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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关于托儿所与幼儿园的构想无疑具有相当长之历史。从柏拉图的《理想国》①，到启蒙运动时期众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②，至恩格斯③，后至康有为的《大同书》④、青年毛泽东⑤等都提出过“幼儿公育”的想法。从实践层面而言，清末以降，许多政治、社会力量都认识到了公共育儿的必要性，这使得公育思想在本土化建构中与实体建设并举⑥，托幼事业逐渐成为各种现代性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公共托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恩格斯曾提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⑦，列宁也曾强调托儿所及幼儿园是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⑧。新中国托幼实践的大规模开展，大体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学界在这方面成果较丰，大多从妇女史的视角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妇女解放”问题。⑨有学者认为，大力推广集体托幼有着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意义。⑩有学者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集体托幼进一步指出，兴办托幼并非只为培育“共产主义新人”，它更是一个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过程。11尽管现有成果已经对新中国集体托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例如，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国家诠释的“共产主义”具有哪些意涵？它们又是如何被农民接受的？本文拟以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1958年—1962年的上海农村12集体托幼实践，着力展现其围绕各个阶段中心工作而曲折发展的轨迹，通过回溯若干具体措施深入农村的过程，呈现一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历史。

一、 塑造农民对于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1958年9月—12月）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延安第一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13，又强调一定要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集体托幼模式引发国人极大兴趣，14集体托幼在当时看来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生活相适应的教养模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直接关乎共产主义新一代的培养，“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因而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15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办托儿所的重要性：“是搞钢铁，搞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6当年9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国应在3年—5年内，完成“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17上海农村托幼组织的大幅增长也是从1958年9月开始的。与此同时，上海农村确立将“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内容。其中，“儿童教养集体化”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首要目标18，即开办托儿所和幼儿园，集中教养7岁以下的社员子女19。除房屋外，摇篮、凳子、床铺、被子等都是开办园所必须具备的，全托还需食具、毛巾、水瓶、浴室、脚盆等。仅凭公社或生产大队积累下来的少量物资与资金很难满足办所办园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如何在“少花钱”乃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快速搭好托幼机构的架子，将儿童“迎”进来，成为摆在基层干部面前的首要难题。考虑到添置新的设备、物资需要花一大笔钱，且在短期内还不易购买到，因此不仅要坚持“因陋就简，勤俭节约，自给自足”的原则，还要发动群众通过借、调、征用等方式凑起必需物品。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全托幼儿园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首先，大队向农民宣传“儿童集体化”的伟大意义，解释什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20的共产主义精神，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全托可以解放劳动力投入生产，能够更好地教养儿童，以及为何须自力更生，即如何遵循“勤俭办园”的原则。接着，动员有空房的或房子较大的社员，紧缩一部分住房，或移居到其他社员家中。最后，腾出一幢房子共八间，四间做宿舍，三间做教室，一间做炊事房，天井做小活动场，场地上扎竹篱做运动场地和花园。此外，要求入园幼儿的家长自带床及其他日常品，公共用具则是发动妈妈们有什么带什么，发扬集体互助精神。对实在困难、拿不出钱的家庭，就与其他孩子的家长协商合用，不够的部分，由干部发动其他社员适当添一些。最终，办园所需物品都是妈妈们自己送来的，共计24张床（包括床板）、50条被头，每个小孩1只矮凳、2只碗、1只匙。连没有小孩的金大妹也借出了长凳、马桶等。21典型事例的示范，鼓舞各地以共济互助精神大力兴办集体托幼。安乐生产队幼儿园的物资筹备过程亦是如此。该园于1958年11月7日建立，是由大队直接领导，社员在“不花钱”的原则下办起来的。22上海农村之所以在1958年秋季出现集体托幼的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推行此法。

无论是房屋还是日常用具，筹备托幼，“物”的基本设施自然是题中之义，而将“人”和“物”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也是对建立集体托幼机构的基本要求。“人”的要素首先是要解决部分干部和多数家长“思想不通”的问题。对干部群体而言，并非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支持开办园所，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托幼事业对农业生产不但没什么帮助反而会拖生产的后腿，因而“不划算”。另外，在“热心”办园所的干部眼中，集体托幼对于家长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事实上，多数家长，尤其妇女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她们对于基层传达的集体托幼与自身解放的关系已是耳熟能详，却因“人在田里，心在家里”的切身体验，生出不少顾虑：孩子交给别人看不放心，怕别人照管不好得了病，怕保育员偏心眼等。23

为了“打通思想”，大队干部通常会先在干部会议上通过算细账——“孩子在田里农作物损失，劳动力不能发挥等赔账”——让干部群体在兴办园所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后要求干部召开妈妈或社员会议，设身处地地以妇女的实际家庭经济利益算家庭帐。如一家六口人，夫妻二人，一个老人带三个孩子，若三个孩子都送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话，老人就能去挣工分了。按一个老人一天最少挣5分计算，一个月可得150分。此外，针对妈妈们心理上的不安，以及小孩放在家里容易发生危险和事故等，进一步打消妈妈的顾虑。24不过，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并非易事，在农村工作“全面开花”的形势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

“打通思想”之余，还须确定由谁来照管园所的幼儿。由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当时的保教人员往往由大队干部指定女性半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来担任，由此形成“青壮年上前方，老弱做后勤”的人员配备模式。上海县马桥大队、奉贤县南桥大队及松江县张朴生产队53个托儿所和13个幼儿园的保育员绝大多数是老妈妈，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46岁，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不少身体残疾，无法参加劳动生产的妇女也当起了保育员。有个托儿所的盲人阿姨王修金，一个人同时带三个孩子。25还有部分园所则是“小囡带小囡”。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的全托幼儿园由5个教养员负责，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26一旦孩子在户外活动，有些保教人员在体力上难免力有不逮。在“物”与“人”的准备环节，两者通常是同步进行的。由于“边组织、边教育、边行动”27，很多园所在短短几天就办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三个部门就曾联合发文，“收3周岁以下的儿童者为托儿所，收3至6周岁的儿童者为幼儿园”28。因此，尽管因陋就简是一贯方针，但这一时期上海农村在开办园所的过程中还是严格遵循了将幼儿园与托儿所分开等相关要求。托儿所以生产队（即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开办，便于妈妈接送，幼儿园则以两三个生产队为单位联合开办，或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开办。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化初期，兴办集体托幼除了具有基本的公共育儿功能，还有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的任务。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是党和国家确定的阶级柱石之一。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农民实际指的是村民、农村基层干部、园所保育员及幼儿。尽管这些群体有各自的角色，但实质上仍是农民。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高度肯定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这份文件指出，办好园所“适用于农村，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29，明确了托幼工作先面向农村的取向，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和多数群众运动一样，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因为急于求成造成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为了“赶、学、比、超”与应付上级检查，很多公社不管孩子是否有老人带，家长有无需要、有无意愿，大讲“托儿化”“包下来”，以“强迫命令”的形式组织儿童进园进所过集体生活。30从1958年9月30日实现公社化，到10月下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农村成立了1400多个幼儿园，4300多个托儿所，480个托儿组，收托儿童10万多人。31当年年底，江苏省苏州专区所辖六县与南通专区崇明县先后划入上海，这时，上海农村地区辖有11个县。32由于所辖区域的扩大以及农村福利工作的持续推进，托幼机构数量及入园入所的幼儿人数就更多了。据上海市妇联统计，这一时期共办幼儿园、托儿所29603个，收托孩子 582762名，收托孩子占上海农村学龄前儿童总数的80%。33

人民公社化初期，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虽在“物”“人”等问题上遇到诸多困难，但在动员及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完成了塑造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农民”的第一步。尽管，因推广时急于求成而问题渐显，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并没有停止，反而在“全民托幼”的大潮中真正步入“实践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因为它始终配合农业生产发展34和各个阶段的政策调整而进行，中心工作起起伏伏，农村集体托幼实践便随之波浪式地向前发展。35

二、 共产主义议题凸显与农民集体托幼需求（1959年1月—8月）

国家要求在农村大力推行集体托幼，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觉参与。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在托儿所可能会“吃不饱”，或被大孩子“欺辱”，36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发现“儿童实到数往往少于报名数，有时仅及一半”37。多数社员对生产大队负担全部托费不满意，有人发牢骚说：“领这两个囡，工分弄光”38，认为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占尽便宜39。之所以出现此类声音，是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权力关系，使农民感受到了国家权威，但尚未改变其劳作和生活秩序，仍然如传统乡土社会时一样生活，没有产生公共育儿的需求。40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这种秩序才被彻底改变。自此，参加集体劳动与做好分配成为农民的基本任务和利益所在。为了保障个人在人民公社中的利益并维持其运作发展，他们较为普遍地“自动”产生了集体托幼的需求。

站在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这一问题，会更加清晰。不独中国共产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幼稚园试验的陶行知和国民政府也曾在推行托幼的同时着力推进集体合作，却都没能将二者结构性地联系起来。

1926年，在关于创设乡村幼稚园问题的文章中，陶行知将平民化视作建立乡村幼稚园的关键之一。如其所言，农民贫且忙，幼稚园应济“农村需要”。41因此，他试图把建设乡村幼稚园与改善农民生计结合起来：通过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解决房屋、用具等设备，以农民生产和生活时间为准安排幼儿活动，并将幼儿的康健放在第一位，以此实现幼稚园“下乡”。42陶行知建设乡村幼稚园的初衷在于通过解决农村幼儿集中教养问题纾解农民的“穷愚”困境，带有造福农民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但由于时局动荡与经费短缺，以及农村生产方式43等诸多因素，陶行知的乡村幼稚园试验没有也不可能促生农民内在的托幼需求。在此情况下，他力图通过建设乡村幼稚园为国育儿的愿望也只能止于零星试验。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主导的托幼事业，其政策体系包括宗旨、课程、经费、管理及师资等，无疑为托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这套政策体系的建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有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取向，也有专家学术研究成果的推进，如陶行知等的幼稚园试验对中央政策的制定助益良多。44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国民政府认可了陶行知等人乡村幼稚园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只不过注重为推行托幼提供政策保障的做法仅在表面上加深了乡村幼稚园建设的“国家化”程度，并没有改变民间“自治”的格局。45诚如时人所批评的，在乡村，大部分的合作都被豪绅所把持，外界无法跳过他们去直接组织农民。46国民政府虽曾试图将政权下沉至乡村，但因轻视乡村又缺乏动员能力，以失败告终，47即国家权力难以“下乡”。概言之，虽然国民政府加大了政策层面的介入力度，但仍属民间“自治”的乡村幼稚园注定很难与农民的集体托幼需求结构性地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托幼事业虽有发展，但极不平衡。1932年，即便在托幼机构较为发达的上海，其幼稚园的幼儿总数也只有1045人，48而上海县、青浦县、南汇县、松江县、金山县、川沙县保姆所幼儿数合计仅190人，49乡村托幼严重落后。此外，当局更将扩大托幼规模与“培养教化国民”联系起来，50在未能创造出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的情况下，此等流于空泛、无所着落的说教51预示着乡村托幼只能停留在专家的实践层面。

反观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集体托幼时，在国家强力主导下，首先将分散的小农全部组织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之内。实践中，开始时大办集体托幼的热潮和随后的整顿总体上还算稳步、健康地发展。521959年3月以后迅猛发展，全国形成集体托幼高潮，这使“共产主义”成为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议题。对于一些无子女农民的不满，干部教育他们要基于集体利益，且要有长远眼光，认识到“办托儿所、幼儿园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没有囡，将来有囡，现在没有囡，下代有囡”53。一些保育员认为自己工分低，还被家长看不起，情愿去田里生产，干部就开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辩论，讲明带孩子比生产更重要，使她们明了保育事业的意义，树立托幼工作的光荣感。54此种情形非上海独有，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如河北省徐水县就“小孩子要不要由公社来抚养”展开辩论，没有小孩的社员认为自己“吃亏了”，不同意开办，有小孩的社员当即反驳：“你现在养活俺小孩，将来你老了还不是由俺小孩养活你吗？”结果，那些怕吃亏的人最终被“辩倒了”。55所谓“辩论”，事实上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动不动‘辩你一家伙’”56，实际上已容不得落后分子。上海市嘉定县要求办幼托的大字报就占了50%，奉贤县的家长一定要把未满3岁的幼儿送入全托，为解决孩子穿衣服的后顾之忧，还把布票也交给了幼儿园。57无论抱怨还是从众，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发生了彻底改变。既然进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就要参加集体劳动并做好分配。这意味着在家带孩子就少了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力，影响全家拿工分及年底收入，于是，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集体托幼需求被激发出来。

概言之，与陶行知和国民政府推行的乡村幼稚园相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此种需求虽然源于国家这一外部性动力，却因为农民难以选择而成为其内在需要。毛泽东认为，小孩进托儿所，教育、食宿等都由社会负担，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58这也回应了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社会孩子由家庭抚育的思考。费孝通曾明言，若“以家庭和保育院来比较的话，大体上家庭里所生长出来的孩子比较健全些”59。他还认为，乡土社会的农民只有在偶然或临时的非常态中才需要伙伴和团体60，除非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61。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的话，那么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村集体托幼则是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更高表现形式。

关于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迫切需要集体托幼的原因，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极具代表性：

对于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而言，孩子越多，用在孩子身上的补贴就越多。日托尚且如此，贴粮贴钱的全托对孩子的补贴则更多，生产大队除补贴25斤左右粮食外，每年用于一个全托儿童的费用更是多达30—40元。62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七一公社联明生产大队。由于是棉、粮、菜夹种地区，该大队较为富裕，一个劳动力全年平均收入为272.28元，63如果以此为基数，补贴一个全托儿童的30元—40元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收入的11%—14.9%。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孩子进全托，其所耗补贴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多月的收入。事实上，有些家庭不止一个孩子进全托。加之，托儿所、幼儿园的日常开支由大队公益金担负，在家长负担一定工分后，大队全年托幼经费的支出占公益金的65.6%，远高于困难户补助、工伤等其他福利性开支。64由于集体托幼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特别是“吃饭不要钱”65，在上海农村，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

不少夫妻一方或两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职工家庭以及有亲戚在农村的家庭也将孩子送入托儿所幼儿园中，甚至有少数人代人领养，自己却“拿了领养费”。对于这些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家庭而言，无疑享受了与社员一样的福利。66

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激发了出来。换言之，人民公社化初期的集体托幼成为农村干部群众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

国家不仅激发了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还通过兴办更完善的托幼组织充分保障这种需求的实现。1959年3月，全国妇联提出“在具有基本条件的地方”必须“积极办好全托”之后，上海市妇联要求配合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切实将办好全托纳入全面规划。67不仅将原有的临时性、季节性的托儿所全部转为日托，还兴办了大量新的日托与全托。大量园所的兴办确实解决了不少农村妇女生产牵累与孩子照管的难题，使女性安心投入生产。至此，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真正成为一项“运动”。4月，仅嘉定、奉贤、松江三个县，共办起5539个托儿所，11个县共办15635个托儿所，入托幼儿达到233999名。68

然而，1958年年底至1959年年初麻疹的流行，打乱了工作步调。由于卫生知识、传染病预防及隔离条件缺乏，致麻疹传染面扩大，造成不少幼儿死亡。69家长们非常惊慌，纷纷把孩子抱回家，致使托儿所、幼儿园缩减。不久，上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精简生活服务人员到7%左右”以补充、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在此形势下，奉贤县一生产队队长认为劳动力如此紧张，却让十几个人带孩子“不合算”，急欲把幼儿园“砍掉”，将省下来的保教人员充实到大田上去，70部分托幼机构形成了“无人照管孩子”的局面。这些言行不免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活还是要让位于生产。这种影响在1959年夏季全面体现出来，上海农村托儿所和幼儿园数量出现下降。如金山县新农公社，原有109个幼儿园，收托 1000 多名孩子，在五级干部会议后仅留下13个幼儿园，收50多名孩子，下降90%。71

三、 在革命口号中促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1959年9月—1962年）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面开始“反右倾”斗争，这为处于低迷的农村托幼事业带来了转机。在“反右倾”的总形势下，农村福利工作的“倒退”往往被视为“右倾”的表现。1959年9月，上海开始着手恢复、提高农村福利方面的工作，再次确立“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工作方针。为了强调政治挂帅，各级党委书记都亲自抓托幼工作。72在干部群众中间，针对错误观点或行为进行了思想教育。73最为常见的教育方式是“调查”。例如，川沙县对一些公社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少家长“有需要而未送托”，在深入了解原因的基础上，不仅教育他们应关心儿童的安全，还设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74据说这个办法很灵验，通过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各种问题，使很多家长、保教员及基层干部都期盼将日托转为全托。75

“反右倾、鼓干劲”开始后，上海市委在基层公社紧锣密鼓地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要求各项工作“鼓足干劲”76，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园所建设任务和办园目标，农村再次掀起“全面跃进”的高潮，加强对托幼的领导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如南汇县惠明公社明六生产队周水连听了会议精神传达后，回去立即办了4个托儿所和4个幼儿园。77

在“大跃进”的氛围下，为了不断开办新幼儿园以完成高指标，1959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制定《农村幼儿园民办公助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要求继续在做好师资培养，提供教材，充实公社幼教干部，发动“公带民、老带新”等工作的基础上，对一些经济困难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补助，并对办得好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奖励，以促进农村幼儿园的繁荣和发展。如补助新建幼儿园3元—5元，补助困难幼儿园每班每季度不超过6元，每季度被评为先进的幼儿园奖励不超过10元。此外，还规定补助及奖励应作充实教育设备之用，如教养员用的参考资料、图书、、教具，或简单的卫生医药箱、毛巾、脸盆、肥皂等。78该《办法》的出台是自1958年以来，上海市财政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农村人民公社开办的园所给予资金补助。在当时财政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项补助极为可贵，充分表露了政府对托幼工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决实际的资金困难。随着《办法》的逐步落实，上海的农村托幼事业迎来了1960年的大发展。

1960年4月，为了掀起集体托幼的新高潮，上海市委周密部署，各部门高度重视并做了大量工作。9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上海必须“逐步分批实现公社化”79；中旬，上海市卫生局与教育局向上海农村派驻“幼托事业工作队”80，宣传托幼的意义，培训保育人员，组织示范教学，制定规章制度等81。该工作队抓住薄弱环节，帮助兴办托幼，同时也起到了“督促”公社及大队干部的作用。如奉贤县肖塘公社原来只有7所幼儿园，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办起了82所幼儿园，托儿所也从97所增加到172所。82当月，上海成立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旨在加强对托幼工作的统一领导。83不久，该委员会向上海市委提交了《关于幼儿园、托儿所发展情况和今后打算的报告》，在肯定前期依靠“穷办法、土办法”兴办托幼事业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必须坚持“边发展、边整顿、边巩固、边提高”的原则，才能促进托幼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此外，它还对农村托幼作出系统性规划：“县、公社、生产队各级的幼托工作组织，层层要有专人负责，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求农村入园入托儿童国庆前达到85%以上。为了完成指标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国庆”，须掀起三个高潮：结合“六一”评比表扬先进儿童工作者和先进儿童工作集体，造声势、树标兵；7月，对幼儿园、托儿所，组织一次夏令卫生工作大检查，以提高卫生保健水平；9月，再组织一次托幼工作的全面性对口检查。84这些部署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上海农村各县首先指定专人负责托幼工作的领导。金山、青浦、松江等县设立生活福利委员会85，嘉定、上海、川沙、浦东、奉贤等县成立了生活福利办公室。通过“六一”评选工作，南汇、崇明两县又在生活福利办公室下设托幼小组或托幼办公室领导托幼工作，宝山县则专门建立了托幼委员会。这些职能部门或小组的建立，使得托幼工作经常被提到议事日程并做统一布署。基层公社也专门配备了负责托幼工作的干部。如泥城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对托幼工作做到“五抓”（一抓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二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三抓统一安排，安排生产的同时安排托幼工；四抓具体问题，如粮食、房屋、设备、工分等；五抓专线领导，层层有人领导，副书记挂帅）。86其次，掀起检查评比、树立标兵的浪潮。公社频繁组织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在检查评比后，将检查的情况与各生产队发展托幼的进度表，分发至各生产队，激起“落后”生产队的赶超想法。如金山县紧紧抓住兴塔公社红旗幼儿园这一标兵，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全县掀起了“学兴塔、赶兴塔、超兴塔”的高潮。87此外，在浦东、上海、川沙、宝山、松江、崇明、嘉定等县的25个公社和7个镇的妇联联合倡议“积极发展幼儿园，做到凡是无人照管的儿童全部入园入所”之下，大办托幼的友谊竞赛在这些区域不断涌现。88

在上下贯通的组织领导下，至1960年6月，上海农村掀起了一股大办托儿所、幼儿园的热潮。据《文汇报》称，仅嘉定一个县，一个多月内入园入托幼儿就增加了18000多名，当月，全县入托入园幼儿占学前儿童人数的70%以上。其中，势头较好的如城西、封浜等公社这一比例更是达到90%。89又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1960年4月统计，农村入托入园人数上升到 40 万。90另据统计，1960年6月中旬，上海农村共有托儿所20201所，收托幼儿251338人，共有幼儿园8354所，收托幼儿26216人，托儿所的收托比例提高到80%，幼儿园的收托比例提高到72.6%。91在以指标为先的“跃进”氛围中，这些数据可能有浮夸成分，但也从侧面呈现出农民在革命口号下奔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情境。

“大跃进”期间，高指标、浮夸风并非农村集体托幼所独有，但这项工作似乎又有其独特价值，当时的革命口号精炼地体现了这种价值—— “一夜托儿化”，“实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92。从某种意义上讲，彼时的农村集体托幼在这种夸张的“革命”氛围中，已然浮现毛泽东所期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93的美好图景。

实际上，“大跃进”期间，上海农村的园所大多是匆匆上马，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保育员的卫生知识、业务能力、托儿所设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等跟不上，加之其他条件限制，前面描绘的集体托幼成效恐怕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小落差。当时就有人质疑1958年的集体托幼，比如，“囡多占便宜，我们负担领囡费，做来做去担几个共囡，啥叫按劳取酬”94，引起了有子女入托家庭和无子女入托家庭之间的矛盾95；有的因托儿所“路远不便”，认为没必要再办96；有的在孩子入托后不久就要接回家，态度还十分强硬97。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托幼工作不够扎实而使农民心生怨言，但也从侧面说明上海农村此时仍未实现以集体托幼形式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目标。

尽管“大跃进”时期的集体托幼成果存在一定的虚报浮夸，98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实践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海农村某生产大队为例，自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的三年里，该大队由原来1个农忙托儿所发展为3个常年托儿所。幼儿在托儿所里生活得很健康，也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家长说“有了托儿所孩子高兴，妈妈也可安心做生活”99。通过兴办集体托幼，上海农村妇女不仅摆脱了孩子的拖累，全心搞生产，还有时间学习文化并脱盲。其中，有的人当上了保育员、教养员和妇女干部；100有的人以往毫无卫生知识，现在能当保育员；有的人过去一字不识，如今能当教养员；有的人以往从不关心政治，现在当起了妇女干部。这不仅大大解放了妇女，还提高了人民公社托幼事业的工作质量和业务水平。101仅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妇联与卫生、教育等部门联合训练公社托幼工作干部就达 250 余人，102这些人能够在人民公社中胜任各自的工作，客观上展现了农村集体托幼实践的效果。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人民公社迎来了大调整，生产工作成为农村的中心任务，托幼工程自然退居“次要”。此后，农村集体托幼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1962年8月，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撤销103，农村托幼工作恢复到由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主管，该部将办园办所的决定权下放给社员群众，托幼机构“办不办，怎么办，办什么样子的”成为群众自己决定的一项事务。104不难发现，上海农村托幼实践进行到此时，已经因为中心工作的变化而承载起新的政治话语。“大跃进”时期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宏大历史进程也进入尾声。

四、融入托幼日常的具体措施：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9年六一儿童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将托儿所和幼儿园办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地”105。上海在推动农村集体托幼实践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既要有切合受教育对象特点的动员技术，又要根据“因陋就简”的现实条件做出周密安排，在此基础上，再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上海实施若干措施，将共产主义从方方面面点滴渗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对“接班人”的共产主义塑造愈发深入。

（一）注重卫生保健

在对农民进行集体托幼的有效动员之后，还需培训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保育员，这是农村集体托幼能够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1958年年底以前，由于多种原因，园所的保育员难堪重任，尤其缺乏卫生保健知识。对于实质上仍是农民，业余充当保育员的群体，需要经常性地开展培训工作。1959年春，上海农村开始建构由文教、妇联及卫生部门三者相互协作、配合的培训体系，在编写保健知识丛书的基础上，由各级医务系统如县医院、护士学校、妇幼保健所及公社医院主导，分层分批对保育员进行脱产或不脱产、定期或不定期、长期或短期的卫生保健知识培训，106如培训保育员必须学会和做好除“七害”107、讲卫生，晨间检查，预防传染病，孩子有病会隔离和报告，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孩子的饮食和卫生，安排孩子的生活，各种消毒工作，保护孩子的安全，教养孩子等十件事，使其逐步达到初级保育护士水平。108

事实上，要做好幼儿疾病预防及应急处理，仅凭培训保育员这一项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要求下，公社还依托地段与区域的专业医务力量，搭建幼儿疾病预防与治疗平台，通过预防接种，建立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卫生保健网，并以此作为示范向全县推广。如川沙县蔡路公社幼儿园与卫生院取得联系，通过卫生院妇幼科医生或保健员经常来园做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并按时进行预防接种。109自1959年卫生保健网建立后，对保教人员及专业医务人员执行卫生保健措施起到了监督、引导与帮助的作用。同时，该卫生保健网在预防幼儿常见传染病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110，一旦出现病孩也能及时治疗111，幼儿因病致死的情况很少发生。1960年，园所的麻疹发病率较1958年同期成倍下降，很多园所甚至一年来都没有发生过麻疹。112

此外，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于1959年3月制订了《关于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工作暂行条例（草稿）》，其中，不少详尽的规定为幼儿的卫生保健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在园所选址方面，必须选择兼顾幼儿安全和方便家长接送的地方，应注意平坦宽敞、清洁卫生、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水塘、河沟、畜圈、马路及医院等旁边不宜设园所；在食具方面，幼儿的开水壶、碗筷须自备一套，并设自来水冲洗脸、手，避免传染疾病；在预防保健方面，定期为幼儿预防接种和健康检查，有病须立即隔离；在生活制度方面，吃饭、睡眠、游戏、洗脸要有秩序。每日晨间检查，食具、玩具每周须消毒1至2次，饭前便后要洗手。113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检查，有1/4的园所落实较好114，这些规定促使幼儿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115一些模范幼儿园如宝山县吴淞公社卫星幼儿园的日常保健常态化，每日写生活记录，随时掌握幼儿的吃睡、大小便情况，还设有隔离室。116以上举措可谓具体而微。

应该说，通过卫生保健的宣传、人员培训、体系建构及制度落实等各个环节，农民对于以“新农民”之姿投入托幼卫生保健事业的认知还是有所提高，学习保健知识及养成卫生习惯的积极性也随之被激发出来。农民与集体、国家之间的联结被强化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也会显著加深。

（二） 优先供应饮食

在构建卫生保健体系的同时，还需优先供应幼儿的饮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幼儿茁壮成长、体魄强健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必然要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基层干部对幼儿的膳食给予了极大关照，在饮食供应方面，托幼组织在同期的农村福利组织中处于被优先供给的地位。

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幼儿饮食必须由专人负责，单独做适合幼儿年龄的饭菜，并按50∶1的比例配备炊事员。117幼儿的一日三餐要与成人饮食有所区别，且专门烧各式小菜，以换口味。就连幼儿平日喝的开水，洗脸洗脚用的热水，也都由食堂供应，以减少疾病的发生。118并且，根据幼儿年龄定粮，实行“专人管理、计划用粮”。如奉贤县三官公社胡村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每人每月定粮，大的孩子（虚岁7岁—8岁）每天12两左右，小的孩子（4岁—6岁）9两左右。119“吃得饱”这一要求基本能得到保障，甚至还略有积余。

在“吃得饱”的基础上，还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即“吃得好”。一些生产队特意为全托幼儿园配置了一定面积的自留地，供保教人员耕种以提高幼儿的伙食水平。如南汇县大团公社沙庙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自种高粱、黄豆、玉米、芋艿、卷心菜、红萝卜等，做到了生产队不再贴粮食，蔬菜也可基本自给。120这些粮蔬专供幼儿园使用，不用上交集体。为了保证蛋白质的供应，人民公社还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予以满足。不少时候，由生产大队专为幼儿购买含有蛋白质成分较高、易于消化吸收的鱼、蛋、肉类等食物。121园所自养的家禽家畜也可稍作补充，改善幼儿伙食。如宝山县新生生产队幼儿园养了鸡、鸭、猪、羊和兔子，每逢节日都可以吃到荤菜122，有些幼儿园甚至隔一天就能吃到荤菜123。此外，不少公社的供销部专为幼儿提供一定量的糕点、点心、糖果、饼干及线粉124，在夏季，还为幼儿供给特定的食物或饮料以防暑降温125。至于经费，一般由大队公益金担负。126公益金不足时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保教人员、食堂等工作人员也主要来源于农民，这使得农村集体托幼看似颇有群众“自主办园”的味道。但很显然，这场实践的主导力量、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和政府。

由于公社对托幼饮食及营养方面的重视，园所的幼儿一般比散养在家的幼儿待遇更好，有生产队队长称“小囡粮食够吃，荤菜、红枣、饼干样样优先供应，比家里养得壮多了”127。在缺粮少食的困难时期，这些共产主义“幼苗”无疑享受着优先待遇。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送进全托的孩子除本人口粮外，生产队给每个孩子每月平均补贴2斤左右的粮食，散养幼儿则没有。也难怪一些没有子女入托的社员自认为“吃亏”。128应该指出的是，对托幼“优先供应饮食”是符合实际的合理安排。广大农民在回报很少的情况下兢兢业业投入集体托幼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低估。即便有不足，主要也源于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不应过于苛责。

（三）强调全面教育

集体托幼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教养结合”以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教养结合，即仅关注幼儿的卫生保健、饮食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入“教”的因素。上海市教育局明确要求从幼儿园的性质和“两大任务”129出发，强调幼儿园既是福利机构又是教育机构，特别批评了对“教育机构”性质认识不足的问题。130为此，在幼教人员的配备上，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个人成分、身体状况、工作态度等基本条件满足外，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壮年”担任。131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托幼在培养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尝试性探索。

为了培育“德才兼备”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园所十分注重幼儿的德育。在德育方面，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人民公社的认同教育及热爱国家与领袖方面的教育。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不仅编写出版书籍，还利用游戏及表演让幼儿明白集体主义的好处与意义，如“集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比个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既多又好”，同时将集体主义意识落实在幼儿日常行为中，要求各班互助浇水施肥，“共享”劳动成果，提醒孩子“长出来的菜是大家的，不分你的我的”。132此外，教养员时常带领幼儿观察公社出现的各种新兴事业和群众福利事业，如工厂、食堂、敬老院、俱乐部等，使孩子们懂得“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的生活将越过越好”133，教幼儿学唱《打夯歌》《人民公社真正好 》《国旗歌 》《爱毛主席 》等儿歌134，要求中班孩子学会写“毛主席”三个字135。

在智育方面，要求逐步培养幼儿的感官、语言、思维、动手等诸多能力。1960年前后，上海市教育局出版了大量幼儿教材与教辅资料，要求幼儿学习拼音、认识汉字及学会计算，并针对幼儿年龄，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如小班学会1—5的数的概念，中班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大班学会20以内不进位、不退位的加减法，学会口编应用题等。136其中，南汇县惠南幼儿园在计算教学方面被列为先进，该幼儿园在教学思想上实现了智育与德育两方面的紧密结合，联系政治形势，生活实际以及生产实际进行计算教学。例如，给幼儿讲“人民公社好”时，把平时使用的教具和增添的新教具结合起来反映农村全面发展，表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采取多样化、针对性的教学形式，用蜡光纸剪成钢铁元帅、棉花姑娘、麦公公之类等进行计算教学，用实物和玩具、卡片进行计算，用计算木架数数、计算等。137凡此种种或许可以说明，上海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在贯彻落实各项国家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无论是幼儿，还是从事托幼事业的工作人员在承接以上三项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宏大高远的共产主义意象，而是融入日常的共产主义。由此，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润物无声地走向具体深入。

五、结语

从全国范围看，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成绩斐然，帮助大量农民，尤其妇女，有更多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但这场集体托幼实践并非只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以解放妇女，更有着力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之意图。通过考察1958年至1962年的上海集体托幼实践可以发现，由于这场实践始终跟随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实行了注重卫生保健等具体措施，其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体现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实践。

人民公社化初期，无论是推行“儿童集体化”还是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将农村集体托幼与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结合起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这一严肃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内在需求，集体托幼实践由此真正成为一项“运动”，集体托幼成为农民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大跃进”及其后的常态化集体托幼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而培训保育员，构建卫生保健网，优先供应幼儿饮食，以及强调全面教育，则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具体措施，共产主义由此融入农民的日常。这些革命性实践为农民诠释出集体主义、人民公社、爱国、爱领袖等诸多意涵，促使他们形成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也由此展开。

最后，似有必要对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出的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内涵作进一步讨论。前已述及，新农民不仅包括有孩子的农民、无孩子的农民，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园所的保教人员，还包括园所的幼儿。对这些看似不同群体的农民而言，集体托幼都有一个从最初的诸多顾虑发展成为其内在需求的过程，且这种需求在“大跃进”的情境中达到最高潮。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有孩子的农民还是无孩子的农民，都是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他们作为”国家的农民”的责任，农村的基层干部与园所的保教人员为的是更好地完成“国家的托幼工作”，园所的幼儿则是为了更好地成为“国家的接班人”。因此，虽然陶行知和国民政府的乡村幼稚园实践与人民公社化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都担负着“为国”的重任，但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完成这一任务。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杨叔姬（生平不详），杨氏，晋国大夫羊舌职（？—前570年）之妻，羊舌肸_xī（叔向）之母，史称“羊舌叔姬”。孔颖达说：“羊舌，氏也，爵为大夫，号曰‘羊舌大夫’。”[②] 杨叔姬之“姬”并非姓氏，因为其丈夫羊舌职为姬姓，同姓不婚，则杨叔姬不可能姓姬；“姬”是古代女子通用之美称，犹如“子”是古代男子通用之美称。至于杨叔姬的“杨”，究竟是其父族姓氏，还是其夫族姓氏，暂无定论。或以为羊舌氏即“杨氏”，因为叔向食邑在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③] 如《左传》“晋杀祁盈及杨食我”杜预注：“杨，叔向邑”[④]；又“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孔颖达疏：“伯石（叔向之子）为杨石，明杨氏是羊舌之田也”[⑤]。但孔颖达却又说：“《谱》云：‘……羊舌，其所食邑也。’”[⑥] 因此，叔向的食邑究竟是“杨”，还是“羊舌”，待考。

但杨叔姬的儿子叔向，即杨叔姬与羊舌职的次子羊舌肸，却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称“叔肸”“杨肸”，晋国大夫，乃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

杨叔姬的事迹，见于《左传》《国语》及刘向《列女传》等。

一

杨叔姬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女性，这主要表现在她对丈夫羊舌职加以规劝和对儿子羊舌肸加以训诫的言论之中。

（一）文献的记载

刘向《烈女传》记载的杨叔姬对丈夫的规劝：

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wèi）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为肸_xī与鲋亨（pēng）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鸟，名曰乾吉，食（sì）其子不择肉，子常不遂。今肸与鲋，童子也，随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与（yù）。”于是乃盛以瓮，埋垆阴。后二年，攘羊之事发，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发而视之，则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与（yù）攘羊之事矣。”君子谓叔姬为能防害远疑。[⑦]

这里“羊舌子”即指杨叔姬的丈夫羊舌职，故下文杨叔姬称其为“夫子”。“好正”意谓正直。三室之邑，地名，不详。据《左传》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郑玄注：“侧室，众子也。”孔颖达疏：“正室是適_dí子（嫡子），故知侧室是众子，言其在適子之旁侧也”；“其侧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荫所及，唯知宗事”。[⑧]《左传》“赵有侧室曰穿”郑玄注：“侧室，支子”；孔颖达疏：“正室是適子，知侧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侧也”；“（赵）盾为正室，故谓（赵）穿为侧室”。[⑨] 此说可资参考。

攘，偷窃。遗，馈赠。“肸”指羊舌肸（叔向）；“鲋”指羊舌鲋（叔鱼），羊舌职和杨叔姬的儿子，即叔向的同母弟。亨，同“烹”。上古“烹”“享”“亨”不分，作“亯”，许慎《说文》解释：“亯，献也”；“象进孰（熟）物形。《孝经》：‘祭则鬼亯之。’”徐铉注音：“许两切，普庚切，许庚切。”[⑩] 乾吉，鸟名，出处不详。食，喂养。遂，成长。“大夫”指羊舌职。“化”，变化。“随大夫而化”，意谓儿子会受父亲的影响而变化心性。“不与”，没有参与。垆，通“庐”；垆阴，屋后。都吏，都邑的官吏。

（二）“不可食以不义之肉”的哲学意义

刘向赞誉杨叔姬“能防害远疑”，纯粹是从“明哲保身”的功利角度而论；其实不仅如此，杨叔姬强调“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乃是一个涉及“义利之辨”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传统，例如，《左传》开篇即载：“大（tài）叔（共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公（郑庄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郑庄公还指出：“多行不义必自毙。”[11] 这是说共叔段的贪利忘义，必将不得善终。

至于杨叔姬所谈及的怎样教养儿子的问题，卫国大夫石碏_què也曾指出：“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12] 这里的“义”“义方”，孔颖达解释为：“义者，宜也。教之义方，使得其宜。”[13] 诚然，“义”经常可以释为“宜”。例如《中庸》也这样讲：“义者，宜也。”[14] 不过，“义”也常释为“正”。“义”兼“正”与“宜”二义，后来成为儒家正义论的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15] 石碏这里所谈的“义”，乃是与“邪”相对而言的，显然意谓“正”，诚如孟子所说：“义，人之正路也。”[16] 这与杨叔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她所警诫的“不义”，是指接受“攘羊”，正是说的不正当、非正义。

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后来孔孟儒学特别加以发挥，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17]。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见利思义”[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孟子》开篇就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1] 孟子的问题意识是：“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22] 他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23]；“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24]；否则，“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25]。对于儒家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来说，杨叔姬乃是其先驱之一。

二

刘向对杨叔姬的赞誉，主要是突出她洞察人性、推知人生、预见命运的智慧，从而“颂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穷其命”[26]；但实际上，杨叔姬的言论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远不止此。

（一）文献的记载

据《国语》载：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_huì，鸢_yuān肩而牛腹，谿_xī 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遂不视。[27]

叔鱼，羊舌鲋，叔向的同母弟弟，晋国大夫。“其母”即杨叔姬。虎目，指涉贪欲，出自《周易》“虎视耽耽，其欲逐逐”[28]。鸢肩，像鸱鸟两肩上耸，形容其丑陋。牛腹，指其胃口很大，与下文“谿壑可盈”相呼应。“谿壑可盈，是不可厌”，犹今所谓“欲壑难填”。韦昭注：“（叔鱼）后为赞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杀之”；“食我既长，党于祁盈，盈获罪，晋杀盈及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在鲁昭二十八年”。厌，满足。贿，受贿，这里具体指“雍子入其女于叔鱼”（详下）。

此事另见于刘向《烈女传》：

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啄，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赂死。”遂不见。及叔鱼长_zhǎng，为国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叔鱼卒以贪死，叔姬可谓智矣。[29]

赞理，理官（掌管诉讼）的助理。“入其女以求直”，将女儿嫁给叔鱼，以求胜诉。这里“族”谓灭族，动词。尸，暴尸示众。

这里刘向评价杨叔姬“智”，是指她能预见羊舌氏将来会遭到毁灭的命运。有意思的是，这种预见的原初依据，却是她的儿子相貌之丑恶。这在今天看起来颇为荒诞，似乎丑人必是恶人、必有恶报。不过，这并不是杨叔姬思想的特色；这件事情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其涉及美丑善恶的关系问题。且看《左传》的一段记载：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rǔ）。女（rǔ）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jiàn）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bì）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30]

叔虎，叔向的异母弟弟。叔虎之母是叔向的父亲羊舌职之妾。“不使”，不让她侍奉羊舌职。杜预注：“不使见叔向父。”敝族，衰败的家族。大宠，有权势的宠臣。杜预注：“六卿专权。”间，在君主和羊舌氏之间离间。爱，不舍，此处指嫉妒。嬖，宠爱。栾怀子，栾盈，姬姓，栾氏，名盈，栾桓子之子，晋国下军佐。在栾盈（栾氏）和范宣子（范氏）的斗争中，叔虎因依附栾盈而被杀，其兄叔向亦受牵连而被囚，最终导致羊舌氏被灭族。

（二）“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的这句话不可轻轻放过：“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这里，杨叔姬特别强调了“仁”；众所周知，“仁”是后世儒家的核心观念。同时，杨叔姬还强调“义”，谓之“德义”（详下），如上文谈到的“不可食以不义之肉”；我们知道，“义”也是后世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儒家的社会正义原则。[31] 这就涉及“义”与“仁”的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仁”与“义”不是并列的观念，即不是后世所理解的并立的“德目”，而是一种观念奠基关系，即“仁→义”。[32] 孟子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这是“居仁由义”的理路。[33] 孟子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34] 这就是说，正义原则是由仁爱精神奠基的。显然，杨叔姬的思想已经蕴含着这种观念奠基关系。

（三）“彼美其生龙蛇”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比喻“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左传》的时代，龙并不一定是后世的正面形象。[35] 如《左传》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_wěi渊，国人请为萗_cè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_dí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_ráng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36] 又如：“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孔颖达疏：“扰，顺也。顺龙之所欲而畜养之。”[37] 这里杨叔姬所说的“龙”，颇类似西方人所说的“dragon”，乃是凶恶的形象。

杨叔姬将“龙”与“蛇”相提并论，也是这种意味。“蛇”古字为“它”，《说文》解释：“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38] 这就犹如今天见面的问候：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39] 最古的例证，《周易》古经三处谈到“有它”，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比卦》“有孚盈缶，终来有它”[40]；《大过卦》“有它，吝”[41]；《中孚卦》“有它，不燕”[42]。[43] 显然，“它”即“蛇”是一种凶险的“他者”（the other）的象征。[44]

上面这段记载中的“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和“美而有勇力……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初步透露了杨叔姬的“甚美必有甚恶”思想（详下）。

三

杨叔姬最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就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命题，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她所提出的“有奇福者必有奇祸”，也是颇具哲学意义的命题。

（一）文献的记载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出自《左传》的记载：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锺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_zhěn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_lán无厌，忿颣_lèi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rǔ）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_zhǎng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45]

申公巫臣，芈_mǐ姓，屈氏，名巫臣（一名巫），字子灵，曾任申县之尹，故称“申公”。其妻夏姬，姬姓，郑穆公之女，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原为陈国司马夏御叔之妻，故史称“夏姬”；先后七次嫁人，最后与巫臣私奔晋国。“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想娶巫臣和夏姬的女儿为妻。党，亲族。“母多而庶鲜”，杨叔姬的亲族女子陪嫁过来的很多，但她们能生儿子的却很少。杜预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鲜少，嫌母氏性不旷。”“惩舅氏”，以杨叔姬的亲族女子为戒。

子灵之妻，即夏姬。“三夫”指夏姬的三任丈夫，杜预注：陈御叔、楚襄老、巫臣（此时巫臣已死）。“一君、一子”，杜预注：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夏徵舒（夏姬之子）。“一国、两卿”，杜预注：陈国；孔宁、仪行父（均与夏姬私通）。“可无惩乎”，能不引以为戒吗？“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夏姬是郑穆公的妃子姚子之女，郑灵公子貉之妹。“天锺美于是”，上天将美丽集中在夏姬身上。

有仍氏，古国名。黰，通“鬒_zhěn”，稠密的头发。乐正后夔，帝舜的乐正，杜预注：“夔，舜典乐之君长。”贪惏，贪婪。忿颣，忿怒狼戾。孔颖达疏：“其人贪耆财利饮食，无知厌足，忿怒狼戾，无有期度，时人谓之大猪。”有穷，夏代国名。共子，晋国太子申生。杜预注：“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骊姬废。”“是物”，这个东西，指美色。尤物，特异的东西，指特别美丽的女子。

伯石，又称“杨石”，即杨食我（？－前514年），杨氏，即羊舌氏，名食我，字伯石，叔向之子；其母是叔向之妻、夏姬之女。子容之母，叔向之嫂。“走谒诸姑”，跑去见她的公婆（即杨叔姬）。长叔，指叔向。姒，指叔向之妻、夏姬之女。杜预注：“兄弟之妻相谓姒。”

杨叔姬所说的“非是，莫丧羊舌氏”，意谓除此人（伯石）以外，没人能够毁掉羊舌氏家族；言下之意，此人将毁掉羊舌氏。如《国语》载：

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46]

这段事迹，另见于刘向《烈女传》，文字颇有出入：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惩舅氏矣。”叔姬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尔不惩此，而反惩吾族，何也？且吾闻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祸，有甚美者必有甚恶。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甚美，光可监人，名曰玄妻。乐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贪婪毋期，忿戾无厌，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叔向惧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杨食我，食我号曰伯硕。伯硕生时，侍者谒之叔姬曰：“长姒产男。”叔姬往视之，及堂，闻其号也而还，曰：“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今将灭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见。及长，与祁胜为乱，晋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遂灭。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47]

这里的“叔姬不欲娶其族”指夏姬之族，不同于《左传》“其母欲娶其党”指杨叔姬之族。宕，放纵。祁胜，晋国大夫祁盈的家臣。

（二）“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恶”，兼有两层含义，即形象上的“丑”和道德上的“恶”。这是古汉语“恶”字的常见用法，例如《左传》“美疢_chèn不如恶石”[48]；“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太子痤_cuó，美而很（狠）”[49]；“己恶而掠美为昏”[50]；“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杜预注：“丑，亦恶也。”[51] 与此相应，“美”也兼指形象上的美丽和道德上的美善。[52] 这与英文一样，“beauty”兼具美丽、美德之义，“ugliness”兼具丑陋、丑恶、邪恶之义。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杨叔姬虽然说是“吾闻之”，似乎那是一句既有的名言，而不是她的首创；但是，在早于杨叔姬的传世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表述。当然，在杨叔姬之前或其同时，也有两个比较类似的表达，均见于《左传》：（1）“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53] 这是说其人之德与其车之美不相称，并非杨叔姬所说的“恶是从美转化而来”之意。（2）“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54] 以上两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尽疾生”的表述，不仅不同于杨叔姬的表述，而且都只谈及具体的“车”“疾”，而没有杨叔姬的表述那种普遍性的全称命题的涵盖力。这就是说，至少从既有的传世文献来看，命题“甚美必有甚恶”乃是杨叔姬的首创。

当然，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这番议论，与关于妺（mò）喜（末喜）、妲己、褒姒的“红颜祸水”传统观念是不无干系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表述“甚美必有甚恶”乃是全称判断，其字面含义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一种普遍命题，即揭示了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普遍的辩证关系。

不仅如此，还应当注意的是，杨叔姬并没有将“甚美必有甚恶”绝对化，她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就是说，“甚美必有甚恶”并非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非德义”，即缺乏道德上的正义性，才会由美转恶；反之，如果具有“德义”，则可以说“甚美未必甚恶”。

关于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通常熟知的是老子的思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55]；“信言不美，美言不信”[56]。但是，老子生活的时代，至今仍然存疑。若根据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记载，即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则晚于杨叔姬。据《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57] 又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58] 据此可见，杨叔姬揭示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实是在早于老子的时代。

（三）“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意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列女传》还记载了杨叔姬的另外一个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这是揭示祸福相倚的辩证原理。众所周知，老子也有这样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9]；“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0]。但是，杨叔姬揭示祸福相倚的道理，仍然早于老子。不仅如此，在杨叔姬之前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她这样的表述；换言之，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同样是杨叔姬的首创。

综括全文，杨叔姬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女哲学家。她早于老子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命题。并且，她所提出的“甚美必有甚恶”命题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非德义”。显然，她所强调的“德义”原则，包括“不可食以不义之肉”原则，乃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她还先于老子揭示了祸福相倚的道理，提出了“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命题。此外，她还触及了后来儒家“仁→义”之间的奠基关系的正义论原理，这一点同样难能可贵。

本文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1期

武则天登基以来，内部大狱频兴，朝政空转；外部烽火四起，挫折连连。国势日蹙，完全无法同唐太宗“贞观之治”同日而语，和唐高宗在位时期相比也颇为不如。从人事的角度观察，没有治国统兵的人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真实反映武则天的用人状况，必须进行全面考察，不可以偏概全。这里从两条线、三个层面切入，观其全貌。

所谓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理应掌管国政的朝官，第二条线是武则天真正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第二条线还可以细分为武家子弟、宠幸嬖臣；以及酷吏等两个层面。结合第一条线，构成了任用官吏的三个层面。

一、朝官

第一条线。朝廷最高执政者为一般所称的宰相，亦即唐朝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则天改“中书”和“门下”为“凤阁”“鸾台”，故中书门下称作“凤阁鸾台”。从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垂帘听政以来，直到她被政变推翻的神龙元年（705）的二十一年间，任用了五十三位“凤阁鸾台三品（平章事）”头衔的宰相：

刘祎之，武承嗣，魏玄同，苏良嗣，韦思谦，韦待价，张光辅，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周允元，岑长倩，裴居道，傅游艺，格辅元，乐思晦，崔神基，狄仁杰，杨执柔，崔元琮，李昭德，姚璹，李元素，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王孝杰，杨再思，杜景俭，王方庆，李道广，娄师德，武三思，武攸宁，姚元崇，李峤，魏元忠，吉顼，王及善，豆卢钦望，张锡，韦安石，李怀远，顾琮，李廻秀，唐休璟，韦承庆，朱敬则，韦嗣立，宗楚客，崔玄𬀩，张柬之，苏瓌。

鸾台（门下省）和凤阁（中书省）的首长亦是宰相。这两个机构掌管皇帝诏敕和军国政令，在皇城内办公，最能接近大内里面的武则天，宛如皇帝左右的鸾凤。

鸾台纳言：王德真，苏良嗣，韦思谦，裴居道，魏玄同，武承嗣，武攸宁，史务滋，欧阳通，姚璹，娄师德，狄仁杰，李峤，韦安石。

凤阁内史：裴居道，岑长倩，张光辅，邢文伟，宗秦客，豆卢钦望，王及善，武三思，狄仁杰，李峤，杨再思。

鸾台凤阁的首长人数亦多，经常变更，受酷吏政治迫害者约三分之一上下。

宰相是朝廷最高首长，中流砥柱，安危所系，本应最为稳定。唐朝建立以后，高祖任用的裴寂，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宰相，任职时间都很长，对于安定社稷、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武则天时代，这种局面骤然巨变，宰相更迭极为频繁，没有任何一个朝廷部门堪与相比。而且，这个席不暇暖的群体，即使把政争中遭到贬黜的情况排除在外，也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受到酷吏的迫害乃至屠戮。宰相被呼来唤去，弃之如同敝屣，则所有官吏的处境可想而知，武则天时代政情的高度不稳和内斗的极端残酷，实态毕露。

为什么宰相群体更替最频繁呢？因为武则天对他们把控最严也最直接。武则天身处大内，既无政绩也无功绩，无以服人；同时自然没有共创事业的部属，堪以寄任。而且，她作为高宗内眷的妇女身份，不方便经常和朝廷大臣聚乐宴饮，了解外请，增进感情。所以，她只能紧紧控制权力中枢的宰相群体，通过他们掌控全局。宰相作为政令下达、沟通内外最重要的渠道，必须盯紧看牢。由于朝廷乃至社会民情、官吏所思所想，只能通过文件和密报等间接途径获取，又要应对篡唐立周的改朝换代剧变，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些都会极大加剧生性多疑的武则天的猜忌。所以，她采取频繁更替宰相乃至施以毒手的苛酷手段，势所必然。这里是她控制全局的关键，亦是命门所在。

安危系于此地，宰相的治国能力并不重要，竭尽忠诚才是关键。所以，武则天时代的宰相群体有两个特点：第一，实务政绩型官员很少，大多出自政务官员。第二，武氏子弟实际掌权。武氏子弟是武则天政权最稳定的人事，无论他们是否身处宰相位置，宰相都要听命于他们。推而广之，武则天宠幸的汉子，宰相也要接受其统辖。例如征伐契丹时，武三思为主帅，宰相姚璹为副；征伐突厥时，薛怀义为主帅，宰相李昭德为副等等，乃至造天枢、进颂词之类事务，也是武氏子弟统领宰相实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央最高行政部门的尚书省，其首长在武则天时代最为稳定，二十一年间仅有六位，分别是左仆射：苏良嗣，武承嗣，王及善；右仆射：韦待价，岑长倩，豆卢钦望。除了岑长倩一人被迫害致死外，其余五人基本平安。左右仆射为尚书省主官，武则天时代曾经改称“左相”“右相”，实际上有名无实，和宰相沾不上边。武承嗣作为武氏子弟，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大权在握。尚书省长官之所以相对稳定且平安，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实权。武则天通过宰相直接指挥六部、九卿，作为六部上级主管部门的尚书省形同摆设，主官在位唯唯诺诺，乏善可陈，故各人本传事迹记载寥寥，滥竽亦可充数。韦待价以军功起家，武则天用他担任天官（吏部）尚书、文昌右相，“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韦待价自知非治国之才，“既累登非据，颇不自安，频上表辞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武则天为什么坚持把不懂行政的人放在行政主管的位置上呢？其实就是为了将其虚化为承旨画押的华丽道具，便于她直接掌控朝廷。

尚书省上层的人事，如表1所示（分为武则天垂帘听政与称帝两个时段）：

表1

尚书省长官被弱化乃至虚化，但尚书省的职能不可完全废弃，因而出现上权下移的情况，亦即尚书省的左丞（正四品上）和右丞（正四品下）实际处理都省事务。尚书省主官左、右相（从二品）位高权虚，人少稳定，但左、右丞官员颇多，频有更迭，表明他们才是真正主事者。以下级官员主持事务，是独裁者常用的集权手段。由于官位卑下，受到超常重用时感恩戴德，听话卖力。而且，还因为官位卑下，制度上无权参预重大国务，所以让他们参预何种事务，以及参预到什么程度等等，君主皆可随心所欲，权力收放自如。武则天以此手段控制尚书省。

外朝机构主要是六部，其人事任用情况如表2：

表2

人事变更的频度，依次为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用这个指标观察武则天时代各个官署的情况，可以发现它们在朝廷权力结构上的重要性同人事变更频度成正比，越是重要，掌控越严，人事更迭越发频繁。由此归纳出武则天朝的权力秩序及其结构如图1。

图1

这明显是一个以军政为中心的朝廷：一切以皇帝集权独裁为最高目标，由吏部担纲彻底更换官吏队伍，兵部作为权力支柱，刑部作为整肃工具，礼部制造改朝换代的理论与合法性。皇权笼罩于全社会，生产、技术、民生等皆处于从属地位。武则天彻底改变了唐太宗建立的社会发展国策与朝廷架构。

朝廷中最受重视的吏部和兵部，副职的变动异常的频繁，还多次出现其他部难以见到的官员再任的情况。这明显是武则天直接插手，安插委任亲信；同时表明在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武则天倚重副职，越级操控部务，使之完全听命于皇帝。

朝官这条线高级官员的选任情况，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不完全记载，列示如表3：

表3

两《唐书》官员传记固然不能覆盖官员全体，然而，达到一定的量亦足以反映用人原则和基本面貌。根据上表所示，至少可以确认以下两点：

第一，官员大都出自官宦之家。

唐朝建立后，功臣和高官后裔，特别是军功子弟在仕宦上获得优待。唐高宗仪凤年间，魏元忠上封事指出：

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新官制，按照官职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姓”等级，确立了优先录用官宦子弟的制度规定，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沿袭这一原则，武则天亦是如此，故官宦出身者出仕比例甚高，功臣子弟更受重用。太宗、高宗朝名将薛仁贵，儿子薛讷，“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

从唐朝建立到武则天全面掌权，经过了大约半个世纪，许多功臣业已凋零，功勋门第逐渐变味为官宦之家。官宦出身既是政治可靠的凭证，在入仕升迁上受到重视，也是官场的护身符，在仕途挫折罹难时，能够起到从轻处罚或者事过境迁后东山再起的佑庇作用。开国初期的重视功勋，逐渐蜕变为建政后常规铨选时讲究家世亲缘，武则天对此颇为坚持，有所发挥。岑文本是唐太宗任用的宰辅重臣，其侄子岑长倩因此得到重用，高宗时出任宰相，支持武则天夺权，故长年身居权力中枢，直到武则天欲立武承嗣为皇位继承人之际，因为主张维持亲子继承而得罪武则天，下狱处死。此后在朝廷举荐人才的时候，凤阁侍郎韦嗣立推荐岑长倩族子岑羲入朝任职，并说明其为朝廷罪犯亲属，武则天不但批准了岑羲的任用，而且还为受牵连的高管亲属的任用开了绿灯，“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对落难或者受牵连的官宦子弟网开一面予以任用，显然不是个例，而成为规则，维护着优待官宦子弟入仕的一贯方针。

第二，注重名门家世，尤其是亲缘关系。武氏子弟不循正常途径入仕，应置于第二条人事线论述。武则天的母亲自称出自天下名门之弘农杨氏，实为隋朝皇族之杨氏。隋室杨氏因为是武则天外家的缘故，一直受到重用。武周“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武则天对地官尚书杨执柔说：“‘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氏和杨氏联合坐庄朝政，成为一条规则。

李唐与隋杨乃姻亲，政治上虽为敌手，亲情却深。李渊的母亲和隋文帝独孤皇后为亲姊妹，隋朝灭亡后，李渊对隋杨皇族给予照顾，亲自做媒将隋朝纳言杨达女儿嫁给武士彟，让这位河东木材商人粘上皇亲国戚的边，成为武则天日后飞黄腾达不可或缺的门槛。武则天显然领悟到王朝政治的奥秘，深知金字塔权力结构的顶端是少数门阀士族垄断权力，运用朝廷强力部门作为工具，实现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在她的理解中，管理社会的核心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大，笼罩一切。权力需要人来掌握，掌权的人越少则权力集中，越有利于皇权。因此，等级森严的寡头政治成为她的营造蓝图。武氏家族（包括赐予“武”姓的皇子）居于金字塔尖，被选中的士族与近宠佞幸组成朝廷上层。有所不同的是被选中的士族相对稳定，而近宠佞幸与酷吏则频频变动，道理在于这些人作为工具固然必不可少，但落到具体的走狗却需要经常更换。近宠佞幸与酷吏属于第二条人事线研究的对象，留待后述。被选中的少数门阀士族颇受重用，飞黄腾达，纷纷跻身于权力上层，与武氏家族共同构成核心统治集团。例如杨氏家族在“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韦氏家族之“巨源与安石及则天时文昌右相待价，并是五服之亲，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

唐朝是贵族建立的王朝，高祖李渊以此为荣，建政初期曾经对宰臣裴寂说道：

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倚重士族和功勋家族成为唐朝人事的重要原则，唐太宗修《氏族志》和武则天重用士族皆为此原则的一脉相传，除了武氏因武则天而破格崛起之外，老牌士族左右高层政治的局面一仍其旧，未有改观。武则天重用士族，寄任之深甚至扭曲制度。唐朝制度规定，近亲不得同时担任高官要职，以防止某一家族权力过大。对此项规定，武则天采取变通的办法规避，李峤担任宰相，两年后其舅张锡也升任宰相，武则天让李峤转任成均祭酒，“舅甥相继在相位，时人荣之”。士族对于权位的诉求也直言不讳。垂拱年间的宰臣韦思谦把两个儿子韦嗣立和韦承庆径直托付给武则天，说：“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武则天欣然接受，对韦嗣立明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果如其言，先是韦嗣立接替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然后由韦承庆轮替韦嗣立出任天官侍郎，不久又接下韦嗣立的宰辅要职，等到韦承庆去世，又让韦嗣立接任黄门侍郎，前后四度轮替，宛如左右手传接一般。

优待功臣后人，讲究官宦家世，倚重名门士族这三条铨选的基本原则，武则天无不坚持贯彻，比起唐太宗时代逐步开放用人的家世条件，有所倒退。陈寅恪未对武则天用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考察，断言武则天破格用人，培养出新兴阶级攘夺替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此番议论完全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武则天称帝充其量只是僭主篡政，酷吏政治绝非社会革命，新兴阶级亦非权力所能制造，只能是社会生产形态所决定的客观存在。

一朝有一朝的组织原则。武则天朝对于太宗朝组织原则的最大改变，是把对唐朝的忠诚演变为对她个人的效忠。她遴选并重用的官宦士族都遵循这条最高原则。

从小生活在权贵圈子里成长的功臣高官子弟，对于政治人事嗅觉最为敏感，察言观色得风向之先，其中想飞黄腾达的人跟风最紧。丘和、丘行恭父子建唐时立有大功，皆获陪葬皇陵的殊荣。丘行恭之子丘神勣_jì属于最早投靠武则天的功臣子弟，充当鹰犬，出手害死章怀太子，与酷吏周兴、来俊臣齐名；岑文本侄子岑长倩等一批功臣子弟因为支持武则天取代李唐而得到重用，俱见前述。李大亮的族孙李廻秀，在武则天晚年当上宰相，“颇托附权幸，倾心以事张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为谠正之士所讥”。

在逢迎武则天近幸方面，王朝体制内的士族亦不遑多让。崔义玄精通儒经，以学干禄，为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出谋卖力，主持审判长孙无忌。因为这份功劳，两个儿子崔神基和崔神庆都得到武则天的重用。武则天晚年，朝中大臣拼死控告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犯罪，崔神庆受命审理此案，竟然为其开脱。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武则天晚年之最爱，士族官员趋势附炎，卑躬攀附，父子三人皆为宰相的韦氏，韦承庆讨好张氏兄弟；几度进谏武则天的宰相李峤，其实和张氏兄弟交情甚深，以至于武则天倒台后，他们都为此遭到贬黜。宰相杨再思历仕三朝，主持政务十余年，地道的官油子。他善于体察上意，皇上喜欢的，他吹捧得天花乱坠，皇上讨厌的，他诋毁得丑陋无比。有人私下问他身居高位何苦如此呢？他道出为官数十载的心得：正直的官员招灾惹祸，唯有望风顺旨才能保全性命。原来赞美颂圣的合唱队充斥着虚情矫饰的歌手，声嘶力竭的领唱者往往最洞悉内里幽暗。杨再思年轻就通过科举，腹有经纶，黠于应对。张昌宗遭诉，群情汹汹。武则天询问杨再思意见，杨再思说张昌宗炼仙丹给皇上服用，皇上身强体健便是国家万幸，所以张昌宗功劳莫大。避开犯罪事实，只谈皇上重于社稷，利君则利国，情郎瞬间成为英雄，迎合了武则天万难割舍的感情。张易之兄弟大宴朝官，饮酒互捧，张昌宗容貌粉嫩而得武则天欢心，一众官员赞美张昌宗貌似莲花，杨再思挺身纠正道：“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这等话术浸染弥漫成为武周王朝的官风。

各路出身的王朝官员汇聚在一起，国家正事做不了，真话说不得，有失品格的种种表演，未必都是他们猥琐卑劣，而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所致。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过来也强化了那种环境，互为因果，最终无人幸免。于是，官场晋升的秘径变成通途，“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

拍马溜须而不做事，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敢有所作为。在朝不为恶，偶尔说些合乎道理的建言，这在正常的社会属于常识底线，但在武周却足以振聋发聩，勇气有加，难能可贵。武周时代朝官的水平，后人颇有评论：

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无小善，登于大用，可谓具臣。

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

崔融、卢藏用、徐彦伯等，文学之功，不让苏、李，止有守常之道，而无应变之机。

崔（融）与卢（藏用）、徐（彦伯），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

这些评价并非贬低之辞。武则天晚年请狄仁杰举荐宰辅高官，狄仁杰当面询问武则天是否觉得当朝主官乃“文吏”之流，不堪大任？武则天深以为然。一朝皆凡庸，是谁之过？然而，到此地步，不想崩溃只能举贤任能，转机因此萌生，历史总要做出选择。

二、近幸宠臣

武周政权的朝官，在大清洗的肃杀氛围中，实际上已经沦为摆设，把朝廷门面装潢得煞有介事，敷衍日常事务，跑腿当差。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第二条线，亦即武则天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同第一条朝官线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基本不经过吏部铨选正途入仕。这条线上的人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中心层面，有处于权力中枢、出将入相的武氏子弟，以及武则天信赖有加的男宠团队。其次是前台层面，有刮起血雨腥风、致令人人自危的酷吏集团。这两拨人的权力都来源于武则天。

首先来看中心层面的武氏子弟。武则天时代构成政治权力的亲属基础者，有下面这些人。在亲属关系上，他们分别是武则天的侄子和侄孙两代人；在政治秩序上，他们分别被封为亲王和郡王。

亲王

梁王  武三思  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之子。

魏王  武承嗣  武则天次兄武元爽之子。

陈王  武承业  武承嗣弟，追封。

定王  武攸暨  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之孙，始封千乘王，尚太平公主后进封。

亲王四人：武三思和武承嗣为武则天异母侄子，武承业为追封，三人皆为侄子辈；武攸暨因为尚太平公主而进封亲王，为侄孙辈，乃特例。

郡王

武崇训  武三思子，尚安乐公主，封高阳王。

武崇烈  武崇训弟，封新安王。

武延基  武承嗣子，始封南阳王，后袭父封，坐私议张昌宗，被杀。

武延义  武延基弟，袭父封，继魏王。

武延秀  武延义弟，封淮阳王。

武延晖  武承业子，袭父封，嗣陈王。

武延祚  武延晖弟，封咸安王。

武攸宜  武则天堂兄武惟良之子，封建安王。

武攸绪  武攸宜弟，封安平王。

武攸宁  武则天堂兄武怀运之子，武攸暨之兄，封建昌王。

武攸归  武攸宁弟，封九江王。

武攸止  武攸归弟，封恒安王。

武攸望  武攸止弟，封会稽王。

武懿宗  武则天堂兄武志元之子，封河内王。

武嗣宗  武懿宗弟，封临川王。

武尚宾  武则天堂兄武仁范之子，封河间王。

武重规  武尚宾弟，封高平王。

武载德  武重规弟，封颍川王。

作为武氏子弟集团的附庸，可以加上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前三人为武则天外甥，纪处讷则是武三思的连襟。

武氏子弟集团最醒目的特色，是完全未见科举出身者。且不论唐朝高度重视文化，自开国以来就建立起文化程度甚高的官吏队伍，从社会发展而言，以武力开国的王朝到了和平年代，其军功集团的后代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转而向学，子弟通过科举途径入仕晋升，继续仰仗家世门荫者日渐稀少，受人轻视。武士彟作为唐朝开国功臣，其家族子弟这等学历，透露出武氏家族对于文化的态度，落伍于时代。这批武氏权贵中，最有文化，以至于史家给予记载的是武三思，“略涉文史”，仅此而已。他留下诗歌创作的记录是赞颂张昌宗才高貌美，乃神仙王子晋转世。

武氏姻亲子弟，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同样未见学业与科举记载。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第二条人事线，亦即将武则天男宠团队也一并考察，情况如下：

薛怀义原名韦小宝，街头摆摊出身，以魁梧雄壮获得宠幸。武则天为了掩盖这段少年劣迹，令其出家为僧，编入女婿薛氏的士族谱中，主持朝廷宗教事业，找人编撰《大云经》，陈说符命，发现武则天是弥勒下凡。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自贞观名臣张行成家族。张行成少时追随大师刘炫，勤学不倦，应科举及第，历仕太宗、高宗两朝，为一代名臣。张易之兄弟是张行成的族孙，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家族的子弟竟然不循科举正道，张易之是依靠门荫入仕的，因为白皙美貌，擅长音声。其弟张昌宗首先被太平公主发掘出来，用得称心，转而推荐给武则天，同样表现不俗，大得欢心。张昌宗推荐兄长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原来这对兄弟兼具炼丹才能。由此可知，他们自小研修道家房中阴阳之术，耽于学业，故难应科举，只好走门荫之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几乎专宠，武氏权贵争相为他们牵马前导，招摇过市，加上以权贪赃，惹来妒忌非议，沸沸扬扬。武则天为了遮掩丑闻，让他们主持朝廷文化事业，集中天下美少年和宰辅大臣们，济济一堂，组建文化机构“控鹤监”，更美其名称“奉宸府”，编撰《三教珠英》等大型文集，煌煌千余卷。

薛怀义的宗教事业，张易之兄弟的文化事业，再往前追溯到北门学士的巨著编撰，有人称之为武则天大力推动的文化盛世。

做出如此不凡成就的张氏兄弟，虽然没有科举出身，亦非胸无点墨，史书记载张氏兄弟勉强能写成文章，至于和武则天酬唱应对的诗文，自有宋之问、阎朝隐等文学工匠代笔。

武氏子弟与男宠团队，以及他们同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呢？在政治风头上，男宠团队风光无限。早先得宠的薛怀义，乃至后来的新欢张易之兄弟，进出内外，武承嗣、武三思一帮武氏子弟争先恐后为其牵马执辔，献诗赞颂，卑辞厚礼，媚态可掬。作为武周皇族却要竭力逢迎男宠，武氏子弟心有不甘，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与妻子永泰郡主，以及懿德太子等人私下聚集议论，谈到张易之兄弟任意出入宫中，无不愤恨难耐，摩拳擦掌。这些议论竟然不翼而飞传入武则天耳朵，武则天大怒，逼令武延基自尽。私下非议竟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武则天心中的情感天平清晰可见。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政治利益的天平上，武氏子弟才是根本，是武周政权的根基和血脉，武周政权总归要传给姓武的，以至于武则天的亲生子女都要改姓武，试图将他们塞进武氏血脉。武氏子弟充当男宠的马前卒，武则天当然知道，且乐见所为，如果企图反抗则铁腕镇压，绝不留情。这是什么道理呢？并不是男宠金贵，而是武则天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化身和试金石，测试属下是否绝对驯服而已。服从男宠就是服从武则天，男宠不为人齿，却能够做到诚心悦服，证明对于武则天的驯服臻于精纯，绝对到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武延基是未经风浪的权贵子弟，自命不凡，这恰是心生二志的萌芽，咎由自取。其父辈武承嗣和武三思则迥然不同。武承嗣写不了诗文，却将马牵得十分安稳，让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享尽荣耀。武三思粗通文墨，双眼如炬看出张昌宗乃神仙转世，亲自写诗，还组织编排大型音乐舞蹈表现仙人下凡的绚丽场面，让崔融动情绝唱：“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把自己感动得涕泗俱下。为什么父子两代差距如此巨大呢？道理就在于武则天同兄弟的关系。武承嗣的父亲武元爽、武三思的父亲武元庆，以及其他诸武的父辈如武惟良、武怀运等等，武则天幼年饱受他们的欺负，尤其是武则天的母亲对他们恨之入骨绝不宽恕，让武则天掌权后给予摧残泄恨，武元庆、武元爽遭黜，配流岭外而死；武惟良、武怀运被诬陷下毒害死外甥女韩国夫人，被处死。武则天的兄弟，自己不死，就只能等待处死。武承嗣和武三思早年都曾随父亲配流边荒，武则天决意篡唐建周以后，出于政治需要才把他们召回京城。骤落暴起，亲尝政治炎凉与绝情，武承嗣和武三思对于姑妈早已胆战心惊，变得十分乖巧，虽然身居高官，却十分清楚权力来自何方，对此顶礼膜拜。这种出格的表现有违自然，看似尽忠，实为恐惧。捆绑到篡唐立周的战船上，构成吴越同舟的共同命运，捍卫武则天就是保卫自身的政治特权，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绝对忠诚的感情，而是荣辱与共的利益。

利益为本，必定得陇望蜀。武承嗣欲望和野心膨胀起来，想独占权力，便策动武则天尽诛李唐子孙，同时组织宵小请愿，试图成为太子，吞下武周的果实。武则天未遂其愿，致令武承嗣怏怏而死。作为政治精算师的武则天，是信任有父仇的侄儿，还是相信亲生的儿子呢？武承嗣越界了，利令智昏，自取灭亡。从他儿子武延基非议张易之兄弟一事，武则天难道看不出来武承嗣不为人知的家庭内部只讲利益不尽忠诚的真情吗？武承嗣和武延基父子之死，显现出武则天的底线：皇位传给姓武的亲生儿子，武氏子弟掌控朝廷，成为武周政权的核心。所以，武则天花费更多的心血培育武氏第三代，几乎都封为郡王，出将入相，以保武周江山长远稳固。武则天的政治算盘在内心早已权衡清楚，决不是晚年在大臣的谏言下幡然醒悟，立子继承。大臣们的谏言因为契合武则天的心意而被采纳，同时也给了跃跃欲试的武氏子弟一个无法扭转的交代。通过和朝中大臣讨论继承人问题，武则天也摸清了大臣们的政治态度。她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武氏第三代在内政外交上的庸劣表现，根本不可能作为皇帝撑起大局，与其被推翻，不如回归政治合法性。之所以成为糊不上墙的烂泥，武氏几代人皆无学业与科举，已经有了答案。

其次来看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在唐朝，武则天时代首次出现酷吏，完全改变了政治规则和社会风气，影响深远。唐朝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而且是一场重要的政治革新。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恃力使诈成为政治常态，社会上层失德，下层失信，导致国家数百年难以真正统一。唐太宗总结历史教训，致力于重建法律与制度，取信于民。唐朝建立到武周时代将近七十年，垂拱而治，依靠的就是官民互信，制度公平。到唐太宗晚年，“天下刑几措，是时州县有良吏，无酷吏”。武则天僭主当政，威望不足，忧惧群臣不服，便重用一批酷吏大规模整肃异己，构陷告密，开启酷吏政治时代。酷吏政治与武则天执政相始终，甚至长于武周政权的存在时间。武则天倒台之后，酷吏政治随之而去。但是，它没有消亡，而是潜伏在帝制体内，不时兴风作浪。

酷吏作为僭主独裁的主要工具，威慑并实际控制整个官僚阶层，因此，他们无疑处于政治权利结构的顶层。另一方面，酷吏的所作所为，乃秉承上意，因此，他们常常被轻视为君权行使的道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集团。事实并不尽然，当工具坐大的时候，便逐渐膨胀起欲望，从狐假虎威，假公济私，直至奴大欺主。武则天对薛怀义隐忍再三，唐朝多少皇帝死于宦官之手，说明任何政治集团一旦成形便有了主张和利益诉求。所以，酷吏集团不可仅仅当作皇权的影子简单处理。当告密和清洗全面铺开之后，海量的案件并非君主所能掌控，检举何人，镇压什么，都与发起的酷吏的感情、学识、见地和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指向性变成强有力的鞭子和精神指挥棒，逼迫并规定着官僚队伍的思想观念、施政行为和价值取向，进而深深地影响文化程度不高的芸芸众生，形成弥漫世间的社会风气。最终出现的结果往往和君主最初的政治蓝图不尽吻合，甚至相去甚远，原因就在于君主和酷吏文化水平和利益见识的落差。君主用工具剪裁世界，酷吏则以其品行见识塑造世界。大千世界从来不是单方面所能制造的，而是各方面合力的产物。

酷吏的身世塑造其品行和情感，文化见识规定其眼光和行为。这两者又极大地左右着官僚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吏治庸劣从来都是社会堕落的驱动力。

武则天时代，告密成风，酷吏成群。然而，能够得到武则天重视，挑选出来兴风作浪，成为酷吏代表的主要有以下这些人：

来俊臣，乡间地痞；左台御史中丞。

周兴，少习法律；秋官侍郎，尚书左丞。

傅游艺，吏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丘神勣，官宦子弟；左金吾卫大将军。

索元礼，胡人；游击将军。

侯思止，家奴无赖，文盲；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

万国俊，乡间地痞；朝散大夫，肃正台侍御史。

来子珣，无学，告密入仕；左台监察御史。

王弘义，告密入仕；左台侍御史。

郭霸，吏员，革命举；左台监察御史。

吉顼，进士；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让一个时代陷入血腥恐怖的酷吏，只有吉顼一人是进士出身。少时读过书的仅见周兴，曾经学习法律，为日后翻弄法条打下基础，属于刀笔吏。上述11人中，9人出自乡间地痞无赖，甚至侯思止还是个文盲，却官至左台侍御史，主持监察炼狱。这批人的行迹与文化程度，显然无法通过朝廷正规的仕进考察，所以都由武则天直接提拔重用。武则天用的人，再荒唐也不容议论。侯思止言行举行粗野愚蛮，成为官场笑柄。武则天知道后，怒斥嘲笑者：“我已用之，卿何笑也？”当听说了侯思止那些惊动四座的话语，自己也忍不住喷笑。侯思止丑态百出，在武则天看来却是愚忠可靠，故其官位坐得十分牢靠。11人中，有文化学业者2人，占18%。另一方面，升任宰相的也是2人，同样占18%。文化低同官职高形成鲜明的对照。

武则天时代用人的两条线、三个层面，第一条朝官线基本遵循入仕正常规则考察录用。在武则天酷吏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下，动辄犯咎下狱，故上上下下明哲保身，敷衍了事。他们整体文化水平最高，权力却最小，得过且过，形同摆设。第二条线的中心层面，有武氏子弟和武则天男宠团队，文化程度颇低，职位最高，握有大权，构成武周政权的政治人事基础；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基本由地痞无赖出身者组成，通过诬告或者兼进谀词而获重用，飞速蹿升，权势熏天。和中心层面相比，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是必须的存在，至于具体的个人则需要经常更换，败亡亦在瞬间。他们得意之时极尽残忍，破灭之际人剐其肉，遗臭万年。他们刮起互害之风，自己无一幸免，“既为祸始，必以凶终”。

从人事结构来看，武则天时代是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集团联合管控朝官，进而掌控全社会；同时也是无知对文化的压制，权力对于法律制度的践踏。

三、士族政治与科举

武则天基本遵循唐朝官员入仕与晋升的铨选原则，另一方面则在权力的上层重用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掌控百官的黜骘乃至生杀大权，主宰政局。她重用之人学历低，非贵族名门出身，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有研究者把武则天作为唐朝政局的分水岭，认为武则天大量提拔庶族寒门，改变了门阀士族对于政治的垄断。陈寅恪进一步把视野扩大到北周，认为当年宇文泰组建关陇地区胡汉各族实力人物组成的“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直到武则天方才打破。武则天大批提拔科举出身的人入仕，形成“新兴阶级”，如此则武则天不仅在唐朝，乃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领袖。以一人之力改变三代王朝的历史方向，这样的功业恐怕空前绝后。

陈寅恪对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宏大的问题，启发历史学家去思考和论证。学说的成立，首先要通过证伪的检验，其次才是不同视角的分析论辩，在思想碰撞中发展。

陈寅恪对武则天历史定位的基点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政治。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士族与士族政治。士族指的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士族与皇帝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势力结合，相互依靠，掌控并长期把持中央王朝到地方的政治权力。曹魏建立“九品官人之法”，表面高举“唯才是举”大旗，很快转为重视家世，到了西晋则日益强调家世礼法，从铨选制度上极大强化了官僚士族的特权地位，世袭垄断政治权力，形成固化的士族政治形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多起自东汉崩溃以后一再出现的大动乱，在兵荒马乱中聚集亲族乡党据险自保，组成自立武装，割据乡村，概称为“坞壁”。几百年的战乱和外族入侵，使得坞壁得以长期维持，遂演变为世家大族，将地方社会碎片化，以至于重新建立的各个王朝都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控制地方。世家大族大小不等，大者跨郡连州，千家万户；小者数百家一族，武断乡曲。他们通过联姻构成亲族网络，跻身于王朝官僚之中，凭借在乡势力支持政权，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地方。婚和宦是支撑士族长久不衰的两大法宝。士族内部有高下等级之分，这种区分不仅凭借在乡实力和官位高低，还根据文化和声誉，虽然不像确定官品那样清晰严格，但也有必备的条件：连续几代人中出现公卿宰辅一级的高官，属于政治条件；颇有文化学养，遵循礼法家教，属于文化条件。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条件都具备的世家大族，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与重视，例如北朝隋唐的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士族，韦、裴、柳、薛、杨、杜等关中士族，被视为最高的门第。其下还有各个州郡级别的士族等级，构成从朝廷到地方的世家大族等级结构。王朝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当朝官职的高低，编撰氏族谱，作为铨选的家庭条件和分配政治权利的依据。北魏孝文帝开其端，划分甲乙丙丁等第；后续王朝全都跟进。唐太宗修《氏族志》，唐高宗和武则天重修《姓氏录》，表明对于士族等级秩序的高度重视。据此可知，说武则天力图打破士族政治，不知从何说起。兼具实力、官品、文化三者优势的士族，得到各大政治势力的积极拉拢，成为其政权的支柱。他们在朝身居高位，在地雄踞一方，并且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形成比较固定的通婚圈，备受瞩目，演变成社会上重视的“门阀”。这种政治生态称为“士族门阀政治”。在确定士族身份等第的时候，文化条件颇为重要，品行与学术决定家族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官职高却没有文化被视为权势豪门，地方上有实力缺少文化的家族被称作豪强，总之同具有文化色彩的“士”难以沾边。所以，士族研究从这个角度区分兼具文化学养者为士族，仅凭官职或者强宗势力者为世家大族。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是那么严格。作为统治阶层，常见笼统使用士族一词。

在世家大族或者士族等级秩序的框架之内，其下层被称作“庶族”“寒门”等。以往的研究对于士庶之分并不清晰，如果以五品以上官职划线，那么庶族就是下层官吏直至小地主之家，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自然被归为“寒门”。他们也被称作“庶族地主”等。然而，无论士族、庶族，他们都属于统治阶层。即使武则天时代出现大量提拔庶族寒门的现象，既不构成“新兴阶级”，也完全称不上“社会革命”，充其量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成分调整。何况武则天任用的官员，如前面列示的三个层面，酷吏多为无业的地痞游民，连“寒门”都构不上；武氏与男宠固然文化水平低，但其家族在唐朝已经上升为功臣权贵，甚至是皇族，无法再用“庶族”指称他们；而朝官的选任与唐朝开国以来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综合三个层面所展示的真实状况，无法支持陈寅恪所谓武则天缔造庶族寒门“新兴阶级”的假说。陈寅恪并未提供实证分析的根据，不知所本，故只能对其结论提出商榷。

其次，陈寅恪提出的“新兴阶级”，最重要的特点是科举进士出身，工于为文。亦即武则天之前，唐朝铨选重视门第家世，用的是“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而武则天破格录用科举出身者，形成与所谓“关陇集团”对立的“新兴阶级”。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1.支撑起北周、隋、唐政权的旧家，亦即所谓的“关陇集团”的存续状况。宇文泰以后来所封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二十余家创业家族为核心建立西魏、北周政权，所言甚是。但是，这一创业功勋集团从北周宇文护专政时起就遭受猜忌和镇压；北周武帝辉煌的功业昙花一现，人亡政毁；杨坚政变建隋，抑制并清洗宇文泰组建的关陇集团主要家族，隋炀帝则重用江南士族。李渊建唐，依靠的是河东士族与大姓，唐太宗则强调用人上的五湖四海。这一历史进程呈现了走出关陇的清晰脚印。政权长治久安的人事基础在于用人区域和社会阶层的广泛性，统治者只要不失心智，自然深谙个中道理。

2.政治史所讲的地域政治集团，是指集中任用某地人的政策与原则。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域仅仅局限于关陇地区，只能任用关陇人事，别无他选，并不是拥有广阔的统治区域而有意识地专门任用关陇人事。所以，所谓“关陇本位政策”或者“关陇集团”，说了等于没说。更何况严酷的政治现实，生死攸关，且政治目标与利益各不相同，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甚至是一朝天子数朝臣，哪有一朝大臣数朝皇帝，更加不可思议的竟然是一朝大臣三代王朝，从理论到现实都不成立。从宇文护到隋文帝，执政者仅有关陇地区的从政经历，故人事基础局限在这里。即便如此，他们也在扩大用人的面，压制宇文泰的创业“旧家”。明白无误的变化出现在隋炀帝时代。隋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之后，用人的区域日渐扩大。隋炀帝曾经指挥统一江南的战争，皇后又出自南朝皇族萧氏，故他重视南方，拔擢江南士人，委以重任，甚至主导朝政，极大改变了关陇官僚居多的成色。唐朝自创业时起，就以太原组建的班底构成核心人事圈，笼络山东士族。武士彟就在此时进入政治核心圈，崛起于政坛；武则天也是因为功臣之女才选入宫中，日后执掌权柄。武氏是李唐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他创业家族命运与共，构成唐朝人事的基本盘。武则天出于一己之私，打压李唐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但她主要用没有社会根基的酷吏集团作为打手整肃官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僚队伍的成分和用人路线。其道理显而易见，武则天要的是至尊皇权，而不是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权根基；她要在最高权贵阶层中长期占有武氏一席之地，并不为酷吏之流痞子政客谋求利益，改变权贵阶层的结构；她处心积虑推进李、武联姻，就是为了补武氏合法性短板从而获得长远安定；她深知根深蒂固的士族阶层的重要性，所以对韦氏、杨氏、崔氏等老牌士族笼络重用，甚至让他们父子兄弟同时身居要职，宽容他们对于男宠团队乃至武氏子弟的轻蔑；她扮演官僚、“旧家”敌对者的角色以煽动下层，却没有改变李唐依靠官宦士族的组织路线。所以，武则天表面上看似泼辣凌厉，其实内心极其精明，她走在极端政策的边缘，却在最关键之处未越雷池一步。从本质上看，她是士族政治的坚定维护者，而非掘墓人。

北周隋唐的相关性在于三代王朝的建立者同出一源，此偶然现象的关键在于北周、杨隋皆短祚，事起仓促，只要不是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征服，剩下的便是同一平台脱颖而出的新秀。新的创业者都是受到当政者压迫而心生异志的雄才，而非同一事业的前仆后继者。理念、目标和利益各不相同，如何构成同一体质的政治集团呢？所以，所谓的“关陇集团”把持北周、隋、唐三朝政治的议论，属于想象的建构。

不存在垄断三朝政治的所谓“关陇集团”，却出现一个确定不移的现象，那就是官员铨选与晋升中，科举出身者日益增多，反映出对于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成为大势所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一趋势究竟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还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

自从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时起，朝廷就失去了对全国的统制，内战爆发，一步步沦为彻底的分裂割据，直至唐朝建立为止，中国在战乱和分裂中度过了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其间虽然有过西晋和隋朝短暂的统一，却都以失败告终。分裂战乱的时代，真理由思辨的洞彻发现沦落为暴力的胜负角逐所决定，乱世的最高道理就是胜利。所以，这个时期过眼云烟般的繁多政权无不把实力和功绩作为用人的根本标准。曹操一再发布《求贤令》，公开倡导重用反道德能取胜的人，开启其端。魏文帝时代创立“九品官人之法”，任命中央到地方各级中正官来评选人才。这个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内在冲突，亦即选用士族来贯彻“唯才是举”，不啻缘木求鱼，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走向反面。士族出身的中正用“家世”条件评定人才品级，结果“九品中正制”成为加强并固化士族门阀的强有力机器。另一方面，频仍的战争涌现出许多勇武的将领，在军事化的国家机器中占据主流。“九品官人之法”制造门阀士族，军国体制制造军功阶层，源源不断，在王朝政权内混杂合流，形成门阀和军功两大特色，在权斗中共存。权斗源于军功阶层对于文化和士人的蔑视，痛下杀手，必欲将其奴仆化。北魏崔浩事件等等，层出不穷的文化大狱莫不因此而生。共存则是对现实的屈服。攀援上权力宝座的各色人物，无不企图固化既得利益，军功和权势皆不可长久，丛林互噬注定没有胜者，欲求长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转变为门阀，故不可一世的军功阶层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与士族合流，借其金字招牌悬挂在列戟的大门之上。北魏孝文帝确定胡汉姓族等第，令其通婚联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道理如出一辙。皇帝亲自做媒，不是开婚姻介绍所的业余爱好，而是营造铁打江山的专业操作。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东汉灭亡以来中国长期不能统一、政权无法稳固和不断发生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想要建设稳固富强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任何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一定依靠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价值观的改造重塑。人治最不可靠，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人治，既可行善，亦可为恶，方向上飘忽不定，则易于颠覆。隋文帝建国之后，断然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台柱，“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自曹魏创立以来沿用数百年的“九品官人之法”终于被废除。此举有利于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故为后面的王朝所遵循。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战乱时代军国体制的产物，打破门阀政治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治国理念的转变。古人说马上得天下，王朝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可是，政权建立之后，国家能否继续采用军国体制管理呢？唐太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还是秦王、天策上将的时候就积极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皆为一时之选，其佼佼者号称“十八学士”。戎马倥偬之际，唐太宗仍然和文士一起深入研讨如何治理国家，从根本上认识到治国不能采用军事命令式的行政强制，更不能听任权力恶性膨胀，凌驾于一切之上，必须讲道理，重规则，建立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提升社会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强大、长治久安的目标。政治路线须要人去落实，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所以官吏铨选至关重要。隋文帝废除“九品官人之法”，代之以科举考试，隋炀帝进一步确立进士科的主流地位。唐朝建立之后，强化了科举在铨选中的比重，特别是唐太宗以军事统帅的威望率领创业的军功部属转变崇尚武力的思想观念，积极倡导文治，大力办学，拓展科举入仕的途径，坚持不懈，推动社会形成尊重文化、推重科举的风气。唐朝科举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秀才科后来停止，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为专门科目，故常设科目为明经和进士。盛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显赫，压过明经科，求仕进者趋之若鹜。唐五代时人王定保撰述唐代科举状况，说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显而易见，唐朝甫建即大力推进科举制，发展迅速，到唐太宗贞观年代已经被世人视为仕进正道，很受尊崇，以至于权贵子弟通过门荫或者军功起家者都以不能由科举入仕而深感不足，一生抱憾。唐太宗以广收天下英才为己任，当年见到新进士缀行而出的场面，欣然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偃武修文打下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根基。文化的盛大，不是用读书人的多少所能表现，最重要的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崇尚文化，以此为荣，蔚然成风，这就是王定保盛赞贞观时代的立论所在。读书人虽多却甘当鹰犬，重用近乎文盲的酷吏镇压士人，哪怕编撰出颂扬的诗文，王定保并不以为是文化盛世。把科举作为入仕正道是唐朝既定国策，坚持推动，不待武则天方才肇始。这个重要转变是军功立国后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具有客观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太宗并无首创之功，却是及早的觉悟者，避免了有害无益的弯路和折腾。

科举制同九品官人之法相比，颇具公平性。后者注重家世出身，造成士族高门几乎垄断官场的僵化局面。科举则允许士子报名投考，凭借个人成绩录用，打开了社会下层之人上升的通道。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自寒素举进士入仕、初唐位居朝廷大臣的著名例子。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居住在邺城的陇西人李义琛、李义琰兄弟，及其堂弟李上德三人同年考上进士，成为佳话，载入史册。投名报考的科举制一旦取代九品官人之法，下层士子入仕的比例必然越来越高，毋庸置疑。然而这是一个发展的进程，积累数十年的科考，到武则天时代寒门出身增多，只是结果的呈现。社会的进步必定是人身及身份性限制的日益解除。科举制代表的正是这个方向。

需要特别指出，论述科举制时往往把录用人数的增多作为制度推进的直接有力证据，实则南辕北辙。科举制不是一般的入学考试，而是入仕当官的铨选，所以不可能大量录取，其名额由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吏员数来决定。唐太宗励行小朝廷，精兵简政，其组建的朝廷人数有各种记载，这里选取较多的一种，《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乱世的社会平均年龄颇低，故初唐朝廷需要世代更新的人数很少，决定了科举录取人数必定较少。依照唐朝“壮室而仕，耳顺而退”的三十年仕宦期，到唐高宗年代，科举录用人数呈现梯度增长，并随时代推移构成阶梯式上升，都是自然而然之势，绝非个人一己托天之功。

依据官吏世代更新的需要决定科举登科人数的原则，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主持人事的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核算当时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者13465人，取大数放宽至14000人，每年补充500人都要多出不少，而当年补充了1400人，超过需要2倍多。亦即唐高宗时代，科举登科加上依靠门荫等入仕者早已供大于求，不能再扩大科举登科人数了。由此可知，唐太宗贞观时代科举录取人数较少，反映当时严格执行职官的编制。高宗时代已经在10∶1的求仕压力下增加了很多登科名额，人浮于事。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夺权乃至篡唐建周，武则天“务收人心”，做了重要改变，一是取消考试糊名，致使贿赂公行。例如来俊臣握生杀大权之时，大肆收受请托，每次铨选都要违法安排数百人入仕，至于王公权贵的插手科考，难以尽述。二是不按成绩，任意扩大录取人数，天授二年（691），十道举人，大批拔擢官吏；长寿元年（692）一月，武则天接见各地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数以百计。而且还开启了试官制度，大批未能通过考试和品行考察的人，先行任职，把政务和民生当作儿戏。新录用的官吏如此之多，致使各个部门冗官泛滥，社会流传歌谣称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官多至滥，并不会给下层寒士带来普遍的机会。武则天任用士族主持铨选，李峤录用权势之家的亲戚二千余人，以员外郎身份到各部门掌管事务，同在编的主官发生激烈争执，甚至互相殴击。此类官场乱象，是士族权门内部利益之争，和平民有什么关系呢？在古代史上，冗员滥官从来是权力泛滥的表现，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公平。从武则天时代到中宗、睿宗朝急剧膨胀的“墨敕官”“斜封官”，请托贿赂充斥官场，便是其结果，而庶族寒门更无升迁的希望，如何形成与士族“旧家”对抗的“新兴阶级”呢？冗员滥官是对法制的破坏，绝不是科举制的进步，更不是所谓的“社会革命”。只有一律平等的公平制度，才是下层士子的上升通道。

武则天时代的官僚阶层，呈现出非制度性越级提拔的武氏子弟、男宠团队、酷吏集团真正掌握权力，控制朝官的状态。朝官则基本遵循铨选途径入仕，没有改变唐初以来士族与官宦子弟为主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科举制取代九品官人之法，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性支柱。这场变革肇始于隋朝，成为主流而蔚然大观于唐太宗时代，武则天时代未见制度上的进步，冗员滥官却对制度造成重大伤害，反而阻碍了寒门士子的正常上升。

文章节选自《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刘永华 著 三联书店2024-11）

危机_（节选）

光绪九年程氏兄弟分家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清王朝还是程家自身，似乎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分家十几年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几次令人震惊的事件。甲午一役，大清海陆军败北，朝廷不仅面临巨额赔款问题，国内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维新运动接踵而至，但不久即告失败。随后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年的巨额赔款。程家自身的变化发生得要早些。光绪十六年、光绪十八年，允亨的双亲先后去世。光绪十九年，同仓成亲。一年后，新一代出生。程家完成了新一轮的代际继替周期。此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程家发生了家计危机。这些发生在一个王朝和一个农户层面的国事与家事，并非没有丝毫关联。这两个层面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都在程家家计危机的发生中扮演了或大或小的角色。

国事与家事

为理解这一时期程家的生计环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此期对程家生计影响最大的两种商品——大米与茶叶——的价格。太平天国后期，江南、安徽、江西一带米价大幅上涨。

太平天国结束后，各地米价普遍下跌。从 19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中叶，米价基本保持稳定。此后价格逐渐上涨，1895年的米价比1875年上涨了50%。至清朝覆亡时，米价比 1875年上涨了1.5倍。可以想见， 1895年前，米价上涨相对缓慢，而此后15年的时间里，价格涨幅较大。回到婺北米市， 19世纪后期价格运动的总体方向与其他地区相似，不过 19世纪末以前的涨幅不甚突出。如表 7.3所示，太平天国后，婺北地区的米价大致回落至19世纪40年代的水平（但略低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这个价位基本维持至90年代中期。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国米价攀升的影响下，婺北地区的米价也迅速上涨。光绪二十二年米价是每石2.5元，光绪二十六年攀升至3.06元，比光绪二十二年上涨了22%。那么茶价呢？根据第六章的讨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茶价为0.19元/斤左右，较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的价格（0.13—0.15元/斤）稍有回升，但远低于运动爆发前的水平（ 0.29元/斤）。分家后，茶价一度有所下跌（ 0.155元/斤），光绪十八年后稍有回升（ 0.166元/斤），但仍较分家前低了将近13%。与此同时，跟分家前相比，程家生产的茶叶总量也有所下降。分家前，每年产茶 2担左右，分家前几年甚至达到年产 3担的峰值。分家后因茶园分割，产量回落至年产1.5担至2担余的规模。因此，分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米价和茶价/茶叶年产量之间的剪刀差有所缩小，但收缩幅度不算大。至 20世纪之交，随着米价的攀升，这个剪刀差才进一步收缩，开始对程家的生计构成威胁。

除了茶叶收入稍有回落外，这一时期程家的其他现金收入也有一定缩水，其中最重要的是山货。山货在程家现金收入中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次于茶叶，最高时全年收入可达近19元（分家前）。

但分家后，仅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超过10元（分别是13.20元和11元），其余年份都在9元以下。这一时期投入收购、加工黄精和挖掘葛根、制作葛粉的时间，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形。截至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两种山货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程家共投入253日，占所有生计行事投入天数的8.42%；太平天国结束后至分家前，劳动投入增加至767.5日，在生计投入时间中的占比上升至 13.05%；分家后，劳动投入下降至99.5日，占比降至仅 2.65%，两者的时间投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大幅下降。细读排日账，山货收入的下降，跟葛粉产量的下降有直接关系。分家后，程家投入葛根挖掘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一方面跟分家后程家劳力的减少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经过数十年的密集挖掘后，葛根资源逐渐减少（同期制作葛巾的时间也减少了，两者应该是有内在关联的）。其结果是，分家后，程家从山货获取的现金收入逐渐下降，这对 19世纪 90年代以后的程家生计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过，对程家生计带来影响的，并不限于米价、茶价的波动和山货收入下降的问题，借贷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托尼（ RichardH. Tawney）的说法，借贷是历史上乡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在所有小农经营耕作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借贷问题。”在困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户生计的各种因素中，他将债务视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的看法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据陈翰笙30年代的调查，广东番禺调查的67个村子中，有50个村子的负债农户占70%以上。他估计，整个广东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负有某种债务。他指出，广东农户的借债，十分之三是因为疾病、婚丧或其他临时的费用，而十分之七只是为了购买粮食养家糊口。由于本书开头谈到的那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发生的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十年（1891—1900）程家的债务状况。

从排日账看，程家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并非完全不举债，但这些债务数量不大，在程家的偿还能力范围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分家后最初几年。光绪十七年，程家仍无数额较大的举债记录。不过此年发开过世。次年，发开的妻子也亡故。当年出现了两笔举债记录。第一笔发生于三月初十日，通过抵押田皮一秤，向廷远祠借入5.5银元。第二笔发生于同月廿五日，从余味山祠借来英洋22元。这两次举债原因不详，不过主要原因估计有二：其一，支付前一年与本年为发开夫妇办理小规模丧葬仪式的开销；其二，支付同仓娶亲的聘金。光绪十八年四月二日，也就是允亨母亲过世不到三个月后，程家举行了订亲仪式，聘金46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已经超出了当时程家一年茶叶销售的毛收入。加上公堂礼、谢媒人钱及举办婚礼酒席等各种费用，这场婚礼的开销当不在60元以下。如计入排日账记录的其他相关开销，此年的仪式与礼物开销高达73元余，为全年总开支的68%。

允亨的儿媳是在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进门的。在此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借贷行为。第一笔发生于进门十天前，程家以田皮字一张为抵押，向一位村民借入英洋5元。第二笔发生于此次借贷一个月后，也以田皮字一张为押，从一个会社借入英洋 10元。这两次举债很可能是为了支付同仓成亲酒席的开销。这一年的第三笔借贷发生于八月十四日，当天允亨从兄长和一位村民处借来11元，当天归还给余氏云青祠，取回契字（总共花销 24元，另 13元由允亨自筹）。七天后，程家再次以田皮字为押，从余味山祠借入英洋 20元。这几次借贷应该也是为了处理娶亲的费用，而第三次借贷显示，程家期望通过资金的周转，保住自己的一块耕地。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二日，程家支付了2.3元，赎回一处茶坦的契字，这是当年发生的唯一与借贷有关的行为，而且这次还是取赎而非举债。光绪二十一年发生两次借贷。第一笔发生于正月十五日，程家以庄下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手上借入英洋13元。第二笔发生于六月初七日，这次以牛栏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那里借入英洋 17元。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程家再次以顿底田皮字为押，从一位邻居处借入英洋 10元。这三次举债的用途不详，很可能是为了分拆前两年所借债款的利息及支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允亨孙子“做三朝”的开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程家的排日账已佚。不过从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债务清单看，这几年程家共借入 6笔款子，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借入4笔，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笔，总计 65元（详下），占清单所列债务总额的一半余。由于这几年的排日账没有保存下来，这几笔债务的用途已无从知晓。

那么，这些债务对程家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呢？我们来看看沱川的借贷利息问题。综合排日账记录的的借贷案例，沱川借贷利息大概有三种情况。其一，无利。这种情况很少见。前面提到，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九日，发开从母亲手上借到8两余银子，没有还款记录，应该是无利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允亨归还有兴2元，排日账记录“无利”，查借入时间是三月十六日，可能因时间较短，有兴没有收利息。其二，10%左右。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咸丰五年七月七日，发开向彦兄借钱，“言定加一”，也即年息率10%。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允亨向春元借入5元，次年五月二日归还，刚好满半年，利息为24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9.6%。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兄长允兴处借入6元，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支付利息1元，外加铜钱100文，可推得年息率为 9.2%左右。不过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升至 16.7%。这个案例说明，就算关系很近的亲属，也会收取不低的利息（下面余熊能借贷例也是如此）。其三，20%左右。这种情况最为常见。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发开向社会借入400文，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归还本息共48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20%。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钦五祠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还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允亨从外甥余熊能处借入1元，六月十九日还，付利息30文，可求得利息率为 18%。光绪十九年八月九日，允亨向灶子母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八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前两例是向会社、祠堂借贷的事例，后两例是向个体借贷的事例，除余熊能事例可能因有亲属关系利息稍低外，其他均为 20%的年息率。此外，排日账中还记录了以田地、房屋为抵押，利息以租谷形式交付的事例，也不多见，兹不赘述。

参照光绪二十六年程家债务清单，从历年借贷数额看，光绪二十三年以前，程家的借贷总数累计54元；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五年两年累计70元。可见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程家借贷问题还不算严重，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甚至没有借入大笔款项（同时，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程家的收入不错），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10.8元，其数额尚在基本可控范围内。相比之下，光绪二十四年后，借贷数量明显增加，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共借入70元，特别是光绪二十四年借入了50元，程家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24.8元，如以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年收入计算，程家每年需支付的借贷利息，就高达年收入的64%，这还没计入米价上涨造成的经济压力及其他小笔借贷的利息。因此可以断定，随着债务的大幅增加，程家仅仅靠生计收入已无力偿清债务。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田地的抵押，意味着程家每年必须缴纳更多的地租，程家自身的口粮供给能力也受到影响。

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一笔不成功的交易，直接影响到程家资金的周转，也有必要稍做讨论。程家生产的茶叶，一般是由茶商前来沱川收购。这一年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茶叶市场似乎不太顺畅。根据当年的海关报告，截至 1900年上半年，中国多数地区贸易正常进行，华北地区只是到了 6月局势才开始变得严峻，但其他地区贸易照常进行，长江流域的局势风平浪静。在上海茶市方面，跟1899年相比， 1900年红茶出口英、德、美、俄四国的数量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报告还提到，此年徽州茶（Hyson）的交易数量跟上一年相似。不过报告也显示，1900年中国的绿茶出口量，比上一年少了13300多担（但较之 1898年增加 15100多担）。报告还提到，“绿茶市场于 6月8日开启，开始出售的是少量平水茶，其价格比前一季度开市低了大约10%。茶叶质量与 1899年不相上下；但由于对主要消费市场 —美国—的预期很糟，一开始成交量很小。但是，后来需求增长，7月中旬前，价格已回升了 5%—10%”。国际贸易的波动，尽管对总出口量的影响不大，但可能造成地方茶市的震荡。

据排日账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四日（1900年5月31日），“己早晨挑茶乙头上小沱，遇汪顺意兄家卖，未卖，转回家”。五月十一日（ 6月7日），将茶叶售予休宁大连的一位茶商，总计茶叶177斤余，售价英洋29元余。不幸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位茶商一直没有支付购茶款。于是从此年六月至次年十二月底，允亨频频前往大连催账，但每次至多讨得一、二元，有时甚至空手而回。上海绿茶市场开市的日期，晚于程家出售春茶的时间，因此不能说开市初期茶市的行情，会直接影响到徽州地方茶市。不过上海茶商对市场的基本判断，会辗转影响到徽州茶市，则不无可能。毕竟，茶叶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买主的情形，是程家此前从未遇见过的问题。而且茶叶出口量的下降，也可能给茶市带来震荡。最后买入程家茶叶的吴发祥，是大连人，程家此前对其为人应有一定了解。如果他是一个经常赖账的人，程家应会有所耳闻。因此，此人可能受到茶市波动的影响，本身也折了本，因而无力偿付购茶款。这笔茶款的金额看似不大，不过对当时负债累累的程家来说，却事关自身的资金周转和借贷信用。无论如何，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此外，允亨自身的消费习惯，也给家计带来一定的压力。对比允亨与发开的排日账，允亨似乎不如发开节俭。他不时请朋友打平伙。他还有饮酒的嗜好，平日经常到食杂店买酒买菜。笔者观察到，分家后允亨买酒的次数似有变化，特别是到了光绪后期，经常买酒喝（参见第八章）。在生计逐渐恶化的时期，这种嗜好无疑会增加开支压力。

总体而言，程家家计危机的出现，主要原因不在于茶款没有着落导致的资金紧缺问题，而是经过数年的累积，程家举债的数额已经达到难以偿还的危险境地，即使在正常的年份，他们也丧失了偿清债务的能力。而这些债务的产生，并非由于国际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经变动，而是由于两三场人生礼仪，尤其是娶亲的昂贵开支。假如程家将娶亲时间推迟几年，他们还会借入这么大笔的债款吗？未必。但是我们能说，这场悲剧纯粹是因为允亨个人决策的错误？也许不能这么说，毕竟影响程家生计的米价、茶价波动，是受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影响的。因此，在这场灾难中，包括米价上涨、茶价稍有下降、山货逐渐枯竭在内的经济局势，加上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短时段的政经局势，以及允亨的个人嗜好及作为家长做出的决策，都在这种灾难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危机的应对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的危机，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事发七天前，允亨还在家中筹办一场酒席，并请人前来“做伙头办碗”。次日，接女婿，请来几位亲友吃酒。这似乎是允亨长女的出嫁酒。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允亨如常砍柴、休息。然后到了二十四日，便发生了债主带人抬走他家中猪的事。但继续往回看，我们发现，九月十五日，允亨就以 10元的价格，当出了一处田产（参见附录六）。那位债主很可能是了解到程家债台高筑、屡次讨债未果后，才带人抬走他的猪的。

危机发生后，允亨似乎有些震惊，接下来的两天内，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不知如何应对。二十四日，排日账只交代“己在家嬉”，又记录“欠少云先生娘来取账，旺成经手，带鸟人（鲸）〔掠〕玉猪去”。后来他在一张纸条上交代，带人前来讨债的债主是巧娇嫂，而抬走猪的是一位“烟鬼人”。次日写道，“己在家里事，欠账难身”。终于，十月廿六日，也即危机发生后的第三天，程氏父子委托本族的程敬敷和好友余添丁前来清理债务。当日，他们俩“到余架家、余竹孙家二家账项，了通无阻”。后面这两位是程家的债主，允亨大概请敬敷、添丁去商讨债务事宜。他们还拟了一份程家债务清单，这份清单夹在光绪二十六年排日账内，保存至今：

借来账项人员述后：
启架兄家：
癸巳八月廿乙日借来英洋贰拾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乙未正月十五日借来英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纸，又加拾贰员。
六月初七借来亦洋拾柒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祝孙兄家：
戊戌五月廿九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己亥五月廿八日借来英洋叁元，又利洋贰元。三共贰十元正。
兴良兄家：
戊戌七月十七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中见胞兄。
素从祠：
己亥六月六日借来亦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张。
培掘祠：
戊戌五月初八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万青兄：
戊戌二月初乙日借来英洋伍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成林祠：
甲午三月十六日借来英洋拾贰元。有牛栏田契乙纸，中见胞兄。

根据这份清单，程家借贷的重要账款共10笔，最早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笔债款，最晚的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债款，其中光绪十九年借入20元，光绪二十年借入 12元，光绪二十一年借入 22元，光绪二十四年借入50元，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0元，所涉债务共 124元，约当这一年程家茶叶销售毛收入的4倍多。

为偿清债务，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十月二十七日，“出当青（布）三丈零七寸，又白布三丈八尺零八寸，又青布三丈五尺零贰寸，托兴娥嫂出当英洋贰元正”。同时，“又去英洋二员上素从祠利，掉字乙纸，（伏）〔复〕写一纸，写屋契字一张，付素从祠”。素从祠是清单所列债权人之一，程家借入 10元，此次除支付利息外，还重新立契，以房屋抵押，估计通过这个办法，取回了此前抵押的庄下田皮契。其次，十月三十日，“己同儿托余添灯兄、敬敷弟卖池鱼卅六斤，每洋四斤，计英洋八员，（低）〔抵？〕账”。将鱼塘养的鱼出售，得价8元抵债。再次，十一月初一日，出售顿底、庄下田皮二处，筹得英洋80元。初五日，又支银 5元还培拙祠（应即账单中的培掘祠），将顿底田皮契赎回，同时将菜园一处抵押给该祠，计价10元。初十日，大概账目基本处理完毕，请余添丁吃酒。

排日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交代了程家出售田皮等物业、财产的详情，很可能是允亨在料理账目的过程中写下的：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乙日，巧娇嫂倩烟鬼人抢去猪乙口，因身该欠账项甚多，只得向家兄及瑞弟商情，将顿底併庄下贰处田皮共八秤，卖与余慰农兄家，计英洋捌拾员，支洋陆拾员还慰农兄，账项清讫。支洋拾贰元还兴良兄，帐目清讫。支洋伍元还培拙祠，下欠拾员，将门口前菜园押在祠内生殖。支洋柒元还巧娇婶，将猪乙口抵英洋陆元五角。又将塘鱼叁拾乙斤抵英洋柒元五角，三共还贰拾乙元，清讫。支洋贰元还素从祠利钱，下欠英洋拾元正，将身住屋当与祠内，长年加贰行息。

这份文件交代的信息，远不止于出售田皮，还包括前面提到的卖鱼等信息。出售田皮得到的 80元中， 60元是用于向买主还债，实际仅收到20元现金。然后偿还兴良 12元（上面的清单欠 15元）。程家共欠巧娇21元，猪估价 6.5元，鱼售价得 7.5元，另付 7元，偿清了债务。此外就是需要偿还几个祠堂的欠款，培拙祠欠款是15元，付还 5元，另欠 10元以一块菜园做抵押；素从祠欠款是10元，以房屋做抵押，这一点前面已谈到。对照前面的清单，程家还需偿还启架47元，万青 5元，成林祠 12元，共计64元，仍是一笔不小的欠款。

经过这场危机，程家无疑已经元气大伤，经济状况濒临破产。允亨自身似乎深受打击。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账中写到：“己在家事体多端。”十一月阴雨天气多，他常在家中休息。十二月，他接连生了八天病。手头拮据，他没有找医生诊治。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再进大连找吴发祥讨债，仍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他也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他继续参与劳动，上山砍柴、帮人扛木材。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托敬敷出燕山买来小猪一头，要价 2.8元，他手头没钱，买猪的钱只能暂时先欠着。

就字面意义而言，两河流域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定义只指出了文明发生的地点，只回答了“在哪”的问题，没有涉及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字，即楔形文字。如果根据一个文明的特点来给这个文明下个定义，那么，我现在谈及的这个文明应该叫楔形文字文明，即用楔形文字记录语言以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文明。这个定义可以摆脱地域束缚，把地理上不属于两河流域、却使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属于楔形文字文化圈的古代西亚地区的文明都囊括在内。“书同文”是这个文明的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大“公约数”。因此，我首先从文字谈起。

一、“书同文”。“书同文”就是用同一种文字书写，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几乎都用或曾用楔形文字书写，因此可以说，他们“书同文”。但他们的“书同文”只是一种表象，与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貌合神离。貌合是说，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对以古代两河流域为中的西亚地区而言，还是对中华文明而言，“书同文”都意味着在一个跨行政区、甚至跨国界的广大地区使用同一种文字，西亚上古时代的大部分族群都曾使用楔形文字，中华文明使用汉字，此所谓二者貌合。神离是说，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非止一种，而汉字书写的语言只是汉语一种(指在中国境内)。

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部是楔形文字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用它来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苏美尔语(苏美尔人把自己的语言叫作eme─gi7“土著语”)。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早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在用楔形文字书写苏美尔语文献的同时，时而也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德语文献。阿卡德王朝时期(公元前2334—前2154年)，阿卡德语成为官方语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除一些文学作品外，几乎所有文献都用阿卡德语书写。由于楔形文字是为苏美尔语发明的，所有独体字(从发生的角度观察)都在形式上是象形字，功能上是表意字，有时兼用来表音(节)，所以，用这种文字体系表达(或记载)苏美尔语不成问题，但表达阿卡德语时却显得蹩脚。于是，这时的书吏对楔形文字的使用方式进行了改革：一、多数表意字不再用来表意，而是用来表音，即表音节；二、弃用大部分表意字，只保留一部分表意字的表意用法。这种改革改变了楔形文字的性质，使楔形文字从表意文字(logographic writing)变成了音节文字(syllabic writing)。不论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楔形文字，还是作为音节文字的楔形文字，其中的任何单字，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复合字，都不能只表辅音，不表元音，而必须是表达音节，或元音—辅音式音节，如in、ap等，或辅音—元音式音节，如ba、ti等，抑或辅音—元音—辅音式音节，如tam、?ul等。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出现了楔形字母文字，30个符号分别代表30个辅音，如b、d、?、t等，其中的27个字母是基本字母，3个字母属于附加字母，只用于一些特殊场合，例如用来表达外来借词。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时期，在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组织下，在传统埃兰楔文的基础上，波斯人治下的埃兰书吏创造了一个由36个音节符号、5个表意符号组成的文字体系，这个文字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专门为古波斯语量身打造的。在形式上和功能上，这套楔形符号体系与“字母文字”几乎没有区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36个符号中的任何符号，都不代表语音的最小单位语素(phoneme)，而代表音节(syllable)。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套符号体系是字母+表意的混合文字体系(下面将说明理由)。这套符号体系与此前的阿卡德(包括巴比伦和亚述)音节文字和埃兰音节文字都有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用字量，阿卡德—巴比伦—亚述音节文字体系用字数量约600个符号，书写中埃兰语和新埃兰语的音节文字体系用字量约120个符号，而用来书写古波斯语的符号体系只有36个“音节”(实为字母)符号，加上5个表意符号，加起来不过41个符号。不论古波斯时期创造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文字，还是属于音节文字，这套文字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新。

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不限于两河流域，埃兰和古波斯帝国的统治中心都不在两河流域，曾借用楔形文字的赫梯人所处的位置更是与楔形文字发祥地的苏美尔相去甚远。公元前2500—前2400年间，楔形文字西传到了叙利亚地区，那里的埃布拉(Ebla)古国接受了楔形文字，开始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埃布拉语(Eblaite)。至于埃布拉语属于西塞姆语还是东塞姆语，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更接近古阿卡德语。在埃布拉语中，双音节或三音节词汇居多，不适合用表意文字表达，于是，埃布拉人把以表意为主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改造成为以表音(节)为主的音节文字，这与稍后的阿卡德帝国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阿卡德人效法埃布拉人，把苏美尔人的表意文字体系变成了音节文字体系，还是恰恰相反。两个族群所操的语言十分接近，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文字方面的创新应该不是平行而独立的，更不应该是巧合，而是二者之中一个是创新者，一个是借鉴者。在阿卡德人统治时期，两河流域东边的埃兰人也接受了楔形文字，用来书写与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有关联的埃兰语。公元前1500年前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也开始借用楔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赫梯语。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人于公元前14世纪甚至发明了楔形字母来书写属于西塞姆语的乌迦里特语。这套字母包括30个辅音字母和一个隔字符。

可见，古代西亚地区的“书同文”是真实的，但这种“书同文”只流于表面，背后的实际情况是：在“书同文”过程中，楔形文字经历了三次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从表意文字体系发展出音节文字体系(或音节—表意体系)；第二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14世纪，在音节文字的基础上，地中海沿岸产生楔形字母，即乌迦里特字母(30个辅音符号)；第三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帝国，在埃兰音节文字的基础上产生古波斯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第一个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完整而准确地临摹古波斯语铭文的尼布尔(Karsten Niebuhr，1733—1815)在完全读不懂铭文的情况下，仅凭直觉判断，认为书写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是字母(Buchstaben)文字。德国的格罗特芬(G. F. Grotefend，1775─1853)是第一个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的人，而他是把这种文字当作字母文字来解读的，因而获得成功，例如，他把书写“大流士”的7个符号解读为d─a─r─h─e─u─sh，显然，在格罗特芬看来，这七个符号就是七个字母，代表语音中的最小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术著作中的古波斯字母表都成了音节表，a、i、u、ka、ku、ga、gu等等。专门研究古波斯语语法的美国宾大教授肯特(R. G. Kent)认为，每个辅音都自带一个“固有”(inherent)的元音。他一边这样认为，一边又将(仅举一例)“我是大流士”音译为adam：Drayavau?，而不是adama：Drayavau?a，这令人费解。依我浅见，古波斯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在36个字母中，除三个元音(a、i、u)字母外，其余都是辅音字母，不自带“固有”的元音，元音需由阅读者根据语言中的正确形式自行添加。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字体系，包括这套古波斯文字体系，都是为某种特定语言发明的，更是为以那种特定语言为母语的人发明的。就古波斯的这套字母而言，只要波斯人掌握了这套辅音字母的发音，就能正确地书写和阅读，也就是说，这套字母文字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助记性质，不完全表达语言。

楔文的上述变化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主要的文字类型：表意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这三种类型产生的先后顺序是先有表意文字(公元前3200年前后)，若干世纪后产生音节文字(公元前2400前后)，再过千年后产生字母文字(公元前14世纪)，但这不代表文字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更不是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这三种文字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为适应各自所表达的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原配语言的完美的可视符号。它们有各自的产生途径和发展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取代关系，也不是晋级关系，而是互不干扰、平行发展、各走各路的关系。音节楔形文字产生后，作为表意的楔形文字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使用。乌迦里特楔形字母产生后，很快就消失了，这也不是字母文字本身的错。古波斯时期的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也很快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也不是说这种文字体系本身多么不好而一定短命。某种文字体系的终结往往不是文字本身的原因，而是另有原因。

楔形文字的种种变化都发生在公元前。从楔文产生的公元前3200年前后，到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的这最后三千年见证了楔形文字本身的种种变化，包括楔形文字被多个古代民族借用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族群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文明周期相对较短，究其原因，其中有地理原因，这里是欧亚非的交汇点，也是各文明的汇聚点，民族交融和交锋从古到今一直在上演。除这个原因外，可能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这个地区，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在人口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在文化上足够优秀、文化认同感足够强烈，以至于可以由此产生巨大的文化凝聚力、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主体民族(或族群)。

“书同文”本来可以带来文化上的凝聚力，但由于古代西亚的情况是同文不同语，同文不同种，所以，这种“同文”没有给这里的文化带来凝聚力，也没有给这里的人带来文化认同感。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是国家推行的政策，具有明确目的，那就是维护大一统，本身自带凝聚力和向心力。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文化圈的“书同文”，是后进文化为保持自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采取的拿来而后进行改造的措施，目的是为了在一种强势文化中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本身自带离心性，即脱离先进文化或至少与先进文化保持平行而不被完全融合或同化的离心性。

二、这个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尊同神。苏美尔人创造的或尊崇的各种神灵也被后来的不同族群所崇拜。苏美尔人尊崇的天神安(An)、“风”神恩利尔(Enlil)、智慧者恩基(Enki)、月神楠纳(Nanna)、战神和爱神伊楠娜(Inanna)、太阳神乌图(Utu)等等，也都是后来的阿卡德人、埃布拉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尊崇的神。多神崇拜始终是楔形文字文明的唯一宗教形式，这个文明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多神崇拜。中巴比伦后期，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开始出现独尊一神的倾向，但一神教始终没有能够打破多神崇拜的传统。很显然，楔形文字文明在宗教方面缺乏创新，或可谓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楔形文字文明中各族群崇拜的神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个或多个自然神，戴梅尔在1914年发表的《巴比伦万神殿》里罗列了3300个神的具体名称，在1950年的第2版中，神的数量增加到5580个，去掉重复的，仍有5367个，这还是仅限于巴比伦尼亚地区，不包括其他地区。舒鲁帕克遗址出土了很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的神表，其中最大的一块神表泥版记载了560个神的名字，这些神都是苏美尔人崇拜的神，至少神的名字是苏美尔语，不包括名字属于非苏美尔语的神。一般说来，每个城市都有一到两个保护神，国王有自己的个人保护神，大概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保护神，至少官员或社会名流如此。拉迦什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文献常提到与邻邦发生冲突，也常提到冲突一方的主神对冲突另一方国王的某种行为不满，于是发动战争，为神而战，胜利也属于神。虽然国王们常常打着神的旗号发动战争，但针对的都不是对方的神，而是人。

神有等级，有大神，有小神，大神中还有等级，上面提到的神都是大神中的大神。不论是大神还是小神，神之间不存在仇恨，也不存在神之间的相互杀戮，《创世神话》中的神间大战发生在造人之前，与人间没有关系。人间的城市(国家)都有保护神，保护神的地位有高有低，但每个城市(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地位并非取决于保护神的地位。尼普尔是例外，这里是众神之父(ab─ba─dingir─dingir─ré─ne─ke4)恩利尔的崇拜地，是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取得霸权的国王通常要到这里为恩利尔建立神庙或修缮神庙，为自己的统治或霸权营造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宗教中心是个政权更迭的见证地，是君王政治表演的舞台，与普通百姓的信仰没有关系。在历史文献中也不乏某国之神奉恩利尔之命向另一国开战的例子，如拉迦什向温玛宣战被视为“宁吉苏神，恩利尔的战士，遵(恩利尔)正义之命，与吉萨(温玛)开战”。可见，一个神对某一城市(国家)而言是保护神，而对其他城市(国家)而言可能是威胁和灾难。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和一城一神(有的城市不止一神)的实际操作把历史上、文化上以及宗教等方面都高度认同的同一族群从精神上和物理上分割开来，在精神上和物理上都给这样的族群赋予了潜在的离心力，带来了分裂隐患。多神崇拜应该是楔形文字文明逐渐衰败而最终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

三、求一统也是这个文明的特点之一。大一统始终是有抱负的统治者的追求目标。乌鲁克早期文明(即公元前3200年前后)时期的政治大势目前尚无从知晓，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800—2350年)的天下大势趋于明朗，这个时期城邦林立，战争频繁，城邦间常常相互攻伐，争夺地区霸权。公元前2330年前后，萨尔贡(Sargon)征服各邦，以阿卡德为都建立统一帝国，统治范围包括西至地中海、南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这种统一局面仅仅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很多传统的独立城邦就纷纷独立，这时又遭到古提(Gutium)人入侵，以两河为中心的广大西亚地区进入古提人统治时期。由于古提人留下的历史铭文极少，现代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有限。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古提人的统治历经21王，享国91年零40天，而后遭到乌鲁克人图黑伽尔(Utuhegal)领导的苏美尔联军的驱逐，乌鲁克恢复独立，其他地区的传统城市(国家)也都恢复独立。乌尔娜玛(Urnamma，公元前2111—前2094年)很快把这些城市(国家)又统一在他的治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现代学者名之曰乌尔第三王朝，盛极一时。但仅仅历经五王便亡国，末王被俘往埃兰，两河流域再度陷入分裂，这种局面持续大约两个世纪。此后，汉穆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建立统一帝国，享国约一个半世纪，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灭于赫梯王穆尔什里一世(Mur?iliI)之手。赫梯人没有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意图，班师回国。凯喜特人(Kassites)趁虚而入，取得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权。凯喜特人既不是塞姆人，也不是苏美尔人，其语言归属问题至今悬而未解。凯喜特人不但接管了前朝天下，还继承和发扬了巴比伦人的文化传统，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历经36王，享国近400年，从公元前1530年到前1155年。凯喜特王朝灭亡后，经海国第一王朝和伊辛第二王朝，西亚地区再次统一，这次是统一在亚述人的统治下，现代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625年)。公元前7世纪，权力中心又南移到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王朝(公元前625—前539年)。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占领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历史进入波斯人统治时期，即古波斯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之后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的短暂统治。亚历山大去世后，西亚地区再次陷入分裂，在塞琉古统治时期，苏美尔书写传统一度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文明发祥地乌鲁克复兴。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块楔文泥版属于公元74年。至此，楔形文字文明彻底成为历史。

纵观楔形文字文明的整个发展、衰亡的历程可以发现，统一可以实现，但不可持续，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这个文明的族群众多，但没有一个主体族群，即没有一个人数足够多，文化足够强，任何人也打不倒，即使一时倒下，也能再度复兴的主体族群。这是这个地区不断出现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朝代不断更替、权力频频易主、传统逐渐丧失、文化一再受到冲击而最终彻底消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楔形文字文化圈中哪个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可称得上主体族群，那一定是苏美尔人，他们最接近“主体民族”的标准，他们发明了文字，创造了一套宗教体系，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的文明延续千余年，可谓千年不倒(从公元前3200—前1800年)，在倒下后的近两千年里影响仍在。到了纪元前后，这个文明才彻底消失。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曾经引领世界千余年的文明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在希伯来《旧约圣经》和西方古典时期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学家的努力，就没有苏美尔文明的再现和复活。

四、最后谈谈宽容性。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往往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实现的，即使是邻邦之间争夺土地或水源也会杀得尸横遍野。在历史文献中，很多君王极力鼓吹他们杀敌、洗城的功绩，到了新亚述时期，这种鼓吹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献中的鼓吹也许就是现实中的真实。毋庸置疑，残酷性和血腥性是战争的常态。但也有少数例外，从这些例外中可以看到一些人性的光芒，值得了解，也值得借鉴。

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巴比伦尼亚北部的基什(Ki?)国王阿伽曾率军南下，包围了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率众应敌，不但战胜强敌，还俘获敌军的亲征国王。然而，吉尔伽美什没有加害于这位来犯国王，而是让他安全地重返家园。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目的，这都是人性善良一面的体现，都是一种包容和宽容。自身强大，战胜敌人，然后原谅敌人，宽容敌人，化敌为友，这是强者的自信，也是强者的智慧和善良。吉尔伽美什被视为古代君王的典范，一定与他的强大、智慧、善良和宽容有关。《吉尔伽美什与阿伽》歌颂的正是他的这样品质。

古波斯时期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更是把强者和宽容演绎到了极致。公元前539年(一说前538年)，居鲁士的军队占领巴比伦。对巴比伦人而言，波斯人是外族，历史上的外族入侵都是血腥的，阿卡德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古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外族入侵中灭亡的，他们遭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然而，居鲁士对巴比伦人却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在宗教方面，居鲁士展现了包容和宽容，这让巴比伦人感激不已。于是，巴比伦书吏撰文赞美居鲁士的功德，他们把铭文写在一个腰鼓形的泥质载体上，这就是“居鲁士圆柱铭文”。铭文不但讲到居鲁士允许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的“巴比伦之囚”返回自己的家园，还讲到居鲁士采取的其他宗教包容政策：把以前被运到苏萨的属于“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神像都毫发无损地送回原神庙。按照苏美尔、巴比伦以及亚述的传统，毁掉一座城市，一定要毁掉神庙，毁灭神像，或把神像作为战利品掠走。居鲁士不但没有这样做，还使那些以前被运到苏萨的神像物归原主，这对巴比伦人而言是莫大的恩惠和宽容，所以，巴比伦人感恩戴德，作文盛赞恩主。居鲁士是一代枭雄，是大征服者，占领巴比伦后不久就去征服马萨盖特人，并战死沙场。可以说，居鲁士对巴比伦人采取的怀柔和宽容超乎寻常。居鲁士为什么唯独对巴比伦人采取了怀柔和宽容政策？也许是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尊重或敬畏！巴比伦人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科技(尤其是天文学)、文学等方面的优势世人有目共睹。从《居鲁士圆柱铭文》可知，居鲁士自称马尔都克(Markuk)神是“我的主人”(EN─ia)。马尔都克是巴比伦人的主神，征服者信奉被征服者的主神，这是信仰认同，也是文化认同。征服者认同被征服者的文化和宗教，说明征服者有接受先进文化的意愿和情怀，更说明先进文化自带一种威力，一种同化后进文化的威力。

本文转自《世界历史》2023年第5期，有节略

从司马迁的记载开始，三代王朝夏、商、周是华夏族的成丁礼，再之前是悠长的婴儿和少年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成熟起来，然后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王朝国家。但是究竟是夏还是商，现在还有争议，我们看这个表就比较清楚。我们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这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上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一边是考古学上的前仰韶、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为什么是在殷墟？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条件就是，当时有可以证明自己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字材料出现，这才可以把这两大话语系统整合，以后的西周、东周、秦汉魏晋都可以证明，但在那之前没有文字材料，没有史证。在前殷墟时代，如果我们把考古学遗存跟它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的话，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把它分成历史时期（history）——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y）——文字开始出现，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的历史问题；史前时期（pre-history），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来的东亚大陆展现了这样的图景。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样无限制地追溯，意义何在？同时，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的单线进化论，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吗？

首先，考古学家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区域，“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支离破碎的古代遗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

说到“中国”，还要捋捋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要之，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二里头的聚落变迁

另一个可资观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态。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观点是，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没有城墙的都城。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郭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实施里坊制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传统的肇始。如上所述，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更早的龙山时代作比较，可知前者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10余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由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而广域王权国家则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以“大都无城”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态与早期王朝阶段社会结构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显然，“大都无城”，是前中国时代终结、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要之，以二里头时代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的态势。这是我们把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的重要依据。

通观东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们也的确都是区域性文明；这与“大都无城”的二里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所拥有的“前铜礼器群”还看不到像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礼器群那样严格的礼仪规制尤其是重酒的礼器组合。而以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的魅力，在众多族群的膜拜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蕴通过二里岗时代、殷墟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１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本文摘自《昔日的天下观》《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的推罗人在非洲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后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著名的商业民族。迦太基据说是推罗人在柏萨(Byrsa)向非洲土著借来的一块“牛皮之地”，经过不断扩张拓展，成为和希腊并列的西地中海两殖民帝国，也是与罗马并列的西地中海世界的强国。迦太基在商业领域和希腊人有激烈竞争，也和新兴的罗马在西西里出现了冲突，与希腊人和罗马人均兵戎相见。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所灭，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但是迦太基文明的混合型特征，以及带来的文明交流和传播的意义却不容忽视。对于迦太基的兴衰及其文明特征，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①

一、迦太基海上商业帝国的建立与早期西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流

从民族上说，迦太基人属于古代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的一支。迦太基人代表了古代东方民族殖民、商业和航海的高峰，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古代国家“重商主义”文明的最早探索。

(一)迦太基的建立和对外贸易扩张

一般认为，腓尼基人中的推罗人于公元前814年在非洲建立了迦太基。“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为“”，在希腊语中为“Karchēdon”，在拉丁语中为“Carthago”，意思是“新城”。②

关于迦太基的建城史，一直有“一张牛皮”的传说。古希腊史学家提迈欧(Timaeus，约前352-前256)最早提出迦太基由推罗妇女狄多(Dido，亦称Elissa)在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第38年(前814年)所建之说。③罗马帝国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165)提供了更详细的记载，称狄多带领族人来到迦太基所在地，求土著酋长赐一块牛皮之地。在征得土著酋长的同意后，狄多将一张牛皮裁剪成条，圈出一块城镇大小的地皮，即后来迦太基的卫城柏萨。④“柏萨”的腓尼基语为“Bozra”，意思是围城、堡垒；而在希腊语中为“Byrsa”，意思是“藏牛之处”。⑤柏萨位于迦太基城的中央，是一个险峻之地。阿庇安在叙述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毁灭时，提到迦太基已繁荣了700年⑥，显然指的是她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晚期的说法。到公元前l世纪末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公元23)到访非洲时，迦太基城仍有方圆360斯塔德(stades)的规模。⑦

古典学家迈尔斯(Richard Miles)认为，目前迦太基发现的最早的考古文化层的回溯，仅仅能追溯到公元前760年左右。⑧考古学家辛塔斯(Cintas)试图通过对迦太基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建立迦太基早期历史的时间表，但是罗马人在毁灭迦太基的时候造成较大损毁。1922年，辛塔斯终于在13个陶罐中确认有9个属于希腊陶罐，认定迦太基建城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725年。⑨推罗人建立迦太基可能是希腊罗马人的一种想象，斯特拉波、阿庇安等都持这种观点。而实际上，迦太基的早期居民还包括腓尼基各城邦及众多非洲居民。关于早期迦太基，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古典档案是“闪米特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第1卷第5684—5号，一般被认为是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仍保留着明显的推罗语言的特点。⑩

目前看来，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扩张，不会早于公元前750年。(11)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迦太基在西地中海世界的主要活动是建立殖民地。韦尔(Benjamin W.Wells)认为，殖民地是迦太基国家的支柱，迦太基殖民体系是古典时代的殖民典范。(12)青铜时代晚期的殖民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腓尼基的贸易殖民，专注于奢侈品贸易和经济利益，在地中海西部沿海建立了稳定的定居点；另一种模式是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在海外建立城邦，带有政治目的。(13)早期迦太基人的贸易和希腊人有所不同，他们更多是以贸易者的身份在海外殖民和经商。他们在迦太基以外的定居地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贸易港口”更为合适。

迦太基从希腊世界和东方输入油、酒等食物及纺织品、陶器、青铜器等手工业品，满足本国居民和殖民地居民需要。目前考古材料证实的迦太基从国外进口商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50年。(14)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Acragas)、意大利的坎佩尼亚，以及爱琴海的罗德斯岛，都是迦太基酒类来源地。油是从阿克拉加斯城运来的。迦太基从希腊大陆、意大利的坎佩尼亚、西西里得到了青铜器物、宝石制品和花瓶。考古学家在一座献给迦太基女神塔妮特(Tanit)的神庙中发现了东方化时代(前720-前580)的6个科林斯式希腊陶罐，时间在公元前740年到前710年间。(15)在迦太基人墓地还发现了从塞浦路斯运来的陶俑和青铜水瓶。埃及也提供了受迦太基人欢迎的装饰品。法国史学家杜丹(Jules Toutain)认为，迦太基的非洲领土及其殖民帝国能出口的商品有限，只有奴隶、矿砂和金属，尤其是西班牙南部的铅和银。(16)迦太基沉船的船骸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信息，如铜锭、锡锭、玻璃、金银首饰、彩陶、酒和油等。(17)作为一个以商业贸易闻名的古典民族，迦太基人缺乏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手工业品，经常仿制和改造从希腊和埃及进口的商品，如他们仿制的希腊陶器就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二)迦太基地中海贸易航线的建立和大西洋航海的探索

迦太基在地中海参与和拓展的贸易航线，大体可分为东西航线和南北航线。东西航线亦称“黎凡特—西班牙线路”，是从希腊、小亚、西亚到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伊比利亚半岛和萨丁尼亚岛，是地中海世界主要的铜、锡、银的产地。推罗人首先开辟了从西班牙南部的加底斯(Gades)到推罗的“金属航线”。西西里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前80-前21)称，迦太基海疆西达直布罗陀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之柱”、加底斯和大西洋，而加底斯位于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最远边界。(18)有利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内陆土地和更优良的港口，让迦太基人很快控制了这条航线，成为地中海最大的铜、锡、银的贸易商。(19)

南北航线对迦太基来说尤为重要，它将迦太基与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意大利联系起来，成为第勒尼安海贸易圈的重要坐标。迦太基还位于非洲通往希腊、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航线的通道，有利于它从海外获得粮食、原材料和手工艺品。迦太基早期的粮食依赖进口，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希腊、黎凡特等地。在迦太基早期居民的陪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希腊陶器(包括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陶器)。公元前6世纪初，银价暴跌，金属航线随之衰落，南北航线变得愈加重要起来。迦太基位于东西航线和南北航线的交会点，很快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贸易中心。在迦太基国家收入的来源中，关税占主要地位。(20)迦太基在希腊化时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座国际都市，吸引了大量移民。

迦太基人的贸易具有居间商的性质，航线广泛分布在欧洲、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地区，形成一个地中海世界贸易网络，迦太基货币也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硬通货币。为保护贸易航线和商业利益，迦太基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使用先进的三桨座战舰。在内陆殖民地农业的支持、海上贸易的商业支撑和海军舰队的保护下，迦太基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帝国。杜丹强调，迦太基商业的真正范围是海洋，尤其是西部。他们从撒哈拉、苏丹获得了黑奴、象牙、兽皮、黄金、鸵鸟，从高卢获得锡、铅，其买卖都是在沿海或交通要道进行的。杜丹指出，迦太基人在地中海世界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很像17世纪的荷兰人。(21)

迦太基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商业殖民帝国，是和他们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分不开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告诉我们，腓尼基人是一个擅长航海、通晓天文并发明字母文字的民族。(22)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城市比布鲁斯(Byblos)就已制造出拥有弧形船体、能够经受大海考验的船只。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前204-前122)在谈到迦太基和罗马军队的对比时指出，航海技术长期以来是迦太基人的一种特殊技能，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熟悉大海。(23)迦太基商队以拥有大船而著名，用帆航行。迦太基水手不仅能够沿岸航行，而且能够进行深海航行，在航行中依靠太阳和星辰的位置、熟悉的海岸地形和地貌来辨别航行的方向。

古希腊罗马作家提到了迦太基人在公元前5世纪的两次大西洋航行，比希腊航海家皮西亚斯(Pytheas of Massalia，前320-前285)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首次大西洋航行早了1个世纪。公元4世纪的罗马学者阿维努斯(Avienus)提到，迦太基将军希米尔科(Himilco，前460-前410)船队向北沿着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的西海岸航行数月，在西欧寻找矿石，可能到达了不列颠。(24)老普林尼记录了迦太基将军汉诺(Hanno)的《航行记》，称汉诺船队沿非洲西海岸进行了探险。(25)汉诺船队大致在公元前520年进行远航(26)，远达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冈比亚等地，并在摩洛哥建立了殖民地。据说最远达几内亚湾，接近了赤道。大西洋航行探索将迦太基人的贸易圈扩展到了大西洋海域。公元前460年，迦太基人开始将摩洛哥的咸鱼运往希腊的科林斯(Corinth)。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的建立，与迦太基殖民活动的扩展路径是一致的。迦太基人拥有当时最好的船长和水手，他们能够安全地航行在地中海西部海域和大西洋沿岸。(27)

二、迦太基人与希腊人、罗马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的冲突和结果

在迦太基人所开展的对外殖民和贸易活动中，他们和古希腊人、罗马人发生了碰撞和交流。迦太基人在对希腊人、罗马人的战争中失败，奠定了古代西方叙述中迦太基人的失败者形象。

(一)迦太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的争夺和较量

在迦太基的对外殖民活动中，西西里是联系地中海东西航道和南北航道的重要交通要冲，地位举足轻重。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396)说腓尼基人在希腊之前就来到西西里殖民，居住在沿海，占据岬角和沿海的岛屿。(28)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希腊人在东方化时代开始大殖民，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希腊人称为“大希腊”地区)建立殖民地。希腊人在南意大利的库玛(Cumae)建立殖民地是公元前750年，到达西西里是在公元前8世纪。(29)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建立殖民地不会早于公元前8世纪。(30)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充当了腓尼基人保护者的角色。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科西嘉和撒丁岛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在西西里建立的殖民地有摩提亚(Motya)、帕诺慕斯(Panormus)、索罗伊斯(Soloeis)等。在科西嘉，为对抗共同的敌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和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建立了同盟关系。

狄奥多鲁斯认为，财富是引起人类竞争的主要因素。(31)迦太基人征服一个地方后，通常会征收一大笔贡金。(32)迦太基人坚持要控制通向西班牙的航线，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坚持垄断通往黑海的航线颇为相似，二者争夺的对象分别是金属和谷物。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西西里战争虽有商业和贸易的动机，但无法与17世纪欧洲的商业战争相提并论。

西西里是迦太基通向西班牙的交通要冲和中转站。从公元前580年开始，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西部发生了冲突。希腊人试图进入西西里最西端的利利俾(Lilybaeum)，遭到迦太基人的驱赶。在公元前535年的阿拉里亚(Alalia)战役中，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联合起来击败了希腊人，将第勒尼安海毗邻的海域变为了迦太基的水域。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迦太基在西西里的主要竞争者是希腊城邦阿克拉伽斯和叙拉古。公元前58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为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岛，迦太基、希腊之间发生了三次战争(布匿—希腊战争)。迦太基在公元前5世纪才有20多万人口，无法建立像其他国家那种公民兵体制，只能是从被征服者和商人中征募雇佣兵，由迦太基人充任将军。(33)也有人认为，精明的迦太基人不肯亲自参加战争，宁愿花钱来雇所谓的“蛮族人”来当兵。(34)

随着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推罗，日益强大的迦太基与母邦推罗间的联系仅剩下向腓尼基神灵献祭和坚守推罗宗教传统了。公元前4世纪初，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希腊人停止在西西里殖民，迦太基与希腊双方殖民争霸告一段落。迦太基控制西西里岛的西部，希腊科林斯人在西西里所建立的城邦叙拉古占据了西西里岛东部。西西里的殖民者带来了外来的文化，从多利亚人的农业文化到希腊的陶器和迦太基人的布匿文字都在西西里长期存在。在西西里的外来文化中，希腊文化的影响最大。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洲际划分的理念是由希腊人提出的。波里比乌斯指出，希腊人把“有人居住的世界”()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大洲。(35)老普林尼说，非洲被希腊人称为“利比亚”，它不包括埃及。(36)斯特拉波强调利比亚疆域很小，那里只有沙漠和野兽；(37)有人居住的世界只有希腊人和野蛮人两种人。(38)狄奥多鲁斯在叙述西西里的历史时，将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之外的居民称为“蛮族人”，称“除了叙拉古以外的蛮族人拥有了整个西西里”。在书写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冲突的时候，狄奥多鲁斯时而使用“迦太基人”的称呼，时而使用“蛮族人”的说法(39)，表达了希腊世界对于迦太基人的看法。

西西里的外来文化包括布匿文化、希腊文化等，二者分别分布在西部和东部。在迦太基占主导的西西里西部，土著的伊利米人(Elymians)和外来的迦太基人都没有建立起政治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传播和交流。在公元前6世纪的西西里西部，迦太基人更注重加强对其他腓尼基人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两个世纪后彻底控制腓尼基城邦的货币发行权。到公元前6世纪末，迦太基加强了对西西里西部的统治，在岛屿南部的势力也有了明显提升。迦太基宗教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的传播有了明显的加强，如献祭和葬仪及托非特(tophet)祭坛。(40)

与迦太基人相比，希腊人在西西里政治上的存在感更强，建立了叙拉古等城邦国家。叙拉古实行僭主政治，以文化发达而著称。狄奥多鲁斯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波战争中，迦太基曾经和波斯帝国结盟，从西部和东部同时对希腊人开战，其中迦太基人负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对希腊本土作战。(41)发生在西西里的希梅拉(Himera)战役和希腊大陆的萨拉美斯(Salamis)海战，是在公元前480年的同一天发生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0-前425)、亚里士多德均认为，这有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波斯人和迦太基人并未在战前协商一致。(42)迦太基对和波斯人结盟未必有兴趣，因为母邦推罗人被迫成为波斯人的仆从国。雅典曾试图联合迦太基人，对抗与他们有矛盾的叙拉古，遭到迦太基的拒绝。在与阿克拉伽斯—叙拉古联军的希梅拉战役中，迦太基的30万军队损失了15万人。(43)迦太基在战后70年间逐渐将注意力转向非洲，还不断向内陆地区推进，试图将利比亚腓尼基化，并将自身非洲化，以巩固其非洲帝国。(44)

在希波战争后，希腊人加强了对西西里的控制，希腊文化在西西里的影响超过了迦太基。从公元前4世纪起，迦太基人、坎佩尼亚人(Campanians)、奥斯其人(Oscans)和罗马人都活跃在西西里，使得西西里成为一个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交汇的大熔炉。公元前2世纪以来，随着罗马人在西西里统治的开始，西西里的政治日益罗马化。但新的政治秩序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希腊文化仍是西西里的强势文化。在西西里，迦太基人的布匿文化并未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消失。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布匿文化的影响仍无处不在，陶罐、花瓶等物品上大量出现了布匿语和希腊语的双语铭文。(45)布匿铭文在西西里至少存在到了公元1世纪，布匿口语存在的时间更长。(46)在西部西西里，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存在着语言的融合。希腊化时期利利俾出土的铭文记载的两个人的名字，就是集希腊语、拉丁语、布匿语于一身的混合式名字。

(二)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商业霸权的争夺以及最终的失败

迦太基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贸易垄断制度，达到控制商贸航线和征收关税的目的。据波里比乌斯记载，迦太基与罗马在公元前509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对罗马人及其盟邦船只航行到“菲尔角”(Fair Promontory，亦译“美丽岬角”)以西海域进行了严格限制(47)，保持了他们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商业霸权。但学者卡列(M.Cary)认为，波里比乌斯所说的签订条约的时间是错误的，正确的时间应是公元前308年。(48)这个条约表明，迦太基在公元前6世纪或4世纪末已有能力对所有外国商船封锁直布罗陀海峡。没有迦太基人的同意，希腊航海家皮西亚斯从加底斯出发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大西洋航行就不可能发生。(49)从马耳他(Malta)到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Balearics)岛、西班牙的航线，是由迦太基人严密控制的。从公元前6世纪起，希腊人不能直接从西班牙南部获得锡、铜和银。公元前540年，迦太基人联合伊特鲁里亚人将希腊人赶出了科西嘉。(50)

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迦太基的领土从昔兰尼(Cyrene)延伸到了大西洋。(51)在迦太基人看来，撒丁岛和利比亚是自己的领土，而西西里只涉及他们所统治的一部分区域。波里比乌斯告诉我们，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公元前306年又签订了一个条约，迦太基人明确将利比亚和撒丁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推罗和乌提卡(Utica)也纳入了自己的领土范围，不许罗马人涉足。(52)迦太基人严厉打击海盗，成为古代文明早期和平贸易协约的倡导者。

迦太基并不缺乏金银，他们从中非得到黄金，从西班牙获取白银。公元前6世纪，钱币在希腊世界已经普及。到公元前6世纪最后25年，希腊人主要居住区都已使用了金属货币。(53)迦太基人重视商业，他们教育青年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证明商业在迦太基公私生活中的优越地位。迦太基人早期采取的是物物交换或使用希腊等外币。希罗多德记述了迦太基商人同利比亚土著居民“无声的贸易”的交易细节，迦太基人以商品换取土著(可能是摩洛哥土著)的黄金。(54)公元前5世纪末，为了给西西里的雇佣兵开支薪酬，迦太基人用西班牙的银锭来铸造自己的银币。

公元前3世纪早期是迦太基商业帝国的黄金时期。希腊人海上的势力日益衰落，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罗马人忙于征服中部和北部的意大利人，迦太基人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商业贸易。在罗马人发起挑战之前，迦太基人保持了他们对海洋的控制权，而且把注意力转向通过侵略建立一个陆上帝国，采取了一种更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随着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介入西西里事务，迦太基和罗马人的矛盾逐渐激化。从公元前264年争夺西西里开始，罗马和迦太基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布匿战争)。布匿战争揭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国家间关系转型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罗马人开始从陆地向海洋拓展，对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世界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罗马是一个传统的陆军强国，早期并未设置海军。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迅速组建一支由公民兵组成的海军，军队士气高。迦太基海军强大但是公民兵不足，主要依靠西班牙人、柏柏尔人(Berbers)及后来的努米底亚人(Numidians)等外族人所组成的雇佣军，军队缺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波里比乌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迦太基军队使用的是外国人和雇佣军，而罗马军队士兵都是本国的公民和土著人，罗马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儿女而战。(55)公元前242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战败的迦太基人退出西西里，罗马人获得了除了叙拉古之外的整个岛屿(56)，西西里由此在公元前227年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在本土战败，被迫和罗马人签订了几乎交出一切的苛刻条约。在反贵族寡头的选民的支持下，汉尼拔于公元前196年当选为迦太基的首席行政长官苏菲特(sufetes)，推行民主改革，重整军队，迦太基逐渐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元气得以恢复。

迦太基的复兴让罗马人产生了一种恐惧之情，贵族加图(Marcus Cato，前234-前149)提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57)罗马在公元前149年发起第三次布匿战争。阿庇安、狄奥多鲁斯等希腊罗马史学家提供了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战败被毁的画面，称罗马军队纵火烧毁迦太基城。(58)这次战争让迦太基的人口丧失了三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后也未能得到完全的恢复。(59)罗马人为了抹去迦太基的历史记忆，几乎将迦太基图书馆的所有藏书都转赠给了他们在非洲的盟友努米底亚，企图只留下罗马人的历史书写。阿庇安告诉我们，罗马元老院派往迦太基的10名元老组成的代表团下令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任何人不得在迦太基居住，否则会受到诅咒。(60)与迦太基人斗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经历，成为罗马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页。第二次布匿战争激发了罗马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罗马人开始首次书写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建构了失败的迦太基和胜利的罗马的民族形象。

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的最后时刻在利比亚本土仍然拥有300座城市和70万城市人口的实力。(61)古代知识精英有夸大数字的习惯，斯特拉波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了。《剑桥古代史》提出，此时迦太基城约有20万—30万人。(62)韦尔认为，迦太基城在公元前146年毁灭之际的人口不会超过13万人，因为该城没有那么多人口的居住空间。(63)毁灭迦太基，让罗马商人和意大利商人填补了远距离贸易的空白。他们取代了迦太基商人，来到努米底亚从事贸易活动，获利颇丰。

(三)古希腊罗马作家对迦太基人的负面形象建构

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眼中，迦太基人是一群好斗的恶毒的东方入侵者，是暴虐的、虚伪的和贪婪的。波里比乌斯指出：在迦太基，任何能产生利益的东西都不会被视为可耻的，竞选官职可进行公开的贿赂；而罗马人会谴责不择手段赚钱的方式，竞选行贿是死罪。(64)狄奥多鲁斯对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文明冲突有详细的报道，他说迦太基人只要失败就会导致精神和意志的崩溃，这在别的民族是很难想象的。(65)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有的民族对人类社会危害甚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严霜和冰雪会摧毁刚刚生长的作物。”(66)狄奥多鲁斯的言外之意，迦太基人是一个有害的民族。他批评迦太基当局在国家危机之际提拔新将领，危机过后却又让他们身败名裂的做法。(67)但狄奥多鲁斯也客观地指出了罗马人的残酷、失信和傲慢，指出了罗马人在毁灭迦太基后的问题，如忧患意识的缺乏、行政官员的贪婪和对法律的无视、民意煽动家所造成的危险、内战延长带来的恐惧等问题(68)，这成为罗马共和晚期诸多矛盾之源。

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希腊人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激烈的排外情绪，对希腊人与其他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表现出一种对抗的态度。古希腊作家对迦太基人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罗马的知识精英。罗马人从未将自己看作希腊人，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在民族文化的分水岭中与希腊文化同属一个阵营。这个分水岭将文明的希腊世界与野蛮人的世界区分开了，而迦太基人显然属于野蛮人世界。罗马史学家李维在关于布匿战争的记载中，一直在将罗马人的美德与迦太基人的恶习进行对比，认为汉尼拔的背信弃义超过了任何一位迦太基人。西里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28—103)是一位罗马元老，写下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主题的史诗《布匿战记》(Punica)，使用了“迦太基人是残忍的”这样的表述。(69)希腊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他者”想象——胡言乱语的、贪婪的、不守信用的、残忍的、傲慢的、不敬神的迦太基人，成为古典史学叙述的主流。“迦太基式的信用”(fides Punica)，亦成为背信弃义的同义语。(70)

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迦太基的失败与他们对待盟邦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狄奥多鲁斯指出，迦太基人“过于残酷和苛刻”(71)，对待被征服地区经常采取掠夺、索取和高压的政策，因而盟邦痛恨迦太基的高压统治。(72)狄奥多鲁斯还说，迦太基军队在占领西西里阿克拉伽斯城之后，将神庙财产和城市的雕像、物品都运到迦太基，然后焚烧了寺庙，洗劫了全城。在占领另一座城市杰拉(Gela)之后，官兵都发了财。(73)狄奥多鲁斯强调，长期以来，迦太基的利比亚盟邦憎恨迦太基人的压榨和索取，他们一有机会就发起叛乱。(74)在叙述和希腊人争夺西西里挫败原因的时候，狄奥多鲁斯指出这是迦太基人不尊重推罗神灵的结果，认为迦太基人一开始对在推罗受到顶礼膜拜的赫拉克勒斯是尊重的，向其奉献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在后来，他们疏忽了，所以神的恩泽就减少了。狄奥多鲁斯还强调了神对迦太基贵族用别人的孩子冒充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灵的愤怒之情。(75)

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46-120)和狄奥多鲁斯都提到迦太基人用儿童献祭，后者还说迦太基贵族曾用200位贵族儿童作为牺牲品献给神灵。(76)威尔·杜兰(Will Durant)赞同古典作家的这种说法，认为直到2世纪仍存在献给麦勒卡特(Melkart，推罗主神)的活童祭品。(77)《牛津古典辞书》认为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146年，童祭在迦太基一直存在，但在实践中一开始就用动物代替了儿童。(78)泽内达·A.拉戈金(Zenaide A.Ragozin)提出，是在与耶稣同时期的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37-41年在位)时期才彻底废除了迦太基的这个习俗。(79)《剑桥古代史》指出迦太基托非特祭坛的骨灰瓮中发现了儿童烧焦的骨头，还有两篇提到杀婴的铭文。(80)但奥贝特(M.Aubet)不同意这种杀婴献祭的观点，他认为考古学家对托非特祭坛中的人类骨殖和灰烬的分析表明，他们大多属于死婴和新生儿的，这明显带有自然死亡的味道(81)，并非来自儿童献祭所产生的非正常死亡。撒里贝姆特(Andrea Salimbeti)提出，目前的证据无法证实迦太基存在火焚活童的祭祀。(82)本文亦认为，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经常存在夸大的成分和道听途说的习惯。根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我们对普鲁塔克和狄奥多鲁斯关于迦太基存在活童祭观点的可靠性还无法确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和研究。

三、迦太基的文明特征和文明贡献

作为东方闪米特人的一支，迦太基人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海上殖民和商业帝国，将文明扩展到了地中海西部广大区域甚至是大西洋沿岸，同时带动了北部非洲本土的开发，推动了东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外来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一)迦太基对非洲的开发和文明传播

迦太基海上商业帝国的辉煌，很容易掩盖其农业的成就。当推罗人和西顿人在非洲沿岸的巴巴里(Barbara)建立最初的停靠港时，当地居民还处于新石器时代，金属器具是从外国输入的。古代非洲(不包括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不属于利比亚的埃及)居民也栽种过某些作物和饲养过某些牲畜，但只有到了迦太基成立和崛起以后，非洲才在迦太基的引领下有了真正的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迦太基也是非洲的首都。迦太基人的农业开发是成功的，他们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对土著的示范和对非洲的物质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它把文明传播到它所兼并的国家，超出自己的领土，传播到其附属国和同盟国中去。(83)迦太基人从西亚带来了葡萄、橄榄、无花果、石榴等，在土质和气候适宜的非洲广泛种植，迦太基的石榴被罗马人称为“迦太基苹果”。

公元前5世纪在西西里的殖民活动受挫后，迦太基加快了开发非洲本土农业的步伐，将撒哈拉最肥沃的土地和大流沙区纳入其领土，变为农业区。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谷物和葡萄园的收入就已经成为迦太基统治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了。(84)古希腊罗马作家共66次提及迦太基著名农学家马戈(Mago)的耕作法。(85)柏柏尔人同迦太基人的接触比其他非洲民族都早，受迦太基人的影响也最大。柏柏尔人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农业，迈入了农耕文明。菲利普C.内勒(Phillip C.Naylor)认为，迦太基人懂得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复杂的文化是通过万神殿和语言来表达的，给善于接受文化的柏柏尔人留下深刻印象。(86)迦太基文化对柏柏尔人的思想和习俗的影响，成为跨文化交往的典范。努米底亚人在公元前3世纪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建设城市，引入了马戈农书所介绍的耕作方法，还吸取了迦太基的文化及宗教。(87)柏柏尔人在公元前202年建立了努米底亚王国，他们所建的城市科塔(Cirta)也出现了迦太基式的托非特祭坛。(88)努米底亚贵族热衷于同迦太基上层通婚，给子女取布匿人的名字。(89)努米底亚和迦太基的铜币设计都是一样的，二者出现了文化同化的现象。

20世纪以来的考古挖掘表明，迦太基人对北部非洲内陆进行了深度渗透，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和临时性商业居留地，创建了一系列城市，使得迦太基文明得以在非洲广泛传播。1970年代，考古学家在非洲卡本半岛(Cap Bon Peninsula，今突尼斯东北)发现了迦太基人所建的殖民地盖赫库阿勒(Kerkouane)的遗迹。该城可能建于公元前6世纪，提供了迦太基人和利比亚土著人交往的线索。盖赫库阿勒居民敬拜的神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神灵麦勒卡特和其子锡德(Sid)、塔尼特等。该城大部分房屋都有中央庭院，院中建有迦太基人用作洁净仪式的浴室。盖赫库阿勒居民使用迦太基语，但利比亚的元素随处可见，如利比亚土著居民的殡葬仪式。盖赫库阿勒城还发现了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形象的雅典式黑彩陶制酒壶和爱奥尼亚式杯子，以及具有希腊风格的建筑，反映了该城多元文化的特点。(90)

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迦太基被毁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和希腊的科林斯一样，一直处于荒无人烟的状态。(91)罗马有识之士试图推出重建迦太基的计划。据阿庇安记载，在迦太基荒芜了30年后，罗马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前154-前121)在公元前123年提出移民6000人到迦太基的计划，而不顾西庇阿在毁灭迦太基的时候诅咒迦太基将永作牧场的事实。(92)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曾在公元前44年重提移民迦太基的计划，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但未来得及实施便遇刺身亡。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公元14)在公元前29年派遣移民重建迦太基，并将非洲行省(亦称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从乌提卡迁到迦太基。(93)罗马退役军人、殖民者、商人和工程人员接踵而来，将新迦太基建设成为罗马帝国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罗马帝国著名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中心。斯特拉波指出，和利比亚境内的其他人和城市一样，迦太基是一座繁荣兴旺的城市。(94)在迦太基以东的港口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诞生了罗马帝国首位出身非洲的元首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6-211)，塞维鲁王朝也成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非洲王朝。

(二)迦太基文明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交流和交融

迦太基文化受到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的明显影响，表现出混合性或者折中主义的特点，体现在艺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等方面。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迦太基人就将希腊和埃及的建筑风格与迦太基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混合式的迦太基建筑艺术。

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的战争带来了文化宗教的交流，导致了二者文化融合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西西里海岸地区而深入内陆，这是西西里殖民化以来的显著特征之一。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文化对迦太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是迦太基的文化并未失去自身传统，尤其是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公元前4世纪早期，迦太基当局禁止迦太基人学希腊语，但却未见成效，希腊语在北部非洲成了仅次于布匿语的第二语言。(95)大量证据显示，迦太基人会说希腊语，阅读希腊著作，着希腊服饰，崇拜希腊神祇。在西西里，出现了很多具有希腊文化和腓尼基文化特色的器具和艺术品，如西西里出现的铸有六头金牛肖像的酒杯。迦太基人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希腊钱币，主要是希腊铜币，这可能是对外贸易的需要。斯特拉波说，在迦太基卫城柏萨的高处，有一座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96)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的医神，它在迦太基出现说明迦太基人对于希腊医神的崇拜和对祛除疾病、战胜瘟疫的渴求，亦反映希腊宗教对迦太基人的影响。

另外，迦太基人对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的崇拜，亦反映了希腊文化对迦太基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拉克勒斯崇拜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与跨文化的相互关联性，比其他任何一位神都更适合古代地中海居民。从公元前6世纪起，在地中海中西部，赫拉克勒斯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与迦太基的麦勒卡特联系在一起。当汉尼拔试图寻找一位天国的精神领袖以将西方的人们联合起来抗衡罗马之际，他选中的就是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97)泽内达·A.拉戈金强调腓尼基宗教亦对希腊(尤其是希腊大陆的东海岸)的宗教有影响(98)，但未提供有力的证据。

在希腊人的影响下，迦太基人的丧葬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土葬转为了火葬。在奥古斯都重建迦太基城之后，这里到处都有希腊风格的雕像。20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让我们重构古代迦太基的文化成为可能。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圣路易山丘的斜坡上，挖掘出了为罗马人纵火毁城的灰烬层所覆盖的房屋以及迦太基的一个街区，都反映出这里具有希腊化时代的特点，如迦太基街区的房屋规格较小、由各个房间所环绕着的中央庭院作为建筑物的光源，等等。

埃及人的宗教和来世观也对迦太基人产生了影响。迦太基人崇拜埃及的奥里西斯(Osiris)神，将迦太基主神巴尔-哈蒙(Baal Hammon)和埃及的阿蒙神相提并论。受埃及人的影响，迦太基人认为人死后会有两个灵魂。迦太基人还向埃及人学会了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公元前4世纪的迦太基墓葬出土的剃刀上的宗教主题图案，集中反映了埃及和迦太基的神灵和神圣符号。在迦太基人的护身符上，出现了埃及的神灵、动物形象和神圣符号。从埃及进口的圣甲虫和首饰(99)，在迦太基大受欢迎。在迦太基人的陪葬品中，出现了描绘埃及神祇和法老形象的祭品，这被认为有助于驱邪。

迦太基公元前146年亡国后的这段历史，被称为晚期布匿或新布匿时期。虽然罗马文化成为官方文化，但迦太基人的文化并没有中断，在语言、建筑、绘画、雕刻、美术、教育等领域都有体现。迦太基艺术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对细节和对称的过度关注。非洲很多地方官员都使用了迦太基式的“苏菲特”的名称。迦太基神庙保留了下来，但祭司取罗马的名字，着罗马的托袈。(100)迦太基的神名改成了罗马的神名，巴尔-哈蒙变成了罗马农神萨图尔(Saturn)，塔尼特变成为了罗马天后朱诺(Juno)。巴尔-萨图尔被视为罗马的丰收之神，成为罗马非洲行省农业发展在宗教文化领域的反映。(101)罗马人将腓尼基人语言称为布匿语，迦太基战争被罗马人称为布匿战争。迦太基被罗马征服之后，拉丁语的重要性超过希腊语，成为迦太基人从小必须学习的语言，城市中受教育者两种语言都会。但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非洲行省，布匿语仍是官方通行语言。公元前8年，非洲大莱普提斯城的迦太基籍城市长官捐助了一座纪念碑，使用了拉丁语和迦太基语的双语铭文。捐助者的名字“汉尼拔·塔帕皮乌斯·鲁福斯”，就是罗马姓氏和迦太基本名的结合。(102)在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写作的时代，布匿语仍出现在非洲的拉丁书信和铭文中，并一直使用到了5世纪早期，显示了语言传统强大的惯性和生命力。439年，汪达尔首领盖萨里克(Geiseric，389-477)占领了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王国，罗马-迦太基的时代结束了。(103)

结语

迦太基研究专家沃明顿指出：“作为城邦国家的迦太基试图统治一个帝国，并能够维持3个世纪之久的统治，比雅典人的统治还长了三分之一。”(104)在古代世界，迦太基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拥有的巨额财富，而且包括它统治的长久的稳定和持久，这甚至赢得了其对手的尊敬。西塞罗强调，迦太基如果没有使用智慧和政治谋略的话，就不可能维持一个帝国达600年之久。(105)亚里士多德将迦太基的政体和斯巴达、克里特的政体归为一类，认为它们是最接近理想的混合政体，高度评价迦太基设施优良、政治稳定和制度修明。(106)迦太基也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唯一非希腊国家。古希腊作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也称赞迦太基和斯巴达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两个民族。(107)

财富和政体具有密切的关系。迦太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商业国家(108)，进行了地中海商业帝国建设的第一次尝试。迦太基的财富来自它在非洲和西地中海的区域性帝国，它在海上力量保护下的海外贸易，为其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提供了财政支持。迦太基商业的成功使之把政治权力给了财富寡头，在公民人口不足的情况下供养了一支雇佣军，维护了迦太基政权的稳定。迦太基在公元前6世纪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到公元前5世纪，随着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布匿—希腊战争中遇挫，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的贸易活动暂时走向了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随着非洲的开发和对非洲属国资源的掠夺，迦太基的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在丧失西班牙的海外领地之后，迦太基仍被波里比乌斯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109)迦太基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迦太基建构了一个地中海世界商贸殖民网，也为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非洲的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杜丹看来，迦太基的历史表现出了一种文明的肤浅和虚弱，其主要推动力是获取财富和扩展商业，其诸多胜利转瞬即逝。迦太基没有依靠经济优势去争取政治和文化的进步，未能在文化领域取得辉煌的成果。这也是迦太基在和罗马的文明较量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典世界从来不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特有成果，而是包括迦太基文明在内的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互动、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注释：

①迦太基研究先驱彻什的《非洲帝国之迦太基》(Alfre John 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9)，论述了迦太基发展成为非洲帝国的过程。斯密斯的《迦太基和迦太基人》(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3)考察了迦太基、迦太基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古代世界的影响。沃明顿的《迦太基》(B.H.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 Limited,1960)从汉诺的非洲航行来追溯迦太基历史。莫斯卡蒂的《迦太基艺术与文明》(Sabatino Moscati,Carthage:Art et Civilization,Milan:Jaca Book,1983)重点介绍了迦太基的文化。皮卡德的《迦太基：从诞生到终结悲剧的布匿历史与文化研究》(Gilbert Charles Picard,Carthage:A Survey of Punic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Its Birth to Final Tragedy,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87)是一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内容的综合性著作。霍约斯的《迦太基人》(Dexter Hoyos,The Carthaginian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Press,2010)考察了迦太基崛起的进程及商业帝国的建立。迈尔斯的《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Richard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London:Allen Lane,2010)借鉴了近现代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特里布拉图编的《古代西西里的语言联系》(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考察了布匿语等古代西西里语言和文化。国内研究论文有数篇。陈恒的《迦太基建城日期小考》，《常熟高专学报》2001年第1期，对迦太基建城进行了考察；杜建军、刘自强的《论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2002)从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探讨。总的来说，关于迦太基的崛起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较大空间。

②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11.

③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trans.Earnest Cary,Vol.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p.245.本文所引古希腊罗马文献，出自“罗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④Appian,The Punic Wars,I.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trans.Horace 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2,p.403.

⑤Andrea Salimbeti,Raffaele D’ Amato,The Carthaginians,6th-2nd Century BC,Oxford:Osprey Publishing,1991,p.4.

⑥Appian,The Punic Wars,XIX 132,Vol.1,p.637.

⑦Strabo,Geography,XVII.3.14,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8,trans.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183.注：斯塔德(Stadium，复数为Stadia)，古希腊长度单位。1斯塔德合625英尺约等于184.97米。

⑧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孟驰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⑨B.H.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 Limited,1960,p.23.陈恒采用了辛塔斯所提出的公元前725年的说法，参见陈恒：《迦太基建城日期考》，《常熟高专学报》2001年第1期。

⑩Maria Giulia Amadasi Guzzo,”Phoenician and Punic in Sicily,” in 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0.

(11)B.H.Warmington,Carthage,p.22.

(12)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The Sewanee Review,Vol.28,No.4(Oct 1920),p.507.

(13)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in 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pp.15-16.

(14)B.H.Warmington,Carthage,p.23.

(15)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Routledge,1977,p.240.

(16)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87页。

(17)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37页。

(18)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V.10,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1,trans.Francis R.Wal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55.

(19)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84.

(20)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5.

(21)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88页。

(22)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67,Vol.2,p.271.

(23)Polybius,The Histories,VI.5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385.

(24)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100.

(25)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8,Vol.2,p.223.

(26)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95.

(27)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3.

(2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C.Forster Smith,London:W.Heinemann; New York:G.Putnam’s Sons,1919,p.183.

(29)B.H.Warmington,Carthage,p.34.

(30)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p.14.

(3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VI.3,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2,trans.Francis R.Wal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37.

(32)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65,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6,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90.

(33)B.H.Warmington,Carthage,pp.40-55.

(34)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3,p.57.

(35)Polybius,The Histories,III.37,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87.

(36)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1,Vol.2,p.219.

(37)Strabo,Geography,XVII.3.1,Vol.8,p.155.

(38)Strabo,Geography,XVI.2.38,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7,trans.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287.

(39)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 3-6,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150-157.

(40)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84.

(4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4,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23.

(42)B.H.Warmington,Carthage,p.46.

(43)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p.21.

(44)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张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48页。

(45)Maria Giulia Amadasi Guzzo,”Phoenician and Punic in Sicily,” p.126.

(46)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pp.17-29.

(47)Polybius,The Histories,III.22-23,Vol.2,pp.53-55.按照波里比乌斯的说法，菲尔角在迦太基的前端，方向朝北，可能是今天的伯恩角，但是也可能是法里纳角(C.Farina)。

(48)M.Cary,”A Forgotten Treaty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9,1919,p.76.

(49)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陈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50)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492页。

(51)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第20—22页。

(52)Polybius,The Histories,III.24,Vol.2,p.57.

(53)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486页。

(54)Herodotus,Histories,IV.196,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A.D.Godl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p.399.

(55)Polybius,The Histories,VI.52,Vol.3,p.387.

(56)Polybius,The Histories,II.1,Vol.2,p.241.

(57)Plutarch,Lives,”Marcus Cato,” LXX 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383.

(58)Appian,The Punic Wars,XIX.127-135,Vol.1,pp.627—637; 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III.24,Vol.11,p.435.

(59)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18.

(60)Appian,The Punic Wars,XX 135,Vol.1,p.643.

(61)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62)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第172页。

(63)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6.

(64)Polybius,The Histories,VI.56,Vol.3,p.393.

(65)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III.11,Vol.11,p.95.

(66)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VI.1,Vol.11,p.179.

(67)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 10,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69.

(68)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IV/XXXV.33,Vol.12,pp.131-133.

(69)Silius Italicus,Punica,I,171-17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trans.J.D.Duff,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p.17.

(70)J.Starks,”Fides Aeneia:The Transference of Punic Stereotypes in the Aeneid,” Classical Journal,Vol.94,No.3(Feb.-Mar.1999),pp.250-260.

(7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46,Vol.6,p.141.

(72)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76,Vol.6,p.217.

(73)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II.96; XⅢ,108,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5,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395—397; 429.

(74)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3,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50.

(75)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14,Vol.10,p.179.

(76)Plutarch,Moralia,171C-D,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F.C.Babbi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493; 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14,Vol.10,p.179.

(77)威尔·杜兰：《凯撒与基督》下册，周杰译，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601页。麦勒卡特是推罗人的主神，但在迦太基宗教体系中的地位却有了明显的下降，并非主神。

(78)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284.

(79)泽内达·A.拉戈金：《亚述：从帝国的崛起到尼尼微的陷落》，吴晓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7页。

(80)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胡玉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67页。

(81)Marí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pp.251-252.

(82)Andrea Salimbeti,Raffaele D’ Amato,The Carthaginians,6th-2nd Century BC,p.10.

(83)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81—183页。

(84)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14.

(85)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132页。

(86)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韩志斌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87)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284.

(88)B.H.Warmington,Carthage,p.209.

(89)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一卷上册，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页。

(90)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105—107页。

(91)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92)Appian,The Civil Wars,I.24,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Horace 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p.49.

(93)Appian,The Punic Wars,XX.136,Vol.1,p.645.

(94)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95)徐晓旭：《“罗马和平”下不同文化的相遇》，《光明日报》2020年9月21日，第14版。

(96)Strabo,Geography,XVII.3.14,Vol.8,p.185.

(97)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27页。

(98)泽内达·A.拉戈金：《亚述：从帝国的崛起到尼尼微的陷落》，第144页。

(99)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第564页。

(100)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129页。

(101)B.H.Warmington,Carthage,p.42.

(102)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370页。

(103)Mattew Bunson.ed.,A Dictionary of the Rom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8.

(104)B.H.Warmington,Carthage,p.42.

(105)Cicero,De Re Publica,I,”Fragments,” 3,Loeb Classical Library,trans.C.W.Key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109.

(10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6页。

(107)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第537页。

(108)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499.

(109)Polybius,The Histories,XVIII.35,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5,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p.163.

本文转自《外国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

“朝贡”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周边政权或海外国家的使者、商人，将产于本国或国外的物品以“朝贡”名义运送到中央王朝，换取自己所需的货物。相应地，中央王朝一般也会回赐丰厚的钱物。两宋时期，生活在周边区域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大多为汉唐时期中原王朝辖地，与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贸易往来。周边地区出产的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丁香、没药、红花、荜拨、胡椒、血竭、荜澄茄、肉豆蔻、白豆蔻、延胡索、胡黄连、犀角、高丽人参等珍稀药物，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传入宋朝境内。大量异域之人来华和海外香药的输入，引起宋人对域外药物的重视和关注，如象牙、乳香、真珠、犀角等被誉为“宝货之物”。这些名贵药物，一方面给宋朝政府带来巨额的财赋利润，另一方面经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的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从而扩大了药物的品种，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学界关于宋朝域外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药物的传入方面，如王棣、韩毅、吴孟华等撰文介绍了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药物交流情况。有关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的研究，目前尚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重点探究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宋朝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对域外药物的收载与使用情况，进而揭示两宋时期医学交流的频繁和中医药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

一、宋初东南地区清源军、吴越国进贡的药物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朝建立，随即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东南地区的清源军和吴越国，建立于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归顺宋朝时间相对较晚，所以向宋王朝进贡了大量的南方土产和海外药物。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泉漳纳土，吴越归地，宋王朝实现了东南地区的统一，原先的“朝贡”始变为地方州县的“土贡”。

（一）清源军

清源军节度使所辖泉州、漳州，建立于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由泉州人留从效、陈洪进任节度使，又称清源军、平海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被迫纳土降宋，献出泉、漳二州及其所辖14县，重归于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宋初，清源军向朝廷进贡名贵药材甚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海外诸国。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泉州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遣其别驾黄禹锡奉表称藩，贡“龙脑香数十斤”。建隆四年（963年）冬，清源军“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乾德元年（963年）十二月己亥，泉州陈洪进遣使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开宝九年（976年）七月十三日，泉州节度使陈洪进遣其子漳州刺史陈文颢“奉表乞朝觐，贡瓶香万斤、象牙二千斤、白龙脑五斤”。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月，陈洪进“进银千两、香二千斤、干姜万斤、葛万匹、生黄茶万斤、龙脑、蜡面茶等”。同年八月五日，陈洪进以贺宋太宗登极为由，再次向朝廷进贡大批药材。《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七记载甚详：

又进贺登极香万斤、牙二千斤，又乳香三万斤、牙五千斤、犀二十株共重四十斤、苏木五万斤、白檀香万斤、白龙脑十斤、木香千斤、石膏脂九百斤、阿魏二百斤、麒麟竭二百斤、没药二百斤、胡椒五百斤。又进贺纳后银千两、绫千匹，又谢赐都亭驿安下乳香千斤，谢追封祖考及男已下加恩乳香万三千斤。又进通犀带一、金匣百两，白龙脑十斤、金合五十两，通牯犀一株、金合百两，牯犀四株、金合二百两，真珠五斤，玳瑁五斤，水晶棋子五副、金合六十两，乳香万斤。

从陈洪进的贡礼名单中可知，此次贡品中产于海外的名贵药物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香1万斤、乳香5.4万斤、象牙7000斤、犀角20株共重40斤、苏木5万斤、白檀香1万斤、白龙脑20斤、木香1000斤、石膏脂900斤、阿魏200斤、麒麟竭200斤、没药200斤、胡椒500斤、珍珠5斤、玳瑁5斤。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六日，陈洪进又贡“助宴银五千两、乳香万斤、泉州土产葛二万匹、干姜二万斤、金银器皿二千二百两、绫二千匹”。九月十三日，陈洪进“进银万两、钱万贯、绢万匹，谢恩乳香二万斤、牙二千斤”。十一月，陈洪进贡“贺开乐乳香五千斤、象牙千斤”。

从清源军所辖泉州、漳州两地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龙脑香、乳香、茶药、白龙脑、干姜、象牙、白檀香、木香、石膏脂、阿魏、麒麟竭、没药、胡椒、珍珠、玳瑁等，大多为海外名贵药材，且进贡数量惊人，少者数斤，多者万斤。

（二）吴越国

吴越国是唐末钱镠于开平元年（907年）建于杭州的一个地方政权，共历五位君主，立国72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纳土归宋”，重归于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宋初，吴越国多次向朝廷进贡物品，其中名贵药物占据了绝大多数。

宋太祖建隆四年十月十九日，吴越王钱俶遣使“贡银一万两，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供奉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助南郊”。开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钱俶与其子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惟濬、其孙平江军节度使钱承祐等来觐见宋太祖，进贡“乳香二万斤”，“茶八万五千斤、犀牙二百株、香药三万斤”。同年三月四日，钱俶辞别宋太祖返回吴越，宋太祖宴于讲武殿，赐袭衣、玉带、锦绮等大量财物，钱俶又进贡“药物一金合重四百五十两，香药二十银合重四千两，白乳茶三百斤，白乳香千斤”。开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钱俶又进“加恩乳香万斤”。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八日，吴越王钱俶进贺宋太宗登极，贡品中药物有龙脑、檀香、龙床、银果子、水精花等，又有“干姜五万斤、大茶万斤、犀十株、牙二十株、乳香五十斤、杂香药五千斤”。闰七月，钱俶子钱惟濬进“木香五百两，荔枝十瓶”。十月十七日，钱俶进贡“犀二十株、牙千五百斤、乳香五千斤、苏木三万斤、大茶三百笼、干姜十万斤”，谢赐生辰贡“乳香三千斤”，其子钱惟濬“进谢赐生辰银五千两、牯犀二株、牙七百斤、乳香三千斤”；为贺宋太宗生日“乾明节”，钱俶进贡“乳香三千斤”，“干姜五万斤、大茶万斤、脑源茶二万斤，并器用香药等”。十二月二十八日，钱俶进贡“瓶香二万五千六百斤，白龙脑三十一斤，象牙八十六株，药犀十株，木香、阿魏、玳瑁、紫矿共四百四十斤”。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俶进贡“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乳香万斤，犀、象各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端拱元年（988年）十一月十四日，吴越王钱俶子钱惟濬等向朝廷进贡“金万五千两，锦绮透背、绫罗纱縠衣著三万匹，钱万五千贯，通犀、牯犀玉带一百八十条，牯犀四十株，象牙十三株，丁香三百斤，象笏二百，马二十匹，金玉玛瑙鞍勒副之，金玉、珠翠、首饰、博具、器乐、器皿、什物各数千计，橐驼十头，牛五十头，驴一百头，车十乘”。

从吴越国进贡朝廷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乳香、白龙脑、木香、犀角、象牙、香药、珍珠、玳瑁、干姜、阿魏、紫矿等，大多为海外名贵药材，数量巨大。

二、宋朝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进贡的药物

宋代，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有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凉州吐蕃、青唐吐蕃和西夏等，通过“朝贡”形式输入宋朝的土产药材和海外药物极为丰富。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有关西夏进贡药物的种类较少，下文暂不论及。

（一）甘州回鹘

甘州回鹘是唐代晚期至北宋中期回鹘人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被西夏攻占而灭亡。

宋初，甘州回鹘多次遣使朝贡，贡品中包含了某些西北地区特有的香料、药材，其中“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等。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一月，宋真宗东巡泰山举行封天仪式，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宝物公主、没孤公主及婆温宰相，“以宝货、药、橐驼、名马，遣使姚进等十二人来贡”。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夜落隔归化及宝物公主、宰相索温守贵等遣使都督翟福等来贡“马及玉、香药”，宋真宗下诏“赐衣冠、器币、缗钱有差”。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三月十三日，甘州可汗来贡“乳香、硇砂、琥珀、白玉、马”。四月，甘州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奉“马、乳香”，宋仁宗下诏“赐银器、衣著、金带、晕锦旋襕有差”。天圣五年（1027年）八月二十五日，甘州可汗王宝国夜落隔遣使贡“乳香、硇沙”。天圣六年二月十五日，甘州可汗又遣使贡“玉、琥珀、乳香”。

（二）高昌回鹘、龟兹回鹘

高昌回鹘是回鹘人建立的地方政权，位于今新疆东部，以高昌为都城，夏季以“北廷”为夏都，宋时多次遣使朝贡。如康定二年（1041年）十一月十五日，高昌回鹘北廷可汗遣使奉表，“贡玉、乳香、硇砂、名马”。

龟兹回鹘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回鹘人庞特勤以高昌、龟兹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宋初，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多次遣使向宋廷进贡药物。其中龟兹又称西州回鹘、龟兹回鹘或西州龟兹，是高昌回鹘的一部分，其国王称可汗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龟兹回鹘曾遣使贡乳香等物。此后于咸平四年（1001年）、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天禧元年（1017年）、天禧四年（1020年）、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八年（1030年）、天圣九年（1031年）、景祐四年（1037年）、熙宁四年（1071年）、熙宁五年（1072年）、绍圣三年（1096年），龟兹回鹘前后遣使朝贡13次，将大批珍贵的西北土产药材和海外药物传入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龟兹可汗遣使“李延胜、副使安福等贡乳香二百四十九斤、花蕊布二匹、硇砂三百七十一斤、独峰橐驼一、大尾白羊十五，李延胜贡马十匹、玉鞍勒、金玉二百一十二斤，安福贡琥珀四十斤、石十二斤，监使翟进贡乳香六十九斤、石二斤、胡黄连十四斤，判官曹信贡乳香七十六斤，都监杨嘉贡乳香三十九斤，僧智圆贡琥珀四十五斤、石四十六斤。黄河居住行头蕃部兰逋征捉郎进马二匹”。此次进贡的物品品种多，数额庞大，故宋廷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命李延胜为左屯卫将军。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龟兹剋韩王遣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在长春殿朝贡方物，进献“玉六十团、橐驼、名马、弓箭、鞍勒、香药等”，宋真宗“优诏答之”。天禧元年四月二十六日，龟兹国剋韩王智海遣使张復延进贡“玉及马、香药”等。

宋仁宗天圣二年三月十七日，龟兹国王智海等贡“独峰驼、五香药、杂物”。四月，又遣使来贡药物乳香。天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龟兹国遣使李延庆贡药物“乳香、硇砂”。天圣九年正月十八日，龟兹国王智海遣使李延庆等贡“硇砂、乳香、名马”。景祐四年正月九日，龟兹国遣使李延贵贡“花蕊布葛、乳香、硇砂、玉、独峰驼、马”。

宋神宗熙宁五年二月二日，回鹘龟兹可汗王遣使卢大明、笃都奉表，所贡贡品中有“乳香、硇砂”等药物。

（三）于阗

于阗，汉代时隶属于西域都护府，唐时为“安西四镇”之一，隶安西都护府，“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宋初，于阗多次遣使朝贡，其中尤以名贵药材乳香为主。约在景德三年（1006年）于阗被喀喇汗朝所灭，此后文献中出现的“于阗国黑韩王”，实乃喀喇汗朝的首领。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二月，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朝贡。宋仁宗天圣三年十二月四日，于阗国黑韩王遣大首领罗面千多奉表朝贡，其中药物有“乳香、硇砂”等。宋神宗熙宁四年二月十四日，于阗国黑韩王遣大首领翟进奉表，“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药物、铁甲、马”。熙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阗国黑韩王遣使奉表朝贡，其中药物有“乳香、木香、腽肭脐、金星石”。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三日，于阗国遣使阿丹一难奉表，向宋朝进贡“玉、乳香、水银、安悉香、龙盐、硇砂、琥珀、金星石”。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八日，于阗国黑韩王遣使罗阿厮难撒温奉金表进贡，其中药物有“乳香、木香、安息香、龙盐、鸡舌香、胡黄连”。同年十月三日，客省上奏：“于阗国进奉使罗阿厮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宋神宗“从之”，可知此次于阗进贡的乳香数额较为庞大。鉴于于阗国进贡乳香的数额越来越大，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宋神宗下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赍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卖买。婉顺开谕，除乳香以无用不许进奉及挟带上京并诸处货易外，其余物并依常进贡博卖。”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熙河路经略司上奏：“于阗国来贡方物而无国主表章，法不当纳，已谕使去。”宋神宗下诏：“如坚欲奉贡，可听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二十七日，于阗国大首领阿令颠颡温等来贡方物。三月二十六日，宋神宗下诏：“于阗国进奉使所卖乳香，偿以见钱。其乳香所过，官吏失察，令转运司劾罪。”十月九日，熙州上奏：“于阗国进奉般次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旨，未敢解发。”宋神宗认为“乳香无用”，且数额巨大，退回了这批贡物。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七日，枢密院上奏：“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于阗国进奉般次罗忽都卢麦等进奉方物，黑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上表，请自今般次不满年月往来进奉，只是心白。’”宋哲宗采纳枢密院建议，下诏：“仍自今于阗每二年一次，许赍本国蕃王表章赴阙进奉。如止来熙、秦州买卖，即不限岁月，事毕遣还。仍令本司候有般次回蕃日，再谕诏旨，使本国知。仍令学士院于回赐敕书内备载。”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丁酉，于阗国“贡使李养星、鄂丹威格以下续贡珠玉、象牙、珊瑚、药物等”。

可见，于阗地区“地产乳香”，向宋朝的药物朝贡持续了150多年，“讫于宣和，朝享不绝”。于阗地区输入的药物，包括乳香、木香、琥珀、龙盐、安息香、鸡舌香、胡黄连等。

（四）沙州归义军

归义军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权，由唐朝名将张议潮建立，景祐三年被西夏李元昊所灭。

宋朝建立后，归义军曾派遣使者向宋廷朝贡，“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贡方物”。如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曹宗寿，遣瓜沙州节度上司孔目官阴会迁等35人诣阙，“贡玉团、玉印、乳香、硇砂、橐驼、名马”。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沙州遣使翟来著等“贡方物、乳香、硇砂、玉团等”。天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沙州遣使朝贡，其中药物有“真珠、乳香、硇砂、梧桐渠、黃矾”等。

（五）西北吐蕃诸部

宋时，在秦凤路、利州路、成都府路、青唐等地散居着许多吐蕃部族，“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宋代吐蕃在原汉、唐旧地凉州、鄯州、廓州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和青唐吐蕃政权，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宋朝的决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初，吐蕃诸部积极地向宋朝进贡方物，其中就包括当地的药物。如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二十二日，吐蕃唃厮啰遣使向宋朝进贡“马、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熙宁五年五月，青唐吐蕃东部首领木征进贡药物。熙宁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蕃邈川首领董氊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二日，礼部上奏“董氊等贡乳香”。

从西北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乳香、安息香、笃耨香、腽肭脐、硇砂、胡黄连、木香、鸡舌香、龙盐、珍珠、梧桐渠、黄矾和其他香药。

三、宋朝东北部地区金朝、高丽进贡的药物

宋朝东北地区为辽朝、金朝和高丽王朝，与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辽朝进贡的药物，尚不可考。金朝进贡药物的内容较少。有关高丽王朝进贡药物的品种和数量，则相对丰富一些。

（一）金朝

宋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多次遣使朝贡，所贡药物有腽肭脐、人参、松子等。宋太祖建隆二年，女真遣使嗢突刺朱“入朝贡方物”。开宝五年（972年），女真进贡药物“腽肭脐”。金朝建立后，亦有药物朝贡的记载。如政和八年（1118年）九月，女真遣使李善庆等“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来贡”。

（二）高丽

宋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宋朝建立后，建隆三年（962年）高丽国王王昭派遣使者李兴祐朝贡，其子王伷即位后“贡奉不绝”。高丽出产“人参、水银、麝香、松子、榛子、石决明、松塔子、防风、白附子、茯苓、大小布、毛施布、铜磬、瓷器、草席、鼠毛笔等”。其贡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药物，其中尤以高丽人参最为珍贵。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高丽国王王治遣使金全“奉金银线罽锦袍褥、金银饰刀剑弓矢、名马、香药来贡”。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等入见，“贡罽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鞍马、纻布、药物等”。宋仁宗天圣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高丽国王王询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颖奉表入贡，其中药物有“人参、香油、硫黄”等。宋神宗熙宁四年八月一日，高丽国遣使金悌奉表，所贡药物有“人参、硫黄、松子、香油”。熙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高丽国遣使金良鉴、卢旦奉表朝贡，其中所贡药物有“人参、松子、香油”。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工部侍郎崔思训奉表而来，所贡药物有“人参、松实、香油、黄漆、药物”。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三日，高丽国王王楷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赐紫崔惟清，从义郎、閤门祗候沈起等17人奉表，入贡“人参五百斤”。

从东北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人参、松子、香药、香油、硫黄、腽肭脐、水银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四、宋朝南部地区交趾、安南、占城进贡的药物

宋代南部地区为交趾、安南和占城，属汉唐旧疆，多次向宋朝进贡产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名贵药物。

（一）交趾、安南

交趾，又名交阯，秦汉时期交趾郡治所，唐代为交州治所，位于今越南北部。宋朝时交趾反叛，劫掠广南西路州县，宋太宗和宋神宗时期曾两次派兵讨伐。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一日，宋孝宗下诏“特赐安南国名”，交趾遂改名为安南。交趾“土产沉香、蓬莱香、生金、银、铁、朱砂、珠、贝、犀、象、翠羽、车渠、盐、漆、木绵、吉贝之属”，向宋朝“岁有进贡”。

宋初，交趾派遣使者进贡中南半岛、印度半岛等地出产的药材，贡品中有犀角、象牙、乳香、沉香、笺香、玳瑁等药物。如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五月二十一日，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丁琏遣使来贡“犀、象、香药”。

宋太宗即位后，丁琏“又贡方物”。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一月，前黎朝国王黎桓遣牙校江巨瑝、王绍祚贡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连盘、□牯犀四十株、象牙百株、绢万匹”。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五月，黎桓自称权交州三使留后，遣军将赵子爱等进奉“通犀□五、牯犀二十九株、象牙百根、乳香二百斤、绢万匹、孔雀尾百□”。同年九月，黎桓又遣使贡“金酒器二十□具，犀角、象牙各二十株”。雍熙二年（985年）二月，黎桓遣进奉使张绍凭、阮伯簪等来贡贺乾明节礼物“金龟、鹤、银炉、象牙百株、绢万匹”。雍熙三年（986年）九月，黎桓遣使牙将司马常来献“金器一百两、银器五百十、株犀三十坐”。淳化元年（990年）十月，黎桓遣使都知兵马使阮伯簪等来贡“七宝装龙凤椅子一、间金装玳瑁檐十二、红罗绣龙凤伞一、间金装玳瑁柄犀三十株、象牙四十株、绢万匹、 布各千匹”。至道三年（997年）九月，黎桓遣都知兵马使阮绍恭、副使赵怀德来贡“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株、绢布万匹”。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黎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贡驯犀一、犀角二十、象牙四十、金银器、纹缡等”。同年，黎朝发生内乱，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趁机夺取帝位，建立李朝，随即向宋朝朝贡。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四月，李公蕴遣进奉使演州刺史李仁美、副使□州刺史陶庆文来开封“贡犀角三十株、象牙□株、金银纱罗等”。天禧三年八月，交州李公蕴遣弟李鹤来“贡犀角、象齿洎方物”。

乾兴元年（1022年）七月，三司上奏：“交州进奉使李宽泰等各进贡方物白镴、紫矿、玳瑁、瓶香等，贾人计价钱千六百八十二贯。”宋仁宗下诏“回赐钱二千贯，以优其直，示怀远也”。天圣六年三月，三司上奏：“作坊物料库估交州进奉人使纳卖香药价钱三千六十贯。”宋仁宗下诏回赐钱四千贯。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二十二日，交趾郡王李乾德进献“犀角、象齿各五十”。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八月二十一日，交趾国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国以、右武大夫李义、武翼郎郭应五“贺升平”，“进贡金器一千一百三十六两、真珠百颗、沉香等一千斤、翠毛五百只、盘龙等杂物、绫绢五十匹、马十、驯象九”。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十四日，交趾遣太中大夫周公明、右武大夫李义等22人“进奉贺升平、常贡两纲方物”，其中金瓶盛载沉香等1000斤。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九月十三日，交趾鉴于宋孝宗“即位加恩，故遣使来谢”，南平王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邓硕俨等，“贡金器百两、银器百五十两、象牙三十株、熟香五百斤、笺香一千斤”。乾道九年（1173年）七月四日，广西经略安抚司上奏“安南都知兵马使郭进赍牒关报，差使、副管押称贺今上皇帝登极，及进奉大礼纲运赴行在”，其中入贡药物沉水香等2000斤。淳熙元年二月一日，交趾改国名为安南。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安南进谢赐国名牌印，其中所贡药物有“沉香二百斤，熟香一千斤，笺香一千斤”。淳熙四年（1177年）正月二十八日，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上奏，安南国差朝散郎李邦正、忠翊郎兼閤门祗候阮公亮等管押遣进章表、方物纲运，贡方物“二十两章表银匣一副；五十两金厮（罗）［锣］三面，共一百五十两；银厮锣一十三面，都共六百五十两；象牙七十株，都共一千六觔；犀角三十座，都共三十五觔二两”。淳熙七年（1180年）五月十三日，安南进谢表、方物，宋孝宗下诏收受三分外，所有章表续行投进。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安南谢赐国名牌印及谢袭封章表礼物，令赴左藏库送纳。广南西路安抚司以章表二函用黄罗绢护封，差人先赍赴行在投进外，方物送经抚库寄收，唤集牙人估直，纽计数目，其中“谢赐国名牌印纲”中的药物包括沉香20斤，熟香1000斤，笺香1000斤。

（二）占城

占城是两汉晋隋时期日南郡旧地，位于今越南中南部，宋时自称占城国，“与交趾为仇国”。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真腊大举攻入占城，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复国。占城出产“笺、沉香、槟榔、乌木、苏木、白藤、黄蜡、吉贝花布、丝绞布、白　布、藤簟、贝多叶簟、金银铁锭等物”，“人采香为生”。其俗，“人有疾病，旋采生药服食”。占城同宋朝十分友好，多次遣使朝贡，“贡献不绝”，贡品中药物数量十分巨大。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占城“以方物、犀角、象牙来贡”。建隆二年正月，占城国王释利因陀盘遣使莆诃散等来朝，“贡犀、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建隆三年九月十七日，占城国遣使贡“象牙、乳香”。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占城王悉利因陀盘遣使因陀玢李帝婆罗、副使白不罗低冬来朝，“贡牯犀一株、象牙二株、白　二十条、哥缦三十五条、绣哥缦一对、亲色哥缦十四合，并杂药物等”；占城王妻波良仆瑁、男茶罗继、占谋律秀琼等，“又各贡犀角、象牙、龙脑、玳瑁、香药”；其进奉使、副使，“又各进奉犀、象、方物”。同年七月，南唐国主李煜上奏：“占城国使入贡，道出臣国，遗臣犀角一株、象牙二株、白龙脑三十两、苍龙脑十斤、乳香三十斤、沉香三十斤、煎香七十斤、石亭脂五十斤、白檀香百斤、紫矿五十斤、豆蔻二万颗、龙脑后三片、槟榔五十斤、藤花簟四领、占城孤班古缦二段、阇婆马礼偃鸾国古缦一段、阇婆沙剜古缦一段、阇婆绣古缦一段、大食绣古缦一段、大食缦锦古缦一段、占城绣水织布五匹、阇婆沙剜锦绣古缦一段。”李煜“以其物来上”，又将这些占城贡品转贡给了宋朝，受到宋太祖的表扬。九月，占城国又遣使“献象牙、香药”。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占城国王波美税杨布印茶遣使李牌、副使李麻那、判官李屠进贡方物“越诺布四段、龙脑二斤、杂香药千斤、丁香五十斤、煎香二十五斤”。雍熙二年二月，占城国王施利陀盘吴日欢遣使婆罗门金歌麻来献“龙脑、玳瑁、象牙、越诺、无名异”。雍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占城国王刘继宗遣使李朝仙来贡“通犀二株、生白龙脑十斤、速香五十斤、丁香五十斤、篯香二百斤、沉香百八十斤；后“朝仙又进象牙二株、白龙脑十斤”。淳化元年十月，占城新王杨陀排自称“新坐佛逝国杨陀排”，遣使李臻、副使蒲诃散来贡，“进驯犀及螺犀十株、象牙十五株、腊沉香一斤、白龙脑二斤、山得鸡三十三斤”；其使、副使，“又献螺犀、药犀、象牙、没药、胡卢巴、龙脑、白豆蔻及蔷薇水”；李臻、蒲诃散在表中提到，该国被“交州所攻，国中人民、财宝皆为所掠”，宋太宗下诏赐黎桓“各令保境”。同年十二月四日，占城国王又遣使李臻、副使蒲诃散贡“驯犀、螺犀、象牙、蜡沉香、龙脑、山得鸡、没药、胡卢巴、白豆蔻、蔷薇水”。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李良甫、副使亚麻罗婆低来贡“螺犀、药犀十株、象牙二十株、煎香三十六斤、白龙脑一斤四两、绞布六段、槟榔十三斤、山得鸡六十四斤、椰子五十颗；其使、副又献象、犀、螺犀、玳瑁、煎香等”；占城国僧人净戒又献金龙脑、金铃、铜香炉、如意等，宋太宗下诏“各优赐之”。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占城国王杨波占遣专使李波珠、副使李诃散、判官李磨勿等，进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龙脑二斤、沉香百斤、夹笺黄熟香九十斤、檀香六十斤、山得鸡一万四千三百只、胡椒二百斤、簟席五”。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二月，占城国王杨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陈尧、副使蒲萨陁婆、判官黎姑伦“贺皇帝登极”，贡“犀、牙、玳瑁、香药”。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遣使蒲萨多婆、副使蒲多波底、判官陈义，“贡象牙六十二株、螺犀十一株、药犀二十九株、玳瑁三百片、沉香五十斤、煎香三百五十斤、黄熟香二百一十斤、带枝丁香三十斤、豆蔻六十斤；其使又进熟龙脑三十两、没药八十斤、紫矿四百七十斤、肉豆蔻二百斤、胡椒二百斤、没药三十斤、紫矿百斤”。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五月，占城国王上表，遣腹心人波轮诃罗带充专使，刘公简充副使，判官、防援人，以“犀、牙、玳瑁、乳、沉、煎香、豆蔻、槟榔等来贡”。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其王尸嘿排摩惵遣使罗皮帝加等，进贡“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罗皮帝加还报告了占城至宋朝的海路航线：“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堂，即累年不达矣。”

宋仁宗天圣七年五月，占城国王杨卜俱室离遣叱达巴、李菩萨等奉表，进贡“生凤一只、犀三十株、象牙七十株、玳瑁二百四十五片、乳香二千斤、木香七百八十斤”。天圣八年十月，遣进奉使李菩萨、麻瑕陁瑟表献礼物，入见于崇政殿，“献木香七百斤、犀角四十余株、玳瑁四百余片、乳香二千斤、象牙八十株”。皇祐二年（1050年）正月，国主俱舍唎波微收罗婆麻提杨卜，“贡象牙二百一、犀牛角七十九，赍表二通，一以蕃书，一以中国书”。

宋神宗熙宁五年四月六日，占城国遣使奉表，“贡龙脑、乳香、丁香、紫矿、荜澄茄、胡椒、回香”。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占城国进贡琉璃、珊瑚、酒器并龙脑及药物、乳香、丁香、荜澄茄、紫矿等，宋神宗下诏“回赐外，特赐银二千一百两”。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礼部上奏“占城国进奉大使布灵息弛琴、蒲麻勿等乞续进方物”，宋哲宗“从之”。同年十二月三日“续进犀、袴等”。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占城蕃首邹时芭兰遣部领萨达麻、滂摩加夺、蒲都纲以次凡20人到临安觐见，进贡大量海外名贵药材。《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六载：

贡附子沉香一百五十斤，沉香三百九十斤，沉香头二块一十二斤，上笺香三千六百九十斤，中笺香一百二十斤，笺香头块四百八十斤，笺香头二百三十九斤，澳香三百斤，上速香三千四百五十斤，中速香一千四百四十斤，象牙一百六十八株，犀［角］二十株，玳瑁六十斤，暂香一百二十斤，细割香一百八十斤，翠毛三百六十只，蕃油一十埕，乌里香五万五千二十斤。

从贡奉表名单可知，此次进贡的药物数量巨大，包括附子、沉香、澳香、象牙、犀角、玳瑁、暂香、细割香、蕃油、乌里香等，多为中土所无。

乾道三年（1167年）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司上奏占城进贡大量药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〇载：

乾道三年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司言：“本土纲首陈应祥等昨至占城蕃，蕃首称欲遣使、副恭赍乳香、象牙等前诣（太宗）［大宋］进贡。今应祥等船五只，除自贩物货外，各为分载乳香、象牙等并使、副人等前来。继有纲首吴兵船人赍到占城蕃首邹亚娜开具进奉物数：白乳香二万四百三十五斤、混杂乳香八万二百九十五斤、象牙七千七百九十五斤、附子沉香二百三十七斤、沉香九百九十斤、沉香头九十二斤八两、笺香头二百五十五斤、加南木笺香三百一斤、黄熟香一千七百八十斤。”

此次进贡的药物数量极为巨大，如白乳香达20435斤，混杂乳香更是达到80295斤，其他香药也在数百斤至数千斤之间。鉴于此次进贡的药材数量极为庞大，宋孝宗下诏：“使人免到阙，令泉州差官以礼管设。章表先入递前来，候到，令学士院降敕书回答。据所贡物，许进奉十分之一，余依条例抽买。如价钱阙，申朝廷先次取拨，俟见实数估价定，市舶司发纳左藏南库，听旨回赐。”允许十分之一进贡到临安，其余药物依条例全部由市舶司抽买，储藏在左藏南库。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占城进贡乳香、象牙、沉笺香等数目，宋孝宗下诏“所有其余物货，令市舶司斟量依条抽买”。

从南部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这些名贵药物绝大多数来源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一带，也有占城掠夺自大食商人的药材。如乾道三年，福建市舶司上奏：“大食国人乌师点等诉，占城入贡，即所夺本国物。”庆元年间，真腊大举讨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此后宋朝史料中有关占城进贡药物的记载逐渐减少。

五、宋朝西南地区大理、西南五部等地进贡的药物

宋朝西南地区的大理国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汉朝时隶属于益州刺史部管辖，唐朝时隶属于剑南道。宋朝，大理国和西南诸部落通过遣使朝贡的形式，将产于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名贵药物传入宋朝。

（一）大理

宋时大理国分前理国、大中国、后理国三个时期，1254年被忽必烈所灭。政和六年（1116年）十二月三十日，大理国王段和誉上奏：“臣累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至政和五年五月，已奉圣旨，差广州观察使黄璘充第一等奉使，于宾州置局，接纳入贡，令先遣臣布燮、臣李紫琮、臣杨苛样、坦绰臣李百祥管押马三百八十匹，内有五十匹系特进，麝香、牛黄、细氊、碧玕山、衣甲、弓箭等，诣阙进献。”宋徽宗下诏“令学士院修写手诏颁降”。《文献通考》亦载政和七年（1117年），大理使者李紫琮等“至京师贡马及麝香等”。

（二）西南五部

宋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龙、罗、方、石、张五部和其他各部，“自昔许上京入贡”。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西南蕃王龙汉瑭遣顺化王子心驰来贡“马二匹、朱砂二十两、牛黄一脐。又都甲头王子若从并诸州蛮录事司马赵才胜等七百七十四人，共进马二百九十匹，朱砂二千三百五十两，草豆蔻十二万枚，筚拨百六十斤”。淳化元年八月，龙汉璿遣其弟龙汉兴来朝，“贡马二匹、朱砂十两”。又都统龙汉及行人谢再殊，“亦各贡名马、朱砂、毡罽、草豆蔻等”。淳化三年十月，蕃王龙汉兴遣顺化王子若柴等来贡“马五十九匹、朱砂二百六十两、草豆蔻二万颗”。

宋真宗咸平二年九月，都首领张文黔等来贡“名马六十五匹、朱砂八百八十两，又山子一重十六两、草豆蔻二万枚”。咸平五年（1002年）五月，龙汉遣使率部众1600人、马460匹并药物、布帛来贡，宋真宗“厚赏遣还”。

从西南地区进贡的药物来看，包括麝香、牛黄、朱砂、草豆蔻、荜拨等，大多为当地土产药物。

六、宋朝对域外药物的态度与周边药物传入的形式

（一）宋朝对域外药物的态度

宋王朝极为重视域外药物的传入，在朝贡贸易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太平兴国初，宋太宗下诏规定：“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朝廷禁榷的域外药物，主要有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8种，大多来自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等地。如泉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宋太宗再次下诏规定了禁榷药物和通行药物的品种与数量。《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载：

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令］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其在京并诸处即依旧官场出卖，及许人兴贩。凡禁榷物八种：玳瑁、牙、犀、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放通行药物三十七种：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蔻花、白荳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会、荜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木、降真香、琥珀。后紫矿亦禁榷。

宋太宗的诏令反映了以下重要信息：其一，宋朝政府禁榷药物，初为8种：玳瑁、象牙、犀角、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后紫矿亦禁榷，禁榷药物增至9种。其二，通行药物37种，包括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蔻花、白豆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会、荜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木、降真香和琥珀。

为了鼓励海外蕃商到中国进行贸易，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太宗下诏遣内侍8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采取积极主动的招商措施。域外药物的大量来华，对宋代国家财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史》载：“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而官市货数，视淳化则微有所损。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

（二）宋朝周边药物传入的形式

宋朝周边药物传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周边政权的遣使朝贡。宋朝建立了完善的朝贡体系与朝贡贸易制度，周边政权朝贡各种珍宝和名贵药物的同时，中央王朝一般也会赏赐大量的钱物作为回报。如熙宁七年二月三日，于阗国遣使阿丹一难奉表，向宋朝贡“玉、乳香、水银、安悉香、龙盐、硇砂、琥珀、金星石”，其中乳香、水银、安悉香、龙盐、硇砂、琥珀等俱为名药。在周边地区药物传入宋朝的过程中，遣使朝贡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二是皇帝登极、皇帝寿诞时藩属献贡。宋代，新皇登极时，周边政权往往会遣使朝贺。如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占城国王杨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陈尧、副使蒲萨陁婆、判官黎姑伦进贡药材，以“犀、牙、玳瑁、香药”来贺皇帝登极。皇帝寿诞是全国重要的节日，周边地区往往会进献礼物。如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吴越王钱俶进长春节“乳香二千斤”，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乳香二千斤”。“长春节”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是宋初全国性的节日。

三是祭祀大典、用兵征伐时藩属特贡。南郊祭天是宋朝重要的节日，通常由皇帝主持。如建隆四年十月十九日，吴越王钱俶遣使“助南郊”，贡“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供奉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开宝二年（969年）六月二十一日，南唐国主李煜遣其弟李从谦进贡茶、药、器、币，“以助车驾北征”。 

七、宋朝域外药物的医学应用

（一）宋朝史学、医学、方志等著作对域外药物的记录

宋朝周边地区传入的珍稀药物，先后被宋朝官修《国朝会要》《国史》《实录》和官修医学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嘉祐图经本草》《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记载和收录。同时，这些药物也为宋人洪刍《香谱》、叶廷珪《名香谱》、陈敬《香谱》等记载，并成为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简要济众方》《熙宁太医局方》《政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民间医家方书《王氏博济方》《苏沈良方》《幼幼新书》《妇人大全良方》等制造药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根据宋代史学、医学、方志、笔记、文集等著作记载，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药物品种，数量众多，品类各异。如乳香、木香、丁香、安息香、没药、血竭、苏合香油、阿月浑子、葫荽、胡椒、胡葱、蔽齐、无食子、八担仁、波斯枣、莳萝、齐墩、阿勃参、芦荟、指甲花、阿魏、葫芦巴、押不芦、婆罗德等，既可食用，也可入药，极大地丰富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

（二）宋朝本草学著作对域外药物功效的认识

葫芦巴，阿拉伯语hulba的汉译，原产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和西亚，野生，药材用，宋朝时，传入中国南方各省。宋仁宗嘉祐年间掌禹锡敕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载此植物已成功栽种于广州和黔州。苏颂《图经本草》载：“葫芦巴，生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蕃，盖其国芦菔子也。舶客将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蕃中来者真好。春生苗，夏结子，作荚，至秋采之。今医方治元藏虚冷气为最要。然《本经》不著，唐以前方书亦不见者，盖是出甚近也。与附子、茴香、硫黄、桃人尤相宜，兼治膀胱冷气。”并配有“广州葫芦巴”药图一幅。

押不芦，阿拉伯语yabruh、abruh或波斯语jabruh的汉译，原产于亚洲西部，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称之为曼陀罗花，茄科，属一年生有毒草本植物，夏秋开花，花冠呈漏斗状，白色。南宋周密《癸辛杂识》首次记载了这种植物：“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著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之卢松崖。”可知，宋代时医家已用曼陀罗花治咳逆气喘、胃疼等症。

乳香，阿拉伯语luban的汉译，又名薰陆香，产自大食诸国，中国古代史籍多有记载。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载：“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而香之为品十有三，其最上者为揀香，圆大如指头，俗所谓滴乳是也；次曰瓶乳，其色亚于揀香；又次曰瓶香，言收时贵重之置于瓶中。”此三国皆在今阿拉伯半岛的东南海岸，古代以产乳香闻名于世。据德国汉学家夏得等人的研究，大食乳香主要产于麻罗拔、施曷、思莲、甘眉等地，这也可以和《诸蕃志》的记载相参证。

木香，梵语称之为kustha，波斯、阿拉伯语称之为kust，又名青木香、蜜香，可作药用。据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研究，木香主要产于大食、印度和叙利亚。赵汝适《诸蕃志》载：“木香出大食麻啰抹国，施曷、奴发亦有之。树如中国丝瓜，冬月取其根，剉长一二寸，晒干，以状如鸡骨者为上。”这与汉文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关于其产地，宋代时中国也有木香种植，苏颂《图经本草》载：“木香，生永昌山谷……根窠大类茄子，叶似羊蹄而长，花如菊实黄黑，亦有叶如山芋而开紫花者，不拘时月采根芽为药。以其形如枯骨者良。”

丁香，阿拉伯语或波斯语gomode的汉译，主要产于大食、波斯、三佛齐和细兰。中国古代史籍，如《本草拾遗》《梦溪笔谈》《翻译名义集》《法苑珠林》《岭外代答》等多有记载。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载：“京下老医或有谓鸡舌香与丁香同种，花实丛生，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香，击破有解理如鸡舌，此乃是母丁香，疗口臭最良，治气亦效。其母丁香主变白，以生姜汁研，拔去白须，涂孔中，即异常黑也。”赵汝适《诸蕃志》载：“丁香出大食、阇婆诸国，其状似丁字，因以名之。能辟口气，郎官咀以奏事。其大者谓之丁香母。丁香母即鸡舌香也。或曰鸡舌香，千年枣实也。”

安息香，波斯语mukul和阿拉伯语aflatoon的汉译，原产于中亚古安息国、龟兹国、漕国、波斯国、阿拉伯半岛一带，唐宋时因以旧名，作药材用。唐苏敬等撰《新修本草》作“新附”，首次详细记载了其药性、主治和产地，“安息香，味辛、苦，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疰。出西戎，似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载：“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赵汝适《诸蕃志》亦载：“安息香出三佛齐国，其香乃树之脂也，其形色类核桃瓤，而不宜于烧，然能发众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

没药，阿拉伯语murr或波斯语mor的汉译，又作末药。没药是没香树所产的树脂，这是古代西方最重视的香料和药膏，以波斯、阿拉伯及非洲东北地区所产最为著名，味芳烈而苦。《酉阳杂俎》载：“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　　。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晚唐五代李珣《海药本草》载：“谨按徐表《南州记》：生波斯国，是彼处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味苦、辛，温，无毒。主折伤马坠，推陈置新，能生好血。凡服皆须研烂，以热酒调服，近效。堕胎，心腹俱痛，及野鸡漏痔，产后血气痛，并宜丸散中服尔。”苏颂《图经本草》载：“没药，生波斯国。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木之根之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岁久者则有膏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或小，亦类安息香，采无时。今方多用之治妇人内伤痛楚，又治血晕及脐腹刺者：没药一物细研，温酒调一钱便止。又治历节诸风骨节疼痛，昼夜不可忍者：没药半两，虎胫骨三两，涂酥，炙黄色，先捣罗为散，与没药同研令细，温酒调二钱，日三服，大佳。”《诸蕃志》亦载：“没药出大食麻啰抹国。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采时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据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研究，没药之名可能始于宋代，主要产于东非洲的柏柏拉海岸和阿拉伯的海德拉谟特海地。宋时，没药已在我国种植成功，《图经本草》中列有“广州没药”图一幅。

血竭，阿拉伯语kɑtir的汉译，以阿拉伯海索科特拉岛所产者最为优良，又名麒麟竭。《图经本草》载：“麒麟竭，旧不载所生州土，今出南蕃诸国及广州。木高数丈，婆娑可爱，叶似樱桃而有三角。其脂液从木中流出，滴下如胶饴状，久而坚凝，乃成竭，赤作血色，故亦谓之血竭。”《诸蕃志》亦载：“血碣亦出大食国。其树略与没药同，但叶差大耳，采取亦如之。有莹如镜面者，乃树老脂自流溢，不犯斧凿，此为上品。其夹插柴屑者，乃降真香之脂，俗号假血碣。”这里的假血碣乃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等地的赤藤所产，品质较次。 

苏合香，梵语sturuka的汉译，主要产于大食报达、吉慈尼、弼笆罗、麻离拔和大秦等地，这是中国人最早知道的蕃香之一。中国古代史籍《后汉书》《梁书》《图经本草》《名医别录》等多有记载。《诸蕃志》载：“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大抵类笃耨，以浓而无滓为上，番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

（三）宋朝方剂学著作对域外药物的临床应用

从这一时期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大量珍稀海外药材，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宋朝境内。这些域外药物，大多“可入药饵”，不仅增加了药物的种类，而且促进了我国古代医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时期宫修和医家撰写的药物学著作中，收入了许多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药物。在官方药典及通行的若干特效药中，有不少是以域外药物作为主药。如“苏合香油”，产自大食国，传入中国后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主治麻风病。“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伪杂，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同”，具有润燥、香肌之效。

宋朝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医家撰写的方书著作中，出现了许多外来药物组成的新药方，如乳香圆、乳香没药丸、乳香应痛圆、玳瑁丸、槟榔丸、檀香汤、胡椒汤、苏合香圆等。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专门列有“诸香”方，包括芬积香、衙香、降真香、清远香等，用于预防疾病。

宋朝周边民族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极大地丰富了药物的种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通过“朝贡”形式传入的药物，大多为宋朝周边地区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药物，不仅被收入到官私医学著作之中，而且成为配制解表发散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理气药、温里药、活血化瘀药、安神药、开窍药、补益药的重要药材来源，广泛应用于临床诸科疾病的治疗。

本文转自《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本文原题为：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它不仅关系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党，它的成员，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长期在农村中从事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靠在他们动员下投身于革命和战争的成百上千万农民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多数对农民不可能没有感情。而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要求他们必须像重视城市工人一样，重视和依靠劳苦的农民大众。即使离开农村进据城市，他们也相信，并时时强调，新政权的基础在于“工农联盟”。他们的各种论说、宣传，乃至于具体的政策指导中，农民的作用和地位也都是得到突出肯定的。

但是，创建起一个国家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之后，共产党就很难简单地坚持其阶级革命的思想方式和方针政策了。在学习苏联共产党人重要的经验总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到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推行的那个“余粮收集制”的办法，即政府对粮食全面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用行政措施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集中起来，交由国家储备并有计划地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1]他对这套做法导致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包括苏联农业发展长期停滞的后果，印象深刻，因而从开始就力图避免走到这条路上去。只不过，执政的现实却不容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新政权同样面临粮食这一既涉及到方方面面民众生活切身利害，又关联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时，即使是毛泽东，也很难不改变他长期以为自豪的农民立场。[2]

可以想象，对于事实上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感情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改变，不可能是简单的和一蹴而就的。同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内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认识变化的条件与先后，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身为政治领袖，高高在上，统摄全局，更多着眼于政治方向和理想目标的毛泽东，与直接负责事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与歧异。本文在这里试图考察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那些负责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在解决粮食问题时，面对作为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他们在认识上有哪些不同，他们的政策观念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发生变化的。

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农民粮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制定经过和具体推行方面，这些研究对中共领导人内部意见、倾向的异同尚少有讨论，对新政权打破传统体制，被迫直接面对亿万农民征粮的困境与尴尬，亦鲜有注意。[3]近年来，虽已有个别研究论文注意到新政权建立初期因征粮而不得不与它本应依靠的农民发生冲突的情况，但仍然缺少有针对性的更具宏观意识的史实研讨和问题揭示。[4]本文固然也不能面面俱到，惟仍拟争取能稍做一点尝试。

一、农村粮食紧张问题对新政权是客观存在

中共进军全国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征粮。征粮除为保证军队用粮外，更多的实际还是用于占领城镇后供应居民生活，维持生产经营，乃至于赈济救灾。而且，当时新政权初建，全国尚未统一，人民币信用不足，再加上生产停顿，物价严重不稳，政府的财政收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粮的取得。因此，新政府建政后发出的第一个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着眼点就是要把各地所收公粮“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5]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尤其是经过八年抗战和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自然更是每况愈下。再加上近代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虽有持续战争和灾荒，人口增长仍大大超过耕地扩大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因而从晚清至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中共进军全国，粮食进口几乎断绝；民国年间政府主要靠市场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来获取粮食，抗战后期改取田赋征，实即强制性征粮后很快即激起大量官民矛盾冲突，直接损害了国民党政权的稳固。中共政权进城后将地主阶层一概打倒，也采取了由政府面向所有农民征粮的做法，更是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数以亿计的个体小农。不难想见，中国农民的生活本来就苦，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新政权建政伊始即靠一纸命令，通过征公粮的办法开始硬性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不仅会造成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情况，肯定要严重影响到农民对新政权的观感。

对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并非毫不了解。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就明确讲：经过十二年战争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灾情频发又使粮食减产，还有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征粮畸轻畸重，地方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再加上各种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的不合理，都可能造成社会问题。[6]基于此，中共中央也注意采取了一些区别性的政策，并且三令五申反对干部的命令主义和强迫行为，但用这种行政命令的下达任务数字的方式来进行征粮工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征粮行动对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农民自杀、反抗之类的事件一度广泛发生。[7]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新中国建政之初，广大新区的农民，包括大批贫苦农民，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到来而迅速获益。相反，因为粮食问题，农民和新政权的关系一度还变得十分紧张。

新政权所以建政伊始就诉诸强力向自己的基本依靠力量农民征粮，根本上还是一种现实的生存需要，且因为国家粮食产量总体上严重不足。中国的产粮区面积虽广，但各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县、同一乡内，村与村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产量高低和粮食余缺的很大差异。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或一省范围内，无论当年丰歉，每年春夏之间总会有不少农民因旧粮接不上新粮，被迫逃荒，甚至饿死的情况。这种现象民国年间即存在，共产党当政后仍旧持续着。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持续发生春荒的情况，即使通过中央机构非常不全面的春荒统计数据，也可见一斑。

由表1不难了解，光是因头年秋粮不足，次年春夏新粮收获前断粮断饮，农民被迫逃荒，甚至于卖儿卖女的情况，在1949年后还是年年都在发生。因为缺粮以至于饿死人，同样也是年年都有，有的年份内死人的数量还很大。因饥饿造成的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少的年份如1953年、1954年、1957年，依照官方统计，每年也有几百人之多；最多的年份，像1950年土改期间、1956年合作化高潮期间，直到1958年“大跃进”当年，这种非正常死亡的幅度，多数年份都在近万人，甚至数万人的水平上。并且，从表1还可以看出，这几年里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缺粮人数多少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春荒看似最严重的时候，死人未必多（如1953年、1955年、1957年）；春荒看上去不严重的时候，死人反而可能很多（如1956年、1958年）。除了土改结束后的1953年、1954年，以及中共中央集中力量整风和反右的1957年，死人数字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如土改期间，合作化高潮期间，以及1958年“大跃进”当年，都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愈久，非正常死亡人数还有愈来愈多的严重趋势。

除了粮食生产条件差异很大，产量高低、粮食余缺的情况极端复杂，会持续造成部分地区农民生存条件恶劣，每年都会因缺粮发生春荒，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外，中国的粮食生产还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制约。即使是粮食丰产区，粮食产量和农民的生活，也一直毫无保障。因为，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各地插花式的局部性的各种水、旱、雹、霜、虫等灾害，年年都有，极端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使农民几乎无力抗拒灾害。仅以官方统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年水、旱、雹、霜所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损害情况，即可看出此种灾害对农民伤害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重。

表2中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大陆地区每年因水、旱、雹、霜而受灾的耕地面积，几乎都在亿亩之上，最少的1952年都达到1.37亿亩。成灾面积每年都在数千万亩到一两亿亩上下。其中1951年最低，为5663万亩；1957年最高，为4.37亿亩。以平均亩产100斤计算的话，1亿亩耕地成灾就相当于损失粮食近百亿斤，在粮食产销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相当于3500万农民几乎损失了一年的口粮。而且，如表2中统计的，这些灾害还会直接造成农民人身和财产的损害。每年倒塌或被淹毁的房屋几乎难以计数，多则达上千万间，少则也有二三十万间。每年因受灾死亡的人数也都在数千人左右，1950年最高，约为2.3万人；1953年最低，也有近3000人。每年损失如此严重，再加上每年三四千万农民严重缺粮，再不加区别或甚少区别地向农民硬性摊派征粮，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新政权的粮食征、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表3应该能够有所说明。[8]

表3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产量是稳步增长的，粮食征购量也在增长，但两者增长不仅完全不同步，而且征购数字表现出极大的跳跃性。不仅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包括1953年，即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征购率的增长幅度都很大，以后又不得不连续两年下调征购量。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年在征粮工作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征购数量及其政策都极不稳定。

依据多年征购的经验，毛泽东后来曾经讲过，只要征购额不超过粮食实际产量的1／3，农民一般就不会“造反”。[9]表3显示，统购统销第一、第二年度的征购比例都已超过30%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农村反响极大，农民闹事现象频发的一个原因。当然，征购量大，并不见得一定会直接造成农村的饥荒现象；征购量小，也不一定就能让农民吃饱肚子。因为它还和政府对农村的粮食返销量有关。对于这里面的一些复杂关系，我们把表1、表2、表3抽项合并起来加以对照，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由表4可以发现：

第一，粮食增产对农民因灾或饥饿死亡的多少不发生任何影响，持续的粮食增产并没带来农民死亡人数的必然减少。粮食持续增产，农民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几度大幅增多。

第二，自然灾害的轻重与春荒断粮程度及农民非正常死亡多少，并不发生直接的因果联系。即自然灾害重，春荒不一定重；春荒程度轻，农民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不一定少。除1950年春荒和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上升可能与1949年自然灾害较重，同时战争尚未结束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关外，其他年份的情况就看不出这方面的因果关系。如1954年全国性水灾，当年伤亡人数很大，但次年却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春荒现象，尤其是没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同样，1956年受灾面积较大，因灾死亡人数也较多，当年春荒是开国以来倒数第二轻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破了万。尤其是1958年，无论受灾程度，还是春荒程度，看起来都是开国以来最低的，当年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却是前所未有的多，竟然达到了将近5.8万人。

第三，征购量比重的高低与春荒程度及农民非正常死亡数量之间也不必然构成正比。1957年度的粮食征购量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1958年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却空前的高。1953年、1954年两年的征购量都超过当年粮食产量的30%，但这两年，包括1955年，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却并不多。当然，陈云当时有过一种解释，说是“一九五三年统购粮食的时候，农民手内还有过去若干年的粮食积蓄”。次年粮食虽然更紧张了，农民还可以杀猪宰牛把饲料挤出来并卖些钱出来换粮食。[10]但只要了解新中国成立初年粮食征购比例之高，注意到1949～1952年度农民非正常死亡的高数字，就会发现，说1953年时农民手里还有若干年粮食积蓄可用，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由于表4依据的农村因伤害死亡和饿病死亡的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极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因此它比较得出的相关性或因果性肯定不会十分准确。但从比较可靠的粮食征购数字和气候资料都可以肯定，1956年度、1957年度粮食征购量是不高的，自然灾害的程度相对也较低，政府相关部门却统计出农民因饥饿而死亡，以及牲畜死亡，都双双创下了历史性的纪录。这一关系情况还是可以提醒我们，在粮食征购问题之外，一定有更严重地威胁到农民生计的其他因素存在。

查1956年度、1957年度造成农村恐慌性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和群众性因对高级合作社不满而发生的退社风潮。毛泽东1959年批评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说公社化至少有“十统”，统税收、统统购、统积累、统生产费、统公益金、统管理费、统工业、统文教、统收入，不算各种义务劳动，光这些就把农民收入统得很少了。[11]这话虽然是两三年后说的，但不难想见，这样的情况在1956年～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其实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并造成了相当负面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研究合作化运动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披露。[12]

二、中共中央对农民粮食问题的认识

在中共中央，需要直接面对农民粮食问题的，首先是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如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以后是由地方调京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副总理，主管经济或农业工作的李先念、谭震林等。而受命主管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也就决定了他们是最早依据自身工作职责，而非基于政治立场，来面对农民粮食问题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1950年3月20日，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曾针对许多地方担心可能发生严重春荒电告各中央局领导人说：去年水灾全国淹掉耕地12156万亩，比1931年大水灾少淹地3629万亩，灾民估计4000万人，也比1931年要少1271万人。而去年全国收获粮食则比1931年多收获72亿斤，故“可以说今年粮食供求情况，将不比一九三一年坏”。除市场调剂以外，国家还可以拿出90亿斤粮食在关内出售，如以每人每年粮食消费为264斤米，即每天7两半计算，仅此一数目的粮食即可供3400万人的全年食粮。“关内全部城市人口不超过九千万人，而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人口由国家供应粮食，在公粮征收之后，国家以如此大宗公粮供应市场，保障民食的办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没有过的。”因此，他们相信，“即令今春迟雨，只要不是大旱，则我们以为今年春荒可以渡过。即令今春大旱，则粮食的最大困难，也不在今年，尚在明年，还有时间来解决明年的困难”。[13]

从经济工作的角度出发，具体说明粮食问题的现状，让各地党政领导人明白中央对全局掌握的程度，这是陈云和薄一波等领导人分内的工作。而值得注意的是，电报中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农民吃粮是有弹性的，粮贵就会吃少，吃粗，吃稀”，却清楚地表现出作为中央一级经济工作主管，他们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考虑这类问题的侧重所在。

当年年初，中央政府即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公粮。作为共产党的政权，公粮征收规定是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的。通常情况，贫农只需要负担其全部土地常年总收益的5%～10%，中农15%～20%，富农25%～35%，地主40%～60%。[14]但公粮总的征收额却很高。政务院明文规定，中央政府征收的公粮应占农业总收入的17%，地方政府附加公粮应为15%，两项合计等于占到农村实际总收益的32%。对个别富裕农户，如地主等，“最高者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者应控制在80%以内。[15]

此一征粮比例的规定，显然是中共中央主管政务，特别是主管经济财政工作的领导人，基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现实需要制定的。他们并非不了解社会大众生存状况。政务院的文件就公开讲：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因此一切工作都要从稳定物价、恢复经济着眼。[16]陈云也如此看，但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他更多注意的却是对政府来说更具积极意义的一面。比如他也讲十二年战争的影响，而他讲的意思却不一样。他指出：“十二年战争之后，全国农田产量降低了，民间粮食的存底也薄了。但又要估计到，由于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城市人民为了减少货币跌价的损失，大多购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粮食的消费说，因为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17]

所谓主管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实就是管钱、管粮。新政权刚刚建立起来，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再加上天灾不断，灾民数量巨大，到处都在向中央要钱、要粮，陈云最缺的也是钱和粮。他这时除了当救火队长，帮助必须救助者协调调集粮食外，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各地，也是告诉中央其他领导人：城乡居民多半是能够想办法自助的，无非是“吃少，吃粗，吃稀”而已。

但是，毛泽东就不同了。作为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这时并不具体负责经济工作，他管的是更大的全局，是主导一切的政治方向和政策问题。熟悉历史的他，深知开国之初总要轻徭减赋，与民更始，不仅为赢得民心，更重要的是要让久经战争之苦的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当他发现公粮征收比重太高时，马上就表示反对。注意到中央财政部提出1950年公粮征收额要超过1949年80亿斤，达到259亿斤的计划，他即直言批评，称此一计划“包含着严重错误，应予取消”。他据此明确告诉陈云：“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至于税率，我看在三、五年内，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还可能略为降低一点。”[18]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不得不调整了公粮征收比例，并再度经由政务院公告，说明中央政府征收额度将不超过13%，地方则不得超过15%，总额下调到28%。[19]

不过，这一年秋冬抗美援朝战争就打响了，中央原先的财政预算被大大突破，为解决凭空增加的宠大军费开支等问题，中央财委马上想到了提高征收总量的办法。面对各方疑虑，陈云解释说：“增加公粮附加，征收契税，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认为，只要“加强对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的领导，并且发展农村信贷，向农民赊购，用农民的钱来给农民办事”，农民增加一些负担就不会出问题。[20]因此，1951年国家财政除了多发大量公债以外，农业税地方附加又增回到20%的水平了。[2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领导人除了相信农民口粮的伸缩量很大外，还相信如果能够帮助农民把占其总收入15%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卖出去，即还可从农民手中换回15%的粮食，这是他们当年认定可以解决新增预算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促进农村贸易，帮助农民出售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办法也确实见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粮食总产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并不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军费开支浩大，工业建设的发展促使工矿区及城镇人口在逐年增加；一方面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中央政府必须到处救灾，必须要掌握到相当数量的机动粮并储备起来。不仅如此，1951年5月，陈云还相信：土改会促进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因为，按以往老解放区的经验，“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他并且设想过国家不要搞那么多仓库，尽量藏粮于民，说“储备粮食，最主要的是靠老百姓。年成好的时候，就号召大家多积谷。每个农民积十斤就是四十亿斤，积十五斤就是六十亿斤”。[22]而半年后他就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农民分得土地，生活条件改善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多吃”。最让他吃惊的，是农民有了钱，“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结果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不卖”。1952年到1953年一年左右时间政府粮食销售增加了一百多亿斤，都跑农村去了。照他的看法，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农民“每个人每天多吃一两粮食，全国农民一年就要多吃一百亿斤”。[23]

1952年，陈云就已经注意到农民消耗粮食大幅增加的迹象，开始派人着手调查。薄一波还亲自带人去他工作过的华北老解放区做了几十天的调查，并得出了与陈云印象相同的看法。他交出的报告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24]粮食部的调查结果也证实，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不过370斤，1952年却增加到440斤，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仅此一项就多消耗了350亿斤粮食，相当于1952年粮食总产量的10.67%，比1951年国家公粮征收的总额还多。[25]由于相信农民完全可以“吃少，吃粗，吃稀”，挤出多生产的粮食给国家，故还在1952年初，陈云刚一发现这种情况就已经认定，不能让农民这样消费粮食，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把粮食全面控制在政府手中不可。他明确提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26]

为了多收粮食，中共中央相关部委其实想过各种方法，有从水利建设上设法的，有从农田耕作技术上设法的，财政部参照苏联经验，原先也通过核定全国耕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征收数额的所谓“查田定产”的办法，想以此来从农民手里找出和挤出更多可能被“隐藏”起来的粮食。[27]很显然，鉴于以公粮形式征收的农业税最多时几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少时也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几，[28]中共中央提出的任何一项计划，都需要靠财政部想方设法来筹措金钱予以财政方面的保障，因此，负责财政工作的领导人职责所在，只能竭泽而渔地用尽一切手段。而他们转经中共中央下发指示，各地负责干部千方百计超额完成中央税征收任务，也就在所难免。

只不过，这种财政观点，并不是毛泽东这时看问题的角度。不仅如此，毛于百忙之中偶得一空，注意到农业税负担问题，每每还疑窦丛生，并发出种种反对的声音。

比如1953年4月15日，财政部长薄一波正式报告，请示1953年征收农业税概算，考虑在1952年实征数348亿斤的基础上再加征22亿斤，同时并发行40亿斤的公债，以满足该年度的国家财政开支所需。[29]第二天，毛泽东就做出批示，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毛反对的基本出发点是因为他注意到当年春荒情况相当严重，较上一年来得早且影响面广得多。[30]年年发生春荒现象，且今年情况如此严重，这让他在思想上对农业税负担问题倍生疑问。为什么1952年粮食明明增产很多，前度也已经减低了征收额，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仍旧解决不了呢？在这一年春荒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不仅认定粮食税绝不能再加征数量，而且相信在粮食税征收过程中，尤其是在各地反映强烈的查田定产评定公粮征收数量的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他很严厉地批示道：“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31]

因为毛泽东的反对，财政部不得不把1953年预算中农业税方面的数额，大体仍旧维持在1952年的水平上。6月5日，经财政部上报，以政务院名义发表的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1953年的农业税税率，一般仍按1952年的税率执行。”指示特别批评了此前征收工作中“不实事求是地按照政策办事”的做法，强调凡“不实事求是地按照政策办事，无论达到或超过指标数字，或达不到指标数字，都是错误的”。指示还在事实上叫停了财政部用查田定产挤压农民手中余粮的做法，提出：“今后征收公粮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在未完成或未进行查田定产地区一般应停止进行查田定产工作，公粮征收标准可根据各地土地改革时群众评定的和历年征粮工作中初步调查的田亩产量材料，参照当地当年生产丰歉情况，并通过群众民主评议，加以调整和规定。在已推行查田定产的地区，过去定产有畸轻畸重以致引起群众不满者，需加调整，过低的可以提高，过高的必须降低。”[32]

三、毛泽东减轻农民负担的尝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毛泽东，给人的印象十分激进。从1956年反“反冒进”，到1958年“大跃进”，他似乎处处都表现得十分亢奋冒进。但如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却明显地是属于稳健派，而非激进派。包括在粮食问题和在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上，他都曾经表现得比较谨慎小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最重要的策略思想，就反映在所谓“不要四面出击”的主张上。他的基本观点很清楚：“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33]

1950年4月，毛泽东在谈及经济财贸工作时就发出过类似的指示，即提出：“不要垄断一切。”他的意见是：“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即可。[34]他并且已经注意到许多干部在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恶劣，因此特别提醒各中央局领导人说：对此必须严加整顿，否则“即将脱离群众”。当他看到河南淮阳地区征粮工作中干部硬性摊派，迫使农民卖牲口、卖树、卖青苗和四处借债的报告材料，也马上批转给各地，直至省区地市党委，要求他们高度重视这类“极端恶劣现象”的发生，“引起极大注意”。[35]

毛泽东这时对农民负担问题表现得很重视。同在4月，通过民主人士得知浙江、苏南出现灾情，他不仅去电华东局了解情况，而且还将来件批给主管经济财政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特别提出：“浙江、苏南以不征夏收（粮）为好”，“其他灾情严重区域是否征夏收（粮），亦请考虑”。[36]

5月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写信给他，对苏南三县灾情严重，当地干部“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的情况，表示颇难理解。毛得信后，也是马上去电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要他派人来京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种种情况，向中央做出详细报告。[37]

毛泽东这时已是高高在上，上述意见或表示，多半都是从民主人士或群众来信中得来然后转发并建议，他本人虽相信确有其事，但他的意见却并不都能被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主管地方工作的领导人所接受。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负责干部，对于任何来自于那些被认定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反映，更是不以为然。就像被黄炎培告状的中共苏南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对中央负责的，不管这些民主人士讲什么，其结果都是一样，我们该怎样做还要怎样做，中央是信任我们的。[38]

不过，涉及到一些一望而知必定会增加地方，特别是要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毛泽东有时还是能够反对到底的。

如前述中央财政部计划1950年征收农业税259亿斤粮食的方案，他就坚决表示了反对。他随后还将此事在1950年5月20日特别电告了各中央局负责人，说明：此一计划“超过今年实际征收额八十亿斤之巨”，且“未经中央及中财委批准，包含着严重错误，应予取消”。他特别强调说：战争刚刚停下来，一切百废待兴，“今年夏征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一点”，要给农民恢复和喘息的余地。他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就是要“少征多购”。[39]在他看来，征是从农民手里白白拿走粮食，拿得越多，就越招农民反感。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就极大地恶化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造成了苏联粮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他坚决反对多征。至于购，他认为是政府和农民互利互惠的事情。因为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买粮，只要价钱公道合理，农民肯定是愿意卖的，至少不会有被人白白拿走粮食的感觉。

基于这种心态，毛泽东对中央下发的任何涉及农民负担问题的文件也都会格外注意。如中财委1950年5月草拟、政务院准备下发的有关夏征公粮决定的行文，他就敏感地看出问题来。他为此很不客气地函询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此两件你是否看过？其中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并且说‘各大区提意见报中财部备案即可’，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40]

毛泽东所以会担心地方钻中央文件的空子，层层加码，加重农民负担，根本上是因为他早就意识到很多地方上发生的恶性事件，往往并非中央政策所导致，多半是地方利用中央政策指导上的疏忽，层层加码的结果。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权自行征收附加税，中央虽下令降低过征收比率，但政策上并不反对超额，甚至因中央财政紧张，还鼓励超额。因此，对于地方层层加码，中央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毛泽东批评归批评，类似的事情照样还在发生。

财政部一年后的总结报告即承认说：1950～1951年度各地征收的农业税，因政务院规定涉及具体税率可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订，报经政务院核准即可，结果，本年度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比去年增加了10%，新区税率比中央分派的任务更高了不少，一般超过中央所派任务的5%～20%。“今年农民负担加重不只10%，新土地改革区下层群众加重尤多。”[41]

在1951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很少再继续跟进监督农民负担问题的具体处理结果。因为，从1950年10月开始，对外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对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援外作战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两年不曾消停，毛泽东关注的重心也不能不发生了转移。但他对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提出的增加农业税和号召战争捐献的意见，还是表示了不同看法。[42]1952年上半年上述事件和运动稍有停歇，他就马上又开始注意起农民负担问题来了。

1952年上半年，在毛泽东亲自督导的“三反”运动中，他就发现各地方财政系统和军队后勤系统中太多“随意增派公粮”和“乡村的摊派现象”，各地公粮超征数目巨大。[43]对此，毛几度批示整治，中共中央基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也迅速进行了配合。故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即就新的农业税征收工作发布指示明确宣布了新的决定。即“全国各地农业税的地方附加，一律取消。今后对农业只由中央统一征收一道农业税，不再附加”。新的征收方法，应“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新解放区马上开始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7%起到30%止。老解放区1952年暂仍采行比例税制，1953年改行累进税制。[44]

政务院所规定的新的全额累进税率的征收比率从7%起可以到30%，实际征收额度并没有较此前真正有所减少。因此，问题依旧不断在出现。如1950年毛泽东曾关心过的浙江、苏南受灾应否减免夏征的问题，在1952年10月的时候又浮现出来了。起因还是陈云转来一份材料，内中提到，苏南青浦县有个小蒸乡，农民负担太重，急需解决。[45]毛泽东因此想起当年浙江、苏南受灾地区减免问题，找来薄一波当面询问后来的处理结果。薄报告称，1950年受灾的浙江、苏南两区，虽根据毛的建议当年针对具体灾区有所减轻，但次年征购时两地的政府为了把头一年的亏欠补回来，盲目加大了征购量，引发了大量农民抗议，甚至发生了自杀事件。1952年初华东局也了解到这一情况，并根据中财委的意见，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粮食。但从小蒸乡反映的情况看，这件事似并未落实。

毛泽东听后即致信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要求华东局马上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到几个县调查十几个乡，专门了解农民欠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回答退还多征农民粮食的决定落实了没有：“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他再度强调说明：“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46]

毛泽东因为从来反对单纯从经济、财政观点看问题，因此，他在面对这类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与直接负责具体经济、财政工作的陈云、薄一波等人就明显不同。一旦认识明确，他所提的解决办法就会十分爽快、彻底。与1950年他要求削减农业税任务指标，要求减免浙江、苏南两区夏征公粮任务一样，1953年春天，当他注意到一些地方灾情严重，基层政府照旧基于任务观点不惜向困难中的农民超征超购时，他的反应就是要“减”和“免”。他为此不仅严厉批评了财政部1953年度的加征公粮计划，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对所有受灾地区应该“大批减，大批免”。他并且直言提醒薄一波等人说：这次要吸取1950年浙江、苏南不彻底减免的教训，“不应再有犹豫”。[47]

1953年农业税征收政策因此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改变。政务院当年的农业税征收工作指示宣布：今后要坚决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负担政策。且“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目的在于“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48]这一新政策的实施，明显地减轻了多数农民的负担，其效果也直接反映在当年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和农民对征粮工作的态度变化上。以上海郊区为例，当年粮食和棉花耕种面积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年都要少，但是单位产量和总产量却比前几年都有较大提高。农民交粮时，也再未发生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普遍性的拖延和反抗现象。[49]

四、“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态度开始变化

不过，中国粮食紧张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毛泽东这种简单的干预得到改变。减也好，免也好，在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工业建设大量上马的情况下，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和粮食分配困难。1953年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粮食销售和市场供应就迅速出现了问题。当年夏秋，由于市场粮食供应紧缺，中共中央高层开始一致忧心粮食发生问题，要求统购统销，学苏联全面垄断粮食的倾向立即在党内占据了上风。这种情况也使毛泽东原有的农民立场，开始发生改变。

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年，五年计划第一年能否达成任务目标，对中共中央，包括对毛泽东来说，都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1953年也是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心要用10年～15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50]开始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启始之年。这一重大政治目标能否达成，第一年的头开得如何，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恰恰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鼓足干劲、信心满满之际，却发生了让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无不倍感沮丧和担忧的严重情况。这就是，原定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粮、棉的增产计划完不成了。不仅生产任务完不成，而且粮、油供应还突现紧张情势，各大中心城市库存急速下滑，国家粮食储备几个月少了40亿斤。在6月召开的中央财经会议上，与会者都意识到粮食出问题了。周恩来不得不给正在养病的陈云去电话，征询他的意见。而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都相信，问题的症结出在农民的自私本能上。[51]

就在这样一种严峻情势下，民主人士梁漱溟竟在政协常委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共进城后忽略了当年流血牺牲的广大农民，声称城里的工人与乡下的农民，如今生活几等于两重天，有“九天九地”之别。正处在进退维谷中的毛泽东听了此话不免大为动怒，抑制不住地在会场上训斥起梁漱溟来了，痛斥梁是“班门弄斧”，挑拨工农关系。[52]

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其实突显出他这时内心里的纠结与苦恼。几年来，他年年读到农村发生春荒，农民外出讨饭、卖送儿女，甚至饿死病死的报告，他也经常在设法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生活得好一点，希望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结果却总是不能解决问题。梁漱溟的批评，无疑戳到了毛的痛处。

但是，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显现出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他当时在会场上不冷不热地讽刺梁漱溟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53]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捍卫独立的过程中，农民不能得到太多照顾，这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大仁政”、“小仁政”，其实指的就是共产党人革命逻辑中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大仁政”，指的就是那个“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小仁政”，指的就是那个“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为了实现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必须牺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在共产党看来，也是一种天经地义。[54]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策选择，就是要不要实行统购统销，用牺牲农民这一“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以换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主观需要的问题。

为什么只能走统购统销的路，陈云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基于苏联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粮食产量增长无法跟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统购统销这条路早晚都得走，越拖得久就越被动。[55]

作为共产党人，陈云非常清楚这一政策选择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从阶级观点出发，农民理当是新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国家经济财政所依赖的粮、棉、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也掌握在农民手里。苏联战时共产主义采用余粮征集制造成的农民反抗，更是严重的前车之鉴。何况，他也很清楚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一旦得罪了农民，惹出了大乱子，他也承担不起这样大的责任。但他到底在具体负责中央乃至整个政府的经济财政工作，他的一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而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肯定的：“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历史上的工作经验。他提出：“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出得少一点；对农民生产情绪的影响，能尽量轻一点。[56]

长期以来，毛泽东不是不了解列宁及俄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与“小农”、“自私”、“保守”、“落后”划等号的观点。苏维埃革命时期，他也从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角度，个别时候使用过“小农经济”和“农民小资产者”的提法。[57]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过渡各项任务和目标的了解，他也特别注意讲过：“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实现社会主义及其工业化，“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对于分散的农民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58]但在过去，他对中国农民的作用和觉悟是高度肯定的，这使他很少真正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认定农民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存在着格格不入的重大隔阂。

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1953年大规模工业生产计划的启动，这是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准备迈向社会主义的重大尝试。要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像苏联那样以最快速度实现工业化，就要加速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农民很快组织到农业集体化的组织中去。很少人不明白，这实际上是在向亿万个体农民“开战”。但在毛泽东看来，却不是这样，基于以往革命战争年代的体验，他内心里还多少相信，大多数贫苦的中国农民是有觉悟的，是会欢迎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4月11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发出指示，首次明确地把粮食紧张的部分原因归结到农民身上。文件称：“粮食的生产，仍然是建筑在分散的使用旧工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产量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可能希望有飞跃的提高。同时，在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他们正在改变着过去半饥饿的状况，部分农民已能够储存少量粮食备荒。因而，农民每年增产的粮食，不可能全部或大部投入市场；这就是说，虽然粮食是增产了，但商品粮不能有相应的增加”，国家在调度粮食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困难。[59]

5月2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指示，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许多干部不关心农民疾苦，强迫命令，违反政策，过分加重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大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再度告诫各级干部，粮食供应的任务越来越重，“保证城市和工业所需的粮食供应，将是一个经常的繁重的战斗任务”，而“要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农民手中，购买如许大量的粮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办法才能办到。[60]

到9月下旬，随着粮食市场高度紧张的现象出现，中共中央已经不能不明白告诉全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粮食的需要量正日益扩大；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商品粮食需要额增长的速度。加以今年部分地区灾情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的粮食收成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粮食收购计划无法完成，粮食销量却大大增多，“这种依靠个体农民零星出售（粮食）的收购工作的艰巨性”，已经显露无遗了。国家如果不能掌握绝大部分的商品粮，市场就无法稳定，各项建设任务就无法完成。[61]

所有这一切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终于迫使毛泽东在被迫接受陈云统购统销的政策时，也在思想上部分地改变了他此前的农民立场。

10月初，毛泽东第一次把他长期以来所强调、所重视的“农民”，与列宁、斯大林笔下的“小私有制”的“小农”直接划上了等号。他在关于同意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提纲里特别写道，农村问题之底，首先就在这个“小农”问题。他开始同意下述观点，即：“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62]作为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渴望，而且认定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因此，当他注意到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与现有的这种农民“小私有制”密切相关时，那么，在他看来，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也就找到了，即必须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要把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实现农业合作化。用他的话来说，只有改变农民的小私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63]

想通了这一点，他自然也就彻底摆脱了那个“大仁政”和“小仁政”问题的困扰了。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在10月2日政治局讨论统购统销决定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举出的关于苏联成功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了苏联粮食问题的成功例子，为与会者打气。他进而在几次谈话中都肯定地说：“保护农民”是一种错误思想，迁就农民小私有者的本性，等于迁就资本主义，等于推迟工业化的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统购统销，共了农民的产，农民可能不满。但是，确保农民的私有财产，确保农民的自由，“只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他开始提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64]他特别强调说：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的在解放生产力，因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65]

五、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难分难解的矛盾

1953年底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一下子就解决了政府此前掌握不住农民手中的粮食这个大问题。最初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可以摊派，但要合理，要控制，数字不要太大，因此，中央业务领导人没有把当年度的征购指标定得太高，只订了708亿斤。然而，该年度结束一算，没有费力就征购到了825亿斤。[66]

1954年，陈云的胆子大了起来，一下子把征购任务提高到了868亿斤，最后实际征购数竟超过1953年70亿斤之多。过去征粮购粮那样困难，还动辄春荒、死人，如今这么大的增长量，有没有危险呢？按照陈云1955年的计算，完全没有危险。他说：“一九五四年，全国粮食产量约三千四百二十亿斤原粮。除去征购八百六十亿斤，折合原粮一千零二十亿斤外，农民剩余二千四百亿斤，再加上国家销售给农民约三百五十亿斤，也不过二千七百五十亿斤。按农民五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在内约五百五十斤。”[67]政府征购的粮食数额还不足粮食总产量的1／4，农民每人的口粮、种子、饲料还有550斤，这样的比例和数字，即使是毛泽东听起来，也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68]

政府通过统购统销这样容易就掌握了全国的粮食购销，显然使陈云等人对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统制的力度充满信心。他开始提出：860亿的征购量虽然是一条线，超过不容易。但从国家储备的角度，“九百亿斤粮食是国家需要的最低数目。只要不是全国大灾荒，就必须如数完成这个征粮和购粮的任务”。而且他认为达成这个目标是可行的。对于毛泽东明确主张要把征购任务固定在860亿斤这个水平上，要稳定几年不变，陈云也并不反对，因为他注意到，粮食的品种是可以变通的。1954年初，他就开始提出用高产粮食作物来解决粮食产量问题的思路来了。在他看来，北方完全可以多种一些亩产能够高出小麦四五倍的玉米和薯类作物来大幅提高粮食的总产量。[69]

从这段时间毛泽东和陈云等人观察粮食统购统销的不同角度，可以注意到，主管业务的领导人更多的还是从其业务工作任务本身，尤其是从粮食购销量控制的成功与否，来考虑问题；而毛泽东除了关心购销的成功与否外，仍旧会特别注意农民的反应和实际负担的程度。他显然相信中国的统购统销与苏联的粮食政策不一样，对农民利益的伤害程度是可以有效控制的。毕竟，征的部分保持不变，比例不高，购的部分虽然规定了农民余粮必须卖给政府，但只要政府价格合理，给农民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对农民生产生活就不会有多大影响。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从国家需要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业务领导人，在粮食问题上与农民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仅相信农民是自私的，而且每年两度紧张征购的工作任务，也决定了他们与农民之间那种旷日持久的争夺战状态。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与需要，他们非想方设法控制和决定农民每一粒粮食的去向不可。因此，统购统销政策，从开始就有一个“多购少销”的方针。一方面，粮食单位产量难以迅速并持续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每年用于发展建设需要的粮食总量却必须较快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就连陈云也清楚地讲，统购统销后，政府对农民粮食问题的一项主要政策衡量标准，就是要保证缺粮的农民“不会饿死”。[70]

靠各级政府用行政手段，“多购少销”，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限制到最低点，真的不会饿死人吗？当然不是。多年不搞统购统销，光是征粮购粮都会闹出人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乃至各级政府怎么会不清楚强行统购统销可能加剧这类危险呢？只不过，在陈云看来，实际上几乎所有党政领导人也都相信，发生这种乱子，主要还是下面的干部强迫命令，甚至是违法乱纪造成的。而当年各种群众来信以及记者的报道，似乎也在证明这一点，没有人相信政策出了问题。

各地统购统销实行伊始，就已经在各地广泛地造成负面新闻了。但所有报告和报道，无一例外地都把问题归结为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华东局开始贯彻统购统销指示两个月后就通告各省、地、市、县委，说明统购统销刚刚开始，已经发生因干部违反政策导致大批死人的事件了。如“山东发生自杀事件十三起，安徽发生自杀事件十起十二人，福建自杀了两个人，江苏射阳县有一个党员刘士祥也因被强迫带头卖粮而自杀了”。通告指出：多数农民自杀都是“由于干部作风不纯，工作上简单从事或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所造成”。[71]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类似现象一直存在，不搞统购统销在农村也总在死人[72]，突然来一个统购统销，谁都相信乱子会更多一点。因此，这一类报告或报道几乎没有引起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

需要了解的是，在整个统购统销政策制定和推行的最初过程中，还没有显现出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人的迹象和危险。因此，也没有人想到把农民的口粮克扣太多，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春荒、夏荒，最终引发严重饥荒。之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一是因为无论年成好坏，春荒年年都发，死人的数量并不很多，自民国以来大家已经见惯不怪了；二是从中央高层的角度，几乎都相信只要统购的总量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保证每个农民每天能有一斤左右的粮食吃，过惯了穷日子的中国农民弹性很大，完全可以“吃少，吃粗，吃稀”，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不会饿死”；三是因为统购统销开始实行时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农民对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还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还可以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田头地角种一点杂粮或蔬菜，甚至会在政府征购时打埋伏，因此，即使出现过度征购的情况，一般也不容易发生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比如，如前所述，在统购统销开始的第二年，即1954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就发生过过度征购的问题。那是因为头一年征购任务完成得十分容易，陈云等将第二年的征购量提高了70亿斤。虽然这一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严重水灾，许多粮食产区严重减产，他们也没有着眼于降低征购和减少库存来解救灾情，反而在保持征购总量的情况下，进一步向非灾区加派了20亿斤征购任务。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粮食收获及品种都很不平衡，此举自然加大了许多原本就已经深感困难的非灾区农民的负担。结果，从1955年初开始，各地农村便先后发生了大面积春荒的情况。从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头半年多的报道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恐慌和困难程度之大。该刊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粮食紧张、统购统销工作逼死群众、农民大量宰杀耕牛、向农村返销粮的数字难以控制，和各地农民出现大量病饿及弃婴、溺婴之类的报道。[73]

因为并未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陈云等领导人并没有因为春荒严重就意识到粮食征购量出了问题。他们甚至相信，关键问题是粮食销售没有控制好，尤其是在农村有“许多不该销售的也销售了”。因为，从数字上看，1954年单独销在农村的粮食就有320亿斤，按每个农民缺粮100天，每天缺粮1斤算，这个数字足足可以供应3.2亿农民。陈云显然认为这样的销售量是不正常的。他坚称：要说“我们农村的缺粮人口占五亿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多的，其中必然有不该销而销了的部分”。[74]

据此，这时已来到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也得出结论说：政府购粮一点也不多。他为此首先尖锐批评了自己原先所在的河南省，说：“今年粮食情况极端紧张。特点是：来得早，面很大。现很多省份将本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快销售完了。然而问题仍越来越严重，总之，是很不合理的。现我们计算，几乎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靠国家供应粮食，每天计一斤或者十两。无论如何，这是很不正常的。正如前段估计的，余缺没有算清楚，有粮也叫，无粮也叫。”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不加分析地帮着叫缺粮。[75]

当然，他们并非不了解农民因统购统销对政府十分不满，也清楚“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他们也承认：“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76]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和中央没有关系，有问题也多是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造成的，是因为地方没有严格掌握中央的统购政策和统购指标，或层层加码，或盲目超购所致。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对卖粮过了头的，销售指标给得少的地方“搞统购补课”，即个别解决超购退还的问题。[77]

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财政部拟定的1955年度征购计划，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50亿斤，超过1954年原计划将近100亿斤。这个数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各地政府的反对。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到1955年2月底中央财经会议上，仍旧维持了900亿斤的高指标，而这还是超过1954年30多亿斤。这次会议通过，并得到国务院认可，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的方式发布的文件却宣布说：“中央认为这个指标是适当的。一定要看到，确定本年度征购九○○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一个“减轻了”的收购任务。文件称，征购数量减少了，国家粮食销售的数量也必须相应缩减。会议要求，1955年度的粮食统销数量要比1954年的粮食销售量还要减少20亿斤。[78]

1955年明明已经发生了严重春荒、饿死人和粮食高度紧张、社会极度恐慌的情况，主管经济和业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发生与粮食征购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这时反映的种种意见，他们也多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于普遍出现的要求增加粮食供应的种种声音，一些领导人中间还形成了一个明显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用语，叫“闹粮”。实际上，哪怕是稍微注意一下中央内务部几年来统计上来的并不全面的春荒数据，也不难发现，和1953年底开始统购统销之前相比，统购统销正在使农村春荒缺粮的情况日益加重。到1955年，全国逃荒的农民已经是1953年的3.5倍，是1954年的2.5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1953年统购统销还未实行的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只统计到263人；1954年就增加了200多人，增至475人；1955年已猛涨到1477人；1956年更破纪录地达到10012人了。[79]

对于1954年多购70亿斤粮食，导致1955年全面粮食恐慌，“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则敏感得多。他当年就对中财委和财政部1954年的征购指标提出了批评，后来更不止一次地指出，1954年共产党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80]

毛泽东发现粮食征购出了问题，除了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外，主要还是通过民主人士的来信。

1955年3月中旬，黄炎培即函告，他家乡有人来反映农民特别苦，说干部作风不好，总是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而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下田都没有力气。毛泽东已通过内参多少意识到征购工作中有问题，故回信委婉地接受了黄的意见，并安慰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81]

4月26日，黄炎培又告毛泽东，最近收到各地人民来信很多，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已选取可靠性较高的几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四小时，但陈云并不十分赞同黄的看法。毛泽东见信后仍未否认存在问题，只是告诉黄称：“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是会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82]

5月中旬，黄炎培转来民主人士彭一湖反映他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政府查田定产导致粮食统购问题很多的信。信中说，当地政府把产量定得过高，留给农民的口粮太少，再加上区乡干部强迫命令，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不接受意见，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农民连猪也养不起，副业也没办法搞了。黄炎培同时附信给陈云，针对前次谈话中双方关于下面闹粮者真缺粮还是假缺粮的争论，说明了他的看法。信称：“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83]

毛泽东这一次终于变得比较重视了。他先是将黄炎培及彭一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杨赶快把信印发给次日还在京参加15省、市委书记会的与会领导人，以便他们能把信带回去对照各地情况研究处理。接着他又要全国人大秘书长彭真把黄炎培和彭一湖的信分别印发给人大、政协在京各常委参考。[84]

5月28日，针对彭一湖来信反映的情况，也注意到《内部参考》和其他群众来信中提到的各地缺粮、闹粮情况，毛泽东专门致电各地领导人，要求他们迅速派人具体查清去年定产高低情况，农民中真缺粮者有多少，叫唤缺粮、实际不缺粮者有多少，农村到底需要供应多少粮食，一年到底缺几个月粮食，每个月要多少才够？[85]

由于知道靠地方党政部门的汇报未必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又不敢完全相信民主人士的倾诉，在苦于得不到第一手可靠的调查资料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委托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回家乡去做调查。读到河南籍战士们写回来的调查报告后，他一一批注，将发现问题的报告专门批示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要吴派人去检查那些存在粮食问题的乡村。[86]

事实上，在收到黄、彭等人来信和转来的其他信件后，毛泽东就已经认定1954年征购过多，农民负担过重了。他因此找到陈云和薄一波等，明确指出1955年春荒严重及各方人士，包括农民人心惶惶的原因，就在于1954年多征了70亿斤粮食，把统购统销的名声搞坏了。因此，他明确要求中财委及财政部重新修改此前通过的1955年度的统购指标，要从900亿斤降到800亿斤，最多820亿斤，而且要向农民承诺“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保证这一征购额度三年不变。[87]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云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承认错误，但是很快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重新调整了1955年度的粮食征购指标，把1955年度的粮食征购量从原订900亿斤，降到了864.5亿斤。[88]一个多月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委婉地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去年“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但他同时还是坚持认为：春季全国出现粮食供应紧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说因为“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叫喊缺粮的和大量排队去买粮食的，“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只有“极少数是缺粮的”。[89]

很明显，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但他依旧坚持不同意陈云在6月全国粮食会议上宣布的864.5亿斤的征购数字，坚持要压到800亿斤，最多让到820亿斤。经过反复交涉，双方各让一步，于8月初达成了1955年度征购830.37亿斤的数字，并承诺“三年不变”。[90]

实际上，毛泽东1955年的主要工作重心并不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上面，而是放到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去了。正像薄一波所说，被迫实行统购统销之后，中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意识到，粮食问题已经不是靠政府与无数个体农民讨价还价所能解决的了。大家都相信，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只有走苏联式的集体化道路。[91]

从1953年毛泽东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就明确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关键靠两条，一是要有几千个国营的大工厂，一是要实现农业合作化。[92]这一年夏天，注意到合作化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注意到已经建立起来的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了[93]，毛泽东马上就又开始对中国农民的政治觉悟抱有信心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宣布说：中国粮食产量跟不上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尖锐矛盾，我们已经找到根本解决的办法了，那就是农业合作化。“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94]在他看来，合作化运动的迅猛推进，本身就证明了他过去的看法，即中国农民是有觉悟的，合作化能如此快速地搞起来，粮食问题也就能加速解决了。

六、毛泽东：逐渐告别“小仁政”

1955年秋到1956年初，是中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在农民粮食问题上迅速转向激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党内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宣称：“如果我们不能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他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这不是小农经济所能实现的，必须要实现大规模的农业。他显然认为苏联当年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替代的，因而特别强调称：“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95]

一旦认定农业合作化能解决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和粮食增产问题，毛泽东便又高度兴奋起来了。在他全力推动下，中共中央很快就专门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基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重要考量，和各地上报的合作社进展速度，会议把原定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一举缩短到两年半，主张全国大多数地区届时就应该“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96]注意到有的省份在农业初步合作化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农业增产规划[97]，毛泽东随后还乘火车跑了几个省，召集十余省、地委领导人拟定了一个《农业十七条》，进一步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争取“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把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建成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以便在此基础上，“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98]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毛泽东在年底时专门有过解释。他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99]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粮食最高年产量是3000万斤，增加百分之一百就是6000万斤，增加百分之二百就是9000万斤了。

1956年初，依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再度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等人搞的那个《农业十七条》，形成了题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决议。内中明文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地区，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地区，要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要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乘上《纲要》要求的耕地面积，可知毛泽东希望的不是增产百分之一百，而是百分之二百，即9000亿斤～10000亿斤。相比之下，农业部此前在讨论时提出的增长一倍，即达到6000亿斤的雄心勃勃的设想，反而还变得保守了。[100]这也足以可见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景，抱有着怎样一种想象和期待。

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集体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彻底剥夺了农民个人的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便利了各级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其劳动并获取其产品。反过来，一旦被“组织起来”，受到为政府服务的各级干部的全面控制，无论征粮、购粮，包括购粮所得，都成了受干部支配的“集体”的事情，与农民个人毫无关系，农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用于维持生存的口粮数都要听从层层政府的计划和安排了。如此一来就埋伏下一个极大的危险，即一旦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支配权，原本就处在饥饿边缘的农民，将再无应对灾祸的能力。任何天灾人祸，随时都可能构成亿万农民家毁人亡的巨大风险。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从此就被这个“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完全冲昏头脑，一心只想着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亦即征购量问题去了呢？也不是。

1956年春天，毛泽东开始用心研究经济问题，并写下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中他又特别讲到1954年～1955年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强调：“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他写道：“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101]他再次指出：幸亏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102]

除了再度强调粮食征购必须充分注意调查研究，不能超征超购外，他还特别提到苏联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犯过的错误，反对过度剥夺农民。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明白主张：我们不能光考虑国家的利益，而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03]

由此不难了解，即使在头脑昏昏的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一旦发现农民口粮出了问题，也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予以重视并想要去解决的。只是他太想创造历史奇迹了，因而太执着于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迷思了，而他对全局的了解又离不开那些专注于业务和习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各级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很难发现问题，偶尔看到了一点迹象，想要采取一些措施，也犹疑不决。要么怕泼了“大跃进”的冷水，要么对农民的生存能力严重错估，因此，他的干预或询问基本上于事无补。

如1958年5月下旬，他读到中央警卫团山东籍干部队队员李宝森等人反映家乡农民严重缺粮的资料，当即就批给了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指示：“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问一下情况。”他并同时将材料送给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要他将材料立即印发给正在北京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的到会人员，以引起各方重视。

和此前的情况一样，谭震林也确实抽时间找了李宝森等人，并回复了毛泽东。然而他的意见是：“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100斤，饲料200斤，余粮100斤。”[104]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如果这个数量的粮食真能落到山东这些农民手里的话，他们每天最多也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他们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

毛泽东也好，谭震林也好，都是农民出身，不可能不知道每天只有区区几两粮食，这对于需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见惯了贫苦农民吃糠咽菜，认为农民会自动调节有限的粮食，“吃少，吃粗，吃稀”，饿不死，故不仅谭震林相信农民“一般说是够吃的”，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再提出质疑。在那个几乎人人头脑热得发昏的时候，谭震林所谓“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的说法，恐怕也正是这时全身心关注“大仁政”的毛泽东所想的吧。

参考文献、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3～254页。

[2]这种农民立场，最典型地反映在1949年中共中央进城前毛泽东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当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尽快占领上海等大城市，以便建立政权和为党确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米高扬：在上海等大城市，大多数工人觉悟不高，共产党影响很小。但“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的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觉悟高得多。”见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6页。

[3]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叙述成果甚多，最具代表性的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较具学术性的研究或着眼于制度实施，或着眼于地方，如杨乙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葛玲：《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等。

[4]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266页；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245页。

[5]陈云：《统一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4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A101/1/32/1-5。

[6]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1950年4月13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2页。

[7]有关西南各省征粮一度逼成民变的情况，可参见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在靠近中心城市的上海郊区，农民因不堪重负而自杀或反抗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可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8]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几年粮食总产数字的说法基本统一，征购、销售数字说法五花八门。作者因未直接看到杨继绳引用的粮食部的文献，故表3内尽量比较和使用后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比勘当年或隔年中共领导人报告讲话中的数据。当年领导人报告的征购数字，基本上都是指贸易粮，而现有的粮食总产量数字，都是原粮，为便于比较，表3中都统一换算成原粮。当年领导人报告的数字与改革开放后个别当事人，如薄一波依据档案资料引用的数字，也会有出入。如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粮食年度，陈云当年报告的数字是865亿斤；薄一波回忆引用的数字是784.5亿斤。薄一波自己使用的数字也不尽一致的地方，如他说明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为547亿斤（应为贸易粮），同时说该年度国家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25.7%（算下来相当于660亿斤贸易粮）。比较前后征购数额，表3中暂用后者。

[9]《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插话》（1959年3月28日）。

[10]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8页。

[11]《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出版信息不详，第208页。

[12]有关合作化运动中不仅生产资料作价充公，就连农民的一些生活资料也被强行充公的情况，在许多合作化运动史的研究著述中都有介绍。参见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536页。

[13]陈云、薄一波：《对一九五〇年春夏是否发生严重饥荒的看法》（1950年3月20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96～101页。

[14]《华东区农业税征收通则》（1950年2月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15]《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1950的2月28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4、50页。

[16]《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4月1日）。

[17]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1950年4月13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79～80页。

[18]转见陈云：《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1～97页。

[19]《政务院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1950年5月30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50页。

[20]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1950年11月15日、27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8～107页。

[21]《政务院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1951年6月21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191页。

[22]陈云：《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1951年5月1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27、129页。

[23]陈云：《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2年1月15日）；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46、194页；陈云：《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上的报告》（1953年9月8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450～451页。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7页。

[25]1951年国家征收公粮总额规定为250亿斤，实际征收为277亿斤（粮食部计划司资料为299亿斤）。参见陈云：《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19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381～385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5～257页。

[26]陈云：《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2年1月15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44～150页。

[27]《财政部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1950年9月1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95页。

[28]参见《1950年财政工作总结及1951年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51年3月30日）；《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1953年2月12日）；《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954年6月17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159、388、472页。

[29]《中央财政部关于1953年度农业税概算的请示报告》（1953年4月15日）。

[30]可参见表1。

[31]毛泽东：《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1953年4月16日、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2]《政务院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1953年6月5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96页。

[33]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页。

[34]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35]毛泽东：《关于春耕、起草土地法草案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4月28日）；《中央转发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报告的批语》（1950年9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15、502页。

[36]毛泽东：《关于夏征问题给陈云、薄一波的批语》（1950年4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16页。

[37]毛泽东：《关于让陈丕显报告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的电报》（1950年5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38页。

[38]如毛泽东对浙江、苏南减免夏征的提议，和转达黄炎培认为苏南征粮工作有偏差意见，中财委和苏南区党委事实上均未采纳。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0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7页。有关黄炎培、柳亚子等上书毛泽东，包括去苏南实地考察在华东局和苏南当地碰钉子的情况，可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39]《毛泽东同志关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应亲自抓紧财经工作的指示》（1950年5月2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3页；并见陈云：《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94页；《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5月25日）。

[40]毛泽东：《在中财委关于新解放区夏征公粮决定上的批语》（1950年5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76页。

[41]《财政部关于1951年各地农业税税率向政务院的综合报告》（1951年11月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250～253页。

[42]参见毛泽东：《对薄一波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1951年5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43]参见《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1952年4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6～427页。

[44]《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1952年6月16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294页。

[45]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8页注3。

[46]毛泽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给谭震林的信》（1952年10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7页。

[47]毛泽东：《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和农业税的批语》（1953年5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48]《政务院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1953年6月5日），载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395～396页。

[49]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50]有关毛泽东开始提出用10年到15年时间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经过情形，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编后记”，第692～693页。

[5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56、363～364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842页。

[52]转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

[53]转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20～23页。

[54]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各种政策指示中，特别多地在强调摆正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指示》（1953年7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和年终双薪问题的宣传指示》（1953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中加写的话》（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1953年8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91～292页注2、第295页、第308页注1。

[55]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89～193页；《陈云传》下册，第1618页。

[56]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194～197页。

[57]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3页。

[5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82、1483页。

[59]《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53年4月11日）。

[60]《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5月25日）。

[61]《中央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1953年9月25日）。

[62]毛泽东：《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1953年10月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82～385、357～358页。

[63]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64]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11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468页。

[65]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统购统销宣传要点稿的修改》（1953年10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79页。

[66]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0～652页。这是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

[67]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0～652页。

[68]见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69]陈云：《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4年2月）；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86～588、610～620页。

[70]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37～538页。

[71]《华东局关于防止粮食统购统销中发生强迫命令的指示》（1953年12月26日），浙江省龙泉县档案馆藏，1/1/127/20。

[72]即使在上海郊区这种政策掌握相对较严的地区，1950年～1952年每年都因秋征发生严重死人事件。仅1952年秋征就连续造成农民被迫自杀数十起，被救活42人，死亡24人。参见黄金娟：《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

[73]《山东部分地区大量宰杀耕牛》；《辽宁省购粮中区村干部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甘肃省粮食统购计划没有完成，茶叶、棉花供不应求》；《湖北省灾区耕牛已死亡9万多头》；《江苏省控制中央等地粮食统销数字有困难》；《近两个月来四川省耕牛死亡三万头》；《浙江省粮食统销量日益增加》；《陕西省入冬以来共死大家畜一万一千多头》；《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30起》；《黑龙江省双城县牲畜跌价》；《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逼死群众133人》；《江苏省灾区群众弃婴、溺婴情况》；《广东各地春荒日趋严重》；《浠水县春荒发展影响春耕生产》；《粤东地区发生春荒》；《安徽省断炊户增加》；《晋北部分农村春荒严重》；《湖北省非灾区春荒发展》；《山西省沁县部分农民缺口粮》；《四川省部分山区和丘陵区春荒严重》；《目前盲目流入鞍山市的农民已达五千多人》，载《内部参考》1955年1月3、4、15、18日，2月1、7、15、16、17、23日，3月2、8、15、17、22、24日，第1、2、23、28、35、36、37、42、48、53、59、61、65、67等期。

[74]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19页。

[75]李先念：《就粮食销售问题给吴芝圃、杨蔚屏的信》（1955年4月16日），载《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7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77]陈云：《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5年2月），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586～588页。

[7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1955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78、79页。

[79]见前文表1。

[8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81]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3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2]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4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95页。

[83]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19页注3、注8。

[84]《毛泽东关于印发彭一湖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1955年5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18～119页。

[85]《中央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的通知》（1955年5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8～139页。

[86]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农村情况调查上写的文字》（1955年7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08～211页。

[87]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1955年7月29日）；毛泽东：《关于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批语》（1955年9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30、337页；转见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9～650页。

[88]陈云：《限制征购任务，压缩粮食销量》（1955年6月16日），载《陈云文集》第2卷，第649～650页。

[89]陈云：《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1955年7月21日），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249～250页。

[90]《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3日）。

[9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363～364页。

[9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7页。

[93]转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6页。

[9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页。

[95]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

[96]《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302页。

[97]《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1955年10月6日）。

[98]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7～509页。

[9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

[100]《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524页。

[10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

[10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页。

[10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30页。

[104]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0页。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始末
　　雍正上谕：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曾静供词五条：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曾静供词二条：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雍正上谕：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曾静供词二条：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雍正上谕：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附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广西巡抚金奏折三条：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雍正上谕：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雍正上谕：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雍正上谕：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雍正上谕：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乾隆上谕：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始末

雍正六年秋，湖南永兴文人曾静，遣徒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九月二十五抵西安，次日上午，当岳钟琪正乘轿抵总督署衙门前时，张熙手捧书信拦轿阻道，声言要亲交总督岳钟琪，并有要事与他讲。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天吏元帅岳钟琪”，岳甚为惊奇，随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走进密室，拆书细读。这封策反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承认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民人。原信从未公开过，但从以后的审讯口供和《清文字狱档》中记载，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帝是满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清朝历经“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号”，这是夷狄”统治带来的恶果，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二、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的罪状，根本无资格当皇帝。三、指责雍正是用阴谋诡计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反清愤忿，一触即发。四、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适时地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

岳钟琪才平息了疯子卢宗汉持同样理由的谋反事件，又碰到张熙投书策划谋反，于是当即向雍正帝如实地上了奏本。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开始担任武职军官，后因在云贵边陲屡建战功，于康熙六十年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罗卜藏丹叛乱立大功，授封三等公、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七月，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这个职位重要，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满族八旗要员的专缺，岳钟琪获得破例提升。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说：“怡亲王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岳钟琪接到张熙投书三个月前，成都人卢宗汉在大街呼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这个举动使岳大为恼火，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尔后正式上奏朝廷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提出引咎辞职。雍正说这是蔡、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并说：“多年来，曾在朕前密参的谤书有一箧之多，可朕从无理它”。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但岳钟琪与皇上帝的关系不协调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四川、湖南民间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皇上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皇上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这总督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很多不是之处。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权在握的汉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则又认为他是忠义爱民而又反对雍正暴政的岳飞后裔，把反清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使岳钟琪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试金石。二今见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岳钟琪，书信内容有“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加上前因后果，使岳钟琪像骨鲠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审讯，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岳钟琪要秘密审讯，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的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导演的假戏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张倬于是将他恩师和平时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

　　“惟知有国，不知有身。”

　　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第，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授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占有不平等，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曾静著书说：“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以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雍正帝自登基以来，常处于如履薄冰的险境，所以他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在他面前倒下。几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集团；打击了允、允争夺皇位的势力；严加惩处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诛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铁血皇帝”。雍正帝不仅是宫廷政变的高手，而对驭驾重臣也有新的创造。他为稳定西北，不让边陲要地出纰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钟琪封官许愿，发誓赌咒。使岳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雍正帝早已觉察到，张熙投书谋反案，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特别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张熙供称吕留良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曾静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专门到吕留良后裔家坊求遗著手稿，吕留良的儿子将乃父遗稿交给张熙，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完全有资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为浓厚。当曾静派张熙投书时，行李中尚有抄录吕留良的诗文手册。曾静、张熙同吕留良的高足徒弟严鸿逵交往极其密切，由反清思想变为反清行动。三雍正帝不仅察觉此案非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帝分析，这些谋反言行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塞思黑（允）、允、允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雍正将被打倒在地的同父异母皇八子允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改为名为塞思黑。阿其那满语为狗，塞思黑满语是猪，可见雍正为争夺皇位，不惜将其同父异母兄弟当做狗猪对待，其性格刻薄枭乖可见一斑。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

　　“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认识到思想犯更比现行犯危险得多。那曾静见势却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于是，雍正将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犯连结起来，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分编整理，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尽管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继承乃父衣钵的吕葆中也已魂归西天，也难逃口诛笔伐和刨棺戮尸的厄运。吕留良（公元—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少年时博览群书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企图反清复明。清顺治十七年，参加科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始悔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与同乡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结识，使他反清思想更为坚定。他决心不参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与官场来往。隐逸山村，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闭门著书授徒。康熙五年（公元年），他根据读书士子要求，选评历代八股文要义，辑评注释，成书为《时文评选》，刊刻发行后，流行极广，远近闻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络绎不绝，被誉为“东海夫子”。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次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吐血满地，索性削发出家当和尚去了，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诗》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

　　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吕留良的基本理论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尊君卑臣，反对官重民轻，反对清朝满族统治。这些基本理论同清朝统治者要求大相径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责。雍正说，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更不忍写出来。因而雍正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静的谋反案，逐章摘句的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消除反清排满思想。与此同时，雍正不失时机地穷打猛追允集团的残余势力。他清楚知道允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窥探时机，以求反扑，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d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

　　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听后说：“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据审讯曾静时，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词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

　　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问非所答。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允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诛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凡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集团亲信党羽，同样“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紧紧抓着发配远境的允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集团势力找到借口。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四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案。而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诛连的依律处斩、杖毙、缘坐和发配等严刑惩处。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谋反人凌迟处死，即是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帝力排众议，他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如何能暴露无遗？“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

　　这样去看问题处理问题，那曾静、张熙等人还是有功劳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决定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并说：“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处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帝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旷世大著，因为它能使人人都“觉迷”起来，紧跟雍正走。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以便随叫随到听候遣使，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雍正年间最高水平。雍正对吕留良文字思想犯处置与曾静谋反案却大相径庭。其诛连数之多，刑惩之惨酷，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贼吕留良，凶顽悖逆，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有，于今又见。……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

　　于是下令将已死去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祸，其例很多。车鼎丰、车鼎贲平时有较强反清复明思想，他的兄车鼎晋，因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意谓清朝统治者不识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国政。有一日，车鼎丰与弟鼎贲喝酒，酒盅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表示酒已干了，说：“大明天子今重见”，鼎贲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取壶、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不满。后二人都被吕留良文字狱案所诛连被处斩刑。哥哥车鼎晋终日惊惧万分，忧悲成疾而死去。据《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此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是：“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诀。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雍正驾崩后，皇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将雍正《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

　　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若如你所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禽兽之族，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

　　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为而为也，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使民至此，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犹或洞鉴。只为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

　　弥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诋杨朱、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是中国岂无夷狄，要荒岂无圣人，至于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更不待言。弥天重犯识浅见小，未曾经历，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无及。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前供就人而论，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循环无常，不以地限。而后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以今看来，益觉自信无疑，悔罪无及，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概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语。

　　从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正所谓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者也。天与人归，懋昭大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若谓乾坤反复，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回，即灭不旋踵。是岂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皆无可奈何，而人力竟可胜天乎？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乃敢于诬诋上天矣。曾静，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知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是尊贵天位之语。到今日看来，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固己共信为圣神之极致。我皇上御极以来，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惬于民心。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于何。有以是酿成大恶，身陷乱贼。直到旧冬，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然耳虽闻圣德，心虽服圣教，目实为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

　　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所过都邑省郡，自野及市，历人历境，不知凡几万千。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休养抚育，励精不倦，为从古所未有。何以民心爱戴，休徵齐著，天眷隆笃至此，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无地自容，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至若谓“中原陆沉”以下等语，总因错听谣言，错解经义，一个病根，一路直错到底。今日虽万死万剐，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朝。但本朝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衰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不通世事之愚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谣，要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皇上以抚育为心，举一世而涵濡之，岂愿其有此。得圣谕点化，更觉分明。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偕亡之愿”等语。这呼号怨恨的确是何人？确在何地？确有何被虐之事？确有何愿丧之情？须一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这等呼号的，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己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丰盈，偶尔被水，觉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皇上赤子，必帑赈济，存留者虽沐恩惠，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其逃于外的，间有呼号。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故有此语。其实寒暑怨咨，何伤天地之大，况沐恩者久，且多未遍者，暂而少不获安业者，以湖南计之，不过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计之，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此个缘故，到今方知。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等语。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者，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为其臣子也。且曾静狂言，以《春秋》大义自居。其逆书有云“人臣之择主，如女之子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是以失身再醮”等语。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而再醮之人矣。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称功颂德，乃钦差讯问时，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未知曾静之心，仍欲臣事岳钟琪乎？抑愿臣事本朝乎？如愿臣事本朝，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设岳钟琪为曾静鼓惑，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抑为匪类也。可一一讯问，令其逐条供明。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加以闻见狭隘，不知本朝世德之隆，得统之正，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所以上书岳钟琪。种种悖谬，直是痛悔无及。盖人臣之择主，固如女子之从夫，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笃生圣神之世，而事圣神之君，正如皋夔之事尧舜，伊周之事汤武，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己者。固万无可叛之义，亦决无或叛之心。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不惟自昧君臣之大义，而并劝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蚁，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报，而腼然人面，直匪类之不若也。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国难，而李贼猖狂，中原涂炭，毒逾水火，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较之汤武，昔尝为夏殷诸侯，而临时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顺，神武而不杀。弥天重犯得闻此义，始如坠深渊，而痛哭追悔，万死莫及。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抚惜到京。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沿途目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且当身亲被，又有几多破格恩典，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居以广厦，给食赐衣。

　　弥天重犯生长山陬，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曲谅民难，哀矜民隐，竟及于极恶重囚，万死莫赦之徒，直至如此。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顽石无灵，亦当翻然感化。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得免乱贼之名，万一误见听从，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岳钟琪之守正，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只痛恨谣言之害人，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然犹幸到今，尚得接天语下诘，省悟以翻身，纵不敢望苟免幸生，得为圣世之民。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是即为圣世之鬼，亦所甘心矣。至若奉岳钟琪为君，而己为其臣子，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乃是见得礼经，自诸侯以下，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未即输身归顺，总之大义既错，罪在恶极，一路皆错，尚有何是处可言。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自伤欲为圣世之民，而不可得。至于臣事本朝，乃天经地义之当然，又曷尝自即于匪类乎。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明亡之恨”等语。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况我太祖创业以来，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直到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数日乃归。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岂不易如反掌？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释忿。屡欲与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望风逃窜，席卷长驱，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所过残破，明朝糜饷百万，曾不能少抗其锋。贼兵一至城下，长驱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万万不如流寇甚明。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其志方张，精锐之锋未尝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而我朝兵威甫及，如摧枯拉朽，只经山海关一战，流贼即亡魂夺魄，奔逃溃败。由是而论，我朝之兵力声势，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设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贼之摧残乎？惟以仁义为心，不肯代有其国。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怀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曾不反心自问乎？你还有何说？

　　曾静供：这个源头，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盖因失父太早，独居山僻穷陋者，已数十余年左右。附近不惟无史册可以借观稽考，而乡党邻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直至旧冬，闻大人之说后，又得仰读圣谕，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直驾千古莫媲，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力，即在当时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盖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荡废不举，纲纪颓然倒坠不整，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荒淫纵恣，无礼无学，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贼党，四起为敌。在外官兵望风而靡，所以贼得长驱，直抵京师。当此之时，生民流离困苦，残杀惨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关，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息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求除寇安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观兵孟津，以冀纣恶之改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亡魂夺魄，溃散奔逃，扫荡廓清，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如睹父母。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抚临天下，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由是看来，汤武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名正言顺，明臣、汉人皆感激深切，乐为效力致死者乎！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语。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几不欲生，而且蒙恩高厚，更觉无地自容了，复有何说。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隐。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d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

　　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从子光斗过宁远县任所，带得一个稿本来”等语。这刘先生是何等样人？是何名字？他的从子光斗，于今现在何处？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样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即今案内解到之刘之珩，从子刘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住。《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的，其中专言物理，并没说别样话。书亦不多。因刘之珩原任在永兴县做教谕，弥天重犯做生员时，曾经接见。后于雍正元年刘之珩丁父忧，遂回归岳州府安乡县居丧去了。到服满起复，改补永州府宁远县教谕。有从子刘光斗，自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问伯父刘之珩，路从永兴县过，弥天重犯见他带得《格物集》，故写在《知新录》内。前在长沙，这《格物集》已经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进呈矣。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世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

　　又云：“仰观三代，天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等语。这敬卿、景叔丧心病狂之语言文字，岂人所可当。而云：“不是抬高师长的大话，实实见的如是。”是你自承认担当莫大的人物了。“天聪明，乾位九五”，这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么？且你如何乘运起来，你须将敢于担当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供出。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目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

　　又云：“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等语。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曾静但知肆其狂悖之词，而不知其自相矛盾。《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可问曾静是如何讲。且《易经》言：“信及豚鱼。”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乎？即如曾静之叛逆肺肠，真禽兽不如，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鱼之感格否？着他据实说来。

　　曾静供：天下一家，万物一源，此两句是从本心出的话，不杂外诱，不被人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理尚无窒碍。至若后面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语，总因误听人言，错解经旨之所致。所以自相矛盾，以至于此。岂知《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原兼人物而言之也。盖为人心广大，原通天地，天大无外，人心之大亦无外。凡天下之大理所贯，气所通，皆在人心胞与之内。是以圣人在位，举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远，皆涵濡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复其性，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亦为中外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所贯通，无一处不到耳。岂同然并生于天地之中，齐在覆载之内，而为人有中外之分乎？弥天重犯从前醉生梦死，强分中外，今日蒙皇上旨意，发明此章道理，至明至当。弥天重犯到此实实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之非。至于《易经》所载信及豚鱼等语，弥天重犯自幼亦曾读过，既有此等诬天的说话，当时何不把这信及豚鱼等经文取来印证一印证，而竟狂悖率意，写放纸上，这就是天夺其魄了。今蒙皇上开示到此，弥天重犯便是豚鱼，亦当感格，何况人性未泯，尚有知觉乎。总之，山鄙无知，眼光小，胸次隘，道理不经点破，终看不出，今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德感孚，方得省悟。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

　　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庠，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余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见，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到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下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御戎狄，当日愚陋无知之论，诚如圣鉴，所谓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之说。岂知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明以天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弥天重犯到此乃得如梦而初觉，深愧从前妄论，极为愚陋无知。而且感服我皇上聪明首出，神睿无微不昭，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远，何义不精；学问精神，卓识超越，虽极帝尧之钦明，大舜之睿哲，不是过也。弥天重犯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圣朝宽宥，稍缓寸磔之死。然自知负罪弥天，无颜得立于世，久为天地所不容，尚有何地何国可以潜处，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蝼蚁之命，负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余息以图报无疆之大德于万一耳。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你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曾静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说话，总因生平未到外面走过，并未接见一个外境人，兀坐山谷中，意想中外华夷之分，大约是如此，遂不觉狂悖，写放纸上。直至旧年到长沙，今年奉解来京，一路见得政教美盛，万物得所；复又伏读圣谕诸书，章章经天纬地，句句理精义透，不觉惊魂夺魄。始知天地之大，一理一气，无处不到。而近代之精英尽聚本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实信得。东海之圣人，其心理果与尧舜同世。若中国人物，则久已沦落不堪问。如弥天重犯生圣明之世，而竟不知有圣明之君在上，乃听信谣言逆说，大肆诋毁，虽圣人量同天地，包容群丑怨嗟而不计。然当身实已陷于极恶大罪而莫解。且不惟当身陷罪，君臣上下之伦，荡然无存，而堂有七十岁之老母，而不能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弗知恤。若非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开生民未有之典，将弥天重犯老母幼子宽宥释放，当此炎暑气候，必禁毙狱中，而莫能顾此。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偿当身之极罪。亦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报未有之洪恩。回心细想，到此实实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直禽兽不如了。尚得有人气乎？尚得谓之有顾虑乎？尚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万死万剐，罪尚何辞。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言，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惬其爱戴之诚，而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颡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孔子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悦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

　　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

　　汉、唐以来，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不可胜数。皆取禽兽之名状，以为服饰之光华，岂有自古以来，用此等衣冠之人皆为禽兽可乎？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则桀纣时之衣冠，即禹汤时之衣冠也。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圣祖皇帝继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内承平，恩周万类。凡我朝之仁育义正，鸿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着并问曾静，屡叹先朝衣冠文物之语，是何意见呢？

　　曾静供：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有是话。弥天重犯之所以记说此话者，亦是因见得吕留良诗“稚子诧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处。这话皆是雍正五年丁未岁，因张熙至浙江，传得吕留良的诗看见，序有此话。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未有别意。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人，未曾读书学问，如何晓得别样说话！其所称许弥天重犯为“诗礼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儿厚重敦笃，不佻达耳。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者，为心多慈爱而量能容受。因弥天重犯原同居有个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将嫂改嫁到陈梅鼎邻家，陈梅鼎与是妇语言之间，妇称言弥天重犯处待得他好，所以说有宰相之量。妇复说弥天重犯屡劝兄不得嫁妻。陈梅鼎闻得此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至于陈梅鼎屡叹先朝衣冠文物者，彼时有七十余岁，大抵他服过先朝衣冠来，所以叹其好。喜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者，弥天重犯不知得陈元章的底里，亦不知陈元章是个什么样人，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闻得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随聚众围城，几乎起变，当即被捉伏诛。陈梅鼎之所以称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于官长之故。此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话。弥天重犯见得吕留良前诗句，所以记忆到此。至若谓衣冠文物之说，在弥天重犯有何知识定见，能剖决其中道理丝毫不易而有是说，此乃听得这些俗儒鄙陋议论，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说。今伏读旨意，广大精深，惊天动地，乃知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随地异宜，随时异制，全以道为归，初未尝有意立异，亦未尝强以求同。此正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无私者也。观此则知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之制，无一不顺天因地，因物付物，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弥天重犯得闻斯义，不惟当身喜极快极，冰释雾开，且私幸此说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团。因思从前几多误听谣言处，皆是为心中愚暗，窥探义蕴理奥不到之所致。当时若有高明指示，当前妙理精义之所在，心中未有不喜悦诚服者。如今衣冠之说，从前未尝不因人言而心疑，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虽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说！只有叩首，叩首，干万叩首！将此段议论记于心，口传于当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恩宽宥，德教所被，期以数年，当身学问觊有寸进，笔传于万世，以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

　　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迨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

　　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山野愚民，从前谬发狂言，固是井蛙之见，无当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时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其中损益变化，既详且尽，不惟非今人之谋虑所得及，并非从古圣贤之筹画所能备。直到今日，方知神化广运，无处不到。生天地之内，只有顺天地之化而已，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况当此极恶重罪之会，虽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钦恤无知，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宽宥重典。然在弥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战栗，自是无时无刻可释于怀，岂但感恩戴德，昊天罔极而已！又焉敢妄抒蚁见于经国大计万分中之一乎！不意我皇上宵旰图治，孜孜为民，既无一时少懈，复无一处不到，今明旨下颁，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损益方为尽美，许弥天重犯详悉再供。自古算君德之备，君道之尽，以尧舜为极。然孔子称舜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诸人，其言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其所问察世，亦只曰迩言而已，未闻察及于深囚重犯，不足齿数之人言也。况弥天重犯之山野穷僻、冥顽无知更甚者乎！于此可见我皇上虚中之极，用中之精，视当年大舜更进而上无疑矣。是不惟宽宥弥天重犯之重典，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即今日许弥天重犯之再供，亦属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我皇不特为明君、圣君，缵往古圣贤之绪而已，直继天立极，开万世之君统，立百王之大法，于天运再辟再造之中世。弥天重犯虽自量愚顽，本无说可以敷奏，然当此生民未有之盛会，焉敢不竭一线之明，因前供所未详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谓程子取士之法者，彼时无知，妄谓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争先一著之法。如欲禁民为盗，不在盗上禁，要推其为盗之源，或是为饥起念，或是为寒生心，如何设法安置，使之农桑不失业，衣食饥暖，则盗自止。又如欲士习善行，亦不专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义，道德通，理义明，则人自乐于为善，虽强之为恶，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争先一著，虽极之日用寻常、百工末技、农圃医药之小，亦必要从原本上做来，方得妥贴，况治天下之大乎！所以当时妄意谓要取士，必以教士为先，教土又必以明理义、通道理为要。然欲教士明理义，通道德，必先择教官之理义明、道德通者，方可以当其职。此弥天重犯前供谬妄，谓当参用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之法者，大意谓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系于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

　　今伏读旨意，方知我朝取士之典，除科举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猗钦！何其盛欤！此不惟当年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一格所不能尽，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备。弥天重犯至此，因感念我皇上一种忧民图治之苦心，体天求贤之至意，不觉泣下，移时不能言。其所以为我辈赤子抚绥谋者，亘古来有如是之我后乎！况监前代德行之选，不足为铨衡之准，勘出科举文章之发，尚由积学深造而成，尤无弊不彻，无隐不烛，皆历历如数家珍，若分黑白。以是思我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抑且良苦矣。

　　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广，得人之念，如是之笃，宜贤才汇登，多士济济。而天下所荐举，间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愿者，固是人才难得，然亦无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为急，视此荐举为稍缓欤！岂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为先，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乐利，全视乎在上之得人，即为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为先。所以子游为武城宰，圣人不问其他必先问其得人与否。诚以人才所关于政教风俗为至大而且重也。所以谕旨煌煌，广开仕路，立贤无方者，正为得人为治天下所必选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荐举与荐举而不实者，无乃有司视为泛常，而各省督抚亦少以此为事，而责望于所属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抚以及有司执事知得为政必得人为先，仰体圣心，认真职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访，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选百，百中选士，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之德意。

　　至若谓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以此为黜陟。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今日得明旨剖分，反复看来，果是迂远难行。然我朝取士之法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惟养士之典，稍有未备。弥天重犯因古法贡士，必本于乡里，而风俗适与人材相通。曾见有蓝田吕氏乡约，经朱子斟酌增损者，其纲领甚切，其节目甚密，其联络督率之法更精详美备，有关于德教风化甚大而远。大纲有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每纲之下，类分节目，节目所载，准古酌今，更为尽善。乡中择一老成有齿德者为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更择子弟中之端方正直、通道义而能文辞者为直月。直月每岁十二人，轮流掌其事。立三籍。愿入约者，书一籍；有善，书一籍；有过，书一籍。近者每月一会，远则每季一会。择四达之处立一约所。直月先期循环纠察同约中之善行与过行。临约之日，行礼读约毕，约正及同约以次就坐，酒三行，直月举约中之善与过，告于约正。约正当众询其实状，无异词，然后书于籍。善则约正率同约奖励之，过则约正率同约规戒之，仍将善、过两籍遍传在坐者观省，然后许各人就约所质疑问事，讲辨道理，区画家计，以及论文习射，至脯乃退。其中纲张目举，仪文度数，最为精密。

　　弥天重犯妄谓今日于科举取士之中，似当取此全文，恳祈我皇上天聪，参以时宜，斟酌损益，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委有司，每县视地之大小远近，多立约所。不拘士农工商，居其土者，皆许其入约。读约之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及我皇上圣谕广训宣读毕，然后取此约大纲细目，依其仪节，次第读过，讲解一遍。或并列祖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俗民事者，俱着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

　　盖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今各乡有约，每月一会，得约正，直月等讲明，心下自无疑团，各知上意，且记善有籍，记过有籍，民固知劝惩，而乐于为善。即异日有司荐举，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无过，与过而能改者，然后试之以文艺，文艺可观，然后得蒙荐举。如此则不惟荐举本于乡里，善恶无毫发之爽，可绝欺罔清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教化明而礼乐兴，道德同而风俗一，人人相勉于善。他年科甲举子之从乡约中历练来者，岂不更有可观者乎？夫乡约本朝廷所已颁行之典，但联络无方，约束无法，彼此善恶之行不著，友朋规劝之义不行，早晚情谊不关，往来督率无人。甚至山州草县只行之于城而不行之于乡，讲之于官而不遍通于民。不唯善恶无人纠察劝戒，即宣讲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亦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多，在城市者少，乡民离远，无人督率，虽有讲宣，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撞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从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直至近日，伏读皇上圣谕，中间有圣谕广训序文，持以问人方知。

　　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易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规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规制，裁夺可否为幸。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

　　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剐，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

　　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皇上旨意，方晓得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原关铜铅之多少。康熙钱文字画清楚者，由于铜六铅四，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画未甚精工者，由于铅铜各半。其铜多于铅，则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而钱价日昂；其铜铅各半，则奸民无销毁之利，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细思到此，全是我皇上一段爱民苦心，经天纬地的学问，方能鉴别物理之所以然，察照民间之积弊，直从源头整理下来，此岂寻常之智虑所能窥测万一！况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钱文字画未甚精工，遂从此妄生议论。而弥天重犯不知钱法，亦妄信而附和之，万死万剐，自如何辞！但念小民虽顽，天性亦难泯绝，未有不知爱戴君亲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实由于心中无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即如我皇上禁取黄铜一事，弥天重犯耳闻，亦有几多说话。山野无知，不解取铜禁铜之故，甚有谓我皇上欲取尽中国之铜，解往满州地方，熔铸以为宫殿者。弥天重犯虽心知谬传，然亦无话可解答。离县城远，未见衙门所张挂告示如何说，在外只有取铜禁铜之令，中间并未说出取铜禁铜之由。小民无知，焉得不妄生拟议！拟议出于一二人之口，传者遂遍递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读圣谕，方晓得禁铜为防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钱价日昂；禁铜不用，则钱无所毁，而价可渐平，民得利用。是我皇上几多深仁厚泽，为民善政，远鄙百姓，皆为心中不知，糊涂浪过。此弥天重犯前供乡约内，所以说到朝廷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教民事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为此类也。至若谓投之沟壑，从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误听以为果有是说。今得明旨，反复推勘，而复心下思索，不惟信得无是理，且天地间并无是事，何其诞妄一至于此极耶！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禀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

　　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乡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诿。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恳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曾静供：弥天重犯禀性愚顽，不知天高地厚。然圣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处，虽木石亦知倾向起舞。是以数月以来，感恩被化之深，白昼对人，虽是无言可以称述，然梦寐恍惚，对人言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流涕痛号至醒，犹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尝尽绝，特从前偶为外诱浮言所惑乱，不知圣德高深万一之所致，非本性与人异也。今蒙恩旨，以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以备军需。抚臣遵旨，动银给发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称我皇上宵旰勤民，爱养百姓，直如赤子，安享升平。无以为报，情愿自备骡车，各从本地运送，期效犬马之劳，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受脚价折奏等情，命弥天重犯阅看。弥天重犯因思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民之乖戾，不供顺其上，固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果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一体，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虽有其理，从古未见有其事，不惟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极盛之时所无，即三代郅隆之世，亦所少见。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积累，下开八百年之太平，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沦肌浃髓，见于经者，方有“庶民子来”之事。不然，以尧舜之德，亦难期此圣神功化之极救也。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舆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轸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今又蒙恩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取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入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缵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逆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於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造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遗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

　　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予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剐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秉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儆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闻，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旱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屡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屡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粜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粜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允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粜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此数日之内，成谳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今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慌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加功拟绞。盖妇人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民命太多。

　　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

　　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窍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饬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又如曹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殴狄氏之时，曹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

　　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到，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舂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与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难以数计矣。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

　　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赉”字的“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

　　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之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谟，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目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

　　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赡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廪给以赡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时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宫人，厚赐赡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从前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洵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

　　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轼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轼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

　　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中无君命可知。

　　乃朱轼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轼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轼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轼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

　　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

　　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觏。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致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诛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谤，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

　　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之大德如天于山陬海，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个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未有人传说。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固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见忾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赡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欷流涕，哀情所发，忘不自胜。群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颜，无不吞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请，于天地宗庙之大祀，恭行典礼。皇上虽勉从所请，仍于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思哀思慕之诚，三年谅阴，恪遵古制。乃圣德谦让，却而不居，屡下谕旨，谓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觉，遑论其合于古制否乎！细恩旨意，正得制礼之意，适合礼制之至，非精通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当圣祖仁皇帝服阙之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之侯，群臣奏请释哀即吉，我皇上谕以“臣民固有不同，朕于所生，何有二视！朕非有意遵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逮后诸王大臣屡疏恳慰，而明旨屡颁，反复晓谕，不允所请。仍素服斋居，触物生悲，感念孝恭仁皇后，即复追思圣祖仁皇帝，怙恃交慕，历久弥深。

　　夫丧服本以期断，三年为加隆，所出古人制礼仪节以渐而减，诚以历时既久，人子之孝思，有所易匮故也。至若前丧未除而遭后丧，三年有加，为日益长，非仁孝诚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况兼服行之母后，历三年始终如一日者，尤为仅见之事。此无论自古帝王所未有，即史册所载，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亦未闻有尽哀尽礼，初终不逾如是者也。

　　况自古帝王，当丧则多废政之累，而临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皇上于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无一事不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是以敬天法祖，大孝至诚，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扬清激浊，整饬官员，蠲数百万惟正之输将，开亿万年无疆之乐利；推继志述事之孝思，行存亡兴废之盛典；事事默契天心，念念感通圣祖。岂但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与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守陵之致敬，庙寝之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礼尽诚而已。此所以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当圣祖仁皇帝袷祭之时，合璧联珠，即悬象于苍昊；迨孝恭仁皇后祥之候，一茎九穗，复呈瑞于郊圻。域中河清四省，孝陵蓍草丛生。非仁孝诚敬之至，与天无间，曷克臻此！此岂三代以下之贤君，所得仿佛其万一！进而上之，虽极虞帝之大孝，武王之达孝，其精详亦未闻是过也。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何知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唯信从前之听闻出于诽谤，如坠深谷，而且信得我皇上之至孝纯仁，亘万古之圣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数日以来，不觉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湿襟。一面感圣德之纯诚，思得法以宣传于穷乡海隅，并及故乡间里；一面痛老母之衰独远离，期遂志复亲音容，得详告圣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俾临年得以欢喜瞑目。夫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之极，今闻见圣主之至仁圣孝，至诚至敬，如此极至弗加，尚有以感动其天良，触发其至性，泣流湿襟，不觉欣欣戚戚，有归厚之思。况天下闻之，焉有不大昭于变之休，咸登比户可封之域乎！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浅少，如何晓得天地高厚？况属山鄙狭陋，负罪弥天。一旦身近圣天子之光，忽睹广大精深，胆寒心裂，愈觉窍口难开。只有圣德神化，感通于变，其效甚速。是以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曾，今得被化，幸转人胎。以此心下犹具蚁知蚊见，稍得窥于高深于万一。窃闻天以好生为德，而好生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之法。在天不能运量裁制以成其能，尽举而畀之于聪明睿智，能尽其性，合其德者为之。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君体天之德行之。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隐而难见，其本体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即理也。”

　　人君政刑德礼，浑然从一，理运量发，露于两间，斯方称得是天践形合德的肖子，而为大君当身之职分。以是粤稽历代帝王，虽代不乏英伟贤智，而求其运量裁制，浑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得天之有子者，历数千载而罕见。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化，化裁尽变，推行尽通，圣德神功，蟠际天地。而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介于虚明应物之天也。只见得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所以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帝为怀。盖圣祖皇帝乃天笃爱之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怀想圣祖皇帝即是体天地。况敬天之至，至诚肫恳，本于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天一时或释于怀。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应之理，不惟见之最深最切，抑且屡试屡验，捷如影响。自是以敬天之念勤民，深宫几多经纬天地的筹画，神运无方的猷谋，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为斯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即安。是以忧勤惕厉不遑宁处，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若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知民之艰难在食，蠲租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处不遍。

　　偶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弹竭精诚，为民祈祷，多修人事，以格天心。率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复以食乃民天，农为食本，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劳俭朴者，亦岁举给以品秩荣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群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稍有一线可生，则因事原情，时生恻隐之念。诚以民命至重，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惩贪兼得以养廉，宵旰忧勤，无非为国计民生，思久安长治之策，所以隐微之中，疑似之间，辨晰精详，秋毫不爽。如谕公私二字，关系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者，尤不可不时时警戒。与夫论因循苟且，一味求悦于人，称赞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誉言日至也；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于众，谤议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毁言日至也。又如辨武断乡曲者非是武断，揽权者实非揽权，此毫厘千里之间，帝尧亦以为难，今皆剖决明晰，如丝过扣，毫发不混。此所以用赏用罚，忽用忽舍，无往而不得其公正之至者，为渊衷虚而权度精明也。

　　盖皇上渊衷为止水，如明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自然毕露而不容掩。原非鉴与水留恋于当前之物，而后得照见，若稍留一毫意见去照物，则鉴与水虚明之本体，反为此意见所掩蔽，而照物不见了。必浑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一毫人欲之私，方有此种境界。故举凡用人理财，养老恤幼，崇师训士，以及揆文奋武，皆开千古所未开之盛典，而实极千古所未到之至善。且诏诫所颁，反复丁宁，区画详密。

　　内自大臣群僚，外及军民童叟，务期天下群登乐利之域，共享升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切，理熟义精，一言一字，皆可与二典三谟并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天下之学，超越天下之才识，亘万古之圣君哲后莫与媲。而即比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扶绥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扶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此种历练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励精图治的至君哲后所不到。尚犹圣不自圣，每以为君难为虑，并以不及圣祖之圣德神功为忧。是以德合天地，至诚感孚。数年以来，诸瑞齐见，万福骈臻，而且道不拾遗，蔼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之隆，亘千古而再觏者。

　　弥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圣人之世，竟生不得为圣人之氓，庶几死为圣世之鬼。岂料圣德同天，生民未有之殊恩，既超禁处厦，复给食赐衣，今蒙恩旨，又复开锁，皇德皇恩已极荡荡难名。弥天重犯抢地呼号，痛心挖髓，此时即置之极刑，亦王法人情所当然，死亦知思感德，甘心瞑目。况蝼蚁百姓，当此皇恩无涯，何敢言报？只愿插翅遍飞宇内，凡人力所能到、足迹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无间内外，申明本朝得统之正，直近商周，一洗从前谣言之谤，共知吕留良为圣世之逆贼，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结胸，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

　　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上谕：“曾静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据曾静逐款回供，俱是悔过感恩之语，此等奸险之徒，语言诈伪，或畏惧诛戮，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抑伊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著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将从前诘问各款，逐一再加讯问，确取口供具奏。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逐款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又据供：“弥天重犯罪案，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自知万死万剐，更有何法可解！所痛恨者，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惑听。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惑听，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直到后来，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与我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方知从前之错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

　　“盖我皇上之大德，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饱饫已周年矣。不惟目睹耳闻，深仁厚泽之在天下，为自古所未有，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万死不足蔽辜，而当亲皇恩，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虽尧舜之对，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又岂汉高之宽，唐太之明，所能拟似于万一！况我朝得统之正，治化之隆，并非泛说‘远迈商周’。一语所能尽。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不劳而得，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规模更大更远，所以为亘古莫及。

　　“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亲被我皇上的德化，亲见熙景象，颂德歌功，欢声载道，不觉倾心悦服至此。则前之狂悖，由于无知，后之爱戴，出于有见。前后虽异，其实皆发于本心。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在天地间极其大，我皇上之圣仁，迈古今而极其至。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露其奸党谤毁之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悦服，处处倾心耳。“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置身极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无知悖逆之民，犹切被化改过，自愿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说！”等语。

　　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贱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胆肆凶逆，辄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逆书。从湖南至陕西，劝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构乱于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无可宽。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戴高履厚五十余年，忽谋为叛逆之事，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臣等审讯之下，无不切齿恨愤，咸愿食肉寝皮，虽寸磔族诛，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内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曾静应照此律，即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赴陕投送逆书，思欲构乱。亦应照“共谋者皆凌迟处死”律，即凌迟处死。为此，合词谨奏。请旨。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之太监马守柱、允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

　　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

　　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

　　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

　　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

　　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

　　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若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

　　朕祗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

　　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他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及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千百？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

　　湖南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阄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又奉上谕：“从来善恶之报，纤毫不爽。凡罪大恶极之人，虽一时宽宥，免于诛戮，而伊辗转行回，仍复自投法网，若有驱逐之使然者。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同恶共济之徒，潜蓄邪谋，阴怀逆志，实国家之巨贼，贻宗社之隐忧。朕既洞烛其奸，本应将伊等置之于法，以绝根株。只以一时不忍，思古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意，予以宽典，发遣边方，保其性命，以为此辈稍有人心，或能感发天良，悛改夙恶。岂料逆天造孽之人，不可化诲，毒忍之性，愈益猖狂，上干天地，皇考之怒。委曲婉转，假手于曾静辈，使奸党匪类之罪状一一呈露，不容漏网。天道昭著若此，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

　　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荩，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

　　又当大庭广众，咒诅朕躬，则其他可知矣。朕初即位时，塞思黑谓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此伊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西宁时，伊则以多金邀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札，劝其构逆。

　　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

　　朕之办理此事，皆默告天地，虔对皇考，熟思审慎，量其轻重为宗社国家之大计，置此身于度外之举，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从前储位未定时，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怀凯觎之心，彼此戕害，各树私人，以图侥幸。而大奸大恶之人，遂乘机结党，要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属，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储一事，为操权于己，垂手可成，不能出其范围。此等关系宗社国家之大患，朕既亲见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惩创儆戒，则凶恶之徒，竟以悖逆为寻常之事，其贻害于后世子孙者，将不可言矣。况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君民、上下之间，有天冠地履之义，尚言施报之情，岂有臣下之分，作乱犯上，显然昭著，只因系出宗亲，遂可纵恶长奸，置宗社大计于不问乎！故以在下言之，则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而以在上言之，则曰：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义也。且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则兄弟宗亲，更不待言矣。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今不必远引古昔之事，即以我朝与明代近事言之，我太祖、太宗刚毅明决，预烛机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见，是以成大一统之规，贻世世子孙太平之福。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卒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永乐虽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至落他人之手，然俯对臣庶，能不赧颜乎？传之后世，能免讥议乎？

　　且扰乱海内，荼毒生灵，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于此时者。又如明宸濠之乱，亦由于姑息酿成，可为天下后世之鉴戒也。总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见之既真，知之既确，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而毅然决断，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毁誉，以贻祸患于无穷。倘见之不真，知之不确，而冒昧行之，或更有所怨参乎其间，则为天地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于谴责也。朕于阿其那等结党构逆之情，知之真确，而其显然背叛之迹，又大庭广众之所共见共闻者。彼时诸王大臣等屡次合词陈奏，请将阿其那、塞思黑等即正典刑，朕召入面见堕泪，复切谕之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罪不符之处，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心口相违之处，抱歉于隐微，则得罪于上天、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于天谴乎！”

　　此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无不以为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断断不容宽宥。朕复逐一询问，人人皆言陈奏之处，实实出于公心。朕犹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其所奏亦复佥同。只因尚有数处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仍欲详加斟酌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继而死，朕尚未将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师亿万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晓谕者。

　　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诛戮二人为言，据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盖有此一番惩创，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越，国法之不可幸逃，循理安分，以受国家宠荣，则所以保全骨肉宗亲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实尽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观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党匪类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摇唇鼓舌，到处诬捏布传，冀惑天下民人之听，为构衅报复之端。若非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使之败露，则传之天下后世，倘贻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讥，可惜皇考六十余年际天蟠地之功勋，上天六十余年锡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朕又自幸抚躬内省，实毫无几微瑕疵之可指摘，理直气壮，因曾静此案，得以明目张胆，向薄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而畅言之。不然则口将言而嗫嚅，岂能免于瞻顾回护，又何颜以对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皇考俯鉴悃忱，于众弟兄中，惟许朕以“诚孝”二字。

　　朕时时自问，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间，事事效法君父，即隐微之间，偶举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于我君父，始敢存于胸臆，否则必屏去之。朕虽不敢自谓尽孝，然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实可对天地神明。是以仰蒙上天、皇考照察，保护提携，每显彰景象，而发奸摘伏之处，实非人力所能为者。朕惟有以手加额，感激项戴，刻骨铭心，益加黾勉而已。朕因匪类诬捏浮言，故明白剖析前后，降旨十数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虚捏，是亦如若辈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特谕。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又奉上谕：前曾静逆书，诬谤朕躬诸条，离奇荒唐，即梦寐中亦无此诞幻怪异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切，朕不辩亦不受，已于前谕中述其梗概。但朕之苦衷，尚有未曾详析宣示者。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狯，实逆党之渠魁，塞思黑、允、允皆听其指挥，愿出死力，而不顾伦常之大义，其举动甚不可测，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过，革面革心，则其他断无有不效法悛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无所不极其至。且披肝露胆，诚切劝告，至于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恳求耳。岂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折不回。前诸王大臣等所参恶迹数十条，皆举朝共见共闻之实事。及至拘禁之后，不但不知畏惧，转欢跃加餐，横肆之态，不堪枚举。是岂尚有悛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宁，逆状种种，无丝毫畏惧之心。及令其来保定时，岂但无儆惕之意，一路谈笑自如。其解送人员，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伊笑曰：“他从来伶俐”。全无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炽，又何可望其悛改耶！允拘禁已四年有余，至今悍傲如昔。允在拘禁之地，尚为镇魇之术，被伊太监出首。朕遣大臣询问情由，并从前结党等事，伊云：“我若说出，只恐杀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重罪，则便一一实供。”

　　所遣大臣云：“皇上原有旨意，汝若据实供出，丝毫不隐，必宽宥汝罪”。于是伊将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等朋比作奸，阴谋秘计，暨朕即位后所怀逆议，一一供吐，且自认镇魇不讳。是以诸王大臣立请正法，朕仍将伊宽宥。看伊近来似稍有感愧之意。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从来之恶迹，其彰明较著，为朕所知者，不可胜数；而其处心积虑，鬼蜮之行踪，为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几。伊等自意为朕必皆悉知，料无可幸免之理，是以残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乱之行，愈无忌惮，拼一死以累朕，逆志坚定，不可拔矣。似此万无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尚未忍即置之于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抚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此时朕垂涕谕全朝大臣曰：“朕原欲为十全之令主，以报答我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黾勉十分之善，亦减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

　　总之，此等立心与国家君父为仇之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将国家至于扰乱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既洞烛其逆情，若不先期防范，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则朕之力不能胜，彼时身死无名，为天下后世笑，不但负皇考付托之重，而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幸朕每事洞烛几先，伊等之伎俩，全无所施，惟力造作恶言，以为煽惑报复之计，由今日之事观之，虽渠魁数人被诛，而其同党胁从，至微至贱之人，仍复怀藏逆志，传布大逆之语。以此情形观之，然则朕之留心防范，早为经理者，岂非上天、皇考默启其心，使宗社苍生享太平之福耶！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谤议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朕从前未忍将逆党悉行正法，而充发边远时，亦料此辈奸邪匪类，必有怨望之词，想亦无人听信。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所幸薄海之外，亿人兆人，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不为匪类流言摇惑于万一者，岂人力之所能哉！则皇考之留遗于朕者岂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而皇考又安宗社苍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挥泪书此，再示臣民，天下也可以知朕之心矣。

　　和硕怡亲王等题为滔天之罪恶难宽，率土之同仇甚切，恳祈乾断，明正典刑，以昭国宪，以快人心事。臣等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改面回心。

　　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但臣等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耀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寒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张为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

　　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臣等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赦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俯允臣等所请，敕下法司，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为此，谨题请旨。奉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景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为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

　　其文集有云：“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行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

　　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

　　又云：“遂削发为僧，苟延性命。”

　　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严于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日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

　　又云：“麻喇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识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髡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其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

　　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普蜂蚁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

　　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行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域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且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

　　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劫夺，贻害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岂有擒寇贼之人，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

　　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褫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它不可枚举，吕留良独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败，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发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

　　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

　　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

　　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

　　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

　　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

　　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箫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

　　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灭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已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

　　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而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

　　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

　　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

　　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

　　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

　　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陈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伏惟本朝圣圣相承，积厚流光，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肇基东北。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为亡明雪耻，救生灵于水火，天下筐篚争迎，同登衽席。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入登大宝，大一统之盛，虽殷周有未及者。迨我圣祖仁皇帝继统承乾，化神德盛。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不意浙省有吕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谙其为人底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论文说书，笔尖舌快，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

　　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种种悖谬，率皆大逆不道之语，甚至轻肆诋讥，上及圣祖，诚有臣子所不敢入于目，不忍述诸口者。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乖戾无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乱臣贼子之尤，罪大恶极，为王法所断不容。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谬附前朝之余烬，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直视如蔑有，顾以绝我影响之事，毫无顾忌之谈，公然形诸笔墨。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其实曾蜂蚁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且其身后，长子葆中即成进士，缀清班，其余子孙，亦复多列胶序，则由今日而论，国家之恩泽，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愈觉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较著，历劫难逃矣。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而庸夫孺子，稍一线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发指。即彼诗文中，亦尝自谓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旋已早伏冥诛也。窃思留良既死，凡秘笥所留，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而乃应毁不毁，片纸只字，卒致莫能遁匿者，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而又欲有以显佑我皇上之纯孝，所以默使之败露，而表暴其罪状哉！从此宇内士民，幸得悟其背伦逆天，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恢恢天网，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之珩待共沐皇仁，粗知大义，睹此奸回，不胜不共戴天之愤。谨供。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

　　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

　　又云：“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口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

　　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

　　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

　　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

　　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叉不一，或圈中有字。”

　　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

　　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

　　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

　　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异。奇哉！”

　　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嵘，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嘱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

　　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

　　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

　　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曾静著述　　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曾静的徒弟张熙（化名张倬）投书给岳钟琪劝他谋反。岳钟琪未能从张熙口中问出书信背景，怕拖延日久，遂于九月二十八写了此奏折上报情况）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密陈，恳祈恩鉴事：窃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己刻拜客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书趋向臣舆，被从人呵止，臣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令接书入舆，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臣甚为惊讶，当将其人交巡捕看守，随入署密拆。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即刻遣人密邀抚臣西琳，以便会讯张倬。无奈抚臣西琳因署将军印务，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未能即臣署，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既敢明目张胆致书及臣，必非无所凭依，空言相耸，若遽加鞫讯，怨难得实情；又思彼书以叛逆劝臣，臣若一人独问张倬，旁无见闻确证，将来重刑拷讯，彼反得恣意造言。而臣遣人邀抚臣时，又不便明言，所以固未能促其速至。因传按察司硕色坐于密室，然后唤张倬入署，命坐待茶，霭言相接，问其里居。则云：昔年曾在江夏住过。至现在居址，并师夏靓里居，皆立誓不说。臣云：“然则欲见尔师，当于何处接取？”

　　彼答云：“但实用来书所言，我自往邀师来见。”

　　问：“汝师今在何处？”

　　则云：“今在广东。”

　　问：“汝自何处来？”

　　则云：“自广东来。”

　　问：“何时起身？”

　　则云：“五月起身，由贵州到四川打听，皆言：总督去年便往西安，故我又自川来陕，昨九月十三日方到。”

　　问：“尔师有何所见，突敢远致此书？”

　　答云：“在广东，闻得朝廷三次召你不去，我师因此致书，及我到陕，方知并无三召不应之说，此书已不愿投；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故决意投递。”

　　臣云：“方今圣明在上，如此盛时，尔师何故谋反？”

　　彼云：“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臣云：“陕西百姓不穷，你不知道么？”

　　彼云：“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

　　臣云：“此乃天灾，何与人事？且闻湖广不过几县被荒，朝廷已屡加赈贷，况各省比陕西更好的去处甚多，你却不尽知道。”

　　彼云：“官吏又性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等语。臣复云：“尔若不将尔师并实在住处开心见诚说出，则安知非我仇家，遣尔持书设局诱我，我岂肯轻信，误坠仇人术中。”

　　彼坚称实在住处，死也不说。时届未末申初，抚臣西琳亦至臣署，随公同细讯。奈张倬依旧含糊不肯实供。臣等方行夹讯，张倬仍坚供宁死不说。臣等再三诘讯，但混供在南海之滨，广南，交趾交界之处。臣等恐遽加叠夹，重刑致毙，则此案愈无根据，随商之抚臣西琳，约次早密至臣署，再以甘言曲诱，或可得其实情。至二十七日，抚臣西琳复来，于密室坐听。臣复唤张倬入署，殷勤慰劳，设法问之。臣先绐之云：“即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始与年羹尧同谋，后来便去首；你们这些游说之士，如何可以轻信，且安知不是有人打发你来特地试我。我昨晚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看你诚伪。”

　　张倬云：“你昨日如彼举动，我今日万不肯信了。”

　　臣云：“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利害试尔。尔昨日既不该当街递书，昭张耳目；又不该于初见时含糊其说，无一着实语，使我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鼎镬以待说客，实有深意。昨见你视死如归，知你大有气节，非利害所能摇夺。我今日所以推诚奉问，尔须切实指陈，使我心里了然，方不是捕风捉影之论。”

　　彼云：“总之，有昨晚举动，知你断不肯行，知我断不得活，你这些话我万不肯信。”等语。因复再三婉讯，终一日不吐。

　　臣复云：“自古以来总因天下多故，方有人从中取事；今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尔师夏靓突令陕西冒昧举事，则接迎者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今询尔茫然，一言不吐，终是胸无成见耳。”

　　张倬云：“此固不难，但要尔确实凭据，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臣问其何所见而云然，则云：“此六省百姓愁苦颠连，流离逃窜入川，而僵仆道路者，皆何处人民，此显而易见者也。臣云：“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如何也说易动？”

　　彼云：“吴三桂一麾即起，乃云贵之明征。”

　　臣云：“江浙如何？”

　　亦云：“不知。”

　　问晋豫如何，亦云：“不知。”

　　问：“四川如何？”

　　亦云：“不知。”

　　且云：“我惟知此六省耳。六省之外，若再有川、陕，他省不足忧也。”

　　臣云：“尔求确凭据，莫如我处遣人随尔往聘尔师，并尔意中人物。”

　　彼方唯唯，忽又云：“无是理也，我意中人物虽不多，亦断无使尔知悉之理。”

　　臣云：“尔始终疑惑，不如竟放尔去，任尔自为，我亦不问，何如？”

　　彼云：“你放我，不得了，昨晚刻讯之后，外间必有人知，将来朝廷责问，你岂不自贻祸患乎？”

　　臣云：“我若不放你去，势必据实奏闻，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逐释，便无形迹了。”

　　彼云：“言亦至理，但我断不信。且我此来，死得其所，你即实意放我，我亦实意不去”

　　等语。臣伏念受恩深重，今遇此等奇幻之事，但臣知有国不知有身，故为各种诡言，意在得具实状，方可奏闻。乃臣等细勘张倬狡黠奸深，加以严刑，既无惧色，即百计诱之，而仍坚不可破。不但一时不能确讯；即讯明请旨，奏折往返，未免时日耽延，为此密恳圣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请敕亲信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至夏靓逆书，理应随近进呈，但具言绝灭彝良，悖乱罔极，臣不敢冒昧呈觉，上亵天聪。（朱批：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谨同抚臣西琳，密封候旨。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书二本，一系抄录《坐拟生员应诏书》，一系刻本《握机图注》，俱经密封一处，除将张倬严加收禁外，谨会同抚臣西琳，冒昧据实缮折密奏，伏岂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朱批：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朕观此人，不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学问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此事在卿利害所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闵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伊必料无生理，何能得其实情！可从容暂缓，徐徐设法诱问，或此间有人探问消息之同来人，亦未可知。未必止此一人来也。密密访拿，或问他言：“将你情节书字未曾尽奏，将大概情节奏闻，有旨言：你必系疯痴之人，不然此人岂无耳目，着我随便发放你，并未动大怒。”

　　如此言毕，作卿意将圣祖六十年深仁厚泽，百姓沦肌浃髓；朕继统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朕加恩于百姓之善政，整饬官防，大法小廉，用人行政处；将朕待卿之恩，卿便负恩而势亦不能处，详细开示，宣朕之仁爱公明，“汝等亦系人类，何不思中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造此无故涂毒生灵之念。便就你这一人聪明胆量，不论文武，足可以取功名干世业，只就你今日不审本宪之心迹，不料本宪之能否，如此孟浪轻生，取笑天下，后世实为汝惜之，耻之。据汝所方，似非汝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识见人，将你性命为伊乘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人举出。”或如此，再不然，“看你如此豪杰，则伊师又不知如何超越之人物，汝既言六省一呼即应，汝同事人各省必多，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

　　将此等言语诱问看，再将本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体，实前明之恩代也。再将明时百姓不聊生之处，本朝百姓蒙福处，备悉言之，将伊听闻对答、辞色，不必隐讳一二，据实奏闻，再另有旨谕。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岳钟琪采用了伪与张熙结盟设誓同意谋反的办法，套出了主谋人曾靓及同案人员名单，便立即写了这份奏章上报。名单是另纸抄写密封，故此奏折中未提姓名。）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已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恭呈御览事。

　　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靓逆书到臣，臣会同抚臣西琳设法讯诱，未得实状。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具折密奏。臣因见张倬坚忍练刑，复难计诱，故请辞赴京师审讯，但因此等重情不求速得实状，以慰君父之心，则臣子所司更有何事大于此者，故拜发密折以后，未即令其赴狱。遣署长安县事咸宁丞李元，假称臣仆，就近署闲房与之共寝。又遣人送裘，致酒，缓言相询，被乃一味支吾。至二十九日酉刻，臣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朱批：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伪为激切之言，彼方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臣谨亲缮密折，恭呈御览。伏乞皇上遴选忠实干员，潜行密捕，自当悉获以正典刑。至张倬未吐各情，臣现在设法陆续相绐，务以悉吐，以便次第芟除，使逆党尽绝。庶稍尽臣子之职分，为此缮折密奏，伏乞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朱批：开单留中。朕自命妥协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将张熙仍好好设法宽其心，而羁留之。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这份奏章写于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张熙继续供出了其师曾静主要受吕留良著述的影响，并供出了一些有关人员。岳钟琪因而上奏，请查抄吕留良家及拘拿其家属有关人员）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续吐情由，谨再密奏，兼封诗册进呈事。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靓即曾静逆书到臣，臣随将设法讯诱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两次缮折奏闻。其时因刑讯之际，搜出张倬贴身随带之书，故于前折内逐一声明，而其行李中所有抄写《易经》、诗册、医方各一本，臣未暇细阅，惟同行李封贮，恭候谕旨到日，连逆犯一并解赴京师。但臣因其有湖广等省一呼可定之言，虑党已有成谋，必须速得实情，早图殄灭。故三十日酉刻，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臣伪为恳切之言以相试探，力问湖广等处，何以一呼可定。彼言：“但据民情，乃不易之理。”

　　臣云：“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情悦服，尔以民情为据，万不可信矣。尔等自必有兵、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

　　彼云：“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

　　臣伪诘之云：“汝昨所言，大抵迂腐儒生，必更有智勇兼备之人，方可济事。”

　　彼云：“我师曾静并刘之珩、严赓臣等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惟吾师有此智略，我后生小子岂能见及？不过奉命致书，传达吾师面嘱之言，有六省传檄可定之语耳。”

　　臣细听其言，详审其状，但问及兵粮等语，彼即支吾。而极力崇奖其师，劝臣聘用。方此辈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其谋逆确据，俟拿获伊师曾静，严讯必得实情。因又细问其平日往来相与之人，并其所祖述师承之据。彼云：“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自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

　　臣云：“诗无关系本朝语。”

　　彼云：“其诗内如《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及凡空字处皆是也。”

　　臣又坚问其父兄名字，并同谋诋毁者，更有何人。彼一一吐出，臣谨详开密折，并诗册一本，密封进呈御览。

　　但密伏查：吕晚村，名曰吕留良，本前朝逋儒，我朝定鼎之后，彼惟以著书论文为事。与绅士讲艺往来，未闻有不法形迹。是以伊孙前于一念和尚案内，犯赤族之诛，蒙圣祖仁皇帝念其为读书明理之人，必无知情怙恶之事，不特有其子姓，抑且原其本身。此诚天高地厚之仁，而吕留良自有当洗心感戴，凡从前所作悖逆诗谣，即应销毁，乃竟敢留存如故，以致传抄匪人，由此推之，罪大恶极，实神人之所共愤，国法之所不容者也。虽吕留良久已身故，而其子孙尚存，保无踵继前恶，伏慝衔奸。况据张熙现供，吕留良著有《备忘录》，藏匿在家，则其奸罔之辞，窃恐不至于此。抑恳圣主密饬浙江督臣李卫遴委亲信，文武干员，密至吕留良家内，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子孙嫡属，讯有实据，上请天威，严戮尸之典，行族灭之诛，庶可靖逆孽以灭妖邪，正人心而彰国法。即臣于痛恨之中，亦惟有额手上庆矣！除张熙发交按察司硕色牢固监禁外，臣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朱批：卿此忠诚之心，天祖自然鉴之，朕之嘉悦之怀，笔难宜谕。湖南已差钦差前往，江浙已谕该督密审矣。此等匪类自寻败露者，实皆上天神明之大德，非人力之所能者。朕实庆幸，而感畏之情愈加数倍矣，期共勉之。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雍正接到岳钟琪十月初二日奏折后，于十月九日即指示执政大臣通知湖南巡抚逮捕曾静等人外，同时又下此谕旨，通知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吕留良家，并拘拿其在浙同党）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蒋，字寄浙江总督李。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省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等，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即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著李卫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并将岳钟琪总督奏折及名单抄录，驰寄总督，可遵旨慎寄，速行办理。切。十月初十日。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岳钟琪因张熙投书劝自己谋反，写此奏折以表示忠心）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圣恩超越古今，特再沥陈谢悃事。窃臣因欲速得逆犯张熙谋逆实情，故伪与盟誓。在臣鄙念，惟知有国，不知有身。然方自愧识见迟钝，不能于初接逆书之时，即以甘言试诱，早得底里。至次日虽与盟誓，已觉无及。而逆犯张熙，竟肯吐露实情者，实由上天圣祖默夺其魄，非臣盟誓所能诱致。乃荷朱批谕旨：此等盟誓，消灾灭罪，赐福延生。又重之以天祖之鉴临，臣感泣悚惶，惊喜交迫。时伏念微臣自顾鄙野，逢旷代难遇之圣君，承古今未有之隆眷，正不知从前历劫何修得此，乃荷朱批。谓臣亦自乘愿力而来辅佐圣主。臣戴此恩纶，如蚊负天，不识措身何地，惟是君父期待之厚，注念之切，远迈隆古，至于此极。臣虽木石，能勿世世生生，矢忠诚于万祀也。为此沥陈感激之私，百叩恭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批：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佑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天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岳钟琪收到雍正对上两奏折的朱笔批示后，因目前对此案又无新的进展可言，才写了曾怀疑张熙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以及搜出二本书籍的事）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封呈览事。窃查逆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持逆书到臣。随即会同抚臣西琳，将讯供情由，缮折密奏。续将设法诱讯各姓名、情事，节次奏闻。兹于本月十六日恭接朱批臣密折二件，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天地之量，无所不容，日月之明，无微不照。伏念圣祖六十余年，深恩厚泽，天下臣民沦肤浃髓。我皇上仁孝恭俭，兢业忧勤，御极数年以来，凡所以厚民生而肃吏治者，史册不能尽书，朝野皆能共晓。乃夏靓逆书张倬供吐，不似生长盛世之人。于圣朝隆治，略无闻见。臣初亦疑其来自土司外彝等外处，亦总以土司外彝之事探之，彼悉懵然不知，故前折未敢附及。臣细探其语言居址，实系湖广人民。细看其形貌瘦弱，似通文墨，不谙武艺。至一切谋逆实状，臣屡为诱讯，俱言惟师曾静知之，必俟捕得其师，方可究诘实情。（朱批：朕览逆书，谅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沃祖之恩，昊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卿可将朕究抑处，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若恐其畏惧自了，则可不必。寻常诬陷一平人，尚遭恶报，似此以毫无影响之事，诬捏君上，谅无人心者矣。可笑可恨之极。）兹惟遵旨，将逆犯张熙加谨防守，以待首逆曾静质对处，合将逆书并搜出张熙所带曾静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刘之珩所刻《握机图》一本，并遵旨密封，恭呈御览。为此，谨会同抚臣西琳，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朱批：西琳闻又不妥协，其才情居心人品办事如何？据实奏朕知之。回奏王廷瑞一折留中，有旨谕部矣。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岳钟琪虽然引诱张熙供出了指使他投书的曾静，以及有关的一些人姓名。但雍正仍不满足，而下令岳钟琪追查逆书中的一些谣传，是从哪里听来的。至于逆书中说有那些谣传，不得而知，因为这封逆书，始终未被公布。不过，根据《大义觉迷录》“卷一”中为自己辩护的上谕中看来，无非是说雍正杀父逼母、屠杀兄弟和功臣、好酒、好色等等。像这种涉及皇宫和朝廷的内幕，曾静等穷山僻乡的人，是决不可能知晓的，必有传播的人。在雍正的心目中，一定是出自以前与他争夺皇位的几个兄弟的党羽之口，所以他才决心追查到底，将对手的余党一网打尽。所以后文有追查被流放到广西的几个太监和钦犯的事情）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讯，根据实复奏事。

　　窃查逆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所投逆书，臣遵旨密封进呈。兹于本月初九日，跪接朱批谕旨，命臣将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钦此。伏念臣前于乍接逆书之始，粗阅数行，发竖目裂，未暇询其言所从来。即随后屡次诱讯，亦未忍再举共污藏之词究诘所自，实为疏忽。但彼时诱吐逆党实情，曾伪许其即行释放。及张熙吐露实情之后，数日不见释放，自觉被诱，遂忧惧仓惶，痛苦流涕。臣恐有他虞，随令署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持张熙携住长安县衙署中，仍派标员兵丁看守伴宿。近因李元禀称，张熙偶以感冒有疾，是以未即传讯。一二日后，闻已稍愈，随密唤入臣署，设法讯诱。臣思逆犯张熙，狡黠最甚，见兵弁看守月余，彼必料臣已经入告。臣是以先向张熙言，尔师书于我自断断不敢进呈。但尔既来，我亦不敢不奏，所以将尔暂留。不料圣天子浩荡仁恩，转怜尔等或系大有才猷，越在草莽，不但不加罪责，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唤尔来，告知此意，但如此圣主，尔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尔师书中，还有那些奇骇之说。当初是何处听来，便认以为实呢？据张熙供称，前自湖南往江浙时，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臣问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处，是何姓名？据供偶然搭船，不过行路客商，实未问其里居姓字。臣问其人是何等形貌，据供匆匆回答，但记其言，至其人实不能记忆。臣问云贵等省有作此言否？据供并未走过云贵。臣问你由川到陕，亦闻有作此言者否？据供这是今年从旱路来，不但未闻此等语言，路上且有人说是好皇帝。我心里正也疑惑，要问是如何好处，他们走路的人就说，也说不明白。

　　臣云：“此惟我辈大臣方知天德圣治之万一，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颂，如何说得详细？皇上至性诚孝，谅阴三年，斋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尽礼尽制，虽三代以上，亦所未闻。至今一动一言，无不慕效圣主，每逢称述，恻怆涕零。至于友爱弟昆，敦笃宗室，不以严胜慈，不以恩废法。尔等即通文墨，当知周旦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圣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极则矣。若乃治功高深广远，如尊心崇文，减豁丁条，治水营田，蠲租发帑，频施赈贷，视民如伤，立贤无方，求才若渴，体察群吏，信任大臣，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凡此史不胜书，口难尽述者，尔等或不能遍晓，即如尔等如此大逆不道，虽遇尧舜，亦无不震怒，立置极刑，乃圣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尚且殷殷拳拳，询及尔等学术才技，欲宥海山之罪案，曲收蚁介之微长。此其广大宽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但将舟中之人，据实说出，尔等即有生机，若仍执迷是自误也。”

　　逆犯张熙闻臣此语，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谬自作之孽，何可复活，舟中人实不能记忆”等语。臣因此伏思，从前于邸抄内，见提臣路振扬奏对，以圣主天性即恶旨酒，乃出于生安，并非有意，而外人竟有称圣天子惟酒无量等语。是虽股肱大臣，非亲侍燕饮，不能深悉。传言相反至于此极。此皆系从前不轨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静等既敢谋大逆，则其污天蔑日之言，何所不至。臣细讯张熙，既毫无指实，即所供舟中传说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余党。统俟捕获曾静之日，再加研讯，自无遁情。臣谨将现今密讯事由，据实覆奏。伏乞皇上俯赐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朱批：欣悦览之。此事朕实庆幸，感天祖之慈见也，毫无愤怒处。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何况此有益无损之妄言。此案审明，诸逆尽获时，自另有旨谕。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雍正向浙江总督李卫发出查抄吕留良家及密捕张熙招供出来的浙江案犯的旨意。与此同时，派副都统海兰亲往湖南密捕曾静等人，这份奏章，反映了海兰到长沙后，准备捕人的一些安排）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事。窃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命驰驿出京，于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抵湖南长沙府抚臣驻扎公署。谨将谕旨交办事宜，密下与抚臣王国栋钦遵，会同办理。臣等随于本日戌刻，密委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并着要门人陈立安。又密委臣海兰带来守备韩祥，同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往安仁县，查章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二犯，又密委岳州府知府尹土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均令多带兵役，谨密搜拿。臣王国栋又经密檄该管地方文武员弁，遣拨兵役，严行防范。臣等并面谕各委员，如各犯内或有结连党羽，不服擒拿等情，该员等一面移会该地本管，邻近文武，带领兵役，设法擒获，一面飞报臣等，添兵会擒，务获匪类，毋致疏脱。因各该县离长沙数百里或千余里不等，尚未据各官回覆，获俟陆续获到，追究党伙，讯取确供，另行具奏外，所有臣海兰到长日期，与会同臣王国栋，分委员弁密捕。缘由合先会折奏明，伏乞睿鉴。缘系奉旨交办紧要事件，谨遣抚标把总李松驰驿，齐捧奏闻。

朱批：览。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曾静等被捕后的初审情况）

臣王国栋谨奏，为陈明地方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睿鉴事。窃臣谬荷封疆，惭无报称，惟有督度属吏，整饬地方，以期稍尽职守。不谓永兴安仁县属，忽有逆贼曾静、张熙，敢为逆书，公行不道。臣疏忽之咎，自问莫逭。乃蒙我皇上不加谴责，仍命副都统臣海兰至长，同臣密行办理。此盖圣主鉴臣才本不及，而曲赐矜原，悯臣过获无心，而勉其后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臣随公同海兰，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将主谋逆贼曾静，逆贼张之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并供犯谯中翼等，先后拿获到案。除讯过口供，另折会奏外，臣窃以逆贼曾静，虽坚供并无同谋党类，但该犯住居处所，逼近苗疆，倘有伙党潜藏，关系匪细。臣又分饬干员，细加遴访，并密机该管文武严行稽察。据称“各属苗土人等，俱极安静，实无匪类藏匿，不敢矜张滋扰”等语。臣伏查现获伏逆贼曾静及张熙之父张新华等，均系猥琐下流，既无白莲、无为等教可以哄诱愚民，复无寸枝片长，以及家产巢穴，可以号召匪类，徒以略识点画，遂尔丧心病狂，深山穷径之中，闭户潜谋大逆不道，诚为禽兽之不若，覆载所不容，宜置极刑以彰国法。至地方有此匪类，臣平时不能觉察，虽邀圣恩格外宽厚宥，臣罪实无可辞。伏祈皇上即赐严加处分，以为疏忽之戒。除现在会同臣海兰，严追同谋知情伙党，质讯确实，另行会奏请旨外，所有地方，现在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折奏闻。伏祈睿鉴。

朱批：览。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雍正派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此案。杭奕禄到长沙后，首先传达雍正谕旨，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因此王国栋写下这份检查）

　　臣王国栋谨奏，为敬复训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尚书事臣杭奕禄，奉命至长。臣谨跪请圣安，随蒙臣杭奕禄口宣皇上训旨：“尔到去问王田栋，他在湖南一二年，如果时常宣扬德化，晓谕愚民，如何会有这样百姓，想河南必无此事。叫他从此以后，勉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不时晓谕愚蒙，稽查匪类等因，钦此。”

　　臣跪聆之下，悚惭无地。伏念臣本愚贱，谬任封疆，楚南刁悍习俗，久属圣明洞鉴，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曾静、张熙出臣属下。臣莅任一载有余，不能革易心志，化导于先，又不能抉摘隐微，觉察于后。负职之罪，百喙难辞。乃蒙我后上不加谴责，格外优容。复谕旨部臣，勉臣改过。天恩如此其高厚，训诲如此其谆切，臣虽短于才识，亦略具人心，若不知加意奋勉，则属下愚不移，何以对扬圣主，何以督率官民，更何以与田文镜、李卫诸臣比肩而共事？自今以往，臣惟有时刻凛遵天语，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殚心竭力，化导整顿，以期仰报殊恩万一耳。除会讯逆贼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缘由另行公同陈奏外，所有微臣恭领训旨，私心感激下清，理合具折附奏。臣谨奏。

朱批：既为大臣，凡事只务远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误大者，勉为之。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海兰和王国栋将押解到长沙的犯人，依次审讯，采用重刑夹讯和到家搜查的办法，无甚大效果）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

　　为报明拿获首恶日期，及讯过口供，仰乞睿鉴事。窃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长沙府城，同臣王国栋，遵旨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分路查拿逆犯曾静等。于十一月初八日，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华容县知县赵念曾，解到谯中翼。该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据谯中翼供，我年七十二岁，系华容县学文生。今岁因贫苦患病，考试不到除名。我入学二十八年，不入公门，不管闲事，平日只晓得读书教学，并不曾出外行走，不认得什么曾静、张熙。昨日忽然拿到这里，连一生积聚得几本书，都抄了来，不知什么缘故。那刘之珩，是安乡人，平日文字相知，曾替他做过一篇时文序是实，若不信，只求拿这些人来与我对质，再着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认指，谁是谯中翼，我这冤就伸了等供。因取所搜书籍等项查，看并无与张熙等往来字迹，诗内止有题明太祖像一首。据供系前明华容县人黎禧永，号天山所作，并不是我做的等语。当查诗题，下确有天山二字，随将该犯发禁候质。

　　于本月十二日，据长沙府知府孙元，拿解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并与张熙同行上书之张勘到案，即公同密讯。据张新华供，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进学，因考试不到除名。那张熙是第二的儿子，从永兴曾静读书，近年来见他大言不惭，我赶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来当田做盘费，说要往川陕上书去。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这样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该死了。据张照供，张熙是我兄弟，这两年通在永兴曾静家住，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我不晓得。据张勘供，曾静是我师父，张熙是他族侄。他会行医，今年五月，曾静打发他大儿子同张熙到我家，把数两银子与我，叫我替他们背包袱，同到四川去。说前头有好处，并不晓得什么事情。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蓍草。到二十四日回来，听见他说要往总督衙门上逆书的情由。我想这样不法的事，我若同做就该死了。心里害怕，即时卷起铺盖走回。不知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回家，初三日就被捉住。这些事，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不知情，求超豁。夹讯该犯，矢口不易。至本月十五日，据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同随带守备韩祥，拿解张熙之师曾静到案。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

　　据曾静供：“我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系生员，考了五等革除。这上书的事，是我数年前的想头，立志定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做的。张熙当了屋和塘，设措盘缠，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张勘是我叫他同张熙去的，那书中讲的话，必要有学问的方好与他商议，张勘是个没学问的，我如何肯替他讲，他不知道的。就是张熙父亲张新华，止晓得他儿子往川陕去上书，那书里事情他也做不得主。永兴有学问的人少，我在山里住，离县城远，并不相与人，刘之珩先做永兴教官，我从过他，知道他晓得性理、天文，学问尽好。那陈立安是他的学生，在他家认得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极有涵养。听见我讲及这些道理，还大怒痛骂。今年上书的事，他隔的路远，并不曾与他商量。谯中翼平素不认得，曾见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学问好，有志向。我生平讲究程朱性理，见吕晚村拒陆尊朱，直接濂洛之传，心里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他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永兴有个学生廖易，我平时讲论道理，他知道的，上书的事，他并不曾同谋，总是我一个做事一人当，我不肯赖，也不好诬扳别人的等供。臣海兰又追问张熙所说：“六省一呼可定之处”，据供这是我同张熙商量，看见时疫流行，像个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故如此说，并没有成见等语。臣等又细检各犯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系张勘带回之物。讯据张勘，供这书是张熙带去的，他藏在被盖里，我不知道拿回来，被长沙府搜出的。书上的话，我不晓得，求问曾静便见明白。讯据曾静供：“这书上的话，俱是我做，就把与张熙的，我岂肯赖”等语。

又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俱系各省已经奉旨查拿之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讯据曾静供：“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毛仪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在晚村家里买过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学问好的”等语。臣海兰臣王国栋查书内辞义，类多借道学，以济其悖逆之说。满纸乱言，狂吠不道。翻阅一过，心胆欲裂，断不敢进呈御览。现在公同封固，俟追讯确实，即行请旨焚毁。似此丧心病狂逆贼，虽寸磔不足蔽辜，断难姑容时刻。第刘之珩虽经拿获，因途远尚未到案对质。但他省所拿各犯，不知口供果否相等，不便即请正法，或致同恶漏网。再查曾静状同禽兽，语属猖狂，昨游击邬锦等拿获之时，于该犯衣衫上写对句数联，并云：“蒲潭先生卒于此”。自知罪大恶极，欲寻自尽。幸赖皇上威德，天夺其魄，是以擒获。臣等因该犯自获到案，即经直认，未经查拿之犯，俱一一供明，且查逆书所载，亦无多余党伙。张新华又现在患病，窃虑夹讯致毙，或该犯自行绝食，不得明正极刑，无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是以未加夹讯，现饬按察司加谨看守。似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到案质讯确实，即行会奏请旨定夺外。所有首恶曾静拿获日期，及讯过口供，理合会折。谨遣抚标把总李吉驰驿，赍捧奏报。又查曾静所供孙学颜，系山西人。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再臣海兰，前赍到供犯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系江南淮安府人，与集内桐城孙用克，姓名略同，合并陈明，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杭奕禄到长沙后，遵照雍正面授机宜，要平心静气，穷追邪说来源。所以改变用刑逼供为软语宽问，将逆书中所有传言，逐条追问消息由来。雍正的本心不在于杀不杀曾静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关心的是逆书中所提及的一些宫廷内幕（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雍正的二篇上谕），认为这些绝非一个居住深山的小百姓所能编造出来的，其根源必出自熟知宫廷情况之人，所以让杭奕禄等逐条追问其来源。不过杭奕禄虽然曾经雍正亲自交待，但思想仍有顾虑，不敢把一些涉及皇家稳私的事公然写入奏折。所以雍正看了这份奏折后并不满意。因而批示将曾静等犯人解送北京）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禄，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恭报会讯逆贼供情，并呈逆书底稿，仰乞睿鉴事。窃臣杭奕禄于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至二十六日抵长沙市城，恭述我皇上天地之量，尧舜之仁，不以逆贼狂言少介圣意。并命臣等平心静气，穷究邪说所由来，开导痴愚所未喻，务使折服认罪。臣海兰、臣王国栋恭聆之下，仰颂圣德之渊涵，益愤逆徒之妄诞。臣等随于长沙抚臣内署密室，提出曾静，将本朝得统之正，列圣功德之隆，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恩泽入人之深，当今皇天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与夫励精求治之实心，爱养斯民之实政，逐一开示宣扬。该犯谛听良久，乃俯首认罪云：“静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诽谤，是诚罪大恶极，若非三位大人传示，几于至死不悟”等语，痛哭流涕，叩头不已。臣等见其醉醒梦觉，然后将逆书所载，逐条追究。该犯茫无所指，非云齐东之语，即云臆度之私。诘问再四，毫无风影。当给纸笔，令该犯详细写供。谨将亲笔供单进呈御览。臣杭奕禄，又会同追究其同谋党羽。据该犯坚供，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于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也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等语。

　　臣等会讯续获之宁远县教谕刘之珩、陈立安，并书内查出之曹珏、廖易即景叔等，皆供不知投书情事。即质之曾静，亦云伊等实不知情。臣等又询刘之珩、果否通晓天文、兵法？据刘之珩共称：“因幼习《尚书》略晓得些星象图说。那里知道天文，至八阵握机图，俱是先贤朱熹成语。之珩纂刻起来，教武秀才的。何尝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了《握机图》、《格物集》他就混说之珩知道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刻本底稿现在，求查便明”等语。臣等细阅刘之珩《格物集》抄本，及《握机图注》刻本，实无妖妄悖乱之语。除将检得刘之珩《格物集》并封呈外，伏查逆贼曾静，即夏靓，生于山野，不明大义，因考试五等，遂丧心病狂，借前人道学之皮毛，以行无父无君之邪说。复敢诬谤圣主，捏造逆书，遣徒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同张勘，即实安，赍往陕西，希图诱惑大臣，济其大逆。诚为罪恶滔天，神人共愤。臣等恪遵训旨，平心细讯。该犯自知诬妄，不待刑加，叩头伏辜。虽悔罪出于至诚，似类有苗之格，而下民敢于罔上，难逃大逆之诛。宜置极刑，以彰大法。同谋之张熙，知情之张勘、张新华，以及缘坐人等，律有明条，均难轻纵。至于曾静，行止乖张，久为乡党所不齿，其所谋情事，亦非邻里所得闻。昨事露被获，当地士民以为向年假称道学，今竟弄出事来，莫不称快。被其蛊惑信从者，不过张熙等一二门人。臣等细行查访，此外实无同伙党羽。其逆书所载，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并书内查出毛仪、施虹玉等，据该犯坚供，皆系背地推崇，并未谋面之人”等语。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内所载各条，原无与众人商谋字样，似非全出狡饰。再从前曾静遣张熙往浙访求吕晚村书时，曾见吕晚村第九子吕无尽，得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或彼此有所商谋，亦未可定。臣等现在行提并要《备忘录》、《吕子文集》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以便查阅质审定拟。

　　曾静系大逆重犯，理应刑讯。但各犯尚未到齐，若一加刑，该犯自知必死，势必绝食，则将来难于定案，统俟各犯到后，严行质取确供，斟酌律拟。臣等自当仰体皇仁，细心区别，有罪者断不敢纵漏一人，无罪者亦不敢诛连扰累也。所有曾静逆书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前臣海兰、臣王国栋以臣子忠爱私心，不忍将犯上呓语，转呈君父。谨公同阅明封固，具折请旨。今臣杭奕禄面聆天语，知圣主如天之度，未尝以妄诞之语少介圣怀。既有逆书，理当进呈，臣等谨公同封进，仍望皇上即赐发回，容臣等细按追问，以免遗漏。除现在会咨陕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贼张熙，并逆书内一应有名人等，到案质明，另行分别律拟奏请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会讯缘由，及逆贼曾静供单，并搜获曾静大逆书三册，又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一柄，对联一纸；刘之珩书二册，谯中翼诗稿一纸。理合另匣一并奏呈，伏乞睿鉴。谨差抚标千总吴杰赍捧奏闻。朱批：览。逆犯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江浙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湖广总督下辖湖北、湖南二省。湖南发生曾静案，虽然是由皇帝亲下密旨，由湖南具体执行，并未让迈柱过问。但迈柱身为总督，统管两省，不能不写折表态，这是清代官场惯例）

　　湖广总督迈柱谨奏，为奏闻事。窃照臣驻扎湖北武昌，凡湖南事件，耳目稍远，闻见甚迟。先于四月内，臣经奏明在案。当蒙朱批，此自然之势，岂有不量之理等因，钦此。但臣身受总督重任，凡有关地方紧要事务，向经饬谕湖南文武属员，不时报闻，以便办理，不敢一事怠忽，更不敢一刻苟安。兹于本月初三日，据署衡州副将印务谢珑密禀，内称长沙知府孙元到衡，约同文武，密拿要犯。随令外委带兵，同至安仁，于十一月初二日，已拿获张新华、张照、张勘三名，各犯家产封固，理合禀明等因。又于本月初四日，据谢珑禀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衣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当查明该犯家口，收永兴县禁等因。同日又据永州知府姜邵湘密禀，内称长沙协周宝，持巡抚公文，同至永城，折阅公文，系密拿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并追要门人陈立安及同志录。即同副将、县令，督同拿获。搜查寓所，据供同志录并未看见，又搜查册籍，往来书札，并家口财物，封贮看守。并拿获陈立安之子陈达，同刘之珩俱解赴长沙等因。同日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密禀，与前禀同。又于初五日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密禀，十月二十九日夜，有岳州知府奉巡抚钉封公文一角，酌派武弁一员，带兵同往华容县，有县令奉巡抚飞檄，内开奉旨严拿要犯谯中翼。当令把总同往，至歇凉地方，于十一月初二日未时，拿获谯中翼并子谯大谷，押解到岳，拨兵转解长沙去讫等因。

　　同一天，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寄来密禀，和前一禀报内容相同。又于初五日，根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寄来密禀说，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有岳州府知府，收到巡抚密封公文一份，让派武官一名，带兵前往华容县，由县令遵照巡抚紧急檄文办理，内容是奉圣旨严拿要犯谯中翼。当下便派一名把总带兵同往，到歇凉这个地方，于十一月初二日下午未时，逮捕了谯中翼和他的儿子谯大谷，押解到岳州，又派兵解送到长沙去了等情。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禀，同前由。同日又据华容县禀，亦同前由。随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密禀，内称奉巡抚檄文，拿获谯中翼父子，解赴长沙。

　　巡抚当同钦差大人在内堂会审。即将书箱四个取进，又蒙巡抚传谕，驰驿往安乡，密拿陈立安，已获起解，至该犯家产，有水田，时文一小书箱等因。据此臣查此等密拿情节，三日之内，据文武各报，事同一类，揆其行径，显系地方奸匪，有谋为不轨情由，或系抚臣察觉奏闻事件，或有别经发觉之处，臣实未准抚臣知会，又恐系另奉密旨，令抚臣办理事体，不便违例询问。臣是以虽据报闻，仍应静候抚臣审明，知会到臣，再容具奏。但臣身任总督，地方有此等奸匪之徒，不能查察于先，直待拿获之后，据文武属员禀报，始有知觉，臣实惭悚无地，总惟仰恳皇上，俯念北南两省，远隔耳目，原有未周之处，恩赐曲原，庶臣得以稍免过愆。再臣原经访闻，有旗人金姓者，在衡州府城，与原任衡州革职知府金依尧往来情厚，并口称系奉诚郡王差遣等语，招摇滋事。臣已密谕衡州知府密拿，即就近解赴南省究审。今据按察使赵弘恩，亦通报前来此案。俟拿获审实，容臣另奏，合并陈明。臣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朱批：览。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张熙约其堂叔张勘赴西安投书，到达后，张勘才知是投逆书，心中害怕而逃走，岳钟琪派人追捕未获，因写此奏章。而张勘到家第二天，即被湖南方面逮捕）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据实复奏事。窃查逆犯张熙，供称伊弟张勘，由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语。彼时臣一面奏闻，一面即飞遣确人追缉。先令由商州一路，挨门逐户盘察查拿，仍另遣人星夜兼程，预抵襄阳，在各饭店马头守候踪迹，密伺查捕。以凡自西安往湖南者，不拘水陆分途，冲偏各径，悉由襄阳径过也。兹奉朱批谕旨下，询张勘曾否拿获，仰见睿虑周详，恐其逃回，预漏消息，则逆犯曾静等，不无潜匿远之患。但臣曾细询张熙，自西安至湖南住家处，水陆必行，四十余日。今虽据商州一路蹑缉之人役回称，挨户盘查，并无张勘踪迹。而襄阳守候之人，至今尚未回陕。窃计钦差兼程南下，到彼必速，料张勘纵能脱漏，亦难迅速抵家，不至预透风声，令逆党潜遁也。兹奉朱批垂询，拟合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朱批：大奇事。张勘到家，次日已被钦差差役拿获，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免脱，皆就擒矣。谕卿喜之。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由于张熙供出陕西人毛仪，曾在吕留良家购买过书籍。尽管张熙说此人已故去五六年，仍要派人前往搜捕）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事。窃查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递逆书一案，于十二月十四日，准钦差侍郎臣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臣王国栋，咨提逆犯张熙质审，并提案犯毛仪，乃曾向浙江吕晚村家买过书籍者，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等因。移咨到臣。随即密令署长安县事，县丞李元，将毛仪实在住址下落，仍用好言探问张熙去后，续据李元回称，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住在溪地方。前路过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家汉等语。臣即遣把总王大谟，星夜前往，会同宝鸡县知县杜生，赴溪地方密访查拿。如毛仪现在，即行密拿到者，连张熙一并解楚；倘毛仪如果已故，即将张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仪之子，并搜其书籍。到日容臣审明，另奏外。合先缮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朱批：杭奕禄等已将逆情审明奏闻，有旨着将逆类解京完案。张熙若已解楚，则不必矣。若尚未动身，亦解送京交部，不必解往也。沿途着实宽慰，不可令受苦，差来押解之人，着实吩咐，好生送到。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根据曾静、张熙供词，主要犯人已在各省纷纷被捕。杭奕禄等要求将这些犯人押送湖南对质后定案，而雍正则下令一律解送北京）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旨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臣等将会审逆贼曾静亲笔供单，及逆书稿本，业经会折进呈御览。其逆贼张熙，并供犯严赓臣、车鼎丰等、亦经飞咨陕西、江南、浙江督臣分提去后。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咨，称讯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前曾路过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等语。现在差查如毛仪尚在，即一并移解，如毛仪果故，即当移解张熙听审，合先咨复等因。本年正月初七日，准浙江督臣李卫咨，称此案先奉密旨，随将严赓臣、沈在宽、已故吕晚村之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密提到案，研讯确供。委官李国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管押起程，解赴刑部投收讫。其《备忘录》、《吕子文集》并别项书籍，俱经两次固封，具折进呈。并将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册，同送在案。相应粘抄供单咨复等因。该臣等查核单内，严赓臣等各供，与臣等前审曾静口供相同，其张熙赴陕上书之处，虽据曾静坚称严赓臣等并不知情，但必得对质严讯，始可完结。相应会折奏请，伏乞皇上敕部将严赓臣等，押发来楚，与曾静、张熙等三面质明，另容臣等按供律拟，请旨定夺。至供犯车鼎丰等，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江南督臣范时绎，已经遣员解来。于正月二十外可到，理合一并奏明，谨遣抚标把总李吉赍捧奏闻。

朱批：已有旨著汝等带各逆犯来京矣。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这是曾静遣徒张熙投书案在湖南审讯时的最后一份奏折。此案涉及人员均已在各省被捕，雍正下旨全部押送北京）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抚标千总吴杰，赍捧朱批奏折。恭捧上谕：“览逆畜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浙江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等因，钦此。”

　　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公字，内开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逆书，朕览之不觉失笑，不知从何处得此奇幻荒诞之语。但曾静等，既为此书，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图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众。今将谕旨发出，着交与杭奕禄等，将朕此谕逐一询问曾静等，取具口供奏闻。至杭奕禄等前次所取曾静口供，今日方到，朕尚未细阅。大概看过，若果朕之居心行事有丝毫如伊逆书之所言，则人人当如曾静怀叛逆之心矣。并以此谕之。据曾静供称，此语得之传闻，是他人造作此语，而陷伊于重罪，则造作此语者，乃伊之深仇，伊更不当为之隐讳。即曾静等不能确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来由踪迹。着杭奕禄等委曲开导，推问根究，务得其造言之首犯，不必刑询。若供出之人审究确实，着同曾静等一并解京，如不得其人，即将曾静等解送。着杭奕禄、海兰带领前来，途中加意照看，勿令受苦。至各省提解人犯，其在浙江者，已经解京。其余人犯者已解楚，一并解送等因。并抄颁上谕一折，到臣等。钦此。”

　　同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差委县县丞管道沛等，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并查明逆书内有名之毛仪已经身故，其子毛仍世、毛延世现禁在陕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将逆贼供犯车鼎丰、车鼎赍、孙克用，委员押解到长沙府，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均经分别严加收禁。该臣等随提曾静至抚臣内署，钦遵圣谕，详悉宣示，并将上谕，令伊捧阅，又委曲开导，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惟有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叩头服罪。据供：“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书馆，据云向名王澍，号燕山，系丙戌进土，曾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来。小的恐系职官，不敢深问，因伊称有子现在川陕统兵，疑即系岳钟琪父亲，故《知几录》内亦载有此段，令张熙访问”等语。此外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臣等诘问王澍居址，据供止知是江浙人，不知府县，又诘问年貌，据供“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肿的，微须”等语。

　　提讯张熙，据供“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案内谯中翼，小的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虽有一面，并无往来，俱不知情。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之供。总之，这事原是曾叫我前去，他平日师道最严，我怕他，不敢不去，其余诸人，均不知上书缘由”等语。臣等复提车鼎丰、车鼎贲密询，据供“原籍湖广，久住江南，与曾静、张熙毫无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间，有浙江湖州严鸿逵，即严赓臣，字附张熙带投犯生处，犯生等念系原籍同乡，穷途告助，随留住两三天，送银一两而去。实不知何故牵及。且犯生等世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任山西安邑县知县，犯生车鼎丰，系戊子科副榜，犯生车鼎贲，系监生，何敢结交匪类”等语。

复提问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等语。据此，除案内缘坐各犯逐一查拿监禁楚省，俟本案各犯解京审明，知照发落外，其逆贼曾静、张熙及照单拿获之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有名之廖易、曹珏，案外查出之张孝先，江南解到之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等，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遴委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协守备仇之苞，抚千总吴杰，督率押解，臣杭奕禄、臣海兰带领，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长沙府起程进京。所有曾静亲笔供单，及臣等带押逆犯起程日期，理合奏呈，伏乞睿鉴。谨遣抚标把总刘起凤恭捧赍奏。

朱批：览。不数日汝等即可至京也。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吕留良文字狱案所受诛连的人，除吕氏家族外，最重要的就是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雍正给严鸿逵定的罪状，有专门谕旨，已见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而这篇公布沈在宽罪状的谕旨，主要抓住沈在宽的一句诗“陆沉不必由洪水”来作文章。雍正在黄、运两河是否决口，发生洪水上大作文章，摆出康熙治河的种种功绩。这篇谕旨没有收入《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严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只身被德教育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凛。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惑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

　　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二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为时，旱涝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

　　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曾静供出谣传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一事（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三），使雍正大为恼火，下令广西巡抚追查出此造谣人为谁，广西巡抚这份奏章，便是接到谕旨后的表态，而使曾静案牵连进一步扩大。）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奉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据逆贼曾静供吐，五年充发人犯五六月间路经衡州，造作逆语，令臣查此犯所到充发去处，散播悖乱之词。臣看得此等充发烟瘴之犯，皆罪大恶极之人，蒙皇上天恩，宽其死罪，故每于该犯发到之时，该地方官俱派拨人役看守，不许擅自行走，原惟恐其害地方。今此中竟有如此大逆之犯，造为逆语，摇惑人听，臣益仰见皇上圣谕所照，如日丽中天，无微不悉。臣接到密字，当即密谕该管官，令其细心设法查访，务得实情。不但五年六月以前充发人犯，并来单所不及者，亦令其一体访察。俟查得其人，即星速押解赴部，断不使稔奸积恶得幸脱于恢恢之天网也。再本年七月初二日，准刑部咨，据福督高其倬奏，送马廷锡妄传讹言一案。行拿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家人俞成一犯。当即飞檄该全州知州，密拿的犯俞成，五月到案。随于本月十二日给咨，委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押解赴部矣。理合一并奏闻。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朱批：览。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金根据京中发来的名单，进行密查，发现不少人有悖逆言论，并又查出名单中漏开的二名饮犯也有悖逆言论。不久，又接到将这批钦犯解送京师的通知。在解送前写了这奏折先行报告）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

　　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令臣察访该犯所到去处散播悖乱之词；其来单所不及开者，并令臣留心细察。臣查来单，开列过衡人犯共五案，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琏并子成德，共八名。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报明在案外，其现存在配人犯六名。有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臣见其人明白精细，即密令该员访查前去，今据查明密禀。惟原茶叶库大使达哈琏甚为安静守法，其子成德，年仅六岁，并据该管官上思州知州崔杰禀称，亦与高潢禀称无异。又太监吴守义，亦未闻其有何言语。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名，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俱一一具禀前来。又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查得六格一犯，实有悖逆之语。其来单所未及开者，再据高潢查访，得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准咨太监一名刘应试，又五年十月间准咨太监一名米儿，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

臣正将各犯姓名语言缮具清单，并一面飞檄各地方官速行解省，以便请旨。兹于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得怡亲王、大学士等于七月二十六日，并闰七月初二日两字，宣传上谕，令臣将五年内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查字内所开人犯，除已病故之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现在五名。其达色一名，据该地方官称，该犯亦有逆语，但未得其确实，正在密查。吴守义一名，未闻有何言语，余犯六格、霍成、马守柱三名，俱已察出实情，臣接得来字，当又飞檄各地方官星速解省。一经解到，臣即遵奉谕旨，将字中所开存人犯五名，并未开之刘应试、米儿二名，陆续选员押解，不令一处行走，不令各犯相见，并令细察其动静言语，务使完全解部。再来字宣传上谕，令将从前押解各犯之人员查出，确加询问，令将所闻各犯悖逆之语，据实说出。臣伏绎谕旨，惟务在察出各犯实情，今各犯语言，除达色正在密查外，其余各犯俱已分别访实。从前原经押解人员，似可无庸询问。理合奏明。所有前后奏到谕旨查访得充发烟瘴人犯，容臣陆续起解。缘由合并先行奏闻。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

朱批：览。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金奏报了押送各犯赴京日期，并讲了些诱犯人口供的实况，受到雍正在批语中嘉奖，同时对金原是允属下也点了一下）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

　　为奏闻事。窃本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字，宣传上谕，令臣将雍正五年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当查明所开人犯，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又查出单内未及开出之刘应试、米儿二名，合共七名。业将访出各犯实情于八月初一日缮折具奏，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臣以监临乡试入闱，预将咨牌给发按察司衙门，随后各属押解刘应试、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名先后到省。经该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等日，陆续委员押解去后，其达色一名前来，得其确定逆语。兹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具禀，现已备细察出。再六格一名，前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访闻，已将逆语缮奏。今又据该州禀称，密唤六格至署，予以酒食，设词探诱。而该犯逆语愈多，乃既以妄言之后，随复自吐其舌云：“我错了，老爷是个官，我如何向老爷说出这些话来！”

　　此诚罪恶贯盈，天夺其魄，故不觉呈露如此。伏思我皇上至德光昭薄海，臣民无不共仰高厚，该犯等捏造谤侮，曾何伤于日月。而逆贼曾静之敢于见之笔墨，肆行狂吠，其为此辈之所煽惑确然无疑。谨将续查达色、六格二犯逆语，于出闱后再行详缮清单上呈。伏乞睿鉴。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批：料理可嘉之至。犯口供单留中。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常。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方是，不可草率疏忽从事。况汝先在允属下，虽任外吏，朕弟兄辈从来情形，汝不可言全不知也。勉为之。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曾静供出所听谣言来源分二条线索，一是发往广西充军的官犯；一是出于看风水的先生陈帝西。这份奏折，即为审理陈帝西一案的情况，从中可看出，牵扯到的人互相推委，无个结果，所以王国栋受到雍正严厉批评。）

　　臣王国栋谨奏

　　为奏闻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和硕怡亲王等寄字。内开据逆贼曾静供称，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忠立。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又水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等语。巡抚可密将安仁县生员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堪舆陈帝锡行提到省，细讯何忠立、陈象侯伊等向曾静如何说，并问陈帝锡所传之语，本于何处？伊若承认直供，则将伊供出之人，一面奏闻，一面提问；如伊等不肯承认，巡抚可委曲开导，晓以曾静乃首逆巨恶，面我皇上好生之德，尚以其听信流言，不忍即加诛戮。况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尔等则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伊等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若仍不能得实，着将何忠立等解京与曾静对质。又：曾静供所传收密亲王妃嫔等语，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等语。巡抚可密行查访，五年五、六月间何犯过衡，查明一并具奏。且将五、六月间过衡人犯姓名密行知会广西巡抚等因到臣。随分差标员，密檄各州县，逐一查提。先据永兴县知县戴文谟获解医生陈象侯到。臣讯据该犯供称：“五、六年前，因曾静的妻子患病，他来接小的医治，所以认得他。那陈帝锡小的并不认得，前年在安仁行医，曾听得武生何献图说起，京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个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后来会着曾静，讲闲话时，也曾说及过的。”臣即密拘何献图。

　　去后，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生员何立忠。即何忠立到，臣审据该犯供称：“我是文生，叫何立忠，平日与曾静并无往来，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偏浅。犯生随口回他说，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大，听见朝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这也是因话答话，并不是犯生造的，是族间何献图对犯生说，是一个堪舆陈帝西讲的。”

　　续据署茶陵州知州李凤生获解陈帝西即陈帝锡到。臣审据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做堪舆的，平日并不认得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讲过什么话。”

　　随提何立忠质供：“那上本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讲是你说的，并不是我赖你。”

　　复据陈帝西供：“前年十月里，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叫张继尧，曾说有人去四川回来，闻得岳老爷上了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又说四川坍出一个孔明碑，那碑文上有几句诗，说‘孔汝仅留二八帮，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都是张继尧说的。”

　　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何献图到。臣讯据该犯供称：“犯生曾请一个堪舆陈帝西看风水，他曾说过有个臣子上了一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加封他的官职。犯生道听途说，原向族间何立忠并在犯生地方行医的陈象侯讲过，并不曾听见有什么孔明碑的话。”

　　随提陈帝西质讯。据供：“那上本的话，是你妹夫张继尧对我讲的，就是他讲的孔明碑。我解说不出来，还要你写出来，你怎么赖呢？”

　　据何献图又供：“那孔明碑的话，犯生实没有听见，若说犯生写的，有什么凭据？至上本的话，实在是陈帝西说的，并不是犯生妹夫张继尧讲的。随刑讯陈帝西，据供：“若提到张继尧不认，小的情愿与他对夹”等语。

　　臣查逆贼曾静在京所供，陈象侯、何立忠传闻之言，均出堪舆陈帝西之口，及讯现犯何立忠，及供出之何献图，亦称陈帝西告知。是陈帝西实系传言要犯，经臣反复开导，诘其传自何处？得自何人？据供实系张继尧传说。臣恐狡饰仇诬，当经刑讯，该犯坚供必俟张继尧到案对质着落。除现在密提张继尧，并追取抄录孔明碑文到日，质审明确，再行具奏外，所有讯取犯供情，合先缮折奏闻。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经过衡州官犯，臣即密查。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后尚有遗漏，遵又细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过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过太监一名霍成。俱系发往广西之犯。其原文内止有人犯、太监名色，并无官犯字样。臣复密行署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查复无异。当即密行知会广西抚臣金在案，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朱批：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风习，而不能觉知，而不肯奏闻。他处发觉，特命钦差来究审，而又不能将此等一类匪物究出。今从京指名交与你数人审究，原为恐奸民闻风远扬，方着你就近作速设法诱问。今但将此已经问出口供而令彼此推卸，耽延时日，总不能体察其出之谁口，亦可谓才德兼全，忠诚任事之巡抚矣。此干人犯自然亦解京审问者，再究问出他犯，自然亦在你地方上，但必将有名人犯一一交出方可。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编者按：上一封奏折，雍正在批语中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使王国栋不能不作一番检查。但王国栋必竟缺少才干，自己无法审结此案，只好委托下属去分头审讯，这更引起雍正不满，在本奏折中夹批了“胡说，溺职之极！”这里，已伏下了雍正决心要撤换王国栋的想法。所以在奏折后朱批中，没给王国栋任何具体指示。

　　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天恩，敬复朱批谕旨事。闰七月十八日，臣标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奏折到长沙，并赍软赐鲜荔枝一瓶。圣恩高厚，感刻难名。臣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讫，随捧读朱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请陛见两折，均恭皇上详悉训诲，一一指示。臣庸愚下质，谬任封疆，仰荷圣恩深重，虽于甄别吏治，体恤民瘼，清厘钱粮，慎重刑罚之处，夙夜兢兢，稽察办理，而上之不能感召天和，下之不能潜消匪类，即自顾亦觉怀惭。因恩才庸任重，或得面承圣训，庶几有所遵循。兹蒙我皇上训旨详明，不惜千万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读之下，醉醒梦觉，昭若发蒙。惟有整励精神，倍加奋迅，以求天人感召之本源，以副圣主委用之至意。

　　皇上圣明，自有远鉴。至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将得自何人之处，设法诱问。委曲开导，刑讯数次，总不能实供得自何人。复发按察司郭朝祚，护岳常道孙元，署长沙府知府杨辅臣分别研讯（朱批：胡说，溺职之极！）亦不能别指造言之人。业经录供，于闰七月初四日具折请旨在案，现候皇上批示遵行。按察司郭朝祚，臣即将所奉圣旨，详悉宣谕，伊甚恐惧战栗（朱批：此等负恩无知之人，恐惧战栗即可赦宥乎？），已遵旨遣人至大学士臣张廷玉处转奏。再，臣前奏丈勘复测田亩一折，蒙皇上朱批：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当引朕旨，察其等次，题请议叙，以示鼓励，钦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隐田亩，如系额内者，向例不清议叙；额外者，照例附请。今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俱系额内，惟酃县田亩除足额外，又查出额外垦熟田地六十六顷零。经臣于原题案内，将酃县知县刘朝佑，委勘之原任澧州知州黄炎附请议叙，已准。部复照例各准其纪录二次，奏旨俞允钦遵在案。合并附折奏闻，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谨奏。

　　朱批：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奏折中重复抄录了雍正对王国栋审案的大段批评。王国栋也自知职位不稳，所以又抓紧审讯陈帝西，才算使陈帝西承认谣言出于自己之口，但又说是听路人所言，是否真实，则难以知道。王国栋未来得及禀报，又接到将陈帝西押解进京的通知。在这封奏折上报不久，王国栋即被免职）

　　臣王国栋谨奏，为遵旨复讯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奉上谕：“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曾静在京供出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说流言一案。审讯陈象侯、何立忠，供出何献图。据何献图供，得之陈帝西。及究问陈帝西，陈帝西又供出得之张继尧，以何献图为证。刑讯张继尧、何献图，皆呼冤不认。又陈帝西供出抄录孔明碑文，曾与何知来、何纯忠看过。提审茫无确据，显系陈帝西捏造。既经众证明白，难容狡赖。应否将陈帝西解京，一并拟结等语。“从前令尔等寄信与王国栋，令其将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细讯所传之语本于何处。如伊等不肯承认，可委曲开导。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则尔等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犹不承认，则解京与曾静对质。

　　今该抚讯问陈象侯、何立忠二人，俱称闻自何献图，得之陈帝西。何献图供亦相等。又究陈帝西，则供谏议碑文，系张继尧说的。是陈帝西已经自认传说流言，与曾静所供无异。更无再与曾静对质之处，何必又请将陈帝西解京？至陈帝西所供之张继尧及何知来、何纯忠等，该抚既称刑讯，张继尧呼冤不认，何知来等家中并无抄录碑文，显属陈帝西捏造。“则该抚应将陈帝西委曲开导，令其悔悟感激，则自必将传言之实，由何处何人招出。乃王国栋既不将陈帝西详悉晓谕，使之感悟，吐露实情，而但将扳出之张继尧加以刑鞠，不知王国栋出自何心？况陈帝西将孔明碑文烂熟胸中，随口背出，此决非陈帝西临时造作之语，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来。而王国栋先用严刑，讯究诬扳之人，刑讯不得，遂请将陈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责。”

　　“从前杭奕禄在湖广时，既不能详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国栋查讫。而王国栋又复草率，希图完结如此。有凭有据之事，尚不肯细心推究，以尽根株，设地方有疑难之事，则将作何办理？王国栋残为溺职。着王国栋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又前令王国栋将雍正五年五、六月间，衡州路上解过犯官留心察访，王国栋亦未复奏。令其一并确查，具奏等因到臣，钦此。”

　　臣于文闱竣后，复传陈帝西，几经询问，供吐游移。臣恐该犯乡愚畏罪，适刘之珩等奉旨释放回籍，臣即令刘之珩等将皇上宽大弘仁，当面逐为宣布，并又多方委曲开导。据陈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间，小的奉母亲的命，往衡州买绸子，走到地名唐堡司，是条大路，有个凉亭，小的走得吃力。在那里息息足，买茶吃。只见有四个长大汉子，还有一个挑担的，是走道儿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马褂子，口里说的是官话，像京里内旗人模样。他们自己伙里，在那边讲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内中一个人说，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来问小人要茶吃，小的随问他，你们是到那里去的？他说往城里去。那时路上偶然撞见，不知他是什么人，又不曾问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从前不敢供出。其实这句话，实在是道听途说的，就是小的告诉何献图，也讲是听见人说，若果向小人说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时小的又不晓得有今日的事，怎么不在何献图面前就讲是某个说的呢？

　　至于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买鼎锅，在同年桥地方，见有许多人攒着一个背胡芦的道人，白发长须，约有九十多岁，据他讲有一百岁了。他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又有一张诗句贴在桥上，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钱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钱，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对证。他自己说是四川来的，小的因识得几个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几遍，记在肚里，也不知那诗句讲的是什么话。因小的从前病在何献图家，他郎舅说要缠绕，将小的用草荐裹了，逐出门外；又因何献图将小的对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以致今日有这样事，所以怀恨，扯着他郎舅两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实情，并没有半句假话”等语。

　　正在具折奏复间，又准大学士公马尔赛等札，开前巡抚奏请，将陈帝西解京拟结。奉旨以陈帝西并未供出传言之人，王国栋不能详悉推求，但请解京，希图草率完结，务令再行详讯，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钦此。写字寄与巡抚在案。今在京有与陈帝西质问之处，我等遵旨再寄前来，巡抚可将陈帝西确讯取供，即将陈帝西并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员解送来京。臣复钦遵，详加讯问，坚称此番所说实系正情，并无捏造饰除。经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委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长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将复讯供情再行缮折奏闻。至过衡犯官，随即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递过军犯达色、蔡登科，臣恐前后尚有遗漏，又细查四、七两月，递过军犯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太监吴守义、霍成等，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备叙奏明在案，合并陈明，谨遣臣标千总宋启相恭赍奏闻。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曾静一案，牵扯数省，到处追查余党。便有人想从告密中获得奖赏，而捕风捉影，任意诬告。王国栋未详察，便奏报上去。此折上奏后不数日，王即被免职）

　　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复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抚标下把总刘万志，恭捧批回奏折到省，臣等跪接开读。会奏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一折，蒙皇上朱批：“讯问曾静，并不识此人，况陈学松等姓名，亦皆一人不知，可将周楠诬捏情节究审为何起见，亦不可严用刑具。袁炽可释放，此案无可究处。钦此。”

　　臣等随将袁炽当堂释放，并提周楠复讯。据供：“小的原不认得袁炽，前因听见这话，一点忠心，就出首了，并没有心要害，并只想出首了，皇上自然说我好，并有加恩之处，并不为别的起见”等语。反覆研讯，别无异辞。臣等备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杨天佩等三犯，先经行据郴州永兴县细加察访，挨查烟户册内，并无其人，出有印结在案。惟传言之张凤一犯，现在移查广东未复，而既经部臣讯明，曾静未与袁炽认识，其余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应遵旨，概予免究。其周楠诬捏之处，据供妄想皇恩，并无别故。可否俯念该犯异乡愚民，无知犯法，一并从宽，递回原籍安插，毋许出外滋事，以结斯案。臣等未敢擅便，理合缮折奏复，仰乞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雍正上谕：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合词公奏，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谕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猝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实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可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曾静招供出传播悖逆言论的犯人。而且供出梦见自己的同族人告诉他说，那人姓邓等话。江苏巡抚便依此追查，无结果）

臣尹继善谨奏：臣于淮安，路遇刑部侍郎臣杭奕禄恭传谕旨，命臣等访拿曾静供出诡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并将图像交臣。窃思逆贼曾静，僻处乡野，敢于逆天悖理，皆由奸邪党羽造言四布，凡在人类者，闻之无不切齿痛心。臣现在多方设法密访查拿。再杭奕禄途中盘问曾静，伊又记诡名王澍之人曾言，在潘宗洛湖南学差任内，看过文字。臣查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兴县，访有伊孙潘文熙在家。臣着人将潘文熙并当日历任跟随潘宗洛之家人，唤至署中，称访延慕友，令将伊祖学院、巡抚并历任内所清幕友及教书看文字之人，姓名、年岁、相貌、住址一一列出，现在逐名密访。再，臣与杭奕禄淮安相见是夜，曾静梦回伊家，族人曾天祥向其说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兴谷洞地方，知他跟底等语。杭奕禄到苏将此语向臣说知，臣思梦中之语虽难凭信，但如此罪大恶极之人，天理昭彰，无不败露，或者由此跟寻而得亦未可定。臣因遣人至无锡，寻见原任给事中王澍细问，曾在伊家教书往来者并无姓邓，亦无湖广之人。开出处馆数人，其年纪相貌俱不相同。但曾静既称梦中见曾天祥，告以其人姓邓，系湖北人声口，曾又思在兴谷洞知其底里，恐非无因。臣现在照图书像密札知会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令其就近查询密访，并探兴谷洞地方踪迹。臣日夜筹度，展转于心，恨不能一时就获，以抒愤懑，不敢以为梦语而忽之也。谨将奉到密旨，遵行缘由，先行奏闻，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

朱批：览。但梦寐之语，何必如此认真也。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对曾静一案审讯已告一段落，雍正仍嫌供出的犯人太少。因又命令杭奕禄秘密带领曾静去浙江，企图指认浙江逆党，但无结果，因此，浙江总督李卫又派官兵将曾静押往湖南继续指认逆党。）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密带曾静并悖逆妄人图像到杭，向臣宣示密谕，跪领钦遵。伏查此辈棍徒，造作讹言，往来煽惑，实可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诚恐其中或有在内因，将依稀仿佛年貌相近者，密令认识，逗问语音，皆不相像。据称江南稍有影响。杭奕禄回江之日，会同江南督抚二臣，再为推求。臣仍当加意留心，设法访察，不敢略有懈怠宣露。至臣前见曾静逆恶妄言，实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寝皮，以抒公义。及观其补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较浙省现获之陆同庵，行径执谬，大概相似。与其从前作为，迥不相同。乃知实属天地祖宗之灵，借此妄人以昭显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无不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诚非偶然也。今笔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专派外委把总吴居功，带兵四名，宽裕发给盘费，随同护解至彼。并沿途拨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讫。至极恶吕留良家口子孙，于臣旋浙之时，即已密令府县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迨此番回任后，又将其父子坟冢，严饬文武，派拨人役，加谨巡查，不敢疏忽。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顺交臣权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备脚力赍进，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朱批：览。曾静之感服情形如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雍正亲自编定的《大义觉迷录》刻印出来后，颁发全国，使“曾静差徒投书案”告一段落。岳钟琪身为第一个接触此案的人，自然必须表态歌颂一番。才写了此奏章。最后又附上一笔，趁机交待了他在审问张熙时，曾假意称赞过屈大均的文章。这依然是为了怕以后被抓住辫子）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

　　为圣德光昭，群迷觉悟，臣庆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鉴事。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内阁，交出奉旨刊刻《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读圣谕，敬谨详绎，仰见睿照所临，无微不至，圣泽所被，万类咸沾，大义聿昭，愚蒙共启。此诚为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析理义于至精至微；开聋聩于极顽极冥。稽之典、谟、训、诰实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张熙持书至臣，其中词语丧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阅未竟，竖发裂眦，痛心切齿，畏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消忿恨。遂将张熙严加刑讯，期于逆党全获，寸磔族诛，早申国宪，以蔽厥辜，讵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奸党，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由今思之，诡谲如逆恶张熙，既能坚忍重刑，而不能不为假词所诱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

　　夫以逆兽曾静等，生逢盛世，戴高履厚，始而心服大奸大逆禽兽不若之吕留良讲义横蓄于心，继而又听信悖逆之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捏造全无影响之流言，肆加毁谤，声载成书。若非逆兽自为败露，不几以讹传讹，妄为扬播，迷惑人心，流毒无已。在逆兽曾静之罪恶，已通于天。而臣当时之假词谓诱，并逆恶张熙受刑之后，旋即信而不疑，悉吐实情，实乃神人共愤，不使奸谋逆恶暂容于天地之间。此种情事，有非思虑之所得，而预定蓄念之所得预防。良由我皇上深仁厚德，感格天祖，是以阴夺其魄，遣使投书，奸谋毕露，此即逆静今日所谓从前投书，自速天诛，乃今痛自悔恨，实有若或使之莫之为而为也。我皇上如天好生，以逆兽曾静僻处穷乡，罔知大义，先由误信逆恶吕留良邪说，继又妄信逆党道路诬谤之言，遂使迷而不语。乃远引“宥过无大”之蕴义，赦其狂背，予以自新。似此张为幻，悖恶凶头，实属千古未有之大憝；而我皇上宏仁大度，特宥无知，更属千古所未见之旷典。即蠢顽如逆静等醉生梦死之禽兽，尚有一线之明，感恩戴德，痛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之误。臣细阅逆兽曾静等全供，益信道盛德至，化及豚鱼，所感甚深，为效甚速；且我朝列圣相承，积功累仁，天与人归，抚有中夏，光明正大，远迈商周。自生民以来，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

　　我皇上乘乾首出，仁覆寰区，复念四海苍生，万一尚有为邪说所惑，是以万几之余，剖析圣贤之经义，以开万古群蒙，疏解至三，精详明切，特命刊刻，布告中外。俾茅檐屋，均知尊君亲上之常经；僻壤遐陬，共识践土食毛之大义。今现在之冥顽，既以趋义而归仁。被惑自愚蒙，自必格心而向化。臣谨遍谕阖营，敬宣圣德，官兵人等，莫不叩首欢呼，忭舞称庆。而臣之微悃愚忠，睹兹宝录，亦得稍为表白，永矢赤忱，以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而已。臣感切于中，未由自己，敬抒愚悃，缮摺恭奏。再臣细阅逆恶张熙所供，臣言屈温山一段情节，缘比时逆恶张熙曾言，闻得广东有屈温山者，诗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见其文集。其时臣正在诱之使言，随亦云其著作大意，仿佛与吕留良及而师曾静之意略同。其实屈温山之为人如何？并伊之诗篇文集，不唯臣从前并未寓目，抑且并未闻人说及，其书之有无邪说（朱批：此一语非卿提起，朕实未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无由而知。是时臣之所以信口称道者，盖欲探逆恶之实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无隐也，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览。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这个奏折是曾静案的余波，记录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杭州一个监生陈铨，在群众中吹嘘自己认识张熙，以夸耀、抬高自家身份，但被官府风闻而抓起来，又乱供与江西人吕东阳有往来。浙江总督遂通知江西省，请捕送吕东阳到案。结果江西错抓了一个叫吕学一的人，吕学一怕受刑打，无中生有地供出直隶、山东、江苏等省的同党，于是江西便发文照会各省，大加搜捕。后来吕学一被押送杭州，才审出全是他胡编乱供，将其释放；又通知江西火速撤销往各省搜捕同案犯的公文，演了一出虚惊闹剧。从这里也可看出，清政府各级官员，对吕留良、曾静一案，已紧张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以及在办案审问中的诸多弊端。）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

　　为奏闻事。窃臣于上年冬月，访有杭城仁和县监生陈铨，少年狂诞，在外扬言曾与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时认识，并同党恶严赓臣，投拜门生，讲论诗文、自幸不曾扳入案内等语，当即拿究审问。又据供出，曾与江西人看风水之吕东阳，于杭州书坊相遇，因起大六壬数，彼此接谈，许以跟随同行，每月可得帮给银三两，尚有札付等语，随查吕东阳踪迹，已于雍正三年回归原籍。因陈铨供内有札付狂妄之语，不可不为究讯明白。一面移咨江西巡抚查缉解浙质对，一面再将陈铨细加研鞠。旋又改供吕东阳系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名假称，亦在省城堪舆生理，错认为东阳。又复行提方贤济，于今年三月下旬到案，三面质讯，曾与陈铨会面起过六壬，彼此较量深浅争论是实，并无许银及札付之事，讯之陈铨，自认谎供。其熟识张熙等之处，反复推鞠，均属支离，并称曾静亦经到杭州拜望见过等语，更为荒唐，乃系好作不根之谈，造言生事，哄骗愚民，假做体面狂徒，随将陈铨咨革监生，从重枷责，仅留余生，交与伊父亲邻取保管束，永不许出门。正在备文移咨江西间，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准江西署抚臣谢，咨解吕学一即吕东阳到浙。臣查其在江西所供陈铨，年貌籍贯，及京师相遇情节，俱不符合。随将解到之吕东阳更换衣服，同别案犯及衙役等十余人间杂并跪。吊同陈铨及吕东阳当在杭寓主逐一识认，并非其人。

　　讯据吕学一供称，实系打造银匠生理，招牌上有东阳吕记，并非名号。向在保定府涞水县开店，从没有到过浙江，且目未识丁，不会风水。其江西所在京与陈铨结盟，吃血酒，约会船只下海及供出各省田开玉等姓名，俱系畏刑信口妄指，毫无影响。诘其因何认供凿凿之故。据称彼地要严审，若不妄供，难逃夹讯。我族人说：“你到浙江，自然明白，何必先自受苦”等语。隔别研讯，实属误拿。查臣前咨，止于将吕东阳获解送浙质对，并未令其就近讯供，彼处既无活口来历，何从究审，自有错误。但因江南匪类正在浙省发觉，江西州县官疑为此件，奉公过甚所致。幸到杭不曾动刑，即与剖明省释。臣捐给盘费，交原解官带回江西，并咨明署抚臣谢，飞速行文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将吕学一妄供之姓名，毋庸查拿，以免张皇滋扰。去后今已准有谢回咨，合将情由奏明。再，浙江各处地方安静，惟海盐县近日后有愚民，以“糍粑教”名目，聚会拜忏。恐其蛊惑人心，经臣访拿，为首及附和党羽等十余名，交杭嘉湖道细加严审，尚系乡愚初起，无别项为匪情，故现在分别重惩枷责，仅留余生，交保管束，朔望点卯不时稽察，以杜颓风。

　　又，钱塘县知县李惺，缉得游方匪僧裕安、上乘等，讯出同伙甚多，皆系马流和尚，结党为匪，各处云游挂单，遇孤村静室，庵庙人少者，即用强行劫，或以蒙汗药投入饮食之中迷人，取其衣资，更有损害性命者。臣随拣造弁员，为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眼，分头认缉，先后又获同党静参等二十余犯。所供江浙两省窃劫，历年为害，踪迹莫定。按址行查，皆属不虚。而乡僻僧尼弱门，止于失物未致伤命者，从前竟不赴官呈报，今现在逐案究明，定拟具题。此外，多党仍再上紧侦拿，断不使其漏网贻患。又，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差往江南巡缉私盐盗匪弁员禀称，祟明县花沙海稍等处民人，忽率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强勒各铺户，关闭店面，喧闹地方等情。随据苏松镇兵官施廷专呈，同前。由臣一面严批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密加察访。因祟明佃户向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经知县祖秉震于上年具详禁革，立碑文内分晰未明，刁民藉以为题，欲将夏季麦租不还。先写匿名谤纸粘贴。指称取租富户施大受与新任镇臣施廷专联宗，倚势收等语，聚众多人逼迫店户罢市，甚至殴辱巡检。

　　虽有营县拿有朱锁等四、五人到案，尚有写匿名帖之夏君钦等棍脱逃未获。该县欲为掩饰，详文含糊，未将实情叙明，臣查崇明地居海外，各沙孤悬错杂，民情向称刁悍，今欲借端图赖额内一季正租，辄敢粘贴匿名，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现在批行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严查确情，会同营员勒获为首鼓众要犯。咨会江省督抚二臣听其究审定拟，分别严处示儆外，事关海疆要地，棍徒聚众，合并附摺奏明，伏乞圣鉴。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朱批：是施廷专已有旨着汝调补矣。朕意李灿似宜此任，若浙省镇臣调用有难行处，只管暂委员署理崇明。据实折奏以闻。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曾静由反清转向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统治，因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向民众宣扬雍正盛德。曾静到湖南不久，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内容是约定一批百姓要共同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溺死。传单使湖南地方官员大为紧张，不得不奏报）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

为奏请圣训事。八月十一日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面禀：省城贴有传单，约于十九日共执曾静沉潭。随据长沙县知县单含，揭送传单到臣。臣即出示晓谕，严行禁止。讫十四日，荷蒙圣恩特赦，将曾静切加训束。臣等当将曾静传赴公所，宣扬圣旨，明切教导，曾静惟俯首称谢。臣等窃思，曾静来楚，本欲令其宣扬圣德，化导愚民，今据该司等公禀前来，诚恐草野愚民共生义愤，无益人心，反滋事端。臣等未敢擅便，臣谨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据实奏闻，并抄录传单呈览。伏讫圣主训示遵行。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

朱批：览。另有旨谕。

　　雍正上谕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这道谕旨是对吕留良及其家属的判决，对吕留良的著作也下令焚毁。但雍正仍惧怕吕留良思想影响仍在，所以在这篇谕旨中又用了一半篇幅去讲道理。最后，还下令让全国各级学校的秀才、监生，人人对吕留良的定罪恰当与否表态，并要写出书面具结。表面上讲可以各抒己见，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对不同意见的镇压。）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犯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定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尸枭示。吕毅中应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谋逆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

　　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籍，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盲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其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甚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对曾静的审问虽已结束，《大义觉迷录》也刻印颁布全国了。但由于曾静供词中供出过有冒名王澍的人（同名王澍任给事中，已查出与此案无关，见附录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在湖南散布了一些朝廷内幕，故仍不甘心，继续下令南方几省大力追查。虽已证实这王澍已死，还要追查其家属下落，进一步扩大，结果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便牵连了大批不相干的人。）

　　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
　　今将审问张秀公等供词缘由开陈于后。

　　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少年纪，弟兄几个，有几个伯叔，你父亲张应星是哪一年到耒阳的任，哪一年病故，你必定常在任所的，据实供来。”

　　供：“犯今年三十七岁了，弟兄原有四个。大哥早死了。弟兆鹏自雍正三年往广东谋生，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存亡。还有幼弟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里。父亲是康熙四十八年内到任，雍正元年病故，在任共十五年。犯生跟随到任时年纪只有十四岁，后来也常回家，也进过京，也到过广东，约算在耒阳不过五六年。前在臬司讯供已经供明。惟雍正元年犯生在家，到六月闻讣，继赶到耒阳的，现在孙仪周等可问。”

　　又问：“你父亲是何年入学、怎么得官，死时有多少年纪呢？”

　　供：“父亲进学时候，犯生还不曾出世，只听说是康熙三十二三年间，挈眷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任内商籍进学的。后于康熙四十年四月内，由杭州搬家回籍，不及一月就进京去，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四十七年报满，就选授耒阳县，冬底出京，四十八年四月到任，后来病故，时年五十四岁了。”

　　又问：“你父亲在任十五年，你又常随任所，衙门中宾朋往来，你自然知道，曾有一个王澍，当日到过耒阳，与你父亲交好，因何县府司审你，你狡供怎么没有个王澍的影子呢？”

　　供：“父亲衙内往来亲朋，犯生都是晓得的，若说王澍这个人，实在一点影子也没有，教犯生怎么供得出？”

　　又问：“雍正元年四月里，王澍曾写书札寄你父亲，教祝融庵的僧人弥增，到你父亲衙门里去取五十两银子，你怎说不知王澍的影子呢？”

　　供：“雍正元年四月间，犯生不在耒阳，但父亲衙门从没有个和尚弥增出入。犯生又细查过父亲日用银帐，元年上并没有这和尚弥增，拿着王澍的书札来取五十两银子的帐况。我父亲商籍进学，教习选官，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朋帮衬，后来做官俭朴自守，死的时候尚且亏空了钱粮，那打抽丰的人来都没想头，若送五十两银子必是平素受过重恩的人，难道犯生还不知道。就是元年四月犯生不在耒阳衙门的，果有弥增取银子的事，他们犯不着隐瞒，况且取了五十两银子去。王澍既有字来，父亲必有字回答，只求咨查叫他们拿出回书来验就明白了。”

　　又问：“现据僧人弥增在湖南供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同学，岂有你父亲同学的人，你倒不知道吗？”

　　供：“如果与父亲同学，必是相好朋友，犯生是亲儿子，岂有不晓得的理。父亲实没有这个同学的人，只求咨查问弥增，是哪年上王澍与父亲同学，是在哪里同学。况前日在安庆府讯供，吩示王澍的年貌，说王澍于雍正二年死在桂东，时年纪有三十多岁。我父亲元年死的时候有五十四岁了，在杭州进学，年纪就有二十四五岁，计算起来，那时王澍不过几岁的小孩子，怎说与父亲同学？求详情。”

　　又问：“同学之称不必定是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日斯文相与，意气相投称同学的。你想你父亲平日文字相交，定有王澍这个人，及早供出，免得拖累。”

　　供：“父亲平日文字相交，意气相投的人，犯生都知道，并没有王澍这个人，如今叫犯生如何凭空捏出个王澍来？”

　　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教习几年？他在外相与同学的人，必多来任所打抽丰，叙旧好，也是常事，就有王澍到耒阳衙门走动，你也无罪，快从头细想，据实供来。”

　　供：“父亲到杭州才生了犯生，那几年犯生年少不记事，后在京教习，犯生跟在京读书。父亲相与的人从没有这个人。至于到任以后，非至亲没有到耒阳来的，那里有个王澎到衙门走动？犯生巴不得有个王澍，供出来就免拖累，只是千思万想没有这一个人，犯生也无可奈何了。”

　　又问：“你这样狡供大错了，那湖广移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你父亲与王澍同学，就是你父亲长随唐思，现在湖南把你父亲与王澍相与的实情都供出来了。还有王澍湖南相与的许多人，所供俱是一样，你还敢隐瞒么？”

　　供：“这是死冤家对头了，和尚弥增，犯生不认得，唐思原叫唐诗，父亲衙里做裱褙，是有的，他若供出父亲与王澍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行走，这是他诬扳了。湖南还有王澍相与的人，这样供的，只求同唐诗一起，咨提来与犯生对质，或把犯生解到湖南与他们对质，就见明白。”

　　又问：“湖南的许多人，都供王澍是好夸才学，张狂古怪的人，或者王澍是他改换的姓名，你如今一时想不起来。现在王澍的图像在这里与你看，你要细细的想，你同乡亲友中可有这样像貌，这样性情的人？据实指出来，你就不受拖累了。”

　　供：“犯生父亲的亲友并同乡认识的人，犯生照图像细想，实在没有这样形象，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供。”

　　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该晓得事体，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的家属下落，只得问他相与的朋友。你看那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供明实情就把他们放了。就是曾静那样弥天大罪的人，自知悔罪，供吐不讳，皇恩如天广大，尚且赦他，你若供出王澍实在下落，纵是你父亲在日与他相与，他的奸恶没有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情，无罪的人。你还怕甚么不说？你若到底含糊支饰，就要刑审，还要解到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并当日与王澍传帖的柬房门子，现在都要与你对质了。那时即说出实情来，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就是奸人党羽，就要问罪了。”

　　供：“蒙这样这样谆切开导，皇恩如天广大。犯生若知有王澍，不将他实在下落供出来，就是鬼神也不容犯生的。况且供出来，犯生就有活命，不供出来，反要解往湖广对质，还要受刑拖累至死，犯生岂不知道？反情愿向死路上走？只是犯生晓得一点影子也好着想，如今一点影子也没有，叫犯生如何想起？况犯生供出表兄孙仪周来，我姑夫阖家人到犯生家吵闹，说犯生坏良心扳害他，恨入骨髓，如果有个王澍与父亲相与，孙仪周还不供出来，倒替犯生隐瞒，不受拖累么？况耒阳县有柬房有门子，有许多衙役。若王澍与父亲往来，又有个异言异服的和尚弥增，到衙门取银子，瞒得哪一个的眼，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况且弥增既代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相好，王澍方肯叫他到耒阳。他日亲日近的人，岂有不晓得这王澍的下落？湖南又有王澍相与的许多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何府何县的人？如何信口混供，捏出这些没着落的话来。犯生情愿与他质对。”

　　又问：“唐思在湖南供他是徽州人，同你父亲读过书，府司审你，你如何说他是衡州人，并不识字呢？将来还要对质，你如何混说得。”

　　供：“唐诗实在住在衡州，他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俱在衡州、湘潭等处住家。他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就在衙门裱褙字画，六十一年，他跟犯生回家走了一次。若是徽州人，只求行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之中，通县烟民册细查。如果他系徽州人，犯生的话都是假的，他连天地人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记帐，都是打苏州马子，他怎说同父亲读过书的鬼话。”

　　又问：“你父亲当日衙门，还有什么人帮同办事道，止你同你侄子张振蕃，和孙仪周、唐思么？”

　　供：“我父亲在任十五年，同办事亲友长随也会死的，也有去的。后头父亲死了，又亏空了钱粮，他们也有逃走，欺瞒不得。”

　　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少年纪，你随祖父在耒阳任中时，可知道与你祖父相与的都是什么人，可有个王澎，时常往返。他曾叫和尚弥增，持字在衙门取过五十两银子，你可知道么？实供来。”

　　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在耒阳生的，到五岁上跟父母回家，第二年六岁，父亲死了，小的母亲在家里住。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差人叫小的到任上读书。二月里到了耒阳，祖父家训极严，终日关在学里读书，非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就是家里事，一些不晓得，如何还晓得祖父相与的人？小的委实不知道甚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持书取银子的事。小的寡母在家，一贫如洗，一路来饭都没的吃，若知些影子，巴不得就说出来，好免拖累。只是不知道的人，就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了。”

　　问：“你祖父任所用的人，除孙仪周和唐思外，还有几个，都是甚么姓名，实实供来。”

　　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在家里相熟的，唐思就不知道，只晓得有个唐诗，会裱画。问他讨些碎纸是有的。其余用的人，小的那时人事不知，又不管事，又不使用人，如何晓得。”

　　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往来相与，雍正元年四月内，王澍叫弥增和尚持字到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自然知情的，据实供来。”

　　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内到耒阳，至雍正元年六月，母舅死了就回家来，并不曾见有个王澍。与母舅往来，那里有什么和尚取银子的事。”

　　又问：“你愚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相与不相与，于你本不相干。你果知王澍踪迹，实说何妨，况这件事，是他张家的事，张秀公反把你扳出来受累，你何苦替他隐瞒，岂不枉受刑法，枉受拖累么？”

　　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日张秀公丧良心扳害小的，家中父母吓病在床，存亡未知，小的与他成了切骨的仇恨，这事若有些影响，不等到今日，早直说了。为甚么受他的害，反替他隐瞒，求详情。”

　　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是为亲戚的意思，要知道这件事，不过查问王澍的籍贯，你果知王澍的踪迹，供出来，根究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就脱然无累了。如执迷不吐实情，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往湖南质对，都要受累。反不是你为亲戚了，你想想，把实话说来。”

　　供：“小的若知道王澍的住址踪迹，实说了就脱然无累，小的岂不知道？实在不晓得这个人，小的无从想起，今日被亲戚扳害，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冤业。”

　　又问：“你母舅衙门还有甚么帮同办事的，把姓名一一供来。”

　　供：“自六十一年至元年，小的在耒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原少，自少的到了衙门，母舅就有亏空，从前的亲友长随，都散去了。”等情。各供在案。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这篇奏折与安徽巡抚程元章的奏章一样，都是继续追查张应星与王澍的关系。这里又讲到得到张应星的会客日记，打算对所会之客一一根究）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事。臣先接大学士公马尔赛等，寄到奏复湖南抚臣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因跟随王澍之罗一奎供，王澍系江南人，行令臣等留心访察家属等因。臣在随处留心，密行查访外，查湖南抚臣原审供内，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曾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帖，要向张应星取银五十两”等语。据安庆按察司密提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张振蕃，（和在耒阳任内当管事的张应星外甥孙仪周，押往安庆。抚臣程元章问供中，并没有查出王澍与张应星同学和借银子的事情，已经把问供的情况全部上奏。接皇上圣旨：“仍然遵照以前的谕旨行事。其中如果确实没有关系的，有的可令其保释，有的可在外边分散看守，不可使无辜的人长时间关在监牢内。总之，冤屈普通百姓和纵放匪人同样有罪，一定要秉公处理。钦此。”）

接安徽抚臣密札知会到臣，此等紧要之案，臣未经亲讯，不敢放心，复亲提细问，据张秀公等供吐如前，再三开导，始据供有应星在任日记簿一本，复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管宅门系秀公之侄张庆远，臣思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说悖逆之言，自必改易姓名，既有应星会客日记，可从此根究。臣已密差妥人前往将日记簿提到，其所登记自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日行之事，所会之客，俱在其内。现在逐加细问，一一根究下落，密查踪迹。并提管宅门之张庆远，详加究讯外，合先奏明。谨奏。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

朱批：览。

（雍正鉴于吕留良的著述仍存在于世，所以批准了把朱轼等编的，批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的书，颁发到各地学宫）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义，今罪迹昭彰，普天共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书急宜焚毁为请。朕以为，从来无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诛而谓其书宜毁无论，毁之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所据以辩其道学之真伪乎？以故毁书之议概未允行。顷者翰林顾成天奏称，吕留良所刊四书讲议，语录等书，浮浅鄙，毫无发明，宜敕学臣晓谕多士，勿惑於邪说，爰命在廷儒臣，详加检阅。兹据大学士朱轼等，放其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呈请刊刻，遍颁学宫。朕以逆贼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诸臣所驳者，章句之末学也。朕惟秉至公以执法，而于著书者之为醇为疵，与驳书者之或是，或非，悉听之天下之公论。后世之公评，朕皆置之不问也。大学士朱轼等既请刊刻，分布学宫，俾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朕思此请亦属可行，姑从之，以俟天下后世之读书者。

　　（雍正对曾静进行宽大处理，并让他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使用，利用他到处吹捧宣扬皇上圣德。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曾有传单要把曾静劫走，投入深潭溺死。曾静日子并不好过。因而他只好请假以购置家产为名，隐居躲避。这份奏章即是他假期期满，回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后，湖南主要官员向雍正及时报告的奏折）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闻事。查曾静系奉旨发到臣李徽衙门听用之人。曾静请假归家置产，臣等于去夏奏请圣裁。七月二十日接到朱批：“赏他一年假，期满仍着来汝处使用，奏闻候旨，钦此。”今曾静于八月二十二日期满到长，仍留臣李徽衙门使用。理合奏闻候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雍正下谕旨对吕留良进行开棺戮尸，并进行灭族。下令让全国所有学生“人人过关”表态，雍正以全国学生一致拥护来证明这个判决是公正至当的。此后，才下了这个谕旨，免去吕留良孙辈杀头之罪（其中有不少儿童））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吕留良治罪之案，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合词陈奏，请照大逆之例，以昭国宪。朕思天下读书之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隐匿。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个有异词者。普天率士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供著戮尸枭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这一道谕旨，宣布了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人及其家族处理决定，使这件历时三年多的文字狱大案告一段落。但这份谕旨所涉及到人员，还只限于和吕留良有关的一小部分人。至于本书前边奏章所载的散布谣言的太监、犯官等人，均另有上谕处理）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覆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雍正于十三年八月病死，由其子弘历嗣位，第二年，改年号乾隆。乾隆登基后一个多月，即下令逮捕曾静、张熙进京并判刑）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上谕。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黄河得名，除了与河水有关外，当还有他因。我们对此进行了重新梳理。

一、河水清与浊

黄河水到底何时主色为黄？这个问题困扰学界多年。有人援引《逸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说明黄河之水一直是浑浊的。这好似不太恰当。首先，该句话在现有《诗经》中没有发现，要想确认该句话的真实存在，只有等日后出土材料来证明。其次，该句话明显具有文学修辞色彩。我们不能用不能证实并且具有文学修辞色彩的话语去证明河水一直为浑浊。

我们先看看典籍中对黄河水的记载：

1. 公元前595年（周定王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民国《山东通志》卷三）2. 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里。（《竹书纪年》卷下）

3. 公元前457年（周贞王十二年）：河水赤三日。（《竹书纪年》卷下）

4. 公元前439年（周考王二年）：河水赤于晋龙门三日。（《文献通考》卷297）

5. 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竹书纪年》卷下）

6.165年（汉延熹八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后汉书·五行志》）

7.171年（汉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后汉书·五行志》）

8.447年（宋元嘉二十四年）：夏四月，河、济俱清。（《南史·宋文帝本纪》）

除此之外，我们还查询到了54条有关黄河河水的记载，这54条记载的时间都在公元447年之后。54条文献记载中，仅有1条记载黄河河水为浊，其余皆记载河水为清。

先看材料1“河水赤三日。”也就意味着平时河水主要是清。再看材料8“夏四月，河、济俱清。”就意味着河水平时主要是浊。再根据上面62条材料的记载，我们发现，在公元前367年之前，材料记载以“河水赤”为主，而公元165年之后，材料记载以“河水清”为主。也就是说明在公元前367年之前，黄河之水主要为清，公元165年之后，黄河之水主要为浊。那么，根据现有材料就可以认为：公元前367年至公元165年之间，应该是黄河河水的转变时期，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在秦、两汉时期。也就是说秦、两汉时期是黄河水由清变浊的关键时期。

张金路等先生在《黄河三角洲文化概要》谈到黄河最重要的7次改道，前面三次是：（1）上古三代时，黄河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经浚县西，折北流至今河北平乡北，分为九条支流。（2）到西汉时，黄河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至今山东高唐南，折北经今德州市东、河北南皮西，又东北流经今沧县入海。（3）从东汉永平十三年（70年）到唐末，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公元70年，有一个重要事情发生，就是王景成功治理黄河。黄河改道，途经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流沙，河水自然容易变色。故我们可以将黄河水变浊的时间段前移至西汉初年，也即两汉之前，河水以清为主，两汉之后（包括两汉），河水以浊为主。

我们再来看看黄河的称呼，在两汉以前，黄河主要称为“河”“河水”“大河”。《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吕氏春秋·有始》：“何谓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楚辞·九章·悲回风》：“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然而到了两汉时期，黄河的称呼除了“河”“河水”“大河”之外，又新添“浊河”“黄河”。

浊河，该称谓主要因河水浑浊而得名，最初使用在两汉时期。《史记·高祖本纪》：“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波海之利。”“浊河”在《史记》中，仅出现3次，也是最早使用“浊河”的文献，故“浊河”最早使用不会超过公元前145年。

“黄河”一词出现很早，《汉书·高惠高后文武功臣表》：“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黄河”与“泰山”对文，对照工整。该词在唐朝之后已经成为黄河的主要称呼词。李传军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黄河之得名，肇源于西汉初年，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称呼。”此说可信。由此可知“黄河”出现早于“浊河”。

两汉时期，河水已经开始变浊，“黄河”、“浊河”称呼的出现与河水变浊应该有密切关系。故有学者认为黄河之名因河水浑浊而来，这有一定道理。

在“河”“河水”“黄河”“大河”“浊河”五个称呼中，“黄河”“大河”“浊河”三者组合形式相同，“黄河”出现介于“大河”“浊河”之间，在唐朝之后成为主要称呼词。历史为什么选择“黄河”作主要称呼词？在理解“黄河”之义时，仅仅将“黄河”等同“浊河”，而忽略“大河”，是否合理？我们认为，语言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要经历优胜劣汰，不选择“大河”“浊河”作为主要称呼，是因为这两个称呼只强调黄河的一个方面，而“黄河”一词不仅兼有浊河之义，还兼有“大河”之义，故其能够胜出，被人们广泛使用，证据如下。

二、从“黄”族词反观黄河之名

我们将汉语中所有“黄”声的形声字系联起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系联起来的词语有一部分具有“大”之义。如：

廣，《说文·广部》：“廣，殿之大屋也。”《诗经·小雅·六月》：“四牡修广”，毛传：“广，大也。”《尚书·大禹谟》：“帝德廣运”，孔安国传：“广，谓所覆者大。”《尚书·微子之命》：“克齐圣广渊”，蔡沈集传：“广，言其大。”

横，《说文·木部》：“横，栏木也。从木，黄声。”《文选张协〈七命〉》：“横制八戎。”李周翰注：“横，大也。”《急就篇》卷一“令狐横。”颜师古注：“横，充也，大也。”

蟥，《说文·虫部》：“蟥，蟥也。从虫，黄声。”此字亦有大之义。赣方言“蚂蟥”指水蛭之大者。

鐄，该字从金，黄声。《广韵·庚韵》：“鐄，大钟也。”《集韵·庚韵》：“鐄，大镰。”大钟、大镰皆指大的金属器物。

趪：从走，黄声。《文选·西京赋》：“猛虚趪趪。”薛综注：“趪趪，张设貌。”张设貌，有扩大之义。清代沈德潜《觉生寺大钟歌》：“妄凭佛力消黑业，趪趪徹天门重。”此趪趪即指宏大，洪亮之义。

亦有部分具有表示黄颜色的意义。如：

癀，《玉篇·疒部》：“癀，癀疸病也。”黄疸病患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皮肤、粘膜等组织发黄，故命名之。

鷬，即黄鹂鸟之名。雄性黄鹂鸟的羽毛为金黄色，并有光泽，而雌性黄鹂鸟的羽毛黄中带绿，故命名之。

还有一部分既表“大”，又表颜色“黄”义。如：

璜，《说文·玉部》：“璜，半璧也。”《墨子·大取》：“是璜也。”孙诒让正义引《说文》：“璜，半璧也。”《山海经·海外西经》：“夏后启佩玉璜。”郭璞注：“半璧曰璜。”此处“半”有一层意思为“大”。《集韵·换韵》：“半，大片也。”同时“璜”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该物体为黄颜色。郭沫若《金文丛考》：“黄实古玉佩之象也。”“后假为黄白字，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乃造璜以代之。”《正字通·玉部》：“黄石曰璜。海虞有璜泾，泾底有石而黄，以石名水，以水名地。”

潢，《说文·水部》：“潢，积水池。从水，黄声。”《国语·周语下》：“犹塞川原而为潢汙。”韦昭注：“大曰潢，小曰汙。”《玄应音义》卷十七“潢水”注：“潢，久积水池也。大曰潢，小曰洿。”《玄应音义》卷十五“潢池”注：“大曰潢，小曰洿，浊水也。”浊水，即颜色浑浊之义。

磺，《说文·石部》：“磺，铜铁朴石也。”徐锴《系传》：“铜铁之生者多连石。”故磺有“大”义。同时“磺”亦可以表示黄色。如“硫磺”，其外观为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黄”本身可以用来表示形状“大”和颜色“黄”之义。这就正好印证了“黄河”既可以表示“大河”，又可以表示“浊河”。当然，选择“黄河”做主要称呼词，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还与我国古代文化脱离不了关系。

三、我国古代崇尚“黄”色

《说文解字·黄部》：“黄，地之色也。”我国区域辽阔，五方土地颜色不同。古人将五方与五行结合起来，释云“南方为火，其土红色;北方为水，其土黑色;东方为木，其土青色;西方位金，其土白色;中央为土，其土黄色。”班固《汉书·律历志》载：“黄色，中之色，君之服也。”《白虎通义》云“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赋予其特殊的内涵。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宋朝梅尧臣《和原甫午寝晚归》：“不言偃仰中园乐，还爱眉间喜色黄。”黄色是美好的化身。幼小儿童美称为“黄口”，未出嫁美女称为“黄花闺女”，美好宝贵之躯称为“黄金躯”，辛勤夜读谓之“黄卷青灯”，预示灾祥的黄色物象谓之“黄祥”，祥瑞象谓之“黄云”，丰美的谷物谓之“黄茂”，等等。

古代农业民族有着浓厚的“敬土”思想，黄色是“中央土”之色，而黄色有别于周边的“四夷”之色。因此，“黄色”就与“正统”“尊崇”联系起来，继而赋予其尊贵、权利的内涵。如：皇帝的公告谓之“黄榜”，帝王之车谓之“黄屋”，官名谓之“黄门”，天子或大臣所乘车舆的装饰品谓之“黄麾”，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谓之“黄甲”，太守衙中的正堂谓之“黄堂”，官员佩戴的黄色带子谓之“黄带”，委任下级官吏的文书谓之“黄牒”。“榜”“屋”“门”等一系列普通的词语，在前面加上“黄”，地位就完全不同，成为了“权利”与“尊贵”的象征，令众人羡慕。

“黄”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贞观政要·慎所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胡瓜”变“黄瓜”，一字之差，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邹容《革命军》第七章：“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缪鸿若《海上留别健行越生叔云诸同志》诗：“敢冀黄魂苏百日，拼将地狱走千回。”“黄族”“黄祸”“黄魂”中的“黄”，皆指中华民族。

这种文化影响深远，在“黄河”名称的选择过程中，不自然地推动人们选择“黄河”作为其主要代称。甚至人们就直接用“黄”来代称母亲河，如“引黄灌溉”“黄泛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黄河之“黄”，兼有“大”“浊”之义，而“黄河”成为其主要的称呼，与汉民族崇尚黄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原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