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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程汉简

乌程汉简是两汉时期乌程县署遗留的简牍，2009年出土于浙江省湖州市，经抢救征集现存300余枚。202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整理出版《乌程汉简》，收录高清图像、红外扫描图及释文等内容。（学界对其真实性存有质疑

乌程汉简120号简所载“布十，绸廿匹”，明确提及“布”与“绸”两类织物，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长期以来，汉代江南纺织业的直接史料极为匮乏。这一材料缺失的问题在区域专史中也十分明显，《浙江丝绸史》《江苏丝绸史》对汉代纺织业仅有零星提及；《浙江科学技术史》中关于汉代纺织的内容几近空白；《浙江丝绸文化史》中甚至认为“汉代的浙江丝绸业仍然乏善可陈。秦汉时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纤维类织物而不是丝绸”。在此背景下，乌程汉简120号简明确记载了东汉“江南”地区已存在“绸”。

乌程汉简为汉代赋税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据研究，022号与117号简中出现的“大口税”，与吴简所见“大口钱”一脉相承，反映出江南地区赋税体系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与延续性。119号简所载“羽百六十六枚”，是兼具军赋与贡赋性质的国家赋税。结合里耶秦简与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羽”的记载，可知乌程汉简中的“羽”属于地方须完成的赋税项目，进一步印证了“羽”作为一种特殊赋税在秦汉时期的延续性。此外，112号简记载“鲐五六月税钱六十”，“鲐”为一种海鱼，表明当时官府已对鲐鱼销售征税。

乌程汉简中有关度量衡的记载，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110号简记录了王莽时期“足四铢得一两”的内容。据《汉书・律历志》，当时铢与两的标准比值为24:1，而简文所载比值为4:1，二者差异显著。在新莽五权研究中，“铢权和两权尚无可靠的实物资料”，乌程汉简则首次揭示了两者间的具体换算关系。146号简中出现量词“端”，简文载“两端六百、五端千七百五十”。“端”作为量词的最早记载见于《小尔雅・度》，而此前出土文献中未见实际用例。乌程汉简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早期量词辞例，也印证了《小尔雅》的记载。

乌程汉简中关于地方诸侯国纪年的记载准确翔实，为研究汉初政治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001号简采用吴王刘濞纪年“八年”，002号与003号简分别为楚王刘戊“十六年”和“十七年”，而009号简则属于汉文帝“十七年”。这些纪年简清楚表明，在吴、楚等诸侯国范围内，既使用中央的皇帝纪年（如汉文帝纪年），也并行使用诸侯王纪年（如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纪年），反映出诸侯国存在同时奉行中央与地方两套纪年体系的现象。这一情况亦可与走马楼西汉简相印证，共同凸显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度下复杂多样的政治实态。

乌程汉简为汉代官制与行政建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103号简所载“一人属珠官”，将“珠官”一职的文献记载从《三国志》提前至两汉时期，成为目前所见该官职的最早记录。结合乌程濒临太湖、宜于淡水采珠的地理条件，可推测“珠官”是负责珍珠采集、定等、加工、转运及贸易的专职官员。011号简中出现的“左席长”为文献首见。据通假关系，“席”通“庶”，“左席长”即二十等爵中第十级的“左庶长”，属“卿”级爵位，地位较高。035号简中出现“别治乌程”的记载，虽“别治”一词在敦煌汉简、尹湾汉简等多批材料中零散出现，但学界长期缺乏系统关注，直至2021年走马楼西汉简公布后方始深入研究。乌程汉简此条内容不仅自证其真，也进一步证实“别治”制度在江南地区的具体实施，为理解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多样性提供了实证。

乡里聚落作为汉代政治统治的基础单位，深刻影响地方行政的运行方式。090号简所载“烝亭所部虚户口名”及“前乌虚户”“中乌虚户”“后乌虚户”，其中“部虚”一词系首次出现，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虚”本义为“大丘”，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已有“部丘”记载，表明“部虚”与“部丘”实为同一聚落称谓。因此，“烝亭所部虚户口名”可理解为“进献辖区内各聚落的户口名籍”。090号简中“前乌虚”与“中乌虚”均为“户十口”，规模虽小，但户数整齐，暗示这些聚落可能经过一定程度的行政规划。关于“乌程”地名来源，《辞海》释为因乌、程二姓居此得名。然而，“前乌虚、中乌虚、后乌虚”的命名方式，显示“乌”与“程”可能为分置结构，为探究地名来源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说法的新线索。同时，“前、中、后”的划分也反映出居民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推测其布局或受当地地形条件影响。

邮书传递作为汉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效能。024、025、026、029号简所载“以格行”与“以亭格行”，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均属首见，不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也拓展了对汉代文书传递体系的认识。“格”作为一种聚落形态，以往学界所知有限。北京大葆台汉简“樵中格吴子孟”的记载经考证被认定为“汉代聚落的通称”，并将其出现时间推至西汉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华北中北部。乌程汉简中“格”的使用，进一步表明该类聚落亦存在于江南地区，反映出其跨地域的广泛分布。参照“以亭行”“以亭次行”的含义，“以格行”应指按“格”的顺序依次传递文书，“以亭格行”则为按亭与格的顺序传递，是一种适用于较近区域的文书传递方式。

乌程汉简181号简所载“长生道”内容，为探讨早期道教形态提供了直接依据。尽管两汉社会普遍追求“长生”，但“长生道”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出现较晚，目前最早见于北魏《老子化胡经玄歌》。因此，乌程汉简中这一记载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长生道”文献记录。尽管简文部分残缺，但其中“药”字的出现，表明其所述“长生”与服食药物密切相关。这一认识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王充《论衡》虽对“道家或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延年度世”之风持批判态度，却如实反映了当时道家通过服药追求长生的实践；葛洪《抱朴子》更明确将服药视为“长生之本”。由此可见，乌程汉简181号简所载“长生道”应属早期道教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该简出土于乌程地区，表明至迟在汉代，此地已是道家思想传播的区域。结合三国时期吴地介象传播“长生道”的史实，可见该思想在江南一带不仅源流久远，影响也颇为深远。

乌程汉简175、176号简中出现的“孙公妈”“周公妈”“张妈”等“姓氏+妈”类称谓，具有语料价值。以往学界多认为“妈”为后起字，最早见于三国魏《广雅》。检索先秦秦汉文献，“妈”字未见明确记载，乌程汉简因此成为目前可明确断代的最早用例。177号简载：“室事不德，大儿在室，当努力时难，禺彖失踢跌。”其中“在室”指女子已订婚而未嫁，“儿”亦可指女子，故“大儿”即家中长女。“时难”指时世厄难，结合上下文可知家庭正因瘟疫陷入困境。因而“大儿在室，当努力时难”意为：长女虽已订婚，仍需在家努力承担应对瘟疫之责。此句作为书信中的期望之语，体现了灾害背景下家族共同体的责任意识，也拓展了对汉代家庭内部规训与性别角色的认识。此外，简末“遇彖失踢跌”中“彖”多指《周易》卦辞，反映出《易》学已深入吴地民间，甚至渗透至家信等私人书写，展现出经学在日常语境中的实际影响。

乌程汉简269号简作为一枚医药简，记录了大黄、桔梗、乌喙等26味药物。有研究对这26味药进行了分类，并特别指出“乌程医方中的大黄后有‘蒸之’的制法，这是晋唐以前方书中大黄较常见的炮制方法之一，在出土医学文献中尚属首见”。270号简记载了庄诵、庄谭兄弟先后罹患温病的情况，其中蕴含的细节与传世医书的温病记载当可互参。此外，乌程汉简所载医方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等传世医籍中的方剂具有明显源流关系，这对厘清古代方剂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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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县”是中国最稳定的政区类型，在赋税征收、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秦统一后将县制推行到全国，其后历代王朝皆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

“县”字的本义暗藏其制度属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县，系也。从系，持県。胡涓切。”繁体“縣”为会意字，字形由倒置的“首”与“系”组合而成，本义为悬挂、系缚，引申为悬系于中央、直属君主统辖的地域单元。

据《左传》记载，具备行政区划含义的“县”最早出现在春秋早期的楚国，后相继在当时的齐、晋、秦等大国中出现。也有学者提出秦国、晋国最早设县。春秋时期，各国县的来源和设置方式不同。齐、晋的县一般被用作对臣下的赏赐，如齐桓公予管仲“其县十七”，齐灵公赏给叔夷“其县三百”。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晋又“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合为四十九县。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楚国县的面积最大，楚灵王以“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而自豪，其广阔程度可以想见。秦、楚的县多由国君来直接统治，这也是秦、楚两国公室强盛的原因。

春秋后期，开始有郡的设置。最早见于记载的为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率师伐齐，在其誓辞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见当时晋郡不如县，郡起初大概是比县距离国都更远的邑，位于地广人稀的边陲地带，从军赋单位来考量的话，的确是郡小县大，不过处在外围的郡比畿内的县开发潜力更大。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边郡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郡的地位高于县的局面。据《战国策》：“甘茂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说明战国时郡已大于县，逐渐形成郡统辖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到秦统一，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统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严密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系，历代沿袭之。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侯国直属中央，相当于县，而王国领郡介于中央与郡之间。这时的县作为郡和国之下的行政单位，与秦朝无异。《汉书·地理志》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据《续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共105个郡国，1180个县级政区。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疆域政区错综复杂、变化频繁。这一时期郡县的恶性膨胀往往徒有虚名，许多州郡并无户口土地之实。至隋统一南北，政区又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大业五年（609年），隋平定吐谷浑后，全国共有郡190个、县1255个。唐代武德初年，将隋郡改为州；贞观以后，省并了许多州郡；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又改州为郡，肃宗后来又改郡为州。天宝十三载（754年），设郡（府）327个，郡（府）辖县共1613个。

从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的百余年间，北宋与辽南北对峙。辽天庆三年（1113年）统县的府、州99个，辖县199个；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统县的府、州308个，辖县1203个。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的百年间，金与南宋相持。南宋的行政建制绝大多数沿袭北宋而来，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共十五路，统县政区191个，辖县711个；泰和八年（1208年）金设统县的府州184个，辖县691个。与辽、北宋相比，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元代行政区划的层级复杂，最多有“省—路—府—州—县”五级，实际辖县的统县政区共347个，辖县1127个。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进入定型期。万历十年（1582年），统县政区共162个，辖县1179个。清代实行“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三级制。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有23个省，设219个府、60个直隶厅、79个直隶州，共358个统县政区；设89个散厅、146个散州、1382个县，共1617个县级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的设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是旗县合并，先后撤销12个县合并于旗；二是撤并各根据地临时设置的小县；三是撤设治局改设县，先后将34个设治局改为县（自治县）或并入邻县；四是设置一些经济建设需要的县；五是根据人口、幅员、经济规模等指标调整县域。改革开放后，市管县体制确立。城市化浪潮下，县级市、市辖区逐年增长，县数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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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大仙祠

黄大仙信仰的源头，可追溯至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叱石成羊”的原始传说。十五岁牧羊少年（皇初平），“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寻之，问羊安在，初平叱石而起，白石尽成羊数万头，由此得道成仙。为“金华皇初平信仰”，自明代传入岭南后，为顺应岭南的社会文化习俗，“……明大司寇黄公辅取黄初平叱石成羊之义易今名”，称“黄大仙”。今广州黄大仙祠殿前犹有“叱羊传晋代，骑鹤到南天”一联，所追溯者，正是这段成仙叙事。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令于道上俯拾一石以进，及起则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脚疮不愈。……手削木皮传之，其疮即愈。”黄大仙擅长炼丹与医术，尤以治疗疮痍疥癣之疾见长。治病救人之传说历代流传，逐渐沉淀为黄大仙赠医施药、济世救人的神格内核。这一信仰经《金华府志》《兰溪县志》等地方文献的反复记载而渐次丰富，自赤松山向外播迁，渐成流布南方的重要道教信仰。

19世纪末的广州善堂勃兴，它们以慈善赈济为外在功能，以神道设教为凝聚力量，成为联结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番禺县续志》《南海县志》均有关于广州地方社会兴办善堂和芳村花地一带建有祠庙场所的记载。黄大仙信仰之所以能在此扎根并兴盛，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黄大仙信仰得以与地方善堂传统相结合，承担起救苦济民的社会角色。光绪二十三年（1897），番禺大岭村“深柳堂”设坛扶乩，获黄大仙降坛指引，遂命名为“普济坛”，《惊迷梦》中诗曰“普救群生理本然，济人危急是神仙。坛开亦为行方便，台畔诸生志贵坚。”反映了彼时开坛时“普济劝善”的理念。此后，梁仁庵经黄大仙降箕示入道，逐步成为坛中重要成员，为黄大仙信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次年广东疫症流行，前来求方者络绎不绝，所赐药签屡屡应验，普济坛由此声名远播。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各界信众捐资之下，以黄大仙为主神的祠观在芳村花地落成，黄大仙祠介绍中记录，梁仁庵亦于此时担任住持，主持坛务。光绪三十年（1904），据《芳村文史》记载，祠观再获各界热心人士捐款重修，规模日盛，遂成珠江三角洲一带香火鼎盛的著名道观，对广州及整个珠三角一带的宗教生活均有相当影响。

就组织形态而言，普济坛依托乩坛与善信群体运作，既有主持坛务的乩手，也有捐资助善的市民网络。其仪式活动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施医赠药。信众借扶乩向黄大仙求取药签，再据签施治，以平价乃至无偿的方式为贫病者提供救助，直接回应了疫病流行下的民生需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母久病不愈，闻芳村普济坛灵验，亲偕母至祠求方，得坛内道长诊治而疾愈，一时传为美谈，普济坛之声誉益隆。二是教化济民。借黄大仙的神格感召与劝善道文，向地方社会传播向善积德、济世利人的理念，在赈济身体之苦的同时，亦寻求安顿人心、维系世道。

1915年，因广州时局动荡，普济坛住持梁仁庵携黄大仙画像与坛符南下香港，先后在乍畏街、大笪地和湾仔一带设坛奉祀，是为粤港两地黄大仙信仰跨境传播的起点。此后数年，香港信众日增，坛址几经迁移，最终于1921年在九龙竹园村正式建立“啬色园”，沿用普济坛的乩坛传统开设“普宜坛”。啬色园建成后，逐渐发展为香港最重要的黄大仙信仰中心，与广州普济坛构成同宗同源的祠观谱系，广州为源头，香港是其重要传衍。

黄大仙信仰自浙江赤松山南下岭南、又播迁香港及海外区域，并非形成某种固定的地缘组织，而是信众基于对黄大仙神格普遍灵验的认同，自愿参与宗教活动所结成的信仰网络。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粤港之间，这一信仰圈表现为人员、仪式、文本与善款的双向流动，广州的乩文、药签、劝善书籍源源不断传入香港。

从1915年梁仁庵孤身南下，到一百多年后多地道教汇聚广州，黄大仙信仰网络逐步从乡土向多边扩展。位于广州芳村花地的祠堂，成为连接金华源头、岭南本土、港澳信众、海外华人乃至西方道教研究者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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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

公元334年，慧远出生。时值晋朝，慧远从一开始信奉的儒教转向了佛教，并在日后成“净土宗”的门主。慧远还和没有彻底皈依的信徒“结社”，后谢灵运在庐山挖了个池塘，为慧远种了不少白莲花，因此，慧远结的“社”就被称为“白莲社”。

1133年（南宋绍兴年间），和尚茅子元在（上海青浦区）淀山湖旁建了一个念佛堂。茅子元十九岁落发为僧，依照慧远当年，在淀山湖旁边建了个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该组织允许在家修行，信众不必剃头，只要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可入白莲教。并采取师徒传承制——你带进来的人，是你的徒弟；你徒弟带进来的，是你徒弟的徒弟。
此后，茅子元因创教被流放江州。在江州流放期间，茅子元依然“随方劝化”。
之后，太上皇宋高宗将他召进宫讲演，赐号“白莲导师、慈照宗主”。
至南宋后期，白莲教已经传到北方蒙古统治区域。

元朝建立之后，白莲教一度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成为白莲教的两个公开中心。
白莲教的队伍迅速复杂起来，教义凌乱，戒律松弛，宗派弥多。
元武宗至大元年，当局下令废止了白莲教。
经白莲教僧人普度奔走，仁宗即位后，白莲教恢复了合法地位。

元代中期，白莲教大量吸收弥勒教教义。弥勒，是佛教里的未来佛，据说弥勒降世之日，就是末世翻转之时——旧世界的苦难会被一扫而空，新世界的光明随之到来。白莲教快速滋长。
1351年，黄河决口，元朝政府征十五万民夫去堵口。韩山童和刘福通以白莲教为旗号，号称“弥勒降世、明王出世”，发动了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的教众在出发前，有一个传说流传极广：他们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因为弥勒护佑。
红巾军一起事，天下响应者无数。在这场大动乱里，有一个年轻人——早年是白莲教成员的朱元璋，投奔了以白莲教为旗号的义军。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的那支队伍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白莲教。朱元璋的义父郭子兴，就是白莲教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自己，也是靠着白莲教的人脉、组织和“明王出世”的光环一路走来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从大臣李善长那里接受了一道谏言，随即颁布诏令：禁断白莲社、明尊教、白云诸教派。
洪武三年，再度严令禁断。此后，刘基等人制定大明律，以成文法律的形式，把对白莲教的禁止固定了下来。
白莲教从来没有真的消失过。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

清朝进关，白莲教喊起了一个新的口号：“反清复明”。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年间，白莲教的反抗活动从未间断，只是规模大小不同。清廷的处理策略，和明朝一模一样：严禁。
1793年（乾隆末年），河南白莲教领袖刘之协被清廷通缉。各地官员接到命令，立刻开始大规模搜查教众。
这次搜查中，形成了一套公开的“行规”——“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
各地教于是用一个口号来动员信众：官逼民反。
乾隆五十九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密商定，在嘉庆元年辰年辰月辰日共同起事。

1796年（嘉庆元年），湖北枝江、宜都，张正谟和聂杰人等人因官府查拿紧急，提前起事。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随即响应。
湖北襄阳，教首齐林接到了准备起事的密令。
嘉庆元年正月，齐林原本约定在元宵节起事，结果消息走漏，齐林被捕，连同一百多名教徒，全部处死。官府把齐林的首级悬挂在城门上。
齐林被处决后，剩余的教众聚集在一起，推举王聪儿为新的总教师。
王聪儿自幼丧父，跟着母亲走南闯北，卖艺为生——跑马走绳，舞刀使棒，走江湖。十六岁那年，她跟着母亲来到襄阳，认识了白莲教首领齐林，嫁给了他，从此开始参与白莲教的秘密活动。

王聪儿决定：立刻起义。嘉庆元年三月，王聪儿一身白衣带领一支队伍在襄阳揭竿而起，时年20岁。
三月底，王聪儿率众四五万人，首战告捷，连克数处。四月初七，攻克樊城。
消息传开，各地义军相继响应，湖北境内多处同时燃起战火。清廷急令湖广总督、四川将军、湖北巡抚等多路大军前来镇压。
王聪儿采取流动作战：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不整队行军，分成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见到清军主力，不正面硬碰，等机会袭击、绕道包抄。这支队伍，没有正规军的训练，没有充足的军械，但熟悉山地，行动灵活。
1797年，王聪儿与姚之富分兵三路，由湖北攻入河南，再入陕西，继而入川，与四川义军会师。两支义军整编为八路，分青黄蓝白四色为号，王聪儿被推举为八路兵马总指挥，其统领的人马或超过十万。
1798年，她率领两万人马攻打西安，被阻击；折返湖北，清军将领明亮率主力紧紧咬住，义军退入郧西山区。
1798年春，王聪儿率领的义军在郧西三岔河被清军合围，几次突围未果后，退到茅山。清军从山前山后围上来，义军抵抗到最后，王聪儿带着十几名女义兵，退到山顶，一起跳下悬崖，时年二十二岁。
王聪儿之后，起义的余部在张汉潮等人带领下，继续抗争了六年。
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亲政，推行“坚壁清野”之策——把百姓强制迁入寨堡，断绝义军的粮草来源和兵员补充；同时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围剿，到嘉庆九年此次抗争被彻底平息。
从嘉庆元年打到嘉庆九年，清廷先后调动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当时整整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打到后来，清廷的正规军已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1813年，九月十五日，白莲教的一个变体——天理教，趁嘉庆皇帝外出行猎、京城空虚之际，两百名教众分东西两路，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入紫禁城。
他们在前一天混入北京，装扮成小商小贩。两路人马打进了皇城，直至隆宗门外，与宫廷护卫激战两天一夜。皇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亲自拿起鸟枪，击毙两名翻越宫墙的教众。最终，这两百人全部被歼或被俘。
嘉庆皇帝在返京途中接到消息，下了一道诏书，自我检讨，称这件事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回宫后，他下令：隆宗门匾额上那支在交战时射入的箭，谁都不许拔。
那支箭，直到今天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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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

关于阳关的得名，传世史籍与敦煌文献皆有记载，一般认为因其在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寿昌县记载：“阳关，在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敦煌文献P.5034《沙州地志》记载：“阳关，……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据此观之，阳关得名似是因为地理位置在玉门关之南。

但史籍和敦煌文献亦有记载，元狩三年（前120年）屯田阳关附近的是从阴山前线调来的来自南阳新野一带的部队，他们于元狩二年在阴山前线制造了余吾水出天马的传说，来到敦煌的第二年，于元狩三年又上报了渥洼池出天马，汉武帝因此命乐工作《天马之歌》。敦煌写本《阴处士碑》记载，敦煌阴氏家族其先源自南阳新野，“就阴山之封秩，大漠斯平；举火候于敦煌，阳关得势”。通过这些记载得知，元狩二年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确有一批来自南阳郡的士兵屯田敦煌渥洼水附近，而与南阳郡相邻的颍川郡有阳关聚，很可能有来自阳关聚的士兵驻守在此，“阳关”二字的由来或与此有一定关联。关于屯田士兵的来源，悬泉汉简或可提供佐证。西汉颍川郡确有大量戍卒驻守敦煌，籍贯包括郾县万年里、鄢陵南宜里、阳翟左周里、陕邑、阳翟亲阳里、昆阳柱里、昆阳中里、昆阳北张里、昆阳宜侯里、武阳高居里、临颖严里等，其中就包括了阳关聚所在地阳翟县。

阳关聚从汉朝到北朝一直存在。《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同王莽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恶战：“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李贤注曰：“聚名也。郦元《水经注》曰：‘颍水东南经阳关聚，聚夹颍水相对。’在今洛州阳翟县西北。”《水经注》卷二十二颍水注记载：“又东南过阳翟县北。颍水东南流迳阳关聚，聚夹水相对，俗谓之东、西二土城也。”阳关聚是西汉颍川郡聚落名称，敦煌名族陈氏等就从颍川郡迁徙而来。阳关聚在汉成皋之南，成皋门有玉门之称，位于北面，其南的阳关聚最初就是一个被称为阳关的关隘，因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由关隘变成一个聚落。西汉敦煌郡村落是中原移民建立的，他们中很多村落名称都是将原籍名称带到敦煌建成聚落，有可能西汉龙勒县已有被称为阳关的村落，当玉门关北迁，西汉在此设关，就理所当然将阳关变成关隘的名称。后来，为了加强其文化含义，才出现了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

西汉敦煌阳关的设置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敦煌阳关位置设置关塞的时间和阳关设置的时间。设置阳关之前，塞城一度曾命名为玉门关，至于玉门关是否为该地设置的最早关隘，《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记载，太初四年（前101年）李陵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可知此时敦煌西部已有关塞，但此处没有注明为玉门关。李陵与轻骑五百出敦煌，则说明敦煌西部这个塞城最初很可能被称为敦煌塞。置阳关之后，还曾将阳关称为敦煌塞，元康二年（前64年）乌孙昆弥因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复令尚公主，结婚重亲，汉以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神爵二年（前60年）送少主前往乌孙结亲：“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敦煌悬泉汉简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册》记载：“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驼入敦煌关。”按照西汉规定，西域使者大多经阳关进入敦煌，简册将康居王使者所经关塞称为敦煌关，表明一直到汉元帝永光五年时西汉政府还将阳关称为敦煌关或敦煌塞。

关于阳关的设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没有记载，敦煌文献P.5034《沙州地志》记载曰：“[汉]武帝后元年置都尉……存，以居玉门关之南，因以[为号]。”后元是汉武帝最后使用的年号。以这条史料记载来看，准确来说阳关都尉设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彼时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已经设置，因此，这个居于玉门关以南的关口，才被取名为“阳关”。另外，敦煌文献S.5448《敦煌录》记载：“州西有阳关，即故玉门关，因沙州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后人呼为阳关。接鄯善城，险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我们将以上两条资料综合分析，《敦煌录》是敦煌文士所著，西汉时期没有沙州刺史的设置，此处沙州刺史应当指敦煌太守，即阳关是敦煌太守阳明奉诏追拿拒命逃犯而得名。这两种命名说法到底谁正确，很难断定，但是这些记载揭示一个事实，就是玉门关在太初四年至后元年间设置在阳关的位置。

阳关是出敦煌往西域的必经之关隘，也是西域诸国与西汉经贸往来的门户。《汉书·西域传》记载阳关与玉门关是敦煌郡西部并列的两个关隘，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但是在记载到西域诸国的里程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到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的距离，一个是到阳关的距离。这说明西域诸国东行前往西汉长安大都经过阳关。如《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此传还记载大夏的休密翕侯、双靡翕侯、贵霜翕侯、肸顿翕侯、高附翕侯等五翕侯和康居的苏王、附墨王、窳匿王、罽王、奥鞬王等五小王去阳关的距离，说明他们同西汉政府间的通使与贸易往来是经过阳关进行的。特别是对作为敦煌通西域的孔道之地的鄯善，记载其“去阳关千六百里”，表明敦煌阳关是其必经关隘。阳关置关都尉，关都尉负责关隘的守护和检查过往行商使者，还负责护送外国使者的行商。史料还提及罽宾：“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这里的关都尉文忠应指阳关都尉。乌秅国西有悬度，是前往罽宾的必经之地，悬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悬度是前往西域更远地方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与中原交流亦须经过阳关。悬泉汉简Ⅱ90DXT0216②：877—883《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康居王使者携带橐驼经由敦煌关沿着驿道东行向西汉进献之事，敦煌关即是阳关，由此得知阳关的功能与通使、商贸密切相关。

阳关附近的龙勒置是敦煌郡九个驿置中最西的驿站，也是西域诸国使客进入敦煌的第一个驿站，经敦煌郡过往的使者、客使、戍兵、屯田吏士、刑徒都经龙勒置和阳关进出，送往迎来非常繁忙。悬泉汉简Ⅴ92DXT1812③:10记载，西汉从西域引进的二百匹马经龙勒、敦煌、广至置东行。悬泉汉简Ⅰ90DXT0205②:15记载送使者行经龙勒、敦煌、广至、冥安、渊泉，可见龙勒置地理位置关键。悬泉汉简Ⅱ90DXT0214②:557记载：“建昭元年八月丙寅朔辛巳，遮要厩啬夫禹敢言之，谨写移它县置：遣吏御持传马送迎客往来过廪，今券墨移，唯廷移龙勒郡仓，敦煌、县泉、鱼离置，广至、冥安、渊泉令，簿入八月报，毋令缪，敢言之。”龙勒郡仓之外还有阳关府库，是阳关塞储备物资的仓储机构，悬泉汉简曾有“奉出阳关府库”之记载。

西域屯戍驻军也往往经过阳关前往屯戍地，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②: 66AB记载了自北军所发士卒出敦煌郡阳关经文侯障前往伊循城之事。悬泉汉简ⅡT0216②:216记载了河平元年（前28年）五月敦煌阳关兼行都尉事司马坚遣士吏郑相迎二年戍卒，这说明戍守西域更替的军队经阳关往来，这样的记载在悬泉汉简中不胜枚举。另外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遣送到西域地区服刑的弛刑士亦由阳关送达，悬泉汉简ⅡT0214③:64记载：“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丁酉，肩水仓长延年以近次行大守事、库丞奉憙兼行丞事谓过所：遣氐池东鄣隧长司马承明，以诏书送施刑士阳关，乘所占用马，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这些送往阳关的弛刑士，应当包括前往西域屯田驻守者。西汉时期屯田西域伊循、渠犁、尉犁、轮台、车师的弛刑士很多，简文记载的这些从氐池前往阳关的弛刑士，很可能是行经阳关前往西域的刑徒，而阳关只是他们行经的关塞。我们从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中得知，途经悬泉置驿站西行或东归的戍卒动辄数百人之众，很显然大部分不是在敦煌郡屯戍的，而是前往西域各地的戍卒。

西汉敦煌郡阳关是西汉与西域各国通使和亲的友谊关隘，《汉书·西域传》记载：“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悬泉汉简Ⅱ90DXT0113④:65记载甘露二年（前52年）二月：“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解忧公主给西汉政府请求东归的报告和长罗侯给西汉政府的信件就是经过敦煌郡驿站送达的，公主给西汉政府的书信是甘露二年二月经过敦煌悬泉置驿站，过了一年才得到西汉政府的批准。甘露三年解忧公主返回西汉长安行经敦煌郡，悬泉汉简Ⅱ90DXT0114③:522记载了当时的情况：“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稟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西汉与西域诸国的和亲大都经阳关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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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

西周金文可概括为“金文两系说”，即殷系与周系。

西周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内容、格式继承殷金文者数量甚多，可称为“殷系”。需要说明的是，西周前期即共王之前，天子、诸侯、重臣也多接受殷式酒器与殷系金文，反映了西周对大邑商文化制度的继承。

西周王朝建立后，就积极推行其姓氏婚姻、宗法排行、幼名与冠字等文化礼俗，以及训诰、册命等制度，周初金文中迅速出现上述周人文化因素。以女子称姓而言，周人克商之前就通过异姓联姻团结友邦、扩充实力，《诗经》之《思齐》吟唱“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周姜是公亶父的夫人，大妊是季历的夫人，大姒是文王的夫人，均是姬姓周人与姜、妊、姒等姓通婚结盟的写照。西周早期金文记载王妊作器，多次提及王姒、王姜赏赐与下达命令之事，其中王妊、王姒、王姜就是出自妊、姒、姜等姓的王后，与《思齐》完全能够相互印证。

周人男子称氏，如周公、召公、毕公的周、召、毕均是彰显其家族的氏名，与殷遗民使用族徽形成鲜明对比。西周前期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中姬姓和异姓家族氏名、各地诸侯氏名都大量出现。这是见诸西周金文的显著特点，殷商金文则迄今未见诸侯作器铸铭的明确例证。

周历月相是指每月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时段，和字的尊称一样，最晚在穆王时代也较广泛地出现在金文中了。这既反映当时周历正朔统一推行至王朝疆域各地，也说明掌握文字的殷人史官集团学习周人名字、月相等文化再运用到文书撰写之中，有一个逐渐适应和创新的过程。西周建立以后，其姓氏、排行等文化因素与殷系金文相结合，同时剔除掉已废止的周祭、寝官、戍官等殷制，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武王克商以后，青铜礼器铭文出现了字数拉长、内容丰富的特点，形成“周系”金文。与简单记述君王蔑历赐贝、为祖先作宝尊彝的殷系金文不同，周人重臣、大族制作铜器铭铸金文时，非常重视周王和君主的诰命与赐民赐土的详情，会转录到礼器铭文中，这就使周系金文字数一下增多了。成王时的何尊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王诰宗小子”的话，就占据7行多70余字，王诰内容是历数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后告天“宅兹中国”治理人民，同宗贵族的先父辅助文武，有功于天，众贵族也要助王顺从天意，实施德治。如果去掉这段诰命，何尊铭文就成了简单的“王赐何贝，作宝尊彝”的简单殷系金文了。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有290余字，其中260余字都是康王的诰命，足抵一篇《尚书》。《尚书》周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实际上也与这些周系金文互为表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系金文到了周共王时代逐渐发展为成熟册命金文。册命金文虽然也是殷人出身的史官所作，但其内容格式及其反映的政治观念已与殷系金文大相径庭了。周系金文强调天命，即周天子、诸侯、群臣统治天下四方万邦的权利为天命授予，其职责可概括为“德”，需要敬畏以待，各司其职。在具体治民的实施层面，周王则任命同姓家族、异姓姻亲担任公和三有司等王朝重臣和外服诸侯，并通过联姻来团结边域的邦伯和邦君，从而实现“柔远能迩”“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这也是各地发现的西周礼器铭文内容趋同的内在原因。周系金文还有一种记叙和总结历代周王功勋与家族祖先事迹的特殊格式，见于284字的史墙盘铭文与372字的逨盘铭文，涉及康王治理“亿疆”、昭王南征、穆王讨征四方等西周史的重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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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贡”到“胡志明市”

湄公河三角洲的东缘，胡志明市，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顺着南流的河道望向浩瀚的南中国海。

湄公河流横跨中南半岛，历经千里向南流入南中国海，其流域古往今来生活着仡台诸民族。“湄公”，是仡台人对这条河的称呼，意思即为母亲河。

湄公河进入越南南部之后，在即将注入大海之前的最后一段路程，被称为“九龙江”（Cửu Long）。河道蔓延成无数支脉，纵横交错，最终形成了湄公河三角洲。几千年前，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出东南亚已知最早的文明之一——扶南王国，一个印度化曼荼罗国度。扶南国持续七百年逐渐湮没，真腊王国的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高棉文明的边缘地带。此后，北方逃离郑阮纷争的京族难民出现在这片土地上。17世纪，越南阮氏家族南下，权利自高棉民族转移到了越南民族手中。京族人将西贡从小渔村建成为越南南部最重要的港口。

19世纪，法国殖民者来到西贡，在河岸边兴建了教堂与歌剧院。20世纪中叶，西贡成为越南南方政权的中心，直至1975年4月。

高棉帝国带来这座城市最初的高棉语名字Prey Nokor；Prey在高棉语中是森林的意思；Nôkôr源自梵语nagara，意为城市。多数人认为，该词逐渐演化出了越南语形式Sài Gòn——这座城市在17世纪之后最广为人知的名字：西贡（经由本地定居的广府华人根据粤语发音中的近音字记录而成，汉越音音系记录为“柴棍”，阮朝记为嘉定（Gia Định））、Saigon（法语）。十九世纪初，“以夏临夷”的京族人驱逐“高蛮”，改土归流，彻底吞并柬埔寨，改金边为南荣府（Nam Vinh Phủ），筑镇西城（Trấn Tây Thành）。但十多年后，这一称谓就随着越南人的撤出而逐渐隐没。1975年，北越军队攻入西贡。次年，越南正式统一，这座城市被改名为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2025年越南全国行政区划调整，胡志明市中心市区划归新成立的西贡坊（Phường Sài Gòn）。

胡志明市的一部分是由华人社群在18世纪中叶逐步建立并繁荣发展的“堤岸”（Chợ Lớn）。
堤岸最初是避居此地的明清遗民所建，后吸引了大批潮汕、福建、海南等地商人聚集，成为南越的商业重镇。此处有一座座华人庙宇与会馆，多为中国传统式样，廊柱间饰有石刻与木雕，有些屋脊上嵌有色彩丰富的剪瓷雕，这些建筑大多由不同籍贯的华人社群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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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士之胜

Pyrrhic victory，又称惨胜。

皮洛士(Pyrrhus，前307年-前272年，前297年-前272年在位）)，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12岁即位，一度被贵族放逐，后随姐夫德米特里入小亚细亚，参加易普斯河战役（公元前301年）。很快他又去托勒密埃及，被招为婿，在托勒密国王支持下，返伊庇鲁斯复位。他企图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大帝国。德米特里在马其顿称王，皮洛士联合托勒密一世、莱西马库斯等共同争讨，瓜分马其顿部分领土。
公元前280年，乘希腊殖民城市塔林敦求援之机，他率2万步兵、3000骑兵及20头战象渡海入意大利支援，初在赫拉克里亚附近与罗马执政官瓦勒留交战，得胜，但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次年在阿斯库伦附近再败罗马军队，向罗马元老院提议议和，未成。公元前278年，他应叙拉古之请去西西里同迦太基作战，在各希腊殖民城市配合之下获胜。他接着攻打利利贝城，失败，各城市纷纷脱离，转战3年无结果。公元前276年秋，他到意大利，次年与罗马执政官登塔图斯交战，大败后回国，后入南希腊，战死于阿哥斯。

公元前279年阿斯库伦战役取胜后，皮洛士感叹“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将无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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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岐在周原

周原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持续80多年。202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重点发掘了宫城的西北门和东南门。

“西北门布局对称、结构精巧，门道、夹墙、排水管道完备，是目前发现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门遗迹。”2025年度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江宁说。

刻辞的发现，为印证周原都城地位和西岐传说提供了直接文字依据。

在宫城南墙外侧壕沟的发掘中，新发现53片带字甲骨。从甲骨堆积的状态分析，这些甲骨系被敲碎后从宫城内抛入这处“垃圾坑”中的。专业人员已辨识出刻辞80余字，一块甲骨上还现身“文王”二字合文。

“文王”合文，就是把“文”与“王”两个字的字形糅合在一起，刻写或铸造成独立的字符“玟”，用来专指周文王。此前在何尊、大盂鼎等西周重要礼器上曾多次发现此铭文。

这位拥有专属铭文的周文王，正是传说中西岐的缔造者姬昌。西岐核心范围正对应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遗址，也是此次周原考古新发现的核心区域。

“学界曾对周原是否为西周都城存在争议，但近几年随着周原先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西周时期三重城垣、刻辞甲骨等重要遗存的陆续发现，为实证周原遗址是西周早期都城提供了关键证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说，“‘文王’合文甲骨在宫城区域的发现，是周王室在这里进行占卜、祭祀等活动的直接文字佐证，也让西岐传说与考古发现交融互证。”

以上为周原遗址系先周与西周早期核心都邑再添新证，也印证传说中周人建都兴业之地西岐就在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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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1966年起，从县城到农村（当时体制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到处见到的是用白纸写上黑字的“大字报”，和大幅白纸黑字标语贴满墙。

批判会：从县领导、各局长、公社领导一直到大队干部，都被划为“当权派”或“走资派”。天天召开批判会，有县城、公社、大队的各级批判会，被批判者站在台上，头上戴着白纸长帽，在帽上写上骂人话语，由各派代表上台揭发批判。批判以后，就宣布罢免他（她）的职务，并把“当权派”“走资派”扭送到全县去游街。然后有的就被下放到农村、工厂、农场劳动改造，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

阶级斗争：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简称”五类分子”）的人，及其子女，是专政对象，也经常遭批判。还要经常出义务工，监督下打扫卫生、修路等等。其日常生活行动受到严格控制，出村要向大队请假，要经常汇报思想。

语录：从县城到小乡村的墙上，到处用白灰制成白壁，用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都由大队出钱，用白灰制作成对联、横披，然后请小学教师用红油漆写上语录。从小学到中学读的就是语录。文件、信封、信纸上面，第一行都是印着语录。

广播：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次的广播节目，开头播放的歌曲是《东方红》，结束时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早晨，从县城到小山村，人们按单位、学校、生产队为组织，站在棋杆下，右手举起语录本，向主席像请示（今天我去做啥事情），晚上收工时也站在棋杆下向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这个生活方式，坚持不长时间就没进行了）。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忠诚，还要经常跳忠字舞。

集体生产：粮食作物都由生产队集体种植，个人的自留地是绝对不允许种植粮食作物。个人的自留地只能种青菜。马铃薯、地瓜都是粮食作物，也是不允许在个人自留地种植的，一经发现就被宣传队组织人拔掉，还要被游街，批斗。

主席思想宣传队：当时的国家干部（工作队），通称为“毛主席思想宣传队”，都是长期吃住在各个大队，与社员同劳动，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凭票供应：粮票、布票、煤油票、肉票、副食品票、香烟票、肥皂票……很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

证明条：出门，去外地，一定要带“证明条”，一般都是由大队开具证明。如果公社的证明带在身上，就很派头了。大队的证明一般是这样写的：兹有我大队社员某某某，男（女），现年xx岁，家庭出身贫农，政治清白，现由大队集体安排出外做工，请有关单位、旅社给予提供住宿方便，并给予大力支持。

文化活动：宣传队演革命样板戏和革命节目，到各公社、大队为社员演出。 各公社、大队也有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演唱革命歌曲、舞蹈节目，由所在地小学老师编导节目。电影只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几部，后来就经常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文革前的电影都被视为封资修的电影，是禁演的。

穿着：不管男女，只能按国家发给的布票（开头每人每年发3尺布票，后来到1970年增加到每人每年1丈布票），拿到县百货公司或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买布。成年人做一件衣服或裤子就要6尺布。做外衣的布的颜色只有蓝、黑两种。衣服式样也只有中山装、汉装、青年装、军装。男女普遍穿手工制作的布鞋和解放鞋。穿皮鞋都是国家干部（拿公家工资的人）。从乡下进城，年轻人喜欢背个军挎包，是最时尚的。

妇女耕山队：一般的大队都有一个妇女耕山队，由整个大队的女劳力组成，开荒种农作物，也是记工分。

知识青年农场：县有五四知青场，各公社也有知青场，有宿舍、食堂，吃住、劳动都在场部。高中、初中毕业生，一毕业就安排到各知青场去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每月由县知青办发给基本生活费15元补贴。（农户的毕业生回原籍参加生产队劳动。）

学习班：被通知去学习班的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而外出做工又称搞副业）的人，有教师、干部，以及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地主、富农、商业等）的农民等等人群。一般的学习班都放在边远的大队，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语录。经常还要写检查，汇报思想。 

开会：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都是贫下中农参加，也叫革命群众。“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不能参加各种会议的。不能参加会议的人，经常要多负担义务工。县里经常要召开大规模的“四级干部大会”（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在机关礼堂开会，在县招待所吃住，吃饭也是定量。 

农户的按劳分配：农村的农民叫做“社员”，每天按时出工、收工。每个大队分若干小队（又叫生产队），设小队长，记工员。社员又分全劳力、半劳力，18岁以下、60岁以上为半劳力。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评分，劳动一天记个圆圈，半天就在圆圈中划条斜杆。一般劳动一天，全劳力10分，半劳力就5分。到了年底，由大队会计来生产队为社员核算工分，劳力定年基本分。应负担的义务工，没有劳动力的户要交多少钱。分配粮食时，全年在生产队劳动的劳力会合算，出去搞副业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分粮食时经常会区别对待。

购物：县城只有一个国营的百货公司，一个城关供销社，一个饮食店。每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以各大队设一个代售店。一般物资都是凭票供应。城里只有一个理发联社，去理发要先买票排队（理发2角）。

居民户：居民户的子女工作由国家安排（上山下乡插队后也先后回城安排），粮食每月凭粮证到粮站购买（大米成人月/28斤，每斤/1角4分）。节日时，由食品站发给肉票供应2斤猪肉（猪肉每斤7角4分）。

抽烟：农民一般都是抽土烟丝和“丰产牌”（一包7分），一般通行的“鹭江牌”一包1角3分。县领导一般抽最好的烟也就是“大前门”4角。县里有的局级领导也常年抽“鹭江牌”烟。

农村的尿壶：广大农村，家家户户，每个房间都配备一个陶质尿壶。

吃饭：城乡大部分人都要吃地瓜、米，连居民户到粮站凭粮证买米，也要搭配地瓜。社员家里，用米和地瓜做饭，没有米时就全吃地瓜。

缝补服装：不管男女，衣肩破了，请制衣师傅补一大块，也感觉挺好。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的部位破了，就请制衣师傅贴一块新布在裤里面，用缝纫机钉一圈又一圈。

照明：全县大部分大队都没有电灯。大队开群众大会或有文艺晚会就用汽灯，汽灯好亮，可以把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农民走夜路就点火篾，手电筒还不是人人都有。农民家里普遍用简易的煤油灯，有灯罩的“泡灯”算高档灯。

通讯工具：家里有人出门，一到外地，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先写一封信向家里人报个平安。年轻人恋爱时写情书，就是靠写信，寄一封平信8分，挂号信2角。 电话当时只一个大队一部电话，那电话是用手摇的。电话打到本公社内，可以在大队打，如果打长途，就要去公社邮电所打。电报，有急事要通知在外家人，就去公社邮电所发电报，按字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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欹器
《荀子·宥坐》载“孔子问欹器”典故，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一件“欹器”，有“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性能特征。即空腹时器物倾斜，注水至水位居中则器物正立，水满则器口翻转。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文子》等汉儒编撰整理的古籍，多因袭《荀子》而成。
“欹器”又名“宥坐之器”，“宥坐”《说苑·敬慎》作“右坐”，可见除陈列于宗庙外，君主还常将此类器物放置在日常起居之处。《文子·九守》《淮南子·道应训》分别称“侑卮”与“宥卮”，前者认为三皇五帝时便已有之，尚古之辞而已。清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欹器铭》对其用途与特质的总结恰如其分：“维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则正，太满即倾。”汉以前实物已无从考索，而据《晋书·杜预传》，杜预曾重新设计“欹器”献于晋武帝，《南齐书》《周书》也分别记录了祖冲之、西魏文帝再造“欹器”之事。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随葬1件鸭形玻璃注，器物重心在前，空体或装满水时前倾，半水时腹部加重，才得放平，和“欹器”颇类，当是为数不多的实物佐证。
显而易见，“欹器”并非日常实用器，而是特定象征意义的载体，其最初的功能是警示人君的治国理念与自我修为。“欹器”过满则倾覆难收，寓意人之自满会引发不良后果，即所谓“满招损”。
“欹器”典故起于战国时期，广泛流传则在汉初。
《荀子·宥坐》，孔子对如何“持满有道”有所阐发：“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挹，《说文解字》“抒也”，即疏导。损，《说文解字》“减也”，即减少。这段话是说在智慧、气魄、功劳、财富方面远胜常人者，当以守拙、礼让、谨慎、谦逊的品格自我要求，如此方为长久之计。《韩诗外传》记楚国令尹孙叔敖答狐丘丈人“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之言论，亦是同一主旨。
《周易·谦卦·彖》有“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被后世总结为“一谦而四益”。《老子》“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之语，是说要在动荡中求安静，安定中保持行动，即为做到了不自满。《管子·法法》：“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可知古人评价人物，谦逊的操守比杰出的才能更为重要。最为典型者当数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中庸”语出《论语·雍也》，朱熹训解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论语·先进》亦提到“过犹不及”。西汉刘向《说苑·敬慎》引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尚书·大禹谟》有“满招损，谦受益”“允执厥中”，《尚书·仲虺之诰》有“志自满，九族乃离”，此文系晋人伪作，但可视作魏晋时人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宋代林逋《省心录》提到“器满则溢，人满则丧”“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明儒学案》所记王阳明心学体系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外，中国传统诗词书画多讲究“留白”，与上述思想正相谐适。
《周易·乾卦》有“亢龙有悔”之爻辞，《象传》解释为“盈不可久也”，《庄子·秋水》也提到“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可知低落的形势并非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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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炉
熏炉又称香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陶质熏炉，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铜熏炉，汉代熏炉以铜质和陶质居多。先秦时期，熏炉造型以豆式炉为主，炉身较浅，炉盖较平。这是因为当时香料主要是国产茅香、兰蕙等草本植物，常置于炉内明火燃烧，故炉盖需设计成较大镂孔，便于通风排烟。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辛追墓出土的两件汉代早期彩绘陶熏炉便是豆式炉。

汉武帝时期打通西域、平定南越后，陆海丝绸之路都颇为通畅，西域和南海的香料涌入中原大地。大量进口香料如龙脑香等属于树脂类香料，常制成饼状或丸球状，需置于炭火上慢慢煨熏，香气方得以徐徐散发。香料燃烧方式的差异，导致豆式炉逐渐演变为博山炉。其炉盖逐渐增高，炉身加深，便于炉内堆起香灰，用炭火熏燃香料；镂孔变小，以防炭火过旺；高耸的锥形炉盖被浮雕成群山环绕，炉底承以底盘，可增强稳定性与安全性。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便是博山炉的典型代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于1981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市兴平市豆马村茂陵一号无名冢从葬坑，由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局部鎏银，炉身细长呈竹节式高柄，整体上像一朵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花蕾。该熏炉通高58厘米，盖高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3.3厘米，重约2750克。底座呈圈足状，透雕有两条蟠龙，昂首张口吐出竹节形炉柄，炉柄分五节，刻竹叶枝杈，上端铸三条S形蟠龙托起炉体，半球形炉体口沿与腹部鎏银处浮雕四条金龙，九条龙与五竹节谐音“九五之尊”，是皇家身份与地位的写照。炉盖为圆锥形，透雕出层峦叠嶂的山峰，并以金银勾勒，神兽仙人出没其间，远望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炉盖口沿外侧刻铭文35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圈足外侧亦刻铭文33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表明炉盖与底座均为西汉御用之物，分别由内官和寺工制造并交付，序号为初三和初四。

“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博山炉的兴起，与汉武帝嗜香关系密切。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嗜香成癖，曾用“香木”作柏梁台，又以“花椒”建椒房殿。尚书郎上朝奏事前要焚香熏衣，东汉应劭《汉官仪》亦载尚书郎要含鸡舌香奏事。汉武帝还于七月七日焚“百和之香”迎请西王母，焚香祭祀时所烧天下异香多为进口的沉光香、祗精香、明庭香、涂魂香等。
当然，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域外的香料，其原因在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外交流频繁，商贸繁荣，大量香料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如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巡幸安定时，收到西胡月支国献返魂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起初不以为意，存放到外库。后元元年（前88年）长安发生瘟疫，亡者大半，汉武帝通过焚烧月支国香，成功驱疫，“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这个故事虽有夸大的部分，但客观上反映了西域输入香料是时人习以为常的现象。
月支国所献返魂香，据罗欣考证为产自条支国（今叙利亚地区）的苏合香；温翠芳则认为是产于中亚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安息香；王永平综合二说，认为苏合香与安息香均属于从安息香属植物中提取的树脂；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也认为安息香就是返魂树胶脂；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和法国汉学家布尔瓦尔都主张苏合香在古代是从药用安息香里提取的；英国药物学家汉伯里也认为古代苏合香是安息香属植物分泌的一种芳香树脂，产于叙利亚、小亚细亚东南部、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各地。但无论何种说法，都承认两汉时期，外来香料备受统治阶级青睐，大量从西域或海外引进。如涂魂香以国名，据沈福伟考证，涂魂国指今阿曼港口城市佐法尔。又如薰陆香，属于树脂类香料，主要产于今土耳其、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南阿拉伯半岛等地。当时的西域使者来华献香，若斤两不够则可能不受重视，“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上述月支国使者献香四两，只被存放到外库。南海地区也是香料贸易的重要来源，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被封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
发达的香料贸易使得博山炉在西汉上层社会得到了广泛使用。今日所见的博山炉多出土于汉代王公贵族之墓，如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博山炉工艺精湛，装饰上采用鎏金银、错金银或镶嵌宝石等技法，尽显奢华格调。这些汉墓主人身份或尊贵或显赫，表明博山炉最初是由汉代工官设计制作，专供皇家和上流社会享用，亦可印证“汉朝故事，诸王出间则赐博山香炉”之说。此外，海外也有不少博山炉的藏品，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极其精美的错金银嵌宝石铜博山炉。

关于博山炉的命名，多数学者如巫鸿等认为“博山”指代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一些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如陈才智将“博山”理解为大山或广阔的山，意指山峦形制宽广。练春海从图像学出发，认为博山炉与植物和龙纹有关，传达出“龙升尺木”之意象，见解新颖独特。古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吕大临《考古图》描绘的博山香炉亦是一株植物的形象。汉代人普遍认为尺木、建木、扶桑等神树，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竹节状炉柄的设计意图可能是把博山炉塑成“建木”类神树，用竹节表示天梯，起到沟通天地的作用。

关于博山炉的形制，欧美学者罗森、艾素珊和雷德侯等认为博山炉原型来自西亚，经由西伯利亚或中亚传入中国，甚至提出茂陵竹节熏炉原型出自梅尼尔私人收藏的青铜香炉，山峰形器盖旨在表现微缩的宇宙景观。所谓“汉代人不仅愿意使用外来奢侈品，并且还有能力重塑以及改造它们，博山炉可能就是这种对舶来品的改造结果之一”，是这些欧美学者观点的集中体现。
然而，博山炉实质上是早期中国本土豆式炉的变体，源自中国南方文化，如广州400余座汉墓中就出土熏炉112件，但洛阳烧沟发掘220余座汉墓仅出土熏炉3件。
博山炉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伊朗波斯波利斯宫殿（约建于公元前518—前398年）出土的石刻浮雕上有两件阿契美尼德式香炉图，炉柄细长高耸，顶部呈圆锥形；土耳其亦曾发现一件同时代的银质阿契美尼德式香炉，高柄足与圆锥顶的造型设计，与波斯波利斯宫殿石刻浮雕香炉非常契合，制作时间远早于汉武帝时代。这些香炉的样式经由丝绸之路流传到了中国。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等明显受到了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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