capua, the town of Aversa was built and fortified for their use; and they enjoyed as their own the corn and fruits, the meadows and groves, of that fertile district. The report of their success attracted every year new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oldiers: the poor were urged by necessity; the rich were excited by hope; and the brave and active spirits of Normandy were impatient of ease and ambitious of renown. The independent standard of Aversa afforded shelter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outlaws of the province, to every fugitive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injustice or justice of his superiors; and these foreign associates were quickly assimilated in manners and language to the Gallic colony.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Normans was Count Rainulf; and, in the origin of society, preëminence of rank is the reward and the proof of superior merit. *

    Since the conquest of Sicily by the Arabs, the Grecian emperors had been anxious to regain that valuable possession; but their efforts, however strenuous, had been opposed by the distance and the sea. Their costly armaments, after a gleam of success, added new pages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to the Byzantine annals: twenty thousand of their best troops were lost in a single expedition; and the victorious Moslems derided the policy of a nation which intrusted eunuchs not only with the custody of their women, but with

    the command of their men After a reign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 Saracens were ruined by their divisions. The emir disclaimed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of Tunis; the people rose against the emir; the cities were usurped by the chiefs; each meaner rebel was independent in his village or castle; and the weaker of two rival brothers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Christians. In every service of danger the Normans were prompt and useful; 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or warriors on horseback, were enrolled by Arduin, the agent and interpreter of the Greeks, under the standard of Maniaces, governor of Lombardy. Before their landing, the brothers were reconciled; the union of Sicily and Africa was restored; and the island was guarded to the water’s edge. The Normans led the van and the Arabs of Messina felt the valor of an untried foe. In a second action the emir of Syracuse was unhorsed and transpierced by the iron arm of William of Hauteville. In a third engagement, his intrepid companions discomfited the host of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and left the Greeks no more than the labor of the pursuit: a splendid victory; but of which the pen of the historian may divide the merit with the lance of the Normans. It is, however, true, that they essentially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Maniaces, who reduced thirteen citie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Sicily, under the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But his military fame was sullied by ingratitude and tyranny. In the division of the spoils, the deserts of his brave auxiliaries were forgotten; and neither their avarice nor their pride could brook this injurious treatment. They complained by the mouth of their interpreter: their complaint was disregarded; their interpreter was scourged; the sufferings were his; the insult and resentment belonged to those whose sentiments he had delivered. Yet they dissembled till they had obtained, or stolen, a safe passage to the Italian continent: their brethren of Aversa sympathized in their indigna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Apulia was invaded as the forfeit of the debt. Abov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irst emigration, the Normans took the field with no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horse 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after the recall of the Byzantine legions from the Sicilian war, their numbers are magnified to the amount of threescore thousand men. Their herald proposed the option of battle or

    retreat; “of battle,” was the unanimous cry of the Normans; and one of their stoutest warriors, with a stroke of his fist, felled to the ground the horse of the Greek messenger. He was dismissed with a fresh horse; the insult was concealed from the Imperial troops; but in two successive battles they were more fatally instructed of the prowess of their adversaries. In the plains of Cannæ, the Asiatics fled before the adventurers of France; the duke of Lombardy was made prisoner; the Apulians acquiesced in a new dominion; and the four places of Bari, Otranto, Brundusium, and Tarentum, were alone saved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Grecian fortunes. From this æra we may d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 power, which soon eclipsed the infant colony of Aversa. Twelve counts were chosen by the popular suffrage; and age, birth, and merit, were the motives of their choice. The tributes of their peculiar districts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ir use; and each count erected a fortress in the midst of his lands, and at the head of his vassals. In the centre of the province, the common habitation of Melphi was reserved as the metropolis and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a house and separate quarter was allotted to each of the twelve counts: and the national concerns were regulated by this military senate. The first of his peers, their president and general, was entitled count of Apulia; and this dignity was conferred on William of the iron arm, who,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ge, is styled a lion in battle, a lamb in society, and an angel in council. The manners of his countrymen are fairly delineated by a contemporary and national historian. “The Normans,” says Malaterra, “are a cunning and revengeful people; eloquence and dissimulation appear to be their hereditary qualities: they can stoop to flatter; but unless they are curbed by the restraint of law, they indulge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and passion. Their princes affect the praises of popular munificence; the people observe the medium, or rather blond the extremes, of avarice and prodigality; and in their eager thirst of wealth and dominion, they despise whatever they possess, and hope whatever they desire. Arms and horses, the luxury of dress, the exercises of hunting and hawking are the delight of the Normans; but, on pressing occasions, they can endure with

    incredible patience the inclemency of every climate, and the toil and absence of a military lif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

    The Normans of Apulia were seated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and,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the hour, they accepted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lands, from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or Constantinople. But the firmest title of these adventurers was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y neither loved nor trusted; they were neither trusted nor beloved: the contempt of the princes was mixed with fear, and the fear of the natives was mingled with hatred and resentment. Every object of desire, a horse, a woman, a garden, tempted and gratified the rapaciousnes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avarice of their chiefs was only colored by the more specious names of ambition and glory. The twelve counts were sometimes joined in the league of injustice: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disputed the spoils of the people: the virtues of William were buried in his grave; and Drogo, his brother and successor, was better qualified to lead the valor, than to restrain the violence, of his peer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Monomachus, the policy, rather than benev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ttempted to relieve Italy from this adherent mischief, more grievous than a flight of Barbarians; and Argyrus, the son of Melo, was invested for this purpose with the most lofty titles and the most ample commission. The memory of his father might recommend him to the Normans; and he had already engaged their voluntary service to quell the revolt of Maniaces, and to avenge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jury. It was the design of Constantine to transplant the warlike colony from the Italian provinces to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son of Melo distributed among the chiefs the gold and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Imperial bounty. But his arts were baffled by the sense and spirit of the conquerors of Apulia: his gifts, or at least his proposals, were rejected; and they unanimously

    refused to relinquish their possessions and their hopes for the distant prospect of Asiatic fortune. After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had failed, Argyrus resolved to compel or to destroy: the Latin powers were solicited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formed of the pope and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throne of St. Peter was occupied by Leo the Ninth, a simple saint, of a temper most apt to deceive himself and the world, and whose venerable character would consecrate with the name of piety the measures least compatible with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His humanity was affected by the complaints, perhaps the calumnie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impious Normans had interrupt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and the temporal sword might be lawfully unsheathed against the sacrilegious robbers, who were deaf to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As a German of noble birth and royal kindred, Leo had free access to the court and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Third; and in search of arms and allies, his ardent zeal transported him from Apulia to Saxony, from the Elbe to the Tyber. During these hostile preparations, Argyrus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use of secret and guilty weapons: a crowd of Normans became the victims of public or private revenge; and the valiant Drogo was murdered in a church. But his spirit survived in his brother Humphrey, the third count of Apulia. The assassins were chastised; and the son of Melo, overthrown and wounded, was driven from the field, to hide his shame behind the walls of Bari, and to await the tardy succor of his allies.

    But the power of Constantine was distracted by a Turkish war; the mind of Henry was feeble and irresolute; and the pope, instead of repassing the Alps with a German army, was accompanied only by a guard of seven hundred Swabians and some volunteers of Lorraine. In his long progress from Mantua to Beneventum, a vile and promiscuous multitude of Italians was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standard: the priest and the robber slept in the same tent; the pikes and crosses were intermingled in the front; and the martial saint repeated the lessons of his youth in the order of march, of encampment,

    and of combat. The Normans of Apulia could muster in the field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horse, with a handful of infantry: the defection of the natives intercepted their provisions and retreat; and their spirit, incapable of fear, was chilled for a moment by superstitious awe. On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Leo, they knelt without disgrace or reluctance befo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But the pope was inexorable; his lofty Germans affected to deride the diminutive stature of their adversaries; and the Normans were informed that death or exile was their only alternative. Flight they disdained, and, as many of them had been three days without tasting food, they embraced the assurance of a more easy and honorable death. They climbed the hill of Civitella,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and charged in three divisions the army of the pope. On the left, and in the centre, Richard count of Aversa, and Robert the famous Guiscard, attacked, broke, routed, and pursued the Italian multitudes, who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and fled without shame. A harder trial was reserved for the valor of Count Humphrey, who led the cavalry of the right wing. The German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unskillful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the lance, but on foot they formed a strong and impenetrable phalanx; and neither man, nor steed, nor armor, could resist the weight of their long and two-handed swords. After a severe conflict,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squadrons returning from the pursuit; and died in the ranks with the esteem of their fo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revenge. The gates of Civitella were shut against the flying pope, and he was overtaken by the pious conquerors, who kissed his feet, to implore his blessing and the absolution of their sinful victory. The soldiers beheld in their enemy and captive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ough we may suppose the policy of the chief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by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In the calm of retirement, the well-meaning pope deplored th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hich must be imputed to his account: he felt, that he had been the author of sin and scandal; and as his undertaking had failed, the indecency of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universally condemned. With these dispositions, he listened to the offers of a beneficial treaty; deserted an

    alliance which he had preached as the cause of God; and ratified the past and future conquests of the Normans. By whatever hands they had been usurped, the provinc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a part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nd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grant and the acceptance confirmed the mutual claims of the pontiff and the adventurers. They promis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rms; a tribute or quitrent of twelve pence was afterwards stipulated for every ploughland; and since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s remai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a fief of the Holy See.

    The pedigree of Robert of Guiscard is variously deduced from the peasant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from the peasants,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a Grecian princess; from the dukes, by the ignorance and flattery of the Italian subjects. His genuine descent may be ascribed to the second or middle order of private nobility. He sprang from a race of valvassors or bannerets, of the diocese of Coutances, in the Lower Normandy: the castle of Hauteville was their honorable seat: his father Tancred was conspicuous in the court and army of the duke;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furnished by ten soldiers or knights. Two marriages, of a rank not unworthy of his own, made him the father of twelve sons, who were educated at home by the impartial tenderness of his second wife. But a narrow patrimony was insufficient for this numerous and daring progeny; they saw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 mischiefs of poverty and discord, and resolved to seek in foreign wars a more glorious inheritance. Two only remained to perpetuate the race, and cherish their father’s age: their ten brothers, as they successfully attained the vigor of manhood, departed from the castle, passed the Alps, and joined the Apulian camp of the Normans. The elder were prompted by native spirit; their success encouraged their younger brethren, and the three first in seniority, William, Drogo, and Humphrey, deserved to be the chiefs of their nation and the founders of the new republic. Robert was the eldest of the seven sons of the second marriage; and even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his foes has endowed him with the heroic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His lofty stature surpassed the tallest of his army: his limbs were cast in the true proportion of strength and gracefulness; and to the decline of life, he maintained the patient vigor of health and the commanding dignity of his form. His complexion was ruddy,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his hair and beard were long and of a flaxen color, his eyes sparkled with fire, and his voice, like that of Achilles, could impress obedience and terror amidst the tumult of battle. In the ruder ages of chivalry, such qualifications are not below the notice of the poet or historians: they may observe that Robert, at once, and with equal dexterity, could wield in the right hand his sword, his lance in the left; that in the battle of Civitella he was thrice unhorsed; and that in the close of that memorable day he was adjudged to have borne away the prize of valor from the warriors of the two armies. His boundless ambition was founded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uperior worth: in the pursuit of greatness, he was never arrested by the scruples of justice, and seldom moved by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though not insensible of fame, the choice of open or clandestine means was determined only by his present advantage. The surname of Guiscard was applied to this master of political wisdom, which is too often confounded with the practice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and Robert is praised by the Apulian poet for excelling the cunning of Ulysses and the eloquence of Cicero. Yet these arts were disguised by an appearance of military frankness: in his highest fortune, he was accessible and courteous to his fellow-soldiers; and while he indulged the prejudices of his new subjects, he affected in his dress and manners to maintain the ancient fashion of his country. He grasped with a rapacious, that he might distribute with a liberal, hand: his primitive indigence had taught the habits of frugality; the gain of a merchant was not below his attention; and his prisoners were tortured with slow and unfeeling cruelty, to force a discovery of their secret treasure. According to the Greeks, he departed from Normandy with only five followers on horseback and thirty on foot; yet even this allowance appears too bountiful: the sixth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passed the Alps as a pilgrim; and his first military band was levied among the adventurers of Italy. His brothers and countrymen had divided the fertile lands of Apulia; but they guarded their shares with the jealousy of avarice; the aspiring youth was driven forwards to the mountains of Calabria, and in his first exploits against the Greeks and the natives, it is not easy to discriminate the hero from the robber. To surprise a castle or a convent, to ensnare a wealthy citizen, to plunder the adjacent villages for necessary food, were the obscure labors which formed and exercised the powers of his mind and body. The volunteers of Normandy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and, under his command, the peasants of Calabria assumed the name and character of Normans.

    As the genius of Robert expanded with his fortune, he awakened the jealousy of his elder brother, by whom, in a transient quarrel,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and his liberty restrained. After the death of Humphrey, the tender age of his son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and; they were reduced to a private estate, by the ambition of their guardian and uncle; and Guiscard was exalted on a buckler, and saluted count of Apulia and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With an increase of authority and of force, he resumed the conquest of Calabria, and soon aspired to a rank that should raise him forever above the heads of his equals. By some acts of rapine or sacrilege, he had incurred a papal excommunication; but Nicholas the Second was easily persuaded that the divisions of friends could terminate only in their mutual prejudice; that the Normans were the faithful champions of the Holy See; and it was safer to trust the alliance of a prince than the caprice of an aristocracy. A synod of one hundred bishops was convened at Melphi; and the count interrupted an important enterprise to guard the person and execute the decrees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gratitude and policy conferred on Robert and his posterity the ducal title, with the investitur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all the lands, both in Italy and Sicily, which his sword could rescue from the schismatic Greeks and the unbelieving Saracens. This apostolic sanction might justify his

    arms; but the obedience of a free and victorious people could not be transferred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Guiscard dissembled his elevation till the ensuing campaign had been illustrated by the conquest of Consenza and Reggio. In the hour of triumph, he assembled his troops, and solicited the Normans to confirm by their suffrage the judgment of the vicar of Christ: the soldiers hail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heir valiant duke; and the counts, his former equals, pronounced the oath of fidelity with hollow smiles and secret indignation.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Robert styled himself,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St. Peter, duk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hereafter of Sicily;” and it was the labor of twenty years to deserve and realize these lofty appellations. Such tardy progress, in a narrow space, may seem unworthy of the abilities of the chief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but the Normans were few in number; their resources were scanty; their service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The bravest designs of the duke were sometimes opposed by the free voice of his parliament of barons: the twelve counts of popular election conspired against his authority; and against their perfidious uncle, the sons of Humphrey demanded justice and revenge. By his policy and vigor, Guiscard discovered their plots, suppressed their rebellions, and punished the guilty with death or exile: but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his years,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were unprofitably consumed. After the defeat of his foreign enemies,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their broken forces retreated to the strong and populous cities of the sea-coast. They excelled in the arts of fortification and defence; the Normans were accustomed to serve on horseback in the field, and their rude attempts could only succeed by the efforts of persevering courage. The resistance of Salerno was maintained above eight months;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Bari lasted near four years. In these actions the Norman duke was the foremost in every danger; in every fatigue the last and most patient. As he pressed the citadel of Salerno, a huge stone from the rampart shattered one of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by a splinter he was wounded in the breast. Before the gates of Bari, he lodged in a miserable hut or barrack, composed of dry branches, and thatched with straw; a

    perilous station, on all sides open to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the spears of the enemy.

    The Italian conquests of Robert correspond with the limits of the present kingdom of Naples; and the countries united by his arms have not been dissever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The monarchy has been composed of the Greek provinces of Calabria and Apulia, of the Lombard principality of Salerno,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and the inland dependencies of the large and ancient duchy of Beneventum. Three districts only were exempted from the common law of subjection; the first forever, the two last till the middle of the succeeding century. The city and immediate territory of Benevento had been transferred, by gift or exchange, from the German emperor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lthough this holy land was sometimes invaded, the name of St. Peter was finally more potent than the sword of the Normans. Their first colony of Aversa subdued and held the state of Capua; and her princes were reduced to beg their bread before the palace of their fathers. The dukes of Naples, the present metropolis, maintained the popular freedom,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mong the new acquisitions of Guiscard, the science of Salerno, and the trade of Amalphi, may detain for a moment the curiosity of the reader. I. Of the learned faculties, jurisprudence implies the previous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property; and theology may perhaps be superseded by the full light of religion and reason. But the savage and the sage must alike implore the assistance of physic; and, if our diseases are inflamed by luxury, the mischiefs of blows and wounds would be more frequent in the ruder ages of society. The treasures of Grecian medicine had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Arabian colonies of Africa, Spain, and Sicily; and in the intercourse of peace and war, a spark of knowledge had been kindled and cherished at Salerno, an illustrious city, in which the men were honest and the women beautiful. A school, the first that arose in the darkness of Europe, was consecrated to the healing art: the conscience of monks and bishops was reconciled to that salutary and lucrative profession; and a

    crowd of patients, of the most eminent rank, and most distant climates, invited or visited the physicians of Salerno. They were protected by the Norman conquerors; and Guiscard, though bred in arms, could discern the merit and value of a philosopher. After a pilgrimage of thirty-nine years, Constantine, an African Christian, returned from Bagdad, a master of the language and learning of the Arabians; and Salerno was enriched by the practice, the lessons,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pupil of Avicenna. The school of medicine has long slept in the name of a university; but her precepts are abridged in a string of aphorisms, bound together in the Leonine verses, or Latin rhym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I. Seven miles to the west of Salerno, and thirty to the south of Naples, the obscure town of Amalphi displayed the power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The land, however fertile, was of narrow extent; but the sea was accessible and open: the inhabitants first assumed the office of supplying the western world with the manufactures and productions of the East; and this useful traffic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opulence and freedom. The government was popular,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duke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Greek emperor. Fifty thousand citizens were numbered in the walls of Amalphi; nor was any city more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objects of precious luxury. The mariners who swarmed in her port, excell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vigation and astronomy: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ass, which has opened the globe, is owing to their ingenuity or good fortune. Their trade was extended to the coasts, or at least to the commodities, of Africa, Arabia, and India: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Constantinople, Antioch, Jerusalem, and Alexandria, acquired the privileges of independent colonies. After three hundred years of prosperity, Amalphi was oppressed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sacked by the jealousy of Pisa; but the poverty of one thousand * fisherman is yet dignified by the remains of an arsenal, a cathedral, and the palaces of royal merchants.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I.

    Roger, the twelfth and last of the sons of Tancred, had been long detained in Normandy by his own and his father’ age. He accepted the welcome summons; hastened to the Apulian camp; and deserved at first the esteem, and afterwards the envy, of his elder brother. Their valor and ambition were equal; but the youth, the beauty, the elegant manners, of Roger engaged the disinterested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So scanty was his allowance for himself and forty followers, that he descended from conquest to robbery, and from robbery to domestic theft; and so loose were the notions of property, that, by his own historian, at his special command, he is accused of stealing horses from a stable at Melphi. His spirit emerged from poverty and disgrace: from these base practices he rose to the merit and glory of a holy war; and the invasion of Sicily was seconded by the zeal and policy of his brother Guiscard.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Greeks, the idolaters, a most audacious reproach of the Catholics, had retrieved their losses and possessions; bu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island, so vainly undertaken by the forc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was achieved by a small and private band of adventurers. In the first attempt, Roger braved, in an open boat, the real and fabulous dangers of Scylla and Charybdis; landed with only sixty soldiers on a hostile shore; drove the Saracens to the gates of Messina and safely return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In the fortress of Trani, his active and patient courage were equally conspicuous. In his old age he related with pleasure, that, by the distress of the siege, himself, and the countess his wife, had been reduced to a single cloak or mantle, which they wore alternately; that in a sally his horse had been slain, and 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Saracens; but that he owed his rescue to his good sword, and had retreated with his saddle on his back, lest the meanest trophy might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miscreants. In the siege of Trani, three hundred Normans withstood and repulsed the forces of the island. In the field of Ceramio,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ere overthrown by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Christian

    soldiers, without reckoning St. George, who fought on horseback in the foremost ranks. The captive banners, with four camels, were reserved fo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had these barbaric spoils been exposed, not in the Vatican, but in the Capitol, they might have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 Punic triumphs. These insufficient numbers of the Normans most probably denote their knights, the soldiers of honorable and equestrian rank, each of whom was attended by five or six followers in the field; yet, with the aid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after every fair allowance on the side of valor, arms, and reputation, the discomfiture of so many myriads will reduce the prudent reader to the alternative of a miracle or a fable. The Arabs of Sicily derived a frequent and powerful succor from their countrymen of Africa: in the siege of Palermo, the Norman cavalry was assisted by the galleys of Pisa; and, in the hour of action, the envy of the two brothers was sublimed to a generous and invincible emulation. After a war of thirty years, Roger,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count, obtain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fruitful island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his administration displays a liberal and enlightened mind, above the limits of his age and education. The Moslems were maintained in the free enjoyment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a philosopher and physician of Mazara, of the race of Mahomet, harangued the conqueror, and was invited to court; his geography of the seven climates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Roger, after a diligent perusal, preferred the work of the Arabian to the writings of the Grecian Ptolemy. A remnant of Christian natives had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the Normans: they were rewarded by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The island was restor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new bishops were planted in the principal cities; and the clergy was satisfied by a liberal endowment of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Yet the Catholic hero asserted the rights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Instead of resigning the investiture of benefices, he dexterously applied to his own profit the papal claims: the supremacy of the crown was secured and enlarged, by the singular bull, which declares the princes of Sicily hereditary and perpetual legates of the Holy See.

    To Robert Guiscard, the conquest of Sicily was more glorious than beneficial: the possession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as inadequate to his ambition; and he resolved to embrace or create the first occasion of invading, perhaps of subduing,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rom his first wife, the partner of his humble fortune, he had been divorc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consanguinity; and her son Bohemond was destined to imitate, rather than to succeed, his illustrious father. The second wife of Guiscard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princes of Salerno; the Lombards acquiesced in the lineal succession of their son Roger; their five daughters were given in honorable nuptials, and one of them was betrothed, in a tender age, to Constantine, a beautiful youth, the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Michael. But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haken by a revolutio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Ducas was confined to the palace or the cloister; and Robert deplored, and resented, the disgrace of his daughter and the expulsion of his ally. A Greek, who styled himself the father of Constantine, soon appeared at Salerno, and related the adventures of his fall and flight. That unfortunate frien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uke, and adorned with the pomp and titles of Imperial dignity: in his triumphal progress through Apulia and Calabria, Michael was saluted with the tear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Pope Gregory the Seventh exhorted the bishops to preach, and the Catholics to fight, in the pious work of his restorati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Robert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and their mutual promises were justified by the valor of the Normans and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 Yet this Michael, by the confes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a pageant and an impostor; a monk who had fled from his convent, or a domestic who had served in the palace. The fraud had been contrived by the subtle Guiscard; and he trusted, that after this pretender had given a decent color to his arms, he would sink, at the nod of the conqueror, into his primitive obscurity. But victory wa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belief of the Greeks; and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was much inferior to their credulity: the Norman veterans wished to enjoy the harvest of their toils, and the

    unwarlike Italians trembled at the known and unknown dangers of a transmarine expedition. In his new levies, Robert exerted the influence of gifts and promises, the terror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some acts of violence might justify the reproach, that age and infancy were pressed without distinction into the service of their unrelenting prince. After two years’ incessant preparations the land and naval forces were assembled at Otranto, at the heel, or extreme promontory, of Italy; and Robert was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who fought by his side, his son Bohemon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irteen hundred knights of Norman race or discipline, formed the sinews of the army, which might be swelled to thirty thousand followers of every denomination. The men, the horses, the arms, the engines, the wooden towers, covered with raw hides, were embarked on board one hundred and fifty vessels: the transports had been built in the ports of Italy, and the galleys were supplied by the alliance of the republic of Ragusa.

    At the mouth of the Adriatic Gulf, the shores of Italy and Epirus incline towards each other. The space between Brundusium and Durazzo, the Roman passage, is no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es; at the last station of Otranto, it is contracted to fifty; and this narrow distance had suggested to Pyrrhus and Pompey the sublime or extravagant idea of a bridge. Before the general embarkation, the Norman duke despatched Bohemond with fifteen galleys to seize or threaten the Isle of Corfu, to survey the opposite coast, and to secure a harb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Vallona for the landing of the troops. They passed and landed without perceiving an enemy; and this successful experiment displayed the neglect and decay of the naval power of the Greeks. The islands of Epirus and the maritime towns were subdued by the arms or the name of Robert, who led his fleet and army from Corfu (I use the modern appellation) to the siege of Durazzo. That city, the western key of the empire, was guarded by ancient renown, and recent fortifications, by George Palæologus, a patrician, victorious in the Oriental wars, and a numerous garrison of

    Albanians and Macedonians, who, in every age, have maintained the character of soldiers. In the prosecution of his enterprise, the courage of Guiscard was assailed by every form of danger and mischance. In the most propitious season of the year, as his fleet passed along the coast, a storm of wind and snow unexpectedly arose: the Adriatic was swelled by the raging blast of the south, and a new shipwreck confirmed the old infamy of the Acroceraunian rocks.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oars, were shattered or torn away; the sea and shore were covered with the fragments of vessels, with arms and dead bodies;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sions were either drowned or damaged. The ducal galley was laboriously rescued from the waves, and Robert halted seven days on the adjacent cape, to collect the relics of his loss, and revive the drooping spirits of his soldiers. The Normans were no longer the bold and experienced mariners who had explored the ocean from Greenland to Mount Atlas, and who smiled at the petty dang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y had wept during the tempest;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the Venetians, who had been solicited by the prayers and promis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first day’s action was not disadvantageous to Bohemond, a beardless youth, who led the naval powers of his father. All night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lay on their anchors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nd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day was decid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ir evolutions, the station of their archers, the weight of their javelins, and the borrowed aid of the Greek fire. The Apulian and Ragusian vessels fled to the shore, several were cut from their cables, and dragged away by the conqueror; and a sally from the town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to the tents of the Norman duke. A seasonable relief was poured into Durazzo, and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lost the command of the sea, the islands and maritime towns withdrew from the camp the supply of tribute and provision. That camp was soon afflicted with a pestilential disease; five hundred knights perished by an inglorious death; and the list of burials (if all could obtain a decent burial) amounted to ten thousand persons. Under these calamities, the mind of Guiscard alone was firm and invincible; and while he collected new forces from Apulia and

    Sicily, he battered, or scaled, or sapped, the walls of Durazzo. But his industry and valor were encountered by equal valor and more perfect industry. A movable turret, of a size and capacity to contain five hundred soldiers, had been rolled forwards to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but the descent of the door or drawbridge was checked by an enormous beam, and the wooden structure was constantly consumed by artificial flames.

    While the Roman empire was attacked by the Turks in the East, east, and the Normans in the West, the aged successor of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sceptre to the hands of Alexius, an illustrious captain,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omnenian dynasty. The princess Anne, his daughter and historian, observes, in her affected style, that even Hercules was unequal to a double combat; and, on this principle, she approves a hasty peace with the Turks, which allowed her father to undertake in person the relief of Durazzo. On his accession, Alexius found the camp without soldiers, and the treasury without money; yet such were the vigor and activity of his measures, that in six months he assembled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men, and performed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His troops were levied in Europe and Asia, from Peloponnesus to the Black Sea; his majesty was displayed in the silver arms and rich trappings of the companies of Horse-guards; and the emperor was attended by a train of nobles and princes, some of whom, in rapid succession, had been clothed with the purple, and were indulged by the lenity of the times in a life of affluence and dignity. Their youthful ardor might animate the multitude; but their love of pleasure and contempt of subordination were pregnant with disorder and mischief; and their importunate clamors for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disconcerted the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might have surrounded and starved the besieging army. The enumeration of provinces recalls a sad comparis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limit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raw levies were drawn together in haste and terror; and the garrisons of Anatolia, or Asia Minor, had been purchased

    by the evacuation of the cities which were immediately occupied by the Turks. The strength of the Greek army consisted in the Varangians, the Scandinavian guards, whose numbers were recently augmented by a colony of exiles and volunteers from the British Island of Thule. Under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Danes and English were oppressed and united; a band of adventurous youths resolved to desert a land of slavery; the sea was open to their escape; and, in their long pilgrimage, they visited every coast that afforded any hope of liberty and revenge. They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ir first station was in a new city on the Asiatic shore: but Alexius soon recalled them to the defence of his person and palace; and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s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faith and valor. The name of a Norman invader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ir wrongs: they marched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national foe, and panted to regain in Epirus the glory which they had lost i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The Varangia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companies of Franks or Latins; and the rebels, who had fled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yranny of Guiscard, were eager to signalize their zeal and gratify their revenge. In this emergency, the emperor had not disdained the impure aid of the Paulicians or Manichæans of Thrace and Bulgaria; and these heretics united with the patience of martyrdom the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active valor. The treaty with the sultan had procured a supply of some thousand Turks; and the arrows of the Scythian horse were opposed to the lances of the Norman cavalry. On the report and distant prospect of these formidable numbers, Robert assembled a council of his principal officers. “You behold,” said he, “your danger: it is urgent and inevitable. The hills are covered with arms and standards; and the emperor of the Greeks is accustomed to wars and triumphs. Obedience and union are our only safety; and I am ready to yield the command to a more worthy leader.” The vote and acclamation even of his secret enemies, assured him, in that perilous moment, of their esteem and confidence; and the duke thus continued: “Let us trust in the rewards of victory, and deprive cowardice of the means of escape. Let us burn our vessels and our baggage, and give battle on this spot, as if it

    were the place of our nativity and our burial.” The resolution was unanimously approved; and, without confining himself to his lines, Guiscard awaited in battle-array the nearer approach of the enemy. His rear was covered by a small river; his right wing extended to the sea; his left to the hills: nor was he conscious, perhaps, that on the same ground Cæsar and Pompey had formerly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captains, Alexius resolved to risk the event of a general action, and exhorted the garrison of Durazzo to assist their own deliverance by a well-timed sally from the town. He marched in two columns to surprise the Normans before daybreak on two different sides: his light cavalry was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 the archers formed the second line; and the Varangians claimed the honors of the vanguard. In the first onset, the battle-axes of the strangers made a deep and bloody impression on the army of Guiscard, which was now reduced to fifteen thousand men. The Lombards and Calabrians ignominiously turned their backs; they fled towards the river and the sea; but the bridge had been broken down to check the sally of the garrison, and the coast was lined with the Venetian galleys, who played their engines among the disorderly throng. On the verge of ruin, they were saved by the spirit and conduct of their chiefs. Gaita, the wife of Robert, is painted by the Greeks as a warlike Amazon, a second Pallas; less skilful in arts, but not less terrible in arms, than the Athenian goddess: though wounded by an arrow, she stood her ground, and strove, by her exhortation and example, to rally the flying troops. Her female voice was seconded by the more powerful voice and arm of the Norman duke, as calm in action as he was magnanimous in council: “Whither,” he cried aloud, “whither do ye fly? Your enemy is implacable; and death is less grievous than servitude.” The moment was decisive: as the Varangians advanced before the line, they discovered the nakedness of their flanks: the main battle of the duke, of eight hundred knights, stood firm and entire; they couched their lances, and the Greeks deplore the furious and irresistible shock of the

    French cavalry. Alexius was not deficient in the duties of a soldier or a general; but he no sooner beheld the slaughter of the Varangians, and the flight of the Turks, than he despised his subjects, and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The princess Anne, who drops a tear on this melancholy event, is reduced to praise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her father’s horse, and his vigorous struggle when he was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stroke of a lance, which had shivered the Imperial helmet. His desperate valor broke through a squadron of Franks who opposed his flight; and after wandering two days and as many nights in the mountains, he found some repose, of body, though not of mind, in the walls of Lychnidus. The victorious Robert reproached the tardy and feeble pursuit which had suffered the escape of so illustrious a prize: but he consoled his disappointment by the trophies and standards of the field,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the Byzantine camp, and the glory of defeating an army five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 multitude of Italians had been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fears; but only thirty of his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is memorable day. In the Roman host, the loss of Greeks, Turks, and English,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thousand: the plain of Durazzo was stained with noble and royal blood; and the end of the impostor Michael was more honorable than his life.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Guiscard was not afflicted by the loss of a costly pageant, which had merited only the contempt and derision of the Greeks. After their defeat, they still persevered in the defence of Durazzo; and a Venetian commander supplied the place of George Palæologus, who had been imprudently called away from his station. The tents of the besiegers were converted into barracks, to sustain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in answer to the defiance of the garrison, Robert insinuated, that his patience was at least equal to their obstinacy. Perhaps he already trusted to his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a Venetian noble, who sold the city for a rich and honorable marriage. At the dead of night, several rope-ladders were dropped from the walls; the light Calabrians ascended in silence; and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by the name and trumpets of the conqueror. Yet they defended the streets three days against an enemy already master of the rampart; and near seven months elapsed between the first investment and the final surrender of the place. From Durazzo, the Norman duke advanced into the heart of Epirus or Albania; traversed the first mountains of Thessaly; surprised three hundred English in the city of Castoria; approached Thessalonica; and made Constantinople tremble. A more pressing duty suspended the prosecution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By shipwreck, pestilence, and the sword, his army was reduced to a third of the original numbers; and instead of being recruited from Italy, he was informed, by plaintive epistles, of the mischiefs and dangers which had been produced by his absence: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and barons of Apulia; the distress of the pope; and the approach or invasion of Henry king of Germany. Highly presuming that his person was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afety, he repassed the sea in a single brigantine, and left the remains of the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and the Norman counts, exhorting Bohemond to respect the freedom of his peers, and the counts to obe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leader. The son of Guiscar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his father; and the two destroyers are compared, by the Greeks, to the caterpillar and the locust, the last of whom devours whatever has escaped the teeth of the former. After winning two battles against the emperor, he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of Thessaly, and besieged Larissa, the fabulous realm of Achilles, which contained the treasure and magazines of the Byzantine camp. Yet a just praise must not be refused to the fortitude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bravely struggl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In the poverty of the state, he presumed to borrow the superfluous ornaments of the churches: the desertion of the Manichæans was supplied by some tribes of Moldavia: a reënforcement of seven thousand Turks replaced and revenged the loss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Greek soldiers were exercised to ride, to draw the bow, and to the daily practice of ambuscades and evolutions. Alexius had been taught by experience, that the formidable cavalry of the Franks on foot was unfit for action, and almost incapable of

    motion; his archers were directed to aim their arrows at the horse rather than the man; and a variety of spikes and snare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ground on which he might expect an attack. In the neighborhood of Larissa the events of war were protracted and balanced. The courage of Bohemond was always conspicuous, and often successful; but his camp was pillaged by a stratagem of the Greeks; the city was impregnable; and the venal or discontented counts deserted his standard, betrayed their trusts,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lexius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advantage, rather than the honor, of victory. After evacuating the conquests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defend, the son of Guiscard embarked for Italy, and was embraced by a father who esteemed his merit, and sympathized in his misfortun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V.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 allies of Alexius and enemies of Robert, the most prompt and powerful was Henry the Third or Fourth, king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future emperor of the West.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his brother is filled with the warmest prof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the most lively desire of strengthening their alliance by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tie. He congratulates Henry on his success in a just and pious war; and complains that the prosperity of his own empire is disturbed by the audacious enterprises of the Norman Robert. The lists of his presents expresses the manners of the age — a radiated crown of gold, a cross set with pearls to hang on the breast, a case of relics, with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the saints, a vase of crystal, a vase of sardonyx, some balm, most probably of Mecca, and one hundred pieces of purple. To these he added a more solid present,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Byzantines of gold, with a further assurance of two hundred and sixteen thousand, so soon as Henry should have entered in arms the Apulian territories, and confirmed by an oath the leagu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The German, who was already in Lombardy at the head of an army and a faction, accepted these liberal offers, and marched towards the south: his speed was checked by the sound of the battle of Durazzo; but the influence of his arms, or name, in the hasty return of Robert, was a full equivalent for the Grecian bribe. Henry was the severe adversary of the Normans, the allies and vassal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is implacable foe. The long quarrel of the throne and mitre had been recently kindled by the zeal and ambition of that haughty priest: the king and the pope had degraded each other; and each had seated a rival on the temporal or spiritual throne of his antagonist. After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his Swabian rebel, Henry descended into Italy, to assume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o dr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tyrant of the church. But the Roman people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ir resolution was fortified by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Apulia; and the city was thrice ineffectually besieged by the king of Germany. In the fourth year he corrupted, as it is said, with Byzantine gold, the nobles of Rome, whose estates and castles had been ruined by the war.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fifty hostages,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the anti-pope, Clement the Third, was consecrated in the Lateran: the grateful pontiff crowned his protector in the Vatican; and the emperor Henry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Capitol, a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Augustus and Charlemagne. The ruins of the Septizonium were still defended by the nephew of Gregory: the pope himself was invest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nd his last hope was in the courage and fidelity of his Norman vassal. Their friendship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some reciprocal injuries and complaints; but, on this pressing occasion, Guiscard was urged by the obligation of his oath, by his interest, more potent than oaths, by the love of fame, and his enmity to the two emperors. Unfurling the holy banner, he resolved to fly to the relief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the most numerous of his armies,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as instantly assembled; and his march from Salerno to Rome was animat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the promise of the divine favor. Henry, invincible in sixty-six battles, trembled at his

    approach; recollected some indispensable affairs that required his presence in Lombardy; exhorted the Romans to persevere in their allegiance; and hastily retre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 entrance of the Normans.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the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enjoyed the glory of delivering the pope, and of compelling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o fly before his victorious arms. But the triumph of Robert was clouded by the calamities of Rome. By the aid of the friends of Gregory, the walls had been perforated or scaled; but the Imperial faction was still powerful and active; on the third day, the people rose in a furious tumult; and a hasty word of the conqueror, in his defence or revenge, was the signal of fire and pillage. The Saracens of Sicily, the subjects of Roger, and auxiliaries of his brother, embraced this fair occasion of rifling and profaning the holy city of the Christians: many thousands of the citizens, in the sight, and by the alli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were exposed to violation, captivity, or death; and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from the Lateran to the Coliseum, was consumed by the flames, and devoted to perpetual solitude. From a city, where he was now hated, and might be no longer feared, Gregory retired to end his days in the palace of Salerno. The artful pontiff might flatter the vanity of Guiscard with the hope of a Roman or Imperial crown; but this dangerous measure, which would have inflamed the ambition of the Norman, must forever have alienated the most faithful princes of Germany.

    The deliverer and scourge of Rome might have indulged himself in a season of repose; but in the same year of the flight of the German emperor, the indefatigable Robert resumed the design of his eastern conquests. The zeal or gratitude of Gregory had promised to his valor the kingdoms of Greece and Asia; his troops were assembled in arms, flushed with success, and eager for action. Their numbers, in the language of Homer, are compared by Anna to a swarm of bees; yet the utmost and moderate limits of the powers of Guiscard have been already defined; they were contained on this second occasion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vessels; and a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harbor of Brundusium was preferred to the open road of Otranto. Alexius, apprehensive of a second attack, had assiduous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naval forces of the empire; and obtained from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 important succor of thirty-six transports, fourteen galleys, and nine galiots or ships of extra-ordinary strength and magnitude. Their services were liberally paid by the license or monopoly of trade, a profitable gift of many shops and houses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tribute to St. Mark, the more acceptable, as it was the produce of a tax on their rivals at Amalphi. By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and Venetians, the Adriatic was covered with a hostile fleet; but their own neglect, or the vigilance of Robert, the change of a wind, or the shelter of a mist, opened a free passage; and the Norman troop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on the coast of Epirus. With twenty strong and well-appointed galleys, their intrepid duke immediately sought the enemy, and though more accustomed to fight on horseback, he trusted his own life, and the lives of his brother and two sons, to the event of a naval combat. The dominion of the sea was disputed in three engagements, in sight of the Isle of Corfu: in the two former, the skill and numbers of the allies were superior; but in the third, the Normans obtained a final and complete victory. The light brigantines of the Greeks were scattered in ignominious flight: the nine castles of the Venetians maintained a more obstinate conflict; seven were sunk, two were taken;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captives implored in vain the mercy of the victor;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deplores the loss of thirteen thousand of his subjects or allies. The want of experience had been supplied by the genius of Guiscard; and each evening, when he had sounded a retreat, he calmly explored the causes of his repulse, and invented new methods how to remedy his own defects, and to baffle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emy. The winter season suspended his progress: with the return of spring he agai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instead of traversing the hills of Epirus,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Greece and the islands, where the spoils would repay the labor, and where the land and sea forces might pursue their joint operations with vigor and effect. But, in the Isle of

    Cephalonia, his projects were fatally blasted by an epidemical disease: Robert himself,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a suspicion of poison was imputed, by public rumor, to his wife, or to the Greek emperor. T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allow a boundless scope for the imagination of his future exploits; and the event sufficiently declares, that the Norman greatness was founded on his lif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an enemy, a victorious army dispersed or retreated in disorder and consternation; and Alexius, who had trembled for his empire, rejoiced in his deliverance. The galley which transported the remains of Guiscard was ship-wrecked on the Italian shore; but the duke’s body was recovered from the sea, and deposited in the sepulchre of Venusia, a place more illustrious for the birth of Horace than for the burial of the Norman heroes. Roger, his second son and successor, immediately sunk to the humble station of a duke of Apulia: the esteem or partiality of his father left the valiant Bohemond to the inheritance of his sword. The national tranquillity was disturbed by his claims, till the first crusade against the infidels of the East opened a more splendid field of glory and conquest.

    Of human life, the most glorious or humble prospects are alike and soon bounded by the sepulchre. The male line of Robert Guiscard was extinguished, both in Apulia and at Antioch,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became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kings; and the s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endowed with the name, the conquests, and the spirit, of the first Roger. The heir of that Norman adventurer was born in Sicily; and, at the age of only four years, he succeeded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 a lot which reason might envy, could she indulge for a moment the visionary, though virtuous wish of dominion. Had Roger been content with his fruitful patrimony, a happy and grateful people might have blessed their benefactor; and if a wise administration could have restored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the Greek colonies, the opulence and power of Sicily alone might have equalled the widest scope that could be acquired and desolated by the

    sword of war. But the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ignorant of these noble pursuits; it was gratified by the vulgar means of violence and artifice. He sought to obtain the undivided possession of Palermo, of which one moiety had been ceded to the elder branch; struggled to enlarge his Calabrian limits beyond the measure of former treaties; and impatiently watched the declining health of his cousin William of Apulia, the grandson of Robert. On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premature death, Roger sailed from Palermo with seven galleys,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Salerno, received, after ten days’ negotiation, an oath of fidelity from the Norman capital, command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barons, and extorted a legal investiture from the reluctant popes, who could not long endure either the friendship or enmity of a powerful vassal. The sacred spot of Benevento was respectfully spar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reduction of Capua and Naples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his uncle Guiscard; and the sole inheritance of the Norman conquests was possessed by the victorious Roger. A conscious superiority of power and merit prompted him to disdain the titles of duke and of count; and the Isle of Sicily, with a third perhaps of the continent of Italy, might form the basis of a kingdom which would only yield to the monarchi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hiefs of the nation who attended his coronation at Palermo might doubtless pronounce under what name he should reign over them; but the example of a Greek tyrant or a Saracen emir was insufficient to justify his regal character; and the nine kings of the Latin world might disclaim their new associate, unless he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pride of Anacletus was pleased to confer a title, which the pride of the Norman had stooped to solicit; but his own legitimacy was attacked by the adverse election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while Anacletus sat in the Vatican, the successful fugi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nations of Europe. The infant monarchy of Roger was shaken,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unlucky choice of an ecclesiastical patron; and the sword of Lothaire the Second of Germany, the excommunications of Innocent, the fleets of Pisa, and the zeal of St. Bernard, were united for the ruin of the Sicilian robber.

    After a gallant resistance, the Norman prince was driven from the continent of Italy: a new duke of Apulia was invested by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each of whom held one end of the gonfanon, or flagstaff, as a token that they asserted their right, and suspended their quarrel. But such jealous friendship was of short and precarious duration: the German armies soon vanished in disease and desertion: the Apulian duke, with all his adherents, was exterminated by a conqueror who seldom forgave either the dead or the living; like his predecessor Leo the Ninth, the feeble though haughty pontiff became the captive and friend of the Normans; and their reconciliation was celebrated by the eloquence of Bernard, who now revered the title and virtues of the king of Sicily.

    As a penance for his impious war agains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that monarch might have promised to display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he accomplished with ardor a vow so propitious to his interest and revenge. The recent injuries of Sicily might provoke a just retaliation on the heads of the Saracens: the Normans, whose blood had been mingled with so many subject streams, were encouraged to remember and emulate the naval trophies of their fathers, and in the maturity of their strength they contended with the decline of an African power. When the Fatimite caliph departed for the conquest of Egypt, he rewarded the real merit and apparent fidelity of his servant Joseph with a gift of his royal mantle, and forty Arabian horses, his palace with its sumptuous furnitur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s of Tunis and Algiers. The Zeirides, the descendants of Joseph, forgot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to a distant benefactor, grasped and abused the fruits of prosperity; and after running the little course of an Oriental dynasty, were now fainting in their own weakness. On the side of the land,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Almohades, the fanatic princes of Morocco, while the sea-coast was open to the enterprises of the Greeks and Franks, who,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had extorted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By the first arms of Roger, the island or rock of Malta, which has been

    since ennobled by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colony, was inseparably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ripoli, a strong and maritime city, was the next object of his attack;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males, the captivity of the females, might be justified by the frequent practice of the Moslems themselves. The capital of the Zeirides was named Africa from the country, and Mahadia from the Arabian founder: it is strongly built on a neck of land, but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harbor is not compensated by the fertility of the adjacent plain. Mahadia was besieged by George the Sicilian admiral, with a fleet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galleys, amply provided with men and the instruments of mischief: the sovereign had fled, the Moorish governor refused to capitulate, declined the last and irresistible assault, and secretly escaping with the Moslem inhabitants abandoned the place and its treasures to the rapacious Franks. In successive expeditions, the king of Sicily or his lieutenants reduced the cities of Tunis, Safax, Capsia, Bona, and a long tract of the sea-coast; the fortresses were garrisoned, the country was tributary, and a boast that it held Africa in subjection might be inscribed with some flattery on the sword of Roger. After his death, that sword was broken; and these transmarine possessions were neglected, evacuated, or lost, under the troubled reign of his successor. The triumphs of Scipio and Belisarius have proved, that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neither inaccessible nor invincible; yet the great princes and powers of Christendom have repeatedly failed in their armaments against the Moors, who may still glory in the easy conquest and long servitude of Spain.

    Since the decease of Robert Guiscard, the Normans had relinquished, above sixty years, their hostile designs against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policy of Roger solicited a public and private union with the Greek princes, whose alliance would dignify his regal character: he demanded in marriage a daughter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and the first steps of the treaty seemed to promise a favorable event. But the contemptuous treatment of his ambassadors exasperated the vanity of the new monarch; and the ins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expi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ions, by the sufferings of a guiltless people. With the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George, the admiral of Sicily, appeared before Corfu; and both the island and city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by the disaffected inhabitants, who had yet to learn that a siege is still more calamitous than a tribute. In this invasion, of some moment in the annals of commerce, the Normans spread themselves by sea, and over the provinces of Greece; and the venerable age of Athens, Thebes, and Corinth, was violated by rapine and cruelty. Of the wrongs of Athens, no memorial remains. The ancient walls, which encompassed, without guarding, the opulence of Thebes, were scal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but their sole use of the gospel was to sanctify an oath, that the lawful owners had not secreted any relic of their inheritance or industry. On the approach of the Normans, the lower town of Corinth was evacuated; the Greeks retired to the citadel, which was seated on a lofty eminence, abundantly watered by the classic fountain of Pirene;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if the want of courage could be balanced by any advantages of art or nature.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surmounted the labor (their sole labor) of climbing the hill, their general, from the commanding eminence, admired his own victory, and testified his gratitude to Heaven, by tearing from the altar the precious image of Theodore, the tutelary saint. The silk weavers of both sexes, whom George transported to Sicily, composed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poil; and in comparing the skilful industry of the mechanic with the sloth and cowardice of the soldier,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that the distaff and loom were the only weapons which the Greeks were capable of using. The progress of this naval armament was marked by two conspicuous events, the rescue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the insult of the Byzantine capital. In his return by sea from an unfortunate crusade, Louis the Seventh was intercepted by the Greeks, who basely violated the laws of honor and religion. The fortunate encounter of the Norman fleet delivered the royal captive; and after a free and honorable entertainment in the court of Sicily, Louis continued his journey to Rome and Paris.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without defence and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r the soldiers had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Manuel) were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a line of galleys, which boldly cast anchor in the front of the Imperial city. The forces of the Sicilian admiral were inadequate to the siege or assault of an immense and populous metropolis; but George enjoyed the glory of humbling the Greek arrogance, and of marking the path of conquest to the navies of the West. He landed some soldiers to rifle the fruits of the royal gardens, and pointed with silver, or most probably with fire, the arrows which he discharged against the palace of the Cæsars. This playful outrage of the pirates of Sicily, who had surprised an unguarded moment, Manuel affected to despise, while his martial spirit, and the forces of the empire, were awakened to revenge. The Archipelago and Ionian Sea were covered with his squadrons and those of Venice; but I know not by what favorable allowance of transports, victuallers, and pinnaces, our reason, or even our fancy, can be reconciled to the stupendous account of fifteen hundred vessels, which is propos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These operations were directed with prudence and energy: in his homeward voyage George lost nineteen of his galleys, which were separated and taken: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Corfu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her lawful sovereign; nor could a ship, a soldier, of the Norman prince, be found, unless as a capt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prosperity and the health of Roger were already in a declining state: while he listened in his palace of Palermo to the messengers of victory or defeat, the invincible Manuel, the foremost in every assault, wa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the Alexander or the Hercules of the ag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V.

    A prince of such a temper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having repelled the insolence of a Barbarian. It was the right and

    duty, it might be the interest and glory, of Manuel to restore the ancient majesty of the empire, to recover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and to chastise this pretended king, the grandson of a Norman vassal. The natives of Calabria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Greek language and worship, which had been inexorably proscribed by the Latin clergy: after the loss of her dukes, Apulia was chained as a servile appendage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he founder of the monarchy had ruled by the sword; and his death had abated the fear, without healing the discontent, of his subjects: the feudal government was always pregnant with the seeds of rebellion; and a nephew of Roger himself invited the enemies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and a series of Hungarian and Turkish wars, prevented Manuel from embarking his person in the Italian expedition. To the brave and noble Palæologus, his lieutenant, the Greek monarch intrusted a fleet and army: the siege of Bari was his first exploit; and, in every operation, gold as well as steel was the instrument of victory. Salerno, and some places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maintained their fidelity to the Norman king; but he lost in two campaigns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continental possessions; and the modest emperor, disdaining all flattery and falsehood, was content with the reduction of three hundred cities or villag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hose names and titles were inscribed on all the walls of the palace. The prejudices of the Latins were gratified by a genuine or fictitious donation under the seal of the German Cæsars; but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soon renounced this ignominious pretence, claimed the indefeasible dominion of Italy, and professed his design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By the artful speeches, liberal gifts, and unbounded promises, of their Eastern ally, the free cities were encouraged to persevere in their generous struggle against the despotism of Frederic Barbarossa: the walls of Milan were rebuilt by the contributions of Manuel; and he poured, says the historian, a river of gold into the bosom of Ancona, whose attachment to the Greeks was fortified by the jealous enmity of the Venetians. The situation and trade of Ancona rendered it an important garrison in the heart of Italy: it was twice besieged by the arms of Frederic; the imperial

    forces were twice repulsed by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at spirit was animated by the ambassad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ntrepid patriots, the most faithful servants, were rewarded by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pride of Manuel disdained and rejected a Barbarian colleague; his ambition was excited by the hope of stripping the purple from the German usurpers, and of establishing, in the West, as in the East, his lawful title of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With this view, he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bishop of Rome. Several of the nobles embrac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 monarch; the splendid nuptials of his niece with Odo Frangipani secured the support of that powerful family, and his royal standard or image was entertained with due reverence in the ancient metropolis. During the quarrel between Frederic and Alexander the Third, the pope twice received in the Vatican the ambassad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y flattered his piety by the long-promised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tempted the avarice of his venal court, and exhorted the Roman pontiff to seize the just provocation, the favorable moment, to humble the savage insole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o acknowledge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Constantine and Augustus.

    But these Italian conquests, this universal reign, soon escaped from the hand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first demands were eluded by the prudence of Alexander the Third, who paused on this deep and momentous revolution; nor could the pope be seduced by a personal dispute to renounce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the Latin name. After the reunion with Frederic, he spoke a more peremptory language, confirmed the acts of his predecessors, excommunicated the adherents of Manuel, and pronounced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es, or at least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Rome. The free cities of Lombardy no longer remembered their foreign benefactor, and without preserving the friendship of Ancona, he soon incurred the enmity of Venice. By his own avarice, or the complaints of his subjects, the Greek emperor was provoked to arrest the persons, and confiscate the effects, of the Venetian

    merchants. This violation of the public faith exasperated a free and commercial people: one hundred galleys were launched and armed in as many days; they swept the coasts of Dalmatia and Greece: but after some mutual wounds, the war was terminated by an agreement, inglorious to the empire, insufficient for the republic; and a complete vengeance of these and of fresh injuries was reserved for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The lieutenant of Manuel had informed his sovereign that he was strong enough to quell any domestic revolt of Apulia and Calabria; but that his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resist the impending attack of the king of Sicily. His prophecy was soon verified: the death of Palæologus devolved the command on several chiefs, alike eminent in rank, alike defective in military talent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land and sea; and a captive remnant that escaped the swords of the Normans and Saracens, abjured all future hostility against the person or dominions of their conqueror. Yet the king of Sicily esteemed the courage and constancy of Manuel, who had landed a second army on the Italian shore; he respectfully addressed the new Justinian; solicited a peace or truce of thirty years, accepted as a gift the regal title; and acknowledged himself the military vassa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Byzantine Cæsars acquiesced in this shadow of dominion, without expecting, perhaps without desiring, the service of a Norman army; and the truce of thirty years was not disturbed by any hostilities between Sicily and Constantinople. Abou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 throne of Manuel was usurped by an inhuman tyrant, who had deserved the abhorrence of his country and mankind: the sword of William the Second, the grandson of Roger, was drawn by a fugitive of the Comnenian race; an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might salute the strangers as friends, since they detested their sovereign as the worst of enemies. The Latin historians expatiate on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four counts who invaded Romania with a fleet and army, and reduced many castles and cities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king of Sicily. The Greeks accuse and magnify the wanton and sacrilegious cruelties that were perpetrated in the sack of Thessalonica, the 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 The former deplore the fate of those

    invincible but unsuspecting warriors who were destroyed by the arts of a vanquished foe. The latter applaud, in songs of triumph, the repeated victories of their countrymen on the Sea of Marmora or Propontis,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and under the walls of Durazzo. A revolution which punished the crimes of Andronicus, had unit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successful insurgents: ten thousand were slain in battle, and Isaac Angelus, the new emperor, might indulge his vanity or venge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four thousand captives. Such was the event of the last contest between the Greeks and Norman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wenty years, the rival nations were lost or degraded in foreign servitude; and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did not long survive to insult the fall of the Sicilian monarchy.

    The sceptre of Roger successively devolv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they might be confounded under the name of William: they are strongly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s of the bad and the good; but these epithets, which appear to describe the perfection of vice and virtue, cannot strictly be applied to either of the Norman princes. When he was roused to arms by danger and shame, the first William did not degenerate from the valor of his race; but his temper was slothful; his manners were dissolute; his passions headstrong and mischievous; and the monarch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his personal vices, but for those of Majo, the great admiral, who abused the confidence, and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f his benefactor. From the Arabian conquest, Sicily had imbibed a deep tincture of Oriental manners; the despotism, the pomp, and even the harem, of a sultan; and a Christian people was oppressed and insulted by the ascendant of the eunuchs, who openly professed, or secretly cherish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 eloquent historian of the times has delineated the misfortunes of his country: the ambition and fall of the ungrateful Majo; the revolt and punishment of his assassins; the imprisonment and deliverance of the king himself; the private feuds that arose from the public confusion;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calamity and discord which afflicted Palermo, the island, and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reign of William the First,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son. The youth, innocence, and beauty of William the Second, endeared him to the nation: the factions were reconciled; the laws were revived; and from the manhood to the premature death of that amiable prince, Sicily enjoyed a short season of peace, justice, and happiness, whose value was enhanced by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and the dread of futurity. The legitimate male posterity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was extinct in the person of the second William; but his aunt, the daughter of Roger, had married the most powerful prince of the age; and Henry the Sixth, the s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claim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 wife. Against the unanimous wish of a free people, this inheritance could only be acquired by arms; and I am pleased to transcribe the style and sense of the historian Falcandus, who writes at the moment, and on the spot, with the feelings of a patriot, and the prophetic eye of a statesman. “Constantia, the daughter of Sicily, nursed from her cradle in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and educated in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this fortunate isle, departed long since to enrich the Barbarians with our treasures, and now returns, with her savage allies, to contaminate the beauties of her venerable parent. Already I behold the swarms of angry Barbarians: our opulent cities, the places flourishing in a long peace, are shaken with fear, desolated by slaughter, consumed by rapine, and polluted by intemperance and lust. I see the massacre or captivity of our citizens, the rapes of our virgins and matrons. In this extremity (he interrogates a friend) how must the Sicilians act? By the unanimous election of a king of valor and experience, Sicily and Calabria might yet be preserved; for in the levity of the Apulians, ever eager for new revolutions, I can repose neither confidence nor hope. Should Calabria be lost, the lofty towers, the numerous youth, and the naval strength, of Messina, might guard the passage against a foreign invader. If the savage Germans coalesce with the pirates of Messina; if they destroy with fire the fruitful region, so often wasted by the fires of Mount Ætna, what resource will be left for the interior parts of the island, these noble cities which should never be

    violated by the hostile footsteps of a Barbarian? Catana has again been overwhelmed by an earthquake: the ancient virtue of Syracuse expires in poverty and solitude; but Palermo is still crowned with a diadem, and her triple walls enclose the active multitudes of Christians and Saracens. If the two nations, under one king, can unite for their common safety, they may rush on the Barbarians with invincible arms. But if the Saracens, fatigued by a repetition of injuries, should now retire and rebel; if they should occupy the castl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coast, the unfortunate Christians, exposed to a double attack, and placed as it were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must resign themselves to hopeless and inevitable servitude.”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a priest here prefers his country to his religion; and that the Moslems, whose alliance he seeks, were still numerous and powerful in the state of Sicily.

    The hopes, or at least the wishes, of Falcandus were at first gratified by the free and unanimous election of Tancred, the grandson of the first king, whose birth was illegitimate, but whose civil and military virtues shone without a blemish. During four years, the term of his life and reign, he stood in arms on the farthest verge of the Apulian frontier, against the powers of Germany; and the restitution of a royal captive, of Constantia herself, without injury or ransom, may appear to surpass the most liberal measure of policy or reason. After his decease, the kingdom of his widow and infant son fell without a struggle; and Henry pursued his victorious march from Capua to Palermo. The political balance of Italy was destroyed by his success; and if the pope and the free cities had consulted their obvious and real interest, they would have combined the powers of earth and heaven to prevent the dangerous un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with the kingdom of Sicily. But the subtle policy, for which the Vatican has so often been praised or arraigned, was on this occasion blind and inactive; and if it were true that Celestine the Third had kicked away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ead of the prostrate Henry, such an act of impotent pride could serve only to cancel an

    obligation and provoke an enemy. The Genoese, who enjoyed a beneficial trade and establishment in Sicily, listened to the promise of his boundless gratitude and speedy departure: their fleet commanded the straits of Messina, and opened the harbor of Palermo; and the first act of his government was to abolish the privileges, and to seize the property, of these imprudent allies. The last hope of Falcandus was defea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Christians and Mahometans: they fought in the capital; several thousands of the latter were slain; but their surviving brethren fortified the mountains, and disturbed above thirty years the peace of the island. By the policy of Frederic the Second,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were transplanted to Nocera in Apulia.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the emperor and his son Mainfroy were strengthened and disgraced by the service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is national colony maintained their religion and manners in the heart of Italy, till they were extirpated,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y the zeal and revenge of the house of Anjou. All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 prophetic orator had deplored were surpassed by the cruelty and avarice of the German conqueror. He violated the royal sepulchres, * and explored the secret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Palermo, and the whole kingdom: the pearls and jewels, however precious, might be easily removed; but on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gold and silver of Sicily. The young king, his mother and sisters, and the nobles of both sexes, were separately confined in the fortresses of the Alps; and, on the slightest rumor of rebellion, the captives were deprived of life, of their eyes, or of the hope of posterity. Constantia herself was touched with sympathy for the miseries of her country; and the heiress of the Norman line might struggle to check her despotic husband, and to save the patrimony of her new-born son, of an emperor so famous in the next age under the name of Frederic the Second. Ten years after this revolution, the French monarchs annexed to their crown the duchy of Normandy: the sceptre of her ancient dukes had been transmitted, by a granddaugh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to the house of Plantagenet; and the adventurous Normans, who had raised so many trophies in France, England, and Ireland,

    in Apulia, Sicily, and the East, were lost, either in victory or servitude, among the vanquished nations.

    Chapter LVII:

    The Turks.

    Part I.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 Their Revolt Against Mahmud Conqueror Of Hindostan. — Togrul Subdues Persia, And Protects The Caliphs.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Romanus Diogenes By Alp Arslan. — Power And Magnificence Of Malek Shah. — Conquest Of Asia Minor And Syria. — State And Oppression Of Jerusalem. —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Sepulchre.

    From the Isle of Sicily, the reader must transport himself beyond the Caspian Sea, to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Turks or Turkmans, against whom the first crusade was principally directed. Their Scythian empire of the sixth century was long since dissolved; but the name was still famous among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nation, each a powerful and independent people,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desert from China to the Oxus and the Danube: the colony of Hungarians was admitted into the republic of Europe, and the thrones of Asia were occupied by slaves and soldiers of Turkish extraction. While Apulia and Sicily were subdued by the Norman lance, a swarm of these northern shepherds overspread the kingdoms of Persia; their princes of the race of Seljuk erected a splendid and solid empire from Samarcand to the confines of Greece and Egypt; and the Turks have maintained their dominion in Asia Minor, till the victorious crescent has been planted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 Turkish princes was Mahmood or Mahmud, the Gaznevide, who reign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one thousand years after the birth of Christ. His father Sebectagi was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is descent of servitude, the first degree was merely titular, since it was filled by the sovereign of Transoxiana and Chorasan, who still paid a nominal allegiance to the caliph of Bagdad. The second rank was that of a minister of state, a lieutenant of the Samanides, who broke, by his revolt, the bonds of political slavery. But the third step was a state of real and domestic servitude in the family of that rebel; from which Sebectagi, by his courage and dexterity, ascended to the supreme command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s of Gazna, a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his grateful master. The falling dynasty of the Samanides was at first protected, and at last overthrown, by their servants; and, in the public disorders, the fortune of Mahmud continually increased. From him the title of Sultan was first invented; an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from Transoxiana to the neighborhood of Ispahan, from the shores of the Caspian to the mouth of the Indus. But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his fame and riches was the holy war which he waged against the Gentoos of Hindostan. In this foreign narrative I may not consume a page; and a volume would scarcely suffice to recapitulate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his twelve expeditions. Never was the Mussulman hero dismayed by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s,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s, the breadth of the rivers, the barrenness of the desert, the multitudes of the enemy, or the formidable array of their elephants of war. The sultan of Gazna surpassed the limits of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after a march of three months, over the hills of Cashmir and Thibet, he reached the famous city of Kinnoge, on the Upper Ganges; and, in a naval combat on one of the branches of the Indus, he fought and vanquished four thousand boats of the natives. Delhi, Lahor, and Multan, were compelled to open their gates: the fertile kingdom of Guzarat attracted his ambition and tempted his stay; and his avarice indulged the fruitless project of discovering the golden and

    aromatic isles of the Southern Ocean. On the payment of a tribute, the rajahs preserved their dominions; the people,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to the religion of Hindostan the zealous Mussulman was cruel and inexorable: many hundred temples, or pagoda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any thousand idol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servants of the prophet were stimulated and rewarded by the precious materials of which they were composed. The pagoda of Sumnat was situate on the promontory of Guzara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Diu, one of the last remaining possessions of the Portuguese. It was endowed with the revenue of two thousand villages; two thousand Brahmins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Deity, whom they washed each morning and evening in water from the distant Ganges: the subordinate ministers consisted of three hundred musicians, three hundred barbers, and five hundred dancing girls, conspicuous for their birth or beauty. Three sides of the temple were protected by the ocean, the narrow isthmus was fortified by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precipice; and the city and adjacent country were peopled by a nation of fanatics. They confessed the sins and the punishment of Kinnoge and Delhi; but if the impious stranger should presume to approach their holy precincts, he would surely be overwhelmed by a blast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By this challenge, the faith of Mahmud was animated to a personal trial of the strength of this Indian deity. Fifty thousand of his worshippers were pierced by the spear of the Moslems; the walls were scaled; the sanctuary was profaned; and the conqueror aimed a blow of his iron mace at the head of the idol. The trembling Brahmins are said to have offered ten millions * sterling for his ransom; and it was urged by the wisest counsellor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a stone image would not change the hearts of the Gentoos; and that such a sum might be dedicated to the relief of the true believers. “Your reasons,” replied the sultan, “are specious and strong; but never in the eyes of posterity shall Mahmud appear as a merchant of idols.” * He repeated his blows, and a treasure of pearls and rubies, concealed in the belly of the statue, explained in some degree the devout prodigality of the Brahmins. The fragments of the idol were distributed to

    Gazna, Mecca, and Medina. Bagdad listened to the edifying tale; and Mahmud was saluted by the caliph with the title of guardian of the fortune and faith of Mahomet.

    From the paths of blood (and such is the history of nations) I cannot refuse to turn aside to gather some flowers of science or virtue. The name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is still venerable in the East: his subjects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his vices were concealed by the veil of religion; and two familiar examples will testify his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I. As he sat in the Divan, an unhappy subject bowed before the throne to accuse the insolence of a Turkish soldier who had driven him from his house and bed. “Suspend your clamors,” said Mahmud; “inform me of his next visit, and ourself in person will judge and punish the offender.” The sultan followed his guide, invested the house with his guards, and extinguishing the torches,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riminal, who had been seized in the act of rapine and adultery. After the execution of his sentence, the lights were rekindled, Mahmud fell prostrate in prayer, and rising from the ground, demanded some homely fare, which he devoured with the voraciousness of hunger. The poor man, whose injury he had avenged, was unable to suppress his astonishment and curiosity; and the courteous monarch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motives of this singular behavior. “I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none, except one of my sons, could dare to perpetrate such an outrage; and I extinguished the lights, that my justice might be blind and inexorable. My prayer was a thanksgiving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offender; and so painful was my anxiety, that I had passed three days without food since the first moment of your complaint.” II. The sultan of Gazna had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the sovereigns of the western Persia: he was disarmed by an epistle of the sultana mother, and delayed his invasion till the manhood of her son. “During the life of my husband,” said the artful regent, “I was ever apprehensive of your ambition: he was a prince and a soldier worthy of your arms. He is now no more his sceptre has passed to a woman and a child, and you

    dare not attack their infancy and weakness. How inglorious would be your conquest, how shameful your defeat! and yet the event of war is in the hand of the Almighty.” Avarice was the only defect that tarnished the illustrious character of Mahmud; and never has that passion been more richly satiated. * The Orientals exceed the measure of credibility in the account of millions of gold and silver, such as the avidity of man has never accumulated; in the magnitude of pearls, diamonds, and rubies, such as have never been produced by the workmanship of nature. Yet the soil of Hindostan is impregnated with precious minerals: her trade, in every age, has attracted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world; and her virgin spoils were rifled by the first of the Mahometan conquerors. His behavior, in the last days of his life, evinces the vanity of these possessions, so laboriously won, so dangerously held, and so inevitably lost. He surveyed the vast and various chambers of the treasury of Gazna, burst into tears, and again closed the doors, without bestowing any portion of the wealth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to preserve. The following day he reviewed the state of his military force;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fif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elephants of battle. He again wept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and his grief was imbittered by the hostile progress of the Turkmans, whom he had introduced into the heart of his Persian kingdom.

    In the modern depopulation of Asia, the regular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 is confined to the neighborhood of cities; and the distant country is abandoned to the pastoral tribes of Arabs, Curds, and Turkmans. Of the last-mentioned people, two considerable branches extend on either side of the Caspian Sea: the western colony can muster forty thousand soldiers; the eastern, less obvious to the traveller, but more strong and populous, has increased to the number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In the midst of civilized nations, they preserve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desert, remove their encampments with a change of seasons, and feed their cattle among the ruins of palaces and temples. Their flocks and

    herds are their only riches; their tents, either black or white, according to the color of the banner, are covered with felt, and of a circular form; their winter apparel is a sheep-skin; a robe of cloth or cotton their summer garment: the features of the men are harsh and ferocious; the countenance of their women is soft and pleasing. Their wandering life maintains the spirit and exercise of arms; they fight on horseback; and their courage is displayed in frequent contest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neighbors. For the license of pasture they pay a slight tribute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but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i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efs and elders. The first emigration of the Eastern Turkmans,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rac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liph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ir lieutenants, the barrier of the Jaxartes was often violated; in each invasion, after the victory or retreat of their countrymen, some wandering tribe, embracing the Mahometan faith, obtained a free encampment in the spacious plains and pleasant climate of Transoxiana and Carizme. The Turkish slaves who aspired to the throne encouraged these emigrations which recruited their armies, awed their subjects and rivals, and protected the frontier against the wilder natives of Turkestan; and this policy was abused by Mahmud the Gaznevide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He was admonished of his error by the chief of the race of Seljuk, who dwelt in the territory of Bochara. The sultan had inquired what supply of men he could furnish for military service. “If you send,” replied Ismael, “one of these arrows into our camp, fifty thousand of your servants will mount on horseback.” — “And if that number,” continued Mahmud, “should not be sufficient?” — “Send this second arrow to the horde of Balik, and you will find fifty thousand more.” — “But,” said the Gaznevide, dissembling his anxiety, “if I should stand in need of the whole force of your kindred tribes?” — “Despatch my bow,” was the last reply of Ismael, “and as it is circulated around, the summons will be obeyed by two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 apprehension of such formidable friendship induced Mahmud to transport the most obnoxious tribes into the heart of Chorasan, where they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brethren of the River Oxus, and enclosed on all sides by the walls of obedient cities. But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was an object of temptation rather than terror; and the vigor of government was relaxed by the absence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of Gazna. The shepherds were converted into robbers; the bands of robbers were collected into an army of conquerors: as far as Ispahan and the Tigris, Persia was afflicted by their predatory inroads; and the Turkmans were not ashamed or afraid to measure their courage and numbers with the proudest sovereigns of Asia. Massoud,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Mahmud, had too long neglected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Omrahs. “Your enemies,” they repeatedly urged, “were in their origin a swarm of ants; they are now little snakes; and, unless they be instantly crushed, they will acquire the venom and magnitude of serpents.” After some alternatives of truce and hostility, after the repulse or partial success of his lieutenants, the sultan marched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mans, who attacked him on all sides with barbarous shouts and irregular onset. “Massoud,” says the Persian historian, “plunged singly to oppose the torrent of gleaming arms, exhibiting such acts of gigantic force and valor as never king had before displayed. A few of his friends, roused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and that innate honor which inspires the brave, seconded their lord so well, that wheresoever he turned his fatal sword, the enemies were mowed down, or retreated before him. But now, when victory seemed to blow on his standard, misfortune was active behind it; for when he looked round, be beheld almost his whole army, excepting that body he commanded in person, devouring the paths of flight.” The Gaznevide was abandoned by the cowardice or treachery of some generals of Turkish race; and this memorable day of Zendecan founded in Persia the dynasty of the shepherd kings.

    The victorious Turkmans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and, if the probable tale of a Latin historian deserves any credit, they determined by lot the choice of their new master. A number of arrows were successively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of a tribe, a family, and a candidate; they were drawn from the bundle by the hand of a child; and the important prize was obtained by Togrul Beg, the son of Michael the son of Seljuk, whose surname was immortalized in the greatness of his posterity. The sultan Mahmud, who valued himself on his skill in national genealogy, professed his ignorance of the family of Seljuk; yet the father of that rac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chief of power and renown. For a daring intrusion into the harem of his prince. Seljuk was banished from Turkestan: with a numerous tribe of his friends and vassals, he passed the Jaxartes, encamp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arcand,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acquired the crown of martyrdom in a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His age, of a hundred and seven years, surpassed the life of his son, and Seljuk adopted the care of his two grandsons, Togrul and Jaafar; the eldest of whom, at the age of forty-five, was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of Sultan, in the royal city of Nishabur. The blind determination of chance was justified by the virtues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praise the valor of a Turk; and the ambition of Togrul was equal to his valor. By his arms, the Gasnevides were expelled from the eastern kingdoms of Persia, and gradually driven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in search of a softer and more wealthy conquest. In the West he annihilated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and the sceptre of Irak pass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nation. The princes who had felt, or who feared, the Seljukian arrows, bowed their heads in the dust; by the conquest of Aderbijan, or Media, he approached the Roman confines; and the shepherd presumed to despatch an ambassador, or herald, to deman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In his own dominions, Togrul was the father of his soldiers and people; by a firm and equal administration, Persia was relieved from the evils of anarchy; and the same hands which had been imbrued in blood became the guardians of justice and the public peace. The more rustic, perhaps the wisest, portion of the Turkmans continued to dwell in the tent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from the Oxus to the Euphrates, these military colonies were protected and propagat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But the

    Turks of the court and city were refined by business and softened by pleasure: they imitated the dress,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Persia; and the royal palaces of Nishabur and Rei displayed the order and magnificence of a great monarchy.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Arabians and Persians were promoted to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embraced, with fervor and sincerity,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northern swarms of Barbarians, who overspread both Europe and Asia, have been irreconcilably separated by the consequences of a similar conduct. Among the Moslems, as among the Christians, their vague and local traditions have yielded to the reason and authority of the prevailing system, to the fame of antiquity, and the consent of nations. But the triumph of the Koran is more pure and meritorious, as it was not assisted by any visible splendor of worship which might allure the Pagans by some resemblance of idolatry. The first of the Seljukian sultans was conspicuous by his zeal and faith: each day he repeated the five prayers which are enjoined to the true believers; of each week, the two first days were consecrated by an extraordinary fast; and in every city a mosch was completed, before Togrul presum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palace.

    With the belief of the Koran, the son of Seljuk imbibed a lively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But that sublime character was still disputed by the caliphs of Bagdad and Egypt, and each of the rivals was solicitous to prove his title in the judgment of the strong, though illiterate Barbarians. Mahmud the Gaznevide had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the line of Abbas; and had treated with indignity the robe of honor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he Fatimite ambassador. Yet the ungrateful Hashemite had changed with the change of fortune; he applauded the victory of Zendecan, and named the Seljukian sultan his temporal vicegerent over the Moslem world. As Togrul executed and enlarged this important trust, he was call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liph Cayem, and obeyed the holy summons, which gave a new kingdom to his arms. In the palace of Bagda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still slumbered, a venerable phantom. His servant or master,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could no longer protect him from the insolence of meaner tyrants; and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were oppressed by the revolt of the Turkish and Arabian emirs. The presence of a conqueror was implored as a blessing; and the transient mischiefs of fire and sword were excused as the sharp but salutary remedies which alone could restore the health of the republic. At the head of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sultan of Persia marched from Hamadan: the proud were crushed, the prostrate were spared;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disappeared; the heads of the most obstinate rebels were laid at the feet of Togrul; and he inflicted a lesson of obedience on the people of Mosul and Bagdad. After the chastisement of the guil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the royal shepherd accepted the reward of his labors; and a solemn comedy represented the triumph of religious prejudice over Barbarian power. The Turkish sultan embarked on the Tigris, landed at the gate of Racca, and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At the palace-gate he respectfully dismounted, and walked on foot, preceded by his emirs without arms. The caliph was seated behind his black veil: the black garment of the Abbassides was cast over his shoulders, and he held in his hand the staff of the apostle of God. The conqueror of the East kissed the ground, stood some time in a modest posture, and was led towards the throne by the vizier and interpreter. After Togrul had seated himself on another throne, his commission was publicly read, which declared him the temporal lieutenant of the vicar of the prophet. He was successively invested with seven robes of honor, and presented with seven slaves, the natives of the seven climates of the Arabian empire. His mystic veil was perfumed with musk; two crowns * were placed on his head; two cimeters were girded to his side, as the symbols of a double reign over the East and West.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the sultan was prevented from prostrating himself a second time; but he twice kissed the h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his titles were proclaimed by the voice of heralds and the applause of the Moslems. In a second visit to Bagdad, the Seljukian prince again rescued the caliph from his enemies and devoutly, on foot, le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from

    the prison to the palace. Their alliance was cemented by the marriage of Togrul’s sister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Without reluctance he had introduced a Turkish virgin into his harem; but Cayem proudly refused his daughter to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mingle the blood of the Hashemites with the blood of a Scythian shepherd; and protracted the negotiation many months, till the gradual diminution of his revenue admonished him that he was still in the hands of a master. The royal nuptials were followed by the death of Togrul himself; as he left no children, his nephew Alp Arslan succeeded to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sultan; and his name, after that of the caliph, was pronounc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of the Moslems. Yet in this revolution, the Abbassides acquired a larger measure of liberty and power. On the throne of Asia, the Turkish monarchs were less jealous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Bagdad; and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were relieved from the ignominious vexations to which they had been exposed by the presence and poverty of the Persian dynasty.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

    Since the fall of the caliphs, the discord and degeneracy of the Saracens respected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hich, by the victories of Nicephorus, Zimisces, and Basil, had been extended as far as Antioch and the eastern boundaries of Armenia.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is successors were suddenly assaulted by an unknown race of Barbarians, who united the Scythian valor with the fanaticism of new proselytes, and the art and riches of a powerful monarchy. The myriads of Turkish horse overspread a frontier of six hundred miles from Tauris to Arzeroum, and the blood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Christians was a grateful sacrifice to the Arabian prophet. Yet the arms of Togrul did not make any deep or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 Greek empire. The torrent rolled away from the open country; the sultan retired

    without glory or success from the siege of an Armenian city; the obscure hostilities were continued or suspended with a vicissitude of events; and the bravery of the Macedonian legions renewed the fame of the conqueror of Asia. The name of Alp Arslan, the valiant lion, is expressive of the popular idea of the perfection of man; and the successor of Togrul displayed the fierceness and generosity of the royal animal.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cavalry, and entered Cæsarea, the metropolis of Cappadocia, to which he had been attracted by the fame and wealth of the temple of St. Basil. The solid structure resisted the destroyer: but he carried away the doors of the shrine incrusted with gold and pearls, and profaned the relics of the tutelar saint, whose mortal frailties were now covered by the venerable rust of antiquity. The final conquest of Armenia and Georgia was achieved by Alp Arslan. In Armenia, the title of a kingdom, and the spirit of a nation, were annihilated: the artificial fortifications were yielded by the mercenaries of Constantinople; by strangers without faith, veterans without pay or arms, and recruits without experience or discipline. The loss of this important frontier was the news of a day; and the Catholics were neither surprised nor displeased, that a people so deeply infected with the Nestorian and Eutychian errors had been delivered by Christ and his moth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woods and valleys of Mount Caucasus were more strenuously defended by the native Georgians or Iberians; but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son Malek were indefatigable in this holy war: their captives were compelled to promise a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obedience; and, instead of their collars and bracelets, an iron horseshoe, a badge of ignominy, was imposed on the infidels who still adhered to the worship of their fathers. The change, however, was not sincere or universal; and, through ages of servitude, the Georgians have maintained the succession of their princes and bishops. But a race of men, whom nature has cast in her most perfect mould, is degraded by poverty, ignorance, and vice; their profession, and still more their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 is an empty name; and if they have emerged from heresy,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too illiterate to remember a metaphysical creed.

    The false or genuine magnanimity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was not imitated by Alp Arslan; and he attacked without scruple the Greek empress Eudocia and her children. His alarming progress compelled her to give herself and her sceptre to the hand of a soldier; and Romanus Diogenes was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purple. His patriotism, and perhaps his pride, urged him from Constantinople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his accession; and the next campaign he most scandalously took the field during the holy festival of Easter. In the palace, Diogenes was no more than the husband of Eudocia: in the camp, he was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 he sustained that character with feeble resources and invincible courage. By his spirit and success the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act, the subjects to hope, and the enemies to fear. The Turks had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Phrygia; but the sultan himself had resigned to his emirs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nd their numerous detachments were scattered over Asia in the security of conquest. Laden with spoil, and careless of discipline, they were separately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the Greeks: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seemed to multiply his presence: and while they heard of his expedition to Antioch, the enemy felt his sword on the hills of Trebizond. In three laborious campaigns, the Turks were driven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the fourth and last, Romanus undertook the deliverance of Armenia. The desolation of the land obliged him to transport a supply of two months’ provisions; and he marched forwards to the siege of Malazkerd, an important fortress in the midway between the modern cities of Arzeroum and Van. His army amounted, at the least,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troop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eënforced by the disorderly multitudes of Phrygia and Cappadocia; but the real strength was composed of the subjects and allies of Europe, the legions of Macedonia, and the squadrons of Bulgaria; the Uzi, a Moldavian horde, who were themselves of the Turkish race; and, above all, the mercenary and adventurous bands of French and Normans. Their lances were commanded by the valiant Ursel of Baliol, the kinsman or father of the Scottish kings, and were allowed to excel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or, according to the Greek styl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yrrhic dance.

    On the report of this bold invasion, which threatened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Alp Arslan flew to the scene of action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His rapid and skilful evolutions distressed and dismayed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Greeks; and in the defeat of Basilacius, one of their principal generals, he displayed the first example of his valor and clemency. The imprudence of the emperor had separated his forces after the reduction of Malazkerd. It was in vain that he attempted to recall the mercenary Franks: they refused to obey his summons; he disdained to await their return: the desertion of the Uzi filled his mind with anxiety and suspicion; and against the most salutary advice he rushed forwards to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Had he listened to the fair proposals of the sultan, Romanus might have secured a retreat, perhaps a peace; but in these overtures he supposed the fear or weakness of the enemy, and his answer was conceived in the tone of insult and defiance. “If the Barbarian wishes for peace, let him evacuate the ground which he occupies for the encampment of the Romans, and surrender his city and palace of Rei as a pledge of his sincerity.” Alp Arslan smiled at the vanity of the demand, but he wept the death of so many faithful Moslems; and, after a devout prayer, proclaimed a free permission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retiring from the field. With his own hands he tied up his horse’s tail, exchanged his bow and arrows for a mace and cimeter, clothed himself in a white garment, perfumed his body with musk, and declared that if he were vanquished, that spot should be the place of his burial. The sultan himself had affected to cast away his missile weapons: but his hopes of victory were placed in the arrow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whose squadrons were loosely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Instead of the successive lines and reserves of the Grecian tactics, Romulus led his army in a single and solid phalanx, and pressed with vigor and impatience the artful and yielding resistance of the Barbarians. In this desultory and fruitless

    combat he spent the greater part of a summer’s day, till prudence and fatigue compelled him to return to his camp. But a retreat is always perilous in the face of an active foe; and no sooner had the standard been turned to the rear than the phalanx was broken by the base cowardice, or the baser jealousy, of Andronicus, a rival prince, who disgraced his birth and the purple of the Cæsars. The Turkish squadrons poured a cloud of arrows on this moment of confusion and lassitude; and the horns of their formidable crescent were closed in the rear of the Greek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rmy and pillage of the camp, it would be needless to mention the number of the slain or captives. The Byzantine writers deplore the loss of an inestimable pearl: they forgot to mention, that in this fatal day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ere irretrievably sacrificed.

    As long as a hope survived, Romanus attempted to rally and save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hen the centre, the Imperial station, was left naked on all side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victorious Turks, he still, with desperate courage, maintained the fight till the close of day, at the head of the brave and faithful subjects who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They fell around him; his horse was slain; the emperor was wounded; yet he stood alone and intrepid, till he was oppressed and bound by the strength of multitudes. The glory of this illustrious prize was disputed by a slave and a soldier; a slave who had seen him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soldier whose extreme deformity had been excused on the promise of some signal service. Despoiled of his arms, his jewels, and his purple, Romanus spent a dreary and perilous nigh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midst a disorderly crowd of the meaner Barbarians. In the morning the royal captive was presented to Alp Arslan, who doubted of his fortune, till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as ascertained by the report of his ambassadors, and by the more pathetic evidence of Basilacius, who embraced with tears the feet of his unhappy sovereig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 a plebeian habit, was led into the Turkish divan, and commanded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the lord of Asia. He reluctantly obeyed; and Alp Arslan,

    starting from his throne, is said to have planted his foot on the neck of the Roman emperor. But the fact is doubtful; and if, in this moment of insolence, the sultan complied with the national custom, the rest of his conduct has extorted the praise of his bigoted foes, and may afford a lesson to the most civilized ages. He instantly raised the royal captive from the ground; and thrice clasping his hand with tender sympathy, assured him, that his life and dignity should be inviolate in the hands of a prince who had learned to respect the majesty of his equal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From the divan, Romanus was conducted to an adjacent tent, where he was served with pomp and reverence by the officers of the sultan, who, twice each day, seated him in the place of honor at his own table. In a free and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eight days, not a word, not a look, of insult escaped from the conqueror; but he severely censured the unworthy subjects who had deserted their valiant prince in the hour of danger, and gently admonished his antagonist of some errors which he had commit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war. In the preliminaries of negotiation, Alp Arslan asked him what treatment he expected to receive, and the calm indifference of the emperor displays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If you are cruel,” said he, “you will take my life; if you listen to pride, you will drag me at your chariot-wheels; if you consult your interest, you will accept a ransom, and restore me to my country.” “And what,” continued the sultan, “would have been your own behavior, had fortune smiled on your arms?” The reply of the Greek betrays a sentiment, which prudence, and even gratitude, should have taught him to suppress. “Had I vanquished,” he fiercely said, “I would have inflicted on thy body many a stripe.” The Turkish conqueror smiled at the insolence of his captive observed that the Christian law inculcated the love of enemies and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nob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imitate an example which he condemned. After mature deliberation, Alp Arslan dictated the terms of liberty and peace, a ransom of a million, *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marriage of the royal childre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all the Moslems, who were in the power of the Greeks. Romanus, with a sigh,

    subscribed this treaty, so disgraceful to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he was immediately invested with a Turkish robe of honor; his nobles and patrician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sultan, after a courteous embrace, dismissed him with rich presents and a military guard. No sooner did he reach the confines of the empire, than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and provinces had disclaimed their allegiance to a captive: a su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was painfully collected; and the fallen monarch transmitted this part of his ransom, with a sad confession of his impotence and disgrace. The generosity, or perhaps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prepared to espouse the cause of his ally; but his designs were prevented by the defeat, imprisonment, and death, of Romanus Diogenes.

    In the treaty of pea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lp Arslan extorted any province or city from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reveng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trophies of his victory, and the spoils of Anatolia, from Antioch to the Black Sea. The fairest part of Asia was subject to his laws: twelve hundred princes, or the sons of princes, stood before his throne;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s.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pursue the fugitive Greeks; but he meditated the more glorious conquest of Turkestan,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house of Seljuk. He moved from Bagdad to the banks of the Oxus; a bridge was thrown over the river; and twenty days were consumed in the passage of his troop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 king was retarded by the governor of Berzem; and Joseph the Carizmian presumed to defend his fortres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East. When he was produced a captive in the royal tent, the sultan, instead of praising his valor, severely reproached his obstinate folly: and the insolent replies of the rebel provoked a sentence, that he should be fastened to four stakes, and left to expire in that painful situation. At this command, the desperate Carizmian, drawing a dagger, rushed headlong towards the throne: the guards raised their battle-axes; their zeal was checked by Alp Arslan, the most skilful archer of the age: he drew his bow,

    but his foot slipped, the arrow glanced aside, and he received in his breast the dagger of Joseph, who was instantly cut in pieces. The wound was mortal; and the Turkish prince bequeathed a dying admonition to the pride of kings. “In my youth,” said Alp Arslan, “I was advised by a sage to humble myself before God; to distrust my own strength; and never to despise the most contemptible foe. I have neglected these lessons; and my neglect has been deservedly punished. Yesterday, as from an eminence I beheld the numbers,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pirit, of my armies, the earth seemed to tremble under my feet; and I said in my heart, Surely thou art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vincible of warriors. These armies are no longer mine; and, in the confidence of my personal strength, I now fall by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Alp Arslan possessed the virtues of a Turk and a Mussulman; his voice and stature commanded the reverence of mankind; his face was shaded with long whiskers; and his ample turban was fashioned in the shape of a crown. The remains of the sultan were deposited in the tomb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and the passenger might read and meditate this useful inscription: “O ye who have seen the glory of Alp Arslan exalted to the heavens, repair to Maru, and you will behold it buried in the dust.”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and the tomb itself, more forcibly proclaims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During the life of Alp Arslan, his eldest son had been acknowledged as the future sultan of the Turks. On his father’s death the inheritance was disputed by an uncle, a cousin, and a brother: they drew their cimeters, and assembled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triple victory of Malek Shah established his own reputation and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In every age, and more especially in Asia, the thirst of power has inspired the same passions, and occasioned the same disorders; but, from the long series of civil war,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extract a sentiment more pure and magnanimous than is contained in the saying of the Turkish prince. On the eve of the battle, he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Thous, before the

    tomb of the Imam Riza. As the sultan rose from the ground, he asked his vizier Nizam, who had knelt beside him, wha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his secret petition: “That your arms may be crowned with victory,” was the prudent, and most probably the sincere, answer of the minister. “For my part,” replied the generous Malek, “I implored the Lord of Hosts that he would take from me my life and crown, if my brother be more worthy than myself to reign over the Moslems.” The favorable judgment of heaven was ratified by the caliph;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acred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communicated to a Barbarian. But this Barbarian, by his personal merit, and the extent of his empire, was the greatest prince of his age. After the settlement of Persia and Syria, he marched at the head of innumerable armie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urkestan, which had been undertaken by his father. In his passage of the Oxus, the boatmen, who had been employed in transporting some troops, complained, that their payment was assigned on the revenues of Antioch. The sultan frowned at this preposterous choice; but he smiled at the artful flattery of his vizier. “It was not to postpone their reward, that I selected those remote places, but to leave a memorial to posterity, that, under your reign, Antioch and the Oxus were subject to the same sovereign.” But this description of his limits was unjust and parsimonious: beyond the Oxus, h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the cities of Bochara, Carizme, and Samarcand, and crushed each rebellious slave, or independent savage, who dared to resist. Malek passed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 last boundary of Persian civilization: the hordes of Turkestan yielded to his supremacy: his name was inserted on the coins, and in the prayers of Cashgar, a Tartar kingdom on the extreme borders of China. From the Chinese frontier, he stretched his immediate jurisdiction or feudatory sway to the west and south, as far as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spicy groves of Arabia Felix. Instead of resigning himself to the luxury of his harem, the shepherd king, both in peace and war, was in action and in the field. By the perpetual motion of the royal camp, each province was successively blessed with his presence; and he is said to have

    perambulated twelve times the wide extent of his dominions, which surpassed the Asiatic reign of Cyrus and the caliphs. Of these expeditions, the most pious and splendid was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the freedom and safety of the caravans were protected by his arms; the citizens and pilgrims were enriched by the profusion of his alms; and the desert was cheered by the places of relief and refreshment, which he instituted for the use of his brethren. Hunting was the pleasure, and even the passion, of the sultan, and his train consisted of forty-seven thousand horses; but after the massacre of a Turkish chase, for each piece of game, he bestowed a piece of gold on the poor, a slight atone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for the cost and mischief of the amusement of kings. In the peaceful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the cities of Asia were adorned with palaces and hospitals with moschs and colleges; few departed from his Divan without reward, and none without justice.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rsia revived under the house of Seljuk; and if Malek emulated the liberality of a Turk less potent than himself, his palace might resound with the songs of a hundred poets. The sultan bestowed a more serious and learned care 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alendar, which was effected by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astronomers of the East. By a law of the prophet, the Moslems are confined to the irregular course of the lunar months; in Persia, since the age of Zoroast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un has been known and celebrated as an annual festival; but after the fall of the Magian empire, the intercalation had been neglected; the fractions of minutes and hours were multiplied into days; and the date of the springs was removed from the sign of Aries to that of Pisces. The reign of Malek was illustrated by the Gelalan æra; and all errors, either past or future, were corrected by a computation of time, which surpasses the Julian, and approaches the accuracy of the Gregorian, style.

    In a period when Europe was plunged in the deepest barbarism, the light and splendor of Asia may be ascribed to

    the docility rather than the knowledge of the Turkish conquerors. An ample share of their wisdom and virtue is due to a Persian vizier, who ruled the empire under the reigns of Alp Arslan and his son. Nizam,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ministers of the East, was honored by the caliph as an oracl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he was trusted by the sultan as the faithful vicegerent of his power and justice. After an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e fame of the vizier, his wealth, and even his servic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crimes. He was overthrown by the insidious arts of a woman and a rival; and his fall was hastened by a rash declaration, that his cap and ink-horn, the badges of his office, were connected by the divine decree with the throne and diadem of the sultan.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years, the venerable statesman was dismissed by his master,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nd murdered by a fanatic: * the last words of Nizam attested his innocence, and the remainder of Malek’s life was short and inglorious. From Ispahan, the scene of this disgraceful transaction, the sultan moved to Bagdad, with the design of transplanting the caliph, and of fixing his own residence in the capital of the Moslem world. The feeble successor of Mahomet obtained a respite of ten days; a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the Barbarian was summon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His ambassadors at Constantinople had asked in marriage a Roman princess; but the proposal was decently elude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who might herself have been the victim, expresses her abhorrence of his unnatural conjunction. The daughter of the sultan was bestowed on the caliph Moctadi, with the imperious condition, that, renouncing the society of his wives and concubines, he should forever confine himself to this honorable alliance.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I.

    The greatness and unity of the Turkish empire expired in the person of Malek Shah. His vacant throne was disputed by his

    brother and his four sons; and, after a series of civil wars, the treaty which reconciled the surviving candidates confirmed a lasting separation in the Persian dynasty, the eldest and principal branch of the house of Seljuk. The three younger dynasties were those of Kerman, of Syria, and of Roum: the first of these commanded an extensive, though obscure, dominion on the shores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second expelled the Arabian princes of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e third, our peculiar care, invaded the Roman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he generous policy of Malek contributed to their elevation: he allowed the princes of his blood, even those whom he had vanquished in the field, to seek new kingdoms worthy of their ambition; nor was he displeased that they should draw away the more ardent spirits, who might have disturbed the tranquillity of his reign. As the supreme head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great sultan of Persia commanded the obedience and tribute of his royal brethren: the thrones of Kerman and Nice, of Aleppo and Damascus; the Atabeks, and emirs of Syria and Mesopotamia, erected their standards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sceptre: and the hordes of Turkmans overspread the plains of the Western Asia. After the death of Malek, the bands of union and subordination were relaxed and finally dissolved: the indulgence of the house of Seljuk invested their slaves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kingdoms; and, in the Oriental style, a crowd of princes arose from the dust of their feet.

    A prince of the royal line, Cutulmish, * the son of Izrail, the son of Seljuk, had fallen in a battle against Alp Arslan and the humane victor had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five sons, strong in arms, ambitious of power, and eager for revenge, unsheathed their cimeters against the son of Alp Arslan. The two armies expected the signal when the caliph, forgetful of the majesty which secluded him from vulgar eyes, interposed his venerable mediation. “Instead of shedding the blood of your brethren, your brethren both in descent and faith, unite your forces in a holy war against the Greek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his apostle.” They listened to his voice; the

    sultan embraced his rebellious kinsmen; and the eldest, the valiant Soliman, accepted the royal standard, which gave him the free conquest and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Arzeroum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Accompanied by his four brothers,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the Turkish camp was soon se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Kutaieh in Phrygia; and his flying cavalry laid waste the country as far as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lack Sea. Since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the peninsula of Asia Minor had been exposed to the transient, though destructive, inroads of the Persians and Saracens; but the fruits of a lasting conquest were reserved for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arm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Greeks, who aspired to reign on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Since the captivity of Romanus, six years the feeble son of Eudocia had trembled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Imperial crown, till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lost in the same month by a double rebellion: of either chief Nicephorus was the common name; but the surnames of Bryennius and Botoniates distinguish the European and Asiatic candidates. Their reasons, or rather their promises, were weighed in the Diva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Soliman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Botoniates, opened a free passage to his troops in their march from Antioch to Nice, and joined the banner of the Crescent to that of the Cross. After his ally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suburb of Chrysopolis or Scutari; and a body of two thousand Turks was transported into Europe, to whose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new emperor was indebted for the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his rival, Bryennius. But the conquest of Europe was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sacrifice of Asia: Constantinople was deprived of the obedience and revenue of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regular progress of the Turks, who fortified the passes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left not a hope of their retreat or expulsion. Another candidate implored the aid of the sultan: Melissenus, in his purple robes and red buskins,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Turkish camp; and the desponding cities were tempted by the summons of a Roman

    prince, who immediately surrendered them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These acquisitions were confirmed by a treaty of peace with the emperor Alexius: his fear of Robert compelled him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Soliman; and it was not till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that he extended as far as Nicomedia, about sixty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Roman world. Trebizond alone, defend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sea and mountains, preserved at the extremity of the Euxine the ancient character of a Greek colony, and the future destiny of a Christian empire.

    Since the first conquests of the caliph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in Anatolia or Asia Minor was the most deplorable loss which the church and empire had sustained. By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oslem faith, Soliman deserved the name of Gazi, a holy champion; and his new kingdoms, of the Romans, or of Roum, was added to the tables of Oriental geography. It is described as extending from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pregnant with mines of silver and iron, of alum and copper, fruitful in corn and wine, and productive of cattle and excellent horses. The wealth of Lydia, the arts of the Greeks, the splendor of the Augustan age, existed only in books and ruins, which were equally obscure in the eyes of the Scythian conquerors. Yet, in the present decay, Anatolia still contains some wealthy and populous cities; and, under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y were far more flourishing in numbers, size, and opulence. By the choice of the sultan, Nice, the metropolis of Bithynia, was preferred for his palace and fortress: the sea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was planted on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was denied and derided in the same temple in which it had been pronounced by the first general synod of the Catholics. The unity of God, and the mission of Mahomet, were preached in the moschs; the Arabian learning was taught in the schools; the Cadhis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Koran; the Turkish manners and language prevailed in the cities; and Turkman camp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s and mountains of Anatolia. On the

    hard conditions of tribute and servitude, the Greek Christians might enjoy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most holy churches were profaned; their priests and bishops were insulted; they were compelled to suffer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apostasy of their brethren; many thousand children were marked by the knife of circumcision; and many thousand captives wer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r the pleasures of their masters. After the loss of Asia, Antioch still maintained her primitive allegiance to Christ and Cæsar; but the solitary province was separated from all Roman aid, and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the Mahometan powers. The despair of Philaretus the governor prepared the sacrifice of his religion and loyalty, had not his guilt been prevented by his son, who hastened to the Nicene palace, and offered to deliver this valuable prize into the hands of Soliman. The ambitious sultan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 twelve nights (for he reposed in the day) performed a march of six hundred miles. Antioch was oppressed by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enterprise; and the dependent cities, as far as Laodicea and the confines of Aleppo, obeyed the example of the metropolis. From Laodicea to the Thracian Bosphorus, or arm of St. George, the conquests and reign of Soliman extended thirty days’ journey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about ten or fifteen, between the rocks of Lycia and the Black Sea. The Turkish ignorance of navigation protected, for a while, the inglorious safety of the emperor; but no sooner had a fleet of two hundred ship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hands of the captive Greeks, than Alexius trembled behind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plaintive epistles were dispersed over Europe, to excite the compassion of the Latins, and to paint the danger, the weakness, and the riches of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quest of the Seljukian Turks was that of Jerusalem, which soon became the theatre of nations. In their capitulation with Omar, the inhabitants had stipulated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but the articles were interpreted by a master agains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dispute; and in the four hundred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caliphs,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Jerusalem was expos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storm and sunshine. By the increase of proselytes and population, the Mahometans might excuse the usurpation of three fourths of the city: but a peculiar quarter was resolved for the patriarch with his clergy and people; a tribute of two pieces of gold was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and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ith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still left in the hands of his votaries. Of these votaries, the most numerous and respectable portion were strangers to Jerusalem: the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Land had been stimulated, rather than suppressed, by the conquest of the Arabs; and the enthusiasm which had always prompted these perilous journeys, was nourished by the congenial passions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A crowd of pilgrim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ontinu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adjacent sanctuaries, more especially at the festival of Easter; and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Nestorians and Jacobites, the Copts and Abyssinians, the Armenians and Georgians, maintained the chapels, the clergy, and the poor of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ons. The harmony of prayer in so many various tongues, the worship of so many nations in the common temple of their religion, might have afforded a spectacle of edification and peace; but the zeal of the Christian sects was imbittered by hatred and revenge; and in the kingdom of a suffering Messiah, who had pardoned his enemies, they aspired to command and persecute their spiritual brethren. The preëminence was asserted by the spirit and numbers of the Franks; and the greatness of Charlemagne protected both the Latin pilgrims an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The poverty of Carthage, Alexandria, and Jerusalem, was relieved by the alms of that pious emperor; and many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 were founded or restored by his liberal devotion. Harun Alrashid, the greatest of the Abbassides, esteemed in his Christian brother a similar supremacy of genius and power: their friendship was cemented by a frequent intercourse of gifts and embassies; and the caliph, without resigning the substantial dominion, presented the emperor with the key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perhaps of the city of Jerusalem.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rlovingian monarchy,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promoted the interest of trade and religion in the East. Her vessels transported the Latin pilgrims to the coasts of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deserved, by their useful imports, the favor and alliance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an annual fair was instituted on Mount Calvary: and the Italian merchants founded the convent and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the cradle of the monastic and military order, which has since reigned in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of Malta. Had the Christian pilgrims been content to revere the tomb of a prophet,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instead of blaming, would have imitated, their piety: but these rigid Unitarians were scandalized by a worship which represents the birth,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God; the Catholic images were branded with the name of idols; and the Moslems smiled with indignation at the miraculous flame which was kindled on the eve of Easter in the holy sepulchre. This pious fraud, first devised in the ninth century, was devoutly cherished by the Latin crusaders, and is annually repeated by the clergy of the Greek, Armenian, and Coptic sects, who impose on the credulous spectators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that of their tyrants. In every age, a principle of toleration has been fortified by a sense of interest: and the revenue of the prince and his emir was increased each year, by the expense and tribute of so many thousand strangers.

    The revolution which transferred the sceptre from the Abbassides to the Fatimites was a benefit, rather than an injury, to the Holy Land. A sovereign resident in Egypt was more sensible of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ian trade; and the emirs of Palestine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justice and power of the throne. But the third of these Fatimite caliphs was the famous Hakem, a frantic youth, who was delivered by his impiety and despotism from the fear either of God or man; and whose reign was a wild mixture of vice and folly. Regardless of the most ancient customs of Egypt, he imposed on the women an absolute confinement; the restraint excited the clamors of both sexes; their clamors provoked his fury; a part of Old Cairo was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the guards and citizens

    were engaged many days in a bloody conflict. At first the caliph declared himself a zealous Mussulman, the founder or benefactor of moschs and colleges: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 copies of the Koran were transcribed at his expense in letters of gold; and his edict extirpated the vineyards of the Upper Egypt. But his vanity was soon flattered by the hope of introducing a new religion; he aspired above the fame of a prophet, and styled himself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Most High God, who, after nine apparitions on earth, was at length manifest in his royal person. At the name of Hakem, the lord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 knee was bent in religious adoration: his mysteries were performed on a mountain near Cairo: sixteen thousand converts had signed his profession of faith; and at the present hour, a free and warlike people, the Druses of Mount Libanus, are persuaded of the life and divinity of a madman and tyrant. In his divine character, Hakem hated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as the servants of his rivals; while some remains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still pleaded in favor of the law of Mahomet. Both in Egypt and Palestine, his cruel and wanton persecution made some martyrs and many apostles: the common rights and special privileges of the sectaries were equally disregarded; and a general interdict was laid on the devotion of strangers and natives. The templ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demolished to its foundations; the luminous prodigy of Easter was interrupted, and much profane labor was exhausted to destroy the cave in the rock which properly constitutes the holy sepulchre. At the report of this sacrilege, the nations of Europe were astonished and afflicted: but instead of arming in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the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burning, or banishing, the Jews, as the secret advisers of the impious Barbarian. Yet the calamities of Jerusalem were in some measure alleviated by the inconstancy or repentance of Hakem himself; and the royal mandate was sealed for the restitution of the churches, when the tyrant was assassinated by the emissaries of his sister. The succeeding caliphs resumed the maxim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a free toleration was again granted; with the pious aid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sepulchre arose

    from its ruins; and, after a short abstinence, the pilgrims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appetite to the spiritual feast. In the sea-voyage of Palestine, the dangers were frequent, and the opportunities rare: but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opened a saf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Greece. The charity of St. Stephen, the apostle of his kingdom, relieved and conducted his itinerant brethren; and from Belgrade to Antioch, they traversed fifteen hundred miles of a Christian empire. Among the Franks, the zeal of pilgrimage prevailed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and the roads were covered with multitude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rank, who professed their contempt of life, so soon as they should have kissed the tomb of their Redeemer. Princes and prelates abandoned the care of their dominions; and the numbers of these pious caravans were a prelude to the armies which marched in the ensuing ag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arch bishop of Mentz, with the bishops of Utrecht, Bamberg, and Ratisbon, undertook this laborious journey from the Rhine to the Jorda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ir followers amounted to seven thousand persons. At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the emperor; but the ostentation of their wealth provoked the assault of the wild Arabs: they drew their swords with scrupulous reluctance, and sustained siege in the village of Capernaum, till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venal protection of the Fatimite emir. After visiting the holy plac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but only a remnant of two thousand arrived in safety in their native land. Ingulphus, a secretary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was a companion of this pilgrimage: he observes that they sailed from Normandy, thirty stout and well-appointed horsemen; but that they repassed the Alps, twenty miserable palmers, with the staff in their hand, and the wallet at their back.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Romans,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was invaded by the Turks. One of the lieutenants of Malek Shah, Atsiz the Carizmian, marched into Syria at the head of a powerful army, and reduced Damascus by famine

    and the sword. Hems, and the other cities of the province, acknowledged the caliph of Bagdad and the sultan of Persia; and the victorious emir advanc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the banks of the Nile: the Fatimite was preparing to fly into the heart of Africa; but the negroes of his guard and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made a desperate sally, and repulsed the Turk from the confines of Egypt. In his retreat he indulged the license of slaughter and rapine: the judge and notaries of Jerusalem were invited to his camp; and their execution was followed by the massacre of three thousand citizens. The cruelty or the defeat of Atsiz was soon punished by the sultan Toucush, the brother of Malek Shah, who, with a higher title and more formidable powers, asserted the dominion of Syria and Palestine. The house of Seljuk reigned about twenty years in Jerusalem; but the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holy city and territory was intrusted or abandoned to the emir Ortok, the chief of a tribe of Turkmans, whose children, after their expulsion from Palestine, formed two dynasties on the borders of Armenia and Assyria.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and the Latin pilgrims deplored a revolution, which, instead of the regular government and old alliance of the caliphs, imposed on their necks the iron yoke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In his court and camp the great sultan had adopted in some degree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Persia; but th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pastoral tribes, still breath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desert. From Nice to Jerusalem,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were a scen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and the shepherds of Palestine, who held a precarious sway on a doubtful frontier, had neither leisure nor capacity to await the slow profits of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pilgrims, who, through innumerable perils, had reached the gates of Jerusalem, were the victims of private rapine or public oppression, and often sunk under the pressure of famine and disease, before they were permitted to salute the holy sepulchre. A spirit of native barbarism, or recent zeal, prompted the Turkmans to insult the clergy of every sect: the patriarch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pavement, and cast into a dungeon, to extort a ransom from the sympathy of his flock; and the divine worship in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vage rudeness of its masters. The pathetic tale excited the millions of the West to march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to the relief of the Holy Land; and yet how trifling is the sum of these accumulated evils, if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act of the sacrilege of Hakem, which had been so patiently endur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A slighter provocation inflamed the more irascible temper of their descendants: a new spirit had arisen of religious chivalry and papal dominion; a nerve was touched of exquisite feeling; and the sensation vibrated to the heart of Europe.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I.

    Origin And Numbers Of The First Crusade. — Characters Of The Latin Princes. — Their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 Policy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 Conquest Of Nice, Antioch, And Jerusalem, By The Franks. —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 Godfrey Of Bouillon, First King Of Jerusalem. — Institutions Of The French Or Latin Kingdom.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y the Turks, the holy sepulchre was visited by a hermit of the name of Peter, a native of Amiens, in the province of Picardy in France. His resentment and sympathy were excited by his own injuries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Christian name; he mingled his tears with those of the patriarch, and earnestly inquired, if no hopes of relief could be entertained from the Greek emperors of the East. The patriarch exposed the vices and weakness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I will rouse,” exclaimed the hermit, “the martial nations of Europe in your cause;” and Europe was obedient to the call of the hermit. The astonished patriarch dismissed him with epistles of credit and complaint; and no sooner did he land at Bari, than Peter hasten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stature was small, his appearance contemptible; but his eye was keen and lively; and he possessed that vehemence of speech, which seldom fails to impart the persuasion of the soul. He was born of a gentleman’s family, (for we must now adopt a modern

    idiom,)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under the neighboring counts of Boulogne,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But he soon relinquished the sword and the world; and if it be true, that his wife, however noble, was aged and ugly, he might withdraw, with the less reluctance, from her bed to a convent, and at length to a hermitage. * In this austere solitude, his body was emaciated, his fancy was inflamed; whatever he wished, he believed; whatever he believed, he saw in dreams and revelations. From Jerusalem the pilgrim returned an accomplished fanatic; but as he excelled in the popular madness of the times, Pope Urban the Second received him as a prophet, applauded his glorious design, promised to support it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encouraged him to proclaim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Invigorated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pontiff, his zealous missionary traversed. with speed and success,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France. His diet was abstemious, his prayers long and fervent, and the alms which he received with one hand, he distributed with the other: his head was bare, his feet naked, his meagre body was wrapped in a coarse garment; he bore and displayed a weighty crucifix; and the ass on which he rode was sanctified, in the public eye, by the service of the man of God. He preached to innumerable crowds in the churches, the streets, and the highways: the hermit entered with equal confidence the palace and the cottage; and the people (for all was people) was impetuously moved by his call to repentance and arms. When he painted the sufferings of the natives and pilgrims of Palestine, every heart was melted to compassion;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indignation, when he challenged the warriors of the age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and rescue their Savior: his ignorance of art and language was compensated by sighs, and tears, and ejaculations; and Peter supplied the deficiency of reason by loud and frequent appeals to Christ and his mother, to the saints and angels of paradise, with whom he had personally conversed. The most perfect orator of Athens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ccess of his eloquence; the rustic enthusiast inspired the passions which he felt, and Christendom expected with impatience the counsels and decre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magnanimous spirit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ad already embraced the design of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the ardor of his zeal and ambition still breathes in his epistle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lps, fifty thousand Catholics had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St. Peter; and his successor reveals his intention of marching at their head against the impious sectaries of Mahomet. But the glory or reproach of executing, though not in person, this holy enterprise, was reserved for Urban the Second, the most faithful of his disciples. He undertook the conquest of the East, whilst the larger portion of Rome was possessed and fortified by his rival Guibert of Ravenna, who contended with Urban for the name and honors of the pontificate. He attempted to unite the powers of the West, at a time when the prince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people from their princes, by the excommunication which himself and his predecessors had thundered against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Franc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supported with patience the censures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his scandalous life and adulterous marriage. Henry the Fourth, of Germany, asserted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s, the prerogative of confirming his bishops by the delivery of the ring and crosier. But the emperor’s party was crushed in Italy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the Countess Mathilda; and the long quarrel had been recently envenomed by the revolt of his son Conrad and the shame of his wife, who, in the synods of Constance and Placentia, confessed the manifold prostitutions to which she had been exposed by a husband regardless of her honor and his own. So popular was the cause of Urban, so weighty was his influence, that the council which he summoned at Placentia was composed of two hundred bishops of Italy, France, Burgandy, Swabia, and Bavaria. Four thousand of the clergy, and thirty thousand of the laity, attended this important meeting; and, as the most spacious cathedral would have been inadequate to the multitude, the session of seven days was held in a plain adjacent to the cit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ere introduced to plead the distres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divided only by a narrow sea from the victorious Turks,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ir suppliant address they flattered the pride of the Latin princes; and, appealing at once to their policy and religion, exhorted them to repel the Barbarians on the confines of Asia, rather than to expect them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t the sad tale of the misery and perils of their Eastern brethren, the assembly burst into tears; the most eager champions declared their readiness to march;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speedy and powerful succor. The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was included in the larger and most distant project of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but the prudent Urban adjourned the final decision to a second synod, which he proposed to celebrate in some city of France in the autumn of the same year. The short delay would propagate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and his firmest hope was in a nation of soldiers still proud of the preëminence of their name, and ambitious to emulate their hero Charlemagne, who, in the popular romance of Turpin,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 latent motive of affection or vanity might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Urban: he was himself a native of France, a monk of Clugny, and the first of his countrymen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The pope had illustrated his family and province; nor is there perhaps a more exquisite gratification than to revisit, in a conspicuous dignity, the humble and laborious scenes of our youth.

    It may occasion some surprise that the Roman pontiff should erect, in the heart of France, the tribunal from whence he hurled his anathemas against the king; but our surprise will vanish so soon as we form a just estimate of a king of Franc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Philip the First was the great-grandson of Hugh Capet, the founder of the present race, who, in the decline of Charlemagne’s posterity, added the regal title to his patrimonial estates of Paris and Orleans. In this narrow compass, he was possessed of wealth and jurisdiction; but in the rest of France, Hugh and his first descendants were no more than the feudal lords of about sixty dukes and counts, of

    independent and hereditary power, who disdained the control of laws and legal assemblies, and whose disregard of their sovereign was revenged by the disobedience of their inferior vassals. At Clermont,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count of Auvergne, the pope might brave with impunity the resentment of Philip; and the council which he convened in that city was not less numerous or respectable than the synod of Placentia. Besides his court and council of Roman cardinals, he was supported by thirteen archbishops and two hundred and twenty-five bishops: the number of mitred prelates was computed at four hundred; and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were blessed by the saints and enlightened by the doctors of the age. From the adjacent kingdoms, a martial train of lords and knights of power and renown attended the council, in high expectation of its resolves; and such was the ardor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at the city was filled, and many thousands,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erected their tents or huts in the open field. A session of eight days produced some useful or edifying canon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severe censure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the Truce of God was confirmed, a suspension of hostilities during four days of the week; women and priests were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the church; and a protection of three years was extended to husbandmen and merchants, the defenceless victims of military rapine. But a law, however venerable be the sanction, cannot suddenly transform the temper of the times; and the benevolent efforts of Urban deserve the less praise, since he labored to appease some domestic quarrels that he might spread the flames of war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Euphrates. From the synod of Placentia, the rumor of his great design had gone forth among the nations: the clergy on their return had preached in every diocese the merit and glory of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when the pope ascended a lofty scaffold in the market-place of Clermont, his eloquence was addressed to a well-prepared and impatient audience. His topics were obvious, his exhortation was vehement, his success inevitable. The orator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hout of thousands, who with one voice, and in their rustic idiom, exclaimed aloud, “God wills it, God wills it.” “It is indeed the

    will of God,” replied the pope; “and let this memorable word, the inspiration surely of the Holy Spirit, be forever adopted as your cry of battle, to animate the devotion and courage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 His cross is the symbol of your salvation; wear it, a red, a bloody cross, as an external mark, on your breasts or shoulders, as a pledge of your sacred and irrevocable engagement.” The proposal was joyfully accepted; great numbers, both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impressed on their garments the sign of the cross, and solicited the pope to march at their head. This dangerous honor was declined by the more prudent successor of Gregory, who alleged the schism of the church, and the duties of his pastoral office, recommending to the faithful, who were disqualified by sex or profession, by age or infirmity, to aid, with their prayers and alms, the personal service of their robust brethren. The name and powers of his legate he devolved on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first who had received the cross at his hands. The foremost of the temporal chiefs was Raymond count of Thoulouse, whose ambassadors in the council excused the absence, and pledged the honor, of their master. After the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 of their sins,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ere dismissed with a superfluous admonition to invite their countrymen and friends; and their departure for the Holy Land was fixed to the festival of the Assumption,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of the ensuing year.

    So familiar, and as it were so natural to man, is the practice of violence, that our indulgence allows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 most disputable right, as a sufficient ground of national hostility. But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holy war demands a more rigorous scrutiny; nor can we hastily believe, that the servants of the Prince of Peace would unsheathe the sword of destruction, unless the motive were pure, the quarrel legitimate, and the necessity inevitable. The policy of an ac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tardy lessons of experience; but, before we act, our conscience should be satisfied of the justice and propriety of our enterpris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Christians, both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persuaded of their

    lawfulness and merit; their arguments are clouded by the perpetual abuse of Scripture and rhetoric; but they seem to insist on the right of natural and religious defence, their peculiar title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impiety of their Pagan and Mahometan foes. I. The right of a just defence may fairly include our civil and spiritual allies: it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danger; and that danger must be estimated by the twofold consideration of the malice, and the power, of our enemies. A pernicious tenet has been imputed to the Mahometans, the duty of extirpating all other religions by the sword. This charge of ignorance and bigotry is refuted by the Koran, by the history of the Mussulman conquerors, and by their public and legal toler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Oriental churches are depressed under their iron yoke; that, in peace and war, they assert a divine and indefeasible claim of universal empire; and that, in their orthodox creed, the unbelieving nations are continually threatened with the loss of religion or liberty.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victorious arms of the Turks presented a real and urgent apprehension of these losses. They had subdued, in less than thirty years, the kingdoms of Asia, as far as Jerusalem and the Hellespont; and the Greek empire tottered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Besides an honest sympathy for their brethren, the Latins had a right and interest in the support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 of the West; and the privilege of defence must reach to prevent, as well as to repel, an impending assault. But this salutary purpose migh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a moderate succor; and our calmer reason must disclaim the innumerable hosts, and remote operations, which overwhelmed Asia and depopulated Europe. * II. Palesti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strength or safety of the Latins; and fanaticism alone could pretend to justify the conquest of that distant and narrow province. The Christians affirmed that their inalienable title to the promised land had been sealed by the blood of their divine Savior; it was their right and duty to rescue their inheritance from the unjust possessors, who profaned his sepulchre, and oppressed the pilgrimage of his disciples. Vainly would it be alleged that the preëminence of Jerusalem, and the sanctity of

    Palestine, have been abolished with the Mosaic law; that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is not a local deity, and that the recovery of Bethlem or Calvary, his cradle or his tomb, will not atone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moral precepts of the gospel. Such arguments glance aside from the leaden shield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religious mind will not easily relinquish its hold on the sacred ground of mystery and miracle. III. But the holy wars which have been waged in every climate of the globe, from Egypt to Livonia, and from Peru to Hindostan, require the support of some more general and flexible tenet. It has been often supposed, and sometimes affirmed, that a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 worthy cause of hostility; that obstinate unbelievers may be slain or subdu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and that grace is the sole fountain of dominion as well as of mercy. *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had been acquired abou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by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Arabia. Time and treaties had legitimated the conquest of the Christian Franks; but in the eyes of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Mahometan princes were still tyrants and usurpers, who, by the arms of war or rebellion, might be lawfully driven from their unlawful possession.

    As the manners of the Christians were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of penance was enforced; and with the multiplication of sins, the remedies were multiplied. In the primitive church, a voluntary and open confession prepared the work of atonemen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bishops and priests interrogated the criminal; compelled him to account for his though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prescribed the terms of his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But as this discretionary power might alternately be abused by indulgence and tyranny, a rule of discipline was framed, to inform and regulate the spiritual judges. This mode of legislation was invented by the Greeks; their penitentials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in the Latin church; and, in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the clergy of every diocese were provided with a code, which they prudently

    conceal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vulgar. In this dangerous estimate 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 each case was supposed, each difference was remarked, by the experience or penetration of the monks; some sins are enumerated which innocence could not have suspected, and others which reason cannot believe; and the more ordinary offences of fornication and adultery, of perjury and sacrilege, of rapine and murder, were expiated by a penanc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was prolonged from forty days to seven years. During this term of mortification, the patient was healed, the criminal was absolved, by a salutary regimen of fasts and prayers: the disorder of his dress was expressive of grief and remorse; and he humbly abstained from all the business and pleasure of social life. But the rigid execution of these laws would have depopulated the palace, the camp, and the cit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elieved and trembled; but nature often rebelled against principle; and the magistrate labored without effect to enforc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iest. A literal accomplishment of penance was indeed impracticable: the guilt of adultery was multiplied by daily repetition; that of homicide might involve the massacre of a whole people; each act was separately numbered; and, in those times of anarchy and vice, a modest sinner might easily incur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His insolvency was relieved by a commutation, or indulgence: a year of penance was appreciated at twenty-six solidi of silver, about four pounds sterling, for the rich; at three solidi, or nine shillings, for the indigent: and these alms were soon appropriated to the use of the church, which derived, from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opulence and dominion.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or twelve hundred pounds, was enough to impoverish a plentiful fortune; the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upplied by the alienation of land; and the princely donations of Pepin and Charlemagne are expressly given for the remedy of their soul. It is a maxim of the civil law, that whosoever cannot pay with his purse, must pay with his body; and the practice of flagellation was adopted by the monks, a cheap, though painful equivalent. By a fantastic arithmetic, a year of penance was taxed at three thousand lashes; and such was the skill

    and patience of a famous hermit, St. Dominic of the iron Cuirass, that in six days he could discharge an entire century, by a whipping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stripes.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by many penitents of both sexes; and, as a vicarious sacrifice was accepted, a sturdy disciplinarian might expiate on his own back the sins of his benefactors. These compensations of the purse and the person introduc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more honorable mode of satisfaction. The merit of military service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Africa and Spain had been allowed by the predecessors of Urban the Secon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that pope proclaimed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those who should enlis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the absolution of all their sins, and a full receipt for all that might be due of canonical penance. The cold philosophy of modern times is incapable of feeling the impression that was made on a sinful and fanatic world. At the voice of their pastor, the robber, the incendiary, the homicide, arose by thousands to redeem their souls, by repeating on the infidels the same deeds which they had exercised against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and the terms of atonement were eagerly embraced by offenders of every rank and denomination. None were pure; none were exempt from the guilt and penalty of sin; and those who were the least amenable to the justice of God and the church were the best entitled to the temporal and eternal recompense of their pious courage. If they fell, the spirit of the Latin clergy did not hesitate to adorn their tomb with the crown of martyrdom; and should they survive, they could expec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delay and increase of their heavenly reward. They offered their blood to the Son of God, who had laid down his life for their salvation: they took up the cross, and entered with confidence into the way of the Lord. His providence would watch over their safety; perhaps his visible and miraculous power would smoo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The cloud and pillar of Jehovah had marched before the Israelite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Might not the Christians more reasonably hope that the rivers would open for their passage; that the walls of their strongest cities would fall at the sound of their trumpets;

    and that the sun would be arrested in his mid career, to allow them tim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

    Of the chiefs and soldiers who marched to the holy sepulchre, I will dare to affirm, that all were prompted by the spirit of enthusiasm; the belief of merit, the hope of reward, and the assurance of divine aid. But I am equally persuaded, that in many it was not the sole, that in some it was not the leading, principle of ac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religion are feeble to stem, they are strong and irresistible to impel, the stream of national manners. Against the private wars of the Barbarians, their bloody tournaments, licentious love, and judicial duels, the popes and synods might ineffectually thunder. It is a more easy task to provoke the metaphysical disputes of the Greeks, to drive into the cloister the victims of anarchy or despotism, to sanctify the patience of slaves and cowards, or to assume the merit of the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of modern Christians. War and exercise were the reigning passions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they were enjoined, as a penance, to gratify those passions, to visit distant lands, and to draw their swords against the nation of the East. Their victory, or even their attempt, would immortalize the names of the intrepid heroes of the cross; and the purest piety could not be insensible to the most splendid prospect of military glory. In the petty quarrels of Europe, they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for the acquisition perhaps of a castle or a village. They could march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distant and hostile nation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ir arms; their fancy already grasped the golden sceptres of Asia; and the conquest of Apulia and Sicily by the Normans might exalt to royalty the hopes of the most private adventurer. Christendom, in her rudest stat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climate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ahometan countries; and their natural and artificial wealth had been magnified by the tales of pilgrims, and the

    gifts of an imperfect commerce. The vulgar, both the great and small, were taught to believe every wonder, of lands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of mines and treasures, of gold and diamonds, of palaces of marble and jasper, and of odoriferous groves of cinnamon and frankincense. In this earthly paradise, each warrior depended on his sword to carve a plenteous and honorable establishment, which he measured only by the extent of his wishes. Their vassals and soldiers trusted their fortunes to God and their master: the spoils of a Turkish emir might enrich the meanest follower of the camp; and the flavor of the wines, the beauty of the Grecian women, were temptations more adapted to the nature, than to the profession,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The love of freedom was a powerful incitement to the multitudes who were oppressed by feudal or ecclesiastical tyranny. Under this holy sign, the peasants and burghers, who were attached to the servitude of the glebe, might escape from a haughty lord, and transplan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a land of liberty. The monk might release himself from the discipline of his convent: the debtor might suspend the accumulation of usury, and the pursuit of his creditors; and outlaws and malefactors of every cast might continue to brave the laws and elude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crimes.

    These motives were potent and numerous: when we have singly computed their weight on the mind of each individual, we must add the infinite series, the multiplying powers, of example and fashion.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warmest and most effectual missionaries of the cross: among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they preached the duty, the merit, and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holy vow; and the most reluctant hearers were insensibly drawn within the whirlpool of persuasion and authority. The martial youths were fired by the reproach or suspicion of cowardic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with an army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as embraced by the old and infirm, b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consulted rather their zeal than their strength; and those who in the evening had derided the folly of their companions, were the most eager,

    the ensuing day, to tread in their footsteps. The ignorance, which magnified the hopes, diminished the perils, of the enterprise. Sinc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paths of pilgrimage were obliterated; the chiefs themselves had an imperfect notion of the length of the way and the state of their enemies; and such was the stupidity of the people, that, at the sight of the first city or castl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ir knowledge, they were ready to ask whether that was not the Jerusalem, the term and object of their labors. Yet the more prudent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not sure that they should be fed from heaven with a shower of quails or manna, provided themselves with those precious metals, which, in every country,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very commodity. To defray,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the expenses of the road, princes alienated their provinces, nobles their lands and castles, peasants their cattle and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e value of property was depreciated by the eager competition of multitudes; while the price of arms and horses was raised to an exorbitant height by the wants and impatience of the buyers. Those who remained at home, with sense and money, were enriched by the epidemical disease: the sovereigns acquired at a cheap rate the domains of their vassal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urchasers completed the payment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prayers. The cross, which was commonly sewed on the garment, in cloth or silk, was inscribed by some zealots on their skin: a hot iron, or indelible liquor, was applied to perpetuate the mark; and a crafty monk, who showed the miraculous impression on his breast was repaid with the popular veneration and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Palestine.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had been fixe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for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but the day was anticipated by the thoughtless and needy crowd of plebeians, and I shall briefly despatch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y inflicted and suffered, before I enter on the more serious and successful enterprise of the chiefs. Early in the spring, from the confines of France and Lorraine,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e populace of both sexes flocked round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crusade, and pressed him with clamorous importunity to lead them to the holy sepulchre. The hermit, assuming the character, without the talents or authority, of a general, impelled or obeyed the forward impulse of his votarie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Danube. Their wants and numbers soon compelled them to separat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a valiant though needy soldier, conducted a van guard of pilgrims, whose condi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proportion of eight horsemen to fifteen thousand foot. The example and footsteps of Peter were closely pursued by another fanatic, the monk Godescal, whose sermons had swept away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peasants from the villages of Germany. Their rear was again pressed by a herd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most stupid and savage refuse of the people, who mingled with their devotion a brutal license of rapine, prostitution, and drunkenness. Some counts and gentlemen, at the head of three thousand horse,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multitude to partake in the spoil; but their genuine leaders (may we credit such folly?) were a goose and a goat, who were carried in the front, and to whom these worthy Christians ascribed an infusion of the divine spirit. Of these, and of other bands of enthusiasts, the first and most easy warfare was against the Jews, the murderers of the Son of God. In the trading cities of the Moselle and the Rhine, their colonies were numerous and rich; and they enjoy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At Verdun, Treves, Mentz, Spires, Worms, many thousands of that unhappy people were pillaged and massacred: nor had they felt a more bloody stroke since the persecution of Hadrian. A remnant was sav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ir bishops, who accepted a feigned and transient conversion; but the more obstinate Jews opposed their fanaticism to the fanaticism of the Christians, barricadoed their houses, and precipitating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wealth, into the rivers or the flames, disappointed the malice, or at least the avarice, of their implacable foes.

    Between the frontiers of Austria and the seat of the Byzan tine monarchy, the crusaders were compelled to traverse as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miles; the wild and desolat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The soil is fruitful, and intersected with rivers; but it was then covered with morasses and forests, which spread to a boundless extent, whenever man has ceased to exercise his dominion over the earth. Both nations had imbibed the rudiments of Christianity; the Hungarians were rul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the Bulgarians by a lieutenant of the Greek emperor; bu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ir ferocious nature was rekindled, and ample provocation was afforded by the disorders of the first pilgrims Agriculture must have been unskilful and languid among a people, whose cities were built of reeds and timber, which were deserted in the summer season for the tents of hunters and shepherds. A scanty supply of provisions was rudely demanded, forcibly seized, and greedily consumed; and on the first quarrel, the crusaders gave a loose to indignation and revenge. But their ignorance of the country, of war, and of discipline, exposed them to every snare. The Greek præfect of Bulgaria commanded a regular force; * at the trumpet of the Hungarian king, the eighth or the tenth of his martial subjects bent their bows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heir policy was insidious, and their retaliation on these pious robbers was unrelenting and bloody. About a third of the naked fugitives (and the hermit Peter was of the number)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mountains; and the emperor, who respected the pilgrimage and succor of the Latins, conducted them by secure and easy journeys to Constantinople, and advised them to await the arrival of their brethren. For a while they remembered their faults and losses; but no sooner were they revived by the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an their venom was again inflamed; they stung their benefactor, and neither gardens, nor palaces, nor churches, were safe from their depredations. For his own safety, Alexius allured them to pass over to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but their blind impetuosity soon urged them to desert the station which he had assigned, and to rush headlong against the Turks, who occupied the road to

    Jerusalem. The hermit, conscious of his shame, had withdrawn from the camp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who was worthy of a better command,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introduce some order and prudence among the herd of savages. They separated in quest of prey, and themselves fell an easy prey to the arts of the sultan. By a rumor that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were rioting in the spoils of his capital, Soliman * tempted the main body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of Nice: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and a pyramid of bones informed their companions of the place of their defeat. Of the first crusader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ad already perished, before a single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infidels, before their graver and more noble brethren had completed the preparations of their enterprise.

    “To save time and space, I shall represent, in a short table, the particular references to the great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See Table 1.: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

    None of the great sovereigns of Europe embarked their persons in the first crusade.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was not disposed to obey the summons of the pop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was occupied by his pleasures; William Rufus of England by a recent conquest; the kings of Spain were engaged in a domestic war against the Moors; and the northern monarchs of Scotland, Denmark, Sweden, and Poland, were yet strangers to 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of the South. The religious ardor was more strongly felt b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ho hel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eudal system. Their situation will naturally cast under four distinct heads the review of their names and characters; but I may escape some needless repetition, by observing at once, that courage and the exercise of arms are the common attribute of these Christian adventurers. I. The first rank both in war and council is justly due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the crusaders, if they had trusted themselves to the sole conduct of that accomplished hero, a worthy representative of Charlemagne, from whom he was descended in the female line. His father was of the noble race of the counts of Boulogne: Brabant, the lower province of Lorraine, w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mother; and by the emperor’s bounty he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at ducal title, which has been improperly transferred to his lordship of Bouillon in the Ardennes. In the service of Henry the Fourth, he bore the great standard of the empire, and pierced with his lance the breast of Rodolph, the rebel king: Godfrey was the first who ascended the walls of Rome; and his sickness, his vow, perhaps his remorse for bearing arms against the pope, confirmed an early resolution of visiting the holy sepulchre, not as a pilgrim, but a deliverer. His valor was matured by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his piety, though blind, was sincere; and, in the tumult of a camp, he practised the real and fictitious virtues of a convent. Superior to the private factions of the chiefs, he reserved his enmity for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ough he gained a kingdom by the attempt, his pure and disinterested zeal was acknowledged by his rivals.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accompanied by his two brothers, by Eustace the elder, who had succeeded to the county of Boulogne, and by the younger, Baldwin, a character of more ambiguous virtue. The duke of Lorraine, was alike celebrat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Rhine: from his birth and education, he was equally conversant with the French and Teutonic languages: the barons of France, Germany, and Lorraine, assembled their vassals; and the confederate force that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 was composed of fourscore thousand foot and about ten thousand horse. II. In the parliament that was held at Paris, in the king’s presence, about two month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Hugh,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the most conspicuous of the princes who assumed the cross. But the appellation of the Great was applied, not so much to his merit or possessions, (though neither were contemptible,) as to the royal birth of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France. Robert, duke of Normandy, was the eldest son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but on his father’s death

    he was deprived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by his own indolence and the activity of his brother Rufus. The worth of Robert was degraded by an excessive levity and easiness of temper: his cheerfulness seduced him to the indulgence of pleasure; his profuse liberality impoveris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his indiscriminate clemency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the amiable qualities of a private man became the essential defects of a sovereign. For the trifling sum of ten thousand marks, he mortgaged Normandy during his absence to the English usurper; but his engagement and behavior in the holy war announced in Robert a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nd restored him in some degree to the public esteem. Another Robert was count of Flanders, a royal province, which, in this century, gave three queens to the thrones of France, England, and Denmark: he was surnamed the Sword and La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in the exploits of a soldier he sometimes forgot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of Blois, and of Troyes, was one of the richest princes of the age; and the number of his castles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of the year. His mind was improved by literature; an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e eloquent Stephen was chosen to discharge the office of their president. These four were the principal leaders of the French, the Normans, and the pilgrims of the British isles: but the list of the barons who were possessed of three or four towns would exceed, says a contemporary, the catalogue of the Trojan war. III. In the south of France, the command was assumed by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pope legate, and by Raymond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who added the prouder titles of duke of Narbonne and marquis of Provence. The former was a respectable prelate, alike qualified for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The latter was a veteran warrior, who had fought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Spain, and who consecrated his declining age, not only to the deliverance, but to the perpetual servi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experience and riches gave him a strong ascendant in the Christian camp, whose distress he was often able, and sometimes willing, to relieve. But it was easier for him to extort the praise of the Infidels, than to preserve the love of his subjects and associates. His eminent qualities were

    clouded by a temper haughty, envious, and obstinate; and, though he resigned an ample patrimony for the cause of God, his piety, in the public opinion, was not exempt from avarice and ambition. A mercantile, rather than a martial, spirit prevailed among his provincials, a common name, which included the natives of Auvergne and Languedoc, the vassals of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or Arles. From the adjacent frontier of Spain he drew a band of hardy adventurers; as he marched through Lombardy, a crowd of Italians flocked to his standard, and his united force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f Raymond was the first to enlist and the last to depart, the delay may be excused by the greatness of his prepar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IV. The name of Bohemond, the son of Robert Guiscard, was already famous by his double victory over the Greek emperor; but his father’s will had reduced him to the principality of Tarentum, and the remembrance of his Eastern trophies,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rumor and passage of the French pilgrims. It is in the person of this Norman chief that we may seek for the coolest policy and ambition, with a small allay of religious fanaticism. His conduct may justify a belief that he had secretly directed the design of the pope, which he affected to second with astonishment and zeal: at the siege of Amalphi, his example and discourse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a confederate army; he instantly tore his garment to supply crosses for the numerous candidates, and prepared to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Asia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Several princes of the Norman race accompanied this veteran general; and his cousin Tancred was the partner, rather than the servant, of the war. In the accomplished character of Tancred we discover all the virtues of a perfect knight,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which inspired the generous sentiments and social offices of man far better than the base philosophy, or the baser religion, of the time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I.

    Betwee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and that of the crusades, a revolution had taken place among the Spaniards, the Normans, and the French, which w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rest of Europe. The service of the infantry was degraded to the plebeians; the cavalry formed the strength of the armies, and the honorable name of miles, or soldier, was confined to the gentlemen who served on horseback, and were inves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knighthood.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had usurped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divided the provinces among their faithful barons: the barons distributed among their vassals the fiefs or benefices of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hese military tenants, the peer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ir lord, composed the noble or equestrian order, which disdained to conceive the peasant or burgher as of the same species with themselves. The dignity of their birth was preserved by pure and equal alliances; their sons alone, who could produce four quarters or lines of ancestry without spot or reproach, might legally pretend to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but a valiant plebeian was sometime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word,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a new race. A single knight could impart,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the character which he received; and the warlike sovereigns of Europe derived more glory from this personal distinction than from the lustre of their diadem. This ceremony, of which some traces may be found in Tacitus and the woods of Germany, was in its origin simple and profane; the candidate, after some previous trial, was invested with the sword and spurs; and his cheek or shoulder was touched with a slight blow, as an emblem of the last affront which it was lawful for him to endure. But superstition mingled in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action of life: in the holy wars, it sanctified the profession of arms; and the order of chivalry was assimilated in its rights and privileges to the sacred orders of priesthood. The bath and white garment of the novice were an indecent copy of the regeneration of baptism: his sword, which he offered on the altar, was blessed by the ministers of religion: his solemn reception was preceded by fasts and vigils; and he was created a knight in the name of God, of St. George, and of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He swore

    to accomplish the duties of his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exam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the inviolable guardians of his oath. As the champion of God and the ladies, (I blush to unite such discordant names,) he devoted himself to speak the truth; to maintain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distressed; to practise courtesy, a virtue less familiar to the ancients; to pursue the infidels; to despise the allurements of ease and safety; and to vindicate in every perilous adventure the honor of his character. The abuse of the same spirit provoked the illiterate knight to disdain the arts of industry and peace; to esteem himself the sole judge and avenger of his own injuries; and proudly to neglect the laws of civil society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Yet the benefits of this institution, to refine the temper of Barbarians, and to infuse some principles of faith, justice, and humanity, were strongly felt, and have been often observed. The asperity of national prejudice was softened; and the community of religion and arms spread a similar color and generous emulation over the face of Christendom. Abroad in enterprise and pilgrimage, at home in martial exercise, the warriors of every country were perpetually associated; and impartial taste must prefer a Gothic tournament to the Olympic games of classic antiquity. Instead of the naked spectacles which corrupted the manners of the Greeks, and banished from the stadium the virgins and matrons, the pompous decoration of the lists was crowned with the presence of chaste and high-born beauty, from whose hands the conqueror received the prize of his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skill and strength that were exerted in wrestling and boxing bear a distant and doubtful relation to the merit of a soldier; but the tournaments, as they were invented in France, and eagerly adopt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presented a lively image of the business of the field. The single combats, the general skirmish, the defence of a pass, or castle, were rehearsed as in actual service; and the contest, both in real and mimic war, was decided by the superior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lance. The lance was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weapon of the knight: his horse was of a large and heavy breed; but this charger, till he was roused by the approaching danger, was usually led by an attendant, and he quietly rode a

    pad or palfrey of a more easy pace. His helmet and sword, his greaves and buckler,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describe; but I may remark, that, at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armor was less ponderous than in later times; and that, instead of a massy cuirass, his breast was defended by a hauberk or coat of mail. When their long lances were fixed in the rest, the warriors furiously spurred their horses against the foe; and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Turks and Arabs could seldom stand against the direct and impetuous weight of their charge.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his faithful squire, a youth of equal birth and similar hopes; he was followed by his archers and men at arms, and four, or five, or six soldiers were computed as the furniture of a complete lance. In the expeditions to the neighboring kingdoms or the Holy Land, the duties of the feudal tenure no longer subsisted;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knights and their followers were either prompted by zeal or attachment, or purchased with rewards and promises; and the numbers of each squadron were measured by the power, the wealth, and the fame, of each independent chieftain.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by his banner, his armorial coat, and his cry of war; and the most ancient families of Europe must seek in these achievements the origin and proof of their nobility. In this rapid portrait of chivalry I have been urged to anticipate on the story of the crusades, at once an effect and a cause, of this memorable institution.

    Such were the troops, and such the leaders, who assumed the cross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As soon as they were reliev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plebeian multitude, they encouraged each other, by interviews and messages,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and hasten their departure. Their wives and sisters were desirous of partaking the danger and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ir portable treasures were conveyed in bars of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princes and barons were attended by their equipage of hounds and hawks to amuse their leisure and to supply their table. The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subsistence for so many myriads of men and horses engaged them to separate their forces: their choice or situation

    determined the road; and it was agreed to mee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and from thence to begin thei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Turks. From the banks of the Meuse and the Moselle, Godfrey of Bouillon followed the direct way of Germany, Hungary, and Bulgaria; and, as long as he exercised the sole command every step afforded some proof of his prudence and virtue. On the confines of Hungary he was stopped three weeks by a Christian people, to whom the name, or at least the abuse, of the cross was justly odious. The Hungarians still smarted with the wounds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from the first pilgrims: in their turn they had abused the right of defence and retaliation; and they had reason to apprehend a severe revenge from a hero of the same nation, and who was engaged in the same cause. But, after weighing the motives and the events, the virtuous duke was content to pity the crimes and misfortunes of his worthless brethren; and his twelve deputies,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requested in his name a free passage and an equal market. To remove their suspicions, Godfrey trusted himself, and afterwards his brother, to the faith of Carloman, * king of Hungary, who treated them with a simple but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e treaty was sanctified by their common gospel; and a proclamation, under pain of death, restrained the animosity and license of the Latin soldiers. From Austria to Belgrade, they traversed the plains of Hungary, without enduring or offering an injury; and the proximity of Carloman, who hovered on their flanks with his numerous cavalry, was a precaution not less useful for their safety than for his own. They reached the banks of the Save; and no sooner had they passed the river, than the king of Hungary restored the hostages, and saluted their departure with the fairest wishes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enterprise. With the same conduct and discipline, Godfrey pervaded the woods of Bulgaria and the frontiers of Thrace; and might congratulate himself that he had almost reached the first term of his pilgrimage,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a Christian adversary. After an easy and pleasant journey through Lombardy, from Turin to Aquileia,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marched forty days through the savage country of Dalmatia and Sclavonia. The

    weather was a perpetual fog; the land was mountainous and desolate; the natives were either fugitive or hostile: loose in their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they refused to furnish provisions or guides; murdered the stragglers; and exercised by night and day the vigilance of the count, who derived more security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ome captive robbers than from his interview and treaty with the prince of Scodra. His march between Durazzo and Constantinople was harassed, without being stopp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 same faint and ambiguous hostility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ining chiefs, who passed the Adriatic from the coast of Italy. Bohemond had arms and vessels, and foresight and discipline; and his name was not forgotten in the provinces of Epirus and Thessaly. Whatever obstacles he encountered were surmounted by his military conduct and the valor of Tancred; and if the Norman prince affected to spare the Greeks, he gorged his soldiers with the full plunder of an heretical castle. The nobles of France pressed forwards with the vain and thoughtless ardor of which their nation has been sometimes accused. From the Alps to Apulia the march of Hugh the Great, of the two Roberts, and of Stephen of Chartres, through a wealthy country, and amidst the applauding Catholics, was a devout or triumphant progress: they kissed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golden standard of St. Peter was delivered to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monarch. But in this visit of piety and pleasure, they neglected to secure the season,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mbarkation: the winter was insensibly lost: their troops were scattered and corrupted in the towns of Italy. They separately accomplished their passage, regardless of safety or dignity; and within nine months from 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 the day appointed by Urban, all the Latin princes had reached Constantinople. But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produced as a captive; his foremost vessels were scattered by a tempest; and his person,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was detained by the lieutenants of Alexius. Yet the arrival of Hugh had been announced by four-and-twenty knights in golden armor, who commanded the emperor to revere the general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kings. *

    In some oriental tale I have read the fable of a shepherd, who was ruined by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own wishes: he had prayed for water; the Ganges was turned into his grounds, and his flock and cottage were swept away by the inundation. Such was the fortune, or at least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hose name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is history, and whose conduct is so differently represented by his daughter Anne, and by the Latin writers. In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his ambassadors had solicited a moderate succor, perhaps of ten thousand soldie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approach of so many potent chiefs and fanatic nations. The emperor fluctuated between hope and fear, between timidity and courage; but in the crooked policy which he mistook for wisdom, I cannot believe, I cannot discern, that he maliciously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r honor of the French heroes. The promiscuous multitudes of Peter the Hermit were savage beasts, alike destitute of humanity and reason: nor was it possible for Alexius to prevent or deplore their destruction. The troops of Godfrey and his peers were less contemptible, but not less suspicious,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ir motives might be pure and pious: but he was equally alarmed by his knowledge of the ambitious Bohemond, * and his ignorance of the Transalpine chiefs: the courage of the French was blind and headstrong; they might be tempted by the luxury and wealth of Greece, and elated by the view and opinion of their invincible strength: and Jerusalem might be forgotten in the prospect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long march and painful abstinence, the troops of Godfrey encamped in the plains of Thrace; they heard with indignation, that their brother,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imprisoned by the Greeks; and their reluctant duke was compelled to indulge them in some freedom of retaliation and rapine. They were appeased by the submission of Alexius: he promised to supply their camp; and as they refused, in the midst of winter, to pass the Bosphorus, their quarters were assigned among the gardens and palaces on the shores of that narrow sea. But an incurable jealousy still rankled in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who despised each other as slaves and Barbarians.

    Ignorance is the ground of suspicion, and suspicion was inflamed into daily provocations: prejudice is blind, hunger is deaf; and Alexius is accused of a design to starve or assault the Latins in a dangerous post,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with the waters. Godfrey sounded his trumpets, burst the net, overspread the plain, and insulted the suburbs; bu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trongly fortified; the ramparts were lined with archers; and, after a doubtful conflict, both parties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peace and religion.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the emperor insensibly soothed the fierce spirit of the western strangers; as a Christian warrior, he rekindled their ze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which he engaged to second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On the return of spring, Godfrey was persuaded to occupy a pleasant and plentiful camp in Asia; and no sooner had he passed the Bosphorus, than the Greek vessels were suddenly recalled to the opposite shore. The same policy was repeated with the succeeding chiefs, who were swayed by the example, and weakened by the departure, of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By his skill and diligence, Alexius prevented the union of any two of the confederate armies at the same moment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fore the feast of the Pentecost not a Latin pilgrim was left on the coast of Europe.

    The same arms which threatened Europe might deliver Asia, and repel the Turks from the neighboring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The fair provinces from Nice to Antioch were the recent patrimony of the Roman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and perpetual claim still embraced the kingdoms of Syria and Egypt. In his enthusiasm, Alexius indulged, or affected, the ambitious hope of leading his new allies to subvert the thrones of the East; but the calmer dictates of reason and temper dissuaded him from exposing his royal person to the faith of unknown and lawless Barbarians. His prudence, or his pride, was content with extorting from the French princes an oath of homage and fidelity, and a solemn promise, that they would either restore, or hold, their Asiatic conquests as the humble and loyal vassal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was fired at the mention of this foreign and voluntary servitude: they successively yielded to the dexterous application of gifts and flattery; and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most eloquent and effectual missionaries to multiply the companions of their shame. The pride of Hugh of Vermandois was soothed by the honors of his captivity; and in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king, the example of submission was prevalent and weighty. In the mind of Godfrey of Bouillon every human consideration was subordinate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uccess of the crusade. He had firmly resisted the temptations of Bohemond and Raymond, who urged the attack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lexius esteemed his virtues, deservedly named him the champion of the empire, and dignified his homage with the filial name and the rights of adoption. The hateful Bohemond was received as a true and ancient ally; and if the emperor reminded him of former hostilities, it was only to praise the valor that he had displayed, and the glory that he had acquired, in the fields of Durazzo and Larissa. The son of Guiscard was lodged and entertained, and served with Imperial pomp: one day,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gallery of the palace, a door was carelessly left open to expose a pile of gold and silver, of silk and gems, of curious and costly furniture, that was heaped, in seeming disorder, from the floor to the roof of the chamber. “What conquests,” exclaimed the ambitious miser, “might not be achieved by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treasure!” — “It is your own,” replied a Greek attendant, who watched the motions of his soul; and Bohemo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is magnificent present. The Norman was flattered by the assurance of an independent principality; and Alexius eluded, rather than denied, his daring demand of the office of great domestic, or general of the East. The two Roberts, the son of the conqueror of England, and the kinsmen of three queens, bowed in their turn before the Byzantine throne. A private letter of Stephen of Chartres attests his admiration of the emperor, the most excellent and liberal of men, who taught him to believe that he was a favorite, and promised to educate and establish his youngest son. In his southern province, the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faintly recogniz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ing of France, a prince of a foreign nation and language. At the head of a hundred thousand men, he declared that he was the soldier and servant of Christ alone, and that the Greek might be satisfied with an equal treaty of alliance and friendship. His obstinate resistance enhanced the value and the price of his submission; and he shone, says the princess Anne, among the Barbarians, as the sun amidst the stars of heaven. His disgust of the noise and insolence of the French, his suspicions of the designs of Bohemond, the emperor imparted to his faithful Raymond; and that aged statesman might clearly discern, that however false in friendship, he was sincere in his enmity. The spirit of chivalry was last subdued in the person of Tancred; and none could deem themselves dishonored by the imitation of that gallant knight. He disdained the gold and flattery of the Greek monarch; assaulted in his presence an insolent patrician; escaped to Asia in the habit of a private soldier; and yielded with a sigh to the authority of Bohemond,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Christian cause. The best and most ostensible reason was the impossibility of passing the sea and accomplishing their vow, without the license and the vessels of Alexius; but they cherished a secret hope, that as soon as they trod the continent of Asia, their swords would obliterate their shame, and dissolve the engagement, which on his side might not be very faithfully performed. The ceremony of their homage was grateful to a people who had long since considered pride as the substitute of power. High on his throne, the emperor sat mute and immovable: his majesty was adored by the Latin princes; and they submitted to kiss either his feet or his knees, an indignity which their own writers are ashamed to confess and unable to deny.

    Private or public interest suppressed the murmurs of the dukes and counts; but a French baron (he is supposed to be Robert of Paris )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and to place himself by the side of Alexius. The sage reproof of Baldwin provoked him to exclaim, in his barbarous idiom, “Who is this rustic, that keeps his seat, while so many valiant captains are

    standing round him?” The emp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ce, dissembled his indignation, and questioned his interpreter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hich he partly suspected from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gesture and countenance.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he endeavored to learn the name and condition of the audacious baron. “I am a Frenchman,” replied Robert, “of the purest and most ancient nobility of my country. All that I know is, that there is a church in my neighborhood, the resort of those who are desirous of approving their valor in single combat. Till an enemy appears, they address their prayers to God and his saints. That church I have frequently visited. But never have I found an antagonist who dared to accept my defiance.” Alexius dismissed the challenger with some prudent advice for his conduct in the Turkish warfare; and history repeats with pleasure this lively example of the manners of his age and country.

    The conquest of Asia was undertaken and achieved by Alexander, with thirty-five thousand Macedonians and Greeks; and his b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of his phalanx of infantry. The principal force of the crusaders consisted in their cavalry; and when that force was mustered in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he knights and their martial attendants on horseback amounted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fighting men, completely armed with the helmet and coat of mail. The value of these soldiers deserved a strict and authentic account; and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might furnish, in a first effort, this formidable body of heavy horse. A part of the infantry might be enrolled for the service of scouts, pioneers, and archers; but the promiscuous crowd were lost in their own disorder; and we depend not on the eyes and knowledge, but on the belief and fancy, of a chaplain of Count Baldwin, in the estima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able to bear arms, besides the priests and monks,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the Latin camp. The reader starts; and before he is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I shall add, on the same testimony, that if all who took the cross had accomplished

    their vow, above six millions would have migrated from Europe to Asia. Under this oppression of faith, I derive some relief from a more sagacious and thinking writer, who, after the same review of the cavalry, accuses the credulity of the priest of Chartres, and even doubts whether the Cisalpine regions (in the geography of a Frenchman) we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d pour forth such incredible multitudes. The coolest scepticism will remember, that of these religious volunteers great numbers never beheld Constantinople and Nice. Of enthusiasm the influence is irregular and transient: many were detained at home by reason or cowardice, by poverty or weakness; and many were repulsed by the obstacles of the way, the more insuperable as they were unforeseen, to these ignorant fanatics.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were whitened with their bones: their vanguard was cut in pieces by the Turkish sultan; an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dventure, by the sword, or climate, or fatigue,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en. Yet the myriads that survived, that marched, that pressed forwards on the holy pilgrimage, were a subject of astonishment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Greeks. The copious energy of her language sinks 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princess Anne: the images of locusts, of leaves and flowers, of the sands of the sea, or the stars of heaven, imperfectly represent what she had seen and hear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exclaims, that Europe was loosened from its foundations, and hurled against Asia. The ancient hosts of Darius and Xerxes labor under the same doubt of a vague and indefinite magnitude; but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a larger number has never been contained within the lines of a single camp, than at the siege of Nice, the first operation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ir motives, their characters, and their arms, have been already displayed. Of their troops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were natives of France: the Low Countries,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Apulia, sent a powerful reënforcement: some bands of adventurers were drawn from Spain, Lombardy, and England; and from the distant bogs and mountains of Ireland or Scotland issued some naked and savage fanatics, ferocious at home but unwarlike abroad. Had not superstition condemned

    the sacrilegious prudence of depriving the poorest or weakest Christian of the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 useless crowd, with mouths but without hands, might have been stationed in the Greek empire, till their companions had opened and secured the way of the Lord. A small remnant of the pilgrims, who passed the Bosphorus, was permitt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Their northern constitution was scorched by the rays, and infected by the vapors, of a Syrian sun. They consumed, with heedless prodigality, their stores of water and provision: their numbers exhauste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sea was remote, the Greeks were unfriendly, and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fled before the voracious and cruel rapine of their brethren. In the dire necessity of famine, they sometimes roasted and devoured the flesh of their infant or adult captives. Among the Turks and Saracens,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were rendered more odious by the name and reputation of Cannibals; the spies, who introduced themselves into the kitchen of Bohemond, were shown several human bodies turning on the spit: and the artful Norman encouraged a report, which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bhorrence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V.

    I have exp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e first steps of the crusaders, as they paint the manners and character of Europe: but I shall abridge the tedious and uniform narrative of their blind achievements, which were performed by strength and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From their first sta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Nicomedia, they advanced in successive divisions; passed the contracted limit of the Greek empire; opened a road through the hills, and commenced, by the siege of his capital, their pious warfare against the Turkish sultan. His kingdom of Roum extend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and barred the pilgrimage of Jerusalem, his name was Kilidge-Arslan, or Soliman, of the race of Seljuk,

    and son of the first conqueror; and in the defence of a land which the Turks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his enemies, by whom alone he is known to posterity. Yielding to the first impulse of the torrent, he deposited his family and treasure in Nice; retired to the mountains with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twice descended to assault the camps or quarters of the Christian besiegers, which formed an imperfect circle of above six miles. The lofty and solid walls of Nice were covered by a deep ditch, and flanked by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 towers; and on the verge of Christendom, the Moslems were trained in arms, and inflamed by religion. Before this city, the French princes occupied their stations, and prosecuted their attacks without correspondence or subordination: emulation prompted their valor; but their valor was sullied by cruelty, and their emulation degenerated into envy and civil discord. In the siege of Nic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antiquity were employed by the Latins; the mine and the battering-ram, the tortoise, and the belfrey or movable turret, artificial fire, and the catapult and balist, the sling, and the crossbow for the casting of stones and darts. In the space of seven weeks much labor and blood were expended, and some progress, especially by Count Raymond, was made on the side of the besiegers. But the Turks could protract their resistance and secure their escape, as long as they were masters of the Lake Ascanius, which stretches several miles to the westward of the city. The means of conquest were supplied by the prudence and industry of Alexius; a great number of boats was transported on sledges from the sea to the lake; they were filled with the most dexterous of his archers; the flight of the sultana was intercepted; Nice was invested by land and water; and a Greek emissary persuaded the inhabitants to accept his master’s protection, and to save themselves, by a timely surrender, from the rage of the savages of Europe.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or at least of hope, the crusaders, thirsting for blood and plunder, were awed by the Imperial banner that streamed from the citadel; * and Alexius guarded with jealous vigilanc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The murmurs of the chiefs were stifled by honor or interest; and after a halt of nine days, they directed their march towards Phrygi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Greek general, whom they suspected of a secret connivance with the sultan. The consort and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Soliman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without ransom; and the emperor’s generosity to the miscreants was interpreted as treason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oliman was rather provoked than dismayed by the loss of his capital: he admonished his subjects and allies of this strang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the Turkish emirs obeyed the call of loyalty or religion; the Turkman hordes encamped round his standard; and his whole force is loosely stated by the Christians at two hundred, or even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Yet he patiently waited till they had left behind them the sea and the Greek frontier; and hovering on the flanks, observed their careless and confident progress in two columns beyond the view of each other. Some miles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Dorylæum in Phrygia, the left, and least numerous, division was surprised, and attacked, and almost oppressed, by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heat of the weather, the clouds of arrows, and the barbarous onset, overwhelmed the crusaders; they lost their order and confidence, and the fainting fight was sustained by the personal valor, rather than by the military conduct, of Bohemond, Tancred, and Robert of Normandy. They were revived by the welcome banners of Duke Godfrey, who flew to their succor, with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was followed by Raymond of Tholouse, the bishop of Puy,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sacred army. Without a moment’s pause, they formed in new order, and advanced to a second battle. They were received with equal resolution; and, in their common disdain for the unwarlike people of Greece and Asia, it was confessed on both sides, that the Turks and the Franks were the only nations entitled to the appellation of soldiers. Their encounter was varied, and balanced by the contrast of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direct charge, and wheeling evolutions; of the couched lance, and the brandished javelin; of a weighty broadsword, and a crooked sabre; of cumbrous armor, and thin flowing robes; and of the long Tartar bow, and the arbalist

    or crossbow, a deadly weapon, yet unknown to the Orientals. As long as the horses were fresh, and the quivers full, Soliman maintained the advantage of the day; and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ierc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In the evening, swiftness yielded to strength: on either side, the numbers were equal or at least as great as any ground could hold, or any generals could manage; but in turning the hills, the last division of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was led, perhaps without design on the rear of an exhausted enemy; and the long contest was determined. Besides a nameless and unaccounted multitude, three thousand Pagan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e battle and pursuit; the camp of Soliman was pillaged; and in the variety of precious spoil, the curiosity of the Latins was amused with foreign arms and apparel, and the new aspect of dromedaries and camels. The importance of the victory was proved by the hasty retreat of the sultan: reserving ten thousand guards of the relics of his army, Soliman evacuated the kingdom of Roum, and hastened to implore the aid, and kindle the resentment, of his Eastern brethren. In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the crusaders traversed the Lesser Asia, through a wasted land and deserted towns, without finding either a friend or an enemy. The geographer may trace the position of Dorylæum, Antioch of Pisidia, Iconium, Archelais, and Germanicia, and may compare those classic appellations with the modern names of Eskishehr the old city, Akshehr the white city, Cogni, Erekli, and Marash. As the pilgrims passed over a desert, where a draught of water is exchanged for silver, they were tormented by intolerable thirst; and on the banks of the first rivulet, their haste and intemperance were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disorderly throng. They climbed with toil and danger the steep and slippery sides of Mount Taurus; many of the soldiers cast away their arms to secure their footsteps; and had not terror preceded their van, the long and trembling file might have been driven down the precipice by a handful of resolute enemies. Two of their most respectable chiefs,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were carried in litters: Raymond was raised, as it is said by miracle, from a hopeless

    malady; and Godfrey had been torn by a bear, as he pursued that rough and perilous chase in the mountains of Pisidia.

    To improve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the cousin of Bohemond and the brother of Godfrey were detached from the main army with their respective squadrons of five, and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They overran in a rapid career the hills and sea-coast of Cilicia, from Cogni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Norman standard was first planted on the wall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but the proud injustice of Baldwin at length provoked the patient and generous Italian; and they turned their consecrated swords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private and profane quarrel. Honor was the motive, and fame the reward, of Tancred; but fortune smiled on the more selfish enterprise of his rival. He was called to the assistance of a Greek or Armenian tyrant, who had been suffered under the Turkish yoke to reign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dessa. Baldwin accepted the character of his son and champion: but no sooner was he introduced into the city, than he inflamed the people to the massacre of his father, occupied the throne and treasure, extended his conquests over the hills of Armenia and the plain of Mesopotamia, and founded the first principality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which subsisted fifty-four years beyond the Euphrates.

    Before the Franks could enter Syria, the summer, and even the autumn, were completely wasted: the siege of Antioch, or the separation and repose of the army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was strongly debated in their council: the love of arms and the holy sepulchre urged them to advance; and reason perhaps was on the side of resolution, since every hour of delay abates the fame and force of the invader, and multiplies the resources of defensive war. The capital of Syria was protected by the River Orontes; and the iron bridge, * of nine arches,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massy gates of the two towers which are constructed at either end. They were opened by the sword of the duke of Normandy: his victory gave entrance to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usaders, an account

    which may allow some scope for losses and desertion, but which clearly detects much exaggeration in the review of Ni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Antioch,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a middle term between her ancient magnificence,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 and Augustus, and the modern aspect of Turkish desolation. The Tetrapolis, or four cities, if they retained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must have left a large vacuity in a circumference of twelve miles; and that measur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four hundred towers, are not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ve gates, so often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ege. Yet Antioch must have still flourished as a great and populous capital.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emirs, Baghisian, a veteran chief, commanded in the place: his garrison was composed of six or seven thousand horse, and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foot: one hundred thousand Moslems are said to have fallen by the sword; and their numbers were probably inferior to the Greeks, Armenians, and Syrians, who had been no more than fourteen years the slave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From the remains of a solid and stately wall, it appears to have arisen to the height of threescore feet in the valleys; and wherever less art and labor had been applied, the ground was supposed to be defended by the river, the morass, and the mountains. Notwithstanding these fortifications, the city had been repeatedly taken by the Persians, the Arab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so large a circuit must have yielded many pervious points of attack; and in a siege that was 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October, the vigor of the execution could alone justify the boldness of the attempt. Whatever strength and valor could perform in the field was abundantly discharg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in the frequent occasions of sallies, of forage,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convoys, they were often victorious; and we can only complain, that their exploits are sometimes enlarged beyond the scale of probability and truth. The sword of Godfrey divided a Turk from the shoulder to the haunch; and one half of the infidel fell to the ground, while the other was transported by his horse to the city gate. As Robert of Normandy rode against his antagonist, “I devote thy head,” he piously exclaimed, “to the dæmons of hell;” and that head was

    instantly cloven to the breast by the resistless stroke of his descending falchion. But the reality or the report of such gigantic prowess must have taught the Moslems to keep within their walls: and against those walls of earth or stone, the sword and the lance were unavailing weapons. I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labors of a siege, the crusaders were supine and ignorant, without skill to contrive, or money to purchase, or industry to use, the artificial engines and implements of assault. In the conquest of Nice, they had been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wealth and knowledge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absence was poorly supplied by some Genoese and Pisan vessels, that were attracted by religion or trade to the coast of Syria: the stores were scanty, the return precarious, and the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Indolence or weakness had prevented the Franks from investing the entire circuit; and the perpetual freedom of two gates relieved the wants and recruited the garrison of the city. At the end of seven months, after the ruin of their cavalry, and an enormous loss by famine, desertion and fatigue, the progress of the crusaders was imperceptible, and their success remote, if the Latin Ulysses, the artful and ambitious Bohemond, had not employed the arms of cunning and deceit. The Christians of Antioch were numerous and discontented: Phirouz, a Syrian renegado, had acquired the favor of the emir and the command of three towers; and the merit of his repentance disguised to the Latins, and perhaps to himself, the foul design of perfidy and treason.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for their mutual interest, was soon established between Phirouz and the prince of Tarento; and Bohemond declar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at he could deliver the city into their hands. * But he claimed the sovereignty of Antioch as the reward of his service; and the proposal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by the envy, was at length extorted from the distress, of his equals. The nocturnal surprise was executed by the French and Norman princes, who ascended in person the scaling-ladders that were thrown from the walls: their new proselyte,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too scrupulous brother, embraced and introduced the servants of Christ; the army rushed through the gates; and the Moslems soon found, that

    although mercy was hopeless, resistance was impotent. But the citadel still refused to surrender; and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ere speedily encompassed and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erboga, prince of Mosul, who, with twenty-eight Turkish emirs, advanc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Antioch. Five-and-twenty days the Christians spent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and the proud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and the sultan left them only the choice of servitude or death. In this extremity they collected the relics of their strength, sallied from the town, and in a single memorable day,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host of Turks and Arabians, which they might safely report to have consisted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ir supernatural allies I shall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human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Antioch were the fearless despair of the Franks; and the surprise, the discord, perhaps the errors, of their unskilful and presumptuous adversaries. The battle is described with as much disorder as it was fought; but we may observe the tent of Kerboga, a movable and spacious palace, enriched with the luxury of Asia, and capable of holding above two thousand persons; we may distinguish his three thousand guards, who were cased, the horse as well as the men, in complete steel.

    In the eventful period of the siege and defence of Antioch, the crusaders were alternately exalted by victory or sunk in despair; either swelled with plenty or emaciated with hunger. A speculative reasoner might suppose, that their faith had a strong and serious influence on their practice; and that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he deliverers of the holy sepulchre, prepared themselves by a sober and virtuous life for the daily contemplation of martyrdom. Experience blows away this charitable illusion; and seldom does the history of profane war display such scenes of intemperance and prostitution as were exhibited under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grove of Daphne no longer flourished; but the Syrian air was still impregnated with the same vices; the Christians were seduced by every temptation that nature either prompts or reproba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was despised; and sermons and edicts

    were alike fruitless against those scandalous disorders, not less pernicious to military discipline, than repugnant to evangelic purity.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and the possession of Antioch, the Franks consumed with wanton and thoughtless prodigality the frugal subsistence of weeks and months: the desolate country no longer yielded a supply; and from that country they were at length excluded by the arms of the besieging Turks. Disease, the faithful companion of want, was envenomed by the rains of the winter, the summer heats, unwholesome food, and the close imprisonment of multitudes. The picture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are always the same, and always disgustful; and our imagination may suggest the nature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their resources. The remains of treasure or spoil were eagerly lavished in the purchase of the vilest nourishment; and dreadful must have been the calamities of the poor, since, after paying three marks of silver for a goat and fifteen for a lean camel,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reduced to beg a dinner, and Duke Godfrey to borrow a horse. Sixty thousand horse had been reviewed in the camp: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ege they were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scarcely two hundred fit for service could be mustered on the day of battle. Weakness of body and terror of mind extinguished the ardent enthusiasm of the pilgrims; and every motiv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subdued by the desire of life. Among the chiefs, three heroes may be found without fear or reproach: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supported by his magnanimous piety; Bohemond by ambition and interest; and Tancred declared, in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that as long as he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knights, he would never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of Palestine. But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Provence was suspected of a voluntary indisposition; the duke of Normandy was recalled from the sea-shore by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Hugh the Great, though he led the vanguard of the battle, embraced an ambiguous opportunity of returning to France and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basely deserted the standard which he bore, and the council in which he presided. The soldier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flight of William, viscount of Melun, surnamed the Carpenter, from the weighty strokes of his axe; and the saints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fall *

    of Peter the Hermit, who, after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the penance of a necessary fast. Of the multitude of recreant warriors, the names (says an historian) are blotted from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opprobrious epithet of the rope-dancers was applied to the deserters who dropped in the night from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emperor Alexius, who seemed to advance to the succor of the Latins, was dismayed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hopeless condition. They expected their fate in silent despair; oaths and punishments were tried without effect; and to rouse the soldiers to the defence of the walls,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set fire to their quarters.

    For their salvation and victory,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same fanaticism which had led them to the brink of ruin. In such a cause, and in such an army, visions, prophecies, and miracles,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 the distress of Antioch, they were repeated with unusual energy and success: St. Ambrose had assured a pious ecclesiastic, that two years of trial must precede the season of deliverance and grace; the deserters were stopped by the presence and reproaches of Christ himself; the dead had promised to arise and combat with their brethren; the Virgin had obtained the pardon of their sins; and their confidence was revived by a visible sign, the seasonable and splendid discovery of the holy lance. The policy of their chiefs has on this occasion been admired, and might surely be excused; but a pious baud is seldom produced by the cool conspiracy of many persons; and a voluntary impostor might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the wise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diocese of Marseilles, there was a priest of low cunning and loose manners, and his name was Peter Bartholemy. He presented himself at the door of the council-chamber, to disclose an apparition of St. Andrew, which had been thrice reiterated in his sleep with a dreadful menace, if he presumed to suppress the commands of Heaven. “At Antioch,” said the apostle, “in the church of my brother St. Peter, near the high altar, is concealed the steel head of the lance that pierced the side of our Redeemer. In three days that

    instrument of eternal, and now of temporal, salvation, will be manifested to his disciples. Search, and ye shall find: bear it aloft in battle; and that mystic weapon shall penetrate the souls of the miscreants.” The pope’s legate, the bishop of Puy, affected to listen with coldness and distrust; but the revelation was eagerly accepted by Count Raymond, whom his faithful subject, in the name of the apostle, had chosen for the guardian of the holy lance. The experiment was resolved; and on the third day after a due preparation of prayer and fasting, the priest of Marseilles introduced twelve trusty spectators, among whom were the count and his chaplain; and the church doors were barred against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The ground was opened in the appointed place; but the workmen, who relieved each other, dug to the depth of twelve feet without discovering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In the evening, when Count Raymond had withdrawn to his post, and the weary assistants began to murmur, Bartholemy, in his shirt, and without his shoes, boldly descended into the pit; the darkness of the hour and of the place enabled him to secrete and deposit the head of a Saracen lance; and the first sound, the first gleam, of the steel was saluted with a devout rapture. The holy lance was drawn from its recess, wrapped in a veil of silk and gold, and exposed to the veneration of the crusaders; their anxious suspense burst forth in a general shout of joy and hope, and the desponding troops were again inflamed with the enthusiasm of valor. Whatever had been the arts,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entiments of the chiefs, they skilfully improved this fortunate revolution by every aid that discipline and devotion could afford. The soldiers were dismissed to their quarters with an injunction to fortify their minds and bodies for the approaching conflict, freely to bestow their last pittance on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and to expect with the dawn of day the signal of victory. On the festival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gates of Antioch were thrown open: a martial psalm, “Let the Lord arise, and let his enemies be scattered!” was chanted by a procession of priests and monks; the battle array was marshalled in twelve divisions, in honor of the twelve apostles; and the holy lance, in the absence of Raymond, was i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his chaplain. The influence of his

    relic or trophy, was felt by the servants, and perhaps by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its potent energy was heightened by an accident, a stratagem, or a rumor, of a miraculous complexion. Three knights, in white garments and resplendent arms, either issued, or seemed to issue, from the hills: the voice of Adhemar, the pope’s legate, proclaimed them as the martyrs St. George, St. Theodore, and St. Maurice: the tumult of battle allowed no time for doubt or scrutiny; and the welcome apparition dazzled the eyes or the imagination of a fanatic army. * In the season of danger and triumph, the revelation of Bartholemy of Marseilles was unanimously asserted; but as soon as the temporary service was accomplished, the personal dignity and liberal arms which the count of Tholouse derived from the custody of the holy lance, provoked the envy, and awakened the reason, of his rivals. A Norman clerk presumed to sift, with a philosophic spirit, the truth of the lege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iscovery,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ious Bohemond ascribed their deliverance to the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of Christ alone. For a while, the Provincials defended their national palladium with clamors and arms and new visions condemned to death and hell the profane sceptics who presumed to scrutinize the truth and merit of the discovery. The prevalence of incredulity compelled the author to submit his life and veracity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 pile of dry fagots, four feet high and fourteen long, was erected in the midst of the camp; the flames burnt fiercely to the elevation of thirty cubits; and a narrow path of twelve inches was left for the perilous trial. The unfortunate priest of Marseilles traversed the fire with dexterity and speed; but the thighs and belly were scorched by the intense heat; he expired the next day; and the logic of believing minds will pay some regard to his dying protestations of innocence and truth. Some efforts were made by the Provincials to substitute a cross, a ring, or a tabernacle, in the place of the holy lance, which soon vanished in contempt and oblivion. Yet the revelation of Antioch is gravely asserted by succeeding historians: and such is the progress of credulity, that miracles most doubtful on the spot,

    and at the moment, will be received with implicit faith at a convenient distance of time and space.

    The prudence or fortune of the Franks had delayed their invasion till the decline of the Turkish empire. Under the manly government of the three first sultans, the kingdoms of Asia were united in peace and justice;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which they led in person were equal in courage, and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ut at the time of the crusade, the inheritance of Malek Shaw was disputed by his four sons; their private ambition was insensible of the public danger; and,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ir fortune, the royal vassals we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true object of their allegiance. The twenty-eight emirs who marched with the standard or Kerboga were his rivals or enemies: their hasty levies were drawn from the towns and tents of Mesopotamia and Syria; and the Turkish veterans were employed or consumed in the civil wars beyond the Tigris. The caliph of Egypt embraced this opportunity of weakness and discord to recover his ancient possessions; and his sultan Aphdal besieged Jerusalem and Tyre, expelled the children of Ortok, and restored in Palestin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of the Fatimites. They heard with astonishment of the vast armies of Christians that had passed from Europe to Asia, and rejoiced in the sieges and battles which broke the power of the Turks, the adversaries of their sect and monarchy. But the same Christians were the enemies of the prophet; and from the overthrow of Nice and Antioch, the motive of their enterprise, which was gradually understood, would urge them forwards to the banks of the Jordan, or perhaps of the Nile. An intercourse of epistles and embassies, which rose and fell with the events of war, wa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throne of Cairo and the camp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adverse pride wa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and enthusiasm. The ministers of Egypt declared in a haughty, or insinuated in a milder, tone, that their sovereign, the true and lawful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ad rescued Jerusalem from the Turkish yoke; and that the pilgrims, if they would divide

    their numbers, and lay aside their arms, should fi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reception at the sepulchre of Jesus. In the belief of their lost condition, the caliph Mostali despised their arms and imprisoned their deputies: the conquest and victory of Antioch prompted him to solicit those formidable champions with gifts of horses and silk robes, of vases, and purse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in his estimate of their merit or power, the first place was assigned to Bohemond, and the second to Godfrey. In either fortune, the answer of the crusaders was firm and uniform: they disdained to inquire into the private claims or possessions of the followers of Mahomet; whatsoever was his name or nation, the usurper of Jerusalem was their enemy; and instead of prescribing the mode and terms of their pilgrimage, it was only by a timely surrender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 their sacred right, that he could deserve their alliance, or deprecate their impending and irresistible attack.

    Yet this attack, when they were within the view and reach of their glorious prize, was suspended above ten months after the defeat of Kerboga.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crusaders were chilled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and instead of marching to improve the consternation, they hastily dispersed to enjoy the luxury, of Syria. The causes of this strange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want of strength and subordination. In the painful and various service of Antioch, the cavalry was annihilated; many thousands of every rank had been lost by famine, sickness, and desertion: the same abuse of plenty had been productive of a third famine; and the alternative of intemperance and distress had generated a pestilence, which swept away above fifty thousand of the pilgrims. Few were 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 domestic feuds, which had been stifled by common fear, were again renewed in acts, or at least in sentiments, of hostility; the fortune of Baldwin and Bohemond excited the envy of their companions; the bravest knights were enlist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new principalities; and Count Raymond exhausted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in an idle expedition into the heart of Syria. * The winter was consumed in discord and disorder; a

    sens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rekindled in the spring; and the private soldiers, less susceptible of ambition and jealousy, awakened with angry clamors the indolence of their chiefs. In the month of May, the relics of this mighty host proceeded from Antioch to Laodicea: about forty thousand Latins, of whom no more than fifteen hundre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were capable of immediate service. Their easy march was continued between Mount Libanus and the sea-shore: their wants were liberally supplied by the coasting traders of Genoa and Pisa; and they drew larg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mirs of Tripoli, Tyre, Sidon, Acre, and Cæsarea, who granted a free passage, and promis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From Cæsarea they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y; their clerks recognized the sacred geography of Lydda, Ramla, Emmaus, and Bethlem, * and as soon as they descried the holy city, the crusaders forgot their toils and claimed their reward.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V.

    Jerusalem has derived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umber and importance of her memorable sieges. It was not till after a long and obstinate contest that Babylon and Rome could prevail against the obstinacy of the people, the craggy ground that might supersede the necessity of fortifications, and the walls and towers that would have fortified the most accessible plain. These obstacles were diminishe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bulwarks had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mperfectly restored: the Jews, their nation, and worship, were forever banished; but nature is less changeable than man, and the site of Jerusalem, though somewhat softened and somewhat removed, was still strong against the assaults of an enemy. By the experience of a recent siege, and a three years’ possession, the Saracens of Egypt had been taught to discern, and in some degree to remedy, the defects of a place, which religion as well as honor forbade them to resign. Aladin, or Iftikhar, the

    caliph’s lieutenant, was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his policy strove to restrain the native Christians by the dread of their own ruin and that of the holy sepulchre; to animate the Moslems by the assurance of temporal and eternal rewards. His garrison is said to have consisted of forty thousand Turks and Arabians; and if he could muster twenty thousand of the inhabitants,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besieged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besieging army. Had the diminished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Latins allowed them to grasp the whole circumference of four thousand yards, (about two English miles and a half, ) to what useful purpose should they have descended into the valley of Ben Hinnom and torrent of Cedron, or approach the precipices of the south and east, from whence they had nothing either to hope or fear? Their siege was more reasonably directed against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sides of the city. Godfrey of Bouillon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first swell of Mount Calvary: to the left, as far as St. Stephen’s gate, the line of attack was continued by Tancred and the two Roberts; and Count Raymond established his quarters from the citadel to the foot of Mount Sion, which was no longer includ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city. On the fifth day, the crusader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in the fanatic hope of battering down the walls without engines, and of scaling them without ladders. By the dint of brutal force, they burst the first barrier; but they were driven back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to the camp: the influence of vision and prophecy was deadened by the too frequent abuse of those pious stratagems; and time and labor were found to be the only means of victory. The time of the siege was indeed fulfilled in forty days, but they were forty days of calamity and anguish. A repetition of the old complaint of famine may be imp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voracious or disorderly appetite of the Franks; but the stony soil of Jerusalem is almost destitute of water; the scanty springs and hasty torrents were dry in the summer season; nor was the thirst of the besiegers relieved, as in the city, by the artificial supply of cisterns and aqueducts. The circumjacent country is equally destitute of trees for the uses of shade or building, but some large beams were discovered in a cave by the crusaders: a wood near

    Sichem, the enchanted grove of Tasso, was cut down: the necessary timber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mp by the vigor and dexterity of Tancred; and the engines were framed by some Genoese artists, who had fortunately landed in the harbor of Jaffa. Two movable turrets were constructed at the expense, and in the stations, of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rolled forwards with devout labor, not to the most accessible, but to the most neglected, parts of the fortification. Raymond’s Tower was reduced to ashes by the fire of the besieged, but his colleague was more vigilant and successful; * the enemies were driven by his archers from the rampart; the draw-bridge was let down; and on a Friday, at three in the afternoon, the day and hour of the passion, Godfrey of Bouillon stood victorious on the walls of Jerusalem.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on every side by the emulation of valor; and about four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Omar, the holy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In the pilla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the adventurers had agreed to respect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first occupant; and the spoils of the great mosque, seventy lamps and massy vases of gold and silver, rewarded the di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generosity, of Tancred. A bloody sacrifice was offered by his mistaken votaries to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resistance might provoke but neither age nor sex could mollify, their implacable rage: they indulged themselves three days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and the infection of the dead bodies produced an epidemical disease. After seventy thousand Moslems had been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armless Jews had been burnt in their synagogue, they could still reserve a multitude of captives, whom interest or lassitude persuaded them to spare. Of these savage heroes of the cross, Tancred alone betrayed some sentiments of compassion; yet we may praise the more selfish lenity of Raymond, who granted a capitulation and safe-conduct to the garrison of the citadel. The holy sepulchre was now free; and the bloody victors prepared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Bareheaded and barefoot, with contrite hearts, and in an humble posture, they ascended the hill of Calvary, amidst the loud anthems of the clergy; kissed the stone which had

    covered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bedewed with tears of joy and penitence the monument of their redemption. This union of the fiercest and most tender passions has been variously considered by two philosophers; by the one, as easy and natural; by the other, as absurd and incredible. Perhaps it is too rigorously applied to the same persons and the same hour; the example of the virtuous Godfrey awakened the piety of his companions; while they cleansed their bodies, they purified their minds; nor shall I believe that the most ardent in slaughter and rapine were the foremost in the procession to the holy sepulchre.

    Eight days after this memorable event, which Pope Urban did not live to hear, the Latin chiefs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to guard and govern their conquests in Palestine.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had retired with some loss of reputation, which they strove to regain by a second crusade and an honorable death. Baldwin was established at Edessa, and Bohemond at Antioch; and two Roberts, the duke of Normandy and the count of Flanders, preferred their fair inheritance in the West to a doubtful competition or a barren sceptre. The jealousy and ambition of Raymond were condemned by his own followers, and the free, the just, the unanimous voice of the army proclaimed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first and most worthy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His magnanimity accepted a trust as full of danger as of glory; but in a city where his Savior had been crowned with thorns, the devout pilgrim rejected the name and ensigns of royal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Defender and Bar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government of a single year, too short for the public happiness, was interrupted in the first fortnight by a summons to the fiel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vizier or sultan of Egypt, who had been too slow to prevent, but who was impatient to avenge, the loss of Jerusalem. His total overthrow in the battle of Ascalon sea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ins in Syria, and signaliz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princes who in this action bade a long farewell to the holy wars. Some glory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prodigious inequality of numbers, though I shall not count the myriads of horse and foot * on the side of the Fatimites; but, except three thousand Ethiopians or Blacks, who were armed with flails or scourges of iron, the Barbarians of the South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and afforded a pleas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ctive valor of the Turks and the sloth and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of Egypt. After suspending before the holy sepulchre the sword and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new king (he deserves the title) embraced his departing companions, and could retain only with the gallant Tancred three hundred knights, and two thousand foot-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His sovereignty was soon attacked by a new enemy, the only one against whom Godfrey was a coward. Adhemar, bishop of Puy, who excelled both in council and action, had been swept away in the last plague at Antioch: the remaining ecclesiastics preserved only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ir character; and their seditious clamors had required that the choice of a bishop should precede that of a king. The revenue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lawful patriarch were usurped by the Latin clergy: the exclusion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was justified by the reproach of heresy or schism; and, under the iron yoke of their deliverers,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regretted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ian caliphs. Daimbert, archbishop of Pisa, had long been trained in the secret policy of Rome: he brought a fleet at his countrymen to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was installed, without a competitor,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he church. * The new patriarch immediately grasped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acquired by the toil and blood of the victorious pilgrims; and both Godfrey and Bohemond submitted to receive at his hands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feudal possessions. Nor was this sufficient; Daimbert claimed the immediate propert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instead of a firm and generous refusal, the hero negotiated with the priest; a quarter of either city was ceded to the church; and the modest bishop was satisfied with an eventual reversion of the rest, on the death of Godfrey without children, or on the future acquisition of a new seat at Cairo or Damascus.

    Without this indulgence, the conqueror would have almost been stripped of his infant kingdom, which consisted onl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with about twenty villages and town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ithin this narrow verge, the Mahometans were still lodged in some impregnable castles: and the husbandman, the trader, and the pilgrim, were exposed to daily and domestic hostility. By the arms of Godfrey himself, and of the two Baldwins, his brother and cousin,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the Latins breathed with more ease and safety; and at length they equalled, in the extent of their dominions, though not in the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the ancient princes of Judah and Israel. After the reduction of the maritime cities of Laodicea, Tripoli, Tyre, and Ascalon, which were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fleet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and even of Flanders and Norway, the range of sea-coast from Scanderoon to the borders of Egypt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 pilgrims. If the prince of Antioch disclaimed his supremacy, the counts of Edessa and Tripoli own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Latins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and the four cities of Hems, Hamah, Damascus, and Aleppo, were the only relics of the Mahometan conquests in Syria. The laws and language, the manners and titles,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Latin chur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se transmarine colonies. According to the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subordinate baronies descended in the line of male and female succession: but the children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a motley and degenerate race, were dissolved by the luxury of the climate; the arrival of new crusaders from Europe was a doubtful hope and a casual event. The service of the feudal tenures was performed by six hundred and sixty-six knights, who might expect the aid of two hundred mor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four squires or archers on horseback. Five thousand and seventy sergeants, most probably foot-soldiers, were supplied by the churches and cities; and the whole legal militia of the kingdom could not exceed eleven thousand men, a slender defence against the surrounding myriads of

    Saracens and Turks. But the firmest bulwark of Jerusalem was found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a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 on the strange association of a monastic and military life, which fanaticism might suggest, but which policy must approve. The flower of the nobility of Europe aspired to wear the cross, and to profess the vows, of these respectable orders; their spirit and discipline were immortal; and the speedy donation of twenty-eight thousand farms, or manors, enabled them to support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The austerity of the convent soon evaporated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the world was scandalized by the pride, avarice, and corruption of these Christian soldiers; their claims of immunity and jurisdiction disturbed the harmon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public peace was endangered by their jealous emulation. But in their most dissolute period, the knights of their hospital and temple maintained their fearless and fanatic character: they neglected to live, but they were prepared to die,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parent and offspring of the crusades, has been transplanted by this institution from the holy sepulchre to the Isle of Malta.

    The spirit of freedom, which pervades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was felt in its strongest energy by the volunteers of the cross, who elected for their chief the most deserving of his peers. Amidst the slaves of Asia, unconscious of the lesson or example, a model of political liberty was introduced; and the laws of the French kingdom are derived from the purest source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Of such laws, the first and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is the assent of those whose obedience they require, and for whose benefit they are designed. No sooner had Godfrey of Bouillon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upreme magistrate, than he solici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dvice of the Latin pilgrims, who were the best skilled in the statutes and customs of Europe. From these materials, with the counsel and approbation of the patriarch and baron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Godfrey compose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 precious monument of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new code,

    attested by the seals of the king, the patriarch, and the viscount of Jerusalem, was deposited in the holy sepulchre, enriched with the improvements of succeeding times, and respectfully consulted as often as any doubtful question arose in the tribunals of Palestine. With the kingdom and city all was lost: the fragments of the written law were preserved by jealous tradition and variable practice till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code was restored by the pen of John d’Ibelin, count of Jaffa, one of the principal feudatories; and the final revision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and sixty-nine, for the use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Cyprus.

    The justice and freedom of the constitution were maintained by two tribunals of unequal dignity, which were instituted by Godfrey of Bouillon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The king, in person, presided in the upper court, the court of the barons. Of these the four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prince of Galilee, the lord of Sidon and Cæsarea, and the counts of Jaffa and Tripoli, who, perhaps with the constable and marshal, were in a special manner the compeers and judges of each other. But all the nobles, who held their lands immediately of the crown, were entitled and bound to attend the king’s court; and each baron exercised a similar jurisdiction on the subordinate assemblies of his own feudatories. The connection of lord and vassal was honorable and voluntary: reverence was due to the benefactor, protection to the dependant; but they mutually pledged their faith to each other; and the obligation on either side might be suspended by neglect or dissolved by injury. The cognizance of marriages and testaments was blended with religion, and usurped by the clergy: but the civil and criminal causes of the nobles, the inheritance and tenure of their fiefs, formed the proper occup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Each member was the judge and guardian both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t was his duty to assert with his tongue and sword the lawful claims of the lord; but if an unjust superior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freedom or property of a vassal, the confederate peers stood forth to maintain his quarrel by word and deed. They boldly affirmed his innocence and his wrongs; demanded the restitution of his liberty or his lands; suspended, after a fruitless demand, their own service; rescued their brother from prison; and employed every weapon in his defence, without offering direct violence to the person of their lord, which was ever sacred in their eyes. In their pleadings, replies, and rejoinders, the advocates of the court were subtle and copious; but the use of argument and evidence was often superseded by judicial combat; an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dmits in many cases this barbarous institution, which has been slowly abolished by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Europe.

    The trial by battle was established in all criminal cases which affected the life, or limb, or honor, of any person; and in all civil transactions, of or above the value of one mark of silver. It appears that in criminal cases the combat was the privilege of the accuser, who, except in a charge of treason, avenged his personal injury, or the death of those persons whom he had a right to represent; but wherev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 testimony could be obtained,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produce witnesses of the fact. In civil cases, the combat was not allowed as the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claim of the demandant; but he was obliged to produce witnesses who had, or assumed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fact. The combat was then the privilege of the defendant; because he charged the witness with an attempt by perjury to take away his right. He came therefore 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the appellant in criminal cases. It was not then as a mode of proof that the combat was received, nor as making negative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supposition of Montesquieu; ) but in every case the right to offer battle was founded on the right to pursue by arms the redress of an injury; and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fought on the same principle, and with the same spirit, as a private duel. Champions were only allowed to women, and to men maimed or past the age of sixty. The consequence of a defeat was death to the person accused, or to the champion or witness, as well as to the accuser himself: but in civil cases, the demandant was punished with infamy and the loss of his suit, while his witness and champion suffered ignominious death. In many cases it was in the option of the judge to award or to refuse the combat: but two are specified, in which it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hallenge; if a faithful vassal gave the lie to his compeer, who unjustly claimed any portion of their lord’s demesnes; or if an unsuccessful suitor presumed to impeach the judgment and veracity of the court. He might impeach them, but the terms were severe and perilous: in the same day he successively fough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ribunal, even those who had been absent; a single defeat was followed by death and infamy; and where none could hope for victory,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none would adventure the trial.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egal subtlety of the count of Jaffa is more laudably employed to elude, than to facilitate, the judicial combat, which he derives from a principle of honor rather than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auses which enfranchised the plebeians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tyranny, the institution of cities and corpor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if those of Palestine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crusade, they may be rank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Latin world. Many of the pilgrims had escaped from their lords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tempt their stay by the assurance of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freemen. It is expressly declared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at after instituting, for his knights and barons, the court of peers, in which he presided himself, Godfrey of Bouillon established a second tribunal, in which his person was represented by his viscount.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inferior court extended over the burgesses of the kingdom; and it was composed of a select number of the most discreet and worthy citizens, who were sworn to judg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actions and fortunes of their equals. In the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new cities,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was imitated by the kings and their great vassals; and above thirty similar corporations were founded before the loss of the Holy Land. Another class of subjects, the Syrians, or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zeal of the clergy, and protected by the toleration of the state. Godfrey listened to their reasonable prayer,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 by their own national laws. A third court was instituted for their use, of limited and domestic jurisdiction: the sworn members were Syrians, in blood, language, and religion; bu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n Arabic, of the rais) was sometimes exercised by the viscount of the city.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low the nobles, the burgesses, and the strangers,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condescends to mention the villains and slaves, the peasants of the land and the captives of war, who were almost equally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s of property. The relief or protection of these unhappy men was not esteemed worthy of the care of the legislator; but he diligently provides for the recovery, though not inde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fugitives. Like hounds, or hawks, who had strayed from the lawful owner, they might be lost and claimed: the slave and falcon were of the same value; but three slaves, or twelve oxen, were accumulated to equal the price of the war-horse; and a sum of three hundred pieces of gold was fixed, in the age of chivalry, 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more noble animal.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XXXIX-XLI

    Volume 4

    Chapter XXXIX: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 Zeno And Anastasius, Emperors Of The East. — Birth, Education, And First Exploits Of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 His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Italy. — The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 State Of The West. — Military And Civil Government. — The Senator Boethius. — Last Acts And Death Of Theodoric.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an interval of fifty years, till the memorable reign of Justinian, is faintly marked by the obscure names and imperfect annals of Zeno, Anastasius, and Justin, who successively ascend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taly revived and flourish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 Gothic king, who might have deserved a statue among the best and bravest of the ancient Romans.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the fourteenth in lineal descent of the royal line of the Amali, was bor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Vienna two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Attila. A recent victory had restor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strogoths; and the three brothers, Walamir, Theodemir, and Widimir, who ruled that warlike nation with united counsels, had separately pitched their habitations in the fertile though desolate province of Pannonia. The Huns still threatened their revolted subjects, but their hasty attack was repelled by the single forces of Walamir, and the news of his victory reached the distant camp of his brother in the same auspicious moment that the favorite concubine of Theodemir was delivered of a son and heir. In the eighth year of his age, Theodoric was reluctantly yielded by his father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s the pledge of an alliance which Leo, emperor of the East, had consented to purchase by an annual subsidy of three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he royal hostage was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with care and tenderness. His body was formed to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his mind was expanded by the habits of liberal conversation; he frequented the schools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but he disdained or neglected the arts of Greece, and so ignorant did he always remain of the first elements of science, that a rude mark was contrived to represent the signature of the illiterate king of Italy. As soon as he had attained the age of eighteen, he was restored to the wishes of the Ostrogoths, whom the emperor aspired to gain by liberality and confidence. Walamir had fallen in battle; the youngest of the brothers, Widimir, had led away into Italy and Gaul an army of Barbarians, and the whole nation acknowledged for their king the father of Theodoric. His ferocious subjects admired the strength and stature of their young prince; and he soon convinced them that he had not degenerated from the valor of his ancestors. At the head of six thousand volunteers, he secretly left the camp in quest of adventures, descended the Danube as far as Singidunum, or Belgrade, and soon returned to his father with the spoils of a Sarmatian king whom he had vanquished and slain. Such triumphs, however, were productive only of fame, and the invincible Ostrogoths were reduced to extreme distress by the want of clothing and food. They unanimously resolved to desert their Pannonian encampments, and boldly to advance into the warm and wealthy neighborhood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hich already maintained in pride and luxury so many bands of confederate Goths. After proving, by some acts of hostility, that they could be dangerous, or at least troublesome, enemies, the Ostrogoths sold at a high price their reconciliation and fidelity, accepted a donative of lands and money, and were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the Lower Danub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odoric, who succeeded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to the hereditary throne of the Amali.

    A hero, descended from a race of kings, must have despised the base Isaurian who was invest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without any endowment of mind or body, without any advantages of royal birth, or superior qualification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Theodosian life, the choice of Pulcheria and of the senate might be justified in some measure by the characters of Martin and Leo, but the latter of these princes confirmed and dishonored his reign by the perfidious murder of Aspar and his sons, who too rigorously exacted the debt of gratitude and obedience. The inheritance of Leo and of the East was peaceably devolved on his infant grandson, the son of his daughter Ariadne; and her Isaurian husband, the fortunate Trascalisseus, exchanged that barbarous sound for the Grecian appellation of Zeno.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 elder Leo, he approached with unnatural respect the throne of his son, humbly received, as a gift, the second rank in the empire, and soon excited the public suspicion on the sudden and premature death of his young colleague, whose life could no longer promot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n. But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ruled by female influence, and agitated by female passions: and Verina, the widow of Leo, claiming his empire as her own,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deposition against the worthless and ungrateful servant on whom she alone had bestowed the sceptre of the East. As soon as she sounded a revolt in the ears of Zeno, he fled with precipitation into the mountains of Isauria, and her brother Basiliscus, already infamous by his African expedition, was unanimously proclaimed by the servile senate. But the reign of the usurper was short and turbulent. Basiliscus presumed to assassinate the lover of his sister; he dared to offend the lover of his wife, the vain and insolent Harmatius, who, in the midst of Asiatic luxury, affected the dress, the demeanor, and the surname of Achilles. By the conspiracy of the malecontents, Zeno was recalled from exile; the armies, the capital, the person, of Basiliscus, were betrayed; and his whole family was condemned to the long agony of cold and hunger by the inhuman conqueror, who wanted courage to encounter or to forgive his enemies. * The haughty spirit of Verina was still incapable of submission or repose. She provoked the enmity of a favorite general, embraced his cause as soon as he was disgraced, created a new emperor in Syria and Egypt, * raised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men, and persisted to the last moment of her life in a fruitless rebell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of the age, had been predicted by Christian hermits and Pagan magicians. While the East was afflicted by the passions of Verina, her daughter Ariadn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female virtues of mildness and fidelity; she followed her husband in his exile, and after his restoration, she implored his clemency in favor of her mother. On the decease of Zeno, Ariadne, the daughter, the mother, and the widow of an emperor, gave her hand and the Imperial title to Anastasius, an aged domestic of the palace, who survived his elevation above twenty-seven years, and whose character is attested by the acclamation of the people, “Reign as you have lived!”

    Whatever fear of affection could bestow, was profusely lavished by Zeno on the king of the Ostrogoths; the rank of patrician and consul, the command of the Palatine troops, an equestrian statue, a treasure in gold and silver of many thousand pounds, the name of son, and the promise of a rich and honorable wife. As long as Theodoric condescended to serve, he supported with courage and fidelity the cause of his benefactor; his rapid march contributed to the restoration of Zeno; and in the second revolt, the Walamirs, as they were called, pursued and pressed the Asiatic rebels, till they left an easy victory to the Imperial troops. But the faithful servant was suddenly converted into a formidable enemy, who spread the flames of war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Adriatic; many flourishing citie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agriculture of Thrace was almost extirpated by the wanton cruelty of the Goths, who deprived their captive peasants of the right hand that guided the plough. On such occasions, Theodoric sustained the loud and specious reproach of disloyalty, of ingratitude, and of insatiate avarice, which could be only excused by the hard necessity of his situation. He reigned, not as the monarch, but as the minister of a ferocious people, whose spirit was unbroken by slavery, and impatient of real or imaginary insults. Their poverty was incurable; since the most liberal donatives were soon dissipated in wasteful luxury, and the most fertile estates became barren in their hands; they despised, but they envied, the laborious provincials; and when their subsistence had failed, the Ostrogoths embraced the familiar resources of war and rapine. It had been the wish of Theodoric (such at least was his declaration) to lead a peaceful, obscure, obedient life on the confines of Scythia, till the Byzantine court, by splendid and fallacious promises, seduced him to attack a confederate tribe of Goths, who had been engaged in the party of Basiliscus. He marched from his station in Mæsia, on the solemn assurance that before he reached Adrianople, he should meet a plentiful convoy of provisions, and a reënforcement of eight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hile the legions of Asia were encamped at Heraclea to second his operations. These measures were disappointed by mutual jealousy. As he advanced into Thrace, the son of Theodemir found an inhospitable solitude, and his Gothic followers, with a heavy train of horses, of mules, and of wagons, were betrayed by their guides among the rocks and precipices of Mount Sondis, where he was assaulted by the arms and invectives of Theodoric the son of Triarius. From a neighboring height, his artful rival harangued the camp of the Walamirs, and branded their leader with the opprobrious names of child, of madman, of perjured traitor, the enemy of his blood and nation. “Are you ignorant,” exclaimed the son of Triarius, “that it is the constant policy of the Romans to destroy the Goths by each other’s swords? Are you insensible that the victor in this unnatural contest will be exposed, and justly exposed, to their implacable revenge? Where are those warriors, my kinsmen and thy own, whose widows now lament that their lives were sacrificed to thy rash ambition? Where is the wealth which thy soldiers possessed when they were first allured from their native homes to enlist under thy standard?

    Each of them was then master of three or four horses; they now follow thee on foot, like slaves, through the deserts of Thrace; those men who were tempted by the hope of measuring gold with a bushel, those brave men who are as free and as noble as thyself.” A language so well suited to the temper of the Goths excited clamor and discontent; and the son of Theodemir, apprehensive of being left alone, was compelled to embrace his brethren, and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Roman perfidy. *

    In every state of his fortune, the prudence and firmness of Theodoric were equally conspicuous; whether he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the confederate Goths, or retreated with a faithful band to the mountains and sea-coast of Epirus. At length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the son of Triarius destroyed the balance which the Romans had been so anxious to preserve, the whole nation acknowledged the supremacy of the Amali, and the Byzantine court subscribed an ignominious and oppressive treaty. The senate had already declar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hoose a party among the Goths, since the public was unequal to the support of their united forces; a subsidy of two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with the ample pay of thirteen thousand men, were required for the least considerable of their armies; and the Isaurians, who guarded not the empire but the emperor, enjoyed, besides the privilege of rapine, an annual pension of five thousand pounds. The sagacious mind of Theodoric soon perceived that he was odious to the Romans, and suspected by the Barbarians: he understood the popular murmur, that his subjects were exposed in their frozen huts to intolerable hardships, while their king was dissolved in the luxury of Greece, and he prevented the painful alternative of encountering the Goths, as the champion, or of leading them to the field, as the enemy, of Zeno. Embracing an enterprise worthy of his courage and ambition, Theodoric addressed the emperor in the following words: “Although your servant is maintained in affluence by your liberality, graciously listen to the wishes of my heart! Italy, the inheritance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Rome itself, the head and mistress of the world, now fluctuate under the violence and oppression of Odoacer the mercenary. Direct me, with my national troops, to march against the tyrant. If I fall, you will be relieved from an expensive and troublesome friend: if, with the divine permission, I succeed, I shall govern in your name, and to your glory, the Roman senate, and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 delivered from slavery by my victorious arms.” The proposal of Theodoric was accepted, and perhaps had been suggested, by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the forms of the commission, or grant, appear to have been expressed with a prudent ambiguity, which might be explained by the event; and it was left doubtful, whether the conqueror of Italy should reign as the lieutenant, the vassal, or the all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reputation both of the leader and of the war diffused a universal ardor; the Walamir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Gothic swarms already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r seated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and each bold Barbarian, who had heard of the wealth and beauty of Italy, was impatient to seek, through the most perilous adventures, the possession of such enchanting objects. The march of Theodoric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emigration of an entire people; 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the Goths, their aged parents, and most precious effects, were carefully transported; and some idea may be formed of the heavy baggage that now followed the camp, by the loss of two thousand wagons, which had been sustained in a single action in the war of Epirus. For their subsistence, the Goths depended on the magazines of corn which was ground in portable mills by the hands of their women; on the milk and flesh of their flocks and herds; on the casual produce of the chase, and upon the contributions which they might impose on all who should presume to dispute the passage, or to refuse their friendly assistance. Notwithstanding these precautions, they were exposed to the danger, and almost to the distress, of famine, in a march of seven hundred miles, which had been undertaken in the depth of a rigorous winter. Since the fall of the Roman power, Dacia and Pannonia no longer exhibited the rich prospect of populous cities, well-cultivated fields, and convenient highways: the reign of barbarism and desolation was restored, and the tribes of Bulgarians, Gepidæ, and Sarmatians, who had occupied the vacant province, were prompted by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or the solicitations of Odoacer, to resist the progress of his enemy. In many obscure though bloody battles, Theodoric fought and vanquished; till at length, surmounting every obstacle by skilful conduct and persevering courage, he descended from the Julian Alps, and displayed his invincible banners on the confines of Italy.

    Odoacer, a rival not unworthy of his arms, had already occupied the advantageous and well-known post of the River Sontius, near the ruins of Aquileia, at the head of a powerful host, whose independent kings or leaders disdained the duties of subordination and the prudence of delays. No sooner had Theodoric gained a short repose and refreshment to his wearied cavalry, than he boldly attack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enemy; the Ostrogoths showed more ardor to acquire, than the mercenaries to defend, the lands of Italy; and the reward of the first victory was the possession of the Venetian province as far as the walls of Verona.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at city, on the steep banks of the rapid Adige, he was opposed by a new army, reënforced in its numbers, and not impaired in its courage: the contest was more obstinate, but the event was still more decisive; Odoacer fled to Ravenna, Theodoric advanced to Milan, and the vanquished troops saluted their conqueror with loud acclamations of respect and fidelity. But their want either of constancy or of faith soon exposed him to the most imminent danger; his vanguard, with several Gothic counts, which had been rashly intrusted to a deserter, was betrayed and destroyed near Faenza by his double treachery; Odoacer again appeared master of the field, and the invader, strongly intrenched in his camp of Pavia, was reduced to solicit the aid of a kindred nation, the Visigoths of Gaul. In the course of this History, the most voracious appetite for war will be abundantly satiated; nor can I much lament that our dark and imperfect materials do not afford a more ample narrative of the distress of Italy, and of the fierce conflict, which was finally decided by the abilities, experience, and valor of the Gothic king. Immediately before the battle of Verona, he visited the tent of his mother and sister, and requested, that on a day, the most illustrious festival of his life, they would adorn him with the rich garments which they had worked with their own hands. “Our glory,” said he, “is mutual and inseparable. You are known to the world as the mother of Theodoric; and it becomes me to prove, that I am the genuine offspring of those heroes from whom I claim my descent.” The wife or concubine of Theodemir was inspir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German matrons, who esteemed their sons’ honor far above their safety;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in a desperate action, when Theodoric himself was hurried along by the torrent of a flying crowd, she boldly met them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amp, and, by her generous reproaches, drove them back on the swords of the enemy.

    From the Alps to the extremity of Calabria, Theodoric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Vandal ambassadors surrendered the Island of Sicily, as a lawful appendage of his kingdom; and he was accepted as the deliverer of Rome by the senate and people, who had shut their gates against the flying usurper. Ravenna alone, secure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t and nature, still sustained a siege of almost three years; and the daring sallies of Odoacer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into the Gothic camp. At length, destitute of provisions and hopeless of relief, that unfortunate monarch yielded to the groans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clamors of his soldiers. A treaty of peace was negotiated by the bishop of Ravenna; the Ostrogoths were admitted into the city, and the hostile kings consented, under the sanction of an oath, to rule with equal and undivided authority the provinces of Italy. The event of such an agreement may be easily foreseen. After some days had been devoted to the semblance of joy and friendship, Odoacer, in the midst of a solemn banquet,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r at least by the command, of his rival. Secret and effectual orders had been previously despatched; the faithless and rapacious mercenaries, at the same moment, and without resistance, were universally massacred; and the royalty of Theodoric was proclaimed by the Goths, with the tardy, reluctant, ambiguous consent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design of a conspiracy was imputed, according to the usual forms, to the prostrate tyrant; but his innocence, and the guilt of his conqueror, are sufficiently proved by the advantageous treaty which force would not sincerely have granted, nor weakness have rashly infringed. The jealousy of power, and the mischiefs of discord, may suggest a more decent apology, and a sentence less rigorous may be pronounced against a crime which wa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into Italy a generation of public felicity. The living author of this felicity was audaciously praised in his own presence by sacred and profane orators; but history (in his time she was mute and inglorious) has not left any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s which displayed, or of the defects which clouded, the virtues of Theodoric. One record of his fame, the volume of public epistles composed by Cassiodorus in the royal name, is still extant, and has obtained more implicit credit than it seems to deserve. They exhibit the forms, rather than the substance, of his government; and we should vainly search for the pure and spontaneous sentiments of the Barbarian amidst the declamation and learning of a sophist, the wishes of a Roman senator, the precedents of office, and the vague professions, which, in every court, and on every occasion, compose the language of discreet ministers. The reputation of Theodoric may repose with more confidence on the visibl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a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the unanimous esteem of his own times, and the memory of his wisdom and courage, his justice and humanity, which was deeply impressed on the minds of the Goths and Italians.

    The partition of the lands of Italy, of which Theodoric assigned the third part to his soldiers, is honorably arraigned as the sole injustice of his life. * And even this act may be fairly justified by the example of Odoacer, the rights of conquest, the true interest of the Italians, and the sacred duty of subsisting a whole people, who, on the faith of his promises, had transported themselves into a distant land. Under the reign of Theodoric, and in the happy climate of Italy, the Goths soon multiplied to a formidable hos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 whole amount of their families may be computed by the ordinary ad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ir invasion of property, a part of which must have been already vacant, was disguised by the generous but improper name of hospitality; these unwelcome guests were irregularly dispersed over the face of Italy, and the lot of each Barbarian was adequate to his birth and office, the number of his followers, and the rustic wealth which he possessed in slaves and cattle. The distinction of noble and plebeian were acknowledged; but the lands of every freeman were exempt from taxes, * and he enjoyed the inestimable privilege of being subject only to the laws of his country. Fashion, and even convenience, soon persuaded the conquerors to assume the more elegant dress of the natives, but they still persisted in the use of their mother-tongue; and their contempt for the Latin schools was applauded by Theodoric himself, who gratified their prejudices, or his own, by declaring, that the child who had trembled at a rod, would never dare to look upon a sword. Distress might sometimes provoke the indigent Roman to assume the ferocious manners which were insensibly relinquished by the rich and luxurious Barbarian; but these mutual conversions were not encouraged by the policy of a monarch who perpetuat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Italians and Goths; reserving the former for the arts of peace, and the latter for the service of war. To accomplish this design, he studied to protect his industrious subjects, and to moderate the violence, without enervating the valor, of his soldiers, who were maintained for the public defence. They held their lands and benefices as a military stipend: a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they were prepared to march under the conduct of their provincial officers; and the whole extent of Italy was distributed into the several quarters of a well-regulated camp. The service of the palace and of the frontiers was performed by choice or by rotation; and each extraordinary fatigue was recompensed by an increase of pay and occasional donatives.

    Theodoric had convinced his brave companions, that empire must be acquired and defended by the same arts. After his example, they strove to excel in the use, not only of the lance and sword, the instruments of their victories, but of the missile weapons, which they were too much inclined to neglect; and the lively image of war was displayed in the daily exercise and annual reviews of the Gothic cavalry. A firm though gentle discipline imposed the habits of modesty, obedience, and temperance; and the Goths were instructed to spare the people, to reverence the laws, to understand the dut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to disclaim the barbarous license of judicial combat and private revenge.

    Chapter XXXIX: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I.

    Among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he victory of Theodoric had spread a general alarm. But as soon as it appeared that he was satisfied with conquest and desirous of peace, terror was changed into respect, and they submitted to a powerful mediation, which was uniformly employed for the best purposes of reconciling their quarrels and civilizing their manners. The ambassadors who resorted to Ravenna from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Europe, admired his wisdom, magnificence, and courtesy; and if he sometimes accepted either slaves or arms, white horses or strange animals, the gift of a sun-dial, a water-clock, or a musician, admonished even the princes of Gaul of the superior art and industry of his Italian subjects. His domestic alliances, a wife, two daughters, a sister, and a niece, united the family of Theodoric with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the Burgundians, the Visigoths, the Vandals, and the Thuringians, and contribute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r at least the balance, of the great republic of the West. It is difficult in the dark forests of Germany and Poland to pursue the emigrations of the Heruli, a fierce people who disdained the use of armor, and who condemned their widows and aged parents not to survive the loss of their husbands, or the decay of their strength. The king of these savage warriors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odoric, and was elevated to the rank of his son, according to the barbaric rites of a military adoption. From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 Æstians or Livonians laid their offerings of native amber at the feet of a prince, whose fame had excited them to undertake an unknown and dangerous journey of fifteen hundred miles. With the country from whence the Gothic nation derived their origin, he maintained a frequent and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the Italians were clothed in the rich sables of Sweden; and one of its sovereigns, after a voluntary or reluctant abdication, found a hospitable retreat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He had reigned over one of the thirteen populous tribes who cultivated a small portion of the great island or peninsula of Scandinavia, to which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Thule has been sometimes applied. That northern region was peopled, or had been explored, as high as the sixty-eighth degree of latitude, where the natives of the polar circle enjoy and lose the presence of the sun at each summer and winter solstice during an equal period of forty days. The long night of his absence or death was the mournful season of distress and anxiety, till the messengers, who had been sent to the mountain tops, descried the first rays of returning light, and proclaimed to the plain below the festival of his resurrection.

    The life of Theodoric represents the rare and meritorious example of a Barbarian, who sheathed his sword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and the vigor of his age. A reign of three and thirty years was consecrated to the du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the hostilities, in which he was sometimes involved, were speedily terminated by the conduct of his lieutenants, the discipline of his troops, the arms of his allies, and even by the terror of his name. He reduced, under a strong and regular government, the unprofitable countries of Rhætia, Noricum, Dalmatia, and Pannonia, from the source of the Danube and the territory of the Bavarians, to the petty kingdom erected by the Gepidæ on the ruins of Sirmium. His prudence could not safely intrust the bulwark of Italy to such feeble and turbulent neighbors; and his justice might claim the lands which they oppressed, either as a part of his kingdom, or 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father. The greatness of a servant, who was named perfidious because he was successful, awakened the jealousy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and a war was kindled on the Dacian frontier, by the protection which the Gothic king, in the vicissitude of human affairs, had granted to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Attila. Sabinian, a general illustrious by his own and father’s merit, advanced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Romans; and the provisions and arms, which filled a long train of wagon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fiercest of the Bulgarian tribes. But in the fields of Margus, the eastern powers were defeated by the inferior forces of the Goths and Huns; the flower and even the hope of the Roman armies was irretrievably destroyed; and such was the temperance with which Theodoric had inspired his victorious troops, that, as their leader had not given the signal of pillage, the rich spoils of the enemy lay untouched at their feet. Exasperated by this disgrace, the Byzantine court despatched two hundred ships and eight thousand men to plunder the sea-coast of Calabria and Apulia: they assaulted the ancient city of Tarentum, interrupted the trade and agriculture of a happy country, and sailed back to the Hellespont, proud of their piratical victory over a people whom they still presumed to consider as their Roman brethren. Their retreat was possibly hasten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odoric; Italy was covered by a fleet of a thousand light vessels, which he constructed with incredible despatch; and his firm moderation was soon rewarded by a solid and honorable peace. He maintained, with a powerful hand, the balance of the West, till it was at length overthrown by the ambition of Clovis; and although unable to assist his rash and unfortunate kinsman, the king of the Visigoths, he saved the remains of his family and people, and checked the Franks in the midst of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I am not desirous to prolong or repeat this narrative of military events, the least interesting of the reign of Theodoric; and shall be content to add, that the Alemanni were protected, that an inroad of the Burgundians was severely chastised, and that the conquest of Arles and Marseilles opened a fre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isigoths, who revered him as their national protector, and as the guardian of his grandchild, the infant son of Alaric. Under this respectable character, the king of Italy restored the prætorian præfecture of the Gauls, reformed some abuses in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Spain, and accepted the annual tribute and apparent submission of its military governor, who wisely refused to trust his person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Gothic sovereignty was established from Sicily to the Danube, from Sirmium or Belgrade to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Greeks themselve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Theodoric reigned over the fairest por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union of the Goths and Romans might have fixed for ages the transient happiness of Italy; and the first of nations, a new people of free subjects and enlightened soldiers, might have gradually arisen from the mutual emul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virtues. But the sublime merit of guiding or seconding such a revolution was not reserved for the reign of Theodoric: he wanted either the genius or the opportunities of a legislator; and while he indulged the Goths in the enjoyment of rude liberty, he servilely copied the institutions, and even the abus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had been fram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successors. From a tender regard to the expiring prejudices of Rome, the Barbarian declined the name, the purple, and the diadem, of the emperors; but he assumed, under the hereditary title of king, the whole substance and plenitude of Imperial prerogative. His addresses to the eastern throne were respectful and ambiguous: he celebrated, in pompous style, the harmony of the two republics, applauded his own government as the perfect similitude of a sole and undivided empire, and claimed above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he same preeminence which he modestly allowed to the person or rank of Anastasius. The alliance of the East and West was annually declared by the unanimous choice of two consuls; but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Italian candidate who was named by Theodoric accepted a formal confirmation from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The Gothic palace of Ravenna reflected the image of the court of Theodosius or Valentinian.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the præfect of Rome, the quæstor,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with the public and patrimonial treasurers, * whose functions are painted in gaudy colors by the rhetoric of Cassiodorus, still continued to act as the ministers of state. And the subordinate care of justice and the revenue was delegated to seven consulars, three correctors, and five presidents, who governed the fifteen regions of Ita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and even the forms, of Roman jurisprudence. The violence of the conquerors was abated or eluded by the slow artific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honors and emoluments, was confined to the Italians; and the people still preserved their dress and language, their laws and customs, their personal freedom, and two thirds of their landed property. I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Augustus to conceal the introduction of monarchy;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odoric to disguise the reign of a Barbarian. If his subjects were sometimes awakened from this pleasing vision of a Roman government, they derived more substantial comfort from the character of a Gothic prince, who had penetration to discern, and firmness to pursue,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doric loved the virtues which he possessed, and the talents of which he was destitute. Liberius was promoted to the office of Prætorian præfect for his unshaken fidelity to the unfortunate cause of Odoacer. The ministers of Theodoric, Cassiodorus, and Boethius, have reflected on his reign the lustre of their genius and learning. More prudent or more fortunate than his colleague, Cassiodorus preserved his own esteem without forfeiting the royal favor; and after passing thirty years in the honors of the world, he was blessed with an equal term of repose in the devout and studious solitude of Squillace. *

    As the patron of the republic, it was the interest and duty of the Gothic king to cultivate the affection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The nobles of Rome were flattered by sonorous epithets and formal professions of respect, which had been more justly applied to the merit and authority of their ancestors. The people enjoyed, without fear or danger, the three blessings of a capital, order, plenty, and public amusements. A visible diminution of their numbers may be found even in the measure of liberality; yet Apulia, Calabria, and Sicily, poured their tribute of corn into the granaries of Rome an allowance of bread and meat was distributed to the indigent citizens; and every office was deemed honorable which was consecrated to the care of their health and happiness. The public games, such as the Greek ambassador might politely applaud, exhibited a faint and feeble copy of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Cæsars: yet the musical, the gymnastic, and the pantomime arts, had not totally sunk in oblivion; the wild beasts of Africa still exercised in the amphitheatre the courage and dexterity of the hunters; and the indulgent Goth either patiently tolerated or gently restrained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whose contests so often filled the circus with clamor and even with blood. In the seventh year of his peaceful reign, Theodoric visited the old capital of the world; the senate and people advanced in solemn procession to salute a second Trajan, a new Valentinian; and he nobly supported that character by the assurance of a just and legal government, in a discourse which he was not afraid to pronounce in public, and to inscribe on a tablet of brass. Rome, in this august ceremony, shot a last ray of declining glory; and a saint, the spectator of this pompous scene, could only hope, in his pious fancy, that it was excelled by the celestial splendor of the new Jerusalem. During a residence of six months, the fame, the person, and the courteous demeanor of the Gothic king, excited the admiration of the Romans, and he contemplated, with equal curiosity and surprise, the monuments that remained of their ancient greatness. He imprinted the footsteps of a conqueror on the Capitoline hill, and frankly confessed that each day he viewed with fresh wonder the forum of Trajan and his lofty column. The theatre of Pompey appeared, even in its decay, as a huge mountain artificially hollowed, and polished, and adorned by human industry; and he vaguely computed, that a river of gold must have been drained to erect the colossal amphitheatre of Titus. From the mouths of fourteen aqueducts, a pure and copious stream was diffused into every part of the city; among these the Claudian water, which arose at the distance of thirty-eight miles in the Sabine mountains, was conveyed along a gentle though constant declivity of solid arches, till it descended on the summit of the Aventine hill. The long and spacious vaults 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sewers, subsisted, after twelve centuries, in their pristine strength; and these subterraneous channels have been preferred to all the visible wonders of Rome. The Gothic kings, so injuriously accused of the ruin of antiquity, were anxious to preserve the monuments of the nation whom they had subdued. The royal edicts were framed to prevent the abuses, the neglect, or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citizens themselves; and a professed architect, the annual sum of two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wenty-five thousand tiles, and the receipt of customs from the Lucrine port, were assigned for the ordinary repairs of the walls and public edifices. A similar care was extended to the statues of metal or marble of men or animals. The spirit of the horses, which have given a modern name to the Quirinal, was applauded by the Barbarians; the brazen elephants of the Via sacra were diligently restored; the famous heifer of Myron deceived the cattle, as they were driven through the forum of peace; and an officer was created to protect those works of rat, which Theodoric considered as the noblest ornament of his kingdom.

    Chapter XXXIX: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II.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last emperors, Theodoric preferred the residence of Ravenna, where he cultivated an orchard with his own hands. As often as the peace of his kingdom was threatened (for it was never invaded) by the Barbarians, he removed his court to Verona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image of his palace, still extant on a coin, represents the oldest and most authentic model of Gothic architecture. These two capitals, as well as Pavia, Spoleto, Naples, and the rest of the Italian cities, acquired under his reign the useful or splendid decorations of churches, aqueducts, baths, porticos, and

    palaces. But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 was more truly conspicuous in the busy scene of labor and luxury, in the rapid increase and bold enjoyment of national wealth. From the shades of Tibur and Præneste, the Roman senators still retired in the winter season to the warm sun, and salubrious springs of Baiæ; and their villas, which advanced on solid moles into the Bay of Naples, commanded the various prospect of the sky, the earth, and the water.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Adriatic, a new Campania was formed in the fair and fruitful province of Istria, which communicated with the palace of Ravenna by an easy navigation of one hundred miles. The rich productions of Lucania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were exchanged at the Marcilian fountain, in a populous fair annually dedicated to trade, intemperance, and superstition. In the solitude of Comum, which had once been animated by the mild genius of Pliny, a transparent basin above sixty miles in length still reflected the rural seats which encompassed the margin of the Larian lake; and the gradual ascent of the hills was covered by a triple plantation of olives, of vines, and of chestnut trees. Agriculture revived under the shadow of peace, and the number of husbandmen was multiplied by the redemption of captives. The iron mines of Dalmatia, a gold mine in Bruttium, were carefully explored, and the Pomptine marshes, as well as those of Spoleto, were drained and cultivated by private undertakers, whose distant reward must depend on the continuance of the public prosperity. Whenever the seasons were less propitious, the doubtful precautions of forming magazines of corn, fixing the price, and prohibiting the exportation, attested at leas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state; but such was the extraordinary plenty which an industrious people produced from a grateful soil, that a gallon of wine was sometimes sold in Italy for less than three farthings, and a quarter of wheat at about fiv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 country possessed of so many valuable objects of exchange soon attracted the merchants of the world, whose beneficial traffic was encouraged and protected by the liberal spirit of Theodoric. The free intercourse of the provinces by land and water was restored and extended; the city gates were never shut either by day or by night; and the common saying, that a purse of gold might be safely left in the fields, was expressive of the conscious security of the inhabitants.

    A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lways pernicious, and often fatal, to the harmony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 Gothic conqueror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profession of Arianism, and Italy was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 Nicene faith. But the persuasion of Theodoric was not infected by zeal; and he piously adhered to the heresy of his fathers, without condescending to balance the subtile arguments of theological metaphysics. Satisfied with the private toleration of his Arian sectaries, he justly conceived himself to be the guardian of the public worship, and his external reverence for a superstition which he despised, may have nourished in his mind the salutary indifference of a statesman or philosopher. The Catholics of his dominions acknowledged, perhaps with reluctance,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their clerg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rank or merit, were honorably entertained in the palace of Theodoric; he esteemed the living sanctity of Cæsarius and Epiphanius, the orthodox bishops of Arles and Pavia; and presented a decent offering on the tomb of St. Peter, without any scrupulous inquiry into the creed of the apostle. His favorite Goths, and even his mother, were permitted to retain or embrace the Athanasian faith, and his long reign could not afford the example of an Italian Catholic, who, either from choice or compulsion, had deviated into the religion of the conqueror. The people, and the Barbarians themselves, were edified by the pomp and order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magistrates were instructed to defend the just immunities of ecclesiastical persons and possessions; the bishops held their synods, the metropolitans exercised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he privileges of sanctuary were maintained or moderated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Roman jurisprudence. With the protection, Theodoric assumed the legal supremacy, of the church; and his firm administration restored or extended some useful prerogatives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by the feeble emperors of the West. He was not ignorant of the dign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oman pontiff, to whom the venerable name of Pope was now appropriated. The peace or the revolt of Italy might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a wealthy and popular bishop, who claimed such ample dominion both in heaven and earth; who had been declared in a numerous synod to be pure from all sin, and exempt from all judgment. When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disputed by Symmachus and Laurence, they appeared at his summons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n Arian monarch, and he confirmed the election of the most worthy or the most obsequious candidate. At the end of his life, in a moment of jealousy and resentment, he prevented the choice of the Romans, by nominating a pope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danger and furious contests of a schism were mildly restrained, and the last decree of the senate was enacted to extinguish, if it were possible, the scandalous venality of the papal elections.

    I have descanted with pleasure on the fortunate condition of Italy; but our fancy must not hastily conceive that the golden age of the poets, a race of men without vice or misery, was realized under the Gothic conquest. The fair prospect was sometimes overcast with clouds; the wisdom of Theodoric might be deceived, his power might be resisted and the declining age of the monarch was sullied with popular hatred and patrician blood. In the first insolence of victory, he had been tempted to deprive the whole party of Odoacer of the civil and even the natural rights of society; a tax unseasonably imposed after the calamities of war, would have crushed the rising agriculture of Liguria; a rigid preemption of corn, which was intended for the public relief, must have aggravated the distress of Campania. These dangerous projects were defeated by the virtue and eloquence of Epiphanius and Boethius, who, in the presence of Theodoric himself, successfully pleaded the cause of the people: but if the royal ear was open to the voice of truth, a saint and a philosopher are not always to be found at the ear of kings. The privileges of rank, or office, or favor, were too frequently abused by Italian fraud and Gothic violence, and the avarice of the king’s nephew was publicly exposed, at first by the usurpation, and afterwards by the restitution of the estates which he had unjustly extorted from his Tuscan neighbors. Two hundred thousand Barbarians, formidable even to their master, were seated in the heart of Italy; they indignantly supported the restraints of peace and discipline; the disorders of their march were always felt and sometimes compensated; and where it was dangerous to punish, it might be prudent to dissemble, the sallies of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When the indulgence of Theodoric had remitted two thirds of the Ligurian tribute, he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ies of his situation, and to lament the heavy though inevitable burdens which he imposed on his subjects for their own defence. These ungrateful subjects could never be cordially reconciled to the origin, the religion, or even the virtues of the Gothic conqueror; past calamities were forgotten, and the sense or suspicion of injuries was rendered still more exquisite by the present felicity of the times.

    Even the religious toleration which Theodoric had the glory of introducing into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painful and offensive to the orthodox zeal of the Italians. They respected the armed heresy of the Goths; but their pious rage was safely pointed against the rich and defenceless Jews, who had formed their establishments at Naples, Rome, Ravenna, Milan, and Genoa, for the benefit of trade, and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laws. Their persons were insulted, their effects were pillaged, and their synagogues were burned by the mad populace of Ravenna and Rome, inflamed, as it should seem, by the most frivolous or extravagant pretences. The government which could neglect, would have deserved such an outrage. A legal inquiry was instantly directed; and as the authors of the tumult had escaped in the crowd, the whole community was condemned to repair the damage; and the obstinate bigots, who refused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whipped through the streets by the hand of the executioner. * This simple act of justice exasperated the discontent of the Catholics, who applauded the merit and patience of these holy confessors.

    Three hundred pulpits deplor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 and if the chapel of St. Stephen at Verona was demolished by the command of Theodoric, it is probable that some miracle hostile to his name and dignity had been performed on that sacred theatre. At the close of a glorious life, the king of Italy discovered that he had excited the hatred of a people whose happiness he had so assiduously labored to promote; and his mind was soured by indignation, jealousy, and the bitterness of unrequited love. The Gothic conqueror condescended to disarm the unwarlike natives of Italy, interdicting all weapons of offence, and excepting only a small knife for domestic use. The deliverer of Rome was accused of conspiring with the vilest informers against the lives of senators whom he suspected of a secret and treason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After the death of Anastasius, the diadem had been placed on the head of a feeble old man; but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were assumed by his nephew Justinian, who already meditated the extirpation of heresy, and the conquest of Italy and Africa. A rigorous law, which was published at Constantinople, to reduce the Arians by the dread of punishment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wakened the just resentment of Theodoric, who claimed for his distressed brethren of the East the same indulgence which he had so long granted to the Catholics of his dominions. At his stern command, the Roman pontiff, with four illustrious senators, embarked on an embassy, of which he must have alike dreaded the failure or the success. The singular veneration shown to the first pope who had visited Constantinople was punished as a crime by his jealous monarch; the artful or peremptory refus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might excuse an equal, and would provoke a larger, measure of retaliation; and a mandate was prepared in Italy, to prohibit, after a stated day, the exercise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By the bigotry of his subjects and enemies, the most tolerant of princes was driven to the brink of persecution; and the life of Theodoric was too long, since he lived to condemn the virtue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The senator Boethius is the last of the Romans whom Cato or Tully could have acknowledged for their countryman. As a wealthy orphan, he inherited the patrimony and honors of the Anician family, a name ambitiously assumed by the kings and emperors of the age; and the appellation of Manlius asserted his genuine or fabulous descent from a race of consuls and dictators, who had repulsed the Gauls from the Capitol, and sacrificed their sons 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republic. In the youth of Boethius the studies of Rome were not totally abandoned; a Virgil is now extant, corrected by the hand of a consul; and the professors of grammar, rhetoric, and jurisprudence, were maintained in their privileges and pensions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Goths. But the erudition of the Latin language was insufficient to satiate his ardent curiosity: and Boethius is said to have employed eighteen laborious years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zeal, the learning, and the diligence of Proclus and his disciples. The reason and piety of their Roman pupil were fortunately saved from the contagion of mystery and magic, which polluted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but he imbibed the spirit, and imitated the method, of his dead and living masters, who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strong and subtile sense of Aristotle with the devout contemplation and sublime fancy of Plato. After his return to Rome,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daughter of his friend, the patrician Symmachus, Boethius still continued, in a palace of ivory and marble, to prosecute the same studies. The church was edified by his profound defence of the orthodox creed against the Arian, the Eutychian, and the Nestorian heresies; and the Catholic unity was explained or exposed in a formal treatise by the indifference of three distinct though consubstantial persons. For the benefit of his Latin readers, his genius submitted to teach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Greece. The geometry of Euclid, the music of Pythagoras, the arithmetic of Nicomachus, the mechanics of Archimedes, the astronomy of Ptolemy, the theology of Plato, and the logic of Aristotle, with the commentary of Porphyry, were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by the indefatigable pen of the Roman senator. And he alone

    was esteemed capable of describing the wonders of art, a sun-dial, a water-clock, or a sphere which represented the motions of the planets. From these abstruse speculations, Boethius stooped, or, to speak more truly, he rose to the social dut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 indigent were relieved by his liberality; and his eloquence, which flattery might compare to the voice of Demosthenes or Cicero, was uniformly exerted in the cause of innocence and humanity. Such conspicuous merit was felt and rewarded by a discerning prince: the dignity of Boethius was adorned with the titles of consul and patrician, and his talents were usefully employed in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master of the offices. Notwithstanding the equal claims of the East and West, his two sons were created, in their tender youth, the consuls of the same year. On the memorable day of their inauguration, they proceeded in solemn pomp from their palace to the forum amidst the applaus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their joyful father, the true consul of Rome, after pronouncing an oration in the praise of his royal benefactor, distributed a triumphal largess in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Prosperous in his fame and fortunes, in his public honors and private allianc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virtue, Boethius might have been styled happy, if that precarious epithet could be safely applied before the last term of the life of man.

    A philosopher, liberal of his wealth and parsimonious of his time, might be insensible to the common allurements of ambition, the thirst of gold and employment. And some credit may be due to the asseveration of Boethius, that he had reluctantly obeyed the divine Plato, who enjoins every virtuous citizen to rescue the state from the usurpation of vice and ignorance. For the integrity of his public conduct he appeals to the memory of his country. His authority had restrained the pride and oppression of the royal officers, and his eloquence had delivered Paulianus from the dogs of the palace. He had always pitied, and often relieved, the distress of the provincials, whose fortunes were exhaust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rapine; and Boethius alone had courage to oppose the tyranny of the Barbarians, elated by conquest, excited by avarice, and, as he complains, encouraged by impunity. In these honorable contests his spirit soared above the consideration of danger, and perhaps of prudence; and we may learn from the example of Cato, that a character of pure and inflexible virtue is the most apt to be misled by prejudice, to be heated by enthusiasm, and to confound private enmities with public justice. The disciple of Plato might exaggerate the infirmities of nature, and the imperf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ildest form of a Gothic kingdom, even the weight of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must be insupportable to the free spirit of a Roman patriot. But the favor and fidelity of Boethius declined in just proportion with the public happiness; and an unworthy colleague was imposed to divide and control the power of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In the last gloomy season of Theodoric, he indignantly felt that he was a slave; but as his master had only power over his life, he stood without arms and without fear against the face of an angry Barbarian, who had been provoked to believe that the safety of the senate was incompatible with his own. The senator Albinus was accused and already convicted on the presumption of hoping, as it was said, the liberty of Rome. “If Albinus be criminal,” exclaimed the orator, “the senate and myself are all guilty of the same crime. If we are innocent, Albinus is equally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s.” These laws might not have punished the simple and barren wish of an unattainable blessing; but they would have shown less indulgence to the rash confession of Boethius, that, had he known of a conspiracy, the tyrant never should. The advocate of Albinus was soon involved in the danger and perhaps the guilt of his client; their signature (which they denied as a forgery) was affixed to the original address, inviting the emperor to deliver Italy from the Goths; and three witnesses of honorable rank, perhaps of infamous reputation, attested the treasonable designs of the Roman patrician. Yet his innocence must be presumed, since he was deprived by Theodoric of the means of justification, and rigorously confined in the tower of Pavia, while the senate,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hundred miles,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confiscation and death against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its members. At the comm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occult science of a philosopher was stigmatized with the names of sacrilege and magic. A devout and dutiful attachment to the senate was condemned as criminal by the trembling voices of the senators themselves; and their ingratitude deserved the wish or prediction of Boethius, that, after him, none should be found guilty of the same offence.

    While Boethius, oppressed with fetters, expected each moment the sentence or the stroke of death, he composed, in the tower of Pavia,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a golden volume not unworthy of the leisure of Plato or Tully, but which claims incomparable merit from the barbarism of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author. The celestial guide, whom he had so long invoked at Rome and Athens, now condescended to illumine his dungeon, to revive his courage, and to pour into his wounds her salutary balm. She taught him to compare his long prosperity and his recent distress, and to conceive new hopes from the inconstancy of fortune. Reason had informed him of the precarious condition of her gifts; experience had satisfied him of their real value; he had enjoyed them without guilt; he might resign them without a sigh, and calmly disdain the impotent malice of his enemies, who had left him happiness, since they had left him virtue. From the earth, Boethius ascended to heaven in search of the Supreme Good; explored the metaphysical labyrinth of chance and destiny, of prescience and free will, of time and eternity; and generously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perfect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with the apparent disorders of his moral and physical government. Such topics of consolation so obvious, so vague, or so abstruse, are ineffectual to subdue the feelings of human nature. Yet the sense of misfortune may be diverted by the labor of thought; and the sage who could artfully combine in the same work the various riches of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must already have possessed the intrepid calmness which he affected to seek. Suspense, the worst of evils, was at length determined by the ministers of death, who executed,

    and perhaps exceeded, the inhuman mandate of Theodoric. A strong cord was fastened round the head of Boethius, and forcibly tightened, till his eyes almost started from their sockets; and some mercy may be discovered in the milder torture of beating him with clubs till he expired. But his genius survived to diffuse a ray of knowledge over the darkest ages of the Latin world; the writings of the philosopher were translated by the most glorious of the English kings, and the third emperor of the name of Otho removed to a more honorable tomb the bones of a Catholic saint, who, from his Arian persecutors, had acquired the honors of martyrdom, and the fame of miracles. In the last hours of Boethius, he derived some comfort from the safety of his two sons, of his wife, and of his father-in-law, the venerable Symmachus. But the grief of Symmachus was indiscreet, and perhaps disrespectful: he had presumed to lament, he might dare to revenge, the death of an injured friend. He was dragged in chains from Rome to the palace of Ravenna; and the suspicions of Theodoric could only be appeased by the blood of an innocent and aged senator.

    Humanity will be disposed to encourage any report which testifies the jurisdiction of conscience and the remorse of kings; and philosophy is not ignorant that the most horrid spectres are sometimes created by the powers of a disordered fancy, and the weakness of a distempered body. After a life of virtue and glory, Theodoric was now descending with shame and guilt into the grave; his mind was humbl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ast, and justly alarmed by the invisible terrors of futurity. One evening, as it is related, when the head of a large fish was served on the royal table, he suddenly exclaimed, that he beheld the angry countenance of Symmachus, his eyes glaring fury and revenge, and his mouth armed with long sharp teeth, which threatened to devour him. The monarch instantly retired to his chamber, and, as he lay, trembling with aguish cold, under a weight of bed-clothes, he expressed, in broken murmurs to his physician Elpidius, his deep repentance for the murders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His malady increased, and after a dysentery which continued

    three days, he expired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in the thirty-third, or, if we compute from the invasion of Italy, in the thirty-seventh year of his reign. Conscious of his approaching end, he divided his treasures and provinces between his two grandsons, and fixed the Rhone as their common boundary. Amalaric was restored to the throne of Spain. Italy, with all the conquests of the Ostrogoths, was bequeathed to Athalaric; whose age did not exceed ten years, but who was cherished as the last male offspring of the line of Amali, by the short-lived marriage of his mother Amalasuntha with a royal fugitive of the same bloo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ying monarch, the Gothic chiefs and Italian magistrates mutually engaged their faith and loyalty to the young prince, and to his guardian mother; and received, in the same awful moment, his last salutary advice, to maintain the laws, to love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and to cultivate with decent reverence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The monument of Theodoric was erected by his daughter Amalasuntha, in a conspicuous situation, which commanded the city of Ravenna, the harbor, and the adjacent coast. A chapel of a circular form, thirty feet in diameter, is crowned by a dome of one entire piece of granite: from the centre of the dome four columns arose, which supported, in a vase of porphyry, the remains of the Gothic king, surrounded by the brazen statu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His spirit, after some previous expiation, might have been permitted to mingle with the benefactors of mankind, if an Italian hermit had not been witness, in a vision, to the damnation of Theodoric, whose soul was plunged, by the ministers of divine vengeance, into the volcano of Lipari, one of the flaming mouths of the infernal world.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Part I.

    Elevation Of Justin The Elder. — Reign Of Justinian. — I. The Empress Theodora. — II. Factions Of The Circus, And Sedition Of Constantinople. — III. Trade And Manufacture Of Silk. — IV. Finances And Taxes. — V. Edifices Of Justinian. — Church Of St. Sophia. — Fortifications And Frontiers Of The Eastern Empire. — Abolition Of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The Consulship Of Rome.

    The emperor Justinian was born near the ruins of Sardica, (the modern Sophia,) of an obscure race of Barbarians, the inhabitants of a wild and desolate country, to which the names of Dardania, of Dacia, and of Bulgaria, have been successively applied. His elevation was prepared by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his uncle Justin, who, with two other peasants of the same village, deserted, for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e more useful employment of husbandmen or shepherds. On foot, with a scanty provision of biscuit in their knapsacks, the three youths followed the high road of Constantinople, and were soon enrolled, for their strength and stature, among the guards of the emperor Leo. Under the two succeeding reigns, the fortunate peasant emerged to wealth and honors; and his escape from some dangers which threatened his life was afterwards ascribed to the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the fate of kings. His long and laudable service in the Isaurian and Persian wars would not

    have preserved from oblivion the name of Justin; yet they might warrant the military promo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fifty years he gradually obtained; the rank of tribune, of count, and of general; the dignity of senator, and the command of the guards, who obeyed him as their chief, at the important crisis when the emperor Anastasius was removed from the world. The powerful kinsmen whom he had raised and enriche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throne; and the eunuch Amantius, who reigned in the palace, had secretly resolved to fix the diadem on the head of the most obsequious of his creatures. A liberal donative, to conciliate the suffrage of the guards, was intrus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hands of their commander. But these weighty arguments were treacherously employed by Justin in his own favor; and as no competitor presumed to appear, the Dacian peasant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soldiers, who knew him to be brave and gentl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ho believed him to be orthodox, and of the provincials, who yielded a blind and implicit submission to the will of the capital. The elder Justin, as h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nother emperor of the same family and name, ascended the Byzantine throne at the age of sixty-eight years; and, had he been left to his own guidance, every moment of a nine years’ reign must have exposed to his subjects the impropriety of their choice. His ignorance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odoric; and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an age not destitute of learning, two contemporary monarchs had never been instructe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alphabet. * But the genius of Justin was far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Gothic king: the experience of a soldier had not qualified him for the government of an empire; and though personally br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eakness was naturally attended with doubt, distrust, and political apprehension. But the official business of the state was diligently and faithfully transacted by the quæstor Proclus; and the aged emperor adopted the talents and ambition of his nephew Justinian, an aspiring youth, whom his uncle had drawn from the rustic solitude of Dacia, and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as the heir of his private fortune, and at length of the Eastern empire.

    Since the eunuch Amantius had been defrauded of his money, it became necessary to deprive him of his life. The task was easily accomplished by the charge of a real or fictitious conspiracy; and the judges were informed, as an accumulation of guilt, that he was secretly addicted to the Manichæan heresy. Amantius lost his head; three of his companions, the first domestics of the palace, were punished either with death or exile; and their unfortunate candidate for the purple was cast into a deep dungeon, overwhelmed with stones, and ignominiously thrown, without burial, into the sea. The ruin of Vitalian was a work of more difficulty and danger. That Gothic chief had rendered himself popular by the civil war which he boldly waged against Anastasiu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orthodox faith, an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an advantageous treaty, he still rem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a formidable and victorious army of Barbarians. By the frail security of oaths, he was tempted to relinquish this advantageous situation, and to trust his person within the walls of a city, whose inhabitants, particularly the blue faction, were artfully incensed against him by the remembrance even of his pious hostilities. The emperor and his nephew embraced him as the faithful and worthy champ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gratefully adorned their favorite with the titles of consul and general; but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his consulship, Vitalian was stabbed with seventeen wounds at the royal banquet; and Justinian, who inherited the spoil, was accused as the assassin of a spiritual brother, to whom he had recently pledged his faith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After the fall of his rival, he was promoted, without any claim of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office of master-general of the Eastern armies, whom it was his duty to lead into the field against the public enemy. But, in the pursuit of fame, Justinian might have lost his present dominion over the age and weakness of his uncle; and instead of acquiring by Scythian or Persian trophies the applause of his countrymen, the prudent warrior solicited their favor in the churches, the circus, and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The Catholics were attached to the nephew of

    Justin, who, between the Nestorian and Eutychian heresies, trod the narrow path of inflexible and intolerant orthodoxy.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new reign, he prompted and gratified the popular enthusiasm against the memory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After a schism of thirty-four years, he reconciled the proud and angry spiri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pread among the Latins a favorable report of his pious respect for the apostolic see. The thrones of the East were filled with Catholic bishops, devoted to his interest, the clergy and the monks were gained by his liberality, and the people were taught to pray for their future sovereign, the hope and pillar of the true religion. The magnificence of Justinian was displayed in the superior pomp of his public spectacles, an object not less sacred and important in the eyes of the multitude than the creed of Nice or Chalcedon: the expense of his consulship was esteemed at two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wenty lions, and thirty leopards, were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amphitheatre, and a numerous train of horses, with their rich trappings, was bestowed as an extraordinary gift on the victorious charioteers of the circus. While he indulge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and received the addresses of foreign kings, the nephew of Justin assiduously cultiva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senate. That venerable name seemed to qualify its members to declare the sense of the nation, and to regulate the succession of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feeble Anastasius had permitted the vigor of government to degenerate into the form or substance of an aristocracy; and the military officers who had obtained the senatorial rank were followed by their domestic guards, a band of veterans, whose arms or acclamations might fix in a tumultuous moment the diadem of the East. The treasures of the state were lavished to procure the vo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their unanimous wish, that he would be pleased to adopt Justinian for his colleague,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emperor. But this request, which too clearly admonished him of his approaching end, was unwelcome to the jealous temper of an aged monarch, desirous to retain the power which he was incapable of exercising; and Justin, holding his purple with both his hands, advised them to prefer, since an election was

    so profitable, some older candidate. Not withstanding this reproach, the senate proceeded to decorate Justinian with the royal epithet of nobilissimus; and their decree was ratified by the affection or the fears of his uncle. After some time the languor of mind and body, to which he was reduced by an incurable wound in his thigh, indispensably required the aid of a guardian. He summoned the patriarch and senators; and in their presence solemnly placed the diadem on the head of his nephew, who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circus, and saluted by the loud and joyful applause of the people. The life of Justin was prolonged about four months; but from the instant of this ceremony, he was considered as dead to the empire, which acknowledged Justinian, in the forty-fifth year of his age, for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the East.

    From his elevation to his death, Justinian governed the Roman empire thirty-eight years, seven months, and thirteen days. The events of his reign, which excite our curious attention by their number, variety, and importance, are diligently related by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a rhetorician, whom eloquence had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senator and præfect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courage or servitude, of favor or disgrace, Procopius successively composed the history, the panegyric, and the satire of his own times. The eight books of the Persian, Vandalic, and Gothic wars, which are continued in the five books of Agathias, deserve our esteem as a laborious and successful imitation of the Attic, or at least of the Asiatic, writers of ancient Greece. His facts are collected from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ree conversation of a soldier, a statesman, and a traveller; his style continually aspires, and often attains, to the merit of strength and elegance; his reflections, more especially in the speeches, which he too frequently inserts, contain a rich fund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ian, excited by the generous ambition of pleasing and instructing posterity, appears to disdain the prejudic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flattery of courts. The writings of Procopius were read and applaud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but, although he respectfully laid them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the pride of Justinian must have been wounded by the praise of a hero, who perpetually eclipses the glory of his inactive sovereign. The conscious dignity of independence was subdued by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 slave; and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labored for pardon and reward in the six books of the Imperial edifices. He had dexterously chosen a subject of apparent splendor, in which he could loudly celebrate the genius, the magnificence, and the piety of a prince, who, both as a conqueror and legislator, had surpassed the puerile virtues of Themistocles and Cyrus. Disappointment might urge the flatterer to secret revenge; and the first glance of favor might again tempt him to suspend and suppress a libel, in which the Roman Cyrus is degraded into an odious and contemptible tyrant, in which both the emperor and his consort Theodora are seriously represented as two dæmons, who had assumed a human form for the destruction of mankind. Such base inconsistency must doubtless sully the reputation, and detract from the credit, of Procopius: yet, after the venom of his malignity has been suffered to exhale, the residue of the anecdotes, even the most disgraceful facts, some of which had been tenderly hinted in his public history, are established by their internal evidence, or the authentic monuments of the times. * From these various materials, I shall now proceed to describe the reign of Justinian, which will deserve and occupy an ample space. The present chapter will explain the elevation and character of Theodora, the factions of the circus, and the peacefu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In the three succeeding chapters, I shall relate the wars of Justinian, which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Africa and Italy; and I shall follow the victories of Belisarius and Narses, without disguising the vanity of their triumphs, or the hostile virtue of the Persian and Gothic heroes. The series of this and the following volume will embrace the jurisprudence and theology of the emperor; the controversies and sects which still divide the Oriental churc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oman law which is obeyed or respected by the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1. In the exercise of supreme power, the first act of Justinian was to divide it with the woman whom he loved, the famous Theodora, whose strange elevation cannot be applauded as the triumph of female virtue. Under the reign of Anastasius, the care of the wild beasts maintained by the green faction at Constantinople was intrusted to Acacius, a native of the Isle of Cyprus, who, from his employment, was surnamed the master of the bears. This honorable office was given after his death to another candidate, notwithstanding the diligence of his widow, who had already provided a husband and a successor. Acacius had left three daughters, Comito, Theodora, and Anastasia, the eldest of whom did not then exceed the age of seven years. On a solemn festival, these helpless orphans were sent by their distressed and indignant mother, in the garb of suppliants, into the midst of the theatre: the green faction received them with contempt, the blues with compassion; and this difference, which sunk deep into the mind of Theodora, was felt long afterward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As they improved in age and beauty, the three sisters were successively devoted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leasures of the Byzantine people: and Theodora, after following Comito on the stage, in the dress of a slave, with a stool on her head, was at length permitted to exercise her independent talents. She neither danced, nor sung, nor played on the flute; her skill was confined to the pantomime arts; she excelled in buffoon characters, and as often as the comedian swelled her cheeks, and complained with a ridiculous tone and gesture of the blows that were inflicted, the whole theatre of Constantinople resounded with laughter and applause. The beauty of Theodora was the subject of more flattering praise, and the source of more exquisite delight. Her features were delicate and regular; her complexion, though somewhat pale, was tinged with a natural color; every sensation was instantly expressed by the vivacity of her eyes; her easy motions displayed the graces of a small but elegant figure; and either love or adulation might proclaim, that painting and poetry were incapable of delineating the matchless excellence of her form. But this form was degraded by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it

    was exposed to the public eye, and prostituted to licentious desire. Her venal charms were abandoned to a promiscuous crowd of citizens and strangers of every rank, and of every profession: the fortunate lover who had been promised a night of enjoyment, was often driven from her bed by a stronger or more wealthy favorite; and when she passed through the streets, her presence was avoided by all who wished to escape either the scandal or the temptation. The satirical historian has not blushed to describe the naked scenes which Theodora was not ashamed to exhibit in the theatre. After exhausting the arts of sensual pleasure, she most ungratefully murmured against the parsimony of Nature; but her murmurs, her pleasures, and her arts, must be veiled in the obscurity of a learned language. After reigning for some time, the delight and contempt of the capital, she condescended to accompany Ecebolus, a native of Tyre, who had obtain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African Pentapolis. But this union was frail and transient; Ecebolus soon rejected an expensive or faithless concubine; she was reduced at Alexandria to extreme distress; and in her laboriou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every city of the East admired and enjoyed the fair Cyprian, whose merit appeared to justify her descent from the peculiar island of Venus. The vague commerce of Theodora, and the most detestable precautions, preserved her from the danger which she feared; yet once, and once only, she became a mother. The infant was saved and educated in Arabia, by his father, who imparted to him on his death-bed, that he was the son of an empress. Filled with ambitious hopes, the unsuspecting youth immediately hastened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presence of his mother. As he was never more seen, even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odora, she deserves the foul imputation of extinguishing with his life a secret so offensive to her Imperial virtue.

    In the most abject state of her fortune, and reputation, some vision, either of sleep or of fancy, had whispered to Theodora the pleasing assurance that she was destined to become the spouse of a potent monarch. Conscious of her approaching

    greatness, she returned from Paphlagonia to Constantinople; assumed, like a skilful actress, a more decent character; relieved her poverty by the laudable industry of spinning wool; and affected a life of chastity and solitude in a small house, which she afterwards changed into a magnificent temple. Her beauty, assisted by art or accident, soon attracted, captivated, and fixed, the patrician Justinian, who already reigned with absolute sway under the name of his uncle. Perhaps she contrived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 gift which she had so often lavished on the meanest of mankind; perhaps she inflamed, at first by modest delays, and at last by sensual allurements, the desires of a lover, who, from nature or devotion, was addicted to long vigils and abstemious diet. When his first transports had subsided, she still maintained the same ascendant over his mind, by the more solid merit of temper and understanding. Justinian delighted to ennoble and enrich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 were poured at her feet, and the nephew of Justin was determined, perhaps by religious scruples, to bestow on his concubine the sacred and legal character of a wife. But the laws of Rome expressly prohibited the marriage of a senator with any female who had been dishonored by a servile origin or theatrical profession: the empress Lupicina, or Euphemia, a Barbarian of rustic manners, but of irreproachable virtue, refused to accept a prostitute for her niece; and even Vigilantia, the superstitious mother of Justinian, though she acknowledged the wit and beauty of Theodora, was seriously apprehensive, lest the levity and arrogance of that artful paramour might corrupt the piety and happiness of her son. These obstacles were removed by the inflexible constancy of Justinian. He patiently expected the death of the empress; he despised the tears of his mother, who soon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her affliction; and a law was promulgated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Justin, which abolished the rigid jurisprudence of antiquity. A glorious repentance (the words of the edict) was left open for the unhappy females who had prostituted their persons on the theatre, and they were permitted to contract a legal union with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the Romans. This indulgence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solemn nuptials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her dignity was gradually exalted with that of her lover, and, as soon as Justin had invested his nephew with the purpl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placed the diadem on the heads of the emperor and empress of the East. But the usual honors which the severity of Roman manners had allowed to the wives of princes, could not satisfy either the ambition of Theodora or the fondness of Justinian. He seated her on the throne as an equal and independent colleague i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mpire, and an oath of allegiance was imposed on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joint names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e Eastern world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genius and fortune of the daughter of Acacius. The prostitute who, in the presence of innumerable spectators, had polluted the theatre of Constantinople, was adored as a queen in the same city, by grave magistrates, orthodox bishops, victorious generals, and captive monarchs.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I.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female mind is totally depraved by the loss of chastity, will eagerly listen to all the invectives of private envy, or popular resentment which have dissembled the virtues of Theodora, exaggerated her vices, and condemned with rigor the venal or voluntary sins of the youthful harlot. From a motive of shame, or contempt, she often declined the servile homage of the multitude, escaped from the odious light of the capital, and pass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year in the palaces and gardens which were pleasantly seated on the sea-coast of the Propontis and the Bosphorus. Her private hours were devoted to the prudent as well as grateful care of her beauty, the luxury of the bath and table, and the long slumber of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Her secret apartments were occupied by the favorite women and eunuchs, whos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she indulged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the most illustrious person ages of the state were crowded into a dark and sultry antechamber, and when at last, after tedious

    attendance, they were admitt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odora, they experienced, as her humor might suggest, the silent arrogance of an empress, or the capricious levity of a comedian. Her rapacious avarice to accumulate an immense treasure, may be excus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her husband’s death, which could leave no alternative between ruin and the throne; and fear as well as ambition might exasperate Theodora against two generals, who, during the malady of the emperor, had rashly declared that they were not disposed to acquiesce in the choice of the capital. But the reproach of cruelty, so repugnant even to her softer vices, has left an indelible stain on the memory of Theodora. Her numerous spies observed, and zealously reported, every action, or word, or look, injurious to their royal mistress. Whomsoever they accused were cast into her peculiar prisons, inaccessible to the inquiries of justice; and it was rumored, that the torture of the rack, or scourge, had been inflic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emale tyrant, insensible to the voice of prayer or of pity. Some of these unhappy victims perished in deep, unwholesome dungeons, while others were permitted, after the loss of their limbs, their reason, or their fortunes, to appear in the world, the living monuments of her vengeance, which was commonly extended to the children of those whom she had suspected or injured. The senator or bishop, whose death or exile Theodora had pronounced, was delivered to a trusty messenger, and his diligence was quickened by a menace from her own mouth. “If you fail in the execution of my commands, I swear by Him who liveth forever, that your skin shall be flayed from your body.”

    If the creed of Theodora had not been tainted with heresy, her exemplary devotion might have atoned, in the opinion of her contemporaries, for pride, avarice, and cruelty. But, if she employed her influence to assuage the intolerant fury of the emperor, the present age will allow some merit to her religion, and much indulgence to her speculative errors. The name of Theodora was introduced, with equal honor, in all the pious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s of Justinian; and the most

    benevolent institution of his reign may be ascribed to the sympathy of the empress for her less fortunate sisters, who had been seduced or compelled to embrace the trade of prostitution. A palace,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was converted into a stately and spacious monastery, and a liberal maintenance was assigned to five hundred women, who had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streets and brothel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is safe and holy retreat, they were devoted to perpetual confinement; and the despair of some, who threw themselves headlong into the sea, was lost in the gratitude of the penitents, who had been delivered from sin and misery by their generous benefactress. The prudence of Theodora is celebrated by Justinian himself; and his laws are attributed to the sage counsels of his most reverend wife whom he had received as the gift of the Deity. Her courage was displayed amidst the tumult of the people and the terrors of the court. Her chastity, from the moment of her union with Justinian, is founded on the silence of her implacable enemies; and although the daughter of Acacius might be satiated with love, yet some applause is due to the firmness of a mind which could sacrifice pleasure and habit to the stronger sense either of duty or interest. The wishes and prayers of Theodora could never obtain the blessing of a lawful son, and she buried an infant daughter, the sole offspring of her marriage. Notwithstanding this disappointment, her dominion was permanent and absolute; she preserved, by art or merit, the affections of Justinian; and their seeming dissensions were always fatal to the courtiers who believed them to be sincere. Perhaps her health had been impaired by the licentiousness of her youth; but it was always delicate, and she was directed by her physicians to use the Pythian warm baths. In this journey, the empress was followed by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the great treasurer, several counts and patricians, and a splendid train of four thousand attendants: the highways were repaired at her approach; a palace was erected for her reception; 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Bithynia, she distributed liberal alms to the churches, the monasteries, and the hospitals, that they might implore Heave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er health. At length, in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her marriage, and the twenty-second of her reign, she was consumed by a cancer; and the irreparable loss was deplored by her husband, who, in the room of a theatrical prostitute, might have selected the purest and most noble virgin of the East.

    1. A material difference may be observed in the games of antiquity: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Greeks were actors, the Romans were merely spectators. The Olympic stadium was open to wealth, merit, and ambition; and if the candidates could depend on their personal skill and activity, they might pursue the footsteps of Diomede and Menelaus, and conduct their own horses in the rapid career. Ten, twenty, forty chariots were allowed to start at the same instant; a crown of leaves was the reward of the victor; and his fame, with that of his family and country, was chanted in lyric strains more durable than monuments of brass and marble. But a senator, or even a citizen, conscious of his dignity, would have blushed to expose his person, or his horses, in the circus of Rome. The games were exhibi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public, the magistrates, or the emperors: but the reins were abandoned to servile hands; and if the profits of a favorite charioteer sometimes exceeded those of an advocate, they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effects of popular extravagance, and the high wages of a disgraceful profession. The race, in its first institution, was a simple contest of two chariots, whose drivers were distinguished by white and red liveries: two additional colors, a light green, and a cærulean blue, were afterwards introduced; and as the races were repeated twenty-five times, one hundred chariots contributed in the same day to the pomp of the circus. The four factions soon acquired a legal establishment, and a mysterious origin, and their fanciful colors were derived from the various appearances of nature in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 the red dogstar of summer, the snows of winter, the deep shades of autumn, and the cheerful verdure of the spring. Another interpretation preferred the elements to the seasons, and the struggle of the green and blue was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conflict of the earth and

    sea. Their respective victories announced either a plentiful harvest or a prosperous navigation, and the hostility of the husbandmen and mariners was somewhat less absurd than the blind ardor of the Roman people, who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the color which they had espoused. Such folly was disdained and indulged by the wisest princes; but the names of Caligula, Nero, Vitellius, Verus, Commodus, Caracalla, and Elagabalus, were enrolled in the blue or green factions of the circus; they frequented their stables, applauded their favorites, chastised their antagonists, and deserved the esteem of the populace, by the natural or affected imitation of their manners. The bloody and tumultuous contest continued to disturb the public festivity,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spectacles of Rome; and Theodoric, from a motive of justice or affection, interposed his authority to protect the greens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a consul and a patrician, who were passionately addicted to the blue faction of the circus.

    Constantinople adopted the follies, though not the virtues, of ancient Rome; and the same factions which had agitated the circus, raged with redoubled fury in the hippodrome. Under the reign of Anastasius, this popular frenzy was inflamed by religious zeal; and the greens, who had treacherously concealed stones and daggers under baskets of fruit, massacred, at a solemn festival, three thousand of their blue adversaries. From this capital, the pestilence was diffused into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East, and the sportive distinction of two colors produced two strong and irreconcilable factions, which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a feeble government. The popular dissensions, founded on the most serious interest, or holy pretence, have scarcely equalled the obstinacy of this wanton discord, which invaded the peace of families, divided friends and brothers, and tempted the female sex, though seldom seen in the circus, to espouse the inclinations of their lovers, or to contradict the wishes of their husbands. Every law, either human or divine, was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as long as the party was successful, its deluded followers appeared careless of private distress or

    public calamity. The license, without the freedom, of democracy, was revived at Antioch an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upport of a faction became necessary to every candidate for civil or ecclesiastical honors. A secret attachment to the family or sect of Anastasius was imputed to the greens; the blues were zealously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orthodoxy and Justinian, and their grateful patron protected, above five years, the disorders of a faction, whose seasonable tumults overawed the palace, the senate, and the capitals of the East. Insolent with royal favor, the blues affected to strike terror by a peculiar and Barbaric dress, the long hair of the Huns, their close sleeves and ample garments, a lofty step, and a sonorous voice. In the day they concealed their two-edged poniards, but in the night they boldly assembled in arms, and in numerous bands, prepared for every act of violence and rapine. Their adversaries of the green faction, or even inoffensive citizens, were stripped and often murdered by these nocturnal robbers, and it became dangerous to wear any gold buttons or girdles, or to appear at a late hour in the streets of a peaceful capital. A daring spirit, rising with impunity, proceeded to violate the safeguard of private houses; and fire was employed to facilitate the attack, or to conceal the crimes of these factious rioters. No place was safe or sacred from their depredations; to gratify either avarice or revenge, they profusely spilt the blood of the innocent; churches and altars were polluted by atrocious murders; and it was the boast of the assassins, that their dexterity could always inflict a mortal wound with a single stroke of their dagger. The dissolute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adopted the blue livery of disorder; the laws were silent, and the bonds of society were relaxed: creditors were compelled to resign their obligations; judges to reverse their sentence; masters to enfranchise their slaves; fathers to supply the extravagance of their children; noble matrons were prostituted to the lust of their servants; beautiful boys were tor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parents; and wives, unless they preferred a voluntary death, were ravish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husbands. The despair of the greens, who were persecuted by their enemies, and deserted by the magistrates, assumed the privilege of defence, perhaps of retaliation; but those who

    survived the combat were dragged to execution, and the unhappy fugitives, escaping to woods and caverns, preyed without mercy on the society from whence they were expelled. Those ministers of justice who had courage to punish the crimes, and to brave the resentment, of the blues, became the victims of their indiscreet zeal; a præfect of Constantinople fled for refuge to the holy sepulchre, a count of the East was ignominiously whipped, and a governor of Cilicia was hanged, by the order of Theodora, on the tomb of two assassins whom he had condemned for the murder of his groom, and a daring attack upon his own life. An aspiring candidate may be tempted to build his greatness on the public confusion, but it is the interest as well as duty of a sovereign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s. The first edict of Justinian, which was often repeated, and sometimes executed, announced his firm resolution to support the innocent, and to chastise the guilty, of every denomination and color. Yet the balance of justice was still inclined in favor of the blue faction, by the secret affection, the habits, and the fears of the emperor; his equity, after an apparent struggle, submit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implacable passions of Theodora, and the empress never forgot, or forgave, the injuries of the comedian. At the accession of the younger Justin, the proclamation of equal and rigorous justice indirectly condemned the partiality of the former reign. “Ye blues, Justinian is no more! ye greens, he is still alive!”

    A sedition, which almost laid Constantinople in ashes, was excited by the mutual hatred and momentary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factions. In the fifth year of his reign, Justinian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the ides of January; the games were incessantly disturbed by the clamorous discontent of the greens: till the twenty-second race, the emp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t gravity; at length, yielding to his impatience, he condescended to hold, in abrupt sentences, and by the voice of a crier, the most singular dialogue that ever passed between a prince and his subjects. Their first complaints were respectful and modest; they accused the subordinate ministers of

    oppression, and proclaimed their wishes for the long life and victory of the emperor. “Be patient and attentive, ye insolent railers!” exclaimed Justinian; “be mute, ye Jews, Samaritans, and Manichæans!” The greens still attempted to awaken his compassion. “We are poor, we are innocent, we are injured, we dare not pass through the streets: a general persecution is exercised against our name and color. Let us die, O emperor! but let us die by your command, and for your service!” But the repetition of partial and passionate invectives degraded, in their eyes,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they renounced allegiance to the prince who refused justice to his people; lamented that the father of Justinian had been born; and branded his son with the opprobrious names of a homicide, an ass, and a perjured tyrant. “Do you despise your lives?” cried the indignant monarch: the blues rose with fury from their seats; their hostile clamors thundered in the hippodrome; and their adversaries, deserting the unequal contest spread terror and despair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At this dangerous moment, seven notorious assassins of both factions, who had been condemned by the præfect, were carried round the city, and afterwards transported to the place of execution in the suburb of Pera. Four were immediately beheaded; a fifth was hanged: but when the same punishment was inflicted on the remaining two, the rope broke, they fell alive to the ground, the populace applauded their escape, and the monks of St. Conon, issuing from the neighboring convent, conveyed them in a boat to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As one of these criminals was of the blue, and the other of the green livery, the two factions were equally provoked by the cruelty of their oppressor, or the ingratitude of their patron; and a short truce was concluded till they had delivered their prisoners and satisfied their revenge. The palace of the præfect, who withstood the seditious torrent, was instantly burnt, his officers and guards were massacred, the prisons were forced open, and freedom was restored to those who could only use it for the public destruction. A military force, which had been despatched to the aid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was fiercely encountered by an armed multitude, whose numbers and boldness continually increased; and the Heruli,

    the wildest Barbari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overturned the priests and their relics, which, from a pious motive, had been rashly interposed to separate the bloody conflict. The tumult was exasperated by this sacrilege, the people fought with enthusiasm in the cause of God; the women, from the roofs and windows, showered stones on the heads of the soldiers, who darted fire brands against the houses; and the various flames, which had been kindled by the hands of citizens and strangers, spread without control over the face of the city. The conflagration involved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the baths of Zeuxippus, a part of the palace, from the first entrance to the altar of Mars, and the long portico from the palace to the forum of Constantine: a large hospital, with the sick patients, was consumed; many churches and stately edifices were destroyed and an immense treasure of gold and silver was either melted or lost. From such scenes of horror and distress, the wise and wealthy citizens escaped over the Bosphorus to the Asiatic side; and during five days Constantinople was abandoned to the factions, whose watchword, Nika, vanquish! has given a name to this memorable sedition.

    As long as the factions were divided, the triumphant blues, and desponding greens, appeared to behold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the disorders of the state. They agreed to censure the corrupt manage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inance; and the two responsible ministers, the artful Tribonian, and the rapacious John of Cappadocia, were loudly arraigned as the authors of the public misery. The peaceful murmurs of th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disregarded: they were heard with respect when the city was in flames; the quæstor, and the præfect, were instantly removed, and their offices were filled by two senators of blameless integrity. After this popular concession, Justinian proceeded to the hippodrome to confess his own errors, and to accept the repentance of his grateful subjects; but they distrusted his assurances, though solemnly pronounc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Gospels; and the emperor, alarmed by their distrust, retreat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strong fortress of the palace. The obstinacy of the tumult was now imputed to a secret and ambitious conspiracy, and a suspicion was entertained, that the insurgents, more especially the green faction, had been supplied with arms and money by Hypatius and Pompey, two patricians, who could neither forget with honor, nor remember with safety, that they were the nephews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Capriciously trusted, disgraced, and pardoned, by the jealous levity of the monarch, they had appeared as loyal servants before the throne; and, during five days of the tumult, they were detained as important hostages; till at length, the fears of Justinian prevailing over his prudence, he viewed the two brothers in the light of spies, perhaps of assassins, and sternly commanded them to depart from the palace. After a fruitless representation, that obedience might lead to involuntary treason, they retired to their houses, and in the morning of the sixth day, Hypatius was surrounded and seized by the people, who, regardless of his virtuous resistance, and the tears of his wife, transported their favorite to the forum of Constantine, and instead of a diadem, placed a rich collar on his head. If the usurper, who afterwards pleaded the merit of his delay, had complied with the advice of his senate, and urged the fury of the multitude, their first irresistible effort might have oppressed or expelled his trembling competitor. The Byzantine palace enjoyed a fre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vessels lay ready at the garden stairs; and a secret resolution was already formed, to convey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and treasures to a safe retreat,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capital.

    Justinian was lost, if the prostitute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theatre had not renounced the timidity, as well as the virtues, of her sex. In the midst of a council, where Belisarius was present, Theodora alone displayed the spirit of a hero; and she alone, without apprehending his future hatred, could save the emperor from the imminent danger, and his unworthy fears. “If flight,” said the consort of Justinian, “were the only means of safety, yet I should disdain to fly. Death is the condition of

    our birth; but they who have reigned should never survive the loss of dignity and dominion. I implore Heaven, that I may never be seen, not a day, without my diadem and purple; that I may no longer behold the light, when I cease to be saluted with the name of queen. If you resolve, O Cæsar! to fly, you have treasures; behold the sea, you have ships; but tremble lest the desire of life should expose you to wretched exile and ignominious death. For my own part, I adhere to the maxim of antiquity, that the throne is a glorious sepulchre.” The firmness of a woman restored the courage to deliberate and act, and courage soon discovers the resources of the most desperate situation. It was an easy and a decisive measure to revive the animosity of the factions; the blues were astonished at their own guilt and folly, that a trifling injury should provoke them to conspire with their implacable enemies against a gracious and liberal benefactor; they again proclaimed the majesty of Justinian; and the greens, with their upstart emperor, were left alone in the hippodrome. The fidelity of the guards was doubtful; but the military force of Justinian consisted in three thousand veterans, who had been trained to valor and discipline in the Persian and Illyrian wars.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and Mundus, they silently marched in two divisions from the palace, forced their obscure way through narrow passages, expiring flames, and falling edifices, and burst open at the same moment the two opposite gates of the hippodrome. In this narrow space, the disorderly and affrighted crowd was incapable of resisting on either side a firm and regular attack; the blues signalized the fury of their repentance; and it is computed, that above thirty thousand persons were slain in the merciless and promiscuous carnage of the day. Hypatius was dragged from his throne, and conducted, with his brother Pompey, to the feet of the emperor: they implored his clemency; but their crime was manifest, their innocence uncertain, and Justinian had been too much terrified to forgive. The next morning the two nephews of Anastasius, with eighteen illustrious accomplices, of patrician or consular rank, were privately executed by the soldiers; their bodies were thrown into the sea, their palaces razed, and their fortunes confiscated. The hippodrome itself

    was condemned, during several years, to a mournful silence: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ames, the same disorders revived; and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continued to afflict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nd to disturb the tranquility of the Eastern empire.

    III. That empire, after Rome was barbarous, still embraced the nations whom she had conquered beyond the Adriatic, and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Æthiopia and Persia. Justinian reigned over sixty-four provinces, and ni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cities; his dominions were blessed by natur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oil, situation, and climate: and the improvements of human art had been perpetually diffused along the 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nks of the Nile from ancient Troy to the Egyptian Thebes. Abraham had been relieved by the well-known plenty of Egypt; the same country, a small and populous tract, was still capable of exporting, each year,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quarters of wheat for the us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apital of Justinian was supplied with the manufactures of Sidon, fifteen centuries after they had been celebrated in the poems of Homer. The annual powers of vegetation, instead of being exhausted by two thousand harvests, were renewed and invigorated by skilful husbandry, rich manure, and seasonable repose. The breed of domestic animals was infinitely multiplied. Plantations, buildings, and the instruments of labor and luxury, which are more durable than the term of human life, were accumulated by the car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radition preserved, and experience simplified, the humble practice of the arts: society was enriched by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acility of exchange; and every Roman was lodged, clothed, and subsisted, by the industry of a thousand hands. The invention of the loom and distaff has been piously ascribed to the gods. In every age, a variety of animal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s, hair, skins, wool, flax, cotton, and at length silk, have been skilfully manufactured to hide or adorn the human body; they were stained with an infusion of permanent colors; and the pencil was successfully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labors of the loom. In the choice of those colors which imitate the beauties of nature, the freedom of taste and fashion was indulged; but the deep purple which the Phnicians extracted from a shell-fish, was restrained to the sacred person and palace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enalties of treason were denounced against the ambitious subjects who dared to usurp the prerogative of the throne.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II.

    I need not explain that silk is originally spun from the bowels of a caterpillar, and that it composes the golden tomb, from whence a worm emerges in the form of a butterfly. Till the reign of Justinian, the silk-worm who feed on the leaves of the white mulberry-tree were confined to China; those of the pine, the oak, and the ash, were common in the forests both of Asia and Europe; but as their education is more difficult, and their produce more uncertain, they were generally neglected, except in the little island of Ceos, near the coast of Attica. A thin gauze was procured from their webs, and this Cean manufacture, the invention of a woman, for female use, was long admired both in the East and at Rome. Whatever suspicions may be raised by the garments of the Medes and Assyrians, Virgil is the most ancient writer, who expressly mentions the soft wool which was combed from the trees of the Seres or Chinese; and this natural error, less marvellous than the truth, was slowly corrected by the knowledge of a valuable insect, the first artificer of the luxury of nations. That rare and elegant luxury was censured, in the reign of Tiberius, by the gravest of the Romans; and Pliny, in affected though forcible language, has condemned the thirst of gain, which explores the last confines of the earth, for the pernicious purpose of exposing to the public eye naked draperies and transparent matrons. * A dress which showed the turn of the limbs, and color of the skin, might gratify vanity, or provoke desire; the silks which had been closely woven in China were sometimes

    unravelled by the Phnician women, and the precious materials were multiplied by a looser texture, and the intermixture of linen threads.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age of Pliny, the use of pure, or even of mixed silks, was confined to the female sex, till the opulent citizens of Rome and the provinces were insensibly familiarized with the example of Elagabalus, the first who, by this effeminate habit, had sullied the dignity of an emperor and a man. Aurelian complained, that a pound of silk was sold at Rome for twelve ounces of gold; but the supply increased with the demand, and the price diminished with the supply. If accident or monopoly sometimes raised the value even above the standard of Aurelian, the manufacturers of Tyre and Berytus were sometimes compelled,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same causes,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ninth part of that extravagant rate. A law was thought necessary to discriminate the dress of comedians from that of senators; and of the silk exported from its native country the far greater part was consumed by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They were still mo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a shell-fish of the Mediterranean, surnamed the silk-worm of the sea: the fine wool or hair by which the mother-of-pearl affixes itself to the rock is now manufactured for curiosity rather than use; and a robe obtained from the same singular materials was the gift of the Roman emperor to the satraps of Armenia.

    A valuable merchandise of small bulk is capable of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land-carriage; and the caravans traversed the whole latitude of Asia in two hundred and forty-three days from the Chinese Ocean to the sea-coast of Syria. Silk was immediately delivered to the Romans by the Persian merchants, who frequented the fairs of Armenia and Nisibis; but this trade, which in the intervals of truce was oppressed by avarice and jealousy, was totally interrupted by the long wars of the rival monarchies. The great king might proudly number Sogdiana, and even Serica, among the provinces of his empire; but his real dominion was bounded by the Oxus and his useful intercourse with the Sogdoites, beyond the river, depended on the pleasure of their conquerors, the white Huns,

    and the Turks, who successively reigned over that industrious people. Yet the most savage dominion has not extirpated the seed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n a region which is celebrated as one of the four gardens of Asia; the cities of Samarcand and Bochara are advantageously seated for the exchange of its various productions; and their merchants purchased from the Chinese, the raw or manufactured silk which they transported into Persia for the us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vain capital of China, the Sogdian caravans were entertained as the suppliant embassies of tributary kingdoms, and if they returned in safety, the bold adventure was rewarded with exorbitant gain. But the difficult and perilous march from Samarcand to the first town of Shensi, could not be performed in less than sixty, eighty, or one hundred days: as soon as they had passed the Jaxartes they entered the desert; and the wandering hordes, unless they are restrained by armies and garrisons,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citizen and the traveller as the objects of lawful rapine. To escape the Tartar robbers, and the tyrants of Persia, the silk caravans explored a more southern road; they traversed the mountains of Thibet, descended the streams of the Ganges or the Indus, and patiently expected, in the ports of Guzerat and Malabar, the annual fleets of the West. But the dangers of the desert were found less intolerable than toil, hunger, and the loss of time; the attempt was seldom renewed, and the only European who has passed that unfrequented way, applauds his own diligence, that, in nine months after his departure from Pekin, he reached the mouth of the Indus. The ocean, however, was open to the free communication of mankind. From the great river to the tropic of Cancer, the provinces of China were subdued and civilized by the emperors of the North; they were filled about the time of the Christian æra with cities and men, mulberry-trees and their precious inhabitants; and if the Chinese,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pass, had possessed the genius of the Greeks or Phnicians, they might have spread their discoveries over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 am not qualified to examine, and I am not disposed to believe, their distant voyages to the Persian Gulf, or the Cape of Good Hope; but their ancestors might

    equal the labors and success of the present race, and the sphere of their navigation might extend from the Isles of Japan to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he pillars, if we may apply that name, of an Oriental Hercules.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land, they might sail along the coast to the extreme promontory of Achin, which is annually visited by ten or twelve ships laden with the productions, the manufactures, and even the artificers of China; the Island of Sumatra and the opposite peninsula are faintly delineated as the region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e trading cities named in the geography of Ptolemy may indicate, that this wealth was not solely derived from the mines. The direct interval between Sumatra and Ceylon is about three hundred leagues: the Chinese and Indian navigators were conducted by the flight of birds and periodical winds; and the ocean might be securely traversed in square-built ships, which, instead of iron, were sewed together with the strong thread of the cocoanut. Ceylon, Serendib, or Taprobana,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hostile princes; one of whom possessed the mountains, the elephants, and the luminous carbuncle, and the other enjoyed the more solid riches of domestic industry, foreign trade, and the capacious harbor of Trinquemale, which received and dismissed the fleet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this hospitable isle, at an equal distance (as it was comput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silk merchants of China, who had collected in their voyages aloes, cloves, nutmeg, and sandal wood, maintained a free and beneficial commerce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ersian Gulf. The subjects of the great king exalted, without a rival, his power and magnificence: and the Roman, who confounded their vanity by comparing his paltry coin with a gold medal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had sailed to Ceylon, in an Æthiopian ship, as a simple passenger.

    As silk became of indispensable use, the emperor Justinian saw with concern that the Persians had occupied by land and sea the monopoly of this important supply, and that the wealth of his subjects was continually drained by a nation of enemies and idolaters. An active government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trade of Egypt and the navigation of the Red Sea, which had decay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empire; and the Roman vessels might have sailed, for the purchase of silk, to the ports of Ceylon, of Malacca, or even of China. Justinian embraced a more humble expedient, and solicited the aid of his Christian allies, the Æthiopians of Abyssinia, who had recently acquired the arts of navigation, the spirit of trade, and the seaport of Adulis, * still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a Grecian conqueror. Along the African coast, they penetrated to the equator in search of gold, emeralds, and aromatics; but they wisely declined an unequal competition, in which they must be always prevented by the vicinity of the Persians to the markets of India; and the emperor submitted to the disappointment, till his wishes were gratified by an unexpected event. The gospel had been preached to the Indians: a bishop already governed the Christians of St. Thomas on the pepper-coast of Malabar; a church was planted in Ceylon, and the missionaries pursued the footsteps of commerce to the extremities of Asia. Two Persian monks had long resided in China, perhaps in the royal city of Nankin, the seat of a monarch addicted to foreign superstitions, and who actually received an embassy from the Isle of Ceylon. Amidst their pious occupations, they viewed with a curious eye the common dress of the Chinese, the manufactures of silk, and the myriads of silk-worms, whose education (either on trees or in houses) had onc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labor of queens.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it was impracticable to transport the short-lived insect, but that in the eggs a numerous progeny might be preserved and multiplied in a distant climate. Religion or interest had more power over the Persian monks than the love of their country: after a long journey, the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imparted their project to the emperor, and were liberally encouraged by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Justinian. To the historians of that prince, a campaign at the foot of Mount Caucasus has seemed more deserving of a minute relation than the labors of these missionaries of commerce, who again entered China, deceived a jealous people by concealing the eggs of the silk-worm in a hollow cane, and returned in triumph with the spoils of the

    East. Under their direction, the eggs were hatched at the proper season by the artificial heat of dung; the worms were fed with mulberry leaves; they lived and labored in a foreign climate; a sufficient number of butterflies was saved to propagate the race, and trees were planted to supply the nourishment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s.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corrected the errors of a new attempt, and the Sogdoite ambassadors acknowledged,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that the Roman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e natives of China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sects, and the manufactures of silk, in which both China and Constantinople have been surpassed by the industry of modern Europe. I am not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of elegant luxury; yet I reflect with some pain, that if the importers of silk had introduced the art of printing, already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the comedies of Menander and the entire decads of Livy would have been perpetuated in the editions of the sixth century. A larger view of the globe might at least have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speculative science, but the Christian geography was forcibly extracted from texts of Scripture, and the study of nature was the surest symptom of an unbelieving mind. The orthodox faith confined the habitable world to one temperate zone, and represented the earth as an oblong surface, four hundred days’ journey in length, two hundred in breadth, encompassed by the ocean, and covered by the solid crystal of the firmament.

    1.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times, and with the government. Europe was overrun by the Barbarians, and Asia by the monks: the poverty of the West discouraged the trade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East: the produce of labor was consumed by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s of the church, the state, and the army; and a rapid decrease was felt in the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s which constitute the national wealth. The public distress had been alleviated by the economy of Anastasius, and that prudent emperor accumulated an immense treasure, while he delivered his people from the most odious or oppressive taxes. * Their gratitude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 abolition of the gold of

    affliction, a personal tribute on the industry of the poor, but more intolerable, as it should seem, in the form than in the substance, since the flourishing city of Edessa paid only one hundred and forty pounds of gold, which was collected in four years from ten thousand artificers. Yet such was the parsimony which supported this liberal disposition, that, in a reign of twenty-seven years, Anastasius saved, from his annual revenue, the enormous sum of thirteen millions sterling, or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His example was neglected, and his treasure was abused, by the nephew of Justin. The riches of Justinian were speedily exhausted by alms and buildings, by ambitious wars, and ignominious treaties. His revenues were found inadequate to his expenses. Every art was tried to extort from the people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he scattered with a lavish hand from Persia to France: his reign was marked by the vicissitudes or rather by the combat, of rapaciousness and avarice, of splendor and poverty; he lived with the reputation of hidden treasures, and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 the payment of his debts. Such a character has been justly accused by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nd of posterity: but public discontent is credulous; private malice is bold; and a lover of truth will peruse with a suspicious eye the instructive anecdotes of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ian represents only the vices of Justinian, and those vices are darkened by his malevolent pencil. Ambiguous actions are imputed to the worst motives; error is confounded with guilt, accident with design, and laws with abuses; the partial injustice of a moment is dexterously applied as the general maxim of a reign of thirty-two years; the emperor alone i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faults of his officers,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his subjects; and even the calamities of nature, plagues, earthquakes, and inundations, are imputed to the prince of the dæmons, who had mischievously assumed the form of Justinian.

    After this precaution, I shall briefly relate the anecdotes of avarice and rapine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I. Justinian was so profuse that he could not be liberal.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en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palace, obtained an humble rank and a moderate stipend; they ascended by seniority to a station of affluence and repose; the annual pensions, of which the most honorable class was abolished by Justinian, amounted to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nd this domestic economy was deplored by the venal or indigent courtiers as the last outrage on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The posts, the salaries of physicians, and the nocturnal illuminations, were objects of more general concern; and the cities might justly complain, that he usurped the municipal revenues which had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se useful institutions. Even the soldiers were injured; and such was the decay of military spirit, that they were injured with impunity. The emperor refused, at the return of each fifth year, the customary donative of five pieces of gold, reduced his veterans to beg their bread, and suffered unpaid armies to melt away in the wars of Italy and Persia. II. The humanity of his predecessors had always remitted, in some auspicious circumstance of their reign, the arrears of the public tribute, and they dexterously assumed the merit of resigning those claims which it was impracticable to enforce. “Justinian, in the space of thirty-two years, has never granted a similar indulgence; and many of his subjects have renounced the possession of those lands whose value is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the treasury. To the cities which had suffered by hostile inroads Anastasius promised a general exemption of seven years: the provinces of Justinian have been ravaged by the Persians and Arabs, the Huns and Sclavonians; but his vain and ridiculous dispensation of a single year has been confined to those places which were actually taken by the enemy.” Such is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ian, who expressly denies that any indulgence was granted to Palestine after the revolt of the Samaritans; a false and odious charge, confuted by the authentic record which attests a relief of thirteen centenaries of gold (fifty-two thousand pounds) obtained for that desolate province by the intercession of St. Sabas. III. Procopius has not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system of taxation, which fell like a hail-storm upon the land, like a devouring pestilence on its inhabitants: but we should

    become the accomplices of his malignity, if we imputed to Justinian alone the ancient though rigorous principle, that a whole district should be condemned to sustain the partial loss of the persons or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The Annona, or supply of corn for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capital, was a grievous and arbitrary exaction, which exceeded, perhaps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ability of the farmer; and his distress was aggravated by the partial injustic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e expense and labor of distant carriage. In a time of scarcity, an extraordinary requisition was made to the adjacent provinces of Thrace, Bithynia, and Phrygia: but the proprietors, after a wearisome journey and perilous navigation, received so inadequate a compensation, that they would have chosen the alternative of delivering both the corn and price at the doors of their granaries. These precautions might indicate a tender solicitud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apital; yet Constantinople did not escape the rapacious despotism of Justinian. Till his reign, the Strait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were open to the freedom of trade, and nothing was prohibited except the exportation of arm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Barbarians. At each of these gates of the city, a prætor was stationed, the minister of Imperial avarice; heavy customs were imposed on the vessels and their merchandise; the oppression was retaliated on the helpless consumer; the poor were afflicted by the artificial scarcity, and exorbitant price of the market; and a people, accustomed to depend on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ince, might sometimes complain of the deficiency of water and bread. The aerial tribute, without a name, a law, or a definite object, was an annual gif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which the emperor accepted from his Prætorian præfect; and the means of payment were abandoned to the discretion of that powerful magistrate. IV. Even such a tax was less intolerable than the privilege of monopolies, * which checked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industry, and, for the sake of a small and dishonest gain, imposed an arbitrary burden on the wants and luxury of the subject. “As soon” (I transcribe the Anecdotes) “as the exclusive sale of silk was usurped by the Imperial treasurer, a whole people, the manufacturers of Tyre and Berytus, was

    reduced to extreme misery, and either perished with hunger, or fled to the hostile dominions of Persia.” A province might suffer by the decay of its manufactures, but in this example of silk, Procopius has partially overlooked the inestimable and lasting benefit which the empire received from the curiosity of Justinian. His addition of one seventh to the ordinary price of copper money may be interpreted with the same candor; and the alteration, which might be wise, appears to have been innocent; since he neither alloyed the purity, nor enhanced the value, of the gold coin, the legal measur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ayments. V. The ample jurisdiction required by the farmers of the revenue to accomplish their engagements might be placed in an odious light, as if they had purchased from the empero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nd a more direct sale of honors and offices was transacted in the palace, with the permission, or at least with the connivance,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e claims of merit, even those of favor, were disregarded, and it was almost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bold adventurer, who had undertaken the trade of a magistrate, should find a rich compensation for infamy, labor, danger, the debts which he had contracted, and the heavy interest which he paid. A sense of the disgrace and mischief of this venal practice, at length awakened the slumbering virtue of Justinian; and he attempted, by the sanction of oaths and penalties, to guard the integrity of his government: but at the end of a year of perjury, his rigorous edict was suspended, and corruption licentiously abused her triumph over the impotence of the laws. VI. The testament of Eulalius, count of the domestics, declared the emperor his sole heir, on condition, however, that he should discharge his debts and legacies, allow to his three daughters a decent maintenance, and bestow each of them in marriage, with a portion of ten pounds of gold. But the splendid fortune of Eulalius had been consumed by fire, and the inventory of his goods did not exceed the trifling sum of five hundred and sixty-four pieces of gold. A similar instance, in Grecian history, admonished the emperor of the honorable part prescribed for his imitation. He checked the selfish murmurs of the treasury, applauded the confidence of his friend, discharged the legacies

    and debts, educated the three virgins under the eye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and doubled the marriage portion which had satisfied the tenderness of their father. The humanity of a prince (for princes cannot be generous) is entitled to some praise; yet even in this act of virtue we may discover the inveterate custom of supplanting the legal or natural heirs, which Procopius imputes to the reign of Justinian. His charge is supported by eminent names and scandalous examples; neither widows nor orphans were spared; and the art of soliciting, or extorting, or supposing testaments, was beneficially practised by the agents of the palace. This base and mischievous tyranny invades the security of private life; and the monarch who has indulged an appetite for gain, will soon be tempted to anticipate the moment of succession, to interpret wealth as an evidence of guilt, and to proceed, from the claim of inheritance, to the power of confiscation. VII. Among the forms of rapine, a philosopher may be permitted to name the conversion of Pagan or heretical riches to the use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e time of Justinian this holy plunder was condemned by the sectaries alone, who became the victims of his orthodox avarice.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V.

    Dishonor might be ultimately reflected on the character of Justinian; but much of the guilt, and still more of the profit, was intercepted by the ministers, who were seldom promoted for their virtues, and not always selected for their talents. The merits of Tribonian the quæstor will hereafter be weighed i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oman law; but the economy of the East was subordinate to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and Procopius has justified his anecdotes by the portrait which he exposes in his public history, of the notorious vices of John of Cappadocia. * His knowledge was not borrowed from the schools, and his style was scarcely legible; but he excelled in the powers of native genius, to suggest the wisest counsels, and to find

    expedients in the most desperate situations. The corruption of his heart was equal to the vigor of his understanding. Although he was suspected of magic and Pagan superstition, he appeared insensible to the fear of God or the reproaches of man; and his aspiring fortune was raised on the death of thousands, the poverty of millions, the ruins of cities, and the desolation of provinces. From the dawn of light to the moment of dinner, he assiduously labored to enrich his master and himself at the expense of the Roman world; the remainder of the day was spent in sensual and obscene pleasures, * and the silent hours of the night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perpetual dread of the justice of an assassin. His abilities, perhaps his vices, recommended him to the lasting friendship of Justinian: the emperor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fury of the people; his victory was displayed by the immediate restoration of their enemy; and they felt above ten years, under his oppressive administration, that he was stimulated by revenge, rather than instructed by misfortune. Their murmurs served only to fortify the resolution of Justinian; but the resentment of Theodora, disdained a power before which every knee was bent, and attempted to sow the seeds of discord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beloved consort. Even Theodora herself was constrained to dissemble, to wait a favorable moment, and, by an artful conspiracy, to render John of Cappadocia the accomplice of his own destruction. At a time when Belisarius, unless he had been a hero, must have shown himself a rebel, his wife Antonina, who enjoyed the secret confidence of the empress, communicated his feigned discontent to Euphemia, the daughter of the præfect; the credulous virgin imparted to her father the dangerous project, and John, who might have known the value of oaths and promises, was tempted to accept a nocturnal, and almost treasonable, interview with the wife of Belisarius. An ambuscade of guards and eunuchs had been posted by the command of Theodora; they rushed with drawn swords to seize or to punish the guilty minister: he was saved by the fidelity of his attendants; but instead of appealing to a gracious sovereign, who had privately warned him of his danger, he pusillanimously fled to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The favorite of Justinian was sacrificed to conjugal

    tenderness or domestic tranquility; the conversion of a præfect into a priest extinguished his ambitious hopes: but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alleviated his disgrace, and he retained in the mild exile of Cyzicus an ample portion of his riches. Such imperfect revenge could not satisfy the unrelenting hatred of Theodora; the murder of his old enemy, the bishop of Cyzicus, afforded a decent pretence; and John of Cappadocia, whose actions had deserved a thousand deaths, was at last condemned for a crime of which he was innocent. A great minister, who had been invested with the honors of consul and patrician, was ignominiously scourged like the vilest of malefactors; a tattered cloak was the sole remnant of his fortunes; he was transported in a bark to the place of his banishment at Antinopolis in Upper Egypt, and the præfect of the East begged his bread through the cities which had trembled at his name. During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his life was protracted and threatened by the ingenious cruelty of Theodora; and when her death permitted the emperor to recall a servant whom he had abandoned with regret, the ambition of John of Cappadocia was reduced to the humble duties of the sacerdotal profession. His successors convinced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that the arts of oppression might still be improved by experience and industry; the frauds of a Syrian banker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nances; and the example of the præfect was diligently copied by the quæst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easurer, the governors of provinces, and the principal magistrat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1. The edifices of Justinian were cemented with the blood and treasure of his people; but those stately structures appeared to announce the prosperity of the empire, and actually displayed the skill of their architects.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arts which depend on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mechanical power, were cultivat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emperors; the fame of Archimedes was rivalled by Proclus and Anthemius; and if their miracles had been related by intelligent spectators, they might now enlarge the

    speculations, instead of exciting the distrust, of philosophers. A tradition has prevailed, that the Roman fleet was reduced to ashes in the port of Syracuse, by the burning-glasses of Archimedes; and it is asserted, that a similar expedient was employed by Proclus to destroy the Gothic vessels in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otect his benefactor Anastasius against the bold enterprise of Vitalian. A machine was fixed on the walls of the city, consisting of a hexagon mirror of polished brass, with many smaller and movable polygons to receive and reflect the rays of the meridian sun; and a consuming flame was darted, to the distance, perhaps of two hundred feet. The truth of these two extraordinary facts is invalida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ans; and the use of burning-glasses was never adopted in the attack or defence of places. Yet the admirable experiments of a French philosopher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mirror; and, since it is possible, I am more disposed to attribute the art to the greatest mathematicians of antiquity, than to give the merit of the fiction to the idle fancy of a monk or a sophist. According to another story, Proclus applied sulphur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othic fleet; in a modern imagination, the name of sulphur is instantly connected with the suspicion of gunpowder, and that suspicion is propagated by the secret arts of his disciple Anthemius. A citizen of Tralles in Asia had five sons, who were all distingu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s by merit and success. Olympius excelled in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the Roman jurisprudence. Dioscorus and Alexander became learned physicians; but the skill of the former was exercised for the benefit of his fellow-citizens, while his more ambitious brother acquired wealth and reputation at Rome. The fame of Metrodorus the grammarian, and of Anthemius the mathematician and architect,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who invited them to Constantinople; and while the one instructed the rising generation in the schools of eloquence, the other filled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with more lasting monuments of his art. In a trifling dispute relative to the walls or windows of their contiguous houses, he had been vanquished by the eloquence of his neighbor Zeno; but the

    orator was defeated in his turn by the master of mechanics, whose malicious, though harmless, stratagems are darkly represented by the ignorance of Agathias. In a lower room, Anthemius arranged several vessels or caldrons of water, each of them covered by the wide bottom of a leathern tube, which rose to a narrow top, and was artificially conveyed among the joists and rafters of the adjacent building. A fire was kindled beneath the caldron; the steam of the boiling water ascended through the tubes; the house was shaken by the efforts of imprisoned air, and its trembling inhabitants might wonder that the city was unconscious of the earthquake which they had felt. At another time, the friends of Zeno, as they sat at table, were dazzled by the intolerable light which flashed in their eyes from the reflecting mirrors of Anthemius;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noise which he produced from the collision of certain minute and sonorous particles; and the orator declared in tragic style to the senate, that a mere mortal must yield to the power of an antagonist, who shook the earth with the trident of Neptune, and imitated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of Jove himself. The genius of Anthemius, and his colleague Isidore the Milesian, was excited and employed by a prince, whose taste for architecture had degenerated into a mischievous and costly passion. His favorite architects submitted their designs and difficulties to Justinian, and discreetly confessed how much their laborious meditations were surpassed by the intuitive knowledge of celestial inspiration of an emperor, whose views were always directed to the benefit of his people, the glory of his reign, and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The principal church, which was dedicated by the founder of Constantinople to St. Sophia, or the eternal wisdom, had been twice destroyed by fire; after the exile of John Chrysostom, and during the Nika of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No sooner did the tumult subside, than the Christian populace deplored their sacrilegious rashness; but they might have rejoiced in the calamity, had they foreseen the glory of the new temple, which at the end of forty days was strenuously undertaken by

    the piety of Justinian. The ruins were cleared away, a more spacious plan was described, and as it required the consent of some proprietors of ground, they obtained the most exorbitant terms from the eager desires and timorous conscience of the monarch. Anthemius formed the design, and his genius directed the hands of ten thousand workmen, whose payment in pieces of fine silver was never delayed beyond the evening. The emperor himself, clad in a linen tunic, surveyed each day their rapid progress, and encouraged their diligence by his familiarity, his zeal, and his rewards. The new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atriarch, five years, eleven months, and ten days from the first founda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solemn festival Justinian exclaimed with devout vanity, “Glory be to God, who hath thought me worthy to accomplish so great a work; I have vanquished thee, O Solomon!” But the pride of the Roman Solomon, before twenty years had elapsed, was humbled by an earthquake, which overthrew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dome. Its splendor was again restor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me prince; and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reign, Justinian celebrated the second dedication of a temple which remains, after twelve centuries, a stately monument of his fame. The architecture of St. Sophia, which is now converted into the principal mosch, has been imitated by the Turkish sultans, and that venerable pile continues to excite the fond admiration of the Greeks, and the more rational curiosity of European travellers. The eye of the spectator is disappointed by an irregular prospect of half-domes and shelving roofs: the western front, the principal approach, is destitute of simplicity and magnificence; and the scale of dimensions has been much surpassed by several of the Latin cathedrals. But the architect who first erected and aerial cupola, is entitled to the praise of bold design and skilful executi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lluminated by four-and-twenty windows, is formed with so small a curve, that the depth is equal only to one sixth of its diameter; the measure of that diameter is one hundred and fifteen feet, and the lofty centre, where a crescent has supplanted the cross, rises to the perpendicular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y feet above the pavement. The circle which encompasses the dome, lightly

    reposes on four strong arches, and their weight is firmly supported by four massy piles, whose strength is assisted, o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by four columns of Egyptian granite. A Greek cross, inscribed in a quadrangle, represents the form of the edifice; the exact breadth is two hundred and forty-three feet,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nine may be assigned for the extreme length from the sanctuary in the east, to the nine western doors, which open into the vestibule, and from thence into the narthex or exterior portico. That portico was the humble station of the penitents. The nave or body of the church was filled by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faithful; but the two sexes were prudently distinguished,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allotted for the more private devotion of the women. Beyo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iles, a balustrade, terminat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throne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divided the nave from the choir; and the space, as far as the steps of the altar, was occupied by the clergy and singers. The altar itself, a name which insensibly became familiar to Christian ears, was placed in the eastern recess, artificially built in the form of a demi-cylinder; and this sanctuary communicated by several doors with the sacristy, the vestry, the baptistery, and the contiguous buildings, subservient either to the pomp of worship, or the private use of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The memory of past calamities inspired Justinian with a wise resolution, that no wood, except for the doors, should be admitted into the new edifice; and the choice of the mate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strength, the lightness, or the splendor of the respective parts. The solid piles which contained the cupola were composed of huge blocks of freestone, hewn into squares and triangles, fortified by circles of iron, and firmly cemented by the infusion of lead and quicklime: but the weight of the cupola was diminished by the levity of its substance, which consists either of pumice-stone that floats in the water, or of bricks from the Isle of Rhodes, five times less ponderous than the ordinary sort. The whole frame of the edifice was constructed of brick; but those base materials were concealed by a crust of marble; and the inside of St. Sophia, the cupola, the two larger, and the six smaller, semi-domes, the walls, the hundred columns,

    and the pavement, delight even the eyes of Barbarians, with a rich and variegated picture. A poet, who beheld the primitive lustre of St. Sophia, enumerates the colors, the shades, and the spots of ten or twelve marbles, jaspers, and porphyries, which nature had profusely diversified, and which were blended and contrasted as it were by a skilful painter. The triumph of Christ was adorned with the last spoils of Paganism,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costly stones was extracted from the quarries of Asia Minor, the isles and continent of Greece, Egypt, Africa, and Gaul. Eight columns of porphyry, which Aurelian had placed in the temple of the sun, were offered by the piety of a Roman matron; eight others of green marble were presented by the ambitious zeal of the magistrates of Ephesus: both are admirable by their size and beauty, but every order of architecture disclaims their fantastic capital. A variety of ornaments and figures was curiously expressed in mosaic; and the images of Christ, of the Virgin, of saints, and of angels, which have been defaced by Turkish fanaticism, were dangerously exposed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According to the sanctity of each object, the precious metal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n leaves or in solid masses. The balustrade of the choir, the capitals of the pillars, the ornaments of the doors and galleries, were of gilt bronze; the spectator was dazzled by the glittering aspect of the cupola; the sanctuary contained forty thousand pounds weight of silver; and the holy vases and vestments of the altar were of the purest gold, enriched with inestimable gems.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had arisen two cubits above the ground, forty-five thousand two hundred pounds were already consumed; and the whole expense amounted to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each reader,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his belief, may estimate their value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but the sum of one million sterl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lowest computation. A magnificent temple is a laudable monument of national taste and religion; and the enthusiast who entered the dome of St. Sophia might be tempted to suppose that it was the residence, or even the workmanship, of the Deity. Yet how dull is the artifice, how insignificant is

    the labor, if it be compar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vilest insect that crawls upon the surface of the temple!

    So minute a description of an edifice which time has respected, may attest the truth, and excuse the relation, of the innumerable works, both in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which Justinian constructed on a smaller scale and less durable foundations. In Constantinople alone and the adjacent suburbs, he dedicated twenty-five churches to the honor of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most of these churches were decorated with marble and gold; and their various situation was skilfully chosen in a populous square, or a pleasant grove; on the margin of the sea-shore, or on some lofty eminence which overlooked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t Constantinople, and that of St. John at Ephesus, appear to have been framed on the same model: their domes aspired to imitate the cupolas of St. Sophia; but the altar was more judiciously placed under the centre of the dome, at the junction of four stately porticos, which more accurately expressed the figure of the Greek cross. The Virgin of Jerusalem might exult in the temple erected by her Imperial votary on a most ungrateful spot, which afforded neither ground nor materials to the architect. A level was formed by raising part of a deep valley to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 The stones of a neighboring quarry were hewn into regular forms; each block was fixed on a peculiar carriage, drawn by forty of the strongest oxen, and the roads were widened for the passage of such enormous weights. Lebanon furnished her loftiest cedars for the timbers of the church; and the seasonable discovery of a vein of red marble supplied its beautiful columns, two of which, the supporters of the exterior portico, were esteemed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The pious munificence of the emperor was diffused over the Holy Land; and if reason should condemn the monasteries of both sexes which were built or restored by Justinian, yet charity must applaud the wells which he sunk, and the hospitals which he founded, for the relief of the weary pilgrims. The schismatical temper of Egypt was ill entitled to the royal bounty; but in

    Syria and Africa, some remedies were applied to the disasters of wars and earthquakes, and both Carthage and Antioch, emerging from their ruins, might revere the name of their gracious benefactor. Almost every saint in the calendar acquired the honors of a temple; almost every city of the empire obtained the solid advantages of bridges, hospitals, and aqueducts; but the severe liberality of the monarch disdained to indulge his subjects in the popular luxury of baths and theatres. While Justinian labor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he was not unmindful of his own dignity and ease. The Byzantine palace, which had been damaged by the conflagration, was restored with new magnificence; and some notion may be conceived of the whole edifice, by the vestibule or hall, which, from the doors perhaps, or the roof, was surnamed chalce, or the brazen. The dome of a spacious quadrangle was supported by massy pillars; the pavement and walls were incrusted with many-colored marbles — the emerald green of Laconia, the fiery red, and the white Phrygian stone, intersected with veins of a sea-green hue: the mosaic paintings of the dome and sides represented the glories of the African and Italian triumphs. On the Asiatic shore of the Propontis, at a small distance to the east of Chalcedon, the costly palace and gardens of Heræum were prepared for the summer residence of Justinian, and more especially of Theodora. The poets of the age have celebrated the rare alliance of nature and art, the harmony of the nymphs of the groves,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ves: yet the crowd of attendants who followed the court complained of their inconvenient lodgings, and the nymphs were too often alarmed by the famous Porphyrio, a whale of ten cubits in breadth, and thirty in length, who was stranded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Sangaris, after he had infeste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seas of Constantinople.

    The fortification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multiplied by Justinian; but the repetition of those timid and fruitless precautions exposes, to a philosophic eye, the debility of the empire. From Belgrade to the Euxine, from the conflux of the

    Save to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a chain of above fourscore fortified places was extend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 Single watch-towers were changed into spacious citadels; vacant walls, which the engineers contracted or enlarg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ground, were filled with colonies or garrisons; a strong fortress defended the ruins of Trajan’s bridge, and several military stations affected to spread beyond the Danube the pride of the Roman name. But that name was divested of its terrors; the Barbarians, in their annual inroads, passed, and contemptuously repassed, before these useless bulwark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frontier, instead of reposing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general defence, were compelled to guard, with incessant vigilance, their separate habitations. The solitude of ancient cities, was replenished; the new foundations of Justinian acquired, perhaps too hastily, the epithets of impregnable and populous; and the auspicious place of his own nativity attracted the grateful reverence of the vainest of princes. Under the name of Justiniana prima, the obscure village of Tauresium became the seat of an archbishop and a præfect, whose jurisdiction extended over seven warlike provinces of Illyricum; and the corrupt apellation of Giustendil still indicates, about twen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Sophia, the residence of a Turkish sanjak. For the use of the emperor’s countryman, a cathedral, a place, and an aqueduct, were speedily construc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were adapted to the greatness of a royal cit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resist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Justinian, the unskilful assaults of the Huns and Sclavonians. Their progress was sometimes retarded, and their hopes of rapine were disappointed, by the innumerable castles which, in the provinces of Dacia, Epirus, Thessaly, Macedonia, and Thrace, appeared to cov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country. Six hundred of these forts were built or repaired by the emperor; but it seem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far greater part consisted only of a stone or brick tower, in the midst of a square or circular area,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a wall and ditch, and afforded in a moment of danger some protection to the peasants and cattle of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Yet these military works, which exhausted the public

    treasure, could not remove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Justinian and his European subjects. The warm baths of Anchialus in Thrace were rendered as safe as they were salutary; but the rich pastures of Thessalonica were foraged by the Scythian cavalry; the delicious vale of Temp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Danube, was continually alarmed by the sound of war; and no unfortified spot, however distant or solitary, could securely enjo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The Straits of Thermopylæ, which seemed to protect, but which had so often betrayed, the safety of Greece, were diligently strengthened by the labors of Justinian. From the edge of the sea-shore, through the forests and valleys, and as far as the summit of the Thessalian mountains, a strong wall was continued, which occupied every practicable entrance. Instead of a hasty crowd of peasants, a garrison of two thousand soldiers was stationed along the rampart; granaries of corn and reservoirs of water were provided for their use; and by a precaution that inspired the cowardice which it foresaw, convenient fortresses were erected for their retreat. The walls of Corinth, overthrown by an earthquake, and the mouldering bulwarks of Athens and Platæa, were carefully restored; the Barbarian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prospect of successive and painful sieges: and the naked cities of Peloponnesus were covered by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Isthmus of Corinth. At the extremity of Europe, another peninsula, the Thracian Chersonesus, runs three days’ journey into the sea, to form, with the adjacent shores of Asia,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intervals between eleven populous towns were filled by lofty woods, fair pastures, and arable lands; and the isthmus, of thirty seven stadia or furlongs, had been fortified by a Spartan general ni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reign of Justinian. In an age of freedom and valor, the slightest rampart may prevent a surprise; and Procopius appears insensible of the superiority of ancient times, while he praises the solid construction and double parapet of a wall, whose long arms stretched on either side into the sea; but whose strength was deemed insufficient to guard the Chersonesus, if each city, and particularly Gallipoli and Sestus, had not been secured by their peculiar fortifications. The long wall, as it was

    emphatically styled, was a work as disgraceful in the object, as it was respectable in the execution. The riches of a capital diffuse themselves over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and the territory of Constantinople a paradise of nature, was adorned with the luxurious gardens and villas of the senators and opulent citizens. But their wealth served only to attract the bold and rapacious Barbarians; the noblest of the Romans, in the bosom of peaceful indolence, were led away into Scythian captivity, and their sovereign might view from his palace the hostile flames which were insolently spread to the gates of the Imperial city. At the distance only of forty miles, Anastasius was constrained to establish a last frontier; his long wall, of sixty miles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Euxine, proclaimed the impotence of his arms; and as the danger became more imminent, new fortifications were added by the indefatigable prudence of Justinian.

    Asia Minor,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Isaurians, remained without enemies and without fortifications. Those bold savages, who had disdained to be the subjects of Gallienus, persisted two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in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nd rapine. The most successful princes respected the strength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despair of the natives; their fierce spirit was sometimes soothed with gifts, and sometimes restrained by terror; and a military count, with three legions, fixed his permanent and ignominious sta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Roman provinces. But no sooner was the vigilance of power relaxed or diverted, than the light-armed squadrons descended from the hills, and invaded the peaceful plenty of Asia. Although the Isaurians were not remarkable for stature or bravery, want rendered them bold, and experience made them skilful in the exercise of predatory war. They advanced with secrecy and speed to the attack of villages and defenceless towns; their flying parties have sometimes touched the Hellespont, the Euxine, and the gates of Tarsus, Antioch, or Damascus; and the spoil was lodged in their inaccessible mountains, before the Roman troops had received their orders, or the distant province had computed its loss. The guilt of

    rebellion and robbery excluded them from the rights of national enemies; and the magistrates were instructed, by an edict, that the trial or punishment of an Isaurian, even on the festival of Easter, was a meritorious act of justice and piety. If the captives were condemned to domestic slavery, they maintained, with their sword or dagger, the private quarrel of their masters; and it was found expedient for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o prohibit the service of such dangerous retainers. When their countryman Tarcalissæus or Zeno ascended the throne, he invited a faithful and formidable band of Isaurians, who insulted the court and city, and were rewarded by an annual tribute of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But the hopes of fortune depopulated the mountains, luxury enervated the hardiness of their minds and bodies,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mixed with mankind, they became less qualified for the enjoyment of poor and solitary freedom. After the death of Zeno, his successor Anastasius suppressed their pensions, exposed their persons to the revenge of the people, banished them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prepared to sustain a war, which left only the alternative of victory or servitude. A brother of the last emperor usurped the title of Augustus; his cause was powerfully supported by the arms, the treasures, and the magazines, collected by Zeno; and the native Isaurians must have formed the smallest portion of th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Barbarians under his standard, which was sanc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presence of a fighting bishop. Their disorderly numbers were vanquished in the plains of Phrygia by the valor and discipline of the Goths; but a war of six years almost exhausted the courage of the emperor. The Isaurians retired to their mountains; their fortresses were successively besieged and ruine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was intercepted; the bravest of their leaders died in arms; the surviving chiefs, before their execution,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hrough the hippodrome; a colony of their youth was transplanted into Thrace, and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submitted to the Roman government. Yet some generations elapsed before their minds were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slavery. The populous villages of Mount Taurus were filled with horsemen and archers: they resisted the

    imposition of tributes, but they recruited the armies of Justinian; and his civil magistrates, the proconsul of Cappadocia, the count of Isauria, and the prætors of Lycaonia and Pisidia, were invested with military power to restrain the licentious practice of rapes and assassinations.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V.

    If we extend our view from the tropic to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we may observe, on one hand, the precautions of Justinian to curb the savages of Æthiopia, and on the other, the long walls which he constructed in Crimæa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friendly Goths, a colony of three thousand shepherds and warriors. From that peninsula to Trebizond, the eastern curve of the Euxine was secured by forts, by alliance, or by religion; and the possession of Lazica, the Colchos of ancient, the Mingrelia of modern, geography, soon became the object of an important war. Trebizond, in after-times the seat of a romantic empire, was indebted to the liberality of Justinian for a church, an aqueduct, and a castle, whose ditches are hewn in the solid rock. From that maritime city, frontier line of five hundred miles may be drawn to the fortress of Circesium, the last Roman station on the Euphrates. Above Trebizond immediately, and five days’ journey to the south, the country rises into dark forests and craggy mountains, as savage though not so lofty as the Alps and the Pyrenees. In this rigorous climate, where the snows seldom melt, the fruits are tardy and tasteless, even honey is poisonous: the most industrious tillage would be confined to some pleasant valleys; and the pastoral tribes obtained a scanty sustenance from the flesh and milk of their cattle. The Chalybians derived their name and temper from the iron quality of the soil; and, since the days of Cyrus, they might produce, under the various appellations of Chadæans and Zanians, an uninterrupted prescription of war and rapine. Under the reign of Justinian, they acknowledged the god and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 seven fortresses were built in the most accessible passages, to exclude the ambition of the Persian monarch.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Euphrates descends from the Chalybian mountains, and seems to flow towards the west and the Euxine: bending to the south-west, the river passes under the walls of Satala and Melitene, (which were restored by Justinian as the bulwarks of the Lesser Armenia,) and gradually approaches the Mediterranean Sea; till at length, repelled by Mount Taurus, the Euphrates inclines its long and flexible course to the south-east and the Gulf of Persia. Among the Roman cities beyond the Euphrates, we distinguish two recent foundations, which were named from Theodosius, and the relics of the martyrs; and two capitals, Amida and Edessa, which are celebrated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age. Their strength was proportioned by Justinian to the danger of their situation. A ditch and palisade might be sufficient to resist the artless force of the cavalry of Scythia; but more elaborate works were required to sustain a regular siege against the arms and treasures of the great king. His skilful engineers understood the methods of conducting deep mines, and of raising platforms to the level of the rampart: he shook the strongest battlements with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sometimes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with a line of movable turrets on the backs of elephants. In the great cities of the East, the disadvantage of space, perhaps of position, was compensated by the zeal of the people, who seconded the garrison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religion; and the fabulous promise of the Son of God, that Edessa should never be taken, filled the citizens with valiant confidence, and chilled the besiegers with doubt and dismay. The subordinate town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were diligent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osts which appeared to have any command of ground or water were occupied by numerous forts, substantially built of stone, or more hastily erected with the obvious materials of earth and brick. The eye of Justinian investigated every spot; and his cruel precautions might attract the war into some lonely vale, whose peaceful natives, connected by trade and marriage, were ignorant of national discord and the quarrels of princes. Westward of the Euphrates, a sandy desert extends

    above six hundred miles to the Red Sea. Nature had interposed a vacant solitude between the ambition of two rival empires; the Arabians, till Mahomet arose, were formidable only as robbers; and in the proud security of peace the fortifications of Syria were neglected on the most vulnerable side.

    But the national enmity, at least the effects of that enmity, had been suspended by a truce, which continued above fourscore years. An ambassador from the emperor Zeno accompanied the rash and unfortunate Perozes, * in hi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Nepthalites, or white Huns, whose conquests had been stretched from the Caspian to the heart of India, whose throne was enriched with emeralds, and whose cavalry was supported by a line of two thousand elephants. The Persians * were twice circumvented, in a situation which made valor useless and flight impossible; and the double victory of the Huns was achieved by military stratagem. They dismissed their royal captive after he had submitted to adore the majesty of a Barbarian; and the humiliation was poorly evaded by the casuistical subtlety of the Magi, who instructed Perozes to direct his attention to the rising sun. The indignant successor of Cyrus forgot his danger and his gratitude; he renewed the attack with headstrong fury, and lost both his army and his life. The death of Perozes abandoned Persia to her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nd twelve years of confusion elapsed before his son Cabades, or Kobad, could embrace any designs of ambition or revenge. The unkind parsimony of Anastasius was the motive or pretence of a Roman war; the Huns and Arabs marched under the Persian standard, a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were, at that time, in a ruinous or imperfect condition. The emperor returned his thanks to the governor and people of Martyropolis for the prompt surrender of a city which could not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and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odosiopolis might justify the conduct of their prudent neighbors. Amida sustained a long and destructive siege: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the loss of fifty thousand of the

    soldiers of Cabades was not balanced by any prospect of success, and it was in vain that the Magi deduced a flattering prediction from the indecency of the women * on the ramparts, who had revealed their most secret charms to the eyes of the assailants. At length, in a silent night, they ascended the most accessible tower, which was guarded only by some monks, oppressed, after the duties of a festival, with sleep and wine. Scaling-ladders were applied at the dawn of day; the presence of Cabades, his stern command, and his drawn sword, compelled the Persians to vanquish; and before it was sheathed, fourscore thousand of the inhabitants had expiated the blood of their companions. After the siege of Amida, the war continued three years, and the unhappy frontier tasted the full measure of its calamities. The gold of Anastasius was offered too late, the number of his troops was defeated by the number of their generals; the country was stripped of its inhabitants, and bo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were abandoned to the wild beasts of the desert. The resistance of Edessa, and the deficiency of spoil, inclined the mind of Cabades to peace: he sold his conquests for an exorbitant price; and the same line, though marked with slaughter and devastation, still separated the two empires. To avert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evils, Anastasius resolved to found a new colony, so strong, that it should defy the power of the Persian, so far advanced towards Assyria, that its stationary troops might defend the province by the menace or operation of offensive war. For this purpose, the town of Dara, fourteen miles from Nisibis, and four days’ journey from the Tigris, was peopled and adorned; the hasty works of Anastasius were improv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Justinian; and, without insisting on places less important, the fortifications of Dara may represent the military architecture of the age. The city was surrounded with two walls,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m, of fifty paces, afforded a retreat to the cattle of the besieged. The inner wall was a monument of strength and beauty: it measured sixty feet from the ground, and the height of the towers was one hundred feet; the loopholes, from whence an enemy might be annoyed with missile weapons, were small, but numerous; the soldiers were planted along the rampart, under the shelter of

    double galleries, and a third platform, spacious and secure, was raised on the summit of the towers. The exterior wall appears to have been less lofty, but more solid; and each tower was protected by a quadrangular bulwark. A hard, rocky soil resisted the tools of the miners, and on the south-east, where the ground was more tractable, their approach was retarded by a new work, which advanced in the shape of a half-moon. The double and treble ditches were filled with a stream of water; an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iver, the most skilful labor was employed to supply the inhabitants, to distress the besiegers, and to prevent the mischiefs of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inundation. Dara continued more than sixty years to fulfil the wishes of its founders, and to provoke the jealousy of the Persians, who incessantly complained, that this impregnable fortress had been constructed in manifest violation of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

    Between the Euxine and the Caspian, the countries of Colchos, Iberia, and Albania, are intersected in every direction by the branches of Mount Caucasus; and the two principal gates, or passes, from north to south, have been frequently confounded in the geography both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The name of Caspian or Albanian gates is properly applied to Derbend, which occupies a short declivity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the city, if we give credit to local tradition, had been founded by the Greeks; and this dangerous entrance was fortified by the kings of Persia with a mole, double walls, and doors of iron. The Iberian gates * are formed by a narrow passage of six miles in Mount Caucasus, which opens from the northern side of Iberia, or Georgia, into the plain that reaches to the Tanais and the Volga. A fortress, designed by Alexander perhaps, or one of his successors, to command that important pass, had descended by right of conquest or inheritance to a prince of the Huns, who offered it for a moderate price to the emperor; but while Anastasius paused, while he timorously computed the cost and the distance, a more vigilant rival interposed, and Cabades forcibly occupied the Straits of Caucasus. The Albanian and Iberian

    gates excluded the horsemen of Scythia from the shortest and most practicable roads, and the whole front of the mountains was covered by the rampart of Gog and Magog, the long wall which has excited the curiosity of an Arabian caliph and a Russian conqueror. According to a recent description, huge stones, seven feet thick, and twenty-one feet in length or height, are artificially joined without iron or cement, to compose a wall, which runs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shores of Derbend, over the hills, and through the valleys of Daghestan and Georgia. Without a vision, such a work might be undertaken by the policy of Cabades; without a miracle, it might be accomplished by his son, so formidable to the Romans, under the name of Chosroes; so dear to the Orientals, under the appellation of Nushirwan. The Persian monarch held in his hand the keys both of peace and war; but he stipulated, in every treaty, that Justinian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expense of a common barrier, which equally protected the two empires from the inroads of the Scythians.

    VII. Justinian suppressed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the consulship of Rome, which had given so many sages and heroes to mankind. Both these institutions had long since degenerated from their primitive glory; yet some reproach may be justly inflicted on the avarice and jealousy of a prince, by whose hand such venerable ruins were destroyed.

    Athens, after her Persian triumphs, adopted the philosophy of Ionia and the rhetoric of Sicily; and these studies became the patrimony of a city, whose inhabitants, about thirty thousand males, condensed, within the period of a single life, the genius of ages and millions. Our sense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is exalted by the simple recollection, that Isocrates was the companion of Plato and Xenophon; that he assisted, perhaps with the historian Thucydides, at the fir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pus of Sophocles and the Iphigenia of Euripides; and that his pupils Æschines and Demosthenes contended for the crown of patriotism in the presence of Aristotle, the master of Theophrastus, who taught at Athens with the founders of the

    Stoic and Epicurean sects. The ingenuous youth of Attica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their domestic education, which was communicated without envy to the rival cities. Two thousand disciples heard the lessons of Theophrastus; the schools of rhetoric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populous than those of philosophy; and a rapid succession of students diffused the fame of their teachers as far as the utmost limits of the Grecian language and name. Those limits were enlarged by the victories of Alexander; the arts of Athens survived her freedom and dominion; and the Greek colonies which the Macedonians planted in Egypt, and scattered over Asia, undertook long and frequent pilgrimages to worship the Muses in their favorite temple on the banks of the Ilissus. The Latin conquerors respectfully listened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subjects and captives; the names of Cicero and Horace were enrolled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after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natives of Italy, of Africa, and of Britain, conversed in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with their fellow-students of the East. The studies of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are congenial to a popular state, which encourages the freedom of inquiry, and submits only to the force of persuasion. In the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Rome, the art of speaking was the powerful engine of patriotism or ambition; and the schools of rhetoric poured forth a colony of statesmen and legislators. When the liberty of public debate was suppressed, the orator, in the honorable profession of an advocate, might plead the cause of innocence and justice; he might abuse his talents in the more profitable trade of panegyric; and the same precepts continued to dictate the fanciful declamations of the sophist, and the chaster beauties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The systems which professed to unfold the nature of God, of man, and of the universe, entertained the curiosity of the philosophic stud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temper of his mind, he might doubt with the Sceptics, or decide with the Stoics, sublimely speculate with Plato, or severely argue with Aristotle. The pride of the adverse sects had fixed an unattainable term of moral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but the race was glorious and salutary; the disciples of Zeno, and even those of Epicurus, were taught

    both to act and to suffer; and the death of Petronius was not less effectual than that of Seneca, to humble a tyrant by the discovery of his impotence. The light of science could not indeed be conf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Athens. Her incomparable writers address themselves to the human race; the living masters emigrated to Italy and Asia; Berytus, in later times, wa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astronomy and physic were cultivated in the musæum of Alexandria; but the Attic schools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maintained their superior reputation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thens, though situate in a barren soil, possessed a pure air, a free navigation, and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art. That sacred retirement was seldom disturbed by the business of trade or government; and the last of the Athenians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lively wit, the purity of their taste and language, their social manners, and some traces, at least in discourse, of the magnanimity of their fathers. In the suburbs of the city, the academy of the Platonists, the lycum of the Peripatetics, the portico of the Stoics, and the garden of the Epicureans, were planted with trees and decorated with statues; and the philosophers, instead of being immured in a cloister, delivered their instructions in spacious and pleasant walks, which, at different hours,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exercises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genius of the founders still lived in those venerable seats; the ambition of succeeding to the masters of human reason excited a generous emulation; and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was determined, on each vacancy, by the free voices of an enlightened people. The Athenian professors were paid by their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ir mutual wants and abilities, the price appears to have varied; and Isocrates himself, who derides the avarice of the sophists, required, in his school of rhetoric, about thirty pounds from each of his hundred pupils. The wages of industry are just and honorable, yet the same Isocrates shed tears at the first receipt of a stipend: the Stoic might blush when he was hired to preach the contempt of money; and I should be sorry to discover that Aristotle or Plato so far degenerated from the example of Socrates, as to exchange knowledge for gold. But some property of lands and houses

    was settl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la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ceased friends, on the philosophic chairs of Athens. Epicurus bequeathed to his disciples the gardens which he had purchased for eighty minæ or two hundred and fifty pounds, with a fund sufficient for their frugal subsistence and monthly festivals; and the patrimony of Plato afforded an annual rent, which, in eight centuries,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ree to one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schools of Athens were protected by the wis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the Roman princes. The library, which Hadrian founded, was placed in a portico adorned with pictures, statues, and a roof of alabaster, and supported by one hundred columns of Phrygian marble. The public salaries were assigned by the generous spirit of the Antonines; and each 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rhetoric, of the Platonic, the Peripatetic, the Stoic, and the Epicurean philosophy, received an annual stipend of ten thousand drachmæ, 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After the death of Marcus, these liberal donations, and the privileges attached to the thrones of science, were abolished and revived, diminished and enlarged; but some vestige of royal bounty may be found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their arbitrary choice of an unworthy candidate might tempt the philosophers of Athens to regret the days of independence and poverty.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impartial favor of the Antonines was bestowed on the four adverse sects of philosophy, which they considered as equally useful, or at least, as equally innocent. Socrates had formerly been the glory and the reproach of his country; and the first lessons of Epicurus so strangely scandalized the pious ears of the Athenians, that by his exile, and that of his antagonists, they silenced all vain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gods. But in the ensuing year they recalled the hasty decree, restored the liberty of the schools, and were convin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ages, that the moral character of philosopher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diversity of their theological speculations.

    The Gothic arms were less fatal to the schools of Athens th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igion, whose ministers superseded the exercise of reason, resolved every question by an article of faith, and condemned the infidel or sceptic to eternal flames. In many a volume of laborious controversy, they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heart, insulted human nature in the sages of antiquity, and proscribed the spirit of philosophical inquiry, so repugnant to the doctrine, or at least to the temper, of an humble believer. The surviving sects of the Platonists, whom Plato would have blushed to acknowledge, extravagantly mingled a sublim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superstition and magic; and as they remained alone in the midst of a Christian world, they indulged a secret ranco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hose severity was still suspended over their heads. About a century after the reign of Julian, Proclus was permitted to teach in the philosophic chair of the academy; and such was his industry, that he frequently, in the same day, pronounced five lessons, and composed seven hundred lines. His sagacious mind explored the deepest questions of morals and metaphysics, and he ventured to urge eighteen arguments against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But in the intervals of study, he personally conversed with Pan, Æsculapius, and Minerva, in whose mysteries he was secretly initiated, and whose prostrate statues he adored; in the devout persuasion that the philosopher, who is a citizen of the universe, should be the priest of its various deities. An eclipse of the sun announced his approaching end; and his life, with that of his scholar Isidore, compiled by two of their most learned disciples, exhibits a deplorable picture of the second childhood of human reason. Yet the golden chain, as it was fondly styled, of the Platonic succession, continued forty-four years from the death of Proclus to the edict of Justinian, which imposed a perpetual silence on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excited the grief and indignation of the few remaining votaries of Grecian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Seven friends and philosophers, Diogenes and Hermias, Eulalius and Priscian, Damascius, Isidore, and Simplicius, who dissented from the religion of their sovereign,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seeking in a foreign

    land the freedom which was denied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y had heard, and they credulously believed, that the republic of Plato was realized in the despotic government of Persia, and that a patriot king reigned ever the happi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nations. They were soon astonished by the natural discovery, that Persia resemble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globe; that Chosroes, who affected the name of a philosopher, was vain, cruel, and ambitious; that bigotry, and a spirit of intolerance, prevailed among the Magi; that the nobles were haughty, the courtiers servile, and the magistrates unjust; that the guilty sometimes escaped, and that the innocent were often oppressed.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philosophers provoked them to overlook the real virtues of the Persians; and they were scandalized, more deeply perhaps than became their profession, with the plurality of wives and concubines, the incestuous marriages, and the custom of exposing dead bodies to the dogs and vultures, instead of hiding them in the earth, or consuming them with fire. Their repentance was expressed by a precipitate return, and they loudly declared that they had rather die on the borders of the empire, than enjoy the wealth and favor of the Barbarian. From this journey, however, they derived a benefit which reflects the purest lustre on the character of Chosroes. He required, that the seven sages who had visited the court of Persia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the penal laws which Justinian enacted against his Pagan subjects; and this privilege,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a treaty of peace, was guarded by the vigilance of a powerful mediator. Simplicius and his companions ended their lives in peace and obscurity; and as they left no disciples, they terminate the long list of Grecian philosophers, who may be justly praised, notwithstanding their defects, as the wis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The writings of Simplicius are now extant. His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 have passed away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times; but his moral interpretation of Epictetus i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nations, as a classic book, most excellently adapted to direct the will, to purify the heart, and to confirm the understanding, by a just confidence in the nature both of God and man.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Pythagoras first invented the appellation of philosopher, liberty and the consulship were founded at Rome by the elder Brutus.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onsular office, which may be viewed in the successive lights of a substance, a shadow, and a name, have been occasionally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 History. The first magistrates of the republic had been chosen by the people, to exercise, in the senate and in the camp, the powers of peace and war, which were afterwards translated to the emperors. But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dignity was long revered by the Romans and Barbarians. A Gothic historian applauds the consulship of Theodoric as the height of all temporal glory and greatness; the king of Italy himself congratulated those annual favorites of fortune who, without the cares, enjoyed the splendor of the throne; and at the end of a thousand years, two consuls were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giving a date to the year, and a festival to the people. But the expenses of this festival, in which the wealthy and the vain aspired to surpass their predecessors, insensibly arose to the enormous sum of fourscore thousand pounds; the wisest senators declined a useless honor, which involved the certain ruin of their families, and to this reluctance I should impute the frequent chasms in the last age of the consular Fasti. The predecessors of Justinian had assisted from the public treasures the dignity of the less opulent candidates; the avarice of that prince preferred the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method of advice and regulation. Seven processions or spectacles were the number to which his edict confined the horse and chariot races, the athletic sports, the music, and pantomimes of the theatre, and the hunting of wild beasts; and small pieces of silver were discreetly substituted to the gold medals, which had always excited tumult and drunkenness, when they were scattered with a profuse hand among the populace. Notwithstanding these precautions, and his own example, the succession of consuls finally ceased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Justinian, whose despotic temper might be gratified by the silent extinction of a title which admonished the Romans of their ancient freedom. Yet the annual

    consulship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ey fondly expected its speedy restoration; they applauded the gracious condescension of successive princes, by whom it was assum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reign; and three centuries elapsed, after the death of Justinian, before that obsolete dignity, which had been suppressed by custom, could be abolished by law. The imperfect mode of distinguishing each year by the name of a magistrate, was usefully supplied by the date of a permanent æra: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Septuagint version, was adopted by the Greeks; and the Latins, since the age of Charlemagne, have computed their time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Part 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In The West. — Character And First Campaigns Of Belisarius — He Invades And Subdues The Vandal Kingdom Of Africa — His Triumph. — The Gothic War. — He Recovers Sicily, Naples, And Rome. — Siege Of Rome By The Goths. — Their Retreat And Losses. — Surrender Of Ravenna. — Glory Of Belisarius. — His Domestic Shame And Misfortunes.

    When Justinian ascended the throne,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kingdoms of the Goths and Vandals had obtained a solid, and, as it might seem, a legal establishment both in Europe and Africa. The titles, which Roman victory had inscribed, were erased with equal justice by the sword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ir successful rapine derived a more venerable sanction from time, from treaties, and from the oaths of fidelity, already repeated by a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 of obedient subjects. Experience and Christianity had refuted the superstitious hope, that Rome was founded by the gods to reign forever over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ut the proud claim of perpetual and indefeasible dominion, which her soldiers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was firmly asserted by her statesmen and lawyers, whose opinions have been sometimes revived and propagated in the modern schools of jurisprudence. After Rome herself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Imperial purple,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assumed

    the sole and sacred sceptre of the monarchy; demanded, as their rightful inheritance, the provinces which had been subdued by the consuls, or possessed by the Cæsars; and feebly aspired to deliver their faithful subjects of the West from the usurpation of heretics and Barbarians. The execution of this splendid design was in some degree reserved for Justinian. During the five first years of his reign, he reluctantly waged a costly and unprofitable war against the Persians; till his pride submitted to his ambition, and h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four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the benefit of a precarious truce, 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both nations, was dignifi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the endless peace. The safety of the East enabled the emperor to employ his forces against the Vandals; and the internal state of Africa afforded an honorable motive, and promised a powerful support, to the Roman arms.

    According to the testament of the founder, the African kingdom had lineally descended to Hilderic, the eldest of the Vandal princes. A mild disposition inclined the son of a tyrant, the grandson of a conqueror, to prefer the counsels of clemency and peace; and his accession was marked by the salutary edict, which restored two hundred bishops to their churches, and allowed the free profession of the Athanasian creed. But the Catholics accepted, with cold and transient gratitude, a favor so inadequate to their pretensions, and the virtues of Hilderic offended the prejudices of his countrymen. The Arian clergy presumed to insinuate that he had renounced the faith, and the soldiers more loudly complained that he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courage, of his ancestors. His ambassadors were suspected of a secret and disgraceful negotiation in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his general, the Achilles, as he was named, of the Vandals, lost a battle against the naked and disorderly Moors. The public discontent was exasperated by Gelimer, whose age, descent, and military fame, gave him an apparent title to the succession: he assum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nation,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and his unfortunate sovereign sunk without a

    struggle from the throne to a dungeon, where he was strictly guarded with a faithful counsellor, and his unpopular nephew the Achilles of the Vandals. But the indulgence which Hilderic had shown to his Catholic subjects had powerfully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Justinian, who, for the benefit of his own sect, could acknowledge the use and justice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their alliance, while the nephew of Justin remained in a private station, was cemented by the mutual exchange of gifts and letters; and the emperor Justinian asserted the cause of royalty and friendship. In two successive embassies, he admonished the usurper to repent of his treason, or to abstain, at least, from any further violence which might provoke the displeasure of God and of the Romans; to reverence the laws of kindred and succession, and to suffer an infirm old man peaceably to end his days, either on the throne of Carthage or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passions, or even the prudence, of Gelimer compelled him to reject these requests, which were urged in the haughty tone of menace and command; and he justified his ambition in a language rarely spoken in the Byzantine court, by alleging the right of a free people to remove or punish their chief magistrate, who had fail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kingly office. After this fruitless expostulation, the captive monarch was more rigorously treated, his nephew was deprived of his eyes, and the cruel Vandal, confident in his strength and distance, derided the vain threats and slow preparations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Justinian resolved to deliver or revenge his friend, Gelimer to maintain his usurpation; and the war was preced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civilized nations, by the most solemn protestations, that each party was sincerely desirous of peace.

    The report of an African war was grateful only to the vain and idle populace of Constantinople, whose poverty exempted them from tribute, and whose cowardice was seldom exposed to military service. But the wiser citizens, who judged of the future by the past, revolved in their memory the immense loss, both of men and money, which the empire had sustained in

    the expedition of Basiliscus. The troops, which, after five laborious campaigns,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 Persian frontier, dreaded the sea, the climate, and the arms of an unknown enemy. The ministers of the finances computed, as far as they might compute, the demands of an African war; the taxes which must be found and levied to supply those insatiate demands; and the danger, lest their own lives, or at least their lucrative employments, should be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supply. Inspired by such selfish motives, (for we may not suspect him of any zeal for the public good,) John of Cappadocia ventured to oppose in full council the inclinations of his master. He confessed, that a victory of such importance could not be too dearly purchased; but he represented in a grave discourse the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the uncertain event. “You undertake,” said the præfect, “to besiege Carthage: by land, the distance is not less than one hundred and forty days’ journey; on the sea, a whole year must elapse before you can receive any intelligence from your fleet. If Africa should be reduced, it cannot be preserved without the additional conquest of Sicily and Italy. Success will impose the obligations of new labors; a single misfortune will attract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heart of your exhausted empire.” Justinian felt the weight of this salutary advice; he was confounded by the unwonted freedom of an obsequious servant; and the design of the war would perhaps have been relinquished, if his courage had not been revived by a voice which silenced the doubts of profane reason. “I have seen a vision,” cried an artful or fanatic bishop of the East. “It is the will of Heaven, O emperor! that you should not abandon your holy enterprise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African church. The God of battles will march before your standard, and disperse your enemies, who are the enemies of his Son.” The emperor, might be tempted, and his counsellors were constrained, to give credit to this seasonable revelation: but they derived more rational hope from the revolt, which the adherents of Hilderic or Athanasius had already excited on the borders of the Vandal monarchy. Pudentius, an African subject, had privately signified his loyal intentions, and a small military aid restored the province of Tripoli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Romans. The government of Sardinia had been intrusted to Godas, a valiant Barbarian he suspended the payment of tribute, disclaimed his allegiance to the usurper, and gave audience to the emissaries of Justinian, who found him master of that fruitful island, at the head of his guards, and proudly invested with the ensigns of royalty. The forces of the Vandals were diminished by discord and suspicion; the Roman armies were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Belisarius; one of those heroic names which are familiar to every age and to every nation.

    The Africanus of new Rome was born, and perhaps educated, among the Thracian peasants, without any of those advantages which had formed the virtues of the elder and younger Scipio; a noble origin, liberal studies, and the emulation of a free state. The silence of a loquacious secretary may be admitted, to prove that the youth of Belisarius could not afford any subject of praise: he served, most assuredly with valor and reputation, among the private guards of Justinian; and when his patron became emperor, the domestic was promoted to military command. After a bold inroad into Persarmenia, in which his glory was shared by a colleague, and his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an enemy, Belisarius repaired to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Dara, where he first accepted the service of Procopius, the faithful companion, and diligent historian, of his exploits. The Mirranes of Persia advanced, with forty thousand of her best troops, to raze the fortifications of Dara; and signified the day and the hour on which the citizens should prepare a bath for his refreshment, after the toils of victory. He encountered an adversary equal to himself, by the new title of General of the East; his superior in the science of war, but much inferior in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his troops, which amounted only to twenty-five thousand Romans and strangers, relaxed in their discipline, and humbled by recent disasters. As the level plain of Dara refused all shelter to stratagem and ambush, Belisarius protected his front with a deep trench, which was prolonged at first in perpendicular, and afterwards in parallel, lines, to

    cover the wings of cavalry advantageously posted to command the flanks and rear of the enemy. When the Roman centre was shaken, their well-timed and rapid charge decided the conflict: the standard of Persia fell; the immortals fled; the infantry threw away their bucklers, and eight thousand of the vanquished were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In the next campaign, Syria was invaded on the side of the desert; and Belisarius, with twenty thousand men, hastened from Dara to the relief of the province. During the whole summer, the designs of the enemy were baffled by his skilful dispositions: he pressed their retreat, occupied each night their camp of the preceding day, and would have secured a bloodless victory, if he could have resisted the impatience of his own troops. Their valiant promise was faintly supported in the hour of battle; the right wing was exposed by the treacherous or cowardly desertion of the Christian Arabs; the Huns, a veteran band of eight hundred warriors, were oppressed by superior numbers; the flight of the Isaurians was intercepted; but the Roman infantry stood firm on the left; for Belisarius himself, dismounting from his horse, showed them that intrepid despair was their only safety. * They turned their backs to the Euphrates, and their faces to the enemy: innumerable arrows glanced without effect from the compact and shelving order of their bucklers; an impenetrable line of pikes was opposed to the repeated assaults of the Persian cavalry; and after a resistance of many hours, the remaining troops were skilfully embarke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night. The Persian commander retired with disorder and disgrace, to answer a strict account of the lives of so many soldiers, which he had consumed in a barren victory. But the fame of Belisarius was not sullied by a defeat, in which he alone had saved his army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rashness: the approach of peace relieved him from the guard of the eastern frontier, and his conduct in the sedition of Constantinople amply discharged his obligations to the emperor. When the African war became the topic of popular discourse and secret deliberation, each of the Roman generals was apprehensive, rather than ambitious, of the dangerous honor; but as soon as Justinian had declared his preference of superior merit, their

    envy was rekindled by the unanimous applause which was given to the choice of Belisarius. The temper of the Byzantine court may encourage a suspicion, that the hero was darkly assisted by the intrigues of his wife, the fair and subtle Antonina, who alternately enjoyed the confidence, and incurred the hatred,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The birth of Antonina was ignoble; she descended from a family of charioteers; and her chastity has been stained with the foulest reproach. Yet she reigned with long and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mind of her illustrious husband; and if Antonina disdained the merit of conjugal fidelity, she expressed a manly friendship to Belisarius, whom she accompanied with undaunted resolution in all the hardships and dangers of a military lif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African war were not unworthy of the last contest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The pride and flower of the army consisted of the guards of Belisarius, who, according to the pernicious indulgence of the times, devoted themselves, by a particular oath of fidelity, to the service of their patrons. Their strength and stature, for which they had been curiously selected, the goodness of their horses and armor, and the assiduous practice of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enabled them to act whatever their courage might prompt; and their courage was exalted by the social honor of their rank, and the personal ambition of favor and fortune. Four hundred of the bravest of the Heruli march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faithful and active Pharas; their untractable valor was more highly prized than the tam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and of such importance was it deemed to procure a reënforcement of six hundred Massagetæ, or Huns, that they were allured by fraud and deceit to engage in a naval expedition.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en thousand foot were embarked at Constantinople, for the conquest of Africa; but the infantry, for the most part levied in Thrace and Isauria, yielded to the more prevailing use and reputation of the cavalry; and the Scythian bow was the weapon on which the armies of Rome were now reduced to place their principal dependence. From a laudable desire to assert the dignity of his

    theme, Procopius defends the soldiers of his own time against the morose critics, who confined that respectable name to the heavy-armed warriors of antiquity, and maliciously observed, that the word archer is introduced by Homer as a term of contempt. “Such contempt might perhaps be due to the naked youths who appeared on foot in the fields of Troy, and lurking behind a tombstone, or the shield of a friend, drew the bow-string to their breast, and dismissed a feeble and lifeless arrow. But our archers (pursues the historian) are mounted on horses, which they manage with admirable skill; their head and shoulders are protected by a casque or buckler; they wear greaves of iron on their legs, and their bodies are guarded by a coat of mail. On their right side hangs a quiver, a sword on their left, and their hand is accustomed to wield a lance or javelin in closer combat. Their bows are strong and weighty; they shoot in every possible direction, advancing, retreating, to the front, to the rear, or to either flank; and as they are taught to draw the bow-string not to the breast, but to the right ear, firm indeed must be the armor that can resist the rapid violence of their shaft.” Five hundred transports, navigated by twenty thousand mariners of Egypt, Cilicia, and Ionia, were collected in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The smallest of these vessels may be computed at thirty, the largest at five hundred, tons; and the fair average will supply an allowance, liberal, but not profuse, of about one hundred thousand tons, for the reception of thirty-five thousand soldiers and sailors, of five thousand horses, of arms, engines, and military stores, and of a sufficient stock of water and provisions for a voyage, perhaps, of three months. The proud galleys, which in former ages swept the Mediterranean with so many hundred oars, had long since disappeared; and the fleet of Justinian was escorted only by ninety-two light brigantines, covered from the missile weapons of the enemy, and rowed by two thousand of the brave and robust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Twenty-two generals are named, most of whom were afterwards distinguished in the wars of Africa and Italy: but the supreme command, both by land and sea, was delegated to Belisarius alone, with a boundless power of acting according to his discretion, as if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present. The

    separation of the nava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s is at once the effect and the cause of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in the science of navigation and maritime war.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nd abou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whole fleet of six hundred ships was ranged in martial pomp before the gardens of the palace. The patriarch pronounced his benediction, the emperor signified his last commands, the general’s trumpet gave the signal of departure, and every heart, according to its fears or wishes, explored, with anxious curiosity, the omens of misfortune and success. The first halt was made at Perinthus or Heraclea, where Belisarius waited five days to receive some Thracian horses, a military gift of his sovereign. From thence the fleet pursued their course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Propontis; but as they struggled to pass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an unfavorable wind detained them four days at Abydus, where the general exhibited a memorable lesson of firmness and severity. Two of the Huns, who in a drunken quarrel had slain one of their fellow-soldiers, were instantly shown to the army suspended on a lofty gibbet. The national dignity was resented by their countrymen, who disclaimed the servile laws of the empire, and asserted the free privilege of Scythia, where a small fine was allowed to expiate the hasty sallies of intemperance and anger. Their complaints were specious, their clamors were loud, and the Romans were not averse to the example of disorder and impunity. But the rising sedition was appeased by the authority and eloquence of the general: and he represented to the assembled troops the obligation of justice, the importance of discipline, the rewards of piety and virtue, and the unpardonable guilt of murder, which, in his apprehension, was aggravated rather than excused by the vice of intoxication. In the navigation from the Hellespont to Peloponnesus, which the Greeks, after the siege of Troy, had performed in four days, the fleet of Belisarius was guided in their course by his master-galley, conspicuous in the day by the redness of the sails, and in the night by the torches blazing from the mast head. It was the duty of the pilots, as

    they steered between the islands, and turned the Capes of Malea and Tænarium, to preserve the just order and regular intervals of such a multitude of ships: as the wind was fair and moderate, their labors were not unsuccessful, and the troop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at Methone on the Messenian coast, to repose themselves for a while after the fatigues of the sea. In this place they experienced how avarice, invested with authority, may sport with the lives of thousands which are bravely expos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ccording to military practice, the bread or biscuit of the Romans was twice prepared in the oven, and the diminution of one fourth was cheerfully allowed for the loss of weight. To gain this miserable profit, and to save the expense of wood, the præfect John of Cappadocia had given orders that the flour should be slightly baked by the same fire which warmed the bath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hen the sacks were opened, a soft and mouldy paste was distributed to the army. Such unwholesome food, assisted by the heat of the climate and season, soon produced an epidemical disease, which swept away five hundred soldiers. Their health was restored by the diligence of Belisarius, who provided fresh bread at Methone, and boldly expressed his just and humane indignation the emperor heard his complaint; the general was praised but the minister was not punished. From the port of Methone, the pilots steered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Peloponnesus, as far as the Isle of Zacynthus, or Zante, before they undertook the voyage (in their eyes a most arduous voyage) of one hundred leagues over the Ionian Sea. As the fleet was surprised by a calm, sixteen days were consumed in the slow navigation; and even the general would have suffered the intolerable hardship of thirst, if the ingenuity of Antonina had not preserved the water in glass bottles, which she buried deep in the sand in a part of the ship impervious to the rays of the sun. At length the harbor of Caucana,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Sicily, afforded a secure and hospitable shelter. The Gothic officers who governed the island in the name of the daughter and grandson of Theodoric, obeyed their imprudent orders, to receive the troops of Justinian like friends and allies: provisions were liberally supplied, the cavalry was remounted, and Procopius

    soon returned from Syracuse with correct information of the state and designs of the Vandals. His intelligence determined Belisarius to hasten his operations, and his wise impatience was seconded by the winds. The fleet lost sight of Sicily, passed before the Isle of Malta, discovered the capes of Africa, ran along the coast with a strong gale from the north-east, and finally cast anchor at the promontory of Caput Vada, about five days’ journey to the south of Carthage.

    If Gelimer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of the enemy, he must have delayed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for the immediate defence of his person and kingdom. A detachment of five thousand soldiers,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galleys, would have joined the remaining forces of the Vandals; and the descendant of Genseric might have surprised and oppressed a fleet of deep laden transports, incapable of action, and of light brigantines that seemed only qualified for flight. Belisarius had secretly trembled when he overheard his soldiers, in the passage, emboldening each other to confess their apprehensions: if they were once on shore, they hoped to maintain the honor of their arms; but if they should be attacked at sea, they did not blush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 wanted courage to conte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winds, the waves, and the Barbarians. The knowledge of their sentiments decided Belisarius to seize the first opportunity of landing them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he prudently rejected, in a council of war, the proposal of sailing with the fleet and army into the port of Carthage. * Three months after their departure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men and horses, the arms and military store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and five soldiers were left as a guard on board each of the ships, which were disposed in the form of a semicircle. The remainder of the troops occupied a camp on the sea-shore, which they fortified, according to ancient discipline,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nd the discovery of a source of fresh water, while it allayed the thirst, excited the superstitious confidence, of the Romans. The next morning, some of the neighboring gardens were pillaged; and Belisarius, after chastising the offenders,

    embraced the slight occasion, but the decisive moment, of inculcating the maxims of justice, moderation, and genuine policy. “When I first accepted the commission of subduing Africa, I depended much less,” said the general, “on the numbers, or even the bravery of my troops, than on the 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natives, and their immortal hatred to the Vandals. You alone can deprive me of this hope; if you continue to extort by rapine what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little money, such acts of violence will reconcile these implacable enemies, and unite them in a just and holy league against the invaders of their country.” These exhortations were enforced by a rigid discipline, of which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soon felt and praised the salutary effects. The inhabitants, instead of deserting their houses, or hiding their corn, supplied the Romans with a fair and liberal market: the civil officers of the province continued to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in the name of Justinian: and the clergy, from motives of conscience and interest, assiduously labored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a Catholic emperor. The small town of Sullecte, one day’s journey from the camp, had the honor of being foremost to open her gates, and to resume her ancient allegiance: the larger cities of Leptis and Adrumetum imitated the example of loyalty as soon as Belisarius appeared; and he advanced without opposition as far as Grasse, a palace of the Vandal kings, at the distance of fifty miles from Carthage. The weary Romans indulged themselves in the refreshment of shady groves, cool fountains, and delicious fruits; and the preference which Procopius allows to these gardens over any that he had seen, either in the East or West, may be ascribed either to the taste, or the fatigue, or the historian. In three generations, prosperity and a warm climate had dissolved the hardy virtue of the Vandals, who insensibly became the most luxurious of mankind. In their villas and gardens, which might deserve the Persian name of Paradise, they enjoyed a cool and elegant repose; and, after the daily use of the bath, the Barbarians were seated at a table profusely spread with the delicacies of the land and sea. Their silken robes loosely flowing,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Mede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 love and hunting were the labors of their life, and their vacant hours

    were amused by pantomimes, chariot-races, and the music and dances of the theatre.

    In a march of ten or twelve days, the vigilance of Belisarius was constantly awake and active against his unseen enemies, by whom, in every place, and at every hour, he might be suddenly attacked. An officer of confidence and merit, John the Armenian, led the vanguard of three hundred horse; six hundred Massagetæ covered at a certain distance the left flank; and the whole fleet, steering along the coast, seldom lost sight of the army, which moved each day about twelve miles, and lodged in the evening in strong camps, or in friendly towns. The near approach of the Romans to Carthage filled the mind of Gelimer with anxiety and terror. He prudently wished to protract the war till his brother, with his veteran troops, should return from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and he now lamented the rash policy of his ancestors, who, by destroying the fortifications of Africa, had left him only the dangerous resource of risking a battl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capital. The Vandal conquerors, from their original number of fifty thousand, were multiplied, without including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fighting men: * and such forces, animated with valor and union, might have crushed, at their first landing, the feeble and exhausted bands of the Roman general. But the friends of the captive king were more inclined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s, than to resist the progress, of Belisarius; and many a proud Barbarian disguised his aversion to war under the more specious name of his hatred to the usurper. Yet the authority and promises of Gelimer collected a formidable army, and his plans were concerted with some degree of military skill. An order was despatched to his brother Ammatas, to collect all the forces of Carthage, and to encounter the van of the Roman army at the distance of ten miles from the city: his nephew Gibamund, with two thousand horse, was destined to attack their left, when the monarch himself, who silently followed, should charge their rear, in a situation which excluded them from the aid or even the view of their fleet. But the rashness of

    Ammatas was fatal to himself and his country. He anticipated the hour of the attack, outstripped his tardy followers, and was pierced with a mortal wound, after he had slain with his own hand twelve of his boldest antagonists. His Vandals fled to Carthage; the highway, almost ten miles, was strewed with dead bodies; and it seemed incredible that such multitudes could be slaughtered by the swords of three hundred Romans. The nephew of Gelimer was defeated, after a slight combat, by the six hundred Massagetæ: they did not equal the third part of his numbers; but each Scythian was fired by the example of his chief, who gloriously exercised the privilege of his family, by riding, foremost and alone, to shoot the first arrow against the enemy. In the mean while, Gelimer himself, ignorant of the event, and misguided by the windings of the hills, inadvertently passed the Roman army, and reached the scene of action where Ammatas had fallen. He wept the fate of his brother and of Carthage, charged with irresistible fury the advancing squadrons, and might have pursued, and perhaps decided, the victory, if he had not wasted those inestimable moments in the discharge of a vain, though pious, duty to the dead. While his spirit was broken by this mournful office, he heard the trumpet of Belisarius, who, leaving Antonina and his infantry in the camp, pressed forwards with his guards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cavalry to rally his flying troops, and to restore the fortune of the day. Much room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is disorderly battle, for the talents of a general; but the king fled before the hero; and the Vandals, accustomed only to a Moorish enemy, were incapable of withstanding the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Romans. Gelimer retired with hasty steps towards the desert of Numidia: but he had soon the consolation of learning that his private orders for the execution of Hilderic and his captive friends had been faithfully obeyed. The tyrant’s revenge was useful only to his enemies. The death of a lawful prince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his people; his life might have perplexed the victorious Romans; and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by a crime of which he was innocent, was relieved from the painful alternative of forfeiting his honor or relinquishing his conquest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I.

    As soon as the tumult had subsided,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army informed each other of the accidents of the day; and Belisarius pitched his camp on the field of victory, to which the tenth mile-stone from Carthage had applied the Latin appellation of Decimus. From a wise suspicion of the stratagems and resources of the Vandals, he marched the next day in order of battle, halted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 gates of Carthage, and allowed a night of repose, that he might not, in darkness and disorder, expose the city to the license of the soldiers, or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to the secret ambush of the city. But as the fears of Belisarius were the result of calm and intrepid reason, he was soon satisfied that he might confide, without danger, in the peaceful and friendly aspect of the capital. Carthage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torches, the signals of the public joy; the chain was removed that guarded the entrance of the port;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and the people, with acclamations of gratitude, hailed and invited their Roman deliverers. The defeat of the Vandals, and the freedom of Africa, were announced to the city on the eve of St. Cyprian, when the churches were already adorned and illuminated for the festival of the martyr whom three centuries of superstition had almost raised to a local deity. The Arians, conscious that their reign had expired, resigned the temple to the Catholics, who rescued their saint from profane hands, performed the holy rites, and loudly proclaimed the creed of Athanasius and Justinian. One awful hour reversed the fortunes of the contending parties. The suppliant Vandals, who had so lately indulged the vices of conquerors, sought an humble refuge in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while the merchants of the East were delivered from the deepest dungeon of the palace by their affrighted keeper, who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his captives, and showed them, through an aperture in the wall, the sails of the Roman fleet. After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army, the

    naval commanders had proceeded with slow caution along the coast till they reached the Hermæan promontory, and obtained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the victory of Belisarius. Faithful to his instructions, they would have cast anchor about twenty miles from Carthage, if the more skilful seamen had not represented the perils of the shore, and the signs of an impending tempest. Still ignorant of the revolution, they declined, however, the rash attempt of forcing the chain of the port; and the adjacent harbor and suburb of Mandracium were insulted only by the rapine of a private officer, who disobeyed and deserted his leaders. But the Imperial fleet, advancing with a fair wind, steered through the narrow entrance of the Goletta, and occupied, in the deep and capacious lake of Tunis, a secure station about five miles from the capital. No sooner was Belisarius informed of their arrival, than he despatched orders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ariners should be immediately landed to join the triumph, and to swell the apparent numbers, of the Romans. Before he allowed them to enter the gates of Carthage, he exhorted them, in a discourse worthy of himself and the occasion, not to disgrace the glory of their arms; and to remember that the Vandals had been the tyrants, but that they were the deliverers, of the Africans, who must now be respected as the voluntary and affectionate subjects of their common sovereign. The Romans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in close ranks prepared for battle if an enemy had appeared: the strict order maintained by the general imprinted on their minds the duty of obedience; and in an age in which custom and impunity almost sanctified the abuse of conquest, the genius of one man repressed the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The voice of menace and complaint was silent; the trade of Carthage was not interrupted; while Africa changed her master and her government, the shops continued open and busy; and the soldiers, after sufficient guards had been posted, modestly departed to the houses which were allotted for their reception. Belisarius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palace; seated himself on the throne of Genseric; accepted and distributed the Barbaric spoil; granted their lives to the suppliant Vandals; and labored to repair the damage which the suburb of Mandracium had sustained in the preceding

    night. At supper he entertained his principal officers with the form and magnificence of a royal banquet. The victor was respectfully served by the captive officers of the household; and in the moments of festivity, when the impartial spectators applauded the fortune and merit of Belisarius, his envious flatterers secretly shed their venom on every word and gesture which might alarm the suspicions of a jealous monarch. One day was given to these pompous scenes, which may not be despised as useless, if they attracted the popular veneration; but the active mind of Belisarius, which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could suppose a defeat, had already resolved that the Roman empire in Africa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chance of arms, or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The fortifications of Carthage * had alone been exempted from the general proscription; but in the reign of ninety-five years they were suffered to decay by the thoughtless and indolent Vandals. A wiser conqueror restored, with incredible despatch, the walls and ditches of the city. His liberality encouraged the workmen; the soldiers, the mariners, and the citize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alutary labor; and Gelimer, who had feared to trust his person in an open town, beheld with astonishment and despair, the rising strength of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That unfortunate monarch, after the loss of his capital, applied himself to collect the remains of an army scattered, rather than destroyed, by the preceding battle; and the hopes of pillage attracted some Moorish bands to the standard of Gelimer. He encamped in the fields of Bulla, four days’ journey from Carthage; insulted the capital, which he deprived of the use of an aqueduct; proposed a high reward for the head of every Roman; affected to spare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his African subjects, and secretly negotiated with the Arian sectaries and the confederate Hu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served only to aggravate his distress: he reflected, with the deepest anguish, that he had wasted, in that useless enterprise, five thousand of his bravest troops; and he read, with grief and shame, the victorious letters of his brother Zano, * who expressed a

    sanguine confidence that the king,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ir ancestors, had already chastised the rashness of the Roman invader. “Alas! my brother,” replied Gelimer, “Heaven has declared against our unhappy nation. While you have subdued Sardinia, we have lost Africa. No sooner did Belisarius appear with a handful of soldiers, than courage and prosperity deserted the cause of the Vandals. Your nephew Gibamund, your brother Ammatas, have been betrayed to death by the cowardice of their followers. Our horses, our ships, Carthage itself, and all Africa,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enemy. Yet the Vandals still prefer an ignominious repose,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ir wealth and liberty. Nothing now remains, except the fields of Bulla, and the hope of your valor. Abandon Sardinia; fly to our relief; restore our empire, or perish by our side.” On the receipt of this epistle, Zano imparted his grief to the principal Vandals; but the intelligence was prudently concealed from the natives of the island. The troops embarked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galleys at the port of Cagliari, cast anchor the third day on the confines of Mauritania, and hastily pursued their march to join the royal standard in the camp of Bulla. Mournful was the interview: the two brothers embraced; they wept in silence; no questions were asked of the Sardinian victory; no inquiries were made of the African misfortunes: they saw before their eyes the whole extent of their calamities; and the absenc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fforded a melancholy proof that either death or captivity had been their lot. The languid spirit of the Vandals was at length awakened and united by the entreaties of their king, the example of Zano, and the instant danger which threatened their monarchy and religion.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nation advanced to battle; and such was the rapid increase, that before their army reached Tricameron, about twenty miles from Carthage, they might boast, perhaps with some exaggeration, that they surpassed,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diminutive powers of the Romans. But these powers w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and, as he was conscious of their superior merit, he permitted the Barbarians to surprise him at an unseasonable hour. The Romans were instantly under arms; a rivulet covered their front; the cavalry

    formed the first line, which Belisarius supported in the centre,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guards; the infantry, at some distance, was posted in the second line; and the vigilance of the general watched the separate station and ambiguous faith of the Massagetæ, who secretly reserved their aid for the conquerors. The historian has inserted, and the reader may easily supply, the speeches of the commanders, who, by arguments the most apposite to their situation, inculcated the importance of victory, and the contempt of life. Zano, with the troops which had followed him to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was placed in the centre; and the throne of Genseric might have stood, if the multitude of Vandals had imitated their intrepid resolution. Casting away their lances and missile weapons, they drew their swords, and expected the charge: the Roman cavalry thrice passed the rivulet; they were thrice repulsed; and the conflict was firmly maintained, till Zano fell, and the standard of Belisarius was displayed. Gelimer retreated to his camp; the Huns joined the pursuit; and the victors despoiled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Yet no more than fifty Romans, and eight hundred Vandals were foun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so inconsiderable was the carnage of a day, which extinguished a nation, and transferred the empire of Africa. In the evening Belisarius led his infantry to the attack of the camp; and the pusillanimous flight of Gelimer exposed the vanity of his recent declarations, that to the vanquished, death was a relief, life a burden, and infamy the only object of terror. His departure was secret; but as soon as the Vandals discovered that their king had deserted them, they hastily dispersed, anxious only for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careless of every object that is dear or valuable to mankind. The Romans entered the camp without resistance; and the wildest scenes of disorder were veiled in the darkness and confusion of the night. Every Barbarian who met their swords was inhumanly massacred; their widows and daughters, as rich heirs, or beautiful concubines, were embraced by the licentious soldiers; and avarice itself was almost satiated with the treasure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accumulated fruits of conquest or economy in a long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In this frantic search, the troops, even of Belisarius, forgot

    their caution and respect. Intoxicated with lust and rapine, they explored, in small parties, or alone, the adjacent fields, the woods, the rocks, and the caverns, that might possibly conceal any desirable prize: laden with booty, they deserted their ranks, and wandered without a guide, on the high road to Carthage; and if the flying enemies had dared to return, very few of the conquerors would have escaped. Deeply sensible of the disgrace and danger, Belisarius passed an apprehensive night on the field of victory: at the dawn of day, he planted his standard on a hill, recalled his guardians and veterans, and gradually restored the modesty and obedience of the camp. It was equally the concern of the Roman general to subdue the hostile, and to save the prostrate, Barbarian; and the suppliant Vandals, who could be found only in churches, were protected by his authority, disarmed, and separately confined, that they might neither disturb the public peace, nor become the victims of popular revenge. After despatching a light detachment to tread the footsteps of Gelimer, he advanced, with his whole army, about ten days’ march, as far as Hippo Regius, which no longer possessed the relics of St. Augustin. The season, and the certain intelligence that the Vandal had fled to an inaccessible country of the Moors, determined Belisarius to relinquish the vain pursuit, and to fix his winter quarters at Carthage. From thence he despatched his principal lieutenant, to inform the emperor, that in the space of three months he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Africa.

    Belisarius spoke the language of truth. The surviving Vandals yield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ir arms and their freedom; the neighborhood of Carthage submitted to his presence; and the more distant provinces were successively subdued by the report of his victory. Tripoli was confirmed in her voluntary allegiance; Sardinia and Corsica surrendered to an officer, who carried, instead of a sword, the head of the valiant Zano; and the Isles of Majorca, Minorca, and Yvica consented to remain an humble appendage of the African kingdom. Cæsarea, a royal city, which in looser geography may be confounded with the modern Algiers, was situate thirty days’ march to the

    westward of Carthage: by land, the road was infested by the Moors; but the sea was open, and the Romans were now masters of the sea. An active and discreet tribune sailed as far as the Straits, where he occupied Septem or Ceuta, which rises opposite to Gibraltar on the African coast; that remote place was afterwards adorned and fortified by Justinian; and he seems to have indulged the vain ambition of extending his empire to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He received the messengers of victory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preparing to publish the Pandects of the Roman laws; and the devout or jealous emperor celebrated the divine goodness, and confessed, in silence, the merit of his successful general. Impatient to abolish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tyranny of the Vandals, he proceeded, without delay, to the full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Her jurisdiction, wealth, and immunities, perhaps the most essential part of episcopal religion, were restored and amplified with a liberal hand; the Arian worship was suppressed; the Donatist meetings were proscribed; and the synod of Carthage, by the voice of two hundred and seventeen bishops, applauded the just measure of pious retaliation. On such an occasion, it may not be presumed, that many orthodox prelates were absent; but the comparativ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which in ancient councils had been twice or even thrice multiplied, most clearly indicates the decay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hile Justinian approved himself the defender of the faith, he entertained an ambitious hope, that his victorious lieutenant would speedily enlarge the narrow limits of his dominion to the space which they occupied before the invasion of the Moors and Vandals; and Belisarius was instructed to establish five dukes or commanders in the convenient stations of Tripoli, Leptis, Cirta, Cæsarea, and Sardinia, and to compute the military force of palatines or borderers that might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of Africa. The kingdom of the Vandals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presence of a Prætorian pr æfect; and four consulars, three presidents, were appointed to administer the seven provinces under his civil jurisdiction. The number of their subordinate officers, clerks, messengers, or assistants, was minutely expressed; three hundred and ninety-six for the

    præfect himself, fifty for each of his vicegerents; and the rigid definition of their fees and salaries was more effectual to confirm the right than to prevent the abuse. These magistrates might be oppressive, but they were not idle; and the subtile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evenue were infinitely propagated under the new government, which professed to revive the freedom and equity of the Roman republic. The conqueror was solicitous to extract a prompt and plentiful supply from his African subjects; and he allowed them to claim, even in the third degree, and from the collateral line, the houses and lands of which their families had been unjustly despoiled by the Vandal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Belisarius, who acted by a high and special commission, no ordinary provision was made for a master-general of the forces; but the office of Prætorian præfect was intrusted to a soldier;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ere unit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Justinian, in the chief governo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in Africa, as well as in Italy, was soon distinguished by the appellation of Exarch.

    Yet the conquest of Africa was imperfect till her former sovereign was delivered, either alive or dead, into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Doubtful of the event, Gelimer had given secret orders that a part of his treasure should be transported to Spain, where he hoped to find a secure refuge at the court of the king of the Visigoths. But these intentions were disappointed by accident, treachery, and the indefatigable pursuit of his enemies, who intercepted his flight from the sea-shore, and chased the unfortunate monarch, with some faithful followers, to the inaccessible mountain of Papua, in the inland country of Numidia. He was immediately besieged by Pharas, an officer whose truth and sobriety were the more applauded, as such qualities could seldom be found among the Heruli, the most corrupt of the Barbarian tribes. To his vigilance Belisarius had intrusted this important charge and, after a bold attempt to scale the mountain, in which he lost a hundred and ten soldiers, Pharas expected, during a winter siege, the operation of distress and famine on the mind of the

    Vandal king. From the softest habits of pleasure, from the unbounded command of industry and wealth, he was reduced to share the poverty of the Moors, supportable only to themselves by their ignorance of a happier condition. In their rude hovels, of mud and hurdles, which confined the smoke and excluded the light, they promiscuously slept on the ground, perhaps on a sheep-skin, with their wive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attle. Sordid and scanty were their garments; the use of bread and wine was unknown; and their oaten or barley cakes, imperfectly baked in the ashes, were devoured almost in a crude state, by the hungry savages. The health of Gelimer must have sunk under these strange and unwonted hardships, from whatsoever cause they had been endured; but his actual misery was imbittered by the recollection of past greatness, the daily insolence of his protectors, and the just apprehension, that the light and venal Moors might be tempted to betray the rights of hospitality. The knowledge of his situation dictated the humane and friendly epistle of Pharas. “Like yourself,” said the chief of the Heruli, “I am an illiterate Barbarian, but I speak the language of plain sense and an honest heart. Why will you persist in hopeless obstinacy? Why will you ruin yourself, your family, and nation? The love of freedom and abhorrence of slavery? Alas! my dearest Gelimer, are you not already the worst of slaves, the slave of the vile nation of the Moors? Would it not be preferable to sustain at Constantinople a life of poverty and servitude, rather than to reign the undoubted monarch of the mountain of Papua? Do you think it a disgrace to be the subject of Justinian? Belisarius is his subject; and we ourselves, whose birth is not inferior to your own, are not ashamed of our obedience to the Roman emperor. That generous prince will grant you a rich inheritance of lands, a place in the senate, and the dignity of patrician: such are his gracious intentions, and you may depend with full assurance on the word of Belisarius. So long as Heaven has condemned us to suffer, patience is a virtue; but if we reject the proffered deliverance, it degenerates into blind and stupid despair.” “I am not insensible” replied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how kind and rational is your advice. But I cannot persuade myself to

    become the slave of an unjust enemy, who has deserved my implacable hatred. Him I had never injured either by word or deed: yet he has sent against me, I know not from whence, a certain Belisarius, who has cast me headlong from the throne into his abyss of misery. Justinian is a man; he is a prince; does he not dread for himself a similar reverse of fortune? I can write no more: my grief oppresses me. Send me, I beseech you, my dear Pharas, send me, a lyre, a sponge, and a loaf of bread.” From the Vandal messenger, Pharas was informed of the motives of this singular request. It was long since the king of Africa had tasted bread; a defluxion had fallen on his eyes, the effect of fatigue or incessant weeping; and he wished to solace the melancholy hours, by singing to the lyre the sad story of his own misfortunes. The humanity of Pharas was moved; he sent the three extraordinary gifts; but even his humanity prompted him to redouble the vigilance of his guard, that he might sooner compel his prisoner to embrace a resolution advantageous to the Romans, but salutary to himself. The obstinacy of Gelimer at length yielded to reason and necessity; the solemn assurances of safety and honorable treatment were ratified in the emperor’s name, by the ambassador of Belisarius; and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descended from the mountain. The first public interview was in one of the suburbs of Carthage; and when the royal captive accosted his conqueror, he burst into a fit of laughter. The crowd might naturally believe, that extreme grief had deprived Gelimer of his senses: but in this mournful state, unseasonable mirth insinuated to more intelligent observers, that the vain and transitory scenes of human greatness are unworthy of a serious thought.

    Their contempt was soon justified by a new example of a vulgar truth; that flattery adheres to power, and envy to superior merit. The chiefs of the Roman army presumed to think themselves the rivals of a hero. Their private despatches maliciously affirmed, that the conqueror of Africa, strong in his reputation and the public love, conspired to seat himself on the throne of the Vandals. Justinian listened with too

    patient an ear; and his silence was the result of jealousy rather than of confidence. An honorable alternative, of remaining in the province, or of returning to the capital, was indeed submitted to the discretion of Belisarius; but he wisely concluded, from intercepted letters and the knowledge of his sovereign’s temper, that he must either resign his head, erect his standard, or confound his enemies by his presence and submission. Innocence and courage decided his choice; his guards, captives, and treasures, were diligently embarked; and so prosperous was the navigation, that his arrival at Constantinople preceded any certain account of his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Carthage. Such unsuspecting loyalty removed the apprehensions of Justinian; envy was silenced and inflamed by the public gratitude; and the third Africanus obtained the honors of a triumph, a ceremony which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had never seen, and which ancient Rome, since the reign of Tiberius, had reserved for the auspicious arms of the Cæsars. From the palace of Belisarius, the procession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principal streets to the hippodrome; and this memorable day seemed to avenge the injuries of Genseric, and to expiate the shame of the Romans.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displayed, the trophies of martial or effeminate luxury; rich armor, golden thrones, and the chariots of state which had been used by the Vandal queen; the massy furniture of the royal banquet, the splendor of precious stones, the elegant forms of statues and vases, the more substantial treasure of gold, and the holy vessels of the Jewish temple, which after their long peregrination were respectfully deposited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of Jerusalem. A long train of the noblest Vandals reluctantly exposed their lofty stature and manly countenance. Gelimer slowly advanced: he was clad in a purple robe, and still maintained the majesty of a king. Not a tear escaped from his eyes, not a sigh was heard; but his pride or piety derived some secret consolation from the words of Solomon, which he repeatedly pronounced, Vanity! vanity! all is vanity! Instead of ascending a triumphal car drawn by four horses or elephants, the modest conqueror marched on foot at the head of his brave companions; his prudence might decline an honor too conspicuous for a subject; and his magnanimity

    might justly disdain what had been so often sullied by the vilest of tyrants. The glorious procession entered the gate of the hippodrome; was saluted by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halted before the throne where Justinian and Theodora were seated to receive homage of the captive monarch and the victorious hero. They both performed the customary adoration; and falling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respectfully touched the footstool of a prince who had not unsheathed his sword, and of a prostitute who had danced on the theatre; some gentle violence was used to bend the stubborn spirit of the grandson of Genseric; and however trained to servitude, the genius of Belisarius must have secretly rebelled. He was immediately declared consul for the ensuing year, and the day of his inauguration resembled the pomp of a second triumph: his curule chair was borne aloft on the shoulders of captive Vandals; and the spoils of war, gold cups, and rich girdles, were profusely scattered among the populace.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II.

    But the purest reward of Belisarius was in the faithful execution of a treaty for which his honor had been pledged to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The religious scruples of Gelimer, who adhered to the Arian heresy,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gnity of senator or patrician: but he received from the emperor an ample estate in the province of Galatia, where the abdicated monarch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to a life of peace, of affluence, and perhaps of content. The daughters of Hilderic were entertained with the respectful tenderness due to their age and misfortune; and Justinian and Theodora accepted the honor of educating and enriching the femal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Theodosius. The bravest of the Vandal youth were distributed into five squadrons of cavalry, which adopted the name of their benefactor, and supported in

    the Persian wars the glory of their ancestors. But these rare exceptions, the reward of birth or valor, are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fate of a nation, whose numbers before a short and bloodless war, amounted to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ousand persons. After the exile of their king and nobles, the servile crowd might purchase their safety by abjuring their character,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ir degenerate posterity would be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common herd of African subjects. Yet even in the present age, and in the heart of the Moorish tribes, a curious traveller has discovered the white complexion and long flaxen hair of a northern race; and it was formerly believed, that the boldest of the Vandals fled beyond the power, or even the knowledge, of the Romans, to enjoy their solitary freedom on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Africa had been their empire, it became their prison; nor could they entertain a hope, or even a wish, of returning to the banks of the Elbe, where their brethren, of a spirit less adventurous, still wandered in their native forests. It was impossible for cowards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unknown seas and hostile Barbarians; it was impossible for brave men to expose their nakedness and defeat before the eyes of their countrymen, to describe the kingdoms which they had lost, and to claim a share of the humble inheritance, which, in a happier hour, they had almost unanimously renounced. In the country between the Elbe and the Oder, several populous villages of Lusatia are inhabited by the Vandals: they still preserve their language, their customs,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blood; support, with some impatience, the Saxon or Prussian yoke; and serve, with secret and voluntary allegiance, the descendant of their ancient kings, who in his garb and present fortune is confounded with the meanest of his vassals.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is unhappy people might indicate their descent from one common stock with the conquerors of Africa. But the use of a Sclavonian dialect more clearly represent them as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new colonies, who succeeded to the genuine Vandals, already scattered or destroyed in the age of Procopius.

    If Belisarius had been tempted to hesitate in his allegiance, he might have urged, even against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saving Africa from an enemy more barbarous than the Vandals. The origin of the Moors is involved in darkness; they were ignorant of the use of letters. Their limits cannot be precisely defined; a boundless continent was open to the Libyan shepherds; the change of seasons and pastures regulated their motions; and their rude huts and slender furniture were transported with the same case as their arm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attle, which consisted of sheep, oxen, and camels. During the vigor of the Roman power, they observed a respectful distance from Carthage and the sea-shore: under the feeble reign of the Vandals, they invaded the cities of Numidia, occupied the sea-coast from Tangier to Cæsarea, and pitched their camps, with impunity, in the fertile province of Byzacium. The formidable strength and artful conduct of Belisarius secured the neutrality of the Moorish princes, whose vanity aspired to receive, in the emperor’s name, the ensigns of their regal dignity.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rapid event, and trembl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conqueror. But his approaching departure soon relieved the apprehensions of a savage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the number of their wives allowed them to disregard the safety of their infant hostages; and when the Roman general hoisted sail in the port of Carthage, he heard the cries, and almost beheld the flames, of the desolated province. Yet he persisted in his resolution, and leaving only a part of his guards to reënforce the feeble garrisons, he intrusted the command of Africa to the eunuch Solomon, who proved himself not unworthy to be the successor of Belisarius. In the first invasion, some detachments, with two officers of merit, were surprised and intercepted; but Solomon speedily assembled his troops, marched from Carthage into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nd in two great battles destroyed sixty thous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Moors depended on their multitude, their swiftness, and their inaccessible mountains; and the aspect and smell of their camels are said to have produced some confusion in the Roman cavalry.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commanded to dismount, they derided this contemptible obstacle: as soon as the columns ascended the hills, the naked and disorderly crowd was dazzled by glittering arms and regular evolutions; and the menace of their female prophets was repeatedly fulfilled, that the Moors should be discomfited by a beardless antagonist. The victorious eunuch advanced thirteen days journey from Carthage, to besiege Mount Aurasius, the citade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garden, of Numidia. That range of hills, a branch of the great Atlas, contains, within a circumferen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 a rare variety of soil and climate; the intermediate valleys and elevated plains abound with rich pastures, perpetual streams, and fruits of a delicious taste and uncommon magnitude. This fair solitude is decorated with the ruins of Lambesa, a Roman city, once the seat of a legion, and the residence of forty thousand inhabitants. The Ionic temple of Æsculapius is encompassed with Moorish huts; and the cattle now graze in the midst of an amphitheatre, under the shade of Corinthian columns. A sharp perpendicular rock rises above the level of the mountain, where the African princes deposited their wives and treasure; and a proverb is familiar to the Arabs, that the man may eat fire who dares to attack the craggy cliffs and inhospitable natives of Mount Aurasius. This hardy enterprise was twice attempted by the eunuch Solomon: from the first, he retreated with some disgrace; and in the second, his patience and provisions were almost exhausted; and he must again have retired, if he had not yielded to the impetuous courage of his troops, who audaciously scaled, to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Moors, the mountain, the hostile camp, and the summit of the Geminian rock A citadel was erected to secur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and to remind the Barbarians of their defeat; and as Solomon pursued his march to the west, the long-lost province of Mauritanian Sitifi was again annexed to the Roman empire. The Moorish war continued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Belisarius; but the laurels which he resigned to a faithful lieutenant may be justly ascribed to his own triumph.

    The experience of past faults, which may sometimes correct the mature age of an individual, is seldom profitable to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The nations of antiquity, careless of each other’s safety, were separately vanquished and enslaved by the Romans. This awful lesson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o oppose, with timely counsels and confederate arms, the unbounded ambition of Justinian. Yet the same error was repeated, the same consequences were felt, and the Goths, both of Italy and Spain, insensible of their approaching danger, beheld with indifference, and even with joy, the rapid downfall of the Vandal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oyal line, Theudes, a valiant and powerful chief,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pain, which he had formerly admin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odoric and his infant grandson. Under his command, the Visigoths besieged the fortress of Ceuta on the African coast: but, while they spent the Sabbath day in peace and devotion, the pious security of their camp was invaded by a sally from the town; and the king himself,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anger, escaped from the hands of a sacrilegious enemy. It was not long before his pride and resentment were gratified by a suppliant embassy from the unfortunate Gelimer, who implored, in his distress, the aid of the Spanish monarch. But instead of sacrificing these unworthy passions to the dictates of generosity and prudence, Theudes amused the ambassadors till he was secretly informed of the loss of Carthage, and then dismissed them with obscure and contemptuous advice, to seek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a true knowledge of the state of the Vandals.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Italian war delayed the punishment of the Visigoths; and the eyes of Theudes were closed before they tasted the fruits of his mistaken policy. After his death, the sceptre of Spain was disputed by a civil war. The weaker candidate solicited the protection of Justinian, and ambitiously subscribed a treaty of alliance, which deeply wounded the independence and happiness of his country. Several cities, both on the oc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ere ceded to the Roman troops, who afterwards refused to evacuate those pledges, as it should

    seem, either of safety or payment; and as they were fortified by perpetual supplies from Africa, they maintained their impregnable stations, for the mischievous purpose of inflaming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factions of the Barbarians. Seventy years elapsed before this painful thorn could be extirpated from the bosom of the monarchy; and as long as the emperors retained any share of these remote and useless possessions, their vanity might number Spain in the list of their provinces, and the successors of Alaric in the rank of their vassals.

    The error of the Goths who reigned in Italy was less excusable than that of their Spanish brethren, and their punishment was still more immediate and terrible. From a motive of private revenge, they enabled their most dangerous enemy to destroy their most valuable ally. A sister of the great Theodoric had been given in marriage to Thrasimond, the African king: on this occasion, the fortress of Lilybæum in Sicily was resigned to the Vandals; and the princess Amalafrida was attended by a martial train of one thousand nobles, and five thousand Gothic soldiers, who signalized their valor in the Moorish wars. Their merit was overrated by themselves, and perhaps neglected by the Vandals; they viewed the country with envy, and the conquerors with disdain; but their real or fictitious conspiracy was prevented by a massacre; the Goths were oppressed, and the captivity of Amalafrida was soon followed by her secret and suspicious death. The eloquent pen of Cassiodorus was employed to reproach the Vandal court with the cruel violation of every social and public duty; but the vengeance which he threatened in the name of his sovereign might be derided with impunity, as long as Africa was protected by the sea, and the Goths were destitute of a navy. In the blind impotence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y joyfully saluted the approach of the Romans, entertained the fleet of Belisarius in the ports of Sicily, and were speedily delighted or alarmed by the surprising intelligence, that their revenge was execut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ir hopes, or perhaps of their wishes. To their friendship the emperor was indebted for

    the kingdom of Africa, and the Goths might reasonably think, that they were entitled to resume the possession of a barren rock, so recently separated as a nuptial gift from the island of Sicily. They were soon undeceived by the haughty mandate of Belisarius, which excited their tardy and unavailing repentance. “The city and promontory of Lilybæum,” said the Roman general, “belonged to the Vandals, and I claim them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Your submission may deserve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your obstinacy will provoke his displeasure, and must kindle a war, that can terminate only in your utter ruin. If you compel us to take up arms, we shall contend, not to regain the possession of a single city, but to deprive you of all the provinces which you unjustly withhold from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 nati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might have smiled at the vain menace of Justinian and his lieutenant: but a spirit of discord and disaffection prevailed in Italy, and the Goths supported, with reluctance, the indignity of a female reign.

    The birth of Amalasontha, the regent and queen of Italy, united the two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of the Barbarians. Her mother, the sister of Clovis, was descended from the long-haired kings of the Merovingian race; and the regal succession of the Amali was illustrated in the eleventh generation, by her father, the great Theodoric, whose merit might have ennobled a plebeian origin. The sex of his daughter excluded her from the Gothic throne; but his vigilant tenderness for his family and his people discovered the last heir of the royal line, whose ancestors had taken refuge in Spain; and the fortunate Eutharic was suddenly exalted to the rank of a consul and a prince. He enjoyed only a short time the charms of Amalasontha, and the hopes of the succession; and his widow,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nd father, was left the guardian of her son Athalaric, and the kingdom of Italy. At the age of about twenty-eight years, the endowments of her mind and person had attained their perfect maturity. Her beauty, which,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odora herself, might have disputed the conquest of an emperor, was animated by manly

    sense, activity, and resolution.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had cultivated her talents; her philosophic studies were exempt from vanity; and, though she expressed herself with equal elegance and ease in the Greek, the Latin, and the Gothic tongue, the daughter of Theodoric maintained in her counsels a discreet and impenetrable silence. By a faithful imitation of the virtues, she revived the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while she strove, with pious care, to expiate the faults, and to obliterate the darker memory of his declining age. The children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paternal inheritance; her extreme lenity never consented to inflict any corporal or pecuniary penalties on her Roman subjects; and she generously despised the clamors of the Goths, who, at the end of forty years, still considered the people of Italy as their slaves or their enemies. Her salutary measures were directed by the wisdom, and celebrated by the eloquence, of Cassiodorus; she solicited and deserv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doms of Europe respected, both in peace and war, the majesty of the Gothic throne. But the future happiness of the queen and of Italy depended on the education of her son; who was destined, by his birth,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 and almost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the chief of a Barbarian camp, and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a civilized nation. From the age of ten years, Athalaric was diligently instructed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either useful or ornamental for a Roman prince; and three venerable Goths were chosen to instil the principles of honor and virtue into the mind of their young king. But the pupil who is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must abhor the restraints, of education; and the solicitude of the queen, which affection rendered anxious and severe, offended the untractable nature of her son and his subjects. On a solemn festival, when the Goths were assembled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royal youth escaped from his mother’s apartment, and, with tears of pride and anger, complained of a blow which his stubborn disobedience had provoked her to inflict. The Barbarians resented the indignity which had been offered to their king; accused the regent of conspiring against his life and crown; and imperiously demanded, that the grandson of Theodoric should be rescued from the dastardly

    discipline of women and pedants, and educated, like a valiant Goth, in the society of his equals and the glorious ignorance of his ancestors. To this rude clamor, importunately urged as the voice of the nation, Amalasontha was compelled to yield her reason, and the dearest wishes of her heart. The king of Italy was abandoned to wine, to women, and to rustic sports; and the indiscreet contempt of the ungrateful youth betrayed the mischievous designs of his favorites and her enemies. Encompassed with domestic foes, she entered into a secret negotiation with the emperor Justinian; obtained the assurance of a friendly reception, and had actually deposited at Dyrachium, in Epirus, a treasure of for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her fame and safety, if she had calmly retired from barbarous faction to the peace and splend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ind of Amalasontha was inflamed by ambition and revenge; and while her ships lay at anchor in the port, she waited for the success of a crime which her passions excused or applauded as an act of justice. Three of the most dangerous malecontents had been separately remov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trust and command, to the frontiers of Italy: they were assassinated by her private emissaries; and the blood of these noble Goths rendered the queen-mother absolute in the court of Ravenna, and justly odious to a free people. But if she had lamented the disorders of her son she soon wept his irreparable loss; and the death of Athalaric, who, at the age of sixteen, was consumed by premature intemperance, left her destitute of any firm support or legal authority. Instead of submitting to the laws of her country which held as a fundamental maxim, that the succession could never pass from the lance to the distaff, the daughter of Theodoric conceived the impracticable design of sharing, with one of her cousins, the regal title, and of reserving in her own hands the substance of supreme power. He received the proposal with profound respect and affected gratitude; and the eloquent Cassiodorus announc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emperor, that Amalasontha and Theodatus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Italy. His birth (for his mother was the sister of Theodoric)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n imperfect title; and the choice of Amalasontha was more strongly directed by

    her contempt of his avarice and pusillanimity which had deprived him of the love of the Italians, and the esteem of the Barbarians. But Theodatus was exasperated by the contempt which he deserved: her justice had repressed and reproached the oppression which he exercised against his Tuscan neighbors; and the principal Goths, united by common guilt and resentment, conspired to instigate his slow and timid disposition. The letters of congratulation were scarcely despatched before the queen of Italy was imprisoned in a small island of the Lake of Bolsena, where, after a short confinement, she was strangled in the bath, by the order, or with the connivance of the new king, who instructed his turbulent subjects to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sovereigns.

    Justinian beheld with joy the dissensions of the Goths; and the mediation of an ally concealed and promoted the ambitious views of the conqueror. His ambassadors, in their public audience, demanded the fortress of Lilybæum, ten Barbarian fugitives, and a just compensation for the pillage of a small town on the Illyrian borders; but they secretly negotiated with Theodatus to betray the province of Tuscany, and tempted Amalasontha to extricate herself from danger and perplexity, by a free surrender of the kingdom of Italy. A false and servile epistle was subscribed, by the reluctant hand of the captive queen: but the confession of the Roman senators, who were sent to Constantinople, revealed the truth of her deplorable situation; and Justinian, by the voice of a new ambassador, most powerfully interceded for her life and liberty. * Yet the secret instructions of the same minister were adapted to serve the cruel jealousy of Theodora, who dreaded the presence and superior charms of a rival: he prompted, with artful and ambiguous hints, the execution of a crime so useful to the Romans; received the intelligence of her death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and denounced, in his master’s name, immortal war against the perfidious assassin. In Italy, as well as in Africa, the guilt of a usurper appeared to justify the arms of Justinian; but the forces which he prepared, were insufficient for the subversion of a mighty kingdom, if their

    feeble numbers had not been multiplied by the name, the spirit, and the conduct, of a hero. A chosen troop of guards, who served on horseback, and were armed with lances and bucklers, attended the person of Belisarius; his cavalry was composed of two hundred Huns, three hundred Moors, and four thousand confederates, and the infantry consisted of only three thousand Isaurians. Steering the same course as in his former expedition, the Roman consul cast anchor before Catana in Sicily, to survey the strength of the island, and to decide whether he should attempt the conquest, or peaceably pursue his voyage for the African coast. He found a fruitful land and a friendly people. Notwithstanding the decay of agriculture, Sicily still supplied the granaries of Rome: the farmers were graciously exempted from the oppression of military quarters; and the Goths, who trusted the defence of the island to the inhabitants, had some reason to complain, that their confidence was ungratefully betrayed. Instead of soliciting and expecting the aid of the king of Italy, they yielded to the first summons a cheerful obedience; and this province,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Punic war, was again,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united to the Roman empire. The Gothic garrison of Palermo, which alone attempted to resist, was reduced, after a short siege, by a singular stratagem. Belisarius introduced his ships into the deepest recess of the harbor; their boats were laboriously hoisted with ropes and pulleys to the top-mast head, and he filled them with archers, who, from that superior station, commanded the ramparts of the city. After this easy, though successful campaign, the conqueror entered Syracuse in triumph, at the head of his victorious bands, distributing gold medals to the people, on the day which so gloriously terminated the year of the consulship. He passed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palace of ancient kings, amidst the ruins of a Grecian colony, which once extended to a circumference of two-and-twenty miles: but in the spring, about the festival of Easter, the prosecution of his designs was interrupted by a dangerous revolt of the African forces. Carthage was saved by the presence of Belisarius, who suddenly landed with a thousand guards. * Two thousand soldiers of doubtful faith return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old commander: and he marched, without hesitation, above fifty miles, to seek an enemy whom he affected to pity and despise. Eight thousand rebels trembled at his approach; they were routed at the first onset, by the dexterity of their master: and this ignoble victory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peace of Africa, if the conqueror had not been hastily recalled to Sicily, to appease a sedition which was kindled during his absence in his own camp. Disorder and disobedience were the common malady of the times; the genius to command, and the virtue to obey, resided only in the mind of Belisariu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V.

    Although Theodatus descended from a race of heroes, he was ignorant of the art, and averse to the dangers, of war. Although he had studied the writings of Plato and Tully, philosophy was incapable of purifying his mind from the basest passions, avarice and fear. He had purchased a sceptre by ingratitude and murder: at the first menace of an enemy, he degraded his own majesty and that of a nation, which already disdained their unworthy sovereign. Astonished by the recent example of Gelimer, he saw himself dragged in chain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the terrors which Belisarius inspired were heightened by the eloquence of Peter, the Byzantine ambassador; and that bold and subtle advocate persuaded him to sign a treaty, too ignominious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a lasting peace. It was stipulated, that in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Roman people,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should be always proclaimed before that of the Gothic king; and that as often as the statue of Theodatus was erected in brass on marble, the divine image of Justinian should be placed on its right hand. Instead of conferring, the king of Italy was reduced to solicit, the honors of the senate; and the consent of the emperor was made indispensable before he

    could execute, against a priest or senator, the sentence either of death or confiscation. The feeble monarch resigned the possession of Sicily; offered, as the annual mark of his dependence, a crown of gold of the weight of three hundred pounds; and promised to supply, at the requisition of his sovereign, three thousand Gothic auxiliarie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Satisfied with these extraordinary concessions, the successful agent of Justinian hastened his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but no sooner had he reached the Alban villa, than he was recalled by the anxiety of Theodatus; and the dialogue which passed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ambassador deserves to be represented in its original simplicity. “Are you of opinion that the emperor will ratify this treaty? Perhaps. If he refuses, what consequence will ensue? War. Will such a war, be just or reasonable? Most assuredly: every one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his character. What is your meaning? You are a philosopher — Justinian is emperor of the Romans: it would ill become the disciple of Plato to shed the blood of thousands in his private quarrel: the successor of Augustus should vindicate his rights, and recover by arms the ancient provinces of his empire.” This reasoning might not convince, but it was sufficient to alarm and subdue the weakness of Theodatus; and he soon descended to his last offer, that for the poor equivalent of a pension of forty-eight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he would resign the kingdom of the Goths and Italians, and spend the remainder of his days in the innocent pleasures of philosophy and agriculture. Both treaties were i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the ambassador, on the frail security of an oath not to produce the second till the first had been positively rejected. The event may be easily foreseen: Justinian required and accepted the abdication of the Gothic king. His indefatigable agent returned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avenna, with ample instructions; and a fair epistle, which praised the wisdom and generosity of the royal philosopher, granted his pension, with the assurance of such honors as a subject and a Catholic might enjoy; and wisely referred the final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to the presence and authority of Belisarius. But in the interval of suspense, two Roman generals, who had entered the province of Dalmatia, were defeated and slain by

    the Gothic troops. From blind and abject despair, Theodatus capriciously rose to groundless and fatal presumption, and dared to receive, with menace and contempt, the ambassador of Justinian; who claimed his promise, solicited the allegiance of his subjects, and boldly asserted the inviolable privilege of his own character. The march of Belisarius dispelled this visionary pride; and as the first campaign was employed in the reduction of Sicily, the invasion of Italy is applied by Procopius to the second year of the Gothic war.

    After Belisarius had left sufficient garrisons in Palermo and Syracuse, he embarked his troops at Messina, and landed them, without resistance, on the opposite shores of Rhegium. A Gothic prince, who had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Theodatus, was stationed with an army to guard the entrance of Italy; but he imitated, without scruple, the example of a sovereign faithless to his public and private duties. The perfidious Ebermor deserted with his followers to the Roman camp, and was dismissed to enjoy the servile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From Rhegium to Naples, the fleet and army of Belisarius, almost always in view of each other, advanced near three hundred miles along the sea-coast. The people of Bruttium, Lucania, and Campania, who abhorred the name and religion of the Goths, embraced the specious excuse, that their ruined walls were incapable of defence: the soldiers paid a just equivalent for a plentiful market; and curiosity alone interrupted the peaceful occupations of the husbandman or artificer. Naples, which has swelled to a great and populous capital, long cherished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a Grecian colony; and the choice of Virgil had ennobled this elegant retreat, which attracted the lovers of repose and study, elegant retreat, which attracted the lovers of repose and study, from the noise, the smoke, and the laborious opulence of Rome. As soon as the place was invested by sea and land, Belisarius gave audience to the deputies of the people, who exhorted him to disregard a conquest unworthy of his arms, to seek the Gothic king in a field of battle, and, after his victory, to claim, as the sovereign of Rome, the allegiance of the dependent

    cities. “When I treat with my enemies,” replied the Roman chief, with a haughty smile, “I am more accustom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counsel; but I hold in one hand inevitable ruin, and in the other peace and freedom, such as Sicily now enjoys.” The impatience of delay urged him to grant the most liberal terms; his honor secured their performance: but Naples was divided into two factions; and the Greek democracy was inflamed by their orators, who, with much spirit and some truth, represented to the multitude that the Goths would punish their defection, and that Belisarius himself must esteem their loyalty and valor. Their deliberations, however, were not perfectly free: the city was commanded by eight hundred Barbarians, whose wives and children were detained at Ravenna as the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and even the Jews, who were rich and numerous, resisted, with desperate enthusiasm, the intolerant laws of Justinian. In a much later period, the circumference of Naples measured only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ree paces: the fortifications were defended by precipices or the sea; when the aqueducts were intercepted, a supply of water might be drawn from wells and fountains; and the stock of provisions was sufficient to consume the patience of the besiegers. At the end of twenty days, that of Belisarius was almost exhausted, and he had reconciled himself to the disgrace of abandoning the siege, that he might march, before the winter season, against Rome and the Gothic king. But his anxiety was relieved by the bold curiosity of an Isaurian, who explored the dry channel of an aqueduct, and secretly reported, that a passage might be perforated to introduce a file of armed soldiers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When the work had been silently executed, the humane general risked the discovery of his secret by a last and fruitless admonition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four hundred Romans entered the aqueduct, raised themselves by a rope, which they fastened to an olive-tree, into the house or garden of a solitary matron, sounded their trumpets, surprised the sentinels, and gave admittance to their companions, who on all sides scaled the walls, and burst open the gates of the city. Every crime which is punished by social justice was practised as the rights of

    war; the Huns were distinguished by cruelty and sacrilege, and Belisarius alone appeare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of Naples to moderate the calamities which he predicted. “The gold and silver,” he repeatedly exclaimed, “are the just rewards of your valor. But spare the inhabitants; they are Christians, they are suppliants, they are now your fellow-subjects. Restore the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the wives to their husbands; and show them by you, generosity of what friends they have obstinately deprived themselves.” The city was saved by the virtue and authority of its conqueror; and when the Neapolitans returned to their houses, they found some consolation in the secret enjoyment of their hidden treasures. The Barbarian garrison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pulia and Calabria, delivered from the odious presence of the Goths, acknowledged his dominion; and the tusks of the Calydonian boar, which were still shown at Beneventum, are curiously described by the historian of Belisarius.

    The faithful soldiers and citizens of Naples had expected their deliverance from a prince, who remained the inactive and almost indifferent spectator of their ruin. Theodatus secured his person within the walls of Rome, whilst his cavalry advanced forty miles on the Appian way, and encamped in the Pomptine marshes; which, by a canal of nineteen miles in length, had been recently drained and converted into excellent pastures. But the principal forces of the Goths were dispersed in Dalmatia, Venetia, and Gaul; and the feeble mind of their king was confounded by the unsuccessful event of a divination, which seemed to presage the downfall of his empire. The most abject slaves have arraigned the guilt or weakness of an unfortunate master. The character of Theodatus was rigorously scrutinized by a free and idle camp of Barbarians, conscious of their privilege and power: he was declared unworthy of his race, his nation, and his throne; and their general Vitiges, whose valor had been signalized in the Illyrian war, was raised with unanimous applause on the bucklers of his companions. On the first rumor, the abdicated monarch fled from the justice of his country; but he was

    pursued by private revenge. A Goth, whom he had injured in his love, overtook Theodatus on the Flaminian way, and, regardless of his unmanly cries, slaughtered him, as he lay,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like a victim (says the historian)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best and purest title to reign over them; yet such is the prejudice of every age, that Vitiges impatiently wished to return to Ravenna, where he might seize, with the reluctant hand of the daughter of Amalasontha, some faint shadow of hereditary right. A national council was immediately held, and the new monarch reconciled the impatient spirit of the Barbarians to a measure of disgrace, which the misconduct of his predecessor rendered wise and indispensable. The Goths consented to retreat in the presence of a victorious enemy; to delay till the next spring the operations of offensive war; to summon their scattered forces; to relinquish their distant possessions, and to trust even Rome itself to the faith of its inhabitants. Leuderis, an ancient warrior, was left in the capital with four thousand soldiers; a feeble garrison, which might have seconded the zeal, though it was incapable of opposing the wishes, of the Romans. But a momentary enthusiasm of religion and patriotism was kindled in their minds. They furiously exclaimed, that the apostolic throne should no longer be profaned by the triumph or toleration of Arianism; that the tombs of the Cæsars should no longer be trampled by the savages of the North; and,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Italy must sink into a provi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fondly hailed the restoration of a Roman emperor as a new æra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deputies of the pope and clergy,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invited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to accept their voluntary allegiance, and to enter the city, whose gates would be thrown open for his reception. As soon as Belisarius had fortified his new conquests, Naples and Cumæ, he advanced about twenty miles to the banks of the Vulturnus, contemplated the decayed grandeur of Capua, and halted 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Latin and Appian ways. The work of the censor, after the incessant use of nine centuries, still preserved its primæval beauty, and not a flaw could be discovered in the large polished stones, of which that solid,

    though narrow road, was so firmly compacted. Belisarius, however, preferred the Latin way, which,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ea and the marshes, skirted in a spa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 along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His enemies had disappeared: when he made his entrance through the Asinarian gate, the garrison departed without molestation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and the city, after sixty years’ servitude, was delivered from the yoke of the Barbarians. Leuderis alone, from a motive of pride or discontent, refused to accompany the fugitives; and the Gothic chief, himself a trophy of the victory, was sent with the keys of Rome to the throne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The first days,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old Saturnalia, were devoted to mutual congratulation and the public joy; and the Catholics prepared to celebrate, without a rival, the approaching festival of the nativity of Christ. In the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a hero, the Romans acquired some notion of the virtues which history ascribed to their ancestors; they were edified by the apparent respect of Belisarius fo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his rigid discipline secured in the midst of war the blessings of tranquillity and justice. They applauded the rapid success of his arms, which overran the adjacent country, as far as Narni, Perusia, and Spoleto; but they trembled, the senate, the clergy, and the unwarlike people, as soon as they understood that he had resolved, and would speedily be reduced, to sustain a siege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Gothic monarchy. The designs of Vitiges were executed,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with diligence and effect. From their rustic habitations, from their distant garrisons, the Goths assembled at Ravenna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such were their numbers, that, after an army had been detached for the relief of Dalmatia,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fighting men marched under the royal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rank or merit, the Gothic king distributed arms and horses, rich gifts, and liberal promises; he moved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declined the useless sieges of Perusia and Spoleto, respected he impregnable rock of

    Narni, and arrived within two miles of Rome at the foot of the Milvian bridge. The narrow passage was fortified with a tower, and Belisarius had computed the value of the twenty days which must be lo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bridge. But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soldiers of the tower, who either fled or deserted, disappointed his hopes, and betrayed his person into the most imminent danger. At the head of one thousand horse, the Roman general sallied from the Flaminian gate to mark the ground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to survey the camp of the Barbarians; but while he still believed the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yber, he was suddenly encompassed and assaulted by their numerous squadrons. The fate of Italy depended on his life; and the deserters pointed to the conspicuous horse a bay, with a white face, which he rode on that memorable day. “Aim at the bay horse,” was the universal cry. Every bow was bent, every javelin was directed, against that fatal object, and the command was repeated and obeyed by thousands who were ignorant of its real motive. The bolder Barbarians advanced to the more honorable combat of swords and spears; and the praise of an enemy has graced the fall of Visandus, the standard-bearer, who maintained his foremost station, till he was pierced with thirteen wounds, perhaps by the hand of Belisarius himself. The Roman general was strong, active, and dexterous; on every side he discharged his weighty and mortal strokes: his faithful guards imitated his valor, and defended his person; and the Goths, after the loss of a thousand men, fled before the arms of a hero. They were rashly pursued to their camp; and the Romans, oppressed by multitudes, made a gradual, and at length a precipitate retreat to the gates of the city: the gates were shut against the fugitives; and the public terror was increased, by the report that Belisarius was slain. His countenance was indeed disfigured by sweat, dust, and blood; his voice was hoarse, his strength was almost exhausted; but his unconquerable spirit still remained; he imparted that spirit to his desponding companions; and their last desperate charge was felt by the flying Barbarians, as if a new army, vigorous and entire, had been poured from the city. The Flaminian gate was thrown open to a real triumph; but it was not before Belisarius had

    visited every post, and provided for the public safety, that he could be persuaded, by his wife and friends, to taste the needful refreshments of food and sleep. In the more improved state of the art of war, a general is seldom required, or even permitted to display the personal prowess of a soldier; and the example of Belisarius may be added to the rare examples of Henry IV., of Pyrrhus, and of Alexander.

    After this first and unsuccessful trial of their enemies, the whole army of the Goths passed the Tyber, and formed the siege of the city, which continued above a year, till their final departure. Whatever fancy may conceive, the severe compass of the geographer defines the circumference of Rome within a line of twelve miles and 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paces; and that circumference, except in the Vatican, has invariably been the same from the triumph of Aurelian to the peaceful but obscure reign of the modern popes. But in the day of her greatness, the space within her walls was crowded with habitations and inhabitants; and the populous suburbs, that stretched along the public roads, were darted like so many rays from one common centre. Adversity swept away these extraneous ornaments, and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a considerable part even of the seven hills. Yet Rome in its present state could send into the field about thirty thousand males of a military age;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want of discipline and exercise, the far greater part, inured to the hardships of poverty, might be capable of bearing arm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religion. The prudence of Belisarius did not neglect this important resource. His soldiers were relieved by the zeal and diligence of the people, who watched while they slept, and labored while they reposed: he accepted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bravest and most indigent of the Roman youth; and the companies of townsmen sometimes represented, in a vacant post, the presence of the troops which had been drawn away to more essential duties. But his just confidence was placed in the veterans who had fought under his banner in the Persian and African wars; and although that gallant band was reduced to five thousand men,

    he undertook, with such contemptible numbers, to defend a circle of twelve miles, against an army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Barbarians. In the walls of Rome, which Belisarius constructed or restored, the material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may be discerned; and the whole fortification was completed, except in a chasm still extant between the Pincian and Flaminian gates, which the prejudices of the Goths and Romans left under the effectual guard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The battlements or bastions were shaped in sharp angles a ditch, broad and deep, protected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and the archers on the rampart were assisted by military engines; the balista, a powerful cross-bow, which darted short but massy arrows; the onagri, or wild asses, which, on the principle of a sling, threw stones and bullets of an enormous size. A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Tyber; the arches of the aqueducts were made impervious, and the mole or sepulchre of Hadrian was conve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uses of a citadel. That venerable structure, which contained the ashes of the Antonines, was a circular turret rising from a quadrangular basis; it was covered with the white marble of Paros, and decorated by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and the lover of the arts must read with a sigh, that the works of Praxiteles or Lysippus were torn from their lofty pedestals, and hurled into the ditch on the heads of the besiegers. To each of his lieutenants Belisarius assigned the defence of a gate, with the wise and peremptory instruction, that, whatever might be the alarm, they should steadily adhere to their respective posts, and trust their general for the safety of Rome. The formidable host of the Goths was insufficient to embrace the ample measure of the city, of the fourteen gates, seven only were invested from the Prnestine to the Flaminian way; and Vitiges divided his troops into six camps, each of which was fortified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On the Tuscan side of the river, a seventh encampment was formed in the field or circus of the Vatican, for the important purpose of commanding the Milvian bridge and the course of the Tyber; but they approached with devotion the adjacent church of St. Peter;

    and the threshold of the holy apostles was respected during the siege by a Christian enemy. In the ages of victory, as often as the senate decreed some distant conquest, the consul denounced hostilities, by unbarring, in solemn pomp, the gates of the temple of Janus. Domestic war now rendered the admonition superfluous, and the ceremony was supersed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igion. But the brazen temple of Janus was left standing in the forum; of a size sufficient only to contain the statue of the god, five cubits in height, of a human form, but with two faces directed to the east and west. The double gates were likewise of brass; and a fruitless effort to turn them on their rusty hinges revealed the scandalous secret that some Romans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ir ancestors.

    Eighteen days were employed by the besiegers, to provide all the instruments of attack which antiquity had invented. Fascines were prepared to fill the ditches, scaling-ladders to ascend the walls. The largest trees of the forest supplied the timbers of four battering-rams: their heads were armed with iron; they were suspended by ropes, and each of them was worked by the labor of fifty men. The lofty wooden turrets moved on wheels or rollers, and formed a spacious platform of the level of the rampart. On the morning of the nineteenth day, a general attack was made from the Prænestine gate to the Vatican: seven Gothic columns, with their military engines,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and the Romans, who lined the ramparts, listened with doubt and anxiety to the cheerful assurances of their commander. As soon as the enemy approached the ditch, Belisarius himself drew the first arrow; and such was his strength and dexterity, that he transfixed the foremost of the Barbarian leaders.

    As shout of applause and victory was reëchoed along the wall. He drew a second arrow, and the stroke was followed with the same success and the same acclamation. The Roman general then gave the word, that the archers should aim at the teams of oxen; they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mortal wounds; the

    towers which they drew remained useless and immovable, and a single moment disconcerted the laborious projects of the king of the Goths. After this disappointment, Vitiges still continued, or feigned to continue, the assault of the Salarian gate, that he might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his adversary, while his principal forces more strenuously attacked the Prænestine gate and the sepulchre of Hadrian,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miles from each other. Near the former, the double walls of the Vivarium were low or broke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latter were feebly guarded: the vigor of the Goths was excited by the hope of victory and spoil; and if a single post had given way, the Romans, and Rome itself,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This perilous day was the most glorious in the life of Belisarius. Amidst tumult and dismay, the whole plan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was distinctly present to his mind; he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each instant, weighed every possible advantage, transported his person to the scenes of danger, and communicated his spirit in calm and decisive orders. The contest was fiercely maintained from the morning to the evening; the Goths were repulsed on all sides; and each Roman might boast that he had vanquished thirty Barbarians, if the strange disproportion of numbers were not counterbalanced by the merit of one man. Thirty thousand Goths, according to the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chiefs, perished in this bloody actio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 wounded was equal to that of the slain. When they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their close disorder suffered not a javelin to fall without effect; and as they retired, the populace of the city joined the pursuit, and slaughtered, with impunity, the backs of their flying enemies. Belisarius instantly sallied from the gates; and while the soldiers chanted his name and victory, the hostile engines of war were reduced to ashes. Such was the loss and consternation of the Goths, that, from this day, the siege of Rome degenerated into a tedious and indolent blockade; and they were incessantly harassed by the Roman general, who, in frequent skirmishes, destroyed above five thousand of their bravest troops. Their cavalry was unpractised in the use of the bow; their archers served on foot; and this divided force was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ir

    adversaries, whose lances and arrows, at a distance, or at hand, were alike formidable. The consummate skill of Belisarius embraced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as he chose the ground and the moment, as he pressed the charge or sounded the retreat, the squadrons which he detached were seldom unsuccessful. These partial advantages diffused an impatient ardor among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who began to feel the hardships of a siege, and to disregard the dangers of a general engagement. Each plebeian conceived himself to be a hero, and the infantry, who, since the decay of discipline, were rejected from the line of battle, aspired to the ancient honors of the Roman legion. Belisarius praised the spirit of his troops, condemned their presumption, yielded to their clamors, and prepared the remedies of a defeat, the possibility of which he alone had courage to suspect. In the quarter of the Vatican, the Romans prevailed; and if the irreparable moments had not been was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amp, they might have occupied the Milvian bridge, and charged in the rear of the Gothic ho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yber, Belisarius advanced from the Pincian and Salarian gates. But his army, four thousand soldiers perhaps, was lost in a spacious plain; they were encompassed and oppressed by fresh multitudes, who continually relieved the broken ranks of the Barbarians. The valiant leaders of the infantry were unskilled to conquer; they died: the retreat (a hasty retreat) was covered by the prudence of the general, and the victors started back with affright from the formidable aspect of an armed rampart. The reputation of Belisarius was unsullied by a defeat; and the vain confidence of the Goths was not less serviceable to his designs than the repentance and modesty of the Roman troop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V.

    From the moment that Belisarius had determined to sustain a

    siege, his assiduous care provided Rome against the danger of famine, more dreadful than the Gothic arms. An extraordinary supply of corn was imported from Sicily: the harvests of Campania and Tuscany were forcibly swept for th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were infringed by the strong plea of the public safety. It might easily be foreseen that the enemy would intercept the aqueduct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water-mills was the first inconvenience, which was speedily removed by mooring large vessels, and fixing mill-stones in the current of the river. The stream was soon embarrassed by the trunks of trees, and polluted with dead bodies; yet so effectual were the precautions of the Roman general, that the waters of the Tyber still continued to give motion to the mills and drink to the inhabitants: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were supplied from domestic wells; and a besieged city might suppor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privation of her public baths. A large portion of Rome, from the Prænestine gate to the church of St. Paul, was never invested by the Goths; their excursions were restrain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 Moorish troops: the navigation of the Tyber, and the Latin, Appian, and Ostian ways, were left free and unmolest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orn and cattle, or the retrea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sought refuge in Campania or Sicily. Anxious to relieve himself from a useless and devouring multitude, Belisarius issued his peremptory orders for the instant departure of the women, the children, and slaves; required his soldiers to dismiss their male and female attendants, and regulated their allowance that one moiety should be given in provisions, and the other in money. His foresight was justifi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public distress, as soon as the Goths had occupied two important post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By the loss of the port, or, as it is now called, the city of Porto, he was deprived of the country on the right of the Tyber, and the bes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and he reflected, with grief and anger, that three hundred men, could he have spared such a feeble band, might have defended its impregnable works. Seven miles from the capital, between the Appian and the Latin ways, two principal aqueducts crossing, and again crossing each other: enclosed within their solid and

    lofty arches a fortified space, where Vitiges established a camp of seven thousand Goths to intercept the convoy of Sicily and Campania. The granaries of Rome were insensibly exhausted, the adjacent country had been wasted with fire and sword; such scanty supplies as might yet be obtained by hasty excursions were the reward of valor, and the purchase of wealth: the forage of the horses, and the bread of the soldiers, never failed: but in the last months of the siege, the people were exposed to the miseries of scarcity, unwholesome food, and contagious disorders. Belisarius saw and pitied their sufferings; but he had foreseen, and he watched the decay of their loyalt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ir discontent. Adversity had awakened the Romans from the dreams of grandeur and freedom, and taught them the humiliating lesson, that it was of small moment to their real happiness, whether the name of their master was derived from the Gothic or the Latin language.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listened to their just complaints, but he rejected with disdain the idea of flight or capitulation; repressed their clamorous impatience for battle; amused them with the prospect of a sure and speedy relief; and secured himself and the city from the effects of their despair or treachery. Twice in each month he changed the station of the officers to whom the custody of the gates was committed: the various precautions of patroles, watch words, lights, and music, were repeatedly employed to discover whatever passed on the ramparts; out-guards were posted beyond the ditch, and the trusty vigilance of dogs supplied the more doubtful fidelity of mankind. A letter was intercepted, which assured the king of the Goths that the Asinarian gate, adjoining to the Lateran church, should be secretly opened to his troops. On the proof or suspicion of treason, several senators were banished, and the pope Sylverius was summoned to atte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sovereign, at his head-quarters in the Pincian palace. The ecclesiastics, who followed their bishop, were detained in the first or second apartment, and he alone was admitted to the presence of Belisarius. The conqueror of Rome and Carthage was modestly seated at the feet of Antonina, who reclined on a stately couch: the general was silent, but the voice of reproach and menace

    issued from the mouth of his imperious wife. Accused by credible witnesses, and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subscriptio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was despoiled of his pontifical ornaments, clad in the mean habit of a monk, and embarked, without delay, for a distant exile in the East. * At the emperor’s command, the clergy of Rome proceeded to the choice of a new bishop; and after a solemn invocation of the Holy Ghost, elected the deacon Vigilius, who had purchased the papal throne by a bribe of two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he profit, and consequently the guilt, of this simony, was imputed to Belisarius: but the hero obeyed the orders of his wife; Antonina served the passions of the empress; and Theodora lavished her treasures, in the vain hope of obtaining a pontiff hostile or indifferent to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The epistle of Belisarius to the emperor announced his victory, his danger, and his resolution. “According to your commands, we have entered the dominions of the Goths, and reduced to your obedience Sicily, Campania, and the city of Rome; but the loss of these conquests will be more disgraceful than their acquisition was glorious. Hitherto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ght against the multitudes of the Barbarians, but their multitudes may finally prevail. Victory is the gift of Providence, but the reputation of kings and generals depends on the success or the failure of their designs. Permit me to speak with freedom: if you wish that we should live, send us subsistence; if you desire that we should conquer, send us arms, horses, and men. The Romans have received us as friends and deliverers: but in our present distress, they will be either betrayed by their confidence, or we shall be oppressed by their treachery and hatred. For myself, my life is consecrated to your service: it is yours to reflect, whether my death in this situ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lory and prosperity of your reign.” Perhaps that reign would have been equally prosperous if the peaceful master of the East had abstained from the conquest of Africa and Italy: but as Justinian was ambitious of fame, he made some efforts (they were feeble and languid) to support and rescue his victorious general. A reënforcement of sixteen

    hundred Sclavonians and Huns was led by Martin and Valerian; and as they reposed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harbors of Greece, the strength of the men and horses was not impaired by the fatigues of a sea-voyage; and they distinguished their valor in the first sally against the besiegers. Abou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Euthalius landed at Terracina with large sums of mone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he cautiously proceeded along the Appian way, and this convoy entered Rome through the gate Capena, while Belisarius, on the other side, diver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ths by a vigorous and successful skirmish. These seasonable aids, the use and reputation of which were dexterously managed by the Roman general, revived the courage, or at least the hopes,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The historian Procopius was despatched with an important commission to collect the troops and provisions which Campania could furnish, or Constantinople had s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was soon followed by Antonina herself, who boldly traversed the posts of the enemy, and returned with the Oriental succors to the relief of her husband and the besieged city. A fleet of three thousand Isaurians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Naples and afterwards at Ostia. Above two thousand horse, of whom a part were Thracians, landed at Tarentum; and, after the junction of five hundred soldiers of Campania, and a train of wagons laden with wine and flour, they directed their march on the Appian way, from Capua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The forces that arrived by land and sea were united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Antonina convened a council of war: it was resolved to surmount, with sails and oars, the adverse stream of the river; and the Goths were apprehensive of disturbing, by any rash hostilities, the negotiation to which Belisarius had craftily listened. They credulously believed that they saw no more than the vanguard of a fleet and army, which already covered the Ionian Sea and the plains of Campania; and the illus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haughty language of the Roman general, when he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Vitiges. After a specious discourse to vindicate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they declared, that, for the sake of peace, they were disposed to renounce the

    possession of Sicily. “The emperor is not less generous,” replied his lieutenant, with a disdainful smile, “in return for a gift which you no longer possess: he presents you with an ancient province of the empire; he resigns to the Goth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island.” Belisarius rejected with equal firmness and contempt the offer of a tribute; but he allowed the Gothic ambassadors to seek their fate from the mouth of Justinian himself; and consented, with seeming reluctance, to a truce of three months, from the winter solstice to the equinox of spring. Prudence might not safely trust either the oaths or hostages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conscious superiority of the Roman chief was express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troops. As soon as fear or hunger compelled the Goths to evacuate Alba, Porto, and Centumcellæ, their place was instantly supplied; the garrisons of Narni, Spoleto, and Perusia, were reënforced, and the seven camps of the besiegers were gradually encompass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a siege. The prayers and pilgrimage of Datius, bishop of Milan, were not without effect; and he obtained one thousand Thracians and Isaurians, to assist the revolt of Liguria against her Arian tyrant. At the same time, John the Sanguinary, the nephew of Vitalian, was detached with two thousand chosen horse, first to Alba, on the Fucine Lake, and afterwards to the frontiers of Picenum, on the Hadriatic Sea. “In the province,” said Belisarius, “the Goths have deposited their families and treasures, without a guard or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Doubtless they will violate the truce: let them feel your presence, before they hear of your motions. Spare the Italians; suffer not any fortified places to remain hostile in your rear; and faithfully reserve the spoil for an equal and common partition. It would not be reasonable,” he added with a laugh, “that whilst we are toil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rones, our more fortunate brethren should rifle and enjoy the honey.”

    The whole nation of the Ostrogoths had been assembled for the attack, and was almost entirely consumed in the siege of Rome. If any credit be due to an intelligent spectator, one third at least of their enormous host was destroyed, in frequent and

    bloody combats under the walls of the city. The bad fame and pernicious qualities of the summer air might already be imputed to the decay of agriculture and population; and the evil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were aggravated by their own licentiousness, and the un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country. While Vitiges struggled with his fortune, while he hesitated between shame and ruin, his retreat was hastened by domestic alarms. The king of the Goths was informed by trembling messengers, that John the Sanguinary spread the devastations of war from the Apennine to the Hadriatic; that the rich spoils and innumerable captives of Picenum were lodged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Rimini; and that this formidable chief had defeated his uncle, insulted his capital, and seduced, by secret correspondence, the fidelity of his wife, the imperious daughter of Amalasontha. Yet, before he retired, Vitiges made a last effort, either to storm or to surprise the city. A secret passage was discovered in one of the aqueducts; two citizens of the Vatican were tempted by bribes to intoxicate the guards of the Aurelian gate; an attack was meditated on the walls beyond the Tyber, in a place which was not fortified with towers; and the Barbarians advanced, with torches and scaling-ladders, to the assault of the Pincian gate. But every attempt was defeated by the intrepid vigilance of Belisarius and his band of veterans, who, in the most perilous moments, did not regret the absence of their companions; and the Goths, alike destitute of hope and subsistence, clamorously urged their departure before the truce should expire, and the Roman cavalry should again be united. One year and nine days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iege, an army, so lately strong and triumphant, burnt their tents, and tumultuously repassed the Milvian bridge. They repassed not with impunity: their thronging multitudes, oppressed in a narrow passage, were driven headlong into the Tyber, by their own fear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enemy; and the Roman general, sallying from the Pincian gate, inflicted a severe and disgraceful wound on their retreat. The slow length of a sickly and desponding host was heavily dragged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from whence the Barbarians were sometimes compelled to deviate, lest they should encounter the hostile garrisons

    that guarded the high road to Rimini and Ravenna. Yet so powerful was this flying army, that Vitiges spared ten thousand me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ities which he was most solicitous to preserve, and detached his nephew Uraias, with an adequate force, for the chastisement of rebellious Milan. At the head of his principal army, he besieged Rimini, only thirty-three miles distant from the Gothic capital. A feeble rampart, and a shallow ditch, were maintained by the skill and valor of John the Sanguinary, who shared the danger and fatigue of the meanest soldier, and emulated, on a theatre less illustrious, the military virtues of his great commander. The towers and battering-engines of the Barbarians were rendered useless; their attacks were repulsed; and the tedious blockade, which reduced the garrison to the last extremity of hunger, afforded time for the union and march of the Roman forces. A fleet, which had surprised Ancona, sailed along the coast of the Hadriatic, to the relief of the besieged city. The eunuch Narses landed in Picenum with two thousand Heruli and five thousand of the bravest troops of the East. The rock of the Apennine was forced; ten thousand veterans moved roun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himself; and a new army, whose encampment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lights, appeared to advance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Overwhelm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despair, the Goths abandoned the siege of Rimini, their tents, their standards, and their leaders; and Vitiges, who gave or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flight, never halted till he found a shelter within the walls and morasses of Ravenna.

    To these walls, and to some fortresses destitute of any mutual support, the Gothic monarchy was now reduced. The provinces of Italy had embraced the party of the emperor and his army, gradually recruited to the number of twenty thousand men, must have achieved an easy and rapid conquest, if their invincible powers had not been weaken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Roman chiefs.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ege, an act of blood, ambiguous and indiscreet, sullied the fair fame of Belisarius. Presidius, a loyal Italian, as he fled from

    Ravenna to Rome, was rudely stopped by Constantine,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Spoleto, and despoiled, even in a church, of two daggers richly inlai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s soon as the public danger had subsided, Presidius complained of the loss and injury: his complaint was heard, but the order of restitution was disobeyed by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offender. Exasperated by the delay, Presidius boldly arrested the general’s horse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forum; and, with the spirit of a citizen, demanded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Roman laws. The honor of Belisarius was engaged; he summoned a council; claimed the obedience of his subordinate officer; and was provoked, by an insolent reply, to call hastily for the presence of his guards. Constantine, viewing their entrance as the signal of death, drew his sword, and rushed on the general, who nimbly eluded the stroke, and was protected by his friends; while the desperate assassin was disarmed, dragged into a neighboring chamber, and executed, or rather murdered, by the guards, at the arbitrary command of Belisarius. In this hasty act of violence, the guilt of Constantine was no longer remembered; the despair and death of that valiant officer were secretly imputed to the revenge of Antonina; and each of his colleagues, conscious of the same rapine,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same fate. The fear of a common enemy suspended the effects of their envy and discontent; but in the confidence of approaching victory, they instigated a powerful rival to oppose the conqueror of Rome and Africa. From the domestic service of the palac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vate revenue, Narses the eunuch was suddenly exalted to the head of an army; and the spirit of a hero, who afterwards equalled the merit and glory of Belisarius, served only to perplex the operations of the Gothic war. To his prudent counsels, the relief of Rimini was ascrib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discontented faction, who exhorted Narses to assume an independent and separate command. The epistle of Justinian had indeed enjoined his obedience to the general; but the dangerous exception, “as far as may be 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service,” reserved some freedom of judgment to the discreet favorite, who had so lately departed from the sacred and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his sovereign. In

    the exercise of this doubtful right, the eunuch perpetually dissented from the opinions of Belisarius; and, after yielding with reluctance to the siege of Urbino, he deserted his colleague in the night, and marched away to the conquest of the Æmilian province. The fierce and formidable bands of the Heruli were attached to the person of Narses; ten thousand Romans and confederates were persuaded to march under his banners; every malecontent embraced the fair opportunity of revenging his private or imaginary wrongs; and the remaining troops of Belisarius were divided and dispersed from the garrisons of Sicily to the shores of the Hadriatic. His skill and perseverance overcame every obstacle: Urbino was taken, the sieges of Fæsul æ Orvieto, and Auximum, were undertaken and vigorously prosecuted; and the eunuch Narses was at length recalled to the domestic cares of the palace. All dissensions were healed, and all opposition was subdued, by the temperat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general, to whom his enemies could not refuse their esteem; and Belisarius inculcated the salutary lesson that the forces of the state should compose one body, and be animated by one soul. But in the interval of discord, the Goths were permitted to breathe; an important season was lost, Milan was destroyed, and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Italy were afflicted by an inundation of the Franks.

    When Justinian first meditated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sent ambassadors to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and adjured them, by the common ties of alliance and religion, to join in the holy enterprise against the Arians. The Goths, as their want were more urgent, employed a more effectual mode of persuasion, and vainly strove, by the gift of lands and money, to purchase the friendship, or at least the neutrality, of a light and perfidious nation. But the arms of Belisarius, and the revolt of the Italians, had no sooner shaken the Gothic monarchy, than Theodebert of Austrasia, the most powerful and warlike of the Merovingian kings, was persuaded to succor their distress by an indirect and seasonable aid. Without expecting the consent of their sovereign, the thousand Burgundians, his recent subjects,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and joined the troops which Vitiges had sent to chastise the revolt of Milan. After an obstinate siege, the capital of Liguria was reduced by famine; but no capitulation could be obtained, except for the safe retreat of the Roman garrison. Datius, the orthodox bishop, who had seduced his countrymen to rebellion and ruin, escaped to the luxury and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the clergy, perhaps the Arian clergy, were slaughtered at the foot of their own altars by the defenders of the Catholic faith.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ales were reported to be slain; the female sex, and the more precious spoil, was resigned to the Burgundians; and the houses, or at least the walls, of Milan,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Goths, in their last moments, were reveng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second only to Rome in size and opulence, in the splendor of its buildings, or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and Belisarius sympathized alone in the fate of his deserted and devoted friends. Encouraged by this successful inroad, Theodebert himself, in the ensuing spring, invaded the plains of Italy with an arm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Barbarians. The king, and some chosen followers, were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armed with lances; the infantry, without bows or spears, were satisfied with a shield, a sword, and a double-edged battle-axe, which, in their hands, became a deadly and unerring weapon. Italy trembled at the march of the Franks; and both the Gothic prince and the Roman general, alike ignorant of their designs, solicited, with hope and terror,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dangerous allies. Till he had secured the passage of the Po on the bridge of Pavia, the grandson of Clovis dissembled his intentions, which he at length declared, by assaulting, almost at the same instant, the hostile camps of the Romans and Goths. Instead of uniting their arms, they fled with eq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fertile, though desolate provinces of Liguria and Æmilia, were abandoned to a licentious host of Barbarians, whose rage was not mitigated by any thoughts of settlement or conquest. Among the cities which they ruined, Genoa, not yet constructed of marble, is particularly enumerated; and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 practice of war, appear to have excited less horror than

    some idolatrous sacrific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which were performed with impunity in the camp of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If it were not a melancholy truth, that the first and most cruel sufferings must be the lot of the innocent and helpless, history might exult in the misery of the conquerors, who, in the midst of riches, were left destitute of bread or wine, reduced to drink the waters of the Po, and to feed on the flesh of distempered cattle. The dysentery swept away one third of their army; and the clamors of his subjects, who were impatient to pass the Alps, disposed Theodebert to listen with respect to the mild exhortations of Belisarius. The memory of this inglorious and destructive warfare was perpetuated on the medals of Gaul; and Justinian, without unsheathing his sword, assumed the title of conqueror of the Franks. The Merovingian prince was offended by the vanity of the emperor; he affected to pity the fallen fortunes of the Goths; and his insidious offer of a fderal union was fortified by the promise or menace of descending from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His plans of conquest were boundless, and perhaps chimerical. The king of Austrasia threatened to chastise Justinian, and to march to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he was overthrown and slain by a wild bull, as he hunted in the Belgic or German forest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Part VI.

    As soon as Belisarius was delivered from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he seriously applied his forces to the final reduction of Italy. In the siege of Osimo, the general was nearly transpierced with an arrow, if the mortal stroke had not been intercepted by one of his guards, who lost, in that pious office, the use of his hand. The Goths of Osimo, * four thousand warriors, with those of Fæsulæ and the Cottian Alps, were among the last who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gallant resistance, which almost tired the patience, deserved the esteem, of the conqueror. His prudence refused to subscribe the safe conduct which they asked, to join their brethren of Ravenna; but they saved, by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one moiety at least of their wealth, with the free alternative of retiring peaceably to their estates, or enlisting to serve the emperor in his Persian wars. The multitudes which yet adhered to the standard of Vitiges far surpassed the number of the Roman troops; but neither prayers nor defiance, nor the extreme danger of his most faithful subjects, could tempt the Gothic king beyo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Ravenna. These fortifications were, indeed, impregnable to the assaults of art or violence; and when Belisarius invested the capital, he was soon convinced that famine only could tame the stubborn spirit of the Barbarians. The sea, the land, and the channels of the Po, were guarded by the vigilance of the Roman general; and his morality extended the rights of war to the practice of poisoning the waters, and secretly firing the granaries of a besieged city. While he pressed the blockade of Ravenna,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arrival of two ambassadors from Constantinople, with a treaty of peace, which Justinian had imprudently signed, without deigning to consult the author of his victory. By this disgraceful and precarious agreement, Italy and the Gothic treasure were divided, and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Po were left with the regal title to the successor of Theodoric. The ambassadors were eager to accomplish their salutary commission; the captive Vitiges accepted, with transport, the unexpected offer of a crown; honor was less prevalent among the Goths, than the want and appetite of food; and the Roman chiefs, who murmured at the continuance of the war, professed implicit submission to the commands of the emperor. If Belisarius had possessed only the courage of a soldier, the laurel would have been snatched from his hand by timid and envious counsels; but in this decisive moment, he resolved, with the magnanimity of a statesman, to sustain alone the danger and merit of generous disobedience. Each of his officers gave a written opinion that the siege of Ravenna was impracticable and hopeless: the general then rejected the treaty of partition, and declared his own resolution of leading Vitiges in chains to the feet of Justinian. The Goths retired with doubt and dismay: this peremptory refusal deprived them of the only signature which they could trust, and filled their minds with a just apprehension, that a sagacious enemy had discovered the full extent of their deplorable state. They compared the fame and fortune of Belisarius with the weakness of their ill-fated king; and the comparison suggested an extraordinary project, to which Vitiges, with apparent resignation, was compelled to acquiesce.

    Partition would ruin the strength, exile would disgrace the honor, of the nation; but they offered their arms, their treasures, a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Ravenna, if Belisarius would disclaim the authority of a master, accept the choice of the Goths, and assume, as he had deserved, the kingdom of Italy. If the false lustre of a diadem could have tempted the loyalty of a faithful subject, his prudence must have foreseen the inconstancy of the Barbarians, and his rational ambition would prefer the safe and honorable station of a Roman general. Even the patience and seeming satisfaction with which he entertained a proposal of treason, might be susceptible of a malignant interpretation. But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was conscious of his own rectitude; he entered into a dark and crooked path, as it might lead to the voluntary submission of the Goths; and his dexterous policy persuaded them that he was disposed to comply with their wishes, without engaging an oath or a promis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treaty which he secretly abhorred. The day of the surrender of Ravenna was stipulated by the Gothic ambassadors: a fleet, laden with provisions, sailed as a welcome guest into the deepest recess of the harbor: the gates were opened to the fancied king of Italy; and Belisarius, without meeting an enemy, triumphantly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an impregnable city. The Romans were astonished by their success; the multitudes of tall and robust Barbarians were confounded by the image of their own patience and the masculine females, spitting in the faces of their sons and husbands, most bitterly reproached them for betraying their dominion and freedom to these pygmies of the south, contemptible in their numbers, diminutive in their stature. Before the Goths could recover from the first surprise, and claim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doubtful hopes, the victor established his power in Ravenna, beyond the danger of repentance and revolt.

    Vitiges, who perhaps had attempted to escape, was honorably guarded in his palace; the flower of the Gothic youth was selecte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the remainder of the people was dismissed to their peaceful habitation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a colony of Italians was invited to replenish the depopulated city. The submission of the capital was imitated i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Italy, which had not been subdued, or even visited, by the Romans; and the independent Goths, who remained in arms at Pavia and Verona, were ambitious only to become the subjects of Belisarius. But his inflexible loyalty rejected, except as the substitute of Justinian,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he was not offended by the reproach of their deputies, that he rather chose to be a slave than a king.

    After the second victory of Belisarius, envy again whispered, Justinian listened, and the hero was recalled. “The remnant of the Gothic war was no longer worthy of his presence: a gracious sovereign was impatient to reward his services, and to consult his wisdom; and he alone was capable of defending the East against the innumerable armies of Persia.” Belisarius understood the suspicion, accepted the excuse, embarked at Ravenna his spoils and trophies; and proved, by his ready obedience, that such an abrupt removal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was not less unjust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indiscreet. The emperor received with honorable courtesy both Vitiges and his more noble consort; and as the king of the Goths conformed to the Athanasian faith, he obtained, with a rich inheritance of land in Asia, the rank of senator and patrician. Every spectator admired, without peril, the strength and stature of the young Barbarians: they adored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and promised to shed their blood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benefactor. Justinian deposited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the treasures of the Gothic monarchy. A flattering senate was sometime admitted to gaze on the magnificent spectacle; but it was enviously secluded from the public view: and the conqueror of Italy renounced, without a murmur, perhaps without a sigh, the well-earned honors of a second triumph. His glory was indeed exalted above all external pomp; and the faint and hollow praises of the court were supplied, even in a servile age, by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of his country. Whenever he appeared in the streets and public places of Constantinople, Belisarius attracted and satisfied the eyes of the people. His lofty stature and majestic countenance fulfilled their expectations of a hero; the meanest of his fellow-citizens were emboldened by his gentle and gracious demeanor; and the martial train which attended his footsteps left his person more accessible than in a day of battle. Seven thousand horsemen, matchless for beauty and valor, were maintained in the service, and at the private expense, of the general. Their prowess was always conspicuous in single combats, or in the foremost ranks; and both parties confessed that in the siege of Rome, the guards of Belisarius had alone vanquished the Barbarian host. Their numbers were continually augmented by the bravest and most faithful of the enemy; and his fortunate captives, the Vandals, the Moors, and the Goths, emulated the attachment of his domestic followers. By the union of liberality and justice, he acquired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without alienating the affections of the people. The sick and wounded were relieved with medicines and money; and still more efficaciously, by the healing visits and smiles of their commander. The loss of a weapon or a horse was instantly repaired, and each deed of valor was rewarded by the rich and honorable gifts of a bracelet or a collar, which were rendered more precious by the judgment of Belisarius. He was endeared to the husbandmen by the peace and plenty which they enjoyed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standard. Instead of being injured, the country was enriched by the march of the Roman armies; and such was the rigid discipline of their camp, that not an apple was gathered from the tree, not a path could be traced in the fields of corn. Belisarius was chaste and sober. In the license of a military life, none could boast that they had seen him intoxicated with wine: the most beautiful captives of Gothic or Vandal race were offered to his embraces; but he turned aside from their charms, and the husband of Antonina was never suspected of violating the laws of conjugal fidelity. The spectator and historian of his exploits has observed, that amidst the perils of war, he was daring without rashness, prudent without fear, slow or rapid according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moment; that in the deepest distress he was animated by real or apparent hope, but that he was modest and humble in the most prosperous fortune. By these virtues, he equalled or excelled the ancient masters of the military art. Victory, by sea and land, attended his arms. He subdued Africa, Italy,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led away captives the successors of Genseric and Theodoric; filled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spoils of their palaces; and in the space of six years recovered half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ern empire. In his fame and merit, in wealth and power, he remained without a rival, the first of the Roman subjects; the voice of envy could only magnify his dangerous importance; and the emperor might applaud his own discerning spirit, which had discovered and raised the genius of Belisarius.

    It was the custom of the Roman triumphs, that a slave should be placed behind the chariot to remind the conqueror of the instability of fortune, and the infirmities of human nature. Procopius, in his Anecdotes, has assumed that servile and ungrateful office. The generous reader may cast away the libel, but the evidence of facts will adhere to his memory; and he will reluctantly confess, that the fame, and even the virtue, of Belisarius, were polluted by the lust and cruelty of his wife; and that hero deserved an appellation which may not drop from the pen of the decent historian. The mother of Antonina was a theatrical prostitute, and both he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exercised, at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the vile, though lucrative, profession of charioteers. In the various situations of their fortune she became the companion, the enemy, the servant, and the favorite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these loose and ambitious females had been connected by similar pleasures; they were separated by the jealousy of vice, and at length reconciled by the partnership of guilt. Before her marriage with Belisarius, Antonina had one husband and many lovers: Photius, the son of her former nuptials, was of an age to distinguish himself at the siege of Naples; and it was not till the autumn of her age and beauty that she indulged a scandalous attachment to a Thracian youth. Theodosius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Eunomian heresy; the African voyage was consecrated by the baptism and auspicious name of the first soldier who embarked; and the proselyte was adopted into the family of his spiritual parents, Belisarius and Antonina. Before they touched the shores of Africa, this holy kindred degenerated into sensual love: and as Antonina soon overleaped the bounds of modesty and caution, the Roman general was alone ignorant of his own dishonor. During their residence at Carthage, he surprised the two lovers in a subterraneous chamber, solitary, warm, and almost naked. Anger flashed from his eyes. “With the help of this young man,” said the unblushing Antonina, “I was secreting our most precious effects from the knowledge of Justinian.” The youth resumed his garments, and the pious husband consented to disbelieve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senses. From this pleasing and perhaps voluntary delusion, Belisarius was awakened at Syracuse, by the officious information of Macedonia; and that female attendant, after requiring an oath for her security, produced two chamberlains, who, like herself, had often beheld the adulteries of Antonina. A hasty flight into Asia saved Theodosius from the justice of an injured husband, who had signified to one of his guards the order of his death; but the tears of Antonina, and her artful seductions, assured the credulous hero of her innocence: and he stooped, against his faith and judgment, to abandon those imprudent friends, who had presumed to accuse or doubt the chastity of his wife. The revenge of a guilty woman is implacable and bloody: the unfortunate Macedonia, with the two witnesses, were secretly arrested by the minister of her cruelty; their tongues were cut out, their bodies were hacked into small pieces, and their remains were cast into the Sea of Syracuse. A rash though judicious saying of Constantine, “I would sooner have punished the adulteress than the boy,” was deeply remembered by Antonina; and two years afterwards, when despair had armed that officer against his general, her sanguinary advice decided and hastened his execution. Even the indignation of Photius was not forgiven by his mother; the exile of her son prepared the recall of her lover; and Theodosius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e pressing and humble invit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Italy. In the absolute direction of his household, and in the important commissions of peace and war, the favorite youth most rapidly acquired a fortune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after their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the passion of Antonina, at least, continued ardent and unabated. But fear, devotion, and lassitude perhaps, inspired Theodosius with more serious thoughts. He dreaded the busy scandal of the capital, and the indiscreet fondness of the wife of Belisarius; escaped from her embraces, and retiring to Ephesus, shaved his head, and took refuge in the sanctuary of a monastic life. The despair of the new Ariadne could scarcely have been excused by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She wept, she tore her hair, she filled the palace with her cries; “she had lost the dearest of friends, a tender, a faithful, a laborious friend!” But her warm entreaties, fortified by the prayers of Belisarius, were insufficient to draw the holy monk from the solitude of Ephesus. It was not till the general moved forward for the Persian war, that Theodosius could be tempted to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hort interval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Antonina herself was boldly devoted to love and pleasure.

    A philosopher may pity and forgive the infirmities of female nature, from which he receives no real injury: but contemptible is the husband who feels, and yet endures, his own infamy in that of his wife. Antonina pursued her son with implacable hatred; and the gallant Photius was exposed to her secret persecutions in the camp beyond the Tigris. Enraged by his own wrongs, and by the dishonor of his blood, he cast away in his turn the sentiments of nature, and revealed to Belisarius the turpitude of a woman who had violated all the duties of a mother and a wife. From the surprise and indignation of the Roman general, his former credulity appears to have been sincere: he embraced the knees of the son of Antonina, adjured him to remember his obligations rather than his birth, and confirmed at the altar their holy vows of revenge and mutual defence. The dominion of Antonina was impaired by absence; and when she met her husband, on his return from the Persian confines, Belisarius, in his first and transient emotions, confined her person, and threatened her life. Photius was more resolved to punish, and less prompt to pardon: he flew to Ephesus; extorted from a trusty eunuch of his another the full confession of her guilt; arrested Theodosius and his treasures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Apostle, and concealed his captives, whose execution was only delayed, in a secure and sequestered fortress of Cilicia. Such a daring outrage against public justice could not pass with impunity; and the cause of Antonina was espoused by the empress, whose favor she had deserved by the recent services of the disgrace of a præfect, and the exile and murder of a pope. At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Belisarius was recalled; he complied, as usual, with the Imperial mandate. His mind was not prepared for rebellion: his obedience, however adverse to the dictates of honor, was consonant to the wishes of his heart; and when he embraced his wife, at the command, and perhap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mpress, the tender husband was disposed to forgive or to be forgiven. The bounty of Theodora reserved for her companion a more precious favor. “I have found,” she said, “my dearest patrician, a pearl of inestimable value; it has not yet been viewed by any mortal eye; but the sight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is jewel are destined for my friend.” * As soon as the curiosity and impatience of Antonina were kindled, the door of a bed-chamber was thrown open, and she beheld her lover, whom the diligence of the eunuchs had discovered in his secret prison. Her silent wonder burst into passionate exclamations of gratitude and joy, and she named Theodora her queen, her benefactress, and her savior. The monk of Ephesus was nourished in the palace with luxury and ambition; but instead of assuming, as he was promised, the command of the Roman armies, Theodosius expired in the first fatigues of an amorous interview. The grief of Antonina could only be assuaged by the sufferings of her son. A youth of consular rank, and a sickly constitution, was punished, without a trial, like a malefactor and a slave: yet such was the constancy of his mind, that Photius sustained the tortures of the scourge and the rack, without violating the faith which he had sworn to Belisarius. After this fruitless cruelty, the son of Antonina, while his mother feasted with the empress, was buried in her subterraneous prisons, which admitted not the distinction of night and day. He twice escaped to the most venerable sanctuari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churches of St. Sophia, and of the Virgin: but his tyrants were insensible of religion as of pity; and the helpless youth, amidst the clamor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as twice dragged from the altar to the dungeon. His third attempt was more successful.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the prophet Zachariah, or some mortal friend, indicated the means of an escape: he eluded the spies and guards of the empress, reached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 embraced the profession of a monk; and the abbot Photius was employed, after the death of Justinian, to reconcile and regulate the churches of Egypt. The son of Antonina suffered all that an enemy can inflict: her patient husband imposed on himself the more exquisite misery of violating his promise and deserting his friend.

    In the succeeding campaign, Belisarius was again sent against the Persians: he saved the East, but he offended Theodora, and perhaps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malady of Justinian had countenanced the rumor of his death; and the Roman general, on the supposition of that probable event spoke the free language of a citizen and a soldier. His colleague Buzes, who concurred in the same sentiments, lost his rank, his liberty, and his health, by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ress: but the disgrace of Belisarius was alleviated by the dignity of his own character,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wife, who might wish to humble, but could not desire to ruin, the partner of her fortunes. Even his removal was colored by the assurance, that the sinking state of Italy would be retrieved by the single presence of its conqueror. But no sooner had he returned, alone and defenceless, than a hostile commission was sent to the East, to seize his treasures and criminate his actions; the guards and veterans, who followed his private banner,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chiefs of the army, and even the eunuchs presumed to cast lots for the partition of his martial domestics. When he passed with a small and sordid retinue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his forlorn appearance excited the amazement and compassion of the people. Justinian and Theodora received him with cold ingratitude; the servile crowd, with insolence and contempt; and in the evening he retired with trembling steps to his deserted palace. An indisposition, feigned or real, had confined Antonina to her apartment; and she walked disdainfully silent in the adjacent portico, while Belisarius threw himself on his bed, and expected, in an agony of grief and terror, the death which he had so often braved under the walls of Rome. Long after sunset a messenger was announced from the empress: he opened, with anxious curiosity, the letter which contained the sentence of his fate. “You cannot be ignorant how much you have deserved my displeasure. I am not insensible of the services of Antonina. To her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I have granted your life, and permit you to retain a part of your treasures, which might be justly forfeited to the state. Let your gratitude, where it is due, be displayed, not in words, but in your future behavior.” I know not how to believe or to relate the transports with which the hero is said to have received this ignominious pardon. He fell prostrate before his wife, he kissed the feet of his savior, and he devoutly promised to live the grateful and submissive slave of Antonina. A fin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as levied on the fortunes of Belisarius; and with the office of count, or master of the royal stables, he accepted the conduct of the Italian war. At his departure from Constantinople, his friends, and even the public, were persuaded that as soon as he regained his freedom, he would renounce his dissimulation, and that his wife, Theodora, and perhaps the emperor himself, would be sacrificed to the just revenge of a virtuous rebel. Their hopes were deceived; and the unconquerable patience and loyalty of Belisarius appear either below or above the character of a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