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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知识

  • 方辉,田钟灵：稷下学宫考

    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田齐招揽贤人而设，兼具政事议论与学术研讨功能。据汉人所记，稷下学宫创办于田齐桓公时期（前374—前357），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襄王时学宫犹存。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稷下学宫存续约150年。稷下学士号曰列大夫，享有列第，备受尊崇。

    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史书中多有记载，自近代以来，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建筑基址，从其地望来看，可能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稷下学宫遗址。文章首先对稷下学宫位置的研究史进行梳理，而后对“稷下”“稷门”等学者们经常关注的内容进行新的解读，最后结合汉魏洛阳城的太学遗址对稷下学宫的考古新发现做一对比研究。

    一、稷下学宫位置研究现状

    “稷下”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齐稷下之辩者”即谓战国齐稷下学士，此为目前可见关于稷下之学最早的记录之一。汉晋时期有记载将稷下之学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如西汉刘向《别录》中记载曰：“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东晋虞西又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这两条记载均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自此，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产生了稷门附近说与稷山立馆说两派观点。

    （一）稷山立馆说

    稷山立馆说被司马贞称作“异说”，今学者们也多持反对意见，且给出的理由多相近。一是因为稷山位于齐故城南约10公里处，距离太远，本属山地丘陵，又有淄河与齐城相隔，交通不便，很难做到“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二是根据考古勘察，得知稷山附近除保存多座战国、汉代墓冢外，并没有发现建筑遗存，这与“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不符。唯蒋伯潜先生将“庄岳”之“岳”视作稷山，认为稷下学宫及学士之宅第设在“庄岳之间”，即康庄之衢与稷山之间，此为齐都最繁盛之区。该书初版为1948年上海正中书局版。但蒋说目前并未见其他支持者，有学者指出，“庄岳之间”的说法属于取字推论，实际上还是“稷山立馆说”的变通，临淄城南山水纵横，并不适宜建设学宫。驳论有道理。

    （二）稷门附近说

    “稷门附近”一说，自西汉以来屡见于文献记载，亦为目前的主流观点。此说多认为学宫在临淄齐故城城门稷门外近郊或稷门内；而关于稷门究竟位于临淄城的哪个方向，又有西门、南门两种说法。

    1、稷门为西门说

    历代史家多记稷门为齐城西垣之门。西汉刘向为这一观点的首倡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而后又曰：“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东晋晏谟《齐地记》言：“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司马贞云：“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系水在齐城西侧，可知学宫在齐城西门稷门外、系水左右。同样的内容又见于宋《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所引：“齐地记曰：‘临淄城西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该卷又引西晋学者司马彪所著《郡国志》曰：“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莒子如齐盟于稷门，此也。”元代于钦《齐乘》中记：“《齐记补》谓，‘齐古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其西雍门，韩娥鬻歌之地。又有稷门，下立学社，所谓稷下学。”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赞同并引用自汉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也主张稷门为临淄城西垣城门。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穆就指出稷下在西门不误，并解释其因通社稷而得名；1944年，郭沫若亦直言“稷门是齐国国都的西门”。由于古人和近世先贤对齐都临淄城的总体布局和形制所知有限，故并没有明确指出稷门为齐城的哪座西门。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临淄齐故城的勘查和发掘，齐故城的范围、形制、城墙、城门，以及城内布局的情况越来越详细，公布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学者们遂有条件对稷门和稷下学宫的位置做更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目前可见小城西门外说、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和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中门外说三种观点。

    刘文熙、张龙海在认同历代史书中记载的稷下西门外说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进一步推断稷门为小城西门，稷下学宫在小城西门外。（图一：①）该文所用考古资料主要有两处，一为小城西门外的建筑遗址，被认为与春秋时期“遄台”有关，在台东还发现有战国遗址，可见水井、砖瓦等，当地群众称其为“稷堰”；二是遄台附近的古大道，称为“黉大路”，黉即古代学校之意。另外，该文还据小城西门外刘家庄的两篇石碑碑文，以及蒲松龄的文学作品中所记内容，指出今刘家庄在稷下附近。至于稷下学宫的范围，中心建筑在小城西门外，南至小城西南部，北至邵家圈以南。这里风景秀丽，交通便捷，且靠近宫城。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由李剑、宋玉顺提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虽然临淄齐故城大城西垣当时只勘探出一座城门，但从平面图上看，大城北部东西向大道往西延伸与西垣交接处应当还有一个门道，即稷门。李、宋二位先生将临淄小城西门考证为申门，并根据《水经注·淄水》中系水北流所经之地的记载，即“系水傍城北流，经阳（通杨、扬）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认为勘探出的大城西门为扬门，而再往北即为齐稷下所在的稷门，稷下学宫在系水旁边，即今邵家圈村西南。（图一：②）该文还列出四条旁证：其一，1946年邵家圈村发现古碑，上刻“稷下”；其二，《临淄县治》《括地志》载临淄城西北有“棘邑”，而“棘”“稷”音相近，“稷门”即为西通“棘邑”之门；其三，该门向城内连接东西向大道，直通市井，还靠近西墙内的南北向道路，直抵宫殿区；向外可达西北各邑；其四，邵家圈村西南发现有战国瓦当和建筑遗址。

    近期，赵益超、侯霞提出了大城西垣南首门外（图一：③）这一新说。该文在对临淄齐故城的形制、年代有着正确且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指出稷门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事迹中，不应在战国时期的小城上去找，而应把目光放在春秋时期的临淄城即大城上。结合文献中关于学宫位置的记载多与西门、系水有关，又进一步锁定在大城西垣的城门上，而李剑、宋玉顺所推测的北首门外城郊地区多为战国时期制陶作坊遗址，且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学宫设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进一步指出，南首门靠近小城，可以从大城西墙内侧的南北干道直达宫殿区，小城北墙至石桥村南一带的城外近郊地区，系水两岸地形开阔，正适宜建设规模宏大的稷下学宫。

    2、稷门为南门说

    与西门说不同，历代文献中认为稷门是南门者较少。直至清代，学者高士奇在《春秋地名考略》“申池”条下称：“其南曰稷门……齐人于稷门立学舍也。”在“稷”条下又言：“临淄有稷山，《齐记补》：‘上有后稷祠，故名。’今临淄县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或曰稷下之名以此。”可知高士奇以稷门为南门，稷门学舍或曰稷下，与临淄城南之稷山有密切关系。民国九年《临淄县治》又记载，“齐古临淄城……古城十三门，其西门雍门……西南门稷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实指含糊不清。不过，二十世纪以来，主张稷门因面向或通向城南稷山而得名，故而为临淄城南门的学者却有不少。

    早在1972年发表的《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中，考古学者就提出文献中所见齐城门“皆未记确切方位，后人说法不一，比较能肯定的只有小城西门曰申门，大城西门曰雍门，稷门为南门，广门为大城东门”，但没有细指稷门究竟为哪座南门，也并未给出理由。目前临淄齐故城南垣城门中被考证为稷门的有临淄城小城南垣西首门、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西首门，及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中门，但研究者对稷下学宫与稷门关系的认识又有不同观点。

    刘敦愿先生早年在对春秋时期的临淄齐故城进行复原研究时，提出稷山立馆说仍值得考虑，稷山下是否有学宫尚且难说，但稷门因通向或面向稷山而得名，并非绝无可能，故在复原图中将稷门置于临淄小城南垣西首门，而非文献中多见的西门。（图一：④）但遗憾的是，刘敦愿先生此文误将临淄小城视为春秋时期的宫城，且没有解释稷门为何为南垣西门而非东门，也未提及稷下学宫是位于小城内还是城外。另外，张学海先生在《齐营丘、薄姑、临淄三都考》中直言“（战国）小城是座宫城……小城南西门遥对南郊稷山，应是稷门，门内西侧的夯土基址，北距宫殿区不到一公里，可能是稷下先生们的‘列第’遗迹”（图一：④）目前看来，小城南垣西门内主要分布着战国时期的一处齐法化铸币作坊和两处青铜冶铸遗存，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则位于东门附近，十分靠近北部宫殿区，夯土分布非常紧密，而且大多呈小型块状，被认为是齐国官署或田氏上层贵族宅居地。董治安、王志民先生亦认为我国古代有根据所面向的山、川、台、丘命名城门的惯例，稷门亦由于同临淄城外的稷山相对而得名。二位先生认为稷门当为考古勘探出的南垣西门，稷下学宫在南门之内，位于连接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的大城中部南北向干道左右两侧。（图一：⑤）相反，大城西门内却地势低洼，文化层较薄。

    曲英杰和白云翔先生均认为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为稷门，二者对其具体位置认识不同，且关于稷下学宫与稷门的相对位置也有不同看法。曲英杰先生认为，临淄齐故城大城南垣的西向延伸线上应当有一处春秋时期的城门，就位于小城南垣东门大道向北延伸与大城南墙相交之处。（图一：⑥）曲文以该门面对稷山而定为稷门，在战国临淄城的复原图中亦将稷下学宫置于此处，恰位于临淄小城内中部，即曲文所考证的战国田齐宫城之南。而到战国时期，此门被移至相对应的小城南垣东门（图一：⑧），“是否沿称稷门已无法推知”。值得注意的是，曲英杰先生在论及稷下之学时，又言田氏代齐之初已兴筑稷下学宫，临近田齐宫城，当指复原图中示意之处，而根据文献小城西门外也有讲堂，建于齐宣王时，至于学士的列第则位于“康庄之衢”，即沿大城中部东西向大道南北两侧分布。这样看来，似有广义上的稷下学宫包括学舍和列第并不集中于一处之意。白云翔先生对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的位置推测稍有不同，在大城南墙与小城东墙交界处一带，比曲英杰先生复原的位置要稍偏东。（图一：⑦）白云翔先生同样认为稷门的名称被沿用至战国临淄小城南垣东门上。（图一：⑧）但是，由于白云翔先生从微地理地形的角度理解“稷下”之“下”的含义，故将稷下学宫的位置放在小城南垣东门的西北方向地势较低之处，即战国临淄城西南城外近郊一带。

    二、“稷”“下”新解与“稷门”位置考

    通过以上对稷下学宫和稷门位置研究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稷门”“稷下”与“稷山”名称和逻辑关系的理解不同。

    史书上对“稷”的考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稷”与“棘”或“侧”古音相近，如东汉郑玄称，“齐田氏时，学舍所会号棘下。棘、稷音相近，即稷下也”，又唐代司马贞曰，“因侧系水出……古侧稷音相近”。二是将“稷”与后稷联系起来，如《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金人李余庆也指出稷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后稷祠。关于“稷”与“棘”，春秋时期临淄附近有“棘邑”，《左传》昭公十年：“（陈）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齐国西安县东有戟里亭。”《后汉书·郡国志》作“棘里”，《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二》：“西安有棘里亭”，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据学者考证，在今临淄北高阳村附近，位于临淄齐故城西北方向，前述有学者据此认为“稷门”是因向西通棘邑而得名。实际上，“稷”和“棘”作为地名，春秋时常见。鲁国亦有“棘地”，在汶水之北齐鲁两国交界之处，曲阜鲁故城又有“稷门”，自当为两地，而不可能因通棘地而命名为稷门。另外，按刘敦愿等先生所释，“宋、晋、楚均有以稷名地的。稷当系祭稷之地，稷门当是近稷之门，或通往祭稷之地，或社稷所在”。

    至于“下”，在地名中也较为常见，学者们对其所指也有不同的认识。元代李治《敬斋先生古今注》认为：“洛言洛下，稷言稷下……言称下者，犹言在此处也。”赵益超等据此认为“下”在这里为虚词，没有实际意义，“稷下”没有内外和方向上的指向性。白云翔先生则从微地理环境地势高低的角度，将“稷下”释作稷门以西、以北一带地势较低之处。通过联系先秦秦汉时期其他带有“上”或“下”字地名的含义，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其常见的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方位，指南北。如“下蔡”“下东国”“下博”又鲁故城有“上东门”，杜注：“鲁东城之北门”，高士奇曰：“盖城东之北门。”二是表示地势高地，如“戏下”，司马贞言“戏，水名也……是羽初停军于戏水之下”；“垓下”，司马贞引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张守节又曰：“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如此看来，“上”或“下”具体表示方向还是地势高低，似乎与其作为地名时的词汇构成方式有关，作“上/下某地”者，以表示南北方位为多，而与山名或水名同时出现，作“某地上/下”时，则多指示地势的高低。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稷门”与“稷下”得名均与临淄城南有后稷祠的稷山有关，但“稷门”不一定必须南向稷山，“稷下”也并非是指位于稷门的南面或相对稷门处于地势较低之处，而是稷山之下的一个统称。值得注意的是，曲阜鲁故城也有“稷门”，按文献中记载为鲁城南门，曲英杰先生考证为考古发现的南垣西门，但是鲁城之南并没有稷山；城内又有“棘下”，杜预注为“城内地名”，即使以“稷”“棘”互通来解释，“棘下”所在也并不是稷门之南，这些或可作为旁证。

    另外，上文提及有将春秋之“稷门”误冠于战国城门上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除时间错位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隐藏的逻辑问题。一是春秋时期的稷门到战国时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存，那稷门的名称是否被沿用至战国城门上；二是稷门为宫城城门还是郭城城门。我们认为春秋时期稷门为临淄城郭城（即大城）西垣南门，到战国时期，因为小城的修建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沿用至新建的田齐宫城（即小城）之西门。

    春秋时期的稷门当为郭城而非宫城之西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莒子到齐国参加盟誓，竟连稷门也没进入，故而大恶齐君，或可为佐证。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城门有两座。一为考古勘探出的“西墙西南门”，位于大城西墙的南部，南距与小城北墙相接处783米；另一座是大城北部东西向干道西端与西墙交接处的西垣北门，位于今邵家圈村东北，即3号排水道口南侧。除此之外，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墙应还有一座城门，为南首门，曲英杰先生认为或有可能设在与小城东垣城门东西相对应之处，（图一：⑨）白云翔先生则推测大致在桓公台东南侧一带。（图一：⑩）我们首先假设春秋临淄城西墙北首门或西墙中部之门为稷门，则战国时期稷门仍存，田齐所立稷下学宫当在稷门附近。城内，即广辛路以西小城北墙以北的大城西区，据考古勘探和试掘，地势低洼，文化堆积较薄，除一些居住点以外，是大片的空隙地。城外，自北往南从王青村至长胡同，分布有密集的陶窑作坊。也有其他学者注意到，大城西墙北首门外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可见，大城西垣北段和中段的内外两侧都不适宜建设学宫和宅第。如此，则只剩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门。

    至于春秋时期临淄大城西垣南门对应的是史书中的哪座城门，目前主要有申门、鹿门、稷门几种说法。申门未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左传》杜注始见，“齐南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水经注·淄水》记系水“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竝言：申门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元于钦《齐乘·古迹》称“临淄古城……西南有申门，门外申池”。可知申门与稷门一样，均位于齐城西南方向；同样，申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亦有争议。李剑、宋玉顺、白云翔等先生认为杜预“齐南城西门”中的“南城”指的是齐故城的小城，所以申门为齐故城小城之西门。但是《左传》杜注中又有“鲁东城之北门”“鲁南城东门”的说法，鲁都曲阜不似齐临淄城有南、北二城，故这里“东城”“南城”自不为东边、南边城之意，而且曲英杰先生已考证二门分别指鲁故城东垣北门和南垣东门。所以，申门为西门说值得怀疑。值得注意的是，申门不似稷门见于春秋史事中，或可说明在春秋时期尚没有申门，白云翔先生称现在学者们考证的战国小城之上的“申门”当是沿用春秋时期的名称，尚可讨论。另外，曲英杰先生也将申门考证为战国临淄城城门。如此，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南门为申门的可能性便降低，本文暂将申门推证为临淄小城南垣西门。“鹿门”见于《左传》昭公十年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当为春秋时期城门无疑，但史书中均未指出其方位。曲英杰先生认为春秋大城西垣南门为鹿门，却未说明原因；刘敦愿先生则依高士奇之说，推定为大城东南门。若然，则鹿门未必是西门，而稷门在史书中多与城西、系水同时出现，在西的可能性较大。

    “稷门”作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城门，在战国时期早已不存，但城门名称却因小城新建而顺势被移用至同在西侧的小城西垣城门上。战国小城西门为稷门当无疑，记载有稷门方位的文献均为汉及以后，或与后世学者只能看到临淄小城的遗存有关。根据考古发现，原战国时期田齐宫殿区到东汉被青铜、铁器生产设施所覆盖小城内南、北部存在着较厚的唐、宋以后的堆积，而大城基本没有，或可推断魏晋以后主要沿用小城，大城基本废弃。另外，后世文献《水经注·淄水》《宋书·五行志》中有记晋惠帝时“大蛇负小蛇”之奇闻，可知在西晋时，小城内仍有汉景王祠，有市场，或可为一佐证。

    综上所述，稷门应如史书中多数记载的，为临淄城之西门，战国时期田齐所设稷下学宫位于田齐宫城即临淄小城西侧当没有疑问，而且由于汉以后临淄齐故城仅小城继续沿用，学者们所能看到的残留于地上的学宫遗存应当在小城附近。以往学者多根据史书中记载的稷下之学在稷门附近而将二者捆绑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稷下之名一定是指在稷门之南或地势较低之处，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大，将其视为稷山脚下的大的地理范围。

    三、稷下学宫及汉魏洛阳城太学的相关考古发现

    对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除根据文献记载进行逻辑推理之外，更需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确认。刘文熙、张龙海先生曾提及，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西南有“遄台”和“稷堰”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台地，在附近发现的战国水井内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期的砖瓦建筑材料，并且有一条直通小城的古大道，世称“黉大路”，黉是学校的意思。前文已提及，他们据此认为稷下学宫的主体即在小城西门外，2015年出版的《临淄文物志》基本引用了这些民俗学和考古学材料，但对于这一带是否为稷下学宫所在持存疑态度。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思路，但仍需要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来正式确认。

    根据白云翔先生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考古发掘现场的实地考察资料，我们获知考古工作者在小城西门以南做了连续几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发现这一区域有较丰富的战国时期遗址，或与“稷下学宫”有直接的关系。遗址恰位于小城西门外入口处南侧，东距小城西城墙约15米，东北距小城西门约230米，西距今南北走向的遄台路约130米。经过2017—2018年的考古勘探，发现有16处夯土建筑基址，一共四排，呈南北向分布，其范围东西约220、南北约160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700平方米左右，其余夯土基址面积多在200—400平方米之间，目前只对其中个别基址进行了发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这一组建筑群外围的壕沟和围墙，但其具体分布范围和出入口的设置情况目前仍不知晓。

    稷下学宫属于古代城市中的思想文化功能区，不同于统治者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宫殿区、纪念祖先或进行祭祀的礼仪活动区、生产物质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或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市场区等其他类型的城市功能分区，其独特的功能属性必然会呈现出能代表其自身性质的考古学特征。目前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的建筑基址仍在继续发掘中，详细的考古材料也尚未发表，但该建筑基址所处的位置恰好与文献记载中稷下学宫的地望相吻合，其形制和布局又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自然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的汉魏洛阳城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当时的官办学府——太学的遗址，位于北魏内城南门外，是南郊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于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沿用，北魏又在其基址上继续修建。据考古勘探和发掘，现存布局较为完整的是魏晋以降至北魏时期的太学遗址，资料已经全部发表，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作为一种校舍独有的考古学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特征，以资在探寻稷下学宫时参考。

    其一，在建筑布局和形制上，魏晋以降的太学院落整体为南北长方形，东西约156、南北约220米，四面发现有断续的墙垣，其中在西、北、东三面墙垣的中段，均发现有院门；在院落内还勘探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路，以及大量的排房和殿堂建筑基址其中，在院落内西北部和西南部，发现有较多的条状夯土基址，主要为南北向，其间或还有较窄的道路路土遗迹。考古报告指出，条状夯土一排与一排之间排列较为密集，一般间距为5—10米，很可能是太学校舍的排房基址。在太学院落中心十字街东南部廊庑庭院基址的房舍内，还发现有可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砖砌浴室。

    其二，太学遗址中出土的实物遗存也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性质遗址的特征。考古发掘魏晋以降太学院落遗址中的遗物以大量的砖瓦建材为主，还有较多的陶器、铜器、铁器、石经残石和钱币等。陶容器器形有碗、盆、罐、杯、钵、瓮、甑等，其中用作炊具的甑只发现3件，占全部陶容器总数的2.3%，且目前公布的两个标本底径分别为25、30厘米左右，均为大型陶甑，一次做成的食物应当能供多人食用，正符合在太学这种官办的学舍中统一进行食物供给的烹饪需要。另外，太学遗址中还出土有石砚2件、研磨器3件，直接地反映了太学的书院性质。更重要的是，在太学遗址上历来有大量的汉石经残石出土，这些石经主要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由蔡邕亲自书写，使工匠雕刻，立于东都太学前，以正定六经文字的碑刻，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文献中汉魏洛阳太学的位置。

    其三，太学的地理空间位置也符合其作为官办学舍兼礼制建筑的性质和地位。汉魏时期的太学位于今洛河南堤的南北两侧，这一带地形较为高亢、平坦，正适宜建造学舍，而且恰位于东汉时期南宫以南、北魏时期的内城外南郊，开阳门外大道东，考古勘探还发现有从开阳门外御道通往太学的东西向主干道路，就位于晚期太学院落西侧交通便利，可直达宫殿区，便于管理和政事议论。

    汉魏时太学已经是成熟的礼制系统中的一部分，故其形制、布局、内涵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制，考古学特征也较为明显。稷下学宫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官办学堂，尽管它处于战国时期礼制混乱的时代，但仍在考古学遗迹方面体现出与后世汉魏太学较强的相似性。二者均位于地势较为高亢之处，在当时统治者的宫殿区附近，并且有交通干道方便直达；均发现有围墙设施，以及可能为学舍的密集分布的长条形排房式建筑。目前疑似稷下学宫的详细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出土遗物的情况还不清楚，本文只能将其与汉魏太学遗址做一个简单的比照，更深层次的对比研究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公布。

    最后，通过对疑似稷下学宫遗址、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以及临淄齐故城市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对于目前城市考古学研究中不同功能区——尤其是以往很少发现也很少受到关注的文化、商业区的识别方法有了一些心得，在这里提出来与学者们进行交流。我们注意到，以往城市考古研究中，对古代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更多是依靠遗迹现象本身，而较少对出土的遗物进行功能性的判断，对于考古材料丰富的古代城址，如临淄齐故城，完全可以在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的同时，进一步对考古出土遗物进行细致的分析，来探讨古代城市的功能区划分。如前所述，在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中出土很多符合官办学府性质的遗物，如用于书写的石砚和研磨器，以及国家设立的石经残石等。同样，在对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的市场位置进行考证时，我们也重点关注并尝试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出土的遗物。经过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发现，在临淄城大城东北部阚家寨南、东南和河崖头村西南一带，由四条南北、东西向主干道围成的井字形区域内及附近，集中出土有较多的战国秦汉时期货币、度量衡算器、印有“市”或“亭”等关键信息的陶文和封泥、疑似酿酒的大型陶质滤器等能够直接体现商业交换活动特征的实物遗存。另外，我们对汉魏洛阳城魏晋以降的晚期太学遗址和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东北部市场区域内出土的陶质容器都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即炊器的数量均较少，占陶容器总数的比重也较小，但体型却较大，或许分别与官府集中供应食物、市场上的食肆售卖活动有关。这启发我们，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除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遗物之外，也要重视大量的普通生活遗物，这些日常器具往往是我们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常见到的，具有较重要的统计学意义。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现炊器，或炊器体量较大就代表所在遗迹范围一定不是生活区，我们对学堂或市场遗存的识别，并不是由这一项因素决定的，不同功能区性质的最终判断，还要结合遗迹形制和布局、其他出土遗物特征，以及与周边功能区的关系等多角度的因素，甚至考虑长时段内遗迹功能的演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四、结语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田齐政权设立的集学术研究和政事议论于一体的大学堂，是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中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自汉代以来便众说纷纭，学者多以为其设立于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但关于稷门位置的考证又有不同观点。本文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认为稷门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当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之南首门，到战国时，由于小城的兴建，“稷门”这一名称顺势沿用至小城西门上。而“稷下”一词，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稷山之下的较宽泛的地理范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战国小城西门外南部区域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排房建筑遗址，并且有围墙和壕沟环绕，结合史书记载和学者们的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该遗址即为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遗址。目前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应当只是“稷下学宫”的一部分，期待未来的考古工作能进一步确定遗迹的完整范围，厘清内部建筑形制和布局的具体情况，并加强对出土物包括重要的、等级较高的遗物和大量的普通日用器具的重视，对其进行细致、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对该遗址的性质作更准确的判断。

    本文来自《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6-7

    第六章　大屠杀

    1914年11月9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土耳其帝国正在自取灭亡。”德国对土耳其的示好导致德皇威廉二世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示好最终获得了成功。苏丹已经将自己托付于德国的胜利，即将对英国发动一场圣战。阿斯奎思希望阻止大英帝国内的一亿穆斯林臣民参与圣战。因此他的演讲，让英国做出了最终将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保证。[1]但是，他发表的这次演讲无意之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拼图提供了关键的一块。因为如果推翻了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统治，那么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填补上这处真空。

    那个时候如果出现德国若在这场正在开始的可怕战争中战败，犹太人将会从中获得好处的想法，大多数犹太人可能会觉得荒诞不经。犹太人的死敌是沙俄，而德国军队此时正在试图摧毁它。正因如此，伦敦东区的犹太人并不情愿参军与德国人为敌。每个人都会把犹太文化领袖和德国联系起来。除了极左派的和平主义者之外，所有说德语的主要犹太知识分子，以马克思·利伯曼为首，签署了一份支持德国战争目标的请愿书——爱因斯坦几乎是唯一拒绝签署的人。

    当德国军队在坦嫩贝格击败俄国军队并推进至波兰王国的时候，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救星一般迎接。其中就有泽埃夫·多夫·贝京，一位未来以色列总理[19]的父亲。除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外，他宁愿说德语，也不愿说被他称为“反犹主义的语言”的波兰语。他告诉小贝京和他的姐姐（后来的哈尔珀林夫人）：“你们看，德国人就要来了，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它跟俄国不一样。”俄国军队撤退时包围了整个犹太社区，用皮鞭驱赶他们前往西伯利亚。贝京目睹哥萨克人烧毁了犹太人的村庄。德国人到达的时候，哈尔珀林夫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对待犹太人好极了……他们给每个孩子发糖果和饼干。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德国人，一段与众不同的时期”。[2]

    即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区，德语一般来说都是通用语。很

    多居民希望犹太学校用德语教学，而不是希伯来语。它毫无争议地被

    采纳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官方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德国办事

    处将自己视为这场世界性运动的总部，其成员正呼吁德国除了保护伊

    斯兰教信徒以外，也能成为犹太人的保护国。许多人相信，正是在萨

    洛尼卡的大型犹太社区的帮助推动下，土耳其才参战并站在了德国一

    边。[3]

    然而，观察力比较敏锐的人们意识到了英国人决定瓜分奥斯曼帝

    国残余部分具有的重大意义。其中一人就是哈伊姆·魏茨曼，自从赫

    茨尔去世后，他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西方最能发挥实际作用的

    倡议者。“现在时机到了，”他在阿斯奎思演讲后心满意足地写

    道， “ 可以公开表达—— 向世界指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

    了。”魏茨曼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杰出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犹太

    复国主义领袖，他在应对世界各国政治家方面得心应手，与赫茨尔不

    相上下，但除此之外，他还代表了东方犹太民众——他自己就是其中

    一员。他的家乡，莫托利的普里佩特沼泽镇，完全保留了传统风韵。

    他的父亲以砍伐原木并使其顺流而下漂至波罗的海为业，能背诵卡罗

    的法典，最喜欢的书籍是《迷途指津》。是真的，在他们家的墙壁

    上，迈蒙尼德肖像的旁边就是希尔施男爵[20]的肖像，只是“回归”被

    视为宗教性质的：当地的拉比告诉魏茨曼：“人们必须做很多，学很

    多，了解很多，承受很多，然后才配得上那个。”[4]

    无疑，仅仅为了接受现代教育，魏茨曼就不得不承受很多。他的

    家乡没有报纸。他的小学校长，一名秘密的马斯基尔，不得不以传授

    先知书为掩护，偷偷带来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希伯来语教科书。还有

    沙皇政府，它的入学规定限制文法学校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最多是

    10%，即使是在一半以上人口是犹太人的城镇。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阻止

    犹太人进入大学。魏茨曼后来写道：“年复一年，当人们读到从圣彼

    得堡流传来的难懂圣谕时，人们产生的感想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这一整套笨重的机器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编造和扩展用于

    限制其犹太臣民存在的法规条例。”所以教育涉及“无休止的欺诈、

    诓骗和羞辱”。[5]魏茨曼学会了极大的忍耐和不懈的坚持，还有孜孜

    不倦的努力，他设法进入了柏林理工大学——欧洲最好的三所理科学

    校之一，后来他又去了瑞士，在瑞士的弗赖堡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1899）。

    他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生物化学，不过正是在英国，魏茨

    曼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利用大英帝国的存在及其统治阶层的善意，

    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1910年，魏茨曼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对英

    国人的评价始终是宽容和公正，热爱自由和正义。他在他们的心中一

    点一滴地存入自己的情感储蓄，然后整取出一份可观的红利。1914年

    之前的几年，他着手结交他们。他认识了C.P.斯科特，自由党《曼彻

    斯特卫报》有影响力的编辑，又通过他认识了兰开夏郡的议员，如保

    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及温斯顿·丘吉尔。

    斯科特还把他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劳合·乔治。所有这些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

    魏茨曼还意外地寻到了一位盟友，自由党议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他一度是某个犹太机构的成员，该机构当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天下，有时还对犹太复国主义充满恶意。他的父亲创建了非常成功的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公司，他在公司里的嫡亲表兄埃德温·蒙塔古同样身处政界，是最重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塞缪尔上过巴利奥尔学院，那里是无神论的老巢，他不得不向他的母亲承认自己在那儿失去了原先的信仰。但他表面顺从，继续向犹太会堂交纳会费，骄傲地自称为一名犹太人。因此，1909年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入阁的犹太人。另外，他曾经在犹太白教堂区从事政

    治工作，目睹那里贫穷堕落的可怕场景之后，他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

    义者。1911年，他被马可尼案件[21]牵连并在此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反

    犹主义的残酷，即便是在宽容的英国，这坚定了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

    者的决心。

    塞缪尔冷淡、沉默、矜持；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即使魏茨

    曼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他已经私下构思了一个对土

    耳其的介入加以利用的计划，阿斯奎思发表演讲的当天，塞缪尔就前

    往外交部拜访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那儿他们进行了一次关

    键的谈话。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如何？格雷说“他一直对这个计划

    怀有一种强烈深沉的感情……如果时机出现，（他就）愿意为此效

    劳”。他们讨论了细节问题。塞缪尔提醒说民族家园那片区域不可能

    包括“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因为那两个地方有大量无法被同化的非犹

    太人口”。因此，他补充说，“如果叙利亚的剩余部分被法国吞并将

    是极大的有利条件，因为对这个国家来说，跟一个欧洲强国做邻居会

    远远好于跟土耳其为邻”。这个计划将英法的瓜分具体化，英国得到

    巴勒斯坦，法国得到叙利亚——黎巴嫩，划分的依据后来写入了在凡

    尔赛生效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但那还不意味着犹太人会得到

    他们的家园。当天晚些时候，塞缪尔转悠到财政部，争取时任财政大

    臣的劳合·乔治的帮助。他“对我说他非常渴望在那儿建立一个犹太

    人国家”。[6]

    就这样，魏茨曼和塞缪尔发起了这场运动。具有费边主义[22]倾向

    的《新政治家》在请求英国成为安置一处犹太民族家园的保护国时主

    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突然之间从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

    问题。”[7]实际上，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塞缪尔将自己的计划提交

    内阁却遭到他那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表兄蒙塔古激烈抵制的时候，客

    厅里的反犹分子阿斯奎思就在一边饶有兴趣地冷眼旁观。那位首相在

    给自己的女朋友维尼夏· 斯坦利的每日一信中转述了他们的会

    面。“（塞缪尔）认为，”他写道（1915年1月28日）：

    我们可以在这块还不是很有希望的领土上安置三四百万犹太人，

    这对那些留下的人（我猜包括他自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那读起

    来简直像是一本经过现代修订的新版《坦克雷德》。我承认我对这个

    给我们招揽责任的提议不感兴趣。不过看到赫伯特·塞缪尔那井然有

    序、条理清晰的头脑里竟然会出现这种近乎抒情的爆发，那应该是迪

    齐（迪斯雷利）最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23]——的奇妙例

    证。[8]

    1915年3月13日，他再次提到了塞缪尔关于巴勒斯坦“近乎狂热的

    备忘录”，“分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适时地从世界各地大批地回

    到那里，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地方自治（多么有吸引力的社区）。说来

    也怪，这项提议仅有的另一个坚定支持者是劳合·乔治，都不用我

    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犹太人”——只希望将“不可知论、无神论

    的法国人”挡在“圣地”外面。4天后，首相告诉斯坦利小姐“蒙塔古

    表兄”或他的叫法“亚述人”，已经用“辛辣的备忘录”发动回击

    了，他在里面指责“赫伯特表弟”连自己计划的一句话都没本事翻译

    成希伯来语，那就是“一个相当冒昧和近乎亵渎神明的企图，想要抢

    在神力之前召集犹太人”。阿斯奎思承认他那些正在争论的犹太同事

    所用的措辞“相当令我吃惊”。[9]战争大臣基奇纳勋爵，唯一去过那

    儿的大臣说，“巴勒斯坦对于我们没有丝毫价值”，这证实了他的疑

    虑。

    但是，事情正朝着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向稳步发展。基奇

    纳被迫把军需大臣的职位让与劳合·乔治，使劳合·乔治与此时正在

    致力于战争努力的魏茨曼建立了直接的工作接触。后来，基奇纳在前

    往俄罗斯的航程中溺亡，劳合·乔治完全接管了陆军部。这标志着向

    地中海东部的资源转移开始，使英国人更有可能征服巴勒斯坦。魏茨

    曼发现自己更容易见到政府的资深成员了。1916年8月18日，他在外交

    部说服了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后者记录道：

    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即使在这个国家，一个犹太人也总得解释自

    己存在的理由，他既不算英国人，也不算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同样如

    此，而且还要严重得多……他说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他给我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他说：“我不浪漫，但是犹太人必须始终保持浪漫，因

    为对他们来说，现实太糟糕了。”

    塞西尔声明打动自己的是“他这种非同寻常的感人态度——能够

    让人忘记他相当令人反感甚至龌龊的外表”。[10]4个月之后，阿斯奎

    思被迫下台，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他任命贝尔福担任自己的外交大

    臣。

    此举具有决定性意义。阿斯奎思对劳合·乔治的认识大错特错。

    他既是一个亲犹太主义者，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任性放纵

    的时期也曾公然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他对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

    爵印象深刻，战争爆发后便将他和其他金融家召集到财政部。“罗斯

    柴尔德勋爵，”他开口道，“我们曾经有些政治上的不愉快。”“劳

    合·乔治先生，现在没时间回想那些事儿了。我能帮上什么忙？”过

    后，劳合·乔治说：“只有这个老犹太人讲道理。”[11]魏茨曼发现他

    和劳合·乔治“以这支小民族为共同基础产生了共鸣”。这位新首相

    是个热情的威尔士爱国者，而塞缪尔在推行他的计划时总是会强调巴

    勒斯坦是“威尔士大小的国家”。劳合·乔治也是一个《圣经》说教

    者，另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利的要点。他记录道：“魏茨曼博士

    谈论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会一直谈到地名，那些地名对我来说比西线

    的地名还熟悉。”[12]

    贝尔福是同样重要的盟友，因为他谦卑的态度后面潜藏着钢铁般

    的意志，那是战胜外交部官员和同事的犹豫不决时亟须的品质。一旦

    对一种情况确信不疑，贝尔福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他是被魏茨曼

    策反的最重要的一员。这两个人先是在1906年选举期间长谈了一次，

    当时贝尔福因为魏茨曼拒绝乌干达而责骂他。“贝尔福先生，试想一

    下，我给你巴黎，代替伦敦，您会接受吗？”“可是，魏茨曼博士，

    我们有伦敦。”“那没错，可是我们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是一

    片沼泽。”[13]1914年12月12日，他们进行了一次深入并具有决定意义

    的谈话，这次谈话值得回顾是因为它显示了魏茨曼作为一名说客的本

    领。魏茨曼拿出犹太复国主义行动方案之后，贝尔福告诉他说，在他

    看来，犹太人这个问题“始终都无法解决，直到这儿的犹太人完全被

    同化或者巴勒斯坦存在一个正常的犹太社会”。他带着捉弄意味地补

    充道，他曾在1912年与声名狼藉的反犹分子科西马·瓦格纳讨论过这

    个，而她同意了！“是的，”魏茨曼回答，“让我告诉你她到底是怎

    么说的——犹太人正在接管德国文化、科学和工业。但是，”他接着

    说：

    被大多数非犹太人忽视和构成犹太人悲剧症结的关键一点是，那

    些犹太人将精力和智慧奉献给德国人的时候将自己当成了德国人，他

    们正在让德国而不是让正在被他们抛弃的犹太人富裕起来……他们必

    须隐藏自己的犹太教，才能被允许任由德国人使用自己的智慧和能

    力。德国的强大有他们不小的功劳。这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我们不认

    为他们是犹太人，瓦格纳女士也不认为他们是德国人，所以我们就成

    为最受剥削和最遭误解的民族。

    贝尔福被感动得流出眼泪，他握住魏茨曼的手说“一个伟大和受

    难的民族走的这条路已经为他照亮了”。[14]

    贝尔福就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坚定盟友，他在外交部争取让

    英国做出明确和公开的承诺。后面发生的事情堪称天遂人愿。1917年1

    月，英国军队开始进攻巴勒斯坦。同一个月，沙皇政权崩溃，于是全

    世界犹太人全心全意支持协约国阵线的一个最大障碍消除了。临时总

    理克伦斯基废除了俄国的反犹法规。月底，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

    战，致使美国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协约国一方。美国政府几乎是自动成

    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有力支持者。但绊脚石依然存在。法国厌

    恶犹太人的这个想法，更何况让新教的英国而不是天主教（和无神论

    者）的法国进入耶路撒冷。据谈判保护国秘密条约的马克·赛克斯爵

    士说，他的谈判对象乔治·皮科“提到了巴黎的大屠杀”——德雷福

    斯仍然令人记忆犹新——而且似乎“很难正常对待这个议题”。阿拉

    伯人或代表他们的那些政府部门也表示反对。不过阿拉伯人的行动已

    经迟了，他们对战争努力已经做不出什么实质性贡献了，而且他们

    的“阿拉伯起义”毫不起眼；此外，领导起义的T.E.劳伦斯上校也赞

    同英国保护国和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最难对付的对手倒是来自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尤其是蒙塔古，时任印度事务大臣，职位重要并

    且与此有关联。这一点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出承诺的形式是作为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写给英国犹太社会领袖

    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就双方此前的文稿达成了一致。沃尔特，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勋爵，与他那位在1915年年初去世的伟大父亲不

    同，他被选中参与这件犹太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是不可思议

    的。的确，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

    者。但是他有语言缺陷和很多其他的顾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默

    默进行的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个人收藏上面，而不是公共和社会事务。

    他在特林的雷恩宅邸曾经是查理二世送给内尔·格温的礼物，他在此

    收集了225万只蛾子和蝴蝶、30万张鸟皮、20万颗鸟蛋，以及其他很多

    物种，包括144只活的巨型陆龟，其中一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龟，已经

    有150岁了。他发表了超过1200篇科学论文（和著作），发现了5000个

    新物种，其中250个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一种长颈鹿、象、豪猪、岩

    袋鼠、极乐鸟、鹩哥、突眼蝇，还有一种蛔虫。谁都不知道，甚至是

    他为数不多的至交也不知道，他的财产还不间断地被一名无耻的贵妇

    及其丈夫剥夺，他们勒索敲诈了他40多年。[15]

    但是，罗斯柴尔德得到了魏茨曼等人的充分指点，1917年7月18

    日，他把英国需要做出哪些承诺的初稿交给贝尔福，其中包括三个重

    要组成部分。第一是巴勒斯坦整体作为犹太民族家园的重建；第二是

    犹太人的移民权利不受限制；第三是犹太人内部自治。这些提供了犹

    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合理希望的一切。魏茨曼直到临死那天还相信，要

    不是蒙塔古的反对，他们本可以实现全部三点：“丝毫不用怀疑，若

    不是外来干涉——完全是因为犹太人！——那份草案本可以在8月初就

    被（战时内阁）接受，基本上就按照我们提交的样子。”[16]结果却

    是，这封信直到10月31日才被内阁通过，而且已经经过了实质性的改

    动。[17]它不再将巴勒斯坦与民族家园等同，它没有提及犹太人不受限

    制的移民权利或内部自治，它还保障了阿拉伯人的权益。它的签署日

    期是1917年11月2日，而且主要段落载明：“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

    坦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而且将尽最大努力促进该目标的实现，

    但必须清楚理解的是，不可以有任何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区

    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者犹太人在其他所有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

    位的行为。”赛克斯带着这份文本从做出决定的内阁走出来的时候

    说：“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仔细阅读一番之后，魏茨曼评论

    说：“我一开始就没想要男孩儿。这不是我期望的。”[18]

    《贝尔福宣言》同样是这幅拼图的关键一块，因为若是没有它，

    这个犹太国家绝不可能出现。幸亏有赫茨尔和魏茨曼，犹太人才能及

    时跟上潮流。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正在迎来胜利。协约

    国为其统治下的民族所困扰，它们要求即将到来的胜利与和平应该在

    严格按照由人数——不论人种、语言或种族——决定的民意基础上保

    障他们的领土权利。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的浪漫要

    求，但那是非常古老的历史，按照凡尔赛协议的适用标准，他们实际

    上什么也没有。这份宣言发表出来的时候，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人口是8.5万～10万，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万。其余几乎全是阿拉伯

    人。如果阿拉伯人在战时能够作为整体通过外交途径适当地组织起来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真要组织起来的话——毋庸置疑，这份

    宣言绝不可能得到发表。甚至只要过了12个月，那就是不可能的事

    了。事实上，魏茨曼带领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而且注

    定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幸亏有《坦克雷德》和《丹尼尔·德龙

    达》，他得以成功地呼唤起英国统治阶层的浪漫天性，因此收到了或

    许是一个强国最后的恩惠礼物，这份礼物完全有悖于精打细算的时代

    精神。

    在伦敦，劳合·乔治和贝尔福认为他们至少利用人类历史上最丑

    恶的战争得到了某种好处：给犹太人一个家园。魏茨曼与这位首相在

    停战日一同吃午餐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含泪阅读《诗篇》。劳合·乔

    治后来经常会对他说，巴勒斯坦是“战争时唯一有趣的地方”。[19]但

    是，伦敦开明的官老爷做出承诺是一回事，巴勒斯坦现场的那些人履

    行承诺又是另一回事。艾伦比将军就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之后占领了

    耶路撒冷，他怀着崇高的谦卑步行进入了这座圣城。1918年，魏茨曼

    去见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位将军很友好，但被军事和行政问题搞得不

    知所措。“可是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得小心谨慎，不能伤到百姓

    的敏感脆弱之处。”大多数英国高级军官对那份宣言一无所知。一两

    个是支持犹太人的，有些是反犹分子，有的支持阿拉伯人，期待他们

    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屠杀犹太人。他们把当地的犹太人看作俄国来的

    垃圾。温德姆·迪兹爵士将军交给魏茨曼一些打印纸张：“你最好仔

    细读读这一切。它以后会给你带来一大堆麻烦。”那是一份《锡安长

    老会纪要》。在高加索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服务的英国军事代表团

    把这份文件带了回来。巴勒斯坦的英国军官似乎人手一份。[20]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取得了进展，在和平谈判期间落实了巴勒斯

    坦的托管问题。[21]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工作开始进行。英国接管的时

    候，巴勒斯坦处于以下的状况。那儿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

    由学者和贤哲构成的宗教社区，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但是在

    19世纪他们的人口有了稳步增长。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靠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捐献的慈善资金过活。他们的生活圈子对《贝尔福

    宣言》茫然不解，可他们一直满腹牢骚和要求。魏茨曼去见他们的时

    候，他们要求他说服艾伦比，派一艘船去的里雅斯特，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桃金娘，这样他们就能体面地庆祝住棚节了。[22]这让他备感恼

    火，但他们有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就像他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一

    样，而且《托拉》——没有它，民族家园毫无意义——本来就是关于

    严格的仪式的；确实可以看出，“仪式主义”在犹太教绝非一个贬义

    词。

    还有一类是农业移民，他们是在诸如蒙特菲奥里这样的慈善家的

    帮助下定居下来的。有的是近乎拥有所有权的殖民地，比如埃德蒙·

    德·罗斯柴尔德创建和提供补贴的那些。俄国1881年的大屠杀引发了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圣地移

    民潮（First Aliyah[24]），罗斯柴尔德将新来者纳入自己的羽翼之

    下。他为被称作莫沙夫的新定居点和村庄提供行政人员、学校和医

    生。它们包括犹地亚的埃克龙、盖代拉、里雄莱锡安和佩塔提克瓦

    （重建），加利利的罗什平纳和耶苏德马阿拉，以及撒马利亚的济赫

    龙雅各布。1896年，罗斯柴尔德又增加了梅图拉和俄国犹太复国主义

    者居住的贝尔图维亚。在这一阶段，为定居点提供资助的金额累计达

    170万英镑，只有10万英镑来自罗斯柴尔德自己的钱袋。他没时间关注

    被他看作政治煽动者的赫茨尔，或者魏茨曼这样的俄国人，对他来

    说，他们都是傻瓜。他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团，包括诺尔

    道在内：“这些是我的殖民地，对于它们，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

    做。”[23]不过，1900年，他还是把一切都交给了新成立的犹太垦殖协

    会，只是继续提供资金。类似雷霍沃特和哈代拉这样的定居点村庄可

    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塔沃尔村、亚夫内埃勒、梅纳海米亚和基尼烈

    可追溯至20世纪初。并非所有的定居点都是农业形式，工厂开始出

    现。雅法、海法和耶路撒冷当地增建了新的犹太区。

    从1904年开始，在俄国更可怕的大屠杀余波之中，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圣地移民潮开始了。这次移民潮带来了4万多名移民，其中一些定居在（1909）雅法的新园林城郊，那座城市后来成为大城市特拉维夫。同年，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居民在代加尼亚建起了第一个基布兹（“集体合作社”），结束了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局面——阿拉伯雇佣劳工承担实际工作而犹太人只做管理农场的工头。沃尔夫松任命阿瑟·鲁平（1876—1943）负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巴勒斯坦办事处，在后者的指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了系统化的定居过程。自发形成的集体农场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倡议和资助的主要形式，数量最终超过200所。另外还有“工人的莫沙夫”（moshav ovdim），农业村庄的成员拥有个人所有的资产，只是合作购买设备，还有“集体莫沙夫”（moshav shitufi），成员只拥有他们的房屋，以集体形式耕种土地。鲁平出身于普鲁士犹太人，是一个经过培训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把这种深沉却不可或缺的综合素质，外加勤勤恳恳、持之以恒和对犹太人缺点的严肃认识，带到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化为现实的事业中。与其他所有人相比，他负责更多的是这个新家园的螺母和螺栓、面包和黄油等具体细节。

    保护新移民区不受强盗劫掠也是一个问题。第二次圣地移民潮中的青年人有的参加过反抗俄国大屠杀的犹太自卫团体；1909年，他们建立了舒梅林协会或民防团。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挎着子弹袋和卡宾枪，蹬着俄式靴子，裹着阿拉伯头巾，看起来像是上过大学的哥萨克酋长。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是必要的，群龙无首，而一个人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弗拉基米尔· 亚博京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与赫茨尔一样，他是一名作家和戏剧爱好者，他来自那座最浪漫的犹太城市——敖德萨。这座黑海岸边富裕的粮食出口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诚然，它位于俄罗斯，却具有强烈的国际性及近乎地中海的风情，拥有温暖的南方气息。亚博京斯基就很有代表性，会说俄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意第绪语，当然还会希伯来语。同大多数敖德萨犹太人一样——托洛茨基[25]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到了20世纪，敖德萨有大约17万名犹太人，占据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既是最凶残的反犹主义中心，也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不过，那里的犹太文化是世俗性质的，敖德萨是第一个由马斯基尔管理的犹太社区。正统的拉比憎恶此地，他们警告虔诚的犹太人不要踏足那个地方，他们说那里吸引了俄国犹太区的废物，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所多玛。据说：“地狱之火在敖德萨周围燃起，距离长达10帕勒桑[26]。”那座城市孕育了许多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如《自我解放》的作者列奥·平斯克、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哲学家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的犹太新闻界影响力大且态度强硬，亚博京斯基作为激进和有干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快便从中脱颖而出。他还是敖德萨自卫队的活跃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亚博京斯基被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任

    命为流动记者，奔赴中东。土耳其人正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作潜在

    的叛徒对待，他们的恐怖统治使超过8.5万的犹太人口降低至不足6

    万。亚历山大城有1万名犹太难民，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恶劣，却由于

    内部纷争而四分五裂。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坚持各开各的施食处。来

    自特拉维夫那所新赫茨尔学校的学生们根本不合作，除非用希伯来语

    跟他们说话。亚博京斯基，对他最适合的描述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活动

    家，跟邓南遮[27]非常相像，他认为需要一支军队，既可以团结犹太

    人，也可以唤起他们摆脱对虐待的逆来顺受。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约

    瑟夫·特伦佩尔多（1880—1920），一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独臂英雄

    士兵。这两个意志坚定的人顶着英国官方的巨大阻力，为那场战争成

    功地做出了犹太人特殊的军事贡献：第一支锡安骡马队，然后是3个营

    的皇家火枪团，第38营（伦敦东区）、第39营（美国志愿者）和从伊

    休夫本地征募的第40营。[24]亚博京斯基在第38营服役，并指挥了约旦

    河的渡河行动。但让他沮丧和忧心的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

    权派对保留犹太军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因此英国人干脆将其

    解散了。于是他组建了一支秘密自卫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哈加纳，

    是一支强大军队的萌芽。[25]

    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民族家园事业显而易见且日益增长的敌意加

    剧了亚博京斯基的担忧。由赫茨尔本人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贯倾

    向于低估阿拉伯人。第一次到访伦敦的时候，赫茨尔相信了十分了解

    巴勒斯坦的霍尔曼·亨特的预言：“阿拉伯人就是些劈柴挑水的人。

    甚至不用撵走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为犹太人提供非常有用的服

    务。”[26]实际上，阿拉伯人正跟犹太人一样，发展出了民族主义精

    神，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在20年后才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的民

    族主义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是

    19世纪的独特现象。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20世纪亚非民族主义的一

    部分。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实质上始于1911年，当时被称为青年阿拉

    伯协会的秘密团体在巴黎成立。该组织仿效青年土耳其党，而且跟它

    一样，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战后，法国——正如我们

    所见——从一开始就厌恶英国人的托管，于是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就在

    幕后搞反对的小动作，并允许青年阿拉伯协会在大马士革设立总部，

    作为反英国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心。[27]

    少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预见到，利用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问

    题”可能转而会制造出“阿拉伯人问题”。1891年，在赫茨尔发起其

    运动的6年以前，去过以色列地的阿哈德·哈阿姆就撰写了一篇名为

    《来自以色列的真理》的文章。他提出了警告，他说，犹太复国主义

    者认为阿拉伯人是意识不到正在发生什么的愚蠢野蛮人，这是大错特

    错的。实际上：

    阿拉伯人，跟所有的闪族人一样，头脑敏锐，非常狡猾……（阿

    拉伯人）看穿了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和目的，但他们保持了沉默，因

    为他们暂时还不担心未来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在巴勒斯

    坦的活动发展到让这支本地民族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他们就再也不会

    轻易让步了。应对一支我们想要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族必须多么小心

    啊！向他们表达善意和尊重是多么有必要！……假如阿拉伯人判定其

    对手的行动是在压迫他们或剥夺他们的权益，那么即使他们默不作

    声，等待时机，他们的心里也一定在积蓄怒火。[28]

    这种警告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定居点的规模抬高了地价，犹太

    移民和机构发现跟阿拉伯人讨价还价很难：“我们的殖民工作需要的

    每德南[28]土地都（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魏茨曼抱怨，“随

    着我们工作的推进，价格涨到高得离谱的地步。我们每一步的进展都

    会提高那片特定区域的剩余土地价值，阿拉伯地主不失时机地大赚一

    笔。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用犹太人的黄金铺满巴勒斯坦的土地。”[29]

    因此，犹太人往往将阿拉伯人看作贪婪的业主——或者，甚至是无知

    的劳工。一想到这一点，还有阿拉伯人从犹太复国主义获益的许多其

    他方面，他们就打消了自己的负疚感。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忽视了

    阿拉伯人，只把他们当成人情风物的一部分。阿哈德·哈阿姆迟至

    1920年还记录道：“从巴勒斯坦殖民进程开始至今，我们一直把阿拉

    伯人当作不存在。”

    阿拉伯的军队为两边作战并被双方争取，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在

    战争期间活跃起来。就协约国而言，他们在战时需要人家的支持，就

    给无数的民族开出了许多远期支票。和平到来的时候，一些支票却无

    法兑现，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代

    替建立一个阿拉伯大国的是，他们成了被保护者。在叙利亚和黎巴

    嫩，他们的保护国是法国，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他们的保

    护国是英国。在面对和争取那个备受瞩目的“和平”时，唯一捞到好

    处的阿拉伯宗族是阿拉伯半岛的沙特王室。哈希姆家族族长埃米尔·

    费萨尔得到了英国支持，对于外约旦的情况心满意足。他对犹太定居

    点怀有好感，认为那将会提高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1919年3月3

    日， “ 我们阿拉伯人， ” 他给费利克斯· 弗兰克福特[29] 写信时

    说，“尤其是我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最深

    切的同情……我们会向犹太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欢迎回家。”[30]

    但费萨尔过高估计了阿拉伯温和派准备与犹太人合作的人数和勇

    气。事实上，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就得到了警告，如果关于犹太家园的

    传言被证明是真的，那么他们一定是自找麻烦：“在政治上，”赛克

    斯最好的阿拉伯情报提供人写道，“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对近东

    地区的持久和平来说意味着永久的风险。”[31]英国主管负责的当权

    派，艾伦比、参谋长博尔斯将军、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

    士，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他们极力打压民族家园这个想法。对于

    《贝尔福宣言》，命令是这么说的：“必须得到极为机密的处置，绝

    不能以任何形式发表。”一段时间内，他们甚至提议立费萨尔为巴勒

    斯坦的国王。[32]但这与英国当局力图安抚阿拉伯人这一事实——因此

    旋即被一些犹太人指责为反犹主义——没什么区别。战后从埃及返回

    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还有更多从乌克兰逃离白俄屠杀的人到达，标

    志着已经到了阿拉伯人，用阿哈德·哈阿姆的话说，开始感受到威胁

    的程度了。1920年3月初，加利利发生了一系列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

    点的袭击事件，在其中一次袭击中，特伦佩尔多遇害；耶路撒冷随后

    也发生了阿拉伯人骚乱。首次让自己的自卫队行动起来的亚博京斯基

    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哈加纳成员，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他

    被判处15年劳役。阿拉伯人的骚乱者也被判有罪并入狱，其中包括哈

    吉·阿明·侯赛尼，逃离了该地区的他被缺席判处10年监禁。

    在暴动之后的一片哗然声中，劳合·乔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犹太人声称英国军队在保护犹太人生命和财产方面毫无用处，力图安

    抚他们的劳合·乔治派出了塞缪尔担任高级专员。欣喜的犹太人宣布

    胜利，他们在塞缪尔刚刚到达的时候就用抱怨和要求把他淹没了。魏

    茨曼暴跳如雷。“塞缪尔先生会感到非常厌恶的，”他给巴勒斯坦犹

    太复国主义办事处的埃杜博士写信说，“然后就会拒绝帮助犹太人社

    区，就像其他人那样，那样我们的最佳时机就落空了。”[33]其实那还

    不是真正的问题。塞缪尔并不介意犹太人的纠缠。他介意的是阿拉伯

    人不公的指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塞缪尔总是试图做到两全其美。

    他想做一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他想做一个不参与任何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的犹太人。现在他想在不得罪阿拉伯人的情况下安排犹太民族家

    园。这种事情不可能办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固有的完整观念是，巴

    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别指望在犹太人定居的主要地区享有全部权利。但

    是，《贝尔福宣言》特意提出保障“现有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

    权利，而塞缪尔对此的理解就是阿拉伯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

    会。他的确将这个说法视作他的使命原则。“务实的犹太复国主

    义，”他写道，“是满足这个基本条件的犹太复国主义。”[34]塞缪尔

    相信自己能够捋顺这个怪圈。他不信仰耶和华，他的《圣经》是莫利

    勋爵那部灾难性的著作《论妥协》。

    因此，正如犹太人很快发现的那样，他不是来平息事态的，而是

    来兴师问罪的。甚至在他作为高级专员抵达之前，他就把“阿拉伯人

    问题”定义为“主要考虑”。他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意识到“阿

    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和价值”，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不是虚张

    声势”。如果有谁需要被安抚，那也是阿拉伯人：“把高压政策当作

    唯一选择，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可能被证明是失败

    的。”犹太人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1921年8月10日，他给魏茨曼

    写信称，“除非十分小心地驾驶，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这条船就会触上

    阿拉伯人的礁石失事”。他告诉巴勒斯坦的犹太领袖们：“你们是在

    自己招引大屠杀，只要你们忽视阿拉伯人，大屠杀就会发生。你们对

    他们不理不睬……在达成谅解方面，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就知道怎

    么向政府抗议……犹太复国主义在取得居民同意方面一件事都还没

    做，若是没有这种同意，移民将是不可能完成的。”[3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

    说，困难在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段混乱时期，他们发现努力支撑

    定居点都非常困难，完全没有精力和财力向阿拉伯人做出姿态。无论

    如何，虽然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但塞缪尔的其他行动排除了接受

    这个建议的可能。他信仰平等，奉行不偏不倚。他没有领会到，正如

    犹太人和反犹分子之间没有平等的空间一样，你不可能在犹太移民和

    根本不欢迎他们的那些阿拉伯人之间做到不偏不倚。他的第一步行动

    就是赦免1920年的骚乱者，此举的目的是释放亚博京斯基。但平等就

    意味着宽恕率先发动骚乱的阿拉伯极端分子。

    接下来，轮到塞缪尔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了。英国人在与阿拉伯

    人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他们没有官方领袖，费萨尔国王的诏

    书出了约旦就没用了。于是他们创造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这个头衔。

    1921年3月，该头衔的现拥有者，一家本地望族的族长去世了。他的弟

    弟就是臭名昭著的骚乱者哈吉·阿明·侯赛尼，如今得到赦免，并且

    重回政治舞台。任命一名新穆夫提的程序是，由当地虔诚的阿拉伯穆

    斯林选举团选出三名候选人，由政府从中批准一人。哈吉·阿明那时

    只有25岁左右，无论是年龄还是学识都没资格担任这个职位。自从

    《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他一直是激烈的反英分子。他毕生都对犹

    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除了他的10年判决之外，他还被警方档案列为

    危险的煽动者。选举团的大部分人是温和派，果然，哈吉·阿明的选

    票数量垫底，只获得8票。一位温和又有学问的人，谢赫·希萨姆·

    丁，被选了上去，于是塞缪尔高兴地批准了他的任命。随后，侯赛尼

    家族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带头发动1920年骚乱的那些人——掀起

    了一场恶意的诋毁运动。他们把抨击选举团的海报在耶路撒冷贴得铺

    天盖地：“那些可恶的叛徒，你们都知道是谁，已经勾结犹太人选出

    了他们那伙儿指定的穆夫提。”[36]

    不幸的是，英国官员里有一位曾经的建筑师、罗纳德·斯托尔斯

    爵士的助理，名叫埃内斯特·T.里奇蒙，他为高级专员担任穆斯林事

    务顾问。他是一名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秘书长吉尔贝·克莱登

    爵士把他叫作“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头”。“他公然敌视犹太复国

    主义政策，几乎不加掩饰地公然敌视陛下政府的犹太人政策，”殖民

    地部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叙述，“政府……的秘书处拒绝接纳里奇蒙

    先生这样极端偏袒的人员将大有益处。”[37]正是里奇蒙，说服那位温

    和的族长退职，然后让塞缪尔确信，考虑到这次煽动事件，让哈吉·

    阿明成为大穆夫提将是对阿拉伯人的一次友好表态。1921年4月11日，

    塞缪尔见到了那位年轻人并且相信了“他的家族势力和他本人将会致

    力于稳定的保证”。3个星期后，雅法和其他地方发生骚乱，43名犹太

    人在骚乱中遇害。[38]

    在人们看来只是英国在一块无足轻重的保护领地上任命的一个级

    别不高的职位，竟然成为那个世纪最具悲剧性和决定性的错误之一。

    即便阿拉伯领导人通情达理，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合作

    协议是否可行尚不清楚。但一旦哈吉·阿明成为大穆夫提，那就是绝

    对不可能了。塞缪尔先是判断失误，又错上加错地推动组建最高穆斯

    林委员会，该组织迅速被那位穆夫提及其同伙控制，变成了一个恐怖

    的专制工具。更糟糕的是，他鼓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他们的街坊

    邻居交流，推行泛阿拉伯主义。于是这位穆夫提就可以传播泛阿拉伯

    运动，包括他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刽子手和

    刽子手的组织者，他的大多数受害者是自己的阿拉伯同胞。他的主要

    目标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压制温和派，而且他完全成功了。他

    成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对手，时机到来，他便与纳粹携手，坚决

    支持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是，他那失衡人格的大部分受害

    者是普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据历史学家埃利·凯杜里的充分观

    察，“1947年以前，操纵巴勒斯坦人政治方略的正是侯赛尼家族，他

    们彻底毁了巴勒斯坦人”。[39]

    这位大穆夫提的阴暗成就就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领导阶层之间扯

    开了一道此后再也没能弥合的裂痕。他掌权的前一年，在1920年的圣

    雷莫会议上，英国托管和《贝尔福宣言》正式被确定为凡尔赛体系的

    一部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团在皇家酒店同坐一张桌子，庆祝这

    一事件。到了1939年2月，试图解决阿拉伯人——犹太人分歧的三方会

    议在伦敦召开时，阿拉伯人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与犹太人坐在一起。[40]

    这就是那位穆夫提干的坏事，而且从长远来看，未能与犹太人直接谈

    判，迫使他们开始采取单边行动，导致阿拉伯人失去了自己在巴勒斯

    坦的位置。

    不管怎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种冲

    突指出的方向不是两个民族在其中都享有权益的统一国家，而是某种

    形式的分割。如果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得到认可，那么得到合理解决

    的机会将会大得多。遗憾的是，托管是诞生于凡尔赛的成果，那段时

    间大家普遍认为普适理念和人类兄弟般的关系可以克服更为古老而原

    始上的不和。为什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在英国的亲切目光下和国

    际联盟的终极监督下一同和谐发展呢？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不处

    于平等的层面上。阿拉伯人已经建立了几个国家；很快还会有更多国

    家。犹太人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成立一个

    让犹太人觉得安全的国家。如果他们不能从某种根本程度上控制这个

    国家，他们怎么可能觉得安全？而那就意味着单一制而非二元制；只

    能犹太人统治，权力不能分享。

    这是《贝尔福宣言》中暗示的，正如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于

    1921年6月22日向帝国内阁会议解释的那样。加拿大总理阿瑟·米恩问

    他：“根据贝尔福先生的保证，您会如何定义我们关于巴勒斯坦的责

    任？”丘吉尔：“我们会尽全力地做出最真诚的努力，为犹太人提供

    自行建立民族家园的机会。”米恩：“让他们掌控政府？”丘吉

    尔：“如果历经多年，他们在那个地区占据多数，他们自然会接管政

    府。”米恩：“按照与阿拉伯人的比例？”丘吉尔：“按照与阿拉伯

    人的比例。我们做出了平等的承诺，我们不会让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

    土地或者侵犯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41]

    由此看来，巴勒斯坦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犹太移民问题。那是犹太

    复国主义的另一条原则，所有犹太人都应该自由地回到这个民族家

    园。英国政府最初接受了这一点，或者不如说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在以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家园的所有早期讨论中，假设都是没有足够的

    犹太人愿意去那儿，而不是数量太多。正如劳合·乔治所说，“人为

    限制犹太移民好让犹太人一直是少数民族的念头从没进入过从事制定

    这项政策的所有人的头脑里。那会被视作不公平和正对我们有好感的

    这个民族的欺诈”。[42]

    不管怎样，移民很快就成了问题。这是阿拉伯人抵抗越来越集中

    的焦点。这也不奇怪，因为犹太人反对英国人想要在他们尚处于少数

    民族地位时发展代议制机构的打算。正如亚博京斯基所说：“我们担

    心，我们不想在这里要一个正常的体制，因为巴勒斯坦的局势并不正

    常。它的大多数‘选民’尚未返回这个地区。”[43]巧合的是，这种不

    讨好的主张并未经受得住考验，因为阿拉伯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样

    决定（1922年8月）不配合英国的政策。可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太

    移民是犹太人最终政治力量的关键，所以他们煽动的目的就在于阻止

    移民。塞缪尔被这个策略欺骗了。他上任之后，对阿拉伯人做出的姿

    态之一是允许《巴勒斯坦报》再次面世，这份极端主义的阿拉伯日报

    1914年因为“煽动民族仇恨”而被土耳其人停刊。这项举动、对那位

    大穆夫提的任命及类似行为直接导致了1921年5月被恐惧犹太人“占

    领”煽动起来的大屠杀。塞缪尔对骚乱的回应是暂时完全中止犹太人

    移民。从波兰和乌克兰大屠杀逃离出来的3船犹太人被送回伊斯坦布

    尔。塞缪尔坚称，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大规模移民不可行”，必

    须“得到明确的承认”。他告诉戴维·埃杜，他不会弄出“第二个爱

    尔兰”，而且“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不能强制推行”。[44]这激起了犹太

    人的诸多激烈反应。埃杜骂塞缪尔是“犹大”。鲁平说他已经沦

    为“他们眼中犹太人事业的叛徒”。1921年7月，魏茨曼向丘吉尔抱

    怨， “ 战时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伯民族家

    园。”[45]

    这句话是夸大其词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民族家园只是发展缓

    慢，但英国人对移民的限制并非主要阻碍因素。经过第一年的磨难

    后，塞缪尔就以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员的形象出现。他的继任者，普卢

    默勋爵（1925—1928），表现得甚至更好。现代公共服务系统被创建

    起来，法律和秩序发挥作用，巴勒斯坦人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开始享

    受适度的繁荣。犹太人本应顺应这一环境的东风，让1917年声明后得

    以出现的伊休夫实现快速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原因何在？

    一个原因是犹太领袖们自己都分成了两拨，双方各有目标和方

    法。魏茨曼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

    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基础打得越坚实，这个国家才更有可能生

    存和繁荣。他对英国托管这段漫长时间内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希望看

    到在巴勒斯坦首先出现的是本身很出色并且可以延续下去的社会、文

    化、教育和经济体系。正如他说的：“纳哈尔、德加尼亚、大学、鲁

    滕贝格电气工厂、死海特许经营，对我来说，它们的政治意味远远大

    于主要政府和主要政治党派的所有承诺。”[46]

    其他犹太领袖各有不同的优先考虑。20世纪20年代，以色列主要

    的新生政治力量是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对他来

    说，最要紧的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及其将要建立的国家的政治和

    经济性质。他来自波兰王国的普翁斯克，与数以千计聪明、年轻的东

    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永远无法在一个资本主义框架

    内得到解决。犹太人自身必须回到他们的集体主义根源。早期的社会

    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纳赫曼·瑟尔金（1868—1924）坚持认为犹太人

    是一支拥有自己命运的离散民族，不过也主张只能在一个合作性质和

    集体主义的国家内实现这种命运。因此，民族家园必须从一开始就是

    社会主义的。本-古里安支持这种主张。他的父亲阿维格多·格里宁是

    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让自己的儿子在一所现代化希伯来学校接

    受教育，还找来私人教师教授他世俗学科。本-古里安在各个时期都自

    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他来说，由于自身教养的结果，生活的教科

    书不是《资本论》，而是《圣经》——尽管他把它当作一部世俗历史

    和指南来看。他还是一名犹太神童，不过他是那种将惊人的意志、激

    情和活力投入行动而非研究的人。14岁时，他组织了一个犹太复国主

    义青年团体。17岁时，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犹太复国工人党

    的活跃分子。20岁时，他移民到以色列地，是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也是1906年10月该党第一份政治纲领的制定者之一。

    青年时期的本-古里安奔波于国际舞台。他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

    尔和埃及的犹太社区居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待

    在纽约，组织引导潜在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的拓荒先锋机构，不过他也

    在犹太军团服过役。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始终不变地遵循三个显著原

    则。第一，犹太人必须把返回那片土地作为首要任务；“移居那片土

    地是唯一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空话连篇，

    或者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47]第二，新社区的构建目的必须是在社

    会主义的框架内促进这一过程。第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文化纽带

    必须是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从未偏离这三条原则。但他寻求实现它们的政治工具是

    多样化的，这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特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党派始终在经历变迁，在此我们不再赘述。本-古

    里安尤其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党派缔造者和分裂者。1919年，他召开了

    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10年后（1930），他将其与犹太复国工人党某

    政治派别合并，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比较连贯持久的是犹太

    复国主义工会运动，建立了犹太工人总工会，1921年，他成为该组织

    的总书记。他把这个组织变成远远超越工会联盟的某种存在。按照他

    的原则，他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民机构、拥有并资助农业和工业项目

    的积极倡导者，后来又成为土地和产权的主要所有者、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主义机构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本-古里

    安为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基本的制度特色。但这些耗费了

    他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他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加速移民进程，可

    直接结果并非如此。虽然基础设施正在成形，居住于其中的人却迟迟

    没有到来。

    那就是亚博京斯基最关心的事情。他绝对优先考虑的是尽可能早

    地让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那样的话，他们可以在政治上

    和军事上被组织起来，才能接管这个国家。当然，像魏茨曼说的那

    样，推进具体的教育和经济项目是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像

    本-古里安坚持的那样，定居这片土地，也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

    的。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坚决主张他们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移民，这种

    观点遭到了亚博京斯基的嘲笑。本-古里安想要愿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的拓荒者，从而完全摆脱对阿拉伯劳动力的依赖。他和魏茨曼都敌视

    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派别，那些人于1902年建立了米兹拉希（“精神

    中心”）党，并于1920年将他们的活动转移至巴勒斯坦。米兹拉希开

    始兴建他们自己的学校和机构网络，与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行发

    展，并开展了他们自己的移民运动。在魏茨曼看来，米兹拉希正在助

    长错误类型的犹太移民：从贫民窟来的犹太人，尤其是从波兰来的，

    他们不想在土地上劳作，只想住在特拉维夫，开设资本家的商号，而

    且要是他们还精明的话，还会从事土地投机生意。

    1922年，一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丘吉尔结束了移民禁令。然而

    他在同年发布的白皮书中首次坚称，移民虽然不能受限但必须考

    虑“该地区当时的经济容量来吸纳新来的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

    犹太人只要能够出示2500美元，就可以得到居住签证，而魏茨曼争论

    的正是这一点，结果是米兹拉希式的资本家移民占据了主导地位。亚

    博京斯基觉得这只是次要问题。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看到魏茨曼和

    英国政府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处理问题，以确保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是

    一个拓荒者的国家，即使那需要花费上百年才能建立，他并不满意。

    他想要快速的发展，回顾起来，必须得说，对于丑陋的现实，他的直

    觉要比其他那两位都要强烈。

    亚博京斯基根本不准备接受英国的移民管理。他希望这方面成为

    犹太决策者的唯一关注点，在他看来，决策者应该把逐步设立国家制

    度作为当务之急。1923年，他据此离开了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

    两年后建立了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联盟，以便利用犹太资本的全部资

    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他在东欧吸引

    了数量庞大的追随者，尤其是在波兰，那里的修正主义青年激进派贝

    塔尔——年轻的梅纳赫姆·贝京成为该组织的组织者——身穿制服，

    接受操练并学习射击。他们的目标是以一种迅速和不可抗拒的意志行

    动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

    实际上，这3位犹太领袖全都过高地估计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移

    民巴勒斯坦的实际意愿。在战后紧接着的动乱过去之后，尤其是波兰

    和乌克兰的大屠杀，犹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分享了10年的繁荣，

    乘船前往海法的迫切愿望降低了下来。1920年和1921年的骚乱让他们

    望而却步。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确实翻了一番，达到

    16万。农业聚居地的数量同样如此，截至这个10年快结束的时候，110

    处农业聚居地雇用了3.7万名犹太工人，耕种土地17.5万英亩。但是移

    民的总人数只有10万，其中25%并没有留下。因此净移民数每年只有

    8000。甚至在1927年，20年代的繁荣顶峰，只有2713人来到这里，

    5000多人离开。1929年，世界经济的分水岭年度，到达和离开的人数

    大致持平。

    在这个过程中，大好机会被错失，悲剧正在酝酿。风平浪静的年

    份，巴勒斯坦相对开放，犹太人不会来。从1929年开始，他们在欧洲

    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还有他们的安全状况开始恶

    化。但是随着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的渴望增强，进入那里的障碍也随之

    增多。1929年又发生了一起大屠杀，超过150名犹太人在屠杀中丧生。

    英国的反应一如既往，就是收紧移民。工党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

    毫无同情心，他的1930年白皮书是英国国家文件中第一份明明白白反

    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号。他的妻子， 贝亚特丽斯· 韦布告诉魏茨

    曼：“我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对他们民族在巴勒斯坦被杀了几十个人

    这么大惊小怪。伦敦每个星期都有那么多人死于交通事故，没人会关

    心。”[48]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比较善解人意。多亏了他，移民

    恢复了。

    如今好几十万越发惊恐的犹太人想要进入巴勒斯坦。然而与每一

    波犹太移民潮相伴随的都是阿拉伯人更加暴力的抵触浪潮。亚博京斯

    基认为每年3万人才算令人满意。1934年，这个目标被超过了，那一年

    有4万人到来。第二年，这个数字增长超过50%，达到6.2万。随后的

    1936年4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阿拉伯人起义，英国人第一次开始面

    对托管崩溃的糟糕现实。1937年7月7日，皮尔勋爵领导的委员会提交

    报告，建议将犹太移民的名额减少至每年1.2万个，而且对土地交易也

    要设定限制条件。不过该报告也提出了三路划分。沿海一带，加利利

    和伊茨雷埃勒谷地应该成立一个犹太国家。朱迪亚山脉、内盖夫和埃

    弗拉伊姆应该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将在从耶路撒冷经过利达和

    赖姆莱到雅法一带行使托管。阿拉伯人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1937

    年再次发动起义。次年，在开罗召开的泛阿拉伯会议采纳了一项方

    针，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团体据此承诺采取国际行动，阻止犹太复国主

    义国家进一步发展。英国放弃了划分计划，1939年年初，在阿拉伯人

    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不抱希望的伦敦三方会议失败之后，《贝尔福宣

    言》也被悄无声息地抛弃了。5月，一份新的白皮书公布，明确要求5

    年内还可以准许进入7.5万人，此后若是不经阿拉伯人的同意，再也不

    许移民。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应该开始逐步独立。迄今为止，巴勒斯

    坦有50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依然占据大多数。因此如果英国的方

    案得以实施，阿拉伯人将掌控新诞生的国家，现有的犹太人将被驱逐

    出去。

    这一系列不幸事件相应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带来了压力，

    因为各个派系在如何应对这些事件方面存在分歧。1931年，在米兹拉

    希的煽动下，魏茨曼被赶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职位。同

    年，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形成了三大派系，犹

    太复国主义工人党占据了71个席位中的31个，修正主义占据16席，米

    兹拉希得到5个席位。分歧延伸到了军队：修正主义者和米兹拉希，还

    有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脱离了哈加纳，组建了一支与

    其竞争的力量——伊尔贡。

    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性裂痕从出

    现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条裂

    痕正在谩骂声中加深扩大。修正主义者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英

    国人沆瀣一气，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修正主义者则被痛斥为“法西

    斯”。本-古里安把亚博京斯基叫作“弗拉基米尔·希特勒”。1933年

    6月16日，犹太事务局政治部主任哈伊姆·阿尔洛索罗夫在特拉维夫海

    岸被谋杀；该机构是1929年为协调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努力而成立。

    他是一名态度激烈的工党复国主义者，因此修正主义极端分子立即受

    到怀疑。其中两人，修正主义极端组织铁腕联盟成员亚伯拉罕·斯塔

    夫斯基和泽维·罗森布拉特被捕并被控谋杀。该组织的理论家阿巴·

    阿希梅厄被控共同犯罪。斯塔夫斯基在一名证人的做证下被判有罪，

    被判处绞刑，但上诉后被无罪释放，因为根据旧有的土耳其法律，死

    刑案件中只有一个证人是不充分的。这项罪行从未告破，它在双方的

    记忆里持续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怨恨。对工党来说，修正主义者不

    会停止谋杀。对修正主义者来说，工党已经堕落到使用外邦人由来已

    久的迫害伎俩，血祭诽谤。

    这种分歧背后是犹太人在处理方式方面存在的真实而苦恼的困

    境。一些人本以为有了《贝尔福宣言》，犹太人问题从此就可以得到

    解决，然而到头来，它仅仅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不可能选择。世界各

    地的犹太理想主义者请求他们的领袖向阿拉伯人妥协。到了1938年，

    最伟大的在世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依然是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待

    民族家园的：“比起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我宁愿看到在和平共存的

    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成合理的协议……我对犹太教本质的认识与一个

    有边界、军队和一定世俗权力的犹太国家相抵触，无论它多么低调。

    我担心犹太教将遭受内部损害——尤其是来自我们自己阶层内部的狭

    隘民族主义发展的损害。”[49]其他人对这种损害同样担忧。可他们更

    担忧受到冲击的犹太人没有避难国可以投奔。阿拉伯人怎会允许建立

    这样的国家呢？亚博京斯基主张犹太人必须假设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情

    绪与他们自己的一样强烈和顽固。因此：

    梦想我们与阿拉伯人之间达成自愿协议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

    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每个民族，不管文明还是原始，

    都把自己的土地看成自己的民族家园，他们都希望作为唯一的土地主

    人，永远地待在这儿。这样的民族永远不会欣然同意接受新的土地主

    人，甚至是合伙人。每个本地民族都会与外来移民斗争，只要有摆脱

    他们的希望。所以他们会做出反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会做

    出反应，只要他们心中有阻止巴勒斯坦变成以色列地的一线希望。

    他得出结论，只有一道“由犹太人的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才

    能迫使阿拉伯人接受这种无从避免的情况。[50]

    1923年，亚博京斯基发表了这项严酷声明。他那犹太人承受不起

    理想主义的主张在此后的20年间得到了越来越强的逻辑支持。那不只

    是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配备一道由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以确保其安全

    的问题，还是欧洲的犹太人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近乎于到处都充满

    敌意的世界上究竟能否生存的问题。

    因为《凡尔赛和约》不仅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感到痛苦失望。

    1914—1918年的那场战争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将会废除过时

    的现实政治，开创一个公正时代，扫除世代相袭的旧帝国，赋予所有

    民族它们应该分得的自治权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就是这

    个理想主义方案的一部分。不过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来说，同样重要

    的是，这份和平条约向他们提供了保证，让他们在欧洲离散期间享有

    完整的公民权。在迪斯雷利的推动下，主要国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

    上第一次尝试保障犹太人的最低权利。但该条约的条款一直被回避，

    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二次更加彻底的尝试是在凡尔赛做出的。克伦

    斯基的临时政府已经赋予俄国犹太人完整的权利。在所有被和平体系

    建立、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被列出的少数民族赋予权利的条款在凡尔

    赛被写入条约。于是理论上，在类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

    治这些设计条约的人心中，犹太人无疑是主要受益人之一：他们在巴

    勒斯坦得到了他们的民族家园，如果他们选择留在他们定居的地方，

    他们也享有完整和有保障的公民权。

    结果证明，《凡尔赛条约》是这场最严重的犹太人悲剧的关键环

    节。因为它是不用刀剑的契约。它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对年代久远

    的争端强加新的解决方案，却根本没有切实的执行手段。它随后引发

    了20年不断升级的不稳定局面，它本身的条款引起的可怕仇恨占据了

    主导地位。在这种不满、断断续续的暴力事件，以及不确定性的气氛

    中，犹太人的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没有保障了。就像困

    难时期总会发生的那样，犹太社区往往会成为一切不安和敌对的焦

    点。犹太人对此已经习惯了。若仅限于此，他们还能免于成为当地特

    定的仇恨目标。但如今又出现了一种敌意动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认同。

    对此，犹太人要承担一定责任；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政治类型

    的犹太人要承担责任，他们是19世纪下半叶激进的政治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犹太人：非犹犹太人，这些人作为犹太人，却完全拒绝犹太人的

    存在。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欧洲和

    犹太人历史中至关重要。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她来自波兰王国的扎莫希奇，她

    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她的祖先起码可追溯至20世纪的拉比，她的母

    亲是拉比的女儿和姐妹，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她引用《圣经》。而且更

    没什么理由，她对犹太教或意第绪文化从未表示出一丁点兴趣（尽管

    她喜欢意第绪笑话）。按照犹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斯特里

    奇所指出的，她对社会公正不同寻常的热情和对辩证法的迷恋似乎是

    由一代代拉比学问孕育出来的。[51]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是一个极

    端的马斯基尔。她对犹太民众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木材

    商，把她送进了华沙一所贵族学院，里面主要是俄国官员的孩子。18

    岁时，她偷渡出境，前往苏黎世完成学业。1898年，为了得到德国国

    籍，她与一名德国画家建立了一段婚姻关系。后来，她将自己的整个

    生命都投入了革命政治活动。

    如果有可能避免，罗莎·卢森堡从不提及她的犹太人身份。她试

    图忽略加诸她身上的反犹攻击，但这经常很困难，因为德国报刊上会

    出现关于她的最丑恶的讽刺画。此外，拥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德国工会

    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攻击都带有一种强烈的反犹色彩。他们不喜

    欢她那种有智力优越感的论调，还有她对“工人们”想要什么的自以

    为是的断言。她对此毫不在意。“对马克思的追随者来说，”她写

    道，“就像对于工人阶级一样，犹太人的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对犹

    太人的攻击，在她看来，只局限于“俄国南部和比萨拉比亚偏远的小

    村庄里面——换句话说，革命运动薄弱或者不存在的地方”。对那些

    声称她同情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的人，她无动于衷。“为什么你们要专

    门拿出你们犹太人的苦难？”她写道，“我对普图马约可怜的印度受

    害者、非洲的黑人……同样感到惋惜，我无法在内心为犹太贫民窟找

    到一个专门的角落。”[52]

    罗莎·卢森堡在道德和情感上的扭曲是试图迫使人采纳一种思想

    结构而不允许人们从实际行为方式中逐步发展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典

    型特征。东欧的犹太人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为产物。他们是真实的

    人，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他们的悲哀同样足够真实，他们承

    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

    ——创建于1897年的“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总工会的缩

    写）。“崩得”积极地开展运动，为犹太人争取完整的公民权。但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后犹太人是否应该获得一个自治国家的问题

    上，“崩得”分子产生了分歧。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同样感到困惑，

    而且由于移民，他们的队伍始终在减员，所以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队

    伍圈限在一道意第绪民族文化的防御工事中。

    对犹太文化独特性的坚持让他们尤其为那些犹太社会主义者所厌

    恶，比如完全否认犹太人一切社会或文化特质的罗莎·卢森堡。这些

    人激烈地批判“崩得”分子的主张。他们对各个犹太政治组织的敌意

    发展成为革命左派的正统观念。

    对我们来说，如今很难回到那些非常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却相信

    这种理论的犹太人的头脑里看一看。但是他们中数以千计的人就是相

    信了。他们痛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摆脱它在道德上最能被接受的方

    式就是为革命斗争。它为他们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澎湃激

    情，因为他们相信，斗争的成功将会让他们从犹太人负担中得到个人

    解放，还会让全人类从专制中得到解放。

    首先正是在俄国，犹太人被等同于革命暴力的现象最为醒目突

    出。虽然1917年10月在那儿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专政的起义缔造者列

    宁不是犹太人，但执行代表是列昂·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龙斯坦。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乌克兰农民，可托

    洛茨基本人是敖德萨世界主义的产物（他上的学校是路德教会办

    的）。他宣称犹太教和反犹主义对他的成长都没产生什么影响。可影

    响显然是有的：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在伦敦举

    行），他对犹太崩得分子的穷追猛打就有些不正常，近乎仇恨，他们

    把这些人撵出会场，从而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抨击赫

    茨尔是“无耻的冒险家”，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和长远的、本地区域和世界

    范围的后果全都令人震惊。试图摧毁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队把所有的

    犹太人都当作敌人。在乌克兰，内战演变成为犹太人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屠杀。出现了超过1000起涉及杀害犹太人的独立事件，波及了乌克

    兰700多个社区和俄国数百个社区。6万至7万名犹太人遇害。[53]在东

    欧其他地方，类似这种把犹太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的现象直接导致对

    无辜犹太社区的凶残袭击。在波兰和贝拉·库恩政权倒台后的匈牙

    利，袭击尤其血腥。整个20世纪20年代，袭击在罗马尼亚断断续续地

    发生。在这三个国家，本国的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犹犹太人创建

    并掌管的，而每一次付出代价的都是贫民窟和村庄里不关心政治并遵

    守教规的传统犹太人。

    为这一切增加了悲惨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普通犹太人并

    未从革命中得到好处。恰恰相反。他们本已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里

    获益不少，得到了完整的选举权和公民权，包括组建自己的政党和文

    化团体的权利。在乌克兰，他们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一名犹太人负责

    单独的犹太事务部；他们本会受到《凡尔赛条约》少数民族条款的保

    护。在立陶宛，这些少数民族的保障实施得很不错，那里的大型犹太

    社区也许是两次大战间隙东欧最令人感到满意的犹太社区。

    借助于十月革命的爆发，《锡安长老会纪要》迅速传播，甚至在

    反犹主义只是客厅而非街头现象的英国都一度产生了破坏力极强的影

    响。《泰晤士报》驻俄罗斯的通讯记者罗伯特·威尔顿和《晨邮报》

    的维克托·马斯登全都激烈地反布尔什维克，而且同样倾向于反犹。

    两人认可被他们视为真实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说法。1919年11月

    27日，《泰晤士报》以“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题登载了一封

    信，包括一份来自“韦拉克斯”的投稿：“犹太教的本质……最重要

    的是一种种族自豪感，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一种信仰，相信他们最终会

    胜利，深信犹太人的智慧胜过基督徒的智慧，简言之，就是一种与天

    生的信念相一致的态度，这种信念就是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总有

    一天注定会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和立法者。”《犹太世界》发表评

    论：“韦拉克斯的信件标志着一个邪恶的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再也

    不能说这个热爱《圣经》超过一切的国家没有反犹主义了。”[54]次年

    年初，《晨邮报》的编辑H.A.格温为以《锡安长老会纪要》为基础的

    佚名书籍《世界动荡的原因》写了一篇序言。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

    能不是真的，他写道：“它们主要关注的事实是，虽然包括那些内容

    的书籍是1905年出版的，但犹太布尔什维克如今正在几乎分毫不差地

    实施《锡安长老会纪要》中概述的计划。”他强调“目前布尔什维克

    政府中95%以上是犹太人”。这份出版物列出了其中50名成员的一份名

    单，包括他们的“假名”和“真名”，并声称这些人里面只有6个俄国

    人、1个德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55]1920年5月8日，《泰晤士

    报》基于《锡安长老会纪要》是真实的假设，发表了一篇题为“犹太

    危险”的文章。文章问道，英国“逃过了德式秩序，难道要落入犹太

    秩序”？

    犹太人终生的朋友丘吉尔对英国海军武官在俄国首都被杀大为震

    惊。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不一般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对宗教的贡

    献“ 价值胜过其他所有知识和其他所有学说” 。但是如今， 他

    说，“这个令人惊奇的民族已经创建了另外一套道德和哲学体系，这

    一套体系充斥的恨与基督教饱含的爱程度相仿”。[56]曾经被关进布尔

    什维克监狱的维克托·马斯登带着可怕的传言回来了。“我们用问题

    让马斯登先生应接不暇，”《晨邮报》报道，“问他谁要为他遭受的

    迫害负责……他用三个字回答：‘犹太人’。”[57]《泰晤士报》的那

    位威尔顿出版了一本书，宣称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莫斯科竖起了一尊加

    略人犹大的塑像。[58]不过最后又是《泰晤士报》，在1921年8月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证实《锡安长老会纪要》是伪造的。此后，英国

    人的反犹主义浪潮迅速平息，宛若它的迅速涌起。贝洛克利用这次恐

    慌创作了一本书《犹太人》，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首次在英国掀起

    了真正的反犹主义。但是等到这本书1922年2月面世的时候，已经错过

    时机，所以反响冷淡。

    但是法国的状况又是一回事，因为反犹主义在那儿根深蒂固，是

    其自身的一种民族文化，而且它还将结出苦果。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大

    胜利给法国犹太人造成了一种最终获得接纳的错觉，这种错觉体现在

    法国犹太人为改名提出的法律请求数量显著减少：1803—1942年整个

    阶段只有377例。[59]法国的犹太意见领袖强调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外来

    的、德国式的、引进的： “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一种叛国行

    为。”犹太退伍军人们出版的小册子提出，“它们来自国外。它们是

    那些渴望内战并希望重启对外战争的人引进的”。[60]1906年，在德雷

    福斯案件胜利的高潮时期，以色列人联盟宣告反犹主义“已经死

    去”。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莫拉斯[30]的法兰西行动和同样反犹的出售

    保王党报纸的两个团体成立。1911年，出售保王党报纸的人在法兰西

    喜剧院组织了反对戏剧《我死后》上映的暴力示威；戏剧作者是年轻

    时做过逃兵的亨利·伯恩斯坦，骚乱的结果是这场戏不得不被舍弃。

    [61]与英国不同，反犹煽动者在法国似乎一直都拥有天然的拥护者。他

    们急不可耐地要利用布尔什维克恐慌和许多法文版《锡安长老会纪

    要》的出现引发的虚假宣传。法国反犹主义的焦点从犹太人作为“金

    钱权力”的角色转移至他们作为社会颠覆分子的角色。

    犹太社会主义者，如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从不尝试反驳

    这种观点。布卢姆以犹太人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弥赛亚角色为荣。犹太

    人的“集体冲动”，他写道，“将他们引向革命；他们的批判能力

    （我使用的是这个词语的最高意义）推动他们摧毁不再符合实际或无

    法被理性证明合理的每种思想、每种传统形式”。在犹太人漫长悲伤

    的历史上，他认为，“正义必将到来的思想”支撑着他们，他们的信

    念是，世界总有一天会“被理性管理，一条法规胜过所有人，因此每

    个人都各得其所。那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吗？那是这个民族古老

    的精神”。[62]布卢姆在1901年写下了这些话。这些话在战后的背景下

    变得更加危险。然而两次大战间隙法国犹太人中间最为著名的人物布

    卢姆仍然坚称引领社会主义进程是犹太人的任务。他似乎认为甚至犹

    太富人都会参与这个进程。实际上，虽然反犹的右翼把布卢姆看作犹

    太激进主义的化身，可也有很多左翼辱骂他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潜伏特

    务。巴黎三分之一的银行家是犹太人，所以不管谁当权，左翼最喜欢

    的论断是犹太人控制了政府财政。“他们与银行业和商业的长期联

    系” ， 让· 饶勒斯[31] 说， “ 让他们尤其擅长资本主义犯罪方

    式。”[63]战后的几年，社会主义左翼成为法国共产党，一个反犹群

    体，尽管隐讳，可还是参与了林林总总起劲的毁谤攻击，其中大多数

    是冲着布卢姆个人去的。事实上，布卢姆及法国地位最重要的犹太人

    始终低估了法国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反犹主义，然而对于整个事态

    并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在美国，布尔什维克的上台及其与激进犹太人的联系却造成

    了最严重的后果。在法国，犹太人虽然受到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抨击，

    但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甚至20世纪30年代始终在慷慨地接纳

    犹太难民。可是在美国，布尔什维克恐慌实际上终止了无限制移民政

    策，该政策在1881—1914年一直是东欧犹太人的救星并使得大量美国

    犹太人出现。即使在战前，实施移民限额的企图也一直存在，不过成

    功地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抵制；该组织成立于1906年，目的就

    是要与这个或其他的威胁做斗争。但战争结束了美国民主扩展的极端

    自由主义阶段，它甚至开始了一段持续10年的仇外时期。1915年，为

    了控制少数群体，包括（所谓）挑战了美国社会和道德规范的犹太

    人，三K党重建。同年，麦迪逊·格兰特[32]创作了一本书，名为《伟大

    种族的消逝》，这本书由于声称美国优越的种族血统正被无限制的移

    民破坏，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一时间落得声名狼藉。美国介入战争

    后颁布的反间谍法（1917）和惩治叛乱法（1918），作用就是把外国

    人与叛国罪联系起来。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化让美国的反犹活动进一步合法化。于是，民

    主党的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针对被他称为“出生在国外的颠覆

    分子和煽动者”发动了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他声称“有组

    织地鼓吹托洛茨基学说的这些人中有6万人在美国”，托洛茨基本人就

    是“不光彩的外国人……纽约市所知的最低下的那种人”。米切尔和

    他的盟友散布的资料大多是反犹的。一份名单显示，31名苏联高级领

    导，除了列宁，都是犹太人；另一份分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显

    示388人只有16人是俄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其中265人来自纽约

    下东区。第三份档案显示推翻沙皇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是1916年2月14日

    由一群纽约犹太人做出的，包括百万富翁雅各布·席夫。[64]

    结果就是1921年移民限额法的出台，该法案规定任何一年接收移

    民的数量都不能超过美国1910年实有少数民族存量的3%。1924年约翰

    逊-里德法案将这个数值降低至2%，将基准年份前溯至1890年。最终效

    果要达到减少总移民数量至每年15.4万，缩减波兰、俄国和罗马尼亚

    几乎完全是犹太人的配额，降至总数8879。法案有效地中断了犹太人

    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其后，犹太人的组织不得不奋力抗争，防止这

    些配额被完全取消。1933—1941年艰难的9年间，他们设法让15.7万名

    德国犹太人进入美国，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胜利，而这个数字大概只与

    1906年一年内进入美国的人数相当。

    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犹太社会不该被看作身处四面楚歌之中。到

    了1925年，它的总人数超过450万，正快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富

    有和最具影响力的犹太社会。犹太教是美国的第三大宗教。犹太人不

    仅受到接纳，还正在成为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并已经为塑造美国母体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他们从来不具备财政影响力，而在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不时地还具备这种影响力，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

    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没有一个群体，无论多么大的群体，能

    够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但在银行、股票经纪、房地产、零售、分销

    和娱乐行业，犹太人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犹太家庭满怀热忱地抓住

    了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让越

    来越多的犹太人有可能在各行各业获得成功，这一点或许更重要。虽

    然几所大学，尤其是常春藤联盟，对犹太人实施配额限制。但实际上

    犹太人高等教育的拓展并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

    纽约市大学生将近50%是犹太人，犹太大学生在全国的总数量是10.5

    万，超过大学注册总人数的9%。

    因此，从古至今破天荒地，犹太人能够为全社会的利益施展创造

    性的立法才能了，他们的这种才能是历经如此漫长的拉比传统培养出

    来的。1916年，历经4个月的提名斗争，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成员。他还是一名

    神童，来自布拉格一个犹太开明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在哈佛

    大学法学院获得了那里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分数，40岁之前的业务就为

    他带来了超过两百万美元的财产。美国犹太人的特点是，精英们只要

    认为其切实可行，总会认为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才足够可靠，因此布兰

    代斯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改变美国

    法律体系的方向所做的努力。甚至在加入最高法院之前，他就在《马

    勒诉俄勒冈州案》（1908）中撰写了“布兰代斯意见书”，他在意见

    书中为州法律限制女性工作时间做出辩护。在这份意见书中，他主要

    依靠的不是已有判例，而是关于法律合意性的一般道德和社会论据，

    包括超过1000页的统计数据。这件事体现了开明权威政体者具备的创

    造性解释的哲学思想及用以支撑它的勤奋精神。

    身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布兰代斯可以将“社会学法学”的原则推向

    美国联邦法律哲学的中心，从而还可以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将法院变

    成富有创造性的立法机构。作为接受过正统教育并将美国的公共精神

    视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相结合的开明犹太人——一位现代的斐洛，千真

    万确！——他认为最高法院不仅应该支持宗教的多元化，还应该支持

    经济制度的多元化，甚至意见的多元化。他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他裁定《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27），“阻止思想、希望或

    想象是很危险的，恐惧造成镇压，镇压造成仇恨，仇恨是对稳定政府

    的威胁，安全之路存在于自由探讨假设的冤情和提议的解决办法的机

    会，而且对恶议进行适当的纠正是好事”。[65]

    1939年，高等法院里出现了他的一位重要效仿者，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他12岁就移民至下东

    区，从纽约市立大学升学至哈佛大学，把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

    于在现代世俗背景下辩论犹太律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平衡个人

    自由需要和公共需求。在向国旗行礼的问题上，法兰克福特站在国家

    一边反对持有异议的少数派（耶和华见证会）：“历史上属于最被轻

    视和最受迫害的少数派那些人不可能对受我们宪法保障的自由无动于

    衷……但是作为法官，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

    天主教徒，也不是不可知论者……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我没有理由

    把自己对政策的个人见解写入宪法， 无论我多么深沉地珍视它

    们。”这令人欣慰地反映了美国犹太人作为联邦一分子的成熟。[66]

    不过，美国犹太人不仅仅参与了对现有体系的基础改造，如法律

    体系，还参与引进和输送新的体系。巴黎和维也纳的犹太音乐家，从

    哈莱维到奥芬巴赫再到施特劳斯家族，已经为舞台创立了全新的音乐

    演出范畴，还有使其成为可能的剧院、歌剧院，以及管弦乐队。同样

    的人才组合很快就在纽约站稳了脚跟。1863年，奥斯卡·哈默斯坦一

    世（1847—1919）到达那里，先是在一家雪茄工厂工作（与其他无数

    犹太人一样）。20年后，他的儿子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1895—

    1960），作为剧作家，在创作美国“音乐剧”，一种综合戏剧的新形

    式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罗丝·玛丽》（1924）和《沙漠之

    歌》（1926）开始，他与另一个纽约人杰罗姆·科恩（1885—1945）

    一同创作了美国音乐的典范《演艺船》（1927），之后40岁出头的他

    与理查德· 罗杰斯（ 1902—1979 ） 合作， 用《俄克拉荷马》

    （1943）、《旋转木马》（1945）、《南太平洋》（1949）、《国王

    与我》（1951）和《音乐之声》（1959）将这种或许是所有美国艺术

    形式中最具特色的体裁推上新的巅峰。这些美国音乐作家走上创作的

    道路五花八门。罗杰斯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音乐艺术学院。欧文·柏

    林（出生于1888年），一位俄国领唱者的儿子，1893年来到纽约，找

    到了一个歌唱侍者的工作，没受过音乐训练，从未学过识乐谱。乔治

    ·格什温（1898—1937）一开始是在一家音乐出版社作雇佣钢琴师。

    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是惊人的勤奋和全新的理念。科恩为104部舞台演出

    和电影写了1000多首歌曲，包括《老人河》和《烟雾弥漫你的眼》。

    柏林也创作了1000多首歌曲，为《礼帽》《飞燕金枪》等配乐。他

    的“亚历山大的爵士乐队”（1911）实际上开创了爵士时代。13年之

    后，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经保罗·怀特曼管弦乐队的演奏，让爵

    士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弗里德里克·勒韦的《窈窕淑女》、弗兰克·

    勒瑟的《红男绿女》、哈罗德·阿伦的《绿野仙踪》和莱昂纳德·伯

    恩斯坦的《西区故事》同样遵循了在严格的票房保障下不断创新的传

    统。[67]

    美国犹太人还把他们在演艺理念和演艺组织方面的才华带入正在

    发展中的新兴技术。1926年，戴维·萨尔诺夫（1891—1971）创建了

    第一家无线电集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作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服

    务部门；1930年，他成为后者的董事长。与此同时，威廉·佩利（出

    生于1901年）正在合并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机一到，他们

    二人便推出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电视。犹太人还为这些革新式的媒

    体提供了不少第一代表演人才：席德·西泽和埃迪·坎特、米尔顿·

    伯尔、艾尔·乔森和杰克·本尼、沃尔特·温切尔和戴维·萨斯坎

    德。[68]百老汇音乐剧、无线电和电视都是犹太人离散历史中一条基本

    原理的例子：犹太人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开启一片崭新的领域，在其他

    同行有机会占领该领域，建立行会或行业壁垒并拒绝他们入内之前就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不过最突出的例子是电影产业，这个行业几乎完全是由犹太人创

    建起来的。这能否算是他们在塑造现代时期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确实尚

    存争议。因为如果说爱因斯坦建立了20世纪的宇宙学，弗洛伊德建立

    了20世纪独具特色的心理学，那么为这个世纪提供全民流行文化的正

    是电影。不过其中有些讽刺意味，犹太人没有发明电影。1888年，托

    马斯·爱迪生开发出第一台能用的电影摄影机，即活动电影放映机

    [33]，但他并不打算把它用于娱乐业。他说，它将是“宣传理性的最重

    要工具”，是为了文明民主而设计的，要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彰显

    与“东方神秘传说”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道德力量。[69]如此一项理性

    主义运动很有可能吸引犹太先驱的兴趣。实际上，他们把它变成了截

    然不同的东西。因为爱迪生的电影构想行不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对此等闲视之。在刚开始的10年间，它基本上没取得什么进展。

    于是，19世纪90年代末，贫穷的犹太移民把电影院与游乐场——

    他们为跟自己一样的人创造出来的另一种设施——结合起来。1890

    年，纽约没有一家游乐场。到了1900年，游乐场超过1000家，其中50

    家已经有了5分钱电影院。8年后，单单纽约就有400家5分钱电影院，

    而且它们正在传播至所有的北方城市。它们只收5分钱，吸引了最贫穷

    的城市贫民。当时为他们制作的数百部电影短片都是默片。那就是一

    个有利条件。因为大多数常来的观众几乎不会英语。它完全是一种移

    民艺术形式。所以这正是适合犹太企业的理想环境。

    起初，犹太人并没有涉足发明和创新领域。他们只是拥有5分钱电

    影院、游乐场、剧院。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和早期短片大多是由出生

    在美国的新教徒完成。在费城这个重要的犹太人中心从事经营的西格

    蒙德·卢布林是个例外，他或许本可以把那里变成这个行业的中心。

    但是当剧院老板们开始为了给他们的移民观众制作想看的短片而转入

    制作时，卢布林已经与其他专利拥有者合作，成立了一家大型的专利

    公司，从电影制作者那里抽取不菲的专利费。正是在那时，犹太人率

    领这个行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出埃及”之路，离开盎格鲁-撒克逊裔新

    教徒占统治地位的东北部“埃及”，来到“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有阳光、宽松的法律，还可以迅速逃进墨西哥躲避专利公司的

    律师们。[70]刚到加利福尼亚，犹太人在合理化改革方面的本事就有了

    用武之地。1912年，那里有超过100家小制作公司。它们迅速合并成为

    8家大公司。其中环球、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兄弟、米高梅

    和哥伦比亚基本上是犹太人创建的，而且犹太人在另外两家公司联美

    和雷电华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1]

    几乎所有这些犹太电影人都符合一种模式：他们都是移民或者移

    民的下一代，他们贫穷，有的还是赤贫，许多人来自有12或12个以上

    孩子的家庭。他们中的第一位，卡尔·莱姆勒（1867—1939），来自

    劳普海姆的移民，是家里13个孩子中的第10个。他从事过文职工作，

    做过记账员和服装店经理，后来开设了一家5分钱电影院并将其变成连

    锁影院，开创了电影发行业，之后于1912年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电影公

    司——环球影业。马库斯·洛伊（1872—1927）出生在下东区，是一

    名移民服务生的儿子。他6岁卖报纸，12岁辍学从事印刷行业，然后是

    皮草行业，18岁成为个体皮草经纪，到了30岁已经破产两次，成立了

    一家院线并将其整合为米高梅。威廉·福克斯（1879—1952）出生在

    匈牙利，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童年时从纽约的城堡花园移民站过关

    入境。他11岁辍学进入服装行业，自己创业但业务不断萎缩，随后改

    行经营布鲁克林的游乐场直到建立一家电影院线。路易·B.梅耶

    （1885—1957）出生在俄国，是一位希伯来学者的儿子，也是童年时

    期从城堡花园进入美国的，8岁开始从事废品买卖，19岁有了自己的废

    品生意，22岁开了一条院线，1915年，制作了第一部A级大片《一个国

    家的诞生》。华纳兄弟来自波兰贫穷的鞋匠家庭，家里有9个孩子。他

    们卖过肉和冰激凌，修过自行车，在游乐场招揽过顾客，做过巡回主

    持人。1904年，他们购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自己主持演出，让他们

    的姐妹罗丝弹钢琴，让12岁的杰克唱高音。他们在好莱坞实现了进入

    有声电影的突破。联美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申克经营过一家游乐

    场。萨姆·戈尔德温做过铁匠的助手和手套推销员。另一名下东区

    人，哈里·科恩，当过电车售票员，后来从事歌舞杂耍表演。杰西·

    拉斯基是个短号号手。萨姆·卡茨是个小邮递员，但10多岁的时候就

    拥有了3家5分钱电影院。多尔·沙里在一家犹太人度假村做过服务

    生。来自拉比家庭的阿道夫·朱克做过皮草推销员。达里尔·扎纳克

    也是一样，用一种新的皮草搭扣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钱。不是所有的

    先行者都能保住财产和自己成立的电影公司。有的人破产；福克斯和

    申克甚至进了监狱。

    这些人不起眼，他们的顾客也不起眼。纽约的银行过了很久才拿正眼看他们。他们的第一位大出资人是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同胞A.P.詹尼尼，他的意大利银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他们的身后是数百年的贫困，所以他们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他们身材矮小，正如电影历史学家菲利普·弗伦奇所说：“在电影大亨们聚会时，人们在离地5英尺半的高度挥舞镰刀不会伤及很多人的，有的人没准儿都听不到嗖嗖的声响。”[72]带着穷人跟着自己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力争上游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们。朱克吹嘘自己把无产阶级的游乐场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宫殿：“谁为你们清扫了肮脏的5分钱游乐场？谁为你们安装了豪华的座椅？”戈尔德温将自己的文化目标定义为把“建立在艺术和高雅的坚实基座上的画面”。他们的新电影院文化并非没有传统犹太人的特征，尤其是在批判式幽默方面。马克斯兄弟提供了不起眼的人看待传统世界的视角，更确切地说，是犹太人一贯看待主流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在《动物饼干》中审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社会，在《歌声俪影》中审视其文化，在《趾高气扬》中审视其校园，还是在《大商店》中审视其商业或者在《鸭羹》中审视其政治，它们都展现出一种对现有制度的令人不安的入侵。它们搅乱了平静，让“正常人”陷入困惑。[73]

    但是，一般说来，好莱坞的统治者不想对社会多加搅乱。20世纪

    30年代，为来自德国电影业的犹太流散者提供了一处安全港的同时，

    他们还试图对其施加一种顺从的精神。那是他们的民族同化形式。正

    如犹太人在18世纪对零售业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并在19世纪开设了第一

    家大商场一样，他们都是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果观众不喜欢一部电

    影，”戈尔德温说，“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公众从不出错。”[74]

    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市场。这里也有一种讽刺。电影是古典希腊时代之

    后第一种向全体民众展现自我的文化形式，就像所有居住在城邦的人

    都可以被纳入竞技场、剧院、学园或戏院一样，现在所有美国人差不

    多可以同时看电影。1929年，印第安纳州曼西的一份研究发现，那里

    的9家电影院每周上座数是总人口的3倍。[75]后来演变为电视形式的电

    影是向20世纪末期消费社会迈出的巨大一步，它比其他所有体系都更

    为迫切地为普通工人带来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因此，与司法部长

    帕尔默和麦迪逊·格兰特料想的相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进行程

    式化、美化和大众化的正是好莱坞的犹太人。

    美国的方式自然有其比较黑暗的一面。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犹太

    人开始贴近他们的民族形象。他们还成为这种形象中更令人反感的特

    征的一部分。正如百老汇的音乐剧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犯罪，尤其

    是种类日新月异的犯罪，是大胆的犹太人有可能涉足的领域，他们一

    开始不会遇到非犹太人的正经阻碍。在欧洲，犹太人经常被人与贫穷

    有关的一些犯罪联系起来，如买卖赃物、扒窃和不严重的诈骗。他们

    还发展出需要高度组织和远程网络的犯罪模式，如白奴贸易。19世纪

    末叶，这项生意随着犹太人极高的出生率从东欧做到了拉丁美洲，而

    且被标上了强烈的犹太特色。数量惊人的犹太娼妓遵守安息日、犹太

    节日和饮食教规。在阿根廷，她们甚至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此外，正

    因为犹太人在这个行当地位突出，正统的犹太机构竭力想要在世界各

    地消灭它并为这个目标建立了专门团体。[76]纽约的犹太罪犯，除了犹

    太人常见类型的犯罪之外，主要集中在勒索保护费、纵火和给马匹投

    毒。同样，犹太社会做出的反应是掀起预防犯罪的运动，包括建立感

    化学校。[77]对于小打小闹的犹太人犯罪，这种努力效果显著。其实如

    果没有禁酒令，犹太人的罪犯群体本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叶缩减至

    一小撮而已。

    然而非法酒类生意为机灵的犹太人提供了非常诱人的机遇，他们

    为这种生意寻找借口并组织筹划。犹太人罪犯很少使用暴力。正如犹

    太社会学权威阿瑟·鲁平所言：“基督徒用他们的双手犯罪，犹太人

    用他们的头脑犯罪。”典型的、赫赫有名的犹太罪犯“油拇指”雅各

    布·古齐克（1887—1956）是阿尔·卡彭[34]的记账员和会计。另一位

    是阿诺德·罗特施泰因（1882—1928），大公司犯罪的先行者，被描

    绘成达蒙·鲁尼恩[35]小说中的“智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梅耶·沃夫希姆。然后还有梅耶·兰斯基，他建

    立了一个在自己生前就覆灭的赌博帝国，他在1971年申请以色列公民

    身份时被拒。

    可是随着这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罪犯的崛起，他们发觉自己

    同样在使用暴力。被称为“法官”的路易·莱普克·布哈尔特（1897

    —1944）被联邦调查局称为“美国最危险的罪犯”；1944年，他协助

    组织辛迪加或者说谋杀有限公司，1944年因谋杀罪在新新监狱被处

    决。根据布哈尔特的指示，辛迪加杀手谋杀了违抗指令要去杀害托马

    斯·E.杜威[36]的私彩组织者“荷兰舒尔茨”阿瑟·弗莱根海默（1900

    —1935）；而且辛迪加还要为“巴格西”本杰明·西格尔（1905—

    1947）的死亡负责，后者曾为其在拉斯维加斯组建组织，后来与他们

    决裂。最终，以“萨米紫”塞缪尔·科恩为首的犹太人组织了臭名昭

    著的底特律紫帮，后者掌控了这座城市的贫民窟，直到被黑手党接

    管。不过试图比较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犯罪情况没什么用处。

    虽然声名狼藉的犹太罪犯举办正统葬礼的人数多得惊人，但与黑手党

    在西西里不同，有组织的犹太人犯罪并非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反应，而

    且绝不会享有丝毫的公共认可。因此，它已被证明为一种暂时的现

    象。[78]

    如果说犹太社会对犹太人犯罪，特别是白奴生意，做出羞耻和厌

    恶的反应，并尽其所能地对自己人中间的犯罪分子进行再教育，那么

    还有很多美国犹太人，无论好坏，他们对具有犹太倾向的观念一概厌

    恶，竭尽全力地彻底拒绝犹太特殊主义。不只是再也不去犹太会堂和

    再也不遵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努力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

    问题。甚至布兰代斯都在1910年抨击“倾向于保持出身不同的生活习

    惯或思考习惯”是不受欢迎的，“不符合兄弟情谊的美国理想”，强

    调犹太人身份就是“不忠”。[79]但这样的努力，比如布兰代斯的情

    况，常常会在反犹经历突然而至的影响下失败。于是，他最后又走向

    了相反的极端：“要做好的美国人，”他说，“我们必须做更好的犹

    太人，要做更好的犹太人，我们必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80]有的

    犹太人会在这两个极点之间不安地漂移不定。著名的例子是伯纳德·

    巴鲁赫（1870—1965），一个约瑟式的人物。他曾为历届总统提供意

    见，并且被认为刚好在市场崩盘之前清空股票从而在1929年大发横

    财，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81]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底特律反犹

    广播的神父，曾经称他为“美国的代总统、华尔街的无冕之王”。巴

    鲁赫竭尽全力想要摆脱犹太人的形象。得益于他妻子是新教徒的有利

    条件，他一度进入了《社会名人录》，而这份名录当时还禁止登载席

    夫、古根海姆、塞利格曼和沃伯格家族的人物。他在非犹太人的阿迪

    朗达克聚居地度假。但这根弦随时都会被扯动，告诉他：到此为止，

    再难寸进。1912年，他受到了侮辱，他的女儿贝尔那时莫名其妙地被

    曼哈顿布里尔利学校拒绝录取，虽然她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那是

    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打击，”他写道，“因为它伤害了我的孩子，并让

    我此后多年的整个人生备感难过怨愤。”尽管在养马方面成就斐然，

    但他自己历经激烈斗争才得以被选入上流社会的奥克兰高尔夫球俱乐

    部，才能得到贝尔蒙特公园跑道围场的入场资格。他从没能进入大学

    俱乐部或大都会俱乐部。[82]即使在美国，一个犹太人，无论他多么富

    有、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人脉有关系，都会被推回自己的队列；正

    是这种甚于其他一切的现象让他们这个社会保持团结。

    不过一些极端民族同化主义者的确也在设法摆脱他们的犹太人身

    份， 至少要让他们自己觉得满意。沃尔特·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报纸评论家，在他那个年代跟巴鲁赫一样

    有影响力，毕生都在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的父母，来自德国的富裕服

    装厂主，送他进入上流社会的萨克斯男子学校。这家人会去埃马努埃

    利犹太会堂，他们拒绝承认懂意第绪语，他们的目标是避免成为他们

    说的那种“东方人”。成群结队的东方犹太移民让他们感到惊恐。

    《美国希伯来人》说出了他们的担忧，其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觉

    察到我们不只对那些教友有亏欠……还对我们自己有亏欠，我们将会

    被我们的外邦邻居视为对我们这些教友兄弟的天然资助者。”在哈佛

    大学，被著名的“黄金海岸”俱乐部排除在外让李普曼暂时成为社会

    主义者。但他很快判定反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犹太人把自己弄得“太

    招摇”而招致的惩罚，那是他最喜欢用的批评字眼。他写道：“相比

    于对待其他民族， 对于犹太人的错误， 我个人的态度要严厉得

    多。”[83]他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双重效忠”，抨击“我们美国大城

    市里富有、粗俗和自负的犹太人”，说他们“或许是降临在犹太民族

    身上的最大灾难”。[84]

    李普曼是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他只想（在他看来）避免被归类

    为犹太人。一方面，他无法让自己认同哈佛大学针对犹太人的限额，

    因为本不应该“有基于种族、信仰、肤色、阶级或地区的入学考

    试”。另一方面，他赞同犹太人超过新生数量的15%将是“灾难性

    的”。他认为解决方法是马萨诸塞州的犹太人能有一所他们自己的大

    学，而哈佛大学可以从更广泛的地区招收学生，从而稀释犹太人的比

    例。“我认为犹太人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写道，他们有“很多令

    人忧虑的个人习惯和社会习惯，这些习惯是经由一段苦难历史挑选出

    来的，又得到了一种伪善神学的强化”。非犹太人的“个人举止和生

    活习惯”“明显比犹太人普遍的举止和习惯优越”。[85]李普曼无法得

    到被他看重的所有社会奖励，这样的现实激发出了这种犹太人自我仇

    视心理。他加入了纽约的河流俱乐部和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却无

    法进入连线和尼克博克俱乐部。

    他们否认身份或克制由于身份引起的自然情感，或许这些犹太人

    最不幸的地方在于对他们由于身份遭受的苦难近乎固执地视而不见。

    半个世纪以来，李普曼也许是所有美国评论员中最聪明的——在所有

    议题上，除了那些对犹太人有影响的议题之外。与法国的布卢姆一

    样，他认为希特勒的反犹立场并不重要，只把他归类于德意志民族主

    义者。1933 年5 月， 纳粹烧毁犹太人书籍之后， 他说， 迫害犹太

    人，“满足那些觉得必须征服什么人的纳粹的欲望……是一根保护欧

    洲的避雷针”。不能用革命的恐怖评价法国，不能用3K党评价新教

    徒，或者就此而言，“不能用他们的暴发户评价犹太人”，因而不能

    用纳粹的反犹主义评价德国。他把希特勒的一次演讲说成“有政治家

    风范”，“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的真实声音”。[86]不过对纳粹和犹太

    人发表这两番评论之后，他在此后悲惨不幸的12年间对这个话题保持

    了沉默，对死亡集中营只字未提。视而不见的另一种形式是罗莎·卢

    森堡的解决方式；杰出的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她的戏剧《双姝怨》（1934）和

    《小狐狸》（1939）是那个10年间百老汇著名的成功兼丑闻作品。她

    歪曲了自己的犹太人道主义，（跟成千上万犹太知识分子的做法一

    样），以至于根据后面发生的事件来看，她的反纳粹剧本《守望莱茵

    河》（1941）看待犹太人困境的视角非常古怪。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她不允许自己对正义的热爱在愤怒的抗议中寻找到它自然的表达。于

    是它被扭曲成一种用拉比的固执来捍卫的铁石心肠的正统意识形态。

    避免面对犹太人现实状况的需要导致她用虚构改编真实。只是在1955

    年，她接触了《安妮日记》的编剧工作，而这部电影实际上从这个悲

    剧中删除了犹太人的元素。

    美国犹太社会的这些困惑、分歧和迟钝，尤其是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有助于解释美国犹太人为何如此反常地无法影响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事态，甚至无法控制美国国内的舆论，尽管他们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相当地位。美国的反犹主义，正如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稳步抬头，到1944年达到顶峰；民意调查还显示（如1938年），70%～85%的国民反对为帮助犹太难民而增加配额。民意调查专家埃尔莫·罗珀警告说：“反犹主义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城市中心尤其凶猛。”[87]

    我们现在必须把德国的事件放在欧洲和美国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讨

    论。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强国，它在1933—1945年

    对犹太人的攻击是现代犹太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在很多方面仍然

    是个神秘事件：不是被数量触目惊心的文件证明的事实，而是动机。

    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情况最好的国家，是第一个实现成年人全民识字

    的国家。1870—1933年，德国的大学在几乎每个学科上都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对犹太人实施规模庞大、

    组织有序却毫无意义的暴行呢？受害者的身份让这种神秘色彩更加浓

    重。19世纪，德国和犹太人的命运紧密交织。如同弗里茨·斯特恩[37]

    指出的，1870—1914年，德国人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强国，与此同时，犹太人同样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民族。[88]二者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扶持的。它们共同拥有的很多特

    征当中就有对学问近乎狂热的挚爱。有才干的犹太人喜爱德国，因为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地点。现代犹太文化的框架基本上是日耳曼式

    的。不过反过来，正如魏茨曼在他跟贝尔福的那次著名谈话中指出的

    那样，犹太人为德国付出他们最出色的一切努力，造就了它的伟大。

    比如，从其建国到1933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超过其他国家，约占

    奖项总数的30%；在德国获得的奖项里，犹太人贡献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医学上，贡献了一半。[89]所以德国攻击犹太人不只是大规模谋杀；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那还是大规模弑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呢？

    试图提出的解释已经充斥了所有的图书馆，但最后它们似乎始终都不够充分。这项历史上最重大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迷雾重重。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就在他们向伟大攀登并即将抵达巅峰的时候，他们自信地踏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可怕的牺牲之后，他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悲痛和愤怒令人发疯；对替罪羊的需要刻不容缓。

    战争还有第二个影响。它改变了德国的处世方式。战前的德国是

    欧洲最守法的国家。民众暴力闻所未闻，这不是德国的作风。虽然反

    犹主义无处不在，但对犹太人的身体暴力从未也不可能发生在德国，

    更不必说反犹骚乱。战争改变了一切。它让人们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暴

    力，然而在德国它还激发出一种绝望的暴力。1918年的停战协议并没

    有为中东欧带来和平。它只为两次巨大、公开的战端中间带来20年的

    间隔，但在那20年间，暴力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裁决方式。

    左翼和右翼全都使用暴力。犹太人在所有这些靠武力推翻现有秩序的

    企图中都表现突出。巴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包括犹太政客，

    如艾斯纳，还有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古斯塔夫·兰道尔、恩斯特

    ·托勒和埃里希·米萨姆。右翼的回应则是组织退伍军人的私人武装

    ——自由军团。

    犹太极端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和艾斯纳，完全是被谋杀的。

    犹太对手“被处理掉”的现象不再稀奇。1919—1922年4年间，德国发

    生了376起政治谋杀，除了22起之外，针对的都是左翼人物，其中很多

    是犹太人。一位是外交部部长沃尔特·拉特诺。法庭会对那些退役的

    暴徒从轻发落，甚至几乎没有人受到审判；被判处4个月以上刑期的就

    更少了。[90]1922年，德高望重的犹太作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差点儿

    被两名反犹分子打死，法庭却认为他“不爱国的文章”构成了“可减

    轻处罚的情节”。

    正是在这种激进退役军人暴力横行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出

    现了。他是奥地利人，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巴伐利亚交界处，是

    一个小官员的儿子。他住在林茨，后来又居住于卡尔·卢埃格尔掌管

    的维也纳。他有一份卓越的战争履历，还遭受过毒气的严重伤害。希

    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1924）中宣布他是从青年时期才逐渐意识

    到“犹太人问题”的，可证据很明显，他的父亲是个反犹分子，因此

    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都在接触反犹理念。犹太人成为而且始终是他毕

    生的执念。他的个人激情，更重要的是他超常的意志力，在德国针对

    犹太人的战争中处于首要地位。没有他，这场战争本不会发生。另

    外，如果没有德国内部让他唾手可得的破坏性因素，他也不会造成多

    大的危害。他有创造政治活力的非凡本领，能够结合两种力量来源，

    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来。就这样，他将德国工人党，与退役的

    暴徒群体紧密结合起来，为其提供一个反犹的平台，将其改造为一个

    群众性政党，纳粹党，包括其军事派别冲锋队。冲锋队为他自己的集

    会提供保护，驱散其对手的集会。接着，他把战争的两种影响——对

    替罪羊的需要和对暴力的崇尚结合起来，将结果聚焦在犹太人身

    上：“如果在战争初期或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希伯来蝎子有1.2万人或

    1.5万人被投进毒气中，就像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最好的几十万名工人不

    得不在前线忍受的那样，那么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会白费。”[91]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由所有老一套因素组成，从基督徒的“犹太

    猪”到伪科学的人种理论。但他的反犹主义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首

    先，对他来说，它是对这个世界的完整阐述，是一种世界观。虽然德

    国其他的政治团体也涉及反犹主义，甚至对其极为重视，但纳粹是将

    其作为自己计划的中心和目标（虽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听众改变侧重

    点）。其次，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他选择成为泛日耳曼主义者，

    1914年加入了德国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所以他的反犹主义结合

    了德国和奥地利模式。战后的德国到处都是德裔俄国难民、波罗的海

    德国人、前沙皇旧式反犹团体成员，如黑色百人团、黄衫军、俄罗斯

    人民联盟。他们无不强调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系，这一点成为希

    特勒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一个波罗的海德

    国人，成为纳粹的首席理论家。俄国人格特鲁德·冯·塞德利茨让希

    特勒得到了（1920）《民族观察报》并将其转变为反犹日报。[92]相对

    于其他一切威胁，近现代的德国，尤其是普鲁士，一直对俄国的威胁

    更为担心。希特勒如今可以把这种威胁置于貌似合理的反犹背景中。

    不过他还将其与自己在维也纳接受的那种反犹主义混合起来。那种反

    犹主义主要集中在对东方犹太人——一支败坏日耳曼血统的黑皮肤下

    等人种——的恐惧上。希特勒尤其对两个主题感兴趣，他把这两个主

    题与东方犹太人联系起来：犹太人以维也纳为中心经营的白奴贸易

    ——道德改革家就是这么断言的——和当时尚且没有抗生素可以实施

    治疗的梅毒的传播。希特勒相信并讲授犹太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

    对德国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还通过各种接触产生更深远的

    生物学威胁，尤其是与犹太民族成员的性接触。[93]

    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性学方面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他自己

    的追随者当中。它将原本只不过是怀有偏见的人转变成为可以采取任

    何行动的盲信狂热者，无论这些行为多么没有理性和多么残酷。如同

    中世纪的反犹分子把犹太人看作非人类、魔鬼或一种动物（因此有

    了“犹太猪”）一样，纳粹极端主义者吸收了希特勒近似“科学”的

    措辞，开始将犹太人视作细菌或者一种特别危险的害虫。不说别的，

    这种方式能够将所有犹太人归在一起，而不必考虑他们的具体情况和

    观念。拥有教授职位，能写无可挑剔的德文，参加了整场战争并荣获

    铁十字勋章，这样的犹太人也只是同犹太——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一

    样危险的种族污染者。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就像穿土耳其长袍的老拉

    比一样，肯定携带这种细菌，而且威胁更大，因为他更有可能传染

    或“亵渎”（如希特勒所说）雅利安女性。他对自己的追随者的灌输

    程度在1943年4月他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一个纯种的犹太女人在生完孩子后把她的奶水出售给了一名女医

    生，并且隐瞒她是犹太人的事实。德国血统的婴儿就在诊所里被喂了

    这种奶水。被告被控欺诈。奶水购买者已经遭受了损害，因为犹太女

    人的奶水不能当作德国孩子的食物……但是，为了不让不明内情的父

    母承受不必要的忧虑，尚未提出正式的起诉。我将就这个案子在种族

    卫生方面的问题与帝国卫生部部长进行探讨。[94]

    如果要问：这样的胡言乱语是怎么在一个像德国这样受过高等教

    育的国家成为广泛共识的，答案是希特勒在获得知识分子对他的观点

    的支持方面从未遇到任何困难，即使有时候是转弯抹角的。弗洛伊德

    及其学说的“丑闻”是纳粹得到这种待遇的重要旁证，因为（人们认

    为）他的学说解除了性关系混乱中的道德负疚，因此会助长这种混

    乱。由此弗洛伊德让犹太人得到了更多染指雅利安女性的机会。此

    时，荣格可以帮上希特勒的忙，他在弗洛伊德——犹太精神学说和其

    他学说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

    当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或阿德勒就是欧洲人普遍正当的代表……

    犹太人作为相对的流浪者从未创造出，估计也绝不会创造出，一种自

    己的文化形态，因为他们的一切本能和才能都依赖于一支基本上已经

    达到文明的主体民族……以我之见，把犹太人的范畴应用于基督徒德

    国人和斯拉夫人是医学心理学的巨大错误，他们的范畴甚至无法对所

    有犹太人有效。按照这种方式，条顿人最珍贵的秘密，他们灵魂中根

    深蒂固的创造性意识被解释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幼稚水池，而我的警告

    之语在过去几十年内都被怀疑是反犹主义……受到全世界惊讶瞩目的

    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势现象能够教会他们更明事理吗？[95]人们发现，科学家中同样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犹太物理学”。

    确实，总的来说，德国的院校不但没有成为希特勒主义的阻碍，反而对其大行其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粹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19世纪最后10年成长起来的这代教师受到了民族反犹主义的感染，而且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资深教师。[96]他们使用的教科书同样反映出这种影响。通过鼓吹用灵丹妙药和“精神复兴”而非持怀疑态度的经验论实现民族救亡，大学的学者们对纳粹势力的兴起同样立下了功劳。[97]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在大学生中取得了最大成功，他们成为他的开路先锋。在纳粹发展的每个阶段，学生的支持都领先于普通选民的支持。纳粹最开始就是通过学生的兄弟会发挥影响的，1919年，这些兄弟会采纳了“艾泽纳赫决议”[38]，在种族和宗教层面排斥犹太人。[98]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他们又通过学生联盟——20世纪20年代主导学生生活的大学圈子运动——发挥作用。最终，临近这个10年结束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生党派。纳粹的成功是由于狂热的年轻人自发地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有组织的活动，投入到该党派的平等主义和激进计划中。[99]不过，纳粹和学生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就是利用暴力示威反对犹太人。学生们率先组织了集体抵制和大规模请愿，要求将犹太人从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尤其是教学行业赶出去，而且这些行动形式很快就演变为现实中的暴力。1922年，学生骚乱的威胁导致柏林大学取消为被杀害的瓦尔特·拉特瑙[39]举行追悼会。这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暴力威胁，而是大学领导们对此低头折节的懦弱。1927年，对犹太学生和被迫放弃讲座课程的犹太教授的袭击数量增加，以至于到了政府以德意志学生自治团体支持暴力为由撤销了对它的承认。但此举无济于事，大学自身并没有采取什么果断行动来控制这些学生暴徒。教授们并不支持纳粹，但是他们反对魏玛共和国[40]，反对民主政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知学生行为有错却不敢反抗——预示着这个国家后来更普遍的懦弱。结果，纳粹在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的两三年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校园。

    助长纳粹主义的现实暴力风潮本身就得到了媒体甚嚣尘上的语言

    和图像暴力的支持。人们时不时争辩称，讽刺作品，即使是最粗鲁的

    那种，都是自由社会的健康标志，不应该对其加以限制。犹太人的历

    史不支持这种观点。与其他群体相比，犹太人一直更为经常地成为这

    种攻击对象，而且他们从漫长苦痛的经验中体会到，文字暴力经常是

    血腥暴力的前奏。按照德国人的标准，魏玛共和国是极端自由主义的

    社会，自由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废除出版界的大多数限制。就像巴勒

    斯坦的极端主义者利用了塞缪尔的自由主义一样，纳粹也醉心于魏玛

    共和国对侮辱开具的许可证。反犹主义长期以来都存在色情的一面，

    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猪”的主题本身就经常成为这方面的

    征兆。只是希特勒将关于性和种族亵渎问题的强调与魏玛共和国的放

    任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特别恶毒的反犹宣传形式，典型的代表是由中

    弗兰科尼亚的纳粹老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经营的《冲锋报》周

    刊。它帮助散播和强化反犹暴力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之一：一种即犹

    太人并非人类的观念，因而无权享有我们本能就会给予一个人的保

    护。虽然这样的出版物绝非独一无二，但它为用图像攻击犹太人定下

    了越发肆无忌惮的基调。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法律，起诉告发极端困

    难，因为施特赖歇尔享受州议会及后来的国民议会代表的豁免权。

    1927年，它似乎还只能卖出1.3万份（唯一可靠的发行数据），但到了

    纳粹爬上权力顶峰的最后阶段，它已经赢得了全国的读者。[100]

    不幸的是，媒体暴力并非单方面的。就在纳粹组织街头暴行并协

    同酝酿全国范围的暴行时，自由主义者制造出了大量的口头暴行，其

    中大多来自犹太人。讽刺是犹太人的天性。海涅在德国铸就出一个有

    力而且经常恶毒的榜样，为后来的许多犹太作家提供了灵感。1899—

    1936年，维也纳作家卡尔·克劳斯（1874—1936），跟海涅一样受过

    洗，经营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期刊，树立了过分讽刺的新标准，其

    中大多是针对犹太人的，如赫茨尔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他写

    道，“是最新型的犹太疾病”，“无意识是人类思想的隔都”。他在

    戳中痛处方面的恶毒本领广受赞誉并在魏玛德国受到效仿，并以极端

    挑衅的形式被运用，尤其是库尔特·图霍夫斯基（1890—1935）和杂

    志《世界舞台》。它的销量同样不大，只有1.6万份（1931），但因为

    蓄意攻击思想健全的德国人看重的一切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图霍夫

    斯基1929年的著作《德国，关于德国的一切》攻击司法制度、教会、

    警察、兴登堡[41]、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里面还有一幅精彩的蒙

    太奇照片，照片上是德国的将军，题为“动物们在看着你”。[101]

    从一开始，左翼的这种媒体暴力就给了反犹分子可乘之机。纳粹

    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格雷克在他的小册子《圣经中的反犹主义》

    （1920）中娴熟地利用了《世界舞台》。犹太人攻击军队尤其危险。

    犹太退役军人协会根据官方数据指出，参战和牺牲、受伤和授勋的犹

    太人数量与犹太人人口比例非常一致，但是却有许多人认为犹太人逃

    避服役，甚至在军队背后捣鬼，希特勒和纳粹分子都认同这个说法，

    而且坚持不懈加以宣传。对贵族军官阶层批判最激烈的讽刺画家乔治

    ·格罗斯[42]其实是一名非犹太人；但他跟犹太艺术家和作家往来密

    切，因此被说成“受到了唆使”。图霍夫斯基则是文字版的格罗斯。

    他的许多说法就是要故意激起人们的满腔愤怒：“德国军队没什么秘

    密是我不愿欣然交给外国势力的”，他写道。[102]但是被激怒的民

    众，尤其是如果他们还不善言辞并且无法以言辞回击的话，就会进行

    身体上的报复，或者投票给可以回击的那些人；图霍夫斯基和他的讽

    刺作家同行不止激怒了职业军官，还触怒了无数阵亡士兵的家属。反

    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版机构就是要确保图霍夫斯基伤害他人感情的

    更多抨击得到最广泛的流传。

    一些犹太人竭力还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爱国和布尔什维克形

    象。由此，犹太儿童被培养成了工匠和农民。[103]20世纪20年代，一

    名柏林律师，前陆军上尉马克斯·瑙曼博士，组建了德意志犹太民族

    主义者联盟。另外还有右翼的犹太青年组织同志会和前线犹太老兵全

    国联盟。但是，瑙曼犯了一个错误，他赞扬希特勒是能够恢复德国繁

    荣的政治天才，试图以此最大化地消除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所有

    人都幻想自己能够跟纳粹打交道。[104]没什么证据显示他们所做的一

    切真的能让犹太人更受欢迎。

    所有爱国的德国犹太人不得不应对的不可战胜的困难其实是魏玛

    共和国本身。魏玛共和国是失败的产物，不可分割地与失败联系在一

    起，而且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它与犹太人有关系，它是犹太人共和

    国。从头至尾，它都是犹太人背负的重担。可是除了一开始之外，犹

    太人在魏玛政坛上的作用微不足道。拉特瑙和1923年及1928年担任财

    政部部长的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有点影

    响力的犹太政治家。犹太人的确在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了作用。

    1932年，该党提名500名候选人，当选的100人中无一是犹太人。[105]

    社会民主党由非犹太人的工人阶级工会会员管理，他们大多对犹太左

    翼人士非常反感，认为他们是不讨人喜欢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魏玛

    共和国的现行政体是比例代表制，非常有利于纳粹这样的极端主义党

    派，而在像英国那种得票最多者当选的制度下，它们绝无可能合法掌

    权。因此像图霍夫斯基这样的犹太讽刺作家对魏玛共和国的猛烈攻击

    不亚于他对纳粹的攻击。

    但是，身份认同是个问题，而身份认同的根基是文化。犹太人的

    敌人指责他们绑架了德国文化，将其变成一种全然陌生的新东西，这

    种新东西被他们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盗窃的概念影响力巨

    大而且极度危险，一些犹太作家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犹太人使用德

    语，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是“篡夺外国人的财产，他们不是学而是

    偷，他们学得（相对）很快，但是即使挑不出一处语言上的毛病，那

    也仍然是别人的财产”。甚至在战前，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就在

    《艺术守护人》的一篇名为“德国犹太文坛”文章中警告，犹太人实

    际上正在接管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个民族拒绝给予他们这样的权

    力。[106]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犹太人在德国文化生活中表现得越

    发突出，主要原因是与他们有关联的先进思想此时开始获得认可。例

    如，1920年，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当选普鲁士艺术学院历史上

    第一位犹太人院长。

    然而，魏玛共和国见证了犹太人接管德国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才济济，空前绝后。德国一直拥有杰

    出的音乐和强大的文学，如今又在视觉艺术领域一马当先。甚至，柏

    林一度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由此，柏林也备受反犹分子憎恶。沃尔夫

    冈·卡普，上一个版本的希特勒，1920年在柏林发动了一次失败的政

    变，他的口号是：“柏林变成什么样儿了？犹太人的游乐场。”[107]

    犹太人在魏玛文化中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文化奇

    观。可是他们并未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绘画和建筑方

    面，他们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犹太小说家不少，如阿尔弗雷德·德

    布林、弗朗茨·韦尔弗、阿诺尔德·茨威格、薇姬·鲍姆、利翁·福

    伊希特万格、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和布鲁诺·弗兰克，但托马斯·曼

    这样的领军人物并非犹太人。犹太人毫无疑问为世界和德国的音乐界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神童表演家，如亚莎·海

    菲兹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还有老牌大师，如阿图尔·施纳贝尔

    和阿图尔·鲁宾斯坦。柏林最重要的两位指挥，奥托·克伦佩勒和布

    鲁诺·瓦尔特，都是犹太人。库尔特·魏尔为布雷赫特的《三便士歌

    剧》（1928）作曲，该剧登台第一年就在欧洲各地演出超过4000次。

    他们有阿诺德·申贝格及其学派，不过他最出名的两名学生，贝格和

    韦伯恩，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德国音乐在这段时期如此丰富多彩，

    以至于犹太音乐家虽有数量和天才，却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

    1929年柏林音乐节的主角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卡萨尔

    斯、乔治·塞尔、科尔托、蒂博、富特旺勒、布鲁诺·瓦尔特、克伦

    佩雷尔和吉利。那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音乐是世界性的，还有柏

    林人真是幸运。

    犹太人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业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战

    争期间，英国、法国和后来美国的进口都被禁止。为了填充德国的

    2000家和奥地利的1000家电影院，德国制片公司从1913年的30家跃增

    至6年后的250家，而且战后，德语电影成为欧洲的主宰。1921年，它

    制作了246部故事片，跟美国旗鼓相当；1925年，它的制片产量（228

    部）是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两倍。[108]犹太人对满足德语电影的数量

    和质量要求都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由汉斯

    ·雅诺维茨和卡尔·迈耶编剧，由艾里奇·鲍默任制片人。《大都

    会》由弗里茨·朗执导。这只是其中的两部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导演

    如恩斯特·刘别谦、比利·怀尔德、马克斯·奥菲尔斯和亚历山大·

    柯尔达，演员如彼得·洛、伊丽莎白·伯格纳、波拉·尼格里和康拉

    德·维德，是创造了德国电影业黄金时代的众多犹太人才中的一部

    分，而且在希特勒崛起之后，他们带领了一批人分别前往好莱坞、伦

    敦和巴黎。不可否认，德国电影具有强烈的犹太元素，而且朗和G.W.

    帕布斯特都着迷于魔像的概念。[109]但是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

    德国电影业光辉灿烂、大胆创新，但谈不上有政治和文化上的担当，

    而且它对德国人关于犹太人的文化多疑症起了什么作用，如今已很难

    辨明。

    受到犹太人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戏剧界，尤其是在柏林。剧作家如

    卡尔·施特恩海姆、阿尔图尔·施尼茨勒、恩斯特·托勒尔、埃尔温

    ·皮斯卡托、沃尔特·哈森克勒费尔、费伦茨·莫尔纳和卡尔·楚克

    迈尔，以及有影响力的制片人，如马克斯·莱因哈特，有时似乎主宰

    了舞台，而那时的戏剧舞台倾向于流行的左翼、亲共和主义者、实验

    性和性解放。但它肯定没有革命性，而且它属于世界，而非犹太人。

    魏玛时期唯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犹成见的

    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该研究所的理论家以西奥多·阿多

    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尔、赫伯特·马库塞、埃里希·弗罗姆和弗朗

    茨·诺伊曼为首，宣扬一种文化重于现实政治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过

    在当时，德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它

    最著名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用可发表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除了几篇文章

    和随笔、博士论文、一本格言书和几封关于德国文化兴起的有注释的

    信件之外，生前发表作品相对较少。1955年，他毕生的作品才被阿多

    尔诺整理完成并出版。

    本雅明是德国现代思想家里面最具有犹太性的一位，虽然他自己

    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正如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

    指出，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基本的犹太概念：启示——通过神圣文字

    启示的真理——和救赎。[110]本雅明一直在寻找一种弥赛亚的力量。

    1914年之前，这种力量是青年：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开创的以犹太

    人为主的激进青年运动的领袖。可是，1914年维内肯转变并表现出爱

    国精神之后，本雅明对他进行了抨击，战后他转而将文学当作弥赛

    亚。某些杰出的文字，他认为，比如《托拉》，一定要仔细阅读，用

    注释的方式探索道德救赎的关键。他把喀巴拉的一条核心原则应用于

    文学：文字是神圣的，这和《托拉》的文字与上帝存在有形的联系是

    一样的。由于神和人类的语言之间有此联系，因此人类被赋予了完成

    创造过程的责任，方式主要是通过文字（称名）和系统性地阐述想

    法。他创造了短语“语言的创造性全能”，并且表明探索文字不仅仅

    是发现它们的表面意思，还要找出它们的内在含义和结构。[111]因

    此，本雅明属于非理性和诺斯替犹太传统，就像弗洛伊德，探测存在

    于外表底下深入、神秘和诠释人生的意义。被他最早用于文学随后用

    于历史的这种方法，后来成了通用的技巧，比如，被克洛德·列维-施

    特劳斯用于人类学，被诺姆·乔姆斯基用于语言学。诺斯替主义是最

    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而且本雅明试验性

    发展出来这种诺斯替主义的特殊变种扩展到了结构主义，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股主要力量。

    本雅明认为，在历史的连续性上“炸开”（他最喜欢用的一个

    词）“承载现在的过去”很重要，用实现启蒙和社会民主的目标取代

    革命很重要：又名弥赛亚事件的革命活动发生时，时间停止，进入静

    止期。本雅明在自己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主张，政治不仅是控制现

    在，从而控制未来真实发生的激烈斗争，还是控制历史记录的智力斗

    争。他用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坚称“要是（法西斯）敌人获胜，即使死

    者也会失去安全”。[112]大多数的知识形式是相对主义的、资产阶级

    的产物，必须经过重铸才能确保成为无产阶级或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真

    理。这些深刻见解具有才华和破坏性，讽刺的是，尽管本雅明将它们

    看作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实际上却是犹太人非理性主义的产物

    ——他的故事是具有强烈精神信仰却不再信仰上帝的人如何发现用独

    创性的替代品代替宗教教条的古老故事。

    此外，就本雅明的情况来说，他对宗教的拒绝并不彻底。他的作

    品充斥着对时间和命运甚至罪恶和恶魔的奇思怪想。没有宗教的框

    架，他就失去了方向，自己也觉得怅然若失。希特勒崛起后，他逃到

    了巴黎。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他画了一份被他称为他自己的人生图

    解，一座绝望的迷宫；如他的性格一般，他又丢失了迷宫。[113]1939

    年底，他想要进入西班牙，但被困在了法国——西班牙边界。他最要

    好的一位朋友已经自杀，自杀的还有图霍夫斯基和其他很多犹太知识

    分子，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本雅明似乎已经将自杀看成通过死

    亡救赎的一种方式，看成基督——弥赛亚。不管怎样，他自杀了，被

    安葬在波特博眺望大海的公墓中。不过没有人出席他当时的葬礼，而

    且当汉娜·阿伦特在1940年晚些时候来此寻找他的坟墓时，它已不知

    所终，此后也一直无法得到确认——一种最终的、无意识的异化和混

    淆的姿态，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即新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正如我们

    已经提过的）在那个时代跟其他人一样凄凉绝望、漂泊无定。不过虽

    然本雅明从长远看来是魏玛文化革新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

    的德国，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当时谴责犹太人掌控魏玛文化完全是阴谋论

    吗？也不尽然。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报纸和出版公司。虽然德国出版

    业的大部分和柏林、慕尼黑、汉堡及其他重要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确实都在非犹太人的手中，但类似《柏林日报》《福斯报》和《法兰

    克福汇报》这样的犹太自由主义报纸却拥有最杰出的评论家和最广泛

    的文化影响力。犹太出版公司，如库尔特·沃尔夫、卡里埃和S.菲舍

    尔都是最有声望的出版公司。戏剧、音乐、艺术和图书评论家中有很

    大比例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美术馆及其他文化交易中

    心。他们看起来大权在握、引领潮流和名声在外。他们的影响力实际

    上被人与激起人们嫉妒、懊丧和愤怒的左翼知识分子势力混为一谈。

    谴责犹太人的文化独裁是希特勒发动运动实现真正独裁的一件重要武

    器。

    同样，没有大萧条，纳粹绝不可能掌权；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

    其他国家都要沉重，除了美国之外。这次危机的低谷于1932年夏季出

    现在这两个国家，而直到1933年它们才现出复苏的曙光。在这两个国

    家，选民都把惊人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政治当权派：美国的共和党、德

    国的魏玛共和国。1932年11月，这两个国家在间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都举行了投票，实际上各自的结果都是更换政府。这里面有一种盲

    目、残酷的运气成分。11月6日，德国选民将33.1%的选票投给了纳粹

    （距离此前7月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两天后，F.D.罗斯福在美国获得

    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犹太人在投票时一改一向支持共和党

    （和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将85%～90%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同样是

    渴求改变的愤怒情绪，在美国，把权力交予一个很快就被希特勒认定

    支持犹太人的人物手中，在德国则导致了选举僵局，1933年1月30日，

    僵局被打破，希特勒成为总理。

    一个反犹政权攫取了德国的权力，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

    可避免发生的，不过一旦希特勒巩固了他个人和党派的独裁统治——

    从1933年2月至3月，只用了8周时间——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攻击

    在所难免。特别是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知道他会对他们下

    手，所以大多火速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严格来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

    政策只不过是让德国回到了传统的国家反犹主义。1920年，该党的政

    策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包括担任公职和投票的权利；犹太

    人将变成“客人”，1914年之后进入德国的犹太人将会被驱逐；另外

    还有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含糊威胁。[114]可是在他自己的很多演讲和

    《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威胁和承诺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1922

    年，在与约瑟夫·黑尔少校的私人谈话中，他更进了一步。如果他赢

    得权力，他说，“消灭犹太人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一旦针对犹太人

    的仇恨和斗争真正被激发起来，他们的抵抗势必会迅速瓦解。他们无

    法保护自己，没人会站出来保护他们”。他对黑尔少校解释自己的理

    念，所有的革命，比如他自己的革命，都需要有一个敌意的焦点来发

    泄“广大群众的仇恨情绪”。他选择了犹太人，不仅是出于个人信

    念，也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算计：“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不仅必将受到

    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必将取得胜利。”与黑尔的这番交谈尤其能说明

    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希特勒反犹动机的双重性——既有情感上的厌

    恶，又有冷静的论证。他与黑尔讨论的不只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有他

    的愤怒情绪：

    我要竖起绞刑架，比如在慕尼黑的马利亚广场，数量越多越好，

    只要交通状况允许。然后把犹太人一个接一个绞死，还要让他们吊在

    那儿，直到发臭……只要放下来一个，下一个就得补上他的位置，而

    且一直要持续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其他的城市也要如

    法炮制，直到德国除掉最后一个犹太人。[115]

    希特勒的双重性表现为用来针对犹太人的两种暴力形式：大屠杀

    中随性、高度情绪化、不受控制的暴力，以及通过法律和警察力量显

    示出的冷静、系统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暴力。随着希特勒逐步

    接近权力和越发娴熟地利用夺权所需的策略，他把情绪化的因素推至

    幕后，开始强调合法化。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街头

    法纪缺失的政治状态。希特勒对很多德国人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承

    诺结束这种状态。但是在掌权之前，希特勒就早已调动各种手段，显

    露出他反犹特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派的街头暴徒，尤其是褐衫

    党（冲锋队），到1932年底，他们的人数超过50万人，他们习惯性地

    在街上暴打犹太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另一方面是精锐的党卫军，

    他们管理警察力量和集中营，操纵复杂的国家暴力机器对付犹太人。

    希特勒当政的12年始终贯穿着这种双重性。一直到最后，犹太人

    既是个人突发性的鲁莽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是大工业基础上系统性

    国家暴行的受害者。在前6年的和平时期，二者之间还经常出现摇摆。

    一旦战争的黑暗和寂静压来，后者便以巨大的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

    的确，希特勒是个经常逢事必有反应的即兴表演家和天才谋略家，而

    且他的迫害范围之广，形式之多，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势头，

    但还是始终存在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总体策略和控制能力，这恰恰是出

    自他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头脑，也恰恰体现了他的反犹本性。大屠

    杀是有计划的，是希特勒制订的计划。那是整个这段恐怖过程唯一合

    理的推论。

    希特勒刚开始掌权的时候，他的反犹太政策受到两种因素的约

    束。他需要迅速重建德国经济。那意味着要避免随即没收富裕犹太群

    体和驱逐他们导致的混乱。他希望尽快重整军备。那意味着要避免出

    现大规模暴行的场面，好让国际舆论打消顾虑。因此，希特勒采取了

    14世纪和15世纪西班牙用来对付犹太人的办法。推动和鼓励个体暴力

    行为，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针对犹太人的正式、合法的措施。希特勒

    在他的双重目标上都有代理人。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是他煽动民心的维森特·费雷尔。党卫军头目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他冷酷无情的托尔克马

    达。在戈培尔的演讲和媒体的推动下，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褐衫党和

    党员们对犹太人的袭击及对犹太人生意的抵制和恐吓便开始了。希特

    勒放出风说他不赞成这些所谓的“个人行动”。但他对这些行为不加

    处罚，并放任这些行为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接着，在一次重要演

    讲中，他利用它们来证明9月15日提出的纽伦堡法案的合理性。这些法

    案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并开启将他们与其他人口隔离的进程，

    有效地执行了纳粹1920年的最初计划。它是中世纪制度最恶劣的一次

    借尸还魂。但是这个丑恶却似曾相识的行为，让大多数犹太人（和世

    界上的其他人）受到了蒙蔽，相信纽伦堡体系会让犹太人在纳粹德国

    得到某种即使卑微低下却合法、稳定的法律地位。他们忽视了希特勒

    在同一次演讲中附带的警告，那就是如果为“分散的世俗解决方

    案”所做的这些安排失败，那么可能有必要通过一项法律，“将这个

    问题交给国家社会党来最终解决”。[116]实际上，实施这一备选方案

    的工具已经在准备了。就在希特勒掌权7个星期后，希姆莱已经在达豪

    启动了他的第一座集中营，而且希特勒从那时起就把用来镇压的警察

    机构的控制权收拢到自己手中，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在纽伦堡法案的基石上，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作为上层建筑不

    断加盖并逐步建造起来。到了1938年秋季，犹太人的经济权利已经被

    摧毁。德国经济再次具备了雄厚实力，德国如今已经重新武装起来。

    超过20万名犹太人逃离德国，但德奥合并后又纳入了同样数量的奥地

    利犹太人。于是“犹太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希特勒准备进行

    下一步行动：将这个问题国际化。尽管犹太人在德国的力量已经被摧

    毁，但犹太人在国外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向他开战的力量，成为在他

    的演讲中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主题。1938年11月9日，一个犹太人，赫舍

    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了一位纳粹外交官，此时的新局面戏剧性

    地投其所好，为希特勒利用他的双重手段和他的两位代理人推进下一

    步行动提供了借口。当天夜里，戈培尔在慕尼黑纳粹领导会议上表

    示，反犹报复骚乱已经开始。依照他的建议，希特勒此前已经决定，

    如果骚乱事态扩大，也不必阻止。这被理解为党要组织骚乱。随后就

    是“水晶之夜”。党员们砸毁并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冲锋队派出小

    队，烧毁了所有的犹太会堂。党卫军晚上11点零5分得到消息。希姆莱

    记录：“命令是宣传部下达的，我怀疑权欲熏心——我早就注意到了

    ——又脑袋空空的戈培尔趁着国外的政治局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发动了

    这次行动……我就此事询问元首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些事件一无所

    知。”[117]不到两小时，他下令出动自己的所有警察和党卫军部队，

    阻止大规模抢劫，并把两万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

    毫无疑问，对重大事件始终发布口头命令的希特勒给戈培尔和希

    姆莱下达的命令相互矛盾，那是他一贯的做法。但是这一事件既有计

    划又有混乱之处。按照希特勒的打算，要利用这个事件对犹太人进一

    步采取措施。他们得为这次骚乱承担责任，而且被处以10亿马克（大

    约4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大部分损失得由保险公司承担。由此产生了

    很多法律后果。犹太人向法院提出的损失赔偿主张被司法部的一条特

    别法令撤销。指控26名党员杀害犹太人的案件也被撤销。其余4名强奸

    犹太女性的人不得不被开除，因为“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犯

    罪行为有所区别。[118]在希特勒看来，最气恼的是，大屠杀是不受欢

    迎的，不仅在国外，最主要的是在德国也不受欢迎。

    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虽然戈培尔还在继续他的反犹宣传，但从此

    之后他不再被委任为反犹暴行中的执行角色。那项权力现在几乎完全

    交给了希姆莱。跟以往一样，“愤怒”被用作新一轮针对犹太人采取

    法律手段的借口。但是这一次，整个过程被搞得非常官僚化。每一步

    行动都是经验丰富的官员，而不是党派理论家，在事前经过深思熟虑

    设想出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化和体制化的。正如研究大屠杀最重要

    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所表明的，正是这种政策的官僚化，它才

    有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将大屠杀转变为种族灭绝行为。

    政策的官僚化还确保了德国政府几乎每个部门，还有大多数平民

    曾在某个时候卷入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成了

    全民行动。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必须确定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剥

    夺他们的财产，最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身份认定要求医学专业人士

    和教会同时参与。纳粹发现，通过种族实际上很难界定一名犹太人。

    他们不得不求助宗教标准。他们1933年4月11日的基本法令——当时是

    为将犹太人赶出行政部门而制定——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的界定

    是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人信奉犹太教。但此举导致意见出

    现分歧。1935年，该党首席医务官瓦格纳博士、德国医学工作者协会

    秘书布洛梅博士和种族政治办公室头目格罗辛博士之间举行了一场医

    学会议，决定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是德国人，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仍

    然是犹太人，因为（布洛梅说）“在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中间，犹太基

    因显然占主导地位”。但是，行政部门不愿接受这项定义。他们以宗

    教或婚姻关系来界定半犹太人。行政部门的人自行其是，因为他们实

    际上制定了详细的法规，包括1935年11月14日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

    前海关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在内政部草拟了大约27条种族法

    令，可以用来精细地区分征税货物。申请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得出示雅

    利安血统的确切证明。一名党卫军军官需要出示可追溯至1750年的血

    统证明，即使政府部门的低级文员也需要7份证明文件。唯一拥有1875

    —1876年以前出生记录的教会就这样被牵扯了进来。家族调查员作为

    一种新职业应运而生。拥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人群中第三种人——混

    血儿——被区分出来，他们又被分为第一和第二等级。随着混血儿被

    界定，重新分类或“解放”的需要大大增加，而且与沙皇俄国一样，

    这种制度很快就引发出各种裙带关系和腐败。希特勒总理府的一名官

    员很讨希特勒喜欢，他是第二等级的混血儿，1938年的圣诞夜，他收

    到了元首送给他的私人圣诞礼物——“解放书”，当时他和家人们正

    围坐在圣诞树旁边。[119]

    此外，剥夺犹太人财产或者所谓的雅利安化将很大一部分商业团

    体卷进了这个体制。从1935年8月开始，包括希姆莱和施特赖歇尔在内

    并以全部国家资源为后盾的抵制委员会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

    售出全部资产并降低售价，以便吸引德国人迅速前去收购。银行在这

    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利，而且结果经

    常是将业务据为己有。德国商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腐化并参与了

    最终解决方案，它不只是一个从邪恶法律中牟利的问题。希特勒的双

    重手段被用于每个阶段。让犹太人失去财产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暴行。

    奥地利信贷银行的一名高层人员被冲锋队带走并从一辆行进的车上被

    扔了下来，另一位则在冲锋队搜查他的房屋时被踢死，之后，法本公

    司和德意志银行吞并了这家银行及其附属企业。路易·罗斯柴尔德男

    爵被警察逮捕并被扣为人质，直到其家族同意以最低价格交出他们的

    资产。后来，德累斯顿银行给希姆莱的参谋长写信，感谢警方帮助压

    低价格。[120]

    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并与其他人群隔离，再让他们接受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个过程也有德国人的全民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过程，它要求数以万计的官僚要有几乎不亚于最后的屠杀过程本身的冷酷无情。而且，所有德国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有的反犹条例并未发表公布，但犹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有区别的恶劣对待是有目共睹的。“水晶之夜”过后，关于性和婚姻的法律越来越严厉并得到了野蛮执行。犹太人被发现与雅利安人“亲近”必然会被送进集中营。这个雅利安人可能也会被送到那儿，接受3个月的“再教育”。与此同时，1938年11月，犹太人被赶出了所有的学校，火车、等候室和餐馆都实施隔离制度。犹太人被移送到被隔离住宅区的进程也开始了。这些行动有的是依照复杂的法规做出的，有的则毫无法律依据。自始至终，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就扑朔迷离地结合了合法和非法、体制和纯粹暴力。比如，从1938年12月开始，希姆莱为了降低犹太人的流动性，推动集中进程，便擅用职权，直截了当地吊销了所有犹太人的驾照。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便大量涌入大城市。犹太人的救济机构同样贫困潦倒，无力应对。于是，按照1939年3月的一条法规，没有工作的犹太人要被送去强制劳动。

    因此，在1939年9月战争打响之前，许多最终的恐怖已有先兆，而

    且实施这些恐怖的体制已经初具雏形。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在两个重

    要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改变了希特勒对迫害犹太人进行道德合

    理化的侧重点。这种道德合理化，虽然可能粗略简陋，但却是大屠杀

    的重要环节，因为它被戈培尔公开使用，以此确保德国民众的默许和

    冷淡，被希姆莱用来激发操作这台镇压机器本身的那些人员的热情。

    在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有观点认为，既然犹太人已经世世代代地致力于

    欺骗德国民众，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就不享有道德权利，剥夺他们

    财产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补偿行为，让他们的财富物归原主

    ——还给帝国。随着战争的爆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希特勒一

    直坚称，如果战争到来，那肯定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那些犹太人干的

    好事；因此，当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就把随后出现的所有牺牲全部归

    咎到犹太人身上。这种观点的结论暗示，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命也不享

    有道德权利。的确，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战争将促成“犹太人问

    题”的“最终解决”。

    从中我们得出了战争的第二个后果。1933—1939年的执政经验让

    希特勒改进了自己普及反犹主义的观点。虽然抽象地将仇恨对准某个

    焦点很有用处，但他已经认识到针对全体犹太人的公开、普遍和身体

    暴力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在和平时期。但是，战

    争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紧迫感，而且它还能为许多活动罩上面纱。实施

    种族灭绝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非但不是犹太人发动了战争，而是

    希特勒为了消灭犹太人而主观促成了战争。他要消灭的不只是德国犹

    太人，还有所有欧洲犹太人，因此为他一直以来的主张提供一个国际

    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战争不仅是必需的，它要为

    实施这场行动提供必需的借口和幌子，而且它还得包括针对波兰和俄

    国的战争，这样希特勒就能够把手伸到欧洲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

    因此随着战争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犹太人承受的压力迅速增加。

    从1939年9月开始，他们不得在晚上8点之前上街。接着他们的行动又

    被限制在所有区域的特定时间和所有时间的特定区域。他们被禁止乘

    坐很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在某些不方便的时间之外或者无论何

    时。他们不能拥有电话，后来还被禁止使用电话：电话亭被标上

    了“禁止犹太人使用”。犹太人特殊的身份证件可回溯至1938年8月，

    而且随着战争的到来，它们成为新的剥夺体制的基础。定量配给卡被

    盖上了“J”的印戳以便被用于各种形式的剥夺。从1939年12月开始，

    犹太人的配给量被削减，与此同时，犹太人还被限定了特定的购物时

    间。希特勒的执念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就是由犹太人的勾

    当导致本国食品经常短缺造成的。他下定决心，这一次，犹太人不应

    该多吃一口不必要的食物，粮食部在他的反犹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际上那里的官僚们逐步实施了比原计划更为严苛的措施，目的

    就是饿死犹太人。

    与此同时，很多犹太人正因过度劳累而死去。他们被排除在德国

    劳动法的保护性条款之外。德国雇主们利用了这一点，取消了犹太人

    的假日薪水。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所有津贴都被依法取消。1941年

    10月，一部单独适用于犹太人的劳动法出台，允许雇主，比如，让14

    岁的犹太男孩儿不限时间地工作。犹太人被剥夺了防护服装，焊工被

    剥夺了护目镜和手套。从1941年9月起，6岁以上的所有犹太人都要佩

    戴一枚巴掌大小、黄底黑色的大卫之星，中间还有“Jude”（犹大）

    的字样。正是这样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检查犹太人

    是否违反了这些数不清的规定，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变成了警察部门和

    这场迫害的参与者，还让犹太人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战争大幕的揭开还为希特勒奉上了半个波兰和超过200万的波兰犹

    太人。而且，波兰是一个被占领国，他在那儿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希特勒式的双重性再次得到了运用。首先是“自发的”个人袭击，不

    过其规模和残忍程度远胜德国。于是，5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的一座犹

    太会堂被枪杀。党卫军举办了鞭打狂欢：1940年早些时候，在纳谢尔

    斯克，1600名犹太人被鞭打了一整夜。反感党卫军的德国军队记录下

    了这些事件，其中有些记录留存了下来。[121]这些暴力事件导致人们

    要求“有序”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反而成为系统性的迫害。

    1939年9月19日，希特勒决定将波兰大部并入德国，将60万犹太人

    从那儿迁入被称为“总督府”的波兰残余地区，并将那里的所有犹太

    人集中到铁路沿线的便利地点居住。另外，他还下令将所有的德国犹

    太人转移到那儿。此举让德国的铁路系统，即帝国铁路，发挥了作

    用，帝国铁路当时拥有50万名职员和90万名体力劳动者。没有铁路，

    那场大屠杀就没有可能发生。借助被他们称作“专列”的遣送火车和

    专员——这些人协调遣送计划和战争的其他行动计划——帝国铁路不

    遗余力地把犹太人精准运送到党卫军希望他们去的地方。装载犹太人

    的这些列车享有高于一切的优先权。1942年7月，266师在俄国发动攻

    势并强制禁止铁路的其他一切用途时，党卫军依然每天运行一列火

    车，将5000名犹太人运送到特雷布林卡，每周还有两班火车运送5000

    人到贝乌热茨。即使在伏尔加格勒恐慌最盛的时期，希姆莱还给交通

    部部长写信说：“如果要我尽快完成这些事，就必须有更多火车来运

    输……帮我搞到更多火车！”这位部长帮了他的忙。对火车因素的研

    究也许比其他所有研究都能更好地显示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在他的总

    体方案中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推动这项政

    策走到了最后。[122]

    一旦犹太人被隔离、调动和集中在总督府，被希特勒称为（1940

    年10月2日）“大型波兰劳动营”的强制劳动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这是最终解决方案和大屠杀本身的第一部分，因为劳累致死是这套系

    统运转的基础。弗里茨·绍克尔，劳动力分配办公室的头目，下

    令“以最低的开销和最大的程度”来剥削犹太人。[123]劳工被迫每周7

    天从早干到晚，穿着破布，吃着面包、稀汤、土豆和时而才有的肉

    屑。第一项主要奴工作业是1940年2月沿东部新边境修建庞大的反坦克

    堑壕。[124]从那时开始，这套系统扩展到各个工业领域。工人可以通

    过电话“订购”，用货运列车运送，就像原材料一样。就这样，法本

    公司得到了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达豪的250名荷兰犹太女子，还是那些

    货运列车，把200名波兰女人退回达豪。[125]奴工经常被迫跑步行

    动，“奥斯威辛小跑”，甚至是在搬运东西的时候，比如重达100磅的

    成袋混凝土。在靠近希特勒家乡林茨的毛特豪森，希姆莱在一座市政

    府采石场附近修建了一座劳动营，劳工们的工具只有镐和斧头，他们

    还要背着沉重的花岗岩石块经过186级陡峭狭窄的台阶，从采石场走到

    集中营。他们的存活时间是6周到3个月，而且还不包括意外死亡、自

    杀和被刑罚致死。[126]

    毫无疑问，强制劳动是谋杀的一种形式，而且纳粹当局也是如此

    认为的。“通过劳动消灭”的说法在1942年9月14日和18日司法部部长

    乔治·提拉克博士与戈培尔和希姆莱的讨论中反复出现。[127]鲁道夫

    ·霍斯，1940年5月至1943年12月任奥斯威辛指挥官，后任指挥整个反

    犹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室主任，他做证说，到1944年为止，德国军

    事工业有40万名奴隶在工作。“在劳动环境特别恶劣的企业里，”他

    说，“每个月有五分之一的人死去，或者因为失去劳动能力被企业送

    回集中营，准备消灭。”所以说，德国企业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方面

    的自愿参与者。这些劳工没有名字——只有被刺在身体上的编号。如

    果一个人死了，工厂经理不必说明死因：他只会申请一名代替者。霍

    斯做证说，争取犹太奴工的要求一直都是公司方面提出来的：“集中

    营没时间向企业提供劳工。相反，只会在公司对（这样的）囚犯有要

    求时，囚犯才会被送去公司。”[128]所有相关企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

    情都一清二楚，而且知道的也并不仅仅限于级别非常高的经理和那些

    参与奴工事务具体操作的人。他们前往集中营的次数也是数不清的。

    而能体现他们看法的书面记录，也只有很少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例

    如，1942年7月30日，一名法本公司雇员参观了奥斯威辛奴工的工作

    后，用很多德国人都会用的那种开玩笑的讽刺口吻给一名法兰克福的

    同事写信道：“犹太民族正在这儿发挥你能想象到的最特别的作用。

    这种人的饮食和待遇符合我们的目标。显然，他们基本从不会有体重

    增加的记录。他们若是稍有什么要去‘换换空气’的动作，子弹就会

    嗖嗖地飞过，以及很多人已经因为‘中暑’消失，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129]

    但是饿死和累死犹太人的速度对于希特勒来说还不够快。本着与

    黑尔少校进行的那番谈话的精神，他决定还是要进行大屠杀。希特勒

    很少签署什么命令；涉及犹太人的命令更少。关于犹太人政策，希特

    勒写过的最长信件可以追溯至1933年春天，那封信是回复兴登堡要求

    反犹太法令豁免退伍老兵的。[130]有关缺少书面命令的原因，其中一

    种说法认为最终解决方案是希姆莱的行为，而希特勒对此不仅没有下

    令，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31]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132]第

    三帝国的行政机构虽然经常混乱无序，但其核心原则清清楚楚：所有

    关键决策都出自希特勒。犹太人政策尤其如此，那是他关注的中心和

    毕生事业的动力。显然，他是所有纳粹领导中最执迷和最顽固反犹

    的。即使施特赖歇尔，在他看来，都上了犹太人的当：“他把犹太人

    理想化了。”1941年12月，希特勒坚称，“犹太人比施特赖歇尔描述

    得更下贱、更凶残、更邪恶”。[133]希特勒接受了形式最极端的反犹

    阴谋论，相信犹太人生性邪恶，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和象征。[134]在

    他的整个事业历程中，他都是从启示录的角度看待“犹太人问题”，

    而且大屠杀就是他的观点的逻辑结果。虽然他启动大屠杀的命令是口

    头的，但希姆莱和其他人总会根据惯例，将其作为他们不可违抗的权

    威来引用：“元首的愿望”“元首的意志”“经过元首的同意”“这

    是我的命令，也是元首的愿望”。

    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性日期几乎可以肯定是1939年9月1日；那一

    天，战争开始了。那一年的1月30日，希特勒清楚地陈述了他会对战争

    做何反应：“如果欧洲内外那些国际金融犹太人再一次成功地让这些

    国家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不会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及犹太人

    由此获得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绝。”他将这场战争视为种

    族灭绝的许可证，而且他设置了精确进程，就在战争爆发那一天开

    启。第一份试验性谋杀的计划是在希特勒的总理府构思的，而且1939

    年9月1日的最初命令是用希特勒的个人信纸发布的：这份命令批准杀

    死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项计划的代号T-4取自总理府的地址——动物

    园街4号，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具备种族灭绝计划的特征：党卫军参

    与，委婉说法，欺骗。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被任命主持这项安乐死

    计划的人，党卫军副指挥莱昂纳德·孔廷医生，在要求得到希特勒的

    书面命令之后被解职了。另一位党卫军医生，菲利普·博伊哈勒，接

    受了口头命令，顶替了他的位置。[135]

    党卫军试验了多种毒气，包括一氧化碳和品名为齐克隆-B的氰基杀虫剂。1939年晚些时候，第一间毒气室建成于勃兰登堡的一处杀戮中心；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见证了对4名疯子的杀戮测试。他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者下令只使用一氧化碳。其他5座杀戮中心随后装备齐全。这种毒气室被称作“浴室”，受害者会被编成20或30人一组，被告知他们要去洗澡。他们被密闭在毒气室里，之后负责的医生向他们释放毒气。后来在大规模灭绝的集中营里使用的同样是这套基本流程。该计划杀害了80000—100000人，但1941年8月由于教会的抗议被叫停——他们唯一一次阻止希特勒杀人。可此时，这种方式还是被用来杀害集中营里病重无法工作的人。于是，安乐死计划被并入了最终解决方案，在方式、装备和专业人员方面都具有连续性。[136]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整个1940年和1941年春季，在波兰大批杀害犹太人的行为一直在进行，但大规模灭绝阶段并未真正开始，直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此举意在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中心，让希特勒把手伸向那时苏联境内的500万犹太人。杀戮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机动的杀戮部队和固定的中心或死亡集中营。这种机动杀戮系统可以追溯至1940年7月22日，当时希特勒首次向军队提出了涉及大规模灭绝的全面战争的想法。实际上，自从党卫军杀戮部队为了战术接受军队指挥开始，军队就深入参与了最终解决方案。1941年3月3日，约德尔将军的战争日记首篇就记录了希特勒的决定，在即将到来的苏联战役中，党卫军——警察部队将被送上前线部队区域，以便“清除”那些“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137]

    这就是别动队的由来，即机动的杀戮队伍。他们接受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麾下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指挥，指挥系统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这样的队伍有4支，A、B、C和D，每支队伍多达500～900人，被一一对应地分派给入侵俄国的4组集团军群。他们的军官来自党卫军、盖世太保和警察，高军衔的比例很高，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律师。指挥D队的奥托·奥伦多夫拥有3所大学的学位和法学博士头衔。恩斯特·比贝尔施泰因，C队的指挥官之一，是新教牧师、神学家和教会官员。

    1941—1942年，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400万生活在被德军侵占的地区。其中250万人在德国人到来前就逃走了。余下的90%集中在城市，导致别动队能够更加方便地杀死他们。这支谋杀队伍直接跟在军队后面行动，在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对犹太人进行围捕。在杀戮扫荡的初期，4支队伍在1941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的不同日期报告称他们已经分别杀了12.5万人、4.5万人、7.5万人和5.5万人。不过很多犹太人被落在了后方区域，所以杀戮分队被派去抓捕和杀害他们。军队会合作地将犹太人移交给他们，把犹太人称作“游击队员”或“多余的吃货”来安慰自己的良知。有时候，军队自己就会杀犹太人。为了给自己省事儿，他们和党卫军都鼓励屠杀。犹太人几乎没有抵抗。俄国市民很合作，不过一位当地市长因为试图“帮助犹太人”被枪毙的一幕被记录了下来。[138]人数相当少的刽子手团队就处理掉了庞大的人数。在里加，一名军官和21个人就杀了10600名犹太人。在基辅，C队的两个小分遣队杀了3万多人。1941年年底，第二次扫荡开始并持续了1942年全年，这次杀了90万人以上。大多数犹太人是在城镇外的壕沟里被枪杀的，壕沟随后变成坟墓。第二次扫荡期

    间，先是要挖万人坑。刽子手们在犹太人的脖子后面开枪，或者使

    用“沙丁鱼方式”。按照这种方式，第一层要求他们自己躺在坟墓底

    部，然后被从上射杀。第二层躺在第一层尸体上面，头对着脚。摞上5层或6层，然后，这处坟墓就会被填满。

    有的犹太人藏在地板下和地窖里，他们被手榴弹炸了出来或者被

    活活烧死。有的犹太姑娘为了活命献上了自己；她们在夜晚被享用后

    却依然在次日早上被杀掉。有的犹太人只是受了伤，还能活上几小

    时，甚至几天。期间发生了很多虐待成性的行为。但甚至在这些经过

    挑选的刽子手当中，也有人不太情愿屠杀这么多没有抵抗能力的人

    ——任何一组在一次实际的杀戮行动中都不会有一个人丧生。希姆莱

    只去视察了这项工作一次，1941年8月中旬，他亲眼目睹了100名犹太

    人被枪杀，这次视察有据可查。希姆莱发现自己无法在每次枪声响起

    的时候都看得下去，指挥官责备他说：“领袖，那只是100人。”希姆

    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看执行命令的那些人的眼睛。他

    们多么深受震动啊！这些人的余生都被毁了。我们在这儿训练的是哪

    种追随者呢？精神病还是野蛮人？”希姆莱随后向那些人发表了讲

    话，号召他们遵守“党的最高道德法则”。[139]

    为了避免射击时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的个人接触产生的影响，这

    支队伍尝试了其他方法。炸药的使用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后来他们引

    入了机动毒气车，而且很快就给各支部队送去了两辆车。同时，固定

    的中心——死亡集中营——的使用为这些机动杀人行动提供了补充。

    他们建成并装备了其中6座集中营：被并入帝国的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诺

    和奥斯威辛；波兰总督府的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马伊达内克和贝

    乌热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别，“死亡集中营”这

    个词会让人产生误解。共有1634座集中营及其附属区和超过900座劳动

    营，[140]它们全都是死亡集中营，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因为饥饿和劳累

    过度死在里面，或者因为微不足道的过错或者经常根本毫无原因地就

    被执行了死刑。然而这6座集中营是以工业规模的大屠杀为目的，经过

    了慎重的规划或扩建。

    在别动队行动的同时，1941年6月，希特勒似乎已经下令在固定的

    中心实施大灭绝。不过如我们所见，大规模的毒气杀戮早就在进行；

    1941年3月，希姆莱已经指示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霍斯为此扩大集中营的

    规模。希姆莱告诉他，奥斯威辛是经过挑选的，因为它铁路交通便

    利，隔离于人口中心之外。不久之后，希姆莱指示卢布林的党卫军警

    察头目奥迪罗·格洛博奇尼克建设马伊达内克，于是这位官员成为一

    张杀戮网络的头目；这张网包括其他两座死亡集中营，贝乌热茨和索

    比布尔。指挥系统如下：希特勒的命令被传达给希姆莱，再从他那儿

    下达至各集中营指挥官。不过，赫尔曼·戈林，作为这项4年计划的头

    目，从事在行政层面安排国家各个官僚机构合作的事宜。这一点很重

    要，说明虽然大屠杀的执行机构是党卫军，但这项罪行总的说来是涉

    及德国政府、武装部队、产业及其党派的所有阶层的国家行为。就像

    希尔贝格所说：“这些阶层的合作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可能真的要

    说他们已经融入了一台毁灭的机器。”[141]

    戈林向海德里希——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和秘密警察头目，

    是国家和党派的交叉点——委派了负责协调的任务，并于1941年7月31

    日送交给他一份书面命令：

    为补充1939年1月24日交派给你的任务，亦即根据现况以最佳方式

    进行移民和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本人兹在此指示你，就组织、物

    资及财务等事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势力范围内欧

    洲犹太人问题。以上行动所需的条件，若触及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

    他们必须协助参与。[142]

    海德里希转而向帝国中央保安局负责“犹太人事务和疏散事

    务”的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下达了命令。此人对大屠杀负有全面行政

    责任，而希姆莱通过他的集中营指挥官行使执行责任。正是艾希曼实

    际草拟了1941年7月31日由戈林签署的那份命令。但与此同时，希特勒

    又给海德里希下达了一份口头命令并转告艾希曼：“我刚从领袖那里

    回来：元首现在已经下令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143]

    大屠杀机器的建设持续了1941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汉堡的两名

    平民来到奥斯威辛，指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齐克隆-B，那里优

    选的杀戮方式。9月，在奥斯威辛Ⅱ区，第一次毒杀在250名犹太病号

    和600名俄国战俘身上实施。接着，这项工作从奥斯威辛主要的杀人中

    心比克瑙开始。第一座死亡集中营在罗兹附近的海乌姆诺建成，1941

    年12月8日开始运转，使用机动卡车用过的废气。帝国中央保安局关于

    这场杀戮的会议本计划次日在柏林郊区万湖的一栋别墅召开。但会议

    因为珍珠港事件被推迟，直到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到了那时，纳粹

    高层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迹象。苏联的继续存在和美国的参

    战，一定让他们很多人确信德国不可能赢了。会议重申了最终解决方

    案的目标并协调了将其贯彻到底的手段。午餐期间，当侍者分发白兰

    地的时候，几个出席者都催促要加快速度。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大屠

    杀的迫切被列到了首位，甚至超过了战争行动本身，反映出希特勒下

    定决心，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欧洲的犹太人都不得幸存。

    万湖会议之后是迅速的行动。贝乌热茨第二个月就投入运转。索

    比布尔的建设从3月开始。与此同时，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被改造

    成为死亡中心。戈培尔在听取了主管总督府集中营的格洛博奇尼克的

    简短汇报后写道（1942年3月27日）：“判决正报应在犹太人身上，

    （他们）野蛮……元首关于他们掀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预言开始以

    一种最糟糕的方式应验。”[144]

    不过这是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的倾诉。而在实际命令中，即使

    是在非常有限的传播渠道，对种族灭绝的叙述始终都以委婉的代称表

    示。即使是在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也用了代称。所有犹太人，他

    说，将被“疏散到东方”并组成劳动队伍。大多数人会“通过自然减

    少的方式消失”，而那些有能力重建犹太民族的强硬分子将会得

    到“相应处理”。最后这个意为“被杀掉”的短语在别动队的报告中

    已经屡见不鲜了。官方对谋杀的委婉说法有很多，它们被那些参与行

    动的人使用，也被行动之外的无数人清楚地了解：秘密警察措施，按

    照秘密警察的方式彻底检查，行动，特别行动，特别处理，送到东

    方，重新安置，适当的处置，净化，重大净化行动，传达特别措施，

    清除，解决，清理，释放，结束，移民，流浪，走散，失踪。

    为了尽可能减少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程度的介怀，委婉用

    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在专业的屠杀者之间也是这样。欧洲

    国家大约有8861800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中。据估

    算，纳粹杀害了其中5933900人，或者说67%。波兰被杀的人数最多，

    330万人，超过90%。波罗的海诸国、德国和奥地利达到了同样的比

    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43]、斯洛伐克、希腊和荷兰超过70%。

    白俄罗斯、乌克兰、比利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挪威，犹太人被

    杀的比例超过50%。[145]6大死亡集中营构成了主要的杀戮区域，奥斯

    威辛杀害了200多万人，马伊达内克138万，特雷布林卡80万，贝乌热

    茨60万，海乌姆诺34万，索比布尔25万。它们的毒气室工作速度极为

    可怕。特雷布林卡有10间毒气室，每间一次可容纳200人。霍斯夸耀说

    他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每间可以装下2000人。使用齐克隆-B气体晶

    体，奥斯威辛的5间毒气室每24小时可以杀害6万名男女和儿童。霍斯

    说，1944年夏季，单单匈牙利犹太人他就杀害了40万（还有其他群

    体），总共“至少”有250万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

    气毒死并焚烧，另外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42年、1943年和

    1944年的多个月份，纳粹每周都会残忍地杀死10万多人，主要是犹太

    人。[146]

    如此规模的暴行实施于文明的欧洲，虽然是在战争期间，虽然是

    在德国军队的防卫屏障之后，但它仍然提出了很多问题，不仅是关于

    犹太人本身，还关于德国人、他们的盟友、同伙和被征服地区的行

    为，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让我们依次审视每个问题。

    德国人知道并默许了这种种族灭绝。他们光是党卫军就有90万

    人，另外还有与铁路有关的120万人。火车泄露了秘密，大多数德国人

    知道那些巨大、拥挤的火车在黑暗中嘎吱嘎吱地行进几小时意味着什

    么，就像一个人记下的言语所显示：“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

    晚上都不让人睡觉！”[147]德国人是谋杀的受益者。从受害人那里偷

    来的数以万计的男女手表、钢笔和自动铅笔在军队中分发；仅仅6周，

    从奥斯威辛被毒杀的人中收集的222269套男士西装和衬衣、192652套

    女装和99922套儿童服装就在德国国内分发。[148]收到东西的人大致都

    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正在遭受的境遇几乎毫无

    异议，也几乎从未帮助过犹太人逃走。但例外还是有的。在柏林，就

    在希特勒帝国的中心，这个城市的16万名犹太人中的几千人设法转入

    地下，变作所谓的“U型潜水艇”，逃过劫难。而每个逃脱的事件都意

    味着来自非犹太裔德国人的某种放任和协助。[149]其中一例是学者汉

    斯·希舍尔，1942年2月变作“潜水艇”。他搬进了自己的情妇玛丽亚

    ·冯·马尔灿伯爵夫人的公寓，后者是忠实的纳粹、陆军元帅沃尔特

    ·冯·赖谢瑙的小姨子。她为他设计了一张可以爬进里面的箱状床，

    还钻出了可以呼吸的孔洞。她每天给他送一杯清水和一份咳嗽遏抑

    剂。一天，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听到希舍尔正在和另一名“潜水

    艇”维利·比绍夫放声高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150]

    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还要恶劣。他们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

    出他们的人数比例。不只是希特勒，就连艾希曼和盖世太保的头目恩

    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是奥地利人。在荷兰指挥杀害犹太人的是两名

    奥地利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汉内斯·劳特尔。在南斯拉夫，

    5090名战犯中有2499人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在机动杀戮部队中占有

    重要地位。他们为党卫军的灭绝部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人员。6大死亡

    集中营中有4座是奥地利人控制的，杀害了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将近

    一半。[151]奥地利人反犹情绪之激烈远胜德国人。梅纳什·毛特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疾老兵，装了一条木腿，摔倒在维也纳结冰的人

    行道上，在那儿躺了3小时，向路人求助却是徒劳。他们看到他犹太人

    的星形标志便拒绝了。[152]

    罗马尼亚人不比奥地利人好多少；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恶劣。战前

    在罗马尼亚的75.7万名犹太人，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差的。罗

    马尼亚政府在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上亦步亦趋，虽说效率远远不及，但

    恶毒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0年8月开始，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财

    产和工作，让他们承担没有报酬的强制劳动。还有屠杀——1941年1

    月，170名犹太人在布加勒斯特被杀。罗马尼亚人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入侵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

    争。他们在比萨拉比亚杀了20万名犹太人。犹太人被装进运送家畜的

    卡车，没有食物和水，没有特定目的地地四处转移。或者，他们被迫

    脱掉衣服急行军，有的实际上什么都没穿，其他人只有报纸遮体。与

    别动队D在苏联南部合作的罗马尼亚军队，他们的残暴和杀完人却不掩

    埋尸体的行为甚至让德国人都感到愤慨。1941年10月23日，罗马尼亚

    人在敖德萨的军队总部被一枚地雷摧毁后，在那里实施了一次大屠

    杀。第二天，他们把成群的犹太人赶进4间大型仓库，向他们泼洒汽

    油，把他们点着：2万～3万人因此被烧死。经德国人的同意，他们从

    乌克兰争取到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作为他们对最终解决方案的贡

    献的奖励。这片杀戮区域，217757名犹太人被处决（据估算13万人来

    自苏联，87757来自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自己就处死了138957人。

    [153]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之后，罗马尼亚人是杀害犹太人的最大刽子

    手。他们更倾向于实施殴打和折磨，或者强奸，军官们比手下更残

    忍，因为他们为了放荡纵欲会挑选出最漂亮的犹太姑娘。他们还更唯

    利是图，枪杀完犹太人，他们会把尸体卖给当地农民，那些农民会剥

    光尸体的衣服。他们还愿意卖掉活的犹太人，如果得到的钱足够多的

    话。但是从1944年开始，他们的态度没那么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们意

    识到同盟国会赢得胜利。[154]

    法国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提出了的意见，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希特

    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从未对1906年德雷福斯支持者的胜利释怀，

    对犹太人的仇恨又被1936年布卢姆人民阵线政府加深。与德国一样，

    反犹分子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他们当中有一位医生——

    F.L.德图什（F.L.Destouches）——用笔名塞利纳（Céline）写作。

    他的反犹檄文《大屠杀，小伎俩》（1937）使用了自己的真名，在战

    争前夕和期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宣称法国已经成为被犹太人占领

    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而且希特勒政权的入侵将是一次

    解放。这本离奇的书复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英国人与犹

    太人结成了邪恶的同盟，要摧毁法国。德雷福斯案件期间，用夸张的

    英国发音“哦，是的”这个短语就是反犹的政治口号，而且在《大屠

    杀，小伎俩》这本书里，塞利纳列出了英国人——犹太人世界阴谋集

    团的口号：“再见砰！噫！耶！天啊！国王万岁！劳合家万岁！塔于

    尔万岁！城市万岁！辛普森夫人万岁！《圣经》万岁！上帝的妓院！

    世界是犹太人的妓院！”[155]法国号召摧毁犹太人的反犹政治组织不

    下10个，其中有的是纳粹政府资助的。幸运的是，他们无法达成一个

    共同的策略。但维希政府采纳反犹政策之后，他们的机会来了。1938

    年，达基耶尔·德·佩莱普瓦成立了法国反犹联谊会，1942年5月，他

    成为维希政府犹太人问题专员。[156]大多数法国人拒绝与最终解决方

    案的政策合作，但愿意合作的人倒是比德国人还热心。就这样，希特

    勒设法杀害了9万名（26%）法国犹太人，并且在法国当局的协助下，

    将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法国，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157]个人仇恨在

    法国战时的反犹主义中占有很大成分。1940年，维希和德国当局就收

    到了300万至500万封告发特定个人（并不全是犹太人）的匿名诽谤

    信。[158]

    希特勒发现他的意大利盟友不太合作。从教皇国末期以来，意大

    利的犹太社会已经成为欧洲融合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正如国王维托

    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对赫茨尔所说的（1904）：“犹太人可以占据

    任何职位，他们确实……犹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意大利

    人。”[159]意大利的犹太社区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之一。贝尼托

    ·墨索里尼喜欢开玩笑说犹太人“掳奸完萨宾妇女之后还会为她们提

    供衣服”。[44]犹太人已经诞生了两位意大利总理和一位国防部长；他

    们有大学教师，还有将军和舰队司令，数量众多。[160]墨索里尼本人

    终生都在亲犹太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正是一群犹太人促使

    他转变立场，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战斗法西斯的最初创始

    人里面有5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场法西斯运动的每个分支都表现积

    极。《法西斯百科全书》里关于反犹主义的学术文章是一名犹太学者

    写的。墨索里尼的传记作者马格利特·萨尔法蒂，还有他的财政部长

    吉多·容格，都是犹太人。希特勒掌权之后，墨索里尼以犹太人的欧

    洲保护者自居，并被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为“美好的墨索里尼”。

    [161]

    一旦这位领袖中了希特勒的咒语，他的反犹一面就会压倒一切，

    但那并没有深刻的情感根源。法西斯党和政府内部虽有一股明确的反

    犹潮流，但并非主流，与维希政权相比，影响力小得多，而且似乎根

    本没得到什么普遍支持。意大利为了回应德国的压力，在1938年出台

    了种族法律，而且战争爆发后，一些犹太人被扣留在集中营。但是直

    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意大利的一半已被交由德国军队控制，希姆莱

    才得以将其纳入最终解决方案。9月24日，他向罗马的党卫军头目赫伯

    特·卡普勒发出指令，称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性别，都要被逮捕

    并被送到德国。但德国驻罗马大使没提供任何帮助，他还同意自己的

    意大利情妇把一家犹太人藏在她的家中，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凯塞

    林说他需要犹太人修建防御工事。卡普勒则利用他的命令来敲诈犹太

    社会。就在德国大使馆发生了一场可憎的中世纪场景，他在那儿见了

    两名带头人，丹特·阿尔曼西和乌戈·福阿，要求在36小时内得到50

    千克黄金；要么就杀掉200个犹太人。两人请求支付里拉，但卡普勒冷

    笑：“那个我想要多少就印多少。”黄金在4天内被送到了这位盖世太

    保手中。教皇庇护十二世主动提出需要多少，他就提供多少，但到那

    时候，黄金已经募集够了，很多非犹太人，尤其是教区牧师，都提供

    了捐助。比较严重的损失是社区图书馆里最具有价值的犹太卷宗，被

    拿去扩充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个人收藏。

    希姆莱想要的是杀死活着的犹太人，而不是财宝，他对卡普勒大

    发雷霆，并派出了他的逮捕专家，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带着由44名

    党卫军组成的一队刽子手，去执行犹太人行动；此人在巴黎和索非亚

    执行过同样的任务。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向下令罗马神职人员开放避难

    所的教皇事先示警。梵蒂冈庇护了477名犹太人，而且还有4238人在女

    修道院和修道院避难。这次突袭失败了。卡普勒报告称：“行动期

    间，人群中反犹的那些人不见踪影，只有一大群人有时候还试图阻止

    警察追踪犹太人。”但行动还是抓住了1007名犹太人，他们被直接送

    到了奥斯威辛，除了16人幸存之外，全部被害。[162]其他意大利城镇

    也发生了袭击，不过同样遭遇了意大利人的大力阻挠。一位著名的幸

    存者是十足的学究伯纳德·贝伦松，他是一个立陶宛拉比家族的后

    代，该家族在世俗年代就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方面的世界著名权

    威。当地警察用暗语向他通风报信：“博士，德国人想去您的别墅，

    可我们不确定到底在哪儿。您能为明早的拜访给我们指指方向

    吗？”在德国占领的余下时间里，意大利人把他藏了起来。[163]

    在其他欧洲国家，党卫军几乎或完全没得到什么帮助。但这并不

    一定意味着围捕犹太人的失败。在被占领的希腊，无须当地人的任何

    帮助，他们就把人口多达6万的古老的萨洛尼卡犹太社会杀得只剩2000

    人。在比利时，尽管受到当地人的阻挠，他们还是杀了6.5万名犹太人

    中的4万人，而且几乎荡平了安特卫普著名的钻石交易区。党卫军在荷

    兰花费的气力尤其凶猛和不懈，虽然荷兰人甚至举行了大罢工来保护

    犹太人，可总共还是失去了14万人中的10.5万人。芬兰人，德国的盟

    友，拒绝交出他们的2000名犹太人。丹麦人成功地用船把他们几乎整

    个犹太社会的5000人送到了瑞典。另外，为数众多的匈牙利犹太人，

    最后的牺牲品，损失惨重：21747人在匈牙利被杀害，596260人被驱逐

    出境，其中只有116500人幸存。[164]

    匈牙利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同盟国已经完全取得了空中优势并且快

    速推进之际。它以尖锐、实际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同盟国可曾采

    取过什么有效措施拯救欧洲犹太人？苏联人距离大屠杀最近，却在任

    何方面都从没表现出一丁点帮助犹太人的意愿。正相反：在布达佩斯

    设法拯救犹太人性命的瑞典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拉乌尔·瓦伦贝格，

    在红军到来的时候却失踪了，瑞典人则被告知：“苏维埃军事当局已

    经采取措施保护拉乌尔·瓦伦贝格先生及其财物”。从此，再也没有

    人见过他。[165]

    英国和美国政府理论上同情犹太人，实际上却受到了惊吓，生怕

    任何积极支持犹太人的政策会刺激希特勒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而他们

    自己倒是出于道义又不得不接纳。对纳粹来说，迁移出境始终是最终

    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综合证据来看，希特勒下定决心要杀

    死犹太人，而不是把他们送走，但如果他们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完全

    有能力修改他的政策来让同盟国难堪。1942年12月13日，戈培尔在他

    的日记中写道：“我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很高兴我们正在消灭犹太

    乌合之众。”虽然这并不真实。但是英美两国都没有准备接收大量难

    民，以此拯救犹太人的性命。20世纪30年代，在所有欧洲大国里面，

    英国是最不反犹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1932年发起的黑衫党运

    动失败了，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抨击犹太人。但是，政府担心大量犹太

    人移民入境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反犹主义。他们也不准备改变1939年在

    白皮书里为巴勒斯坦设定的移民限制。温斯顿·丘吉尔，始终是一个

    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接纳更多犹太人。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

    艾登，主张开放巴勒斯坦将让英国失去那里的所有阿拉伯盟友并破坏

    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地位。纽约犹太人领袖斯蒂芬·怀斯拉比在华盛顿

    （1943年3月27日）请求他支持一份英美向德国的请愿，让犹太人离开

    被占领的欧洲，艾登告诉他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但他私下承

    认：“希特勒可能很愿意接受我们所有的这种要求。”[166]外交部反

    对接纳犹太人，甚至对犹太人涉及此事提出的要求深感不满。“部里

    大量的时间，”一名高级官员记录道，“都被浪费在处理这些哀号的

    犹太人身上了。”[167]

    美国无疑有能力接纳大量犹太难民。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只有

    2.1万人被准许入境，只是限额法案允许数量的10%。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公众的敌意。所有的爱国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到海外战

    争退伍军人协会，全都号召全面禁止移民。战争期间的反犹主义比美

    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民意调查显示，1938—1945年，人口

    中35%～40%支持反犹法律。1942年，根据民意调查，犹太人被视为仅

    次于日本人和德国人之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超过其他所有群体。比

    如，1942—1944年，纽约华盛顿高地的所有犹太会堂都遭到了亵渎。

    [168]从1942年5月开始，灭绝计划的消息就流传了出来，那时波兰犹太

    劳工联盟为伦敦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两名犹太成员搞到了经过核实的

    报告。这份报告包括关于海乌姆诺毒气车的描述和70万名犹太人已遇

    害的数字。《波士顿环球报》在头条刊登了“波兰犹太人大屠杀超过

    70万人”，可正文内容却被插在第12页。《纽约时报》称之为“或许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却只提供了两英寸的版面。[169]总之，

    大屠杀的新闻缺乏报道，而且常常被埋没在战时恐怖故事的无尽喧嚣

    之中。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抗拒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甚

    至在美军已经攻进集中营地区之后。詹姆斯·阿吉[45]在《国家》杂志

    上撰文，拒绝观看有关暴行的电影，谴责它们都是宣传。家乡的人们

    拒绝相信他们看到的，甚至拒绝看他们的照片，这让美国大兵们大为

    恼火。[170]

    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是F.D.罗斯福本人。他既是态度温和的反犹

    分子，同时又孤陋寡闻。当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

    谈论说“德国人对德国犹太人心怀抱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虽然他

    们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可德国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

    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实际数字是16.3%、10.9%、2.6%和0.5%）。

    [171]罗斯福似乎完全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引导。反正他得到了犹太

    人将近90%的选票，不觉得还有什么采取行动的动力。甚至是在有组织

    种族灭绝的全部真相昭然若揭之后，这位总统在14个月的时间里也什

    么都没做。1943年4月，英美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在百慕大群岛姗姗来

    迟地召开，但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因此会议什么结果也没达成。甚

    至会议还特别警告“不要采取什么手段让希特勒放出潜在的难民”。

    [172]最后，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几乎没从政府那里得

    到什么帮助，90%的资金来自犹太人。但它还是设法拯救了20万名犹太

    人，还有2万名非犹太人。

    轰炸毒气室的问题是在1944年初夏提出来的，当时消灭匈牙利犹

    太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丘吉尔尤其感到震惊，急于采取行动。这

    场杀戮，他记录道，“或是整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最可怕的罪

    行”。1944年7月7日，他指示艾登：“尽快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

    需我的支持请告知。”[173]行动计划是行得通的。1944年7月7日至11

    月20日，距离奥斯威辛47英里的一座炼油设施遭到了不下10次袭击

    （在此之前，大屠杀已经完成，希姆莱下令销毁死亡机器）。8月20

    日，127架空中堡垒轰炸了毒气室东边不到5英里的奥斯威辛厂区。

    [174]轰炸是否救了犹太人的性命无法得到证实。党卫军还在狂热地坚

    持杀害犹太人，无视任何客观和军事阻碍，行动确实值得一试。但丘

    吉尔是两国政府里唯一真正的支持者。两国空军都讨厌不针对摧毁敌

    军或战争潜力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部甚至连可行性都不审查就拒绝

    了这个计划。

    到了此时，我们要说到艰难和重要的一点。拒绝为专门解救犹太

    人的行动而调动军队符合战争的总方针。两国政府已经认定，并经过

    各自犹太社会的同意，迅速和彻底地击败希特勒才是帮助犹太人的最

    佳方式。这是美国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为何没有优先考虑轰炸

    事宜的一个原因。但是一旦赢得战争的胜利被认可为首要目标，那么

    就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最终解决方案了。而且，对纳粹的战争资源调

    配来说，该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自我伤害。在德国一边，它招致了

    理性看待战争的所有人的反对，无论是军队将领还是产业领袖。它占

    用了数以万计的军事人员。它经常让铁路系统瘫痪，甚至是在最关键

    的战斗期间。最重要的是，它杀害了超过300万高生产力的工人。这些

    人很多都技术娴熟。而且，知道了自己可能命运的犹太战时工人会拼

    命地设法让自己对战争资源供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的证据显

    示，所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德国人都力图留住他们的犹太员工。从许

    多个例子中只援引一个，在被占领的苏联，战争工厂的组织者报告

    称：

    几乎无法解决找到专业管理者的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

    犹太人。所有企业都被苏联国家接管了。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已经失

    踪。受托管理的乌克兰人没能力，不可靠，消极怠工……真正的专家

    和负责人是犹太人，大多数是之前的老板或工程师……他们会拼尽全

    力，榨取出生产的最后一点价值，而且到目前为止基本不要报酬，不

    过他们自然是希望能变得不可或缺。[175]

    但是，当然，所有这些犹太人都遇害了。因此大屠杀是希特勒输

    掉这场战争的因素之一。英国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

    如果犹太人发起过一次抵抗运动，同盟国的算计结果或许会有所

    不同。但一次也没有。原因很多。犹太人被迫害了1500年，已经从漫

    长的经验里学会了，反抗会丢掉性命，根本救不了他们。他们的历

    史、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民俗、他们的社会结构，甚至他们的词汇，

    都训练他们谈判、付钱、请愿、抗议，而不是反抗。还有，犹太社

    会，尤其是在东欧，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大迁徙浇灭了热血，最有抱负

    的人都去了美国。最充满活力、最富有冒险精神，尤其是最好斗的，

    已经去了巴勒斯坦。最出类拔萃的人才流失一直持续到战争甚至战争

    期间。亚博京斯基曾经预测过大屠杀。但身着制服、受过训练，甚至

    持有武器的波兰犹太团体组建的目的不是抵抗希特勒，而是为了把犹

    太人送往巴勒斯坦。比如，战争爆发时，梅纳赫姆·贝京正护送一队

    1000人的非法移民穿越罗马尼亚边境，前往中东。因此他也出来了。

    [176]那也合情合理，正在抗争的犹太人想要在以色列地站住脚，他们

    在那儿有一丝机会，而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欧洲。

    留下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极为虔诚，容易受骗和自我欺骗。他们的

    历史告诉他们，所有的迫害，无论多么残酷，都会有尽头；所有的压

    迫者，无论多么苛刻，提出的要求最终都是有限度的和可以满足的。

    他们的策略总是倾向于拯救“剩下的人”。4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从

    未面对过，或者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一个对手，不是要他们的部分

    或大部分财产，而是他们的一切；不仅要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性命，而

    是全部，直到最后一个婴儿。谁能想象出如此的怪物？与基督徒不

    同，犹太人不相信有披着人皮的恶魔。

    纳粹恰恰是无情地利用了犹太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把反抗的可

    能性降至最低。在德国，他们利用每座城市的犹太教区，每个地区的

    地区协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帝国协会，让犹太官员自己去做最终解决

    方案的准备工作：准备名单，报告死亡和出生，传达新规定，建立向

    盖世太保开放的专用银行账户，把犹太人集中在特定的居住区，准备

    遣送的图纸和地图。在被占领的国家，正是犹太人委员会模式，不知

    不觉地帮助纳粹完成了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犹太人委员会大约组织

    了1000个，涉及1万人。它们主要是由战前虔诚的会众人员组成。在被

    苏联占领的地区，在德国人到来之前，所有最勇敢的社区领袖都已经

    被枪毙了。德国人利用犹太人委员会找出实际或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然后立刻杀掉他们。于是，犹太人的领导阶层趋于顺从、胆怯和阿谀

    奉承。纳粹先是利用他们剥夺犹太人所有的贵重物品，然后组织犹太

    人进行强迫劳动，最后再把他们遣送到杀戮中心。反过来，他们得到

    了比自己的同胞更多的特权和权力。[177]

    这种体系最丑恶和最可怕之处从波兰最大的贫民窟就可见一斑，

    尤其是罗兹和华沙。罗兹贫民窟挤了20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

    房间5.8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死亡中心，4.5万人因为疾病和饥饿死

    在里面。华沙贫民窟有不下44.5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房间7.2

    人；在那儿，不到20个月，就有8.3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犹太人被集

    中在贫民窟，然后被拉出来塞进死亡火车。贫民窟内部相当严酷，由

    哈伊姆·莫迪凯·罗姆科夫斯基这样的人管理，罗兹贫民窟这位趾高

    气扬的独裁者甚至把自己的头像都印在了邮票上。他们的权力由没有

    武装的犹太警察（华沙贫民窟有2000名）强行实施，受到波兰警察的

    监督，而且每个人都会被有武装的德国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监视。贫民

    窟并非完全不开化。犹太人的社会服务部门会竭尽全力地利用他们的

    贫瘠资源。秘密的犹太学校被组建。华沙、罗兹、沃尔纳和科夫诺甚

    至有管弦乐队，不过官方只允许他们演奏犹太作曲家的音乐。那里还

    有秘密印刷和传阅的报纸。罗兹贫民窟，说是一处中世纪类型的机构

    倒更适合，还有一部编年史。[178]不过，德国人心里对贫民窟和其中

    犹太当权者的作用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它能尽力为战争资源供应做

    出贡献（罗兹有117座小型战争工厂，比亚韦斯托克有20座），然后当

    遣送集中营的命令下达时，它可以确保这个过程有序进行。

    为了把抵抗压制在最低限度，德国人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撒

    了谎，编织出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始终坚称，遣送就是前往工作地

    点。他们还打印了盖着瓦尔德塞邮戳的明信片，让集中营的犯人寄回

    家，上面写着：“我很好。我在工作，很健康。”在前往特雷布林卡

    的运输途中，他们修建了一座假车站，里面有售票处、手绘的钟表和

    一块指示牌，牌子上写着：“中转至比亚韦斯托克。”死刑室被伪装

    成浴室，门上还有红十字标志。有时候，党卫军会让囚犯组成的管弦

    乐队在犹太人排队进入“浴室”的时候演奏音乐。这些伪装一直被维

    系到最后。在一位遇难者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

    着：“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到了这个地方，门口的标牌是‘浴

    室’ 。人们在外边领肥皂和毛巾。谁知道他们要对我们做什

    么？”[179]1942年8月18日，在贝乌热茨，一名党卫军消毒专家，库尔

    特·格施泰因，听到一名党卫军军官在赤裸的男女和儿童被推进死刑

    室的时候反复念叨：“没什么会伤到你们。只要深呼吸，你们的肺就

    会变强。这办法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这是很好的消毒剂。”[180]

    骗局经常奏效，因为犹太人希望被欺骗，他们需要拥有希望。党

    卫军熟练地在贫民窟里散布谣言说只有一部分犹太人会被要求遣送，

    成功地让犹太人领导阶层接受了只有最大限度的合作才有最大生存机

    会的谎话。贫民窟的犹太人不愿意相信灭绝集中营的存在。1942年

    初，两名犹太青年从海乌姆诺逃了出来，描述了他们在那儿看到的场

    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自己遭遇了什么精神错乱，他们的说法都是从

    地下刊物上看来的。直到4月，从贝乌热茨传来的说法证实了海乌姆诺

    的事情，华沙的犹太人才相信了这架死亡机器的存在。7月，华沙贫民

    窟的首领亚当·捷尼亚科夫意识到自己甚至无法拯救孩子，便吞服了

    氰化物，留下一张纸条：“我无能为力。我的心在悲痛和怜悯中颤

    抖。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的行为将向所有人证明，什么才是

    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181]但即使事已至此，很多犹太人还是紧攥

    着只有一部分人会死的希望。雅各布·根斯，沃尔纳贫民窟的首领，

    在公众集会上说：“他们问我要一千个犹太人，我给了他们。因为如

    果我们犹太人不自己送上，德国人就会来强行带走他们。那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带走一千个人，而是好几千人。交出几百人，我能救下一

    千人。交出一千人，我能救下一万人。”[182]

    犹太人的宗教教育倾向于鼓励被动性。哈西德派犹太人是最愿意

    将自己的命运当成上帝的旨意接受的。他们会引用《圣经》：“你的

    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183]他们会裹着祈

    祷披肩，背诵着《圣经》诗篇，踏上死亡列车。他们信仰为了上帝的

    荣耀而殉难。如果机缘巧合或上帝仁慈，他们幸免于难，那就是奇

    迹。哈西德派关于个人性命奇妙般幸免于难的一整套传奇故事在大屠

    杀期间逐渐形成。[184]一名社区领袖记下：“真正虔诚的人已经变得

    更加虔诚，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看到了上帝的手。”负责在释放毒

    气之后清理奥斯威辛死刑室的犹太特遣队的一名成员证实，他看到一

    群从匈牙利和波兰来的虔诚犹太人，他们设法搞到了一些白兰地，在

    进毒气室之前载歌载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见到弥赛亚。另外，

    比较世俗的犹太人也会在恐惧中找到欢乐，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一名

    荷兰犹太妇女埃蒂·伊勒桑在奥斯威辛写下的日记值得注意，展现出

    延续于大屠杀中的约伯传统：“有时候，我站在营中的某个角落，我

    的双脚长在了您的地上，我的双眼仰望您的天国，泪水流下我的面

    庞，感激的……泪水。”[185]

    随着隔离区逐渐被清空，一些犹太人确实决心反抗，不过政治分

    歧导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计划。在华沙，打着修建防空洞的幌子，犹

    太人修建了连接下水管道系统的防空壕。24岁的莫迪凯·阿涅莱维奇

    带领他们，招收了750名战士，设法搞到了9支步枪、59支手枪和一些

    手榴弹。1943年4月19日，纳粹决定派出武装党卫军摧毁这个隔离区。

    那时候，贫民窟里面仅剩6万名犹太人。在随后主要发生在地下的殊死

    搏斗中，他们杀死了16名德国人，打伤85人。5月8日，阿涅莱维奇牺

    牲，但剩下的人又坚持了8天，而在此之前，数千名犹太人已经死在了

    废墟之中。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尚且不曾抵抗纳粹

    这么长的时间。[186]

    1944年10月7日，甚至在奥斯威辛内部都发生了一次起义。在克虏

    伯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把炸药偷运了进去；懂行的苏联战俘把炸药制成

    手榴弹和炸弹。这次起义是由火葬场Ⅲ和Ⅳ的犹太特遣队实施的。他

    们成功地炸了火葬场Ⅲ，杀了3名党卫军人员。大约250名犹太人被守

    卫屠杀，但还是有27人逃脱了。4名带进炸药的犹太姑娘被折磨了好几

    个星期，但什么信息也没透露。萝扎·罗博陶被折磨致死，她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是：“要坚强和勇敢。”其中两人熬过了折磨，然后被吊

    在奥斯威辛所有女人的前面，其中一个死时大喊“报仇！”[187]

    但是一般来说，在灭绝过程的任何阶段根本没有发生抵抗。德国

    人总是以压倒性的力量突然下手。犹太人在恐惧与绝望中麻木不

    仁。“隔离区被一支人数众多的党卫军分遣队包围，”一名杜布诺

    （乌克兰）的目击者写道：

    人数是乌克兰民兵的3倍。接着架设在贫民窟里面和四周的聚光电

    灯都亮了……人们被驱赶出来，仓促之间连床上的小孩儿都被落下

    了。女人们在街道上呼喊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呼喊自己的父母。那

    没能阻止党卫军沿路驱赶他们加快脚步，还会殴打他们，直到他们到

    达正在等候的货运火车。一节节车厢都被塞满，女人和孩子的哭喊

    声，鞭子和步枪射击的嗖嗖声，不断回荡。[188]

    很多犹太人死在了火车上，幸存者到达之后就直接被推进了死刑

    室。库尔特·格施泰因注意到，1942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装载6700

    名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威辛。火车到达时就已经死了1450人。他看

    到200名手持皮鞭的乌克兰人打开货运火车的车门，命令活着的人出

    来，把他们打翻在地。扬声器大喊让他们脱光。所有女人的头发都被

    粗暴地剪下。接着，这一批人被赤条条地赶进毒气室，他们被告知那

    儿是“消毒浴室”。[189]任何人都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他们能做的

    最多的就是撕碎贴身藏着的皱巴巴的可怜美元，好让纳粹没法儿使用

    它们——他们最后的、唯一的抗议动作。[190]

    没有犹太人能够从希特勒的大灾难中幸免。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

    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全是老人，是用来维持犹太人只是被“重新安

    置”的假象的。往这里送的都是所谓享有特权的犹太人、一级铁十字

    勋章及更高荣誉的获得者，所以50%是残疾的退伍老兵。然而，1945年

    5月9日，这座集中营落入同盟国手中时，被送到这里的141184人只有

    16832人还活着：超过8.8万名这样的老人和勇士，已经被毒气毒死。

    [191]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年老而免于一死。德奥合并之后，弗洛伊德

    垂垂老矣，因为癌症而奄奄一息，被朋友们从纳粹那里赎了出来，送

    到了英国。他没有想到，或者说谁都没有想到，他那4名上了年纪的姐

    妹被留在维也纳会有危险。可她们还是被卷入了纳粹的大网：81岁的

    阿道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遇难，80岁的保利娜和82岁的玛丽在特雷布

    林卡遇难，84岁的罗丝在奥斯威辛遇难。

    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幼小而免于一死。所有女人在抵达死亡集中

    营的时候都会被剃光毛发，她们的头发会被打包送去德国。如果还在

    吃奶的婴儿妨碍了剃发，守卫甚至会把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纽伦堡

    审判的一名证人做证说：“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相信德国人干这些

    事儿的时候是多么高兴；他们只撞了三四下就杀死了一个孩子是多么

    高兴； 才能相信他们把尸体塞进母亲的怀抱时是多么心满意

    足！”[192]在特雷布林卡，大多数婴儿一到达就被从母亲那儿抢走，

    被杀害，跟病人和残疾人一起，被扔进一条沟里。有时候，那条沟里

    还会传来微弱的哭声，那儿的守卫佩戴红十字臂章，那儿被称为医务

    室。

    撞碎婴儿的头颅反映出反犹暴力双重性的持续程度，秘密、系统

    的杀戮过程与突然、自发的无法形容的残酷行为并存其中。犹太人死

    于丧尽天良的人类已知的各种方式。在毛特豪森采石场，一名有副好

    嗓子的意大利犹太人被迫站在已连接炸药的石头顶上，然后就在他唱

    着“万福马利亚”的时候被炸死了。数百名荷兰犹太人被迫从能够俯

    瞰采石场的悬崖上跳崖摔死，那座悬崖被称为伞兵墙。[193]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因为在集中营里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被鞭打致死：留了一

    枚硬币或者结婚戒指，没把犹太人的标记从被害者的衣服上取下来，

    有一片外边面包店的面包，未经允许就喝水，抽烟，敬礼不规范。甚

    至还有人被砍头。库尔特·弗朗茨，特雷布林卡的副指挥官，豢养了

    一群凶猛的恶犬，用来把犹太人撕咬致死。有时候，守卫会用手里的

    任何东西杀人。贝乌热茨的一名目击证人做证，关于刚到集中营

    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儿”：

    他是健康、强壮和年轻的榜样。我们吃惊于他开朗的样子。他四

    处张望，非常愉快地说：“有人从这儿逃走过吗？”这就够了。一名

    守卫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话，于是这个男孩儿被折磨死了。他被剥光衣

    服，大头朝下地吊在绞刑架上；他在那儿吊了3小时。他很强壮，还活

    着。他们把他放下来，扔在地上，用棍子往他的喉咙里捅沙子，直到

    他咽气。[194]

    最后，随着帝国的崩溃，先是希姆莱，然后是他的集中营指挥

    官，都失去了控制力，最终解决方案系统性方面瓦解或者说被抛弃，

    双重性合并成为一种无情的力量：欲望，直到可能的最后一刻都要杀

    死剩下所有犹太人的欲望。犹太特遣队、隔离区领袖，包括罗姆科夫

    斯基，还有犹太警察和党卫军的犹太密探——全部被杀。随着前方兵

    败如山倒，党卫军固执地竭尽全力带上一队队犹太人行军离开，以便

    在腾出手的时候杀死他们。在第三帝国大厦将倾不可挽回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狂热地恪守大屠杀刽子手的职责，这是人类历史

    上最可怕的奇事之一。杀人者有一次起义。在毛特豪森的卫星集中营

    埃本塞，也是德国人手中的最后一座集中营，党卫军拒绝残杀3万名犹

    太人，后者不愿意排队走进要被炸毁的隧道。然而，一些杀戮甚至在

    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还在持续。1945年4月15日，英国坦克占领贝尔森，

    但因为要继续前进行动，留下匈牙利党卫军守卫“部分接受指挥”48

    小时。可就在这段时间，他们还因为从厨房拿走土豆皮这样的过错枪

    毙了72名犹太人。[195]

    就这样，将近600万犹太人遇难。2000年的反犹仇恨，所有的群

    体，异教徒、基督徒以及世俗的人，迷信的人和理性的人，民众和学

    者，都被希特勒裹进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可怕力量，然后被他独特的干

    劲和意志所驱动，碾过欧洲犹太人无助的躯体。难民营里还有25万名

    犹太人，幸存者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东欧著名的阿什克纳齐犹太

    人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一次种族灭绝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得到了贯彻。

    随着集中营被打开，这场浩劫的完整画面为人所知，一些犹太人天真

    地盼望义愤填膺的人类能够理解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用振聋发聩的声

    音说：这就够了。反犹主义必须终结。我们必须彻彻底底地把它终

    结，在这种巨大的愤怒下面画一条横线，重新开启一段历史。

    但那并非人类社会运转的方式。尤其是那也并非反犹冲动运转的

    方式。它千变万化，耗尽了旧的模样，就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大屠杀

    的主要影响是把反犹仇恨的焦点从中东欧转移到了中东。让一些阿拉

    伯领袖担忧的是，希特勒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并不是最终的。比如，

    1942年5月6日，那位大穆夫提就向保加利亚政府抗议称犹太人正从那

    儿前往巴勒斯坦。他说，他们应该被送回波兰，“被强壮有力的守卫

    看管起来”。[196]

    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对那些茫然无措的幸存者经常产生的情绪是

    厌恶而非同情。他们的衣不蔽体、他们在凶暴对待中养成的习惯，激

    起了新一波的反犹主义浪潮。顺从于厌恶情绪的人里面就有巴顿将

    军，他负责的犹太难民比其他所有指挥官都要多。他把“犹太类型难

    民”称为“没有半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社会教养的劣等人”。他

    说，普通人不可能“在短短4年时间就堕落到这些人表现出的丢脸水

    平。”[197]对这些可怜的幸存者表现出更强烈敌意的是他们从那儿被

    带走的国家，尤其是波兰。犹太难民们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

    们竭尽全力地抵制被遣送回国。一名从芝加哥来的美国犹太士兵不得

    不让幸存者上了开往波兰的货运火车，他叙述道：“人们跪倒在我的

    面前，撕开衬衫嘶喊：‘现在就杀了我吧！’他们会说，‘你们不如

    现在就杀了我吧，回到波兰我怎么都是个死。’”[198]在有些情况

    下，他们被证实是正确的。在波兰，1945年8月，克拉科夫爆发反犹骚

    乱并蔓延至索斯诺维茨和卢布林。从纳粹集中营回到克拉科夫的卢巴

    ·青德尔描述了8月第一个安息日她所在的犹太会堂受到的一次袭

    击：“他们大叫着说我们犯下了祭祀杀人罪。他们开始冲我们开火，

    暴打我们。我的丈夫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倒下了，满脸是子弹。”她

    试图逃到西方，却被巴顿的军队拦截。华沙的英国大使汇报称所有长

    着犹太人外表的人在波兰都有危险。战争结束之后的头7个月期间，波

    兰发生了350起反犹谋杀事件。[199]

    尽管如此，大屠杀还是以其十足的严重性，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让

    国际社会对于反犹暴力的反应方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人们普遍同

    意惩罚和赔偿必不可少，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两项都要实施。1945年11

    月20日，战争罪行的审判在纽伦堡开始，起诉书的主要罪状是最终解

    决方案。对纳粹领导的第一次审判在1946年10月1日结束，正赶上赎罪

    日，1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3名被判终身监禁，4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还有3名被无罪释放。接下来是对纳粹罪犯的12场重要审判，被称为纽

    伦堡后续诉讼，其中4场诉讼的主要罪状是策划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在这12场诉讼中，177名纳粹分子被定罪，12名被判处死刑，25人终身

    监禁，其余都被判长期监禁。在三大西方占领区各自还有很多场审

    判，几乎全都涉及针对犹太人的暴行。1945—1951年，总共有5025名

    纳粹分子被定罪，806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只有486起案件的死刑判决

    得到了执行。此外，1951年1月，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通过了一项赦免

    法令，导致美国人手中的很多德国高级战犯被提前释放。联合国战争

    罪行调查委员会准备了36529名“战犯”的名单（包括日本人），其中

    大多与反犹暴行有关。战后的头3年，同盟国8个国家对名单上的3470

    人进行了附加审判，其中952人被判处死刑，1905人被判入狱。

    许许多多国内战争罪行审判几乎在被卷入战争的所有国家进行，大约有15万人被控告，超过10万人被定罪，其中很多人是因为反犹罪行受到惩罚。成千上万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伙消失在古拉格群岛。1945年，德国法庭重新开始运转之后，它们也开始审判战犯，而且在最开始的25年间判处12人死刑，98人终身监禁，6000人有期徒刑。[200]随着1948年以色列建国，它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能够参与这个报应的过程了。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和传讯一直持续到大屠杀结束之后40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可能还要再持续10年，一直到参与犯罪的所有人死去或极为年老。没人能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些高层执行者失踪了，在平静或至少是躲藏中过着自己的生活。其他人得到或被执行的判决与他们的罪行没什么关系。但同样，人们对那些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罪行的人加以惩罚，没人能怀疑这种努力的规模宏大和坚持不懈。

    确保对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斗争造成了同样复杂的结果。1945年9月

    20日，哈伊姆·魏茨曼代表犹太事务局向4个占领国提出赔偿要求。这

    次要求毫无结果，主要是因为一般性和平条约尚未谈判或签署。西方

    三大国已经从被没收的纳粹资产出售收益中为犹太受害者预留了款

    项。但他们必须进行个人索赔，于是一项出于好意的项目变成了一笔

    官僚糊涂账。截至1953年，只有1.1万项索赔得到了处理，赔付金额

    8300万美元。与此同时，1951年1月，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

    经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了15亿美元集体索赔，根据是以色列接受了来

    自德国的50万名难民，该数字是按照人均3000美元计算得出的。此举

    意味着与德国人直接谈判，这让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觉得非常难以接

    受。但本-古里安凭借他的口号：“不能让杀害我们人民的刽子手同时

    成为他们财产的继承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双方在8.45亿美

    元的数额上达成一致，偿还期14年，虽然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协议的

    生效，但该协议还是从1953年3月开始生效，1965年正式付清。此外，

    它还为联邦弥偿法的通过做了准备，对个人受害者或他们的受抚养者

    赔偿生命或肢体损失、健康损害，以及职业、专业、养老金或保险损

    失。它继而对自由的丧失作出了赔偿，赔偿标准是受害者被囚禁、被

    迫居住在贫民窟或佩戴犹太人星形标志，每天1美元。失去家庭经济支

    柱的人可以得到抚恤金，前公务员可以得到理论上的晋升，而且就连

    教育损失也可以得到赔偿。受害者还可以对财产损失提出要求。这份

    全面的解决方案由将近5000名法官、公务员和办事员执行，截至1973

    年，他们已经处理了427.6万项要求中的95%以上。在长达25年时间

    里，它消耗了联邦预算5%左右。在本书写作期间，大约250亿美元已经

    支付，而且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将会超过300亿美元。[201]这些补偿

    未必见得慷慨，甚至充分，却大大超过了魏茨曼或本-古里安曾经的预

    期，而且代表了联邦政府方面偿还德国罪行的真诚意愿。

    其余的赔款情况非常不尽如人意。参与奴工计划的德国工业企业

    家没有一个承认对其残暴的后果负有哪怕最微小的道德责任的。在对

    自己受到的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辩护时，他们声称在全面战争环境

    下，强迫劳动的程序并不违法。他们完全拒绝赔偿，自始至终都表现

    出惊人的卑劣和傲慢。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公然声称：“认识我这些

    被告同伴和我自己的很多人里面没人愿意相信我们对人类犯了罪，再

    说没什么证据能让我们信服自己是战犯。”[202]弗利克从未支付过1个

    马克，1972年，他以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身家超过10亿美元。德国

    公司总共只支付了1300万美元，不到1.5万名犹太人分到了这笔钱。奥

    斯威辛的法本公司奴工每人得到了1700美元，蔼益吉-德律风根公司的

    奴工得到了500美元或者更少。那些劳累致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什么都

    没得到。[203]民主德国政府甚至从不费心回应赔偿要求。罗马尼亚也

    没有任何回应。

    奥地利的行为最恶劣。虽然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支持德奥合并，虽

    然700万奥地利人中居然有55万人是纳粹党员，虽然奥地利人一直与德

    国人并肩战斗并且（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杀害了将近一半的犹太遇难

    者，但同盟国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却将奥地利归类为“第一个受

    到希特勒政权侵略的自由国家”。奥地利因此得以在战后的波茨坦会

    议上被免除赔偿责任。如此这般得到了法律的赦免，另外为了逃避道

    德责任和主张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奥地利所有政党订立了攻守同盟。

    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说（1946）：“应该做出赔偿的不是奥地

    利，奥地利应该得到赔偿。”奥地利虽然在同盟国的压力下通过了一

    项战犯法案，但在1963年以前甚至都没成立实施这项法案的起诉机

    关。即使成立了起诉机关，很多人还被裁决获得赦免，而那些确实进

    行过的审判一般都会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要求赔偿的犹太人被告知

    要向德国申请，除非他们能真正确定他们之前的财产就在奥地利本

    国；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了1000美元左右的赔偿。

    基督教会做出了精神赔偿的努力，虽说姗姗来迟但仍然值得欢

    迎。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反犹主义很多个世纪以来在仇恨犹太人方面贻

    害不浅，结果导致了希特勒主义。两个教会都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尤

    其是教皇庇护十二世，明知最终解决方案的存在却从未予以谴责。为

    犹太人说话的只有一两个声音。柏林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的伯恩哈德

    ·利希滕贝格尔神父，1941年公开为犹太人祈祷。他的公寓遭到搜

    查，一份尚未发表的布道笔记被发现，他打算在布道时告诉会众不应

    相信犹太人有一个杀死所有德国人的阴谋。为此他被判刑两年，刑满

    后被送到了达豪集中营。类似的情况似乎只有一例。1943年10月16

    日，在罗马发生的针对犹太人袭击的目击者中有来自德国巴登并担任

    庇护十二世告解神父的耶稣会神父奥古斯丁· 贝亚（ Augustin

    Bea）。20年之后，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作为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

    的领袖，他得到了机会，宣布彻底废除针对犹太人的指控。他负责制

    定这次会议的教令草案《关于犹太人》并将其扩展为《教会对非基督

    宗教态度宣言》，包括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他成

    功地引导会议于1965年11月正式通过了这份草案。这是一份勉勉强强

    的文件，没有贝亚希望的那样直截了当，没有对教会迫害犹太人作出

    道歉，也没有适当承认犹太教为基督教做出的贡献。关键的一段是这

    样说的：“虽然当时犹太当局及其追随者促使了基督的死亡，但在基

    督受难时所发生的一切，不应不加辨别地归咎于当时的全体犹太人，

    或今日的犹太人。教会虽然是天主的新子民，但不应视犹太人为天主

    所摈弃及斥责，那好像是由《圣经》所得结论似的。”[204]这算不上

    什么。但也聊胜于无。考虑到它引发的强烈反对，它或许甚至可以被

    视为了不起了。此外，它是更加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借由这个过

    程，文明世界正试图打压对反犹主义的制度支持。

    那是好事。但是犹太人已经领悟到，文明世界，无论如何定义，

    都不可信。犹太人从大屠杀中得到的巨大教训是，让自己得到一处永

    久的、自成一体的，以及最重要的有独立主权的庇护所绝对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以找到躲避敌人的安全之所。第一

    次世界大战使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成为

    必要。它让绝大多数犹太人相信，必须建立并巩固这样一个国家，不

    管他们自己或其他所有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Asquith speech inThe Times，10 November 1914.

    [2 ]Interview with Mrs Halperin in 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5，9.

    [3 ]Ronald Sanders,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New York 1984），315ff.

    [4]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London 1949），15—

    25.

    [5]Ibid.，29，44.

    [6]Sanders, op. cit.，64—69.

    [7]New Statesman，21 November 1914，article signed A.

    M.H.（Albert Montefiore Hyamson）.

    [8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 eds ） ， H. H.Asquith ：

    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Oxford 1952），406—407.

    [9]Ibid.，477—478；485.

    [10]Quoted in Sanders, op. cit.，313—314.

    [11 ]Miriam Rothschild, Dear Lord Rothschild ： Birds,

    Butterflies and History（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83），45.

    [12]Sanders, op. cit.，69，133.

    [13]Weizmann, op. cit.，144；doubts have been cast on

    this story；see Sanders, op.cit.，94—96.

    [14]Quoted in Sanders, op. cit.

    [15]For the collections see Miriam Rothschild, op. cit.

    [16]Weizmann, op. cit.，257.

    [17 ]Montagu was not present at the war cabinet of 31

    October 1917；see Sanders, op. cit. ， 594—596 ， which also

    gives text of the fnal letter.

    [18]Weizmann, op. cit.，262.

    [19]Ibid.，298；Sanders, op. cit.，481.

    [20]Weizmann, op. cit.，273—274.

    [21 ]Text of the mandate in 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 2 vols （ London 1938 ） ， ii

    1194—1201.

    [22]Weizmann, op. cit.，288.

    [23]Ibid.，67.

    [24 ]Vladimir Jabotinsky,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Legion （ trans. ， Jerusalem 1945 ） ；P. Lipovetski, Joseph

    Trumpeldor（trans.，London 1953）.

    [25]Yigal Allon, The Making of Israel’s Army（New York

    1970 ） ；J. B.Schechtman,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 2

    vols（New York 1956—61）.

    [26]Amos Elon, Herzl（London 1976），179.

    [27]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1917—25（London 1978），74，169ff.

    [28]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London 1971），32.

    [29]Weizmann, op. cit.，316.

    [30]Ibid.，307—308.

    [31 ]Sanders, op. cit. ， 569—570 ， for full text of

    message.

    [32 ]Elie Kedourie ，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 in The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 Studies（London 1970），57.

    [33 ]8 June 1920；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New Brunswick 1977），xi 355.

    [34]Quoted in Kedourie, op. cit.，55—56.

    [35 ]Quoted in Neil Caplan ， ‘The Yishuv,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Arab Question in Palestine 1921—5′ ，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 eds ） ， Zionism and Arabis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London 1982），19—20.

    [36]Kedourie, op. cit.，60—62.

    [37]Quoted inibid.，65.

    [38 ]Bernard Wasserstein ， ‘Herbert Samuel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1（1976）.

    [39]Kedourie, op. cit.，69.

    [40]Weizmann, op. cit.，325，494.

    [41]Lloyd George, Peace Treaties，1123ff.

    [42]Ibid.，1139.

    [43]Caplan，‘The Yishuv’，31.

    [44]Quoted in Wasserstein, op. cit.，767.

    [45]Quoted in R. H.S.Crossman, A Nation Reborn（London

    1960），127.

    [46]Weizmann, op. cit.，418.

    [47]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506.

    [48]Weizmann, op. cit.，411.

    [49]Quoted in Leslie, op. cit.（1938 interview）.

    [50 ]‘On the Iron Wall’ ， 1923；quoted in Silver, op.

    cit.，12.

    [51]Robert S. Wistrich, Revolutionary Jews from Marx to

    Trotsky （ London 1976 ） ， 77ff.；see also J.P.Nettl, Rosa

    Luxemburg，2 vols（London 1966）.

    [52]Letter to Mathilee Wurm，16 February 1917，quoted

    inibid.

    [53]See K. Pindson（ed.），Essays in Anti-Semitism（2nd

    edn, New York 1946），121—144.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v

    459 ， gives the fgure as 60000；H.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gives

    75000；the Soviet fgure is 180000—200000.

    [54]Quoted in Leon Poliakov,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vol. iv, Suicidal Europe，1870—1933（Oxford 1985），209.

    [55]The Cause of World Unrest，10，13，131—132.

    [56]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8 February 1920，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7]Morning Post，6 October 1921，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8 ]Robert Wilson, 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London 1920），148.

    [59]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é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60]Quoted in Paul J. 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 ： Organization, Personalities and

    Propaganda（Hull 1983），4.

    [61]Paul Hyman, From Dreyfus to Vichy：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Columbia 1979），35.

    [62 ]Léon Blum, Nouvelles Conversations de Goethe avec

    Eckermann（Paris 1901），quoted in Wistrich, op.cit.

    [63 ]Harvey Goldberg ， ‘Jean Jaurès on the Jewish

    Question’，Jewish Social Studies（April 1958）.

    [64]A. Mitchell Palmer，‘The Case Against the Reds’，

    Forum, February 1920；Poliakov, op.cit.，231—232.

    [65]For Brandeis’legal philosophy, see Philip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Justice for the People（Harvard 1985）.

    [66 ]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1943）.

    [67]G. Saleski, Famous Musicians of Jewish Origin（New

    York 1949）.

    [68 ]T. Levitan, Jews in American Life （ New York

    1969），96—99，199—203，245—246.

    [69 ]Quoted in Lary May, Screening Out the Past ： 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Oxford

    1980）.

    [70]See Philip French, The Movie Moguls（London 1967）.

    [71]Ibid.，21.

    [72]French, op. cit.，28.

    [73]Raymond Durgnat, The Crazy Mirror：Hollywood Comedy

    and the American Image（London 1969），150—161；78—83.

    [74]May, op. cit.，171.

    [75]Helen and Robert Lynd, Middletown（New York 1929）.

    [76]Edward J. Bristow, Prostitution and Prejudice：The

    Jewish Fight Against White Slavery 1870—1939 （ New York

    1984）.

    [77]Jenna Weissman Joselit, Our Gang：Jewish Crime and

    the New York Jewish Community 1900—1940（New York 1983）.

    [78]For Jewish gangsters see Albert Fri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ewish Gangster in America（New York 1980）.

    [79]Melvin Urofsky, American Zionism：From Herzl to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75），127.

    [80 ]Quoted in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London 1980），187.

    [81 ]James Grant, Bernard Baruch ：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 New York 1983 ） ， 223ff. ， shows that he

    merely salvaged most of his fortune after the market broke；

    he was never worth more than between$10 million and$15

    million.

    [82]Ibid.，107—109.

    [83]Steel, op. cit.，189.

    [84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Jew’ ， American

    Hebrew，14 April 1922.

    [85]Quoted in Steel, op. cit.，194.

    [86]Quoted inibid.，330—331.

    [87]New York Times，11 April 1945；for polls see Davis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45（New York 1984），8—9.

    [88]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y’，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322ff.

    [89]Ibid.，324—325.

    [90]E. J.Gumpel produced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se

    murders and sentences, Vier Jahre politisches Mord （ Berlin

    1922），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1]Mein Kampf（1962 edn），772.

    [92 ]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 A Century of

    Conflict（London 1962），109ff.；Poliakov, op. cit.，iv 174.

    [93]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4—19.

    [94 ]Quoted in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rev. edn, New York 1985），i 20—21.

    [95 ]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vii （ 1934 ） ；

    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6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 1961），291.

    [97 ]Fritz K.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Harvard

    1969），446.

    [98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in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66），196.

    [99 ]Michael S. Steinberg, Sabres and Brownshirts ： The

    German Students’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1918—35（Chicago

    1977 ） ， 6—7；P.G.J.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

    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ew York 1964），285ff.

    [100 ]Dennis E. Showalter, Little Man, What Now?Der

    Stürmer in the Weimar Republic（Hamden, Connecticut 1983）.

    [101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 Berkeley 1968 ） ；Harold L.Poor,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1914—35（New York 1968）.

    [102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Weimar ：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London 1974），45.

    [103]Mosse, op. cit.，144.

    [104 ]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 Manchester 1981 ） ， has a chapter on this

    subject，‘The Jew as German Chauvinist’，165—177.

    [105]Laqueur, Weimar，72.

    [106]Ibid.，75ff.

    [107]Mosse, op. cit.，242.

    [108 ]Roger Manvell and Heinrich Fraenkel, The German

    Cinema（London 1971），7ff.

    [109]Laqueur, op. cit.，234ff.

    [110]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 London 1982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 New

    York 1976），193.

    [111 ]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New York 1982），40—43.

    [112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 trans. ， New York

    1969），255：Wolin, op. cit.，50ff.

    [113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1981）.

    [114]Hilberg, op. cit.，i 30ff.

    [115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1—32.

    [116 ]Max Domarus （ ed. ） ， Hitler ：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45（Würzburg 1962），i 537.

    [117]Hilberg, op. cit.，i 39.

    [118]Ibid.，46，footnote 1.

    [119]Ibid.，69—75.

    [120]Ibid.，96—107.

    [121]Ibid.，190—191.

    [122]Ibid.，ii 416；Lucy S. Dav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45（London 1975），141；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86），526.

    [123]Benjamin Ferencz, Less than Slaves：Jewish Forced

    Labour and the Quest for Compensation（Harvard 1979），25.

    [124]Hilberg, op. cit.，i 254.

    [125]Ferencz, op. cit.，28.

    [126 ]Robert H. Abzug, 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

    Americans and the Liberation of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Oxford 1985），106.

    [127]Ferencz, op. cit.，22.

    [128]Ibid.，appendix 3，202ff.；Höss affdavit，12 March

    1947.

    [129]Ferencz, op. cit.，19.

    [130]Hilberg, op. cit.，i 87.

    [131]David Irving, Hitler’s War（London 1977）.

    [132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Berkeley 1984），refutes it.

    [133]H. R.Trevor-Roper（ed.），Hitler’s Table Talk 1941

    —44（London 1973），154.

    [134]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7；and see his ch.

    6，‘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108ff.

    [135]Davidowicz, op. cit.，132.

    [136 ]Ibid. ， 134；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Fred

    Mielke, Doctors of Infamy ： The Story of the Nazi Medical

    Crimes（New York 1949），114.

    [137]Hilberg, op. cit.，i 281.

    [138]Ibid.，308.

    [139]Ibid.，332—333.

    [140 ]The camps were lis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Bundesgestzblatt ， 24 September 1977 ， pp. 1787—1852；the

    fgure of 900 labour camps was given by Höss.

    [141]Hilberg, op. cit.，i 56.

    [142]Davidowicz, op. cit.，130.

    [143 ]Jochen von Lang, Eichmann Interrogated （ New York

    1973），74—75.

    [144]Louis P. Lochner（ed.），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

    —43（New York 1948）.

    [145]Figures taken from Davidowicz, op. cit.，appendix

    B，402f.

    [146 ]The basic evidence for Nazi killings comes from

    Trials of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44 vols（Nuremberg 1947），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 8 vols plus supplement （ Washington DC

    1946 ） ， and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 15

    vols（Washington DC）.

    [147 ]Luba Krugman Gurdus, The Death Train （ New York

    1979）；Martin Gilbert, Final Journey（London 1979），70.

    [148]Hilberg, op. cit.，i 581；Gilbert, Final Journey，

    78.

    [149 ]For case histories see Leonard Gross, The Last

    Jews in Berlin（London 1983）.

    [150]Ibid.

    [151]Austria’s anti-Jewish war-record is summarized in

    Howard M. Sacher, Diaspora（New York 1985），30ff.

    [152]Hilberg, op. cit.，ii 457—458.

    [153]Figures from Julius S. Fischer, Transnistria, the

    Forgotten Cemetery（South Brunswick 1969），134—137.

    [154]Davidowicz, op. cit.，383—386.

    [155]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Paris 1937），126；for

    Céline see Paul J.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Hull 1983），131—132.

    [156]Jean Laloum, La France Antis mite de Darquier de

    Pellepoix（Paris 1979）.

    [157 ]M. R.Marrus and R.O.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New York 1981），343.

    [158 ]André Halimi, La Délation sous

    l’occupation（Paris 1983）.

    [159 ]Herzl’s diary ， 23 January 1904；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Philadelphia 1946），474—475.

    [160 ]Meir Michaelis, Mussolini and the Jews （ Oxford 1978），52.

    [161 ]Ibid. ， 11ff. ， 408；Gaetano Salvemini, Prelude to World War II（London 1953），478.
    [162]Michaelis, op. cit.，353—368.

    [163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The Reminiscences of Walter Lippmann ， 248—250；Meryl Secrest, Being Bernard Berenson（New York 1979）.
    [164 ]Holocaust statistics vary. I have taken the Hungarian figures from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 ： 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 （ Chicago 1983 ） ， 214.See the set of fgures, and sourc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889—890.
    [165]F. E.Werbell and Thurston Clarke, Lost Hero： The Mystery of Raoul Wallenberg （ New York 1982 ） ；Alvar Alsterdal，‘The Wallenberg Mystery’，Soviet Jewish Affairs, February 1983.

    [166 ]Davi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5（New York 1984），97.
    [167]Penkower, op. cit.，193.

    [168 ]Charles Stember （ ed. ） ， Jews in the Mind of America（New York 1966），53—62；Wyman, op. cit.，10—11.
    [169 ]Boston Globe ， 26 June 1942；New York Times ， 27

    June 1942. The Times had an extens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2 July, however.

    [170]Nation，19 May 1945；Abzug, op. cit.，136—137.

    [171]Wyman, op. cit.，313 and footnote.

    [172]Ibid.，112ff.

    [173]Penkower, op. cit.，193.

    [174]Wyman, op. cit.，299.

    [175]Hilberg, op. cit.，i 358.

    [176]For Betar see Marcus,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38，271—273；Silver, op. cit.，19ff.

    [177]Hilberg, op. cit.，i 186—187.
    [178]About one-third of it has been published： Lucjan Dobroszynski（ed.），The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1941-44（Yale 1984）.
    [179]Penkower, op. cit.，292，337—338，note 10.

    [180]Gilbert, The Holocaust，426—427.

    [181]Davidowicz, op. cit.，301.

    [182]Ibid.，289.

    [183]Deuteronomy 28：66—67.

    [184 ]Yaffa Eliach （ ed. ） ， Hasidic Tales of the

    Holocaust（Oxford 1983）.

    [185]Arnold J. Pomerans（trans.），Etty：A Diary，1941-3（London 1983）.
    [186 ]For Warsaw, see 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Warsaw ， 1939—43 ： Ghetto, Underground, Revolt （ trans. ，Brighton 1982）；Hilberg, op. cit.，ii 511—512.
    [187 ]See‘Rose Robota, Heroine of the Auschwitz Underground’，in Yuri Suhl（ed.），They Fought Back（New York 1975）；Philip Muller, Auschwitz Inferno：The Testimony of a Sonderskommando（London 1979），143—160.

    [188]Ferencz, op. cit.，21.

    [189]Ibid.，20.

    [190]Gilbert, The Holocaust，461.

    [191]Hilberg, op. cit.，ii 438.

    [192]Gilbert, The Holocaust，457.

    [193]Abzug, op. cit.，106.

    [194]Gilbert, The Holocaust，419.

    [195]Ibid.，808，793.

    [19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Document NG-2757，quoted in Gilbert, The Holocaust，578.

    [197]Abzug, op. cit.，152ff.

    [198]Ibid.，160.

    [199]Gilbert, The Holocaust，816ff.

    [200 ]For statistics of war trials,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88—302.

    [201 ]For a useful summary, see Howard Sachar, op. cit.，7—13.

    [202]Quoted in Ferencz, op. cit.，Introduction, xi.
    [203]Ibid.，189.
    [204 ]The Council debates are summarized in Bea’s own book, 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People（London 1966），which gives the text of the Declaration in appendix I，147—153.

    第七章　锡安

    大屠杀和新锡安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促成以

    色列这个国家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符合通过受难救赎的信念，

    而这个信念是犹太人古老而强大的历史动力。数以千计虔诚的犹太人

    在被赶进毒气室的时候唱着他们的信经，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承受的

    惩罚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本身就证明他选中了他们，希特勒和党卫军

    只是这个过程的代理人罢了。按照先知阿摩司所说，上帝说了：“在

    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1]

    奥斯威辛的苦难不是单纯的事件。它们是道德立法，它们是计划的一

    部分，它们证实了即将到来的荣耀。此外，上帝对犹太人不止感到愤

    怒，他还感到悲哀，他跟他们一同哭泣，他跟他们一同走进毒气室，

    正如他跟他们一同被流放一样。[2]

    那是从宗教和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的建立是犹太人苦难的结果。我们已经

    用拼图游戏做比喻，展示了必不可少的每一块拼图是如何各就各位

    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1648年的东方大屠杀导致犹太社会重返英

    国，并且前往美国，从而及时地形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

    这也是以色列得以建立的地缘政治背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

    1881年的大屠杀也引发了奔向同一目标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制造

    出的移民潮是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背景，该事件直接促使赫茨尔创立

    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在俄国压迫下兴起的犹太人运动

    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格局，1917年，《贝尔福宣言》从这种格局中应运

    而生，为了实施《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而希特

    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一系列灾难的最后

    一环。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已经在不经意间

    大大巩固了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虽然希特勒最终将这个犹太国家视

    为潜在的敌人，“第二梵蒂冈”“犹太共产国际”“全世界犹太人的

    新权力基础”。[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曾一度积极协助德国犹

    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因此抵达这个民族家园的不仅仅是6万名犹太人，

    还有这些德国犹太人的资产，它们在建设那里的工商业基础设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为它带来的不只是希特勒视犹太人为主要敌人

    并对他们实施毫无保留的身体攻击，还有犹太人跟随同盟国对希特勒

    实施反击的机会，正是战争，激活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最后阶段。

    从1939年战争爆发开始，尽早建立以色列国家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高于一切的目标，并且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大部分犹太社会。犹太复国

    主义者实现目标的阻力依然巨大。光打败希特勒是不够的，还必须消

    除同盟国三大战胜国的所有反对意见，英国、美国和苏联。让我们来

    挨个看一看。

    最初，英国最重要，因为它是占有此地的强国。此外，1939年的

    白皮书政策实际上否定了《贝尔福宣言》，为巴勒斯坦规划出一个并

    不由犹太人主导的未来。犹太人是英国的战时盟友，但同时他们不得

    不颠覆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本-古里安认为这些目标并行不悖：“没

    有白皮书，我们也一样反对希特勒，没有希特勒，我们一样反对白皮

    书。”[4]如果英国人允许犹太人作为目标一致的部队参战，那么他是

    对的，因为此举可在后来决定巴勒斯坦进程时派上用场。英国的军

    事、外交和殖民地当局都对这个想法怀有敌意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

    的确，1942年下半年阿拉曼战役获得胜利，德国在中东的威胁解除之

    后，那里的英国总部就对犹太人的所有军事活动投以怀疑目光。但是

    犹太人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丘吉尔。他对魏茨曼用现有的小规

    模犹太部队组建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方案青睐有加。英国军方对这个

    计划再三阻挠，但丘吉尔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1944年7月12日，他在

    给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里写道：“我喜欢犹太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正在

    对付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人。跟他们不和的是德国人……我无法想

    象，这么一支有牺牲精神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此时正承受其他民

    族不曾经历的苦难， 为什么他们连想要得到一面旗帜都要被拒

    绝。”[5]两个月以后，多达2.5万人的犹太旅成立。没有丘吉尔，犹

    太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次组建阶段的协作经验对以色列人4年

    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英国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改变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推翻希特勒让

    他们民穷财尽，致使他们中东油田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他们不打算放

    任犹太移民而使阿拉伯世界决然翻脸的程度。他们也不准备撤出巴勒

    斯坦，除非他们撤走后还能和阿拉伯人保持交情。因此他们制止犹太

    非法移民靠岸，如果有人非法移民，他们就设法逮捕他们并将其遣送

    出境。1940年11月，搭载了1700名被遣送人员并准备驶往毛里求斯

    的“祖国”号遭到了哈加纳的蓄意破坏。这条船在海法湾沉没，250名

    难民溺水身亡。1942年2月，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船“斯特鲁玛”号的

    靠岸请求被英国拒绝，之后被土耳其人拦截，沉没于黑海，770人溺水

    丧生。

    这些悲惨的事件并未动摇英国的决心，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甚

    至战后2.5万名犹太人身处难民营的时候，依然坚持限制移民。1945

    年，理论上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工党掌权之后，情况依然如故。

    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屈从于外交官和将军们的主张。那个时

    候，英国依然统治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它在巴勒斯坦的人数有10

    万人，而犹太人在那儿的人数只有60万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没什

    么实质性的获胜理由。但18个月之后，贝文放手了。正如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46]在他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书中对英国的所作所为

    发表了辛辣的评论：“出于卑劣的动机：懦弱、懒惰和吝啬，我们听

    任托管统治圣地。艾伦比在威廉二世曾经傲慢骑马的地方步行进军，

    可如今覆盖那幅场景的可悲景象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大军，在战争中

    几乎毫发未损，面对一小股持枪歹徒却要落荒而逃。”[6]这又是如何

    发生的呢？

    答案在于犹太人对塑造现代世界的另一项贡献：科学地利用恐

    惧，摧毁开明统治者的意志。虽然它在此后40年间变得司空见惯，但

    在1945年还是新鲜事物。它或者可以称之为大屠杀的副产品，因为即

    使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若非大屠杀这般规模的浩劫，也不会被逼迫至

    使用这种方式的地步。最高明的实践者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波兰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前负责人。他是被大屠杀激发出的悲

    痛的化身。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0%人口是犹太人。1939

    年，那里还有3万多犹太人。到了1944年，幸存的只有10个人，贝京的

    家人大多遇害。犹太人甚至被禁止埋葬死者。他的父亲就是这么死

    的，他在犹太人墓地给一个朋友挖掘坟墓，当场被枪杀。[7]但贝京天

    生就是顽强的求生者和复仇者。在立陶宛被捕后，他是为数不多能够

    毫不屈服地挺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审问的人，最后，审

    问他的人暴怒地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贝京后来评论说：“是

    我的信仰在抵抗他的信仰。我有需要为之奋斗的东西，哪怕是在审讯

    室。”[8]贝京被送到在北极圈巴伦支海附近一座劳工营，修建科特拉

    斯——沃尔库塔铁路。他再一次挺过去了，得益于一次面向波兰人的

    赦免，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列兵，步行穿过中亚，跋涉前往耶路

    撒冷。1943年12月，他接手了修正派的军队伊尔贡。两个月之后，他

    向英国的管理宣战。

    关于英国，犹太人分成三派。魏茨曼依然相信英国的善意。本-古

    里安尽管怀疑，但希望首先打赢战争。即使战后，他对反抗和恐怖行

    动也做出了明确区分，这一点在哈加纳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另外，

    一些极端主义者脱离了伊尔贡， 由亚伯拉罕· 斯特恩（ Avraham

    Stern）领导，被称为斯特恩帮。他不服从亚博京斯基在战争爆发时与

    英国达成的停火指示，1942年2月，斯特恩被杀害。但他的同伴在伊扎

    克·沙米尔和内森·耶林-莫尔的领导下，继续对英国发动无限制作

    战。贝京走了第三条路。他认为哈加纳太被动，斯特恩帮粗鲁、凶残

    又无知。被他当作敌人的并非英国，而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管理。他

    想要羞辱这种管理；使其难以运转，成本高昂、不起作用。他有600名

    活跃的特工，但他拒绝实施暗杀，只是炸毁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办公

    室、移民局大楼、所得税中心以及类似目标。

    三派犹太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还经常彼此怨恨。这一

    点随后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1944年11月6日，斯特恩帮杀害了英国

    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哈加纳大为震惊和愤怒，针对斯特恩分子和

    伊尔贡发起了所谓的“捕猎季”行动，逮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他

    们投入地下监狱。更糟糕的是，他把700个人员或机构的名单交给了英

    国刑事调查局。犹太复国主义当权派提供的信息导致至少300人，或许

    多达1000人遭到逮捕。逃脱的贝京谴责哈加纳还实施严刑逼供，并且

    发出挑衅声明：“我们会报复你们的，该隐。”但他非常精明，他不

    想陷入与哈加纳的战争。就在与英国人及其犹太同伙斗争的这几个月

    里，他创建了一支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下武装力量。他认为哈加纳为了

    摆脱英国人，必须加入他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45年10月1

    日，本-古里安没有跟魏茨曼商议，就给哈加纳的指挥官摩西·斯内发

    了一份加密电报，命令他针对英军发起行动。[9]一个团结一致的“犹

    太抵抗运动”组织形成了，它在10月31日夜间开始发动袭击，炸毁了

    铁路。

    即便如此，分歧依然存在。哈加纳不想实施任何形式的恐怖行

    动，它只会在貌似可以称为军事行动的行动中使用武力。贝京一直拒

    绝像斯特恩分子在1946年4月26日将6名英国伞兵残忍地杀死在床上那

    样的杀戮行为。当时和后来，他都拒绝“恐怖分子”的标签。不过他

    甘冒道德和身体上的风险。当初若是没有约书亚，又怎能获得应许之

    地呢？《约书亚记》难道不就是令人不安地记录了以色列人为了征服

    神命赐予他们的这块土地，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的吗？

    在有助于促使英国退出的两次事件中，贝京都是领军人物。1946

    年6月29日，英国人对犹太事务局发动了一次黎明突袭，大约2718名犹

    太人被捕。此举的目的是推出一个比较温和的犹太人领导人物。结果

    却以失败告终，甚至，由于伊尔贡毫发无伤，此举反倒加强了贝京的

    地位。他说服哈加纳在英国部分机关所在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爆炸，他

    们一致商定的目标是羞辱，而非杀人。但出现大规模杀伤的风险巨

    大。魏茨曼听说了这次密谋，以辞职和把辞职原因公之于世相威胁。

    [10]哈加纳通知贝京取消行动，但他拒绝了。1946年7月22日，午餐时

    分，比预定计划提前6分钟，大约700磅高爆炸药炸毁了那家酒店的一

    栋翼楼，造成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17名犹太人和其他5人丧

    生。按计划应该有一名16岁的女学生打电话示警。可是关于后来发生

    的事情，证据是互相矛盾的。贝京始终坚称已经做出充分警示，将死

    亡责任归咎于英国当局。他只为伤亡的犹太人感到痛惜。[11]可是，这

    样的恐怖行动，安装炸药的那些人必须对所有死者负责，这是犹太当

    权派的意见，哈加纳指挥官摩西·斯内被迫辞职。“抵抗运动”解

    散，其组成部分各归各位。虽然如此，这次暴行，与其他事件相结

    合，还是取得了效果。英国政府提议将该地区一分为三，但是遭到了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反对。于是，194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宣布他要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置。

    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会迅速撤走，所以恐怖行动仍在继续。

    另一件也是贝京主使的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反对斯特恩分子的

    暗杀，但坚持认为伊尔贡对英军惩处伊尔贡成员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的道德权利。英国绞死或鞭打犹太人，伊尔贡就如法炮制。

    1947年4月，3名伊尔贡成员因为袭击阿卡监狱要塞导致251名囚犯脱逃

    而受审。贝京威胁称，如果这3人被定罪并绞死，他就会实施报复。7

    月29日，他们被定罪并绞死。几个小时之后，两名英国中士克利福德

    ·马丁和默文·佩斯为此被俘，按照贝京的指示，他们被伊尔贡的行

    动总指挥吉迪·帕格林绞死，他还炸毁了他们的尸体。对无辜的马丁

    和佩斯实施的可怕谋杀让许多犹太人惊骇不已。犹太事务局称此举

    为“一群罪犯对两名无辜者的卑鄙谋杀”。[12]（事情甚至比当时看来

    的更严重，因为35年之后才发现马丁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件事在英

    国引发了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德比郡的一座犹太会堂被烧毁，伦

    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反犹骚乱——这是13世纪以

    来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反犹骚乱。这些事件转而使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决

    定性转变。英国曾经以为，任何分治方案都要由自己来监督和执行；

    否则，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完全会介入并灭绝犹太人。如今他们决定尽

    可能迅速地抽身，把局面留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3]于是，贝京的策

    略成功了，但其中蕴含着可怕的风险。

    风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两

    种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受益于所谓的运气或天意，看你怎么想

    了。首先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与伊本·沙特国王在雅尔塔

    会议后的会面让罗斯福在生前的最后几周转变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总统助理戴维·奈尔斯后来声称：“如果罗斯福活

    着，我对以色列能否建国深表怀疑。”[14]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S.杜

    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承诺，半是出于情感，半是出

    于算计。他同情犹太难民，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弱势群体。另

    外，对于犹太人的选票，他没有罗斯福那样笃定。对于即将在1948年

    举行的选举，他需要得到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些摇摆

    州的犹太组织的支持。英国刚宣布放弃托管，杜鲁门就开始推动成立

    一个犹太国家。1947年5月，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受命提交一份方案，它交出了两份方案。少数派建议成立一个由两个

    民族组成的联邦国家。多数派提出了一份新的分治方案：一个犹太国

    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外加耶路撒冷国际区。1947年11月29日，借助

    于杜鲁门的强有力支持，该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在联

    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得到了“国际左翼”的支持，后来开始

    相信以色列建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事实证明，正好

    相反。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不想要一个犹太国家。他们预见到

    如果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对于西方来说，那不啻一场灾

    难。英国陆军部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防部也是一样，国防部长

    詹姆斯·福雷斯特猛烈抨击犹太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没有团体

    可以获准影响我们的政策以至于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15]英美的石

    油公司反对成立这个新国家的情绪更为激烈。石油利益的代表，加利

    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马克斯·索恩伯格，称杜鲁门已经“毁灭

    了美国的道德威望”，并且摧毁了“阿拉伯人对理想的信心”。[16]不

    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推动以色列建国都无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以色列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朋友是左派。

    以色列的诞生和存在，恰当的时机绝对重要。尽管对外向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转变尚需更长的时间，不过决定性时刻在1948年秋季到

    来。然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存在已经安全了。随着冷战压力的增

    加，战后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解体，杜鲁门被迫更注意听取五角大楼

    和国务院的意见，美国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如果英国再推迟一年撤

    退，美国就不会那么急切于看到以色列的成立，俄国反对则几乎是肯

    定的。所以，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恐怖行动对英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也

    许是决定性的。以色列从1947—1948年短暂开启几个月的历史机缘的

    窗口中间钻了过去。那同样是运气或者说是天意。

    然而，如果说英国提早撤退的缘由是贝京的冷酷，那么让这个国

    家得以存在下来的则是本-古里安。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决定，而每个

    决定都可能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灾祸。联合国分治投票的结果一

    出来，阿拉伯人就下定决心摧毁所有的犹太定居点，而且立即对他们

    发动袭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广播中称：“那将是一

    场灭绝战争和一场最重大的屠杀。”[17]犹太指挥官们充满信心，但他

    们的资源实在匮乏。截至1947年底，哈加纳拥有步枪17600支、斯特恩

    式轻机枪2700支、机关枪大约1000挺，各阶段受训人员2万名至4.3万

    名，几乎没有装甲武器、重炮和飞机。[18]阿拉伯人集结了颇具规模的

    解放军，不过指挥权分散。他们还有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1万名埃及

    人、7000名叙利亚人、3000名伊拉克人，还有多达4500人的外约旦阿

    拉伯军团，是一支拥有英国军官的强大军队。截至1948年3月，超过

    1200名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一半是平民。捷克的武

    器开始抵达，第二个月就被部署下去。英国的托管定于5月15日结束。

    但4月初，本-古里安就做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下令

    哈加纳转入攻势，将各个犹太飞地全部连接起来，尽可能巩固联合国

    方案中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这场豪赌几乎大获全胜。犹太人占领了

    海法，打开了通向太巴列和加利利东部的线路，夺取了塞费德、雅法

    和阿卡。他们奠定了以色列国的核心，实际上他们在建国之前就已经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

    5月14日，星期五，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高声宣读了独立

    宣言。“根据我们民族的固有权利，”他说，“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我们特此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它的名字是以

    色列国。”临时政府立刻组建。当晚，埃及开始实施空袭。次日，剩

    余的英国人离开，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入侵。但是他们收效甚微，

    除了一点：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5月28

    日，犹太人放弃了那里。此举意味着犹太人在这座圣城以东的定居点

    全都撤离。以色列人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6月11日，双方达成一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阿拉伯国家大力加

    强了它们的部队力量。但以色列人不仅从捷克，还从法国，争取到了

    大量重型装备，法国提供装备主要是为了激怒英国人。7月9日，硝烟

    再起，以色列人很快就明显掌控住局势。他们拿下了利达、赖姆莱和

    拿撒勒，占领了超过分治边界的大片地区。10天之内，阿拉伯人同意

    第二次停火。但暴力事件偶有发生，10月中旬，为了打开通向内盖夫

    定居点的道路，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本次攻势以夺取贝尔谢巴作为结

    束。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装备齐全，

    它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此后从未失去的军事主权。1949年1月12日，停

    战谈判在罗得岛召开，以色列与埃及（2月14日）、黎巴嫩（3月23

    日）、外约旦（4月3日）和叙利亚（7月2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伊拉

    克根本未签署协议，而且这5个阿拉伯国家依然与以色列处于形式上的

    战争状态。

    1947—1948年的事件造就了以色列，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阿拉伯

    ——以色列问题。这个问题有两大方面，难民和边界，两方面最好单

    独考虑。根据联合国数据，巴勒斯坦托管时期的65.6万名阿拉伯居民

    逃离以色列控制的领地：28万人前往约旦河西岸，7万人前往外约旦，

    10万人前往黎巴嫩，4000人前往伊拉克，7.5万人前往叙利亚，7000人

    前往埃及，还有19万人去了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估计的总数要低得

    多，5.5万～60万人）。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四个：为了避免在冲突中丧

    生，因为管理已经瘫痪，因为阿拉伯电台广播命令他们离开、误导或

    恐吓他们，还有就是，1948年4月9日伊尔贡——斯特恩帮在亚辛村实

    施的屠杀，让他们受到惊吓并选择逃离。

    最后一个原因值得审视，因为它与以色列国的道德凭据有关。从

    1920年至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克制不对阿拉伯定居点实施恐怖袭

    击，尽管阿拉伯人数不清的恐怖袭击有时会引发严厉的报复。1947—

    1948年冬季战争开始时，亚辛村，一座人数不足1000人的阿拉伯采石

    村庄，就与附近的耶路撒冷郊区吉瓦特扫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是附近的两处犹太定居点被占领和摧毁令犹太人复仇心切。斯特恩

    帮提议摧毁亚辛村，给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伊尔贡高官耶胡达·拉皮

    多特证实：“明确的目标是瓦解阿拉伯人的士气，提振耶路撒冷犹太

    社区不断受挫的士气，尤其是因为最近落入阿拉伯人手中的犹太人尸

    首遭到了亵渎。”[20]贝京虽然同意行动，不过说必须使用广播宣传车

    给村民投降的机会，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当地的哈加纳指挥官也勉强

    表示同意，但提出了更多条件。突袭行动由80名伊尔贡成员和40名斯

    特恩分子实施。广播宣传车掉进了沟里，完全没派上用场。阿拉伯人

    选择战斗，而且实际上他们更强大，武装更优越。伊尔贡成员和斯特

    恩分子不得不要求增派一支配备一挺重机枪和一门2英寸迫击炮的正规

    排，正是靠这些才消灭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此时，突袭部队进入村庄后就失去了控制，跟他们在一起的

    哈加纳密探将后面的情况形容为“无组织的屠杀”。突袭者押了23个

    人前往采石场并枪杀了他们。一名阿拉伯目击者说还有93人在村庄内

    被杀，不过其他的描述认为被杀人数高达250人。尚未了解这次战斗的

    细节，贝京就本着《约书亚记》的精神发出了当日命令：“接受我对

    这次辉煌的征服行动的祝贺……就像在亚辛村，然后是每个地方，我

    们将攻击并摧毁敌人。上帝，上帝，你选择了我们来征服。”[21]这次

    暴行的消息以夸张的形式飞快传播，无疑在此后两个月造成许多阿拉

    伯人逃离。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效果是经过设计的，但结合其他因素，

    它将这个新国家的阿拉伯人口降至区区16万人。那就非常方便了。

    另外，犹太人或被鼓动或被迫从阿拉伯国家逃离，那里的有些犹

    太社区已经存在了2500年之久。1945年，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

    超过50万人。从1948年5月15日战争爆发至1967年底，绝大多数犹太人

    已经来到以色列避难：252642人来自摩洛哥，13118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46255人来自突尼斯，34265人来自利比亚，37867人来自埃及，

    4000人来自黎巴嫩，4500人来自叙利亚，3912人来自亚丁，124647人

    来自伊拉克，还有46447人来自也门。总计567653人，来自阿拉伯国家

    的犹太难民总数并不比从以色列离开的阿拉伯难民数量少多少。[22]接

    纳和对待难民的差别完全是政策问题。以色列政府把有组织地重新安

    置所有难民当作民族家园政策的一部分。而阿拉伯政府则在联合国的

    协助下，让阿拉伯难民待在难民营，等待遥遥无期的重新征服巴勒斯

    坦。因此，作为自然增长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难民的数

    量比40年前还要多。

    对难民态度的巨大反差源于谈判态度的根本性差异。两千年来，

    犹太人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派，从未拥有过武力的选择。因此他们不

    得不习惯于谈判，经常只是为了勉强的生存，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处于

    非常弱势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仅仅发展出了谈判技巧，还

    发展出了谈判哲学。他们会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谈判，而且已经学会

    接受谈判地位，无论是多么卑微和低下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通过

    进一步的谈判和自己的努力，这种地位会在后来得到改善。与武力相

    比，和解高于一切已经融入了他们的骨髓。即使是在证据已经无可辩

    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相信希特勒的滔天罪恶，这就是原因：他

    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根本不想和他们和解，而只想取他们的性命。

    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征服的种族，它的宗教著作鼓舞和表明反

    对向其他民族——受到轻视的契约民——妥协的立场。为了最终解决

    而谈判，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对原则的一种背叛。停火、休

    战，或许必不可少，能够接受，因为它保留了之后使用武力的选择。

    但是签订条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投降。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

    想重新安置难民，因为那意味着对道德资本的最终处置。就像开罗广

    播电台所说：“难民是阿拉伯与以色列斗争的基石。难民是阿拉伯人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武器。”[23]因此，他们没有讨论余地地拒绝了

    1950年联合国的重新安置方案。随后25年，他们甚至拒绝了以色列再

    三提出的赔偿建议。对于难民本人及其子孙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

    这也是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它差点儿摧毁

    了约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实际上摧毁了黎巴嫩微妙的平衡

    结构。

    不同的谈判态度在确定以色列边界问题上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

    响。犹太人看待自己重新创建的国家可能有三种方式：作为民族家

    园，作为应许之地，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第一种可以被迅速排

    除掉。如果所有犹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全无虞的地方，那么它

    可以在任何地方：如阿根廷、乌干达、马达加斯加，都是过去某个时

    段被提议过的。但是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几乎没有犹太人对这样的

    规划感兴趣。唯一有那么点儿实际吸引力的是阿里什提议，原因正是

    它靠近巴勒斯坦。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二种看法：应许之地。不管以哪种方

    式，这一点对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犹太人都存在理论上的吸引力，除了

    坚持认为返回锡安必须是弥赛亚进程一部分的虔诚犹太人和已经被同

    化而无意于返回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之外。但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

    么？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上帝将这片土地交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并

    未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定义。[24]那么它包括以色列人实际占领的领地

    吗？如果包括，又是在什么时期的领地呢？实际上存在两个圣殿时

    期，大卫王朝和马加比王朝。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将

    这个国家看作第三圣殿。但它继承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大卫的王国

    （不是所罗门的）包括了叙利亚。马加比王朝还一度统治过广阔的区

    域。这两个圣殿时期在其全盛时期都是小型帝国，管辖的臣民有的只

    是半犹太人，有的完全不是犹太人。它们肯定不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

    国家的典范，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犹太人提供民族家园。另外，对于

    古代受自己支配的那些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

    情感信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者1919年提交巴黎和会的方案中就能找到

    这样的表述。它要求给予犹太人从拉法到赛达的整段海岸，还有约旦

    河两岸，东部边界延伸至大马士革——安曼——汉志铁路以西。[25]不

    出所料，这份方案被拒绝了，但其主张一直被保留在亚博京斯基的修

    正派的计划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犹太人实际上

    能够得到、定居、发展和保卫的领地。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犹太复

    国主义主要团体采用的态度，实际上也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政策。这

    是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它为犹太人的谈判技巧提供了最宽泛的可能

    性。因此犹太领袖们会说，他们愿意接受环绕被犹太人占领的地区且

    本身连贯和可以保卫的任何边界。所以在托管期间及之后的每个阶

    段，犹太人都是可以变通的，乐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合理的分治

    方案。1937年7月，皮尔委员会分治方案只给了他们从梅图拉到阿富拉

    的加利利地区，还有从加沙以北20英里的地点到阿卡的海岸地带，后

    者还被通向英国掌控的耶路撒冷周边飞地的通道阻断。[26]犹太人虽不

    情愿，但也接受了。得到巴勒斯坦四分之三面积的阿拉伯人却毫无商

    量余地地拒绝了。

    1947年，联合国再次提出一份分治方案时，定居点已经发生了变

    化，这份方案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没有把当时主要是阿拉伯人的阿卡

    和加利利西部划分给犹太人，而是将几乎整个内盖夫和死海的部分地

    区增加到犹太人的部分。尽管皮尔只给了犹太人巴勒斯坦的20%，联合

    国此时却给了他们50%。但从任何定义来看，它都不是应许之地，因为

    不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整个西岸地区，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

    但是犹太人，无论多么不情愿，还是接受了。多年来担任外交部部长

    的前牛津大学学者阿巴·埃班（Abba Eban）是这个新国家的主要谈判

    代表，他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犹太人同意放弃对他们

    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地区，他说，因为从犹太国家成为“具体的政

    治前景”那一刻——也就是说，国际联盟托管，“它的发展过程内部

    就存在一种分治主义的暗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政策“基于避免

    与目前人口现实产生任何冲突的观念。该观念要将犹太人安置在并未

    被阿拉伯人牢固占有的地方”。由于阿拉伯定居地延续了古代以色列

    的定居地点，所以现代犹太人可以前往古代非利士人的海岸平原和伊

    茨雷埃勒谷地，那里是阿拉伯人由于疟疾而回避的地方。“犹太人定

    居的原则”，埃班说，“始终是经验主义和符合时代的，从不是宗教

    性和历史性的。”所以，在联合国的谈判中：

    我们提出将特定区域列入我们分治边界内的所有要求都是基于历

    史联系的一般前提，而并非以古代的联系为基础。由于希伯伦都是阿

    拉伯人，我们没有对其提出要求。

    由于贝尔谢巴几乎空空荡荡，我们才提出了有成效的要求。犹太

    复国主义的中心论点是，以色列地存在建立一个人口稠密的犹太社会

    的足够空间，而不必让阿拉伯人背井离乡，甚至不必干扰他们根深蒂

    固的社会凝聚力。[27]

    这种哲学让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即使据此划定边界

    的国家将极为难以管理和保卫。但阿拉伯人又一次拒绝了这份提供给

    他们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而且立即诉

    诸武力裁决。随后的战争结果，还有以色列人1948年6月至11月期间的

    战利品，让这个以色列国家最终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边界尽管还是

    不便，但已经能够让一个国家适合管理并且能够防御。最后，巴勒斯

    坦的阿拉伯人完全没了国家：只有加沙地带，以及由约旦管理的西岸

    地区。

    虽然之前的经验是阿拉伯人不愿意谈判，但以色列人还是试图在

    1949年停战方针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永久边界协议。这意味着将放弃一

    部分领地。如果以色列能够以此换得事情的最终解决，那也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这样的交易从来没有机会提出来。阿拉伯人拒绝与以色列

    人直接谈判。经过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谈判，很显然，

    阿拉伯人坚持要让以色列退回1947年联合国分治界线之后（那是他们

    之前从不予接受或认可的），而且甚至不会以承认这个新国家作为回

    报。以色列将停战视为和平的前奏，相反，阿拉伯人只将其看作停火

    和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发动战争的序幕。此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遵守

    各项停战协议条款。在这些停战协议幌子下，他们对以色列平民发动

    游击突袭，实施恐怖攻击，对以色列的经济进行有组织地抵制和封锁

    活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停战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战争。因此从真正

    意义上来看，从1947年11月至今，以色列一直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处

    于战争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性

    质。世俗拓荒者将其看作和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乌托邦，宗教先

    驱者将其看作神圣的神权政体，如今两拨人同样不得不投入精力建设

    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现代定居者不得不一直在周边建造隔离栅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

    劫掠。在几次战争之间，这些措施逐渐变得越来越周密和专业。不过

    从1949年开始，尽管缓慢和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安全必须是

    整个国家长期以来、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对象。以色列人不仅设计出

    越来越周密的内部安全措施，以应对阿拉伯人越来越老练的恐怖行

    动，还不得不采用对外防御的多极标准：他们的武装部队必须能够同

    时应付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这些考虑因素决定了这个新国家

    的预算，它们还主导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

    的确，建国之初的30年，1948—1978年，以色列始终而且有时是

    应接不暇地在为生存而战。停战被证明毫无用处。在最初的7年间，超

    过1300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中丧生，以色列针对恐怖分子基

    地的报复性袭击日益激烈。1951年7月20日，硕果仅存的阿拉伯温和

    派，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遇刺身亡。1952年7月23日，军人集团驱逐了

    埃及君主，进而导致（1954年2月25日）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贾迈勒·

    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民粹主义独裁。1953年2

    月，苏联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从1955年9月开始，随着埃及与捷克武

    器协议的签署，华约集团开始向阿拉伯军队提供数量不断增长的现代

    武器。得到了新盟友提供的保证，纳赛尔总统着手实施扼杀和灭绝以

    色列的计划。虽然195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

    但埃及始终拒绝向以色列船只提供苏伊士运河的使用权。从1956年开

    始，纳赛尔还拒绝以色列船只驶入亚喀巴湾。4月份，他与沙特阿拉伯

    和也门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7月份，他没收了苏伊士运河，10月25

    日，他与约旦和叙利亚组建了联合军事指挥。感觉到脖子上的套索渐

    渐收紧，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空降伞兵，夺取西奈的米特拉

    山口。在随后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连同登陆运河区的英法军队，以色

    列占领了西奈全境，拿下了加沙，挫败了阿拉伯突击队员的活动，打

    通了通向亚喀巴的海洋线路。[28]

    尽管其军事意义被英法的干涉掩盖，但第二次中东战争证明了以

    色列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即使面对的是新式苏联武器。战争结束后

    的协议同样毫无结果。以色列同意从西奈撤军，条件是埃及不再重新

    武装西奈，联合国部队可以构建防护性的缓冲地带。无论多么不尽如

    人意，这份协议还是持续了10年之久。但突袭和恐怖行动持续不断。

    叙利亚也被华约集团武装起来了。1967年，重新整顿和装备军队的纳

    赛尔决定卷土重来。5月15日，他重新武装西奈，派驻10万人和装甲部

    队，命令联合国部队离开（联合国部队照办了）。5月22日，他对以色

    列船舶关闭蒂朗海峡，再次封锁亚喀巴。8天后，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开

    罗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形势迫在眉睫。同一天，伊拉克军队在约旦

    就位。于是6月5日，以色列人被迫再次先发制人。当天上午，他们几

    乎将整个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约旦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成功产生

    误解，正式站在埃及一边参战。作为回应，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解除

    第一次中东战争留下的（对它来说）最恶劣的异常状态。6月7日，以

    色列占领老城，然后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将其设为首都。次日结束之

    前，它已经占领了整个左岸。此后两天，它猛攻叙利亚戈兰高地，在

    距离大马士革仅30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此同时，它再次占领西奈

    全境。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果，以色列第一次获得了可防御的边

    界，还有首都和一份著名的历史遗产。[29]

    但是这次卓越的胜利并未带来安全。恰恰相反，它诱发了一种虚

    幻的信心和对固定防线的错误依赖，如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的巴勒夫

    防线。逢公关必赢、逢战争必输的纳赛尔去世，继任者是他那位更难

    对付的同僚——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提高自己行动

    的自由度，1972年7月，萨达特赶走了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不过此举

    不会断绝埃及的苏联装备。他放弃了纳赛尔与其他阿拉伯强国缔结的

    蔚为壮观的政治军事联盟，安于秘密的部署协调。迄今为止，以色列

    军队理论上还很弱小。因此以色列在1948年4月、1956年10月和1967年

    6月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利用所有战术优势，出其不意地实施打

    击。如今，它认为自己强大了，可正是萨达特，与叙利亚人配合，毫

    无预兆地在1973年赎罪日（10月6日）发动攻击，反而收到了完全出其

    不意的效果。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突破了以色列防线。阿拉伯的反坦克和防空

    导弹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技术效果，重创以色列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在

    这个国家存在的25年里，以色列第一次要面对重大挫败甚至第二场大

    屠杀的可能。不过10月9日，叙利亚人进军受阻；次日，为了回应以色

    列绝望的恳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向它紧急空运先进武

    器。两天后，以色列军队开始大胆地对埃及还以颜色，越境进入运河

    西岸，造成切断西奈所有埃及先遣部队供给的威胁。此次行动是战争

    的转折点，就像1967年10月24日停火生效那次一样具有决定性，以色

    列即刻反败为胜。[30]

    以色列接受停火的意愿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心理而非军事因素的

    影响。四场战争，每一场都完全不对等。阿拉伯国家可以承受输掉很

    多场战争的后果，但以色列无法承受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以色列人

    的一次胜利无法赢得和平，但以色列人的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灭顶之

    灾。以色列始终将埃及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可能将对手一击倒地

    的敌人。但埃及也是以色列的对手中最具假想性的一个。它的民众并

    非真正的阿拉伯人，它要奋斗实现的是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它要

    赢得声望，而非出于深层次的情感牵扯。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无

    论多么有用（1967—1973年，那儿开发了一处产量巨大的油田），也

    不属于犹太人的历史遗产。出于这些原因，与埃及实现和平是有可能

    的。其中的阻碍是埃及受损的军事荣誉感。但1973年的初期成就可以

    弥合这种伤害，时机和宣传可以让它看起来比实际上的战果更加辉

    煌。

    另外还有一个障碍。以色列从建国以来一直由工党占主导的联合

    政府执政，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从阿巴·埃班的话语中总结出来

    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可见一斑。但反对派保留了亚博京斯基在边界问题

    上毫不妥协的传统。与埃及实现和平需要以色列在领土方面做出实际

    的和潜在的巨大牺牲，那相应地需要达成一种国家共识，反对派会拒

    绝接受。因此，1977年5月，劳动党联盟在选举中失败，首次将权力移

    交给以贝京的利库德为组织形式的修正派，这种变化以民主社会常见

    的一种悖论形式，使得和平更有可能出现。贝京，正是由于他反对妥

    协的承诺，才有资格采取用土地换安全这种本-古里安以后的劳动党领

    袖无人敢于采取的方式。

    萨达特，阿卜杜拉之后第一位阿拉伯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了这

    个关键点。1977年11月9日，利库德胜选后不到6个月，他就提出和平

    条款谈判。和平的过程漫长、复杂和艰辛。这个过程由吉米·卡特总

    统监督，由慷慨的美国纳税人提供财政担保，后者是必不可少的要

    素。它如马拉松一般持续了13天，从1978年9月5日开始，地点在美国

    总统的避暑胜地——戴维营，也就是贝京极具特色称呼的“豪华集中

    营”。将达成的共识具体化并在一份详细的条约中体现的过程又需要6

    个月。

    本次达成的妥协是真实的，因此它延续了下去。埃及承认以色列

    的存在权，严格保证以色列南部边境，实际上退出了军事制衡，因而

    首次为以色列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正安全。作为交换，以色列交出了

    西奈，包括其中的油田、空军基地和定居点，而这一切对它具有深刻

    的情感意义。它还答应通过谈判可以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甚至在耶

    路撒冷做出让步，换取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补充条约。

    但上述这些牺牲到头来也无法实现。戴维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

    供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以来的最好机会。他们再一次，甚至都没

    试图谈判，就放弃了这次机会。那给以色列留下了犹地亚和撒马利

    亚，虽然还是作为“占领区”，而不是国际上承认的永久业权。这份

    条约，就像历史上类似的妥协一样，同样要求签署人做出重大牺牲。

    它让贝京失去了自己最长久的一些政治伙伴，它让萨达特，这个以色

    列最危险狡诈和最勇敢慷慨的对手，失去了自己的生命。[31]

    从历史背景来看，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协定的重要性不可估量，

    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于它的时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

    伯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源一直是波斯湾和伊拉克北部油田。20世纪

    70年代后半段，这种石油影响力遽然增强。20世纪60年代，石油需求

    的增长速度快于供给。1973年，中东石油国家回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政治行动又从根本上加强了这种趋势。石油价格上涨3倍，从每桶3美

    元上涨至每桶10美元。截至1977年底，价格已经涨到了每桶12.68美

    元；1979—1980年，价格再次上涨3倍，1980年底达到每桶38.63美

    元。随着阿拉伯石油收益增长10倍以上，油价革命让阿拉伯可以斥巨

    资购买武器并为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它还增加了阿拉伯对

    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比如，法国为伊拉克修建了一座

    先进的核反应堆，它迅速发展的战争潜力迫使以色列在1981年6月7日

    用空袭轰炸的形式将其摧毁。在阿拉伯国家压力下，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阿拉伯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结果，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

    义的决议。那位穆夫提的继任者，亚西尔·阿拉法特，阿拉伯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得到了联合国和到目前为止依然对以色列表示

    友好的很多国家给予的政府首脑地位。以色列真正的危险是被赶进一

    个过去由南非单独占据的国际隔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的和平协定及其在双方全面贯彻的客观事

    实是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地位的重要支撑力。如果巴勒斯坦人此

    时认真谈判，那么毫无疑问，以色列将被迫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但

    是机会在对徒劳的恐怖活动的偏好中错失，机会的窗口关闭了。从

    1981年到1985年，随着供求逐渐平衡，石油价格缓慢走低。到了1986

    年1月，价格是每桶25美元，同年4月，价格降至10美元关口以下，考

    虑到通货膨胀，比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还要低。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

    天平再次开始倒向以色列一边。到了这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

    以色列已经占有西岸长达20 年， 它的边界尽管有些地方是“ 临

    时”的，但已经开始具有长久性的气象。

    阿拉伯人拒绝谈判的潜在假设是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而非

    以色列一边，还有他们喜欢引用中世纪的十字军国家作为例证，做出

    误导性的类比，事实上，这两点都被以色列头40年的存在证明是毫无

    根据的。以色列已经成为戒备森严的成功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谈判的

    灵活性和开国元勋的经验主义，但已无须牺牲基本的目标或自由。时

    间已经证明，它并未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而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此

    外，阿拉伯人始终偏爱战争选择的这一事实甚至促使以色列的经验主

    义者都习惯从以色列历史边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了。1951—1952年官方

    《政府年鉴》记录：“这个国家建立在以色列地的一小部分上。”许

    多犹太人把以色列的连番胜利看成对更广阔区域的道德托管。对于虔

    诚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上帝之手，对于世俗犹太人来说，它是天定命

    运的一种形式。1968年，塞法迪首席拉比主张，不返还刚占领的领土

    是一种宗教义务。同年， 基布兹达蒂代表宗教集体为独立日吟

    诵：“拓展我们土地的边界，就像您应许我们的祖先那样，从幼发拉

    底河到埃及河。建立您的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您的圣殿

    将在那儿被建起，如同所罗门的年代。”巴尔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

    菲施博士坚称“只有一个民族，它的土地是被托付和立过约的，那就

    是犹太民族。暂时的人口变化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这是犹太人信

    仰的基石。就像一个妻子不能有两个丈夫，一块土地也不能被两个主

    权国家所有”。[32]1967年的胜利还导致了被称为“以色列地”的多党

    运动，主张只代表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国不具备放弃已征服的应许之

    地任何部分的道德权威，因为那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财产，必须为最终

    的集合或阿利亚（移居圣地）保留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新形式

    引用赫茨尔、本-古里安和亚博京斯基的论据，主张犹太世界不过只有

    五分之一定居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整个民族的

    回归；所以需要完整的土地才能容纳他们。[33]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意识形态政治，实际上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抵

    制。从另一个角度看，以色列国在某些方面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

    将接纳所有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

    建国的主要目的。最早的1897年巴塞尔计划、1922年托管授权第6条、

    1948年5月14日的独立宣言，还有1950年正式实施的回归法，全都是这

    样主张的。[34]回归法4B款规定犹太人是“生母是犹太人，或者已经皈

    依犹太教并且非其他宗教成员”。但在实践中确定谁是犹太人并不容

    易。从撒马利亚人那个年代开始，它就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

    之一。随着世俗主义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困难了。在现代欧洲，犹太

    人的定义经常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出的，而是出自反犹分子。卡尔·卢

    埃格尔曾经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大多数现代犹

    太人认为犹太人就是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可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那可不顶用。《哈拉哈》律法坚持宗教因素。这就意味着在以色列，

    异族通婚的后代，母亲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他虽然是以色列公民，

    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历史的精神中接受教育，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

    如果不经过皈依的特定程序，在法律上都不能被称为犹太人。另外，

    《哈拉哈》律法主张即使改宗后的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无力确定犹

    太人的纯粹世俗定义造成了内阁危机和诉讼纷争。一个天生的犹太

    人，奥斯瓦尔德·鲁费森，已经改宗加入加尔默罗修会，成为“达尼

    埃尔兄弟”，试图按照回归法移民入境，这个案子被送上了最高法院

    （《鲁费森诉内政部案》，1962）。法官西尔伯格（代表多数派）认

    为回归法是世俗的法律规定。为了实现这部法律的目的，犹太人的定

    义不应取决于《哈拉哈》，而应从普遍理解的角度出发：“在我看

    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晰鲜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不能被认

    为是犹太人。”[35]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定义问题。从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对

    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开放。它不仅接收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

    难民，还接纳了所有想来到这里的欧洲犹太难民。建国之后三年半的

    时间，68.5万名移民涌入以色列，使其人口翻了一番，其中30.4万人

    来自欧洲。1955—1957年是第二次移民大潮（16万人），1961—1964

    年是第三次（21.5万人）。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刺激了移民数字。

    1948—1970年的22年间，将近60万名欧洲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与来自

    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人数持平。人数最多的来自罗马尼亚（229779

    人），其次是波兰（156011人），不过来自匈牙利（24255人）、捷克

    斯洛伐克（20572人）、保加利亚（48642人）、法国（26295人）、英

    国（14006人）和德国（11522人）的移民也占了很大份额。另外有

    58288名犹太人来自土耳其，超过6万人来自伊朗，大约2万人来自印

    度。苏联一直是准移民的大型储备库，但实际上从那儿前来的人数取

    决于苏联政策的变动。1948—1970年，只有21391名犹太人从苏联到达

    以色列，但在1971—1974年的4年间，超过10万人被放了出来。[36]

    最初25年，以色列的人口从一开始的65万人增长至远远超过300万

    人，主要是因为移民。接收新来的人，为他们安排住房、提供教育和

    就业成为仅次于基本安全的优先考虑事项，是以色列预算中仅次于国

    防的最大项目。把犹太人从所谓“有压力的地区”带出来有时需要特

    别的努力，比如就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一年里，以色列通过海

    运和空运将4.3万名犹太人带离了也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将2

    万名法拉沙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秘密空运了出来。

    军队和希伯来语是这个新民族共同体融合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工

    具。由于阿拉伯人毫不妥协，以色列国防军继基布兹之后，成为这个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最具特色的产物，在彻底改变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

    方面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它还成为一种让移民子弟在社会内部实现情

    感平等的方式。对希伯来语的认可是更为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叶

    以前，根本没人将希伯来语当作自己的第一语言。作为一种口头语

    言，它其实在《圣经》时代末期就已经被阿拉姆语取代了（除了用于

    礼拜仪式之外）。当然，它依然是犹太教主要的书面语言。在耶路撒

    冷相遇的犹太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说希伯来语，只是阿什克纳

    齐和塞法迪的不同发音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本可以不费力地说德语或意第绪语，但二者被证明非常失败。1881

    年，前往巴勒斯坦的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

    1858—1922）通过他强有力的运动，使得采用希伯来语成为可能。当

    他和自己的妻子——原名德博拉·约纳斯——抵达雅法的时候，他坚

    持从此以后彼此只说希伯来语。他们是这个地区（甚至是世界上）第

    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家庭，而本·耶胡达的长子本·锡安是从古代以来

    第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孩子。希伯来语作为一种现代语言能够成功——

    其他很多语言的复兴运动，如爱尔兰语，都失败了——部分是因为使

    用希伯来语的犹太教总在无比详细地探讨实际问题：工作、住房、做

    饭、照明与取暖、旅行和居住。当然，虽然它的主要力量是作为祈祷

    语言，但它也是一种行为语言。一旦人们迫使自己说这种语言，他们

    会发现它能非常迅速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很快就能展现出一种

    有机的发展能力。托管期间，英国人决定（1919）赋予其与英语和阿

    拉伯语同等地位，戏剧性地帮助它以政府官方语言的形式发展起来。

    来自德语的竞争被希特勒摧毁了；20世纪30年代末叶有超过1000万犹

    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则因为1945年之后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塞法迪

    移民而失去竞争力。希伯来语发挥作用，因为新的军队使用它。军队

    发挥作用，因为它使用了希伯来语。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现代语言

    社会学法则背道而驰，使得这次复兴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强横的行为，尤其是在名字方面。当然，

    自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习惯于为了突出宗教、爱国或文

    化因素而改名。本·耶胡达开始了新的希伯来语实践，改掉了自己的

    名字佩雷尔曼。前三次圣地移民潮的很多移民者在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的同时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戴维·格伦或格林变成了戴维·本-古里

    安。后来又出现一种强制性的环境氛围，其中不无辛辣的讽刺。19世

    纪，德国和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名字条顿化。希特勒

    反其道而行之，1938年，德国犹太人禁止改姓，他们被迫恢复犹太姓

    氏。至于名字，犹太人被限定使用“官方犹太名字”，185个男性名

    字，91个女性名字。这些名字不包括德国非犹太人喜欢的某些《圣

    经》里的名字，比如露丝、米丽娅姆、约瑟夫和戴维。使用禁用名字

    的犹太人必须加上另外名字，男性是以色列，女性是萨拉。法国维希

    政权和挪威吉斯林政权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妨碍本-古

    里安，他对希伯来语有力甚至火药味十足的支持是确保其取得成功的

    因素之一。听说一艘以色列船去了南非访问，它的船长是一个名叫维

    什涅韦斯基的人，他规定，从那以后“以代表身份派往国外的官员必

    须使用希伯来姓氏”。[37]

    以色列执政当局以本-古里安为榜样。摩西·沙雷特改掉了自己的

    姓谢尔托克，埃利亚胡·以拉他是从爱泼斯坦改过来的，列维·埃什

    科尔改自舒科尼克。希伯来命名委员会组建，制定希伯来姓氏名单，

    还有改名规则，如波特努瓦改为波拉特，泰特尔鲍姆改为阿戈思，容

    格改为埃莱梅，诺维克改为哈达什，沃尔夫森改为本·泽夫。存心不

    良的奥地利官僚的恶意行为被抹除，因克迪厄（跛足）被改成阿迪尔

    （强壮），隆纳（说谎的人）被改成阿米蒂（说真话的人）。名字也

    进行了希伯来化，如珀尔变成了马加利特。比起改姓，犹太人表现出

    的改名意愿没那么强烈。戈尔迪·迈尔森，1959年成为外交部部长的

    时候，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惯例，把姓改成了梅厄，但她拒绝变成泽

    哈瓦，只是把戈尔迪改成了果尔达。希伯来名字的需求导致人们翻遍

    《圣经》寻找新名字。于是，伊加尔、亚里夫、亚埃尔、阿夫纳、阿

    维塔勒和哈吉特开始流行，甚至还有奥姆里和泽鲁巴维尔。另外还有

    生造的名字：巴尔富拉源于贝尔福，海尔兹利亚源于赫茨尔。据犹太

    名字方面的权威专家本齐奥布·卡加诺夫拉比称，这次《圣经》复兴

    导致很多犹太禁忌被故意违背，尤其是禁止使用《圣经》中亚伯拉罕

    之前的名字。以色列人违反了这一点，把他们的孩子叫作尤瓦尔、阿

    达、皮莱格，特别是尼姆罗德，《塔木德》中被用来指代整个人类历

    史上的五大恶人之一。其他流行起来的“邪恶”名字有雷摩、狄莱

    拉、阿塔莉娅、齐普尔。贝京本人的名字就是梅纳赫姆，在《圣经》

    里被说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希伯来语不仅仅是一种凝聚力，它还让以色列人避免生出语言问

    题，那是许许多多国家的祸根，尤其在新国家。鉴于以色列人之间存

    在很多其他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倒很幸运。1942年底，在华沙贫民

    窟，犹太政治党派对于如何反抗纳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表明了意

    识形态上存在的深刻分歧，这些（还有更多）分歧也都普遍存在于以

    色列。拥有总工会派别和哈加纳军队的工党（有时候被称作以色列工

    人党）和化身为自由运动、加哈勒及最终的利库德修正主义者之间的

    基本分歧因为1933年阿尔洛索罗夫的被杀及其余波而恶化。第一次中

    东战争期间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导致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本-古里安

    一直担心拒绝联合国分治边界的贝京会以战争形式开疆拓土，如果伊

    尔贡被允许作为独立军队行动的话。1948年6月1日，贝京同意将伊尔

    贡与国家军队合并，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武器供应。第一次停火时，伊

    尔贡的军火船只“奥尔陶尔纳”号到达特拉维夫，可政府拒绝接收船

    内货物。本-古里安对内阁说：“不会有两个国家，不会有两支军

    队……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把权力交给贝京，或者告诉他停止分裂活

    动。如果他不让步，我们就开火。”[38]内阁指示国防部长执行国家法

    律。战斗在海滩上爆发，贝京攀爬上船，保护自己的军火。在里茨饭

    店指挥行动的哈加纳专业武装帕尔马赫的总司令伊加尔·阿隆及其副

    手伊扎克·拉宾决定炮轰这条船，将其击沉。贝京被迫游上岸，14名

    伊尔贡成员丧生，此次行动有效地终结了这个组织。贝京把工党联盟

    称为“罪犯、暴君、叛徒和弑亲者的政府”。[39]本-古里安则干脆把

    贝京叫作“希特勒”。

    从那之后，直到1977年，管理以色列的都是工党及其盟友。拥有

    基布兹、总工会、哈加纳，以及在犹太事务局内部的优势，他们在托

    管时期就组成了当权派。独立之后，他们继续组成当权派，控制武装

    部队、行政部门，并通过工会持股控制以色列的工业。以色列人继承

    了托管时期英国政治、宪法和法律的诸多制度。但在一个方面，它与

    英国截然不同。它从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借鉴了党建国家的概念。在这

    方面，它更像苏联。对于英式的议会民主制来说，职业政客和职业公

    务员的区别极为明显，这种区别在以色列人中间却几乎不存在。出身

    帕尔马赫指挥部的阿隆成为部长和副总理。拉宾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

    长，后来成为总理。其他两位以色列国防军首脑，哈伊姆·巴尔-列夫

    和戴维·埃拉扎尔也是通过工党运动崭露头角的。摩西·达扬，以色

    列国防军最著名的指挥官，出身以色列工人党的青年运动，在本-古里

    安手下掌管国防部机构的希蒙·佩雷斯也是如此，最后他本人也成为

    总理。一个人可以依次成为国会成员、将军、内阁部长、大使和国家

    电台的领导。以色列是党国体制，尽管从不是一党制国家。最重要的

    决定未必出自内阁。公务员任命通常是基于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会

    将他们按照选举实力进行分配。每个政党都倾向于决定谁任职，谁做

    什么，谁会在它控制的部里得到晋升。工人运动总的说来组成了工农

    移民综合体，包含大部分军工产业、住宅建设、健康保险和分配。它

    通过自身组织，在广泛的职能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领域一般说

    来本应该是政府职能：劳资关系、教育、公共卫生和移民。其中大多

    是沿袭托管时期移居这片土地的方式。[40]独立之后，以色列的组织形

    式具有一些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缺陷，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

    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活动，甚至恐怖活动的方式成立，然后变身成为

    政权。

    这种多党结构保留了民主制度。但政党在不断渗透、分裂、重

    组，重新给自己命名，组成临时的联盟。1947年至1977年，以色列工

    人党的选票从未低于32.5%，但也从未高于40%。结果是，在工党运动

    执政的整体结构中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稳定性，每次选举之后，经常还

    在选举之间，都要经历艰难的联合谈判。除了1953—1955年为给摩西

    ·沙雷特让路而短暂离任之外，本-古里安在1948—1963年一直担任总

    理。他最专断的很多解职和任命——比如，对于将军——都是对内部

    政治策略做出的反应。本-古里安认为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应该为在

    埃及代价昂贵的情报惨败负责，党内和公众因素促使他对其进行了长

    期的压制。党派是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实体。它们会相应地招收成员，

    尤其是在移民中。这就要回过头来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当

    时土地移居基本上还是政党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初叶，关于稀缺土

    地的分配达成了一份党际协议。独立之后，对于所有具有农业倾向的

    人来说，土地实在充足，于是党内干部会去临时难民营巡防招人。还

    有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的非官方的瓜分，比如，罗马尼亚

    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去世俗党派（主要是以色列工人

    党），北非人会去宗教团体，组成联合政府的成员米兹拉希。得益于

    以色列工人党也门代表的本领，该政党实际上独占了也门移民，不过

    被米兹拉希抗议过一次之后，它的份额降至60%～65%。以色列工人党

    和米兹拉希还在10万名摩洛哥移民问题上达成协议，以色列工人党在

    阿特拉斯南部地区组织移民出境，米兹拉希在阿特拉斯北部地区组

    织。1955年，一些厌恶被霸占和被灌输的摩洛哥人发起了一次反抗，

    才让这种安排大白于天下。[41]

    魏茨曼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这些方面都感到憎恶。这个国家建

    立的时候，他担任了首位总统，但在按照美国的方式落实总统权力的

    斗争中失败了。因此他所在的位置并不能对抗党派，捍卫国家公共利

    益。所以这项工作被留给了本-古里安，公平而论，他还是试图与政党

    制度做斗争的。终其一生，他都是专业的党派活动家，直到最后，他

    都是好斗的政治巨头。但是作为总理，他竭尽全力地想要实现政党和

    国家的分离，让这个国家摆脱政党控制，他与工党运动组织（其中大

    多是他自己创建的）在政策、任命，尤其是弊病调查方面进行斗争。

    他把总理办公室、国防部、军队和学校从政党手里抢了过来。但他在

    医疗体系上遭遇了失败，后者实际上还保留在总工会手里。最后，他

    对自己的政治伙伴感到厌恶，便组建了自己的新党（1965）；新党失

    败后，他愤然退出政治，回到他在斯代博克的基布兹，自我放逐。[42]

    与赫茨尔、魏茨曼，甚至亚博京斯基不同，本-古里安没把自己看

    成欧洲人，他把自己看作中东犹太人。他信任出生在以色列并有拓荒

    者血统的本地犹太人，那些人会把以色列从欧洲殖民地变成真正的亚

    洲国家，尽管是与众不同的亚洲国家。他是怀揣严肃启示的摩西，为

    他的民族送上血与泪、辛劳和汗水。“ 这不是一个国家， 还不

    是。”1969年，他说道：

    它是一支依然在沙漠流亡并渴望埃及的“肉锅”的民族。它无法

    被当作一个国家，直到定居内盖夫和加利利，直到数百万犹太人移民

    到以色列，直到道德标准对于政治的伦理实践来说必不可少，直到犹

    太复国主义的高尚价值经久不衰。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一个

    国家。它是一支依然被拴在往昔流亡路上的民族——得到救赎，但尚

    未完成。[43]

    但生机勃勃的工党运动精神依然保留着欧洲的社会主义印记。该

    党派由一群把基布兹当作周末别墅的城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接受过

    大学教育，是文化方面的中产阶级。对于工人，尤其是亚非的塞法迪

    移民，它表现出一副善意屈尊的面孔，耐心向他们解释什么对他们有

    好处，简直就像罗莎·卢森堡曾经试图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讲演那

    般。他们是这个新国家天然的贵族，或者也许人们应该称呼他们为世

    俗权威。渐渐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出现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衣着差

    异，工党政治家喜欢穿朴素随意的开领衬衫，贝京的利库德则得意于

    时髦的套装和领带。同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衣着和本能的平民主

    义者之间也有所不同。

    本-古里安退休之后，工党运动对欧洲资本——一种递耗资产——

    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相比之下，从阿拉伯领地新来的人会倾向于反

    对派。这一点要追溯至战争之间的时期。亚博京斯基一直都在吸引黎

    凡特塞法迪犹太人的追随，他学会了说拉迪诺语，他支持希伯来语中

    的塞法迪发音。贝京轻而易举地遵循了这项传统。作为波兰犹太人，

    少数残余分子之一，他与被人从阿拉伯土地上粗暴逐出的犹太人之间

    有一种境遇方面的天然亲近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无须为身在以色

    列而道歉，他跟他们一样仇恨阿拉伯人。根据受难的道德权利，他同

    样把犹太人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与东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阿

    拉伯人可以选择给或不给以色列存在权是对死者的侮辱。“我们的存

    在权，”他坚称，“是将近4000年前，人类文明曙光微露之时，我们

    列祖的神赋予我们的。那是在犹太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并且已经神圣

    化的权利，为了那个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在万国的史册上无可比拟

    的代价。”[44]与工党当权派完全相反的是，他和东方犹太人有一个共

    同的宝贵特点：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

    工党对政权的掌控极为牢固，只是在缓慢地松动。贝京肯定是历

    史上唯一连输八届选举还能保住位子的党首。不过在相继掌权的列维

    ·埃什科尔（1963—1969）、果尔达·梅厄（1969—1974）、伊扎克

    ·拉宾（1974—1977）这几任总理的领导下，工党的竞选支持率逐渐

    下滑。它对本-古里安的警告置若罔闻，拒绝将党派与国家分离，不出

    意料，在其长期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果然被爆出了几件重大丑闻。

    于是，在1977年5月的选举中，工党终于失去了最高权力。它失去了原

    来15%的选票，只得到了32个席位。贝京的利库德得到了43个席位，他

    没遇到什么实际困难就组建了联合政府。1981年，他又赢得了下一届

    选举。他退休后，1984年，利库德与工党运动打成平手，两党之间达

    成协议，组成工党——利库德联合政府，交替担任总理，管理国家。

    于是以色列人终于算是实现了两党制。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即便是因为曾经暴力事

    件变得多么根深蒂固和剑拔弩张，但涉及到的只是世俗事务，因此最

    终总能让位于务实的妥协。更严重的分歧存在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

    家的世俗主义和犹太教本身的宗教狂热之间。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

    所有犹太社会，律法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都会产生冲突。只要犹太人

    可以负责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冲突就会在公开的争斗中浮出水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虔诚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生活在非犹太人的统治下

    会更好，但那又会让他们将身家完全托付给非犹太人的善意，现代的

    经验表明，那是不可倚仗的。新锡安的构想是对19世纪反犹主义的回

    应，直接诞生于大屠杀的余波之中。它不是犹太神权政体的蓝图，而

    是犹太人生存的政治和军事工具。简言之，情况跟先知撒母耳那个年

    代基本一样。当时，以色列人处于被非利士人灭绝的危险之中，他们

    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君主政体。撒母耳既悲且忧地接受了这种改变，因

    为他清楚地看到，君主政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与律法统治之

    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他被证明是对的。律法受到挑战，上

    帝震怒，接踵而来的是流放巴比伦。第二圣殿时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困难，同样灭亡了。所以犹太人开始离散。犹太教的真谛就是，结束

    这种流亡的将是在上帝安排的美好时间里发生的一次超自然事件，而

    不是一份由人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其实就是新的

    扫罗，说它是现代形式的弥赛亚不仅错误，还是对上帝的亵渎。正如

    著名犹太学者格肖姆·肖勒姆提出的警告，它只会再造出一个假弥赛

    亚：“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是一回事，弥赛亚理想是另一回事，二者不

    会交汇，除非是大规模集会上使用的浮夸措辞，那经常会给我们的年

    轻人灌输必然失败的一种新的沙巴泰主义风气。”[45]大多数犹太复国

    主义者是非宗教甚至反宗教人士，的确，他们借助了犹太教作为工

    具。他们别无选择。没有犹太教，没有犹太人作为一支由信仰而团结

    的民族观念，犹太复国主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古怪的派别。他们

    还求助了《圣经》，他们从中提取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寓意、运动辞

    令，以及吸引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口号，本-古里安将其作为军事战略的

    指导。但那只不过是东欧形式的犹太启蒙。犹太复国主义无处安放上

    帝本身。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犹太教只是一种国家力量和文化

    的方便来源，《圣经》不过是一本国家之书。那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虔

    诚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投以怀疑的目光或彻底的敌

    视，一些人（正如我们提到的）甚至认为它是撒旦的工作。

    但是就像撒母耳同意给扫罗涂膏油一样，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得不

    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不得不表明对它的态度。存在着几种思

    潮，每种都会随着时间而改进。所有的思潮都是正统的。犹太教改革

    派在巴勒斯坦定居和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直到1958

    年，耶路撒冷才修建了第一座改革派的犹太会堂。但正统派对犹太复

    国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建立他

    们的国家一样，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精神也

    可以被用来将犹太人带回犹太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下被任命为

    欧洲首席拉比的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

    1865—1935）认为，只要恪守教规的犹太人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中

    间新的爱国精神就能推动对《托拉》的遵守。所以在第十届犹太复国

    主义大会（1911）决定支持世俗派而不是托拉派之后，第一个宗教政

    治党派米兹拉希（Mizrachi）出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为《托

    拉》而奋斗。于是，在整个托管期间，它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

    从建国开始就是政府内部的合作者。它在避免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和

    宗教犹太人彻底决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更多地倾向于两大阵

    营之间的中间人，而非宗教力量本身。

    作为对米兹拉希“背叛”的回应，1912年，正统派贤哲发起了正

    教运动。该运动在英国接管巴勒斯坦之前并未形成组织，也不活跃。

    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通过宗教领袖将权力委托于少数派的古老制度被

    保留了下来，这自然有利于正统派。但根据1922年托管授权第4条，英

    国将所有犹太人的政治代表地位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全国

    委员会牢牢地掌控在世俗者的手中，只是把自己工作中的宗教方面提

    取出来，交给米兹拉希。作为回应，1923年，正教组织发动了一场大

    规模的运动，由“托拉圣贤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训练

    遵守教规的犹太人，运用他们的选票支持其候选人。就这样，第二个

    宗教党派发展起来。它在东欧极为强大，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游说团

    体，而且一直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希特勒崛起导致移民

    签证出现恐慌性需求之后，它被迫在巴勒斯坦妥协。签证全都要通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事务局，后者同样控制了为新定居点提供经费

    的中央资金。就像以色列人面临非利士人，现实就是正教组织不知道

    如何在面对希特勒主义时保住自己的原则。《贝尔福宣言》难道不是

    神命的逃脱方式吗？1937年，该组织其中一位领袖，伊萨克·布罗伊

    尔（Issac Breuer），著名拉比希尔施的孙子，向圣贤委员会提出了

    一个正式的问题：《贝尔福宣言》是给犹太人下达了建设一个国家的

    神命任务，还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他们无法给出一致的答案，于

    是在大屠杀背景下，他自己想出了一个答案，大屠杀让人有了更加令

    人信服的理由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布罗伊尔最终的论点是，这个国

    家是上天送给可怜的以色列人的礼物，倘若它按照《托拉》的指导发

    展，可能就是“救赎的开端”。这个论点成了正教思想体系的基础。

    [46]

    因此在建国之际，正教组织要求这个国家应该以《托拉》为法律

    基础。这一要求被拒绝了。1947年4月29日，犹太事务局给正教组织写

    信：“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如果不能保证其所有公民

    的信仰自由，如果不能明确它的意图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么就

    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这个国家必须是世俗的国家。另外，事

    务局同意在安息日、饮食律法和婚姻方面向宗教观点让步，允许学校

    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次妥协让正教组织在建国初期就加入临时政务

    会成为可能，而且作为宗教联合阵线的一员，它还是1949—1952年执

    政联盟的一部分。正教组织的观点陈述如下（1952年10月10日）：

    世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而建立。维护并履行《托拉》是以色

    列人的责任和骄傲。以色列人注定要居住并因此维护《托拉》的地方

    是以色列。这意味着世界存在的理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的《托

    拉》政权。这个理想的基础已经奠定。如今已有犹太人居住在他们的

    家乡，履行《托拉》。但大业尚未完成，因为以色列人尚未全部居住

    在他们的土地上，（甚至尚未）全部履行《托拉》。[47]

    简言之，正教组织发誓要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犹太人的集合，

    并将集合的结果转变为神权政体。

    正如米兹拉希的妥协促成了正教组织的妥协，正教组织的妥协进

    而造就了自称圣城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ity）的严格主义组

    织。它是1935年从正教组织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坚决反对建国，抵

    制选举和其他一切国家活动，宣布宁可让耶路撒冷国际化，也不愿让

    它被犹太叛教者管理。这个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在世俗人员看来完全

    是个极端组织。但犹太人的整部历史昭示，严格的少数派通常会成为

    得意的多数派。而且，就像犹太教本身，它的成员表现出有说服力的

    逻辑一致性（姑且承认他们的首要前提）。犹太人是“命运受超自然

    神命控制的民族……不依赖于正常的政治、经济及物质上的成功或失

    败”。犹太人的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不受制于“导致

    其他国家兴亡”的因素。[48]因此，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是犹太人

    重新进入历史，不是第三联邦，而是一次更加危险的新流亡的开始，

    因为“通过恶人的成功来诱惑，如今已有完备的许可”。他们时常引

    用一群匈牙利拉比的一番话，这些拉比在到达奥斯威辛时承认来自上

    帝的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力。带着犹太复国

    主义面具的人假装代表以色列民族，其实是在焚烧犹太人的灵魂，而

    希特勒的焚尸炉只焚烧他们的身体，却能将他们的灵魂释放获得永

    生。他们同样谴责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是精心策划的，

    用迷人的成功引诱犹太人投向犹太复国主义，从而踏入永恒的毁灭。

    而且这样的胜利，作为撒旦的工作，只会以巨大的失败告终。守护者

    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拯救和保护”，也拒绝其战争和战利品：

    我们不赞成任何仇恨或敌意，尤其是以任何形式针对任何民族、

    国家或语言的冲突或战争，因为我们神圣的《托拉》没有在我们流亡

    时如此指示我们，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借由我们的诸多罪过，我们

    看起来似乎参与了这些反叛（上帝）者的命运，上天不容！我们能做

    的一切就是向当受称颂的上帝祈祷，或许他可以将我们从他们的命运

    中豁免并拯救我们。

    守护者们自认为是“以利亚的时候”“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或

    向“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屈膝的“余数”。犹太复国主义是

    在“背叛万王之王”，他们的神学里就有暗示，这个犹太国家一定会

    在比大屠杀更可怕的灾难中灭亡。

    因此这个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建立伊始就面对来自宗教的三

    方反对：来自联合政府内部、来自联合政府外部却在犹太复国主义共

    识之内，以及来自共识之外却在国家内部。反对的形式从幼稚的到暴

    力的，五花八门：在信件上倒贴邮票，在地址中省略“以色列”；撕

    碎身份证；抵制选举；示威；全面骚乱。以色列国就像它的希腊和罗

    马前任一样，尤其在耶路撒冷，也面对一部分人，哪怕是政府一个无

    足轻重的小小决定都会意想不到地让这些人义愤填膺。但是一般说

    来，宗教力量会在国会内部，尤其是在内阁，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

    表达自己。以色列的前四任政府遭遇了不下五次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内

    阁危机：1949年是因为进口禁忌食品；1950年2月是关于临时难民营中

    也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1951年10月和1952年9月是关于来自正统家

    庭的女性征兵问题；还有1953年5月的学校问题。以色列建国之初的40

    年间，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证明比起意识形态、防卫或外交事务，宗

    教才是联合政府内部更为重大的分歧源头。

    犹太人的宗教是丰富严格的道德神学，所以冲突领域非常广泛。

    因此，被赋予了法律和宪法地位的安息日有39类主要的和很多次要的

    禁忌活动，包括骑马和乘车旅行、写字、演奏乐器、打电话，开灯或

    接触钱。此外，还有一条最常用的犹太教法规说“公然亵渎安息日的

    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像非犹太人，他碰过的酒不能喝，他烤的面包

    视同非犹太人烤的面包，他做的饭菜视同非犹太人做的饭菜”。[49]所

    以，安息日法规及其连锁反应给武装军队、行政部门和工农业大型公

    共和集体部门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基布兹和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了关于

    安息日挤奶的激烈论战，人们大量立法，为细则争执。于是，海法有

    公共汽车在跑，特拉维夫就没有；特拉维夫的咖啡馆营业，海法就不

    营业；耶路撒冷全都禁止。关于以色列航空在安息日飞行还出现过一

    次内阁危机。政府内部关于在国有航线上供应非犹太食品甚至产生了

    更加旷日持久的争斗，饮食法规是政治争议的沃土。酒店和餐馆需要

    拉比出具的“合格证书”。按照1962年的一条法律，养猪场被取缔，

    除非是在拿撒勒附近的基督徒阿拉伯地区或用于科学用途；1985年，

    关于禁止猪肉产品销售和经销的立法硝烟再起。政府和拉比们同样查

    验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野猪的证书，饲养者称这种野猪是有蹄、

    反刍的哺乳动物。内阁还出现了关于验尸和在神圣之地安葬的争吵。

    教育呈现出无比的复杂性。托管时期有四种犹太学校：综合性犹

    太复国主义学校（世俗）、总工会学校（世俗—集体）、米兹拉希学

    校（托拉—世俗）和正教组织学校（只有托拉）。1953年统一教育法

    案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两类：政府世俗学校和政府宗教学校。将其学校

    撤出体制的正教组织却发现，如果未能在世俗科目上投入充足的时

    间，就会失去政府的补助。世俗主义者抱怨说正教组织的学校每周32

    课时中有18课时是《圣经》《塔木德》和希伯来语（比起男孩子，女

    孩儿《圣经》学得比较多，《塔木德》比较少），牺牲了科学、地理

    和历史。宗教人士则抱怨国立学校32课时中只有8个课时是宗教课程，

    其中3个还是希伯来语课，而且《圣经》采用的是世俗的教学方式，被

    当作神话，除了一部分被当作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之外。[50]20世

    纪50年代末，为了促进世俗学校里的“犹太人意识”和宗教学校里

    的“以色列国家意识”，内阁出台了一份混乱的折中方案，造成了更

    多的麻烦。[51]1959年，3个地方出现骚乱，反对在正统东方人的孩子

    中进行世俗宣传，其中一位拉比愤恨地抱怨：

    （他们）培养极其缺乏智慧的青年，给他们穿上骄傲的外衣，而

    将拥有智慧的长者弃入尘土。他们在学校教导孩子，在这里——在以

    色列的土地上！——无须遵守《托拉》的诫命。当孩子们从学校回到

    家，父母让他祈祷，他却回答说老师说没有必要或者教员说那是荒唐

    之举。拉比来请孩子们过安息日，他们不听，因为俱乐部正在组织足

    球赛，或者汽车正等着带他们去海滩……如果拉比哭泣着恳求，他们

    就当面嘲笑他，因为那是他们教员的指示……《托拉》的贤哲们被推

    进角落，孩子们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党员证。[52]

    正统派还对很多机构违反性别隔离的古老规定而表示愤恨。正统

    派中心区域附近出现了反对舞厅和男女混浴的愤怒场面。在女性征兵

    问题上，圣贤委员会指责说这是冒死也要违抗的法规。这是宗教势力

    得胜的多场争斗之一。

    关于婚姻的中心议题，他们也得胜了。世俗的以色列国不得不放

    弃世俗婚姻制度。按照1953年的拉比法院裁决（婚姻和离婚）法案第1

    条款和第2条款的规定，它甚至将正统派法规强加于世俗的婚姻。国会

    的世俗主义成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是因为，若非如此，以色列就会逐

    步分裂成两个彼此不通婚的社会。但这项法律导致了疑难案件的出

    现，产生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涉及非犹太人和世俗化的犹太人，

    还有改革派的拉比及其皈依者，因为正统派拉比独享认可皈依的权

    力，他们不会接受改革派的皈依者。正统派的婚姻和离婚专家规定各

    类犹太移民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就这样，1952年，本尼以色列人（来自孟买的犹太人）中的6000个离

    婚案件经审查被判定为无效（虽然最终生效）；1984年，来自埃塞俄

    比亚的法拉沙犹太人的婚姻遭到质疑。

    关于再婚和离婚也存在许多激烈的争论。《申命记》25：5有夫兄

    弟婚（levirate marriage）的规定，要求无子女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结

    合，除非被亡夫兄弟拒绝。但如果亡夫的兄弟未成年，那么寡嫂必须

    等他成年。如果他因为聋哑而无法说出“我不愿意娶她”，那她就不

    能再婚。1967年阿什杜德真的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那位聋哑人

    也已经结婚了。所以拉比安排了一次重婚典礼，并监督他们次日离

    婚。[53]婚姻中的一方若是拒绝离婚也会出现麻烦。如果是女方拒绝，

    离婚会很难，但如果是男方拒绝，那离婚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在

    1969年的一个案件中，丈夫因为6起强暴猥亵和3起强奸犯罪，被判处

    14年有期徒刑。妻子起诉离婚被丈夫拒绝，按照拉比法律，这对夫妻

    依然维持婚姻关系，因而妻子在以色列得不到民事救济。对于这种情

    况，前宗教事务部长泽尔哈·瓦哈夫提格拉比持宽松的观点：“我们

    的法律体系始终支持我们的民族，其中或有一些荆棘偶尔会刺痛个

    人。我们考虑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民族。”[54]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说得更好听一些，但是它道出了实情：犹太教

    是完美主义者的宗教，这也是这个新国家分歧的焦点。它有因自身缺

    点而产生的力量。因为它寻求创建一个模范社会，所以假设信奉者都

    是精英。因此对于一个像以色列这样的新国家来说，它从多方面来说

    都是一种理想的宗教，尽管它的律法在建国前大约3200年就在形成。

    由于犹太教独特的延续性，它的许多最古老的规定仍然有效，并且被

    虔诚的人遵守。它们体现的常常是宗教真理的形式，而非内容，但必

    须再次强调的是，“仪式主义”对犹太人来说并非贬义词。正如巴尔

    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菲施博士所言：

    源于新教徒的传统，英语中的“仪式”一词带有贬义。在希伯来

    语中，这个词是“教令”，无论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上

    帝的关系，这些教令具有同样的道德力量。将所谓的仪式诫命具体化

    的正是法典的后半部分，这些诫命在所有恰当的评价中同伦理诫命一

    样不可或缺。[55]

    仪式精神的本质是一丝不苟的奉行，而这同样是犹太教的力量，

    尤其适合一个新国家。所有国家都需要借助往日的威严来体现自己的

    神圣。1945年之后，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国家独立，它们不得不借用

    从前殖民统治者的制度和传统，或者根据基本上未有记载的过去发明

    制度和传统。以色列很幸运，因为它的过去最悠久、最丰富，有长篇

    累牍的编年史，由于完整连续而历久弥新。我们已经注意到，犹太人

    的著史天赋在约瑟夫斯的年代至19世纪这段时间消弭无踪了。犹太复

    国主义国家一旦建立，它不仅仅要通过历史体现出来，最重要的是，

    还要在考古学上体现出来。政治家和将军们，如本-古里安、摩西·达

    扬和伊盖尔·亚丁，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都成了或业余或专业

    的充满热情的考古学家。以色列人深入研究古代的痴迷达到了顶点。

    那是创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但它与一种宗教的生

    命力相比却微不足道，这个宗教造就了犹太民族，它今天的看守者可

    以将历代拉比一直追溯到摩西。犹太人能够存在至今，正是因为他们

    对仪式的一丝不苟，正是因为他们为了这些仪式可以奋不顾身。对严

    格奉行仪式表示尊重并以此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合理的。

    犹太人对圣殿山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7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期间，勇气和天意最终将它，还有老城的其余部分，归还给了他

    们。恢复1948年耶路撒冷犹太人被赶走的古老犹太区是一个容易的决

    定。但圣殿是个问题，它在古代就被彻底摧毁。但是连迈蒙尼德这样

    的权威都裁定称，尽管圣殿已经被摧毁，但它的遗址依然神圣，永远

    不变。舍金纳（神的显现）从未离开，那就是犹太人为何总要在遗址

    附近，尤其在传统上被认为离至圣所西端最近的哭墙（西墙）下祈

    祷。但是，因为圣殿遗址依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它同样要求犹

    太人在真正进入里面之前进行仪式上的洁净。圣殿周边的洁净规则是

    最严格的。除了大祭司之外，至圣所禁止任何人入内，即使是大祭

    司，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进入。由于圣殿区被等同于摩西在旷

    野里的圣所周围的“以色列营”，所以《民数记》对洁净的规定同样

    适用于它。[56]在这卷书中，上帝向摩西说明了不洁净的原因及相应的

    对策。触碰了死尸、坟墓或人骨或者与这些同处一个屋顶下的人就会

    不洁净。然后书中补充道：“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母牛）烧成的

    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

    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

    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 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

    上。”[57]

    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最重要的是，为

    了避免污秽，这个过程最关键的一步要由亚伦的继承人以利亚撒完

    成。混合物制成后要存放在“洁净的地方”备用。当局坚持要用珍贵

    而稀少的母牛：只要有两根毛不是红色的，它的灰就没有效果。至于

    当时烧了多少头母牛，他们也不能达成一致。有人说是7头，有人说是

    9头。圣殿被毁之后，准备新灰再无可能。留下的一份存货显然是在迟

    至阿摩拉时代被用来洁净那些接触过死人的人，用完后就再也没法儿

    洁净了，直到弥赛亚到来焚烧第10头母牛，准备新的混合物。因为洁

    净规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严格，尤其是关于死人的，所以拉比们在

    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所有犹太人如今都是仪式上不洁净的。而且，

    因为没有灰可以用于洁净，所以就没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圣殿山。[58]

    关于红母牛的规定被认为是“哈加法”——没有合理解释但因是

    神明确无误的命令而必须严格遵守的犹太法令——的经典例子。非犹

    太人总是嘲笑犹太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类规则。这也是犹太人无论身处

    怎样的逆境都要坚持遵守，从而让他们保持了独特的犹太人身份的规

    则。所以，至少从1520年开始，犹太人就在哭墙祈祷，却从未越过

    它。194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陷落之后，阿拉伯人阻止犹太人使用

    哭墙，甚至不让他们从远处遥望。这种限制持续了19年之久。随着

    1967年老城被夺回，西墙再次向他们开放，那一年五旬节的第一天，

    同时有25万正统派犹太人试图在那儿祈祷。当时，墙前的整片区域都

    被打扫干净，修成广场，铺上精美的路面。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还是

    不能进入圣殿山。拉比们提出各种各样机智的理由想让犹太人至少能

    进入部分区域。但最后拉比们达成共识，整个遗址都禁止真正相信犹

    太教的人入内。[59]于是最高拉比院和宗教部张贴通告，禁止犹太人上

    圣殿山，违者以“剪除”（失去永生）论处。数千名犹太人无视警

    告，被认为证明了拉比的无能。大量虔诚的犹太人遵守着这条规则，

    虽然他们强烈地渴望进入这个地区，这一点至少同样值得注意。

    耶路撒冷的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个间接原因。

    他们要给普通犹太人的心里将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胜利，如夺回老

    城，与弥赛亚理想的实现等同起来的思想泼盆冷水。关于重建圣殿的

    提议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任何类似计划无疑都遭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强烈反对，因为圣殿的台地被两座历史极为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

    伊斯兰建筑占据。不过拉比们还是以他们一贯的缜密细致对这个想法

    进行了充分论证。难道犹太人第一次，也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回来时，

    不是也按照神命重建了圣殿？如今大流散结束，难道不可以此为先例

    再次重建圣殿？结论是不可以：这个先例只适用于大多数犹太人“住

    在那地”时，而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但在以斯拉年代，即使从巴比伦

    返回的犹太人数量比现在还少，圣殿不是也重建了吗？的确如此，但

    是现在神命尚未下达；第三圣殿将以上帝直接干预的超自然方式建

    立。可这种论点不是曾经被用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且被事实证明

    毫无根据吗？而且第一圣殿，无疑是由所罗门修建的，也被归于上

    帝。这是没错；可是大卫时代无法修建圣殿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必

    须等到和平的所罗门时代才行。所以现在：在最终的和平到来之前，

    第三圣殿不能兴建。即便那时，也需要一位真正的先知对这件事做出

    启示，即便不是因为别的，耶和华用手给大卫画出来的样式也已经丢

    失了。[60]是的，它们是丢了：但《以西结书》中有第三圣殿的样式。

    也许有；但是撇开技术性的讨论不说，这一代人既没有恢复圣殿及其

    礼拜方式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那需要一种宗教觉醒。完全没

    错，要让人民产生宗教觉醒，还有什么是比重建圣殿更好的办法呢？

    [61]他们就这样一直争论下去，直到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时机

    未到。甚至举行一次逾越节羊羔祭祀仪式的提议都不予考虑了，因为

    祭坛的确切位置已经无处可寻，现代祭司的世系证明存疑，（尤其

    是）人们对祭祀服装所知甚少，无法准确再现。[62]

    圣殿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代表的是这个宗教的过往，这种过往是

    以色列新社会一种生动的黏合力量。不过一段世俗的过往同样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逃脱那段过往。大屠杀就是它的象

    征，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还是让建国过程笼上阴影的可怕现

    实，这个现实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成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的突出事

    实。一直以来，犹太教关注的不仅是律法，还有律法的目的（就人类

    而言）：正义。因为犹太人，还有非犹太社会不会把他们的犯罪者绳

    之以法，犹太人的流散历史中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可悲特点是，犹太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遭受伤害和非犹太社会未能让作恶者得到正义的

    审判。这个犹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大不公的回应。它的职

    能之一就是成为惩戒的工具，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终于可以进行反击，

    用自己的律法来惩罚让他们遭受不公的人。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

    只有我们前面讲到的纽伦堡审判及欧洲各个国家运转的其他司法机器

    显然不够。早在1944 年， 当时由未来总理摩西· 沙雷特（ Moshe

    Sharett）掌管的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调查部门就开始搜集关于纳粹战

    犯的资料。建国后，追踪犯人并把他们带回来审判成为几家以色列机

    构的部分职责，有的还是秘密机构。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以色列人。

    很多国家的和国际的犹太机构，包括世界犹太人大会，都参与其中。

    此外还有幸存者本人。1946年，38岁的捷克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在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多座集中营待了5

    年的幸存者，与其他30名集中营狱友一同成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

    心。该中心最后长期落户维也纳，专门致力于验明尚未接受审判和判

    刑的纳粹战犯的身份。深入研究大屠杀既是为了惩罚作恶者，也是出

    于学术和教育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仅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就开

    设了93门关于大屠杀的研究课程，还有6家完全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

    中心。比如，洛杉矶的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中心借助最新技术，用40

    英寸高和23英寸宽的弧形屏幕、3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个特殊的宽银幕电

    影镜头、18台幻灯机和五声道音效，全部与中央电脑相连以便同步控

    制，营造出所谓的“多屏幕、多声道的大屠杀视听体验”。在反犹分

    子开始顽固地力图证明大屠杀根本从未发生过或只是被荒谬地夸大

    时，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将这个事件重现出来似乎并不过分。[63]

    不过， 大屠杀文献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正义。维森塔尔

    （Wiesenthal）本人就将1100多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宣判。他为以色

    列政府对希姆莱的直接下属、大屠杀的行政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的身份确认、逮捕、审判和判决提供了大部分资

    料。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并秘密带回以色

    列，依照1950年的《纳粹和勾结纳粹（惩罚）法》，因15项罪名被起

    诉。[64]鉴于众多原因，审判艾希曼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犹太民族来说

    都是一件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用最引人瞩目的方式宣

    告杀害犹太人可以不受惩处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

    方都无处藏身。976名外国记者和166名以色列记者对其进行了报道，

    控诉涵盖整个大屠杀及导致大屠杀的事件，由于控诉的性质，这场审

    判成为对无数人进行的大屠杀事实教育。但它同时也在最情感化的领

    域精确展示了以色列的司法。

    艾希曼被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并承认

    犹太人有权惩罚他。1960年6月3日，他说：“如果这么做可以让赎罪

    行为更有意义，那么我愿意被公开绞死。”[65]后来，他变得不太配

    合，采用纽伦堡的辩护套路，称他只是执行其他人命令的机器上的小

    齿轮。结果控方遭遇了激烈、狡猾、顽固及或许卑鄙的辩护。国会通

    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国人（德国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

    为艾希曼辩护，由以色列政府提供经费（30000美元）。审判是一个旷

    日持久、事无巨细的过程。1961年12月11日下达的判决书尽力维护和

    主张该法庭的管辖权及其审判被告的权力——无论他被捕时处于何种

    环境，并且坚持认为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根据。压倒性的证据使得裁决

    不可避免。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29日，他的上诉

    被驳回。伊扎克·本-兹维总统（Yitzhak ben-Zvi）收到要求减刑的

    陈情书，用了一天时间独自思考。以色列此前（或此后）从未处死过

    任何人，国内外的很多犹太人都想要绕开那条绞索。但绝大多数人相

    信判决是正义的，总统在这个案子中找不到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拉

    姆拉监狱的一个房间被专门改建为死刑执行室，地板上切开了一扇活

    板门，上面是一座绞刑架，1962年5月31日临近午夜时分，艾希曼被执

    行死刑，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撒进大海。[66]

    艾希曼事件展现了以色列人的高效、公正和坚定，对驱除最终解

    决方案这个幽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以色列历史上必不可少的一

    个章节。不过大屠杀依然是以色列民族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

    1983年5月，以色列调查公司史密斯研究中心发起了一次以色列人对大

    屠杀态度的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83%）把它看成他

    们看待世界方式的主要因素。该中心主管哈诺赫·史密斯描述：“以

    色列人的心中承受着大屠杀的巨大创伤，即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人。”大屠杀的观点确实直奔以色列的中心目的。绝大多数人（91%）

    认为西方领导人知道大屠杀却没有采取行动拯救犹太人；比例略低的

    人（87%）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是，犹太人不能依

    靠非犹太人。”大约61%的人认为大屠杀是以色列建立的主要因素，

    62%的人相信以色列的存在不会让大屠杀重演。[67]

    因此，正如受法老奴役的集体记忆占据了以色列的早期社会，大

    屠杀则塑造了这个新国家。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失落感。

    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尤其是犹太教从中汲取出独特

    力量的那些虔诚和贫穷的人。从世俗角度看，损失显而易见。19世纪

    和20世纪初叶，从古老贫民窟涌出的思想解放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这

    个世界，已经证明他们是欧洲和北美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力。这种人

    才供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永远地摧毁了它的源头。人们永远也无法知

    道这个世界因此牺牲掉了什么。以色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个人层

    面，这么多公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童年伙伴；在集体层面，本

    可以参与国家建设的三分之一的人不在了；或许最重要还是精神层面

    的损失。犹太教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甚至艾希曼被剥夺生命前，

    以色列全民都进行了长期不安的讨论，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使得如此大

    规模的杀戮，尤其是受到上帝特别关爱的穷人和虔信者的被害，成了

    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陈述这个问题甚至还需要再写一部《约伯

    记》。著名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1907—1973）很

    幸运，他就在灾难发生的前6周离开了波兰。提到此事，他写道，“我

    从撒旦的祭坛之火中得救，祭火灭绝了数百万条人命，彰显了罪恶的

    荣耀，被它吞噬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包括如此之多的人所代表的上

    帝形象、众多的人对上帝能够给予公义和怜悯的信心，以及将近两千

    年里人们心中产生和珍藏的诸多与《圣经》相关的秘密和力量”。[6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新的锡安是带着一个没有回答或许也无法

    回答的问题诞生的。

    然而从大屠杀开始之前，犹太人的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是得到

    了根本性改善。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当然那并没有结束他们的

    流散。如何才能让它结束呢？流散，就像阿瑟·科恩所述，不是一个

    世俗的民族国家就能纠正的历史意外；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

    的概念，是“没有得到救赎的历史系数”。[69]多数犹太人仍然在这个

    国家以外。自从巴比伦流散以来，一直如此。第三圣殿时期跟第二圣

    殿时期一样，仅仅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随着以色列走过第四

    个十年，这个比例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尽管如此，世俗锡安

    的实现还是为世界上的犹太人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一颗充满活

    力的跳动心脏。它为全球社区提供了一个中心，那是古老虔诚的居住

    地和回归的概念从未提供过的，无论它们多么受到珍视。建设以色列

    等同于20世纪的重建圣殿。与大希律王统治下的圣殿一样，它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方面。但它就在那儿。以色列已经存在，你可以去那里，

    你可以分享它，这个事实为离散的犹太人提供了焕然一新的维度。它

    让你关心，有时让你焦虑，还经常让你骄傲。一旦以色列建立，并且

    证明它可以保卫自己，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流散犹太人就再也不会有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耻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临近20世纪，流散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它

    的特点：贫富两极分化，各色人等多得令人困惑。20世纪30年代末，

    犹太人总人口接近1800万人。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屠杀的损失

    并未得到弥补。犹太人总计1350万人，其中大约350万人居住在以色

    列。最大的犹太社会在美国（575万人），加上加拿大（31万人）、阿

    根廷（25万人）、巴西（13万人）和墨西哥（4万人）重要的犹太社

    区，还有十几个规模较小的群体，意味着如今全世界犹太人将近一半

    （660万人）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犹太社会在苏联，

    有大约175万人。匈牙利（7.5万人）和罗马尼亚（3万人）依然有相当

    庞大的犹太社会，东欧总共有13万人。西欧犹太人的数量略多于125万

    人，主要的社区在法国（67万人）、英国（36万人）、联邦德国（4.2

    万人）、比利时（4.1万人）、意大利（3.5万人）、荷兰（2.8万人）

    和瑞士（2.1万人）。在非洲，除了南非共和国（10.5万人）之外，如

    今几乎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1.7万人）和埃塞俄比亚（大概5000

    人）有已经萎缩的犹太社区。在亚洲，伊朗仍然有大约3.5万名犹太

    人，土耳其有2.1万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犹太社会加起来还能再有

    7.5万人。[70]

    其中一些社会的历史、构成和起源极为复杂。比如，在印度，20

    世纪40年代末叶有大约2.6万名犹太人，由三大类型组成。大约1.3万

    人是所谓的本尼以色列人（意为以色列之子），他们居住在西海岸的

    孟买一带。这些犹太人已经遗失了他们的记录和书籍，只保留下一段

    关于他们移民过程的经久不变的口述历史，这段历史直到1937年才形

    成书面形式。[71]他们的故事是，在神显者安条克（公元前175—前163

    年）迫害期间，他们逃出了加利利。他们的船在距离孟买以南约30英

    里的海岸失事，只有7家人幸存。虽然他们没有宗教书籍，而且很快就

    忘记了希伯来语，但他们始终过安息日和一些犹太节日，遵循割礼和

    犹太饮食，牢记《施玛篇》。他们说马拉地语，采用印度的种姓制

    度，分成果阿（白人）和卡拉（黑人），这说明可能有两拨移民。然

    后还有科钦犹太人，一度有大约2500人，居住在沿西海岸再往南650英

    里的地方。他们算是有一份依据文件，还有两块记录特权的铜板，铭

    刻着古泰米尔文，现在可以追溯至公元974年至1020年。既然如此，移

    民肯定分为几个阶层，黑皮肤的科钦犹太人是最早的，16世纪初叶加

    入的是白皮肤的犹太人，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可能还有欧洲（以及

    中东）的其他地方。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科钦犹太人都有分支，第三大

    群体是棕色犹太人，是犹太人和被他们纳为妾的奴隶所生的低种姓后

    代。三大科钦犹太人不在一起礼拜。另外还有来自巴格达的大约2000

    名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在1820—1830年这10年间来到印度的，是20

    世纪30年代到来的最后一拨欧洲犹太难民。后面这两类人会为了宗教

    （并非社会）目的彼此交往，但他们都不去本尼以色列人和科钦犹太

    人的犹太会堂。所有白皮肤的犹太人和许多黑皮肤的犹太人说英语，

    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繁荣兴旺，以杰出的表现在军队服役，当上了公

    务员、商人、商店老板和工匠，上了孟买大学，学习希伯来语，把犹

    太经典翻译成马拉地语，毕业后成为工程师、律师、教师和科学家。

    1937年，他们中有一人成为孟买市长，那儿是所有犹太群体在印度的

    中心。但他们不太适应独立后的印度，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大多选

    择移民，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1.5万名本尼以色列人所剩无几，

    科钦海岸只有250名犹太人。[72]

    这样的群体竟然能够延续下来，证明的不是犹太教的劝服能力，

    而是它顽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但无法否认的

    是，20世纪的大灾难事件几乎将数十个犹太社会摧毁殆尽，其中很多

    社会十分古老。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整个阿拉伯世界历史悠久的塞法迪社

    会缩减至战前规模的一小部分或者完全消失。在欧洲大片地区，幸存

    或在大屠杀灾难后返回的犹太人又有一部分选择移民，尤其是移民前

    往以色列。在萨洛尼卡，说拉迪诺语的人，1939年多达6万人，20世纪

    80年代只有1500人。维也纳数量庞大、富有创造力的犹太人，也许是

    最有才华的犹太人，从20万人缩减至不足8000人，甚至赫茨尔本人安

    葬在该城市多布尔公墓的遗体也在1949年迁出并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

    冷。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将近7万人，40年后仅有1.2

    万人。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西方的钻石中心，虽然他

    们还在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但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已经从5.5万人下降至

    20世纪80年代的13500人左右。古老的法兰克福犹太人，曾经在金融界

    赫赫有名，数量从1933年的26158人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4350人。20

    世纪20年代，由将近17.5万名犹太人造就的世界文化之都柏林，20世

    纪70年代只有大约5500名犹太人（外加东柏林的850人）。最荒凉的真

    空地带是波兰，截至20世纪80年代，战前13500人的犹太人口已经下降

    至大约5000人。那里数十座曾经拥有大量犹太会堂和图书馆的城镇，

    再也难觅犹太人的身影。

    不过犹太社会依然在延续，甚至发展。意大利犹太人凭借非凡的

    韧性在纳粹年代幸存。德国占领快结束时剩下的2.9万人在战后慢慢增

    长至3.2万人；不过这也要归因于从北部和东部到达意大利的移民。

    1965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显示，意大利社会，与其他先进

    国家的社会一样，人口状况脆弱。相比总体人口的18.3‰，意大利犹

    太人的出生率只有11.4‰。生育率和结婚率同样低得多，只有死亡率

    和平均年龄（男41岁，女33岁）较高。[73]在罗马，直到1880年，犹太

    社会的核心依然存在于特拉斯泰韦雷的古老贫民窟地区，从罗马古老

    的国王时期开始，那儿的犹太人就从事捡破烂和流动叫卖，竭力维持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里的犹太富人与最穷的人几乎比邻而居，就像

    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30个大家族，圣殿派，他们的祖先可以追

    溯至1900年前的提图斯皇帝时期，当时他们是在圣殿被毁后被锁链锁

    着押到罗马的。那座壮观的教堂轮流以利用、迫害和保护的态度对待

    他们，罗马犹太人就居住在它的阴影之下。他们力图既反抗它，又与

    它和谐相处，于是他们最重要的那座犹太会堂——位于台伯滨河路，

    就在古老贫民窟的大门外——是意大利巴洛克教堂风格的恢宏运用。

    1986年4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那儿成为第一位出席犹太会堂礼拜

    的教皇， 与罗马的首席拉比轮流朗读《诗篇》。他对犹太会众

    说：“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是我们的兄

    长。”他的意图良好，而且强调“兄长”有点儿太贴切了。

    在法国，战后一段时期无可否认地见证了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

    长。法国战前的犹太人口是34万人，纳粹及其维希盟友杀害了其中9万

    人；法国根基牢固和高度同化的本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量驱逐难

    民提供了合作，这种认识为这场悲剧平添怨恨。但在战后30年间，从

    伊斯兰世界大量涌入的塞法迪移民至少弥补了这种损失：2.5万人来自

    埃及，6.5万人来自摩洛哥，8万人来自突尼斯，12万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以及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人数相对较少却依

    然可观。结果，法国犹太人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超过67万，成为世

    界上第四大犹太社会。

    这种规模巨大的人口扩张势必伴随深刻的文化变迁。法国犹太人

    一直是最主张民族同化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使其几乎完全认同共和

    制度以来。维希政府统治时期很多法国人行为败坏，导致人们有些丧

    失信心，其中一项指标是法国犹太人在1945—1957年改名的人数是

    1803—1942年整个时期的6倍。[74]即便如此，人数也不多，极端同化

    依然是法国犹太人的突出特征，即使是在战后时期。类似雷蒙·阿隆

    等作家站在了法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安静、低调及非常老练的犹太中

    高阶层输送出了著名的总理，比如第四共和国的勒内·梅耶和皮埃尔

    ·孟戴斯-弗朗斯，第五共和国的米歇尔·德勃雷和洛朗·法比尤斯。

    不过，从非洲涌入的塞法迪犹太人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犹太人的犹太

    性。他们大多或许会讲法语，不过能够阅读希伯来语的比例很高。19

    世纪的法国犹太人有一个“三代理论”：“祖父相信，父亲怀疑，儿

    子否认。祖父用希伯来语祈祷，父亲用法语读祈祷文，儿子根本不祈

    祷。祖父过所有节日，父亲过赎罪日，儿子什么节日都不过。祖父依

    然是犹太人，父亲被同化，儿子已经成为纯粹的自然神论者……如果

    他没有变成无神论者、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话。”[75]在战后的法国，这种理论不再奏效。儿子如今可能宁可

    回归祖父的宗教，把父亲孤零零地留在他的不可知论里面。阿尔及利

    亚犹太人涌入，在南部复兴了已经或正在消亡的中世纪社会。比如，

    1970年，著名作曲家达律斯·米约为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座新犹

    太会堂放下基石——原来的犹太会堂在战时被卖掉并被改成新教教

    堂。[76]新犹太会堂不是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性复兴的唯一标志。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古老的世界以色列联盟的领导人倾向于成为对国内

    外犹太事业采取激进态度的虔信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学习希伯来语的

    犹太人比例相较过去要高得多。法国反犹运动持续不息的余波，尽管

    比20世纪30年代微弱，却让犹太人的战斗性趋于加强。等到它发现了

    议会形式，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布热德分子或80年代的国民阵线，犹

    太组织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维护犹太人的坚定信念。1980年10月3

    日，科佩尔尼克街的自由主义犹太会堂遭遇炸弹袭击，它是当时据说

    是为促进犹太复兴服务的几座犹太会堂之一。法国犹太人即使正被非

    洲移民扩充，但本身依然鲜明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法国犹太人实际

    上不会有人去以色列居住。但他们本身还是支持以色列1956年、1967

    年、1973年，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求生。如果认为法国政府做出

    了不利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激烈反对。他们第

    一次在法国组建了犹太人游说团体，而且在1981年选举时，犹太人的

    选票是替换掉管理法国23年的戴高乐主义右翼政权的重要因素。全新

    的、更加积极和显眼的犹太权势集团在法国出现，它意识到了自己的

    人数力量和活力，可能将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遍及流散犹太人的意见

    方面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流散犹太人中，强有力的法国声音受人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声音由于希特勒的时代而近乎沉寂之后。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随着意第绪语的衰落，流散的声音定然是英语。1646年犹太人返回英国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如今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说英语，85万人在英联邦国家（外加南非），将近600万人在美国。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贝尔福宣言》和托管，犹太人历史上真正的英国时刻随之到来，也随之成为过往。英国犹太人成为且依旧是主要犹太人当中最稳定、最满足和遭受威胁最少的。20世纪30年代，它接纳了9万名难民，使它的数量达到了最高，从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30万人扩充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远超40万人。可是，与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脆弱的人口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越发明显。比如，1961—1965年，英国犹太会堂的平均结婚率是4.0‰，而全国的平均率是7.5‰。犹太人的总数从1967年的41万人下滑至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40万人，80年代后半叶可能降至不足35万人。现代的英国犹太人不缺活力。犹太企业在金融界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娱乐、房地产、服装鞋类和零售行业举足轻重。它创建了格拉纳达电视这样的全国机构。西夫家族把成功企业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打造成为战后英国商业界最经久不衰（和最大众化）的成就，温斯托克勋爵把通用电气改造为英国最大的公司。犹太人在书刊报纸出版行业表现积极。他们出版了最好的流散犹太人期刊《犹太纪事》。他们越来越多地坐进了上议院的席位（虽然只是少数）。20世纪80年代中叶，坐进英国内阁的犹太人一度不下5位。但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并未体现在生儿育女上，也没有凝聚成流散犹太人中或者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作用的首要影响力。在这方面，英国犹太人表现得，或许是不得不表现得跟英国一样：把火炬传给了美国。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美国犹太人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扩展及

    巩固与以色列的建国同样重要，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更加重要。因

    为，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就为疲惫的流散犹太人提供了永远敞开

    的庇护所，用主权决定和捍卫他们的命运，那么美国犹太人的发展则

    获得了全然不同的权力，让犹太人在塑造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方

    面发挥重要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作用。这不是宫廷犹太人那种不堪一

    击的影响力，而是民主游说和人口形势带来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

    叶，美国的犹太人口是5780960。这个比例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7%，但

    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众所周知，比起

    小城镇、村庄和乡村地区，大城市能够发挥更大的文化、社会、经

    济，甚至政治影响力。临近20世纪末叶，犹太人依然是大城市居民。

    特拉维夫-雅法有39.4万人，巴黎有超过30万人，莫斯科有28.5万人，

    大伦敦有28万人，耶路撒冷有27.2万人，基辅有21万人，列宁格勒有

    16.5万人，蒙特利尔有11.5万人，多伦多有11.5万人。但美国犹太人

    集中在城市的现象最明显。大都会纽约有199.8万名犹太人，目前为止

    都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城市。数量第二的是拥有45.5万名犹太

    人的洛杉矶。接下来是费城（29.5万人）、芝加哥（25.3万人）、迈

    阿密（22.5万人）、波士顿（17万人）和华盛顿特区（16万人）。犹

    太人口超过1万人的美国城市共有69座。在重要的州也有一种人口集中现象。在纽约州，犹太人有2143485人，占人口的12%。这个比例，新泽西是6%，佛罗里达是4.6%，马里兰是4.5%，马萨诸塞是4.4%，宾夕法尼亚是3.6%，加利福尼亚是3.1%，伊利诺伊是2.4%。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少数种族的投票中，犹太人的投票是最有组织性的、最容易响应领袖指引的，也是最有可能有效运用自身力量的。

    但是，犹太选民，无论多么经验老到，他们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可能还是被夸大了。从1932年开始，犹太人把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有时比例高达85%～90%。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总统或政策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犹太选民始终忠实地支持民主党似乎越来越多的是基于情感和历史，而非该群体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稍微让选举专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依然投票给民主党，不过票数已经降至60%左右。在1984年的选举中，他们是唯一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多数支持的宗教群体（除了无神论者之外）和唯一的少数种族群体（除了黑人之外）。犹太人投票的原因不是为了公共经济或对外政策，而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尚存同情之心。[77]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犹太游说团体”的概念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说。

    犹太公民与美国整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重

    要得多：犹太少数种族成了美国社会的核心成分。整个20世纪，美国

    犹太人始终在充分利用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大门，上大学，成为医

    生、律师、教师、各类专业人员、政客和公务员，在金融和商业行业

    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风生水起。他们通常在私营企业界，印刷、出版、

    广播和娱乐业，还有精神生活方面，尤其如鱼得水。他们在某些领域

    独占鳌头，如小说创作。他们在各个地方都为数众多，事业成功。后

    来，慢慢地，20世纪后半叶，与更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英

    一样，这个成功精英阶层的文化影响无处不在、普遍深入。犹太人在

    美国社会不再是游说团体。他们成为这个自然有机体自身的一部分，

    一只手臂，还是一支有力的手臂。他们不仅从美国主体外部向内经

    营，而且开始从内部向外经营。由于他们拥有民主、宽容和自由主义

    的历史传统，他们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扮演了辉格党在英国曾经扮演的

    角色：通过为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提供开明服务以此为其特权寻找道德

    合理性的精英。简言之，他们不再是追求权利的少数派，而是授予权

    利的多数派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影响领导

    权转变为行使领导权。

    因此，在美国文化中明确区分出犹太因素变得很困难。它们已经

    成为其中不可或缺、和谐统一的一部分。识别出所谓回应犹太人利益

    的美国政策甚至更加困难。这样的利益一般会变得与美国整体利益越

    发相连相通。这种原则对以色列的情况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无须再

    劝说美国领导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做担保。那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

    是自由民主的孤独前哨，在普遍无视这种价值观的地区支撑法治和行

    为的文明标准。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是自然和必然的，唯一的争论

    是如何最明智地提供支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现实如此，以

    色列依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即使没有美国犹太社会的存在。

    但美国的犹太社会确实存在，而且它在流散犹太人中取得了独特

    地位，凭借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特性。它是一个完全同化的

    社会，却依然保留着犹太人的意识。它的成员认为自己既是完全的美

    国人又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的现象。美国发展

    和构成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可能。犹太人，永远的“外人和寄居的

    人”，最终在一个所有人都是外人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居所。由

    于所有人都是外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居住权，一直到所有人都可以

    同样平等地称其为家乡。还有，美国是第一个能让犹太人居住其间并

    发现他们的宗教和宗教仪式具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所有灌输公民道德

    的宗教都得到了礼遇。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还以自己无所不

    包的宗教为荣，或许可以称之为民主法律，一部世俗的《托拉》，是

    犹太人可以出色遵守胜任的。出于这一切原因，把美国犹太社会看作

    流散犹太人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误导。美国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美国

    人，尤胜以色列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

    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因为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严格意义上的流散犹

    太人以外，美国犹太人开始形成全新的犹太巨鼎的第三条腿，整个民

    族的安全和未来同样要由它来支撑。三条腿分别是流散犹太人、已经

    集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在美国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犹太

    人。

    俄国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截然相反。在美国，犹太人促使自己成

    为国家的主人；而在俄国，国家是他们的主人。研究犹太人的历史，

    我们学到的一课是，反犹主义腐化了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它腐化了多

    明我会修士，也同样腐化了贪婪的国王，它让纳粹国家变成一个痛苦

    呻吟的腐败社会。但它对俄国的腐化作用之明显，是任何地方都无法

    比拟的。如前所述，沙皇的反犹法律让轻微的腐败行为无处不在。从

    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道德腐蚀。因为在折磨犹

    太人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变成一个习惯于封闭、压迫和高度官僚化的

    控制系统。它控制国内运动和犹太人的住处，控制他们上学的权利还

    有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内容，控制他们进入行业或机构的权利、出售劳

    动力的权利、创业或开公司的权利、礼拜的权利、加入组织的权利，

    还有从事其他各种数不清的活动的权利。这套系统运用骇人听闻、无

    处不在的控制手段，掌控一个不受欢迎、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种族的

    生活，残酷侵犯他们的家园和家庭。

    ※※※

    南非的发展是利用大规模资本将原始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杰出

    例子。19世纪60年代，金伯利发现钻石矿区，20年后，兰德发现金

    矿，南非开启了内部矿产财富的大门，在此之前，它还是个闭塞的乡

    村地区。改变南非命运的是矿业融资公司，这是一种新的金融机构，

    它可以集中所有权并在高科技深井开采方面募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这

    种机构原本是由英国人塞西尔·罗得山发明的。但犹太人一直对宝石

    （尤其是钻石）和金银行业有所涉足，他们在南非的深层矿井和募集

    资金采矿的金融体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8]阿尔弗雷德·拜特、巴

    尼·巴纳托、路易·科恩、利昂内尔·菲利普、朱利叶斯·韦纳、索

    利·乔尔、阿道夫·格尔茨、乔治·阿尔布和阿贝·贝利等人将南非

    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富裕的矿业经济体。以埃内斯特·奥本海默

    为首的第二代矿业金融家巩固并拓展了这一成就。[79]

    犹太人在兰德的日进斗金（有时会亏本）勾起了强烈的嫉妒和愤

    恨。批评的声音中就有左翼辩论家，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时前往南非

    为《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战争的J.A.霍布森（J.A.Hobson）。霍布森

    认为犹太人“几乎毫无社会道德”，拥有“精于算计的超群智力，这

    是他们的民族遗产”，因而能够“利用所在社会的每个空子、每件蠢

    事和每项缺点”。[80]在南非，在他看来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活动让他

    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写道，官方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只有7000名犹太

    人，但“店面和商号、市场、酒馆、时髦市郊住宅‘门阶’足以证明

    那支被拣选民族的大量存在”。尤其令他感到气愤的是，他发现，证

    券交易所赎罪日关门。19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南非战争：前因后

    果》，将战争归咎于“一小撮国际金融家，主要是德国血统的犹太

    人”。“为了让由矿主和投机者组成的小型国际寡头组织在比勒陀利

    亚掌权”，英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在沙场。“新的耶路撒冷，”他

    厌恶地写道，“不是汉堡，不是维也纳，不是法兰克福，而是约翰内

    斯堡。”[81]

    霍布森对战争根源的解释是错误的。这场冲突，可以预见，是矿

    主们的灾难。至于犹太人，整部现代史都能证明他们无论是性格使然

    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都非常爱好和平，尤其是他们以金融家的身份出

    现时。可是，同其他阴谋论者一样，霍布森对事实不感兴趣，他感兴

    趣的只是自己的概念是否吸引人。两年后，他把自己的理论扩写成一

    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研究》，揭示国际金融资本是殖民地和战

    争背后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虫”这一章是他的理论核

    心，其中包括以下关键段落：

    那些大企业——银行业、经纪业、票据贴现、融资贷款、企业推

    广——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它们被各组织之间最牢固的

    纽带连接，彼此始终保持最密切和最快捷的联系，它们位于各个国家

    商业资本的正中心。就欧洲而言，主要被背后拥有几百年金融经验的

    特殊种族控制，因此这些企业处于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独特地位。除

    非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通过他们的机构，否则大规模资本不可能迅速

    形成方向性。有没有人认真地想过，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集团坚

    决反对，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承受一场大战吗，可以发放一笔

    巨额国债吗？[82]

    ※※※

    阿拉伯人公开出版《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小册子。从20世纪20

    年代以后，这本小册子已经以无数不同的版本发表，在阿拉伯世界广

    为流传。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诸多阿拉

    伯领导人手里都有这本小册子。纳赛尔显然是相信了，1957年，他对

    一名印度记者说：“这书你必须看看，我给你一本。它确凿无疑地证

    明，3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全都认识，他们掌控着欧洲大陆

    的命运，而且他们就从自己的随从中选择继任者。”[83]这本书让纳赛

    尔大为触动，以至于1967年前后，他的兄弟又出版了一种阿拉伯版

    本。阿拉伯学校的教科书和阿拉伯军队的培训资料就有这本小册子的

    节选和概述。[84]1972年，它的另外一个版本还出现在贝鲁特图书畅销

    榜的榜首位置。

    应该补充的是，这些版本都是为阿拉伯读者专门编辑的，还在巴

    勒斯坦问题的前因后果中介绍了那些长老。《锡安长老会纪要》并非

    战后阿拉伯世界唯一继续流传的反犹作品。1890年在开罗以《自由号

    角声中无辜者的哭泣》为题目出版的血祭诽谤资料，到了1962年，作

    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47]政府所谓的《塔木德人牲》的官方出版物重新

    浮出水面。[85]血祭毁谤的确会在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定期重现。[86]

    但《锡安长老会纪要》依然是最热门的，而且不只是在阿拉伯伊斯兰

    教国家。1967年，它在巴基斯坦出版，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上台以后，伊朗政府及其大使馆也对其广泛

    利用。1984年5月，他那份印制了《锡安长老会纪要》摘录的出版物

    《伊玛目》谴责英国特遣部队在福克兰遵照锡安长老的建议犯下暴

    行。[87]霍梅尼的宣传通常把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描绘成撒旦散发

    的能量，说它已经“到处活动了很多个世纪，对人类社会和价值观犯

    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滔天罪行”。霍梅尼遵循中世纪的路线，即犹太

    人是劣等人或非人类，甚至反人类，因此是一种可以消灭的生物品

    种。但他的反犹主义思路混乱，总是在简单的反犹太教、伊斯兰教宗

    派主义（统治敌国伊拉克的逊尼派穆斯林不仅自己是魔鬼，而且还是

    犹太复国主义的傀儡）和对“大撒旦”美国的仇恨之间徘徊。他发现

    很难判定是撒旦通过犹太人操纵华盛顿，还是反过来。

    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反复的口头诽谤迟早会有暴

    力行为的跟随。几个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反犹作品掀起它们的可

    怕浪头，再以犹太人的流血达到高潮。虽然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残

    暴程度独一无二，不过19世纪的反犹理论依然对此有所预兆。

    对世俗锡安的需求在其历史的最初40年有增无减。建立世俗锡安

    是为了接收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为了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安置受到严

    重打击的幸存者。它还要负责接纳那些被赶出来的阿拉伯犹太人。单

    单已经付诸实现的这些目标就能够证明它存在的正当性。

    以色列国还需要实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目标。它是全世界处于危险

    当中的犹太人的主权避难所。它是已经在其国境内集合的犹太人的守

    护者。它是大屠杀不会再次发生的唯一有形保障。它得到了美国可靠

    的保护承诺，但一个主权国家最后一定要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因此

    以色列不得不掌握某种手段，可以对潜在的攻击者施以其难以承受的

    破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如果大卫不得不遭遇歌利亚，那么他必须

    有一把甩石的机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科学家在制造出第一

    批核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希特勒会率

    先研制出原子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打造出了核能力，

    这种能力的存在虽然秘而不宣，但在它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消息渠道

    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以色列就有能力来完成形势赋予它的第

    二大新任务。

    可是，用这种残酷的腔调总结犹太人的历史是错误的。犹太人的

    历史呈现出来的是高潮和灾难的交替。它可以被视为耐心的研究、富

    有成效的勤奋和团体惯例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大多是没有记录的。快

    乐沉寂的时候，悲伤就会发出声音。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4000

    年以来，犹太人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幸存者，而且得心应手地适应

    社会——在各个社会之间，他们被命运推来搡去——和不断创造他们

    可以给予的舒适的人类物质条件。让贫穷变得富足，让财富人性化，

    或者让不幸变成创新的理由，在这些方面没有人能比犹太人更有创造

    力。这种能力源于充分和精妙的道德哲学，正因为它被看作能够为共

    同拥有它的人解决问题，所以这种道德哲学千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

    古往今来，无数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负担下呻吟。但他们还是会继续背

    负着它，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是它在背负他们。犹太人是

    幸存者，因为他们拥有幸存的法则。

    因此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犹太教始终要比它的信徒总和重要。

    犹太教创造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创造了犹太教。正如哲学家莱昂

    ·罗特所说：“先有犹太教。它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份计划，犹太

    人就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88]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具体事实的记

    录，还是抽象概念的记录。犹太人相信自己是被创造出来并受命成为

    非犹太人的光，他们已经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服从。无论是从宗教

    角度或世俗角度考虑，他们的成果都卓越非凡。犹太人为世界提供了

    伦理一神论，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对神学的理性运用。在比较世俗的时

    代，他们将合理化原则运用至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经常超前于人类

    的其他种族。因而，他们散发出来的光亮既给人启迪，又令人不安，

    因为它揭示出关于人类精神及提升精神的方式的痛苦真相。犹太人是

    著名的说真话的人，那也是他们招致如此仇恨的一个原因。先知会被

    畏惧，有时会被尊崇，但他们何时会被喜爱呢？但先知定会预言，犹

    太人也会坚持追求他们眼中的真理，不管它通向何方。犹太人的历

    史，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教导我们，人类的存在确实有一

    个目的，我们不只是如野兽那般只是要经历生死才来到这个世上。为

    了继续给造物赋予意义，犹太人会从《约书亚记》杰出的第1章中重复

    三次的训谕中得到安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89]

    结语

    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将亚伯拉罕描述为“一个非常睿智的

    人”，“比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人怀有更高的善念”，因此他“决定彻

    底改变当时所有人对神的看法”。总结犹太人4000年历史的一个办法

    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或

    者如果他一直居住在乌尔并自己保守住更高的善念，如果没有出现这

    支独特的犹太民族，那么人类将会怎样？没有犹太人的世界肯定是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人类或许最终也会产生犹太人所有的思想，但是我

    们不能确定。所有伟大的智慧概念发现一经提出，似乎都显而易见，

    似乎都必然如此，但它仍需要一位特别的天才第一次提出系统的阐

    述。犹太人就有这种天赋。因为犹太人，我们才有法律面前——不管

    是神的律法还是人的法律——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有生命神圣和人有

    尊严的观念，才有个人良知和个人救赎的观念，才有集体良知和社会

    责任的观念，才有和平是抽象的理想、爱是正义的基础的观念，以及

    其他种种构成人类心灵基本道德框架的观念。如果没有犹太人，这个

    世界就会空洞许多。

    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对未知进行合理化解释。结

    果就是一神论和信奉一神论的三大宗教。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

    有这些宗教，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对未知的理智洞察力也不会停留在

    一神论的概念上。一神论本身的确可以被视作引导人们通向把神完全

    撇开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犹太人先是把偶像众神合理化为一个至高

    无上的存在；然后开始踏上让他合理化消失的过程。用历史的终极眼

    光来看，亚伯拉罕和摩西可能看上去都不及斯宾诺莎重要。因为犹太

    人对人类的影响千变万化。在古代，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和道德创新

    者。在黑暗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早期，他们依然是传递稀有知识技术的

    先进民族。渐渐地，他们被推下了先锋的位置，落到了后面，直到18

    世纪末叶，他们在人类的文明队列中一直被视作衰败、蒙昧的落后分

    子。但是接下来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创造力第二次爆发。突破了他

    们的贫民窟，他们再次传递人类思想，这一次是在世俗的世界。现代

    世界的精神结构同样有很多是犹太人构成的。

    犹太人不只是创新者。他们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标本和缩影。他

    们似乎以一种突出、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所有无法避免的人类困境。他

    们是典型的“外人和寄居的人”。但是，身处这颗星球的我们难道不

    是如此？我们拥有的只是一辈子的租住权。犹太人是无家可归和脆弱

    的人类的象征。但是整个地球不过就是一座临时的难民营吗？犹太人

    是追求完美的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此同时又是渴望“肉锅”和安全

    的脆弱的男男女女。他们想要遵守上帝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律法，他们

    还想要生存。古代的犹太王国中存在一种困境，想要将神权政体的美

    德和能够保卫自己国家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

    困境再次以以色列的形式出现，以色列的成立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

    想，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它只能冷酷无情，才能在敌意环伺的世界上

    生存。但这一点难道不是影响所有人类社会的老问题吗？我们全都想

    要建设耶路撒冷，我们全都想要回到平原诸城。犹太人的角色似乎把

    人类这些共同的经历集中起来并戏剧化地呈现出来，把他们注定的命

    运变成通用的寓意。但是如果犹太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又是谁为他们

    写下的剧本呢？

    历史学家应该有意识地在事件中寻找天意模式。这些事件实在太

    容易被发现了，因为我们是轻信的生物，生来就是要相信，具有容易

    生成和重新排列数据以适应所有玄奥计划的强大想象力。而过度怀疑

    会导致严重程度不下于轻信的曲解。历史学家应该考虑各种形式的证

    据，包括那些是或者看上去是形而上学的证据。如果最早的犹太人能

    够与我们一起探究他们子孙的历史，他们会发现其中没什么可奇怪

    的。他们一直知道，犹太社会受命担任整个人类的试点项目。犹太人

    的困境、戏剧性事件和灾难，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非同一般的，但

    那似乎只对他们才是自然而然的。犹太人在1000多年以来招致了如此

    空前且实在莫名的仇恨，令人遗憾却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犹太人

    竟然还存在，在其他那些古代民族或转变或消失在历史的记忆深处之

    后，这完全不出所料。不然它会怎么样呢？上帝颁布律法，犹太人遵

    守律法。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没有天意那种东西。也许没有。但处于

    如此历史变迁之中的人类信念，如果足够强大和顽强，本身就是一种

    力量，能够推动事件的铰链，移动它们。犹太人怀着如此巨大的热

    情、如此万众一心地相信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长此以往他们也就

    真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确实担当着一个角色，因为他们为自

    己写下了剧本。也许，那里面就存放着犹太人历史故事的内核。

    [1]Amos 3：2..

    [2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180—182.

    [3 ]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62ff.

    [4]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1040.

    [5]Churchill to Sir Edward Grigg， 12 July 1944；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Chicago 1983），ch. 1，‘The Struggle for

    an Allied Jewish Fighting Force’，3ff.

    [6]Evelyn Waugh, The Holy Places（London 1952），2.

    [7]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8.

    [8]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New York 1977）.

    [9]Michael Bar-Zohar, Ben Gurion： A Biography（ London

    1978），129.

    [10]Thurston Clarke, By Blood and Fire（London 1981），

    116.

    [11]Silver, op. cit.，67—72.

    [12 ]Nicholas Bethell, The Palestine Triangle ：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ritish, the Jews and the Arabs（London

    1979），261ff.

    [13 ]Michael J.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Princeton 1982），270—276，for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withdraw.

    [14]Alfred Steinberg, The Man from Missouri：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S. Truman（New York 1952），301.

    [15]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324，344，

    348.

    [16]Petroleum Times, June 1948.

    [17 ]Rony E. Gabbay,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Arab-

    Jewish Conflict（Geneva 1959），92—93.

    [18 ]Edward Luttwak and Dan Horowitz, The Israeli

    Army（New York 1975），23ff.

    [19]For the course of the fghting see Edgar O’Ballance,

    The Arab-Israeli War 1948（London 1956）.

    [20 ]Jabotinsky Archives；quoted in Silver, op. cit. ，

    90.

    [21 ]For an account of the Deir Yassin affair,

    seeibid.，88—95.

    [22 ]See maps and fgures on the proven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Arab and Jewish refugees in Martin Gilbert,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 Its History in Maps （ London

    1974），49，50.

    [23]Cairo Radio，19 July 1957.

    [24]Genesis 15：1—6；12：1—3.

    [25]Gilbert, op. cit.，11，for map of 1919 proposal.See

    also map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315—316.

    [26]Gilbert, op. cit.，24，for map of Peel proposal.

    [27]Quoted in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in

    Judaism（Berkeley 1982），114—115；see also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2nd edn, Harvard 1969），41ff.

    [28 ]For the Sinai War see Chaim Herzog, The Arab-

    Israeli Wars（London 1982）.

    [29]For the Six Day War see Terence Prittie, Israel：

    Miracle in the Desert（2nd edn, London 1968）.

    [30]For the Yom Kippur War see Herzog, op. cit.

    [31 ]For the Israel-Egypt peace negotiations see two

    eye-witness accounts, Moshe Dayan, Breakthrough （ London

    1981）；Ezer Weizman, The Battle for Peace（New York 1981）.

    [32]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 （ London 1971 ） ，

    63ff.

    [33]Amos Perlmutter, Israel： the Partitioned State：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1900 （ New York 1985 ） ， ch. 7；

    R.J.Isaacs, Israel Divided ： Ideological Politics in the

    Jewish State（Baltimore 1976），66ff.

    [34]Text of the Law of Return（as amended 1954，1970）

    is given in Philip S. Alexander,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Manchester 1984），166—167.

    [35]For this ruling see ibid.，168—171.

    [36]For immigrants from Europe see map in Gilbert, op.

    cit. ， 51；detailed immigration figures up to 1970 are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x，534—546.

    [37 ]B. C.Kaganoff, A Dictionary of Jewish Name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 1977）.

    [38]Bar-Zohar, op. cit.，171—172.

    [39]Silver, op. cit.，99—108.

    [40 ]Dan Horowitz and Moshe Lissak, Origins of the

    Israeli Polity：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Chicago 1978）.

    [41 ]Emile Marmorstein, Heaven at Bay ： The Jewish

    Kulturkampf in the Holy Land（Oxford 1969），142—143.

    [42 ]For Ben Gurion’s struggles see Perlmutter, op.

    cit.，15—17，131—135.

    [43]Quoted inibid.，145.

    [44]Speech in the Knesset，20 June 1977.

    [45 ]‘With Gershom Scholem ： An Interview’ ， in W.

    J.Dannhauser （ ed. ） ， Gershom Scholem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New York 1976）.

    [46]Marmorstein, op. cit.，80—89.

    [47]Ibid.，108ff.

    [48]I. Domb, Transformations（London 1958）.

    [49 ]Solomon Granzfried, Kissor Shulan’Arukh, ch. 72 ，

    paras 1—2.

    [50]Leslie, op. cit.，52ff.

    [51 ]Z. E.Kurzweil, Modern Trends in Jewish

    Education（London 1964），257ff.

    [52]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144.

    [53 ]Case quoted in Chaim Bermant, On the Other

    Hand（London 1982），55.

    [54]Quoted inibid.，56.

    [55]Quoted in Leslie, op. cit.，62.

    [56]Numbers 5：2—3.

    [57]Numbers 19：17—18.

    [58]N. H.Snaith, Leviticus and Numbers（London 1967），

    270—274.

    [59 ]Immanuel Jacobovits, The Timely and the

    Timeless（London 1977），291.

    [60]I Chronicles 28：19.

    [61]For the arguments, see Jacobovits, op. cit.，292—

    294.

    [62]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994.

    [63 ]Such as Richard Harwood,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 New York 1974 ） and Arthur Butz, 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1977）.

    [64]For the charges see Moshe Pearlman, Th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Eichmann（London 1963），appendix 633—643.

    [65]Ibid.，85.

    [66]Ibid.，627.

    [67 ]Hanoch Smith ， ‘Israeli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Public Opinion（December—January 1984）.

    [68]Quoted in John C. Merkle, The Genesis of Faith：The

    Depth Theology of Abraham Joshua Herschel（New York 1985），

    11.

    [69]Cohen, op. cit.，6—7.

    [70 ]See the useful map ，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1984’，in Howard Sachar, Diaspora（New York 1985），485—486.

    [71 ]H. S.Kehimkan, History of the Bene Israel of

    India（Tel Aviv 1937）.

    [72]For Indian Jews see Schifra Strizower, The Children

    of Israel：The Bene Israel of Bombay（Oxford 1971）and Exotic

    Jewish Communities（London 1962）.

    [73]Quoted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138—1139.

    [74]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 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75]Quoted in P. Girard, Les Juifs de France de 1789 à 1860（Paris 1976），172.

    [76 ]Domenique Schnapper, Jewish Institutions in France（trans.，Chicago 1982），167，note 22.

    [77]Irving Kristol，‘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America Jews’，Commentary（July 1984）；Milton Himmelfarb，‘Another Look at the Jewish Vote’，Commentary（December 1985）.

    [78]D. M.Schreuder,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1877—1895 （ Oxford 1980 ） ， 181ff.；Freda Troup, South Africa：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 1972），153ff.

    [79 ]For the Jewish pioneers see Geoffrey Wheatcroft, The Randlords：The Men WhoMade South Africa（London 1985），51ff.，202ff.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see Theodore Gregory, Ernest Oppenheim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New York 1977）.

    [80]Quoted in Wheatcroft, op. cit.，205 footnote.

    [81]J. A.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Its Cause and Effects（London 1900），esp.part II, ch.1，‘For Whom Are We Fighting?’

    [82]J. A.Hobson, Imperialism：A Study（London 1902），64.
    [83]R. K.Karanjia, Arab Dawn（Bombay 1958）；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177.See Y.Harkabi’s important compilation, Arab Attitudes to Israel（Jerusalem 1976）.
    [84]For instance The Palestine Problem（1964）published by the Jorda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a handbook under a similar title put out by the Indoctrination Directorate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rmed Forces.
    [85]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138，147.
    [86 ]D. F.Green （ ed. ） ， Arab Thelogians on Jews and Israel（3rd edn, Geneva 1976），92—93.
    [87]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181.
    [88]Leon Roth, Judaism：A Portrait（London 1960）.
    [89]Joshua 1：9.

    [1]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犹太人，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还是一位小说家。
    [2]中伦敦的一个地区。
    [3]18—19世纪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支系的君主立宪主义分子。
    [4]1867—1914年土耳其政府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
    [5]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4次出任英国首相。
    [6]罗马天主教行乞修士方济各修会的3个独立分支之一。
    [7]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8]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译者注

    [9]当时的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现称弗罗茨瓦夫。——译者注

    [10]1772—1829年，德国作家。——译者注

    [11]《圣经》中提到的腓尼基等地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者注

    [12]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译者注

    [13]指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译者注

    [14]坚信礼（Confrmation），一种基督教仪式。根据基督教教义，孩子在一个月时受洗礼，13岁时受坚信礼。
    [15]古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善语言，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译者注
    [16]赫茨尔于20世纪初成立的一个财政机构，旨在在巴勒斯坦地区推广犹太复国主义。——译者注
    [17]阿莱维的《犹太女》（1835）创造了新的法国歌剧形式。女儿吉纳维芙嫁给他的得意门生乔治·比才，后来成为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他的侄子卢多维克·阿莱维是法国最红歌剧、比才的《卡门》的剧本作者。他的侄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利·阿莱维。参见米尔娜·切斯的《埃利·阿莱维：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哥伦比亚，1980）。——原注

    [18]犹太人服务组织，1843年成立于纽约市，在世界许多国家设有男、女及青年分支组织。
    [19]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20]莫里斯·德·希尔施（1831—1896），德国犹太金融家和慈善家，犹太垦殖协会的创建者。
    [21]马可尼丑闻，发生于1912年的英国政坛丑闻（文中1911年疑为作者笔误），政府多名高官被指控以不正当方式利用政府关于马可尼公司的意向信息谋取利益。
    [22]简单来说就是渐进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支。
    [23]出自苏格兰解剖学家、动物学家、人种学者和医生罗伯特·诺克斯的《人种论》。
    [24]Aliyah，通常译为阿利亚，原意为“上行”“登阶”，指当一个人愿意成为犹太人时，他会被邀请登上讲经台读经文。后来演变为“回归以色列”的意思。自1880年代起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共有五波阿利亚运动。
    [25]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译者注

    [26]古代波斯的距离单位。——译者注
    [27]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译者注
    [28]土耳其和某些近东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译者注
    [29]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1882—1965），美国著名法学家，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30]查尔斯·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31]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译者注
    [32]麦迪逊·格兰特（1865—1937），美国律师，主要以作为优生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工作而闻名。
    [33]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电影摄影机可装上胶片，供一人观赏，因此摄影机与放映机实为一体。——译者注
    [34]阿尔·卡彭（1899—1947），20世纪20—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老大，绰号“疤脸”，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使其成为最成功的犯罪集团。
    [35]达蒙·鲁尼恩（1884—1946），美国记者及短篇小说家。
    [36]托马斯·E.杜威（1902—1971），美国政治家，1943年到1955年担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
    [37]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出生在德国的美国历史学家。
    [38]1920年，德国兄弟会在艾泽纳赫召开大会，把他们的种族排斥扩展至所有嫁给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成员。
    [39]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长。——译者注
    [40]指1918年至1933年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执政后结束。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得名。
    [41]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从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42]乔治·格罗斯（1893—1959），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新客观现实派的代表人物。
    [43]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的傀儡政权。——译者注

    [44]拉丁人和萨宾人同为古罗马文明的创建者。两大部族曾冲突不断，相传有一次拉丁人劫掠了大批萨宾妇女为妻，于是萨宾人进攻罗马进行报复，已为人妻母的萨宾妇女苦劝丈夫与父兄和好，最终促成两个部族的融合。——译者注

    [45]詹姆斯·阿吉（1909—1955），美国小说家、记者、诗人、编剧和电影评论家。
    [46]伊夫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传记和游记作家，多产的记者和书籍评论家。
    [47]埃及的旧称。

    术语

    哈加达（Aggadah）：相对于法典本身（哈拉哈），指犹太法典《塔木德》中的非法典部分及米德拉西、轶事、民俗故事、传说，等等。
    阿利亚（Aliyah）：“升起”；移居以色列；被召唤至犹太会堂读经文。
    当地人（Am Ha-arez）：字面意思“此地的民”；意为“当地人”，有时含贬义，表示无知；大众；所有民众。
    阿摩拉（Amoraim）：3世纪至6世纪编集《革马拉》的犹太学者。

    阿什克纳齐（Ashkenazi）：德系犹太人；西欧、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相对应。

    圣名拉比（Ba’al shem）：“主的圣名”；懂得如何使用“圣名”力量的喀巴拉学者；学者，通常是哈西德派教徒。

    “ 小” （ Bar ） ： 人名中“ 儿子” （ 阿拉姆语） 的意思，与“Ben”（希伯来语）同义。

    受戒礼（Bar-mitzvah）：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儿成年的受戒礼。

    拉比法庭（Bet din）：犹太教法庭。

    科恩（Cohen）：犹太祭司或亚伦后裔。

    保守犹太教（Conservative Judaism）：用来指在修改摩西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同时规避犹太教改革派大规模变革的美国犹太教派。

    改宗者（Conversos）：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词语，指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法官（Dayyan）：拉比法庭的法官。

    流散犹太人（Diaspora）：离散和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的犹太人的总称。

    以色列地（Erez Israel）：以色列的土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

    犹太宗主（Exilarch）：巴比伦王国的犹太人世俗首领。

    加路特（Galut）：流亡者；流亡群体。

    加昂（Gaon）：巴比伦学术团体的负责人。

    革马拉（Gemara）：阿摩拉的法则等，对《密西拿》加以补充，成为《塔木德》的一部分。

    犹太会堂贮藏室（Genizah）：宗教文献的保存地点；通常指代福斯塔特（开罗老城区）的那座犹太会堂贮藏室。

    离婚文（Get）：犹太人的休书。

    魔像（Golem）：被魔法赋予生命的傀儡。

    哈加纳（Haganah）：英国统治时期的犹太防卫军队，后成为以色列军队的组建基础。

    哈拉哈（Halakhah）：相对于哈加达，拉比教义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塔木德》中涉及律法的部分。

    光明节（Hanukkah）：纪念马加比家族战胜希腊异教徒的节日。

    哈西德派教徒（Hasidim）：犹太教虔敬派教徒，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通常居住于东欧。

    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18世纪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其信徒被称为“马斯基尔”。

    领唱者（Hazzan）：礼拜仪式中带领祈祷的人。

    宗教学校（Heder或cheder）：犹太宗教学校。

    绝罚（Herem）：开除教籍。

    总工会（Histadrut）：以色列工会。

    伊尔贡（Irgun）：1931—194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期间的地下军事派别。

    喀巴拉（Kabbalah）：犹太神秘主义。“实用性喀巴拉”是一种魔法。

    《圣经》派信徒（Karaite）：18世纪的犹太教派成员，拒绝口头律法和《圣经》之后的拉比教义，只坚信《圣经》。

    婚约（Ketubbah）：犹太婚约。

    基布兹（Kibbutz）：犹太人定居点，通常是农场，产权共有。

    祁福式（Kiddush）：在安息日或节日宴席前夕，用葡萄酒祈福。

    国会（Knesset）：以色列国会。

    洁食（Kosher）：符合犹太饮食教规（kashrut）的食品。

    夫兄弟婚（Levirate marriage）：没有子女的寡妇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申命记》25：5）。

    大传教士（Maggid）：广受欢迎的哈西德派传教士。

    马拉诺人（Marranos）：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起源于被迫改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

    马斯基尔（Maskil）：犹太启蒙运动或哈斯卡拉运动的成员。

    马所拉（Masoretic）：根据《圣经》公认的拼写和发音传统写成的文本。

    枝形大烛台（Menorah）：圣殿中使用的七扦枝大烛台；光明节使用的八扦枝大烛台。

    门柱圣卷（Mezuzah）：犹太家庭挂于门柱上的《托拉》经文。

    米德拉西（Midrash）：讲解《圣经》的布道书。

    法定人数（Minyan）：犹太教祈祷会的法定人数，为10个成年犹太人。

    密西拿（Mishnah）：根据犹太口传律法编写的法典。

    穆汉（Mohel）：割礼执行人。

    莫沙夫（Moshav）：以色列小佃农的居民合作点。

    纳吉德（Nagid）：中世纪时犹太社会的首领。

    拿西（Nasi）：犹太教公会的大法官；犹太王子；犹太人族长希勒尔的后裔。

    口传律法（Oral Law）：相对于成典的《托拉》或《圣经》，最早的书面形式见于《密西拿》。

    犹太教正统派（Orhodox Judaism）：严格遵守律法的传统犹太教。

    犹太区（Pale）：沙皇俄国时期划给犹太人供他们永久居住的25个省。

    帕尔玛（Palmah）：哈加纳卫军中的全日制部队。

    帕那斯（Parnas）：犹太会堂的主要官员，或指经选举产生的平民领袖。

    辩经（Pilpul）：有关《塔木德》的辩论，常常很较真。

    皮尤（Piyyut）：用希伯来语写的祈祷诗。

    普林节（Purim）：犹太节日，纪念以斯帖皇后拯救波斯犹太人脱离危难。

    拉比（Rabbi）：意为“老师”，指宗教导师。

    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犹太教中主张改革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一派。

    释疑解答（Responsum）：有关律法问题的解答。

    修正派（Revisionist）：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由亚博京斯基领导。

    岁首节（Rosh Ha-Shanah）：犹太人的新年。
    犹太教公会（Sanhedrin）：第二犹太共和国时期由宗教学者组成的最高法院。
    乞丐（Schnorrer）：职业乞讨者。
    安息日（Shabbat）：犹太节日，从星期五黄昏开始至星期六天黑。
    沙巴泰门徒（Shabbetean）：假弥赛亚沙巴泰·泽维的门徒。
    职业媒人（ Shadchan ） ： 婚姻牵线人， 其促成的婚配称“shidduch”。
    司事（Shammos）：犹太会堂的司事。
    假发（Sheitl）：正统犹太教女子在公众场合戴的假发。
    舍金纳（Shekhinah）：原意为“居留”，指上帝的临在。
    施玛篇（Shema）：犹太教徒申述信仰的祷文。
    外族姑娘（Shiksa）：犹太人对非犹太族的年轻姑娘的称呼。
    羊角号（Shofar）：礼拜仪式上使用的号角。
    屠宰员（Shohet）：宗教仪式上屠宰牲口的人。
    犹太小镇（Shtetl）：位于东欧的犹太小镇。
    舒尔汉·阿路赫（Shulhan Arukh）：由约瑟夫·卡罗编纂的著名犹太法典。
    西都尔（Siddur）：犹太教所用的祈祷书。
    住棚节（Sukkot）：犹太节日，纪念犹太人出埃及时的流浪生活。
    披巾（Tallit）：犹太教男子晨祷时用的披巾。
    坦拿（Tannaim）：对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密西拿》编注者的称呼。
    塔古姆（Targum）：希伯来圣经的阿拉姆文译本。
    经文护符匣（Tefllin）：犹太教徒祈祷时系在手臂或前额上的小匣子。
    托拉（Torah）：《摩西五经》；犹太律法和教义的总称。
    托塞夫塔（Tosefta）：编撰者对《密西拿》的讲解集。
    犹太神学院（Yeshivah）：培养拉比的犹太高等学校，其院长称“rosh yeshivah”。
    伊休夫（Yishuv）：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社区。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人的赎罪日。
    圣贤（Zaddik）：哈西德派的领袖或圣人。
    佐哈尔（Zohar）：又译《光明篇》，犹太教喀巴拉密教文献，是对《摩西五经》的诠注。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4-5

    第四章　犹太隔都

    塞法迪犹太人大规模离散——1492年从西班牙被驱逐，1497年从葡萄牙被驱逐——让各地的犹太人都开始流动起来，因为大批难民的到来通常会引发进一步的驱逐。许多几近赤贫的犹太人，因为不得进入原本就禁止犹太人入内的城市，无奈沦落为游走的小贩。“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发展成熟并非巧合。1223年的博洛尼亚编年史中首次出现这个故事——一名犹太人因攻击前往苦路受刑的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直到基督第二次再临。5年后温多弗的罗杰在他的《历史之花》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流浪者成为亚哈随鲁却是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个犹太行商的原型，年纪老迈、虬髯蓬茸，衣衫褴褛、面容忧戚，是灾难的前兆。[1]石勒苏益格的主教称他于1542年在汉堡的一座教堂见过此人；书面流传的故事版本有上百个甚至更多，他在这些故事中一再地被人遇见：1603年在吕贝克，1604年在巴黎，1640年在布鲁塞尔，1642年在莱比锡，1721年在慕尼黑，1818年在伦敦。他成了无数文学作品的话题。当然，真正的流浪犹太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文艺复兴之后的遭遇，就是再一次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外人和寄居的人”。

    其中的一位流浪者是所罗门·伊本·弗迦（Solomon ibn Verga，约1450—1525），这位土生土长的马拉加人，先后被赶出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后于1506年来到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他最终在哪里落脚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他在罗马逗留过一段时间。他在罗马期间写

    过一本题为“犹大的权杖”的书，实际上是在质问：世人为何仇恨犹太人？此书堪称继1400年前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后的第一部犹太史书，因为伊本·弗迦在书中最起码描写了64起迫害犹太人的事件。

    此书的创作首次表明了犹太人历史自觉意识的回归，尽管这只是一个微弱的迹象。

    然而伊本·弗迦未能将他的书在生前出版，1554年他的书才在土耳其首次出版，这正说明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社会里犹太人的窘迫处境。尽管如此，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本·弗迦仍然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强烈批判《塔木德》，嘲笑迈蒙尼德，戏仿犹大·哈勒维的思想。他运用假想对话的形式，对犹太人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大加揶揄。如果说犹太人受人欺压，那么多半也是自作自受。他们妄自尊大但同时又思想消极，过于信靠上帝；心怀希望却又过于顺服；既不重视政治科学，也不重视军事科学，因此处于“双重无措”的状态。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不愿承认对方信仰的主张，他们都相信迷信与传说。如果说基督徒不宽容，那么犹太教徒则是不妥协。他指出，通常来说，“西班牙国王、法兰西国王，达官显贵、饱学之士以及所有的体面人士，都善待犹太人”；偏见主要来自无知、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我从未见过哪个明智之士仇恨犹太人”，他写道，一名智者说，“除了普通人，无人仇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犹太人傲慢，总是设法统治别人，你永远想不到他们是总被人赶来赶去的流亡者和奴仆。相反，他们总是设法摆出老爷和主人的姿态。所以民众嫉妒他们”。[2]犹太人为何不能低调和谦卑一些，为何不倡导宗教的宽容和理解，来打破世人的偏见呢？[3]

    伊本·弗迦用希伯来语写作，显然是面向一群受过教育的犹太读

    者，唯有他们能够理解他提出这些批评有正当的理由。因此，他提出

    的这些指控不容小觑。然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并没有显示犹太人遭人

    攻击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傲慢。引发事端的通常是外来犹太人

    的大量涌入，使得原有犹太社区的人口超过了警戒线。比如说威尼

    斯，10世纪以来它就是主要的贸易国，是犹太人天然的定居地，后来

    他们在那里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抵制。13世纪时，他们被驱赶到长刺

    岛（朱代卡岛），其他时间还曾被限制在内陆的梅斯特雷，被迫佩戴

    黄色圆徽，后来又先后改为黄色帽子和红色帽子。但那里一直有犹太

    人。他们表现不错，起码通过缴纳特别税对威尼斯的经济做出了巨大

    贡献，因此他们能够一再得到经过批准的特许状。

    1509年5月，威尼斯军队在阿尼亚德洛被康布雷同盟军击败，人们

    从内陆仓皇出逃至一些主要的岛屿。其中有5000多难民是犹太人，大

    多数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两年之后，天主教会修士通过布

    道又开始鼓动驱逐犹太人，最后在1515—1516年政府出台一个决议，

    将整个犹太社会限制在一个隔离区域内，所选地址的前身是铸炮厂，

    叫“新铸造厂”（ghetto nuovo[117]），建在中央岛屿中离圣马可广场

    最远的地方。这个新铸造厂，即隔离区，由运河隔成一个小岛屿，四

    周砌起高墙，所有朝外的窗户都用砖块封堵起来，两扇大门由4名基督

    徒士兵把守，两艘巡逻船上配有6名巡逻士兵，雇用这10人的钱，则由

    犹太社区支付，还命令犹太人以高于市价三分之一的租金签订永久租

    约。[4]

    为犹太人辟出专门的居住区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古已有之，大多

    数伊斯兰城市有犹太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犹太人常常要求与其他

    社区隔离并建立高墙，并将此作为定居城市的一个条件。但是他们强

    烈反对威尼斯的提议，这个提议明摆着就是为了从犹太人的存在中获

    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包括特别税），同时又要确保他们尽量不接触其

    他族群。实际上，他们白天可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从事商业活动，但

    是晚上却要回到隔离区被锁起来。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方便，但是威

    尼斯坚持这样做，实际上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使得随后驱逐犹太人的提

    议没能获得通过。新铸造厂原来居住的主要是德裔的意大利犹太人。

    1541年，黎凡特犹太人迁入附近的旧铸造厂（ghetto vecchio）。最

    后在1633年，这一区域再次扩大，设立最新隔离区以安置来自西方的

    犹太人。[5]那个时候（1632年）隔离区有2412名犹太人，而当时威尼

    斯的总人口是98244人。随着面积的增加，到了1655年，隔离区已经可

    以容纳近5000名犹太人。[6]生活在这样封闭的地方，犹太人不仅要缴

    纳普通税款并支付通行费用，每年还要缴纳1万达克特特别年度税，在

    隔离区设立后的最初一百年里他们至少上缴了6万达克特的强制税，总

    数不少于25万达克特。[7]

    犹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耐心，忍耐这种压迫呢？在一本关于威尼

    斯犹太人的书中，当了他们57年拉比的作者辛哈·卢扎托（Simhah

    Luzzatto，1583—1663）称，犹太人那种让伊本·弗迦如此痛恨的隐

    忍，是出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凡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能

    够觉察得到的改变……皆有更高的缘由，而非人力所为。”[8]那个庞

    大的西班牙社区，一度财富雄厚、实力强大，但是竟然对残酷的驱逐

    行动没有做出丝毫反抗，许多犹太人为此深感不安，有人甚至把先人

    的勇猛拿来作对比：犹太人为何不能表现得像祖先末底改那样呢？他

    们引用《以斯帖记》里的话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

    曼……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9]但是这同一篇经文——那是犹太人

    最喜欢的经文，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告诉他们还有别的选

    择。以斯帖难道不就是听从末底改的嘱咐，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身

    份吗？正如许多马拉诺人指出的那样，她“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

    人”，隐瞒身份的犹太人，以及逆来顺受的犹太人，都和《圣经》一

    样古老。除此之外，还有在“在临门庙屈身”的乃缦。然而，犹太人

    心里清楚，《以斯帖记》是含有警告意味的，因为恶人哈曼向亚哈随

    鲁王献计屠杀全体犹太人。约瑟·伊本·叶海亚在他于1538年发表的

    《以斯帖记》评注中指出，哈曼的逻辑是犹太人“散居在民中”使得

    他们无力反抗——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同样如此。[10]

    事实上，犹太社会甘愿受人压迫，甘愿充当二等公民，只要这是

    明确规定，而不会朝令夕改、随意变动。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

    而犹太隔离区却给了他们安全感，甚至一定程度的舒适。将犹太教徒

    集中在一处隔离起来可以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律法的遵守。如果说隔离

    措施如基督教会所称的那样保护基督徒，不让罪恶的犹太人和他们接

    触，那么它也同样保护犹太人不受到俗世的污染。约瑟夫·卡洛

    （Joseph Caro，1488—1575）编纂的法典，那是多少代正统犹太教徒

    的权威《哈拉哈》文稿，或许就是针对隔离区里那种自我封闭、自我

    反省行为而写的。

    在隔离区内部，犹太人可以追求虽然独立于外界但是氛围浓厚的

    文化生活，且不同宗教的交往接触也颇为频繁。在隔离区设立之际，

    基督徒印刷商丹尼尔·邦伯格在威尼斯开设了一家希伯来语印刷机

    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改宗者同心协力，为两部《塔木德》出版了

    精美的版本（1520—1523），从此为页码编排确立了标准。犹太排字

    员和校对员可以免戴黄色帽子。其他的希伯来语印刷机构也相继问

    世，这样一来，付梓成册的不仅有宗教典籍，还有当代的犹太著述。

    威尼斯出版了卡洛大法典《备好的餐桌》广受欢迎的缩印本，1574年

    还出版了它的袖珍本，扉页上写着“以便让人藏于怀中，无论休憩或

    旅行，都能随时随地查阅”。[11]

    国家的盘剥压榨也未能阻挡威尼斯犹太社会的蓬勃发展。这个社

    会共分三个民族：来自西班牙的佩能特人、土耳其属民黎凡特人和德

    裔犹太人，其中德裔犹太人是最古老、最庞大，也是最没钱的一支。

    当时的威尼斯只有犹太人可以从事放贷业务，他们说的是意大利语，

    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甚至到了18世纪末法律还是规

    定“威尼斯的任何一名犹太人都不得申请或享受公民身份”。[12]关于

    这一点，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得一点也没错，他写到杰西

    卡说她父亲夏洛克藏着满屋的金银财宝，也似乎不无道理。成功的放

    贷人往往积累着大量未被赎回的典当物，特别是珠宝首饰。当地有禁

    奢法令限制他们佩戴这些掠夺而来的首饰；实际上犹太人自己也起草

    了禁奢规定，以避免招致“外邦人的嫉妒和仇恨，他们的眼睛总是盯

    着我们”。[13]

    然而，就算有着装上的限制，威尼斯的隔离区里也不缺少欢声笑

    语。一名同时代人如此描写欢庆圣法节的仪式：

    今晚正在举行类似狂欢节的活动，许许多多的少女、新妇为了不

    被认出，头戴面具，来到各家会堂。这时候她们被心怀好奇的基督徒

    堵在一处，有女士也有先生……在场的有来自各族的人，有西班牙

    人、黎凡特人、葡萄牙人、德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每个人都

    按着自己的唱法高歌欢唱。因为不用乐器，所以有的举手拍掌，有的

    拍击大腿，有的模仿响板打着响指，有的拨拉着紧身的上衣像装出弹

    吉他的样子。总而言之，他们喧闹着，欢腾着，狂舞着，做着鬼脸，

    扭着身子，好一派狂欢的景象。[14]

    活动上没有乐器完全是因为拉比的反对。许多拉比反对任何形式

    的艺术音乐，其理由是音乐中有大量重复祷告的圣言，尤其是上帝的

    名字——他们认为这会误导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帝不止一个，然而这

    种说法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在16、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也提出类

    似论点反对复调音乐，坚持要求每个音节只用一个音符。）在安科纳

    附近的塞尼加利亚，保存着一份记录，显示当地的拉比和唱诗班指挥

    末底改·德拉·罗卡发生过激烈争吵——拉比大量引用《塔木德》和

    喀巴拉教派书籍的原文，坚持认为音乐的存在就是为了诠释经文，其

    他的均“只是点缀”。[15]尽管如此，威尼斯的犹太人隔离区无疑在17

    世纪初期还是有一所音乐学院的。塞西尔·罗斯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

    斯犹太人的考证显示，严格主义者常常不满隔离区里的犹太人生活奢

    侈、世俗化，喜欢用意大利语而忽视希伯来语，甚至有人强烈要求用

    本地语来祈祷。犹太人创作剧本，在数学、天文和经济方面著书立

    说，用的都是意大利语，他们甚至还为安息日乘坐贡多拉找到了很好

    的理由。[16]

    犹太人在隔离区内设有自己的学校，但是他们也可以到帕多瓦附

    近的医学院去攻读学位。尽管如此许多拉比还是更希望隔离区的围墙

    砌得更高一些。

    的确，虽然犹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组成了历史的基本内容，但

    在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更多困扰于内部事务，有时候内部的纷争非常

    激烈。就在威尼斯隔离区建成之际，有人要起诉伊曼努尔·本·诺亚

    ·拉斐尔·达·诺萨，这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诺萨是暴君般的统治者，费拉拉犹太社会的富人，拥有自己的专属拉

    比——大卫·皮齐盖托内，代表他裁决案件。他曾如此扬言：“我就

    在这里，坐在我的城、我的民当中。凡对我有任何不满的，都让他到

    这里来起诉我。”据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同样对他躬身行礼。亚伯

    拉罕·达·芬奇把他送上了博洛尼亚的拉比法庭后，他的恶行才晓于

    天下，后者告他骗取他5000个金弗罗林，还有红宝石和绿宝石各一

    块。诺萨的儿子称其父亲不在，拒绝接受法院令状，并骂道：“滚，

    你这坨臭狗屎。”专属拉比也拒绝出庭，并称：“我与你何干，哈曼

    的儿子？”这个案子被提交到意大利各地的6个拉比法庭，尽管大多数

    人反对诺萨，但是他却得到了亚伯拉罕·明茨的大力支持。后者的父

    亲犹大·明茨拉比曾任帕多瓦犹太神学院院长达47年之久，他本人后

    来也成了曼图亚的拉比。他们撕毁对手的来函、法院的传票，威胁拉

    比，说要把他们处以枷刑或拖到基督教廷受审，各派拉比互相指责对

    方家世浅薄、没有学识，自吹家族谱系和学术造诣，塞法迪和阿什克

    纳齐的分歧更是使这场争吵愈演愈烈。明茨指责博洛尼亚拉比亚伯拉

    罕·柯恩是“巧舌如簧的塞法迪……是搅扰这个案子的撒旦”。柯恩

    则反唇相讥：“你骂我先祖是爱吵架的祭司……我以这个名字（塞法

    迪）为傲，我们让塞法迪这个神圣的名字在世人面前变得更加神圣，

    这其中也有我的贡献，我们历经最大的诱惑……你是一个无耻之徒、

    无用之人，是满口谎言、诈人钱财的骗子……你这无知、呆笨、愚

    蠢、没有头脑的傻瓜。”他说明茨一向靠巧取豪夺为生，“全世界都

    知道他是个无赖和亵慢之人”。更有传言称明茨子承父位只是因为他

    羊角号吹得好。最后一共有五十多名拉比卷入这场争吵，其中有些来

    自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诺萨不得不屈服。这个针对诺萨的案子看上

    去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存的记录是由反对他的拉比整理

    的；双方的拉比之间都有姻亲关系，家族之间的世代恩怨让这些既是

    法律又是教义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7]

    诺萨一案让人觉得，意大利的犹太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善于捍

    卫自己的群体。犹太人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能够凭自己的能力

    繁荣发展。16世纪的意大利流传着各种有关犹太人如何出人头地取得

    成功的精彩故事，亚伯拉罕·科洛尔尼就是其中一位。这位1540年出

    生于曼图亚的全才，在作为工程师效力于费拉拉公爵期间，树立了卓

    越的声誉，他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精于军事装备研究，设计

    地雷、爆炸物、浮码头、折叠船、攻城用的折叠梯和堡垒。他制造了

    早期的机关枪，生产出2000支火绳枪，这种火绳枪装填一次可射击十

    次。科洛尔尼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编制乘法表，发明新的镜

    像法用于测距。他精于脱身术，写过密码学，谴责手相术。更重要的

    是，他还是个精通纸牌戏法的著名魔术师，因此他受邀来到富丽堂皇

    的布拉格宫廷，成为巫师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座上客也就不足为奇

    了。[18]

    然而，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另一些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在地中海

    地区，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战事频发，虽然时断时续，但是波及范

    围甚广，这些犹太人饱受战争蹂躏，甚至被卖身为奴。遇到战争，犹

    太人一贯的做法是与争战的双方都交好，15世纪90年代逃离西班牙和

    葡萄牙的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欢迎，作为回报，他们协助当地

    打造军工产业。他们巩固了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原有的犹太社会，使

    它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社会之一，到1553年有两万多犹太人居住在该

    城。在黎凡特、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一带，到处都有犹太商人的足

    迹，威尼斯的犹太人因为得益于他们和巴尔干及巴尔干以东地区的关

    系，一度控制了该城市很大份额的东方贸易。犹太人还在意大利的其

    他港口从事贸易活动，尤其是安科纳、里窝那、那不勒斯和热那亚。

    几乎每一艘商船上都有犹太商人，但是所有的商船都是奥斯曼帝国、

    基督徒战舰和私掠船的袭击目标，而犹太人则是特别有价值的人质，

    因为很多人相信（他们往往是正确的），即使人质本人没钱，也总会

    有某个地方的犹太社会同意为他们支付赎金。

    倘若有基督徒船上的犹太人被土耳其人扣押，那么一般都是在君

    士坦丁堡谈判人质释放事宜。威尼斯的黎凡特和葡萄牙犹太会众成立

    了一个专门机构，以赎回基督徒从土耳其人船上俘获的犹太人质。犹

    太商人的所有货物都要缴纳特别税款以维护这个机构的运营，这种税

    相当于一种保险，因为人人都有可能遭此风险。最大的敌人是圣约翰

    骑士团，他们把自己在马耳他的基地变成了欧洲最后一个奴隶贸易中

    心。他们总是对犹太人虎视眈眈，甚至连基督徒船上的犹太人也不放

    过，说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圣约翰骑士团将人质关押在奴隶营

    里，定期出售给投机商，后者以高于市场价买下；大家都认为所有的

    犹太人都是有钱人，总会被人赎回去的。威尼斯犹太人在马耳他雇了

    名代理人，一旦发现有犹太人质到来，只要资金到位，这名掮客就前

    去商谈，为他们争取获释。基督徒的人质持有者利用犹太人的人质解

    救制度漫天要价。有个名叫犹大·苏尔那古的75岁老人赤裸着身体被

    关在地窖里达两个月之久，以致双目失明，无法站立。他的主人说除

    非那名犹太掮客支付200达克特的赎金，否则就拔去他的胡须和睫毛，

    给他带上锁链。掮客将老人赎了出来，但是他拒绝为同样受到投机商

    虐待的罗德岛人亚伦·阿菲亚支付600达克特的赎金，他说，如果这个

    可怜的人在囚禁期间死去，他就会让投机商连本金都赔掉。约瑟·利

    维就是这样，主人为了索取更高的赎金打他，直到他死于鞭下。[19]

    这个恶劣的行当持续了300年之久。1663年，克伦威尔手下的老兵

    菲利普·斯基庞描写马耳他的奴隶监狱说：“犹太人、摩尔人和土耳

    其人在这里被当成奴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犹太人因为帽子上别

    有一块黄色的小布条而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参观监狱的那天早上，一

    名被扣了一年左右的犹太富人被主人以400斯库多[118]的价格在市场上

    出售。因为持有威尼斯护照，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因此就袭击了买

    下他的商人，于是他立刻又被押送了回来，他们剃掉他的胡须和头

    发，给他的双脚戴上沉重的锁链，并施以笞跖刑50下。”[20]晚至1768

    年，伦敦的犹太社会还送去80英镑，帮助赎回马耳他的一批犹太奴

    隶，30年以后，拿破仑才取缔了这个行当。

    因为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犹太人在西班牙驱

    犹事件发生后，被许多意大利人当成了敌人，这也是实行隔离制度的

    间接原因。人们普遍对他们抱有偏见，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们在1565

    年的马耳他之围中帮助土耳其人攻下了马耳他。但是，在16世纪的欧

    洲，影响犹太人命运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宗教改革运动。从长远来看，

    新教的兴起大大有利于犹太人，它打破了欧洲拉丁世界铁板一块、牢

    不可破的格局，意味着基督教社会想要建立一个单一信仰的社会已是

    痴人说梦，如此一来，犹太人作为唯一非国教团体的孤立状态终于结

    束了。新教的兴起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修士——犹太教徒最

    痛恨的死敌——走向没落，也使得教士独身制度和修道制度等宗教习

    俗走到了尽头，这两者都严重侵害了犹太人的利益。

    这场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研究基础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还

    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希伯来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旧约》的兴趣。许

    多天主教护教士指责犹太人，特别是马拉诺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支持

    和鼓动新教思想家。犹太人自己中间也流传着一些故事，说一些势力

    强大的基督徒，甚至说西班牙国王，是马拉诺人的后代，他们暗中致

    力于颠覆基督教会；他们的编年史家将新教的兴起，比如说在纳瓦拉

    [119]的兴起，归因于马拉诺人。但是能够表明宗教改革家们因为对《旧

    约》的兴趣而亲犹太人的实际证据并不多。基督徒希伯来文学者，如

    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约

    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1528年后任

    巴塞尔大学希伯来文教授的塞巴斯丁·缪斯特，以及菲利普·梅兰希

    通（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都和任何一名多明我会的

    修士一样，强烈反对犹太教，虽然梅兰希通也谴责血祭诽谤以及其他

    过激的反犹行为。他们摒弃《密西拿》《塔木德》，事实上摒弃了所

    有的犹太评经书，只保留了部分喀巴拉思想。他们中的最重要人物伊

    拉斯谟更是连喀巴拉思想也不接受，他认为犹太学者是极其危险的人

    物——他们对信仰的危害比中世纪学者的蒙昧主义更加严重：“没有

    什么比这种瘟疫更加不利于基督。”[21]他致信给科隆的宗教法庭审判

    官时这样写道：“我们当中谁不仇视这个种族？……如果说痛恨犹太

    人的就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是基督徒。”[22]

    没错，在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欢迎宗教改革的，因为这可以

    分化他们的敌人。而路德（他尤其如此）在重新诠释《圣经》，否定

    教皇权力的时候，也的确寻求过犹太教徒的支持。他在1523年发表的

    《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一文中说，现在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

    基督而是愚蠢地期待民众主动来皈依。当犹太教徒反驳说《塔木德》

    对《圣经》的理解远远超过他，欢迎他也皈依犹太教时，路德先是痛

    骂他们顽固不化（1526），继而又在1543年对他们进行了愤怒的攻

    击。他在维滕贝格发表的小册子《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算得上第

    一部现代反犹主义著作， 朝着20 世纪的大屠杀跨出了巨大的一

    步。“首先，”他敦促说，“应烧毁他们的会堂，用土掩埋没有烧完

    的东西，不要留下一砖一石让人想起这些建筑曾经存在。”要撕毁犹

    太人的祈祷书，要禁止拉比布道，接着还应这样对待他们：“捣

    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去住牲口棚，好让他们明

    白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要禁止犹太人进入马路和市场，没收

    他们的财产，然后强制“这些毒虫”劳动，让他们“用自己的汗

    水”赚他们的面包，实在迫不得已就把他们赶出去，“永远”不得回

    来。[23]在路德指责犹太人的长篇大论中，特别针对他们的放贷行为，

    坚持认为他们的财富“都是向我们放高利贷盘剥去的”，因而并不属

    于他们，路德这样指责高利贷者：

    ……是罪大恶极的窃贼和杀人凶手……无论是谁消耗、破坏和偷

    取别人的食物，他就是犯了谋杀罪，他的罪行和饿死或杀死一人同样

    严重。放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谋杀罪，这种人本该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偷多少钱，就让多少渡鸦来啄食他，然而他却还安然无恙地坐在自己

    的板凳上……因此，除了魔鬼，人类在这世上就没有比敛财者和放高

    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因为他想成为全人类的上帝……高利贷就是一

    个巨大的恶魔，如同恶毒凶残的狼人……既然我们对强盗、杀人凶手

    和入宅行窃者处以车裂刑和斩首，那么我们还要处决多少人呢？……

    追捕他们，诅咒他们，将他们全部斩首！

    路德还不满足于语言上的谩骂。甚至在他写反犹小册子之前，他

    就已经付诸行动。1537年，他将犹太人驱逐出萨克森；16世纪40年

    代，他又赶走德国多个城市的犹太人；1543年，他试图说服选民将犹

    太人赶出勃兰登堡，但是没有得逞。他的追随者继续在那里煽风点

    火，反对犹太人：他们在1572年洗劫了柏林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年

    终于如愿以偿，整个德国禁止犹太人入境。相比之下，让·加尔文对

    犹太人则更有好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有息借贷问题上，他倾

    向于认同他们的做法。他在著述中客观地记录了犹太人的论辩，为此

    他的路德派敌人甚至指控他被犹太化了。[24]但即便如此，犹太人还是

    从加尔文派控制的城市和巴拉丁领地被驱逐了出去。[25]

    新教教会对犹太人的敌视，最终把他们推向了皇帝的怀抱。查理

    五世[120]戴着他的西班牙帽的时候，对犹太人并无好感。他在1543年说

    服教皇在葡萄牙成立宗教裁判所，7年之后又将许多马拉诺人赶出里斯

    本，1541年驱逐了那不勒斯的犹太人，还把他们赶出他在佛兰德斯的

    一些领地。但是在德国，他发现犹太人是可以利用的同盟，在分别于

    奥格斯堡（1530）、斯派耶尔（1544）和雷根斯堡（1546）召开的三

    次帝国议会上，他的保护使犹太人免遭了驱逐。天主教会的采邑主教

    [121]也发现犹太人是可以利用的同盟，他们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来对抗新

    教市民，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愿意公开承认。因此，在《奥格斯堡和

    约》中，各方达成默契，在“教随国定”这一主要条款中不提及基督

    教国家，这样，犹太人就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了。阿尔萨斯大拉比罗塞

    姆的约泽尔在这段紧张时期里充当犹太人的代言人，他谴责路德

    是“恶棍”，称查理皇帝为“上帝的使者”；犹太人在会堂里为帝国

    军队的凯旋祈祷，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军需物资——从而为犹太人找到

    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生存模式。[26]

    然而尽管如此，当反教改运动爆发的时候，犹太人还是和新教徒

    一样受到了严酷的冲击。传统意义上教皇和其他亲王一样都是利用并

    保护犹太人的。即使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就已

    有5万犹太人，随着难民的到来，这个数字迅速上升。和威尼斯一样，

    难民的大量涌入也引发了问题，但总的来说，教皇的政策还算宽容。

    保罗三世（1534—1549）甚至鼓励被赶出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前来定居

    （1541），6年之后又接收马拉诺人，并承诺保护他们，不让宗教裁判

    所找他们麻烦，尤里乌斯三世继任后继续为他们提供保证。然而1555

    年5月，枢机主教卡拉法登上教皇法座成为保罗四世后，立即取消了原

    有政策。卡拉法曾任宗教审判大法官，是犹太人、异议分子和异端分

    子的死对头。不仅在安科纳，还在许多其他意大利城市，不管是否属

    于教皇领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随意混居，然而保罗四世却相信伊

    拉斯谟的观点，认为犹太教的影响对基督教信仰是致命的威胁。他当

    选两个月后，发布《此为荒唐》诏书[122]，在罗马推行威尼斯方案，将

    罗马的犹太人全都赶至台伯河左岸，用围墙围起来。与此同时，他还

    在安科纳发动清除马拉诺人的整顿运动，当众烧死25名马拉诺人。犹

    太隔离现象迅速扩展至教皇领地里的各个城市，1562年始，“隔离

    区”（ghetto）一词正式用于反犹法规。不仅在罗马和博洛尼亚，还

    有佛罗伦萨，都火光四起，大量希伯来书籍被烧为灰烬。庇护五世

    （1566—1572）的凶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发布《希伯来人诏

    书》（1569）驱逐犹太社会，其中有些社会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那

    里。后来的历任教皇虽然做法各异，但在教皇领地隔离犹太人，并施

    压要求其他统治者采取同样措施的政策一直保持不变。就这样，托斯

    卡纳于1570—1571年，帕多瓦于1601—1603年，维罗纳于1599年，曼

    图亚于1601—1603年，都实行了犹太隔离制度。费拉拉公爵们拒绝服

    从，但还是答应阻止犹太人印刷书籍。[27]最后，里窝那成了唯一没有

    设立犹太隔离区的城市。

    向犹太人发难的并非只有教皇。那几个最强大的君主国家传统上

    都是犹太社会最热心、最有力的保护者，但他们对异端的反对也最为

    激烈。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反教改运动，是对上半个世纪盛行的令

    人不安的思潮做出的巨大回应，是理性和秩序的回归。领导这场运动

    的虽然是上层，但是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它是对抗各种种族主

    义、颠覆活动和革新运动的原动力。犹太人，尤其是马拉诺人，被普

    遍认为是社会的不安因素。这些被迫的改宗者及其后代，脱离了犹太

    正统教的教规戒律，投靠什么都有可能，包括最让当局头痛的再施洗

    派——这个词语就是宗教不服从的总称。许多马拉诺人发明了兼具基

    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奇怪的混合信仰，他们是宗教怀疑论者，讥笑圣

    母马利亚和圣徒，嘲讽神像和虔诚的行为，妄自论断各种权威。马拉

    诺人和异端分子均被认为有叛国的可能——当局痛恨的纳克索斯公爵

    若昂·米格兹就足以让他们引以为鉴，他是由基督徒改宗过来的犹太

    教徒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成了苏丹本人的谋士。

    反教改运动既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世俗运动，他们最不信任的就是外来移民，其中就有马拉诺人。经验告诉当局，流动意味着麻烦。他们倒不是十分在意在本地生活已久的犹太人，能带来危险思潮的是新来的人。这种担忧是多层面的。威尼斯面包师行会公开谴责其内部的外来从业人员：“他们追随路德派的脚步，吹嘘让基督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如今又不惜一切地破坏这里的面包师行会。”查理五世的驻威尼斯大使更是警告威尼斯共和国说，若不取缔异端，它将会导致“亲王们为争取民心而招来的敌意……因为他们（异端）不希望任何封臣顺从亲王，试图毁灭所有领地，解放人民”。[28]庇护五世的威尼斯大使乔瓦尼·安东尼奥·法契内蒂则毫不犹豫地认为，威尼斯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失利，罪魁祸首是没有彻底清除犹太人和异端分子：此刻是上帝本人，而不是土耳其人，正在向共和国发动战争，统治者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大能的上帝觉得这个国家得罪了他？”[29]当局喜欢犹太人做财富的创造者，却痛恨他们做思想的贩卖者。

    然而这两种活动恰恰展现了人性的两面性。经验显示，流徙的犹

    太人虽然很有可能带来搅动人心的思想，但同时也很可能会带来新

    的，或者说更加有效的方式来为国家增加财富。历史不断地在告诉我

    们，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能够激发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方式，把移民变

    成更加高效的经济生产者。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希腊的穷苦牧人和

    橄榄种植者背井离乡，离开古老的土地，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各显其

    能，成了成功的商业殖民者。19世纪，苏格兰高地忍饥挨饿的族人、

    来自克莱尔和凯里不幸的爱尔兰乡巴佬、波兰的半农奴、意大利南部

    地区的无地农民，来到安大略省和新西兰，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

    美国中西部地区，阿根廷和新南威尔士等地后，都转身成了勇于拼

    搏、努力奋斗的人。在当今时代，我们也不断地看到人口迁移的神奇

    作用，如越南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定居，古巴人到佛罗里达定

    居。

    教改和反教改运动，以及一连串的宗教战争犹如在欧洲踩踏了一

    个蚁冢，逼得一些勤劳微小的犹太社区四处逃难。有时候为了躲避骚

    扰和迫害，他们几经辗转才能最终定居下来，而接待他们的地区几乎

    毫无例外地都会得到繁荣发展。马克斯· 韦伯和R.H. 托尼

    （R.H.Tawney）曾经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宗教观念的产物，这些宗

    教观念有不同的名称，如“新教伦理”和加尔文主义的“得救恐

    慌”，二者都强调努力工作和财富积累的精神。然而这一理论遭遇了

    许多无法驳斥的反对，现在看来，通常影响因素更可能还是人口迁

    移，而不是教派信仰。尤其在英国和荷兰，以及后来的北美和德国，

    为国家经济注入动力的不仅仅是加尔文派，还有路德派、来自意大利

    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犹太人。[30]

    这些流动的社群，其共同特点不是神学，而是他们对教权体制训

    谕下宗教和道德思想的国家禁锢的抗拒。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反对教权

    统治集团，支持建立由会众主持、依靠个人良知运行的宗教政府。从

    所有这些方面来说，犹太人是各移民群体中最有性格特点的一个。自

    第二圣殿被毁之后，他们就开始反对教权主义，他们比任何一个新教

    教派都更早地采用会众制，他们的社会自己选举拉比。在教条神学缺

    席和知识包容精神彰显的条件下，这种形式的权力下放是可行的。而

    且更重要的是，犹太人是经验丰富的移民专家，他们自古以来就是流

    动的民族，从祖先最早的发源地来到外乡寄居，世世代代经历了无数

    不同的环境遭遇，在此过程中使得许多“移民艺术”得到了完善，尤

    其是集中财富以便快速将其从危险地转移到新居住地的本领。他们的

    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的民间文化，以及他们的律法，都有利于这种创

    新性的流动。

    这就是初来乍到的犹太人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幸，都能获得营运资本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也常常使得他们受到当地的欢迎。犹太辩惑学家玛拿西·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1604—1657）在17世纪中叶如此写道：

    因此可以看到上帝并未离开我们；因为若是这人逼迫我们，那人

    就会对我们以礼相待；若是这位亲王苦待我们，那位亲王就会善待我

    们；若是这人将我们驱逐出他的国家，那人就会许以无数的优待邀请

    我们；意大利的多位亲王如此，名声显赫的丹麦国王、尼斯势力强大

    的萨伏依公爵也都如此。难道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接纳以色列民的国

    家会繁荣昌盛吗？[31]

    除了这些普遍的秉性特点，犹太人还要为发扬经济创新精神和创

    业精神作出特别的贡献。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中世纪时期，他们

    的城市建设能力、他们的商业技能和金融手段，都已逐渐为周围的基

    督教社会所掌握；一旦在社会、经济方面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

    再是受欢迎的人了，通常不是收到逐客令，便是遭受歧视。接着他们

    可能又会流离到经济不甚发达、仍然需要他们技术的其他地区。不然

    就是要发明新的方法，在这方面犹太人也非常擅长。他们总能在竞争

    中领先别人一步，不是通过提高原有方法的效率来降低价格，就是发

    明新的方法。但是只有到了新的地方，他们的创新精神才能发挥到极

    致，通常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新一代人可以接班。还有一点也同样重

    要，那就是犹太人对于新生事物总是反应迅速。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

    凡事都要理性。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通过不断地理性

    化，从而不断地对原有方法的混乱做出修正，继而向前推进的。这方

    面犹太人是在行的，因为尽管他们在自己那个孤立的狭小世界里极端

    保守（通常如此），但是整个大社会却于他们无份，他们对这个社会

    也并无感情，因此尽可以看着旧的传统、旧的方法和旧的制度被推倒

    摧毁而无动于衷——事实上在摧毁过程中他们还起到了带头作用，可

    以说，他们是天生的资本家。

    犹太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可以相对自由地遵循理性逻辑，没有什么

    能够比他们的金钱观更好地体现这一点了。犹太人对于人类进步的最

    大贡献之一，便是迫使欧洲文化与金钱及其力量达成了妥协。人类社

    会向来极不情愿卸去钱的神秘面纱去正视它的本质：钱不过是一件普

    通的商品，它的价值是相对的。事实上，他们往往将所有商品——尤

    其是货币，因为它面值固定——都赋予绝对价值，而意识不到物品的

    价值会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他们还给钱蒙上了一层特别的道德色

    彩。为何圣保罗宣称且无数的人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贪财是万恶之

    源”？为何不说贪恋土地、羊群或马，不说贪恋房子或画作呢？甚

    或，为何不说贪恋权力呢？金钱背负如此恶名并无正当理由，而且，

    钱和其他商品之间道德之分延伸到投资理念中，对储蓄和经济发展的

    伦理框架的建设构成了极大困难。饲养牛羊是体面的，一分播种一分

    收获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要让钱为自己工作，对不起，那就是寄

    生虫，那就是靠所谓的“非劳动所得”为生。

    犹太人最初也和大家一样深受这种谬论的影响，事实上它还是犹

    太人自己的发明。但是他们采用的宗教合理化改革手段和因不愿以钱

    为营生介质而遭遇的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前

    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涉及钱的交易方面，他们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制

    定了双重标准，其中有些规定甚至沿用至今：以色列（也有其他地

    方）的许多银行都有公告，要求犹太人之间的借贷遵照宗教律法。然

    而从15世纪末起，主张宗教合理化改革的犹太人试图剥去金钱的神秘

    外衣。于1500年发生在费拉拉的一场争论中，阿维尼翁的拉比亚伯拉

    罕·法理索尔（Abraham Farissol）使用革新者的常用（颇有点欺骗

    性的）论点，坚称一切已经不同于《圣经》时代，钱已经变成纯粹的

    商品了：

    这样，就出现了新的情形和新的义务。（出于同情而白白施舍给

    乞丐那是理所应当，但）除此情形，若是有人需要什么，而其同伴又

    有富余……他就该出钱购买。因此……出钱租用房子、雇用工人，各

    有其价，这是公认的惯例……倘使我们的常理和智慧要求为所有需要

    帮助者提供帮助，为所有缺钱者提供无息贷款，那么常理也会同样要

    求，若是有人需要一所房子、一匹马或是一份工作，那么也应该无偿

    提供给他们。[32]

    法理索尔认为，约定一个价格、薪酬和利息体系有利于社会的发

    展，因为它能对有序社会里的经济关系起到温和的调节作用。从自己

    拥有的财富中获取收益和从自己拥有的土地或其他任何商品中获取收

    益一样，都是无可厚非的；“用同伴资金获利的必须回报同伴，是符

    合惯例和常理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以撒·阿巴伯内尔在他的《申

    命记》评注书（首次发表于1551年）中也做过类似的辩护：“收取利

    息并不丢人……因为利用自己的钱、酒和谷物获取利润是正当的行

    为，假如有人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钱……一个人向别人借了种子播种小

    麦，为什么收获后要照例拿10%来回报借种子的人？这是正常的商业交

    易，是正确的做法。”又说，无息的交易是为了特别有恩于我们的

    人，如确实有困难的教友。[33]

    坦然面对金钱理念，诚实理性地对待钱的问题，这在《圣经》犹

    太教和拉比犹太教中都能找到深刻的依据。犹太教并不认为虔诚和成

    功富足是对立的，它歌颂穷人，谴责贪婪，但也常常暗示生活中的美

    好事物和道德价值之间的联系。《申命记》中有一段美好的经文，其

    中摩西强调凡是遵守律法的人上帝必赐给他富足：“他必爱你，赐福

    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

    羔。”[34]以色列也必将富足：“你必借贷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

    借贷。”[35 ]“寻求耶和华的，”《诗篇》说，“什么好处都不

    缺。”[36]《诗篇》和《箴言》《所罗门智慧书》《传道书》《便西拉

    智慧书》都充满了这样的观点。《塔木德》也发出同样的声音：“人

    在匮乏时代最容易学会珍视财富。”“有七样东西与‘义人相当，与

    世界相当’，其中一样是财富。”犹太人的《哈拉哈》从来都是处理

    现实中的商业问题，而不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它所基于的假设是，正

    当的商业行为不仅完全不违背严格的道德准则，而且绝对是美德，因

    为它使善工和慈善变得可行，而善工和慈善又是犹太社会一切活动的

    中心。权威政体曾对商业活动做出切实可行的裁决和规定，因为他们

    当中参与商业活动的不在少数。迈蒙尼德和纳奇曼奈等人也从未说

    过，读书或著书立说，说过跟经商之间是绝对对立的，那是典型的基

    督教知识界的思想观点。任何聪明人都知道拉比犹太教有关商业方面

    的论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传统观念却往往将其排斥在宗教语

    篇的范围之外。

    因此，犹太人有充分的准备要利用16世纪标志性的世界经济发展

    带来的机遇；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西班牙遭受的排斥和他们在欧洲的

    教改和反教改运动中的遭遇，他们别无选择，唯有进一步流散，寻找

    发挥商业才能的新机会。向西，哥伦布航海并不是唯一有犹太人和马

    拉诺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活动。被驱逐的犹太人是最早前往美洲

    的商人，他们建立工厂、开辟种植园，如在圣托马斯，他们成了首批

    大种植园主。西班牙禁止犹太人向殖民地移民的法律并没有取得效

    果，1577年终被废止。犹太人和马拉诺人尤其喜欢定居巴西，1549年

    被派往海外的第一任总督托马斯·德·苏扎显然出身犹太家庭。他们

    拥有大部分的甘蔗种植园，垄断了宝石和半宝石的交易，1654年从巴

    西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帮助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建立了蔗糖工业。英国

    人在西方新开辟的殖民地对犹太人表示欢迎。牙买加总督于1671年拒

    绝了驱逐犹太人的请求，他是这么写的：“我认为国王陛下不可能拥

    有比犹太人和荷兰人更能创造利润的臣民；他们库存多，通讯联络方

    便。”苏里南殖民政府则宣称：“我们发现，希伯来民族已经……证

    明他们有利于殖民地的发展。”[37]

    向东，至少从希腊时代起，犹太人就活跃于俄罗斯边境地区，尤

    其是黑海沿岸。事实上，有传说称抵达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犹太

    人，就是北方以色列王国灭亡后失踪的10个支派。8世纪上半叶，可萨

    王国已皈依犹太教。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犹太人就活跃在欧亚大陆南

    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一边经商，一边规劝当地人改宗。15世纪70年

    代，在对外迅速扩张的莫斯科公国，犹太人的活动促进了一个半地下

    宗派的产生，当局称之为“犹太派”，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即“伊凡雷帝”（1530—1584），下令溺

    死不愿接受基督教的犹太人，犹太人被正式赶出俄国，从此俄国不再

    有犹太人，直到18世纪晚期第一次瓜分波兰[123]。

    俄国设置的障碍使得犹太人无法继续向东渗透，导致大量的犹太

    人在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定居。与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一

    样，犹太人在大规模的殖民过程中也是一股关键力量，该过程的标志

    是农业和商业经济迅速扩张，人口显著增长。1500年左右波兰只有2万

    到3万犹太人，而当时的波兰总人口是500万。到了1575年，波兰总人

    口上升至700万，犹太人人口则猛增至15万，此后人口更是加速增长。

    1503年，波兰王室任命拉比雅各·波拉克为“波兰拉比”，得到王权

    支持的大拉比制度的兴起，使得犹太人的自治模式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这是自犹太宗主制度消亡之后就未曾有过的。从1551年起，大拉

    比由犹太人自己选举产生。当然，这是寡头统治而非民主管理。拉比

    在法律和财政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命法官和其他各类官员。即

    使与地方议会分享权力，也只1%～5%的犹太家庭拥有投票权。[38]君主

    之所以向犹太人下放权力，当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波兰人对犹太人

    怀有深深的敌意。比如，在地方商人阶层势力强大的克拉科夫，犹太

    人通常难以插足。君主们发现，他们可以向某些城镇，如华沙，出

    售“不容忍犹太人”的特权，以此赚取犹太人的钱。但是，如果允许

    犹太社会发展，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他们甚至可以赚更多的钱。拉

    比和地方犹太议会首先是征税机构，他们所征的税款用于国民福利和

    官员薪俸的只有30%，其余的是上交给国王的保护费。

    拉比参与公共财政，参与为社会提供资金者的商业事务，使得东

    欧犹太人，即阿什克纳齐，通过《哈拉哈》认同新的信贷融资方式，

    甚至能够比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走得更远。靠近文明社会边缘开展

    生意的波兰犹太人与荷兰和德国的犹太家族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时一种新的信贷工具——短期本票（mamram）出现，并得到了

    拉比的批准。1607年，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社会也获得授权可以使

    用“豁免合同”（Heter iskah），这是犹太人之间的一种借贷体系，

    根据这个体系，犹太人为另一名犹太人提供借贷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

    回报。律法上的合理化改革最终使得即使是思想保守的权威，如著名

    的拉比犹大·罗乌——布拉格的马哈拉尔[124]——也认可有息借贷的商

    业行为。

    因为贷款便捷，所以尤其从16世纪60年代起，犹太拓荒先驱们对

    于波兰东部、立陶宛内陆和乌克兰的开发发挥了主要作用。西欧人口

    迅速膨胀，粮食进口需求越来越大。雄心勃勃的波兰地主迫切希望能

    够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和犹太企业家合作开垦新的小麦种植区以供应

    市场，并通过水路将粮食运送到波罗的海各个港口，然后通过船运发

    往西欧。波兰商业巨头——拉齐维乌家族、索别斯基家族、扎莫厄斯

    基家族、奥斯特洛夫斯基家族、卢博米尔斯基家族——或本来就拥有

    这些土地，或通过征服取得这些土地。这些港口由德国路德派经营，

    荷兰的加尔文派拥有大部分货船，但是其他业务被犹太人包揽。他们

    管理地产，有些情况下还扣押地契作为抵押物，提供周转资金。有时

    候他们自己也租用地产，收取通行费。他们还建设经营面粉厂和酿酒

    厂。他们拥有河运商船，输出小麦，运回葡萄酒、布料和奢侈品，放

    在自己的商店里出售。他们还从事肥皂、玻璃嵌装、皮革鞣制以及毛

    皮等生意，建立新的村镇，他们自己居住在村镇的中心，而农民（在

    波兰和立陶宛是天主教徒，在乌克兰是东正教徒）则生活在郊区。

    1569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盟成立，波兰人可以到乌克

    兰定居，在此之前，乌克兰只有24个犹太人定居点，4000名居民；到

    了1648年，定居点达到了115个，登记在册的有51325人，总人口大大

    增加。这些地区大部分为波兰贵族所有，他们都是外居地主，犹太人

    则充当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人——这个角色为他们将来的

    不幸埋下了伏笔。通常犹太人实际上也是商业巨头。例如，16世纪

    末，兹洛克齐的伊斯雷尔向一个贵族财团租下数百平方英里[125]的整个

    地区，每年向这个财团支付4500兹罗提的巨额租金。他将收费权、旅

    馆和面粉厂转租给自己比较贫困的亲戚经营。[39]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纷

    纷抵达这里参与这个殖民过程。许多定居点的居民都以犹太人为主，

    他们首次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成为地方文化的主导者。不仅如此，他

    们在社会和行政机构各级也都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征税，为政府出谋

    划策。波兰每一个商业巨头的城堡里都有一名犹太顾问，为他们记

    账、撰写信函、主持经济事务。

    的确，到了16世纪末，中东欧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人“不识约

    瑟”，一类典型的犹太成功人士终于崛起。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反

    教改的意识形态运动气数已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最后一位与教

    皇密切配合的虔信君主。他在晚年的时候响应保罗四世的精神，将犹

    太人赶出了他的领地米兰公国（1597）。其他君主支持天主教事业

    （实际上是新教事业），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成为善于妥协的

    政客。教会的权力和影响逐渐式微，国家的权威与日俱增。一些最有

    影响力的法律和政治作家——蒙田、让·布丹、利普修斯、弗朗西斯

    ·培根——主张公共政策世俗化，不要让国家因宗教纷争的影响而产

    生动荡和分裂。国家的职能是合理解决纷争，促进团结和繁荣。在这

    个提倡宽容和政治务实的新氛围下，精明的犹太人凭借自己对社会所

    做的贡献受到了欢迎。[40]

    就这样，威尼斯共和国从1577年起，授权达尔马提亚的马拉诺人

    丹尼尔·罗德里戈兹建设斯巴拉多（意为“分离”）新港，因为当时

    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要改变巴尔干半岛河流的经商路线，犹太人在这项

    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功不可没。[41]托斯卡纳公爵给了里窝那的犹太人一

    份包租合同，萨沃伊公爵在尼斯和都灵建立了犹太人定居点，法国国

    王签发了保护犹太商人的信函，亨利四世甚至和一个名为曼努埃尔·

    德·皮芒泰尔的犹太人玩纸牌游戏，并称其为“赌王”。在阿姆斯特

    丹，加尔文派当局不再审查马拉诺人或16世纪90年代抵达的塞法迪犹

    太人的宗教观，事实上对1620年前后移居来的阿什克纳齐，他们也不

    再过问。犹太人举行礼拜仪式，起初是非公开的。从1616年起，他们

    开设《托拉》学堂，又于17世纪20年代起自己印发书籍。对于荷兰人

    来说，犹太人是商人社会中循规蹈矩、有贡献的新增力量。[42]法兰克

    福的犹太社会也非常活跃，以至于1562年、1582年和1603年的三次拉

    比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曾经在16世纪初驱逐犹太人的德语城镇和公国，如今也开始重新

    接纳他们了。哈布斯堡王朝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允许犹太人返回波

    希米亚，1577年，他的继任者鲁道夫二世给他们颁发了特权令。维也

    纳古老的犹太社区进行了修复重建，在鲁道夫宫廷所在的布拉格，到

    16世纪末犹太人口达到了3000人。马哈拉尔、以法莲·所罗门·本·

    亚伦和以赛亚·本·亚伯拉罕·哈勒维·霍罗威茨等从事教学工作的

    著名拉比在犹太区里，与雅各·巴塞维、末底改·泽马·科恩和马库

    斯·迈泽尔等富商巨贾比邻而居。鲁道夫曾在他的皇宫里与马哈拉尔

    有一次著名的会晤，他还资助从天文学家到珠宝匠各类有天赋的犹太

    人，但是他发现犹太人最有用的地方还是在金融方面。他让迈泽尔成

    为首位“宫廷犹太人”——这类犹太人后来控制了中欧大部分地区的

    政府财政达150年之久，直到1914年仍然拥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犹太人的优点是他们善于抓住新的机会，善于辨别新的形势并想

    出新的应对方法。基督徒虽然也早已通晓如何处理传统的金融问题，

    但是他们行为保守，对新的状况反应迟缓。接近16世纪末出现的最主

    要的新状况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耗费日益庞大。鲁道夫是一位

    出了名的收藏家，迈泽尔为他贡献了不少艺术品和科学仪器，但是他

    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资助皇帝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回报，皇帝不仅允

    许他经营实物（如珠宝）抵押贷款，还允许他接受本票和土地作质

    押。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精明虔诚的犹太教徒，一个是自私

    放纵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发展为尔虞我诈的关系。

    1601年，迈泽尔去世时留下50多万弗洛林[126]的财产，尽管当时他的经

    营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国家还是以他从事非法交易为由没收了他的财

    产。但是迈泽尔无疑早有预料，已经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布拉格的

    犹太社区建设中。他建立了一个犹太会堂，鲁道夫赋予这个会堂拒绝

    警察入内、悬挂大卫之星和免税的特权；捐建了一座犹太公墓；成立

    了一所医院；甚至在犹太区铺设了街道。他资助波兰的犹太社区，向

    所有犹太基金捐献，包括在巴勒斯坦的。布拉格至今还留有他的墓

    碑，上面的碑文毫无疑问是他的真实写照：“所行善举，同时代无人

    可望其项背。”[43]实际上，假如王权是唯一的剥削者，但是它能保护

    犹太社会不会遭遇到其他的掠夺者，那么犹太社会的主要成员被它剥

    削还是划得来的。

    在这一时期，起码哈布斯堡王朝是信守诺言的。1614年在文森特

    ·菲特米尔茨的领导下，法兰克福的暴民袭击该市的犹太区，驱逐犹

    太人，洗劫他们的家舍，当时的马蒂亚斯皇帝宣布他们是暴乱分子和

    不法分子，并于两年之后处死了他们的头目。政府为犹太人恢复了家

    园，举行皇家仪式予以庆贺，并给予他们新的特权。犹太人对此非常

    满意，此后每年举行文森特节纪念这一事件。作为报答，犹太人对哈

    布斯堡王朝鼎力相助。1618年德国爆发三十年战争，初期哈布斯堡王

    朝几近覆灭，在犹太人，尤其是布拉格的金融家雅各·巴塞维的帮助

    之下，他们才得以保住王位。因此当哈布斯堡王朝在白山战役中反败

    为胜，帝国军队收复法兰克福时（1620），犹太社区是唯一没有遭到

    洗劫的地方，费迪南二世还亲自将两处充公的新教徒豪宅赐赠给巴塞

    维。

    这场打得德国百废不举的混战，将犹太人推到了欧洲经济的最中

    心。战场上连年维持庞大的军队，常常还要越冬。犹太人在东欧有巨

    大的粮食供应网络，可以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他们建立铸造厂和炸

    药厂，在欧洲和东方各地搜罗武器，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筹集现金

    ——他们的手段常常是通过创新的办法将帝国的闲置资产利用起来。

    1622年，巴塞维与列支敦士顿亲王和帝国将军华伦斯坦联手成立了一

    个财团，发行帝国银币。皇帝得到了巨额的战争经费，巴塞维及其同

    僚则通过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填补亏空。巴塞维被他的社群称为“犹

    太亲王”；又被封为帝国贵族。但是1631年他的财产被充公，他在

    1634年去世时——在保护人华伦斯坦遇刺后不久——所有的特权都被

    撤销。犹太战争金融家的命运是脆弱的，但其他犹太人的命运又何尝

    不是呢？

    当战争来临时，尤其是发生像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打的

    那种新的全面战争时，打赢战争——或者说只要保命——是高于一切

    的，什么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和传统，全都靠边站。犹太人拥有非

    凡的本领，即使在一个荒凉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也能搞到稀缺物资，

    筹到现钱，因此，很快任何一方都少不了他们了。当瑞典逆转天主教

    的势头，大多数德国犹太人落到路德派手里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用强制性借贷惩罚犹太人。但是不出一年，犹太人竟成了瑞典军队

    的主要承包商，与他们跟哈布斯堡家族打交道一样，他们也为军队提

    供粮饷和军火，更重要的还有战马。而且，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

    家族一样，路德派的军事统帅也发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作为少数

    族裔常常受到迫害，因此用赊欠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和特权

    就可以向他们购货——而对犹太人来说，拥有特权又意味着可以赚更

    多的钱。没多久，越来越多的欧洲大国卷入这场战争，莱茵区和阿尔

    萨斯的犹太人、波希米亚和维也纳的犹太人，为各方提供军需物资。

    在荷兰军队占领的埃默里希，所罗门·贡珀茨因为向荷兰军队贩卖粮

    食和烟草而大发其财，在阿尔萨斯，犹太人向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军队

    出售战马和饲料。这一切都相应地给他们带来了特权。统领法国海上

    战事的黎塞留，让葡萄牙的马拉诺人在港口拥有特别地位，尽管马拉

    诺人显然是犹太教徒而不是基督教徒。1636年，费迪南二世对其军官

    颁布命令，沃尔姆斯的犹太人不在强制贷款或部队投宿的范围之内，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骚扰他们。事实上双方几乎不在犹太人中征兵，不

    仅帝国统帅，连瑞典和路德派也都严格禁止抢掠犹太区。在三十年战

    争中，犹太人竟然史无前例地受到了比其他人更好而不是更差的待

    遇。当德国前所未有地饱受战争蹂躏时，犹太人不仅生存下来，更是

    繁荣了起来。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这样写道：“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中欧犹太人数量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丝毫的减损。”[44]

    临近战争结束之际，宫廷犹太人已然是所有军队的军需承包商，

    尽管他们只是从17世纪50年代起才拿到第一份真正的合同。而且，在

    和平时期，他们的作用和战争时期同样重要。他们成了专制君主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筹资修建庞大的巴洛克宫殿和精心规划的首府城市

    ——这些是君主国的重要标志，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以振兴国家

    经济。维也纳宏伟的卡尔大教堂和哈布斯堡家族富丽堂皇的美泉宫，

    也都是用犹太人的贷款建成的。有些犹太人实际上相当于德国王公的

    首席大臣，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这不仅有利于君主，

    也有利于犹太人。当时有20多个显赫的宫廷犹太人家族。贡珀茨家族

    有三代人效力于明斯特的采邑主教，五代人效力于霍亨索伦城堡；贝

    伦德家族为汉诺威王的宫廷效命，莱曼家族为萨克森王朝效命。来自

    另一个职业宫廷犹太家族——福尔斯特家族的塞缪尔·福尔斯特是连

    续多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宫廷犹太人，耶利米·福尔斯

    特效力于梅克伦堡公爵的宫廷，伊斯雷尔·福尔斯特效力于荷尔斯泰

    因-郭托普的宫廷。高德斯米德家族效力于多位德国王公，还有丹麦皇

    室。事实上，德国犹太人，包括塞法迪和阿什克纳齐，还活跃于北欧

    的宫廷：德·利马家族和德·卡塞雷斯家族效力于丹麦人，德·桑帕

    约效力于瑞典。波兰国王曾雇用莱曼家族和埃本苏尔家族，葡萄牙国

    王雇用过达·科斯塔家族，西班牙国王雇用过博卡罗家族。[45]

    犹太人筹集和调动巨额资金的能力在17世纪下半叶的两场大战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场是哈布斯堡王朝抵抗土耳其入侵欧洲以及随

    后的反侵略行动，另一场是阻止路易十四称霸欧洲大陆的大同盟战

    争。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1630—1703）在这两

    场战争中都是主角。在1673—1679年的反法战争中，他是奥地利的帝

    国战时粮食征购商，在奥地利从1682年起的反土耳其战争中，他是奥

    地利军队唯一的军需承包商。他为军队生产制服，供应粮食，发放军

    饷，补给和喂养战马，开办医院医治伤员，甚至生产橡皮艇，通过河

    流系统运送枪支、马匹和人员。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皇帝仓皇出

    逃后，正是他和其它人一起并肩作战，保卫首都，围攻和占领布达佩

    斯（1686）和贝尔格莱德（1689—1698）也是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688年，奥本海默响应号召为抵抗路易十四入侵巴拉丁领地而招募的

    军队提供装备、支付军饷，以至于他有好几年的时间要为两条战线的

    战争资金奔忙，利用犹太人金融家族的巨大关系网在德国和荷兰的全

    国各地筹措资金。

    宫廷犹太人享有极大的特权：随时可以觐见君主，出行不受时间

    地点限制，在犹太法庭，通常还有地方法庭享有豁免权，受王侯法庭

    管辖。他们不仅在整个社会，而且在犹太社会也是一个特殊阶层：宫

    廷犹太人极少和其他犹太人通婚。因此，他们之间几乎都存在亲戚关

    系，然而这种联盟并非总是有效。奥本海默的侄子萨姆森·维德摩尔

    就成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死敌。但通常来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如

    此高效地筹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还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关系。

    而且，对于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家

    族的原则往往会使犹太民族的原则得到加强。宫廷犹太人很愿意融入

    他所服务的那个繁华显赫的贵族社会，有些人除了有官职头衔，还获

    得了家族盾徽，他们可以佩剑或带枪，可以骑马，拥有马车，本人及

    其女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穿衣打扮。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随便选择生活方式和居住地。他们可以在犹太区以外，或

    甚至在犹太人禁入的城镇置房——因此奥本海默就不仅为他自己，还

    为百来个和他沾亲带故的家庭，争取到了维也纳的居住权。但是这些

    人中，尤其在17世纪时，很少有人真的想脱离犹太社会。虽然他们的

    生活方式离隔离区可能已经很远，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用自己的钱、自

    己的谈判能力去帮助犹太同胞。他们十分清楚，大难临头时，家族关

    系网和犹太同胞的怀抱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基督教的法律是靠不住

    的，基督徒暴民随时都会跳起来，而那些亲王也往往是出尔反尔、不

    讲信用之人，即便有一位是忠实可靠的，但是一旦他撒手人寰，敌人

    就会如狼似虎地扑向宫廷犹太人。

    奥本海默的经历足可引以为鉴。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贡献，无人可

    以和他相提并论，然而当《奈梅亨和约》（1679）给他留下20万弗洛

    林的债权时，奥地利财政部却拒不偿还，即使他亲自向皇帝申诉，最

    后也只拿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的债权达到70万弗洛林时，1692

    年，财政部对他提出不实的指控，他不得不拿出50万赎回自由。两年

    之后，他的债权高达500万，后来增至更多。然而在1698—1702年这段

    短暂的和平时期，哈布斯堡家族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的时候，就开

    始纵容暴民袭击和抢掠他在维也纳的居所，虽然当局最终采取行动，

    绞死两名暴乱分子，但是当这位老人于1703年撒手人寰时，国家还是

    拒绝承认债务。由于奥本海默本人也是举债放贷，这就让欧洲第一次

    尝到了现代金融危机的滋味，哈布斯堡家族只得放下架子向老人的竞

    争对手维德摩尔求助，以摆脱他们自己惹出的麻烦。但是他的继承人

    却分文未获，60年后，房产也被迫拍卖。[46]

    该家族的另一名成员约瑟夫·奥本海默（Joseph Oppen-heimer，

    约1698—1738），他从1733年起帮助新晋的符腾堡公爵建立一个由公

    爵本人控制经济的集权国家，但是4年之后，公爵突然身亡，他就成了

    不幸的牺牲品。当天奥本海默就遭到逮捕，被判损害社会利益和挪用

    公款，他被处以绞刑，尸体被装在铁笼里示众。奥本海默被称为“苏

    斯”，或“犹太人苏斯”，他的人生起落对于相信外邦人的犹太人来

    说就是一种警告。后来，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以他的故事为蓝本写了

    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奥本海默在他的鼎盛时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的犹

    太人身份，但是他在被囚禁期间却回归本源、严守正统，拒绝以受洗

    为条件获得缓刑，临终还在表白信仰。同时期的一幅版画显示他脸腮

    上没有胡须，不蓄须的宫廷犹太人不止他一个，但大多数拒绝剃须。

    一位萨克森选帝侯在他的宫廷里雇用了20来个犹太家族，他出5000泰

    勒[127]要求一名族长剃须，但是遭到了拒绝，愤怒之下选帝侯叫人拿来

    剪刀，亲自动手剪掉了族长的胡须。萨姆森·维德摩尔不仅蓄须，而

    且穿着打扮（宫廷侍臣说）“像个波兰人”。虽然大多数宫廷犹太人

    只和内部人通婚，但是他们为当地的犹太社会服务，充当官方谈判代

    表。名声显赫的萨姆森·维德摩尔派代理人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巴

    尔干地区各地巡游，赎回在瑞士——土耳其战争中被俘的犹太穷人，

    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社区。在宫廷服务的犹太人，不管拥有多少财富

    或多大的权力，都很清楚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他不用看

    得多远就会发现有犹太同胞身陷绝境。

    1648—1649年，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的犹太人陷入了灾难。这段

    时期对犹太人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若干原因我们将会在后面

    看到，但是造成的直接冲击是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处

    境是多么脆弱，权力和暴力可以毫无预兆地将他们击倒。三十年战争

    已经让波兰的粮食出口资源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犹太承包商之所以

    能够如此得力地为各方军队提供服务也是因为他们遍布波兰的关系

    网。但是其中获益最大的是波兰地主，最倒霉的却是波兰和乌克兰的

    农民，他们眼看着自己种植的庄稼越来越多的比例被人以高额利润出

    售给强取豪夺的军队。根据租赁制度，波兰贵族不仅可以向犹太人出

    租土地，还可以向他们出租面粉厂、酿酒厂、酒馆和征税站等固定资

    产，获得固定的收益，犹太人发达了，人口迅速增长。但是这制度天

    生就是不稳定和不公正的。这些常常挥霍无度的外居地主，每次续租

    都要提高租金，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向犹太人施加压力，于是犹太人又

    将压力转嫁给了农民。

    在乌克兰，这种不公平现象尤其为人所痛恨，因为天主教贵族和

    犹太中间商两个压迫阶级，跟东正教徒农民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一

    些犹太领袖敏锐地感觉到了农民的不满，也意识到了这对犹太人的威

    胁。1602年，在沃里尼亚举行的拉比和团体领袖会议上，就有人恳求

    犹太承租人，比如说让农民在安息日和犹太节日休息以示善意：“不

    要让（犹太教徒）对赐福者不知感恩，要让耶和华的名因他们而得荣

    耀。”[47]但是许多犹太人是次承租人甚至次次承租人，他们对此状况

    爱莫能助，为了偿付自己的租金，只好压榨农民。他们相信大炮的作

    用，犹太人和波兰人都加强了城镇的防御能力，会堂建了炮眼，房顶

    架了枪炮。

    1648年春夏之交，乌克兰农民在地位不是很高的贵族博格丹·赫

    梅尔尼茨基的带领下，终于起来造反，并且得到了第聂伯河沿岸的哥

    萨克人和来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响应。这次起义本质上是一场反对

    波兰统治和天主教会的运动，许多波兰贵族和神职人员都成了他们攻

    击的对象，但是主要的矛头却指向了和农民接触最多的犹太人，而且

    一到关键时刻，波兰人就总是抛弃他们的犹太盟友以求自保。成千上

    万来自乡村和犹太小村庄的犹太人仓皇逃至防守坚固的大城镇，这些

    城镇最后都成了葬送他们的死亡陷阱。在图利钦，波兰军队为了自己

    保命把犹太人交给了哥萨克人作交换；在塔尔诺波尔，守卫部队则根

    本不放犹太人进城；在巴尔，要塞落入敌手，所有犹太人都惨遭屠

    杀。纳罗尔也发生了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在涅米罗夫，哥萨克人伪装

    成波兰人闯入要塞，根据犹太人编年史的说法，他们“在城里屠杀了

    约6000人”；“好几百人被他们溺死在水里，用尽各种酷刑”。在犹

    太会堂里，他们用祭祀的刀杀害犹太人，焚烧会堂，撕毁圣书，将它

    们踩在脚下，用圣书的皮面做成拖鞋。

    我们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遇难。犹太编年史

    称有10万人被杀，300个社区被毁。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则相信，大多数

    犹太人成功地逃了出来，这些惨案“只是波兰犹太民族稳定发展壮大

    过程中的一个野蛮事件，只是造成了短暂的中断，并不能说是重大的

    历史转折点”。[48]编年史上的数据无疑是夸大了，但是这些难民的遭

    遇不仅对波兰的犹太人，也对世界各地的犹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情感

    冲击。[49]

    和早些时候一样，灾难具有强化犹太教中非理性和末日启示因素

    的作用，尤其让犹太人对弥赛亚救世的迹象变得异常敏感。12世纪迈

    蒙尼德著述中反映的理性的乐观主义思想，到了14世纪末基本上不复

    存在，因为那时候几乎各地的犹太社会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犹太

    上层阶级中，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从15世纪90年代

    起，西班牙大型犹太社区毁灭后四散各地，更是强化了朝着非理性主

    义发展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让喀

    巴拉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之由原来只在知识精英中口授或通过

    手稿秘密流传的奥秘学，变成了公众谈资，大量含有《光明篇》内容

    的手稿，即喀巴拉文选，在各地的犹太社会中广为流传。犹太出版业

    的兴起犹如扬声器，起到了传播作用。1558—1560年，克雷莫纳和曼

    图亚竞相出版了两个版本的《光明篇》全集，随后各地流散犹太人纷

    纷跟进，里窝那和君士坦丁堡，士麦那[128]、萨洛尼卡，尤其是德国和

    波兰，都出版了此书。[50]通俗版的喀巴拉既包括民间迷信，又包括粗

    俗化的哈加达故事传说，这些一向是普通犹太教徒日常宗教信仰中一

    个很大的组成部分。经过一代或两代人的演绎，这些流传的故事已很

    难分清是迷信还是传说，它们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既是魔法又是

    奥秘的民间学说。

    其次，西班牙的驱逐，为喀巴拉增加了以锡安观念和弥赛亚降临

    为中心的末世论元素而使其变得更加富有生命力。喀巴拉和不断添加

    进来的迷信思想已不再仅仅是认识上帝的神秘方法，而是成为推动历

    史前进的动力，加速以色列救赎的途径，并逐渐进入了犹太教信仰的

    最中心，呈现出大众化运动某些特点。

    流亡犹太人辗转飘零来到巴勒斯坦，以及喀巴拉学校在北加利利

    的采法特兴起，对这个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位最著名的喀

    巴拉学者是从埃及移居至采法特的大卫·本·所罗门·伊本·阿比·

    齐姆拉，人称“拉德巴兹”。摩西·本·雅各布·科尔多维罗，又名

    雷马克（1522—1570），首次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喀巴拉神学。但是

    推动这场新运动的真正天才是艾萨克·本·所罗门·卢里亚（Isaac

    ben Solomon Luria，1534—1572），人称“狮子”，他的父亲是来自

    中东欧的阿什克纳齐，移居耶路撒冷后娶了一名塞法迪女子，因此在

    喀巴拉文化传播过程中，卢里亚在两个社会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卢里

    亚本人在埃及由他的包税商叔父抚养成人，后来经商专门做辣椒和玉

    米生意。卢里亚是这个犹太传统的杰出典范——生意和学问，甚至和

    冥想都互不排斥。他终其一生都在一边经商一边研究学问，从小受喀

    巴拉传说的熏陶正是表明喀巴拉的大众化，然而到了青年时期，他又

    开始钻研正教，也就是没有神秘色彩的《哈拉哈》，他的一项天赋就

    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游走自如、平衡有术。他著述很少，唯一为人所

    知的一部是评注《光明篇》“隐藏之书”。1569—1570年，他在尼罗

    河的一座岛上思索《光明篇》，晚年才移居采法特，但是一到采法

    特，他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着聚集在他身边的众多弟子。

    他们背诵他的教义，并在后来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如20世纪30年代哲

    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弟子所做的那样）。他身上不仅笼罩着圣洁的气

    质，更是散发着气势和威严，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或许就是弥赛亚。他

    似乎还通鸟语，经常和先知对话，他会和弟子游走在采法特，凭着直

    觉指认无名的圣人墓。然后，他又会回去从事他的进出口生意，在离

    开人世的三天前还谈下了最后几个客户。他英年早逝使得人们纷纷传

    说他升上了天堂，很快就有各种神迹故事自动被归在他的名下。[51]

    卢里亚最初的影响力来自他教导弟子如何通过集中全部意念于神

    名的字母上来进入深度冥想。和喀巴拉派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相信

    《托拉》所含的字母及其所代表的数字就是直接通往神的途径。这犹

    如一杯浓浓的烈酒，让人迷醉。然而，卢里亚还有一个宇宙理论与弥

    赛亚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至今仍是犹太教所有神秘思想中最有影响

    力的一个。喀巴拉认为宇宙体系分多个层次，于是卢里亚提出这样的

    观点，即犹太人的苦难是宇宙体系崩溃的一个征兆。宇宙破碎的外壳

    （klippot）是邪恶的，但是里面装着细小的光星（tikkim），那是神

    的光。这些被关在里面的光代表犹太人的流散，甚至神圣的舍金纳

    （Shekinah）也在这些被困的光里面，也受到了邪恶的影响。犹太人

    在这破碎的宇宙中，有着双重的意义，他们既是一种象征，又是起着

    积极作用的媒介。作为象征，他们受非犹太人的折磨，代表恶的力量

    对光的伤害；但作为媒介，他们肩负着重建宇宙的责任。通过严守律

    法，他们可以将受困于宇宙外壳里的光释放出来。在他们完成修复宇

    宙工作之后，光的流散将会结束，弥赛亚将降临世界，施行救赎。

    这一理论之所以吸引普通犹太人，在于它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古代，他们和非犹太人交战，与恶作

    斗——但是失败了；在中世纪，他们被动地顺从命运加给他们的不公

    平——还是没用；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而此刻，有人实际上是在告

    诉他们，一部宇宙大片正在上演，他们就是这部大片里入戏很深的演

    员，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越严重，他们就越可以肯定，戏已经演

    到了危急时刻。他们的至为虔诚可以加速危机的发生并解决危机，同

    时引发一拨巨大的祈祷和虔信的浪潮，凭借着这些，弥赛亚可以顺利

    得胜。

    尽管如此，喀巴拉的弥赛亚理念在犹太百姓中广泛传开还是花了

    100多年。迈蒙尼德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反对猜度弥赛亚的降临，试图用

    理性和几乎乏味的语言将弥赛亚时代描绘成全体犹太人热情追求知识

    的时代，原因之一就是他担心他所称的那些“乌合之众”[52]将会被狂

    热的期盼冲昏头脑而迎来假的弥赛亚，最后陷入绝望的幻灭。他的担

    心最后被证实是有道理的。1492年的驱逐被认为是弥赛亚降世前的阵

    痛。1500—1502年，拉比亚设·莱姆林在意大利北部布道宣称弥赛亚

    不久就要来临，随后有几位所谓的弥赛亚就及时地出现了。1523年，

    一位貌似可信的年轻人来到威尼斯，此人可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法

    拉沙犹太人[129]。他号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国王，

    也叫所罗门王，他的兄弟约瑟王，是失落的流便、迦得和一半玛拿西

    支派的统治者，因而他被人称为大卫·流便。他吸收了许多犹太人为

    他的门徒，一度还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王子，但是最后他却在西班牙

    锒铛入狱。在他的故事启发之下，1530年，还有一位人物——所罗门

    ·莫尔肖也在罗马自称弥赛亚，两年之后被处以火刑。[53]

    经过这些挫败——还有其他的——学者们不再有兴趣利用喀巴拉

    的方式来辨别救赎的征兆。约瑟夫·卡洛也去过采法特，他的学术版

    和通俗版法典中都有意忽略喀巴拉，也不曾做什么弥赛亚猜想。但他

    还是写过一部神秘日记，日记中出现过一位神奇的导师，或称麦基德

    ——人格化的《密西拿》。[54]大多数拉比对待弥赛亚主义比较冷静，

    因为他们完全不清楚自己在弥赛亚时代将会发挥什么作用，如果需要

    的话。卢里亚的得意弟子哈亚米·维塔尔（Hayyim Vital，1542—

    1620）显然在向民众传播其导师的理论方面没有做出丝毫的努力，他

    一生长寿，晚年的时间主要用于隐藏卢里亚给他讲授过的大部分课

    程。然而他在编写于1610—1612年的《幻景之书》中，却又明确地说

    他认为卢里亚应该成为当之无愧的弥赛亚，而且他自己也可能受到了

    召唤。这本自传记录了他近半个世纪的梦境，其中有一个梦境是这么

    写的：“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声说：‘弥赛亚将要来临，弥赛亚就站

    在我的面前。’他吹着号角，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到他的身

    边。他对我们说： ‘ 跟我来， 你们将要看到毁灭圣殿得到的报

    应。’”[55]不仅如此，到了17世纪30年代，卢里亚的大部分教义（后

    经维塔尔和大师的另一位高徒约瑟夫·伊本·塔布尔修订）被出版成

    书，并被广为传诵。

    卢里亚的喀巴拉从采法特逐渐传播到土耳其、巴尔干地区和东欧

    的犹太社区。波兰境内因为卢布林等地有印刷机构，所以它在那里的

    影响非常深远，到16世纪末，卢里亚的喀巴拉在波兰被认为是犹太教

    的正式组成部分，拉比约耳·席尔克斯在释疑中作出规定，“反对喀

    巴拉学科的，应被逐出教门”。17世纪上半叶，在波兰、立陶宛和乌

    克兰人口密集的犹太小村庄和贫民窟，这一形式的犹太教，上起文化

    素养高的神秘主义和克己苦行的敬虔，下至愚昧的迷信，已然成了犹

    太社会的基本信仰。

    犹太社区里盛行的大部分迷信思想非常古老。虽然《圣经》本身

    总体上很少涉及与天使、魔鬼有关的内容，但是在拉比时代初期，这

    些内容还是逐渐渗入犹太教，并正式进入《哈加达》。有关卢里亚的

    神奇传说似乎也发生在一些早期圣哲身上。据说希勒尔也和卢里亚一

    样通晓鸟语——还有兽语，甚至树木和云彩的语言。圣哲编写各种道

    德寓言故事，据称希勒尔的弟子约哈南·本·撒该“知晓洗衣工和狐

    狸的寓言故事”。拉比迈尔被认为知晓300个有关狐狸的寓言故事。让

    魔鬼进入犹太教的正是这些圣哲。可问题是，尽管《圣经》谴责巫术

    （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22：18），

    尽管犹太教的信仰是一切行为皆出于上帝一人的旨意，排除了一切二

    元论，但是古代黑魔法和白魔法的遗风依然在一些文字中挥之不去，

    甚至得到了间接鼓励。因此，大祭司法袍上系的铃铛就是为了驱逐魔

    鬼，可以认为，负责任、虔诚的犹太人最器重的经文护符匣也具有同

    样的作用。《圣经》里提到的魔鬼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并非没有：死

    神梅维特、盗婴魔鬼莉莉丝（有时为猫头鹰）、瘟神瑞舍夫、另一位

    疾病之神得弗尔、魔鬼首领贝利亚、领头反叛上帝的撒旦、旷野的代

    罪羔羊之神阿扎赛尔[130]。[56]因此，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300年魔鬼

    入侵犹太教并非没有先例。不用说，希勒尔还通晓魔鬼的语言。魔鬼

    形态各异，尽管阿克拉的艾萨克说他们没有大拇指。他们有的面目可

    憎、神情肃然，如撒旦和贝利亚，有的是不洁的恶灵，《塔木德》中

    称其为“邪灵”，他们附身于某个人的身上，借他的口说话。卢里亚

    门徒创作的喀巴拉文学作品中充斥有关这些可怕的活物的故事，在阿

    什克纳齐的隔离区里，尤其在波兰，这些魔鬼被称为“恶灵”。这些

    文学作品还告诉人们有学问的圣人，即美名大师，如何利用卢里亚所

    称的“光星”驱除恶灵，拯救被鬼附身的人。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凯

    西里姆（kesilim）或蓝泽姆（lezim）[131]的捣蛋鬼，他们扔东西，袭

    击打开圣书不关的人。除了莉莉丝，还有别的女魔鬼，其中一个叫示

    巴女王。隔离区的犹太人还相信，在季节交替的时节饮水是危险的，

    因为那个时候女魔鬼会将不洁的经血扔到井里或河里。

    为了对付这些魔鬼，又出现了许多天使，这同样也是得到《圣

    经》的准许。像米迦勒、加百列、拉斐尔和米达伦等天使的名字里都

    有特别的字母，来自古代的楔形文字或已经废弃的希伯来文字，字母

    中常常包含形似眼睛的小圆圈。这些字母常常用在护身符或其他咒符

    上以驱除魔鬼。或者可以念出特别的字母组合驱除这些魔鬼，其中一

    个便是魔鬼在阿拉姆语里的名字，说法和“阿布拉卡达布拉”相同；

    另一个是恶灵退散（shabriri），是致人失明的魔鬼的名字。[57]利用

    包含在特殊公式里的上帝和天使的秘名来施行的字母组合魔法就

    是“实用喀巴拉”。从理论上来说，（且不说是应该）只有非常圣洁

    的男性才能施行白魔法。然而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护身符被生产出来

    在隔离区里自由流通。除了白魔法还有通过操控“非圣洁之名”施行

    的黑魔法。根据《光明篇》的说法，这种禁忌魔法的源头是《创世

    纪》里生命树的叶子，由堕落天使阿赛尔和阿扎传授给到黑暗山学习

    魔法的巫师。有德行的喀巴拉学者有权获得此类法术，但只能用于理

    论研究。但隔离区里也有人大加实践，施念毒咒。

    最不可思议的魔法是造魔像，即假人，美名大师根据特殊公式说

    出上帝的一个秘密圣名，便能给这个假人吹入生命的气息。这个灵感

    来自上帝造亚当的故事，但是真实描写这个故事的文字在《圣经》中

    只出现过一次，那是在《诗篇》的一段神秘话语里。[58]然而，《塔木

    德》中有关魔像的传说故事却层出不穷、越来越多。据说耶利米也造

    了一个魔像，便西拉也造过一个。从15世纪至17世纪，造魔像之风越

    来越盛，以致大家认为凡完美圣洁、拥有喀巴拉学识的人，都具有造

    魔像的能力。魔像获得生命后变成具有各种行动能力，包括保护犹太

    教徒不受外邦敌人的侵犯。从理论上说，若将上帝秘名的字母顺序写

    对了，放入魔像口中，它便有了生命；如果将名字写反，它就没有了

    行动能力。但是经常会有魔像失控到处乱跑的事情发生——于是就有

    了新的恐怖故事。

    魔鬼、天使、魔像，还有其他各种神秘人物成了隔离区民间故事

    中的主要角色，催生了无数迷信活动，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特别的

    内容，恐怖的同时又令人欣慰，不过总是那么生动、丰富和有趣。

    1738年，伦敦出版的《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祈祷之书》一书披露了

    16、17世纪流行的一些风俗习惯。相传这本书的作者是迦玛列·本·

    比大蓿，但实际上由叛教者亚伯拉罕·米尔斯所著。书中说，飞扬的

    灰尘和垃圾堆中有恶灵存在，恶鬼会伤害独自身处黑暗中的人，若是

    两人同在，恶鬼会出现，但是不会干坏事；如有三人同行，它就无从

    下手了，有火把也行。女巫若是得到没有敲碎的废弃陶罐或蛋壳，或

    者整捆的绿色蔬菜，就会用来害人。这些故事大都与婚丧嫁娶有关。

    因此，如果希望得到死人的原谅，你可以站在棺材旁边，拉着死人的

    大脚趾祈祷，让他原谅你；如果鼻子大量出血就说明他不肯原谅你。

    婚礼上打碎玻璃杯可以驱除晦气，“未婚男子常常要设法带走一片瓦

    壶碎片，”作者写道，“相信这会让他们更快结婚。”迷信思想无形

    中也进入了民间医学：

    他们中有些女子谎称能用烟熏法治愈各种疾患，她们相信疾病起

    于邪眼，治疗方法如下：将患者穿的衣物送至所谓的女医那里，女医

    手捧衣物放在自制的熏料上方，对着衣物口中念念有词，随后快速将

    熏过的衣物送还让患者立即穿上，用此种方法，病情每每得到缓解，

    除非患者得病时日已久才将衣物交与老妇人烟熏。给小儿熏帽子通常

    一先令[132]，给女子熏衬裙两先令，给男子熏短裤半个克朗[133]。注：

    给西班牙犹太人熏衣的是德国人，因而收费更高。[59]

    隔离区的民间故事都是围绕着魔鬼和罪孽（尤其是原罪）、灵魂

    的轮回以及弥赛亚而展开。弥赛亚信仰因为得到了正统犹太教最高程

    度的认可，所以是隔离区犹太人寄托于超自然力量的极点和高潮。上

    至最博学、最有理性思想的拉比和最世故的商人，下至卑微的牛奶工

    家的半文盲妻子，都怀着巨大的热情深信弥赛亚即将来临。犹太人还

    将弥赛亚与有关消失支派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为

    复兴地上的神圣国度，弥赛亚将会召集这些支派从遥远的流亡地回到

    以色列，届时他们将会带着一支强大的军队拥护弥赛亚登上大卫王的

    宝座。描述这些支派的，不是隔离区里说故事的人，而是贝尔蒂诺罗

    的俄巴底亚·本·亚伯拉罕·雅尔，这位伟大的《密西拿》评注者写

    到过（1489）有一个人在受命于“可靠的商人，在沙漠中行走50

    天”，来到“浩浩荡荡的山姆巴顿河边”，在那里，“以色列的子孙

    过着简单的生活……如天使一般圣洁：他们中没有一个罪人。在山姆

    巴顿河的这边，以色列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子，有国王和贵族老爷，

    但是他们却没有河那边的那些人圣洁”。[60]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将组成

    军团，成为弥赛亚征服世界的大军。

    历史一再地显示，能让一个宗教思想传播得最快的方法，是对得

    救的方法做出明确无误、切合实际的描述。这正是卢里亚的喀巴拉所

    做的：它对普通的犹太人如何用祈祷和虔信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做

    出了描述。卢里亚的思想，不管是其高深的还是通俗的形式，在17世

    纪3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中传播得最广、最快。著名历史学家哥舒姆·

    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毕生致力于研究喀巴拉神秘主义如何影响

    犹太社会，他强调，17世纪中叶前后犹太社会中普遍相信世界即将发

    生重大事件。[61]1648年起突然降临在东欧的阿什克纳齐身上的一连串

    灾难，直至最后于50年代末发生的瑞典战争，再次有力地唤起了人们

    对弥赛亚的盼望。越是苦难深重，对拯救的盼望就越是急切。17世纪

    五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难民等待着被安置在各地的犹太社区，为帮

    助他们而进行的募捐活动让人们燃起希望之火。然而因为卢里亚的信

    条，即使在像摩洛哥这样对波兰的灾难几乎没有耳闻的遥远社区，人

    们对弥赛亚的盼望也非常热切。虽说这波巨大的热情在萨洛尼卡和巴

    尔干地区，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各地，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尤为高

    涨，但是在像里窝那、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这样饱经风霜的商业中心也

    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饱学之士还是无知

    文盲，无论是身处危难的还是自认为安全的，都被这股热情裹挟着向

    前。到17世纪60年代，认为卢里亚的准备过程几近完成和弥赛亚将随

    时登场的这种情绪将散居在欧亚两洲的几百个犹太社区紧密地团结了

    起来。在这一点上，民间流行的迷信思想和学术界的神秘主义是一致

    的。

    1665年5月31日，仿佛适逢其会，弥赛亚出现了，他是在加沙被宣

    布为弥赛亚的，他的名字叫沙巴泰·泽维（Shabbetai Zevi，1626—

    1676）。但是策划泽维出现的幕后主导是一名阿什克纳齐，名叫亚伯

    拉罕·拿单的当地居民，人称“加沙的拿单”（约1643—1680）。这

    位年轻人学识丰富，才华出众，而且想法新奇、足智多谋。他出生于

    耶路撒冷，父亲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拉比学者和喀巴拉主义者；他娶了

    加沙一名富商的女儿，然后去了加沙；1664年，他开始潜心钻研卢里

    亚的喀巴拉，很快就掌握了卢里亚的冥想法和出神诱导。到1665年年

    初，他就能长久地产生幻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他已经开始修

    改卢里亚思想，以迎合他自己头脑里所设计的那个弥赛亚形象。具有

    丰富想象力但同时危害性极大的一类典型的犹太人物会在犹太知识分

    子世俗化的时候成为世界级的重要人物，拿单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

    表。他能够想出一套解释和预测未来现象的方式，貌似非常有理，但

    同时又似是而非、灵活可变，以便遇到新的情况——通常解释不通的

    事件——可以自圆其说。同时他还有这个本事——说起他变化多端的

    理论来头头是道、镇定自若。他的理论有一种内在功能，即能够通过

    潜移默化的过程吸纳新的现象。后来弗洛伊德也用到了类似的本事。

    拿单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认识年长自己约18岁的沙巴泰·泽

    维，但当时他并没有给予这个众所周知的狂想奇人太多的关注。然而

    在他接受了卢里亚的喀巴拉思想，并逐渐掌握——起码他自认为如此

    ——出神和预言能力后，他想起了这个人，把他拉进自己的那套理论

    体系。泽维各方面都不如拿单，没有他博学，没有他聪明，也没有他

    那么多的奇思异想，但是他拥有弥赛亚的必备条件：自我专注。泽维

    出生于士麦那，那时的士麦那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中心，他的

    父亲就在那里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公司当代理，他的两个兄弟都是成

    功的商人，而他却是个书呆子，接受拉比训练，18岁毕业后开始钻研

    喀巴拉学说。他的性格有后来所说的躁狂抑郁症的症状，忽而喜极欲

    狂、异常活跃，忽而又突发抑郁、不能自拔。这些特点在所有宗教的

    神秘人士中屡见不鲜，被认为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先是“发出光

    照”，然后“掩住自己的容颜”。因而这种突然的转变未必会减损他

    们的圣洁名声。但是泽维的不幸在于他会在躁狂症发作期间做出违法

    和渎神的事来。他说上帝的讳名，将三个节日合并起来同时庆祝，把

    《托拉》放在婚礼的彩棚下面举行神秘的婚礼。1648年的大屠杀刺激

    得他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他和许多神秘主义者一样，总想做些律法

    禁止之事，并将其合法化，因此他祈祷“允许不可为之事的上帝”赐

    福。在17世纪50年代，他在士麦那、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相继遭到

    驱逐。他也有心境稳定正常的时候，甚至还寻求过治疗，认为自己是

    魔鬼附身产生了幻想，但是病情总是反复。他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

    两次婚姻都没有圆房。1664年在开罗躁狂症发作期间，他再度与一个

    名叫撒拉的女子结婚，这个为躲避大屠杀逃难到开罗的女子名声不

    好，不过先知中倒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何西阿不就娶了一名妓女吗？

    然而这年冬天他再次决定找人帮助他驱赶魔鬼。听说一名叫拿单的年

    轻人通晓喀巴拉，有奇特的出神本领，于是在1665年春，他来到了加

    沙。

    两人会面是在4月，当时拿单刚经历过一次出神过程，他记忆中的

    这位来自耶路撒冷、自称弥赛亚的人，就清晰地出现在他的异象中。

    因此当泽维真的来到他家中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拿单断定这是天

    意。他非但没有帮泽维驱赶魔鬼，反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竭力劝说泽维相信他的弥赛亚主张是真实的，必须坚持

    下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拿单证明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非凡本领：熟

    练地修改泽维的人生履历和性格特点，使其符合正典和次典的文字模

    式以及卢里亚理论——尤其是经自己修正后的理论中的模式。就这

    样，他把泽维拥为弥赛亚，而泽维也再一次确信自己就是弥赛亚，躁

    狂症及时地再次发作。有了热心的拿单为他撑腰，他开始对外公开宣

    称，这一次，人们相信了。不久，他就以王者的姿态骑着马在加沙招

    摇过市，还委派使节召集以色列的各个支派。

    泽维和16世纪前几位弥赛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弥赛亚资格不

    仅是在一个正统学识的背景里打造和推立出来的——他和他的幕后推

    手都拥有正统的学识，而且具体方面还在于此时的人们对卢里亚学科

    早已不再陌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先知拿单，是一盏燃烧着坚定的

    信念、散发着知识之光的“圣洁之灯”，弥赛亚泽维则显得魅力十

    足，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这两人的搭档在加沙出奇地成功，当地拉

    比纷纷起来拥护。然而在耶路撒冷他们却受到了冷遇，许多拉比（包

    括拿单过去的导师）都不承认这位新的弥赛亚，最终将他赶了出去。

    但是耶路撒冷的权威们还是很想看看再说，他们并没有发函提醒各犹

    太社区有假弥赛亚出现。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各地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拉

    比大都认为最好还是先不发声。各地的大多数拉比上当了，后来谎言

    戳穿之后又有许多人坚称自己当初就反对泽维自称弥赛亚。然而，正

    如舒勒姆所指出的那样，文献里记载的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在1665年以及166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没有发布任何

    反对这位新弥赛亚的声明。拿单写了或者说起草了一封措辞巧妙的

    信，发给世界各地的犹太社会，宣告弥赛亚的降临。这封信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当然，大多数犹太人认为弥赛亚降临会伴有神迹出现，但

    是也有可靠权威人士说——迈蒙尼德竟然也说——不会出现什么神

    迹。此外，拿单巧妙地变通了卢里亚的理论，也预料说不会有神迹发

    生。他提出说，既然弥赛亚是犹太人用祈祷和虔信召唤来的，那么他

    完成使命的唯一条件也必定是纯洁的虔信之心。因此，弥赛亚和他的

    先知都无须行神迹。事实上，拿单的谨慎是多余的，神迹还是适时地

    发生了——尽管总是在别处。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管好事坏事犹

    太人都习惯用言辞激动的长信来传播消息，信的依据往往是传言。于

    是，君士坦丁堡写信给里窝那说开罗有奇迹发生，萨洛尼卡出现神迹

    的消息从罗马传到了汉堡，又从汉堡传到了波兰。西欧大多数犹太人

    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根本无关泽维，而是关于失落的10个支派，有各

    种传言说他们正在波斯或撒哈拉集结，朝着麦加——或君士坦丁堡奔

    来。

    1665年9月，拿单发出一份长信，对弥赛亚计划做了概述。拿单在

    信中称，弥赛亚的神工现已取代卢里亚学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代，他有赦免所有罪人的能力。首先，他将在土耳其加冕为王，让苏

    丹成为他的仆人。接着他将前往山姆巴顿河，召集那里的10个支派，

    并娶由摩西的13岁女儿转世的利百加为妻。没有他的土耳其可能会出

    现叛乱，给犹太人带来苦难，因此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立即苦修悔改。

    与此同时，泽维本人已开始朝北方胜利进发，他首先来到阿勒颇，然

    后到达士麦那，并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正在这时候，民众开始进入

    歇斯底里般的集体疯狂，而泽维的躁狂症再次复发更是给他们添了一

    把火。根据同时代一份记述，他“说上帝的讳名，吃（禁食的）肥

    肉，行其他违背上帝旨意和律法的事，甚至还强迫别人也这样做”。

    [62]如果有拉比表示反对，此刻到哪里都跟着泽维的一大群支持者就有

    可能攻击这个批评者的家。士麦那的塞法迪会堂拒绝承认他，泽维就

    亲自拿了一把斧子来到会堂门口，强行闯入，一进去就骂那些不信的

    拉比是不洁的动物，他唱着西班牙情歌拿起一卷圣书揣入怀中，宣布

    1666年6月18日是救赎的日子，称土耳其苏丹即将被废，他将世上的王

    国分给直接跟随他的门徒。当时在场的一位拉比提出异议，要求他拿

    出证据来，泽维就地开除了他的教籍，并领导暴民说讳名以证明他们

    对他的信心。接着他“解放”犹太妇女，让她们摆脱夏娃的诅咒[134]，

    派遣信使到君士坦丁堡，预备他的到来，1665年12月30日，他登船启

    程，向君士坦丁堡出发。

    1665—1666年整个冬天和次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世界都骚动

    不安。为了响应拿单苦修悔改的号召——他的劝诫书在法兰克福、布

    拉格、曼图亚、君士坦丁堡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大量印发——犹太人祷

    告、禁食，时常仪式性地洗浴，他们赤身躺在雪里，鞭抽自己。不少

    人还变卖全部家产前往圣地朝圣，以便亲眼目睹弥赛亚的尊荣。有的

    相信会有祥云载着他们到圣地，有的买船票乘船前往。犹太人亚伯拉

    罕·佩雷拉——据称是阿姆斯特丹最有钱的人——带着家眷举家前往

    巴勒斯坦，不过他的船只开到了里窝那。那时候创作的诗歌、印行的

    书籍，标注的时间都是“预言和王国复兴元年”。他们还组织公众游

    行。有些地方的热情是基督教千禧年派发起的，他们也相信1666年是

    一个奇迹年。波兰各地城市相继爆发动乱，到5月，国王下令禁止犹太

    人继续示威。伊斯兰世界也对犹太人的这股热情做出了反应，有的表

    示同情，有的则怀着敌意。土耳其当局慌了。

    1666年2月，泽维的船一抵达土耳其海域就遭到了扣押，弥赛亚戴

    着镣铐被押送上岸。不过，即便在囚禁中，他还是过着体面的生活，

    土耳其方面还允许他接见访客。为了给这些事件一个合理的说法以配

    合他的理论，拿单起初是这么解释的：弥赛亚入狱只不过是一个象征

    和表象，反映的是他的内心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这些邪恶势力使得神

    的光星无法闪耀。泽维被关在加利波利要塞里仍然自称弥赛亚，似乎

    把犹太人使团都打发得高高兴兴地回去。对于威尼斯社区的询问，君

    士坦丁堡的犹太人作出了令人放心的答复。这份被精心伪装成商业报

    告的答复是这样写的：“我们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对拉比以色列的货

    物做了检验，因为他的货物就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的结论是这些

    是非常贵重的物品……但是我们还需等到大交易会的那个日子才能作

    出决定。”[63]但是原定于1666年夏天的那个日子悄悄地过去了。9月

    初，波兰喀巴拉主义者尼希米·哈-科恩来见泽维，此人可能是土耳其

    密探，也可能是一个和他竞争的弥赛亚。他就对方自称弥赛亚之事进

    行了盘问，认为答案很不满意，于是就向土耳其人控诉泽维是假弥赛

    亚。9月15日，泽维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议会，即枢密院，苏丹也在，

    他躲在装有隔栅的一间凹室里。泽维否认自己曾经自称弥赛亚，随后

    土耳其方面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改宗信伊斯兰教，要么接受死刑。

    在苏丹的御医，一名犹太叛教者的劝说下，他接过了穆斯林头巾，改

    称阿齐兹·哈默德·埃芬迪，头衔是“宫殿守门人”，享受一天150皮

    阿斯特[135]的政府津贴。

    弥赛亚叛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和整个使命本身一样令人深思。消

    息一经传出，犹太世界欣喜若狂的心情一下子跌至谷底，尽管起初还

    有许多人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拉比和团体领袖，不管曾经是否认可这

    位弥赛亚，都对此一致保持彻底沉默。有人认为，对此事进行任何的

    事后调查，都是挑战上帝神秘莫测的智慧，因为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

    也是上帝的旨意。同时人们还非常担心土耳其人或会针对默许此事发

    生的犹太领导人发起一场猎巫行动，毕竟这一事件本来就是反对奥斯

    曼帝国统治的一场叛乱。因此官方做出种种努力重写或者说忽略这段

    历史，假装此事从未发生过，涉及此事的民间记录也都被销毁。

    而加沙的拿单，只是再次扩大他的理论以配合新的形势。于是，

    弥赛亚叛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悖论或辩证矛盾，这非但不是变节，反

    而是一个新使命的开始：释放卢里亚所说的光星，把它们散布到非犹

    太人中，尤其是伊斯兰教徒中。犹太教徒所做的是让散落在他们自己

    中的光星复原——这还是简单的工作——而弥赛亚肩负的任务却要艰

    巨得多，他是要在外邦人的世界聚集光星。这只有他才能做到，也就

    是意味着他要屈身进入邪恶的国度，表面上他是屈服了，实际上他是

    混入敌人阵营的特洛伊木马。拿单指出，泽维一向行事古怪，只是这

    一次更古怪而已——最后一次作出牺牲，忍受叛教的耻辱，然后才向

    世人显示弥赛亚得胜的全部荣耀。凡事都有隐藏含义的这一思想对于

    喀巴拉弟子来说并不陌生。弥赛亚假意叛教的说法一旦被人接受，其

    他的一切——包括泽维后来在土耳其人监督之下的种种举动——就都

    能证实新的理论，很快拿单又从《圣经》《塔木德》和喀巴拉文字中

    找出大量文献资料来证明这个新理论。拿单还数次探访泽维，两人就

    如何给泽维的行为做出解释达成了一致。泽维的躁狂症时不时发作，

    在发病期间他有时还会重申自己是弥赛亚。泽维还有怪异的性癖好，

    以至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敌人——包括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联合

    起来说服，实际上是贿赂对泽维颇有好感的苏丹，把他流放到阿尔巴

    尼亚。1676年，泽维在阿尔巴尼亚去世。然而，即使他的死也难不倒

    拿单，后者宣称他只是“隐身”了：泽维已经升上天堂，被吸收

    到“神圣的光”里了。

    泽维去世4年之后，1680年，拿单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等到他

    也消失的时候，他的那套可变通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不仅泽维

    的行为，而且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尴尬事件，它都能解释得通。他认

    为，宇宙中不像卢里亚和其他喀巴拉主义者所相信的只有一种光，而

    是两种：无私的光（好的）和自私的光（普通的或可能不好的）。世

    界万物以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弥赛亚式人物在其中发挥着全然不同

    于常人的独特作用，甚至常常需要做出英雄般的牺牲，包括用邪恶的

    外表伪装自己以净化他人。无论泽维再次现身、派遣替身，或保持静

    默和隐身，这套理论都能自圆其说。在这个另类的喀巴拉体系，或者

    说异端的喀巴拉体系中，拿单用大量的比喻非常详细地提出了他的理

    论。

    因此，时而公开、时而转入地下的沙巴泰运动，不仅没有在弥赛

    亚叛教的混乱局面中消失，而且还继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大多数拉

    比开始痛恨这个运动，不仅是因为拿单的最终理论显然是异端，更是

    因为当泽维再现的预言破产后——如1700年和1706年里——许多心存

    失望的沙巴泰门徒改换门庭，投靠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是有些拉比

    本身就是深藏不露的沙巴泰门徒，非理性主义的犹太教徒几乎无不受

    拿单这种“牛皮糖”思想的影响。这场运动一路走来有过分裂，也偏

    离过自身的准则，最终分离出了一个新的教派，其创始人是转世的泽

    维，名叫雅各布·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

    弗兰克原名雅各布·本·犹大·莱布，父亲是一名兼任拉比的波

    兰商人。弗兰克本人是面料商，没有什么学问，常以“普通小民”自

    称。然而他在巴尔干地区经商的时候，经沙巴泰运动极端派别的信徒

    介绍，加入了他们的秘密仪式。后来成为先知，并最终声称自己拥有

    准神的地位，身上有泽维的灵魂附体。当他回到波兰以后，尽管以正

    统塞法迪犹太教徒自居——因此改名弗兰克（在阿什克纳齐使用的意

    第绪语里指塞法迪）——但是却在暗地里作为一个犹太教地下运动组

    织的头目，主持沙巴泰运动的仪式。他和他的门徒还沉迷于《托拉》

    中的禁忌行为。事实上，他们还遵照拿单所创立的方便实用的辩证理

    论，认为有普通的《哈拉哈》《托拉》和“发散的《托拉》”之分，

    并称他们可以不遵守普通《托拉》，而只遵守“更高”形式或“精

    神”形式的《托拉》，即“发散的《托拉》”。

    1756年，弗兰克被布罗迪的拉比法庭开除教籍，为躲避追捕，他

    逃亡到了土耳其，在那里他发现信伊斯兰教可以给他带来好处。正统

    的犹太教徒后来请求波兰天主教当局给予协助，驱散这个教派。但是

    弗兰克派也向天主教会求助，其理由是他们不承认《塔木德》，因而

    与罗马有更多的共同点。主教们于是兴奋了，他们组织了一场公开的

    辩论会，要求拉比和弗兰克派都必须来参加。辩论会于1757年6月举

    行，主持辩论的登博夫斯基主教宣布支持弗兰克派，并下令在卡缅涅

    茨的城市广场焚烧《塔木德》书籍。然而不幸的是，这位主教却在火

    光冲天之时突然身亡。拉比们把这当作是神作出应许的表示，于是带

    着新的热情继续为难弗兰克派。出于报复，弗兰克带着门徒加入了天

    主教，1759年接受了洗礼，甚至还协助天主教徒调查血祭诽谤。但是

    他同时又招了12位“姊妹”成为他的妾，并且作恶多端，最后锒铛入

    狱，然后又转投俄罗斯东正教。

    在拥抱犹太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同时，弗兰克

    一直在扩展拿单的宗教理论。他设计了新的三位一体， 即“ 好

    神”“兄长”和“她”，其中最后一个是舍金纳和童女马利亚的合

    体，并最终提出了这样的观念：所有主要宗教均可追求弥赛亚思想，

    因此世俗的启蒙运动或共济会也都可以。就这样，一开始以古典时代

    晚期模棱两可的诺斯替主义形式出现的喀巴拉，兜了一圈，在18世纪

    末期又回到了模棱两可的诺斯替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他的教派找到合法的掩护，弗兰克不得不

    假意拥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比一下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雅各布

    ·海依姆·法尔克（Samuel Jacob Hayyim Falk，约1710—1782）的

    行为还是很有意义的。法尔克出生于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也是一名喀

    巴拉主义者和冒险家，但是相比弗兰克，他要有学问得多。但他同样

    不守律法。在威斯特伐利亚，他差点儿被当作巫师处以火刑，最后被

    科隆大主教赶出了他的领地。1742年，法尔克来到英国，在英国，他

    的宗教事业追求似乎畅通无阻。他在伦敦韦尔克洛斯广场的一所房子

    里举办私人会堂，在旧伦敦桥上拥有一所喀巴拉实验室，他在那里进

    行炼金术试验。据说他还在大犹太会堂的门柱上刻下神奇的文字，从

    而保住它没被火烧。他在当时被人称为“伦敦的美名大师”。[64]

    像法尔克这样的犹太人能够在英国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这在

    犹太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自从开明的罗马帝国时代

    以后，犹太人第一次能够在一个国家几乎享受到了正常的公民待遇。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理解这个伟大的转折点，我们还需回到改

    变犹太人命运的那一年——1648年，当时的大屠杀事件是继第一次十

    字军东征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反犹主义大爆发，从这以后的8年里，东欧

    的犹太人饱经患难、苦不堪言。迄今为止，犹太人几百年来都是向东

    迁徙，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尽管东欧拥挤的阿什克纳齐社区人

    口继续在增长，而且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这里再也没有真

    正的安全了。出于安全考虑，一些积极进取的犹太人开始将目光转向

    西方。就这样，1648年就成了最后通向20世纪大屠杀的漫长道路上的

    一座灰暗的里程碑，但是这充满血泪的1648年——因为种种巧合，或

    被有些人称为天意——引发了一连串不寻常事件，最终促成一个独立

    的犹太国家的建立。

    这一新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媒介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著名犹太学者

    ——玛拿西·本·以色列。玛拿西出生在马德拉的一个马拉诺人家

    庭，受洗后取名曼诺尔·迪亚斯·索埃罗，他的父亲为躲避里斯本宗

    教裁判所的判决仪式来到荷兰后，全家恢复犹太人身份，玛拿西则成

    了通晓《塔木德》的神童，17岁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65]他毕生热衷

    于向非犹太世界展示犹太教的正面形象，以此赢得他们的接纳。他的

    许多著作是为信奉基督教的读者而写，他试图证明基督教和犹太教比

    大多数人所想的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而在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中享

    有很高的声誉。当1648年因大屠杀造成的第一批难民抵达西欧，玛拿

    西和其他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很担心大量阿什克纳齐难民涌入将会造

    成严重后果。他们自己在荷兰的处境也不明朗，没有公民权，不能参

    加同业公会。只要他们不声张，荷兰政府并不干涉他们信奉自己的宗

    教，事实上，荷兰的犹太社会，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欣欣向

    荣。但是这一切很有可能会因为难民的到来而受到威胁。的确，在汉

    堡，大批难民的到来就导致1649年犹太人暂时被全部逐出。玛拿西因

    此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英国何不打开国门，成为犹太难民的

    接纳国呢？

    自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国犹太人以后，人们普遍都认为英国

    的法律绝对禁止犹太人定居。事实上，这几百年里英国还是生活着一

    些犹太人，尤其是医生和商人。[66]犹太人爱德华·布兰顿爵士，又名

    杜阿尔特·布兰道，是理查三世时代根西岛的总督；另一名犹太人，

    罗德里戈·洛佩兹医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1593—1594年发生

    臭名昭著的反犹猎巫行动和叛国罪审判，他就是受害者。[67]当乌克兰

    屠杀发生时，与英国军队签约供应军粮的5名商人中，就有一个名叫安

    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的犹太人，他于1630年来到伦敦，据

    说每年向英国输入价值10万英镑的白银。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没有正

    式准许犹太人进入。

    1649年，英国保皇党人失利，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玛拿西感觉到

    这为犹太人进入英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反对国王的清教徒，

    也就是此刻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向来是英国亲犹传统的代表，《圣

    经》是他们的时事指南，他们援引先知阿摩司谴责星室法庭[136]，他们

    说拿伯的葡萄园事件就是造船费的原型。1621年，信奉清教的普通法

    律师亨利·芬奇爵士发表了《世界的伟大复兴——犹太人的使命》一

    书，被国王斥为冒犯君主。[68]许多人相信，基督复临已经迫近，但是

    《申命记》第28章第64节和《但以理书》第12章第7节都暗示，基督再

    来要等到犹太人完成“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流散。因此，犹太人若

    不到英国，千禧年将会推迟到来。这是玛拿西和英国基要主义者的共

    同想法，因为“地极”（Kezeh ha-Arez），在中世纪的希伯来语中就

    是指英国。玛拿西相信，英国接受犹太人的到来将会加速弥赛亚的降

    临。1648—1649年的冬天，他以《为可敬的犹太民族辩护》一书为工

    具——此书他署名“爱德华·尼古拉斯”——发起运动，1650年他以

    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继续推进这个运动，他

    在《以色列的希望》一书中提出了千禧年的论点。因为第一次英荷战

    争的发生，他没有进一步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但是1655年9月，他亲

    自前往伦敦，向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请愿，希望他撤销禁止犹太

    人入境的法令，由英国政府规定条件，准许他们进入英国。[69]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英国人典型的乌龙事件，由于这对整个犹

    太历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这里有必要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克伦威尔客气地收下了玛拿西的请求，将它交给了国会。1655年11月

    12日，国会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并听取了法律专家的意见。12

    月4日，英国政府举行会议，25名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首席法官

    约翰·格林爵士和财税法院首席法官威廉·斯蒂尔。令这些政客意想

    不到的是，他们竟然宣布，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法律条文禁止犹太人进

    入英国。爱德华在1290年驱逐犹太人只是国王行使皇家特权，只涉及

    涉事的个人。可不合逻辑的是，小组委员会还是接着讨论准许犹太人

    入境的条件，但是他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犹太人在英国既有朋

    友，也有敌人。开了四次会议之后，12月18日，小组委员会被克伦威

    尔解散了。玛拿西万分失望，第二年就回了阿姆斯特丹。他以为这事

    没戏了。

    但事实上他是没有正确理解英国人的做事方式。英国人喜欢实用

    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方案。假如起草了一份

    协议，赋予犹太移民特殊的法律地位，他们就必然会被贴上二等公民

    的标签，那么到1660年复辟的时候，查理二世很有可能会撕毁协议，

    或者重启谈判，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让犹太

    问题成为一个公共问题，从而触动反犹的敏感神经。最后的结果是，

    这事就按实用主义的办法解决了，没有具体协议。玛拿西还在伦敦的

    时候，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罗德里戈·罗伯斯的男子因为西班牙侨民

    的身份被诉上法庭，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交战。这名男子法律上的

    身份是马拉诺人，实际上是一名犹太教徒。1656年3月，20来个马拉诺

    人家庭做出决定，公开承认犹太教信仰，宣布自己是躲避西班牙宗教

    裁判所迫害的难民，并请求国会赋予他们在私人场所信奉自己宗教的

    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5月16日，国会下令撤销对

    罗伯斯的诉讼，并在6月25日再次召开的会议上似乎同意了他们的请

    求，但是当天的会议记录后来神秘地被人拿走了。不管怎样，8月4

    日，“一卷精致的羊皮纸律法书，有黄色的天鹅绒捆带和书罩，一块

    红色锦缎的读经台台布，还有一个衬着红色塔夫绸的香料盒”从阿姆

    斯特丹运来，伦敦的犹太人接着在克瑞彻驰巷租下一幢房子，作为他

    们的第一所会堂。

    就这样，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赋予犹太人特殊地位的问题就放下

    不提了。没有法律禁止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国会说他们可以信奉自

    己的宗教，他们就信了。1664年，当针对非国教教徒的《宗教集会

    法》获得通过时，犹太人在新拉比雅各布·萨司波塔斯的带领下，向

    查理二世表明他们的忧虑，查理二世“哈哈大笑着啐了一口”，叫他

    们不要担心；后来枢密院以书面形式确认犹太人可以“享受和以前同

    样的优待，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妥善遵守国王陛下的法律法令，不非

    议国王陛下的治国理政之道”。

    就这样，英国犹太人，可以说是因为一个疏忽就成了享有完整公

    民权的英国公民，从此就不会像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教徒那样，如果不

    愿意加入英国国教，或者对于他们来说，不愿意宣告基督教信仰，就

    会受到一些限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各种司法判定为犹太人确

    立了出庭辩护和出庭做证的权利，以及他们出庭时宗教情感得到尊重

    的权利。犹太人固然和其他非国教教徒一样不得担当许多公职、不得

    进入议会，但是现在法律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做限制了。事实上，歧

    视主要来自犹太社会的内部。占犹太社会多数的塞法迪仍然没有安全

    感，他们强烈反对没钱的阿什克纳齐涌入，尤其是如果社区还要为他

    们提供资助的话。1678—1679年，他们做出规定，德裔犹太人不得担

    任公职，不得参加会议的投票表决，也不得阅读经卷。但是后来发现

    这样的规定违反犹太律法，因此必须做出修改。从英国法庭方面来

    说，犹太人似乎从一开始就享受司法公正和法律保护，英国法官总体

    上来说对勤劳守法、不给国王添乱的公民很有好感。事实上1732年的

    一项判决，针对可能危及生命的普遍诽谤为犹太人提供了法律保护。

    就这样，英国几乎在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有可能兴起现代犹太社会的

    地方。

    美洲的结果甚至具有比英国更重要的意义。1654年，法国武装民

    船“凯瑟琳号”从巴西的累西腓运送23名犹太难民到荷兰殖民城镇新

    阿姆斯特丹。和在阿姆斯特丹一样，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犹太人地位同

    样不确定：加尔文主义者虽然比路德派的人显得友好，但有时还是会

    压迫和仇视犹太人。新阿姆斯特丹总督皮特·斯图凡萨向荷兰的东印

    度公司提出了抗议，反对犹太人前来定居，称他们是“信仰玛门之脚

    的可怕宗教的不诚实种族”。最后虽然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没有赋予

    他们任何权利，公司和总督还联合抵制他们建造犹太会堂。1644年，

    当新阿姆斯特丹落入英国人之手变成纽约时，一切的不明朗都得到了

    解决，此后犹太人不仅享有英国公民的种种好处，还得到了额外的宗

    教自由，这是新世界的殖民主义者为自己争得的权益。

    纽约的首任英国总督理查德·尼科尔斯，在1665年发布如下声明

    时，特别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得以宗教问题分歧为由，骚

    扰、处罚或囚禁信奉基督教的人。”这其中没有提到犹太教似乎是一

    个疏忽。英国人需要殖民者，尤其需要那些有经商头脑和良好贸易人

    脉的人。下一任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在保证为守法者提供平等的

    待遇和保护时没有提及基督教，而是说“任何宗教信仰”的守法者。

    和在英国一样，没有人提起犹太人的身份问题。犹太人只是来了，造

    了房子，享受着同样的权利，而且，在初期的选举中似乎还参加了投

    票，他们还担任了公职。[70]

    随后他们开始在其他地区定居，尤其是特拉华河谷和罗德岛，后

    者由罗杰·威廉斯创建，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限制的自由殖民地。犹

    太人想在纽约建立自己的公墓时遇到了困难。但是1677年，罗德岛的

    新港建成了一座犹太公墓——朗费罗曾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著名诗歌

    ——5年之后，纽约也有了犹太公墓。1730年，纽约的“以色列幸存圣

    徒公会”为它的第一所会堂祝圣，1763年，新港也建成了一座华丽无

    比的新会堂，今天它是一所全国性的圣地。根据英国的《航海条

    例》，只有英国公民才可以在英国殖民地和英国本土从事商业活动；

    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归化法》时，英国议会考虑到犹太人的顾忌，特

    地删去两个条款，使犹太人可以和基督徒移民一样获得公民身份。因

    此，1740年瑞典人彼得·卡姆来到纽约时，记录了犹太人“享有本

    城、本省的其他居民共有的所有权利”。[71]费城的情况也一样，那里

    从18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发展出一个重要的犹太人聚居地。

    就这样，美洲犹太人诞生了，它从一开始就显得与其他地方的犹

    太人不同。在普遍设置这样或那样宗教障碍的欧洲和亚非地区，犹太

    人总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不是他们和当局谈判争取的，就是当局

    的规定，这使他们不管在哪里定居，都会形成一个特定的、通常在法

    律上有明确界定的社区。所有的这些犹太社区都或多或少地实行自

    治，尽管犹太人的实际状况有可能还是处境悲惨、危机四伏。在波兰

    的君主制度下，犹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由富裕的社会成员

    选举产生的土地委员会管理政务。他们比周围的波兰人担负更重的税

    赋，没有实质上的自卫权，但除此之外，他们享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

    利。欧洲大陆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虽然程度上并不那么明显，但也大都

    如此。犹太人总是有自己的学校、法庭、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官

    员、拉比、法官、屠夫、施割礼的人、学校教师、面包师和清洁工

    人，也都由他们自己任命，自己支付薪俸；他们还有自己的商店。犹

    太人不管在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国中之国，这就是隔都制度，即

    使在阿姆斯特丹这样法律上并未规定设立隔都的地方也是如此。

    而在北美，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即使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也是如

    此。既然实际上已不存在由宗教决定的法律，那么除非涉及被认为是

    纯粹内部的宗教戒律问题之外，犹太人没有理由维护独立的法律体系

    了。既然所有宗教团体享有几乎完全平等的权利，那么组成独立社会

    也就没有了意义。人人都可参与一个共同的社会，因此美洲的犹太人

    从一开始起就和别的教会一样，奉行的是会众路线，而非团体路线。

    在欧洲，犹太会堂仅仅是包罗万象的犹太社会的一个器官。在北美

    洲，犹太会堂是管理犹太人生活的唯一机构。美洲犹太人不像在欧洲

    那样属于“犹太社会”，而是属于某个会堂，可能是塞法迪会堂，也

    可能是阿什克纳齐会堂，后者还分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波兰人

    会堂，它们在祭礼的细节上均有些许细微的不同。新教团体差不多也

    是同样的区分。因此新教徒去“他的”教堂参加礼拜，同样地，犹太

    教徒也是去“他的”会堂参加礼拜。除此之外，不管犹太教徒还是新

    教徒都是全体公民的一部分，以世俗单位的形式融合。如此，犹太人

    第一次在不放弃自己宗教信仰的条件下开始实现融合。

    当北美的犹太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巨大而

    深远的。[72]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不再是二元世界：以色列地和流散

    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确切地说，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

    面：以色列人、流散犹太人和美洲犹太人，美洲犹太人又全然不同于

    其他流散犹太人，最后它成了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立的第三势

    力。

    这是未来的事了，但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犹太人被盎格鲁-撒克逊

    势力所在地接受这件事，对于他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开始产生越

    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长治久安。在不同的

    时代，古代、黑暗时代、中世纪初期和17世纪，犹太人一直都是出类

    拔萃的商人和企业家，常常能取得非凡的成功。但是犹太人的经济力

    量却极其脆弱，几乎得不到法律保障。不管在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

    兰世界，犹太人的财富随时都有可能被任意没收充公。有人可能会

    说，1933—1939年纳粹捣毁犹太人的生意，1948—1950年阿拉伯国家

    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只是对犹太人经济发动的最后和最大规模的两次

    袭击。因此，一直到17世纪中期之前，犹太人的财富总是转瞬即逝，

    或者最好的就是在转移中，他们对国际性和创业性的经济发展所作的

    贡献受到了相应的限制。犹太人在利用和转移资本方面向来是有一套

    的，但是他们一旦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立了足，有了法律保障，就可

    以同时积累资本了。因为对权利保障有了信心，于是他们开始扩展经

    济活动范围。从事量小价高商品的贸易活动，如经营容易隐藏又携带

    方便的珠宝，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犹太人认为几乎是唯一可以放心从

    事的经济活动。

    在18世纪的美洲就可以看到这种商业模式的改变。18世纪初期，

    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海外贸易这一块，包括珠宝、珊

    瑚、纺织品、奴隶、可可粉和姜。在1701年的纽约，犹太人虽然只占

    人口的1%，但是他们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界中却占到12%的比例。到了

    1776年，这个比例降到只剩1%，因为当犹太人感到自己逐渐稳定下

    来，心里有了安全感，在社会上又得到了别人的承认时，就抛弃了作

    为他们传统退路的海上贸易，开始把目光转向内陆的美洲开发。他们

    自己也成了拓荒者，交易枪支、朗姆酒、葡萄酒、铁器、玻璃、毛皮

    和各种生活物资。

    在欧洲，维持强大联盟对抗路易十四，最终推翻他在欧洲的军事

    霸主地位的金融资本——就像后来对付拿破仑那样——大部分是犹太

    人筹集的。1672年至1702年领导这个联盟的奥兰治的威廉，即后来的

    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其资金和军需物资都是由荷兰的一群塞法迪犹太

    人提供，他们主要在海牙从事经营活动。安东尼奥·阿尔瓦雷茨·马

    查多和雅各布·佩雷拉是主要的两名“总供应商”——这是威廉对他

    们的称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物，不管他们对欧洲大陆的亲

    王有多大用处，那里的经营环境都无法保障他们的金融安全和人身安

    全，比如说马查多和他的代理人若想打入科隆这样的城市，还得威廉

    和奥地利皇帝强烈施压才行。而相反，把英国作为开展生意的基地则

    要安全得多。1688年，洛佩兹·苏亚索家族向威廉提供200万基尔德

    [137]，资助他谋取英国王位，苏亚索对威廉说：“你若运气好，我知道

    你会还我钱。你若运气不好，那我就认命赔钱。”[73]威廉的王位一旦

    巩固，许多犹太金融家在佩雷拉之子艾萨克的牵头下转移到了伦敦，

    艾萨克则成了那儿的总军需官，从1690年9月至1691年8月的运输和供

    货中获得了9.5万英镑巨额利润。[74]

    在伦敦，犹太人成了伦敦金融市场的创始人，在威廉统治时期，

    这个市场开始逐渐发展。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在欧洲大

    陆，犹太人和政府之间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未完

    全杜绝。时任国务大臣的什鲁斯伯里伯爵曾于1690年2月致信市长大

    人，信中写道：“鉴于伦敦的犹太人在政府的照顾下从事着如此获利

    丰厚的商业活动”，他们“仅1.2万英镑的贡奉颇令陛下失望”；他还

    说，应该翻倍增至2万英镑甚至提高至3万英镑；“陛下经三思之后认

    为”，他们需要“重新做出决议”。[75]但是英国政府还不至于用欺压

    性的诉讼没收或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海牙财团的伦敦总代理所罗门·

    德·麦地那从未因为他的诸多罪行而受到惩罚——他自己承认，从

    1707—1711年，他每年向联军统帅马尔伯勒公爵行贿6000英镑。1699

    年，威廉三世和他在里士满共同进餐，第二年封他为爵士，即使所罗

    门最后几近破产，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失算，并不是因为反犹怒火。

    [76]

    在中欧攫夺一个奥本海默家族就引发了金融危机，而伦敦的犹太

    人，由于财产得到了保障，却能够帮助政府避免金融危机。安妮女王

    时代的梅纳什·洛普斯家族，以及最早的三位乔治国王时代的基甸家

    族和萨尔瓦多家族，都对维护伦敦金融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们躲过了南海泡沫[138]。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震惊了伦敦金融

    城，是萨姆森·基甸（1699—1762）筹集了170万英镑帮助政府平定叛

    乱，他去世时留下了50多万英镑的遗产，由他的继承人继承，而并没

    有被政府拿走——尽管基甸家族进入了上议院，并脱离了犹太教。[77]

    金融非人格化和一般经济过程合理化，这是犹太人集体潜意识中

    的本能。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任何已经确知是犹太人，或者可明确

    判定是犹太人的财产，总是面临着风险，当时在作为主要国际贸易中

    心的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西班牙海军和马耳他骑士团都将犹太商人

    的包租船和货物当作名正言顺的抢劫对象，因此国际贸易文件，包括

    海洋运输保险，均采用虚构的基督教徒姓名，后来这些就慢慢演变成

    了不具人格的公式化文件。除了信用证，犹太人还发明了无记名债券

    ——又一种非人格化的资金转移方式。对于财产总是面临威胁、随时

    有可能被迫迁徙的弱势社会来说，可靠、非人格化的纸上钞票的出现

    ——无论是汇票还是更重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纸币，都是极大的好

    事。

    因此，近代早期犹太人活动的全部努力就是完善这些金融工具，

    并将其普及开来。他们大力支持能够促进纸面价值提高的金融机构的

    兴起：中央银行——最早成立的是英国银行（1694年），拥有发行钞

    票的法定权力——和证券交易所。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

    中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在那里持有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股

    票，是最早大规模从事有价证券交易的人。二三十年后，在17世纪90

    年代，他们在伦敦也建立了同样的模式。阿姆斯特丹一个名叫约瑟夫

    ·德·拉·维加的犹太人（虽然名义上是新教徒）在1688年记录了最

    早的证券交易业务，犹太人可能是英国第一批职业证券投机商和经纪

    人：1697年，伦敦交易所的100名经纪人中，有20人是犹太人或外国侨

    民。没多久，1792年，犹太人帮助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除了信用行业本身的发展，纸质证券的发明尤其是普及，可能是

    犹太人对财富创造过程做出的最大贡献。他们不仅在处境危险的地

    方，而且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都加速发展证券业，因为在他们看

    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市场。这里，流散为他们培养的全球化眼光再

    一次使他们成为行业先锋。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来说，世界就是

    他们的家，市场延伸得越远，机会就越大。对于10世纪就常把生意从

    开罗做到中国的民族来说，在18世纪打开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商业大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大的挑战。澳大利亚的首位批发商是蒙

    蒂菲奥里家族的人，沙逊家族在孟买成立了最早的纺织厂和制造厂，

    本杰明·诺登和塞缪尔·马克斯在开普殖民地创办实业。犹太人还在

    南极和北极从事捕鲸业务。除了这些具体的开拓行为，更重要的还是

    犹太人的这股冲劲——要为现代商业百货——小麦、羊毛制品、亚麻

    制品、纺织品、酒、糖和烟草等打造一个全球性市场。犹太人进入新

    的领域，担当起巨大的风险，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库存巨大。

    18世纪，犹太人的金融和贸易活动涉及范围之广，让经济历史学

    家们有时甚至认为他们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1911

    年，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发表了《犹太

    人与经济生活》，在这部非同凡响的著作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被

    排挤在同业公会之外的犹太商人和制造商，对中世纪商业的基本法则

    怀有具有破坏性的反感心理。这些原始的基本法则阻碍了发展：“公

    平”（而且固定）的工资和价格，市场份额约定不变的衡平体系，虽

    不可观但是有保障的利润和生计来源，以及对生产的限制。桑巴特认

    为，既然犹太人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他们就索性打破体制，用现代资

    本主义取而代之，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竞争没有限制，让顾客满意是

    唯一的法则。[78]因为被纳粹用作区别犹太人的商业全球化思想和德国

    民族文化的理论依据，桑巴特的书被抹黑了；桑巴特本人在《德意志

    社会主义》（1934）一书中，也为将犹太人排斥在德国经济生活之外

    的纳粹政策背书。桑巴特的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结论有点夸大其

    词。就像马克斯·韦伯在试图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加尔文主义伦理

    规范时所做的那样，它也略去了不相宜的事实。桑巴特忽略了犹太教

    所含的强大的神秘元素，他和韦伯一样，拒绝认为，凡是宗教体系

    ——包括犹太教——最强大、最专制的地方，商业都不会繁荣。犹太

    商人，如同加尔文派的商人，往往是离开传统的宗教环境，转移到新

    鲜牧场之后，生意才做得最成功。

    但是如果说犹太人对于构建现代商业体系贡献了一股力量，那么

    这股力量无疑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他们将原先舒适而传统、常常带

    有蒙昧思想的商业过程进行了合理化改革。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倡导创新，证券市场就是一个例子，用这种

    方法来募集和分配资本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既是有效的，也是合理

    的。传统的商业利益集团因为无法区别市场的偶然过剩和基本有效

    性，所以反对证券市场。1733年，议员约翰·巴纳德爵士提出了一个

    要让“不正当的股票投机行为”非法化的议案，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波氏通用商务词典》（1757）谴责了“那些被我们恰当地称为股票

    投机商的江湖骗子”。股票投机“触犯众怒”，“给国家蒙羞”，诸

    如此类的指控，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德·品托在他的《论流通和信

    用》（1771）里都有谈到。总之，犹太人在18世纪开拓、在当时引来

    各方非议的金融创新，到了19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

    其次，犹太人重视销售的作用也是领先别人的。这方面他们也同

    样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大力反对。比如， 丹尼尔· 笛福（ Daniel

    Defoe）的《完全英国式商人》（第五版，1745）就痛批精美的橱窗布

    置是不道德的行为。波氏词典对于“最近的广告创新”是如此评论的

    （1751）：“登报宣传的广告行为，不管前几年被声誉良好的商人认

    为多么卑鄙无耻，眼下人们对此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些信誉极好

    的商人也正在这么做，认为这是让国人了解自己商品信息的最佳方

    法。”1761 年， 巴黎颁布法令， 实际上禁止商人“ 互相抢夺顾

    客”或“散发传单招揽顾客”。在商品展示、广告和推广等等方面，

    犹太人都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再次，犹太人的目标是市场最大化，他们认识到规模经济的重要

    性。与中世纪时期从事银行和放贷业务一样，他们也愿意采用薄利多

    销的营销策略，因此大力降价——这是他们的第四大贡献。他们比传

    统商人更愿意生产价廉质次的商品，以供应大众市场。这么做的并非

    只有他们。乔赛亚·蔡尔德爵士在他的《论经商》（第四版，1752）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球性贸易，就必须向荷兰人学

    习，不仅有最好的东西，也有最差的东西，这样，我们才可以为各种

    市场、各种品位的人服务。”犹太人的低价销售能力引起了众多的非

    议，甚至激怒了许多人，更有人指控他们存在欺诈行为，或经营走私

    商品或充公物品。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又一项合理化改革。犹太人愿

    意从事零碎生意，善于利用废品，愿意接受价格低廉的原材料，或者

    发明代用品和合成材料。他们向穷人出售质量差的物品，因为穷人的

    购买能力只有这些。他们经营百货商店，在同一地点销售各类商品，

    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这种做法激怒了从事专门化经营的传统商人，

    尤其是当犹太人还用我们现在所称的“亏本商品”来吸引顾客时。最

    重要的是，犹太人在生意上比别人更相信消费者是商品买卖的最终仲

    裁者，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同业公会的利益服务，生意才

    会兴隆。顾客永远正确，市场是终审的法官。这些原则不一定就是犹

    太人首创，或只有犹太人在遵守，只是犹太人比大多数人更加善于运

    用这些原则。

    最后，犹太人特别擅长积累和利用商业智慧。随着市场在各行各

    业中成为主导因素，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形成一系列全球性的体系，

    掌握消息变得至关重要。这或许是犹太人取得商业和金融成就最重要

    的一个因素。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他们的家族经营网络在两千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遍布越来越多的地区。相较于其他民族，他们一向是充满

    激情的写信者。在里窝那、布拉格、维也纳、法兰克福、汉堡、阿姆

    斯特丹，还有后来的波尔多、伦敦、纽约和费城——以及在所有的这

    些商业中心之间——他们都有迅速及时的信息系统，使得他们可以对

    政治军事事件，以及本地区、本国和全球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做出快

    速反应。波尔多的洛佩兹家族和门德斯家族、汉堡的卡塞雷斯家族、

    巴格达的沙逊家族、佩雷拉家族、达·科斯塔家族、科内利亚诺家

    族、阿尔哈迪布家族等，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地建立他们的商业

    网络之前很久就在许多城市开设了分部，他们属于世界上消息最灵通

    的人士。传统的中世纪商业模式往往受到所谓的“物质谬误”的影

    响，即货物和商品具有固定、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商品的价值会随

    着时间、地点发生改变，市场越大，距离越远，价值波动的幅度也就

    越大。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进到合适的商品，是获得商业成功

    的要诀，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到了18世纪，市场体量和市场规模

    越来越大，使得这一点变得尤为关键，也使商业经营的战略性决策变

    得更加重要。决策自然反映了所掌握信息的质量。这正是犹太人商业

    网络加分的地方。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犹太人对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做出了与他们的

    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但是没有犹太人，现代资本主义也不

    会缺席，在有些地方犹太人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比如，在英

    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他们几乎没有发挥直接的影响。而在有些领

    域——筹集大规模的资本——他们的能力却异常强大。总的来说，他

    们给18世纪的经济体系带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合理化改革之风，还带来

    这样的理念：现行的方法永远可以不断改进，总是可以找出，而且也

    必须找出更加价廉物美、更加快捷方便的办法。在犹太人的商业里，

    没有神秘，没有欺诈，只有理性。

    这个合理化改革过程也发生在犹太社会内部，尽管一开始显得有

    点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隔离区既培养了商业

    上的创新，又助长了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在近代早期，犹太人表现出

    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两面性。他们看待外面的世界常常有一种旁观者

    清的意味，但是每当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像眼睛蒙上了迷雾，视

    线模糊了。在12世纪时，迈蒙尼德曾努力试图让犹太教走到自然理性

    的道路上来，但是这个努力进行得并不顺利，14世纪更是转入了地

    下。隔离区采取各种措施不让它冒头，隔离区加强了传统权威，拒斥

    思辨，大大增强对共同反对之事的责罚力度，因为犹太教徒若是离开

    隔离区，就必定会完全牺牲自己的信仰。当然它不可能将合理化改革

    的精神赶尽杀绝，因为那是犹太教和《哈拉哈》固有的精神。即使在

    隔离区，犹太教也还是实行权威政体，社会由学术权威统治。有学者

    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学术争议和思想传播。

    隔离区还是藏书的宝库。犹太人在各地成立印刷机构，尽管时不

    时遭到充满敌意的宗教当局的查抄，他们还是积累成了不少令人赞叹

    的图书馆。奥本海默家族的一名成员大卫是1702—1736年的布拉格大

    拉比，他试图收集有史以来印刷的所有希伯来文书籍。他从叔父塞缪

    尔那里继承了一笔财富，是个非常有钱的人，绝非什么激进分子。但

    是基督教徒却指控他利用开除教籍的权力获得稀世珍宝。他甚至不得

    不将他的图书馆设在汉堡，以躲避波希米亚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的追

    查。他的藏书现在构成牛津大学巴德里图书馆希伯来文馆的主要收

    藏，一度囊括7000多册书和1000件手稿。1722年，奥本海默拉比获得

    查理六世的圣谕，全权负责布拉格的犹太研究。然而，他倾毕生精力

    收藏起来的图书馆，却不可避免地成了酝酿知识分子颠覆活动的温

    床。[79]

    尽管如此，犹太世界的理性主义精神依然发展缓慢，一方面是因

    为拥有新思想的犹太人不愿挑战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挑战

    很可能会招来打压性的反对。经验表明，改变保守的宗教模式，最行

    之有效的方法是从历史中寻找。迈蒙尼德在勾画《圣经》的现代批评

    方式时，从不借用历史的标准。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学术缺憾之一，就

    是将无关弥赛亚的历史视为“毫无实际用处，纯粹地浪费时间”。[80]

    他对历史的否定态度无疑也是犹太人迟迟不愿重新拿起笔来书写历史

    的间接原因。不过在16世纪的下半叶，他们最终还是这么做了。继伊

    本·弗迦写了一部虽显幼稚却具有开创性的史书之后，1573年，曼图

    亚人阿扎赖亚·代·罗西（Azariah dei Rossi，1511—1578）终于出

    了一部真正的犹太史书——《眼睛之光》。罗西利用非犹太史料和文

    艺复兴时期由基督徒提出的批判方式，对圣哲的著述进行了理性的分

    析。书中的语气是谦虚谨慎的，显然他无意以指出这些睿智老人错在

    哪里为乐。但是他对希伯来历法的研究却摧毁了预测弥赛亚降临日子

    的传统依据，也让犹太文化的其他方面开始被怀疑。[81]

    罗西的著述激起了正统学者的强烈憎恨。法典编纂大家、同时代

    最有影响力的学者约瑟夫·卡洛若不是因为不久后过世，差点儿就签

    署教令，下令焚烧此书；布拉格著名马哈拉尔，犹大·罗乌拉比

    （Rabbi Judah Loew），是未来一代的主导人物，也同样批判罗西的

    这部著述。他认为，罗西持怀疑的态度来考查《塔木德》的人物传奇

    和犹太历史，将会削弱权威、摧毁信仰。在他看来，罗西将两个截然

    不同的学术研究过程——神性的和自然的——混淆了起来，用探索自

    然世界的方法来理解神意的作为是荒谬可笑的。这么一来，从某种意

    义来说迈蒙尼德的思想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然而这位马哈拉尔也并非

    一个蒙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他对于犹太教中的许多思想潮流不

    置可否。[82]他对罗西的反对态度——罗西的书未经拉比特别许可就被

    列为犹太学生的禁书——表明知识革新者要遭遇多大的阻力。

    这种正统的力量在阿姆斯特丹的巴鲁赫（或贝内迪克特）·德·

    斯宾诺莎的悲惨遭遇中被表现得一览无余。一般讲到斯宾诺莎都将他

    视为哲学史上的核心人物，没错，他确实如此。但是他对犹太教（和

    基督教）历史的影响则更加重要，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具有危害性

    的：他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从出身来说，他是塞

    法迪难民的儿子，父亲到荷兰后成了一名成功商人；从职业来说，他

    是一名学者（可能曾经师从玛拿西·本·以色列）和镜片打磨师；从

    脾气禀性来说，他性格忧郁，清心克己。斯宾诺莎身材修长，皮肤黝

    黑，留着一头长长的鬈发，一双大眼睛乌黑明亮。除了加一点点黄

    油、拌了葡萄干的燕麦粥，其他的几乎什么都不吃：“真的不可思

    议，”他早期的传记作者，和他共居一室的路德派牧师科莱鲁斯写

    道，“似乎肉和酒他都几乎不碰”。[83]

    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所以斯宾诺莎是迈蒙尼德的追随者，

    但是他关于《摩西五经》之源所持的某些观点，似乎来自更早的理性

    主义者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1089—1164）

    著述中隐约可见的一些思想。他是一个早熟的青年，生活在当时（17

    世纪50年代）可能是世界上学术思想最激进的城市，早年加入来自不

    同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家圈子，这些人中有前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库

    斯·范登·恩登、曾是马拉诺人的胡安·德·普拉多、臭名昭著的学

    校教师丹尼尔·里贝拉，还有形形色色的索齐尼派的、反三位一体论

    的和反教权主义的信徒。早在二三十年之前，犹太教徒乌列·达·科

    斯塔因为否定灵魂不灭，一而再地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社会。1655年，

    斯宾诺莎23岁时，前加尔文主义者艾萨克·拉·帕越尔的轰动之作

    《亚当之前的人》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斯宾诺莎无疑读过这本此前在

    各地遭禁的书。拉·帕越尔肯定不是无神论者，相反，他是信奉弥赛

    亚的马拉诺人和热心的喀巴拉主义者，对10年后沙巴泰·泽维的成名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的著作倾向于不把《圣经》作为神

    的启示来对待，而是将它作为一部世俗的史书来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受到伊本·埃兹拉和迈蒙尼德的影响，斯宾诺莎产生了疑惑，现在看

    了这本书，他心里的疑惑更深了。总之，该书出版一年以后，斯宾诺

    莎和德·普拉多就被带到了犹太权威面前。德·普拉多道歉了；斯宾

    诺莎则被当众革出教门。

    拉比声明由扫罗·利维拉比等人签署，签署时间是1656年7月27

    日。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上面是这么写的：

    议会长老知会诸位，他们已注意到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罪恶

    观点和行为已久，并通过各种方法和许诺，试图劝服其改邪归正。然

    而他们不但毫无办法，而且有关他奉行和传讲可怕的异端邪说和行罪

    大恶极之事的消息逐日增多。这些消息来自多名可信证人，他们均在

    上文提及的斯宾诺莎面前宣誓，证明一切都为他们亲眼所见，遂斯宾

    诺莎已被判罪名成立；上述之事均在拉比在场的情况下经过审查，议

    会遂遵从拉比意见，做出判决，将斯宾诺莎逐出教会，断绝他与以色

    列民族的一切联系。

    接着是诅咒：

    根据天使的审判和圣徒的判决，我们用约书亚诅咒耶利哥、以利

    沙诅咒童子之语言，以及律法上所写之各种咒语，将斯宾诺莎革出教

    门，诅咒他、驱逐他。让他白天被诅咒，夜里被诅咒，躺下被诅咒，

    起来被诅咒，出门被诅咒，进门被诅咒。愿主永远不再原谅他、承认

    他！愿主的怒火从此烘烤他，让他身上背负律法书上所写的所有诅

    咒，把他的名字从苍穹之下除去……在此警告诸位，任何人不得与他

    进行口头的交谈、书面的交流，任何人不得帮助他，不得和他共居一

    室，不得与他同在四腕尺之内，不得阅读由他口述或亲手书写的文

    件。[84]

    在宣读这道咒语之时：“大号不时吹响，传来哀声长鸣；仪式初

    始时看到的熊熊炬火，随着仪式的进行，一盏盏逐渐熄灭，直至全部

    灭尽，代表这名被革出教门者的精神生命熄灭，全体会众陷入一片漆

    黑。”[85]

    然后，24岁的斯宾诺莎就被赶出了父亲的家门，不久还被驱逐出

    阿姆斯特丹。他称有天晚上他从剧院回来时有人试图行刺他，他曾出

    示被匕首捅了个洞的外套。父亲死后，他那几个贪婪的姐姐还试图抢

    夺他的继承权，他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胜诉后又放弃全部要

    求，只要了一张床和这张床的幔帐。最后他定居海牙，靠打磨镜片为

    生。政府给他一笔不多的养老金，一位朋友留给他一笔年金。此外，

    他拒绝接受其他一切帮助，海德堡曾请他出山去当教授也被他谢绝

    了。他清贫为学、生活艰苦，然而即便他没有脱离正统，可能生活也

    是如此；他终生未婚。他绝非放荡不羁的人，衣着非常严肃持重，并

    且认为：“使我们成为贤者的并不是邋遢的举止和外表，故意不注重

    个人的容貌恰好证明了这个人思想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

    的智慧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处，科学也只会在这里碰到混乱。”[86]44

    岁时他死于某种结核，遗产少得可怜，她姐姐丽贝卡甚至懒得处理。

    斯宾诺莎和犹太权威之间矛盾的起因和争论的实质并不完全清

    楚。他受到的指控是否定天使的存在和灵魂不灭，否定《托拉》是神

    的启示。在“绝罚”发布不久之后，他用西班牙语为自己的观点写过

    一份辩护书，遗憾的是没有留存下来。然而1670年他发表了未署名的

    《神学政治论》，提出了他的《圣经》批评原则，他最主要的异端学

    说都包含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应该用科学的精神来对待《圣经》，

    研究《圣经》要像研究任何自然现象一样。对于《圣经》而言，必须

    用历史的态度来处理，首先从分析希伯来语入手，接着再对《圣经》

    每一卷的表现手法进行分析和归类，下一步就是历史背景的研究：

    每卷作者的生平、品行和追求，他是谁，他在什么情形、什么时

    代创作的，为谁创作，用什么语言创作……（然后是）每一卷的历

    史：最初的反响如何，落到了谁的手里，一共有多少版本，谁提出收

    入正典，最后所有卷如何作为圣书得到普遍承认并合成一整部《圣

    经》。

    斯宾诺莎接着根据自己的分析，讨论五经中哪些部分真正由摩西

    所作、以斯拉的回归者名单、正典的编撰、《约伯记》和《但以理

    书》的来源，以及这些经书的成书时间和各部分的创作时间。事实

    上，他几乎全盘否定了有关《圣经》起源和真实性的传统观点，根据

    《圣经》自身所给的证据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解释。由此拉开了《圣

    经》批判的序幕，在之后的250年里，这个批判过程将会摧毁有识之士

    原以为《圣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的信念，使《圣经》的地位变成了

    只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记录。[87]他的著述和影响将给基督教会的自信

    和内部团结造成无法修复的巨大伤害，并且，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那

    样，给犹太社会提出了新的、长期而致命的难题。

    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一旦滑脱传统社会的束缚，便会产生巨大的

    破坏力，斯宾诺莎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他生前身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里，主要的宗教团体视他为无神论者，他的著作在各地都遭到禁

    止——尽管各地屡禁不止，不断重印。1671年，他致函犹太领袖奥罗

    维奥·德·卡斯特罗，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驳斥了《神学政治

    论》是反宗教书籍的指控。但是他身后出版的《伦理学》却表明他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泛神论者。尽管我们今天看来很奇怪，但是在17世纪

    的时候，有些形式的泛神论显然被认为是符合犹太教的。当时被许多

    犹太教徒认可的喀巴拉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光明篇》中多处暗示上

    帝就是万物，万物都是上帝。斯宾诺莎离辞世20年后，伦敦的塞法迪

    拉比大卫·涅托（David Nieto，1654—1728）因发表《神意论》而深

    陷麻烦，这本用西班牙语写的书把自然与上帝等同了起来。这场纷争

    被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塔木德》著名学者泽维·阿什肯纳齐（Zevi

    Ashkenazi）那里处理，阿什肯纳齐做出的判决是，涅托的观点不仅可

    以算符合犹太教，而且在一些犹太思想家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88]

    然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问题在于，它已经到了和无神论几乎

    难以区别的程度。斯宾诺莎本人坚称他没有说过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

    物质世界就是上帝。他在《伦理学》中写道，个体无限地从属于更大

    的个体，所以“我们不难设想整个自然也是一个个体”。但是他不认

    为上帝就是一个人，他说，认为上帝有“意志”或“理智”之类的属

    性，无异于因为一颗星名叫天狼星就要让它发出嚎叫。事实上，他保

    留“上帝”的称谓只是出于历史和情感的原因。既然将上帝等同于整

    个现实世界，那么他就必须认同无神论者坚持的这个观点，即现实不

    可分成上帝的和非上帝的两个部分——他们两者都否认这之间有实质

    的区别。[89]但是如果说上帝不能独立于任何一种别的事物而存在，那

    么就不能说他有我们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意义上的“存在”。斯宾诺莎

    的意思是：“世界不存在我们历来所理解的那个上帝。”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这就是无神论。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冯·

    莱布尼茨（1646—1716）和斯宾诺莎相知颇深，在这件事上应该能够

    理解他的思想。然而莱布尼茨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在斯宾诺莎的著作

    遭到批判时试图和它撇清关系，这种懦夫行为为他招来了诸多非议。

    但是他对斯宾诺莎的宗教立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总结，他说：“他实

    际上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不认为善恶报应是天意。”[90]

    斯宾诺莎的成果反映出犹太精神在这个方面有些过度膨胀：它具

    有不仅要理性化，还要知识化的倾向。斯宾诺莎也和有些人一样，认

    为通过逻辑过程可以解决观念上的一切分歧和冲突，达到人类的完

    善。他认为伦理问题可以用类似几何方法的证明来解决。从这点来

    说，他因循了迈蒙尼德的传统，后者认为完美的俗世平安可以通过理

    性的行为来达成——这也是他对弥赛亚时代即将到来的看法。但是在

    迈蒙尼德的想象中，当律法中凡是高尚合理之处都完全得到遵守时，

    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这要靠神的启示，通过《托拉》来实现。然而斯

    宾诺莎却不相信神的启示，他是要抛弃《托拉》。在他看来，单凭理

    智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就让他站到了反人文主义的立场。他试图要为人类找到他所谓

    的“矫治各种情感的全部方剂”。这从一定程度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斯宾诺莎希望能克服炽情，在这点上他无疑是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的

    一生，尽管可气之事不少，但他从不愤怒、从不发火，他几乎达到了

    英雄主义般的克己自律。他认为，一切罪恶都起因于无知；人类的不

    幸要结合其原因来看，要理解这是整个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旦明白

    这个道理，人就不会屈从于悲伤、憎恨和复仇的欲望。“以憎恨回报

    憎恨，憎恨则会加深，但反之能够被爱打消。为爱所彻底战胜的憎

    恨，转化成爱，这种爱于是比先前普通的爱更加强烈。”但是斯宾诺

    莎的“爱”却是个特殊的爱。他不相信自由意志，认为一切都是预先

    决定了的，因此希望和恐惧是恶的，谦卑和懊悔也是恶的。“凡追悔

    某个行为者，双重地悲惨或软弱。”一切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贤达

    者试图依照神的看法看世界，我们皆因无知，才以为我们能够改变未

    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将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

    如此，我们心里才不会有关于死的默念，而是有对于生的沉思。当我

    们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感，除去我们情感中的炽情后，我们才能爱

    神。但这种爱，当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神不是一个人，而是

    世界的万物； 爱不是一种炽情， 而是理解。神， 或者说这样

    的“神”，没有炽情、快乐或痛苦，神对谁也不爱，也不憎。因

    此“爱神者不能希图神回爱他”，或者说：“精神对神的理智爱即神

    对自己的无限爱的一部分。”[91]

    斯宾诺莎之所以吸引某类有智慧但缺少温情的哲学家，如伯特兰

    ·罗素，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冷漠，甚至令人反感，原因并不难以理

    解。斯宾诺莎像霍布斯一样——他继承了霍布斯身上的那种冷酷——

    引起了同时代人内心真正的恐惧。他还不如索性就放弃使用“神”这

    一类代名词，直接明说，或许那样还会好些。他对欧洲其他作家有着

    不可估量的影响。德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为他深深痴迷，如伏尔

    泰，如莱辛。莱辛更是说：“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外不存在其他哲

    学。”但是对于犹太人自身而言，他只是掘光了一条探索的矿脉：与

    其说他对迈蒙尼德的理想主义传统做出了逻辑总结，不如说他把它完

    全带出了犹太教。

    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仍然还在。它在14世纪取得了胜利，它的喀巴

    拉得到承认被正式纳入犹太教。但是沙巴泰·泽维的变节给了它一记

    猝不及防的打击。沙巴泰主义转入了地下。雅各布·弗兰克的荒唐行

    为表明，这个非理性主义的传统还可以将狂热分子和顽固分子带出犹

    太教。17世纪60年代掀起弥赛亚运动的那些巨大的情感能量和热情仍

    然没有褪去。难道就没有办法让它在发泄出来的同时，又能拴绑住

    ——哪怕只是松松地挽住——犹太教的这辆战车，不让它脱缰吗？

    18世纪，遭遇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犹太教。1700年，工业革命尚

    未到来，但是科学革命已经在路途中了，受铁律般的数学法则支配的

    牛顿机械宇宙观已经获得胜利。在社会上层，怀疑主义不断蔓延。已

    经坐稳位置的宗教领袖冷静世故，倾向于宽容，他们已无心深究信条

    的细节，前辈们不就是为了探究这些细节不是大开杀戒就是自己被杀

    的吗？但是生活艰辛的普通民众，他们还有更多的要求。各地纷纷有

    人起来为他们主张权利，如德国有敬虔运动，英国有卫斯理兄弟和他

    们领导的循道运动，美洲有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此刻半数以上犹太人

    居住的东欧还有哈西德运动。

    波兰犹太民众的虔诚和热情不只是一股宗教力量，其中还流淌着

    激进的潜流。犹太社会是一个充满压迫的集权社会。有钱的商人、律

    师兼拉比之间互相通婚，组成寡头统治集团。议会制度给了这些精英

    分子强大的权力，而民众选举精英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寡头统治集团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因为教育也为社会中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

    阶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穷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寡头统治集团，权

    威政体势必也是精英统治。然而大多数穷人仍旧无权无势，他们在犹

    太会堂里什么也不是，虽然也可以起诉拉比，但是如果这位拉比有足

    够强硬的家族背景，谁还会来理会穷人的诉求？相反，当地出台了许

    多法律条文惩罚那些“散布流言、取笑本城名流的人”。压迫不仅仅

    存在于社会当中，还存在于家庭内部。隔离区同时还是个族长社会。

    儿子满12岁，父亲便有权强制他学习《托拉》，满13岁便可用《申命

    记》里的“逆子条例”处置。理论上，悖逆的儿子会被送到长老那里

    接受判处，让众人用石头将他打死；即使初犯也可以给他施以鞭刑。

    虽然《塔木德》称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但是律法的阴影始终笼罩在

    儿子们的头上。女儿尚处幼年时便可由父亲包办缔结婚约，虽然理论

    上到法定年龄，即十二岁半，女儿可以悔婚，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孩子接受的教育是，尊敬父母就是尊敬上帝。[92]总之，在隔离区里只

    有服从。

    然而，犹太人却是以不温顺地服从自己任命的当权者为荣，他们

    永远都在反抗。他们的传统总是给反抗者留有余地，尽管常常显得很

    勉强；它还允许圣人越过正常的宗教范围行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美名大师，这类人最早出现于巴比伦加昂时代，从16世纪起，在阿什

    克纳齐犹太人中出过几位奉行实用喀巴拉的美名大师。有的是有真才

    实学的学者，大多数人则是写写护身符，或者用民间医学治治病——

    使用特别的祈祷、咒语、草药和一些动物，他们专治精神疾病，驱逐

    恶灵。

    大约1736年，其中一人感受到了召唤。此人名叫以色列·本·以

    利撒（ Israbel ben Eliezer ） ， 后被人称为美名大师托夫

    （Ba’alShem Tov，约1700—1760），或根据首字母缩写称“贝施

    特”（Besht）。他是一名孤儿，出生在落后的波多利亚省的欧考普。

    他先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在祭礼屠宰场打过下手，在喀尔巴阡山脉的

    黏土场打过工，在犹太会堂当过守门人和司事，还开过一家小旅馆。

    画中常常显示他手持或口衔烟斗。他起于市井，并不是正宗的拉比传

    人。他几乎没什么学问，也没有真正属于他的著作存世，由他署名的

    书信可能是伪造的，他的布道演说也是他的门徒记录下来的，他活动

    于犹太会堂体系之外，似乎从未在会堂里布过道。但是他和约翰·卫

    斯理一样在全国各地游历。他写护身符，为人治病驱鬼，事实上这些

    也是一般的圣人所为。但是他的身上多了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在他面

    前，男人女人都会感到自己可以实现更高的理想，可以实施更纯洁的

    行为。他神妙的治病方式，他能够准确预测事件的梦境，他神秘莫测

    的状态，还有人们认为他所行的神迹，更是让人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虽

    然普通但是非常强烈的神性光辉。[93]

    如此一来，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他名声渐起，他开始像著

    名的拉比一样主持法庭，人们慕名远道而来求见。然而促使他成为一

    场运动创始人的则是他的创造力。他有两个新的发明创造。一是他重

    新提出古老的“义人”概念——义人，即优越的人类，优越的原因是

    他们追随上帝的特殊能力。这个概念的由来与挪亚一样古老，但是美

    名大师托夫又赋予了义人一个特殊的身份。沙巴泰·泽维的叛教使得

    弥赛亚主义背上了污名，贝施特可没有时间理会弗兰克主义或是哪个

    偏离犹太一神论的弥赛亚教派。正如他说的：“舍金纳哀哭说，肢体

    若连在身体上就还有救，但是如若肢体切断就再也无法还原，每一个

    犹太人都是舍金纳的肢体。”因此他没有兴趣在切割肢体的路上继续

    行走下去，但是他承认，那位消失的弥赛亚在犹太人的心中留下了一

    个空洞，他要让义人复活来填补这个空洞。他宣称这位义人从高处而

    来，犹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在美名大师托夫的教义中，义人不是弥

    赛亚，但也绝非普通的人——他介于两者之间。而且，既然义人并没

    有自称弥赛亚，因而义人可以有许多位。就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人物

    又兴起了，将这个运动继续和传播下去。

    二是他发明了一种革新性的大众祈祷形式。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普通卑微的犹太教徒也可以尽到自己的力量。卢里亚的喀巴拉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广大民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祈祷和虔诚的信仰来加快弥赛亚的到来。美名大师托夫通过他和后继者所宣讲的新的祈祷理论，也差不多达到了同样普遍的参与程度。他强调说，祈祷并非人类的活动，更多的是超自然的行为，通过这种超自然行为，人可以突破实际存在的障碍，进入神的世界。那么人如何来做这个呢？拿着祈祷书，把全部意念集中在书中的字母上，不是读，而是通过意志发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字母本身的形状消失了，而字母中隐藏着的神的属性——这是典型的喀巴拉主义思想——就会被精神感知，这就好比透过透明的物体来看东西一样， 贝施特称之为“ 进入祈祷文的字母”或“天国的殿堂”——人在“穿过祷告的殿堂”时就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94]

    贝施特宣称，为了进入，人要抛弃人格，把自己变空。这样他又发明了真空概念，这个真空要用类似于神的一个存在来填补，代表人来行事说话。当祈祷书的文字变得模糊汇聚成一个点时，奇妙的变化就发生了，人的活动停止了，口中的话语不再是他从下面传上去的，而是由上往下传到他的口中。他的口继续在说话，但是提供思想的是灵。贝施特说：“我让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95]他的继任者，第二代哈西德派领袖多夫·巴尔（Dov Baer）解释称，之所以存在这种精神力量使得神灵附体成为可能，是因为《托拉》和上帝原本就是一体，精神的力量实际上就储存在《托拉》的文字里，而成功的静思祷告能够将这种能量释放出来。多夫·巴尔还用了另一个比喻：“读经或祈祷时，须集中全力，就如一道精液从他体内喷薄而出，这时候他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那道液体上面。”[96]

    因此，哈西德派的集会仪式场面非常喧闹。他们嘲讽会堂，设有

    自己的祈祷室，会众身穿粗布衣服、头戴宽大的毛皮帽子聚集在祈祷

    室，有的兴之所至就抽烟喝酒。祈祷时常常大声呼叫，同时摆动身

    体，拍手鼓掌，唱着一首名为《无言歌》的曲调，随着节奏起舞。他

    们有自己专门的祷词，融合了波兰阿什克纳齐和信奉卢里亚的塞法迪

    的祷词。这些是穷苦的粗人，他们的行为震惊了犹太当权派，尤其当

    他们信仰活动波及波兰各地，并扩散到立陶宛时。不久，他们就被指

    控为地下的沙巴泰运动，愤怒的呼声四起，要求打压他们。

    早期的哈西德派遇到了一名坚定的反对者——维尔纳加昂以利亚· 本· 所罗门· 扎尔曼（ Elijah ben Solomon Zalman ， 1720-1797）。这位加昂即使以犹太人的神童标准来看也是非同凡响，6岁时他就在维尔纳[139]的犹太会堂布过一次道，他学富五车，世俗学问、宗教学问样样精通。18岁结婚使他拥有了独立的财富，于是他在维尔纳郊外买了一栋小屋，在那里潜心钻研学问。他的儿子说他一天睡眠从不超过两个小时，一度还不足半个小时。为了排除干扰，即使白天，他也关上百叶窗秉烛而读。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他关掉取暖设备，把脚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维尔纳越来越高，学问研究也越来越投入。他并不反对喀巴拉，但是一切都要服从《哈拉哈》的要求。哈西德运动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他说，他们所称的狂喜、神迹和异象全是谎言和妄想，所谓“义人”就是偶像崇拜和凡人崇拜，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祈祷理论取代了学术，这是对学术——那是犹太教的全部——极大的不敬。维尔纳加昂本人是权威政体的代表，当有人问到他该如何处置哈西德运动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压制他们。[97]正巧，哈西德派这时已经开始在祭祀的屠宰中使用非正统的屠刀，于是1722年，正统派第一次向他们发布“绝罚”，当众烧毁他们的书。1781年第二次发布“绝罚”：“他们必须带着妻儿离开我们的社区……不得为他们提供住宿，禁止他们屠宰，不得和他们有生意的往来，不得和他们通婚，不得协助他们处理丧事。”加昂写道：“以各种折磨的方式对待他们，断绝和他们来往，追击他们，压制他们，这是每一位有信仰的犹太人的义务，因为他们内心有罪，是以色列民身上的毒疮。”[98]

    但是哈西德派的回应是他们也宣布把对方逐出教会，他们发行小册子为自己辩护。在立陶宛，尤其是维尔纳，这位加昂在前往以色列地安度晚年之前，建立了一个《哈拉哈》正统学说团体，但是在其他哈西德派为自己在犹太教中确立了永久性的重要地位，并似乎成了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向西传入德国，再从德国传向了世界。正统派要摧毁哈西德运动的努力没有成功，事实上不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努力，因为学者和热心分子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共同的新敌人——犹太启蒙运动，或称哈斯卡拉运动。

    虽然哈斯卡拉运动是犹太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马斯基

    尔”（即启蒙犹太人）也是犹太教里特有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犹太

    启蒙运动不管怎样也还是欧洲整体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它和德国

    的启蒙运动有着更紧密的联系，理由非常充足。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

    动都是为了审视和调整人对上帝的态度，但是在法国，它倾向于否定

    或者说降低上帝的地位，倾向于驯服宗教，而在德国，它是在真正寻

    求重新理解人类的宗教精神，并与之达成和解。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璀

    璨耀眼的，但从根本上说是轻率任意的；德国的启蒙运动则是严肃认

    真，富有创造性的。因此吸引犹太启蒙思想家的是德国版的启蒙运

    动，后者对他们的影响最大，而相应地，他们对德国启蒙运动也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99]这或许是犹太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德国文化产生了

    一种真切的亲近感，但同时也在他们心里播下了可怕幻想的种子。

    对于基督教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启蒙运动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

    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在日趋世俗化的文化中发挥作用，那么他应该发

    挥多大的作用？而对于犹太教徒而言，这个问题是：如果世俗知识在

    上帝的文化里发挥作用，那么它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犹太人的视域

    仍然局限在中世纪时候那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社会。的确，迈蒙尼德曾

    极力主张接纳世俗科学，而且也证明了科学如何可以与《托拉》相辅

    相成、互为统一，但是他的论证没有说服大多数犹太人。即使性格相

    对温和的布拉格马哈拉尔也攻击罗西，就因为他用世俗标准来衡量宗

    教问题。[100]有些犹太人，比方说，虽然在帕多瓦的医学院上学，但

    是晚上一回到隔离区就转身背对《托拉》以外的世界，这实际上与犹

    太商人无异。当然，也有许多人头也不回地去了外面的世界，不过那

    样的事历来有之。斯宾诺莎的骇人例子满足了大多数犹太人的心愿，

    它告诉世人，一个人喝了外邦人井里的知识之泉，他的犹太生命就一

    定会受到致命的毒害。所以说，隔离区不仅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

    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学术圈。

    到18世纪中期，这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已尽显无遗，到了令人悲哀的程度。早在15世纪初的时候，托尔托萨争端就已经暴露了犹太知识阶层的落后愚昧，如今300多年过去了，犹太人在受过教育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看来，就是可鄙又可笑的人，衣着古怪，禁锢在古老又滑稽的迷信思想中，和他们失落的支派一样远远地脱离现代社会。非犹太人对犹太学术一无所知，更无意关心，他们和过去的古希腊人一样，甚至意识不到犹太学术的存在。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犹太人问题”始终存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如何阻止这个反动的少数族群玷污宗教真理，扰乱社会秩序？如今这个问题已无须担心，起码对于非犹太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共同的人性出发把这些可怜之人从无知和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1749 年， 年轻的新教剧作家戈特霍尔德· 莱辛（Gotthold Lessing）推出独幕剧《犹太人》，这几乎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次将犹太人表现为有教养、有理性的人类。这一宽容举动受到了和莱辛同龄的一名德绍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的热烈回应。两人相识后一见如故，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将这名犹太人引进了文学圈。因为驼背的原因，门德尔松性格羞怯内向、隐忍谦逊，但是他身上充满了惊人的能量。他跟随当地拉比接受了良好教育，学过账目管理，毕生从商。但是他具有非凡的阅读能力和渊博的世俗学问。在莱辛的帮助之下，他开始发表哲学著述。腓特烈大帝向他授予了柏林的“居住权”。他常常语惊四座，是沙龙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101]虽然从年龄来说，他只比维尔纳加昂小10岁，比贝施特小不到30岁，但是他和这两人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一个是狂热的《塔木德》学者，一个是神秘主义的热心实践者，一个是都市化的理性主义者——现代犹太历史都将围绕着这三个原型人物来书写！

    最初，门德尔松并未觉得启蒙运动与犹太人有何相干，他不过是

    想享受启蒙运动的乐趣。可是在非犹太世界到处遭遇到的对犹太教的

    无知和诋毁，驱使他不得不站出来公开表示他坚定的犹太教信仰。传

    统的非犹太世界说：管好犹太人，要不就将他们赶出去。启蒙的非犹

    太世界则说：我们怎样来更好地帮助这些可怜的犹太人，让他们不再

    是犹太人呢？对此，门德尔松答道：让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文化，但

    也请让我们继续做犹太人吧。1767年，他发表《斐顿篇》一书，模仿

    柏拉图对话录，对灵魂不朽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做了辩护。当德国的

    文化人仍然常用拉丁语或法语、犹太人用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写作

    时，门德尔松就随同莱辛一道，努力让德语成为知识分子的话语工

    具，发掘德语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门德尔松的《斐顿篇》语

    言优美，充满了来自经典而非《圣经》的典故——这是马斯基尔的标

    志。该书在非犹太世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是门德尔松却颇感失

    望。即使是他自己的法语翻译也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宣称说（1772），

    鉴于作者“出生并成长于一个粗俗无知而死气沉沉的民族中间”，这

    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102]瑞士一位聪明而年轻的牧师，约翰·卡

    斯帕·拉瓦特，称赞了该书取得的成就，他写道，显然作者已经准备

    好改宗——这是向门德尔松发出挑战，要他公开为自己的犹太教辩

    护。

    就这样，尽管并非本愿，门德尔松被迫为犹太教做起了理性主义

    的辩护，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向世人证明犹太人如何在坚守基本信

    仰的同时，也可以融入欧洲的整体文化。门德尔松以各种形式展开工

    作。他将《摩西五经》翻译成德语，在德国犹太人中推广希伯来语以

    抗衡意第绪语，后者被他批为粗俗不雅的方言。随着他声望渐起，他

    发现自己还在帮助当地犹太社会对抗非犹太当局。他抗议德累斯顿对

    犹太人的驱逐，反对瑞士新出台的反犹法律，翔实地驳斥了犹太教的

    祈祷是反基督徒的普遍指控，向世俗当局解释犹太教的婚姻法和盟

    誓。但是他一方面将犹太教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外面的世界看，另一

    方面也在内部积极寻求变革，去除其糟粕。他厌恶发布“绝罚”的做

    法，尤其是18世纪50年代发生在阿尔托纳的针对沙巴泰信徒的迫害行

    动。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义务社会，教会是建

    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自愿组织。不应强迫一个人加入教会，但是也不

    应违反本人意愿将其驱逐出教会。[103]他认为应该取消犹太人的独立

    司法权，反对非犹太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支持犹太法庭的做法。他呼

    吁停止一切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行为，并且宣称他相信当理性获

    得了胜利，这就一定能实现。但同样地，他认为犹太人必须抛弃那些

    限制人类合理的自由，尤其是禁锢思想的风俗习惯。

    门德尔松犹如行走在钢丝上，步履小心。他害怕步斯宾诺莎的后

    尘，对有人拿后者来和他比较感到不安。他担心，万一他在公开辩论

    中为犹太教辩护时对基督教做了不中听的批评，就会招来基督徒的怒

    火。与拉瓦特辩论时，他指出，质疑绝大多数民众的信条是危险的，

    又说：“我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员。”其实他相信基督教的非理性

    程度远远超过犹太教。他始终一边急于保护连接启蒙运动的桥梁，一

    边和信仰坚定的犹太民众维持着联系，因此时常试图两面讨好。他的

    观点很难清楚地做出总结。他追随迈蒙尼德的思想，认为宗教的真理

    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但是迈蒙尼德是想通过神的启示来强化理性的真

    理，而门德尔松却是要抛却启示。犹太教不是启示宗教，而是启示法

    典：摩西从西奈山上领受律法，律法是犹太人获得精神快乐的途径，

    这是历史事实。真理是无须神迹来验证的。“ 聪明人， ” 他写

    道，“已经被真正的哲学论证说服，对至高神明的存在确信无疑，他

    更能被自然事件而非神迹所打动，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辨别自然

    事件和整体的关联。”（1753年3月16日笔记内容）[104]然而为了证明

    上帝的存在，门德尔松依赖于古老的形而上学：先验性的证据（或称

    本体论论证）和后验性的证据（或称宇宙论论证）。但是一般认为，

    此两种论证都被康德在门德尔松晚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

    （1781）推翻了。

    然而门德尔松为犹太教的辩护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事实是，犹太教中有太多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比如说上帝的选民的说法、犹太人对全人类所负的使命、应许之地。门德尔松似乎认为犹太教只是适合某一特定民族的信仰，应该用尽可能理性的方式私下信奉，所有的文化能容进《托拉》的说法在他看来是荒谬可笑的。犹太人应该在家信教，而走出家门来到外面的世界时，就应参与欧洲的整体文化中。但是这个逻辑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个犹太人都将属于他正好所处的那个文化。这样一来，1500年来不管遭遇多大的不幸都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团结的犹太人就会逐渐走向消亡，只留下私下里宣告的信仰。因此， 犹太教著名的现代护教士以西结· 考夫曼（Yechezkel Kaufmann，1889—1963）称门德尔松是“犹太教的路德”——他割裂了人和信仰的联系。[105]

    但是门德尔松似乎未曾意识到他否定《托拉》文化的必然结果。

    被“民族文化”同化的犹太人也会逐渐丧失对犹太人的上帝的信仰，

    他看到了一定会痛心不已。虽然他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可以携手共

    进，如果后者可以克服其非理性元素的话，但是他极力反对犹太教徒

    为了解放自己而改信基督教。在他的鼓动下，普鲁士官员克里斯蒂安

    ·威廉·冯·多姆发表了用意良好的《论犹太人民权状况的改善》

    （1781），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呼吁解放犹太人，但是门德尔松对此书

    的口吻颇为不满。实际上，多姆的意思是：犹太人是非常讨厌的民

    族，但本性不坏；不管怎么说，那是基督徒的迫害和他们自己的迷信

    思想造成的。犹太人“过分趋利，不择手段地赚钱，喜欢放高利

    贷”，这些“缺陷”因为“宗教戒律和拉比谬论导致的自我隔绝”而

    变得更加严重，于是出现了“违反国家限制交易的法律、进出口违禁

    品，以及伪造货币和贵金属的行为”。多姆提倡政府实行改革，“使

    他们改掉腐败的毛病，成为更好的人和更有用的公民”。[106]但是其

    言下之意当然是，犹太教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基于这个原因，门德尔松发现有必要发表《耶路撒冷：论宗教权

    利和犹太教》（1783）一书，表明他对犹太人社会角色的态度。书中

    他为犹太教做出辩护，称它是非教条的宗教，它给人立下行为的规矩

    和生活的法典， 但并非要控制人的思想。“ 信仰不接受任何命

    令，”他写道，“它只接受通过理性说服的东西。”为了追求幸福，

    人需要探寻和发现真理。任何民族、任何信仰的人都能够获得真理。

    犹太教并非上帝揭示真理的唯一途径。所有人，包括犹太人，都应该

    有追求真理的权利：“让每一位不妨碍公共福利、遵守法律、公正待

    人、公正对待自己伙伴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都可以按自己或

    其先祖的方式向上帝祈祷，都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宗教里寻找永恒

    的救赎。”这套方案的确可以让犹太人受到礼遇，但这不是犹太教。

    事实上从宗教角度来说，这是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方案，犹太人当

    然会在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仅此而已。摩西的雷霆之威早已一去

    不复返了。

    而且，假使犹太人在接受启蒙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放弃犹太教的

    某些特定主张，这就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得到平静的生活吗？最接近门

    德尔松理想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启蒙运动有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英

    国的议会制度和宽容的宗教多元化政策。就在门德尔松写《耶路撒

    冷》的那一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

    笔记》（1782）中写道，多种符合伦理的理性宗教的存在，是物质和

    精神进步及人类自由的最好保障。门德尔松对解决“犹太人问题”提

    出的二元方案——后来被诗人犹大·莱布·戈登精辟地概括为“在外

    是人，在家是犹太人”——和美洲的宗教观非常契合。和所有人一

    样，美洲的犹太人中大多数人支持独立运动，尽管有些人亲英，有些

    人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人积极参与了斗争。1789年，费城举行新宪

    法庆功宴，专门备设了一桌符合犹太教饮食规定的食品。[107]

    犹太人的确需要庆祝。鉴于他们的历史，他们从新修的美国宪法

    那里能够得到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好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

    更不用说还有所有的公职任命都取消宗教考核。宪法也赋予了犹太人

    同样的自由，尽管有些州还是拖了后腿。在新教控制的北卡罗来纳

    州，对犹太人的最后限制条件，尽管微不足道，直到1868年才得到废

    止。但是犹太人在美国感到了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

    人尊重的。孜孜不倦地追求信仰和坚持参加礼拜，在美国非但没有像

    在欧洲那样成为他们的障碍，反而为他们赢得了尊敬——在美国，所

    有传统的虔诚信仰都会被认为是社会的支柱。犹太人虽没有在美洲找

    到新的锡安，但至少他们找到了永久的居所和自己的家园。

    在欧洲，启蒙运动为他们带来的希望终究化为了泡影，带给他们

    的机会也演变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有些地区，理性法则根本行不

    通。通过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3、1795），迄今为止严禁犹太人

    迁入的俄国因为对领土的贪婪获得了100万犹太人口。现在俄国给犹太

    人发放居住权，但是却将他们限制在“栅栏区”内，栅栏区人口迅速

    增长，贫困程度不断恶化，限制也越来越多。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

    此，最起码在教皇辖地，犹太人的处境在反犹教皇庇护六世（1775—

    1799）时期每况愈下，庇护六世在位时间很长，他一上台就颁布针对

    犹太人的敕令，直接导致许多犹太人被强制受洗。犹太人按法律规定

    不得不听鄙视和侮辱犹太人的布道，犹太儿童一旦接受过某种形式的

    洗礼——可能是天主教徒接生婆暗地里干的——教会日后就有权称他

    （她）是教会的人，然后将他（她）带至慕道会，要求他（她）认同

    信仰（如是成人），这个人同意信仰也许就是为了逃脱出来。对犹太

    人来说一度自由的费拉拉，如今的状况比罗马更糟。迟至1817年，安

    吉洛·安科纳的小女儿还被大主教特别法庭雇用的武装人员强行从她

    的父母身边夺走，理由是5年之前，在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奶妈私

    下里让她受了洗，后来奶妈因为不诚实而被解雇。这件事的发生使费

    拉拉的隔离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下。[108]

    自认为更开明的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只是稍好一些。奥地利女王玛

    丽亚·特蕾莎迟至1744—1745年竟然还从布拉格驱逐犹太人，尽管3年

    以后他们还是被允许回到那里。腓特烈大帝尽管被传闻他个人支持启

    蒙运动，仍然在1750年颁布了一条区别对待“普通”和“例外”犹太

    人的法令，后者不能将自己的居住权下传，即使前者也只能够将居住

    权传给一个孩子。犹太人必须缴纳“保护”税和罚金才能免服兵役，

    必须强制性购买国产货品，只能从事某些商业活动和职业。中欧最早

    的、真正的改革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从1781年开始发

    起的，然而即使是这些改革措施也是喜忧参半。约瑟夫一方面废除了

    特别人头税，取消了佩戴黄色标徽的规定，以及犹太人进入大学学习

    的禁令和一些商业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禁止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

    被用于商业和国家记录，取消拉比的司法权，在犹太人中实行义务兵

    役。犹太人在维也纳等地居住依然受到限制，而新赋予他们的权利也

    常常被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官僚剥夺。

    事实上，这些犹太改革方案和《宽容法案》，常常在一些稗官小

    吏的操作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些对犹太人充满仇视的官员担心，

    不久的将来犹太人就会来抢夺他们的饭碗。例如，1787年的奥地利法

    律规定，犹太人必须取德语发音的姓和名。虽然塞法迪犹太人早已采

    用西班牙人的姓氏，但阿什克纳齐却非常保守，仍然沿用古老的起名

    方式，在本人名字后加上其父亲的名字，并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

    语的拼写——如雅科夫·本·伊扎克（Yaakov ben Yitzhak）。可是

    现在希伯来语发音的名字一般会被禁用，官员们列了一张“可接

    受”的名字清单。如要获得“好的”姓氏就需行贿官员——如利林塔

    尔（Lilienthal，百合）、埃德尔斯坦（Edelstein，雪绒花）、戴蒙

    特（ Diamont ， 钻石） 、扎菲尔（ Saphir ， 蓝宝石） 、罗森塔尔

    （Rosenthal，玫瑰）等来自花名和宝石名的姓氏，克鲁格（Kluger，

    智慧）和弗罗利希（Frohlich，幸福）这两个名字则需要花大价钱。

    大多数犹太人被无聊的官员野蛮地分成四类，按照他们各自的长相特

    点起名：怀斯（Weiss，白色）、施瓦茨（Schmalz，黑色）、格罗斯

    （Gross，大的）和克莱因（Klein，小的）。许多犹太穷人被用心不

    良的办事员起了很难听的名字，如格莱根斯特里克（Glagenstrick，

    绞绳） 、伊塞尔科普（ Eselkopf ， 驴头） 、塔施恩格雷格

    （Taschengregger，扒手）、施迈茨（Schmalz，油脂）、欧根尼科特

    （ Orgenicht ， 不要借） 。祭司或利未人的犹太后裔可以取科恩

    （Cohen）、卡恩（Kahn）、卡茨（Kartz）、利瓦伊（Levi）等姓氏

    的， 被迫要将其德国化， 改成卡茨曼（ Katzman ） 、科恩斯坦

    （Cohnstein）、阿隆斯坦（Aronstein）、利文索尔（Levinthal）

    等。许多人的姓是按照出生地取的：布罗迪（Brody）、爱泼斯坦

    （Epstein）、金兹伯格（Ginzberg）、兰多（Landau）、夏皮罗

    [Shapiro，地名施派尔（Speyer）]、德雷富斯[Dreyfus，地名特里尔

    （Trier）]、霍罗威茨（Horowitz）和波斯纳（Posner）。[109]虽然

    他们知道，政府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在他们中间征税和征兵，但是

    也无法消除这个过程给他们带来的羞辱。

    所谓“开明君主”的内心矛盾，在法国旧制度最后几年实行的犹

    太政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784年1月，路易十六废除了犹太人的人头

    税；6个月之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却又遭遇“改革”，这个改革限制

    犹太人放贷和从事牲口、谷物交易的权利，要求他们结婚要得到国王

    的特许，下令对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以便驱逐无居住资格者。[110]

    这是法国东部反犹情绪的直接体现，当时那里生活着数量巨大的阿什

    克纳齐，他们承受着非犹太社会的普遍仇恨。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没有彻底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心理。理论上

    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人人平等，包括犹太人。相应地，犹太

    人也必须放弃任何的分裂主义思想。这是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斯塔尼拉

    定下的调子，他在1789年9月28日有关“犹太人问题”的第一场辩论上

    提出了“不可能有国中之国”的观点，因此“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

    每件事情上应当被拒绝，但是，作为个人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被允

    许”。但是这番动听的话只代表了开明精英人士的声音，普通民众的

    声音则截然不同。阿尔萨斯的左翼激进议员让-弗朗索瓦·鲁贝尔，代

    表他那些“受尽非洲游牧部落残酷欺压和践踏的无数努力勤奋、诚实

    守信的不幸同胞”，极力反对赋予当地犹太人平等权利，国民议会力

    排众议才通过了彻底解放犹太人的法令（1791年9月27日），但是这项

    法令有一条不怀好意的附加条款——法国政府将监督法国东部犹太人

    的债权。[111]

    不过，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现在，法国犹太人获得了自由，历

    史已经无法再回头。况且，凡是在法国人能用拳头来传播革命精神的

    地方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解放运动。在教皇统辖的阿维尼翁

    （1791）、尼斯（1792）和莱茵兰（1792—1793），人们闯入犹太人

    隔离区和封闭社区。革命蔓延到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使那里

    的犹太人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1796）。1796—1798年，

    拿破仑·波拿巴解放了意大利的大部分隔离区，法国军队、年轻的犹

    太人和当地的狂热支持者徒手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围墙。

    从此，原本一直只有雏形的新原型——革命的犹太人——开始从

    暗处走向明处。意大利的教权主义者发誓要与“高卢人、雅各宾派和

    犹太人”斗争到底。1793—1794年，雅各宾派犹太人在巴约讷的犹太

    郊区圣埃斯普瑞建立革命政权，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传统主义者再

    次看到了《托拉》和颠覆行动之间的危险联系。犹太革命者被描绘成

    各种形象，多为残酷的漫画形象，偶尔也作为滑稽形象出现。在英

    国，这个形象通过行为古怪的乔治·戈登勋爵鲜活地再现出来，这位

    勋爵原是一名狂热的新教徒，他手下的暴民在1780年发动暴乱，震惊

    伦敦。3年后，他倒向犹太教，但是遭到杜克广场大犹太会堂拉比大卫

    ·希夫的拒绝，于是他又来到汉堡罗犹太会堂，他们收留了他。根据

    华生博士（狄更斯在描写这些动乱事件的小说《巴纳比·拉奇》中将

    其塑造为盖什福）的记录，穷苦犹太人“视他为摩西第二，怀着他是

    上帝派来带领他们回到祖先之地的美好愿望”。[112]1788年1月，戈登

    因诽谤法国王后被判刑两年，关进新门监狱[140]，他在那里被安排了一

    个舒适的住处，改叫尊敬的以色列·巴尔·亚伯拉罕·戈登（以色列

    人亚伯拉罕的儿子），墙上挂着希伯来语的十诫，包里装着经文护符

    匣和晨祷时用的披巾。“那里不像牢房，更像一所僻静房子里的隐士

    书房。”约翰·卫斯理说。除了卫斯理，前往监狱探访戈登的还有其

    他无数名声显赫的人物，包括王室贵族约克公爵和克拉伦斯公爵。他

    还有一名犹太女佣兼情人波莉·利瓦伊，他拥有华丽的餐桌，和他一

    起用餐的客人从来不会少于6个，有时还有乐队助兴。他拒绝保证自己

    的行为良好，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法庭一直将他关在狱中，他又

    是用风笛吹奏激进的挽歌，又是招待霍恩·图克等革命者，大张旗鼓

    地欢迎这场革命的到来。埃德蒙·柏克在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

    中向巴黎新政权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你们把你们的巴黎大主教交

    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新教徒拉比交给你们。”玛丽·安托瓦尼特

    在断头台上被处死几个小时以后，戈登死在狱中，临终前还高唱着革

    命歌曲：“一切都会好——将贵族带到灯塔，吊死他们！”[113]

    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最早实施的举措之一便是禁止这首歌曲。

    也是为了让理性时代与秩序要求实现统一，他努力地把犹太人作为真

    正的公民纳入社会，而不要让他们成为潜在或实际的革命者。在他得

    胜的年代里，其他君主也纷纷效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普鲁士，1812年3

    月11日，普鲁士承认原有犹太居民为享有全部权利的正式公民，取消

    各种限制和特别税。起码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有这样一个共

    识，法国为他们所做的超过了其他国家，这种情感存在了100年之久，

    直到被德雷福斯事件[141]彻底粉碎。

    然而，犹太人还是明智地不去掺和法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法

    国大革命的恐慌在英国引发了一拨汹涌的仇外浪潮，还推动了1793年

    《移民法》的出台，在这种环境下，英国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

    己的处境。伦敦葡萄牙犹太会堂管理局要求拉比做一次要求犹太人必

    须效忠国王和宪法的布道。拉比所罗门·赫切尔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获

    胜后所做的感恩布道是大犹太会堂第一篇刊登出来的布道演说，《绅

    士杂志》发文称这篇布道散发着“真心的虔诚、极大的忠心和普适的

    仁爱”。[114]犹太人纷纷加入伦敦志愿者行列，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

    接见他们时，用他一贯的方式惊叹道：“这么多的动物名字，什么狼

    啊熊啊狮子啊——厉害，厉害！”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哈西德

    派却不想要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和财富。正如一位拉比所言：“倘若拿

    破仑获胜，以色列人的富人必将增多，以色列的杰出人物也必将被高

    举，但是这些人必将带着以色列的心远离天父。”[115]

    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世人对待他们的激进态度。革命女神

    伸手递来的是一个长了蛀虫的苹果。1789年的大事件是法国启蒙运动

    导致的直接后果，带着强烈的反教权思想，而且从本质上说对宗教怀

    有深深的敌对态度。于是问题来了。虽然在18世纪的法国，有才华的

    作家几乎可以畅所欲言，但是直接批评天主教会还是会招致危险。这

    个时候，他们发现斯宾诺莎的著作特别有用。潜心研究用理性主义的

    态度来看待《圣经》真理的斯宾诺莎，不可避免地将拉比宗教的迷信

    和蒙昧暴露于天下。他也在尖锐地批判基督教，但是他在这么做的时

    候也为控诉犹太教收集了证据。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很

    愿意追随他的脚步批判基督教，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还是全力以赴批判

    犹太教更加安全。就这样，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奥古斯丁的观点——

    犹太教是基督教真理的见证，他们认为恰恰相反，犹太教是它所捏造

    的事实、它的迷信、它的弥天大谎的见证。他们把犹太教看成讽刺画

    版的基督教，现在他们要全力以赴丑化它。他们坚称，这就是宗教奴

    役对一个民族造成扭曲的典型例子。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56）中认为，现代欧洲社会的基本法

    律和信仰要向犹太人借鉴，这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在巴比伦和亚历

    山大城的生活，纵然使个人获得了智慧和知识，但是对于整个民族而

    言，这段经历只教会了他们如何放高利贷……他们是一个无知透顶的

    民族，多少年来，他们不仅吝啬到让人鄙视，迷信到令人反感，而且

    还对那些宽待他们的民族抱有强烈的憎恨。”“但是，”他转而又好

    像恩赐似的说，“也不能把他们放在火刑柱上烧死。”[116]法国《百

    科全书》主编狄德罗的批评虽没有那么恶毒，却在他的《犹太人的哲

    学》中断定，犹太人拥有“一个无知、迷信的民族特有的所有缺

    点”。霍尔巴赫男爵则更是过分，他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尤其是在

    《犹太教的精神》（1770）中，把摩西描写成一个残暴制度的始作俑

    者，这个制度不仅败坏了基督教社会，更是将犹太人变成了“人类的

    敌人……犹太人向来蔑视哪怕是最清楚明白的道德规约和国家法

    度……他们奉命令变得残酷、不人道、不宽容，成为小偷、叛徒和背

    信弃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喜悦的行为”。[117]基于这样的反

    宗教分析，霍尔巴赫把所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商业问题全都嫁祸

    于犹太人。

    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在短期内促进犹太人精神奋扬的同时，也给

    他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法国作家，尤其是伏尔泰，在

    欧洲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还有人效法。不久以后，德国的第

    一批理想主义者，如费希特，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伏尔泰等人的著

    述，是现代欧洲知识界的契据，是基础性的文件，却包含着恶毒的反

    犹条款，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悲剧。于是，历史久积的反犹论调

    又多了一层，在以异教徒为基础、以基督徒为主要楼层的这座反犹大

    厦上面，现在又多了一层世俗的上部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最上

    面的一层尤为可怕，因为长久以来由基督教狂热维持活力的憎犹怒

    火，即使如今在宗教精神衰微后还将生生不息。

    不仅如此，这个新生的世俗反犹主义几乎一诞生就形成两条明确

    的主线，理论上互相排斥，但实际上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恶势力。一方

    面，正在崛起的欧洲左派势力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开始觉得犹太人是

    反对人类一切进步的蒙昧者；另一方面，嫉妒犹太人从旧制度崩溃中

    获利的保守势力和传统势力，开始把犹太人描绘成无政府状态的支持

    者和策动者。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也不可能成立，但都有人相信。

    拿破仑意在亲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善意举动无意之中又助长了第

    二种传言的气焰。1806年5月，拿破仑颁布命令，召集法国（包括莱茵

    区）和意大利各地的犹太人参加“犹太名人会议”，他的设想是要按

    照他和天主教徒、新教徒已经达成的思想路线，确定这个新国家和犹

    太人之间的永久关系。这个由犹太社区领袖选出的组织人数多达111

    名，从1806年7月到1807年4月举行会议，回答了当局提出的12个问

    题，涉及犹太人的婚姻法、对国家的忠诚、内部的组织和高利贷等。

    根据他们的回答，拿破仑用所谓的“教会议会”取代了原来的公众组

    织，这是管理犹太人行为的犹太总法规的一部分，如今这些犹太人已

    不再被视为犹太人，而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国公民”。[118]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仍不失为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拿破仑在这个世俗机构之外还组建了一个由拉比和世俗学者组成的平行会议，为“犹太名人会议”在《托拉》和《哈拉哈》方面提供技术指导。犹太教传统势力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拿破仑无权发明此类宗教法庭，更不用说召集此类法庭。但不管怎样，1807年2月至3月，拉比和学者如期举行会议，场面还颇为隆重体面。这个机构又被称为“大犹太公会”，[119]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那场严肃的世俗集会本身，在拿破仑的犹太政策被人淡忘了很久以后，欧洲人还一直对它念念不忘。右翼政治势力原本就因为犹太人或真或假的激进目标而对其活动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假公会的集会——真公会已经消失了1500年之久——就是犹太人阴谋的强力佐证。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原本一直在地下举行集会的秘密集团，现在可以公开举行合法的会议了吗？记忆中关于犹太人秘密举行国际集会，据称是每年要选择一个城市进行活人献祭的说法又开始搅得人心惶惶。就这样，一个新的阴谋论横空出世了，它是巴吕埃尔神父同年在他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一书中抛出来的，后来引发有关“锡安长老”及其秘密阴谋等流言的大部分荒诞之说出自此书。公会还引起了新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注意，中欧和东欧的独裁政府为对付激进行为专门成立了这些组织，此时激进行为被认为是对传统秩序的长期挑战，后来出现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从秘密警察这帮人中来的。

    因此，当隔离墙倒下，犹太人从隔离区走到自由的天空下时，他们发现自己又进了一个新的隔离区——一个用怀疑和不信任垒筑起来的无形却又同样充满敌意的隔离区，他们摆脱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限制，但换来的却是现代的反犹主义。

    [1]1英里=1609.344米。——编者注

    [2]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3]古犹太教教派，犹太教中的“狂热派”，又称匕首党。——译者注

    [4]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5]《塔木德》被认为是继《圣经》正典之后犹太民族编撰的又一部极为重要的文化典籍，是大约700年内（从公

    元前200年至公元500年）在以色列地和巴比伦流传的犹太教口传律法及其解释的权威文献总汇。——译者注

    [6]喀巴拉（kabbalah），希伯来文音译，意为“接受传授之教义”，表示接受根据传说传递下来的重要知识。

    自13世纪以后，泛指一切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及其派别与传统。——译者注

    [7]《圣经》词语，与希腊语词汇“基督”是一个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上帝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
    [8]古希伯来重量单位，1舍客勒约相当11.25克。
    [9]以上均为罗马神话或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10]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苏美尔人中流传，经过千百年的加工提炼，终于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用文字形式流传下来。
    [11]古代文献，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地，使用苏美尔语书写。目前发现的总共有16份，互相之间基本相同，是现存最完整的王表。
    [12]乌尔（《圣经》中的吾珥）的早期统治者。
    [13]指两河流域东西部的西亚、北非地区的一连串肥沃的土地，从地图上看其整体好似一弯新月，因此得名“新月沃土”。
    [14]安息日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为“Shabbat”，意为“休息”“停止工作”。根据犹太传统，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每逢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犹太人必须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不许工作。
    [15]安息年是犹太教每7年一次的“圣年”。据《利未记》和《申命记》记载，上帝在西奈山训示摩西：以色列

    人到迦南地后，应该6年耕种，第7年让土地休息，不可播种、耕作，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息年。田中自然生产的东

    西，应救济贫民，以色列人之间互相借贷的债务应予豁免。——译者注

    [16]禧年是犹太教每隔49年一次的“圣年”。在7个安息年后的第一年，即第50年，被认为是大喜之年，故名。据《利未记》记载，此乃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定。该年全国实行大赦，所有卖掉的田地应全部归还原主；释放所有希伯来籍奴隶，使之获得自由。如同安息年，亦为休息之年。——译者注

    [17]约瑟夫斯（约37—100），犹太史学家和军人。——译者注

    [18]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享年不明），古希腊诗人。——译者注

    [19]苏美尔神话中的月亮神。——译者注

    [20]犹太教规定，每个犹太男婴出生后的第八天，家人要为之行割礼，即用刀割损婴儿的阴茎包皮，作为立约的标志，表明他继承了亚伯拉罕与上帝所订立的契约，成为“上帝拣选的特殊子民”，标志着他将作为犹太人生活。——译者注

    [21]《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译者注

    [22]据《圣经》记载，约柜是一只装饰华丽的镀金木柜，内存刻有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所定之约的两块法板，也被称为“上帝的约柜”。它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象征。
    [23]原意分别为“光”和“完全”，引申为“启示和真理”，是古代希伯来人在遇到问题或难处时，用以显明上帝旨意的一种预言媒介。
    [24]英制1加仑=4.54609升（用于液体和干散颗粒），美制1加仑=3.785411784升（只用于液体）。
    [25]1英亩=4046.86平方米。
    [26]基路伯又称为智天使，它在《旧约》中被描述为有翅膀、服从上帝的天物。——译者注

    [27]《圣经》故事中的一种天降食物。吗哪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译者注

    [28]巴力是迦南宗教里东地中海沿岸黎凡特地区西北闪族城市男保护神的头衔。——译者注

    [29]耶户应为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疑作者笔误。
    [30]犹大国第九代国君。——译者注

    [31]古代长度单位，指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约为45～55厘米。——编者注

    [32]逾越节是犹太节日中最古老和最著名的节日，自犹太教历1月“尼散月”（公历3—4月）14日晚起至21日晚止，庆祝8天，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苦难以及在上帝的指引下摆脱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事件。
    [33]现在流传的全本《塔木德》主要是印刷本，共有两种：《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发行于1520—1523年，《耶路撒冷塔木德》发行于1523—1524年。——译者注

    [34]从公元前956年前后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殿，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毁灭圣殿，这一时期在犹太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圣殿时期”。
    [35]又作基色娄月，犹太教历9月、犹太国历3月，大约是公历11月到12月。——译者注

    [36]犹太教历12月，犹太国历6月，通常是在公历的2月至3月。——译者注

    [37]《圣经》记载：约雅敬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Jehoinchin）继位，在位3个月被掳至巴比伦。疑作者笔误。——译者注

    [38]据《利未记》记载，从逾越节算起，7个星期之后，到第50天，犹太人要把新收获的谷物献给上帝，故称之为“五旬节”。五旬节原是个农业性节日，到拉比时代，人们把该节日与摩西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传授《十诫》联系起来，成为人们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与以色列人集体立约，从而创立了犹太教的日子。——译者注

    [39]住棚节自犹太教历7月提市黎月15日开始，庆祝7天或9天。在此期间，除老弱病残外，人人都要住在临时搭起的棚舍中。该节日最初也是农业性节日，后来同逾越节和五旬节一样也渐渐与犹太人的宗教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以此纪念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前的40年里在西奈旷野漂泊所经历的帐篷生活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庇护。
    [40]赎罪日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神圣和最重要的节日，在犹太教历7月提市黎月9日晚至10日晚庆祝。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赎罪日还是个“禁食日”，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或可能犯下的罪过。——译者注

    [41]公元前198年，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打败了托勒密王朝，统治了巴勒斯坦。安条克四世时期，强行推行希腊

    化政策，残酷镇压犹太人，激起了哈斯蒙尼家族领导的犹太人起义。哈斯蒙尼家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巴勒斯坦

    建立起犹太教神权政体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142—公元63年）。——译者注

    [42]公元前40年，罗马皇帝马库斯·安东尼废黜了哈斯蒙尼王朝的统治者，任命伊都美人大希律为国王。此时，犹大王国名义上是个国家，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个罗马行省。——译者注

    [43]犹太知识分子。——译者注

    [44]面对犹太人的大流散，拉比中的代表人物最初在一个被称为贾布奈的犹太学院聚集，带领犹太民族从文化层面入手，把犹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既不再是主要以种族为取向，也不再是以地域或政治体制为根基，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自我认同标准的民族。——译者注

    [45]德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46]引自《阿摩斯书》3：6。——译者注

    [47]苏格兰作家、评论家（1795—1881）。——译者注

    [48]描述犹太人在公元前2世纪努力复国故事的书籍。——译者注

    [49]原文为“schooled in lust”，但此处照《圣经》中文版。——译者注

    [50]其成员主要来自以农牧民为主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但信仰虔诚，多避居偏僻山区和死海沿岸。——译者注

    [51]主要由当时以解经为生的文士阶层组成，可以说是犹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译者注

    [52]由犹太民族中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的一个阶层。——译者注

    [53]公元前436—前338，希腊古典时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译者注

    [54]指敬拜耶和华以外的神。——译者注

    [55]又称为哈努卡节，从犹太历9月25日开始，延续8天。——译者注

    [56]出自19世纪的英国诗人J.W.柏根。——译者注

    [57]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君主，公元前1020—前1000年在位。——译者注

    [58]《圣经》中指耶稣出生时希律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译者注

    [59]1英寻=1.829米。——编者注

    [60]也称腕尺，古代长度单位，指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约为45～55厘米。——编者注

    [61]1磅=453.59克。——编者注

    [62]即《以诺一书》，其最完整的抄本用埃塞俄比亚文写成，故名。——译者注

    [63]指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译者注

    [64]约公元前550年至前476年，希腊旅行家。——译者注

    [65]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66]圣杰罗姆（约340—420），牧师、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将《圣经》翻译为拉丁文而闻名。——译者注

    [67]意为“规则”，是犹太教口传法规。——译者注

    [68]意为“宣讲”，由犹太教拉比讲解《塔纳赫》（包括《托拉》《先知书》和《圣录》共计24卷）中的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族风情、礼仪传统、神学争论及其奥秘的含义和众多拉比内心的悟解等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组成。——译者注

    [69]“坦拿”一词来源于阿拉米语，含义为“教师”。犹太教认为，坦拿是著名犹太哲人希勒尔和山迈的直接继承人，是最早将犹太口传律法记录下来并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人，其活动年代为公元20年至拉比犹太亲王年代（公元200年前后）。在拉比犹太亲王的领导下，以犹太人口传律法为主要内容的《密西拿》编撰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坦拿时代的结束。——译者注

    [70]“阿摩拉”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意为“代言人”。阿摩拉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密西拿》，对《密西拿》的遗漏部分进行补充，完成了法律释义汇编《革马拉》。《密西拿》和《革马拉》共同组成《塔木德》。——译者注

    [71]中世纪伟大的犹太旅行家。1159年，本杰明从家乡图德拉出发（西班牙北部的小城），开始了他为期14年的世界旅行。——译者注

    [72]加昂是对耶希瓦（犹太经学院）院长的一种尊称，尤其是对苏拉和蓬贝迪塔耶希瓦院长的尊称，后泛指巴比伦和巴勒斯坦耶希瓦里才华出众的学者、有广泛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译者注

    [73]从nathin一词而来，指基遍人后裔。——原注

    [74]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译者注

    [75]犹太法学家对有关犹太法律和礼仪的释疑解答。——译者注

    [76]原文有误，应为《申命记》23：20。——译者注

    [77]意为“解释”“阐述”，是犹太教中解释、讲解《塔纳赫》的布道书卷。——译者注

    [78]14世纪法国哲学家、《塔木德》研究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译者注

    [79]古代基督教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的教会。在经典、教父著作和礼仪中主要使用拉丁文。基督教产生后不久，逐渐形成了东西派；罗马帝国设立东西二都后，两派间的分化日益加剧。西都罗马逐渐成为西派教会的中心。东西教会大分裂后，西派教会基本上成为天主教会。——译者注

    [80]指中世纪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里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译者注

    [81]波斯皇帝。——译者注

    [82]大约3世纪，巴勒斯坦阿摩拉。——译者注

    [83]2世纪的犹太拉比。——译者注

    [84]谢洛莫·多夫·戈伊坦（1900—1985），德国犹太人种学者、历史学家、阿拉伯语学者，以研究犹太人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的生活著称。——译者注

    [85]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最主要的著作。——译者注

    [86]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译者注

    [87]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88]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译者注

    [89]12世纪德国犹太神秘主义运动“德国虔诚派”领袖。——译者注

    [90]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中世纪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91]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译者注

    [92]彼得（皮埃尔）·阿伯拉尔，法国著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般认为是他开创了概念论之先河。——译者注

    [93]长度单位，约为5557米。——译者注

    [94]诺斯替主义名词，指自至高神溢出的一批精灵或存在物。——译者注

    [95]旧制长度单位，1厄尔约为1.143米。——译者注

    [96]犹太人在祈祷时佩戴在胳膊上与头上的两个黑色的皮质小盒子，盒子内放有四段手抄《圣经》经文。——译者注

    [97]艾戈巴德（约779—840），出生于西班牙的神父，里昂大主教。——译者注

    [98]圣游斯丁，亦称殉道者游斯丁，2世纪基督教的护教士之一，于165年前在罗马殉道。——译者注

    [99]此处疑原文有误，根据后文和史实，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时间为1215年。——译者注

    [100]1盎司=28.3495克。——编者注

    [101]马克，古代欧洲的货币计量单位，最初1马克相当于249克纯银。——编者注

    [102]英镑，英国的本位货币。——编者注

    [103]达克特，“一战”以前欧洲贸易专用金币，12世纪由西西里王国发行，1达克特相当于3.4909克纯度为98.6%的黄金。——编者注

    [104]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05]引用有误，应为《申命记》32：21。——译者注

    [106]海厄姆·麦科比（1924—2004），英国犹太学者、剧作家，专门研究犹太教和基督教。——译者注

    [107]基督教认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化成肉身，即为耶稣基督，基督为神性和人性的结合。——译者注

    [108]索里达，古罗马发明的金币，1索里达等于4.5克。——编者注

    [109]在罗马天主教会内，对立教宗，或称敌对教皇、伪教宗、反教皇，指由具争议的教宗选举出的可以成为教

    宗的名誉之人。——译者注

    [110]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译者注

    [111]即前文提到的斐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女王。——译者注

    [112]约瑟夫·卡罗（1488—1575），最后一部著名犹太律法汇编的作者。——译者注

    [113]以图表形式出版的、供航海使用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出版物的统称。——译者注

    [114]亚伯拉罕·扎库托（1452—1515），塞法迪犹太人天文学家、占星家、数学家、拉比和历史学家，葡萄牙若昂二世的王室天文学家。——译者注

    [115]约瑟夫·贝辛霍，葡萄牙犹太人，15世纪末叶的宫廷医生和科学家。——译者注

    [116]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译者注

    [117]ghetto原意为铸造厂，因为犹太人被隔离于此，因而有了“隔离区”的意思。——译者注

    [118]意大利16—19世纪流行的货币。——译者注

    [119]中世纪时期的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王国。——译者注

    [12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121]或称亲王主教，是指中世纪时以教会诸侯的身份治理一个或是多个公国，同时拥有政教二重权力的主教。——译者注

    [122]以诏书的首句为名。——译者注

    [123]发生在1772年，造成波兰立陶宛联邦灭亡的三次瓜分波兰之中的第一次。这次瓜分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扩展俄罗斯帝国势力。
    [124]Maharal的音译，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我们的老师”。——译者注

    [125]1平方英里=2589988.110336平方米。——编者注

    [126]弗洛林，一种金币，最早于1252年在佛罗伦萨铸造。——编者注

    [127]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译者注

    [128]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译者注

    [129]即信奉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

    [130]在犹太教的赎罪日，祭司会用仪式和咒语，将众人的罪转置于一只羔羊上（代罪羔羊），并将之驱往旷野中，交予恶鬼阿扎赛尔，借以满足他的需求，也借以消除众人的罪恶。——译者注

    [131]凯西里姆与蓝泽姆是西方文化中的两种魔鬼。凯西里姆出现在17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喜欢误导与捉弄人；蓝泽姆大概出现在其后的文学作品中，是比较低级的魔鬼，喜欢乱扔家用物品。
    [132]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编者注

    [133]克朗，旧时英国及其多数殖民地、属地的货币单位。1克朗=5先令。——编者注

    [134]即女性怀胎的苦楚。——译者注

    [135]土耳其辅币名。——译者注

    [136]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译者注

    [137]基尔德，德语国家或地区的一个货币单位。——编者注

    [138]指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规的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译者注

    [139]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过去英语里常称Vilna。
    [140]伦敦著名监狱。——译者注

    [141]1894年法国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直至1906年才被判无罪。——译者注

    [1 ]G. K.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London 1965）；S.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 2nd edn, New York ， 1952 ） ， 11177—182；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59—263.

    [2 ]Quoted in Lionel Kochan, The Jew and his History （ London 1977 ） ， 39；see also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12ff.

    [3]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203—1205.

    [4]Cecil Roth, Jewish Communities：Venice（Philadelphia 1930），49ff.

    [5 ]Cecil Roth ， ‘The Origin of the Ghetto’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 （ Philadelphia 1961），226ff.

    [6]Roth, Venice，106—107.

    [7]Ibid.，46.

    [8 ]Simhah Luzzatto, Essay on the Jews of Venice（trans.，Jerusalem 1950），122—123.

    [9]Esther 2：3.

    [10]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1976），691.

    [11]J. Bloch, Venetian Printers of Hebrew Books（London

    1932），5—16；Encyclopaedia Judaica, v 197；xvi 101；iv 1195

    —1197.

    [12 ]Quoted in Cecil Roth ， ‘The Background of

    Shylock’，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37ff.

    [13]Quoted inibid.，250.

    [14]Ibid.，288—289.

    [15 ]Israel Adler ， ‘The Rise of Art Music in the

    Italian Ghetto’，in Alexander Altmann（ed.），Jewish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Harvard 1967），321—364.

    [16]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3.

    [17 ]Alexander Marx ， ‘A Jewish Cause Celebre in

    Sixteenth Century Italy’ ，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107—154.

    [18 ]Cecil Roth ， ‘The Amazing Abraham Colorni’ ，

    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96ff.

    [19 ]Cecil Roth ， ‘A Community of Slaves’ ，

    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12ff.

    [20]Quoted inibid.，114—115.

    [21 ]W. L.Gundersheimer ， “Erasmus, Humanism and the

    Christian Kabbalah’ ，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26（1963），38—52.

    [22]Quoted in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Oxford 1985），15.

    [23]Cf. W.Linden（ed.），Luther’s Kampfschriften gegen

    das Judentum（Berlin 1936）.

    [24]Baron, op. cit.，xiii 281—290.

    [25]Israel, op. cit.，13.

    [26]Ibid.，16.

    [27]K. R.Stow, Catholic Thought and Papal Jewry Policy 1555—1593（New York，1977）.

    [28 ]Brian Pulhan, The Jews of Europe and the Inquisition of Venice 1550—1670（Oxford 1983），ch. 2.

    [29]Ibid.，21.

    [30]See, for instance, H. R.Trevor-Roper,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London 1967）.

    [31]Manasseh ben Israel，‘The Hope of Israel’（London 1652），printed in Lucien Wolf（ed.），Manasseh ben Israel’s Mission to Oliver Cromwell（London 1901），50—51.

    [32]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391.

    [33]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244—256.

    [34]Deuteronomy 7：13.

    [35]Deuteronomy 15：6.

    [36]Psalms 34：10.

    [37 ]Quoted in 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trans.，London 1913），36.

    [38]Ben Sasson, op. cit.，670—679.

    [39]Israel, op. cit.，27—30.

    [40]Erhard Oestreich, Neostoicism 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Cambridge 1982），45—56；Israel, op. cit.，38.

    [41 ]Roth, Venice ， 305—306；Benjamin Ravid, Economics

    and Toler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enice （ Jerusalem

    1978），30—33；Israel, op. cit.，47—48.

    [42]H. I.Bloom,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of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London 1937）.
    [43 ]O. Muneles, The Prague Ghetto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London 1965）.
    [44]Israel, op. cit.，96；88—90；102ff.；117.

    [45]S. Stern, Court Jew（London 1950）.

    [46 ]For Oppenheimer see Israel, op. cit. ， 123ff.；

    Stern, op.cit.；M.Grunwald, Samuel Oppenheimer und sein

    Kreis （ Frankfurt 1913 ）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1431—

    1433.

    [47]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402—405.

    [48]Israel, op. cit.，121.

    [49 ]B. D.Weinryb, The Jews of Poland ：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Poland from 1100

    to 1880 （ Philadelphia 1972 ） ， 192—199；Encyclopaedia

    Judaica, v 480—484.

    [50 ]See Gerhard Scholem ， ‘Zohar ： Manuscripts and

    Editions’，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11—212.

    [51 ]For Luria see Gerhard Schole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 New York 1965 ） ， 244—286 ， 405—415；and

    Sabbatai Sevi：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76（trans.，London

    1973），28—44.

    [52]Quoted in Scholem, Sabbatai Sevi，18.

    [53]For Reubeni and Molcho, see Roth, Venice，72ff.

    [54 ]R. J.Z.Werblowski, Joseph Cro, Lawyer and

    Mystic（Oxford 1962）.

    [55]Quoted in H. H.Ben Sasson，‘Messianic Movements’，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1426.

    [56 ]Isaiah 28 ： 15—18；34 ： 14；Habakkuk 3 ： 5；

    Chronicles 21：1；Leviticus 16：8. J.Trachtenberg, The Devial

    and the Jews（Philadelphia 1943）.

    [57]J. Trachtenberg, Jewish Magic and Superstition（New

    York，1939）.

    [58]Psalms 139：14—16.

    [59]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78ff.

    [60 ]Quoted by Ben Sasson,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1425—1426.

    [61]Scholem, Sabbatai Sevi，3ff.

    [62]Quoted inibid.

    [63]Quoted in Scholem,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v 1235.

    [64 ]Cecil 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 in Anglo-Jewish

    History （ London 1962 ） ， 139—64；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1159—1160.

    [65]For his life see Cecil Roth, Life of Manasseh ben Israel（London 1934）.

    [66 ]‘Jewish Physicians in Medieval England’，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46—51；Lucien Wolf, The Middle Ag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1290—1656（London 1888）.
    [67 ]P. M.Handover, The Second Cecil（London 1959），ch.xiii，‘The Vile Jew’.

    [68]Cecil Roth，‘Philosemitism in England’，Essays and Portraits. 10—21.

    [69]For this episode see Cecil Roth，‘The Mystery of the Resettlement’，in Essays and Portraits，86—107.
    [70 ]Joseph J. Blau and S.W.Baron, The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0：A Documentary History，3 vols（New York 1963），i, Introduction, xviiiff.

    [71]Quoted inibid.，xxi.

    [72]Ibid.，xxixff.

    [73]Quoted in Israel, op. cit.，134.

    [74]Ibid.，129.

    [75]Quoted inibid.

    [76 ]Ibid. ， 130；O. K.Rabinowicz, Sir Solomon de

    Medina（London 1974）.

    [77]For the Salvadors, J. Picciotto, Sketch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 London 1956 ） ， 109—115 ， 153—156；for Gideon, A.M.Hyamson, Sephardim of England（London 1951），128-133.

    [78 ]The book is translated a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London 1913）.

    [79 ]Alexander Marx,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Some Jewish Book Collectors’，198—237.

    [80 ]Commentary to Mishnah Sanhedrin, x 1 ， quoted in

    Kochan, op. cit.，20.

    [81]Ibid.，55—57；M. A.Meyer（ed.），Ideas of Jewish

    History （ New York 1974 ） ， 117ff.；S.W.Baron ， ‘Azariah dei

    Rossi’s Historical Method’ ， History and Jewish

    Historians（Philadelphia 1964），205—239.

    [82 ]Byron L. Sherwin, Mystical Theology and Social

    Dessent：The Life and Works of Judah Loew of Prague（New York

    1983）.

    [83]For the biography, see R. Kayser, Spinoza：Portrait

    of a Spiritual Hero （ New York 1968 ） ；R.Willies （ ed. ） ，

    Benedict de Spinoza：Life, Correspondence and Ethics（London

    1870）.

    [84 ]Text from Willies, op. cit. ， 34—35 ，

    and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275—284.

    [85]Willies, op. cit.，35.

    [86]Quoted inibid.，72.

    [87 ]L. Strauss,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trans.，New York 1965）.

    [88 ]For documents, seeChronicon Spinozanum ， 3

    vols（Leiden 1921—3），i 278—282.

    [89 ]Jonathan Bennet, A Study of Spinoza’s

    Ethics（Cambridge 1984），32ff.

    [90]Quoted inibid.，34.

    [91 ]For an appreciation of Spinoza’s thought see

    Bertrand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London

    1946），book iii, part 1，ch. 10.

    [92 ]Deuteronomy 21 ： 18—20；Sanhedrin 8 ， 5；71a；

    Yebamoth 12，1—2；quoted by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93]J. R.Mintz, In Praise of Ba’al Shem Tov（New York

    1970 ）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049ff.；Martin Buber,

    Origins and Meaning of Hasidism（London 1960）.

    [94]R. Schatz，‘Contemplative Prayers in Hasidism’，in

    Studies in Mysticism and Religion Presented to Gershom

    G.Scholem（Jerusalem 1967），209ff.

    [95]Quoted inibid.，213.

    [96]Ibid.，216.

    [97]L. Ginzburg, The Gaon, Rabbi Elijah（London 1920）.

    [98]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653.

    [99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20ff.
    [100]Quoted inibid.，24.

    [101]Isaac Eisenstein Barzilay，‘The Background of the Berlin Haskalah’，in Joseph L. Blaudet al.（eds）：Essays on Jewish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 1959）.
    [102]Quoted in Cohen, op. cit.
    [103 ]Alexander Altmann, 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and Moses Me$$$delssohn ： A Biographical Study（University of Alabama 1973）.
    [104]Quoted in Altmann, Essays.

    [105]Cohen, op. cit.，27—29.
    [106]Quoted inEncylopaedia Judaica, vi 153.
    [107]Blau and Baron, op. cit.，xxii-xxiii.
    [108]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256—270.
    [109 ]See B. C.Kaganoff, A Dictionary of Jewish Name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 1977）.
    [110 ]Herzberg,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New York 1968）.
    [111 ]Z, Sjakowski, 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1830 and 1848（New York 1970）.
    [112 ]Quoted in Cecil Roth ， ‘Lord Geroge Gordon’s Conversation to Judaism’，in Essays and Portraits，193—194.
    [113]Quoted inibid.，205.
    [114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Great Synagogue（London 1950），214ff.
    [115]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390—1432.
    [116 ]Quoted in Ben Sasson,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745；see Herzberg, op. cit.
    [117 ]Quoted in Ben Sasson,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118 ]See R. Anchel, Napoléon et les Juifs （ Paris 1928）.
    [119 ]F. Pietri, Napoléon et les Israelites （ Paris 1965），84—115.

    第五章　解放

    1817 年7 月31 日， 少年老成的12 岁男孩本杰明· 迪斯雷利[1]（Benjamin Disraeli）在西姆布莱毕牧师的主持下，在霍本[2]的圣安德鲁教堂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男孩的父亲艾萨克·迪斯雷利和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之间的一场争执画上了句号。他们所争的是一个涉及犹太人的重要准则。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犹太教会中，服务社会不是一种选择或特权，而是义务。1813年，经济富裕的迪斯雷利先生当选为执事，或称“帕尔纳斯”，选举过程完全符合贝维斯马克斯圣会的规定，这令他非常气愤。他一向是尽责守规的，作为一名古文物研究文献作者，他还写过《犹太教的天才》一文。但是相比之下他的重要成果是关于殉道者查理王的五卷传记。他对犹太教和犹太教徒都没有太大好感，甚至在《文苑搜奇》（1791）中称《塔木德》是“犹太人野蛮知识的大集成”，认为犹太人中“没有什么天才或有才华的人，犹太人的天才10个手指都数得过来，1000年还没出过10个伟人”。[1]因此他致函长老会，说他是一个“惯于过清净生活”的人，“一向不受你们监管”；像他这样的人绝对无法胜任“一向让他排斥的固定职务”。[2]最后他被罚了40英镑了事。可是3年以后，这事再次出现，这一次迪斯雷利不干了，他索性退出犹太教，让他的几个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这次决裂对于他的儿子、对于英国来说——当然还有别的，都具有非凡意义。因为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得到法律承认，可以进入英国议会，如果没有受洗，迪斯雷利永远不可能当上首相。

    皈依基督教是犹太人对解放时代做出的一种反应。接受基督教洗礼向来是犹太人躲避迫害的一种方式，解放就意味着洗礼再无必要。但事实上，自18世纪末起，犹太人接受洗礼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受洗

    不再是令人愕然的叛教行为，也不再意味着那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

    世界的转变。随着所有宗教的社会作用都在下降，改宗更多的是一种

    世俗行为而不是宗教行为，甚至可能还有可疑的动机。海因里希·海

    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对这种行为表示非常不屑，称其

    为“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1832年他也接受了洗礼。19世纪，中

    东欧至少有25万犹太人购买了这张“入场券”。[3]德国历史学家特奥

    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是犹太人的好朋友，他说，与其说基

    督教是一种宗教名称，还不如说它是“最能体现当今世界文明特点的

    一个词语，在这个多民族的地球上，无数的人团结在这个文明里”。

    [4]19世纪，皈依基督教是一种需要，就像20世纪的人觉得必须学英语

    一样，不仅犹太人如此，许许多多非白色人种的原住民也都如此。

    对犹太人而言，保留犹太人身份就是在物质上的牺牲，除了美

    国，在全球各地都是如此。奥地利小说家、报社编辑卡尔·埃米尔·

    弗兰佐斯（Karl Emil Franzos，1848—1904）说，这种状况让犹太人

    产生了分化：“一类犹太人不愿意作出牺牲，他们接受了洗礼。另一

    类犹太人虽然作出了牺牲，但是内心觉得信奉犹太教是一种不幸，由

    此产生了怨恨。第三类人正是因为牺牲太大，反而更加亲近犹太教

    了。”[5]受洗有时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英国从18世纪中叶以来就为

    犹太人消除了阻碍他们上升至最高层的最后一道障碍。百万巨富萨姆

    森·基甸尽管自己愿意作出牺牲，但是他不想让他的儿子也这样做。

    因此，当小萨姆森·基甸还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时候，他就设法让他加

    封为准男爵，后来这个男孩进入了议会，成了爱尔兰贵族。玛拿西·

    洛佩兹伯爵受洗后当上了议员，大卫·里卡多也是；还有一名改宗的

    犹太议员是拉尔夫·伯纳尔，官至委员会主席（副议长）。

    在欧洲大陆，犹太教信仰不仅一直是仕途的障碍，更是参与许多

    经济活动的绊脚石。即使是拿破仑，也对犹太人采取（1806）过法律

    上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1815年被中止，波旁王朝复辟后竟然没有恢

    复这些措施，也算是他们做的一件好事；但是直到1831年，当犹太人

    和基督徒平权后他们才感到有了法律上的保障，犹太人原有的誓约又

    延续了15年。德意志邦联条款的出台（1815）剥夺了犹太人在拿破仑

    时代可以享有的许多权利，尤其是一度完全禁止犹太人入内的不来梅

    和吕贝克这两个城市，以及汉堡、法兰克福和梅克伦堡。普鲁士的犹

    太人依然需要缴纳每年征收的人头税、登记税和“ 居住递增

    费”（lodging increment）。他们不得拥有土地，不得经商或从事某

    项专业性职业，只能从事行业公会不愿染指的“经授权的紧急业

    务”或借贷业务。1847年，普鲁士进一步推行改革，次年发布“德国

    人民的基本权利”一览表，从非宗教角度确立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

    将之写进德国大多数邦州宪法中。但是大多数邦对犹太人依然实行居

    住限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将其取消。在奥地利，犹太人直到1867

    年才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全面解放。在意大利，拿破仑的垮台致使几乎

    各地的犹太人的政治地位都出现了倒退，过了一代人，18世纪90年

    代，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利才得以恢复。托斯卡纳和撒丁岛的犹太人直

    到1848年才获得永久性的解放，之后是摩德纳、伦巴第和罗马涅

    （1859）、翁布里亚（1860）、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61）、威尼斯

    （1866）和罗马（1870）。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犹太人的解放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几经波折，几度反复。因此，甚至在西

    欧，法国始于1789—1791年的解放过程如果单是法律上就经历了80年

    名义上才告完成，而往东去，尤其是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依然

    限制重重。

    正是因为有这些推延和不确定性，所以大量的犹太人通过受洗来

    换取进入欧洲社会的“入场券”。但是在19世纪，依然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解决犹太人的“身份问题”。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

    家族发明的办法是最理想的。私人银行是18世纪金融行业的新生现

    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其最杰出的代表。许多犹太人都创办此类私

    人金融服务机构，他们大多是宫廷犹太人的后裔，但是唯独罗斯柴尔

    德家族既躲过了洗礼，又避免了生意上的失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的家族，他们设法同时做成4件不仅难度大而且一般来说互不相容的事情：用诚实守信的方法快速获得巨额财富；将财富分布到各地而依然能够获得许多政府的信任；不断地赚大钱花大钱却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感；在法律上，大部分人在精神上也是，依然保持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是最会赚钱、最会挥霍和最受人欢迎的犹太人。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神秘，没有一本书能够准确地揭示他们

    的真相，[6]关于他们的无数本书不过是胡言乱语。之所以如此，主要

    原因还在于他们家族自己。曾有一名女作家计划写一本书，名为《关

    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谎言》，但最终放弃了。她说：“识别谎言易如

    反掌，但真相无处可寻。”[7]这个家族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是可

    以理解的，他们是私人银行家，需要为无数的大腕人物、多国政府保

    密。身为犹太人，又特别容易遭遇毁灭性的诉讼。他们从不保留不必

    要的文件证据，出于种种私人的或公务的原因，他们一律销毁文件。

    他们尤其关心不让生活方面的细节被人用来激起反犹主义情绪。因此

    这个家族若有人离世，销毁的私人文件之多甚至不亚于维多利亚女王

    家族的人。该家族最晚近的一名历史学家米里安·罗斯柴尔德相信这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档案室，对自己的历史没有兴

    趣。他们对祖先保持应有的尊重，对未来怀揣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

    生活在当下，并不太在意过去或未来。[8]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基本事实却是清楚无

    误的。与犹太人早期的大规模融资是三十年战争的产物一样，罗斯柴

    尔德家族是拿破仑战争的产儿，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同

    样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犹太人的创造力开始显露，非犹太世界的偏

    见开始隐退。这个家族的财富最主要是由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在

    伦敦创下的，其中的经过如下：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大革命前

    夕，欧洲的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控制在非犹太人手里，如伦敦的巴林家

    族、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和法兰克福的贝特曼。战争的爆发使融资

    市场迅速扩大，从而为新投资者打开了机遇的大门，[9]这些新投资者

    包括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奥本海默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海涅家

    族、门德尔松家族。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起源于该家族16世纪居住在

    法兰克福犹太区时在房子上的“红盾”标记。族长梅耶·阿姆谢尔

    （Mayer Amschel，1744—1812）做买卖古董和古钱币的生意，同时也

    兼兑换钱币，后来涉足纺织业，这意味着他有英国方面的人脉关系；

    他还因为向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威廉四世出售古币而成了他的主要金

    融代理人，威廉四世是因为向英国军队提供雇佣军而大发其财。这是

    英国方面的另一条人脉关系。

    1797年，梅耶·阿姆谢尔派遣儿子内森（Nathan）到英国打理生

    意。内森来到曼彻斯特，这里是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工业中心，也是

    迅速发展的棉纺业世界贸易中心。内森自己不生产棉布，而是向小纺

    织工收购，然后外发出去印染，跳过交易会，把成品直接出售给欧洲

    大陆买家，由此开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后来从事纺织业的其他犹

    太家族也纷纷效仿，如利兹的贝伦斯家族、布拉德福德的罗森斯坦家

    族。[10]内森的直销模式包含三个月的赊欠期，这意味着他又可以涉足

    伦敦的货币市场。他已经在父亲的关系户利维·巴伦特·科恩那

    里“拜师学艺”，并娶了科恩之女汉娜为妻。1803年，他将总部迁到

    伦敦，随着战事扩大，他及时地介入了政府借贷业务。当时英国政府

    每年需要发售2000万英债券，市场无法直接消化如此巨大的数额，因

    此有一部分债券出售给承销商，由承销商寻找客户。此时内森·罗斯

    柴尔德的汇票已经在纺织行业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他一方面参与这些

    承销财团，另一方面又作为承兑行兑付国际汇票。[11]他在获取营运资

    本方面拥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势。耶拿战役惨败后，黑森-卡塞尔选帝

    侯将他的钱交给伦敦的内森，让他投资英国证券，内森在为威廉四世

    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借此在伦敦金融城建立了良

    好的声誉。不过，犹太人的老本行——在困境中快速、安全地运送金

    条——他也干得同样出色。1811—1815年，罗斯柴尔德与英国总军需

    官约翰·赫里斯合力将价值4250万英镑的黄金安全运送到在西班牙作

    战的英国军队手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黄金运输是内森本人或其弟詹

    姆士坐镇法国指挥的。[12]滑铁卢战役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

    金达到了13.6万英镑，其中9万英镑掌握在伦敦的内森手里。[13]

    詹姆士在巴黎的生意始于1811年，标志着家族生意的网络分布开

    始扩大。1816年，第三个兄弟所罗门·梅耶在维也纳设立分支机构，

    1821年，第四个兄弟卡尔·梅耶在那不勒斯设立分支机构。1812年，

    老罗斯柴尔德去世后，长子阿姆谢尔·梅耶成为法兰克福大本营的掌

    门人。这对1815年开启的和平时期金融业务来说是非常理想的网络布

    局。为军队的开支筹集巨额资金的做法，促成了一个建立在票据和信

    用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诞生，现在政府发现可以让其服务于各

    种目的。1815—1825年的10年间，证券发行超过了前100年的总量，内

    森·罗斯柴尔德逐渐替代巴林银行，成为伦敦最高金融权威机构和主

    要商业机构。他和局势尚不稳定的拉丁美洲政权没有来往，而是主要

    和政权稳固的欧洲独裁政府打交道——被称为“神圣同盟”的奥地

    利、俄国和普鲁士，1822年为它们筹措了一笔巨额资金。1818—1832

    年，26国政府在伦敦的贷款，有7个国家的贷款是他筹措的，还有一个

    是与别人合作筹措的，总金额达2100万英镑，占全部贷款的39%。[14]

    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哈布斯堡王朝出售债券，为梅特涅

    献计献策，在奥地利修建了第一条铁路。法国的第一条铁路由巴黎的

    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修建，该公司还相继为波旁家族、奥尔良派[3]和

    波拿巴家族筹资，还为比利时新国君提供融资。在法兰克福，他们代

    表德国王室发行债券。在那不勒斯，他们为当地政府、撒丁王国、西

    西里王国和教皇国筹措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总额稳步增长，

    1818年达到177万英镑，1828年达到430万英镑，到了1875年，他们已

    经拥有3435万英镑资金，其中690万英镑由伦敦分支机构掌握。[15]这

    张广泛分布的关系网大大提升了公司实际的资金调动能力。他们充分

    发挥传统犹太人的看家本领——情报收集和传送的能力，到了19世纪

    中期，犹太人几乎将银行变成了通讯社。1848年，保罗·朱利叶斯·

    路透（1816—1899，原名伊斯雷尔·比尔·约瑟夫）离开其叔父在哥

    廷根的银行，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通讯社。阿道夫·奥佩尔（1825—

    1903），自称阿道夫·奥佩尔·德·布洛维茨，以《泰晤士报》驻巴

    黎记者的名义，成了欧洲最厉害的私人情报网络中心，必要时还有私

    人电报线路。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更好的重要金

    融信息来源。晚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仍然在福克斯通一带招募情报

    员，这些人的祖辈都曾是滑铁卢战争时期用快艇传送急报到海峡对面

    的水手。[16]

    和原来的宫廷犹太人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创立的新型跨

    国银行不会受当地冲击的影响。1819年，似乎是为了证明犹太人新获

    得的权利迄今为止只是一个幻想，德国多地爆发了反犹暴力行为，即

    所谓的“嗨嗨”骚乱（或许是十字军的战斗口号，或者更有可能是弗

    兰科尼亚赶羊人的叫唤），暴乱分子袭击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

    行，然而并未对他们造成影响，他们在1848年革命的再次袭击中也没

    遭受损失。因为钱已经不在银行，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是票据。对于

    犹太人钻研了几百年的这个问题——如何避免合法财产遭遇暴力抢劫

    ——罗斯柴尔德家族终于给出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自此以后，他们的

    真正财富远非暴民所能触及，甚至贪婪的君主也无法染指。

    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这个创造了公司财富的金融天才，于

    1836年在法兰克福辞世，当时他正在参加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

    婚礼，新娘是他的弟弟、那不勒斯分行的负责人卡尔的女儿夏洛特。

    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总是近亲结婚：他们所谓的“对外联姻”不是和

    非犹太人通婚，而是和家族之外的人通婚。家族内部通婚是为了肥水

    不流外人田，把新娘的嫁妆继续留在公司，尽管有人说妻子的财产通

    常是男人不想要的股份，如南美铁路公司的股票。[17]莱昂内尔和夏洛

    特的婚礼在这个家族位于法兰克福犹太巷的老宅里举行，当时84岁高

    龄的女族长仍旧居住在那里，女族长本名居迪勒·施拉普纳，共育有

    19名子女，她还将长寿10年。内森去世自然是重大事件，派往伦敦送

    信的信鸽在布莱顿上空被人击落，据说信鸽携带的是一条密文：“人

    已去。”[18]但是他的N.M.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实力的核心所在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伦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罗

    斯柴尔德家族是它最可靠的支柱。就这样，在1860—1875这16年间，

    外国政府在伦敦筹集了7亿多英镑的资金。在参与融资的50家银行中，

    犹太人的银行占了10家，其中包括汉布罗、塞缪尔·蒙塔古和赫尔伯

    特·瓦格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19]而罗斯柴尔德银行是这50家银行中

    发挥作用最大、扮演角色最多的一家。

    如此强大的金融实力必然为他们带来政治影响力。小迪斯雷利率

    先提出这样的观点，说犹太人和保守党是天然的同盟。他指出，伦敦

    金融城在1841年6月和1843年10月这两场关键性的选举中，犹太人的票

    数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后面的那场，他说，为了给反谷物法同盟的自

    由党人争到席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让犹太人星期六都出来投票！

    [20]莱昂内尔作为家族的掌门人，也于1847年赢得了伦敦的席位（尽管

    到1858年最终取消限制后他才得以进入议会就职），保守党领导人乔

    治·本廷克勋爵致信J.W.克劳克时指出了这次选举的重要性：“伦敦

    选莱昂内尔为代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舆论的倾向，因此我认

    为，保守党作为一个党派再提反对犹太人对自己不会有任何益处。就

    像克莱尔郡选了奥康奈尔，最终解决了天主教问题，约克郡选了威尔

    伯福斯，最终解决了奴隶买卖问题，现在伦敦也解决了犹太人问

    题。”[21]

    但是精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件事上并不急于求成，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他们知道时间站在自己这边，愿意耐心等待。他们不想滥用自己的金融影响力，或者说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总是在利用这个资源。整体来说，这个家族一向符合人们的预期，爱好和平；分别来说，各分支机构也同样符合人们的预期，倾向于支持所在国家的政策目标。[22]在他们若愿意便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的英国，最近的证据研究发现，事实上他们很少主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23]在涉外事务上若无把握，他们通常会请求政府的指示，比如说在1884年的埃及危机期

    间。

    事实上，他们对待钱的态度是非常地道的英国人方式，并不把钱

    财本身当回事——总是不屑地称其为“铁皮子”——但是他们用钱建

    立起了社会地位。他们分别在城区和乡村打造了两个富丽堂皇的犹太

    区。城市犹太区位于皮卡迪利街和公园路相连的那一端。这个置业过

    程是老内森在1825年开始的，那年他从银行家库茨的遗孀手里买下皮

    卡迪利街107号后就搬出了位于伦敦圣瑞辛巷新场2号，不再住在“商

    铺上面”。其他家族成员，包括英国的和欧洲大陆的，都跟着他一起

    在这里置业。19世纪60年代，老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在阿普斯利邸宅

    的隔壁建造了皮卡迪利街148号的豪宅，里面有全伦敦最豪华的舞厅：

    乔迁之喜也是他女儿大婚的日子，新郎是她的表兄维也纳的费迪南，

    为新娘致辞祝福的是迪斯雷利。费迪南自己购置了皮卡迪利街143号，

    同样有一间著名的全白色舞厅，隔壁的142号住着他的姐姐爱丽丝，后

    面是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购置的汉密尔顿街5号，拐角的那边，

    希摩尔街1号，其主人是著名的花花公子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

    德。汉娜·罗斯柴尔德继承了老内森最早购置的107号，她的丈夫是罗

    斯伯里勋爵。[24]

    至于乡下的宅邸，老内森于1835年花了两万英镑，买下了阿克顿

    附近的冈纳斯伯里，不过这里并没有真的发展起来，直到他的遗孀在

    白金汉郡买下了位于艾尔斯伯里谷蒙特摩附近的一座房子，家族的人

    才陆续来到此地定居，后来慢慢地扩大到附近的赫特福德郡。梅耶·

    罗斯柴尔德男爵仿造渥拉顿庄园的式样建造了蒙特摩庄园。安东尼·

    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搬入阿斯顿克林顿。1873年，莱昂内尔用25万英

    镑买下了赫特福德郡的特灵，他在霍尔顿还有1400英亩地产，后来归

    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德所有。还有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

    位于莱顿巴泽德附近维英的阿斯科特宅邸。19世纪70年代，费迪南男

    爵建起沃德斯登庄园，他在莱顿巴泽德和上温琴登还拥有别的宅邸。

    他的姐姐爱丽丝拥有伊斯罗普修道院。就这样，艾尔斯伯里谷就成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在那里一共拥有3万英亩土地，从1865年

    到1923年都代表这个地区在议会里拥有席位。

    乡下宅邸的大本营是特灵，特灵在莱昂内尔的儿子兼继承人内森

    （Nathan）的手里扩大到1.5万英亩，他成了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和

    白金汉郡治安长官。他按照真正的犹太人传统，将特灵建成了一个微

    型福利国家。他为当地居民供水供电，配备消防站、阅览室，提供小

    块园地、医疗服务，甚至还建了一个公共墓地，供居民掩埋狗的尸

    体。员工福利有度假营、养老金计划、实习、失业金计划、礼品篮和

    员工聚会。庄园里还饲养牲口、植树造林、举办赛羊会、进行保育试

    验等。[25]

    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父亲莱昂内尔掌握多项政府融资，用于赈济爱

    尔兰饥荒，资助克里米亚战争，购买赫迪夫[4]在苏伊士运河的股份；

    他在伦敦和公共生活中都和迪斯雷利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远远

    超过了两人方便承认的程度。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宁愿放弃200万英镑的利润也不愿意为反犹的俄国政府融资1亿英镑。

    [26]他和格莱斯顿[5]及其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交情很好，但是和保守

    党的关系也同样不错。他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从一个一贯攻击犹

    太“既得利益者”的人变成了著名的亲犹人士，他还把A.J.贝尔福争

    取了过来，使他成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得力的英国朋友。从1879年，

    即他父亲去世的那年起，直到1915年他自己去世，他都是伦敦的非正

    式发言人。他的侄孙女米里安·罗斯柴尔德在其书中称，他很有可能

    是全世界自古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犹太人。[27 ]“我想请问诸

    位，”1909年劳合·乔治在莱姆豪斯发表演讲时反问道，“难道罗斯

    柴尔德勋爵是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吗？”其实他不是什么独裁者：只不

    过是一个有慈善影响力的人。1915年，他临终躺在皮卡迪利街148号的

    病榻上时，临时负责外交部的霍尔丹勋爵来访，请求他阻止一艘中立

    国的船运送黄金到德国，“小事一桩。”他边说边在一个信封的背面

    写了一句指示。[28]

    罗斯柴尔德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他那些阔绰的善举不仅精明

    细致，而且采用的方法稀奇古怪。儿童朝他的马车挥挥手很有可能会

    遭遇一阵金光闪闪的金币雨。他的妻子埃玛指责他这种做法“不顾别

    人感受，带有侮辱性”，但是他回答说孩子们不会这么想，而且他是

    对的——特灵的一位老妇人告诉米里安·罗斯柴尔德说，这样的事情

    让她终生难忘。英国人大多喜欢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因为他们赛马

    场办得非常成功，而且还因为“他们从不硬拽他们的马”。因此普通

    老百姓也不会介意罗斯柴尔德夫人的大厨大格罗斯特芬——可能是世

    界上最好的厨师——一年单是买鱼的账单就是5000英镑。圣诞节罗斯

    柴尔德会给伦敦东区他用过的出租车司机每人送上一对野鸡，他去世

    时，街头小贩都在他们的手推车上系上黑纱。《帕尔摩报》如此写

    道：“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这一生，英国才没有出现种族情绪的积

    压……那种情绪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让多少国家蒙受了耻辱。他是

    以色列的王子，更是让全英国引以为豪的英国公民。”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就是毫不做作地尽情利用犹太人特有的才

    能，包括赚钱的本领——他们赚了钱也同样尽情地挥霍，最早发现这

    种方式有好处的是迪斯雷利。他在事业刚起步时就感受到了冈纳斯伯

    里庄园的热情好客，在给妹妹汉娜写信（1843）时他说：“我们的老

    朋友艾米把我照顾得非常好，她还给我带来了一只品种极好的海龟，

    这种龟恐怕一辈子也是难得一见的。”[29]在迪斯雷利看来，罗斯柴尔

    德家族是犹太民族的巨大财富，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进行充分宣传。

    1844年，迪斯雷利发表了小说《康宁斯比》。小说中那位洞察一切的

    人生导师名叫西多尼亚，是一名完美的犹太人，迪斯雷利表明他的原

    型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并把他描写得非常完美。不过，迪斯

    雷利总是有意夸大罗斯柴尔德的智慧和远见，同时把他们的活动描写

    得富有神秘性和戏剧性。1876年购买赫迪夫股份这一事件就是迪斯雷

    利自己的炒作，关于这个家族的许多荒唐而迪斯雷利却看作珍贵而富

    有创造性的神秘传说都是从他那里流传出来的。

    当然，迪斯雷利肯定也不会否认，把罗斯柴尔德的成功故事写成童话般的神奇传说，也只有在像英国这样政治、社会氛围都十分友好的国家才可行。当1826年所有限制都被取消之后，不管哪里的犹太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来到英国。对于入籍后的犹太人的地位，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在1833年是这样归纳的：“国王陛下信奉犹太教的臣民生而享有国王陛下其他臣民享有的一切权利，除非法律另有规定。”[30]这些限制条件确实存在，犹太人常常用试错的方法来发现问题。一旦发现问题，经过不断争取，议会或者相关机构通常就会做出行动，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就这样，1833年，就在布鲁厄姆发表声明的那一年，犹太人获准可以从事律师职业，13年后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有利于他们的法令，解决了他们是否可以拥有私有土地这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

    不仅如此，英国早已准备好了不仅欢迎和接受犹太人，而且还要

    帮助英国以外的犹太人。第一次是在1745年，当时玛丽亚·特蕾莎驱

    逐布拉格的犹太人，她的盟友乔治二世就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1814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指示他的特使克兰卡蒂伯爵“敦促德

    国对信奉犹太教的个人采取全面宽容政策”。无疑是因为考虑到了罗

    斯柴尔德家族，他为法兰克福犹太社会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在亚琛会

    议上，英国也同样是帮犹太人的。[31]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为了犹太人的利益做出了非常

    积极的努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因为他的岳父

    沙夫茨伯里勋爵，后者坚信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将会加速基督的复

    临。[32]1827—1839年，主要是因为英国方面的努力，耶路撒冷的人口

    从550人增加到了5500人，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万——这

    是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真正开始。1838年，帕默斯顿任命W.T.杨

    出任耶路撒冷首位西方副领事，嘱咐他“为犹太人提供全面的保

    护”。[33]两年后，他致函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指示他

    给土耳其施加压力，要他们允许犹太人从欧洲返回巴勒斯坦。他后来

    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资金的支持下，勤劳的犹太定居者“极有可能

    会为土耳其帝国增加财富，促进当地文明的进步”。“上帝已拣选帕

    默斯顿，”沙夫茨伯里写道，“要他为上帝的古老民族作公义之

    器”；帕默斯顿给庞森比的信“相当于居鲁士颁发的诏书”。

    帕默斯顿对帮助西方富裕犹太人解救他们苦难中的犹太同胞也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40年2月，1名嘉布遣会[6]修士及其仆人在大马

    士革突然惨遭血腥谋杀，让中世纪流传的“血祭诽谤”又沉渣泛起。

    当地的嘉布遣会立即做出反应，称这两人是被犹太人所杀，其目的是

    要用他们的血为逾越节作准备。土耳其政府和法国领事袒护基督教社

    会，相信这个指控属实，并以此展开野蛮的调查。一名犹太理发师所

    罗门·尼格灵在严刑逼供下供出别的犹太人，致使其中两人死于酷

    刑，一人皈依伊斯兰教得以幸免，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又导致更多的

    犹太人被捕。这次暴行发展到最后导致63名犹太儿童被带走，他们将

    这些儿童扣为人质，逼他们的母亲说出藏血的地方。[34]

    由于被捕的犹太人中有一名奥地利公民，所以这件事引起了一些

    大国的直接关注。在伦敦，帕默斯顿在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主席摩

    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1784—1885）的请求

    之下决定出手相助。蒙蒂菲奥里出生于里窝那，是伦敦金融城12

    名“犹太经纪人”之一，因为娶了朱迪丝·科恩，成了内森·罗斯柴

    尔德的连襟，他也是后者的股票经纪人。1824年，他退出生意以便全

    身心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或许他是最后一位

    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向施加迫害的政府说情的知名犹太人。蒙蒂

    菲奥里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好友，女王在孩童时代住过他在拉姆斯盖特

    的“海上公馆”，后来册封他为爵士；也许是因为他，维多利亚女王

    尤以亲犹太人著称。在帕默斯顿帮助下，蒙蒂菲奥里组织了一个西方

    犹太人代表团，其中包括著名的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1796—

    1880），前往亚历山大求见叙利亚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蒙蒂菲奥

    里及其同僚不仅让被俘的犹太人于1840年8月获得释放，而且还说服土

    耳其苏丹颁布敕令，禁止散播血祭诽谤和以此为由逮捕犹太人。此次

    任务圆满完成后，蒙蒂菲奥里和英国外交部又在其他多次事件中为犹

    太人伸张正义，[35]蒙蒂菲奥里一直活到100多岁才去世。不过英国政

    府也主动干预过此类事件：1854年帮助瑞士犹太人，1856年帮助巴尔

    干犹太人，当时外交部指令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特使，“鉴于犹太人的

    特殊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文明社会的保护”；在1876年的柏林会议

    上，迪斯雷利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平等的宗教权利。[36]

    然而迪斯雷利却从不满足于只为他们伸张正义。他相信，犹太人

    凭借其优秀的品格和辉煌的历史，理应享受特别的尊重。他凭借自己

    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倾力为他们争取这样的尊重。迪斯雷利

    从小作为基督徒被抚养长大，但是1830—1831年到地中海和圣地的游

    学旅行经历，激起了他对自己民族的兴趣。他看到叙利亚各地的犹太

    人尽管面临各种条件限制，依然克服困难，脱颖而出，这令他感到深

    深的折服，他称他们是“东方的罗斯柴尔德”。他在那里收集了许多

    材料，这些日后都将出现在他的小说里。他注意到，帕夏[7]喜欢聘用

    犹太金融专家，因为必要时就可以牺牲掉他们：“他们用希伯来语记

    账，书写模糊，难以辨认”，后来他在《坦克雷德》中塑造了这样一

    个人物——亚当·贝索。[37]耶路撒冷是他的最爱，就在这部小说里

    （发表于1847年），他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城市在15年前留给他的印

    象，这是他所有小说中自己最钟爱的一部，被贴切地称为“维多利亚

    时代的精神自传体小说”。[38]

    迪斯雷利从来不用“犹太人不比其他民族差”的说辞来为他们辩

    护，他认为犹太人更加优秀。他说他鄙视“现代认为人生而平等的那

    种有害观点”。有的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迪斯雷利本质上是一个马拉诺

    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39]他身上集中了塞法迪最早的傲慢、自负和

    浪漫，他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有这些特点。阿什克纳齐总是自暴自弃

    地认为犹太人遭受类似《圣经》中的苦难是他们罪有应得，这种说法

    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认同塞法迪的观点，即以色列如同人

    体的心脏，被迫不公平地承担着全人类的邪恶。犹太人一旦获得解

    放，他们的天赋必将散发耀眼的光芒，让世人为之震惊。[40]这些天赋

    是属于以色列民族的天赋，“一切都是民族的，”他笔下的完美犹太

    人西多尼亚说，“别无其他的真理”。

    所以说，种族优越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让它流行起来、在希

    特勒玷污它的名声之前，迪斯雷利早就在宣扬了。他在《康塔里尼·

    弗莱明》一书中说，他是“世界最古老民族的直系后裔，祖先是与其

    他民族严格隔绝的、纯正的贝都因民族，他们在英国还赤裸半身在林

    里采食橡实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41]“西多尼亚和

    他的弟兄，”他在《康宁斯比》中写道，“拥有撒克逊人、希腊人，

    以及其他高加索民族都已丧失的特征。希伯来民族是一个纯正的民

    族”。这是希伯来人和沙漠阿拉伯人——“唯一骑在马背上的犹太

    人”——共有的优点。迪斯雷利认为，摩西“从各个方面说都堪称高

    加索人的完美典范， 几乎和伊甸园里上帝初造的亚当一样完

    美”（《坦克雷德》）。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衰亡势在必然，除

    非他们深居沙漠，从来不和别的民族混血”，如贝都因人。犹太人的

    种族纯净性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外族的迫害和经常性的流动和迁

    徙：

    摩西的阿拉伯人（犹太人）虽然不是唯一却是最古老的、血统纯正的城市民族！一个一流组织的纯正民族，就是自然界的贵族……西多尼亚认为，他们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被那些混血民族同化，是因为高加索人种如同清澈的水源没有受到污染，更是因为那位伟大的立法者与众不同的天才设想。那些原本意欲迫害他们的混血民族，总是渐渐地自行消亡，而受迫害者却依然强盛，焕发着纯正的亚洲人种的原始活力。（《康宁斯比》）这一思想他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再次重申：“刑罚和酷刑都不起作用，施迫害的混血民族在哪里消失，受迫害的纯正民族就在哪里傲立。”

    那么，迪斯雷利的基督教信仰又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这个问题他

    也用悖论做出了机智的回答，他总是说，“我是插在《旧约》和《新

    约》之间的那张空白页”。他乐此不疲地一面批评基督教徒不认识犹

    太教的好处，一面批评犹太人不理解基督教是“完美的犹太教”。他

    在1849年为《康宁斯比》所作的前言中写道：“笔者认为，我们在维

    护基督教会有给人以新生的权利的同时，应该做点什么，还这个创立

    了基督教的民族以公道。”犹太民族贡献了摩西、所罗门和耶稣基

    督，他们是“最伟大的立法者、最伟大的治国者和最伟大的改革者

    ——有哪一个现存或已经消亡的民族，能够产生三位像他们这样的伟

    人？”然而，同样地，他也认为犹太人“只承认犹太宗教的前半部

    分”是荒唐的。他在休恩登的文件中留下了下面这段话（写于1863年

    左右）：

    我认为教会是现存的唯一犹太机构——别无其他……若不是因为教会，还有谁知道犹太人。教会是犹太人创立的，它忠于自己的出身。教会让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学得以广为人知……公开宣读自己的历史，让它的公共特性鲜活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把它的诗歌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一切皆因有了教会……犹太人的历史若不是发展的历史它就什么也不是。[42]

    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反对允许犹太人担任议员的议案是不合逻辑

    的，因为塞法迪相信传统，相信权力等级，相信宗教精神必须贯穿于

    一切世俗生活中，这些从本质上来说也都是保守党的思想观念。他在

    《乔治·本廷克勋爵传》中提到，1847年提出犹太人议案时，只有4名

    保守党人投了赞成票——他本人、本廷克、托马斯·巴林和米尔恩斯

    ·盖斯凯尔，“议会中他们这一派人中这几个是最有口才的”。本廷

    克就是因为这一次维护犹太人权益的演讲才失去了下议院保守党领导

    人的职位。于是又出现了迪斯雷利乐于见到的一个悖论——保守党惩

    罚本廷克为犹太人说话，却反而把迪斯雷利推上了领导人的位置。不

    过这在迪斯雷利看来才是正确的：他相信贵族和精英的联合可以产生

    巨大的能量，而犹太人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迪斯雷利不仅仅骄傲地指

    出知名犹太人士的杰出成就，更是发现犹太人的天才无处不在。第一

    批耶稣会[8]会士都是犹太人，拿破仑的手下名将苏尔特和马塞纳（他

    称其为“玛拿西”）是犹太人，莫扎特也是犹太人。

    迪斯雷利的亲犹太宣传在欧洲大陆就不可能行得通，欧洲的犹太

    人绝不可能跟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走。尽管如此，19世纪初的犹太

    学者还是坚决反对将犹太教描绘成中世纪蒙昧主义的遗风，他们试图

    努力改变伏尔泰在斯宾诺莎的思想基础上为坚守信仰的犹太教徒塑造

    的可憎形象，代之以知识型的美好形象。这么做首先必须在拉比学问

    的精华和世俗学界架设一座桥梁。斯宾诺莎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认

    为，犹太教研究得越深越会令人反感，对于这样的普遍看法，门德尔

    松根本无力驳斥：他对传统犹太文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比他更为激

    进的追随者也无意去驳斥这些观点。拿弗他利·赫兹·霍姆伯格和哈

    特维希·维塞利等人虽然力挺学习希伯来语，却想要摒弃传统的犹太

    宗教教育，抛弃《托拉》和《塔木德》，拥抱一种自然宗教的形式。

    然而在第二代马斯基尔中，有些人既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又通晓

    犹太教的学问，他们忠于信仰，同时又精通世俗之道。一名来自德国

    中部的学校校长伊萨克·马库斯·约斯特（1793—1860）写了一部共9

    册的以色列历史，该书采取的是一种介于犹太传统和现代世俗之间的

    折中方法。这是同类著作中第一部在非犹太世界中造成巨大影响的

    书。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孜孜不倦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的利奥波德·聪

    茨（Leopold Zunz，1794—1886），他把漫长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犹

    太学问：更新过时的犹太知识，用现代的“科学”精神将它展示出

    来。

    聪茨和后拿破仑时代的他那些朋友称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犹太教

    科学”，这项雄心勃勃的伟大工程始于1819年，不久之前发生的“嗨

    嗨”骚乱表明，即使在充满现代意识的德国，犹太人要被世人接受是

    多么艰难。他们成立了犹太文化科学协会，旨在用科学的方式来探索

    犹太教的本质，展现犹太知识的普适价值。他们有一个机构，主办有

    关犹太思想和犹太历史讲座，还有一份刊物。他们设想的基础是，犹

    太人对世界文化有过巨大的贡献，只是后来逐渐式微，陷入狭隘的宗

    教复古主义，现在必须让犹太学问再次展现生命力，“犹太人必须再

    一次表现出勇于参与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决心”。其中的一位创始人伊

    曼纽尔·沃尔夫在他们办的第一期刊物中写道：“他们必须提高自

    己，提高自己的行为准则，达到科学的水平……将来若是有一条纽带

    将全人类联合起来，那么这条纽带必定是科学的纽带，是纯粹理性的

    纽带。”[43]

    这是非常美好的设想，但还是招来了汹涌如潮的批评。首先是一

    个非常现实的问题。1819年，德国犹太人尚未完全获得解放，一个人

    可以追求世俗学问并保持他的犹太人身份到何种程度呢？爱德华·甘

    斯（1798—1839），犹太文化科学协会最热心的创始人之一，这位才

    华横溢的年轻人是历史法学专业的讲师，拥有柏林大学的讲师职位，

    他的课非常精彩，但是他的学术前途受到了犹太教信仰的严重阻碍，

    其他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纯粹理性的纽带”尚未产生，对大多数

    人而言，犹太教让他们作出了太多的牺牲。1824年5月，犹太文化科学

    协会解散，第二年甘斯接受洗礼，继续谋求教授职位，追求功名。协

    会的多名优秀成员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于是，不少从一开始就对整个

    活动持怀疑态度的正统犹太人，似有先见之明地点着头说：世俗化的

    结果总归如此——总会导致信仰的消失。

    然而聪茨没有放弃。他翻译了大量的犹太文学，尤其是米德拉西

    和礼拜诗歌，详尽地提出了他对犹太历史的见解，他还为百科全书供

    稿，遍访各大图书馆搜集材料，却发现自己被梵蒂冈图书馆拒之门

    外。然而他的学术研究招来了对“犹太科学”的第二种反对声音：这

    岂不违背真正的犹太教精神吗？实际上聪茨设想的是一部囊括犹太知

    识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里，比如说犹太文学，它将会

    和世界其他的伟大文学并列其中，并成为同类中的巨擘。他说他要把

    犹太写作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历史的角度”，[44]但是这“历

    史的角度”包括什么呢？事实上历史的角度就是要像聪茨那样承认犹

    太人的历史和犹太文学的主题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德国

    其他人一样，聪茨也受到了黑格尔从低到高的发展观影响，不可避免

    地将这个辩证法应用到了犹太教上。他说，犹太人历史上只有过一个

    时期，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达到了统一，当时他们是世界历史的中

    心，那就是古代的圣殿时期，此后他们就落入了外邦民族的手中，其

    内部历史就成了思想史，外部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苦难史。聪茨认

    为，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发展高潮终将到来，届时所有历史发展进程

    都将汇聚在一起——那就是他所理解的弥赛亚时代。等到那个时候，

    《塔木德》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将变得无关紧要。与此同时，犹太人

    必须表现出他们通过他们新的历史科学，对实现这个过程做出了贡

    献，他们有义务确保犹太思想遗产经过凝练后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

    同财富。[45]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愿景，但这不是犹太教。虔信

    的犹太教徒——也只有他们——否认存在两种知识：圣学知识和世俗

    知识，在他们看来，知识是唯一的，而且，获取知识的正当途径也是

    唯一的：发现上帝的真实旨意以便遵从它。因此，“犹太教科学”这

    门错位的学科，和犹太教信仰背道而驰，和犹太人真正的治学观念更

    是南辕北辙。正如海以亚拉比在公元4世纪所说：“一个人学习律法却

    无意服从律法，他活在世上还有何意义？”[46]真正的犹太人并不认为

    犹太历史是世界历史中自成一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平

    行，对他们而言，犹太历史就是全部的历史。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以

    色列，就不会有世界，也不会有历史。上帝曾经创造了许多世界，因

    为不满意而逐个将其毁灭，如今的这个世界他是为《托拉》而造，为

    他带来了喜乐。但是如果以色列拒绝了上帝交予他们的《托拉》——

    在一些《塔木德》学者看来以色列人差不多已经拒绝《托拉》了——

    那么世界就会回到从前的混沌状态。因此第二圣殿的毁灭和巴尔·科

    赫巴起义的失败不是犹太历史，而是人类历史的两个篇章，上帝说

    （根据坦拿记载）：“那些犯罪的民有祸了，我已因他们犯的罪，毁

    了我的殿，烧了我的圣所，将他们流散到世界的百姓中去。”[47]自此

    以后，犹太人不再书写历史，他们认为已无历史可写，历史的脚步已

    经停止，唯有弥赛亚降临历史才会继续，中间的过程转瞬就被遗忘，

    拉比拿单比喻说，就像远嫁的公主一到等待迎娶她的国王的国度，就

    忘了自己在航海途中经历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因此，尽管聪茨以“科学”的方式将犹太历史和犹太学识呈现为

    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这种做法或许给非犹太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印

    象，但是“科学”，顾名思义，就是要和犹太教的绝大部分一刀两

    断。这遭到了19世纪正统教的杰出代言人，拉比萨姆松·拉斐尔·希

    尔施（Rabbi 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的无情批判，而

    且从宗教角度来说，这种批判无从辩驳。这位当了37年法兰克福拉比

    的汉堡犹太人并非一个反启蒙者，首先，他的德语写得非常优美，他

    为年轻人所作的犹太教信仰介绍， 以《论犹太教的十九封信》

    （1836）的书名发表，非常有说服力。他并不反对世俗教育；相反，

    他引用拉比迦玛列的话说，《托拉》知识和世俗知识都是理当学习

    的。完美的“以色列人”，他说，是“既开明又守规的犹太教徒”。

    [48]但是，他认为，犹太人利用世俗知识和世俗知识吸收犹太教，这两

    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以色列不是世俗社会，而是神圣社会，因

    此，凡是涉及犹太社会的科学都必定是一种神学。犹太人的经历和遭

    遇不可能是世俗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是上帝旨意的展现，自然属于神

    的启示。普通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并无冲突：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

    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反而对犹太教有损无益；如果融合犹太历史和

    世俗历史，就是剥夺犹太教的神性，扼杀它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而那

    才是它的主题。

    希尔施用一段措辞激烈、铿锵有力的话，解释了这么做将意味着什么：

    摩西和赫西俄德、大卫和萨福、底波拉和提尔泰奥斯、以赛亚和荷马、德尔斐和耶路撒冷、德尔斐神殿的三脚祭坛和饰有基路伯的至圣所、先知和神谕者、诗篇和悲歌——对我们而言，他们都已作古，在墓中安息，他们都是同样的起源，同样的存在意义——人生短暂，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待到云消雾散时，我们先祖的泪水和叹息不再充盈我们的心田，而是我们的书房。先祖温暖的心跳，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他们热情的生命气息，已化为我们书架上的纤尘……逝去的先人会因为今天我们文学上的作为而欢欣，而感谢我们这一代人吗？他们会承认谁是他们真正的继承者？是那些还和他们做着同样的祈祷却忘记他们名字的人，还是已忘记如何祈祷却只记得他们名字的人？[49]

    同一世纪稍晚时候，尼采说得更加坚决：一个宗教的历史一旦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那么这个宗教就已经死了。

    然而，如果按照希尔施的逻辑，犹太人等于又回到了启蒙运动以前的那个起点。他们会时不时地被迫区分两种知识，虽不至于如戈登所言的“在外是人，在家是犹太人”，但却是“生意（或娱乐）需要世俗知识，真正理解内涵要靠犹太知识”，这将是阻碍犹太人为普通社会所正式接受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是否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呢？

    一名加利西亚犹太人就是在努力寻找这样的办法。纳赫曼·科罗赫马尔（1785—1840）是科学运动的最初成员之一，但他并不赞同科学运动关于犹太人的知识同化是容易实现的观点。他也算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受到迈蒙尼德理性主义的影响更多。事实上，他还试图修订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虽然他非常谨慎，未将其发表出来。最后，他的手稿由聪茨进行整理，1851年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科罗赫马尔认为犹太启蒙主义者和冥顽不灵的正统派同样是不可取的，前者使犹太教失去生命力，后者使它变得面目可憎，二者都在19世纪的社会环境中造成许多人背离信仰。深究其中的问题就会发现，这两类犹太人都缺乏犹太历史意识。启蒙主义者认为犹太历史只是小时候学习的历史，长大成人后就要转而学习世俗的、“成年人”的历史。而正统犹太教徒则完全无视历史——正如他说所，“《托拉》中，一切都不分先后”。他的提议是要创建一个犹太人历史哲学体系，他采用了黑格尔的发展观，但他并没有将其改头换面，而是加入了犹太教的元素。他将犹太历史分成产生、发展和衰亡三个阶段，以表明“当衰亡和毁灭实现时，我们当中总会产生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跌倒，我们还会兴起，我们的思想将会受到激励，我们的神不会抛弃我们”。显然这不仅仅是世俗的历史，它和中世纪类似于命运之轮的历史，或者20世纪中期被阿诺德·汤因比普及的发展和衰落的循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科罗赫马尔还加入了黑格尔的思想元素：每个循环都有进步——这是人类认识从立足于纯粹自然到最终认同纯粹精神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过程，但其他民族昙花一现，犹太人却是永恒的，因为他们和“绝对精神”（上帝）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犹太教的历史就是意识教育的历史”——有开始、经过和结束。[50]

    然而遗憾的是，科罗赫马尔的历史哲学观并不能让正统派犹太教

    徒满意，原因是他未能，或者说没有将弥赛亚时代纳入他的理论体系

    中，除非是从某个含糊的隐喻角度来看。非犹太人对他的研究更是没

    有兴趣。不过，犹太人中还是出了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非常

    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就是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

    1817—1891），不仅开明的犹太人读他的书，相信他的思想，非犹太

    人也读他的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的思想。从1856年到1876

    年，他相继发表11卷《犹太史》，这是19世纪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世界各地推出了各种缩编版，还被翻译成了无数种语言，这部书至今

    仍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51]但是从这部书的体系架构来说，它还是犹

    太的而非世俗的著作：它主要从《托拉》和《托拉》研究的角度来讲

    述犹太人的历史。而且，作者的历史观也是宗教的历史观。在他看

    来，犹太人显然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宗

    教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托拉》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圣地是这个民

    族的身体”。这位犹太代表人物将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戏剧性角色。在该书第四卷的前言里，格雷茨这样描写肩负历史和神

    圣使命的犹太人：“一面是被奴役的犹大，手拄拐杖，肩上背着朝圣

    者的包袱，神情忧戚地仰望天空，他的四周是牢狱的围墙、各种刑具

    和发着红光的烙铁；另一面还是同一个人，他身处一个摆满各种语言

    书籍的书房，容光焕发的面容，探询的目光……他是拥有思想者骄傲

    的奴隶。”[52]格雷茨参考了各种语言的大量文献，但是他对犹太人的

    看法却根植于《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尤其是“受苦的仆人”这个思

    想。他认为，犹太人“在寻找有关人类拯救的宗教和道德真理方面，

    一向富有成效和影响力”。犹太教是（受神意启示的）自创性宗教，

    从这点来说，它不同于其他的著名宗教，它的“火光”点亮了基督

    教，它的“种子”结出了伊斯兰教的果子，从它的思想中还可以追寻

    到经院哲学和新教的源头。[53]不仅如此，犹太人的命运还在继续发

    展。在格雷茨看来，弥赛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犹太人就是一

    个弥赛亚的民族。他和黑格尔一样，也相信完美国家的概念，认为犹

    太人的最终使命是订立一部宗教国家宪法，这样的宪法将会开启一个

    黄金时代。

    这样介绍格雷茨对他来说并不公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很难

    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因为随着他想用“犹太人的方法”来解决世界

    问题的热情时增时减，对于犹太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的思想有很

    大的起伏。他时而认为犹太人将是实际的世界领袖，时而又觉得犹太

    人只是道德的楷模。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他都将犹太人描绘成优等民

    族。他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绝对算得上犹太民族主义者，他在

    提出犹太人主张时，不像迪斯雷利，以浪漫的悖论引人入胜，而是连

    犹太人也觉得他咄咄逼人，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非犹太人，尤其是德

    国人的反感。因此，格雷茨的著作，尽管于犹太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永

    久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对如何在犹太教和世俗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的问

    题，依然没有做出回答。作为历史，它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哲学，

    却得不到任何群体的认可。事实上，被它激怒的并非只有德国的民族

    主义者。格雷茨似乎对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所知甚少，他极其鄙视喀巴

    拉和哈西德派教徒，当时的哈斯卡拉学生被他称为“思想僵化的波兰

    《塔木德》主义者”，他说意第绪语是滑稽可笑的语言，因此他不可

    能给广大东方犹太民众传递什么实实在在的信息。可是，受启蒙思想

    影响的正统派对他也不满。格雷茨起初是希尔施的门徒，1836年，他

    读了那位拉比的《论犹太教的十九封信》，这本书拯救了这位年轻人

    的信仰。格雷茨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犹太人的思想观念，但是

    希尔施却认为他的著作“既肤浅又荒诞”。看来他真的是谁也不讨

    好。

    假如在如何让犹太文化和世俗文化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找不到满意

    的解决方法，那么信奉犹太教是否还能与现代社会保持协调呢？这也

    是当时人们试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犹太教改革（我们当代的叫法）

    就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犹太社区首次受到了解放运动和

    启蒙运动的全面影响。和其他所有试图让犹太教与世界建立新关系的

    努力一样，这也是一场主要由德国主导的运动。塞森和柏林分别在

    1810年和1815年进行了最早的改革试验，1818年，汉堡成立了一所改

    革派会堂。这些都是在当时人们认为新教必胜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世

    界各地的新教国家似乎都出现了繁荣。信奉新教的普鲁士逐渐成为德

    国势力最强、效率最高的一个王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征

    服了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商业帝国的中心；美国也是新教国

    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经过改革的基督教信仰与显示上

    帝恩惠的繁荣迹象之间的这种联系，难道不是宗教社会学的宝贵一课

    吗？在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法国，许多政治作家纷纷发声表达了他们

    对新教即将主宰世界的忧虑，以及天主教应学习新教中最有益于社会

    的特点的迫切愿望。但是哪些特点是值得学习的呢？焦点都集中在看

    得见的外部标志上：礼拜仪式。新教礼拜仪式大都庄严而得体，简单

    而不失隆重，其主要特点是诵读经文使用本国语言，布道论证充分有

    力。相比之下，天主教依然还是中世纪，实际上是古代的那套令人尴

    尬的虔诚的礼拜方式：香烛、明灯、古怪的礼服、圣人遗物和雕像，

    几乎无人能懂的礼拜语言。有人提出，这一切都需要改革。然而这些

    改革的呼声在权力集中和实行强权的天主教会内部根本无人理会，不

    仅如此，传统的天主教还不乏有力的捍卫者，如夏多布里昂，他的

    《基督教真谛》（1802）为新的天主教民粹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

    英国，作为新教堡垒的牛津运动，非但没有为天主教提供指导，不久

    后反而求助于天主教。实际上，天主教总的来说并没有任何自卑情

    结，在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的重要国家尤其如此。如此一来，这场

    改革被推迟了150年之久，直到20世纪60年代，罗马才陷入明显的混

    乱。

    对犹太人而言情况又不同了，尤其在德国和其他的“先进”国

    家。开明的犹太人对传统的礼拜方式感到自惭形秽：沉重累赘的过

    往、知识内容的缺失、正统教徒喧闹而有失体统的祷告方式。在新教

    国家，基督徒光顾犹太会堂相当流行，他们看到这样子心中不免产生

    鄙视和同情。因此，犹太教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其崇拜形式中的

    荒唐之处，其目的是要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合理的宗教思想，当时它

    的口号是“启迪”和“虔诚”，他们还借用了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改

    革家约瑟夫·沃尔夫（1762—1826）是德绍的一名教师和社区秘书，

    门德尔松的忠实信徒，他就是以德国最杰出的新教徒演说家为榜样。

    犹太人一向善于学习新事物，很快便掌握了这种布道方式。不久，柏

    林会堂就以它精彩的布道引得新教牧师也前来聆听学习，双方互相交

    换意见。[54]他们还引入了管风琴音乐和欧洲风格的合唱，其中前者是

    德国新教的另一大特点。

    到了1819年，也就是在犹太科学协会成立的同年，汉堡会堂开始

    使用新的祈祷书。美学上的变化扩大到了更多的基本性事务上。如果

    礼拜方式因为令人难堪就可以改变，那么荒唐、不合时宜的信条为什

    么就不可以改变？弥赛亚的话题放下不提了，回归圣地的话题也不说

    了。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样，犹太教改革的目标也是要净化犹

    太教，让它焕发新的活力。[55]但遗憾的是，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

    区别。路德不会总是环顾左右，效仿别人的做法，不管结果如何，他

    是被自己内心一股天然的强大力量驱动着，正像他说的，“我别无选

    择”。他自成一家，他的新型基督教有其特定的信条和特殊的礼拜方

    式，完全是他的首创和独创。犹太教改革派却没有这么强大的信念支

    撑，它更多的是被社会理性思想和让它变得更加文明的愿望推动着，

    它的精神不是宗教的，而是世俗的，它和19世纪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

    世界语等许多理想主义方案一样，意图是良好的，但却是一种人为的

    构造。

    如果这次改革运动能出现一位像东欧哈西德犹太人中所盛产的宗

    教奇才，结果可能就会两样。但是他们没有等来马丁·路德那样的人

    物，勉强算得上一个的是拉比亚伯拉罕·盖格尔（Rabbi Abraham

    Geiger，1810—1874），他相继成功地领导了布雷斯劳[9]、法兰克福

    和柏林三地的改革运动。[56]盖格尔精力充沛，信仰虔诚，学识渊博，

    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或许理智过头了，因而缺乏自命不凡的胆魄和

    摧毁旧体制的积极性，而这正是宗教革命者所需要的品质。他在1836

    年的一封私人书信中写到过，犹太教必须废除所有旧的体制，在一个

    全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却感到无能为力。他反

    对用希伯来语进行祈祷，却又无法在礼拜中废除用希伯来语祈祷；他

    认为割礼是“野蛮的放血行为”，却又反对废除割礼；他一定程度上

    允许人们不遵守安息日禁忌，却不愿完全废除安息日规定而采纳基督

    教主日的做法。他略过有关返回锡安等在他看来是过时的历史条件的

    段落，却又无法让自己放弃摩西律法的规定。他试图从历史累积的庞

    大的犹太教信仰体系中提取他所谓的宗教普适元素，这么做在他看来

    意味着要抛弃必须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的必然假设——因此在抗

    议大马士革暴行的行动中他表现得并不积极。但是随着年岁渐增，和

    自古以来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一样，他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

    传统犹太教的吸引，改革的热情也就随之渐渐消退。

    如果改革者们能够制定一个明确的信仰纲领并坚持下去，或许会

    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盖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找不到信仰的最终支点

    的人，主要的改革家们意见也不统一。拉比萨穆埃尔·霍尔德海姆

    （Rabbi Samuel Holdheim，1806—1860）是波兹南人，最后当上了柏

    林改革派新会众的领导人，起初他是个温和的改革派——只是希望改

    变吟诵《托拉》的方式，可是渐渐地他走向了极端。盖格尔相信上帝

    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借此，犹太教的信仰方式必须随着上帝意图的逐

    渐显明而定期作出调整。霍尔德海姆则是想一下子完全废除圣殿和仪

    式化的犹太教，《塔木德》的大部分内容也必须废弃：“在《塔木

    德》时代，《塔木德》是正确的；在我这个时代，我是正确的。”他

    认为传统的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成为四海皆兄弟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是

    个阻碍，而这个大同世界在他看来代表的就是弥赛亚时代。因此他认

    为，犹太教徒可以不行割礼，一个人的工作职责优先于严守安息日。

    事实上，在柏林，他不仅彻底改变了礼拜形式，最终还将礼拜时间也

    改到了星期天。他过世后甚至出现了是否可以将他埋在公墓拉比区的

    争吵。

    霍尔德海姆的改革并不是除盖格尔之外唯一的改革运动。法兰克

    福出现了一个反割礼组织，伦敦的一场改革运动接受《圣经》，拒绝

    《塔木德》，他们认为前者是上帝的作为，后者是人的作为。随着改

    革运动延伸到国外，它呈现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些团体与正统

    派依然维持着联系，有些则和他们完全脱离了关系。拉比会议虽然照

    常举行，但是已经意义不大。新祈祷书的印发又引起了新的争议。不

    管哪一种形式的改革都充分反映了成千上万犹太有识之士的宗教精

    神。比如说在英国就有两个教派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一个是倾向于传

    统意识的改革派犹太教，另一个是比较激进的小团体——自由派犹太

    教。我们还将看到，在即将成为全球犹太巨鼎第三条腿的美国，保守

    派和自由派的改革运动也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次改革运动和“犹太教科学运动”一样，也没有解决犹太

    问题。它并没有让犹太人正常化，因为它代表的从来都只是一小部分

    人的声音。它最多提供了接受洗礼和完全同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选

    择了这条道路的人，他们的信仰，或者说他们的虔信程度，坚固得足

    以让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宗教，却不足以让他们有勇气来挑战这个世

    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情况更是如此，显然它不可能取代犹太

    教，即使是在开明的德国。19世纪末，改革运动起码在有些国家得到

    了足够的制度支持使它得以继续下去，但那个时候其创造力业已消耗

    殆尽。传统主义作家约翰·莱曼在1905年写道，“今天，改革派已经

    完全失去了兴趣，很难想象曾经有人视之为毕生的事业，全心全意投

    入犹太教改革事业，乃至认为自己就是马丁·路德、慈运理或加尔文

    的缩影”。[57]

    希望完全融入现代世界又不愿丢失自己信仰的犹太人之所以找不

    到可行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对表达这种方法的语言无法取得一致的意

    见。在这个阶段他们有三种语言可供选择：一是犹太教使用的古老的

    僧侣语言，即希伯来语；二是他们所在国家的语言；三是大多数犹太

    人实际使用的通俗语言，即意第绪语。或者还有可能是这三种语言的

    结合体。犹太启蒙运动人士希望复活希伯来语，事实上，“哈斯卡

    拉”这个他们用来标识自己身份的词，就是希伯来语，意思是知识或

    理性：他们以此来表示诉诸理性而非启示、视理性为真理之源的决

    心。他们用希伯来语撰写教育书籍，还创办了一家出版机构。然而他

    们的计划仍然缺少活力，这存在诸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中很少有人擅

    长用希伯来语写作——他们的领袖门德尔松也只会写一点点希伯来

    语。他们选择希伯来语不是因为想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是这

    样的话他们更喜欢使用德语。也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尊重它，而是认

    为它显得有文化，就像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基督教欧洲的古代文化遗产

    一样，希伯来语也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现代语文学研究

    已经迎来曙光，欧洲各地学者专家都忙着编写语法书，将方言写成书

    面形式，并赋予它们语法和句法——芬兰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

    语、爱尔兰语、巴斯克语、加泰隆语等都从地方方言提升到了“现代

    语言”的地位。马斯基尔希望希伯来语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从

    逻辑上讲，他们应该选择的是意第绪语，这是犹太人实际在使用的语

    言，但是马斯基尔却厌恶意第绪语，认为它不过是非标准的德语，代

    表了隔离区和抱残守缺的犹太教中最令他们反感的一切：贫穷、无

    知、迷信、邪恶。他们说，只有警察才认真地研究意第绪语，因为他

    们需要知道小偷的黑话。

    就这样，马斯基尔让希伯来语复活了。可是用希伯来语来写什么

    呢？他并没有概念。他们最大的工程就是把德语单词写成希伯来文，

    出了一部语言混杂的《圣经》。效果倒是不错。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尤其是老一代没有上过世俗学校的犹太人，利用这部《圣经》来学习

    书面德语。但是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希伯来语没有用得更多，

    而是更少了。犹太人掌握了德语，就掌握了世俗文化，他们对希伯来

    语的兴趣自然减少或者干脆消失；许多人甚至连犹太教也不要了。即

    使没有放弃信仰的，也发现希伯来语用处不大，因为礼拜和祈祷书都

    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了。

    事实上，文学中还是勉强保留了一些希伯来传统，但是马斯基尔

    们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认为这也是令人厌恶的。中世纪的一些大

    学者如迈蒙尼德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但是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传统还是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保留了下来，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

    利，希伯来语再次复兴。17世纪，有些意大利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写得

    非常漂亮，后来这一传统又出现了一位天才——摩西·海隐·卢查托

    （Moses Hayyim Luzzatto，1707—1746），这名杰出人士来自来帕多

    瓦，他的家族是意大利犹太人中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卢查

    托自幼聪颖，有最好的老师教他，上过很好的大学。除了精通全部犹

    太学问，他还学习世俗科学、古典著作、现代意大利语，他拥有非凡

    的写作才能，既会用非常学术的文风写出深奥的内容，也能用简单的

    方式向普通读者阐述复杂的问题。他还精通古今的各种语言，其中一

    本著作用的就是阿拉姆语，即《光明篇》最早版本使用的语言。但是

    他的惯用语言还是希伯来语，他创作了大量希伯来语诗歌，有宗教

    的，也有为友人而作的世俗诗歌，遗憾的是前者没有留存下来。他还

    创作了3部希伯来语诗歌剧，最重要的是，他还写了一部伦理著述《正

    义之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东欧犹太世界所有

    希伯来语书籍中影响力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58]那么他是不是就是

    希伯来语复兴运动的理想先驱呢？对开明的德国犹太人来说，不是

    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他们要谴责、消灭的一类人。

    因为卢查托是喀巴拉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更糟的是，他可能还

    是个隐秘的沙巴泰信徒。他自己也承认，他喜欢加沙的拿单那些能够

    解释任何非理性举动、具有强烈影射含义的书。在帕多瓦，他似乎吸

    引了一批尝试危险思想的青年才俊。威尼斯的拉比们派人抄他的家，

    搜出他从事魔法的证据。为了躲避争议，他来到阿姆斯特丹，但是在

    那里他同样被禁止信奉喀巴拉，最后他到了圣地，在阿克拉染上了瘟

    疫。[59]因为名字叫摩西，又娶了一个名叫西坡拉的女孩，所以他似乎

    认定自己就是摩西及其妻子的转世。东方的许多犹太人相信他是摩西

    转世，至少把他奉为圣徒。然而开明的德国犹太人绝不会相信这种事

    情，而且，即使不管他自己所主张的身份，他所提出的伦理内容对于

    马斯基尔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的《正义之路》以及后来的《心

    之知识》这两部书中，他对上帝在这个世上的意图、犹太人的角色、

    圣约以及大流散，做了精彩的概述，确切地表明犹太人今天在世上的

    作用，以及他们该如何为自己辩解。他总结了一个不容妥协的人生目

    标：

    人生在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遵守诫命、敬拜神、抵制诱惑。人不

    应将尘世的快乐看作比奉献更加重要，因为他有了内心的满足和平安

    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义不容辞的侍奉。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侍奉当称颂

    的造物主，他的一切行为，无论大小，都应为着与当称颂的神靠近，

    都应为着消弭他和主之间的隔阂。[60]

    这位作家以希伯来语为工具，提出了一套虽然严峻却合乎逻辑的

    哲学体系，激励了无数的犹太人，直至今日，这些思想依然是犹太教

    中鲜活的传统。但是启蒙思想家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它非但没有利用

    希伯来语将原隔离区的犹太人吸引到现代世界中来，帮助他们在现代

    世界获得体面、受人尊敬的地位，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叫犹太

    人转过身去把目光紧盯上帝——如虔信的犹太人一贯所做的那样。因

    此就这样来说，这个充满活力的希伯来语传统实际上无法被纳入启蒙

    运动的宏伟蓝图。他们试图实现希伯来语与德语并举的计划也因此毫

    无进展，犹太人只是照样学习德语，尽可能融入当地的社会。后来希

    伯来语竟以惊人之势再次进入犹太人的生活——而且还成了犹太复国

    主义的工具，这是马斯基尔们始料不及的。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

    义和神秘的弥赛亚主义同样讨厌。

    足够讽刺的是，19世纪发展最快，而且完全是自发性发展的犹太

    语言还是意第绪语。遗憾的是，马斯基尔们几乎不懂意第绪语，德语

    说写能力是他们进入启蒙状态的凭证。意第绪语不只是犯罪隐语，也

    不仅仅是不标准的德语。对虔信的犹太人而言，它是一种“临时”语

    言，因为这是（用犹太人的话来说）非神性、非历史的语言。一旦历

    史的车轮再次启动，随着弥赛亚时代的逼近，犹太人可能还会恢复使

    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托拉》的语言，是宗教仪式、学术和公共

    事务管理等重要场合使用的语言。但是作为一种临时性语言来说，意

    第绪语是非常古老的语言，几乎和欧洲的一些语言一样具有悠久的历

    史。意第绪语最早在犹太人从法国和意大利向德语区的洛赛瑞及亚迁

    移之时，从德国的城市方言发展而来。古代意第绪语（1250—1500）

    显示了说德语的犹太人和说迦南语的斯拉夫犹太人之间最早的接触。

    1500—1700这两百年间出现的是中古意第绪语，越来越接近斯拉夫

    语，越来越方言化，最后到了18世纪发展成为现代意第绪语。在1810

    —1860年这半个世纪里，在东欧离散犹太所生活的城市，随着意第绪

    语报刊杂志的纷纷涌现，和世俗意第绪语图书生意的繁荣，现代意第

    绪语的书面形式发生了彻底改变，语言学者和语法学家对其进行了梳

    理，到1908年它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足以让倡议者在切尔诺

    夫策举行世界意第绪语大会了。随着东欧犹太人口的增长，使用意第

    绪语的人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人达

    到了1100万左右。

    意第绪语是一门丰富而鲜活的语言，是城市居民闲谈漫聊的生活

    用语。它的语汇来源有一定的局限，它只有非常少量的动物和鸟类词

    汇，军事词汇几乎为零，这些不足就借用德语、波兰语和俄罗斯语进

    行弥补。意第绪语尤其擅长借用外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阿拉

    姆语，凡是用得到的任何一种语言。另外，它也为其他语言做出了贡

    献：希伯来语和美式英语。然而意第绪语最大的优点还在于它微妙的

    表达能力，尤其在描写人物类型和情感时。[61]它是街头智慧的语言，

    是机智的下层人语言，是表达悲痛、无奈和不幸的语言，它用幽默、

    强烈的讽刺和迷信安抚人们。它最伟大的实践者艾萨克·巴什维斯·

    辛格指出，意第绪语是唯一从未被掌权者使用过的语言。

    意第绪语是复兴的犹太民族天然的语言，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而始

    终保持鲜活。19世纪后半期，它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出产了大量文学作

    品，包括故事、诗歌、剧本和小说。但是种种原因促使它无法完成肩

    负的使命。它的角色充满了矛盾。不少拉比认为意第绪语是女性的语

    言，女性因为智力不足或教育程度不够而学不了希伯来语，才选择意

    第绪语；德国的马斯基尔则认为它是正统派的语言，使用意第绪语会

    助长落后、迷信和非理性。比如，在匈牙利庞大的犹太社会，日常交

    流使用当地语言，意第绪语则是宗教教育用语，犹太男孩必须将希伯

    来语和阿拉姆语翻译成意第绪语——因此它属于正宗正统教的语言。

    然而在俄国的栅栏区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意第绪语多为世俗化语

    言。在19世纪后半期，东欧大凡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区都拥有一批无

    神论者和激进分子，他们把意第绪语作为表达异见的语言，阅读迎合

    自己观点的意第绪语书刊。但即使在犹太人以说意第绪语为主的东

    方，也并非所有非宗教事务都使用意第绪语，政治激进分子逐渐趋向

    于使用德语，后来又转向俄语。其他非政治性的世俗化运动人士则通

    常像真正的马斯基尔那样，赋予希伯来语极高的地位。提出这个观点

    的是曾将左拉、福楼拜和莫泊桑译成希伯来语的纳胡姆·斯劳施，他

    说：

    在已经获得解放的西方犹太人用寄居国的语言取代希伯来语的时

    候，在拉比们不信任宗教以外的一切的时候，在有钱的资助人拒绝为

    进不了上流社会的文学作品提供资助的时候——在所有这些人都置身

    事外的时候，地方小镇的马斯基尔，“知识分子”，以及波兰作家，

    这些被人轻看和不为人知的人，常常成为自己信念的殉道者，他们尽

    自己所能全心全意、体面地维护希伯来语的文学传统——只有他们忠

    于《圣经》语言自最初以来的真正使命。[62]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意第绪语作家是为了自己而怀着

    同样的英雄主义悲情，至少他们坚守犹太精神的呼声同样强烈。

    总之，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因为深深植根于历史和信仰，犹

    太人未来的语言发展前景充满了困惑和迷茫。这只是他们所面临的文

    化困惑的一个方面，而这种文化困惑又来自犹太人内部日益凸显的宗

    教困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犹太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呢，还是它的

    全部？如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和现代性达成妥协还是有可能

    的，只是那样的话，犹太人就很有可能渐渐消失在大众社会中。如果

    它是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只是用知识的隔离墙取代了石头的隔离

    墙。那样的话，大部分犹太人还是会选择挣脱牢笼，永远弃律法于不

    顾。在这个严峻选择的强大逻辑面前，我们所说的所有妥协都变得毫

    无意义。

    因此，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一个大家都认

    同的计划或统一的领导。其他受压迫或起义的民族可以打着民族主义

    和独立的旗号全力以赴，而犹太人的反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

    说，他们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他们所在的对他们充满敌意的社会，

    即使能够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也是百般不情愿，还有隔离区令人

    窒息的犹太教——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尽管如此，犹太

    人的反抗虽然尚处于朦胧阶段，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个体缺少共同

    的目标，但人人都是威猛的勇士，构成了善与恶的巨大力量。至此我

    们看到的都只是解放运动的一个方面：犹太人从隔离区解放出来后如

    何适应社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同样重要：社会如何适应解放了的犹

    太人？

    这个巨大的问题，因为犹太社会在过去的1500年里就是以培养知

    识分子为目的。虽然他们是服务于上帝《托拉》的僧侣知识分子，但

    是他们具备普通知识分子的一切特点：不惜以人为代价追求新的思

    想；尖锐无比的批判精神；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犹太社会全力以

    赴为他们提供支持。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社区拉比拥有委

    任状，被任命为“本区的大人”，他享受精神上的摩西后裔的最高荣

    誉，是当地犹太人的楷模，是充满个人魅力的贤哲。他毕生钻研深奥

    的知识，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消化吸收。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当地寡

    头的财富资助。在这种做法还没有成为西方国家福利的数百年之前，

    犹太人就资助他们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钱的商人娶贤哲的女儿为妻，

    犹太学校的优秀学生，有人会给他们找一个有钱的新娘以便他继续深

    造。因而这种由贤哲和商人共同管理社会的制度不是让财富得到了巩

    固，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分配。这种制度还能确保社会可以涌现大量

    的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享有各种机会追求思想。突然之间，在1800

    年前后，这台古老而高效的生产知识分子的社会机器开始改变产品品

    种。它不再将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全部倾销给与世隔绝的拉比学术

    圈，而是将很大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比例释放出来，贡献给世俗

    社会。这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就是这个新现象的代表人物。他

    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商人家庭，若是早50年，他无疑会成为一名

    拉比或《塔木德》学者，而且毫无疑问是优秀的拉比或学者。然而，

    他是革命风暴的产儿，16岁的时候，虽然不曾离开出生地一步，却已

    六度改变国籍。他的家族是已经有些解放的犹太人，母亲佩拉·冯·

    戈尔登希望他在世俗社会飞黄腾达。拿破仑军队进来时，她梦想儿子

    走上仕途，成为宫廷侍臣、元帅、政治家，抑或总督；法国人撤退

    后，母亲转而希望儿子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富商。[63]

    她让他稍微接受了一些犹太教育，就送他到天主教会中学去上学。海

    涅在个人、宗教、种族和国家方面都缺乏身份意识。他的犹太名字是

    海因，小时候叫哈利，后来自己改名海因里希，但是他书上的署名是

    H.海涅，而且他讨厌把“H”这个音发出来。[64]小时候生活在拿破仑

    建立的伯格大公国，因此自称他的精神是法国的。然而童年时候对他

    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没有任何一本书比

    此书更具有德国特色。1831年，他移居巴黎，从此除了有过两次短暂

    的停留，再也没有返回德国。但是他从来没有申请法国公民身份，尽

    管他可以申请。他所有的书都用德语写。他认为德国人虽然大多邪

    恶，但是思想更加深刻；法国人则生活虚浮，他们的诗歌不过是“喷

    了香水的凝乳”。[65]

    海涅对犹太教信仰模棱两可的态度将会充斥他的许多著作，其实

    许多书里已经有所显现。[66]他读不懂希伯来语，憎恨自己是犹太人，

    曾撰文痛斥“贫穷、痛苦和犹太性这三种社会弊病”。1822年，他

    和“犹太科学协会”有过短暂的联系，但是什么贡献都没有，他不相

    信这样的犹太教，视之为反人类的力量。第二年，他又写道：“我将

    为犹太人权利和他们的平权热心奔走，我承认，在不可避免的困难时

    刻，德国的暴民将会听到我的声音响彻德国的啤酒馆和皇宫。但是作

    为实证宗教天然的敌人，我绝不支持那个最早培养了挑人类毛病的习

    惯的宗教，这个习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67]但是如果说他拒

    绝信仰《塔木德》犹太教，那么他也鄙视新的改革派犹太教。改革派

    就像是“手足病科的医生”，“试图用放血疗法，用理性主义密如蛛

    网的捆绑，笨手笨脚地治疗长在犹太教这个躯干上的毒瘤，以色列一

    定会流血至死……我们已不再有力量蓄须、禁食、仇恨、因为仇恨而

    隐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机”。整个运动，他嘲讽说，就是要“将

    小小的新教变成一家犹太公司，他们用上帝羔羊身上的羊毛做披巾，

    用圣灵的羽毛做背心，用基督的爱做内裤，他们破产后，后继者就被

    称为上帝与基督公司”。[68]

    但是如果说海涅不喜欢正统派和改革派教徒，那么他对马斯基尔

    的厌恶可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他们就是朝洗礼奔去的

    投机分子。他说门德尔松的6个孩子有4个改宗成了基督徒。他女儿多

    罗特娅的第二任丈夫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0]，她成了保守派天主

    教徒。他的孙子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是基督教音乐的著名作曲

    家。“门德尔松所做的最具犹太特色的一件事就是成了基督徒。”此

    话不一定出自海涅之口，但他肯定说过：“倘使我有幸成为摩西·门

    德尔松的孙子，我绝不会用我的天赋为羔羊撒尿谱曲。”[69]爱德华·

    甘斯改宗时，海涅指责他是“败类”，犯了“重罪”“背叛罪”，比

    布尔克还不如（在海涅看来，布尔克是革命事业的大叛徒）。他还写

    了一首言辞激烈的诗《致叛教者》，专门记录甘斯的受洗。

    然而几个月前，在海涅拿到博士学位3天后，他自己也皈依新教，

    成了基督徒。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世俗的原因，根据1822年8月的一项

    法令，犹太人不得在国家学术岗位任职——这是专门针对甘斯出台的

    一条法规。10年后，海涅为自己辩护，说他改信新教是“对社会不公

    的抗议”，那是他的“战争热情，这股热情催动我参与这个激进教会

    的斗争”。然而这并非实话，因为他还说过，新教精神毫无宗教性可

    言，“新教就是提香油画里丰满的胴体，它更主要的主题是维纳斯腰

    间的肌肉，而不是德国修士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所张贴的教义”。

    他受洗那会儿写信给他的朋友摩西·莫泽说：“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接

    受洗礼是好事，请你相信，就算我们的律法允许我们偷盗银匙，我也

    不会去偷。”[70]受洗是“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成了他臭名昭著的

    名言。[71]

    那么，既然他自己也这么做，为何还要谴责甘斯呢？这个问题没

    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海涅的内心有一种破坏性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久

    在获得解放和脱教后的犹太人中十分普遍：这是一种特别的自我仇恨

    情绪，他攻击甘斯实际上就是攻击自己。后来他常说后悔受了洗礼，

    他说，受洗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利益。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也不愿让别

    人说他是犹太人。1835年，他谎称自己从未踏入犹太会堂一步。他之

    所以发表众多反犹言论，除了出于自我仇恨的心理，还因为他想否定

    自己的犹太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他的攻击对象，他指责他们为

    反动强权筹集贷款，这起码是他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他把最恶毒的

    攻击留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和他的妻子，在巴黎这对夫

    妇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他说他亲眼见到一个股票经纪人对着男爵的尿

    壶鞠躬，他称他为“巴黎的夏洛克”，他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则是这位上帝的先知”。他说犹太人一度用来

    抗击罗马的《塔木德》，如今再无需要，因为现在每逢季度结账日，

    教皇的使节都必须为詹姆斯男爵送来贷款利息。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妨

    碍他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大量资助，也不妨碍他吹嘘他们之间的关

    系“如同家人”。[72]

    事实上，海涅就是指望有钱的犹太人资助他，尽管他并不是拉比

    的学生而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父亲的生意一败涂地，而他凭自己的

    那点本事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所以就一直依靠他的叔父接济。叔父所

    罗门·海涅是汉堡的一名银行家，欧洲富豪之一。海涅总是缺钱，不

    管别人给他多少。他甚至不惜屈身接受路易-菲力普政府暗地里提供的

    每年4800法郎的救济金。不过他通常都是向叔父伸手要钱，而且很不

    礼貌：“你身上最大的优点，”1836年，他写信给叔父说，“是有和

    我一样的姓。”叔父也怀疑他的能力，“但凡他有一技之长，就不至

    于需要去写书卖文”。他觉得这个侄子就是个二流子，是职业犹太乞

    丐。但是出于对古老传统的尊重，他还是掏钱给他。1844年叔父过世

    时还给海涅留下一笔遗产，但是他有个条件，就是要求诗人不再攻击

    他和他的家人。钱比海涅预期得要少，所以他和堂兄因为遗嘱问题长

    期不和。[73]

    海涅的惊世之才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年代，

    他取代拜伦，成为欧洲最受热捧的诗人。1827年，《诗歌集》的发表

    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诗集中收集了《罗蕾莱》《乘着歌声的翅膀》

    等著名诗作。德国人开始承认他是继歌德之后最伟大的文豪。他定居

    巴黎后又被捧为欧洲文化的英雄。他的散文也和诗歌一样才华横溢，

    受人追捧。他的旅行札记妙趣横生，可以说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国文学

    体裁——小品文。他的大部分精力浪费在舌战和人身攻击上，那是他

    发泄自憎情绪（或任何情绪）的出口，他的夸张之势常常反而引起人

    们对被讨伐者的同情，但是他的名声逐渐远扬。他感染性病影响到脊

    椎，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只能被困在沙发上。但是他后期的诗作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他的诗歌更被完美地改编成德国新兴

    的艺术歌曲，此刻已经席卷欧洲和北美，以致从舒伯特、舒曼开始所

    有著名作曲家都开始为他谱曲。那个时候，或者说从此以后，海涅的

    影响无处不在，德国人尤其难以抗拒。他的著作甚至在他生前就已进

    入德国的教科书。

    很多德国人很不愿承认这位犹太人有着和他们一样完美的耳朵。

    他们妄图证明他身上有“犹太人的浅薄”，并非真的像德国人那样深

    刻。然而这样的指控无法成立，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就像一个超

    级才能潜伏在隔离区多少代人的身上默默地逐渐发展壮大，遗传密码

    越来越强大，然后突然找到了19世纪初的德语，作为它完美的发泄工

    具。现在可以这么说：犹太人和德国人在文化上存在一种特殊的关

    系。德国犹太人是欧洲文化的新生现象。对德国的反犹分子而言，这

    个现象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在海涅身上得

    到了集中体现。他们不能否认他的天才，可是他们无法容忍他用德语

    来表现他的天才。他幽灵般地出现在德国文坛的最中心，逼得纳粹分

    子气急败坏，做出了破坏捣乱的幼稚举动。他们封禁他所有的书籍，

    然而无法删除诗集收集的他的诗歌，只好强制重印并给它们署上“佚

    名”，连小学生都知道那是谎言。他们没收了他的一尊雕像，拿去当

    射击练习的靶子，这尊雕像曾经为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所有。1941

    年，希特勒亲自下令捣毁蒙马特尔公墓里的海涅墓。然而这些都无济

    于事。在最近40年里，尤其在德国，与任何一位他们自己的文学人物

    相比，他的作品受到了更加广泛和热烈的讨论。

    在梅特涅的坚持之下，海涅的书生前也被封禁——不是因为他是

    犹太人，而是因为他具有颠覆性。这又是一个悖论，而且是典型的犹

    太人悖论。犹太人获得解放后，就受到了双重指控，他们一方面谋求

    讨好传统社会，试图进入并主导这个社会；另一方面又试图彻底摧毁

    这个社会。这两项指控都有一定的道理，海涅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们是全欧洲除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向上流动最快的一个家族——罗

    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6个国家封给他们的头衔。海涅的弟弟古斯塔夫被

    封爵成为冯·海涅-格尔德恩男爵，另一个弟弟马克西米利安通过婚姻

    进入了俄国贵族家庭，被称为冯·海涅，外甥成了冯·恩布登男爵，

    外甥女嫁给了意大利一位亲王，海涅的一位近亲成了米拉王妃，还有

    一位嫁给了当时的摩纳哥亲王。[74]而海涅本人则是欧洲文坛新型人物

    的典型代表：激进的犹太文人，他的才华、名声和知名度让传统知识

    分子的自信受到了打击。

    然而海涅并非毕生都是一名激进分子。他至少在私下里总是认为

    像他这样的文人有别于那些严肃的政治进步分子。他看不惯他们的清

    教主义作风，他曾写信给其中一人说：“你们要的是简朴的穿着、有

    节制的行为和不合时宜的享受；而我们却相反，我们需要美酒佳肴、

    紫色的斗篷、迷人的芳香、感官的享受和物质的奢华，我们要欢歌笑

    语的舞蹈、音乐和喜剧。”[75]同样也是私下里，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变得日趋保守。当他最后长期缠绵病榻（他称之为“我的床褥

    之墓”）之时，他似乎有些回归犹太教信仰，事实上，他坚持这个说

    法，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隐瞒我的犹太教信仰，我不是回

    归，因为我从未离开过。”（1850）。他最后创作的，也是他最伟大

    的诗作《罗曼采罗》（1851）和《各种作品集》（1854）标志着他回

    到了宗教主题，有时带有犹太教思想倾向。和从古至今无数才华横溢

    的犹太人一样，他也开始认识到希腊式知识分子的冒险精神需要健康

    的体魄和强大的力量，可是年岁和病痛使他只能转向简单的信仰。他

    写信给一位友人说：“我已不再是趣味丰富、营养良好的希腊人，还

    能冲着忧郁的拿撒勒人微笑，我现在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犹太人，一个

    形容憔悴的可怜之人，一个不幸的人。”又说：“我已厌倦无神论哲

    学，现在又重拾普通人的谦卑信仰。”[76]

    尽管如此，海涅的公众形象还是非常激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一

    直如此。对世世代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就是

    奔向自由的诗，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他将法国的进步传统当作人类进

    步的现实故事，所有青年才俊，无论男女都应在各自的时代推动人类

    向前迈进一步或两步。以下这段话几乎是他对信仰的公开声明：

    自由是新的宗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基督若不是这个宗教

    的上帝，那也是这个宗教的大祭司，他的名犹如圣洁的光照进门徒的

    心坎。不过这个新的宗教，蒙拣选的是法国人民，他们的语言写成了

    最早的福音书和教条。巴黎是新的耶路撒冷，莱茵河就是分隔自由的

    圣地和非利士人土地的约旦河。

    海涅甚至一度还成了圣西门的门徒，确切地说是他自认为是他的

    门徒。海涅身上有种嬉皮士“花孩儿”的气质：“鲜花和夜莺与革命

    密切相连， ” 他写道， 并引用圣西门的格言说， “ 未来属于我

    们。”海涅从未认真地提出什么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在巴黎他

    和不少试图创建此种理论的人来往，这些人大都是犹太人出身。

    ※※※

    犹太人之所以一旦参与了社会政治就会势不可挡地出现先投奔自

    由派后倒向极端左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批判是

    《圣经》的传统，即所谓的“阿摩司综合征”。历来就有能言善辩的

    犹太人决心要揭露社会不公，表达穷人的疾苦和需求，呼吁当局采取

    行动改变现状。除了《圣经》传统外，公共福利是《塔木德》传统。

    公共福利也是来自《圣经》的传统，这是现代国家集体主义的初步形

    式。19世纪变身为社会主义者、攻击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分配不均

    的犹太人，正在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述一个已有3000年历史、早已深

    入人心的犹太原则。

    但是，如同迪斯雷利所说的，犹太人也同样非常尊重权威，尊重

    等级制度和传统秩序，难道不对吗？此话虽然不假，但是有非常重要

    的限制条件。前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从不认为任何属于人的机构拥有

    绝对权力，统治权属于托拉，而人代理的权力是有限和临时的，随时

    可以被收回。犹太教永远也不可能像拉丁基督教那样发展出君权神授

    的理论来。他们绝对尊重基于伦理的法治，忠实拥护宪政体制，他们

    在美国和英国就是这样。从这点来看，迪斯雷利说得没错，犹太人是

    天然的保守党，但他们同时也是专制和暴政、悖理或过时权威的天然

    死敌。可是他错了，罗斯柴尔德给君主专制政体贷款，其目的不是巩

    固暴政，而是消灭暴政，尤其是给犹太人争取更好的待遇。19世纪的

    犹太金钱权力，只要有全面政治方针的，一般都趋于和平，拥护立

    宪。“和平、紧缩和改革”是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提出的著名口号，也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右铭。

    不仅如此，迪斯雷利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误解了犹太人的影

    响。他倾向于认为典型的犹太人是塞法迪。塞法迪的确非常尊重古老

    的历史习俗，因而符合他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但是被他的论点有意

    忽略的阿什克纳齐，要比塞法迪不安分得多，其革新意识、批判甚至

    颠覆精神也远远超过他们，而且人口也越来越多地超过他们。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把解放了的犹太人推向左派怀抱的第二股力

    量：人口力量。1800—1880年，大致即迪斯雷利生活的年代，塞法迪

    占犹太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下降到了10%，大部分集中在亚非的地中海

    一带，那里的卫生条件在整个19世纪都还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举例

    说，在阿尔及尔，莫里斯·艾森贝特就其人口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发

    现，犹太人口在16世纪最多的时候只有5000人，到1700年前后上升至

    高峰，达到了1万～2万人，但是到1818年，人口再次降至5000人。[77]

    1800—1880年，非洲和亚洲的犹太人口整体是增长了，但只是从50万

    增长到了75万。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犹太总人口从200万猛增至700

    万。犹太人，尤其是阿什克纳齐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人口革命

    中获得了好处。人口革命最早发生在欧洲，但犹太人超出了欧洲的平

    均水平。他们结婚更早，男性15—18岁、女性14—16岁成婚是普遍现

    象。几乎每个犹太女孩都结婚，而且往往一过青春期就开始生儿育

    女，她们往往悉心照顾孩子，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扶持下，犹太人的婴

    儿死亡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欧洲平均水平。犹太人的婚姻更加稳定，

    寿命也更长。例如，在法兰克福，185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犹太人的

    平均寿命是48岁零9个月，而非犹太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零11个月。

    [78]东欧的差异更加明显。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犹太人的死亡率为

    14.2（每年每千人），甚至低于富裕的新教少数族群的死亡率，不到

    东正教多数族群死亡率（31.8%）的一半。其结果是，在1880—1914年

    人口增长最快的这段时间里，犹太人数量平均每年增长2%，远远高于

    欧洲平均数，使犹太人口总量从750万增加到了1300多万。

    这些“新”犹太人基本上以阿什克纳齐为主，主要集中在大城

    市。1800年，很少有人口过万的犹太社会——全球也仅有三四个。到

    了1880年，华沙有12.5万犹太人，维也纳、布达佩斯、敖德萨和柏林

    有5万多犹太人，纽约大致也有这个数量，而且从此时起，欧洲犹太人

    口有很大的比例流向了美国，尽管如此，人口还是继续增长。到1914

    年，俄国和奥地利这两大中东欧帝国拥有了800万犹太人，他们几乎全

    部生活在城市里。简言之，犹太人口统计体现了欧洲的人口革命和城

    市化进程，只不过夸张了一点。就像早年人口密集的隔离区强行灌输

    犹太人的普遍宗教信仰一样，此时新兴城市或城市新区人口拥挤的工

    业区，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滋生出了强烈的世俗犹太

    激进主义。

    第三个原因是犹太人的社会不公意识永远不会消停。就像在十六

    七世纪各地犹太人灵敏的触角能快速捕捉到关于弥赛亚传言的信号，

    19世纪也一样，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发生什么对犹太人不公的事件，

    就会在犹太人所在的城市中心引起骚动。此时有几百家犹太人报纸可

    以报道这些暴行，犹太人几乎人人识字。在世俗化的知识界，已经不

    再会把民族的痛苦和不幸归结于人的罪，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1840年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血祭诽谤案是犹太人激进化道路上的一座重

    要里程碑。1840年5月21日，15岁的拉萨尔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下面这

    段话：“就连基督徒都惊异于我们的冷血，惊异我们没有起来反抗，

    宁愿酷刑加身也不愿战死沙场……犹太人若是起来反抗，放火焚烧大

    马士革的每一个角落，炸毁火药库，和迫害者决一死战，还有哪里的

    革命比这有更正当的理由？ 懦弱的人哪， 你们不配有更好的命

    运。”[79]此类事件让世俗化的犹太青年下定决心，不仅要和发生在犹

    太人身上的，还要和凡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做斗争，

    利用日渐增多的政治机会，彻底消灭此类现象。拉萨尔进而成立了德

    国首个主要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数的犹太青年都走上了

    相同道路。

    这一切并非毫无来由。比如，在1858年6月23—24日的晚上，一个

    名叫埃德加多·摩尔塔拉的6岁男孩被天主教会警察强行带到罗马的慕

    道会。男孩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博洛尼亚，他家的一个基督徒佣人做证

    说5年前她看到男孩生命垂危，就给他施了洗礼。根据教皇国法律，警

    察和教会有权这么做，孩子的父母毫无办法。此事遭到了全球各地不

    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基督教会神职人员、政治家的一致抗议，但是

    教皇庇护九世拒绝作出让步，男孩继续被天主教会控制。[80]这起恶劣

    事件最后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直接导致了法国以色列世界联合会的成

    立。该联合会成立于1860年，其宗旨是要“捍卫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

    宗教信仰自由”，其他各地也纷纷设立专门的犹太机构。然而这件事

    也更加深了犹太人对专制主义的世俗仇恨。

    然而犹太人受迫害最深、最严厉的是在沙皇俄国。事实上，沙皇

    政权对各地的激进分子而言都代表了专制政治最邪恶和最根深蒂固的

    一面。对于对专制政府深恶痛绝的犹太人而言，这是驱使他们投向左

    派的第四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对犹太人实施的

    令人发指的迫害行为，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必须进

    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必须了解的是，沙皇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犹太人怀

    有无法消解的敌意。别的专制政府，如奥地利、普鲁士甚至罗马，都

    对犹太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复杂心理，有时是保护和利用，有时是剥

    削和压榨，还时不时地迫害他们一下。然而俄国人就一直把犹太人当

    成不受欢迎的异客，直至1772—1795年波兰三次遭到欧洲列强的瓜

    分，他们几乎一直成功地把犹太人挡在国门外面，但是从他们因对波

    兰土地的贪婪而获得大量犹太人口的那一刻起，沙皇政府就开始将其

    称为“犹太人问题”，要通过同化或驱逐出境的办法来“解决”。

    俄国人所做的是社会工程学的第一项现代课题——把人（这里指

    犹太人）当作土或者混凝土一样从周围铲除。首先他们把犹太人限制

    在被称为“栅栏区”的地方。栅栏区于1812年建成，范围包括从波罗

    的海到黑海的25个省。除非有特别许可，犹太人不得在栅栏区以外地

    区旅行，更遑论在栅栏区以外地区生活。然后，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法

    规，这些法规从1804年开始实施，对犹太人可以在栅栏区的哪些地方

    居住、他们可以在栅栏区内从事哪些活动做出了规定。最致命的一条

    是犹太人不得在乡村居住和工作，不得向农民出售酒，这等于摧毁了

    三分之一犹太人的生计，这些人有的在乡村有租约，有的经营乡村小

    旅馆（还有三分之一经商，其余的大都是手艺人）。理论上这么做的

    目的是要迫使犹太人成为土地上的“生产劳动者”，但那里几乎没有

    可以耕作的土地，所以其真实的意图是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或者离

    开俄国。实际上，这种做法导致了犹太人的贫穷，穷人源源不断地涌

    入栅栏区的城镇。

    1827年，尼古拉一世颁布《征兵法令》，导致势态进一步恶化，

    尼古拉一世是最野蛮的独裁者之一。该法律规定所有12—25岁的犹太

    男性都必须应征入伍，年幼者须进入兵站的军校里学习，在那里有可

    能被强制洗礼，有时整个班级或连排被迫受洗。同时政府还急于摧毁

    犹太学堂，当局几次三番地强制犹太儿童进入只用俄语、波兰语和德

    语授课的国立学校就读，其目的同样是推行洗礼。1840年成立了“犹

    太人促进会”，以推动被公众认为是行为不良的准犯罪社会的“道德

    教育”。犹太宗教书籍受到审查或被销毁，只有维尔纳和基辅的两个

    犹太印刷机构可以继续经营——3年后，基辅的犹太人全部被赶走。政

    府还使出计谋分裂犹太社会，挑起马斯基尔攻击正统派。例如，1841

    年，他们让马斯基尔马克斯·利连索尔（1815—1882）负责新的国立

    犹太学校，正统派称它们实际上是处心积虑的反《塔木德》机构，旨

    在将他们的儿童献祭给“哈斯卡拉的摩洛神”[11]。但是利连索尔发现

    自己无力应付接踵而来的激烈纷争，4年后潜逃出境，移民到了美国。

    政府还禁止犹太人穿戴民族服饰，如小圆帽和黑袍，还将他们划分

    为“有用的犹太人”和“无用的犹太人”，后者的征兵人员配额被提

    高到3倍。

    渐渐地，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有了大量歧视犹太人、监管犹太

    人活动的法规，有些法规从未真正执行过，不少则因为钱权交易而名

    存实亡。有钱的父母可以买通其他犹太儿童代替自己的孩子入读国立

    学校或应征入伍，他们可以出钱购买允许他们旅行、到城市生活、从

    事被禁行业的特许证。这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反而造成了，

    确切地说极大地加重了另一个问题：沙俄政府积习难改、让国家腐烂

    到心的官僚腐败行为。[81]除此之外，政府还经常朝令夕改，政策从来

    不会持久，而且还总是在开明和压制之间举棋不定。1856年，新的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有过一段相对宽容的时期，一些长期服役的军

    人、大学毕业生或“有用”的商人获得了某些权利，但是1863年波兰

    爆发起义，加之亚历山大遇刺，这段宽容时期随之宣告结束。19世纪

    70年代还有一段宽容时期，但再次因为亚历山大遇刺而结束——这一

    次行刺成功了，亚历山大身亡。自此之后，俄国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

    下。

    在俄罗斯帝国的最后半个世纪，官方的犹太法规是人类的残酷、

    愚蠢和徒劳的极致体现。《金普森犹太人法令集》（1914—1915）是

    最晚的注本，全书长达近1000页。[82]英国历史学家吕西安·沃尔夫

    （Lucien Wolf）编著的犹太人处境介绍，确定了以下几个事实。[83]

    犹太人占俄国总人口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有大约95%的人口被迫生活

    在占俄国疆土二十三分之一的栅栏区，绝大部分人被困在只占疆土面

    积两千分之一的城镇和犹太小村庄。犹太人的护照上写明他是犹太

    人，可以在哪里居住。即使在栅栏区内，大部分地区也都禁止犹太人

    进入，而“合法”区域也常常被蚕食。犹太人不得进入塞瓦斯托波尔

    和基辅。顿河区被突然划出栅栏区，接着是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和捷列

    克，后来雅尔塔疗养地也被划了出去，法令生效时一名患肺病的犹太

    学生治疗了一半就被驱逐了出去。犹太人若想使用高加索矿泉必须接

    受军官的审查。有些疗养地虽然“开放”，但是有名额限制，因此，

    任何一个季节只允许20个犹太家庭进入达尔尼齐亚。栅栏区的其他疗

    养地犹太人一律不得进入。

    有些犹太人群体享有特殊待遇，他们可以在栅栏区以外地区旅行

    甚至生活，这些人包括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有用的商人”，还

    有“从业中的技师、酿酒商和工匠”。但是他们需要特殊证件，获得

    这些证件非常困难，而且还需要经常更新。但就是这些类别，其范围

    也渐渐缩小，尤其在1881年之后。这样一来，享受特殊待遇的退伍军

    人范围一下子缩小到仅限于1874年以前服役的人员，商人也在突然之

    间被禁止携带文员或仆从，享受特殊待遇的工匠中被剔除出去的有烟

    草工人、钢琴调音师、屠夫、补鞋工、瓦工、木匠、泥水匠和园艺

    工。对于女工的限制特别严苛，妓女除外（妓女一旦停止接客很快就

    会被警察发现，被遣返回隔离区）。[84]拥有在栅栏区以外地区行医资

    格的犹太接生婆不得将孩子带在身边，除非其丈夫也同样是“享有特

    殊待遇的人”。

    因俄国的大学设有反犹太名额限制，有些学生只得留学国外来获

    得学位，但这些学生无权享受特殊待遇。在高加索地区，只有所谓

    的“山地犹太人”才享有居住权，这些人声称其先祖是公元前597年被

    尼布甲尼撒国王驱逐到这里来的，但是他们不得前往其他任何地方。

    居住在栅栏区以外的特权犹太人甚至不可以留宿儿女，除非儿女也

    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事实上，特权犹太人在栅栏区以外还面临

    更多的限制，如果违反规定，初犯罚款，再犯就要被赶出去。法律在

    这些方面错综复杂，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立法机构的投

    票、政府部门的文件、地方政府的法规，以及上上下下官员心血来潮

    的决定都会改变法律的规定。

    执行这些变化不定的法规对所有相关者来说都犹如梦魇，除了那

    些贪腐的警察和官僚。西方游客吃惊地看到凌晨时分大街上有成群惊

    恐万状的犹太人被武装警察驱赶，那是夜袭中被赶出来的人。警察可

    在夜间使用任何武力手段闯入民宅，要求每个居民出示居住权证明，

    不分年龄、性别。凡不能立即出示者就被带往警局。犹太人经常当着

    非犹太邻居的面被人羞辱，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与众不同、低

    人一等的人种，并永远心存迫害犹太人的欲望。即使是在高级宾馆，

    警察也会拦住疑似“犹太面孔”的人盘问，他们还会把一些外国知名

    人士也挡在门外，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奥斯卡·施特劳斯就遭到了

    这样的待遇。犹太钢琴家可以参加圣彼得堡的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

    赛，但晚上不得在那座城市过夜。

    有时候，警察还组织大规模的“搜捕犹太人行动”。在巴库，警

    察包围证券交易所，逮捕每个犹太人，将他们带到警察局盘查，要求

    他们证明自己有合法的居住权。1909年，斯莫伦斯基地区波奇诺克的

    警察包围全镇，但是只搜出10个“非法居留者”；他们又在林中展开

    大搜捕，搜出了74人。[85]定居法腐蚀了整个警察队伍，他们向犹太人

    敲诈勒索，大捞好处。生意萧条时，警察局长们会鼓动基督徒起草请

    愿书，以犹太人“引起当地社会不满”为由呼吁驱逐犹太人，结果是

    没钱的遭到驱逐，有钱的遭到勒索。穷人回到栅栏区，成为一个越来

    越大的社会问题，如在敖德萨，超过30%的人依靠犹太人的慈善救济。

    然而定居法只是犹太人苦难的开头。政府要求地方社会按定额提

    供犹太义务兵员，但是不考虑外来移民。犹太人的征兵额理应不超过

    4.13%，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达到6.2%，最后他们提供了近5.7%，于是

    官员们抱怨“犹太兵员数额不足”——进而挑起了反犹喧嚣，说犹太

    人躲避义务兵役。事实上，他们提供的义务兵已经超出了他们应承担

    份额的20%～35%。[86]从1886年起，不服义务兵役的家庭须承担法律责

    任，遭受重罚；若不重金行贿，根本躲不过去。但尽管这是政府强制

    规定的兵役，他们还是给犹太人的去向限定了很小的范围。犹太人不

    得在卫兵队、海军、边防或检疫部门、宪兵队、军需部门和文书职系

    服役。1887年，他们不得入读所有军事学校和参加军队考试，等于被

    剥夺了晋升军官的资格；1888年被禁止进入军队医务处；1889年被禁

    止进入军乐队。

    犹太人一律不得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任何政府机构任职。从理

    论上说，持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犹太人可以在其他地方担任某些职

    务，但是根据沃尔夫记述，“如果没有经历过受洗仪式，犹太人几乎

    不可能符合被政府雇用的所有必备条件”。[87]国立学校中没有一名犹

    太教师，大学里也没有犹太教授，只有为数很少的讲师，司法部门也

    没有犹太人，没有检察官，只有一名法官（是最后一段“宽容”期里

    任命的）。部门通告禁止任命犹太人担任督察：他们只能当间谍或线

    人。6个主要地区的城市人口均以犹太人为主，一些城镇也是犹太人占

    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不可以参加市政府的选举或竞选公职；在栅栏

    区，政府可以“任命”他们，但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犹太人不能

    参加陪审团，不得进收容所或孤儿院的管理委员会。从1880年起不得

    当公证员，1890年起不得当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除非有特别许可

    ——沃尔夫称有15年没有发过一份特别许可。他们不得购买、租用或

    管理栅栏区村镇直属区域以外的土地，甚至不可以购买土地用于修建

    公墓。与服兵役一样，他们被指控不愿耕种土地，但实际上这是法规

    使然，已经建成的仅有的几个犹太农业居住点也遭到了破坏。而且，

    因为担心犹太人可能会通过第三方交易规避财产法，政府又出台了不

    少法规，对合作和合资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许多公司甚至禁止犹太

    人持有他们的股票。根据法律规定，犹太人还不得从事采矿业，进一

    步设置的法规还试图阻止他们从事黄金、石油、煤炭和其他矿产交

    易。

    除了居住限制，犹太人最痛恨的是教育方面的反犹法规。一些顶

    尖的教育机构完全排斥犹太人，如圣彼得堡民用工程师学院、军医大

    学、圣彼得堡电气工程学院、莫斯科农学院、圣彼得堡戏剧学院、哈

    尔科夫兽医研究所以及各类矿业学院。犹太人入读初中和高中都有名

    额限制，栅栏区学校不得超过10%，栅栏区以外的学校只有5%的名额，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只有3%的名额。拥有30万学生的2.5万所犹太宗教小

    学被禁止教授俄语，目的是不让孩子接受初中教育。这些措施导致的

    一个结果，便是高级中学的犹太学生数量大幅下降，家长想尽一切办

    法送孩子入学，往往需要贿赂非犹太校长，他们都有固定的收费等

    级。

    因此，沙俄反犹法规的主要成绩是把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都腐蚀

    了。这些法规是过去和将来的奇异混合体——回头看是中世纪的隔离

    区，向前看是沙俄的奴隶制国家，就是没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事

    实上可以这么说，这些法规通过把犹太人逼上激进的道路，解决了俄

    国的沙皇专制问题。尽管犹太人四处受到限制，但有些人照样取得了

    很大的成功。犹太人受到歧视纯粹来自宗教方面的原因，通过受洗他

    们完全可以避免被人歧视，起码理论上来说是如此。如俄国乐坛的安

    东· 鲁宾斯坦（ 1829—1894 ） 和其弟尼古拉· 鲁宾斯坦（ 1835—

    1881），他们的父母是改宗的犹太人，兄弟俩多年领导圣彼得堡和莫

    斯科音乐学院，是俄罗斯交响乐和歌剧黄金时代的乐坛霸主。即使没

    有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也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取得了成功，最主要表现

    在酿酒、烟草、皮革、纺织品、谷物、银行、货运、铁路等行业，还

    有石油和采矿——尽管这两个行业是被禁止的。[88]

    因此，政府的法规对消减反犹主义没有做出丝毫贡献，反而起到

    了相反的效果。虽然受过洗和精明的犹太人干得不错，但是这些法规

    让另一些人陷入贫穷或走上犯罪道路，因此俄国各民族对犹太人的态

    度是既羡慕又鄙视，他们指责犹太人一边喷着香水一边邋遢肮脏；既

    是奸商又是乞丐，贪得无厌，同时又食不果腹；既无耻又愚蠢，一半

    无用，另一半又太“有用”了。俄国人的反犹主义里掺杂了各种要

    素。沙皇政府除了迫害犹太人，也没有放过其他少数族群，而是更擅

    长挑起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尤其煽动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

    和哥萨克人起来攻击犹太人。实际上，在此时的欧洲，俄国是唯一一

    个把反犹主义作为政府官方政策来推行的国家。俄国的反犹主义有无

    数的表现形式，从组织集体迫害事件到捏造并出版《锡安长老会纪

    要》，无一不有。

    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尽快、尽可能大幅地减少犹太人口。沙皇

    政府当时的心态可以从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日记中窥

    见一斑。1903年，赫茨尔在圣彼得堡拜会了几位政府部长，希望得到

    他们对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支持。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是谢尔盖·

    维特伯爵，按沙皇政府的标准算是一位开明自由派人士，他对赫茨尔

    说：

    你不得不承认犹太人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产生敌视。他们身上有着

    犹太人特有的傲慢，然而大多数犹太人是穷人，而且因为贫穷，所以

    肮脏邋遢，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还从事各种不堪的行当，如

    拉皮条、放高利贷。所以你看到即使是犹太人的朋友也难以为他们辩

    护，而我就是犹太人的朋友。

    （对此赫茨尔的评注是：“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不需要敌

    人。”）维特抱怨说很多犹太人参加革命。赫茨尔问他：“你认为原

    因何在？”维特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政府之过。犹太人受压迫太

    深，我曾向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建言：‘陛下，如果可以把600万或

    700万的犹太人全部沉入黑海，我绝对表示赞成。但既然这是不可能

    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给他们一条生路。’那么你希望俄国政府做什么

    呢？”赫茨尔说：“些许的鼓励。”维特说：“可政府是给了犹太人

    鼓励啊——移民。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在屁股上踹一脚。”[89]

    现代俄国对犹太人的第一次集体迫害发生在1871年的敖德萨，事

    件主要是希腊商人挑起的。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骚乱事件大都有种族

    因素在里面，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尤其激烈。但是1881年亚

    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国家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在屁股上踹一脚”的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1881年4月29日开始的大规模集体迫害事件是一

    名狂热的亲斯拉夫人士——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挑起，或者说是他

    纵容或策划的。100多个地方爆发迫害事件，持续将近一年，有些事件

    有大批的暴民参与，卷入的不仅有政府，还有警察和无数的少数民族

    人群。极左翼也参与了迫害，1881年8月，革命派民意党人[12]喊着“打

    倒沙皇，打倒犹太人”[90]的口号煽动乌克兰人杀害犹太人，屠格涅

    夫、托尔斯泰等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却保持沉默。事件发生后，反犹

    主义法案《五月法》出台，事实上，这些集体迫害事件被用来为这个

    法规辩护，理由是，罪有应得的犹太人受到暴民袭击，表明这个反社

    会的少数种群引起了极大公愤，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当

    然，政府一开始是鼓励并允许暴民行为的，其无非为了恢复自己日渐

    式微的声望而找个“软柿子”来捏。纳粹后来也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手

    法，即利用暴力事件来立法。因此，1881—1911年这31年里有一长串

    的反犹事件：1882年，《五月法》出台；1886—1889年，限制犹太人

    进入专业领域，缩减栅栏区面积；1891年，1万多犹太人被驱逐出莫斯

    科；1893—1895年，大量犹太人被驱逐出栅栏区以外地区；1894—

    1896年，推行酒类垄断政策，对犹太人而言这是经济灾难；从1903年

    起，出现一波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恶浪，其间犹太人不仅被抢劫还惨遭

    杀戮；1905年，基什尼奥夫有50名犹太人被杀，500人受伤；1905年，

    敖德萨发生一起持续4天的屠杀事件，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在比亚韦

    斯托克，警察和军队都加入了1906年的迫害行动；1908—1911年，更

    大规模的驱逐事件发生。

    因此从1881年起，对俄国犹太群体施加的越来越汹涌的恶性压

    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俄国犹太人纷纷惊慌逃往西

    方，于是1881年成了犹太历史上自1648年以来、确切地说自1492年西

    班牙驱逐犹太人以来最重要的一年，从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来看，

    绝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一年。第一波外逃热潮是1881—1882年，

    此后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平均每年在5万至6万。随着莫斯科驱逐事件的

    发生，1891年和1892年分别有11万和13.7万犹太人离开俄国，在1905

    —1906年的集体迫害事件中，有超过2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犹太人外

    逃不仅仅发生在俄国，1881—1914年，超过35万犹太人离开奥地利的

    加利西亚，在犹太人同样受到迫害的罗马尼亚，更多的人移民到别

    国。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1914年，俄国仍有550

    万犹太人，奥地利帝国仍有250万犹太人，这个运动只是带走了人口自

    然增长的数量——大约250万，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对犹太人和

    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我们也需要来探讨一下。

    在这些移民当中，单是前往美国的人数就超过了200万，所以说，

    一个最显著的影响是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犹太社会。这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现象，而且就发生在突然之间，它最终还改变了全世界犹

    太人力量和影响力的均势。美国原有的犹太社会规模小，发展慢，迟

    至1820年，美国还只有4000左右犹太人，最初的13个州中只有7个州给

    予他们政治上的承认。很难理解这里的犹太社区为什么增长缓慢，我

    们前面已经了解，美国对犹太人的发展几乎没有设置法律上的障碍。

    北卡罗来纳州原本禁止所有非新教徒担任公职，1809年，一个名为雅

    各布·亨利的犹太人发表了著名演说，维护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担

    任本州众议院议员——得到了众议院的支持。马里兰州也禁止非基督

    徒担任公职，或从事律师职业。另一个犹太人所罗门·埃廷从1797年

    开始发起运动，坚持不懈地为消除这道障碍而努力。1826年，他的努

    力终于获得成功后，立即入选巴尔的摩市议会。关于安息日和星期日

    的分歧，也发生过纠纷。1816年，亚伯拉罕·沃尔夫在宾夕法尼亚州

    因“在一般称为星期日的主日从事俗务”而被判有罪，他提出上诉，

    但是输了。不过相较于旧世界困扰犹太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和巨大的

    不公现象，这些就微不足道了。1820年，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一所新

    犹太会堂落成典礼上，内科医生雅各布·德·拉·莫塔充满感激地发

    表布道说：“在这个地球上，以色列人在哪里可以享受到更大的恩惠

    和更多的特权，或者在职业上有更高的地位，在体面的岗位更加受人

    尊敬？……难道这样的理由还不够让我们欢欣鼓舞吗？”[91]

    1826年，埃廷获胜的那年，美国有6000名犹太人；1840年，发生

    大马士革事件时有1.5万人；内战前夕达到了15万人。新港或诺福克等

    老定居点没有发展。新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说德语，他们来自巴伐利

    亚、德国北部和波兰的德国犹太人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贫穷老

    实，勤劳肯干，许多人起初当小贩，后来渐渐发展，开设商铺或成立

    小公司。他们有的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雪城、布法罗和罗切斯特落

    脚定居，还有的到了芝加哥和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密尔沃基。辛辛那

    提一度成了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犹太中心，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

    斯、路易斯维尔和新奥尔良也都成了犹太人聚居中心，19世纪40年代

    的淘金热期间，约有1万人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内战爆发时，纽约有

    4万人的犹太社会，费城居于其次。犹太人显然在美国感到了安全，其

    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社会积极鼓励更多的犹太人来美国加入他

    们。亲戚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口口相传的故事，犹太人刊登在德国当

    地报纸上的成功故事，无不激励着欧洲移民。1836年，班贝格的达斯

    ·福霍恩这样写道：

    一名来自巴伐利亚的犹太烘焙工，勤劳肯干，他走遍德国和邻近

    国家，可是10年里难得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下去连生活都难以维持，

    去年夏天，他去了北美。如今他在寄给父母的家书中称，他一到那里

    就在彼得斯堡的一家面包房找到了打短工的机会，每周收入40弗洛

    林，此外还有免费的膳宿和洗衣服务。真是一个自由和繁荣的福地！

    [92]

    在美国，犹太人发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新的生活方式。他

    们和美国的新教徒一样，也开始实行会众制，建立大量的犹太会堂以

    符合他们不同的宗教趣味。他们在抗议大马士革事件中开始产生的自

    我意识，使他们首次作为一个民族团体联合起来。不过大多数时候，

    他们仍然走自己的路。和其他的少数族群或宗教团体一样，他们也建

    立了一些乌托邦式或农业垦殖区；和其他团体一样，他们中也有先驱

    和怪人。美国有个船长致函华盛顿，抱怨圣托马斯号上的副领事，结

    尾是这么写的：“又及，这位N.利维是犹太人，他和一名黑人女子同

    居，两人经常牵着手走在街上，令所有被迫见此情景的美国人都甚感

    羞愧。”但是利维领事并没有因此而被革职。[93]

    更有意思的是末底改·诺亚的情况。诺亚是首位拥有外交身份的

    犹太人，1815年，詹姆斯·门罗以“阁下所信奉之宗教是阁下行使领

    事职责的障碍”为由，罢免了他作为美国驻突尼斯领事的职位。诺亚

    不甘被罢免，为此专门写了个小册子。他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第一个传

    奇人物，若是晚100年，他必定能成为电影界的泰斗。他1785年出生于

    费城，父亲是一名破产的小贩。他先后做过镀金工匠、雕刻师、美国

    财政部职员、政客、查尔斯顿《城市公报》主编，突尼斯任期结束后

    （他被控挪用公款）担任纽约《国家鼓动报》主编、纽约治安长官，

    1824年任坦慕尼协会会长。

    一年以后，他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尼亚加拉河上、

    布法罗对面的一座岛屿上建立一座“犹太人避难城市”。为了让这个

    计划获得资金支持，他写信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的犹太银行

    家、世界各地的拉比和大拉比，提议向全球的每一名犹太人每年征

    收“3个谢克尔银币或1个西班牙元的人头税”，“由各会区司库负责

    收取”。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布这个新的定居点，“一座商业城

    市”，将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因为过去的不宽容行为和政府恶

    政而被剥夺的和平、舒适和幸福”，这些人包括“《圣经》派信徒和

    撒马利亚犹太人、印度和非洲的犹太黑人，还有科钦和马拉巴尔海岸

    教派的犹太人”，他还补充道：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极有可能是

    被亚述王虏为俘囚的以色列失落支派的后裔，他将采取行动让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处境，最终与他们的弟兄——被拣选的民族复合。诺亚身

    穿“上好的真丝长袍”，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自称“美国公民、美国

    驻突尼斯前领事、纽约治安长官、法律顾问，感谢主的恩典，还是以

    色列的总督和士师”。他遭到了其他报纸主编和欧洲犹太人报纸的嘲

    笑，计划无果而终。后来他又成立美国印第安人党（一无所知党的前

    身），组织犹太人抗议大马士革暴行，支持1836年的得克萨斯起义。

    最后他成了一名法官。[94]

    犹太移民的美国特性之一就是在各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如诺亚是

    北方的反废奴主义者，在南方，美国犹太人就是地道的南方人，他们

    家中拥有奴隶。查尔斯顿拍卖商雅各布·雅各布斯在他的遗嘱中指

    示：“在我死后，全部财产留给上述所说的，我的爱妻凯蒂·雅各布

    斯。我拥有的全部黑人与托比、西皮奥、杰克、珍妮和她的3个孩子彼

    得、约翰和伊娃，芙洛拉和她的两个孩子蕾切尔和露西，以及我名下

    的其他奴隶，在我死后都将恢复自由。”一名南方犹太人在他的宗教

    和尊严遭到侮辱时会做出南方人的反应。1832年，出身萨瓦纳犹太望

    族的菲利普·米尼斯，在卢丁顿酒吧遭到佐治亚州一名立法人员詹姆

    士·J.斯塔克的辱骂，后者叫他“该死的犹太人”“该死的以色列

    人”，还说“让他滚蛋”。两人协商道歉不成，又说要决斗，最后在

    城市酒店的公共酒吧，斯塔克还在拔枪的时候，米尼斯就开枪打死了

    他。米尼斯因谋杀罪受到了审讯，但是最后被判无罪——这是让南方

    决斗者满意的解决方法。[95]

    美国犹太人支持自己所在的地方，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的立场因

    州而异不足为奇。7000左右的犹太人为北方军队效力，3000犹太人为

    南方军队效力，他们极少联合行动，即使有过，那也是因为他们的权

    利受到了侵犯而做出的具体反应。内战中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那是

    1862年12月17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在田纳西州发布了一道命

    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了财政部颁布的各项贸易法规及本

    部命令，本部特此通知，将其从本地区驱逐出境。”这项驱逐令立即

    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反对的不仅仅是犹太人；1863年1月6

    日，在林肯的指示下，格兰特被迫撤回命令。

    这段时期美国犹太人传承了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风格，自由、乐

    观、理智、理性、爱国，不虚伪做作，显得非常可敬。犹太移民说的

    英语常常带有德国口音，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星期

    天上犹太学校），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大卫

    ·爱因霍恩、塞缪尔·赫希、艾萨克·迈耶尔·怀斯和塞缪尔·阿德

    勒等进步拉比的推动下，改革派犹太教在美国迅速传播，美国犹太社

    会的著名人士对弥赛亚和锡安没有兴趣；通往救赎的道路，在他们看

    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传播道德一神论的信息，这和美国宗教的基调

    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尤其在已成为犹太教主要发展中心的费城，还

    有一种比较保守的思潮。在费城，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精力过人的艾

    萨克·莱泽尔（1806—1868）拉比，推出了第一部由犹太人翻译的英

    文版《圣经》，翻译了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的祈祷书，创办了第一家

    成功的犹太报纸《西方报》（1843），后来又成立了美国首家犹太出

    版协会，出版大量的美国犹太教材供学校使用。[96]但是在美国犹太人

    的犹太人德商主导阶段，改革派犹太教占据了主导地位。

    改革派犹太教最有可能吸引的是成功的犹太富商，这些人现在开

    始逐渐兴起为美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如银行家约瑟夫·赛利格曼

    （1820—1880），格兰特总统曾邀请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雅各

    布·亨利·希夫（1847—1920）于1885年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总

    裁。和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样，美国内战也让许多犹太银行

    家、承包商和服装供应商的组织能力和融资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从

    19世纪60年代起，犹太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商业界一枝独秀。他

    们大规模的慈善捐赠为犹太教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制度框架，同时

    也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自由倾向。1873年，美国希伯来会众协

    进会成立，两年后希伯来联合学院创建；1889年，美国拉比中央会议

    成立。由考夫曼·科勒拉比起草的《匹兹堡纲领》（1885）直到1937

    年一直是改革派犹太教的正式信条，这个纲领摒弃了《托拉》中“不

    符合现代文明观念和习惯”的一切规条，废除了饮食禁忌、洁净和服

    饰方面的古老规定，声明犹太人“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社

    会”，否定复活、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抛弃回归锡安的思想，将弥赛

    亚主义表述为现代社会对真理、正义和公义的追求——它将与其他宗

    教和所有怀有美好愿望的人们一起，共同参与到这个社会中去。[97]

    因此在这个大移民潮时代，美国犹太人似乎必然成为新世界宗教

    信仰的又一个有机部分，然后再不知不觉地渐渐消失在整个社会中。

    然而，1881年灾难所引发的恐慌却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前景。在

    1881—1892年这12年间，犹太人以每年1.9万人的速度抵达美国；在

    1892—1903年这12年间，每年来美人数猛增至3.7万；在1903—1914年

    这12年里，平均数上升到了7.6万。这200万犹太难民与迎接他们到来

    的心情日益紧张的25万已有犹太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者经济富

    裕、富有教养，他们信奉改革派犹太教，思想美国化。而那些难民，

    他们绝大部分人说的是意第绪语，信奉的是正统教或哈西德教派，他

    们思想偏激，受了惊吓，迷信而且极度贫穷。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害怕新来者，尤其是这么惊人的数量。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

    为，反犹反应的产生是无法避免了。

    迄今为止，美国主流的新教徒社会，和以前的英国一样反天主教

    徒，但并不反犹太教徒，但是自从内战爆发，当犹太人被认为靠战争

    大发其财的时候，反犹主义开始逐渐抬头。1876年，新泽西海岸的一

    家宾馆在报纸上刊文公开宣布不接受犹太人入住，第二年，约瑟夫·

    赛利格曼本人就在萨拉托加度假地的著名宾馆被拒。犹太商人接着买

    下了萨拉托加的数家宾馆，最后出现的结果是，整个纽约地区的度假

    宾馆分成了接受犹太人和不接受犹太人两种。后来这种做法扩大到共

    济会会馆、乡村俱乐部，一些中小学和大学也像俄国那样开始实行名

    额限制。

    贫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大量抵达纽约自然导致这种新的反犹太

    亚文化快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给美国的犹太群体注入了

    焕发新生命的活力。他们将其从注定朽坏的上流社会的人变成一支崭

    新而充满活力的自由民族，这个民族在包容的国度里孕育出来，却在

    城市的楼顶大声宣扬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本性，这个城市，在他们的

    改造下，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犹太城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避难

    之城”，不仅如此——它还是权力的核心，届时将为全球犹太人的利

    益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富裕的纽约犹太人却还没有抓住欧洲犹太人的出逃所带来的

    机会。如果说和犹太历史上的诸多其他事件一样——比如说1648年的

    屠杀——此次事件最终也可以解释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要让他们从

    苦难当中得胜，那么此时他们尚未意识到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来。公正

    地说，他们抑制着恐惧的心理，尽自己一切所能来欢迎和接纳来自东

    方的大批移民。而有些人则具有更加细腻的洞察力。在沃德岛犹太移

    民救济中心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名年轻的女诗人名叫埃玛·拉扎勒斯

    （Emma Lazarus，1849—1887），爱默生发现了她的才华并对她进行

    栽培。她对古今的犹太文化燃烧着火一般的浪漫主义热情，她翻译了

    中世纪伟大诗人犹大·哈勒维的诗歌，翻译海涅的诗歌，她推崇朗费

    罗令人感动的《新港犹太墓地》一诗，但是不满诗中轻看犹太民族的

    结尾：“灭亡的民族国家将永不复兴。”这是不对的！犹太民族必将

    复兴！埃玛·拉扎勒斯出身一个古老、富裕的塞法迪家族，但是她从

    带着历史的负重在美国移民之路上艰难行走的穷苦的阿什克纳齐犹太

    人身上看到了一支未来的军队——一支将会在美国或以色列——或者

    两地，重建耶路撒冷的军队。她在《新世纪》杂志上驳斥反犹污蔑，

    为犹太人辩护（1882），对于美国思想和美国现实对欧洲受压迫穷人

    的真正意义，她或许比当时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加了解。当自由女神

    像在纽约港入口竖起的时候，她的十四行诗《新巨像》为自由赋予了

    不朽的声音：

    把你们那些疲惫困顿的人，

    你们那渴望自由呼吸的拥挤不堪的人都给我，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

    在这金色的大门旁，

    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更重要的是，埃玛·拉扎勒斯理解美国对于世界犹太人的意义。

    今后这些“拥挤不堪”的人难道不会站起来，不会强大起来，从新世

    界向旧世界伸去有力的援手吗？她的《犹太人的旗帜》是一首犹太复

    国主义诗歌，她的《致希伯来人书》（1882—1883）预告犹太文明在

    美国和圣地的共同努力下将会得到复兴。在拥挤在纽约贫民窟的那

    些“无家可归”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身上，埃玛·拉扎勒斯看到的不

    仅是生命，还有希望。[98]

    当然是生命，其数量之多令人望而生畏。当新来的移民涌入纽

    约，一座座新式的德式会堂渐渐扩散到曼哈顿上城。难民拥挤在下东

    区，这里只有1.5平方英里，以包厘街、第三大道、凯瑟琳街、第14街

    和东河为界。到了1910年，有54万犹太人被塞在所谓的“哑铃公

    寓”里，这些公寓都按照1879年市政府规定的式样建造，当时的规定

    要求楼里建有通风井。每栋楼高5—8层，宽25英尺，进深100英尺，每

    层楼面14个房间，只有一间有自然采光。纽约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

    超高密度的第十区，这里分散在超过46个街区的1196栋旧式公寓居住

    着74401人（1893），人口密度相当于每英亩701.9人。这里也是缝纫

    行业的集中地，大部分移民受雇于这个行业，裁剪和缝制成衣，每周

    工作70小时，每间小屋挤着12名工人。到了1888年，纽约的241家制衣

    公司已经有234家是犹太人的公司。到了1913年，制衣业成为纽约最大

    的产业，16552家工厂几乎全都是犹太人所有，雇用的工人达312245

    名。

    这就是所谓的血汗劳动，但它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绝好

    途径。初来乍到的难民诚惶诚恐，任人摆布。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写道

    （1884）：在我们德国犹太贵族的慈善机构里，你可以看到装饰一新

    的办公室和精美的办公桌，但是这里的人们却表情严肃紧张。每个人

    都可怜巴巴地受到犯人一样的盘问，被人看轻，这些不幸的人失去了

    自尊，颤抖得像片叶子，仿佛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名俄国官员。[99]20年

    后，这种顺服精神不见了，一个完全由犹太人领导的劳工运动诞生，

    通过四场大规模罢工，巩固了势力。东欧犹太人运用他们手中的缝纫

    针也走上了通往独立和获得尊严的道路。犹太移民在下东区的平均生

    活时间只有15年，然后他们继续流动，先来到哈林区（曾是富裕的德

    国犹太人聚居区），接着又来到布朗克斯和华盛顿高地，然后到康尼

    岛、弗拉特布什、博罗公园和东公园大道。他们的孩子进入大学深

    造，不少人成了医生和律师，有些成了小企业主，然后渐渐做大生

    意。曾经的犹太小贩，如今成立了邮购公司，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以

    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为代表。在纽约，犹太人

    把小规模的商店和作坊渐渐扩大，变成了大型百货公司，来自巴伐利

    亚的本杰明·布卢明代尔家族，在1872年开了一家纺织品商店，到了

    1888年，他们东区商店的雇员达到了1000人。奥特曼兄弟公司的雇员

    有1600人。伊西多尔和内森·施特劳斯收购了梅西百货公司。其他家

    族集团创建了金贝儿兄弟公司、施特恩兄弟公司和布鲁克林的亚伯拉

    罕-施特劳斯公司。到了20世纪初，拥有100万说意第绪语人口的纽

    约，有了全球最大的意第绪语媒体，每天发售60万份报纸，四大报纸

    分别是《真理报》（激进，民族主义）、《犹太早报》（正统，保

    守）、《前进日报》（社会主义）、《犹太日报》（正统，犹太复国

    主义）。但是不久，纽约的英语新闻出版业也被犹太人控制了，阿瑟

    ·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经营《纽约时报》，多萝西·希夫和J.大

    卫·斯特恩经营《纽约邮报》，后来又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犹太出版

    公司——贺瑞斯·利弗莱创建利弗莱&博尼出版公司，乔治·奥本海姆

    和哈罗德·古因斯伯格创办维京出版社，理查德·利奥·西蒙和林肯

    ·舒斯特创办西蒙-舒斯特公司，贝内特·瑟夫兴办兰登书屋，艾尔弗

    雷德·诺夫创办诺夫出版公司。此时，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分别有超过

    60万人的犹太社会。布朗克斯的犹太人是总人口的38%，纽约的总人口

    中犹太人占了29%，是至此为止最大的种族。纽约共有164万犹太人

    （1920），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和说意第绪语的）城

    市。1880年，在总人口5000万的美国，犹太人数量只刚刚超过了25

    万；而40年以后，在总人口1亿1500万的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大幅增至

    450万，增幅达18倍。

    要让这个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就这样融入并消失在美国社会中是不

    可能的。这里是全球犹太人的缩影，其中有一些最狂热的信徒信奉的

    是最严格形式的犹太教。1880年，在美国200多座犹太会堂中，90%左

    右是改革派组织，但是随着新来者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运用自己的

    力量，他们的统治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883年，希伯来联合学院

    的首届毕业典礼上发生了一个尴尬事件——希伯来联合学院是美国由

    改革派控制的主要拉比学院——餐桌上出现了虾和其他非犹太食品，

    宴会厅里顿时一片混乱，许多著名拉比拂袖而去。此事发生后，美国

    犹太人很快重新结盟。1886年，保守派成立了自己的犹太神学院，正

    统派也形成了组织框架，甚至到1890年，在533个美国犹太教区中，有

    316个属于正统派。最后犹太教形成了一个三重格局，保守派居于首

    位，正统派位居第二，改革派屈居第三。到了1910年，各种形式的犹

    太教在美国遍地开花。较富裕的改革派会堂，布道者身穿英国国教式

    样的礼袍，举行英国式的礼拜仪式，还有男女混合的座次、合唱团和

    管风琴。那一年，新式的以马内利会堂的犹大·马格内斯拉比不无自

    豪地告诉他的纽约会众说：“一位来自其他城市的著名基督徒律师对

    我说，星期天上午他在礼拜开始时来到这里竟然没有发现他是到了犹

    太会堂，直至布道者偶然的一句话暴露了事实。”[100]但5英里以内就

    可以找到分别让布拉格的马哈拉尔、美名大师托夫或者维尔纳加昂同

    样备感亲切的集会。那个时候，美国犹太团体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世俗

    化的犹太教，尚不能够有力地指明一个方向，遑论领导全世界的犹太

    人，但是它也开始变得有组织了：1906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立。

    一旦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未来达成多数共识，他们就开始积累人口、

    金融、经济，以及尤为重要的政治实力。这一切都是1881年悲剧产生

    的直接结果。

    然而1881年悲剧所产生的结果还不止于此。历史就如同慢慢地完

    成的一场很大的拼图游戏，将一个个拼块分别归置到位。美国犹太人

    也是其中的一块，下一块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1881年事件对这一

    块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俄国的集体迫害事件发生之前，绝大多数犹

    太人认为他们的将来无非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当地社会同化。

    然而灾难发生后，一些犹太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犹太人思考的轴心

    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自信，而是变得焦虑不安

    ——因此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俄国的恐怖事件让犹太人

    产生了这样的思考：难道不能成立一个理想的犹太社会？在这个社会

    里，犹太人不仅安全，而且没有痛苦，甚至能受到宽容对待，还能感

    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如同在家一样——一个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当

    家做主的地方。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并非一个崭新的思想，早在犹太人

    被流放巴比伦时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思想，《诗篇》中是不是就有“我

    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的诗句？[101]在1500

    多年里，每一代犹太人，每一个犹太社会中都会出现一个或两个将锡

    安视如梦想的人。有的亲回锡安实现个人的梦想：回到提比利亚，回

    到采法特，回到锡安。有的设想建立小规模的教区或聚居区。然而这

    些全都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加速

    弥赛亚行动的发生。德国拉比泽维·希尔施·卡利舍（1795—1874）

    就怀有这样的设想。1836年，这位拉比请求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

    族出资从阿拉伯人那里购买以色列地——或者至少耶路撒冷，以启动

    集合进程。1840年，在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和阿道夫·克雷米厄成

    功营救大马士革犹太社会之后，贝尔格莱德附近塞姆林的犹大·阿勒

    卡莱拉比（1798—1878）提出一个设想——可以将这一次特别行动作

    为参考模式，照此将世界上更多的犹太人团结起来，使之凝聚成国家

    的力量，把现代希伯来语作为这个国家的语言，把巴勒斯坦作为未来

    的弥赛亚王国，他认为，弥赛亚几乎时刻都有可能到来。他写了无数

    的小册子来宣传这个计划，为了表示诚意，他自己也移居到了以色列

    地。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世俗化的犹太人也梦想回到锡安。摩西·赫

    斯（Moses Hess，1812—1875）从黑格尔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但是

    不久他就退出了（对他而言）缺失灵魂的集体国际主义运动。和许多

    犹太人一样，人到中年，他也开始回归根本，只是他重拾犹太教的表

    现形式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他开始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历史发

    展形成的自然单位，因此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人竭尽全力与社会彻

    底同化，是背叛自己的本性。1859年，另一个长期处于分裂的古老民

    族意大利恢复国族认同，这让赫斯备受鼓舞，犹太人为何不能发动自

    己的民族复兴运动呢？在他的《罗马和耶路撒冷》这部伟大著作中，

    赫斯提出了犹太人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观点。[102]他的这个观

    念，既避免马斯基尔矫枉过正的行为——他们是要让犹太人和当地社

    会同化直至消失，又排斥正统派对世俗世界完全视若无睹的做法。它

    将促使犹太人，借由自己创建的国家——既反对基督教的迷信，又反

    对伊斯兰教的东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犹太思想，从而成为非

    犹太人的政治明灯。同时也将使他们实现自身的救赎，不是通过摧毁

    传统经济职能这种消极方法来实现，而是通过建设理想国的积极行动

    来达到目标。[103]

    但是所有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以及其他种种思想——都是

    设想在耶路撒冷或耶路撒冷附近建立某种类型的定居点，甚至末底改

    ·诺亚到最后也转变思想，认为他理想中的犹太社区应该是在约旦河

    沿岸一带，而不是在尼亚加拉河。总有少量的犹太人定期地前往巴勒

    斯坦，但即使阿勒卡莱也未能在那里真正建立起一处聚居地。然而没

    有一个初始的殖民过程，新的锡安，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抑或二

    者兼而有之的，又如何能建立起来呢？犹太人一旦想到殖民化的办

    法，就自然地想到了英国。英国是19世纪的殖民强国，此时它正走在

    征服地球表面四分之一面积的道路上，而且英国特别愿意接受犹太人

    的理想主义，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英国

    著名外长帕默斯顿勋爵积极支持温和的回归巴勒斯坦运动，著名首相

    本杰明·迪斯雷利更是将目光放得长远，他的小说《阿尔洛伊历险

    记》描写了主人公探寻如何让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手里。这个主题在

    他更加具体的犹太小说《坦克雷德》中再次出现，当然，也可以说迪

    斯雷利不过是有点浪漫情怀和丰富想象力的塞法迪，他实际上是务实

    地追求自己的政治仕途。但是迪斯雷利很有能耐，真的实现了他那些

    不切实际的理想。他在印度将一家商业公司变成了一个光华四射的商

    业帝国，虽然他没有对外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实际方案，但这些方案

    是确实存在的。1851年，在海威科姆，他和同事斯坦利勋爵在卡林顿

    勋爵家的林地里散步，斯坦利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天很冷，尽管他通常对天气的影响非常敏感，但此时他的心是火

    热的，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这寒冷的气温。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

    他停下脚步，站立在农场的一侧，解释他的具体计划。他说，（巴勒

    斯坦）有充足的天然便利条件，那里唯一缺的是劳动力和保护劳动力

    的措施，土地所有权可以向土耳其购买，钱是现成的，罗斯柴尔德家

    族和希伯来大资本家们都愿意伸出援手。土耳其帝国已经分崩离析，

    为了钱，土耳其政府什么都愿意做，唯一要做的就是建立有土地所有

    权、没有迫害的殖民地。国家地位问题可以留待这些都实现了再说。

    他还说（犹太）民族对这些想法很有兴趣。能够帮助他落实这些计划

    的就是下一个弥赛亚，是他的民族真正的救主。

    斯坦利补充说：“尽管这以后我多次看到他生气或者开心激动，

    但是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兴奋却是仅此一回。”[104]迪斯雷利很有

    可能临终时在病榻上还在想着这个计划，据说他弥留之际还在喃喃自

    语地说着希伯来语。[105]

    迪斯雷利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不仅体现了他的种族

    背景，更说明他也传承了英国的亲犹传统。英国的作家从小阅读钦定

    版《圣经》，对犹太人的过去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往往对他们

    如今的遭遇抱有深深的同情，拜伦的《希伯来歌集》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也有作家总是喜欢在小说中把犹太人写成令人讨厌的反社会角

    色，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1837—1838年连载）中忍不住

    就这样做了，小说中坏蛋费根被残酷地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尽

    管他的犹太人特点并不明显。伦敦的犹太人犯罪率很高，贫穷的阿什

    克纳齐社区尤其如此。最早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就有犹太人，1852年

    这个制度取消时，起码有1000名犹太人遭到了流放，其中有一个名为

    艾萨克（“艾奇”）·所罗门斯，人称“篱笆王子”，[106]据说狄更

    斯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费根。但是狄更斯极其痛恨有人说《雾都孤

    儿》是反犹小说，几乎是为了驳斥这种说法，他在《我们共同的朋

    友》（1864—1865年连载）中把莱亚先生塑造成他笔下最圣洁的人物

    之一，称他是“温柔的犹太人，他的民族怀有深深的感恩之心”。

    犹太人作为虚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是否作者有意为之，有时并不

    清楚。在维多利亚时代，犹太人常常使人联想到邋遢的红头发，以及

    拥有这一特征的一些讨厌人物，如《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尤赖亚·

    希普，安东尼·特罗洛普所作的《巴彻斯特大教堂》中的奥巴蒂安·

    斯洛普。特罗洛普有时候被批评塑造了坏犹太人的角色，无疑他不喜

    欢迪斯雷利（在他的政治小说中，迪斯雷利被塑造成达本尼先生），

    不过狄更斯、萨克雷等许多人都不喜欢迪斯雷利，这也未必是因为种

    族关系。迪斯雷利以牙还牙，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恩迪米昂》

    （1881）中对狄更斯和萨克雷大加嘲讽。特罗洛普创作了大量小说，

    塑造了无数外国人形象（他是19世纪游历最广的小说家），但是仔细

    阅读他的书就会发现他对犹太人并无偏见，在他多部政治小说中一再

    出现的马克斯·格斯勒夫人，是一名极其可敬的女子，《妮娜·巴拉

    塔卡》中的安东·特伦德尔松是令一个颇受特罗洛普同情的犹太人，

    即便是《如今世道》（1875）中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金融流氓奥古斯

    特·梅尔莫特，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他是犹太人，在特罗洛普的心里，

    这个人物身世不明，但是他的原型显然是艾伯特·格兰特。格兰特，

    原名亚伯拉罕·戈特海默，1831年出生于都柏林，是一名商贩的儿

    子。此人成了基德明斯特议员，是伦敦莱斯特广场的开发商，伦敦不

    动产信贷公司和动产信贷公司及多家票据欺诈公司的总经理，1899年

    去世时一文不名。[107]

    然而，梅尔莫特的例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时英国社会在对待

    犹太人的态度上恰好处于一道分水岭。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受

    过教育的人士一般都亲犹，但是在这10年里，英国经济普遍下行，个

    人破产频频发生，社会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70年

    代中期开始，许多人认为伦敦大规模的市场操纵行为就是犹太人所

    为。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也同样能感觉到态度

    的变化，但是那里原本就存在反犹情绪，只不过现在更加激烈了。而

    在英国，反犹主义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亲犹人士的不

    安，部分人士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承认这

    个“犹太人问题”的存在了。其中一个就是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爵

    士，他是第一个挖掘出耶路撒冷圣殿墙的人。1875年，也就是梅尔莫

    特这个人物问世的那一年，沃伦发表《应许之地：或土耳其的保证》

    一书。主要在英国的帮助之下，圣地的犹太人数量慢慢出现了上升，

    19世纪40年代超过了1万人。现在沃伦提出了一个大致符合迪斯雷利构

    想的建议，成立一个英国特许公司，向巴勒斯坦输送移民（作为交

    换，承担土耳其政府的部分国家债务），“其公开宣称的目的只是渐

    渐地输入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最终将占领并治理这个国家”。沃伦认

    为，大规模的资金和系统、科学化的开发，最终可以让这个国家供养

    1500万人口。

    同年春季，沃伦的声音得到了《黑森林》杂志一个更具影响力的

    声音的附和——该杂志开始连载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

    达》。这本书现在读者甚寡，从艺术性来说即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失

    败之作，但是从其实际作用来看或许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犹

    太复国主义的拼图游戏又拼入了重要的一块。乔治·艾略特自从17岁

    那年读了约瑟夫斯的历史著作后，就热切地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对于

    《圣经》的评注和批判很有见地，她翻译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斯

    宾诺莎的著作。反犹玩笑令她反感，她说不清楚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

    意是“出于不敬还是因为愚蠢”。1866年，她结识了一名博学的犹太

    人，大英博物馆图书编目员艾曼纽·多伊奇，后者刚刚在《评论季

    刊》上发表了一篇向基督徒读者介绍《塔木德》的著名文章，试图在

    两个宗教之间建立起互相了解的桥梁。他用希伯来语给她上课，并在

    1869 年访问巴勒斯坦后成为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东

    方！”他从耶路撒冷写信回来：“我的疯狂念头终于全部得以实

    现！”[108]多伊奇死于癌症，在他患病期间，乔治·艾略特经常前往

    探访，多伊奇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19世纪70年代初，她开始参加

    一个任务庞大的读经并参加会堂礼拜的课程，以期创作一部犹太小

    说。她感到“必须以我的天性和知识所能达到的同情和理解来对待犹

    太人……我们这些在基督教里被抚养长大的西方人对希伯来人怀有一

    份特别的亏欠，并且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和他们之间在宗教或道

    德情感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共鸣”。[109]

    小说的创作和连载完成于1876年，这个过程对乔治·艾略特而言

    是一段巨大的情感经历，她是“含泪”写完这部小说的。书中的精神

    导师、犹太复国主义空想家名叫末底改，这位生命垂危的学者就是以

    多伊奇为原型，是“一个穷困潦倒、籍籍无名的人，因为疾病缠身而

    身体虚弱，死亡步步紧逼，如影相随，他深知自己的状况，却仍然热

    烈地生活在看不见的过去和将来中”。乔治·艾略特借多伊奇-末底改

    之口，表达了她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如果以色列受益，世界也将

    受益，因为东方的前锋将会有一个社会承传每一个伟大民族心中都深

    藏的文化和共同情感；将会有一片土地致力于化解各方的仇恨，如同

    比利时是西方的中立之地，以色列将是东方的中立之地。”这段名言

    对1914年那代人而言带上了悲哀的讽刺意味，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更是

    如此；但对当时而言，它表达了亲犹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即重建锡

    安将会给一个野蛮之地带来和平与文明。同时，这种思想也需要一个

    《坦克雷德》中那样的弥赛亚式人物，乔治·艾略特在其小说的主人

    公、由末底改指定的丹尼尔·德龙达身上成功地塑造了这样的人物。

    在故事的结尾，丹尼尔和米拉结为夫妻，准备前往东方，重树“我民

    的政治存在，为他们重新立国，为他们建立英国人那样的民族中心，

    尽管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风靡全球，销量巨大。19世纪的所有小说家

    中，她是最受知识分子敬重的一个，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都是如

    此。对他们所有人而言，尤其是成千上万被同化了的犹太人而言，这

    个故事第一次向他们展示了重回锡安的希望。迪斯雷利是少数几个没

    有读过此书的人之一，当有人问他是否看过这本小说时，他回答

    说：“我如果要看小说我就自己写。”但是其他人几乎全都看了。在

    纽约，它鼓舞了年轻的埃玛·拉扎勒斯；在《大英百科全书》著名的

    第11版（1911），“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条目里，吕西安·沃尔夫将

    会这么写，这部小说“让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受到了自沙巴泰·泽维以

    来最强烈的刺激”。[110]这本书在政治圈尤其被广泛阅读，对阿瑟·

    贝尔福这一代人来说，是这部小说让他们首次知道有犹太人问题的存

    在。[111]贝尔福认识乔治·艾略特是在1877年，也就是小说出版的第

    二年。但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谁将是真正的丹尼尔·德龙达？他将

    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确，这就像是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1895年1月5日，在巴黎军事学院天寒地冻的庭院里，真正的丹尼

    尔·德龙达出现了。当时那里正在举行仪式，公开革除阿尔弗雷德·

    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上尉军职。德雷福斯是在法国陆军总

    参谋部服役的唯一犹太人，他被指控向德国人泄露机密而受到了审

    讯，而且——根据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证据——被判罪名成立。在场

    旁观的有维也纳自由主义日报《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西奥多·赫茨

    尔（1860—1904），他是少数几个获准进入现场的记者之一，两周之

    前，他旁听了此案的庭审，目睹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此刻他站在一

    旁，看着德雷福斯被带到达拉斯将军面前，达拉斯大声斥责：“阿尔

    弗雷德·德雷福斯，你不配佩枪，我们以法国人民的名义革除你的军

    职！”德雷福斯当即大声回应：“战友们！无辜的人被革职！战友

    们！无辜的人受到了侮辱！法国万岁——陆军万岁！”随后，一名没

    有军衔的高级军士撕下他的肩章和纹饰，在膝盖上折断他的军刀。囚

    犯被押着在大院里游行示众，依然高喊他是无辜的。军事学院外面，

    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听到德雷福斯的喊声，人群开始吹起口哨，喊

    响口号。当赫茨尔离开军事学院的时候，他们开始高喊“处死德雷福

    斯！处死犹太人！”[112]之后不到6个月，他完成了将启动现代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进程的那本书——《犹太国》的草稿。

    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和赫茨尔向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都见证了

    犹太历史发展的重要进程，它们又是拼图游戏中的两块，都必须加以

    详细的探讨。首先，德雷福斯事件以及它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彻底地

    结束了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被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

    乐观地以为欧洲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而且这个过

    程即将宣告完成。1871年，格雷茨几乎是用胜利的口吻结束《犹太

    史》的第十一卷，即最后一卷：“我比任何前辈都更加幸福，因为我

    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结束我的这部史书，犹太民族终于不仅在文明社

    会中获得了正义和自由，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此时，犹太民族

    终于有无限的自由可以发挥其才能，这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经历无尽

    的苦难后获得的权利。”

    这种日益增强的安全感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法国，犹太人

    享受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留下的自由主义历史遗产，人口数量也相对

    较少。讽刺的是，1870年法国战败后丢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失去了最

    大、最不受欢迎的阿尔萨斯聚居区，那里都是说德语的阿什克纳齐犹

    太人。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际，法国犹太人不足8.6万，而当时法国

    的总人口将近4000万。[113]犹太社会由政府资助的犹太中央议会管

    理，该机构属于宗教事务部，负责制定拉比选举规则，设定并承担拉

    比的薪俸。因此法国犹太教带有国家教会的某些特点——它的表现也

    的确像国教。犹太教的祈祷书上的“为法国祈祷”是这么写的：“以

    色列和全人类的保护者，全能的神，如果在所有宗教中，我们的宗教

    你看为最重，因为它乃是你亲手的作为，那么在所有的国家中，法国

    你最为喜悦，因为它最配得上你的喜悦。”结尾是：“愿（法国）不

    是独享宽容和正义，这样的独享虽是法国的荣耀，却是别国的耻辱。

    愿多国效法她，让她在和世界分享她的品位、她的语言、她的文学、

    她的艺术的同时，也让她分享自己的原则，毫无疑问后者更加重要和

    必要。”[114]

    1891年，当J.H.德雷福斯被立为巴黎大拉比时，他的主旨就是要

    在“法国精神”和“犹太教基本精神”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在两

    个民族之间建立道德伦理上亲和关系”，因为法国是“现代的被拣选

    民族”。尼姆的卡恩拉比将法国大革命喻为“我们从埃及的出逃……

    现代的逾越节”。兰斯的赫尔曼拉比则说法国“受上帝选派为人类的

    命运指路……向全世界传播正义、平等和博爱这些伟大而美好的思

    想，这些思想原本是以色列独有的祖先遗训”。与美国的改革派犹太

    教颇为相似的是，法国犹太教也竭力融入当地的宗教环境。拉比的着

    装几乎和天主教神父一样，他们甚至考虑将安息日礼拜改到星期天，

    为儿童举办类似洗礼、初次圣礼的仪式。灵柩上的鲜花，奉献盘，临

    终探望，唱诗，管风琴，布道——这一切都是仿照基督教的做法。据

    估计，当时全法国大概只有500人是名副其实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犹太平信徒在保持同样低调姿态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谄

    媚的爱国主义。他们积极参与角逐法国政府提供的光华四射的奖项：

    考入精英大学，参加比赛，进入研究院，争夺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列

    昂·哈勒维写道：“所有（犹太）人都必须在习俗和语言上变成国家

    和制度层面的法国人……犹太人只是附加的身份，他们的主要身份是

    法国人。”[115]而欧内斯特·克雷缪-福厄这样写道，“让这个社会再

    也没有犹太人和基督徒之分，除非在祷告的时候！”詹姆斯·达梅斯

    特泰当上了高等研究院院长后心怀感激地说，以色列文化和法国文化

    从本质上说是相同的。法国大革命体现的是犹太教的意识形态，这两

    个对进步怀着坚定信念的被拣选民族，将会加快弥赛亚时代到来的步

    伐，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正义的全面胜利”。这些人都认

    为，反犹主义只是从德国来的舶来品，在法国表面上或许有人倾听，

    但绝无立足之地。

    但遗憾的是，事实远非如此。19世纪是一个伪科学种族理论风行

    的时代，法国也深陷其中。虽然最早的确是德国的语言学者在探索语

    言起源之时将发端于梵文的雅利安人种或印欧人种与发端于希伯来语

    族的闪米特人种作了区分，但是将这些观念普及开来的却是法国人，

    他们把语言和人种的概念混淆了起来。1853年，法国外交官约瑟夫·

    德·戈比诺伯爵（1816—1882）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人种不平等

    论》，称雅利安人是高尚的人种，闪米特（和拉丁）人是腐朽败坏的

    人种。这篇文章成了德国反犹分子的指导手册，对理查德·瓦格纳等

    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顽固的博学家欧内斯特·勒南（1823—

    1892）对法国人也产生了同样影响，他的《闪米特语言通史与比较体

    系》于1847年获得沃尔奈奖，他还有一部更重要的著作是《耶稣传》

    （1863）。《耶稣传》是19世纪这100年里法国出版的最成功的书，反

    教权主义者读了沾沾自喜，天主教徒读了惴惴不安。他认为，“闪米

    特人种相较于印欧人种是劣等人种”；他笔下的耶稣，这位人文主义

    英雄，之所以如此富有戏剧性，正是因为他被写成“几乎全无其种族

    的缺陷……又恰以无限的精致为首要特征”。爱德华·德吕蒙把勒南

    关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理论和图斯内尔认为犹太民族擅长金融诈骗

    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写成上下两册的《犹太人的法国》（1886）

    一书，这是所有反犹专著中写得最好、貌似最言之成理的一部，短时

    间内就有上百个版本出炉，为他成立“反犹联盟”和创办恶毒的反犹

    日报《自由宣言》（1889）提供了条件。

    因此，法国反犹主义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伪科学的，第二个层面就

    是嫉妒。既然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为何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欺

    骗，他们有阴谋。法国中上阶层的犹太儿童往往囊括所有奖项，朱利

    安·班达将会在若干年后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班达兄弟们在大赛

    上获奖是导致我们15年后不得不忍受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不管犹太

    人意识到与否，这样的成功对于其他法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侵犯行

    为。”[116]天赋异禀的赖纳赫三兄弟：律师兼政治家约瑟夫（1856—

    1921）、考古学家所罗门（1858—1932）和古典学者西奥多（1860—

    1928），又是获奖神童三人组。他们在法国人的学术文化竞赛上一次

    次击败法国人，拿下奖项。但是在1892年，巴拿马丑闻爆发，这是一

    个涉及金融操控和诈骗的巨大谜案，他们的叔叔雅克·赖纳赫男爵深

    陷其中。赖纳赫男爵的神秘死亡，或者是自杀，反而加重了法国社会

    不安，让反犹人士在愤怒之余更感到了满意——原来他们一直在干欺

    世盗名的勾当！1882年的总联邦银行丑闻和1889年的贴现银行丑闻

    ——两个事件都涉及犹太人——只是这个复杂谜案的序幕，似乎证实

    了德吕蒙书中的金融阴谋论，几乎每天都为《自由宣言》的“调查记

    者”提供了发布反犹报道的机会。巴黎是欧洲除伦敦外最大的金融中

    心，其银行家的花名册上密密麻麻地列着犹太人的名字：多伊奇、班

    伯格、海涅、李普曼、佩雷尔、埃弗吕西、斯特恩、比绍夫海姆、希

    尔施，（当然还有）赖纳赫——这足以说明一切！[117]

    法国的反犹主义还存在第三层：教权层面。在19世纪的后25年

    里，罗马天主教会统治集团与法国政府争斗不止，内部混乱不堪。他

    们对神职人员几乎没有控制权，对修会，尤其是圣母升天会成员更是

    无权干涉，后者由教皇选派，由教皇撑腰，通过组织大量群众前往罗

    马及卢尔德等新的奇迹发生地朝圣，意图“复兴法国的基督教”。圣

    母升天会成立于1847年，是最早采用大公司的做法来进行宗教复兴运

    动的修会，他们租用专列召集大量人群，创办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出版

    社——美好出版社——和发行量巨大的日报《十字架报》（1883）。

    [118]和之前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一样——在某些方面他们很

    像——他们也需要对手，他们找到了3个互相关联的对手：新教徒、共

    济会成员和犹太人。作为极端天主教徒的阴谋论，共济会阴谋的出现

    远远早于“科学”反犹主义的出现，在法国至少可以追溯到1789年。

    不少关于共济会的传说和仪式都与犹太教的喀巴拉有关，出现在天主

    教会大量的小册子和书籍中。而且，因为圣母升天会相信自从16世纪

    以来许多新教徒都是隐秘的犹太教徒和马拉诺人，所以要把这三类人

    绑在一起成为一个魔鬼三重组合并不难。1882年，天主教徒的银行机

    构总联邦银行破产，圣母升天会认定这就是它们的阴谋所致。第二

    年，他们成立报社以对抗这个阴谋，次年，他们的保护人利奥十三世

    正式谴责共济会是魔鬼的工作。《十字架报》发誓要与“这三个仇

    敌”作斗争……这三个仇敌分别是：新教，其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

    即法国的灵魂；犹太教，其目的是要抢夺国家财富，即法国的肉体；

    还有就是共济会，它是前两者的自然组合，其目的是要同时摧毁法国

    的灵魂与肉体！[119]

    在这个精心策划的仇恨和诽谤大背景下，1881年的俄国事件及其

    影响，让法国老百姓，尤其是巴黎普通市民，亲身感受到了“犹太人

    问题”的存在，这让法国固有的犹太社会受到了一记致命打击。在一

    代人的时间里，法国接收了12万犹太难民，使法国犹太人的人数增加

    了一倍以上。这些贫穷而又庸碌无为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显然符合

    德吕蒙和《十字架报》所宣传的犹太人形象。而且，与此同时还有源

    源不断地从阿尔萨斯社会来的不甘忍受德国占领的犹太人，包括1871

    年抵达巴黎但是生意关系还留在米卢斯的德雷福斯家族，这家人是热

    切得近乎狂热的法国爱国主义者，获得法国陆军部的军衔是阿尔雷勒

    德·德雷福斯从小的梦想。在陆军总参谋部终于进行了改组，其社会

    基础得以扩大后，德雷福斯成了选拔进总参谋部任职的首个犹太人，

    这对他而言是无上的骄傲。但是阿尔萨斯犹太人的爱国情结很有讽刺

    的意味。19世纪90年代，法国因为战争失利和领土被抢依然耿耿于

    怀，一方面急切地寻找报复机会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进一

    步侵略，因此在这个多疑的国家，凡是和德国稍有关联的人都成了可

    疑人物，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也不例外。1894年1月，法国与它的新盟友

    沙俄暗中签订了第一个军事协定，此举让犹太人在法国人眼里变得更

    为可疑，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最恨沙皇政权。法国犹太人尽了自己最大

    努力。在反犹最激烈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诞辰那天，全巴黎的犹太会

    堂都举行专门的祷告会为他祈福，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起作用。犹太人

    的每一个爱国举动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反犹分子的怀疑：“他们干得

    出来，不是吗？”

    1894年7月，当时指挥第74步兵团的少校埃斯特哈齐伯爵勾结德国

    大使馆，次月，这名挥霍无度的赌徒交给大使馆看门人一封信，上面

    列了一份清单，是他为了换钱准备向德国提供的文件。9月26日，这封

    信落到了总参谋部“统计科”（反间谍机构的掩护）休伯特·亨利少

    校手中。尽管总参谋部改组不久，但内部人员依然办事能力低下，管

    理混乱，统计科尤其如此，这个科室几乎不做任何记录或登记，他们

    常常伪造安插文件，但是又不做记录，因此真假文件混淆的事情时有

    发生。有一回卖了个旧保险箱，买主发现里面竟然还有绝密文件，类

    似事件频频发生。统计科哪怕稍有点儿业务能力也不至于发生德雷福

    斯事件，因为埃斯特哈齐是个极不专业的间谍。关于这封便笺，所有

    证据都指向他，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总参谋部的人干

    的，有些证据直接就排除了德雷福斯上尉。但是统计科的负责人让-康

    拉德·桑德赫尔上校虽然也来自阿尔萨斯，但是痛恨德国人，而且是

    个皈依天主教的反犹分子。当另一个反犹分子亨利上校提出德雷福斯

    的名字时，桑德赫尔上校拍着脑门惊呼道：“我早该想到的！”[120]

    尽管如此，陆军部并没有针对德雷福斯的反犹阴谋，所有相关人

    员都表现出了诚实的行为，只有亨利除外，他甚至还伪造了不利于德

    雷福斯的证据。挑起这个事端的是德吕蒙和圣母升天会，《自由宣

    言》率先报道一名犹太军官因叛国罪被秘密逮捕的消息。1894年11月9

    日，离审判还有几个星期，它就宣称“叛国事件”是“犹太人”干

    的。《十字架报》也加入了迫害运动。包括五名陆军上将在内的犹太

    社会领袖惊骇了，他们试图平息此事，当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被送往

    魔鬼岛服刑时，他们相信了，而且感到深深的羞愧，更想让事情快点

    过去。德雷福斯的家人却坚信他无罪，他们聘请言行谨慎的律师在背

    地里默默地收集证据，希望为其平反。这是犹太人在遭遇不公时做出

    的一贯反应。

    然而，赫茨尔并非唯一被激怒并做出行动的犹太人。另一人就是

    来自尼姆的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1865—1903），一名

    年轻的象征主义作家，相信犹太人应与当地社会完全同化，甚至还是

    个无政府主义者。此刻，他首次为犹太人的事情感到不安，他着手调

    查此事，但是德雷福斯家人的反应很是冷淡。这样的事件竟然没有引

    起犹太人的公愤，这让他义愤填膺，他写道，这是“过去一贯受迫害

    而形成的可悲习惯——他们任凭挨打从不反抗，只会躬身自保，只会

    坐等暴风雨过去，只会装死免得被雷打”。通过自己的调查，他确信

    德雷福斯是清白的，是受到了诬陷。1896年年底，他在布鲁塞尔发表

    了一份小册子——《一宗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真相》，首次以犹太

    人的立场提出反犹问题：“因为是犹太人，他遭到了逮捕；因为是犹

    太人，他被判有罪；因为是犹太人，为他发出的正义的声音、真理的

    声音得不到倾听。”对拉扎尔而言，德雷福斯是典型的犹太殉道者：

    他身上不仅体现了这个受压迫民族几百年来的苦难遭遇，更是代

    表了他们今天的痛苦。通过他，我看到了俄国犹太人在监狱里苦苦煎

    熬……罗马尼亚犹太人被剥夺了人权，加利西亚犹太人被金融信托机

    构榨尽血汗，被牧师煽动变得疯狂的农民抢劫财产……阿尔及尔犹太

    人遭人殴打抢劫，纽约和伦敦贫民窟里的不幸移民在饥饿中死去，对

    生活的绝望驱使他们所有人来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寻求庇护，他们终

    将在那里找到正义，这样的正义，也是他们中的精英为全人类提出的

    主张。[121]

    发表小册子后，拉扎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恳请犹太知名人士

    参与此案，谋求重审。他早早地将一个关键人物——著名犹太律师约

    瑟夫·赖纳赫争取了过来，这让正义的天平开始向犹太社会倾斜，现

    在事情变得严重了。许多犹太青年起来投身于这场运动，马塞尔·普

    鲁斯特就是其中一位。“ 我是第一个德雷福斯派人物， ” 他写

    道，“是我去找阿纳托尔·法朗士签字的。”[122]签字就是为“知识

    分子请愿书”签字，目的是争取著名作家支持这次行动。此举是成功

    的，因为它吸引了非犹太进步人士对事件的关注。其中一位便是爱弥

    尔·左拉，当时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左拉对事情进行调查后写了一

    篇长文，为德雷福斯辩护，文章被送到当时的政坛新秀、自由派报纸

    《震旦报》的负责人乔治·克里孟梭那里，而将这篇文章以《我控

    诉！》的标题刊登在报纸的头版（1898年1月13日）则是克里孟梭的主

    意。至此，德雷福斯事件算是真正开始了。4天以后，南特爆发了反犹

    骚乱，蔓延至南锡、雷恩、波尔多、图尔农、蒙彼利埃、马赛、图卢

    兹、昂热、勒阿弗、奥尔良以及其他多个城市。在法国本土，这场运

    动不过是学生和地痞流氓打砸犹太人的商店橱窗，可是在阿尔及尔，

    骚乱持续了4天，整个犹太社区都遭到了洗劫。带头者没有一个遭到逮

    捕。

    如果德雷福斯事件升级，那恰恰是犹太统治集团所害怕的。但是

    什么也阻止不了势态的两极分化。当陆军部被要求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时，他们统一口径，拒绝认错。当他们中的皮卡尔少校拿出证据指向

    埃斯特哈齐时，被捕和入狱的却是皮卡尔。左拉也遭到了审讯，被迫

    逃亡国外。1898年2月，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成立全国性组织“人权联

    盟”，为争取德雷福斯获释而努力。以作家夏尔·莫拉斯为首的德雷

    福斯的反对者则成立“法兰西祖国联盟”作为回击，以“捍卫陆军部

    和法国的名誉”。拉扎尔和德吕蒙进行了一场决斗（无人受伤）；因

    为这件事，至少还发生了32起决斗，一名犹太人被杀。1898年1月，法

    国众议院里面，让·饶勒斯在台上发表演讲，台下则是有人抡起拳头

    打成一片的恐怖场面，外面暴民群情激昂。外交官保罗·康朋从君士

    坦丁堡回到巴黎时抱怨道：“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被人归为

    犹太人的敌人或朋友，或是陆军部的敌人或朋友。”[123]

    德雷福斯事件震动了法国社会整整10年之久，不仅是犹太历史上

    也是法国历史上， 甚至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 知识分

    子”（intelligentsia）一词由此诞生，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阶层，

    成为欧洲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中解放了的犹太人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时候还起着主导作用。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不仅仅

    是法国的问题：谁来领导我们的文化？法国的无产阶级坚决置身事

    外，暴民都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我不得不承认，”克列孟梭坦承

    道，“工人阶级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124]但是对知识阶层来

    说，这件事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卡朗达什作了一幅餐厅里家

    具被砸乱、客人在地上对打的漫画，它的题目是：“有人提到了这件

    事。”巴黎社会，包括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分成了两大阵营，这场

    冲突一再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普鲁斯特的《让·桑德伊》、左拉的

    《真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和《贝日莱先生在巴

    黎》，以及拉夫顿和多奈的剧本，夏尔·莫拉斯、罗歇·马丁·杜伽

    尔、夏尔·佩吉以及《约翰·巴卢瓦》都描写过这场冲突。[125]布里

    萨克公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吕内公爵，以及于泽斯公爵夫人领导的

    贵族季刊《巴黎郊区》大力支持反德雷福斯运动，许多作家也加入了

    他们的行列，如保尔·瓦雷里和莫里斯·巴莱斯；大画家埃德加·德

    加发现自己和所有的犹太朋友产生了分歧。法兰西祖国联盟（1899）

    的会员分类显示，70%以上的人拥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依次）由学

    生、律师、医生、大学教师、艺术家和文人组成，名单中有87人是法

    兰西公学院和研究所的成员，26人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共40名成

    员）。[126]德雷福斯反对者的社交中心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中斯万夫人的原型——马特尔伯爵夫人的沙龙。[127]他们都坚决

    相信有个由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无神论者组成的（神秘的）秘密组

    织， 他们称之为“ 辛迪加” 。波利尼亚克亲王曾经问普鲁斯

    特：“哎，那个老牌的辛迪加如今在干什么？”

    站在德雷福斯这一边的有普鲁斯特小说中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原

    型——吉纳维芙·施特劳斯夫人主持的沙龙。施特劳斯夫人出生于哈

    勒维家族——中产阶级上层新教徒犹太家族中最大的一个，她交往的

    都是艺术、音乐和文人圈子里的人，[128]她利用自己的沙龙组织了这

    次知识分子请愿活动。沙龙的主角是赖纳赫，此刻德雷福斯阵营由他

    负责。他有“ 一副木头和皮革般的嗓子， ” 莱昂· 都德这样写

    道，“常常从一把椅子跳到另一把椅子，追逐那些裸着酥胸的女宾，

    勇猛得像一头洋洋自得的大猩猩。”不过都德的说法颇有成见，普鲁

    斯特则较为温和：“他很滑稽，但是人不错，尽管我们不得不假装他

    是西塞罗转世。”支持德雷福斯的另一位女主人是圣维克托夫人，被

    人称为“我们的修订夫人”，还有一位是梅纳德·杜利安夫人（普鲁

    斯特笔下凡尔杜兰夫人的原型），她在费散德里路主持被称为“德雷

    福斯运动堡垒”的极左翼沙龙，那个认为是教权集团和军方策划了德

    雷福斯案的（同样神秘的）亲犹阴谋论就是在这里出炉的。不过有些

    沙龙的女主人，如敖德农夫人，对两派人士都表示欢迎，她喜欢听他

    们争吵。当有个拒绝支持德雷福斯的客人进门的对手问她：“你怎么

    对付你的犹太人？”她回答道：“我继续留着他们。”[129]

    但是在这些社交活动表面的背后，真正的——最终对犹太人来说

    是悲剧性的——问题开始渐渐显现。德雷福斯事件是一桩简单错案被

    两边的极端分子利用的典型例子。德吕蒙和圣母升天会对德雷福斯被

    判罪一事大做文章，借势发起了反犹太人的运动。犹太知识青年和他

    们不断壮大的激进盟友队伍，开始只是要求正义，最后却要寻求全面

    的胜利和报复。在此过程中，他们向敌人有力地展示了犹太和亲犹知

    识分子的力量。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初，反犹分子一如既往地掌握着

    全部的好牌，尤其是在出版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881年出台

    的自由新闻法让德吕蒙那块恶毒的反犹主义招牌变得合法了。这个新

    闻法原本是为了解除之前不允许批判宗教团体的禁令，目的是让天主

    教会接受新闻记者的调查。新闻自由，最起码从一开始来说是对犹太

    人不利的（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是这样）。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

    之前，犹太人为了回应《自由宣言》而创办的唯一一份报纸《真实宣

    言》（1893）遭遇了尴尬的失败。一开始，报界是一边倒的反德雷福

    斯，除了那些反犹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在20万到30万，常见

    的报纸，《小日报》（110万份）、《小巴黎人报》（75万份）和《日

    报》（50万份），也都支持既有秩序。[130]

    自1897年起，随着《震旦报》和女性主义日报《投石党报》的创

    办，犹太人及其盟友也开始进行反击。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案件无疑让

    他们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但是他们展现这个好处的能力却是逐渐

    发展起来的。世俗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团结起来亮明自己的观点尚属

    首次。他们借助摄影、电影等新媒介作为宣传工具，拍下了阿尔及尔

    迫害犹太人事件的连续镜头。[131]早在1899年就有电影制作先驱乔治

    ·梅里爱制作了11个短片，展现德雷福斯事件的场景，这些短片每次

    放映都会在观众中引发打斗。[132]当中立报刊在他们身后左右摇摆的

    时候，德雷福斯派开始渐渐地让媒体的天平朝着自己倾斜。在法国以

    外，他们在各地都占领了明显的舆论优势；在法国国内，他们的媒体

    力量逐渐增强，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被

    一些奇怪的意外事件推动着往前，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德雷福斯派

    而言让事态真正出现转机的，是1899年2月16日法国总统菲利·福尔的

    突然病故。这位对德雷福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总统在和情妇玛格丽特

    ·斯坦海尔幽会时突发脑溢血，倒下时紧紧抓住她的头发不放，当时

    斯坦海尔赤身裸体——是她惊恐的尖叫声让工作人员破门闯入被他上

    了锁的书房。

    此后，反德雷福斯阵营开始做出让步。德雷福斯被人从魔鬼岛带

    回来，此时的他已经头发花白，还染上了疟疾，几乎丧失了语言能

    力。法院对他进行了复审，依然判他有罪，但是同意给予特赦。迫于

    家庭和老资格的犹太当权派的压力，他接受了特赦。这让正从德雷福

    斯运动中得益的那些人，克列孟梭等激进的政客，犹太和非犹太的新

    知识分子感到非常气愤。“我们愿意为德雷福斯一死，”夏尔·佩吉

    愤怒地写道，“可他自己却不愿意。”[133]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似

    乎和许多犹太前辈一样已经意识到，将这场官司打到底就是激化和坐

    实法国的反犹主义，最后还会让它制度化。据都德说，他曾对站在他

    这边的狂热分子说：“自从离开魔鬼岛我就没有过片刻的安宁，”或

    者“你们都给我闭嘴，不然我就认罪。”[134]他甚至还带着犹太人的

    讽刺口吻说：“你知道，无风不起浪啊。”但是此时文字和激进左翼

    联合产生的新力量已经失控，它要继续寻求报复和全面胜利，最后两

    个目的都达到了。圣母升天会被踢出了法国，左翼在1906年的选举中

    大获全胜，德雷福斯恢复军职，成了一名将军，皮卡尔当上了战争部

    部长。现在由德雷福斯支持者控制的政府对教会发起了一场毁灭性的

    运动。就这样，极端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仅成功地挑起了这个

    事件，而且还打赢了这场战争。[135]

    但是代价还是有的，而付出代价的还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已经制

    度化，夏尔·莫拉斯创建的“法兰西祖国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变成了一个亲法西斯和反犹运动组织，成为1941—1944年维希政

    府内最邪恶的元素，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协助将成千上万的法国本地

    或前来避难的犹太人送上死亡之路。德雷福斯支持者的胜利让许多法

    国人确信，犹太人的阴谋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赘言，所谓的阴谋论纯

    属无稽之谈，犹太人也绝无任何阴谋。约瑟夫·赖纳赫不仅证明了当

    事人的清白，而且还第一个写下了这一事件的完整经过，他在第六

    卷，即最后一卷里表示了他对支持者过激行为的反对和担忧。[136]这

    件事也没有谁在幕后策划，最接近幕后主使的是有着超级精英风格的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吕西安·赫尔，但他是新教徒圈子

    而非犹太人圈子里的主要人物。[137]然而，德雷福斯事件让犹太知识

    分子的力量得以展现，犹太作家此刻信步法国知识界的从容姿态，以

    及围绕这一事件的大量文学作品十有八九支持德雷福斯的事实，都让

    总体上认同犹太人观点的法国人产生了不安。在新教徒小说家安德烈

    ·纪德的日记里，1914年1月24日关于其朋友莱昂·布鲁姆的一段文字

    具有重要的价值。布鲁姆是支持德雷福斯的犹太青年领袖，后来当上

    了法国总理。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布鲁姆显然打算时刻偏袒、关心犹太人……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犹

    太民族是优等民族，他们的命运长期以来受别人主宰，如今受到召唤

    要起来主宰别人，他以全力以赴取得胜利为己任……他认为，犹太人

    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重要的是要承认和确立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在

    艺术、知识和工业等各个方面的优越性。

    接着纪德对在他看来法国文化已被犹太人主宰的现象表示了反

    对；犹太人难道不能用别的语言写作吗——他们为什么非要用法语来

    写？

    今天的法国文学不是法国文学，而是犹太文学……如果说要以它

    的重要价值作为代价，那么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与我何干呢？当法国

    人缺乏力量，那么他宁可消失也不要让粗蛮人以他的名义来越俎代

    庖。[138]

    这正是赫茨尔所开始担心的论点。犹太人因为大举进入欧洲文化

    领域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而招致越来越多的抵制，事实上正是这方面

    的忧虑一步步地将赫茨尔逼上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即使那个时候他尚

    未亲眼目睹德雷福斯在1895年那个彻骨寒冷的早晨被革除军职。因为

    在他的故乡维也纳，犹太人“入侵”当地文化的现象比法国更为明

    显，他们遭遇的仇恨也远比在法国更深。他本人也是其中的当事人之

    一。

    赫茨尔是犹太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和迪斯雷利一样，他那

    戏剧性的浮夸作风掩盖了内心的悲情。有关他的文献资料数量众多，

    他把自己写过的每一张小纸片，甚至账单和门票都保存了下来。[139]

    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他的近乎百万富翁的银行家父亲，在

    1873年的大股灾中变得一无所有；他的母亲是德国的人文学家和民族

    主义者，是个严厉的人，人称“格拉古兄弟[13]的母亲”。在一个“东

    方犹太人”成为最恶毒的谩骂的国家，这家人自称塞法迪，事实上他

    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阿什克纳齐（来自西里西亚）。他只受过一点

    犹太教育，对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无所知，他的受戒礼被称为“坚

    信礼[14]”，从小就渴望自己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

    为一名成功的剧作家，妻子是石油大亨尤利·纳斯切尔之女，她带来

    的丰厚妆奁使他成了一名闲暇的文人。他总是穿着考究，蓄着亚述人

    那种浓密黑亮的大胡子，黑亮的眼睛闪着浪漫的光芒。他和年轻的阿

    图尔·施尼茨勒走过维也纳城堡剧院时向他夸下海口：“总有一天我

    会进到那里面去。”然而从外表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像奥地利剧作家，

    倒更像是一位拿西，即犹大王子。他的面容，马丁·布伯写道，“被

    弥赛亚的目光照亮了”。连无神论者马克斯·诺尔道都说那是“神的

    杰作”。弗朗茨·罗森茨维格说他的脸“表明摩西是真实的人物”；

    弗洛伊德称他在遇见赫茨尔之前就梦见过这位奇人。[140]其他人没有

    如此夸张，他的表弟劳乌尔·奥尔恩海默说他看上去“像一个受了侮

    辱的阿拉伯酋长”。

    赫茨尔喜欢讲一些好笑的反犹笑话来弥补他的相貌。他从奥斯坦

    德写信给父母：“海滩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少，其他度假

    者都面容可亲。”“昨日特雷特尔夫妇家大聚会，”这是他从柏林的

    来信，“三四十个猥琐的犹太男女，不忍直视。”维也纳的犹太人专

    爱搞黑色幽默，用反犹话语自嘲。当奥地利首相爱德华·塔弗问加利

    西亚议员约瑟夫·布洛赫，奥莫茨采邑大主教西奥多·科恩博士是否

    已经改宗时，布洛赫是这么回答他的：“放心吧，首相大人，如果他

    还是犹太人就不会再叫科恩了。”他们会开玩笑说：“反犹主义直到

    犹太人推了一把才开始成功的。”[141]有些犹太人有意不生儿育女，

    为了不让“犹太人问题延续下去”，有些则像赫茨尔一样也考虑受洗

    改信基督教，“我自己是绝不会去改宗的”，他写道：

    但是我支持改宗。对我来说就算了，但是对于儿子汉斯，我十分

    苦恼。我也问过自己，我是否有权利要让他也像我那样过着不幸和黑

    暗的生活……所以说，一定要让犹太男孩趁早改宗，在他们必须为自

    己作出考虑之前，在他们有能力反对之前，在他们认为改宗是懦弱的

    表现之前。他们必须消失在人群中。[142]

    但是，犹太人能够消失在人群中吗？在日耳曼世界，尤其在南

    部，反犹主义依然有着强烈的宗教基础；反犹主义在普通民众中间仍

    然以“犹太猪”为符号。但是社会等级越高，越世俗，它便越是与文

    化和种族有关，受洗也不起作用。19世纪德国对犹太人的憎恨又多了

    一个民族基础，一开始它是反对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个重要

    事件是1817年德国兄弟会在瓦尔特堡举行大型集会，焚烧所谓的“毒

    害民族文化”的“外国”书籍。[143]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的德国和

    奥地利逐渐盛行，认为（良性、有机和自然的）“文化”和（腐化、

    人为和贫瘠的）“文明”具有重要的区别。每种文化都有灵魂，这种

    灵魂是由当地的风貌来决定。因此，德国文化与世界的和外来的文明

    的对立是永恒的。谁来代表文明的原则？为什么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文化的犹太人？它的理由是典型的犹太

    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对的观点。他们若是抱着隔离区的犹太教不放，就

    会被说成异族人；他们若是世俗化，“经过启蒙”，就会被说成外来

    文明。这种对犹太人的民族排外心理表现为各种形式。它催生了“青

    年运动”组织，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到处漫游，在篝火边弹吉他唱

    歌，他们拒绝接受犹太人加入，犹太人只得自己组织了一个青年运

    动。这个排斥犹太人的学生组织控制了在德国社会越来越占据重要地

    位的学生阶层；他们将犹太人赶出俱乐部——赫茨尔还没来得及自己

    退出就遭到了“开除”——他们甚至拒绝和犹太人决斗，其理由是犹

    太人没有“尊严”可以丢失。它还促进了绿党鼻祖环保运动组织的成

    立，他们反对工业，反对大规模金融（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反对

    不断扩张的大城市——培育世界性犹太人的温床：柏林和维也纳这两

    个“犹太人的城市”尤其为民众所痛恨。他们将《土地与人民》一书

    奉为《圣经》，该书的作者是慕尼黑大学教授和博物馆馆长，此人意

    欲在德国重建类似中世纪的小镇，消灭“无根的”（他最喜欢用这词

    骂人）无产阶级，尤其是流动工人，更重要的还有犹太人，是他们缔

    造了大城市，即“日耳曼主义的坟墓”。

    民族形式的反犹主义运动纷繁复杂，互相矛盾，互不调和，无处

    不在。其中有许多小说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如威廉·冯·波棱茨的

    《农夫比特那》（1895）和赫尔曼·罗恩斯的《狼人》（1910），都

    把犹太人描绘成不择手段赚钱的无良掮客和商人，他们欺骗农民，窃

    取他们的土地；德国农民联合会是强烈反犹的组织。民族反犹主义还

    包括以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为首的一派历史学家，他们指控犹太

    人的外来侵入破坏了德国“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首次让反犹主义

    在学术圈里变得堂皇体面起来。参与反犹运动的还有那些误用达尔文

    研究成果，创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和伪科学家。所谓的社

    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认为不同人种之间互相竞争，“适者生存”。当

    时艾尔弗雷德·克虏伯赞助了一个论文奖项，主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国家政策中的运用，获奖作品均主张推行严厉政策，保护本族人

    民，如将犹太人等“劣等”民族送到前线充当炮灰。它还包含了一种

    新的元素，即德国新异教主义。因此，保罗·德·拉加尔德反对基督

    教——犹太人保罗的错误发明，希望用德国特有的民族宗教取而代

    之，这种宗教将发起十字军运动驱逐犹太人，让他们随同其国际性的

    实利主义阴谋从德国的神圣土地上消失，他预言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

    将爆发一场大决战。另外还有聚集在理查德·瓦格纳周围、从19世纪

    70年代起主宰德国乐坛的那个音乐圈，吸收了先是戈比诺、后是休斯

    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人种学说，认为德国异教民族文化是“纯

    粹”的，而世界性思想受到了犹太教的侵蚀，已经腐败，二者在艺术

    方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些观点的表达方式都蕴含非常可怕的暴力情绪。德·拉加尔德

    原名波提切尔， 他竭力主张对犹太“ 寄生虫” 发动物理上的战

    争：“寄生虫和细菌，我们不可能和他们谈判，他们也无法接受教

    育，必须尽快彻底地消灭他们。”瓦格纳也主张让犹太人没落。“我

    认为犹太人种是纯洁的人性以及人类所有高尚品格的天然敌人；德国

    人必将在他们面前沉沦。犹太教已经开始控制一切，或许我是最后一

    个知道作为艺术爱好者如何站起来和犹太教对抗的德国人。”这段话

    出现在他的《宗教与艺术》（1881）一书中，出版的那一年正赶上俄

    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引发了一波新的难民潮，大量“东方犹太人”涌

    入中欧。瓦格纳对反犹主义的强化作用，尤其在中上阶层中影响特别

    巨大。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个人立场，而且还因为他反复地提出这个观

    点——并援引无数的例子来说明——犹太人正在逐渐“攻克”德国的

    文化堡垒，尤其是它的音乐，甚至他们所称的“天才”，他坚决认为

    ——贾科莫·梅耶贝尔、门德尔松或海涅——都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

    人，与此同时，一群犹太掮客控制了重要的评论媒体、出版业、剧院

    和歌剧、画廊和艺术代理机构。瓦格纳的著述让欧根·杜林义愤填

    膺，后者在19世纪80年代这10年里连续发表多部向犹太人发起种族攻

    击的书，这些书拥有大量读者。“犹太人问题，”他宣扬说，应该

    用“屠杀和灭绝”的方法来“解决”。

    犹太人四面楚歌，批评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左翼的，也有来自

    右翼的；有来自贵族的，也有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有来自工厂的，也

    有来自农田的；有来自学术机构的，也有来自贫民区的；有来自音乐

    界的，也有来自文学界的，科学界当然是不用说了。面对这些攻击，

    犹太人该怎么办？犹太性真如海涅尖刻所言的那样，是不可救治的疾

    病吗？他们无论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都会受到攻击。“你怎样都可

    以，”阿瑟·显尼支勒写道，“你可以无所谓、麻木不仁或者厚颜无

    耻，也可以神经过敏、小心翼翼，总是一副受迫害的心情。”[144]根

    据1881—1882年俄国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一名俄国犹太人利奥·平

    斯克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自我解放》（1882），他在书中指出，让

    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同化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身为犹太人，你无论如

    何都会受人攻击：“在活人眼里，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眼里，他

    们是异客，是流浪者；在拥有财产的人眼里，他们是乞丐；在穷人眼

    里，他们是靠剥削别人发财的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眼里，他们是没有

    国家的人； 在所有阶级的人的眼里， 他们是受人憎恨的竞争对

    手。”[145]这一点维也纳犹太人比谁都更清楚，正如雅可布·瓦塞尔

    曼后来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说法，犹太人对于变化多端的反犹主义毫无

    办法：

    你想默默无闻也不行，他们会说，看这懦夫，心里有鬼，就悄悄

    地躲起来了。你想走到他们当中伸出援手也不行，他们会说：他凭什

    么可以这样随意给别人压力？你想当他们是战友或同胞、得到他们的

    信任也不行，他们会说：他是普罗透斯[15]，会随时变脸。你想帮助他

    们挣脱奴隶的枷锁也不行，他们会说：他一定觉得这样做有利可图。

    你想解个毒也不行。[146]

    随着反犹思想渗透至政治，在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越来越深的

    绝望情绪更是得到了强化。19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丑闻、80年代

    从俄国地区出逃的东方犹太人的大量涌入，让反犹主义火上浇油、愈

    演愈烈；到了90年代，反犹主义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议会，反犹法规

    呼之欲出。1879年，汉堡无政府主义政治手册作家威廉·马尔成

    立“反犹联盟”，借此将“反犹主义”一词纳入了政治词汇。同年，

    柏林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说服他那个规模不大的基督教社会

    主义工人党采用反犹党纲。1882年，首届国际反犹太人大会在德累斯

    顿召开；卡塞尔（1886）和波鸿（1889）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同

    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激进人士卡尔·鲁伊格在维也纳一带纠集声势

    浩大的反犹运动。1886年，德国选出首名官方的反犹议员；到1890

    年，这样的议员增加到了4名，1893年增加到16名。到1895年，反犹分

    子几乎成了下议院的多数派，在维也纳，鲁伊格所在的基督教社会党

    拥有56个席位，而自由党是71个席位，许多德语区城市都有报道称有

    袭击犹太人和反犹学生阻挠犹太学者讲课的事件发生。

    赫茨尔就是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开始放弃他的同化主义

    立场。早年他有过让犹太人被社会接纳的各种疯狂计划，其中一个便

    是对犹太人进行社会再教育的庞大计划，其目的是要让犹太人产生他

    所称的“对荣誉等产生细腻和特别敏感的感情”。另一个计划就是和

    教皇签订合约，根据这个合约，他将发起一场反对反犹主义的运动，

    作为“所有犹太人自由、体面地改信基督教的大规模运动”的交换。

    [147]但是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犹仇恨，这些计划不久便无果而终。赫茨

    尔开始创作剧本《新隔都》，反映新的偏见之墙如何取代了旧的石

    墙，竖立在犹太人的周围。他逗留法国的经历使他同化的幻想彻底破

    灭。和其他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一样，他一向视法国为宽容的堡

    垒，可事实上，他发现法国的反犹主义也十分猖獗，从他在巴黎的报

    道可以看出他的焦虑与日俱增。[148]后来就发生了军事学院的可怕一

    幕。事情无论祸福，赫茨尔总是从戏剧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最后让赫

    茨尔下定决心的是德雷福斯被撤除军职的这出可怕的戏，还有他绝望

    地独自咏叹自己清白的声音。德雷福斯岂不是新隔都典型的受难者？

    如果连法国都与犹太人为敌，他还能指望欧洲的哪个地方接受犹太

    人？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一点，法国众议院差点儿就通过（268—208）

    了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反犹动议。

    1895年，赫茨尔尚预见不到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将会获得胜利。经

    过了一个世纪再来回顾这件事，我们现在可以认为19世纪90年代就是

    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高峰，这波反犹浪潮是俄国恐怖事件导致的难民

    潮引发的，并不像当时所表现的那样势不可挡。但是赫茨尔无法预知

    事件的未来，当时反犹分子似乎胜利在望。1895年5月，鲁伊格当选维

    也纳市长，犹太人眼看就要被从欧洲各地驱赶出去，为犹太人另谋出

    路成了当务之急。犹太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1895—1896年冬，赫茨尔完成《犹太国》一书的书稿，阐明他的

    纲领。1896年1月17日，伦敦《犹太纪事报》首次发表该书摘录。书的

    篇幅不长，只有86页，它的诉求很简单：

    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我们曾在各地真诚地尝试融入当地

    社会，唯希望保持自己的信仰。然而没有人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

    努力在艺术、在科学上创造成就，为祖国带来荣耀，在商业上做出贡

    献，为祖国创造财富，然而仍然徒劳无益……我们被斥为异乡人……

    唯愿他们能给予我们宁静……但是看来他们不会。

    所以，赫茨尔提议授予犹太人对一块适当的土地主权，其面积要

    足以容纳他们整个民族，在哪里没有关系。可以是阿根廷，富商莫里

    斯·德·希尔施男爵（1831—1896）已在那里的一些农业垦殖地安置

    了6000名犹太人。巴勒斯坦也可以，那里已经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资

    建立的类似垦殖区。重要的是要获得犹太人的舆论支持，他们相信宣

    传。1896年2月，《犹太国》首先在维也纳印行成书，后来出现了80个

    版本，被译成18种语言。[149]

    《犹太国》的发表，让丹尼尔·德龙达离开书本，大步踏上了历

    史舞台。没错，就是一个舞台。赫茨尔不可能扮演迈蒙尼德那样谨慎

    理性的犹太政治家角色，用智慧的语言默默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他给

    犹太人的世界政治带来了表演艺术的做法，这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

    在。在即将上演的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的这出大戏中，他既是演员

    又是剧团总监；尽管书上的计划纲要直接、简单，但是伟大的细节全

    部存在他的脑子里和笔记本上。他们将会有一个“占据这片土地”的

    巨大的“远征运动”，会有一部以威尼斯法律体系为基础的贵族宪

    法，当选总督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希尔施或可任副总统。将会

    有像圣马可广场或巴黎皇家宫殿那样富丽堂皇的广场。他还设计了加

    冕典礼，甚至细化至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警卫团——赫茨尔胸甲骑兵

    团，古犹太区将整体迁移重建，将建设国际性剧院、马戏场、有歌舞

    表演的咖啡馆、香榭丽舍那样的繁华大街，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座国

    家歌剧院：“男士身穿燕尾服盛装出席，女士衣着极尽奢华……我还

    会在重大节日训练盛大的游行队伍。”他的大多灵感不是来自别人，

    正是瓦格纳，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听瓦格纳作品的音乐会。“只有没有

    瓦格纳作品演出的晚上，我才怀疑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又一次回归

    应许之地，他吹嘘道，“摩西的出埃及与之相比，就像忏悔星期二上

    演的剧本与瓦格纳的歌剧相比！”[150]赫茨尔的伟大计划，多少存在

    一分迪斯雷利式的幻想，事实上赫茨尔有时甚至还有末底改·诺亚那

    种高调作秀的味道。

    赫茨尔有些戏剧性特点一直伴随着他直到最后。比如，他坚持每

    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都必须庄严隆重，即使是上午11点钟，代表们

    也都必须穿晚礼服盛装出席。以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身份正式拜见要

    人时，他对行头非常讲究：精心护理的高顶礼帽、白色的手套、无可

    挑剔的大礼服，而且，他还要求随行的犹太人也都必须和他一样。他

    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消除隔离区犹太人悲哀可怜、穿着工作服、拖着

    脚走路的旧形象。他总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筹备各种会议，但是

    随着工作量的明显增加，他的戏剧表演热情逐渐消失，他生活和个性

    中的悲剧性色彩也越来越明显。

    赫茨尔原以为犹太国的建立方式还是会像在巴比伦流放时期那

    样，由上层的犹太富人为其他犹太人做出最好的选择，然后推行下

    去。然而他发现这种做法现在行不通了。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欧

    洲，各地的犹太当权派都反对他的计划。正统派拉比或是指责他，或

    是对他不予理会。对改革派拉比而言，他放弃接受同化，视之为行不

    通的道路，等于否定了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富人对此不屑一顾，或者

    怀有深深的敌意。罗斯柴尔德勋爵，这位犹太世界的最重要人物，根

    本不愿见他，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公开表示拒绝的。在巴黎，已经

    在巴勒斯坦经营着九个农垦区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虽然接待了

    他（1896年7月19日），但是他坦率地说，赫茨尔这些华而不实的计划

    在他看来不仅没有实现的可能，反而会影响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他一再强调：“人不可以眼高手低。”希尔施男爵也见了他，但是认

    为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空论家，他对赫茨尔说，犹太人的移民计划需

    要的是好的农业劳动者：“我们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犹太人心气太

    高，我们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然而知识分子也不喜欢赫茨尔，尤其

    是在这位预言者的家乡维也纳。有个笑话说：“我们犹太人等待犹太

    国两千年了，非要让我遇上吗？”赫茨尔自己所在的《新自由报》尤

    其反对，掌握报社财政大权的莫里茨·贝内迪克特（1849—1920）气

    愤地警告说：“任何个人都无权擅自引发这种雪崩式的灾难，这是一

    个巨大的道德责任。没等我们建成犹太国，我们连现有的国家都会失

    去。”[151]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维也纳犹太学生领袖纳坦·比恩鲍姆，实际

    上“犹太复国主义”（Zonism）一词就是他在1893年创造的。还有英

    帝国阿什克纳齐的首席拉比赫尔曼·阿德勒，他将赫茨尔比作德龙达

    （当时赫茨尔并未看过此书），维也纳首席拉比莫里茨·古德曼虽然

    对赫茨尔的计划表示怀疑， 却对他说： “ 或许你就是蒙召的一

    位。” 最重要的是赫茨尔得到了哲学家马克斯· 诺尔道（ Max

    Nordau，1849—1923）的支持，1892年诺尔道发表切中时弊的《堕落

    论》（英文版1895年在伦敦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他看来，

    反犹主义就是时弊的症状之一，他对赫茨尔说：“如果你疯了，那么

    我们一起疯——相信我！”[152]诺尔道指出，为了避免和土耳其政府

    对立，应该用“家园”来代替“犹太国”的说法，最终让英语里产生

    了“民族家园”一词——从如果要让计划得到接受，这个区别很重

    要。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中许多具有实际意义的计划也是诺尔道起草

    的。

    尽管如此，赫茨尔还是很快就发现，犹太教的活力不在于西方的

    精英，而在于那些“拥挤不堪”而又贫穷的东方犹太人，对于这部分

    人，他在刚开始发动运动的时候一无所知。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是在伦敦东区对犹太穷人和难民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们称他为“小民

    的代言人”，“我坐在讲台上……五味杂陈，我耳闻目睹我的传奇故

    事在这里诞生”。在东欧的穷人中，他一下子就成了神话般的人物，

    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回忆道，他10岁在波兰王国的时

    候，听到这样的谣传：“弥赛亚已降临世界，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学

    识渊博的维也纳人，而且至少还是博士。”和西方精明的中产阶级犹

    太人不同的是，东方犹太人没有选择，无法将自己当成俄国人甚或波

    兰人，他只知道自己是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什么都不是——他们的俄

    国主人绝不会让他们忘记这一点——而就在此时，赫茨尔为他们带来

    的是能让他们成为某个地方真正公民的唯一希望。对当时还是柏林二

    年级学生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而言，

    赫茨尔的提议犹如“晴空的一道闪电”。索非亚的首席拉比甚至宣布

    赫茨尔就是弥赛亚。消息传出后，赫茨尔发现经常有衣衫褴褛、心情

    激动的犹太人远道前来求见，这令他追求时尚的妻子很不高兴，久而

    久之，她连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都听不得。然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了

    复国主义军团的步兵、军士和军官，赫茨尔把他们称作他的“乞丐部

    队”。

    这支“部队”第一次集结是在1897年8月29日，地点是巴塞尔城市

    赌场音乐厅。[153]这次会议自诩为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与会

    的有来自16个国家的代表，这些人大多是生活贫困的穷人，赫茨尔不

    得不自掏腰包资助这次大会，但他还是要求他们必须好好打扮：“开

    幕式上必须穿黑色正装，戴白色领带。”当天他们穿戴整齐地高喊犹

    太人的古老口号“国王万岁”向他致意。许多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都有

    意淡化这次会议——《新自由报》压根儿拒绝报道此事，还故意着重

    报道在牛津召开的、讨论女自行车手合理着装的犹太裁缝会议。但是

    赫茨尔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为他的首届会议招来了来自26家媒体的

    记者。当1898年第二届会议在瓦格纳令人振奋的《唐豪瑟》序曲中拉

    开序幕的时候，这个大会已然是一个正式的机构，除了他的台柱诺尔

    道（他是拟写政策文件的）外，他还吸引了一些得力的助手，有来自

    科隆的木材商、后来接替他的位置成为该组织领导人的丹尼尔·沃尔

    夫松，自1898年大会起还有魏茨曼。这些人和赫茨尔不同的是，他们

    都非常了解东方犹太人。沃尔夫松为复国主义旗帜选择了蓝和白这两

    种颜色，这是“我们祈祷巾的颜色”。他们了解犹太群众内部的宗教

    和政治动向，魏茨曼已经开始遭受来自犹太学生运动内部社会主义反

    对派的强烈攻击， 他还击说： “ 普列汉诺夫先生， 你不是沙

    皇。”[154]他们的想法是要让赫茨尔置身于犹太人内部派系斗争的激

    流之外。“他不懂犹太人眼前的事，”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梅纳赫姆

    ·色乌什金写道，“因此他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有外部阻力，

    没有内部阻力。我们不应让他知道真相，这样他才能保持强有力的信

    仰。”[155]

    最后照例接管这场运动的职业政客和组织者，嘲笑赫茨尔的牌子

    是“披着长大衣的犹太复国主义”。然而这是拼图游戏的关键一块。

    正如赫茨尔意识到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很容易变成又一场污迹斑斑

    的国际运动，在世纪之交，这样的运动不计其数。为了让这场运动得

    到别人的尊重和认真的对待，私人层面的高级别外交是必需的，而这

    正是他所擅长的。渐渐地，他得到了欧洲所有重要人物的接见，他结

    交土耳其、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大人物。他有勤快记日记的习惯，

    记录了这些会面的精彩细节。[156]甚至反犹分子也成了可利用的对

    象，为了赶走“他们的”犹太人，他们往往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成立

    复国主义项目。对犹太人充满恶意的俄国内政大臣、集体迫害事件的

    策划者文策尔·冯·普列维对赫茨尔说：“您这是向已经改宗的人说

    教，多此一举……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独立犹太国的成立，它能够吸收

    数百万的犹太人。当然我们不想失去全部的犹太人，我们希望留下高

    智商人士，比如赫茨尔博士您就是最杰出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要那些

    智力低下、几乎不名一文的犹太人。”[157]德国皇帝也支持犹太人第

    二次“出埃及”：“我全力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他们走得越早

    越好。”威廉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为赫茨尔向苏丹说情，后来苏丹在耶

    路撒冷正式会见他，对他表示支持。这对赫茨尔而言是一个重要时

    刻：他坚决要求他的代表团在炎热的正午穿着正式的晚礼服，还仔细

    地检查他们的靴子、领巾、衬衣、手套、套装和帽子——其中一个人

    不得不换上一顶更好的礼帽，沃尔夫松不得不换掉袖口脏兮兮的衬

    衣。但是即使德国皇帝提高了赫茨尔的国际地位，但依然不能说服土

    耳其人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而此时德国人又在积极寻求和土耳其

    人结盟，自然放弃了这个计划。

    现在就剩英国了，赫茨尔恰当地称其为支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杠

    杆的“阿基米德支点”。英国的政治精英显示了足够的诚意，不少人

    读了《坦克雷德》，读过《丹尼尔·德龙达》的更是不在少数。而

    且，俄国犹太难民大量涌入引起了人们对反犹主义及移民配额受影响

    的担忧。1902年，政府成立皇家移民委员会，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委

    员会成员之一。赫茨尔被要求前往英国做证，现在罗斯柴尔德终于同

    意见他了，几天前他们悄悄地见了一面，目的是确保赫茨尔不会发表

    强化拒绝犹太难民入境呼声的言论。罗斯柴尔德从激烈的敌对态度到

    友好的中立立场的转变，对赫茨尔而言是重大的胜利。作为交换，他

    非常乐意地告诉委员会（1902年7月7日），英国应该接收更多的犹太

    移民，但是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让

    他们自己来寻找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家园”。[158]

    赫茨尔此次现身英国使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政府高层，尤其是殖

    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二位原则上都支

    持建立犹太人家园。但是在哪里建立家园呢？他们讨论了塞浦路斯，

    后来又提到了埃及边境上的阿里什。赫茨尔认为可以考虑“在巴勒斯

    坦附近找个地方，成为犹太人的聚合点”，他写了一份文件提交给英

    国内阁，首次提出一个虽然危险但是强有力的观点：“英国一下子可

    以获得一千万隐蔽但是忠心的臣民，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

    业。”但是埃及人表示反对，调查结果显示不令人满意。然后张伯伦

    从东非回来后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乌干达。“我一看到它，”他

    说，“就想，‘这正是赫茨尔博士要的土地。不过当然了，他心有所

    系，想去的是巴勒斯坦附近的地方。’”事实上，赫茨尔对此刻正在

    俄国发生新一轮更加血腥的屠犹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倒也愿意接受乌

    干达。因此兰斯多恩写了一封信：“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犹太殖民）

    信托[16]和委员会都认为合适而且英国政府也认可的地点，兰斯多恩勋

    爵将愿意为有条件地建立犹太定居地出谋划策，这些条件能让定居地

    人员遵守其民族习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转机，等于一个初步的犹

    太国得到了外交上的承认。赫茨尔的一个精明举动激发了一位正在冉

    冉升起的年轻的自由党政治家戴维·劳合·乔治的兴趣：让他的律师

    事务所为垦殖地草拟宪章。他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宣读兰斯

    多恩的信，与会者“对英国表现出来的大度颇为惊讶”。但是许多代

    表认为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背叛，俄国人退出了。赫茨尔最后总结

    道，“巴勒斯坦是我们民族可以落脚的唯一一块土地”。[159]在第七

    届大会（1905）上，乌干达遭到正式否决。

    但那个时候赫茨尔已经英年早逝，享年44岁。他的个人生活非常

    不幸，10年艰苦卓绝的忙碌和艰辛压垮了他的身体，也毁掉了他的婚

    姻，他留下的家产少得可怜。妻子茱莉亚只比他多活了3年，女儿波林

    染上海洛因，1930年死于吸毒过量。儿子汉斯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

    疗，没多久也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特露德在纳粹集中营里活活饿

    死，她的儿子斯蒂芬也在1946年自杀身亡，赫茨尔没有留下一个后

    代。但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他的子孙后代。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对斯

    蒂芬·茨威格说：“我错在开始得太晚了……你不知道我想到失去的

    那些年心里有多么痛苦。”[160]事实上，到赫茨尔过世之时，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英国是其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从

    1895年开始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与之对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

    动早了将近20年，后来证明这对事件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可以说，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启动的德

    雷福斯案，也是神意的作为——就像1648年和1881年的灾难一样。

    尽管如此，在赫茨尔辞世之时，犹太复国主义仍然只是犹太宗教

    和世俗历史洪流中的一股涓涓细流，其主要的对手就是全然的冷漠。

    但是也有活跃的敌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地绝大多数拉

    比，改革派的、保守派的或正统派的，都强烈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在西方，这些人认可被同化了的世俗犹太人的观点，认为这

    场运动是对他们固有地位的威胁，会使人怀疑他们作为公民对国家的

    忠诚。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拥有拥护者最多的东方，尤其是俄

    国，宗教势力的反对非常强烈，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它将对以色

    列国的最终诞生产生重要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部分创始成员不仅

    是西方人，（在正统派的眼里）还是无神论者。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

    大会召开前夕，赫茨尔和诺尔道一道参加了安息日礼拜，那是他们成

    年后第一次参加礼拜——还得有人教他们如何祝祷。[161]正统派最清

    楚这些，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会招致和启蒙运动

    一样的各种反对，不仅如此，它还要面临一个更强大的反对声音，那

    就是，它是对最重要、最神圣的犹太教信仰的亵渎和歪曲。说宗教意

    义上和世俗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无道理。对怀

    有宗教情感的犹太人而言，返回锡安是上帝以犹太人为试验实施全人

    类计划的一个步骤，它与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后者是用人类的办

    法（建立世俗国家）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犹太人不被世人接受和没有

    家园的问题）。

    到19世纪末，中东欧的虔诚犹太教徒明显分成三种传统。第一个

    是美名大师托夫的哈西德传承；第二个是道德主义传承，此传承以立

    陶宛的正统派贤哲的著述为基础，经过伊斯雷尔·撒兰特（1810—

    1883）的发扬，由犹太学校传播开来；第三个就是萨姆森·希尔施

    的“文明托拉”传承，他们以自己拥有的现代知识为武器攻击世俗化

    运动，（用希尔施的话来说）致力于“将时代提高到托拉的水平，而

    不是将托拉降格到时代的水平”。希尔施的儿子和孙子一辈向世人证

    明，接受世俗教育不一定就会失去犹太教信仰，他们还帮助组织了以

    色列正教运动。该组织寻求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托拉组织，协调各方犹

    太宗教势力，反对世俗化。促成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原因是，为俄国

    集体迫害受害者募集的救援基金落入了世俗人员之手，被他们用于排

    斥虔诚派犹太教徒。但是这三个派系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尤其反对它日甚一日地要为全体犹太人代言的主张。[162]

    东欧的贤哲强烈反对任何可能会让犹太复国主义者获益的行为，

    甚至包括对以色列地的访问。其中，卢布林的撒督（1823—1900）写

    了一段非常典型的话：

    耶路撒冷是最神圣的所在，是以色列的心之所向……然而我却生

    怕我启程前往耶路撒冷会被视为对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支持。我祈求

    我主，我的灵祈盼他的言语应许我，救赎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悉心留

    意期盼受膏者的到来，纵有300铁鞭抽打，我自屹立不动。因为犹太复

    国主义者，我绝不上耶路撒冷。[163]

    正统派的观点是，撒旦用迫害的方式引诱以色列不成，本已绝

    望，可现在又获准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进行尝试，除了启蒙运动的一切

    罪恶外，还包括将圣地纳入他邪恶的偶像崇拜计划里。犹太复国主义

    远比假弥赛亚事件更加恶劣——这完全是假的，是撒旦的宗教。更有

    人说，这个世俗的犹太国将会唤起民众的无神论思想，这和上帝要求

    摩西走寡头统治道路的精神背道而驰： “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

    老” （ 《出埃及记》3 ） ；“ 上帝保佑， ” 考那斯的两名贤哲写

    道， “ 但愿民众不会对涉及公众普遍需求的会议或观点说三道

    四。”[164]1912年5月11日，正统派贤哲在卡托维兹成立正教党运动，

    协调应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反抗活动。的确，也有正统派犹太人相

    信可以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让它为宗教目的服务。亚伯拉罕·艾萨克

    ·库克拉比（1865—1935）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种新的“以色

    列民族精神”可以用来敦促犹太人站在爱国的立场遵守《托拉》，传

    扬《托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最终当上了耶路撒冷的

    首席拉比。但是对大多数原本就在以色列地的虔诚犹太人来说，他们

    一听到犹太复国主义就惶恐不安。“那些弃绝独一无二真神及其神圣

    《托拉》的罪恶之人，”约瑟夫·海隐·索南菲尔德拉比（1848—

    1932）写道，“如此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有能力加快以色列民的救

    赎，聚集分在各地的人们，这在圣地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当赫茨尔

    来到圣地时，他又写道，“罪恶也跟着他一同来了，我们尚不知如何

    来对付这些以色列的毁灭者，愿上帝怜悯我们。”[165]虔诚的犹太教

    徒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广泛反对，虽然还称不上是全面的反对，不

    可避免地将使其更加坚定地投入世俗激进分子的怀抱。

    然而绝大多数世俗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并无兴趣，对有些人

    而言更是如临大敌。在俄国，迫害犹太人的运动还在继续，而且更加

    穷凶极恶，犹太人想要逃离俄国的愿望与日俱增，不管他们是正统派

    还是世俗派，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的

    一个出路。但是在受了启蒙的欧洲犹太人中，19世纪90年代反犹浪潮

    引发的恐慌已经开始消退。德雷福斯支持者在法国大获全胜再次证实

    了这个观点，即至少在法国，犹太人不仅获得了安全感，更是获得了

    机会和政治文化上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德国也是一样，反犹热情已

    逐渐降温，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再次达成共识，

    犹太人和当地社会同化是可行的。的确，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前夕，德国犹太人向“祖国”表示忠诚的心情最为迫切，德国和犹太

    人之间的文化渊源也最显著。

    事实上，尽管德国长期保持着恶毒的反犹传统——尽管犹太人被

    称为“犹太猪”——犹太人还是在德国感到非常自在。德国社会尊重

    和崇敬学者，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的价值观就是犹太人权威政体的价

    值观。犹太人从犹太学校毕业可以很自然地融入德国的大学，此时他

    们无论是研究还是学术成就都处于黄金时期。犹太人非常珍惜一个能

    够公平评定学术成就并对之予以极大尊重的国家渐次向他们开放的机

    会，德国犹太人非常努力，不久他们开始拿走新的诺贝尔奖：两个医

    学和生理学奖，四个化学奖，两个物理学奖，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获奖。[166]费迪南·尤利乌斯·柯恩创建了细菌

    学，保罗·埃利希是化学疗法的先驱，弗朗茨·博厄斯开创了文化人

    类学学科。德国的犹太人都是工作狂和急性子，爱德华·德弗里恩特

    这样描写他的朋友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他在母亲的调教下养成了

    连轴转的工作习惯，这让其他人难以忍受”，他总是在看表。[167]古

    斯塔夫·马勒常常是从家里一路跑到他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办公室；为

    了节省时间，他一进家门就吹起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开头几小节的口

    哨，宣告他已回来，午饭可以上了。

    犹太人知识分子不仅习惯和德国人相同，思想也和德国人一样。

    许多德国犹太人都非常赞同政治家加布里尔·里塞尔（1806—1863）

    的说法，后者坚称：“如果我们不是德国人，那么我们就是没有祖国

    的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犹太人，不管是像拉萨尔这样的社会主义

    者，还是像爱德华·拉斯克（1829—1884）和路德维希·班贝格

    （1823—1899）那样的自由党领袖，都感到犹太人的理性精神和现代

    德国的自由目标有着深深的联系，都在耐心地探索如何用理性的方法

    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有才华的德国犹太人无不从康德和黑格尔那

    里汲取营养，获得快乐。

    犹太宗教思想家尤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正处

    于基督教神学大复兴前夕，犹太作家被这股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向前

    走。马尔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1842—

    1918）可以说是迈蒙尼德的最后一位追随者，他有力地提出这样的观

    点：犹太教是第一个具有他所称的“理性宗教”之基本思想的宗教，

    只是它没有统一公式。一个国家一旦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愿意

    接受“理性宗教”。他认为，在所有现代国家中，德国是理性和宗教

    情感最容易调和的国家，那也正是因为拥有唯心主义哲学的德国及其

    对纯粹宗教和伦理人道主义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犹太历史的重

    复。他否定德国文化和犹太世界主义之间所谓的冲突，认为这是源自

    无知的无稽之谈。他反对特赖奇克教授将犹太人与德国人进行逐一比

    较的那些论据，并驳斥他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这句名言是违

    背真理的谎言。事实上，德国精神蕴含了犹太人的理想，这些理想是

    新教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新型的现代宗教人士，基督教新教徒也

    好，开明犹太教徒也好，归根结底都来自犹太人《圣经》中所蕴含的

    宗教理想和力量。因此，和反教权理性主义者的观点——世俗启蒙运

    动是不得人心的法国精神——恰恰相反，德国犹太人对《圣经》的伦

    理解读使之成为人类进步的工具而非障碍。[168]

    科恩的演讲再次点燃了弗朗茨·罗森茨维格（1886—1929）对犹

    太教信仰的热情，使他变成现代最伟大的犹太神学家之一，他早前就

    差点儿皈依犹太教。他和与自己同龄的堂兄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关

    于改宗问题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笔战，他的堂兄已经改信新教。他

    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通信”反映

    了犹太教思想流派和新教思想流派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犹太人怎样

    才能在德国哲学的思想假设中前进。[169]即使是攻击基督教并强调犹

    太教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德国犹太思想家们，如利奥·拜克（1873—

    1956），也能在德国的参照范围内前进。1905年，拜克发表《犹太教

    的本质》，对新教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的《基督教的本质》

    （1900）做出了精彩的回应，他在回应中辩论称，犹太教是理性的宗

    教，基督教却是浪漫的非理性宗教。圣保罗是元恶；但是马丁·路德

    不也说过：“凡信基督的人必是没有理性的人；不然他无法受信仰的

    支配，因为理性与信仰势不两立。”然而对基督教的这种批评显然可

    以在德国的怀疑主义中找到根源和盟友，尼采已经为攻击圣保罗准备

    好了指导原则（圣保罗不经意间成了德国几代反犹分子最喜欢的攻击

    目标）。神学辩论实际上显示了犹太人能够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德国的

    精神世界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那场摧毁身心的、将人类所有问题都变

    得更加复杂和危险的全球性灾难发生之前，能干的犹太人以惊人的数

    量融入充满竞争的大众生活。他们在德语区的贡献最多样、最引人瞩

    目。从他们的成就来看，我们不禁会认为，这些杰出的犹太人内心都

    觉得德国是犹太优秀人才安家立业的理想之地。难道德国不是自信满

    满地渴望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吗？难道犹太人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甚

    至最重要的作用，帮助德国实现这个面向所有人的挑战吗？难道这不

    是犹太人的古训——犹太人是“照亮外邦人的光”真正、现代和世俗

    的含义吗？

    犹太人似乎从各个方面帮助德国担当起世界领袖角色。此时的德

    国不仅是世界领先的知识大国，更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在德国推动

    的人类进步事业中，还有谁能比犹太人将这两方面的特性更好地结合

    起来？这两方面都是犹太人的强项，因为漫长的痛苦历史告诉他们，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敏锐的思想可以创造和引导经济实力。瓦尔特

    ·拉特瑙（1867—1922）就是敏锐地嗅到其中机会的人。他接替其父

    亲的位置，成为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的掌门人，后来在担任德国外交

    部长的短暂任期内惨遭暗杀。他不仅是德国重要的实业家，更是德国

    最受热议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作家之一——他的论文集多达五卷——

    此外他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空想家。他和其他人一样深受德国反犹主

    义之害，“在每一位德国犹太人的青年时期，”他写道，“都会有这

    样一个终生难忘的痛苦时刻——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来就是一

    个二等公民，无论多少才情和成就都无法让他从这种境况中解放出

    来。”[170]然而拉特瑙并不绝望，他对同化深信不疑。他认为，德国

    反犹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贵族阶层的创造，随着贵族阶层领导地位

    的终结——它必将为新的工人阶级统治所取代——反犹主义也将消

    失，[171]紧接着就是最后的彻底同化。犹太人与当地社会同化反过来

    又可以使金融和实业中的犹太因素以美国的方式，或者更好的方式，

    为新的富裕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这个新的富裕社会里，无产者将

    会消失，自由和宽容之风将会盛行。

    而对于拉特瑙之辈而言，洗礼和犹太复国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而是逃避责任的懦夫行为。犹太人应该坚定地表明自己的人文

    主义和日耳曼主义信念，应该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作为一个德国人的

    担当。勇敢不是犹太人的性格特点，那么就让它成为一个！在决斗

    中，犹太学生比异教的容克贵族更加暴烈，他们成了被人恐惧的对

    象，以至于异教学生的俱乐部不得不编造出意识形态和种族方面的理

    由，拒绝接受他们的挑战。他们参加训练，参加竞技。在奥运会刚恢

    复的20年里，德国犹太人在花剑和佩剑项目中夺得13块金牌和3块银

    牌。德国女子击剑冠军海伦·梅耶是两块金牌的得主，人称“金发海

    伦”。事实上犹太人进不了军官队伍，但是他们依然尽力而为。1914

    —1918年，犹太男子奔赴前线，获得了31500多枚铁十字勋章，然而在

    他们祖父所说的意第绪语中甚至都没有“战争”这个单词。[172]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代犹太人对德国产生身份认同

    的时候，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朝着很不一样的方向发展的

    文化和科学革命，而犹太人被认为是这场革命的掌舵人。军事上的军

    备竞赛让欧洲日渐分化和兴奋，与此同时进行的文化上的“军备竞

    赛”却让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分化。对艺术、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

    生影响的现代化运动声势日渐浩大，已然势不可挡。传统和保守势

    力，尽管并非坚不可摧，却仍在负隅顽抗，在1914年前的最后10年

    里，随着现代主义的要求充分显现，抵制行动变得越发气势汹汹。犹

    太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分成两派，参与了这场冲突。虔诚的犹太人，

    不管是正统派还是哈西德派，在抵制艺术和科学变革方面，是欧洲最

    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但是在非犹太教世界，没有人注意到他

    们，甚至知道他们的存在，或许只是当他们是一件传统的家具。在他

    们眼里，犹太人和犹太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支持现代主义，哪怕是以最

    极端的形式。

    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犹太人获得解放后走出隔离区融入文化艺术

    的主流，大大加快了正不顾一切向欧洲奔来的变革的步伐。犹太人天

    生就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专家，他们像先知那样驾轻就熟、凶狠痛快地

    砸毁、推倒传统模式的一切偶像。他们打入传统上排斥或禁止犹太人

    进入的领域，而且很快就成为主要推动力。

    比如，犹太人有着比欧洲其他民族要古老得多的音乐传统。音乐

    历来是犹太人礼拜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唱者是犹太地方社会几乎

    与拉比齐名的中心人物。但是犹太音乐家，除了改宗的几个，对欧洲

    音乐的发展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在19世纪中期的那几十年里，犹

    太作曲家和演奏家大举进军音乐界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而备受

    瞩目。犹太教并不是问题。有些音乐家已经改信基督教，如门德尔

    松，有些则是被同化、在宗教上没有倾向的犹太人，如雅克·奥芬巴

    赫（1819—1880）。少数的几个则是忠实或恪守教规的犹太教信徒，

    如雅克·阿莱维[17]（1799—1862）和贾科莫· 梅耶贝尔（ 1791—

    1864），但是音乐界已经注意到他们的犹太性和影响力，他们不仅是

    作曲家，还是乐团、学会、歌剧院、音乐剧场的指挥。而且，一般人

    认为还有更多的音乐家都有犹太人血统。1839年在法兰克福罗斯柴尔

    德家族的那场著名婚礼上出场的罗西尼，普遍认为他是犹太人。维也

    纳著名音乐世家的创始人约翰·施特劳斯，他的父亲就是受过洗礼的

    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经营一家小旅馆，甚至瓦格纳也担心自己可能是

    犹太人（不过没有根据）。还有人怀疑音乐上的突破性创新主要是犹

    太人做出的。

    1860—1914年，民众对改革创新的抵抗情绪日益增强，尤其是在

    维也纳，这里是欧洲的音乐中心，民众对待音乐的态度极其严肃。正

    如一位音乐史学家所言，音乐风格的变化节奏越来越快，能够欣赏音

    乐的民众数量也越来越多，导致“艺术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由通常的

    紧张变成了病态”。[173]音乐家有意挑战民众口味，民众则时而做出

    强烈反应，犹太人的反传统元素让音乐家的挑战和民众的反应都更加

    走向极端。1897年，当马勒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总监时，维也纳愤怒

    了。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总监可能是德国乐坛最重要的职位，马勒凭借

    实力获得了这个职位：他是德国最重要的音乐指挥家之一，歌剧院在

    他任职的10年里推出的各类精彩纷呈的辉煌之作，足以证明他担任此

    职当之无愧。但是为了获得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格，他不得不改信天主

    教，这在痛恨他的音乐创新的那些人眼里，不但没有帮他除去犹太人

    的污名，反而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上面。“他从来不曾欺骗过

    自己，”他妻子写道，“他知道人们不会忘记他是犹太人……他也不

    指望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他从未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相反，他总

    是强调自己是犹太人。”[174]

    马勒在维也纳音乐界的领导地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恶意的

    阴谋最终迫使他离开欧洲，去了纽约。这一切都还是在没有他的交响

    曲挑战民众的情况下发生的，他的交响曲在他生前很少演奏，或者说

    从未演奏过。在阿诺尔德·勋伯格（1874—1951）身上又是另外一种

    情况。勋柏格是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人，但是作为天主教徒被抚养长

    大。他在18岁时改信新教（1933年又回归犹太教）引起了轩然大波。

    1909年，他的第11号作品——第一钢琴曲完全抛弃了传统的调性。两

    年后，主要在马勒的举荐之下，他在维也纳皇家音乐学院获得一个低

    微的职位，这引起了奥地利议会的强烈不满。他们的理由是，这里是

    维也纳，它是欧洲的音乐之都，是世界文化王冠的守护者——难道要

    把它交给一个轻视他人的犹太人吗，管他是曾经的犹太人还是曾经的

    天主教徒？这种文化上的不满情绪比反犹主义本身更为厉害；或者更

    确切地说，它将原本从不表露此类情绪的人也变成了反犹分子，至少

    眼下就是如此。引发这种情绪的正是反传统的犹太人。1913年2月，当

    勋伯格的大型传统清唱剧《古雷之歌》上演时，观众给了它长达15分

    钟的掌声。次月，同样在维也纳，他的《第一室内交响曲》（第9号作

    品），以及随后他的非犹太学生阿尔班·贝尔格的《阿尔滕贝格歌

    曲》却引发了一场恶性骚乱事件，警方不得不介入。首先是马勒，然

    后是勋伯格，他们都是犹太人，这些人教坏了像贝尔格那样年轻的雅

    利安作曲家——就是这理由。

    当艺术创新与情色沾上关系时，它再次掀起了波澜。这正是莱昂

    ·巴克斯特（1866—1924）给俄罗斯芭蕾舞团注入的元素，俄罗斯芭

    蕾舞团主要由犹太人创建。巴克斯特的父亲是一名行商，他背着全部

    家当从格罗德诺一路做生意来到圣彼得堡，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靠

    做军服发家。巴克斯特一头红发，他怀有深深的犹太情结，相信大多

    数著名画家——如伦勃朗、雷斯达尔等都有犹太血统，他的定制信笺

    上印着大卫星。他因一幅参赛作品《圣母为基督哭泣》而被圣彼得堡

    艺术学院开除，画上是一群立陶宛隔离区的犹太人，以此强调基督及

    其母亲的犹太性，气得评委直接在他的画上狠狠地打上两道红杠。

    [175]

    巴克斯特是帕芙洛娃和尼金斯基的服装设计师，将尼金斯基引荐

    给佳吉列夫的也是巴克斯特。剧团组建之时一个名为加布里埃尔·阿

    斯特吕克的犹太人提供了资金，后来又由沙皇的宫廷犹太人冈茨堡男

    爵出资。巴克斯特除了设计场景和戏服，还设计芭蕾舞剧。他将强烈

    的男女情色带入他的冒险活动中，通过遮和抑的手法和面纱的运用将

    其表现得更加强烈。1909年5月19日，他的芭蕾舞剧《埃及艳后》在巴

    黎夏特莱大剧院上演，他在该历史剧的首演上述说：“尼罗河两岸巨

    大的神庙、柱子、闷热的天气。东方的香气，美女如云，个个身材曼

    妙。”他让典型的犹太美女伊达·鲁宾斯坦担当主角，演出开始，鲁

    宾斯坦除去面纱，身着巴克斯特亲手设计的戏服在他亲手设计的场景

    中隆重登场。用谢尔盖·里法的话来说：“俄罗斯芭蕾舞团一开始吸

    引巴黎的是油画。”[176]鲁宾斯坦双腿修长，闪米特人的轮廓，东方

    人的形象，用阿诺德·哈斯克尔的话来说是“巴斯克特的活油画”。

    [177]次年他创作《舍赫拉查德》，这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经典中的经

    典，表现后宫美妾与身强力壮的黑奴发生不伦关系，纵情声色的故

    事，最后在血腥的复仇中结束。这是整个这段时期欧洲遭遇的最大的

    文化冲击。

    如果说巴克斯特的感官趣味属于犹太性，那么他对色彩的感觉也是犹太性的，他关于色彩的道德理论更是具有犹太性。他说他利用了某些色彩的宗教意味（有妓女的蓝色和淫乱女子的蓝色）让观众产生他想要的情感。[178]他将这个理念传授给他的得意门生马克·夏加尔（1887—1985）——他有段时间在圣彼得堡办过学校，夏加尔的祖父是犹太仪式的屠夫。犹太艺术家的到来又一次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虽说数百年来犹太艺术作品中表现了不少动物（尽管人物表现很少）：《托拉》经幔上的狮子，犹太钱币上的猫头鹰，迦百农会堂柱顶的兽，建于5世纪的突尼斯纳罗会堂喷泉基座边缘的鸟；东欧的木结构会堂也有动物雕刻——事实上犹太木雕师是现代犹太造型艺术家的先驱。有一本意第绪语的民间装饰书籍，1920年在维帖布斯克出版，很像夏加尔本人的动物寓言集。但是在20世纪初，敬虔犹太教徒反对艺术家描绘活物形象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决。当年轻的哈伊姆·苏蒂纳（1893—1943）——其父是信奉哈西德教的穷苦裁缝——凭着记忆画了斯米洛维奇拉比的一幅画像时，遭到了父亲的一顿鞭打。夏加尔的父亲，一名靠搬运鲱鱼为生的工人，当儿子开始跟着肖像画家耶胡达·培恩学画时虽然不至于打他，但是他将5卢布的学费狠狠地掷在地上表示不满。[179]因此在当时艺术家们想要脱离宗教背景的愿望非常强烈，想要离开俄国的愿望也同样强烈。夏加尔因为无特许证就进入圣彼得堡在牢里待了数星期；巴克斯特晚至1912年仍然不得进入圣彼得

    堡（尽管其父亲是“享有特权的犹太人”），那时他已享誉世界。

    就这样，犹太画家到了巴黎，而且随即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反传统

    精神，成了艺术冒险的先锋。夏加尔1910年来到巴黎，住在离沃日拉

    尔路不远的艺术家聚集地著名的木制“蜂房”里，这里接待过莱热、

    亚历山大·阿尔奇片科等众多名人，他在这里遇见了犹太雕塑家奥西

    普·扎德金（1890—1967）和雅克·利普契兹（1891—1973）。莫依

    斯·基斯林（1891—1953）也在巴黎。这些艺术家都是来自波兰或俄

    国的阿什克纳齐，但是也有塞法迪人：罗马尼亚艺术家朱勒·帕斯金

    （1885—1930）和来自里窝那的意大利艺术家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

    （1884—1920），后来苏蒂纳来后就和莫蒂里安尼共享一张单人小

    床，三人轮流睡在上面。这时候已经有犹太人活跃在艺术前沿：卡米

    耶·毕沙罗（1830—1903）和他儿子吕西安（1863—1944），还有将

    印象派绘画带到德国的马克思·利伯曼（1847—1935）。但是这些年

    轻的犹太新人都是狂野不羁之辈，除了夏加尔毕生向往新锡安，其他

    人都几乎无视他们的宗教传承。苏蒂纳后来甚至否认自己是犹太人，

    否认自己出生在维尔纳，他在遗嘱中留了100法郎给拉比的孩子们，让

    他们买糖果，并让他们在他的坟墓上跳舞。但是他们都有着一股犹太

    人特有的冲劲，那就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文化领域中。

    并非犹太人有拥抱现代主义的普遍倾向。犹太人并不具备全球性

    的眼光，更不用说向世界推行现代主义计划。一位文化史学家甚至写

    道，把现代主义归因于犹太人是“反犹主义的偏见或亲犹主义的狭

    隘”。[180]犹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确定无疑的创新者，但是在其

    他各个方面他们往往是非常保守的，因此画作一度震惊德国的马克思

    ·利伯曼——他的《小耶稣在圣殿讲道》（1879）表现耶稣是一名犹

    太男孩——吹嘘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住在父母原来生活

    的房子里，“我准时吃饭、喝酒、睡觉、散步和工作，准得就像教堂

    的钟”。[18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或许是最有创新精

    神的犹太人，他厌恶几乎一切形式的“现代主义”，尤其鄙视现代艺

    术，指责那些创作者“视力有先天缺陷”。[182]他喜欢自己收集的古

    代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的雕像，他坐在书桌前，周围摆满了这些

    东西，就像亚伯拉罕和他的神像，但是这些雕像没有一个是早于文艺

    复兴时期的东西。和利伯曼一样，弗洛伊德每天、每星期、每月，甚

    至每年都有严格的生活规律，因此，早上8点至下午1点接待病人，1点

    至2点是午餐时间，这是正餐，必须准时，下午2点至3点是保健散步

    （天气不好时以及晚年他在宽敞的家庭公寓各处散步），接着是下午3

    点到4点的诊疗时间，然后接待病人，晚餐后再次保健散步，然后写作

    到凌晨1点。每个星期的日程也同样有规律：每隔一周的星期二参

    加“圣约之子会”[18]的会议；星期三是他的专业团体；星期四和星期

    六晚上到大学讲课，星期六上课结束后进行唯一一次娱乐活动——4个

    人玩塔罗克纸牌，星期天上午探望母亲。[183]门徒想要见他需要预

    约，不然就在他经常散步经过的某个地方等他。他不让他的女儿接受

    教育或出去工作，而是把她们留在家里培养成淑女，让她们做女红、

    画水彩画、弹钢琴，弗洛伊德采用家长制的做法管理他的大家庭，并

    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放在家庭和家人身上实践。弗洛伊德是长子，母亲

    非常强势，他和母亲两人对他的5个妹妹颐指气使，后来他的妻子也对

    他百依百顺。生活上她为他包办一切，甚至帮他挤好牙膏，就像旧时

    期的贴身仆人。他从不和妻子探讨他的想法，妻子私下里总说：“女

    人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不需要用什么精神分析来克服这些问题。过

    了更年期，她们就会更安静、更顺从了。”他的思想也不用在孩子身

    上，他让儿子跟家庭医生学习了解性知识。他自己的行为总是极其正

    派。[184]

    这里探讨弗洛伊德不仅因为他具有巨大的内在重要性，更是因为

    他的研究工作一再地呼应了犹太精神和犹太历史中的许多伟大主题。

    事实上，他身上有最典型的犹太人特征。弗洛伊德不是一个有信仰的

    人，更不用说他会相信《托拉》。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集体的癔

    症，他的全部作品都倾向于表示宗教信仰（及其他信仰）完全是人类

    的发明。关于他对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掌握，证据有些出入，[185]

    他接受的不是犹太教，而是欧洲的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他的德语写

    得非常好，他的写作风格为他赢得了歌德奖。但是他的父母均是来自

    信仰哈西德派的加利西亚，他母亲来自布罗迪，一个信奉极端哈西德

    派的城市。他的几个孩子中没有一人改宗或与非犹太人结婚（儿子欧

    内斯特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本人一向同情犹太人，他在生前

    的最后10年都宣称自己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犹太人。

    他认识赫茨尔，而且对他心怀敬意，他的著作译成希伯来语或意第绪

    语时，他从不收取版税。他的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写道，他“认

    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很少有朋友不是犹太人”。[186]当

    他的研究发现影响了他的声望时，他求助的是“圣约之子会”，正如

    他后来解释的那样：“在我遭遇孤立的时候，我的内心渴望出现一群

    经过特别挑选的、思想高超的人，他们不会在意我曾经的恣意妄为，

    愿意友好地接纳我……你们原是犹太人对我来说只会更好，因为我原

    本也是犹太人。我一向认为， 否认这一点不仅无耻而且绝对愚

    蠢。”[187]

    然而，弗洛伊德回归本源并不只是为了寻求安慰。他认为犹太精神具有伟大的力量。“如果不把儿子作为犹太人来培养，”他对马克斯·格拉夫说，“你就夺走了他获取力量的来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但是犹太人不仅拥有无限的力量——这是备受弗洛伊德欣赏的一个品质，而且还非常重视思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我们通过思想保持团结，”他写道，“因为思想，我们的民族才能延续到今天。”他相信犹太人的权威政体，即思想的最高权威，并说雅布奈学院“于我而言一向是我们犹太历史最有意义的一种表现”。[18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横空出世，让他从内科医生到心理治疗师

    的身份发生转变，这有点类似改宗的味道，而且是犹太人改宗的那种

    味道。他在35岁左右之前是一名医学家，后来突然之间就对传统医学

    失去了兴趣。犹太人的传统向来是人到中年开始显出对神秘事物的兴

    趣。迈蒙尼德虽然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也

    是到中年以后才治疗精神病例。36岁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年龄，如美名

    大师托夫36岁那年开始出道。实际上，欧内斯特·琼斯将1887年年末，即弗洛伊德31岁那年，至1892年《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的发表——那年他正好36岁，确定为他的“蛰伏期”。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却将这个时间往后挪了3年，他相信科学发现就是突然发生的奇迹。他说应该在自己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梦的房子里竖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应该这么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于1895年7月24日在这里揭开了梦的秘密。”琼斯认为弗洛伊德在做出这个发现之前先有性格上的变化。现在我们知道，从这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在完全重新诠释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己。按琼斯的话来说，他是在探索“人为何如此这一宏大问题”的答案，“人的内在本质的奥秘”这一终极目标。[189]

    这从本质来说也是宗教探索。和所有新宗教创始人的做法一样，

    弗洛伊德也很快就疏远了以前的同人。“他在新的事业中每走一步都

    会让他的同事觉得更加陌生了一些。他们已看不出他在医学研究上扎

    扎实实、硕果累累的那些年和他新的兴趣和方法之间有任何关

    联。”[190]思想的火花渐渐绽放，形成一套全新的信仰。“起初只是

    精神病理学中一条小小的线索，”他的同事汉斯·萨克斯写道，“但

    是在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人专注执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这几个

    小小的线索渐渐发展，最终形成心理学、人类文明，乃至所有有机体

    发展的一个基本概念。”[191]

    毋庸置疑，弗洛伊德具有宗教创始人，或者说异教创始人般的劲

    头。“因为我原本是犹太人，”他说，“我可以不受许多偏见的影

    响， 若是别人， 这些偏见就会影响他们发挥才能。” 他又这样

    说，“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圣殿所

    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

    刻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他曾对友人威廉·菲利斯吐露，他不

    是科学家、实验家，甚至也不是观察者，而是一个行动者：“从性格

    上说，我只是一个征服者、一个冒险家……我有此类人身上所具有的

    那种好奇心、胆魄和坚忍的意志。”[192]在他的心里，是摩西创立了

    犹太教，而不是亚伯拉罕，他深深折服于这位伟大的立法者，位于罗

    马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尤其让他痴迷：“1913年9月那孤独的3个

    星期里，我每天都来到教堂，在雕像前面仔细地观察、测量、描绘，

    直至我对它有了真正的理解。”[193]他还将自己比作约瑟，那个做梦

    的人、说预言的人，总是喜欢说，会解梦的人都成了亚历山大大帝最

    重要的谋士。

    弗洛伊德从犹太教中汲取了许多元素。他的释梦技巧从某些方面

    来说类似于《光明篇》中使用的方法。[194]他（在给荣格的信中）所

    称的“我的神秘主义中最神秘的本质”，更重要的还有他对数字的含

    义及数字预测的兴趣，都来自他的朋友菲利斯。[195]他相信甚至惧怕

    类似“分身”（Doppelganger）的概念，“我是躲着你的”，他写信

    给一个叫阿瑟·施尼茨勒的人说，令后者非常吃惊，“因为我不想遇

    见面容和我酷似的人。”他有极度的死亡焦虑（Todesangst）。[196]

    如果说弗洛伊德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迷信，如果说它具有加沙

    拿单那样的救世喀巴拉的自圆性——能够容纳不符合预期出现的事件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来自同样的背景：西方的科学更多的是

    表面而不是实质。但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犹太元素主要不是哈西德派

    的，而是摩西的。弗洛伊德想要创建一个新的准宗教的律法体系，一

    个隐含一切力量的、意味着永恒的律法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一位宗教领袖比他更加武断。

    [197]

    这个新学说的犹太性还表现在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上。首先，它的

    《托拉》、它的重要文献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著述和案例，它们就像

    《圣经》一样，是神化的短篇故事。用故事来表达一个主题，这是犹

    太圣哲的典型手法，它在哈西德主义中再次兴起，弗洛伊德又赋予了

    它科学和世俗地位，它在当时是，从某种程度上今天依然是，弗洛伊

    德之所以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谈到他写于1901年的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

    写的最微妙的书，将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惊人影响力。”[198]正如史蒂

    文·马库斯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一向坚决否认他写作中的文学意

    图，“如果我只是一个为了写故事而编出一种精神状态的文人，而不

    是作为医学工作者对其进行分析，”他圆滑地说，“那么我得考虑我

    是不是有病了，但是我绝不会这样想。”又说，“我还是觉得奇怪，

    我写的病历竟然读起来像小说，甚至有人说它们缺乏科学性。”[199]

    事实上，凡是他准备发表的案例，无论形式和文风他都大费周章，这

    和同时代其他的医生兼作家，如阿瑟·柯南·道尔、萨默塞特·毛姆

    所做的没有两样——只是弗洛伊德还在其中加入了《列王纪上》作者

    那样对真理的确信、自命不凡的语气和最基本的信仰，朵拉、鼠人、

    小汉斯、施雷伯和狼人这5人的病例是他所揭示的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其次，弗洛伊德学说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主要是犹太人。常常有人

    称他的学说来源于他给维也纳的犹太贵妇进行的精神治疗，这不是事

    实。但是约瑟夫·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施洗者约翰”——如果他

    有这样一位先驱者的话[200]——是一名犹太人，最早的精神分析学家

    也都是犹太人。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意义在于，他是他所能吸引到的

    第一位重要的非犹太追随者。正因为如此，在1910年于纽伦堡召开的

    第二届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推举荣格为终身主席：

    你们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因此无法为这个新的学说争取来朋友。

    在当今时代，犹太人必须满足于当个铺路者的角色。我要和普通科学

    世界建立联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如今我年事已高，也厌倦了无休止

    地被人攻击。我们大家都身处危险……这位瑞士人（荣格）将会拯救

    我们——拯救我，也拯救你们所有人。[201]

    对于公义的确证，弗洛伊德采取了和摩西一样的做法。犹太人的

    另一个传统——对多头领导和不同观点的包容——没有引起他的兴

    趣。小汉斯的父亲马克斯·格拉夫说，弗洛伊德书房里的气氛就

    是“宗教大本营”的那种味道，病人是“门徒”，而弗洛伊德自己，

    虽然他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心地善良、体贴周到的人，但是“在推行

    自己的观点时态度强硬，毫不留情”。[202]和哈西德派圣哲一样，他

    也有一个小小的议事庭，成立于1902年，在这个议事庭上，他绝不容

    有人对他提出强烈反对。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最杰出的成员之一的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曾经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他

    不是被当成一个提出批评意见的同事来对待，而是被当成异端，被当

    成“变节者”。格拉夫说：“这是一场审判，罪名就是异端邪说……

    弗洛伊德就像一个教会头领，驱逐了阿德勒，不让他进入正式的教

    会。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我经历了教会历史的全部发展过

    程。”后来还经常用到“天条”，尤其是在荣格这件事上——荣格是

    最大的“异端创始人”。和荣格决裂让弗洛伊德尤为痛心，因为用琼

    斯的话来说，荣格和他的关系就像“约书亚之于摩西”，他“一谈到

    荣格就喜笑颜开：‘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对他非常满意’”。“如

    果我建立的帝国有一天失去了父亲，”他写道，“那么必须是荣格来

    继承这一切。”[203]

    发现和驱逐“异端分子”的过程总是充满了仇恨。正如萨克斯所

    言，弗洛伊德的心“坚硬锋利如钢铁，一个深切的仇恨者”。他骂

    《儿童性生活》一书的作者亚伯特·莫尔是有着“讼棍般的智商和道

    德的畜生”，（将他赶出书房时）说他“把房间熏得跟魔鬼本人一样

    臭”。阿德勒是“垃圾”，“满身的恶毒和卑鄙”；“我养大了一个

    小人”。另一个“门徒”威廉·斯泰克尔是“天文学家头上的一只虱

    子”——这是弗洛伊德从海涅（另一个仇恨者）那里窃取的骂人话。

    荣格成了“异端分子”“神秘主义者”，“荣格分子”成了弗洛伊德

    词汇中最损人的一个。对于曾经的支持者，街上遇到他们，他佯装不

    认识，新版的书中也不再提到他们，或者称其为“原精神分析师”。

    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件也“丢失”了许多年。[204]在这些激烈的争

    吵中，弗洛伊德再次引用海涅的话：“人必须原谅他的敌人，但是要

    在他被绞死之后。”绞刑的证据倒是不缺，但是没有原谅。1937年，

    当阿德勒客死阿伯丁时，当时已80多岁的弗洛伊德写信给阿诺尔德·

    茨威格说：“我不理解你对阿德勒的同情。一个从维也纳郊区出来的

    犹太男孩死于阿伯丁，这本身就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履历。”[205]

    如果说弗洛伊德身上有以斯拉那样容不得异说的狭隘心理，以及

    权威政体那些典型的毛病，那么他身上还有一些英雄主义的美德：捍

    卫他视为真理的东西时无所畏惧的勇气，追求真理时充满激情的勤奋

    探索，毕生孜孜不倦的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面对死亡时显

    示的高贵尊严—— 他拒绝使用吗啡缓解慢慢折磨着他的癌症病

    痛：“我宁愿忍着病痛思考，也不愿让自己无法清醒地思考。”[206]

    阿瑟·库斯勒在他临终时看望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小脆弱”的

    圣哲，身上有着“希伯来族长一般坚不可摧的生命力”。[207]弗洛伊

    德传承的是非理性主义的犹太传统，这是纳奇曼奈或美名大师托夫的

    传统，而不是迈蒙尼德的传统。但是，或许是因为如此，他成了20世

    纪知识结构体系的中心支柱，这个结构体系本身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

    是一座非理性主义的大厦。换个比喻来说，他给了人类一面新的镜

    子，从来没有人如此彻底和不可逆转地改变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甚

    至谈论自己的方式，因为他改变了“内省”一词的内涵。

    如果说弗洛伊德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那么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1879—1955）是改变了人类看待宇宙的方式。爱因斯坦正是

    因为这个而成了20世纪的中心支柱，或许21世纪仍然是，因为历史表

    明，新的科学定律的伟大发现，如伽利略、牛顿或达尔文，将会持续

    影响社会很长时间。爱因斯坦是来自乌尔姆的犹太人，父亲经营一家

    电化学工厂。他在位于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上班， 狭义相对论

    （1905）和广义相对论（1915）就是在那里提出的。他和弗洛伊德一

    样，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的；此后他一直坚持

    不懈却徒劳地在探索可以容纳量子物理学的广义场论，他对量子物理

    学的提出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8]

    爱因斯坦似乎从来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虔诚犹太人，在这一点上

    他有点像弗洛伊德，但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不认为人类对上帝的

    信仰是一种幻觉；相反，他试图重新定义信仰的概念。从学问的角度

    来说，他完全继承了迈蒙尼德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是一个

    极其严谨的实证派科学家，提出理论就是为了让精确的验证成为可

    能，而且坚持他的观点必须验证后才有效——这和弗洛伊德的武断几

    乎完全相反。但是他也做好了准备，承认不可验证的真理是存在的，

    从这一点来说他比弗洛伊德更加实事求是。弗洛伊德一边否定神秘真

    理的存在，一边却允许自己根本就是个神秘主义者。爱因斯坦自始至

    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并不否认有一个神秘领域存在。他认

    为“这种奥秘”——在他看来是精神的而非实体的——“站在真正的

    艺术和真正的科学摇篮上”，越过“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

    还有我们所不能洞察的真理存在，这种真理“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

    为我们所感受到”。他认为，这样的认识才是真正的宗教情感，“在

    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

    情感的人”。[209]

    最后一个声明其实就是对迈蒙尼德观点的重申，即感知真理有两

    种互补的方式：理性和启示。但是，就否定启示这点而言，爱因斯坦

    更接近于斯宾诺莎，他非常仰慕后者。他确实说过，形成一个伟大的

    科学概念，直觉的思考是必需的，就是在浩大的理论概括过程中先要

    贸然地跨出一步。[210]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国犹太哲学家亨利·柏格森

    （1859—1941）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也强调科学（以及时间和物质

    的互动）中的确存在神秘和直觉的因素。[211]不过在爱因斯坦的观点

    和著作中，一旦直觉孕育了思想的要素，接下来就是科学和理性的事

    了。“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说——这几乎是一

    个神秘主义的目标。但是知识必须通过数学表述来获得，通过天文学

    来求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因斯坦所做的正是喀巴拉主义者所尝

    试的——用数字来描述宇宙，只不过后者的数字是直觉、是魔法，是

    无法求证的，而爱因斯坦的数字经过理性的思考，可以通过天文望远

    镜来求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魔法——他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现了宇

    宙的奥秘：宇宙并非人类假定的那样混沌无序，而是在时空法则的作

    用下有序地运行着。这些法则或许时不时地需要修正，就如他修正牛

    顿定律，但基本上在人类智力可达的范围之内。他说：“‘奇迹’就

    藏在这里，随着我们知识的进步，它藏得越来越深。”[212]

    爱因斯坦相信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受同样的法则支配，将会有一

    个支配所有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而他的广义相对论最终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届时用几页方程式就可以准确地描述物质世界的各种物理关

    系。他觉得自己与斯宾诺莎有很深的缘分，后者也同样“绝对相信各

    种现象之间存在偶然的依存关系，然而那个时候试图认识自然现象之

    间的偶然关系，成功的可能性仍然非常有限”。他比斯宾诺莎晚了300

    年，或许可以有所成就。这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探索，因为驱动它的

    是一个强大的需求——寻找关于概括一切的宇宙真理法则，即科学的

    《托拉》。与普遍性理论相对的是不确定性，这是一个让犹太人尤为

    厌恶的感念，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所有的伦理，或者历史、政治和律法

    的确定性。[213]因此爱因斯坦40年的探索，终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

    论。迈蒙尼德在他的法典、注释和《迷途指津》中，试图将庞大的犹

    太教遗产浓缩成一部清晰合理的中等规模的知识体系——犹太知识大

    全，爱因斯坦也和他一样，追求极致的简单化——用一部科学知识大

    全来帮助人类清楚地了解宇宙。[214]

    事实上，爱因斯坦的成就止步于相对论的确立。相对论已经多次

    得到证实，在过去60多年或者更长时间一直是人类科学知识宝库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大部分人的心里，它带来的不是简单化，而是复

    杂化，因为相对性和相对主义常常被混为一谈，尤其涉及道德的相对

    主义时。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联手出击，至少在大众的理解中，给了

    犹太-基督教伦理的绝对确定性一记毁灭性的打击，而无论如何，爱因

    斯坦对这种伦理深信不疑。[215]许多思想阴暗者又把这笔沉重的债记

    到了犹太人账上。相对论面世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不再关注科学发

    现了。犹太作家兼哲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注意到了

    这个影响：

    我们大多数人被这种思维模式所抛弃——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习以

    为常地被说成现代特有的成就——这必然伤及我们知识分子的自尊。

    对于此种羞辱，我们一致同意保持沉默；但我们可否提出这样的疑

    问……它真的将质疑和疏离这样的重要元素带进我们的思维生活了

    吗？质疑和疏离是由当今思想财富形成的任何一个观点中都必须考虑

    到的元素。[216]

    因此，这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狂热的知识分子运动和文化创新活

    动——犹太人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引发了进步分子

    和保守分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而且还导致了普遍的迷惘和焦虑。

    新的犹太世俗知识分子对此有同样强烈的感受，尽管他们的作品对造

    成这个局面功不可没。追寻准确的记忆是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

    年华》的原动力之一。在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的作品中，

    弥漫着一种莫名的错位感。“我现在在这儿，”他的一部短篇小说是

    这样结尾的，“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手，

    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217]勋伯格也有同样的感受，

    他用了一个奇怪的比喻来总结他的一生：“我犹如坠入热水翻滚的汪

    洋大海，不会游泳……我用尽所能划动手脚……从没放弃……可是在

    汪洋中，我又怎么能放弃呢？”[218]表现主义诗人雅可布·冯·霍迪

    斯（原名汉斯·戴维森）在1910年写了一首题为“世界末日”的短

    诗，这首诗不仅反映而且还加深了当时的这种迷惘情绪，它在德国一

    时间成了名声最响也最臭的一首诗歌，诗人在表现派领袖库尔特·希

    勒尔（自称是希勒尔拉比的后裔）主办的诗歌晚会上朗诵了这首诗，

    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帽子从市民的尖头上飞走了”，顿时为拥护者

    和反对者总结了现代主义，让后者感到出离愤怒，这在现在看来是令

    人费解的。[219]1914年，这位年轻的诗人精神失常，紧接着几乎整个

    欧洲都陷入疯狂，沉浸在毁灭的狂舞之中。在这之后，犹太人的未来

    和境遇都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1]Quoted in M. C.N.Salbstein,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n Britain（New Jersey 1982），98.

    [2 ]Quoted in W. F.Moneypenny,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6 vols（London 1910），i 22.

    [3 ]Emile Marmorstein, Heaven at Bay ： The Jewish

    Kulturkampf in the Holy Land（Oxford 1969），32.

    [4]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826.

    [5 ]Erstlingswerk （ Leipzig 1894 ） ， 233；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6 ]The best is Bertrand Gille,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 vols（Geneva 1965—7）.

    [7]Quoted in Miriam Rothschild, Dear Lord Rothschild：

    Birds, Butterflies and History （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83），295—296.

    [8]Ibid.，301.

    [9]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London 1958），ch.1.

    [10 ]Harold Pollin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East Brunswick 1982），95—96.

    [11 ]S. D.Chapma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glish

    Rothschilds，1793—1811（London 1977），20ff.

    [12]See Edward Herries, Memoirs of the Public Life of

    John S. Herries （ London 1880 ） ；Gille, op.cit. ， i 45ff.；

    F.Crouz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3（Paris 1958），842.

    [13]Gille, op. cit.，i 458.

    [14 ]Pollins, op. cit.；K.Helleiner, The Imperial

    Loans（Oxford 1965）.

    [15 ]Gille, op. cit. ， ii 571；see Pollins, op.cit. ，

    245，table 5.

    [16]G. Storey, Reuters（London 1951）；F.Giles, Prince

    of Journalists （ London 1962 ） ；Ronald Palin, Rothschild

    Relish（London 1970），quoted in Pollins, op.cit.

    [17]Miriam Rothschild, op. cit.，9.

    [18 ]Cecil Roth, The Magnifcent Rothschilds （ London

    1939），21.

    [19 ]L. H.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London 1963）.

    [20]Salbstein, op. cit.

    [21]Quoted inibid.，165.

    [22]Gille, op. cit.，ii 591—616.

    [23 ]Richard Davis, The English Rothschilds （ London

    1983）.

    [24]For details, see Roth, op. cit.

    [25]Miriam Rothschild, op. cit.，298.

    [26]Ibid.，33.

    [27]For an account of 1st Lord Rothschild, see ibid.，

    30—50.

    [28]Ibid.，40.

    [29]Quoted in Roth, op. cit.

    [30]Quoted in Salbstein, op. cit.，44.

    [31 ]Cecil Roth, Essays and Portraits in Anglo-Jewish

    Histroy（London 1962），18—20.

    [32 ]Geoffrey Finlayson,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London 1981），112—116，154—159 etc.

    [33]Quoted in Ronald Sanders, op. cit.，5.

    [34]L. Loewe, The Damascus Affair（New York 1940）.

    [35 ]For Montefore, see Lucien Wolf, Sir Moses

    Montefore（London 1885）.

    [36]Roth, Essays and Protraits，19—20.

    [37 ]Robert Blake, Disraeli’s Grand Tour ： Benjamin

    Disraeli and the Holy Land，1830—1（London 1982），107ff.

    [38]Daien Schwarz, Disraeli’s Fiction（London 1979），

    99—100.

    [39 ]‘Benjamin Disraeli, Marrano Englishman’ ， in

    Salbstein, op. cit.，97—114.

    [40 ]This was the view of Judah Halevi；see H. J.Zimmels, Ashkenazim and Sephardim（New York 1959）.
    [41]Quoted in Blake, op. cit.，126.
    [42]Quoted in Salbstein, op. cit.

    [43]M. A.Meyer,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Jew（New York

    1968 ） ；Wolf’s article‘On the Concept of a Science of

    Judaism’（1822）is i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II（London

    1957）.

    [44 ]Quoted in Lionel Kocham, The Jew and his

    History（London 1977），66.

    [45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46.

    [46]Quoted in Kocham, op. cit.，66.

    [47]Babylon Talmud, Berakhoth 3a, quoted inibid.

    [48 ]For Hirsch’s writings see I. Grunfeld （ ed. ） ，

    Judaism Eternal，2 vols（London 1956）.

    [49]Ibid.，i 133—135，quoted in Kocham, op. cit.

    [50 ]Kochan, op. cit. ， 79—80；Cohen, op.cit. ， 34；N.Rotenstreich, Jewish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 New York 1968），136—148.
    [51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Bloch, is in 6

    vols（London 1892—8）and 5 vols（London 1919）.

    [52]Quoted in Kochan, op. cit.

    [53 ]H. Graetz, Historic Parallels in Jewish

    History（London 1887）.

    [54]Alexander Altmann，‘The New Style of Preach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Jewry’ ， in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

    [55]W. D.Plaut, Rise of Reform Judaism（London 1963）；

    D.Philipson,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New York 1967）.

    [56 ]M. Weiner （ ed. ） ， Abraham Geiger and Liberal

    Judaism（New York 1962）.

    [57]Quoted by Marmorstein, op. cit.，36.

    [58]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M.Kaplan（2nd edn, London

    1964）.

    [59 ]S. Ginxburg, The Life and Works of

    M.H.Luzzatto（London 1931）.

    [60 ]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 who gives a

    summary of Luzzatto’s teaching，5—11.

    [61]See Leo Rosen, The Joys of Yiddish（Harmondsworth

    1971），xviff.

    [62 ]The Renaissance of Hebrew Literature ， 1743—

    1885（New York 1909），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

    [63 ]Laura Hofrichter, Heinrich Heine （ trans. ， Oxford

    1963），1—2.

    [64 ]Jeffrey L. Sammons, Heinrich Heine ： A Modern

    Biography（Princeton 1979），40.

    [65]Ibid.，171.

    [66 ]The most important is S. S.Prawer, Heine’s Jewish Comedy：A Study of his Portraits of Jews and Judaism（Oxford 1983）.

    [67 ]Heine to Moses Moser ， 23 August 1823；quoted in

    Sammons, op. cit.
    [68 ]Heine to Immanuel Wohlwill ， 1 April 1823；quoted

    inibid.
    [69 ]Heine to Ferdinand Lassalle ， 11 February 1846 ，

    quoted inibid.
    [70 ]Heine to Moser ， 14 December 1825 ， quoted in

    Hofrichter, op. cit.，44.
    [71 ]Ernst Elster （ ed. ） ， Heines samtliche Werke ， 7

    vols（Leipzig and Vienna 1887—90），vii 407.
    [72]Sammons, op. cit.，249—250.

    [73]Ibid.，288.
    [74]Ibid.，25—26.

    [75]Ibid.，166.
    [76]Ibid.，308.

    [77]Quoted by S. W.Baron，‘Populatio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66—903.
    [78]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79 ]Paul Lindau （ ed. ） ， Ferdinand Lassalles Tagebuch （ Breslau 1891 ） ， 160—161；quoted in Wistrich, op. cit.

    [80]A. F.Day, The Mortara Mystery（London 1930）.
    [81 ]For Jews under the Tsars see J. Frumkin et al.（eds），Russian Jewry 1860—1917（London 1966）；S.W.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New York 1964）.
    [82]See Alexis Goldenweiser，‘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ussia’，in Frumkin, op. cit.

    [83]Lucien Wolf（ed.），Legal Sufferings of the Jews in

    Russia（London 1912）.

    [84]Ibid.，41.

    [85]Ibid. 44—46，71—76.

    [86]Ibid.，2—6.

    [87]Ibid.，9.

    [88 ]I. M.Dijur ， ‘Jew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 in

    Frumkin, op.cit.，120—143.

    [89]Quoted in Amos Elon, Herzl（London 1976）.

    [90]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91 ]Joseph L. Blau and S.W.Baron, The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40：A Documentary History，3 vols（New York 1963），ii 576.
    [92]Ibid.，iii 809.

    [93]Ibid.，ii 327.
    [94 ]A. B.Makover, Mordecai M.Noah （ New York 1917 ）；I.Goldberg, Major Noah ： American Jewish Pioneer （ New York 1937）；text of his proclamation in Blau and Baron, op.cit.，iii 898—899.
    [95]Ibid.，176—181.

    [96 ]For Leeser, see Murray Friedman, Jewish Life in

    Philadelphia 1830—1940（Philadelphia 1984）.

    [97 ]Text in full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570—571.

    [98 ]H. E.Jacobs, The World of Emma Lazarus （ New York 1949）；E.Merriam, Emma Lazarus：Woman with a Torch（New York 1956）.

    [99]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1092.

    [100]Richard Siegel and Carl Rheins（eds），The Jewish

    Almanack（New York 1980），509.

    [101]Psalms 137：1.

    [102]Moses Hess, Rome and Jerusalem（trans.，New York

    1918）.

    [103]Cohen, op. cit.，57—59；for Hess, see also Isaiah

    Berlin,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Moses Hess （ Cambridge

    1959）.

    [104 ]J. R.Vincent （ ed. ） ， Disraeli, 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 The Political Journals of Lord Stanley（London 1978），32—33.
    [105 ]J. A.Gere and John Sparrow （ eds ） ， Geoffrey

    Madan’s Notebooks（Oxford 1984）.

    [106 ]J. J.Tobias, The Prince of Fences ： The Life and

    Crimes of Ikey Solomons（London 1974）.

    [107 ]L. Hyman, The Jews of Ireland, London and

    Jerusalem（London 1972），103—104.

    [108 ]Emily Strangford, Literary Remains of the Late

    Emanuel Deutsch（New York 1974）.

    [109 ]Gordon S. Haight, George Eliot （ Oxford 1968 ） ，

    487.

    [110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London 1911 ） ， xxviii

    987.

    [111 ]For the influence of George Eliot, see Ronald

    Sanders,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New York 1984），14ff.

    [112]Guy Chapman, The Dreyfus Case（London 1955），99.

    [113 ]For French Jewry during the Dreyfus case see

    Michael R. Marrus,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 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 （ Oxford

    1971）.

    [114]Quoted inibid.，118.

    [115 ]Léon Halévy, Résumé de l’histoire des juifs

    modernes（Paris 1828），325—326；quoted in Marrus, op.cit.，

    90.

    [116 ]Julien Benda, La Jeunesse d’un clerc （ Paris

    1936），43；quoted in Marrus, op. cit.

    [117 ]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

    1914（New York 1965），33ff.

    [118]For the church see R. P.Lecanuet, L’église de la

    France sur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 （ Paris 1930 ） ， 231—

    233；Robert L.Hoffman, More Than a Trial ： The Struggle over

    Captain Dreyfus（New York 1980），82ff.

    [119 ]La Croix ， 13 November 1896 ， quoted in Pierre

    Sorin, La Croix et les Juifs 1880—1899（Paris 1967），117.

    [120]Chapman, op. cit.，59.

    [121 ]L’Aurore ， 7 June 1899；quoted in Marrus, op.

    cit. ， who has a chapter on Lazare ， 164—195；B.Hagani,

    Bernard Lazare（Paris 1919）.

    [122]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2 vols（London

    1977），i 210.

    [123 ]Paul Cambon, Correspondence ， 2 vols （ Paris

    1945），i 436.

    [124]Quoted in Chapman, op. cit.，199.

    [125]Christophe Charles，‘Champ littéraire et champ du

    pouvoir ： les écrivains et l’affaire Dreyfus’ ， Annales ，

    32（1977）.

    [126]Jean-Pierre Rioux, Nationalisme et conservatisme：

    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 1899—1904（Paris 1977），20

    —30；quoted in Marrus, op.cit.，148—149.

    [127]Painter, op. cit.，i 220.

    [128 ]Alain Silvera, Daniel Halévy and his

    Times（Cornell 1966）.

    [129]Painter, op. cit.，i 214ff.

    [130]Janine Ponty，‘La Presse quotidienne et l’Affaire

    Dreyfus en 1898—99′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21（1974）.

    [131 ]Found in a scrapbook compiled for Drumont and

    now（along with a mass of other Dreyfus case material）in the

    Houghton Library at Harvard.

    [132 ]Frederick Busi ， ‘The Dreyfus Affair and the

    French Cinema’，Weiner Library Bulletin，39—40（1976）.

    [133]Painter, op. cit.，i 226.

    [134]Ibid.，233.

    [135 ]R. D.Mandell ， ‘The Affair and the Fair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losing Stages of the Dreyfus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September 1967）；Douglas Johnson, 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London 1966）.
    [136 ]Joseph Reinach, Histoire de l’Affaire Dreyfus ， 6 vols plus index（Paris 1901—8）.
    [137]Chapman, op. cit.，359；Charles Andler, La Vie de Lucien Herr（Paris 1932）.
    [138 ]André Gide, Journals 1899—1949 （ trans. ，Harmondsworth 1978），194ff.
    [139 ]Of the many books on Herzl, I have chiefly followed Elon, op. cit.
    [140]Ibid.，9.
    [141]Quoted inibid.，66.

    [142]Ibid.，115.
    [143]For the rise of völkisch anti-Semitism, see George L.Mosse, The Crisis in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66）.
    [144]Quoted in Elon, op. cit.，64.

    [145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utoemancipation ： An Admonition to his Brethren by a Russian Jew（New York 1906）.
    [146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Weimar ：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London 1974）.
    [147]Elon, op. cit.，114.
    [148]Pierre van Passen，‘Paris 1891—5：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odor Herzl’s Life’ ， in Meyer W. Weisgal（ed.），Theodor Herzl, Memorial（New York 1929）.
    [149]Der Judenstaat：Versuch einer modernen Loesung der juedischen Frage（Vienna 1896）；H. Abrahami and A.Bein, The Editions of the Jewish State by Theodor Herzl （ New York 1970）.

    [150]Elon, op. cit.，142—147.
    [151]Ibid.，175ff.

    [152 ]For Nordau see A. and M.Nordau, Max Nordau（trans.，London 1943）.
    [153]I had the privilege of addressing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Zionists and Christians from this same platform in August 1985.
    [154]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London 1949），71.
    [155]Elon, op. cit.，186.
    [156]HisTagebücher, trans.Harry Zohn, ed.R.Patai, were published New York 1960.
    [157]Elon, op. cit.，379—380.

    [158]Sanders, op. cit.，29—30.
    [159]Ibid.，37—38.

    [160]Elon, op. cit.，405—406，397.
    [161]Ibid.，237.

    [162]Marmorstein, op. cit.60—70.
    [163 ]Quoted in I. Domb, Transformations （ London 1958），192—195.
    [164]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71—72.
    [165]Quoted inibid.，79—80.

    [166]T. Levitan, The Laureates： Jewish Winners of the Nobel Prize （ New York 1906 ） ；see list of Jewish Nobel prize winners in Encyclopedia Judaica, xii 1201—1202.
    [167 ]Federick V. Grunfeld, Prophets Without Honour（London 1979），10.
    [168 ]For Cohen see Cohen, op. cit. ， 70ff.；Alexander Altmann，‘The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Jewry’，in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169]For Rosenzweig and Rosenstock-Huessy see Altmann, op. cit.，and N.N.Glatzer（ed.），Franz Rosenzweig：His Life and Thought（2nd edn, New York 1961）.
    [170]Quoted in Grunfeld, op. cit.，17.

    [171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 ed. ） ， Walter

    Rathenau：Notes and Diaries 1907—22（Oxford 1985），98—99.

    [172]Quoted in Grunfeld, op. cit.

    [173]Charles Rosen, Schoenberg（London 1976），16—17.

    [174 ]Alma Mahler, Gustav Mahler ： Memories and

    Letters（trans.，New York 1946），90.

    [175]Charles Spencer, Léon Bakst（London 1973）.

    [176 ]Serge Lifar,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Ballet（London 1954）.

    [177]Quoted in Spencer, op. cit.，127.

    [178 ]For Bakst’s moral theory of colour see Mary

    Franton Roberts, The New Russian Stage（New York 1915）.

    [179]Sidney Alexander, Marc Chargall（London 1978）.

    [180]Peter Gay,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Oxford 1978），21.
    [181]Ibid.，101ff.

    [182]Letter to Karl Abraham, quoted in Jack J. Spector, The Aesthetics of Freud（London 1977），22.
    [183 ]Paul Roazen, Freud and his Followers （ London

    1976），192—193.
    [184 ]Ibid. ， 75ff.；for Freud and his wife see letter from his daughter Matilda Freud Hollitscher to Ernest Jones，30 March 1952 ， in the Jones archives, and Theodor Reik，‘Years of Maturity’，Psychoanalysis, iv I（1955）.
    [185]David Bakan, Sigmund Freud and the Jewish Mystical

    Tradition （ Princeton 1958 ） ， 51—52；Sigmund Freud, Preface

    toTotem and Taboo（1913）.

    [186 ]Ernest Jones,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 3

    vols（New York 1953—7），i 22，184.

    [187]‘On Being of the B’nai B’rith’，Commentary（March

    1946）.

    [188 ]Max Graf ， ‘Reminiscences of Sigmund Freud’ ，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xi （ 1942 ） ；Jacob Meotliz ， ‘The

    Last Days of Sigmund Freud’ ， Jewish Frontier （ September

    1951）；quoted in Bakan, op. cit.

    [189]Jones, op. cit.，i 25，35.For Freud’s own account, see M.Bonaparte, A.Freud and E.Kris（eds and trans.），Freud,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 Drafts and Notes 1887—1902（New York 1954），322；Bakan, op.cit.
    [190 ]E. Stengel ， ‘A Revaluation of Freud’s book“On Aph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54）.
    [191 ]H. Sachs, Freud, Master and Friend （ Harvard 1944），99—100；quoted in Bakan, op.cit.
    [192]Jones, op. cit.，i 348.
    [193 ]Ibid. ， ii 367；Sigmund Freud ， ‘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Collected Papers, iv 251—287.
    [194]Bakan, op. cit.，246—270.
    [195 ]Robert S. Steele, Freud and Jung ： Conflicts of Interpretation （ London 1982 ） ；W.McGuire （ ed. ） ， Freud-Jung Letters（Princeton 1974），220.
    [196]Max Schur, Freud Living and Dying（London 1972），337.
    [197]Jones, op. cit.，ii 148.
    [198 ]Steven Marcus, Freud and the Culture of Psychoanalysis（London 1984），50—53.
    [199]Quoted inibid.，83.
    [200 ]For Breuer, see Sigmund Freud ，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xxi（1910），181；Roazen, op. cit.，93—99.
    [201 ]Fritz Wittels, Sigmund Freud （ New York 1924 ） ，140；quoted in Bakan, op. cit.
    [202]Quoted in Roazen, op. cit.，197.
    [203]Jones, op. cit.，ii 33.
    [204]For Freud’s rows, see Roazen, op. cit.，194ff.，204ff.，220ff.，234ff.etc.
    [205]Jones, op. cit.，iii 208.
    [206]Ibid.，iii 245.
    [207 ]Arthur Koestler, The Invisible Writing （ London 1955）.
    [208]For Einstein’s contribution to quantum theory see Max Jammer，‘Einstein and Quantum Physics’，in Gerald Holton and Yehuda Elkana （ eds ） ， Albert Einstein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Princeton 1982），59—76.
    [209]‘What I Believe’，Forum and Century 84（1930）； quoted in Uriel Tal ， ‘Ethics in Einstein’s Life and Thought’，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297—318.
    [210]Einstein, Physics and Reality（New York 1936）.
    [211 ]Henri Bergson,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trans.，London 1935）.
    [212 ]Einstein to Solovine ， 30 March 1952 ， quoted in Yehuda Elkana ， ‘The Myth of Simplicity’ ， 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242.
    [213 ]Milic Capek, 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Contemporary Physics （ Princeton 1961 ） ， 335ff.；see also William James，‘The Dilemma of Determinism’，in The Will to Believe（London 1917）.
    [214]Yehuda Elkana, op. cit.
    [215]For this, see my 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 New York 1983 ） ， ch. 1 ， ‘A Relativistic World’.
    [216 ]Lionel Trilling, Mind in the Modern World （ NewYork 1973），13—14.
    [217 ]‘The Hunter Graccus’. Graccus or graculus is Latin for jackdaw, Czech kavka, and Kafka’s father, whom he hated, had a jackdaw sign over his shop.See Lionel Trilling, Prefaces to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Oxford 1981），118-122.
    [218]Quoted in Rosen, op. cit.，10.
    [219]Grunfeld, op. cit.，23—24.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2-3

    第二章　犹太教

    在公元前597年被迫流亡到巴比伦的第一批犹太精英中，有一位年长而博学的祭司，叫以西结（Ezekiel）。以西结的妻子死于最后的围城之战，他孤身一人流落异邦，生活在巴比伦附近的迦巴鲁河边，[1]最后孤独地客死异乡。以西结坐在河岸上，在愁苦和绝望中，他见到了神的异象：“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2]这是《圣经》上首次出现的带有强烈视觉效果的景象描述，其独特之处在于具有强烈的色彩和炫目的光耀，以西结穷尽词语对其进行了描绘：有黄宝石、蓝宝石和红宝石的色彩，明光闪耀，光芒四射、火花四处迸溅，炫目而灼热。以西结的这部长书，通篇都是梦幻似的场景和恐怖的意象，充满威胁、诅咒和暴力，内容含混，令人费解。以西结是《圣经》最伟大的作者之一，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之后也是。但是他让自己置身于各种神秘的事件中，几乎又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他总是自问，“为何我总是用谜语说话呢？”

    然而，这个古怪而充满激情的男人，实质上是要传递一个强有力的神谕：达到宗教的纯净是唯一的拯救方法。国家、帝国和宝座，从长久来看都无关紧要，它们最终都要在上帝的力量中消亡，重要的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以西结写到上帝如何将他带往遍布骸骨的谷地，并问他：“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接着他惊恐地看到，这些骸骨发出声响，震动着互相联络：上帝使骸骨长出筋络和肌肤，最后吹入气息，“于是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3]后来基督徒将这可怕的景象解读为死者复活，但是对以西结和他的追随者而言，这是以色列的复兴，而这个以色列将会比以往更加亲近和依赖上帝，上帝所造的每一个男女，每一个个体都对他负责，从出生起，终生遵守他的律法。如果说耶利米是第一位犹太教徒，那么以西结和他所见的异象便是犹太教创立的一记有力的推动。

    流亡异邦势必造成一个民族与过去的历史割裂。的确，犹太人中

    的10个支派已经消亡。与何西阿、以赛亚和耶利米一样，以西结也坚

    信，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是他们违背律法的罪恶直接造成的，

    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虽然早期的史书和预言总是强调集体负罪感，认

    为是王和首领的恶行使得上帝降怒于所有人，但是此时这些流亡的犹

    太人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可以指责。以西结写道，上帝不再因首领的罪

    恶而责罚所有人，也不再因祖先的过失而责罚现世的人。“我指着我

    的永生起誓，”上帝的声音振聋发聩，以色列的这句俗语“父亲吃了

    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已不再是真理。这句话已经过时，应

    该抛弃了。“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上帝对以西结说，每个人都

    要单独对他负责：“犯罪的，他必死亡。”[4]当然，摩西的宗教已存

    在个体的概念，它已包含在每个男女都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信念之

    中。以赛亚的教导使个体概念得到了有力的强化，到了以西结时代，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更是超越了其他一切， 从此个体当责之说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成了犹太人信仰的基本核心。

    这种个体至上的信念导致了许多事件的发生。从公元前734年到公元581年，就有6次明确的以色列人被驱逐事件，还有更多的人逃往埃及和近东。从这时起，大部分犹太人常年散居在应许之地之外。犹太人就这样四处飘零，没有政府可为他们提供援助，他们只好寻求其他出路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于是，他们转向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律法以及历史的记录。往后我们将更多地提到抄经士。迄今为止，他们只有像巴录一样记录伟人言语的文书，现在这些文书成了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着手书写口头的传说，誊抄从圣殿废墟抢救出来的宝贵经卷，整理、校订和阐释卷宗。他们的重要性一度超越祭司，因为如今已没有圣殿可以突出祭司的荣耀。流亡异乡反而有利于经卷的整理工作。犹太人在巴比伦受到了善待。在古城伊西塔门附近发现的石板上刻有发放给俘囚的配粮，其中就有“耶胡德王雅钦”（Yauchin, king of the land of Yahud）的名字——雅钦即约雅敬。有些犹太人成了商人，开始陆续出现犹太移民成功的故事。商人用取得的财富资助经卷整理和保护犹太人的信仰。如果要求个体遵行律法，那么他首先必须通晓律法。因此，仅仅整理和誊抄律法是不够的，还要讲授律法。

    故此，正是在流亡期间，普通犹太百姓才首次受到约束要进行定

    期的宗教礼拜。他们被要求严格施行割礼，用这个永不磨灭的印记来

    使自己有别于周围的异教徒。割礼成为一种仪式，成为生命和礼拜仪

    式的一部分。他们从巴比伦天文历法中所学的知识大大强化了“安息

    日”的概念，这一天也成为犹太人一星期中最重要的日子，沙贝塔伊

    是他们在流亡时期所起的最流行的新名字（来自“安息日”这个

    词）。现在犹太民族的一年首次定期穿插着各种节日：逾越节庆祝犹

    太民族建立，五旬节[38]纪念律法颁布，即纪念犹太教的创立，住棚节

    [39]纪念犹太人在旷野流浪（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结合是在旷野里完成

    的）。同时，随着个人当责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犹太人也开始庆祝新

    年，纪念上帝造天地万物，庆祝赎罪日[40]，期待最后的审判。而且，

    巴比伦的科学和历法计算技术也有助于使年度宗教活动框架得以常规

    化和制度化。正是在流亡期间，他们的这些信仰规条才显得尤为重

    要：关于纯净性、洁净以及饮食的规定。现在，有人开始研习律法，

    诵读律法，背诵律法。或许《申命记》中的律例是从这时候开始出现

    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与你的城门

    上。”[5]亡国的犹太人在流亡地形成了一个法治社会——他们自觉服

    从靠大家共同遵守的律法的统治。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犹大王国的最后沦陷到流亡结束，仅持续了半个世纪，然而这

    一时期却显示了犹太人巨大的创造力。我们现已来到犹太历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期。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在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之间存在

    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宗教层面来说，犹太历史经历了四个伟大的形

    成阶段：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流亡和后流亡时代，以及第二圣

    殿被毁后的阶段。前两个历史时期是耶和华信仰的产生阶段，后两个

    时期是耶和华信仰的发展成熟阶段，最后形成了犹太教。但是在这些

    历史时期中，犹太人都没有拥有过独立的国家，虽然在摩西时代也不

    曾有异族统治过他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在实现了繁荣

    稳定的自治以后，反而难以保持宗教上的纯洁和廉正。约书亚征服迦

    南后不久，堕落和腐败接踵而至；所罗门时代，以及南北分治时期，

    尤其在富有而强大的国王统治时期和盛世年代，他们又重蹈覆辙；后

    来在哈斯蒙尼王朝[41]和大希律[42]之类的君主统治时期，历史再次重

    演。在自治和兴盛时期，犹太人似乎总是要被附近的其他宗教吸引过

    去，不是迦南人的宗教，就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要不就是

    希腊人的宗教。唯有在逆境中，他们才能坚守自己的原则，才能发挥

    异常的宗教想象力和独创性，才能保持他们的纯粹和热情。或许，他

    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反而更好，因为只有在异族要来统治他们时，他们

    才会想到遵守律法，敬畏上帝。第一个发现亡国和美善可能存在某种

    联系、异族统治或胜过自治的是耶利米，他甚至认为，国家本身就带

    有与生俱来的恶。

    这些观念深植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拿细耳人和利甲族

    人。这是耶和华信仰本身所固有的，因为统治者是上帝，而不是人。

    《圣经》有时似乎也暗示，正义的总体目标是推翻人所制定的现行法

    令：“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6]在《撒母耳记

    上》第2章中，他的母亲哈拿欢唱赞美诗，颂扬以上帝之名进行的颠

    覆，颂扬神的革命：“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

    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7]童女马利亚（the Virgin Mary）后来

    在尊主颂（Magnificat）里也呼应了这一主题。犹太人是分解现行秩

    序的酵母，是促成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他们自身怎么可能是秩

    序和社会呢？[8]

    因此我们注意到，从那时起，犹太人身上总有一种流散情节。巴比伦帝国不久就被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所缔造的波斯和玛代联盟取而代之，居鲁士无意继续囚留犹太人。但是仍有许多犹太人，宁愿继续留在巴比伦，因此巴比伦成为一个很大的犹太文化中心，长达1500年之久。其他犹太社会则迁居到埃及，他们没有像耶利米那样只是跨过边境，而是沿尼罗河而下，一直来到第一瀑布附近的象岛。在那里留存的众多文献中，有一封是写在莎草纸上的信函，信中讲述犹太社会请求重建圣殿。[9]即使在那些已经回到犹大的人中，仍有一部分人怀有流亡思想，他们相信耶利米的观点，认为流亡中有美德，直到完美纯洁的那天到来。他们生活在旷野的边缘，在他们称为“大马士革地”的地方，认为这是保持了内心的流亡，“大马士革地”象征着被驱逐，那里有耶和华的圣所。他们在那里等待上帝的安排，到时候将有一颗星星指引，有一位圣洁的领袖带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这些流亡者是利甲族人的后代，库姆兰（Qumran）教派的先驱。[10]

    鼓动犹太人回归的很有可能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统治阶级的信仰，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普适主义的信仰，他们不像早期的那些帝国强权。居鲁士本人就是祆教教徒（Zoroastrian），信仰永生、仁慈、独一的神，“借由圣灵创造万物的造物主”。[11]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波斯人制定了全然不同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帝国宗教政策，他们很乐意尊重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只要这些信仰不妨碍这些民族归顺自己。居鲁士致力于纠正前任统治者驱逐犹太人和摧毁圣殿的恶行。在19世纪发现于巴比伦宫殿废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居鲁士圆柱上，他表明了自己的宗教策略：“我是居鲁士，世界的王……伟大之神马杜克（Marduk），喜悦我虔诚的作为……我召集他们所有的子民，将他们领回原来居所……众神……我奉伟大之神马杜克之命，将他们供奉在至圣所得享欢乐……愿所有被我送回至各城的神（每日祝福我）在世久长。”[12]而根据约在同一时期编撰的《以赛亚书》第二部分记载，居鲁士拯救以色列人是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居鲁士在这卷书中被称为“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13]在记述以色列人回归的《以斯拉记》中，居鲁士诏告巴比伦的犹太人：“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上帝与这人同在。”[14]

    尽管有居鲁士的支持，公元前538年，末代国王约雅敬之子设巴萨

    （Shenazar）带领的第一次回归却没有成功，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抵

    制。第二次回归是在公元前520年，当时得到了居鲁士的儿子大流士

    （ Darius ） 的全力支持， 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首领—— 所罗巴伯

    （Zeurubbabel），这名大卫的后裔在被任命为波斯的犹大总督后威信

    大增。《圣经》上记载跟随他回归的有42360名流亡者，其中有大量的

    祭司和文士。由此，一个全新的犹太正统教登上了耶路撒冷的历史舞

    台，它以独一的中央圣殿作为合法的敬拜场所。圣殿建设立即动工。

    《哈该书》第2章第2节中说，新殿比所罗门的圣殿建得简陋，虽然香

    柏木也是从黎巴嫩运来的。撒马利亚人和被视为异教徒的其他犹太人

    未被允许参与这项工作：“你们和我们无干。”他们对这些人说。[15]

    或许是因为这些返乡人士的排外行为，他们的聚居区没有兴旺起来。

    公元前458年，第三波回归运动使定居点得到了巩固。这一次返乡由以

    斯拉带领。以斯拉是一位有学问和威信的祭司兼文士，他试图解决由

    异端、通婚和土地争端引起的法律问题，然而收效甚微。终于，公元

    前445年，以斯拉得到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的协助。领导这支军队的

    是著名犹太领袖人物、波斯帝国的杰出官员尼希米（Nehemiah），他

    奉命担任犹大省的省长，治理犹大，并将其建成帝国版图内的一个独

    立政治实体。[16]

    第四批回归终于让定居点稳固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尼希米，这

    位有强大行动力的外交家兼政治家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

    墙，从而占领一个安全据点，指挥回乡民众的安置工作。他在回忆录

    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那是一部经典的犹太史书，里面写到了夜间

    对被毁城墙的首次秘密视察，显示建设者及其成就的功勋榜，阿拉伯

    人、亚扪人等对工程的竭力阻挠，工程如何在武装卫兵保护下继续进

    行——“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17]——还有建设者每天夜晚归城

    的情景（“我们都不脱衣服，除了脱下来换洗”），以及最后的胜利

    竣工。尼希米说工程耗时52天。重建的耶路撒冷比所罗门时期的规模

    小，生活贫穷，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口稀少。“城是广大，”尼希米写

    道，“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但是他们通过抽签决

    定，让犹大各地的住户迁居至耶路撒冷。尼希米的才干和智谋，在20

    世纪犹太活动家重新定居巴勒斯坦时，还会成为一种激励。但是随着

    工程的结束，突然，一切归于平静，耶路撒冷完全沉寂了。

    公元前400—前200年的这段时期，是犹太历史中失落的两个世

    纪，他们没有记录下什么大事件和大灾难，或许这段时间他们生活得

    很幸福。在所有的统治者中，犹太人无疑对波斯人最有好感，他们从

    来没有反抗过波斯人，犹太雇佣军反而还帮助过波斯人镇压埃及人的

    叛乱。在犹大，或波斯帝国的任何一地，犹太人都可以在家中自由信

    奉宗教，不久，犹太定居点广布各地：《多俾亚传》记述的就是这种

    散居生活，其背景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玛代。其他记录包括650封用

    楔形文字写的商业文件，这些文件作于公元前455年至前403年的尼普

    尔城，靠近以西结生活的地方：文中的人名有8%是犹太人的名字。[18]

    象岛聚居区流传下来两份犹太家庭档案也反映了当地的生活和宗教。

    [19]我们所知离散中的大多数犹太人，似乎都生活美好，信仰虔诚。而

    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仰的是新的正统宗教：犹太教。

    这失落的200年虽然是一段沉默的历史，但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现在的《旧约》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出现。尼希米和以斯拉在重建后的耶路撒冷将以色列人的信仰确立为新的犹太教，使《旧约》的出现成为必然。《尼希米记》第8章记述全体市民聚集在水门旁边，倾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诵读“摩西律法书”。受到经文的启示，民众大为感动，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犹太人，男的女的，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发咒起誓，立下严肃的新的誓约。[20]

    简言之，这份可以说是正式创立犹太教并赋予它合法地位的新誓约，不是基于神启或布道，而是基于一份书面的文本——一份经认可和审核、内容准确无误的官方版本，而这又意味着要将犹太人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大量历史、政治和宗教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和校订。他们在很早阶段就已识字。《士师记》中记录，基甸在疏割捉住一个年轻人向他询问这个地方，年轻人就将此地所有首领长老的名字写下来给他，一共“七十七个人”。[21]很有可能当时的大部分农人略微识字。[22]城市里的识字程度高，许多人都能写点东西，他们将自己听到的或亲身经历的，写成宗教或者世俗性质的故事，无数先知也记录自己的言语，形成数量巨大的史书、年表。以色列人虽不是杰出的工匠、画师或建筑师，但写作却是他们的民族习惯，而且近乎一种迷恋。他们创作的古代文献，卷帙浩繁，或许是品质最优秀的，而《旧约》只是

    冰山一角。

    然而，犹太人认为文学是服务于全体的教化行为，而不是个人的癖好。虽然《圣经》大部分书卷有单独的作者，但是对于他们认可的书，犹太人自己就会授予其集体认可和权威。其文学的核心一向是属于公众、受制于社会的。约瑟夫斯在他为犹太人信仰辩解的《驳阿皮翁》（Contra Apionem）一书中对此有描述：

    我们这里并非人人都可以修史……唯先知有此特权，他们通过神启得到远古时代的历史知识，并清楚地记录自己所在年代的事件……我们很少有内容混乱的史书，数量不多，内容统一，得到公认的有22部，包含了所有时期的历史记录。[23]

    约瑟夫斯所谓的“公认”，就是“正典的”（canoncial）的意

    思。“canon”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在苏美尔语中是“芦苇”的意

    思，“正典”一词取其“笔直，正直”之意；于希腊人而言，它的意

    思是规范、界限或标准。犹太人首次将该词用于宗教文本，对他们来

    说，它代表神谕，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或者是神启的先知书。故

    而，凡要收入正典的书，都必须有一个得到承认的真正的先知为其作

    者。[24]《摩西五经》成书后，正典开始出现。《摩西五经》即后来犹

    太教徒所称的《托拉》，其最原始的版本可能成于撒母耳时代，但是

    我们现有的版本却是5个或可能更多底本的汇编：南方底本，称上帝

    为“耶和华”，最早为摩西时代所作；北方底本，称上帝为“以罗

    欣”（Elohim），也是非常古老的作品；《申命记》或其部分内容是

    约书亚改革时代在圣殿里发现的“失落的”经卷；另外两部单独的法

    典， 学者称《祭祀法典》（ Priestly Code ） 或《圣洁法典》

    （Holiness Code），都来自宗教崇拜正规化和祭祀阶层受到严格约束

    的时代。

    《摩西五经》不是一部前后统一的著作，但也非德国批判传统的

    有些学者所称是后流散时代的祭司对历史的有意歪曲。我们切不可让

    黑格尔思想、反教权主义、反犹主义以及19世纪的学界思潮所滋生的

    学术偏见，影响我们对这些文本的正确理解。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潜

    心汇编这些著述的那些人，以及返乡后汇编正典时誊抄这些著述的文

    士，绝对相信这些古代文本来自神启，他们在誊抄时心怀敬畏，并力

    求准确，虽然其中还包含他们也显然无法理解的内容。五经的确两度

    用上帝的话语发出不可篡改律法的严厉告诫：“所吩咐你们的话，你

    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25]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当时的抄经士或文士—— 希伯来语中称“sofer”——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他们对自己所负的使命极其严肃认真。“文士”一词首次使用是在《底波拉之歌》中，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世袭的文士组织， 即《历代志上》中所称的“ 众文士家”（families of scribes）。[26]文士们最光荣的任务就是保护正典神圣的完整性。他们从摩西的文本入手，为方便起见，分别将其誊抄在五个经卷上，故名“五经”（Pentateuch，该词本身为希腊语，各卷经书也以希腊名命名）。在《摩西五经》之后，又加入了《圣经》第二部分，即先知书，在希伯来语中称Nevi’im。先知书又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者是以记叙为主的历史著作，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后者是先知演说家的著述，分成两个部分：3部大先知书，即《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所谓“大”是就其篇幅而言，而非其重要性——以及12部小先知书，即《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第三部分为诗歌智慧书（Ketuwim）或“文集”，常被称为“圣录”，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两本《历代志》。

    这种三分法并非有意的归类，而是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随着

    宣读经文成为犹太教礼拜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不断有更多的文

    本添加进去，由文士进行妥善誊抄。《摩西五经》或《托拉》早在公

    元前622年已被立为正典，后又逐渐加入其他经卷，整个过程大约在公

    元前300年完成。除了《托拉》，其他书卷按何种标准被编为正典，我

    们不得而知，但是大众的品位，以及祭司和学者的评判，似乎起了一

    定的作用。被称为“ 节日五书卷” （ megillot ） 或“ 所罗门之

    歌”（Canticles）的五卷书，在重大的节日里向公众诵读，如逾越节

    读《雅歌》（所罗门之歌），五旬节读《路德记》，住棚节读《传道

    书》，普珥节读《以斯帖记》，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节日读《耶利米

    哀歌》。最后这些经书广为传诵，所以被收进了正典。《雅歌》除了

    与所罗门王有关，显然就是一部情歌集，把它收入正典并无正当理

    由。拉比[43]学派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正典最终得到确定的时候，阿

    基瓦拉比（Rabbi Akiva）曾在雅麦尼亚会议（或称贾布奈会议，

    Council of Jamnia or Jabneh）[44]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天的重

    要程度可以与以色列拥有《雅歌》的那天相提并论，所有的经书都是

    圣书，但《雅歌》却是圣书中的圣书。”但是他又补充警告说：“凡

    是将《雅歌》作为淫歌歌唱娱乐的，来世必没有他的位置。”[27]

    将文学作品收入正典，是确保它流传下来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因

    为在古代，除非不断重抄，否则不出一代人的时间手稿就有可能会消

    失得无影无踪。“众文士家”的《圣经》维护工作持续了至少一千年，后来马所拉学士（masoretes）继承了他们的工作，专门从事《圣经》的书写、拼写和正音工作，官方的犹太教正典正是出自他们之手，被称为“马所拉本”。

    然而正典并非只有一部，因而古本也较多。撒马利亚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脱离犹大，因而他们只保留了《摩西五经》，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准予参加后来那些经书的立典工作，所以他们也不承认这些经书。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即《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是希腊时代由亚力山大城的流散犹太人所编，其中包括希伯来《圣经》的全部经书，只是归类有所不同，此外还包括次经和伪经，如《以斯得拉一书》，所谓的《所罗门智慧书》《便西拉智慧书》（也就是《德训篇》）《犹底特书》《多俾亚传》《巴路克书》和《马加比书》，然而这些经书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看来是不洁或危险的。此外，我们现在还有库姆兰教派保护下来并进行誊抄的古经卷，这些经卷是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被发现的。

    死海古卷大致印证不同年代所抄的《圣经》都是准确的，尽管也

    存在许多错误和差异。撒马利亚人称他们的卷本为亚伦的曾孙亚比书

    所作，显然非常古老，而且基本无讹误，尽管有些地方反映的是撒马

    利亚人而非犹太人的传统。它与马所拉本的五经存在约6000处不同，

    其中约1900处却与七十士译本一致。马所拉抄本也存在不同版本。现

    存最早抄本中一本，是藏于开罗犹太会堂的一部装订成册的先知书，

    由本·亚设（Ben Asher）誊抄于公元895年，亚设是著名的马所拉学

    士家族一个支族的族长。通过该家族五代人的努力而完成的亚设本，

    由一位名叫塞缪尔·本·雅各布（Samuel ben Jacob）的马所拉学士

    抄成于1010年前后，现存于圣彼得堡。另一份著名的马所拉本由本·

    拿弗他利（Ben Naphtali）家族整理，在1105年的罗伊希林抄本中留

    存了下来，现藏于卡尔斯鲁厄[45]。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版本是公元前4世

    纪的梵蒂冈抄本（藏于梵蒂冈），4世纪的西奈山抄本（不完整）和5

    世纪的亚历山大版本，后两者藏于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份叙利亚抄

    本，其手稿可追溯到公元464年。然而最古老的《圣经》手稿存在于

    1947—1948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其中包括正典中全部24部希伯来文

    经书（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残卷、《以赛亚书》全卷，以及七十

    士译本的部分残卷。[28]在犹地亚沙漠和埃及很有可能还会发现更早的

    抄本，完整抄本的搜寻工作毫无疑问将会继续下去。

    世人对《圣经》给予的关注，包括对真本、解经本、注经本和评

    经本的寻找，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兴趣。但这并不算过

    分，毕竟《圣经》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书。犹太人作为古老的著述

    者，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他们首创了推论性的、内容翔

    实的评注性历史。有观点说，犹太人是从另一个很有历史意识的民族

    ——赫人那里学会了编写历史，但是显然他们很早就对自己的过去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自知是特别的民族，不仅是从一个未曾记录的

    遥远过去发展而来，而且是由于神的一系列作为而存在的，并负有某

    种特定的使命，他们将查明神的这些作为并进行记录、评述和思考视

    为他们集体的责任。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尤其在那个远古时代，显示

    出如此强烈地想要探索自己来源的迫切愿望。《圣经》中不断出现显

    示他们具有历史探索精神的例子，如艾城的城门口为何有一大堆石

    头？吉甲的12块石头是什么意思？[29]这种寻根问底的热情渐渐扩展开

    来，有更多的人养成了从历史的角度来思索现在和未来的习惯。犹太

    人希望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

    旨意。既然上帝在他们的神学中是万事的唯一发端——阿摩司如是

    说：“灾祸若降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46]——因而他就

    是历史的创作者，既然他们是上帝为他这部大戏选派的演员，那么记

    录历史和研究历史也就成为了解上帝和人的主要途径。

    因此说，犹太人首先是历史学家，而《圣经》从本质上说从头至

    尾就是一部史书。犹太人比希腊人早500年掌握了用简明的语言和戏剧

    性的手法叙述历史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补充历史，所以

    又培养出了古希腊人难以企及的历史观。人物刻画尤其如此，《圣

    经》史学家的那种洞察力和人物描写能力，即使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最

    优秀的历史学家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关于大卫王的娴熟描写，显

    然出自宫廷的一位亲历者之手，即使是修昔底德也难与之媲美。《圣

    经》中有大量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常常寥寥数语就能把一个小人物

    写得栩栩如生。然而对演员浓墨重彩的描写绝没有让这部伟大的神人

    剧的稳步推进有丝毫的失色。犹太人和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在

    写传记和讲故事之间，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圣经》的大部分经卷

    有一个历史框架，而一切又都关联着另一个更大的框架，我们或可将

    其称为“神与人的关系史”。但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历史意图的作

    品，即便是诗歌，如《诗篇》，也频频出现历史典故。所以说，命运

    的脚步，从天地初始不可阻挡地迈向所谓的“末日”，一直在这样的

    背景中回荡。

    古代犹太民族的历史，既有强烈的神灵色彩，又有鲜明的人文色

    彩。历史是神造就的，他或独立成就大业，或借由人来实现。犹太人

    不关心也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他们对万物形成的物理法则，并不像古

    代任何一个有文字的民族那么好奇。除非为了表现《圣经》这部神人

    剧，他们无意关心自然，他们无视自然的表现力。地理或经济的巨大

    力量决定历史进程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圣经》中不

    乏对自然界的描写，其中有的具有震慑人心之美，但那不过是这部历

    史剧的舞台布景，不过是人物的背景衬托。《圣经》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那是因为这完全是一部关于鲜活生命的书，而上帝，虽然也是活

    的，但是人无法描述甚至无法想象他的样子，所以全书关注的重点一

    直是人。

    因此，古代犹太文学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用语言来表现人性

    的丰富和复杂。犹太民族最早用文字来表达人类最深层次的情感，尤

    其是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焦虑、精神上的绝望和孤寂，也最早用文字

    来表达人类用智慧发明的用以解决这些不幸问题的办法——希望、毅

    力、相信神的帮助、对纯洁和公义的认识、悔过、悲痛和谦恭。正典

    《诗篇》中收录的150首短诗中，约有44首属于这一类别。[30]其中不

    乏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能唤起心灵共鸣的经典之作：《诗篇》第

    22篇是呼求帮助，《诗篇》第23篇是完全的信托，第39篇表达内心的

    不安，第51篇恳求怜恤，第91篇是让人得安慰的好诗，第90、103篇和

    104篇歌颂造物者的大能和威名，以及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第

    130、137篇和139篇直探人类最深的苦痛，同时带来希望的福音。

    犹太民族对人类心灵的洞察不仅反映在这些热情洋溢的诗歌中，

    还体现在丰富的通俗哲学中，其中有些还进入了正典。犹太人在这方

    面并非独树一帜，因为格言和警句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起在古代的近

    东地区，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有记录，这些智慧文学有些

    还享誉国际。犹太人无疑对埃及的著名经典——《阿孟尼莫训诲》

    （The Wisdom of Amenope）并不陌生，因为其部分内容直接借自《箴

    言书》。[31]然而犹太民族的智慧书从整体来讲比早前的智慧书具有更

    高的水平，对人性的洞察更加敏锐，伦理道德也更加统一。由传道者

    所作的《传道书》是古代无与伦比的一部光辉杰作，书中冷静的、持

    疑的，时而几近愤世嫉俗的口吻，与《诗篇》中诚挚的热情形成鲜明

    的对比，展现了犹太文学精彩纷呈的多样性，在这方面唯有希腊人可

    以与之比肩。

    然而，即便是希腊人也不曾写出像《约伯记》那样神秘而又凄楚

    的文字（很难将其归类）。这部关于神义论（theodicy）以及罪恶问

    题的伟大著作，吸引并困惑学者和普通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卡莱尔

    （Carlyle）[47]称之为“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在《圣经》的所有经卷

    中，《约伯记》对其他作者的影响最大，然而，这是一部什么书，它

    来自哪里、作于何时，却无人知晓。书中有100多个单词不曾出现在书

    中其他任何地方，无疑给古代的译者和抄经士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

    些学者认为《约伯记》来自以东——但我们对以东语所知甚少，有些

    则认为它可能来自大马士革附近的哈兰。巴比伦文学中有略微相似的

    作品。早在4 世纪时， 基督教学者来自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

    （Theodore）就认为此书来源于古希腊戏剧。还有人说此书译自阿拉

    伯语。来源说法之多和影响的范围之广，反而印证了这部书的普适

    性，毕竟《约伯记》追问的是一个困惑全人类，尤其困惑那些笃信者

    的最根本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约伯

    记》是为古代写的，也是为现代写的，尤其是为那个被拣选了、饱受

    苦难的犹太民族写的，更是为20世纪的大屠杀写的。[32]

    《约伯记》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部辉煌巨著，如此一贯到底的雄

    辩滔滔，《圣经》中唯有《以赛亚书》可以与之媲美，这是和它的主

    题——上帝的公义相称的。作为道德神学作品，这是一部失败的书，

    因为作者本人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深受神义论问题的困扰。但正因

    如此，作者才能将问题放大，提出一些涉及宇宙万物、涉及人类应如

    何看待宇宙万物的问题。《约伯记》一书充满了用诗歌形式进行的自

    然历史描写，展现了众多有关生命、宇宙和气象的奇妙现象。比如，

    第28章对古代采矿业做了精彩的描述。这卷书通过展现这个画面，提

    出了人类拥有几乎无限的科学和技术潜能的观点，然后让它与人类无

    比软弱的道德力量形成反差。《约伯记》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世界

    有两套秩序——物质的和道德的。只理解、只掌握物质世界的秩序是

    不够的：人类还必须接受和遵守道德的秩序，因此他必须掌握智慧的

    秘诀，这个秘诀全然不同于，比方说，采矿技术。智慧的得来，如约

    伯隐约所知的，不是靠深究上帝给人类带来苦难的原因和动机，而是

    靠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是道德秩序真正的根基：“他对人说，‘敬畏

    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个观点，便西拉在他的智慧书《德训篇》的第24篇中也提出

    了。他说，人类堕落后，上帝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将他的这个秘诀在

    以色列找了个居所。[33]犹太人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顺服上帝来获得智慧

    并教导其他人也这么做，要推翻现行的、物质的和世俗的秩序，代之

    以道德秩序。同样，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犹太异端圣保罗看似矛盾的有

    力响应。保罗在他所作的《哥林多前书》戏剧性的开场白里，引用上

    帝的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又

    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神拣

    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34]这还是和《约伯记》一样的隐晦含糊和令人困惑，因此

    我们又听到了犹太人担当神圣角色的声明——推翻现行秩序，改变世

    俗的世界观。

    《约伯记》在当时属于主流的犹太哲学：这个主流如今已成为一

    股强大的洪流。犹太教变身为首个“圣书宗教”（religion of the

    Book）的过程经历了两百年。公元前400年前的历史，没有一处提到正

    典，到了公元前200年，它已赫然存在。当然此时的正典尚不完善，也

    未最终确定，但是已经开始快速成型。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

    正典中不鼓励添加新的书卷了。先知和预言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马加比一书》[48]提到“不再有先知的那天”。[35]那些试图说预言

    的人被认为是假先知。当西蒙·马加比被推为首领时，他的任期是无

    限期的，直到“有真正的先知出现”。《撒迦利亚书》中有长文指责

    先知说：“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

    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先知“从幼年做人的奴仆[49]”。

    [36]稍晚于公元前200年进行写作的犹太哲学家便西拉吹嘘说，“我将

    再次颁布信条，如同预言，施与后代的子孙”。[37]但是犹太人没有将

    他的书加入正典，稍晚时候作书（约公元前168—前165年）的但以理

    也被排除在外。立典工作同样也不鼓励写史，但是犹太人的热情并未

    因此完全消失殆尽，未来还将有无数作品问世——如《马加比书》，

    如约瑟夫斯的著作。但是这股巨大的动力逐渐消减，当正典在基督教

    时代初期最终得到官方认可时，作为古代荣耀之一的犹太史书，从此

    将止步不前，黯淡1500年之久。

    但是如果说立典造成的一个影响是扼制了犹太人圣书文学的创造

    力，那么另一个影响便是极大地提高了犹太人口的知识水平和正典文

    本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得到官方认可、大量复制和广为传播的经书，

    如今开始进行系统的教学了。犹太民族从此开始接受教育，这的确也

    是他们担任祭司圣职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教史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革

    命性机构：系统地研读和讲授《圣经》的犹太会堂（synagogue）——

    教堂（church）、小教堂（chapel）和清真寺（mosque）的原型。此

    类场所很有可能在大流散之前就已问世，是约西亚时代的改革成果，

    但无疑是大流散期间成熟起来的，当时的犹太精英没有圣殿。回归

    后，所有的宗教活动严格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进行，外省的圣殿

    和高坛最终消失，犹太会堂接过使命，传讲正典《圣经》里包含的圣

    殿正统教理。[38]

    这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影响。随着圣书文学被纳为正典，正典

    又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系统讲授，犹太教就越来越趋于统一，这种统

    一带有明显的清教徒式的严厉和基要主义的味道。在犹太历史上，总

    是严格主义者获胜。摩西，这位严厉的唯律法独尊者强制其他部族接

    受他的耶和华信仰；在约西亚改革时期又是严格主义者获得了胜利；

    在帝国入侵时期得以生存下来的也是强硬的犹大，而非善于妥协的以

    色列；在结束大流散返乡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所有犹太人的也是

    苛严的巴比伦犹太社会，他们一边将许多人拒之门外，一边又迫使许

    多人归顺自己。正典和会堂成了推行严厉政策的工具，并且取得了更

    多的胜利。这个在犹太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过程，可以一分为二地来看

    待：一方面，净化犹太教，使它犹如浊世中的一朵青莲，出淤泥而不

    染；另一方面，也是极端主义行为，推行排外政策，向他人推销狂热

    主义信仰。

    但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犹太教的这种严厉做法，不仅给犹太

    民族自己，也给他们的邻族，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问题。波斯帝国施行

    仁政，因此在犹太文献中备受赞美，在他们统治期间，犹太民族开始

    恢复元气并繁荣兴盛起来。《以斯拉记》中说，流亡归来的会众共有

    42360名，还有男女仆人共7337名，“歌唱的男女”200名。重建的犹

    大省人口应不足7万人。然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单是耶路撒冷的人口

    就有12万人。[39]因为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还有对律法的尊重，使得

    犹太人既自律又勤奋，他们的人口扩散到犹大省的接邻地区，尤其是

    加利利、外约旦以及海滨地区。散居地逐渐扩大，犹太教徒殷勤地说

    服人们改宗，开始形成一股劝诱改宗的势力。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帝

    国时代的一个小族群，是这个艰难的大世界中一个坚强不屈的宗教文

    化群体。

    这些问题从公元前332年就已开始显现，当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大帝不费吹灰之力消灭波斯帝国，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真正地入侵亚

    洲。在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以及随后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欧亚两洲并不存在明显的分化：海洋作为巨大的黏合力，使双方很大

    程度上拥有了共享的国际文化。随后是公元前12世纪至前11世纪的无

    政府主义和漫长的黑暗时代。随着人类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东西方文

    化开始出现分化，西方出现了一股空前强大的文化势力——古希腊城

    邦（Polis）文明。

    希腊人口不断过剩，他们遍布各地开展海洋贸易，在地中海沿岸

    开拓殖民地，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又继续向亚洲和非洲推进。然而亚历

    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后继者瓜分：托勒密夺得埃及，塞琉古分得叙

    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后来阿塔罗斯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从公元前332

    年到公元前200年，统治犹太人的是托勒密王朝，随后是塞琉古王朝。

    新的统治者在犹太人心中激起了敬畏与恐惧，希腊人拥有令人闻风丧

    胆、在当时战无不胜的武器——希腊方阵（phalanx）。他们不断建造

    强大的战争机器——高耸的攻城器械、庞大的战舰和巨大的堡垒。

    《但以理书》从犹太人的角度如此描写古希腊人的军事威力：“第四

    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

    用脚践踏。”[40]犹太人深知希腊人的厉害，因为他们不仅当过波斯人

    的雇佣军，还当过希腊人的雇佣军。希腊人的军事训练从运动场上开

    始，运动场是希腊城邦最基础的教育设施，但教育并非其唯一的功

    能，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促进希腊文化的发展，就和每个城邦都有的

    其他设施一样：体育场、露天圆形剧场、表演场、学园和集市。古希

    腊人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又是雕塑家、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哲

    学家和辩论家。他们举办精彩绝伦的表演，又擅长经商，所到之处，

    经济腾飞，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传道书》反思希腊人统治时期人们

    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作者问道，积聚巨大的财富有什么益处呢？[41]然

    而，大多数人却又认为，财富若是自己的，自然大有好处。就像19世

    纪时亚洲和非洲发现西方文明进程难以抗拒一样，希腊经济和希腊文

    化也对相对简单的近东社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因此，希腊殖民者纷纷涌入西亚，在各地建立城邦，并得到了愿

    意分享财富、学习希腊人生活方式的当地人的响应。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就是具有强烈希腊殖民色彩的地区，当地居民迅速希腊化，而海滨

    地区则很快就完全希腊化了。希腊统治者给予这些希腊式城市，如推

    罗、西顿、加沙、斯特拉顿塔、比布鲁斯、的黎波里等城市极大的自

    由和特权，而这些城市又在内地建立卫星城市：示剑有一个，南部的

    马里萨也有一个，还有几个在非拉铁非（Philadelphia，今安曼）和

    约旦河对面的杰马勒。不久，犹太人控制的撒马利亚和犹大的周围，

    形成了这些住满希腊人和混血希腊人的城市，而撒马利亚和犹大，则

    被他们认为是落后的农村山区。希腊殖民轨道上大量存在这些奇怪

    的“圣殿国家”，这些古老的民族，不合时代的人，很快就被希腊人

    的思想和制度这股抵挡不住的现代潮流席卷而去。

    那么，对于这既是机会，又是诱惑和威胁的文化入侵，犹太人将

    会如何做出反应呢？答案是，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虽然以前获胜的

    都是严格主义者的做法，在大流亡期间如此，回归后亦是如此，并且

    通过正典的讲授保持了下来，但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个人良知越来越受

    重视的趋势，形成了一股抵消力量。精神个人主义酝酿分歧，使得犹

    太教中一直暗流涌动的宗派主义变得越发强烈。极端情况下，希腊人

    的到来将更多的基要主义者逼进沙漠，加入信奉神权绝对论的团体，

    后者奉行利甲族人和拿细耳人的传统，认为耶路撒冷的堕落已经无法

    挽救。库姆兰社区发现的最早文本可追溯至公元前250年前后在犹大周

    围的希腊城市开始收紧管制的时候。这些人所持的思想是先退居到旷

    野，重新找回摩西时代朴素的热情，然后重返城市。有些人，如艾赛

    尼派（the Essenes）[50]，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用语言的教化来达

    到目的，他们在沙漠边缘的村子里传道：施洗者约翰后来就属于这一

    派。另一些人，如库姆兰社会，则相信武力：他们用象征12个支派的

    结构，组织起来准备作战，打算一俟结束旷野生活的神示出现，就像

    约书亚那样向城市发动袭击，颇似今天的游击队运动。[42]

    而在另一个极端，不少犹太教徒，其中有的非常虔诚，痛恨孤立

    主义思想及其培养的狂热分子。他们甚至借由《约拿书》的形式为正

    典做出贡献，《约拿书》尽管内容荒谬，充满矛盾，实则是恳求对外

    来者实行宽容、施与友善的呼吁。在该书的末尾，上帝反问约拿：宽

    恕尼尼微（Nineveh）和它满城的人，“那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唯

    一的罪孽是无知的人，难道不合乎理吗？[43]这预示了基督的话：“父

    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同时也是呼召将《托

    拉》传给外邦人，规劝他们改宗。这显然是散居地那些恪守教规的许

    多犹太人，或者说是大多数犹太人的观点。这些犹太侨民为了生意平

    时学习希腊语，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圣经》译成希腊语——七十士译

    本——这是人们改宗，或者说“犹太化”的主要方式。比如，在亚历

    山大的希腊体育场最早是为了防止希腊殖民者出现文化退化，吸纳当

    地语言和习俗而建立的，但是它也向非希腊居民开放（埃及人除

    外），犹太人便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优势，以致后来犹太哲学家斐洛

    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富贾子弟都要在那里接受教育。[44]犹太人或取希

    腊化名字，或两者并用：外出和经商用希腊名字，在宗教仪式上和家

    里用希伯来名字。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趋势。一些铭文和涂鸦上

    显示有用希腊语拼写的希伯来阿拉姆语犹太人名。许多受过良好教育

    的犹太人发现他们被希腊文化深深地吸引。《传道书》显示了作者面

    对异邦思想和他所继承的虔诚信仰，面对批判精神和保守思想时内心

    的矛盾。希腊化对于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启

    蒙运动对18世纪犹太隔都（ghetto）的影响，它唤醒了这个沉睡中的

    圣殿国家。它不仅是精神上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股世俗化和

    物质化的力量。[45]

    巴勒斯坦和被希腊人征服的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上层阶级、富人

    和大祭司最有兴趣效仿他们新的统治者。这是各殖民地普遍存在的现

    象。掌握希腊文化是成为头等公民的通行证，就如后来的受洗。犹太

    人中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功故事，就像当初约瑟成为法老的宰

    相，如今精明进取的犹太人也在帝国的官僚机构中升官发达。约瑟夫

    斯的《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包含一个公元前2

    世纪的文本，其中讲到来自上层阶级的多比雅家族（Tobias family）

    的约瑟（其母亲是大祭司的姐姐）如何前往亚历山大参加托勒密家族

    举办的征税权竞拍会：“正巧当时所有显贵和统治者从叙利亚和腓尼

    基的城市赶来投标承包税收，因为每年国王都会将收税权出售给各个

    城市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凭借指控对手形成联盟压价，从而赢得了

    竞标；他持有合同达22年之久，“使犹太人脱离贫困，过上了更好的

    生活”。这位约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法老时代的那位同名

    者，他创造的是另一种成功模式，成了第一位犹太金融家。[46]因此，

    约瑟代表的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犹大存在的希腊化思想。

    处于孤立派和希腊化派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遵守约西亚、以西

    结和以斯拉传统的广大虔诚的犹太群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原则上并

    不反对希腊人的统治，这和之前他们也不反对波斯人的统治一样，因

    为他们倾向于接受耶利米的观点，认为异教徒的腐败统治反而可以使

    他们的宗教更加兴旺，信仰更加敬虔。他们也不反对向征服者缴纳赋

    税，只要能让他们在自己家中太平无事地从事敬拜活动。从这一思想

    传统中兴起的法利赛派（the Pharisees）[51]后来就明确提倡这种做

    法。敬虔派犹太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也乐意向希腊人学习，并吸收了大

    量的希腊文化思想，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在摩西的律法和神学

    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元素，这种元素在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下，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强化。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创立了本质上为理

    性主义的口传律法，将古老的摩西律法应用于当下的现实世界。值得

    注意的是，法利赛派的死敌，恪守律法、不容诡辩的撒都该人（the

    Sadducees）[52] 却说法利赛人的逻辑必将导致人们尊崇“ 荷马的

    书”（他们指的是希腊文学）甚于“神圣经书”。[47]

    然而，一个希望加快希腊化步伐的犹太改革派的兴起，使希腊人

    与犹太人相安无事、比邻而居的可能性彻底破灭了。我们对这一改革

    运动所知甚少，因为书写这段历史的是他们的对头、最后获胜的基要

    派。改革劲头最大的是犹大的统治阶层，这些已经半希腊化的犹太人

    渴望将这个圣殿小国拖进现代化时代，他们的动机主要出于世俗和经

    济上的考虑。但是改革派中还有一些宗教学者怀有更加崇高的理想

    ——这些人从某些方面类似于1世纪的基督教徒。他们想要提升犹太

    教，推动它在已经开始的逻辑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神论中隐含着普

    适主义，《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则将其说得非常明确。在普适一神论

    中，犹太人向世界贡献了一个伟大的新思想，如今希腊人也要贡献一

    个：普适主义文化。亚历山大缔造的帝国就是一种理想：他要融合各

    个民族，“命所有的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故乡……将好人当成自己的

    亲人，把坏人当成外邦人”。伊索克拉底[53]提出，“‘希腊人’这一

    名称已不再指出身，而是指一种观念”；他认为通过教育而成为希腊

    人的人比“以出身来分的希腊人”更具有公民资格。[48]希腊人大一统

    世界（unified oikumene）的概念难道就不能与犹太人的上帝是普适

    之神的观念相融合吗？

    而这正是改革派学者的意图。他们重新审读史书，试图摒除其狭

    隘的地域思想。难道亚伯拉罕和摩西，所谓的“外人和寄居的人”，

    不是这世上的伟大公民吗？他们首次对《圣经》提出了质疑：如今的

    这些书面律法并不是十分古老，显然也不是来自摩西。他们认为，原

    初的律法远比如今的律法更具有普适主义思想。如此一来，改革运动

    的范围扩大了，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律法的攻击。改革派发现《托

    拉》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寓言故事和做不到的清规戒律，但是他们遭

    到了正统派的反对和诅咒。斐洛对那些“对祖宗所立法典表示不满，

    不断指责律法的”人进行了谴责；预言家们更是说：“喂养猪的人，

    愿他受诅咒，用希腊人的智慧教导自己儿子的，愿他们受诅咒。”[49]

    改革派并非想完全废除律法，而是要去芜存菁，剔除阻碍他们融入希

    腊文化的元素——如禁止裸露身体这一项使得敬虔派犹太教徒无法进

    入运动场和体育馆——只保留其中的伦理核心，从而实现普适化的目

    标。为了推进让犹太教成为世界宗教的这一终极目标，他们希望犹太

    人的那位道德之神立即进驻希腊城邦。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希腊人信仰多神教而非

    一神教，他们在埃及学会了宗教融合，也就是说，他们将许多职能重

    叠的神明进行合理化组合，创造出一系列的复合神，如将阿波罗、赫

    利俄斯和赫尔墨斯合而为一成为太阳神，将他们的酒神祭祀仪式和埃

    及的伊西斯神秘教结合；他们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有埃及的伊姆霍

    特普的影子；将最高级别的神宙斯等同于埃及的阿蒙神、波斯的阿胡

    拉·马兹达，还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等同于犹太人的耶和华。但是事

    实是，虔诚的犹太人可不这么看。他们当然认为希腊人的神明观太低

    级了，根本无法和犹太人的神权无限观念相提并论。犹太人在神和人

    之间的区分是绝对的，而希腊人却总是不断地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

    ——他们是普罗米修斯般的人物——而降低神的位置。对他们而言，

    神不过是受人敬仰和功成名就的祖先，大多数人是神明的子孙。因

    此，神化君主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很大的跨越，他们一旦开始拥抱东方

    便着手这一工作。为什么凡人不能神化？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如果一国中出现一位具有超凡美德之

    人，没有其他任何公民的美德和政治才能可与之媲美……这样的人应

    被列为人间之神。”毋庸说，此种观念在任何犹太教徒看来都是断然

    不可接受的。的确，犹太教和这样的希腊宗教毫无融合的可能，所以

    改革派们想做的只是通过让犹太教渗入希腊文化的办法来实现它的普

    适化，而这么做就意味着要拥抱希腊的城邦社会。

    公元前175年，犹太教改革运动找到了一个热心而又危险的同盟者

    ——新的塞琉古国王神显者安条克（Antiochus Epiphanes）。安条克

    急于在他所统治的领地加快希腊化进程，既因为这是一项总方针，也

    因为他认为这么做可以增加税收——他长期缺乏战争资金。因此他给

    予改革派全力的支持，撤换正统派大祭司奥尼阿斯三世，让耶孙接

    替，耶孙是约书亚的希腊名，单是名字就足以表明他的立场。耶孙着

    手将耶路撒冷改造成希腊式的城邦，将其改名为安条克，并在圣殿山

    的山麓建立运动场。《马加比二书》中气愤地记录了圣殿祭司的行

    为，说他们“对祭献的礼仪已不感兴趣，甚至轻慢圣殿，忽略祭献，

    一听到掷铁饼的信号，就急忙跑去参加运动场上的违法运动”。[50]下

    一个举措就是将原本用于耗资巨大、永无止境的献祭活动的圣殿资金

    划拨给城邦的各项活动，如国际竞技和戏剧表演比赛。公众纳税经由

    大祭司上缴给包税者（这些人是异族通婚），因此大祭司掌控着公共

    基金，圣殿金库就相当于国家为国民开设的储蓄银行。安条克关心的

    是要让他那些控制圣殿的亲希腊盟友贡献越来越多的资金供他打造三

    桨座战船（triremes）和战争机械，因此他做出了让步。这样一来，

    改革派不仅支持占领国，而且认同苛刻的赋税。公元前171年，安条克

    发现必须废黜耶孙的大祭司之职， 以更加亲希腊的迈内劳斯

    （Menelaus）取而代之，并建立卫城控制圣殿，以此加强希腊人在耶

    路撒冷的权力。[51]

    公元167年，一项法令的出台使得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冲突达到了顶

    点。这项法令基本上废除了原有的摩西律法，以世俗的法律取而代

    之，并将圣殿降级为众教合用的普通崇拜地点。也就是说，他们在圣

    殿里设立了一位跨派系之神的雕像，他的希腊名字是奥林匹亚宙斯，

    严格主义者犹太教徒将其称为“孤寂的可憎者”。出台这条法令的不

    太可能是安条克本人，一来他对犹太教没有兴趣，二来希腊政府也极

    少会打压某一种宗教信仰。有证据表明，发起这个行动的是以迈内劳

    斯为首的极端犹太改革派。迈内劳斯以为，这样的严厉举措，是一次

    性消除死守律法和圣殿崇拜这种蒙昧荒唐行为的唯一途径。这不像异

    教信仰亵渎圣殿的激进理性主义行为，倒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派

    自然神论者的反基督教行为。拉比学者中流传着一个关于米利暗的故

    事。米利暗和迈内劳斯来自同一祭司家族，她的丈夫是塞琉古王国的

    一名官员。米利暗闯入圣殿，“用她的鞋子敲击圣坛一角，对它

    说：‘狼啊狼，你挥霍了以色列的财富。’”[52]

    然而，希腊人和迈内劳斯本人都高估了他的支持者。他在圣殿的

    所作所为引发了一场骚乱，祭司中也出现了分歧。文士和大多数敬虔

    派犹太教徒，即哈西德派教徒（hasidim），支持迈内劳斯的正统派反

    对者。站在改革派一边的，也有很大一群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当地

    人”，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贫苦大众。在犹太精英结束流亡回归之

    后，以斯拉以波斯帝国为强大后盾推行严厉的宗教政策，当时这些当

    地人是主要的牺牲品。以斯拉倨傲地将正义、敬畏上帝的“被掳归回

    的人”（bnei hagolah）和“当地人”加以分别，后者几乎都是非犹

    太教徒，因为许多人在他看来是无效婚姻家庭的子女，他毫不留情地

    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53]从那以后，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不通律

    法的人，不是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就是被排挤出去。如果严格主义

    者失利，律法合理化，首先受益的将是这些当地人。然而，这些以富

    裕阶层和官吏为主的改革派，如何越过严格主义者来吸引普通民众

    呢？尤其是，当他们支持让穷人受苦最深的高赋税时，又怎能希望达

    到这些目的呢？这些是无解的问题，因此，在群众基础上实现普适主

    义也就失去了机会。

    于是，迈内劳斯寻求通过政治力量来实行从上至下的改革。为了

    推行法令，单是禁止原来的圣殿献祭是不够的——许多人是欢迎这么

    做的，还要让敬虔派犹太教徒用新的方式，在他们眼中的异教祭坛上

    进行象征性的献祭。改革派认为，这些仪式象征着那位独一的真神是

    无所不在的，人类不能将他困囿于某个人为建造的处所，然而哈西德

    派却对这种思想表示不屑；对于敬虔派而言，这种新的普适思想无异

    于过去圣书中一再谴责的巴力崇拜[54]。因此，他们拒绝低头，并且以

    死相抗。改革派只得牺牲一些人，如90岁的以利亚撒，这位被称

    为“主要文士之一”的老者被人殴打致死，还有《马加比二书》中记

    载的遭血腥屠杀的七兄弟。事实上，殉教的概念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出

    现的，最早的殉道故事出现在《马加比书》中，这些虔信者的遭遇成

    了宗教纯洁性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宣传资本。

    因此，能够利用深植于民心已然成为本能的《圣经》教导来推翻

    现行秩序，将宗教纷争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反抗运动的，不是改革派，

    而是严格主义者。和大多数反殖民斗争一样，这次反抗运动不是从攻

    击卫戍部队开始，而是先杀害该政权在本地的支持者。在犹地亚山地

    中位于吕大以东6英里的摩丁城，一名犹太改革派在监督按新规矩举行

    的献祭礼仪时被玛塔提雅·哈斯蒙所杀，玛塔提雅是从圣殿的“守殿

    人耶何雅立”一族来的一个古老祭司家族的首领。随后，这位老人的5

    个儿子在犹大·马加比，即“铁锤”犹大的带领下，向塞琉古帝国的

    军队及其犹太支持者发动了游击战。公元前166年至前164年，他们将

    耶路撒冷周遭地区的希腊人全部驱逐出去，而在耶路撒冷城内，他们

    将改革派和塞琉古人一同围困在阿克拉城堡，清除圣殿里一切渎神的

    行为，并于公元前164年12月举行庄严仪式，使圣殿恢复耶和华敬拜。

    犹太人至今仍用光明节（或称净殿节）[55]来庆祝这一事件。

    此时，祸患不断（其中包括罗马的崛起）的塞琉古人做出的反应就像20世纪中期的现代殖民国家一样，在残酷镇压和逐渐放权之间摇摆，而起来造反的民族主义者又得寸进尺，要求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公元前162年，“神显者”的儿子和继承人安条克五世向“所有邪恶的根源”迈内劳斯发难并将他处死，用约瑟夫斯的话说，迈内劳斯曾“说服他父亲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自古以来对上帝的敬拜”。[54]公元前161年，哈斯蒙尼家族（Hasmonean family）做出反应，与罗马缔结盟约，根据盟约，罗马承认哈斯蒙尼家族为独立王国的统治家族。公元前152年，塞琉古人放弃用武力对犹大进行希腊化的努力，承认此时为哈斯蒙尼家族首领的约拿单为大祭司，此后哈斯蒙尼家族将占据这个职位长达115年之久。公元前142年，塞琉古人以免除犹地亚税赋的方式，基本上承认犹地亚的独立地位，西门·马加比在其兄弟之后继任大祭司，成为犹地亚的统治者：“民众于是在文书及契约上，开始写：‘犹太人的大祭司、大元帅、领袖西门元年’”。[55]这样，以色列在长达440年之后终于恢复独立，尽管在阿克拉城堡中已到穷途末路的改革派直到第二年断粮投降后才被驱逐出去。随后哈斯蒙尼家族进入城堡，他们“拿着棕榈枝，弹着琴瑟，敲着铙钹，拉着提琴，唱着诗歌……因为大仇敌已从以色列肃清”。[56]

    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宗教问题已被推至次要位置，但是摆脱希腊普适主义影响的长期斗争，在犹太人的性格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从攻击律法开始到改革派最后被逐出阿克拉城堡，这中间是34年的深仇大恨和腥风血雨。一些人对律法的狂热攻击激起了另一些人对律法的狂热信仰，缩窄了犹太领袖人物的视野，将他们更深地推入以《托拉》为中心的宗教崇拜中。[57]改革派遭遇失败后，民众不再相信改革，甚至不相信任何有关犹太宗教性质和方向的讨论。从此，此类讨论在所有的官方文本中均被斥为是叛教变节，勾结外国侵略者，其结果是，那些温和人士，以及那些具有国际意识、能够越过正统犹太教的藩篱看得更远的传道者，也得不到被倾听的机会。哈斯蒙尼王朝为犹太教内部的极端保守精神代言，他们从固守远祖遗风和迷信中获得力量，这力量来自充满禁忌和神明野蛮干预的以色列远古时代。从此，任何对圣殿及其圣所的外部干预，都会立即在耶路撒冷激起一群穷凶极恶的宗教极端分子，并不断有群情激昂的乌合之众加入进来扩充他们的队伍。此刻这些暴民成了耶路撒冷的一道重要风景，使得这个城市乃至犹地亚全地，不管由谁来治理——希腊人或亲希腊派也好，罗马人或其分封王（tetrarchs）也好，都难以驾驭，更不用说犹太人自己。

    在这种宗教暴民实行“知识恐怖”迫害的背景之下，希腊运动场

    和希腊学府里风行的世俗精神和知识自由精神，被犹太教徒的学习中

    心拒之门外。为了对抗希腊式教育，敬虔派犹太教徒从公元前2世纪末

    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民族教育体系，除了原有的书吏学堂，逐步兴办地

    方学堂，起码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犹太男孩要进地方学堂学习《托

    拉》。[58]这一进步举措对于犹太会堂的扩张和巩固，对于以普及教育

    为根基的法利赛运动（Pharisaism）的出现，对于最后拉比学派

    （rabbinate）的兴起，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学堂推行的是纯宗教性

    质的教育，排斥律法以外的任何知识。不过，至少这些学堂的律法讲

    授具有一定的人文精神。他们信从这个古老的说法——因为《申命

    记》中有一处含义隐晦的经文，“传给他们”[59]——除了书面律法，

    上帝还向摩西启示了口传律法，博学的长老可以遵照这些口传律法对

    神的指令作出解释和补充。口传律法的应用使得摩西法典顺应时势做

    出修改，并在实际中得到合理的执行，成为可能。

    但是，以撒都该人（大卫时代最高大祭司撒督人的后裔）为主的

    圣殿祭司却坚持，所有的律法必须是书面的，自古以来不变的。他们

    有自己的补充文本——《法令集》（the Book of Decrees），其中规

    定了各种惩罚措施：什么人要用石头打死，什么人要被烧死，什么人

    要被砍头，什么人要被绞死。但这些也是书面的而且是神圣的：他们

    不承认口头教义可以对律法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因为他们对摩西遗训

    的顽固坚守，也因为他们认为圣殿是犹太人唯一统治中心的思想观

    念，以及他们在圣殿作用中的世袭位置，撒都该人就成了新的哈斯蒙

    尼家族大祭司们的天然盟友，尽管从出身来说后者也并非名正言顺。

    撒都该人很快便认同哈斯蒙尼王朝对圣殿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按照

    这个制度，世袭的大祭司实际上是世俗的统治者，由长老组成的犹太

    公会则担当了他的宗教法律职责。为了显出圣殿至高无上的地位，西

    门·马加比不仅捣毁阿克拉城堡的围墙，还（据约瑟夫斯说）“将城

    堡所在之山夷为平地，让圣殿站得比它更高”。

    西门是马加比兄弟中的最后一位。马加比家族的人勇敢、狂热而

    不顾一切，而且思想顽固、行为暴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

    历《约书亚记》的故事，有耶和华作后盾，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应许

    之地”。他们与刀剑共生死，冷酷无情，却又不乏虔诚。这些人的家

    族中多数人死于非命，西门也不例外，他被托勒密家族的人背信弃义

    地杀害，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西门虽然嗜杀成性，但他行

    事体面，也不谋求个人私利。尽管他已荣登大祭司和行政统治者的宝

    座，却依然保持着游击队宗教领袖的风骨；他的魅力在于他充满英雄

    主义的敬虔。

    继位的三儿子约翰·西卡努斯（John Hyrcanus，公元前134年至

    前104年在位）却全然不同于西门：他是一名天生的统治者。他发行了

    自己的钱币，上面印有“大祭司约翰和犹太社区”字样，其子亚历山

    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前76年在位）甚至

    在他发行的钱币上自称“约拿单王”。虽然政府和王国的重建最初表

    面上是立足于纯粹的宗教基要主义——捍卫信仰，但过去君主国的那

    些固有问题没多久便又卷土重来，尤其是国家的目标和统治手段与犹

    太宗教本质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冲突就体现在哈斯蒙尼家族

    内部的历史中，这个家族的兴衰故事是研究狂妄自大的品性不可多得

    的好材料。他们起初是为了给殉道者复仇，最后自己反倒成了宗教迫

    害者；他们率领一支狂热的游击队上台掌权，最终却在雇佣军的包围

    中结束统治；他们的王国，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最终却消亡在对上

    帝的不敬中。

    约翰·西卡努斯满腹基要主义的思想，相信他复兴大卫王国乃是

    上帝的旨意。他是第一位将《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缩叠起来，

    从《圣经》的古老历史文本中寻求军事灵感和地缘政治指导的犹太

    人。他完全相信巴勒斯坦全地是犹太民族得自上帝的产业，征服巴勒

    斯坦不仅是他的权利更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建立

    了一支由雇佣军组成的现代化军队，不仅如此，征服行动还必须像约

    书亚时期那样肃清异邦宗教信仰和异端教派，必要时还要屠杀那些固

    守那些信仰的人。约翰的军队踏平撒马利亚，拆除了撒马利亚人建在

    基利山上的圣殿。经过一年的包围，约翰攻下了撒马利亚，“他彻底

    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引水将它淹没，因为他挖了沟渠将它变成一片汪

    洋和湿草地，掠走了凡是能显示这个城市曾经存在的一切标记”。[60]

    他还同样洗劫并烧毁了希腊式城市西多波利。约翰的火与剑之战，其

    特点就是屠杀城市居民，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会说希腊语。以土买地

    区也被攻克，其两个主要城市阿多拉和马里萨的居民不是被迫改信犹

    太教，就是因为拒不服从而被杀害。

    约翰的儿子亚历山大·詹尼亚斯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个奉行扩

    张和强行改宗的政策。他入侵低加坡里，那是约旦一带10个说希腊语

    的城邦联盟；横扫纳巴泰，攻取佩特拉——“一座玫瑰红的城市，几

    乎和时间一样古老”[56]；进军高拉尼提斯省。哈斯蒙尼王朝向北推进

    至加利利和叙利亚，向西抵达地中海沿岸，往南、往东进入沙漠。他

    们在边境以内地区，通过改宗、屠杀或驱逐的方式清除了大量的非犹

    太教徒，这样一来，犹太民族的领土和人口迅速扩张，但是也因此吸

    收了大量名义上虽为犹太人，实际上已经半希腊化的人口，有许多还

    是异教徒甚至是未开化之人。

    不仅如此，哈斯蒙尼王朝在统治和征服天下的同时，还遭遇了权

    力的腐蚀。约翰·西卡努斯在犹太历史传说中似乎享有相对较高的名

    望。约瑟夫斯说上帝认为他“配得拥有这三大特权：治理这个国家的

    权力、担任大祭司一职的荣耀和说预言的本事”。[61]但是亚历山大·

    詹尼亚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来看，变成了暴君和恶魔，被他杀

    害的人中，甚至有他的家族中曾经借势而起的敬虔的犹太教徒。他和

    当时近东的所有统治者一样，也受到了强大的希腊文化的影响，鄙视

    耶和华信仰中被希腊人视如野蛮的奇怪做法。在耶路撒冷庆祝住棚节

    时，身为大祭司的亚历山大却拒绝遵照礼俗主持奠酒仪式，敬虔派犹

    太教徒纷纷用柠檬砸他。“对此，”约瑟夫斯写道，“他大为愤怒，

    杀了他们约六千人。”事实上，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和他所痛恨的两位

    前任耶孙和迈内劳斯一样，也面临严格主义者发动的内乱。约瑟夫斯

    说这场内战持续了6年之久，夺去了5万犹太人的性命。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首次听到了“法利赛派”（Perushim or

    Pharisees）这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将自己区别开来的人”。这个教

    派拒绝与王族的宗教势力及其大祭司、撒都该派的贵族和犹太公会往

    来，将宗教戒律摆在犹太民族主义前面。拉比学派的资料中记录了君

    主和这一教派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宗教矛盾，也是社

    会和经济矛盾。[62]如约瑟夫斯所言：“撒都该人只从富人中吸纳信

    徒，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而法利赛人却有广泛的同盟。”他讲到

    内战结束时，亚历山大带着被他俘获的众多犹太敌人胜利返回耶路撒

    冷，然后他“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他一面当着全城人的面同嫔

    妃们宴饮，一面下令将八百人钉在十字架上，并在他们断气之前，命

    人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们的妻儿割喉”。[63]库姆兰经卷中有一卷提到了

    这一暴行：“狂暴的狮子……他将人活活吊死。”

    因此，在他（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因酗酒而精神失常”后于

    公元前76年病逝时，整个犹太世界处于分崩离析中，虽然扩大了许

    多，但是其中有许多半犹太人，他们对《托拉》的热心是有所保留，

    值得怀疑的。哈斯蒙尼王国就像它所效仿的大卫王国一样，是在帝国

    更迭的间歇中发展起来的。在塞琉古王朝一蹶不振，罗马帝国尚未有

    足够实力取代希腊人之时，哈斯蒙尼王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然而到

    亚历山大病逝之时，罗马帝国的推进已逼近他们的边境线。犹太人在

    反抗原来的希腊帝国时，罗马曾是他们的盟友，罗马是能够容忍弱小

    王国存在的，甚至给予它们相对的独立地位。但是奉行扩张政策和民

    族统一主义思想的犹太王国，却强迫它的邻居改信自己苛刻严格、不

    容异己的宗教信仰，这是罗马元老院无法接受的。和当初的塞琉古帝

    国一样，罗马也在等待时机，准备在犹太王国因内部分裂而不堪一击

    时再出手。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遗孀撒罗米（Salome）统治了一段时

    间。撒罗米识破了罗马人的动机，于是请法利赛人进入犹太公会，允

    许将他们的口传律法纳入王族的司法体系，试图以此来恢复民族团

    结。但是公元前67年，撒罗米去世，她的儿子们为了争抢继承权开始

    发生内斗。

    其中的一个自称有王位继承权的叫西卡努斯（Hyrcanus），他有

    一个势力强大的总督安提帕特（Antipater）。安提帕特是以土买人，

    他的家族在哈斯蒙尼王朝统治期间被强行改宗。他是个半犹太、半希

    腊化的人。这样的人自然与罗马新贵达成妥协，后者既拥有战无不胜

    的军事技术，又接受了希腊人的文化。安提帕特发现和罗马达成协

    议，总比发生内战好，而且这样一来，他的家族，还有其他权贵的家

    族，也可以在罗马人的保护之下兴旺起来。因此，公元前63年，安提

    帕特与罗马将军庞培达成妥协，犹地亚成为罗马的附庸国。安提帕特

    的儿子大希律（Herod the Great）称王后，将犹太人牢牢地纳入罗马

    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希律是犹地亚和其他多地的实际统治者，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37

    年到公元前4年。他的统治是犹太历史上对犹太史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来说都难以认同的一段时期。希律既是犹太人，又是反犹分子，既是

    希腊罗马文明的拥护者和赞助人，又是残忍无比的东方暴君。他是才

    能出众，在某些方面英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人慷慨豪爽，富有

    建设性，办事雷厉风行，但同时又天真迷信，极度放纵，常常处于精

    神失常的边缘——有时就是精神失常。他身上集有扫罗[57]的悲剧和所

    罗门的物质主义——显然他以所罗门为偶像。无比遗憾的是，他的身

    边缺少一位具有《列王纪上》的作者这般才华的人来记录他的个性和

    事业。[64]

    希律在他父亲时代担任加利利总督期间开始扬名。在加利利，他

    以真正的罗马统治精神，消灭了由希西家带领的一支半宗教性质的游

    击队，未经任何形式的犹太宗教审判，独断专行，下令处死了游击队

    的首领。这在犹太律法中是死罪，希律被犹太公会传讯，但是他的卫

    队一出现就震慑住了庭上的人，判决无法进行下去。时隔四年，公元

    前43年，希律故伎重施，又处死了一名激进的犹太教徒马里卡，此人

    毒死了他的父亲。希律家族无疑是支持哈斯蒙尼家族以西卡努斯二世

    为首的这一派别，他自己也与这一家族联姻，娶米利暗为妻。但是公

    元前40年，以其侄子安提柯为首的另一派别，在帕提亚人的帮助下攻

    占了耶路撒冷。希律的兄弟、耶路撒冷总督法赛尔被捕后在狱中自

    尽，西卡努斯则因身体残废无法担任大祭司，是安提柯亲自咬下了其

    伯父的双耳。

    希律差点儿就没命了，但他逃到了罗马，向元老院陈述了自己的

    情况，元老们让他当上了傀儡国王，正式头衔是“盟邦的国王和罗马

    人民的朋友”（rex 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然后他带

    着一支罗马军队——步兵3万名、骑兵6000名——回到东方，夺回耶路

    撒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他推行的政策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干左右逢源，不管谁当政他都

    能得到罗马的支持。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发达时，他们既是

    朋友又是同盟；安东尼一倒台，他又即刻与屋大维交好。在奥古斯都

    称帝的时代，希律是罗马东方卫星国中最忠诚可靠的国王，清海盗、

    除恶匪，干脆利落、毫不留情，罗马的所有战事纷争都能得到他的支

    持。他也是得到回报最多的一位国王，在罗马的支持下，王国疆域扩

    大到甚至超越了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版图，他的统治也更加稳固了。

    希律的第二个政策是全力以赴消灭哈斯蒙尼家族。他将安提柯交

    给罗马人处死；据约瑟夫斯说，希律深爱妻子米利暗，即亚历山大·

    詹尼亚斯的曾孙女，但是充满了嫉妒。最终他与妻子及其娘家人反

    目，命人在耶利哥将妻弟阿里斯托布鲁斯按在游泳池里，将其淹死。

    他还指控米利暗试图下毒谋害他，在他的家族法庭上给她判罪，并将

    其处死。接着他又指控米利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谋反篡

    权，也将她处死。最后，他指控他和米利暗所生的两个儿子谋害他，

    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绞刑。约瑟夫斯这样写道：“如果

    真有一个满怀亲情的男人，那人必是希律无疑。”他对待自己一方的

    家族确实如此，因为他所建的城市均以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命

    名，但是对哈斯蒙尼家族，或任何以先祖之名提出王位诉求的人——

    如大卫家族的人——不仅猜忌多疑而且心狠手辣。屠杀婴孩[58]的故事

    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却有基于其本人的所作所为的历史依据。

    希律的第三个政策是实行政教分离，让散居地的犹太人发挥作

    用，以此来削弱严格主义者犹太教的破坏势力。公元前37年，他在耶

    路撒冷掌权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处死犹太公会的46名主要成

    员，这些人在审判他和其他人的时候试图维护摩西律法在世俗事务的

    作用，如此犹太公会便成了纯粹的宗教法庭。希律甚至没有去争取大

    祭司职位，而是将它从王权中分离出来，设为一个官职，他可以行使

    君权对其进行任免，并主要是从埃及和巴比伦的侨民中选任。

    希律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具有历史头脑，显然他要效法所罗

    门，要让自己名垂千古。为此，他大兴土木，慷慨捐赠、广行善举，

    并大力投入公共服务建设。如此，他又成了另一类犹太人的原型——

    追逐利益的慈善家。希律的一生都在大肆盘剥、大肆挥霍。他和所罗

    门一样，利用他在贸易路线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征收商税，自己又从事

    商业生产。他向奥古斯都大帝租下塞浦路斯的铜矿，其中一半的产出

    归自己。他包下广大地区的征税权，和罗马分享获利。约瑟夫斯说希

    律总是入不敷出，因此对待臣民非常苛刻。无疑，他积累了巨大的个

    人财富，这主要是通过没收被他宣布为国家公敌的那些人的财产——

    当然最主要的是哈斯蒙尼家族的财产。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得益于外

    和内安的社会环境，以及贸易的发展，巴勒斯坦总体更加繁荣了。各

    地犹太人的人口数量，包括出生的和改宗的人口，都大量增加。根据

    一个中世纪的传说，在克劳狄乌斯时期，公元48年有过一次人口统

    计，当时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约有694.4万犹太人。除此之外，在巴比

    伦等地还有约瑟夫斯所称的“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有一个统计称，

    在希律时代，世界各地共有大约800万犹太人，其中居住在巴勒斯坦的

    有235万到250万。这样的话，犹太人占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的10%左右。

    [65]这个在不断扩张的民族以及遍布各地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希律获得

    财富和影响力的源泉。

    确实，希律之所以推行他的政策，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犹太人和

    犹太教正在蓬勃兴起，他在民族和宗教上拥有一种自豪感，他的政策

    就源于这种自豪感。和之前的希腊化犹太人一样，希律也认为自己是

    一个勇敢的改革者，设法将一个顽固保守的近东民族拖进已经启蒙的

    现代文明中（以当时视角）。罗马在其首位皇帝统治下国力昌盛、民

    族团结，使一个世界和平、国际通商的新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而这

    正是经济发展迈入黄金时代所需的基础，希律也希望他的臣民一同参

    与这个时代。为了让犹太民族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里获得应有的地

    位，他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历史包袱，尤其要打破犹太社会和犹太宗

    教中自私的家族寡头统治，他们从社会和宗教中都捞到了好处。他孤

    身作战，固然思想偏执、手段残酷，却不乏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同时，希律也想向世界表明，犹太人中也有不少有才干的文明

    人，他们有能力为地中海文明中新的扩张主义精神做出重要贡献。为

    此，他将目光投放到比耶路撒冷更远的地方，转向散居地的犹太侨

    民，因为耶路撒冷只有暴民和狂热分子。希律是奥古斯都手下大将阿

    格里帕（Agrippa）的密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使分布在罗马控制范围内

    庞大的犹太社区都得到了特别保护，这些社区分散在各处，时不时遭

    受着各样的威胁。流散犹太人将希律视为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是最慷

    慨的保护人，提供资金兴办犹太会堂、图书馆、浴场和慈善机构，并

    且鼓励别人也这么做，因此在希律时代，犹太人首次因为在亚历山

    大、罗马、安条克、巴比伦等地的犹太社区中建立微型的福利制度而

    闻名于世，他们接济贫病者、孤儿和寡妇，探望犯人、埋葬死者。

    但是希律也不至于愚蠢到只对流散犹太人慷慨解囊。他还在帝国

    东部的许多多民族城市广施善举，支持并资助各类希腊式文化机构，

    尤其是体育馆，希律本人就是个热心的体育运动爱好者——他是大胆

    的猎手和骑师，热爱标枪和射箭，同时还是个热心的观众。他凭借自

    己的财富、组织能力和旺盛精力，一手挽救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它

    免于衰败，并确保它定期隆重、体面地举行——此举为他在许多希腊

    小岛和城市赢得了尊贵的名望，也为他赢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终身

    主席”的称号。在民生和文化方面，他捐出巨资赞助雅典、吕西亚、

    帕加马和斯巴达，重建罗德岛的阿波罗神庙，重修比布鲁斯的城墙，

    分别在推罗和贝鲁特建立广场，在老底嘉修建沟渠，在西顿和大马士

    革建造剧院，在托珞麦斯和的黎波里修造运动场，在阿斯卡隆修建喷

    泉和浴场。在当时近东的最大城市安条克，铺设了2.3英里长的主要街

    道，并全程修建柱廊为市民遮挡风雨，这项宏大的工程最后用抛光的

    大理石加以修饰。这些地方几乎都有犹太人居住，有了这位既敬奉耶

    和华又慷慨豪放的同胞，他们全都跟着沾光。

    希律试图在巴勒斯坦也推行这种慷慨豪放和普适主义的政策，将

    受到排斥和非正统的人群也纳入他的泛犹太主义概念中。撒马利亚这

    个被约翰·西卡努斯夷平并用水淹没的城市，也在希律的帮助之下进

    行了重建，用他的保护人奥古斯都的希腊名将其重新命名为塞巴斯蒂

    （Sebaste）。他修了圣殿、城墙和塔楼，以及一条柱廊街。他还从埃

    及运来花岗岩，在地中海沿岸的巴尼亚斯建了一所圣殿。在地中海沿

    岸，在斯特拉顿塔的遗址上，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新城——凯撒里亚

    （Caesarea）。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建设这项工程需要设计一个规

    模比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还大”的人工港。希律的建筑工程师们“在

    20英寻[59]深的水里放置巨石，这些巨石多数长近50英尺、宽10英尺、

    高9英尺，有的甚至更大”，这是一座200英尺宽的巨大防波堤的坝

    基。城市占地200英亩，拥有一个剧院、一个市场和一座市政楼，全用

    石灰岩建造，还有一座豪华的圆形竞技场，每四年举办一场隆重的运

    动会。希律还在安条克立了一尊巨大的恺撒像，据约瑟夫斯说，这尊

    像并不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小，后者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希律

    死后，他的帝国分裂，安条克自然就成了罗马人控制的犹地亚行省的

    首府。巴勒斯坦各地建有希律的城堡和宫殿，包括耶路撒冷的安东尼

    亚城堡，这座城堡矗立在哈斯蒙尼家族的巴里斯要塞之上，后者由约

    拿单·马加比所建；但是新的城堡更大、更坚固、更奢华，有着名副

    其实的希律风格。除此之外还有希律堡、耶利哥附近以他母亲命名的

    塞浦斯城堡、死海东面的马卡鲁斯城堡，以及梅察达的岩石上开凿修

    建的庄园城堡，后者立于旷野之上，蔚为壮观。

    对于希律而言，在耶路撒冷建造安东尼亚城堡（Antonia）部分是

    出于政治，或者几乎可以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公元前37年他借

    助罗马军团的力量刚攻取耶路撒冷之时，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的罗

    马盟友不要全部驱逐城内居民、摧毁这座城市，罗马人早已预料到这

    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地方。希律打算将耶路撒冷改造成一座国际化的城

    市，迁入新的犹太群体，以解决原有群体存在的一些问题，让耶路撒

    冷成为不仅是犹地亚，而且是整个犹太民族的首府。在他眼里，流散

    犹太人比巴勒斯坦人更加开化，更愿意接受希腊和罗马人的思想，更

    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倡导与当时世界相匹配的宗教崇拜形式。他任命犹

    太侨民在这座首府担任公职，鼓励其他的犹太侨民经常光顾耶路撒

    冷，以此来提高前者的威信。从理论上说，律法要求犹太人一年三次

    来圣殿朝圣——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66]希律决定鼓励朝圣行

    为，尤其在流散犹太人中，为耶路撒冷配备罗马——希腊化城市中应

    有的一切设施，更重要的是重建圣殿，将其建成了一座值得观赏的宏

    伟建筑。希律不仅是著名的慈善家，更是一位卓越的宣传家和极爱出

    风头的人。

    他有条不紊、富有远见卓识地在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上最多疑、最

    躁动不安的城市开展重建计划。安东尼亚城堡的建成给他带来了有形

    可见的优势，他又修建了三座坚固的塔楼来加强他的控制：法赛尔塔

    （后称大卫塔）、希皮库斯塔和米利暗塔（在他杀害妻子之前完

    工）。这些塔楼建成之后，他总算感到安全，可以修建剧院和竞技场

    了，尽管这些建筑明智地建在圣殿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在公元前22

    年，他召集了一次国民议会，宣布他的毕生事业：重建圣殿，而且要

    大规模地重建，甚至要超越所罗门王的荣耀。他用接下来的两年召集

    和培训了1万名建筑工人、1000名监管的祭司，这些祭司同时还是某些

    禁区的工匠。这些精心准备是必需的，那是为了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放心，旧殿拆除工程只是一个序幕，未来他们还将建成一个更好的新

    殿。[67]希律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触犯严格主义者的宗教禁忌，如祭坛

    及其甬道使用未经打凿的石头，避免和铁器接触。圣殿用于献祭的主

    体部分只用了18个月就建成，其间圣所用精美的帷幔隔离以防亵渎的

    目光偷窥。但是整个巨大的建筑需要46年来完成，在公元70年它被罗

    马人摧毁不久前，工匠们还在做最后的装饰工作。

    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和《犹太战记》（Jewish Wars）[68]，

    以及《塔木德》中的“ 尺寸书” （ Middot ） 、“ 连续献祭

    书”（Tamid）和“赎罪日书”（Yoma）——都对希律的圣殿作了描

    述，最近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为了达到理想中的宏伟

    效果，他修筑巨大的护墙，用碎石填充空隙，由此将圣殿山的区域扩

    大了一倍，这样就有了一个宽阔的前院，他又在前院的周围建起柱

    廊，柱廊各处有桥直通上城。平台的一端是圣所，其宽度和高度都远

    远超过所罗门修建的圣殿（前者为100肘[60]，而后者为60肘）。但希律

    不是出身于祭司家庭，因而甚至不能进入内院。所以他在圣殿内部花

    费不多，至圣所虽然用黄金镶边，却是光秃秃的。而圣殿外部的装修

    和殿门，他则不惜斥巨资将它们镶满金片和银片。约瑟夫斯说所用的

    石头是“极白的”，石头闪闪发光，金子熠熠生辉——在骄阳下光芒

    四射——游人极目远望就叹为观止。

    巨大的平台占地35英亩，外墙长达1英里，当初的高度是如今从谷

    底看过去的两倍，因为现在底部用巨石铺就的通道堆积着几百年的垃

    圾。约瑟夫斯说有些巨石“长45肘，高10肘，宽6肘”，均由异国的工

    匠打造，工艺极其考究。顶部的平台高40英尺，它的下面是拱廊，上

    面即平台主体，是回廊，矗立着数百根从哥林多运来的石柱，这些石

    柱高27英尺，用约瑟夫斯的话说，3个男人都合抱不过来。约瑟夫斯说

    圣殿非常高大，从回廊往下看你都会感到头晕目眩。

    每逢重大节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巴勒斯坦全境和散居地赶

    来，汇聚在耶路撒冷，他们经过巨大的阶梯和主桥登上平台。围墙内

    的外院向所有人开放，门口和回廊上有兑换银钱的人将世界各地的钱

    币换成用于缴纳入殿费的“圣币”——正是这些人引起了耶稣的愤怒

    ——还有用于献祭的鸽子出售。在外院里面，用墙和栅门围起的是女

    院，墙上和栅门的石头刻着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告示，禁止非犹太人继

    续入内，违者以死论处。女院内有专门给拿细耳人和麻风病人停留的

    区域，再往里是“以色列庭院”，犹太男子可以入内。每个内院都高

    高在上，可由台阶上去，还有一段更高的阶梯通往献祭的区域，即祭

    司庭，圣所就位于祭司庭。

    成千上万的祭司、利未人、文士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圣殿里面

    和圣殿区各司其职。祭司负责祭祀活动，主持各种仪式。利未人既是

    歌手和乐师，又是清洁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分成24班轮岗，遇重大节

    日活动繁忙时，还会有祭司家人或利未人的男人从巴勒斯坦各地和散

    居地赶来施以援手。祭司的首要职守是看护圣所。犹太人向埃及人学

    习，也有保持祭坛圣火长明不灭的传统，这就意味着要让圣所里诸多

    的灯台一直亮着，并经常给它们添油。还有一个习俗也来自埃及，就

    是在最暗和最隐秘处经常燃香。圣殿一年消耗600磅[61]名贵的香，这些

    香由一个叫阿提那（Avtina）的祭司家族用秘方调制而成，为了避免

    有贪污的嫌疑，该家族的女眷是禁止使用香水的。这些香由贝壳粉、

    采自所多玛的盐、一种特殊的仙客来、没药、乳香、肉桂、山扁豆、

    甘松香、番红花和香树脂多种材料共同制成，还有一种神秘的材料

    叫“马拉赫阿尚”（maalah ashan），它可以使香烟升起时产生美妙

    的形状。

    圣殿平时还举行普通的日常献祭，每天清晨和日暮各祭两头羔

    羊，分别需要13名祭司参与。普通犹太男子当然是不能进入圣所的，

    但是献祭时中殿门敞开，他们可以在门外观看，每次献祭结束有奠酒

    仪式，还要诵读经文，唱赞美诗和诗篇。给唱诗歌手伴奏的乐队，有

    双排管、12弦竖琴、10弦里拉琴和铜钹，还要吹银号和羊角号宣告祭

    祀仪式进入不同的阶段。祭祀仪式在外来游人看来是奇异甚至原始

    的，因为大多数异地的人是在节日期间赶来，那时候献祭的物品琳琅

    满目，非常丰富。每逢这个时节，内殿就是个十分恐怖的地方——献

    祭牲口的惊叫、献祭的号令，以及号角的巨响，各种声音交织混杂，

    鲜血四处流溢。《阿里斯狄亚书简》的作者是一位来自亚历山大的犹

    太人，他在朝圣时看到共有700名祭司执行献祭，他们默默地工作着，

    专业而熟练地处理着这些沉重的动物尸体，并丝毫不差地将它们放置

    到祭坛的准确位置上。

    因为动物数量巨大，屠宰、放血和切割这些过程必须快速完成。

    为了处理大量的污血，平台是空心的，就如一个巨大的清洁设备，共

    有34个蓄水池，最大的一个叫“大海”（Great Sea），可以储存200

    万加仑的水。冬天这些蓄水池储存雨水，夏天多余的水顺着引水渠从

    西罗亚池排至南面。有无数的管道将水输送到平台表面，洪流般的污

    血经由无数的水渠排放走。阿里斯狄亚写道：“祭坛底部有许许多多

    唯有执行献祭的祭司才看得到的缝隙，大量的污血归集到一处瞬间就

    排走了。”

    每逢节期，圣殿周围人群熙攘、川流不息，圣殿各处的大门不得

    不在半夜里就打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这天才可

    进入。但是节日期间，至圣所的帷幔就会卷起，前来朝圣的犹太男子

    可以从圣所的门外看到里面，各样的圣器也摆放出来以供瞻仰。每一

    位朝圣者都至少献上一件个人祭品——因此献祭的动物不计其数——

    非犹太教徒也能享受这一特权。照约瑟夫斯的话来说，希律的圣殿举

    世闻名，备受尊崇。非犹太权贵贡献祭品，不仅表示自己的虔诚，也

    是为了向犹太教的思想观念妥协。譬如说，在公元前15年，希律的好

    友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就高调地举行了百牲祭（用

    一百头牲口来祭祀）。[69]

    圣殿财富惊人，至少在没遭洗劫的时候就是如此。外邦的君王和

    政治家从亚达薛西（Artaxerxes）到奥古斯都大帝都向它献上大量的

    黄金器皿，存放在圣殿最隐秘处专门的保险库里。来自四面八方的犹

    太侨民向圣殿捐赠大量的金钱和金银餐盘，一如现今他们向以色列慷

    慨解囊，约瑟夫斯说，圣殿成了“犹太人存放全部财富的共同宝

    库”，如西卡努斯，就“将整个家族的财富都存放在那里”，他是多

    比雅家族的首领，该家族从事税赋征收工作，富甲一方。[70]但是圣殿

    主要的固定收入来源，是每个年满20岁的犹太男子缴纳的半舍客勒银

    子的丁税。

    希律对圣殿出手特别大方，整个重建工程都是他自掏腰包。圣殿

    大祭司是受人憎恨的撒都该人，希律降低了他的地位，这样就自然提

    升了副祭司监督的地位。这名祭司监督是法利赛人，他控制着圣殿所

    有的常规运作，确保即使是撒都该人大祭司也照着法利赛人的方式主

    持礼拜仪式。希律和法利赛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所以一般来说他尽量

    避免圣殿和他的政府发生冲突，但是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这个

    联盟宣告破裂。根据他的装饰设计，他在圣殿主门的正上方摆放了一

    只金鹰，犹太侨民们对此非常满意，但是耶路撒冷的敬虔派犹太教

    徒，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却表示强烈反对，一群学习《托拉》的学生

    爬上去砸碎了金鹰。病中的希律当时在他的耶利哥王宫修养，但是他

    的反应还是一贯的强悍和心狠手辣。大祭司被废除，学生经人指认遭

    到了逮捕，他们戴着镣铐被押至耶利哥，在罗马剧院里接受审判后被

    活活烧死，为他受伤的善心和仍在膨胀的自尊心做了活人献祭。活祭

    的烟火尚在空中弥漫，希律就被抬至卡里尔霍的温泉治病，公元前4年

    春，他在那里病逝。

    希律为保持王国延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继

    承人，即他和第一位纳巴泰妻子豆瑞丝所生的儿子都是无用之才。他

    把犹地亚留给了亚基老（Archelaus），但是公元6年，罗马人不得不

    废黜亚基老，随后犹地亚相继由几位地方行政长官从凯撒里亚直接管

    辖，而地方行政长官则向安条克的副总督汇报。老国王的孙子希律·

    亚基帕（Herod Agrippa）是位能人，公元37年罗马人将犹地亚交与他

    治理，但是公元44年他的过世，使罗马人不得不再次恢复直接统治。

    因此，大希律王的死，实际上终结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最后一个阶段

    的稳定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有逐

    步升级的势态。这在罗马人的治下是极不正常的。罗马帝国实行的是

    开明统治，只要不和他们的基本利益冲突，他们都会尊重当地的宗教

    习俗、社会制度甚至政治体制。尽管难得的几次反抗都遭到了严厉的

    大力镇压，但是大多数地中海和近东的民族在罗马的统治下得到了繁

    荣发展，他们也认为罗马人的统治更适合自己。这也是600多万散居地

    犹太人的想法，他们从来不给当局添乱，只有在亚历山大城的那次除

    外，当时他们是受了巴勒斯坦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很有可能，即使是

    在犹太故土，许多犹太人，或许是大多数犹太人，并不认为罗马人是

    压迫者或是宗教仇敌。但巴勒斯坦仍有少数人与“ 基提

    人”（Kittim，即罗马人）水火难容，尽管暴力反抗的必然后果是严

    厉的惩罚，他们还是时不时地以身试法。公元6年，加玛拉的犹大起兵

    造反，抗议大希律死后罗马人实行直接统治。还有一次也是出于同样

    的原因—公元44年希律·亚基帕死后罗马恢复了直接统治，当时为首

    的是一个名叫丢大（Theudas）的人，他带领一群暴民开赴约旦河谷。

    第三次是腓力斯（Felix）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公元52—60年），当

    时橄榄山上聚集了4000民众，他们担心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会像耶利哥

    的城墙一样倒塌。最后是公元66年和135年的两次大起义。这两次起义

    都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东方帝国，是罗马帝国所有属地中最大规模

    的反抗行动。

    犹太人为何如此不安分？这并非因为犹太人是个不易对付、好战

    而又充满部族意识的落后社会，会像帕提亚人那样经常在东部边缘区

    域生事滋扰罗马人，就如帕坦人和阿富汗人在印度的西北边境骚扰英

    国人一样。相反，犹太人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太先进的民族，有太

    强的文化意识，以致难以接受异族的统治。希腊人和罗马之间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地理上臣服罗马，却在文化上征服罗

    马。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罗马帝国是希腊的，东部区域尤其如此。受

    过教育的人说希腊语，用希腊语思考；在艺术、建筑、戏剧、音乐和

    文学等方面，希腊人的模式就是标准。因此希腊人从未觉得他们在文

    化上归顺罗马。

    而这正是犹太人的麻烦。他们拥有比希腊人更加古老的文化，虽

    然在艺术等方面难以与希腊人比肩，但是他们的文学从各个方面来说

    都超越了希腊人。在罗马帝国中，犹太人的数量与希腊人相当，而且

    犹太人识字的比例更高，然而罗马帝国的文化政策却掌握在希腊人手

    里，后者根本不认同希伯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希腊人纵然热心于探

    索自然，善于学习国外的技术和艺术手法，对别国的语言却几乎毫无

    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埃及一千年，也只学了点儿用于经商

    的通俗文字；毕达哥拉斯似乎是唯一懂点象形文字的希腊学者。希腊

    人对希伯来语，对希伯来文学，对犹太人的宗教哲学，也是同样视若

    无睹。他们忽视它的存在，只从不确切的传闻中了解一二。希腊方面

    的这种文化歧视，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又恨又爱的

    情结，正是犹太人和罗马人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代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19

    世纪与20世纪初期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不能作太深入

    的比较。希腊人和犹太人具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如他们的普适主义

    思想、他们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他们的宇宙神圣秩序观念、他们

    的伦理情感，以及他们对人类自身的浓厚兴趣——但是最终这一切还

    是敌不过他们之间因误解而加大的分歧。[71]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声称并

    认为自己信奉自由，但是对于希腊人而言，自由本身是一种目的，拥

    有自由意志的自治群体能够自己选择律法、自己选择神明就是实现了

    自由；而于犹太人而言，自由不过是一种途径，它要确保神命定、人

    不可改的宗教义务不会受到干扰。倘若犹太人有可能与希腊文化达成

    妥协，那么唯一的情形就是如果他们能征服希腊文化——他们最后做

    到了：用基督教来征服。

    因此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犹太人表面上的反罗马行动，本质上

    是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来自书籍。当时

    伟大的文学只有两种：希腊文学和犹太文学，以希腊文学为模板的拉

    丁文学尚属新起之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希腊人和犹太人，

    他们已经拥有提供基础教育的学堂。当时作家辈出，名家无数，我们

    所知的希腊作家多达上千，犹太作家也开始声名鹊起。此时已经有了

    大规模的图书馆，既有国立的也有私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达

    70多万卷。希腊人的文学是文明社会的国际性文学，而犹太人做得更

    多的则是一丝不苟地抄写、传播和研读圣书。

    确实，希伯来文学在许多方面远比希腊文学更具有活力。希腊文

    学自荷马起，都是品德的指导、行为的准则和思想的规范，而希伯来

    文学则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变成实际的行动。不仅如

    此，这个充满活力的元素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带有宣传的

    意图、论战的语气，而且彻底仇外，尤其是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敌

    意。受马加比斗争的影响，希伯来文学强调殉道保节是显而易见的。

    典型的一部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马加比二书》这部经典，这部作品

    最初共五卷，由昔兰尼人耶孙所作。尽管全书用尽希腊散文中的各种

    修辞手法，但却是一部反希腊人的讽刺作品，一部充满煽动性的殉道

    史。

    比这些殉道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启示文

    学（martyr stories），它填补了从马加比时代起因预言衰落而出现

    的犹太意识真空。所谓启示就是“神的揭示”（revelation），启示

    文学作品试图传达常人知识经验范围之外的神秘信息，经常借用已故

    先知之名来增加其真实性。自公元前2世纪起，同样也是因为马加比危

    机的压力，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末世论主题：它将犹太人对

    历史的执着带到了未来，并预言“末日”的情形，那时上帝将终结这

    个历史时期，人类要进入清算的时代。到那一刻，天地剧烈震动，末

    日之战来临，如库姆兰经卷中一处所写：“上天之主发出巨大的声

    音，大地的根基将会震动，天上至高者的战争将遍布世界各地。”[72]

    这些事件都带着这些特点：极端暴力，善（虔诚的犹太人）与恶（希

    腊人，后指罗马人）势不两立，迫在眉睫的暗示。

    在这些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但以理书》。这部成于哈斯蒙

    尼时代初期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是因为它被收入了正

    典，二是因为它是许多其他著作的范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包括亚述帝

    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时代的历史事件，激起民众对所有异教的

    帝国主义，尤其是对希腊人统治的仇恨。它预测帝国将会消亡，上帝

    的国度将要兴起，而带领人们建立上帝国度的，可能是一位具有英雄

    主义色彩的解放者——人子（Son of Man）。全书回荡着仇视外族的

    呼声和殉道的召唤。

    这些启示文学作品，可以从不同的现实层面来解读，而且犹太人

    也是这么做的。自耶利米和以西结时代以来，思想温和、信仰敬虔的

    犹太教徒，即大多数犹太人，已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可以

    在，或可能最好是在相对宽容的外族统治下，信奉自己的宗教。因

    此，对于他们来说，但以理许诺的不是复兴历史上那个实际的王国，

    如大卫王国，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末日大事：死者复活，个人得永

    生。让法利赛人尤为震惊的是《但以理书》结尾的论断：在末日那

    天，“本国的民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

    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73]但以理的这个想法在所谓

    的埃塞俄比亚本《以诺书》[62]中说得更加明确。该书作于公元1世纪，

    书中说到“末日”和“审判日”，那些“被拣选的”将会优先进入他

    们的王国。

    死后接受审判、善者得永生的说法，在1000多年前的埃及就早已

    有之，它不是犹太教里的概念，因为它不在《托拉》里，而严格遵照

    经文的撒都该人，又似乎完全不认同来生的概念。但是《以赛亚书》

    中一旦萌发了这个思想，法利赛人便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启示的观点

    为己所用，因为这正好契合他们那种强烈的伦理正义观。《约伯记》

    中已经表明，俗世是无法解决神义论问题的；但是倘若公义不在这个

    世界，那必定是在下一个世界，届时上帝施行审判，义人得赏赐，恶

    人受刑罚。末日审判的观点，与犹太人律法统治的整体概念非常合

    拍。正是因为法利赛派宣扬这样的信条，还有遵守律法可以使人得救

    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他们在虔诚的穷苦大众中吸引了广大的信徒，这

    些人有过惨痛的教训，深知今生获得幸福的希望是渺茫的。[74]

    但是如果说法利赛人是将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区分开来（如

    圣奥古斯丁后来所做的那样），那么其他人对启示文学的解读则更多

    的是字面上的。他们相信，正义的国度是有形的、现实的、近在眼前

    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加速它的到来。其中最暴力的团体就是罗马占领

    军所称的“匕首党”（Sicarii），他们身藏匕首，尤其在节日里人多

    拥挤的时候，暗杀勾结罗马的犹太人。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极端恐怖

    分子的边缘组织，它隶属于一个自称“奋锐党”的运动组织。奋锐党

    之名来自《民数记》中非尼哈（Phinehas）的故事。非尼哈用标枪刺

    杀了一个邪恶之人和他的妻子，以此止息瘟疫，拯救了以色列，从而

    被说成是“为神有忌邪的心”。[75]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该组织成立

    于公元6年，发起人是加利利的犹大，那时他策划了一场反抗罗马人直

    接统治和征税的起义。犹大可能属于早期拉比，他宣扬犹太社会是神

    权政体这一古老信条，只承认上帝的统治。

    约瑟夫斯认为“奋锐党”有别于其他三个主要教派。前者主张并

    实行暴力，而另外3个教派，即他所称的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

    派，似乎大体已接受外邦统治。[76]但是犹大的副手撒督又是一位法利

    赛人，又说明这个界限很难分得清楚。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敬虔派

    犹太教徒，如法利赛人，似乎也认为有些时候暴力是不可避免的。然

    而，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我们这位主要的权威约瑟夫

    斯，也是参与者之一。他认为“奋锐党”是一个光荣的头衔，若是他

    认为他们的活动带有恐怖主义或反社会性质时便避开这个叫法。当时

    对于其他抗议形式失效时恐怖主义是否合法的讨论，和现在一样激

    烈。1世纪时积极参与每一场暴力起义的奋锐党和匕首党，究竟起了什

    么作用，成了学者争相猜测的话题。[77]

    而围绕着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各种千禧年派的争议则更多，约瑟夫

    斯（还有斐洛和普林尼）将其统称为艾赛尼派。但事实上千禧年派包

    含了许多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姆兰修士（Qumran monks），因为

    G.L.哈丁（G.L.Harding）和佩尔·德·沃于1951—1956年挖掘出了他

    们的死海修道院，他们有无数的作品正在被全面地研究分析和出版。

    库姆兰僧侣夏住帐篷，冬居山洞。他们的中央建筑里有精心布置的管

    道用于祭礼净化。我们还发现有厨房、烘焙房、餐室、陶器作坊和会

    议室。从这个教派我们看到了这些极端组织对文献的重视，因为那里

    有精美的写字间，有大量的藏书，在公元66年的起义中该社区受到罗

    马人威胁时，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藏书被装入高大的缸里，藏至附近

    的山洞。但同时它也反映文学可以助长暴力，因为除了含启示意味的

    正典文本（如《以赛亚书》），修士们还自己创作了带有革命性，实

    际上是军事性的末世论著作。他们的文献被称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

    子之战”，里面不仅有隐约的启示意味，而且还包含了完备的战斗训

    练指导，他们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他们的营地布局具有很好的防御

    效果，还设置了瞭望塔，在公元66—70年那个“末日”来临之时，这

    个营地似乎确实遭到了罗马人的袭击，并被摧毁。[78]

    然而，这些激进的库姆兰修士仅仅是众多艾赛尼社区中的一个。

    所有艾赛尼派的人都受到启示文学的影响，但并非人人崇尚暴力，其

    中有一些完全是倡议和平的。有些是穴居山洞的隐士，如特拉普提派

    （Therapeutae），他们来自埃及，那里的沙漠社区至少存在了2000年

    之久。叙利亚的马格里派（Margherian）也是穴居山洞的修士。其他

    的山洞修士还有生活在约旦河附近的几个施洗派，其中最出名的是施

    洗者约翰和他的门徒。

    施洗者约翰生活和活动的中心是在加利利和比利亚一带，此时居

    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但它是在马加比时代被犹地亚用武力

    ——还有强行改宗的方法吞并的。这里既是一个正统信仰狂热同时又

    异说林立的地方，也是一个宗教热情和政治热情燃烧的地方，其大部

    分已在希律死后接踵而至的反叛和6世纪的起义中惨遭摧毁；这位伟人

    的儿子，被罗马人任命为总督的希律·安提帕斯（Herod Antipas），

    试图重建这一地区，按照希腊人的模式建立新城。公元17年至22年，

    他在加利利湖畔的太巴列建成一个新的行政中心，为了解决人口问

    题，他强迫周围乡间的犹太人放弃农田迁居到这里，征调过来的还有

    穷人和曾经的奴隶，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怪象：唯一一个犹

    太人占多数的希腊式城市。安提帕斯招致批评还有别的原因。首先他

    母亲是撒马利亚人，因此他的犹太教信仰的正统性受到了怀疑。其次

    他娶了兄弟之妻，因而违反了摩西律法。施洗者约翰正是谴责他的这

    个罪行才招致了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79]不过，根据约瑟夫斯的说

    法，安提帕斯杀害约翰是因为他才感到约翰的门徒发展得太强大了，

    恐会引起叛乱。

    施洗者约翰信奉犹太人所称的弥赛亚，他的传道使命主要围绕两

    本书——《以赛亚书》和《以诺书》。他不是隐士，也不是分裂分

    子，更不是排外分子，相反，他向所有犹太人宣讲审判的日子即将到

    来，所有的人必须认罪悔改，用水受洗赎罪，从而准备好接受最后的

    审判。他的到来是要响应以赛亚的号令，“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

    路”，[80]宣告末日的到来和弥赛亚的降临。那位弥赛亚就是被以诺称

    为“人子”的人。根据《新约》记载，施洗者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亲

    戚，他为耶稣施洗，并指明他就是人子。耶稣开始自己的使命是在约

    翰被处决不久之后。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使命？耶稣又把自己看作谁

    呢？

    犹太人的弥赛亚信条起源于这个信念，即大卫王是耶和华膏立的

    王，所以他和他的子孙必将统治以色列全地直到永远，也必将统治外

    邦的民。[81]王国衰落后，他们的信念成了先知的盼望：大卫家族的统

    治必将奇迹般地复兴。[82]在此之上还加入了《以赛亚书》中对于这位

    未来君王的描述——他是施公义的人，而这或许是这个信念中最重要

    的元素，因为《以赛亚书》是所有《圣经》卷册中被读得最多、最受

    喜爱的一卷，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是写得最好的一卷。公元前1世纪和2

    世纪期间，出自大卫家族的统治者再次降生施行公义的说法，与《但

    以理书》《以诺书》等启示文学中关于末日和最后四件事情——死

    亡、最后的审判、地狱和天国——的说法非常一致。正是在这个相对

    较晚的时期，这位神所拣选的、富有号召力的人物首次被人称为弥赛

    亚（Messiah）或“受膏者”。“Messiah”一词最早来自希伯来语

    （当时的阿拉姆语），直接音译成希腊语就是“messias”，但是“受

    膏者”在希腊语中是“christos”，即基督。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

    头衔是希腊语而非希伯来语。

    弥赛亚的信条，其来源既复杂又互相矛盾，在犹太人心中产生了

    极大的困惑，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弥赛亚是一位政治军事领袖，他

    的出现将会迎来一个地理上的俗世国度。《使徒行传》中有一节重要

    的经文就是描写希勒尔之孙， 曾任公会领袖的长老迦玛列

    （Gamaliel）如何劝说当局不要惩罚早期的基督徒，他认为，要验明

    弥赛亚的真假可以看这些人的行动是否成功。他说，以前有过丢大的

    例子，“自夸为大”，但他被杀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

    有”，此后，“报上名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他也灭

    亡，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因此迦玛列说，不要去管这些基督

    徒，就任凭他们，他们所行的若不是有神的应许，“必要败坏”。[83]

    其他的犹太长老被迦玛列的观点说服了，因为他们心里也在盘算

    发动叛乱，意图推翻政府。大希律听到有弥赛亚或基督降生时，就像

    王位受到了威胁，反应非常激烈。任何一位犹太人听到有人自称是弥

    赛亚，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此人必定怀有某种政治和军事图谋。罗马政

    府、犹太公会、撒都该人，甚至法利赛人，也都以为弥赛亚会改变他

    们所属的现有秩序。犹地亚和加利利的穷苦百姓也相信，宣传彻底变

    革的弥赛亚不会，或者不会只是空谈精神和形而上的东西，而是会触

    及权力的现实——政府、税收和正义。

    但是从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拿撒勒人耶稣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种

    救世主模式。他不是一个犹太民主主义者，相反，他是犹太普适主义

    者。和施洗者约翰一样，他也受到了艾赛尼派温和势力的影响，但是

    他也和施洗者一样，相信悔改和重生的信息应该传给广大民众，就如

    《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那样。他认为，公义的导师不应藏身于

    沙漠或山洞，也不应像公会那样端坐于权力的宝座之上。他的使命就

    是在上帝面前怀着谦卑的心，教诲所有的人，而这位上帝，很可能会

    要求他承受非人的痛苦。《以赛亚书》中所写的那一位，必须是一

    株“嫩芽”，很可能会要求他承受非人的痛苦，“被藐视，被人厌

    弃” ， “ 多受痛苦” ， “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位上帝“受苦的仆

    人”将会“受欺压和审判”，“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与恶者同

    埋葬，“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位弥赛亚不是暴民的领袖，不是民主

    人士，也不是游击队的首领，更不是未来的地上君王和世界统治者，

    他是神学家，他是献祭品，他是用他的言语和榜样、用他的生和死来

    进行说教的宗教导师。[84]

    倘若耶稣是神学家，那么他的神学理论是什么，他的理论又是从

    何而来？耶稣来自一个非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他生活所在的加利利也

    日渐希腊化。父亲是木匠，公元28年或29年在耶稣受洗之前就已过

    世。在希腊文《新约》中，约瑟是个希伯来名字，但是耶稣的母亲叫

    马利亚，是“米利暗”的希腊译名。耶稣有两个弟弟取了希伯来名

    字，他们是犹大和西门，但是另外两个弟弟却没有，一个是詹姆士

    （James），即希伯来名字雅各（Jacob），另一个是约西（Joses），

    即希伯来名字约瑟（Joseph）。耶稣（Jesus）这个名字也是希腊名，

    在希伯来语中叫约书亚（Joshua）。这个家族自称是大卫的后裔，很

    可能大都是恪守教规的人，因为《新约》隐约提到耶稣的教义引起家

    庭关系的紧张。然而在他死后，家人继承了他的使命，弟弟雅各成了

    耶路撒冷教派的领袖，雅各受撒都该人迫害殉道后，耶稣的表亲西门

    继承了他的事业。弟弟犹大的几个孙子，是图拉真（Trajan）在位时

    加利利基督教社会的领袖。

    我们现有的证据表明，虽然耶稣受艾赛尼派教义的影响，而且还

    可能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他个人与施洗派有着密切的联

    系，但他实质上属于智慧派（hakamim）——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敬虔派

    犹太教徒。在所有教派中，他最接近法利赛派，这个说法容易令人迷

    惑，因为耶稣曾公开指责法利赛人，尤其说他们“假冒为善”。但是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谴责，根本没有福音书里说得

    那么严厉，也并非针对所有人；实质上它相当于艾赛尼派和后期拉比

    圣哲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在那些圣哲眼里，智慧派全然不同于“假法

    利赛人”，他们视前者为自己的先驱，而后者在他们看来是犹太教真

    正的敌人。[85]

    真实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虔诚的犹太社区（其中包括各种倾向的

    法利赛人）中各派之争日益激烈，耶稣也参与其中。智慧派运动的目

    的是提高神圣性并将它推而广之。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辩论

    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圣殿的中央性和不可或缺性以及律法的遵守。在

    第一点上，耶稣明确支持认为圣殿阻碍神圣性广泛传播的那些人，因

    为在有形建筑物集中崇拜，以及它所附带的等级、特权（大多为世

    袭）和财富，形成了一道与民众割裂的屏障，一道将民众拒之门外的

    高墙。耶稣在圣殿讲道，但是反对圣殿却也在圣殿讲道的也不乏其

    人，著名的有以赛亚和耶利米。犹太人可以不需要圣殿的说法并不新

    鲜，而是古已有之，可以这么说，早在有圣殿之前，真正的犹太宗教

    并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耶稣和其他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一样，认为

    神圣性可以通过基础学堂和犹太会堂传给整个民族，但是他比大多数

    人走得更远，将圣殿视为罪恶的源头，预言它的毁灭，虽然没有明

    说，但是心里鄙视圣殿权贵，鄙视犹太教的整个行政和律法的集中体

    制。[86]

    第二点，即律法须遵守到何种程度问题上，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

    最初的分歧是，前者只承认已经成书的五经，而后者却传授口传律

    法。到了耶稣时代，又增加了智慧派和法利赛派之争。由煞买长老

    （Shammai the Elder，约公元前50——约公元30）领导的一个学派持

    非常苛严的态度，尤其关于洁净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雷区，因为它对

    普通贫苦人群是否有能力达到洁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煞买学派的苛

    严做法，最后的确导致他的后裔和信徒彻底退出了拉比犹太教的历史

    舞台，像撒都该派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派是希勒尔长老的学

    派。希勒尔和煞买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散居地的犹太侨民，后人称其

    为“巴比伦的希勒尔”。[87]他对《托拉》的解读带有更多的人性关

    怀。在煞买看来，《托拉》的精髓在于它的细节，除非精确解读细

    节，否则这一套体系便毫无意义，难以成立。而在希勒尔看来，《托

    拉》的精髓在于它的精神，如果精神领会正确，就不必拘泥于细节。

    传统研究总是将煞买的愤怒和迂腐同希勒尔的谦恭和人性关怀进行对

    比，但是其中最为世人所铭记的重要一点，就是希勒尔迫切地要让遵

    守法律变得人人可行，不管是犹太教徒还是改宗者。曾有异教徒说，

    如果他可以单脚站着学习律法，他就愿意改宗成为犹太教徒，对此，

    希勒尔据说是这样回答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托拉》的

    全部，其他的一切都是解释——去学吧。”[88]

    耶稣属于希勒尔学派，有可能还听过他讲学，因为希勒尔有过许

    多听课弟子。耶稣多次重复希勒尔的这句著名言论，可能还有别的警

    句——希勒尔是著名的格言家。当然如果从字面直接理解，希勒尔有

    关《托拉》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

    样对人”，这不是《托拉》的全部。《托拉》作为伦理法典只是它的

    一个方面，从其实质来说，它还是一系列绝对主义的神命，涉及各种

    活动，其中许多无关人际关系。“所有其他的都是解释”这一说法也

    不正确。若其他的都是解释，那么其他民族，尤其是希腊人，接受它

    就不会如此困难了。“其他的一切”，从割礼到饮食规定，再到接触

    和洁净的规定，都远非只是“解释”，而是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禁

    令，它们是横亘在敬虔派犹太教徒和世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仅对犹

    太教的传播，更是对实现犹太教徒人人都可实施宗教仪式的目标，构

    成了巨大障碍。

    耶稣在他的讲道生涯中还将希勒尔的格言警句转化成了一套道德

    神学，并在此过程中将律法精减到只保留了它的道德伦理元素。耶稣

    这么做并非不严格，恰恰相反，他在某些方面比许多圣哲更加严格。

    比如说，他禁止离婚，这条教义在后来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今天依然

    如此。但是，如同圣殿在上帝和人类追求圣洁的行为之间成为阻碍

    时，耶稣就藐视圣殿一样，当律法对人类接近上帝起到的不是帮助而

    是阻碍作用时，他也藐视律法。

    耶稣对希勒尔的教义进行这样严格主义的逻辑推导，他就再也不

    是正统的圣哲了，确切地说，他不再是犹太教徒了。他创立了自成一

    家的宗教，这门宗教被准确地称为“基督教”。他在他的伦理犹太教

    中融入了一些非凡的思想，这些思想既有他从《以赛亚书》《但以理

    书》《以诺书》中汲取的末世论，又有他从艾赛尼派和施洗派中获得

    的他认为有用的思想材料，从而能够清楚明晰地提出关于死亡、审判

    和来生的观点。他把这个新的神学送给在他使命范围内的每一个人：

    敬虔派犹太教徒、当地人、撒马利亚人、不洁净的人，甚至异教徒。

    但是，和许多宗教改革者一样，耶稣也有两套信条——面向大众的公

    开信条和只对身边门徒宣讲的秘密信条。后者围绕的主题是他作为一

    个人在世时和死后的遭遇，就是在这个秘密信条里他自称是弥赛亚

    ——他不只是“受苦的仆人”，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耶稣的教导和活动，我们研究得越多，就越明显地感到，它在许

    多方面给了犹太教致命的打击，因此他遭到犹太当局的逮捕和审判是

    必然的。他对圣殿的敌意，即使是开明的法利赛人也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后者来说圣殿崇拜可谓犹太教的中心活动。耶稣拒绝律法，这是

    根本性的改变。《马可福音》中写道，他“叫众人来”，郑重地对他

    们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

    人。”[89]这等于是在否定律法和得救称义的关系，以及它所起的作

    用。他断言，人可以和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哪怕他是穷人、无知的

    人或有罪的人。而反过来，上帝做出回应也不是因为人类对《托拉》

    的顺服，而是因为上帝赐予人类，至少是信他之人的恩典，这个恩典

    使得人可以遵守他的诫命。

    大多数有学识的犹太教徒认为这是错误的信条，因为耶稣否定

    《托拉》的作用，并坚持认为，对于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而言，得救

    靠的不是遵守律法而是信心。假如耶稣的行动只限于外省，他或可安

    然无恙，但是他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公开讲道，这势必会遭到当局的

    逮捕和审判，尤其是他对圣殿的态度——他的仇敌向他发难也是集中

    在这一点上。[90]传假道者通常会被驱逐到遥远地区，但是耶稣因着他

    在审判时的表现，却让自己遭受了更重的惩罚。《申命记》第17章，

    尤其是第8节到12节，似乎讲到，遇到法律和宗教上有争议的地方，应

    进行全面调查，达成多数人的裁决，如果当事者不服从判决就可以被

    处死。在这个生活在律法统治下、善辩而又顽固的民族中，这条“长

    老叛教罪”（rebellious elder）被认为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基础。耶

    稣是博学之人，所以就在他被捕之前犹大称其为“拉比”。因此，当

    他被带到公会前——或不管是什么法庭——接受审判时，他的确表现

    得像个叛教的长老；他拒绝申辩，不仅使自己背上了藐视法庭的罪

    名，更因为沉默而获得了有罪判决。无疑，受到耶稣信条威胁最大、

    想要按照经文所载除掉他的，就是这些圣殿祭司、煞买派法利赛人，

    还有那些撒都该派。但是耶稣并未犯罪，至少没有后来迈蒙尼德在他

    的犹太法典里所描述的那些罪行。犹太人或许无权作出死刑判决，为

    了解决这些疑虑， 耶稣以叛国的罪名被带到罗马执政官彼拉多

    （Pilate）那里受审，然而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罪名成立，当时唯

    有一个假设，说自称弥赛亚的人迟早都会起来造反——这些人如果生

    事到一定程度一般会被解送到罗马当局那里接受处理。彼拉多虽然心

    有不愿，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还是给耶稣定罪了。因此，耶稣

    没有按照犹太律法被石头击打致死，而是被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91]

    当时审判耶稣的场景，即《新约》福音书里所描述的情形，似乎不太

    寻常，[92]不过我们对当时的其他审判也所知甚少，一切似乎都不太寻

    常。

    然而这一事件中重要的不是耶稣受难的前因后果，而是竟有如此

    之多的人顽固地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而且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不仅

    对他的道德和伦理教义，而且对他自称“受苦的仆人”的说法以及他

    特别的末世论，都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耶稣身边的门徒意识到他

    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将之视为“新约”，或者说是对上帝

    安排的见证，以此为基础，每个个体都可以与上帝建立新约。不过，

    门徒们为传播这个福音所做的，也只是重复耶稣的话语，讲述他一生

    的故事。真正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是来自大数（Tarsus）的保罗。

    保罗是来自基利家的犹太侨民，祖籍加利利，回到巴勒斯坦后师从迦

    玛列长老。他接受的是法利赛派教育，能够理解耶稣的神学，于是他

    立即开始对其加以阐明——他相信耶稣复活是事实，相信耶稣自称基

    督是正确的。常常有观点认为是保罗将基督的伦理教义融入一种新的

    神学里，从而“发明”了基督教，而那种新的神学利用了希腊化流散

    犹太人的知识理念。保罗对“肉体”与“心灵”的区别被比作斐洛的

    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93]还有人认为，保罗思想中的“基督”大约相

    当于斐洛的“逻各斯”（logos）[63]。但是斐洛所说的是抽象的东西，

    对保罗而言，基督却是真实存在的。[94]斐洛所谓的身体和灵魂是指人

    性中的内心挣扎，而保罗所谓的肉体和心灵指的是外部世界——人是

    肉体，心灵则是上帝——或者说是基督。[95]

    但真实情况似乎是，耶稣和保罗都以巴勒斯坦的犹太教为根基，

    他们都没有借鉴希腊化流散犹太人的思想观念。两人都在宣讲新的神

    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同一种神学。耶稣预言他要通过“为许多人”流

    血与上帝立约，预言他死后将复活。[96]保罗则宣讲基督的预言已经完

    成，基督已化身耶稣，因此新约已经立成，对它有信心的人都可以得

    到。

    耶稣和保罗都不否认律法的道德或伦理价值，他们只是剔除了历

    史背景中两人都认为已经过时的基本内容。说保罗宣讲的观点是得救

    要靠恩典而不是善工（守律法），这是过于简单化了。其实保罗的意

    思是，善工是承当新约的条件，但光有善工是不够的，得救还要靠上

    帝的恩典。耶稣和保罗将宗教看成连续的历史事件，从这一点来说他

    们是真正的犹太教徒。但是再增加一个事件时，他们就不再是犹太教

    徒了。如保罗所言，当基督化身为耶稣，《托拉》的根基就被废除

    了。犹太教徒最早与上帝所立的圣约原是他们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

    可是保罗说如今这个约定已不再适用。上帝的计划已经改变，如今得

    救的方法是《新约》，是对基督的信心。《旧约》中上帝与亚伯拉罕

    立约应许的不再对他现在的后裔有用，而是对基督徒有用：“你们既

    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97]耶

    稣所挑战的，也是保罗特别反对的，是犹太教中最基本的得救过程：

    拣选，立约和遵守律法。如今历史已经翻篇，这些都不起作用，被取

    而代之了。这个复杂的神学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归纳为：耶稣创立基

    督教，保罗传扬基督教。

    如此，基督和基督徒就传承了犹太教的思想和精神遗产。耶稣基督本人也在谋求履行预言的神圣使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保罗则将这个福音深深地带入流散犹太人中，也带到了和他们比邻而居的非犹太社区中。他不仅认同耶稣在巴勒斯坦实现普适主义的逻辑，并将其转变成全人类的普适主义，而且还否认旧范畴的存在。“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神的拣选以及律法已经“脱去”；“穿上了”《新约》和它新的选民，是照着也只照着上帝形象造的“新人”。人类唯有通过自身的条件才可获得信心和恩典，“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98]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像塞琉古时期希腊化改革家所推

    行的普适主义改革计划。但是，迈内劳斯和他的知识分子盟友寻求的

    是自上而下的普适化，他们联合的是权贵、富人、军队和税吏——因

    此不可避免地将广大民众，尤其是穷人，推向了恪守《托拉》的严格

    主义者的怀抱。而耶稣和保罗的普适化是自下而上的。耶稣自己是饱

    学之士，却又说学识并非必需，他认为律法的精髓在于精神，而非字

    面的意义，因此他接纳没学问的人、无知的人、受鄙视的人，还

    有“当地人”，让他们切实地成为他的特别支持者。保罗则索性将这

    个信息传给了律法之外的人。确实，不同于那些希腊化改革家，他能

    唤起并利用深埋在犹太教、古老的耶和华信仰中的一种情感，一种几

    乎可说是圣约信仰之本的力量——这个信仰就是，上帝必将推翻世界

    的既有秩序，使贫穷的变得富有，软弱的变得刚强，他偏爱无知的甚

    于智慧的，提升低微和谦卑的。在这个主题上，任何犹太教徒，甚至

    耶稣本人，都不及保罗的口才。所以说保罗所宣讲的宗教，不仅是普

    适性的，更是革命性的——只是这场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非暴力

    的革命。

    对这个福音翘首以待的大有人在。流散犹太人数量庞大，保罗等

    人游历各地，热心传播福音。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说，

    犹太人到哪里都会成为强大的民族。他们单是在埃及就有100万人口，

    在亚历山大这个或许仅次于罗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犹太人是多数族

    群，占据了五分之二的人口；在昔兰尼和贝勒奈西，在帕加马、米利

    都、撒狄，在弗里吉亚人的阿帕梅亚、塞浦路斯、安条克、大马士革

    和以弗所，还有在黑海两岸，都居住着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他们在罗

    马居住了200年之久，如今已形成一个巨大的聚居地；他们又从罗马扩

    散到意大利的所有城市地区，来到高卢和西班牙，然后又跨过海洋进

    入非洲西北部。这些犹太侨民中有许多是过于虔诚的教徒，会坚定地

    严格遵守《托拉》，但另一些人却在观望中，他们等待有人来说服自

    己，即使放弃割礼，放弃古老的摩西律法中使他们难以融入现代生活

    的大部分教规，他们信仰中最本质的东西也能够保持不变，或者甚至

    可以得到加强。比他们更加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还有一大批虔诚的非犹

    太教徒，他们和散居地的犹太社会比邻而居，却因无法接受其教规迄

    今仍和他们毫无往来，可如今基督徒却说这些教规无须遵守了。如此

    一来，原本慢慢扩散的这门新宗教如今加快了速度。伦理一神论的时

    代已然到来，这个原本属于犹太教的思想，基督教徒们把它拿过来带

    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抢走了其与生俱来的权利。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离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犹太教徒自身的行为导致的。改革计划被马加比家族镇压后，犹太教进行了整肃运动——加强摩西律法的执行力度。这次整肃运动对犹太基督教的诞生和崛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时代背景。同样地，犹太教的严格主义逐渐走向暴力的势态，以及后来在公元66年至70年和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正面冲突，最终导致基督教脱离了犹太教的主干。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最早的一批门徒无疑认为自己还是犹太教徒。甚至他们中最极端的司提反（Stephen），也不过只是想复兴旧有改革计划中的一些理智原则。他在公会面前发表的长篇申辩中，呼应改革派的观点说不可将上帝限制在圣殿里：“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是他接下来立即又称那些指控他的人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行为不端的犹太教徒——他所受的攻击，以及被石头砸死的处决，都没有越过犹太教这个框架。[99]《使徒行传》第15章明确指出，保罗初期传教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有许多法利赛人，他们坚决认为即使外邦人改宗也应行割礼，保罗好不容易为他的信徒争取到可以免行割礼。[100]在犹地亚，基督的犹太门徒——他们无疑是这么自称的——继续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的许多方面，直到公元66—70年的灾难来临。

    犹太人两次反罗马统治的大暴动，都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是殖民地

    人民受宗教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而起来的反抗，而是犹太人与希腊人之

    间的宗族和文化冲突。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犹太文学中明显的仇外情绪

    和反希腊文化倾向在这两次起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回应。说古代有反犹

    主义虽然有失妥当，因为这个说法于1897年才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

    反犹主义的存在毋庸置疑，而且越来越受世人瞩目。从远古时代

    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外乡人和寄居的”，而且他们也自

    认如此。像这样的群体有很多——哈比鲁人（这族人包括以色列人）

    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

    敌意，则是在公元前的最后500年里出现的，是犹太一神论的作用及其

    社会后果。犹太教徒不能承认也确实不承认有其他神明的存在，更不

    愿意尊敬他们。即使是在公元前500年，犹太教也是非常古老的信仰，

    依然保留着其他各地早已淘汰的古老习俗和禁忌，但是犹太教徒，在

    越来越苛严的领导阶层的驱策下，依然忠实地遵守着这些习俗和禁

    忌。割礼使他们成为异类，被希腊罗马人视为野蛮落后和令人反感的

    行为。不过割礼还不至于妨碍他们的社会交往，但是古老的饮食规定

    和洁净规定却会妨碍他们的社会交往，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招致人

    们对犹太人的敌意。总之，“古怪”一词自古以来就是反犹主义的根

    源：犹太人不仅是外来移民，还将自己隔离于其他人之外。[101]

    因此，阿布德拉的赫克特斯（Hecataeus）[64]虽然在许多方面认同

    犹太人和犹太教，但是却对他们那种非同常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

    评，并称之为“不友好、反人性的生活方式”，[102]他写作的时候是

    在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犹太人和塞琉古人的冲突还要晚150年后才发

    生。随着希腊人的人类一体性思想的传播，犹太人视非犹太人为仪式

    不洁、禁止与外族通婚的做法，遭到了人们的厌恶，被认为是反人道

    的；“厌恶人类”（misanthropic）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他们。值得

    注意的是，在尚未有希腊思想渗入的巴比伦，其中的大型犹太社会的

    与世隔绝并未招致人们的厌恨——约瑟夫斯说那里不存在反犹情绪。

    [103]希腊人认为他们的大一统世界，即希腊思想大行其道的文明世界

    （相对于外面的混乱世界），是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凡拒绝

    接受的，都是人类的敌人。神显者安条克冒犹太教之大不韪，发誓要

    废除“无益于人类的”犹太律法，并在犹太圣书上面献祭猪。[104]公

    元前133年，塞琉古统治者锡德的安条克就有谋士建议他摧毁耶路撒冷

    并消灭犹太人，原因是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拒绝和其他族群交往的

    民族。

    反犹情绪被写进文献，大都是因为犹太人所写的宗教历史让人觉

    得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公元前3世纪，说希腊语的埃及祭司曼涅托写过

    一部埃及历史，其中一些文字在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中保存了下

    来，他就指责犹太人对“出埃及”这段历史的描写不公正。显然，曼

    涅托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非常反感，他们以牙还牙，进行

    了回击。曼涅托所写的“出埃及”历史就没那么富有神奇色彩了，他

    的笔下是一群麻风病人和其他受感染的人群被逐出了埃及。曼涅托也

    表现出了希腊人那种认为犹太人厌恶人类的思想，他指责摩西（他书

    中称奥萨西夫，是一名变节的埃及祭司）下令，犹太人“除了自己团

    体，不可与其他任何人联系”，埃及的反犹主义显然在希腊人征服埃

    及之前就有了。从曼涅托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反犹造谣和诽谤行为已

    经初露端倪。希腊作家纷纷应和，并且添油加醋地说犹太教徒有摩西

    律法特别授命不得对人，尤其不可对希腊人表示善意。哈斯蒙尼王朝

    的建立及其对希腊异教城市的宗教迫害，使得犹太人所受的攻击更是

    倍增。埃及人的诽谤四处流传，甚至有观点说，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没

    有真正的主权——他们历来都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在犹地亚的寄居

    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片段。犹太人则做出回应，反驳说以色列地

    （Eretz Israel）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次经中的《所罗门智慧书》

    （写于公元前1世纪）第12章斥责原初的居民，说他们屠杀婴儿，吞食

    人的血肉，杀人，进行无法形容的邪恶祭祀，是“从起初就是被诅咒

    的后裔”。[105]

    就和现在的时代一样，过去也有各种关于犹太人的传说莫名其妙

    地被生造出来，然后被人不断地重复着。关于犹太人崇拜驴、圣殿里

    供着驴头的说法，至少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冒头。阿波罗尼乌斯·莫

    洛是第一位撰文专门批判犹太人的人，他也引用了这个说法，后来这

    个说法又出现在波希多尼、德谟克利特、阿皮翁、普卢塔克和塔西佗

    的著述中。塔西佗明知犹太人从来不拜任何偶像，可他还是照引不

    误。[106]另一个传说是讲犹太人在圣殿里秘密进行活人献祭：禁止任

    何人进入圣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的说他们禁食猪肉是因为他们

    得麻风病的概率更高——正是应和了曼涅托的污蔑。

    除此之外，也是和现在的时代一样，不仅有恶俗的谣言，而且还

    有知识分子的蓄意宣传，为反犹主义火上浇油。可以肯定的是，1世纪

    日益高涨的反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作家，多为希腊作家的作

    为。罗马人一度是犹太人的盟友，起初他们赋予大城市的犹太社区某

    些特权——如安息日可以不做工。[107]但是随着帝国的奠定和皇帝崇

    拜活动的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便加速恶化。犹太人拒绝行国家祭祀

    礼仪，这不仅被认为是犹太人排外和无礼的民族特性——希腊人总是

    这样指控他们——更被认为是对帝国的极为不忠。罗马官员对犹太人

    的敌意在希腊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动下越发加深。有着规模宏大的犹太

    社区，而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的亚历山大城，成了反犹宣传

    的中心。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利西马科斯就是著名的麻烦制造者。在

    那里发生了一场骚乱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尽管承认犹

    太人的权利，但同时还公开警告犹太人要更加公平合理地对待其他民

    族的宗教。[108]他给亚历山大城下的一道写在莎草纸上的谕令保留了

    下来，谕令警告当地的犹太社会，如果他们有敌视异教的行为发生，

    他将视他们为“向全世界传播瘟疫”的人群——这再次应和了曼涅托

    的说法。[109]希腊的反犹知识分子不仅像阿皮翁那样散布这些指控，

    更是有计划地荼毒统治者的思想。例如，尼禄皇帝（Emperor Nero）

    个人对犹太人并无恶感，《塔木德》中甚至有一篇传说故事写他皈依

    了犹太教，但他的希腊老师卡埃莱蒙却是著名的反犹分子。

    尼禄皇帝死后，犹太人和罗马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他的孙子统

    治犹地亚时恶化的势头才稍有停歇。事实上，若不是大搞皇帝崇拜的

    卡里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在位）幸好被人刺死，很有可能

    在他在位期间就爆发起义了。犹太末世民族主义论调的兴起无疑也是

    其中一个因素，如塔西佗明确宣称：“大多数犹太人确信，古代的祭

    司书上写着，到那个时候，东方将兴起，世界将属于来自犹地亚的

    人。”[110]但是希腊和犹太人之间与日俱增的仇恨心理也是同样重要

    的因素。希腊化的异教徒是巴勒斯坦的精英，富人和商人辈出的是他

    们，而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成为当地的公务人员和税吏，罗马卫队的

    大部分士兵来自凯撒里亚、撒马利亚人的塞巴斯蒂等这些希腊化的城

    市。和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一样，巴勒斯坦希腊人也因为他们的反犹主

    义而臭名昭著：卡里古拉采取反犹举措就是被贾布奈和亚实基伦说希

    腊语的那些人鼓动起来的。[111]罗马人愚蠢地坚持要从说希腊语的异

    教徒地区选任犹地亚执政官——最后一位也是最麻木不仁的格西乌斯

    ·弗洛鲁斯（Gessius Florus），他来自希腊人治下的小亚细亚。公

    元1世纪，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混乱无序，非常失败。不仅如此，

    罗马人还长期入不敷出，还以犹太人没有纳税为借口袭击圣殿金库，

    这是激起民愤的主要原因。社会上无数盗匪逍遥法外，破产者、政治

    上的不满者不停地加入扩充着这些人的队伍，许多农户债台高筑，希

    腊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经常气氛紧张。

    事实上，公元66年起义的始发地并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凯撒里

    亚，起因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场诉讼。希腊人在诉讼中获胜，

    他们的庆贺方式是在犹太人区进行了一场种族屠杀，但是说希腊语的

    罗马卫队对此却听任不管。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整个城都

    骚动了，而弗洛鲁斯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抢夺了圣殿金库里的钱，反抗

    情绪更加激昂。战争爆发了，罗马军队洗劫了上城，圣殿祭司暂停正

    在为人民和罗马皇帝举行的献祭，求和派和主战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

    争论。耶路撒冷挤满了来自其他城市准备复仇的愤怒的犹太难民，他

    们的社区已被人多势众的希腊人侵占，家园已被烧毁。现在局势变得

    对极端派有利了，他们开始攻击并杀戮罗马卫队士兵。所以说，这场

    大起义是发生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国内战争和种族战争，但它同

    时也是犹太人内部的战争，因为——和马加比时代一样——以希腊化

    犹太人为主的犹太上层阶级支持希腊人的恶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

    旦控制了耶路撒冷，便把矛头指向了富人。他们最先采取的行动之

    一，便是焚烧圣殿卷宗，让所有的债务记录毁灭殆尽。

    公元66年的大起义和耶路撒冷围城是犹太历史上最为重大、最为

    恐怖的事件，但遗憾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严重缺失。塔西佗对

    这场战争有过长篇叙述，但是现在留存的只有一些残片。拉比的陈述

    由奇闻轶事构成，历史背景语焉不详，或者完全属于虚构。碑文或考

    古证据也为数不多。[112]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唯一的权威几乎就是约

    瑟夫斯一人，而他的记录也充满了偏见和矛盾，完全不可信。只能说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耶路撒冷的卫队士兵遭到屠杀后，罗马的

    叙利亚总督卡斯提乌斯·加卢斯（Cestius Gallus）在亚加召集一支

    大军奔赴耶路撒冷。大军到达城郊的时候，遭遇了犹太人的强烈抵

    抗，受挫后他下令撤退，最后全军覆灭。接着罗马方面接管战事，进

    行了大举反攻，至少有4个军团——第五、第十、第十二和第十五军团

    集中兵力围攻犹地亚，罗马还派了久经沙场的老将提图斯·弗拉维乌

    斯·韦斯巴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指挥作战。韦斯巴芗并不

    着急，一开始几乎将耶路撒冷置之一边，直到他扫清了沿海的抵抗

    军，建立联络，攻克了犹太人控制的大部分要塞，并在乡村地区驻扎

    了下来。公元69年，韦斯巴芗被拥立为皇帝，同年年末他返回罗马，

    留下29岁的长子提图斯指挥最后阶段的战斗——包围并攻克耶路撒

    冷，围攻从公元70年的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

    约瑟夫斯也在这场战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留下两个不同

    的记录。《犹太战记》从马加比时代以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历史写

    起，对公元66—70年发生的事件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这部书大部分完

    成于韦斯巴芗的继任者提图斯在世的时候。接着大约20年后，约瑟夫

    斯又完成了《犹太古史》，记述了从创世以来直至公元66年的全部历

    史（主要根据《圣经》），但是书后附了一个《自传》。《犹太战

    记》和这个《自传》存在多处不相符的地方。[113]大多数古代史学家

    修史带着有个人倾向的动机，而约瑟夫斯的问题是，他在写这两部书

    的中间，动机发生了转变。比如，他的《自传》是回应犹太作家、太

    巴列人犹都士（Justus）对他进行的人格攻击。[114]然而他改变立场

    的主要原因，是千百年来犹太人中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即青年时期

    精明能干，接受现代思想和世道的复杂，到了中年后期复又回归犹太

    人的根。约瑟夫斯的写作生涯，从罗马辩护者的身份开始，以犹太民

    族主义者的身份结束。

    因此，近代有人分析约瑟夫斯说，否定他写的历史的真实性不

    难，但是要以真实可信的资料取而代之却又谈何容易。[115]那么从约

    瑟夫斯的记述中，我们对犹太人这一段悲剧性的历史可以了解到什么

    呢？一个最主要的印象就是，犹太人历来派系林立，难以调和。当初

    屠杀罗马卫队士兵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作为，只有当西斯丢·加卢斯溃

    退并全军覆灭之后，犹太权贵才决定召集军队对抗罗马人，而即使是

    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要继续执政掌

    权，伺机而动。因此，他们铸造了铜币——一舍客勒的，半舍客勒

    的，还有面值小的零钱。权贵以利亚撒·本·亚拿尼亚家族门下的高

    级祭司约瑟夫斯，被派往加利利征兵备战，同去的还有另外两名祭

    司。约瑟夫斯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大部分人反对战争，农人痛恨盗匪

    （包括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也同样痛恨城市，他们不喜欢罗马

    人，但是也不想和他们作战。而城市中，色何利城亲罗马，提比里亚

    意见分裂不统一，加伯勒支持起义军首领吉斯卡拉的约翰。约瑟夫斯

    说他试图联合城市、农民和盗匪，但是他失败了；农民不愿参军作

    战，一入伍就当了逃兵。约瑟夫斯无奈退至希律古老的约塔帕塔要

    塞，象征性地抵抗了一番后，便向韦斯巴芗投降，从此效力于罗马，

    起初在耶路撒冷围城时充当翻译官，后来从事宣传工作。他和耶路撒

    冷第一次陷落时的耶利米想的一样：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罗马人只

    是上帝成就大事的工具；因此反抗罗马人不仅愚蠢，更是有罪的。

    [116]

    约瑟夫斯将这次历时长久、损失惨重的野蛮战争归结为双方一小

    部分人的恶意所为也许是正确的，后来他也开始意识到犹太人对宗教

    和政治权利的要求是何等强烈，他们要马加比王朝得到尊重，他们以

    拥有上帝的特别恩待而感到自豪和喜乐。然而他当初认为耶路撒冷进

    行抵抗有违常理的观点，却是正确的。提图斯拥有6万大军和最新的攻

    城设备，可以利用断粮的方式，利用犹太人的分裂，实现自己的目

    标。而守军仅有2.5万人，还派系林立：以利亚撒·本·西门领导的奋

    锐党人控制着安东尼亚城堡和圣殿，极端分子西门·本·乔拉和他的

    匕首党控制着上城，还有吉斯卡拉的约翰领导的以土买人和其他死硬

    派。大部分民众和难民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些激进分子的囚徒。约瑟夫

    斯详尽地描述了围城最后阶段的恐怖细节。罗马人一路作战，捣毁了

    安东尼亚城堡，拿下圣殿并将它付之一炬，一个月后又攻占了希律城

    堡。人民或被出售为奴，或惨遭杀害，即使当时保住了性命后来也死

    于凯撒里亚、安条克和罗马的竞技场内。西门·本·乔拉被活捉后带

    到罗马，在提图斯的凯旋队列中被游街示众，然后在广场上被处死。

    提图斯凯旋门至今仍屹立在罗马，大理石浮雕上刻着他从圣殿掳来的

    烛台。他还在他的宫殿里保存着至圣所的帷幔和一本《圣经》——

    《圣经》竟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耶路撒冷陷落后，犹太人只剩3个抵抗据点：希律堡，不久之后也

    被攻克；马卡鲁斯城堡，于公元72年被攻克；梅察达，这座雄踞犹地

    亚沙漠边缘1300英尺高的巍峨巨岩，在公元前37—前31年被希律王改

    建成一座巨大的要塞，用约瑟夫斯的话说，只有通过“一条羊肠小

    道”才可抵达。公元66年，犹太人用“计谋”占领了它，这段历史的

    英雄是米拿现，他的父亲是奋锐党创始人、后遭处决的革命者加利利

    的犹大。[117]但是米拿现深陷于耶路撒冷的权力之争，最终被人杀

    害，梅察达的指挥权落在了他的侄子以利亚撒身上。公元72年罗马将

    军弗拉维乌斯·席尔瓦（Flavius Silva）最终攻下梅察达时，里面有

    起义军和难民，男女老少共960人。1963—1965年，伊加尔·亚丁带领

    一支庞大的考古队伍和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助手，对这一遗

    址进行了彻底的考古发掘，生动地还原了围城时的细节。席尔瓦指挥

    整个第十军团，外加辅助部队和充当劳工的无数犹太战俘。攻打这样

    的要塞是罗马人最拿手的，梅察达的失守不可避免。以利亚撒知道大

    势已去，便软硬兼施，要求剩余的守军集体自杀，约瑟夫斯记下了据

    说是他最后一次的讲话。两名女子和她们的5个孩子躲进一个山洞得以

    幸存。碎布、鞋子、骨头、整副的遗骸、篮子、个人物品的残片——

    储物室原封不动，向罗马人表明他们集体自杀并非迫于饥饿——民族

    主义者的钱币、盔甲鳞片和箭矢，这一切无声地见证了围城的经过，

    证明了守军孤注一掷的英雄气魄，其说服力远远超过了约瑟夫斯的文

    字描述。出土的陶片中似乎有最后10人抽签决定谁先杀死其他9人然后

    自杀所用的签；要塞会堂里大量的礼拜证据、14卷《圣经》经书、宗

    派书籍和次经的部分残存，表明这是一支敬畏上帝、激进好战的守卫

    部队，受到了犹太文学中那股可怕力量深深的影响。[118]

    围城之后，耶路撒冷沦为废墟，圣殿被摧毁，城墙成了碎石瓦

    砾，但是这七年的血腥灾难所带来的痛苦经历，并没有结束希腊人和

    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未能阻止宗教情绪继续发挥作用，这种情绪激

    励着虔诚的犹太人，无论老幼，无论多么绝望，都要誓死捍卫他们的

    信仰。反犹情绪继续扩散，耶路撒冷的陷落被说成是上帝仇恨犹太人

    的证明。菲洛斯特拉托斯（ Philostratus ） 在他的《诡辩家传》

    （Vita Apollonii）中称，提图斯攻下耶路撒冷后，犹地亚的海伦向

    他献上胜利花环，但是他拒绝接受，理由是消灭一个被自己的神所遗

    弃的民族算不上功劳。此言不太可能出自一个和顽强的敌人进行了一

    场艰苦奋战的职业军事指挥官之口，但这是典型的反犹宣传，那时到

    处都有类似的言论。贺拉斯和马提雅尔的批评尚算克制，但塔西佗却

    极尽希腊人诽谤之能事。从大约公元100年起，对犹太人的指责更是甚

    嚣尘上，说他们搅动了下层社会的秩序，说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新观

    念——古往今来都回荡着这样的指控。[119]因此，犹太侨民城市总是

    事端频发，尤其在公元115—117年。

    最后一拨犹太人起义是哈德良[65]皇帝（Emperor Hadrian）在位期

    间，因政府对犹太人的敌意引发的。这位皇帝在公元128—132年居留

    在东方，起初同情犹太教，但后来可能是受了塔西佗等人的影响，态

    度大变，开始仇视起犹太人来。他开始讨厌所有的东方宗教，尤其厌

    恶割礼，并视之无异于阉割——一种违者以死论处的自残行为。哈德

    良在东方各地推行泛希腊主义的政策，其中一个方案便是在耶路撒冷

    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异教城市，并在圣殿山上建立朱庇特神庙。

    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是这段时期史料的

    主要来源，他说哈德良驻守东方期间，犹太人不敢起来反抗，但是他

    们秘密武装自己，建立隐秘的防御工事。当时罗马有两个军团驻守在

    那里。哈德良一走，犹地亚的犹太人就开始行动了，狄奥说：“整个

    世界的犹太人都起来加入他们的行动，公开或非公开地为罗马人制造

    了许多麻烦，甚至非犹太教徒也来助一臂之力。”[120]起义历时四

    年，狄奥说罗马人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从帝国的各地，包括不列颠

    和多瑙河，调集军团到巴勒斯坦，最终，犹太人面对的是至少12个罗

    马军团。罗马人采用的战术还是那样有条不紊、稳扎稳打，他们分割

    和孤立叛军，用断粮的方法迫使边缘地区的分队投降，然后逐渐逼近

    其余的抵抗中心。犹太人一度占领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城墙的耶路撒

    冷易攻难守。他们占据了许多要塞，如在希律堡发掘出来的地道。叛

    军的总部似乎在当时的贝塔尔城，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面的犹地亚山

    区，这个最后的据点于公元135年被罗马人攻陷。

    反抗行动能够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初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

    因为这一次犹太人，或者说起码他们当中主战的各方是团结合作的，

    而且是在一个强人领袖的统一领导下。“星辰之子”西门·巴尔·科

    赫巴（Simon bar Kokhba）或称科西瓦（Kosiva）是犹太人史上最神

    秘莫测的人物之一，单是他的名字就在学者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然而终无定论。更大胆的犹太起义者，如加利利的犹大，自称他们是

    弥赛亚，以吸引更多人的支持——这是罗马人同意用十字架处死耶稣

    的主要原因。根据优西比乌主教（一位怀有敌意的基督徒作者）的说

    法，西门确实自称弥赛亚，其名字中的科赫巴（星辰）就是指《民数

    记》中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

    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121]一位拉比学者称，当时最伟大的学者

    阿基瓦·本·约瑟夫拉比（Akiva ben Joseph，约公元50—135）承认

    西门为弥赛亚。[122]阿基瓦的出现是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他出身卑

    贱，是贫穷的“当地人”，家里没有读书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如他所说）厌恶学习，以牧羊为生。后来他成了饱学之士，但是依

    然热心地关切穷人，这或许是他参加起义的原因（如果他真的参加

    了：这一传统说法存疑）。但是其他拉比却无法苟同。根据《耶路撒

    冷塔木德》，当阿基瓦说到西门时，“这是国王弥赛亚”，另一位拉

    比约哈南·本·托塔回应说：“阿基瓦，就算你的口中会长出草来，

    大卫之子也不可能出现。”[123]

    西门并不自称“星辰”，而是自称“科塞瓦”，他发行的钱币上

    也没有提及弥赛亚的说法，只是称他为“以色列拿西（王子）西

    门”。他主要的精神导师不是阿基瓦，而是他的叔叔莫丁的以利亚

    撒，后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西门发行的一些钱币上；但是到起义的最

    后阶段，叔侄二人反目成仇，以利亚撒最后被侄子所杀。[124]从我们

    现有的零星证据来看，西门在有学识的犹太人中支持者甚寡，最后他

    失去了一切。1952—1961年，考古学家在犹地亚沙漠地区从事发掘工

    作，在多处遗址，尤其是被称为“书信洞穴”的地方，发现了一些与

    这场起义有关的物件。这些希伯来文、阿拉姆文或希腊文的信件，都

    是以西门的名义代写和代签的。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起义军是

    正统的犹太教徒，尽管身处绝境，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坚守摩西律法

    ——如守安息日，庆贺节日，履行祭祀仪式等，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

    西门自封弥赛亚、受膏者或是什么精神领袖。这些信件表明他的辖地

    很广，关心的事务涉及农田租契、农资补给、调动农村地区的人员和

    储备粮食备战。他完全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如他信中自称的“拿

    西”，严厉、务实、决不妥协、心狠手辣，“我叫上天来见证……我

    会给你戴上脚镣”，“你若不去行必将受到惩罚”，“你生活优裕，

    吃着喝着以色列家的产业，却不顾弟兄们的死活”。[125]后来拉比中

    流传的关于“星辰之子”的传说似乎没有事实依据。西门更像现代犹

    太复国主义斗士的原型：没有传奇色彩的职业军人，一个纯粹的游击

    队员和民族主义者。

    西门最后在贝塔尔战死。阿基瓦被俘，囚禁在监狱里最后被折磨

    致死，血肉被人用“铁梳”从身体上撕扯下来。狄奥说起义军中“很

    少有人活下来”。罗马人的报复令人闻风丧胆，50个前哨据点以及985

    个城镇、乡村和农业定居点被夷为平地。狄奥写道，58万犹太人战

    死，无数人“死于饥饿、大火和刀剑，犹地亚几乎全地荒废为墟”。

    [126]4世纪末，在伯利恒的圣杰罗姆（St Jerome）[66]记录说，当时有

    传言称，起义失败后，大量犹太人被当作奴隶进行买卖，价格跌到比

    马还低。

    哈德良不顾一切地推行要将已成废墟的耶路撒冷改造成一座希腊

    化城邦的计划。他用碎石瓦砾填埋旧城的低洼处，把它变成平地；在

    旧城以外的地方，移走碎石垃圾，开采下面巨大的石料，用于在填平

    的场址上建造公共建筑。这个新城大致就是现今耶路撒冷古城最早的

    布局，北面的主路穿过今天的大马士革门，东面的正门就是后来所称

    的圣司提反门，上方还有一座残留的凯旋门。哈德良将他所建的城市

    称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希腊人迁居进来，而

    犹太人却被禁止入内，违者以死论处。但是这条规定可能未被严格执

    行，到了4世纪中期就被叛教者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取消

    了。不管怎样，犹太人还是想方设法在每年旧城被毁的日子重访遗址

    的一隅，就是现在称为“哭墙”（the Wailing Wall）的地方。杰罗

    姆在他的《西番雅书注解》（Commentary on Zephaniah）中，描写了

    一幅动人的残酷画面：

    每逢耶路撒冷毁灭的日子，可以看到面容悲戚的人们纷纷前来纪

    念。老弱瘦小的妇人和老翁，衣衫褴褛，背负着岁月的沧桑，无论身

    体衣着无不昭示主的愤怒。一群可怜之人聚集在这里，当主的绞刑架

    散发炫目的光耀，主的复活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带有十字架的鲜艳

    旗帜在橄榄山上飘扬，他们对着圣殿的废墟哭泣。然而这些人并不值

    得同情。[127]

    公元70年和135年的这两场浩劫，令这个犹太古国的古代史实际上

    到此就结束了，并直接导致了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后果。首先是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后分离。保罗的写作时间是公元50年前后的10年

    里，他实际上是否定摩西律法的称义和得救作用，此举（我们前面已

    经看到）和耶稣的教义是一致的。在和犹太——基督教领袖在耶路撒

    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为他的非犹太信徒争取到权利，可以免受犹

    太教规的约束。但是这些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开始

    认为他们的信仰互相排斥，各自的信徒互相为敌。《路加福音》，或

    作于公元六十几年，从某些方面来看很像散居地希腊化犹太人的著

    述，其对象是有可能皈依犹太教的人。路加的目的似乎是要归纳和简

    化律法，他认为律法书是犹太习俗的智慧集成——一支特定民族的伦

    理观。保持敬虔之心在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中都是一样的：都是灵

    魂准备接受福音的途径。非犹太教徒也有他们自己的优良习俗，上帝

    不会歧视那些没有律法如犹太习俗的人。上帝也不会歧视犹太人。犹

    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都能通过信心和恩典得救。[128]

    非犹太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超级宗教来接纳

    的思想，没有在公元66—70年的这些事件中幸存下来，耶路撒冷原有

    的基督——犹太教会实际上在灾难中覆灭了。[129]大多数信徒已经死

    亡，幸存下来的也分散各处，他们的信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不

    再是主流的基督教，而是成了一个不起眼的教派——伊便尼派（the

    Ebionites），并最终被宣布为异端。在因此而形成的真空中，希腊教

    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其影响就是使基督教信仰更加

    专注地集中于保罗的讲论，即基督的死和复活乃是得救的途径——这

    在耶稣的教义中是有明显预示的——更加集中于这位受膏的救世主的

    本质。基督自称什么呢？他本人用得最多的是“人子”，其他人亦是

    如此称呼他。“人子”这一叫法或许有多重含义，或许毫无意义——

    耶稣不过是说自己是普通人，或担负他这个特别使命的人而已。[130]

    可以说，耶稣认为自己不过是富有感召力的哈西德派教徒。[131]但是

    耶稣的复活和他对这一神迹的预言，以及后来向门徒显现等事件中所

    隐含的耶稣是神的观念，是使徒基督教会成立之初就有的。除此之

    外，和这个思想同时这么早就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耶稣创立

    了圣餐礼，预料到他将为世人赎罪而死，并且死而复生。在圣餐礼

    中，耶稣的肉和血（祭品）用饼和酒来代替。基督徒用圣餐礼来取代

    犹太教中所有的献祭方式，这一“神圣而完美的献祭”的出现，确立

    了耶稣神格化的信条。对于耶稣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基督徒是这样来

    回答的：都是。公元70年以后，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而且越来越肯

    定。如此一来，和犹太教完全脱离已经不可避免。犹太教徒能够接受

    圣殿的去中央化——其实许多人早已接受，而且不多久全部接受了，

    能够接受对律法的不同解读，但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一向所信的神与人

    之间的绝对区别也被废除，因为那是犹太教神学的精髓，是最能体现

    他们有别于异教徒的信念。不承认这个区别特征，基督徒就等于是让

    自己彻底脱离犹太教信仰，再也无法回头了。

    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在脱离犹太教信仰的过程中让这两个一神教

    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也无法调和的激烈对抗。犹太教徒不可能否定

    自己的中心教义来承认耶稣的神性，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基督徒也

    不可能否定自己这场运动的本质和目的来承认耶稣不是神。如果基督

    不是神，基督教便什么也不是；如果基督是神，那么犹太教便是错误

    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绝无妥协的可能，因此互相都是一个威胁。

    除了这本质上的区别以外，这两种信仰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相

    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激烈。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带走

    了五经（包括它的道德伦理体系）、先知书和智慧书，还有更多犹太

    教徒没有准备纳入正典的次经，带走了礼拜仪式，甚至圣餐礼也是来

    源于犹太教。他们带走的还有安息日和各种宗教节日，香和长明灯，

    诗篇、赞美诗和合唱音乐，圣服和祷告，神职人员和殉道士，圣书诵

    读和会堂（改为教堂）。他们甚至还带走了教权概念——但不久之后

    犹太教就修改了——将大祭司改为主教和教皇。早期教会中的一切，

    无不是在犹太教的轮廓里面，唯有基督论（Christology）除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基督徒是从犹太教的文学传统中起家的，

    因此他们所继承的东西中还有犹太教的圣学辩论。我们前面已经看

    到，圣学辩论是马加比时代殉道行为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在1世纪时

    期的犹太著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初期的基督教著述都有各犹

    太教派之间那种针锋相对的语气。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一旦出现难以

    弥合的裂痕，他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便是辩论。不久之后成为基督

    教的《托拉》的四福音书，就体现了犹太教教派辩论的传统。从这点

    上说，它们的语言和死海经卷的有些卷册非常相似，同样可以被视为

    犹太教徒之间的争论。“犹太人”一词，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

    音》中分别出现了5次，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分别出现了

    6次和71次。这并不一定是因为约翰是在更晚时期作书因而对犹太教怀

    有更深的敌意。事实上《约翰福音》的原始版本还可能是最早的福音

    书。《约翰福音》中的“犹太人”似乎有多重含义——撒都该人，法

    利赛人，或兼指两者，圣殿差役，犹太当权派，犹太公会，犹太统治

    阶层——还指犹太民众，但是最常见的含义是“耶稣教义的反对

    者”。[132]《约翰福音》只是与异端的辩论。库姆兰修士笔下的“魔

    鬼之子”指的是犹太教内部的反对者，和《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如出

    一辙：“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同样地，库姆兰经卷的大马士

    革版本所用的“犹太人”“犹太地”“犹大家”的说法，和《约翰福

    音》一样，也是指当前掌握着话语权的犹太反对派。[133]尽管《马太

    福音》有时被说成《新约》中最“维护犹太人”的一卷，福音书中最

    伤害犹太人的文字，事实上就出现在《马太福音》中。那是在彼拉多

    洗手后，“众人”呼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

    上”，[134]这里毫不掩饰地表明犹太人同意耶稣的死由他们的子孙来

    担责。次经《彼得福音》里写耶稣受难的那一段，对这件事进行了更

    加着重的描写。[135]

    遗憾的是，这些专业的宗教辩论，这些反映神学家之间的互相憎

    厌的文学作品（odium theologicum），被断章取义，成了基督徒全面

    攻击犹太人的依据。伊拉斯谟后来说，应该避免这种争论，“因为长

    期的舌战和笔战最后会变成用拳头说话”。《马太福音》提出的集体

    犯罪指控，《约翰福音》中关于“魔鬼之子”的指控，两者合而为

    一，成为反犹主义中一条基督徒支流的核心，经过移花接木，与古老

    的异教反犹传统相结合，后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仇恨力量。

    公元70年以后犹太基督教会的解体和希腊教会的胜利，使犹太教

    徒也开始谴责基督徒。犹太教徒每日针对异端信徒和反教者的祈祷始

    于公元前2世纪推行希腊化改革计划的时候——严格主义者教徒便西拉

    所作的智慧辩论集《德训篇》如此祈求上帝（匕首党将之刻在梅察达

    要塞上） ： “ 求你大发雷霆， 发泄义怒， 铲除敌对， 消灭仇

    人。”[136]这个原本为“祝福你，使傲慢人降卑的主啊”的针对异端

    信徒的祷词，成了犹太教徒每日立祷（阿米达，Amidah）的第12条祷

    文。这条祷文一度只针对撒都该人。拉班迦玛列二世（ Raban

    Gamaliel Ⅱ ， 约公元80—— 约115 ） 统治时期， 第12 条祷文， 或

    称“异端祝祷”，针对基督徒被做了修正，基督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

    门徒似乎也是在那个时候被逐出会堂的。到公元132年起义爆发之际，

    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已被认为是公开对峙的两派，甚至成了仇敌。巴勒

    斯坦的基督教社区的确请求罗马当局给予他们有别于犹太教徒的独立

    宗教地位，基督徒作者、居住在奈阿波利斯（纳布勒斯）的殉道者游

    斯丁（Justin Martyr，约公元100——约165）称，西门·巴尔·科赫

    巴的追随者不仅屠杀希腊人群体，还屠杀基督徒，也就是从这时候

    起，犹太评经书中开始出现反基督徒的论辩。

    犹太教作为国教最终式微，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犹太教活动的

    本质和范围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元70年开始，犹太教不再是一种看

    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宗教了，犹太教徒失去了庇护。公元135年以后更

    是如此。相反，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变成了和研习、遵守《托拉》同等

    的概念。犹太人的历史很难归入哪个民族和宗教发展进程的一般分

    类，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确实，犹太史学家经常会遇到在其他

    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历史进程划分问题。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对《托

    拉》的专注是从大卫王国的末期开始逐步加深的。约西亚改革、大流

    散、流散回归、以斯拉的成就、马加比家族的胜利、法利赛人的兴

    起、犹太会堂、学堂的建立、拉比的兴起——这些历史进程依次推

    进，首先确立了《托拉》在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

    位，然后逐步加以巩固，这样就削弱了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其他制度的

    力量。公元135年以后，《托拉》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因为那时候其

    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严格主义者将其他的一切都消灭了，一半是

    他们的计划，一半是他们挑起的灾难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切是否出于天意呢？从2世纪较短时段的视角来看，犹太人这

    个强大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似乎自作自受，自己招致了毁灭。在1世纪的

    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不仅占整个罗马帝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大

    城市比例更大，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拥有超越时代的新观

    念：伦理一神教；他们几乎人人识字；他们是当时唯一一个拥有福利

    制度的民族；来自各个社会群体、包括最高阶层的人改宗皈依犹太

    教；弗拉维王朝起码有一个皇帝很可能改信了犹太教，就如250年以后

    的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约瑟夫斯的夸耀不无道理：“无一城市，无

    论希腊的还是未开化的，无一民族，不守安息日、不禁食、不点

    烛……上帝无所不在，律法也同样在每个人的心里。”一个世纪后，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耶路撒冷已完全不再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市了。在

    曾经犹太人占全部人口40%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约瑟夫斯、塔西佗、狄奥等作者引用的关于两次起义的巨大伤亡数据

    或有夸张之嫌（塔西佗称单是在公元66—77年的斗争中，就有119.7万

    名犹太人被杀或被卖为奴），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教徒人口迅速下降

    是显然的。在散居地，不断壮大的基督徒群体，不仅窃取了最好的犹

    太神学和社会观念而成为“外邦人的光”，而且还越来越多地渗入犹

    太教徒内部，散居地的犹太侨民是基督教主要的信徒来源。[137]

    不仅故土和散居地的犹太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而且犹太人的视野

    也明显变窄了。在大希律王时代，犹太人就已开始在新帝国的文化和

    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约公

    元前30—公元45）这样的人，出身于亚历山大城最富裕、最有国际情

    怀的犹太侨民家庭，读着七十士译本长大，能说一口漂亮的希腊语，

    能用希腊语写一手好文章，在家读的都是希腊文学，既是历史学家又

    是外交家，独树一帜的世俗哲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多产

    的解经家，涉及的经卷不仅有《摩西五经》，还有全部的犹太律法

    书。[138]斐洛代表的是犹太理性主义最杰出的传统，后来的基督教学

    者对于《旧约》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寓意的理解，都极大地受惠于

    他。斐洛对于犹太教精神的阐述是深刻独到而富有见地的。而他似乎

    并不懂希伯来语的事实，也正说明了到基督教时代来临之际，有知识

    的犹太人在不牺牲自己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已经在为世界文明和世俗

    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到2世纪中期，像斐洛这样视野宽广的人

    才，可能已难以在犹太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处。犹太人已不再书写历

    史，已不再从事任何形式的思辨哲学研究。其所有的传统文学形式

    ——智慧书、诗歌、诗篇、寓言、历史小说、启示文学——都被他们

    抛弃了。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一种文学

    形式上：宗教律法书的评注。他们就这样坚持不懈地持续了几百年，

    忘记了自己曾经有更加丰满的过去，也觉察不到外面知识界的风起云

    涌。

    然而犹太教的自我封闭，和700多年越来越紧的苛严制度所得到的

    必然结果，或许正是犹太教能够生存下来，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群

    体能够生存下来的条件。犹太教徒没有像近古时期许多其他民族那

    样，在人口变迁的剧烈震荡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没有淹没在中

    世纪的新兴群体中从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特身份——像罗马人和希腊人

    那样，像高卢人和凯尔特人那样，或者甚至像散居地皈依基督教的无

    数犹太人那样。犹太教和犹太教的遗存在《托拉》这块千年琥珀中保

    存了下来。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历史现象。犹太民族之

    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经过这段时期的深刻内省，他们的知识界

    领袖才得以将《托拉》扩大成一套条理十分清楚、具有逻辑一致性和

    社会效力的道德神学体系和共同体法。犹太人失去以色列国后，就将

    《托拉》当成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他们是安全

    的，甚至是满足的。

    这项社会性的形而上学的伟大事业始于微末，是在公元70年耶路

    撒冷陷落的劫后余波中开始的。世袭的祭司家族，以及整个传统的犹

    太上层阶级，全都消逝在城市的废墟之中，从此以后犹太人就自觉形

    成权威政体（cathedocracy）：接受学术权威的统治。犹太教一向有

    此传统——上帝不就是通过先知来教导他的子民吗？只不过现在更加

    直截了当了。传说法利赛拉比、公会副首领约哈南· 本· 撒该

    （Johanan ben Zakkai）在围城之时被装进棺材偷偷运出耶路撒冷。

    他曾经反对起义，代表犹太教中的传统势力，他们相信没有国家的拖

    累和腐败，人们可以更加虔诚地侍奉上帝，保持信仰。约哈南从罗马

    当局获许在耶路撒冷以西的海岸城市贾布奈建立犹太宗教事务管理中

    心。在贾布奈，犹太公会、国家被埋葬在历史烟尘之中，取而代之的

    是拉比集会，集会或在鸽舍附近葡萄园，或在某个人家的上室里举

    行。拉比和会堂成了犹太教的规范机构，犹太教从此从本质上来说也

    成了一种会众信仰（congregationalist faith）。贾布奈的学院制定

    犹太教年历，继续《圣经》的立典工作，还规定：虽然圣殿被毁，逾

    越节晚餐等仪式仍须定期举行。学院还确立公祷形式，制定禁食和朝

    圣礼规。新的犹太教精神显然是对狂热分子和民族主义暴力行为的回

    应。“ 不要急着拆毁外邦人的祭坛， ” 据说拉比约哈南曾这么

    说，“免得你要被迫亲手重建它们。”他又说：“如果你在种树，而

    有人告诉你说弥赛亚来了，先种好树苗，再去迎接弥赛亚。”[139]在

    贾布奈，刀剑已被遗忘，笔的统治已经建立。这个制度是一个自我延

    续的寡头统治，学院根据学识和品德选任或“任命”新拉比。但是权

    力往往落入学问博大精深的家族手中，没多久拉比约哈南的后裔就被

    拉比迦玛列二世赶下台，后者的父亲曾是圣保罗的老师，罗马人承认

    他是拿西（nasi），或者说是族长。

    这些学者拒绝加入巴尔·科赫巴的起义，但是，他们当然也受到

    了影响，学者们经常不得不秘密集会。贾布奈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

    起义失败后，拉比机构就转移到了加利利西部的乌沙城。大多数拉比

    生活贫穷，他们要做工，而且通常是体力劳动。我们现在很难构建那

    个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因为那时他们自己已不再修史，偶有传记等资

    料，但也无法在《哈拉哈》（律例规条，halakhah）[67]的章节，或哈

    加达（aggadah）[68]的故事传说中找到相应的根据。犹太学术团体有时

    人员冗杂，缺乏自我约束力。贾布奈的大学者之一，以利沙·本·阿

    布亚（Elisha ben Avuyah）就成了异端信徒，而其弟子、2世纪最杰

    出的学者拉比迈尔（Meir），则可能是改宗者。女性也在其中扮演角

    色，迈尔的妻子布鲁瑞就是《哈拉哈》的主要权威。犹太教徒时而受

    罗马当局骚扰甚至迫害，时而无人问津，时而又与罗马愉快合作。他

    们的领袖接受帝国的土地赏封，享有很大的司法统辖权。基督教学者

    奥力振（Origen，185—254）称拿西甚至可以判罚死刑，无疑他还有

    权征税。生活在2世纪后半叶和3世纪初的拉比犹大·哈拿西（Judah

    Ha-Nasi），或称犹大亲王，是有卫兵护卫的巨富，几乎就是加利利和

    南部地区犹太社区的世俗君主。虽然并不完全如此，但他几乎就是这

    样的人：慷慨解囊资助学者，将能人志士奉为座上宾；免除学者的赋

    税，转由劳动者负担；如遇饥馑，则向学者开仓放粮，无文化之人除

    外。即使他的女仆据说也懂希伯来语，能解释生僻词含义。犹大是最

    坚定的知识精英主义者，他曾经无情地说：“给世界带来患难的是那

    些没有文化的人。”[140]

    即使是第二圣殿时期也存在权威政体王朝，他们被称为“组格

    特”（zugot），也就是“双领袖”（pairs）的意思。一共有五对主

    要的学者组合，最后一对是基督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希勒尔和他的对

    手煞买。他们的后裔和追随者，以及在精英之列的其他学者，被称为

    坦拿（tannaim）[69]。希勒尔的孙子迦玛列长老，是六代学者中的第一

    位，犹大·哈拿西是最后一位。紧接着的一代，大约公元220年开始，

    第一位是拉比贺雅·拉巴（Hiya Rabbah），开启了阿摩拉[70]时代

    （age of the amoraim）。这个时代在犹地亚持续了5个世代，直至4

    世纪结束，在巴比伦持续了8个世代，直到5世纪结束。巴比伦及其周

    围地区当然自大流散时期就已形成庞大的犹太社区。自巴比伦犹太人

    认同耶路撒冷当局及后来贾布奈的历法计算后，两地之间就接触不

    断，只要有可能，巴比伦的犹太人还会到耶路撒冷朝圣。法利赛教派

    或拉比犹太教传到巴比伦是巴尔·科赫巴起义直接导致的结果，当时

    有一批学者从犹地亚逃难到当时的帕提亚人属地，并建立了学院。这

    些学堂集中在苏拉（今巴格达南部）及其西面的蓬贝迪塔两地，一直

    活跃到11世纪。巴勒斯坦的西部学院分布在各地，在犹大·哈拿西时

    代，他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集中在贝特·舍阿里姆（Bet Shearim），但

    是在他过世后，凯撒里亚、提比里亚和吕大都出现了重要的学院。

    这一段时期的犹太历史没有留下特别的物理痕迹，犹太考古学家

    当然也无法考察位于伊拉克的遗址。位于苏拉的犹太定居点早在12世

    纪70年代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71]造访时就已完全

    消失，本杰明在书中写道，城市已成一片废墟。他倒是在贝特·舍阿

    里姆发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社区，但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后信息。

    另外，1932年的考古挖掘，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罗马商队城市杜拉·

    欧罗普斯（Dura Europus）发现了公元245年的一处犹太会堂遗址，还

    有阿拉姆语、希腊语和巴列维——帕提亚语的碑刻。那里的犹太聚居

    地似乎建立于北方王国覆灭后百姓开始流亡时期，但是公元66—70年

    和公元132—135年起义后又有更多正统的犹太教徒来到这里。但即便

    如此，这里仍是一个非正统信仰的社区，可能当时很多都是这样。那

    里的建筑是希腊式的，这没什么大不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竟有约三十

    来块的画板（现藏于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都反映了弥赛亚主题，

    包括回归、复国和得救，画面内容有族长，有摩西出埃及，有约柜的

    失而复得，还有大卫和以斯帖。学者们认为这些画属于据信是二三世

    纪时期的插图《圣经》，这表明基督教艺术也发端于犹太教。显然当

    时的图像教规并未得到严格遵守，起码并未在所有犹太群体中得到严

    格遵守。[141]

    巴勒斯坦现在还留存着圣哲时代的一些犹太会堂和墓冢。在加利

    利湖畔的提比里亚有座4世纪建造的会堂，它的马赛克地面上也拼有人

    和动物的形象，还有十二星座的符号。提比里亚城不远处的山上，是

    殉道者阿基瓦拉比和约哈南·本·撒该的墓冢，沿湖行2英里，便是拉

    比迈尔的墓。在迦百农，有仆人得到耶稣医治的那位百夫长曾建有一

    座犹太会堂，1905—1926年，这座二三世纪进行过重建的会堂被考古

    学家挖掘出来，一起出土的还有羊角号和枝形烛台、煮吗哪的锅、棕

    榈树和大卫王之盾。叙利亚和以色列北部也发掘出三个会堂，拿撒勒

    至海法的公路不远处就是犹大·哈拿西的贝特舍阿里姆学院中心，附

    近有附属会堂、地下墓穴和公墓——公墓里具象艺术作品云集，犹大

    本人的墓穴也隐藏在这里的某处。[142]

    但是，这一时代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他们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

    就还是犹太圣学著述。犹太圣学研究应该分为几个层面，每个层面依

    次相承。首先是《摩西五经》本身，五经的编撰在大流散之前就已基

    本完成，尽管一些校订工作显然在回归后还在继续。五经是犹太教书

    面律法的主体，其他的以此为基础。然后是先知书、诗篇和智慧文

    学，我们从前面可知，这部分立典工作是在约哈南·本·撒该的主持

    下于公元70—132年完成的。此外还有研究犹太宗教和历史必不可少的

    各种非正典著述：《圣经》希腊文译本，或称七十士译本；约瑟夫斯

    的著述；次经经卷和各种莎草纸文献。

    第二层面或第二阶段是整理积累了数百年的口传律法并汇编成

    书。这一步被称为“密西拿”（Mishnah），意思是“重述和学习”，

    因为口传律法最初是通过背诵和概括掌握的。《密西拿》由三个部分

    组成：《米德拉西》（midrash）是讲解五经以明确律法要点的方法；

    《哈拉哈》是具体观点上达成一致的法律裁定；《哈加达》，或称

    《讲道集》，包括人物轶事和传奇故事，用以向普通民众传授如何理

    解律法。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些经释、裁决和解说逐渐以书

    面形式沉淀了下来。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后，拉比犹大·哈拿西和他

    的学派将这些材料进行整理，最终在2世纪末将其汇编成书，称为《密

    西拿》，即“重述”的范本。全书共计六卷，每卷包含数量不等的若

    干篇。第一卷是“种子卷”（Zera’im），共11篇，涉及祝祷、什一

    奉献和名号。“节期卷”（Mo’ed）共12篇，涉及安息日和犹太节

    期。“ 妇女卷” （ Nashim ） 共7 篇， 涉及结婚与离婚。“ 民事

    卷”（Nezikin）共10篇，处理民事不法行为和侵权行为，以及法官、

    惩罚和证据的问题。“神职卷”（Kodashim）共11篇，是关于献祭和

    渎圣的规定，与第一卷略有重叠。最后是“洁净卷”（Tohorot）共12

    篇，涉及不净和仪式的规定。[143]除了《密西拿》，还有坦拿编撰的

    格言和判令集《托塞夫塔》（Tosefta），其篇幅是前者的四倍。《托

    塞夫塔》的准确来源、成书时间和汇编过程——以及它和《密西拿》

    的确切关系——在长达1000多年里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目

    前尚无定论。[144]

    当然，《密西拿》一旦成书，后世的学者们就开始对其进行评

    注。这些学者以真实案例为依据建立律法理论，当为世人铭记。此

    时，拉比学派的注经方法已传至巴比伦，因此当时有两个注经中心，

    一个在以色列地， 一个在巴比伦的学院。两地都出版《塔木

    德》，“塔木德”有“研读”或“学习”之意，由一代代阿摩拉

    （amoraim）完成汇编。《耶路撒冷塔木德》，更正确的叫法是《西塔

    木德》，完成于4世纪末，《巴比伦塔木德》则比它晚一个世纪，两者

    分别都有对《密西拿》各篇进行多页的评注。这是圣学研究的第三个

    层面。

    后来又进行了第四层面的工作： 对两部《塔木德》的评注

    （Perushim），其中最优秀的是11世纪拉希对《巴比伦塔木德》所做

    的评注；新律（Hiddushim）则是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材料进行比较和整

    合，写成新的律法条文，也就是《哈拉哈》。经典的新律是12世纪至

    13世纪根据《巴比伦塔木德》编写的。它还有一个层面，是律法解

    答，是主要学者对提问所做的书面解答。最后一个层面则是将这些浩

    瀚的材料简化后编成法典，担当此任的是11世纪至16世纪的一些杰出

    学者，包括以撒·阿尔法西（Isaac Alfasi）、迈蒙尼德、雅各布·

    本·亚设（Jacob ben Asher）和约瑟夫·卡洛（Joseph Caro）。5世

    纪至11世纪被称为加昂（gaon）[72]时代，那时候，学者们致力于推出

    具有学院权威的集体裁定书和文献汇编。后来的拉比时代，法律裁决

    去中央化，主导律法演变转移到个体学者身上。之后，从16世纪至18

    世纪末是后学者时代。

    与此同时，犹太社会在整个近东和地中海地区拓展，最终广布中

    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法庭解决大部分法律问

    题，因此这些多层次的著述，不仅是他们长期潜心钻研、探索《圣

    经》真谛的结晶，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涉及真人实例的通用法典。从

    西方人角度来看，这就是一部自然法，是《圣经》律法、查士丁尼法

    典、教会法规、英国的普通法、欧洲的民事法、议会的法令章程、美

    国宪法和拿破仑法典的集合。直到19世纪许多犹太人获得从传统律法

    中的解放、犹太社会不再拥有司法自治时，对犹太《哈拉哈》的研究

    才开始成为学术——而即便在那时，它仍然对发达社会的犹太人婚姻

    法，以及落后地区的其他许多生活方面具有支配作用。

    此外，世界历史上尚无一个国家体制能探索如此之久，寻求将道

    德伦理的教义结合到民事、刑事法学的具体实践中。这些道德教义一

    向存在诸多不足，这也是犹太基督徒唯有在从中脱离出来之后才实现

    了普适主义的原因所在。最终到了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觉得它无可

    救药地落后过时，非犹太社会，以及许多受过教育的犹太教徒甚至觉

    得它可恶至极。当然，它也不乏众多非凡之处，毕竟它带给犹太人的

    道德观和社会观是文明而实用的，而且事实证明，还特别地绵延长

    久。

    人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所造，因而生命是神圣的概念，是犹太伦

    理体系的基本准则。前面已经讲到，它从最初开始就影响着犹太刑事

    法典的各项条规律例，圣哲及其后来人又对其中的含义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解读。万事万物都从上帝而来，人类对于这些恩赐只有暂时的使

    用权，因此，比如说，人类必须辛勤耕种，但还须考虑到子孙后代还

    能延用土地。上帝的恩赐还包括人类自己的身体，希勒尔长老因此还

    教导说，人类有义务保持身体健康强壮。斐洛和许多受到希腊思想影

    响的学者一样，在道德方面对身体和灵魂做出区分，甚至称身体是和

    理性的灵魂作对的“阴谋家”，是情绪化、非理性的。但是作为主流

    的拉比犹太教并不认同这种身体和灵魂二元论，就像他们否定诺斯替

    派所谓的善恶两种势力对立的说法一样。拉比犹太教教导说，身体和

    灵魂是一体的，二者一起犯罪，也要一起受罚，这一点是基督教和犹

    太教的重要区别特征。基督教思想认为通过禁欲和禁食削弱身体的力

    量可以增强灵魂的意志，而这对于犹太教徒而言无异于诅咒。1世纪他

    们尚有苦行派，但是一旦拉比犹太教确立了主导地位，犹太教徒就彻

    底摒弃了修道、隐居和苦行。公开禁食代表公开赎罪，虽然是必须

    的，但个人禁食却是有罪而遭禁止的。戒酒，如拿细耳人所行的那

    样，也是有罪的，因为这是拒绝上帝赐给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素食主

    义几乎是不被主张的，禁欲也是——这是和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

    拉比学派的态度是：“《托拉》戒规岂不足多，汝等欲增之乎？”总

    而言之，照着上帝形象而造的身体，行事要有度，待之也要有度。在

    一切的人类行为上，犹太教的主张是节制有度，而不是戒而绝之。

    [145]

    既然人属于上帝，那么自杀就是渎圣行为，无谓地拿自己的生命

    冒险亦有罪。对于一个没有国家给予自己保护、经常面临迫害的民族

    而言，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千年后的大屠杀期间成

    了首要问题。圣哲裁定说，人无权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致他人死亡，

    但也无须为拯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哈德良时期的迫害运动

    中，吕大（Lydda）的圣哲作出裁定，犹太教徒为拯救自己的生命，除

    三条戒律之外，其他皆可违犯。这三条戒律是：不可拜偶像，不可奸

    淫和乱伦，不可杀人。当涉及人的性命时，数量的因素不是重要因

    素。个体若是无辜，别人就不可为了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他。《密西

    拿》中有一条重要原则：每个人都是全人类的代表，杀害一人从某种

    意义上说便是践踏这条生命原则，同样，拯救一人便是在拯救人类。

    [146]阿基瓦拉比似乎还认为，杀人便是“脱离同类”，即离开人类。

    斐洛称杀人是最大的渎圣罪，亦是最严重的刑事罪。“赎罪绝不可

    行，”迈蒙尼德写道，“即便杀人者愿倾尽世上所有钱财，即便原告

    同意释放杀人者还他自由， 因为被杀之人的生命…… 属于圣

    者。”[147]

    因为人无一不归上帝所有，所以凡针对同类的犯罪，上帝都是受

    害者。侵犯上帝罪孽固然深重，但是侵犯同类更是罪加一等，因为侵

    犯同类的同时也侵犯了上帝。上帝是“看不见的第三者”，因此，不

    信守诺言，否认上帝是唯一证人的口头协议，比违反书面协议更加恶

    劣；公开抢夺轻于暗中行窃，因为暗中行窃者更加敬畏的是俗世的力

    量，而不是上帝的神圣报复。[148]

    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平等地创造出来的，所以人人平

    等是最基本的概念。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中奴隶的消失正是在法利赛

    人兴起的时候，这并不是巧合，因为法利赛人坚持认为，上帝是法庭

    的真正法官，所以法庭之上，无论国王、大祭司、自由民和奴隶，人

    人平等。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主要分歧之一。法利赛人反对主

    人要为奴隶和牲口的行为同样负责的观点，因为奴隶和所有人一样有

    自己的思想，这就赋予了奴隶在法庭上的地位，一旦奴隶拥有了法律

    地位，奴隶制就难以维系。法利赛人在掌握了公会之后还坚持国王犯

    法与庶民同罪，他们要向公会解释自己的行为并接受它的审判——这

    是公会和哈斯蒙尼王朝、希律王朝的重大分歧之一。国王们虽然借助

    暴力慑服了法庭，但是法利赛人的理论却留存了下来，并且全面获胜

    ——犹太《哈拉哈》的律法惯例正在被纳入《密西拿》，让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观念成了犹太教中一条不容辩驳的真理。这里虽然和犹太

    国王是“耶和华所膏立”的说法——后来基督教理论家提出君权神授

    的信条就是以此为依据——有冲突，但是犹太教徒却从未承认受膏具

    有法律上的意义。凡是大卫王独断专行的所作所为，《圣经》都加以

    严厉谴责，亚哈强占拿伯的葡萄园也被描写成弥天大罪。这就是为什

    么君权不能干涉犹太教事务的原因：犹太人心目中的国王，要担当王

    的全部职责，却不能有王的任何权力。的确，许多人内心从来都不相

    信国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他们确实相信国王是上帝拣选的，似

    乎后者的说法出现得更早。斐洛也相信国王、士师等当权者是上帝拣

    选的，他引用《申命记》里的话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

    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149]

    约瑟夫斯则接受基甸的观点：除了上帝别无其他统治者，倘若必须有

    一位国王，此人必须出于犹太民族并服从律法。

    事实上，犹太社会真正具有统治地位的是法庭，这在受神圣律法

    统治的社会里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强调的是法庭而不是法官，因为人

    不能单独作为审案的法官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要独自审判，因

    为除了那唯一者以外无人能独自审判。”[150]裁决只有在多数人同意

    下才有效，死刑案件则必须达成至少两个人赞成的多数。这个多数人

    原则也适用于《托拉》的解读。犹太教之所以历经千百年依然能够完

    整地保留下来，也是因为它不仅坚决遵守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且还

    坚持一旦做出合理的裁决，拒绝服从者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与

    此同时，服从但持有异议者有权要求将自己的意见记录下来提出申

    诉，这是《密西拿》确立的一项重要规条。在法庭上和学者团体中实

    行的是指派而不是选举，因为学识是必要条件，唯有有学问者才可审

    判——犹太人是第一个按受教育程度建设参政权的社会——但在实际

    操作中，“我们任命社区的长官必先和社区人们商议”。[151]不仅仅

    是法庭，律法也有最基本的民主基础。还有一个专门的团体查明某一

    社会通行的惯例是什么，以供法官判决时参考，这个团体和后来盎格

    鲁-撒克逊的陪审团不无相同。律法必须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则，隐含在

    犹太法学当中，有时则是直接显明的：“法庭颁发的法令，若是得不

    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就是无效的法令。”[152]

    人作为个体是权利的主体，作为社会成员又是义务的主体。历史

    上没有其他的司法体系如此一以贯之地协调个体和社会角色，并在总

    体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也是犹太人面对其他人或许无法忍受的

    压力时能够保持团结的又一原因。社会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

    是对个体最有可能起作用的保障——然而社会，尤其是一个不断受到

    迫害的社会，在这个大的平等框架之内，有它自己的优先考虑。下面

    是圣哲们的一些著名判决：

    拯救男人的性命先于拯救女人的性命……遮盖女人的裸体先于遮

    盖男人的身体。支付女人的赎金先于支付男人的赎金。有被性侵危险

    的男人，先于有被性侵危险的女人。祭司先于利未人，利未人先于以

    色列人，以色列人先于异族通婚者的孩子，通婚者的孩子先于尼提宁

    人（natin[73]），尼提宁人先于改宗者，改宗者先于奴隶……但通婚者

    的孩子若是通晓律法而大祭司不通律法，则通婚者的孩子先于大祭

    司。[153]

    学者比愚昧无知的人，如“当地人”，更有社会价值，因而学者

    出庭可以就座。但倘若诉讼的另一方是“当地人”，那么按照人人平

    等的原则，他也必须就座。圣哲是最早赋予每个人捍卫尊严的权利的

    法学家，他们这样裁定：“一人若是伤害其同类，那么他就要补偿对

    方以下5个方面的损失：所受的伤害、所受的疼痛、治疗费、损失的时

    间以及丧失的尊严。”然而，丧失尊严的程度，却是按社会地位来评

    定等级的。[154]

    不仅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每个人的身体也是自由的。圣哲

    和拉比们极不情愿以囚禁（不同于审判前的限制人身自由）作为处罚

    的手段，人人拥有行动自由之基本权利的观念是深植于犹太教教理之

    中的，这也是犹太人成为最早废除奴隶制的古代社会的原因所在。但

    是如果要说一个人从身体角度来说是自由的，那么从道德角度来说他

    绝对不是自由的。相反，他必须对社会尽各种各样的义务，尤其是他

    必须服从合法的当权机构。犹太律法绝不姑息反叛者，反叛者可以被

    判处死刑。在近古时代，各犹太社会实际上由会众集体管理，一个由7

    人组成的理事会制定薪资、物价、度量衡和计量标准以及细则条文，

    并有权处罚违反者。缴纳共同税赋不仅是宗教义务，也是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慈善也是义务，在希伯来语中，“zedakah”一词包含了正

    义和慈善的双重含义。古代犹太国的福利制度是其他国家福利制度的

    原型，它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男子必须按其财产比例缴纳共同基

    金，违反者法庭可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迈蒙尼德甚至裁定，逃避按

    财产比例缴纳的共同基金应以反叛论处。其他的共同义务包括尊重隐

    私，睦邻友好（出售土地时给予邻居优先购买权），严格禁止噪声、

    异味、破坏公物和污染行为。[155]

    这些共同义务需要放在犹太神学的框架里进行理解。圣哲教导

    说，犹太教徒不可将这些社会义务视如负担，而应将其理解为使他们

    有了更多的方式来表示对上帝的爱、对公义的爱。犹太人有时被指责

    不如希腊人那样理解自由的含义，但实际上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加正

    确，他们领会了这个要点：唯一真正的自由是道德良知——这是圣保

    罗从犹太教带走并用于基督教的一个概念。犹太教徒认为罪和美德既

    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圣经》反复表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都会因着自身的行为得到奖赏或惩罚。《托拉》将所有的犹

    太人捆绑在一起，将其视为一体的身体和灵魂。[156]个体既受益于社

    会，也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希勒尔长老如此规定：“不可脱离社会信

    靠自己，直至死亡的那天。”即使像迈蒙尼德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告诫

    人们，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即使他在其他方面敬畏上帝，将来的世界

    也不会有他的份。

    《圣经》里隐含着这样一个整体观念，即个体的罪无论多小，都

    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整个世界，反之亦然。犹太教从不允许个人犯罪个

    人接受审判的原则完全凌驾于更加古老的集体审判原则之上，无论前

    者有多么重要。让两者同时并存，才有了一个复杂精细而又经久不衰

    的社会责任信条，这是他们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之一。作恶者是人类

    的耻辱，圣人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在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中，斐洛

    如此写道：

    每一位智者都是愚者的赎价，若无智者怀着同情和预见保护着愚

    者，他们将片刻都难以坚持。智者犹如医者，为病人医治疾病……故

    而每每听闻智者逝去，我心充满悲伤。我不为逝者难过，因为他生活

    喜乐，死得体面。不——我乃是为了活着的人忧愁。智者用有力的臂

    膀保护他们，带给他们平安，如今斯人已逝，他们就被抛弃在无边的

    苦海里，不久就能尝到这痛苦的滋味，除非上天会为他们兴起新的保

    护者。[157]

    智者须向社会贡献智慧，就如富人须向社会贡献财富。因此，当

    需要时若不服务于社会也是一种罪。为他人祈祷也是一种责任。“凡

    能为同伴向上帝乞求怜悯却不去行动的就是罪人。”每一位犹太教徒

    都是另一位教徒的担保人，如果看到同伴犯罪，他必须提出告诫，如

    有可能还要阻止他的行为——否则他也是在犯罪。如果有人公开犯

    罪，那么社会也有责任。犹太教徒必须时常留意反对作恶的行为，尤

    其是公开的罪大恶极的行为。但正是因为反对别人作恶如此重要，所

    以失实和恶意的指控尤为令人憎恶，故意败坏他人名誉是重罪之

    一，“猎巫行动”则是集体的大恶。

    《托拉》及其大量的评注文献既是一个道德神学体系，又是一部

    实用的民法和刑事法。因此，虽然有些地方拘泥于具体问题和法律的

    细节，但它总是试图诉诸精神因素和精神支持来强化法庭暂时的权

    威。司法再严厉也不为过。犹太人首先提出了忏悔和赎罪的概念，后

    来也成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圣经》多处提到“ 心意的改

    变”——“一心归向我，”《约珥书》中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

    撕裂衣服。”而《以西结书》中的训谕是“自做一个新心”。律法和

    法庭试图超越赔偿，让争讼的双方达成和解，其目的就是要让犹太社

    会凝聚起来。因此律法和圣哲的裁决都是积极促进和谐，有预见性地

    消除可能出现的争端，促进和平比维护名义上的正义更加重要。遇到

    难以决断的案件，圣哲们总会引用《箴言》里有关智慧的这句格

    言：“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158]

    和平是美好的状态，又是崇高的理想，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人类

    得以生存的条件，这个思想又是犹太人的一大发明。这是《圣经》尤

    其是那部最优美的《以赛亚书》的伟大主题之一。《密西拿》中

    说：“有三样东西维系着这个世界——公义、真理和平安。”全书的

    结语是：“和平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最大祝福，因为经上写着：‘耶

    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

    姓。’”[159]圣哲们认为，知识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用律法来促

    进和平，促进夫妻之间的和平，促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和平，更广泛

    地说，促进社会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为和平祈祷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一

    日三次祝祷的重要内容，圣哲们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那报佳

    音，传平安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160]他们声称，弥赛亚要

    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宣告世界和平。

    犹太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使犹太教有别于以色列

    原始宗教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越来越重视和平。公元135年以后，犹太

    教实际上放弃了哪怕是正义的暴力——这其实含蓄地意味着放弃了国

    家——将希望寄予和平上。犹太民族的英勇气魄和英雄主义作为经久

    不衰的民族主题被推向后台，犹太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心态走向前台。

    对于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来说，贾布奈所发生的一切远比在梅察达所发

    生的一切更具有重要意义，那里学者们终于从勇士的手中接过了统领

    民族的大权。的确，失守的城堡已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直到

    20世纪大屠杀骇人的烈焰中，取代了贾布奈的民族神话被再次想起。

    专注于外部和平与内部和谐，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一个

    没有国家保护的弱势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也是《托拉》评注

    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几乎可以说是奇

    迹。《托拉》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没有一个民族的公共法律和

    信条能如此有效地服务于它的人民。从2世纪起，曾是第二圣殿时期一

    大特色的教派主义几乎销声匿迹——起码在我们看来是如此，所有旧

    的派系纳入了拉比犹太教的体系。虽然《托拉》研究这一领域依然是

    一个充满激烈争论的角斗场，但它是在多数人共识的框架之内进行

    的。对犹太教的发展而言，没有国家，反而是大幸。

    同样重要的还有犹太教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信理神学（dogmatic

    theology）的相对缺失。因为起源问题，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

    就纠结于信理问题，它信奉一个神，但是它的一神论却受到了基督神

    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提出了基督二性论和三位一体的教

    义——后者即三个位格集于上帝一身。然而此举又导致了更多的问

    题，致使2世纪以后产生了无数的异端邪说，造成基督教在整个黑暗时

    代动荡不安，内部纷争不断。《新约》因为耶稣的神秘宣言和保罗的

    隐晦——尤其在《罗马书》里——成了危机四伏的雷区。圣彼得教会

    的制度及其中央权威信纲，导致罗马和拜占庭之间争议不断，最终走

    向决裂。圣餐礼的真正意义之争致使罗马教会主体在16世纪进一步出

    现分裂。制定信理神学——教会应该如何宣讲上帝、圣礼及教会自身

    ——成了基督教专业知识分子关心的重要问题，到今天依然如此，20

    世纪末的圣公会主教们依然在围绕着童女生子的问题进行争论。

    犹太教徒却躲过了这种不幸，他们的上帝观非常简单明了。有些

    犹太学者认为犹太教其实也有许多信理。如果从它的许多禁例来看，

    的确如此——最主要的一条是反对偶像崇拜。但是犹太教徒通常规避

    那种由神学家自以为是创造出来的、最后带来无尽麻烦的积极信条。

    比如，他们从不相信原罪之说。在所有的古老民族中，犹太人或许是

    对死亡最没有兴趣的一个，这给他们省却了不少麻烦。没错，相信复

    活和相信来世的生命是法利赛人的主要区别标志，因此也是拉比犹太

    教的信仰基础。整个犹太教第一条明确的教条声明在《密西拿》中确

    实也是这么说的：“所有以色列人都将有份于来世，除了那些说律法

    没有提到复活的人。”[161]但是犹太教徒却喜欢专注于生命而将死亡

    ——以及有关死亡的信条——推至一边。单重和双重预定论，死后涤

    罪说，赎罪券，为死者祈祷，圣徒代祷等——这些造成基督徒不和的

    困扰问题，几乎或根本没有给犹太教徒带来任何烦恼。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基督教在建教之初就开始制定教规，

    但在萨迪亚加昂（Saadiah Gaon，882—942）制定最早的犹太教信条

    （共10条）时，犹太教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很久以后，迈

    尼蒙德的13条教则才成为犹太教明确的信仰声明，但并无证据表明这

    个声明得到过任何权威机构的讨论和背书。最初的13条出现在迈尼蒙

    德给《密西拿》第10章“公会篇”的评注中，包括以下内容：信仰上

    帝是存在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信仰上帝的一体性；相信上帝是无

    形无体无相的；相信上帝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相信上帝是唯一值

    得敬拜之主；相信先知的预言皆真实可信；相信摩西是最伟大的先

    知；相信《托拉》是神圣的；相信《托拉》是不可改变的；相信上帝

    是无所不知的；相信上帝在来生有奖罚；信仰弥赛亚必将来临；相信

    死者能复活。这些信条，后经重新表述，成为Ani Ma’amin（“我

    信”），被印在犹太教的祈祷书上。这些信条几乎没有引发什么争

    议。的确，信条规则一向不是犹太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犹太教并不

    十分注重教义——这是大家公认的——它注重的是行为；法典比教义

    更加重要。

    犹太圣哲们的一项不朽成就，就是将《托拉》变成一部永不过

    时、全面统一的普适原则，指导着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托拉》成

    为犹太信仰中仅次于一神论思想的基本要义。甚至在1世纪，约瑟夫斯

    就能够在他的著述中情有可原地夸张说，大多数民族的人民对自己民

    族的法律所知甚少，直到发现自己已经触犯法律了，但是“我们犹太

    民族的每个人，只要问到律法问题，他都能如数家珍。自智慧的曙光

    开始闪耀，我们就有透彻的律法教育，因此我们的律法深深地铭刻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上，现在如此，过去亦是如此。因而极少有人

    违背律法，更无人能以无知为由逃脱惩罚”。[162]这种状况在学院和

    圣哲时期更是明显，因此通过律法来认识上帝成了犹太教的一切，它

    使犹太教变得内向封闭，但同时也给了它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生存

    下去的力量。

    世界的敌意因时因地而异，却总是有增无减。黑暗时代最幸运的

    犹太人是生活在巴比伦的那些人，领导他们的是犹太宗主。这些犹太

    亲王比巴勒斯坦的拿西更有影响力，也更加世俗，他们自称是犹大王

    国君王的子孙，是大卫的直系后裔，他们住在王宫里，过着体面的生

    活。的确，在帕提亚人统治时期，犹太宗主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高级官

    员。拉比侍立其左右，受宠幸的拉比还能和宗主同席共餐，在他的庭

    院里坐而论道。随着3世纪初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到来，

    以及他们的民族宗教——祆教（Zoroaster）的复兴，犹太社会的宗教

    压力越来越大，犹太宗主的权势日渐衰落，学者的影响力却逐渐上

    升。3世纪苏拉学院有多达1200名学者，在农闲季节这个数字还会上

    升。因为躲过了那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战争浩劫，巴比伦的犹太社

    会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就。不管怎样，巴比伦犹太人总是自视为最正

    统的犹太传统的宝库，拥有最纯正的血统。《巴比伦塔木德》声

    称：“如果说以色列地是酵母，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只是面团，但是和

    巴比伦相比，以色列地只是面团。”[163]虽然巴比伦在历法的制定上

    依赖于西方，耶路撒冷可以经由一连串信号灯接收各学院向其传达的

    信号，但是《巴比伦塔木德》仍然比耶路撒冷的版本内容更加丰富

    ——两者都没有留下完本——更是长久以来被认为更加权威，在整个

    中世纪各地的犹太人（唯独巴勒斯坦除外）都主要接受来自它的指

    令。

    然而巴比伦对犹太人来说也并非安全之地，关于萨珊王朝统治时

    期的迫害行为和殉道事件的记录不在少数，但是文献证据匮缺而且内

    容也都不可信。445年，塔兹迪加三世下令废除安息日，（根据舍里拉

    ·加昂拉比的一封信）“拉比们宣布禁食，是晚，圣者派去一条鳄

    鱼，将躺在沙发上的他吞吃了下去，于是法令作废”。但舍里拉是蓬

    贝迪塔学院的院长，该学院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是在约906—1006年，他

    写这段话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450年了。犹太传说称塔兹迪加的儿子和

    后继者菲鲁兹为“那个恶人”，指责他逼迫宗主殉道。在他死后，出

    现了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间犹太宗主玛尔·组特拉二世（Mar

    Zutra II，约496—520）率领400勇士成立自治国家，定都马哈撒；但

    是7年之后，犹太人的道德堕落给了波斯人可乘之机，波斯人获胜后，

    宗主被斩首并钉在十字架上。579—580年，又爆发了一拨迫害运动。

    不过也有的波斯君主对犹太人心存好感，有意思的是，624年波斯人入

    侵巴勒斯坦、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受到了当地犹太人的热烈欢

    迎。[164]

    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巴勒斯坦和西方的犹太侨民散居地，犹太

    人的处境比这艰难多了。313 年， 君士坦丁大帝（ Emperor

    Constantine）接受基督教，成为基督的信徒，结束了政府的迫害行

    为，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宗教普遍宽容时期。然而，从4世纪40年代起，

    基督教开始显示出国教的样子。第一批禁止异教崇拜的法令就是在那

    个时候颁发的。4世纪60年代，尤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在位期

    间异教徒有过短暂的反抗，但是接踵而来的一场严厉而全面的运动就

    把异教信仰给彻底肃清了。由此基督教成了全民宗教，在地中海东部

    地区，它往往还是暴民的信仰。有名望的宗教领袖举行大型的火炬

    会，会上人群愤怒地高喊口号：“绞死那个加略人！”“伊巴斯玷污

    了西利耳的真正教义！”“打倒亲犹派！”最初召集这些暴民是为了

    威胁参加教会集会的人，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砸偶像，焚烧异教神

    殿，他们转而针对犹太教徒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了。4世纪末期，基督教

    成了罗马帝国各地的普遍信仰，异教信仰开始消失。当异教信仰消失

    的时候，犹太教徒开始变得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庞大有序且相

    对富裕的少数族群，教育程度高，信仰敬虔，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教不

    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他们的顽固不化。对基督教来说，犹太教徒成

    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不受暴民欢迎，后者认为基督徒受帝国

    皇帝迫害时这些人助纣为虐。尤利安在位时，异教信仰一度复兴，犹

    太教徒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尤利安在犹太传说中不是叛教者，而是被

    称为“希腊人尤利安”。4世纪80年代，在狄奥多西一世（Emperor

    TheodosiusⅠ）统治时期，实现宗教统一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政策，

    一条条法规条例纷至沓来，一致针对异端信徒、异教徒和各种非主流

    教派信仰者（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与此同时，基督徒暴民攻击犹太

    会堂也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与帝国的公共政策背道而驰，因

    为犹太教徒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体面正派的社会群体，一贯支持合法

    的政府。388年，一名基督徒暴民在当地主教的煽动下，放火烧毁了幼

    发拉底河岸边城市卡利尼古姆的犹太会堂。狄奥多西一世决定试探一

    下，下令用基督教会的财物来重建会堂，但是遭到了米兰大主教安布

    罗斯的强烈谴责。这位主教是所有高级神职人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

    位，他致信狄奥多西皇帝，告诫他说这道谕令严重损害了教会的威

    望：“在显示法纪与宗教的大义名分之间，”他质问道，“究竟哪一

    项更为重要呢？与宗教利益相比，维护民法是次要的。”他在皇帝面

    前发表布道，摆明他的这个立场，皇帝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谕令。[165]

    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时，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教徒被剥夺了

    大部分的公共权利和全部特权，他们不得就任政府职位，不得入伍。

    凡诱劝基督徒改宗或与基督徒通婚的，都可以死论处。但是有担当的

    基督教领袖从来没有把武力消灭犹太教作为他们的使命。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354—430）是所有拉丁神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

    位，他说，犹太教徒的存在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真理

    的见证者，他们的失败和屈辱象征着基督教堂已经击败犹太会堂取得

    了胜利。因此，教会的政策是允许小的犹太社会在困窘潦倒中生存下

    去。然而希腊教会因为继承了希腊反犹主义的全部衣钵，所以他们对

    犹太教徒怀有更深的敌意。5世纪初期，重要的希腊神学家金口若望

    （John Chrysostom，354—407）在安条克发表8篇“反对犹太人的布

    道演讲”，这些布道尽可能引用（甚至误用）《马太福音》和《约翰

    福音》中的主要段落，成了反犹太长篇演说的经典范本。这样，基督

    教徒这个特定群体的反犹主义——将犹太教徒描绘成杀害基督的凶手

    ——又被嫁接到了关于异教徒的无数恶毒诽谤和谣言上。此时，犹太

    社会在所有的基督教城市的处境都岌岌可危。

    在巴勒斯坦，从4世纪初的头几十年开始，耶路撒冷以及其他与耶

    稣有关的地方都被基督教化了，教堂、修道院相继建成。小的犹太社

    会生存了下来，尤其在加利利。《耶路撒冷塔木德》就是在这里完成

    的，当时是在圣杰罗姆的时代。杰罗姆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私人

    修道团体，专门见证犹太教徒的贫穷和苦境。在他死后不久，一群叙

    利亚修士在巴扫马这位狂热信徒的带领下在犹太巴勒斯坦实施一系列

    大屠杀，焚烧犹太会堂，甚至整个村子。事实上在中世纪黑暗时代，

    巴勒斯坦因为宗教冲突，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口日益减少。贝拉基

    主义（Pelagianism）、阿里乌主义（Arianism），以及后来的基督一

    性论之争，把基督教会内部也搞得四分五裂。每个派别上台都会对其

    他派别极尽迫害。4世纪时，撒马利亚人迎来了复兴：那个时候至少新

    建了8座会堂。但是他们的势力增长招致了拜占庭当局充满敌意的关

    注。438年，狄奥多西二世（Emperor Theodosius Ⅱ）针对他们颁布

    了反犹太人法令，大约45年以后，撒马利亚人发动叛乱，屠杀基督教

    教徒，焚烧教堂。拜占庭出兵镇压，撒马利亚人失去了在基利心山上

    的古老圣所，后来那里成了圣母大教堂。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期（527

    —565），撒马利亚人再次起来反抗。这位统治者是更加严厉的正教

    徒，只允许受过洗的人获得公民身份，凡不服从卡尔西顿会议决议

    （Council of Chalcedon）的都予以放逐——哪怕是基督教教徒。查

    士丁尼对撒马利亚人进行了血腥报复，几乎把这个民族和信仰彻底消

    灭，此时的犹太教徒很低调，没有给撒马利亚人提供任何援助。但是

    在7世纪上半叶，福卡斯和希拉克略两位皇帝受到一些修士身份的激进

    分子的压力，试图强行在犹太人中推行洗礼——那些人警告他们说，

    帝国会被那些行过割礼的人覆灭。

    宗教纷争此起彼伏，不仅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内部实力，也招来

    了外部侵略。首先是611年波斯人入侵巴勒斯坦，3年后，在围城20天

    后，他们夺取了耶路撒冷。犹太教徒被指控是波斯人的帮凶。但是如

    果说波斯人真像基督徒所说的那样承诺将圣城还给犹太人作为回报，

    那么他们无疑是食言了。不管怎样，629年希拉克略收复圣城，紧接着

    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教徒的大屠杀。但这是希腊人的势力在巴勒斯坦

    的最后一次行动。630年，穆罕默德征服麦加，636年，拜占庭在耶尔

    穆克河之战中彻底大败，在不到4年里，穆斯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以

    及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卡尔西顿派（Chalcedonians）和基督一性论

    派（ Monophysites ） 、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 ） 和科普特派

    （Copts）、塞琉古人和亚美尼亚人、拉丁人和希腊人、撒马利亚人和

    犹太人，所有的这些人都淹没在了伊斯兰教的洪流中。

    伊斯兰教最初受到犹太教教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渐行渐远，形成

    独立的门户，尔后很快发展出自己的活力和特色。犹太人很早就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南面即现在的也门，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犹太经商者

    的足迹，而北部即汉志（Hijaz）则还可追溯到更早。有一则阿拉伯历

    史传说称犹太人定居麦地那是在大卫王统治时期，而另一则传说又将

    其提早到摩西时代。1956年于巴比伦出土的碑刻显示，犹太宗教社会

    最早进入汉志是公元前6世纪，甚至更早。[166]但是最早可确信的证据

    是墓志和涂鸦上的犹太人名，它们显示犹太人出现在阿拉伯世界尚且

    无法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以前。但是无论怎样，在基督教时代初期，犹

    太教传入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当地的有些部落成了犹太教徒。有证

    据显示4世纪在麦地那（Medina）一带的犹太诗人非常活跃，此时甚至

    有可能还出现了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根据阿拉伯的资料显示，在麦地

    那及其附近地区，大约有20个犹太教部族。

    这些定居绿洲的部族既是牧民又是商人，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

    一个半城市化的商人宗教，而非沙漠宗教。但沙漠也是重要的，因为

    居住在沙漠边缘，或像拿细耳人为了摆脱城市生活的腐败堕落而遁入

    沙漠的犹太教徒，他们信仰的从来都是更严格的犹太教，尤其是在一

    神论问题上决不妥协。这一点很吸引穆罕默德。基督教在穆罕默德看

    来并不能严格算一神教，因此对他的影响非常微不足道，起码在初期

    阶段是如此。此刻他的目标似乎是要摧毁这个绿洲文化里的多神异教

    信仰，而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用阿拉伯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将阿拉伯犹太人的伦理一神教传给他们。穆

    罕默德承认犹太人的神，承认他们的先知，承认圣书所包含的律法是

    不可改变的，也承认要吸纳宗教法庭所采用的口传律法。和犹太教徒

    一样，穆斯林一开始也不愿意将口传律法汇编成书，和犹太教徒一

    样，他们最终还是这样做了。和犹太教徒一样，他们也有拉比——他

    们叫穆夫提（muftis）——负责有关教法问题的解答，最早的教法解

    答似乎有意采用犹太教的形式。还是和犹太教徒一样，穆斯林也遵守

    饮食、祭礼纯净和洁净等既严格又烦琐的规定。

    但是穆罕默德发现，麦地那的犹太人尚未准备好接受由他创造出

    来的一神教，于是他就开始另立门户，独立发展伊斯兰教。不管怎

    样，穆罕默德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信仰。他改变了安

    息日的性质，并将时间挪到星期五，他将朝拜的方向由原来的耶路撒

    冷改为麦加，还修改了主要节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他宣布犹太教

    徒的大部分饮食规定只是因过去的犯罪行为所受的惩罚，所以他废止

    了这些规定，但是保留了禁食猪肉、动物血和自死动物的规定以及部

    分屠宰规定。这些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一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融合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两者在伦理或教义的基本原则上有

    多大程度的一致；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不久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教

    义理论，很快，和基督教一样，神学辩论——这导致了激烈的宗派之

    争——也在伊斯兰教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迅速建立了一套理论。伊斯兰教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席卷了近东、整个地中海南部地区、西班牙，以及亚洲的广大地区。到18世纪初，在希腊和拉丁世界依然处境艰难的犹太社会，发现自己已被庞大的伊斯兰教神权政体重重包围了。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发明终又摒弃的神权政体，如今正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幸而此时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维持系统——《塔木德》，以及独特的自治模式——权威政体（cathedocracy）模式。

    [1]For Ezekiel, see G.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I（1965），220—237；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1078—1098.

    [2]Ezekiel 1：3

    [3]Ezekiel 37：1—10

    [4]Ezekiel 18：1ff

    [5]Deuteronomy 6：6—8

    [6 ]Isaiah 40 ： 4；see also 10 ： 33；14 ： 12；26 ：5-6；29：18；47：8—9.

    [7]I Samuel 2：1—10.

    [8 ]S. 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nd edn, New York 1952），i I 22.

    [9]B. Porten, Archives from Elephantine：The Life of an Ancient Jewish Military Colony（New York 1968）.

    [10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Judaism（Berkeley 1982），70.

    [11]For Cyrus’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sequences see W. D.Davies and Louis Finkelstein（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Cambridge 1984），i 281ff.

    [12]Quoted inibid.，287.

    [13]Isaiah 45：1

    [14]Ezra 1：1—4

    [15]Ezra 4：1ff

    [16]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70—74，135—136

    [17]Nehemiah 4：18

    [18]Cambridge History of Judaism，344

    [19]Ibid.，398—400.

    [20]Nehemiah 10：28

    [21]Judges 8：14

    [22]Baron, op. cit.，i I, footnote 8，323.

    [23]Contra Alpionem，1：37

    [24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1970）

    [25]Deuteronomy 4：2，also 12：32

    [26]I Chronicles 2：5

    [27]Sanhedrein 12：10

    [28 ]C. D.Ginsburg, Introduction to the Maseretico-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1966 edn by H.M.Orlinsky ） ；H.B.Swe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London 1968）；F.G.Kenyon, 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 （ London 1965 ） ；M.Gaster, The

    Samaritans ： Their History, Doctrine and Literature （ London 1925 ） ；Harrison, op.cit.；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814-36；V 1396ff.

    [29]Joshua 8：29；4：20

    [30]Psalms 3，5，6，7，9—10，13，17，22，25—28，31，35，36，38，39，41，42，43，51，52，54—57，59，61，63，64，69，71，77，86，88，102，120，123，130，140—143

    [31]Proverbs 22：17 to 23：11

    [32]For Job see especially H. H.Rowley，‘The Book of Job and its Meaning’，in From Moses to Qumran：Studies in the

    Old Testament （ London 1963 ） and his Submission in Suffering

    and Other Essays （ London 1951 ） ；Harrison, op.cit.；

    E.F.Sutcliffe ， Providence and Suffering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London 1955）；for the lit-erature on the Book of

    Job, see C.Kuhl inTheological Review，21（1953）.

    [33]Ecclesiasticus 24：3—10

    [34 ]I Corinthians 1 ： 19—27；see Gerhard von Rad,

    Problems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trans.，Edinburgh

    1966）.

    [35]I Maccabees 9：27.

    [36]Zechariah 13：3ff.

    [37]Ecclesiasticus 24：33；Enid B. Mellor（ed.），The

    Making of the Old Testament（Cambridge 1972）.

    [38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s（trans.，New York 1961），343—344；for earliest

    references,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579—581.

    [39 ]Ezra 2 ： 64—65；pop. of Jerusalem in Pseudo-

    Hecateus, quoted by Josephus ： Contra Apionem ， 1 ： 197；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70.

    [40]Daniel 7：7.

    [41]Ecclesiastes 5：8ff.；6；see Martin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trans.，2 vols, London 1974），i 14—31.

    [42]Davies, op. cit.，61；Harrison, op.cit.

    [43 ]Jonah 4 ： 11. See Michael 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London，1984），194—195.

    [44]Hengel, op. cit.，i 65—69；ii 46，notes 59—61.

    [45]Ibid.，i 55—57.

    [46 ]E. Bickermann, From Ezra to the Last of the

    Maccabees：The Foundations of Post-Biblical Judaism（New York

    1962）；Hengel, op.cit.，i 270.

    [47]Jad. 4：6（frst century AD）.

    [48]Isocrates, Panegyr， 4： 50；H. C.Baldry, 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Cambridge 1966），69ff.

    [49]Sota 49b；quoted Hengel, op. cit.， i 76；see also

    ibid.，300ff.

    [50]II Maccabees 4：12—14.

    [51 ]H. 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202ff.

    [52]Sukk，56b.

    [53]Ezra 7：26.

    [54]II Maccabees 13：3ff.；Josephus, Antiquities，12：

    384.

    [55]I Maccabees 13：45.

    [56]I Maccabees 13：51. For details of the crisis, see

    Ben Sasson, op.cit.，202—216.

    [57]Hengel, op. cit.，291ff.

    [58 ]E. Ebner,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Ancient Israel

    during the Tannaitic Period（New York 1956）.

    [59]Deuteronomy 31：19.

    [60]Josephus, Antiquities，13：280.

    [61]Ibid.，13：300.

    [62]Sanhedrin 19a；Sot. 47a；Kid.66a.

    [63]Josephus, Antiquities，14：380.

    [64]For Herod see Stewart Perowne,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rod the Great （ London 1956 ） ；F. O.Busch, The Five

    Herods（New York 1958）.

    [65]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i 871.

    [66]Deuteronomy 16：16；Exodus 23：17.

    [67]For Herod’s Temple, see Joan Comay,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Mount （ London

    1975 ）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 London

    1974）；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383—385；XV 961ff.

    [68]Antiquities，15：380—425，Wars，5：184—247.

    [69]Josephus, Wars，4：262；5：17；Antiquities，16：14.

    [70]Josephus, Wars，6：282.

    [71 ]For Greeks and Jews, see Hengel, op. cit. ，

    esp.310ff.；W.W.Tarn and G.T.Griffth, Hellenist

    Civilization（3rd edn, London 1952）.

    [72 ]Thanksgiving Psalm from Qumran Cave One；cf.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179ff.

    [73]Daniel 12：1—2.

    [74 ]Enoch 1—5；37—71. See H.H.Rowley, 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London 1947）.

    [75]Numbers 25：7—17.

    [76]Josephus, War，2：118.

    [77 ]See, for instance, S. G.F.Brandon, Jesus and the

    Zealots （ London 1967 ） and The Trial of Jesus of

    Nazareth （ London 1968 ） ；W.R.Farmer, Maccabees, Zealots and

    Josephus（London 1956）.

    [78]A. Dupont-Sommer, The Jewish Sect of Qumran and the

    Essenes（New York 1954）；H.A.Butler, Man and Society in the

    Qumran Community（London 1959）.

    [79]Ben Sasson, op. cit.，253—254；C.F.Kraeling, John

    the Baptist（London 1951）.

    [80]Isaiah 40：3.

    [81]II Samuel 7；23：1—5；22：44—51.

    [82]For instance, Psalm 18；Amos 9：11—12；Hosea 11：

    10；Ezekiel 37：15ff.

    [83]Acts of the Apostles 5：34—40.

    [84]M. Hooker, Jesus and the Servant（London 1959）.

    [85 ]John Bowker,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 Cambridge

    1983），esp. 1—20.

    [86]G. F.Moore, Juda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 London 1927 ） i 72—82；Bowker, op.cit. ， 32—33.
    [87 ]Pes. 66a；Suk.20a；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282—285.

    [88]Shab. 31a.
    [89]Mark 7：14—15；Bowker, op. cit.，44ff.
    [90 ]E. Bamel （ ed. ） ， The Trial of Jesus （ London 1970），esp.‘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 Sanhedrin Trial’.
    [91]J. Blinzner，‘The Jewish Punishment of Ston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Period’ ， and E.Bammel ， ‘Crucifxion as a punishment in Palestine’，in E.Bammel, op.cit.，147—161 and 162—165.

    [92]Encyclopaedia Judaica, X 12—13 and bibliography；H. Cohn, The Death of Jesus（New York 1971）；S.G.F.Brandon, The Trial of Jesus of Nazareth（London 1968）.

    [93 ]By, for example, E. R.Goodenough ， ‘Paul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 in J.Neusner （ ed. ） ，Religions in Antiquity（Leiden 1968），22—68.
    [94 ]Samuel Sandmel, Judaism and Christian Beginnings（Oxford 1978），308—336.
    [95]E. P.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London 1977），555—556.
    [96]Mark 14：24—28.

    [97]Galatians 3：29；Romans 4：12—25.

    [98]Paul to the Colssians，3：9—11.

    [99]Acts of the Apostles，7：28—60.

    [100]Acts 15：5ff.；Galatians 2：6—9.

    [101 ]J. N.Sevenster, The Roots of Pagan Anti-Semitism

    in the Ancient World（Leiden 1975），89ff.

    [102]Quoted inibid.，90.

    [103]Cotra Apionem，1：71

    [104 ]Diodorus, Bibliotheca ， 34 ： 1 ， 1ff.；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87ff.

    [105]Wisdom of Solomon 12：3—11.

    [106]Sevenster, op. cit.，8—11.

    [107]Josephus, Antiquities，14：187，190ff.

    [108]Ibid.，19：286ff.

    [109]Quoted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90.

    [110]Tacitus, Histories，5：13.

    [111]Ben Sasson, op. cit.，296ff.

    [112]Shaye J. D.Cohen, Josephus in Galilee and Rome：

    His Vita and Development as a Historian （ Leiden 1979 ） ，

    appendix 1，243ff.；253ff.

    [113]Listed inibid.，3—23.

    [114]Ibid.，238—241.

    [115]Ibid.，181.

    [116]For analysis of Josephus’account, seeibid.，230ff.

    [117]Josephus, Wars，2：408，433.

    [118 ]Yigael Yadin, Masada ： Herod’s Fortress and the

    Zealots’Last Stand（London 1966）.

    [119 ]For Tacitus’anti-Semitism, see Histories ， 5 ： 1—13；Annals ， 15 ： 44；see also Juvenal’s poem, Saturae ， 14 ：96ff.

    [120]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book 69.

    [121]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4：6，2；Numbers 24：17.

    [122 ]Jerusalem Talmud, Ta’an 4 ： 7 ， 68d；quot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 488—492.

    [123 ]For Akiva see L. Finkelstein, Akiva, Scholar, Saint and Martyr（New York，1962 edn）.On the question of his joining the revolt see Chaim Raphael, A Coat of Many Colours（London，1979），190—198.
    [124]Ta’an 4：68d；Encyclopaedia Judaica, vi 603.
    [125]Yigael Yadin, Finds from the Bar Kokhba Period in the Cave Letters（New York 1963）.
    [126]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book 69.
    [127 ]Quoted in Comay, op. cit.；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128]S. G.Wilson, Luke and the Law（Cambridge 1983），103—106.

    [129 ]S. G.F.Brando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2nd edn, London 1957）.
    [130 ]Barnabas Lindars, Jesus Son of Man ： A Fresh Examination of the Son of Man Sayings in the Gospel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 of Judaism（London 1983）.
    [131 ]See, for instance, Geza Vermes, Jesus and the World of Judaism（London 1984）.
    [132 ]Franz Mussner, Tractate on the Jews ： The Significance of Judaism for Christian Faith （trans.，Philadelphia 1984），180ff.
    [133]4 Q Fl 1：8，quoted in Mussner, ibid.，185；John 8：37—44.
    [134]Matthew 27：24ff.
    [135 ]E. Hennecke and W. Schneemelcher, New Testament Apocrypha（Philadelphia 1965），1：179ff.
    [136]Ecclesiasticus 36：7.
    [137]Wayne A. Meeks,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Yale 1984）.
    [138 ]Philo’s Complete Works, ed. and trans.F.H.Colson and G.H.Whitaker, are in 12 vols （ Cambridge 1953—63 ）；E.R.Goodenough, Introduction to Philo Judaeus（London 2nd edn 1962）.
    [139]Aboth Derabbi Nathan B，31.
    [140 ]G. Bader, Jewish Spiritual Heroes（New York 1940），i 411—436.
    [141 ]Rachel Wischnitzen, The Messianic Theme in the Paintings of the Dura Synagogue（Chicago 1948）.
    [142 ]C. Hollis and Ronald Brownrigg, Holy Places（London 1969）；Moshe Perelman and Yaacov Yanni, Historical Sites in Israel（London 1964）.
    [143 ]For the full list of subjects covered,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751.
    [144]Ibid.，1283—1285.
    [145]Leviticus Rabbah 34，3；Philo, Leg. All.3：69；De Pot.19—20；Taanit 11a；Yer.Nedarim 9 ， 1 （ 41b ） ；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146]Sanhedrin 4，5

    [147]Hilkot Rozeah 1，4.

    [148]Sifra on Leviticus 22：6；Mekilta on Exodus 22：6；quoted in Belkin, op. cit.
    [149 ]Deuteronomy 17 ： 15；Philo, Spec. Leg. ， 4 ： 157 ，quoted in Belkin, op.cit.
    [150]Abot 4，8.
    [151]Berakot 55a.
    [152]Yer. Shabbat 3d.
    [153]Horayot 3，7—8，quoted in Belkin, op. cit.
    [154]Baba Kamma 8，1.
    [155 ]Baba Bathra 2b；Baba Metziah 108b；Baba Bathra 6b，21a. Quoted in Belkin, op.cit.
    [156]Belkin, op. cit.，134ff.

    [157]Philo, De Sacr. Ab.，121—125.

    [158]Proverbs 3：17.

    [159 ]Psalms 29 ： 11；Tractatus Uksin 3 ： 12；quoted in Meyer Waxman, Judaism, Religion and Ethics（New York 1958）.

    [160]Isaiah 52：7.

    [161]Quoted in Waxman, op. cit.，187—190.

    [162]Contra Apionem, ii 177—178.

    [163]Kiddushim 71a.

    [164]Ben Sasson, op. cit.，373—382.

    [165 ]F. Holmes Dudd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2 vols（Oxford 1935）.

    [166 ]Charles C. Torrey, The Jewish Foundation of Islam（Yale, new edn 1967）.

    第三章　权威政体

    1168年，一位观察力非凡的西班牙犹太旅行者——或许是一位珠宝商——造访宏伟的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若不是他写了一本关于1159—1172年他在地中海北部和中东多地旅行的《游记》（Book of Travels），我们对这位图德拉的本杰明几乎一无所知。它是在中世纪创作的游记中最实用、最客观和最可靠的一部，早在1556年就出版发行，其后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成为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一份主要的原始资料来源。[1]

    本杰明对他停留的犹太社区做了细致的记录，不过与其他地方相比，他似乎在君士坦丁堡待得更久，因此他对这座大城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描述尤其详尽。他发现那里有大约2500名犹太人，并分为两个不同的团体。占多数的2000人是遵循拉比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认可《密西拿》《塔木德》和全部的具有多层次的评注。其他的500人是《圣经》派信徒，他们只按照《摩西五经》行事，拒绝口传律法及其所有的衍生内容。从8世纪开始至整个流散期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群体；拉比派犹太人对他们的敌意之深，以至于在犹太社区的两部分人之间都竖起了高高的栅栏。

    本杰明写道，犹太人是“丝绸手艺人”和各行各业的商人。他们中有“很多富人”，但法律不允许他们任何人骑马，“除了国王的医生、埃及人所罗门拉比之外。由于他，犹太人得以免受很多压迫——他们生活在沉重的压迫之下”。根据《查士丁尼法典》和后来的法规，拜占庭的犹太人，与异教徒和异端分子不同，享有法律地位，至少是理论上享有，犹太会堂是受法律保护的礼拜场所。该国还承认犹太法庭，而且法庭裁判官可以在犹太人中执行他们的裁决。从事合法生意的犹太人应该很安全，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反犹行为并且规定“犹太人不得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践踏，不得因为其宗教信仰而遭受侮辱……法律禁止私人报复”。[2]但犹太人还是二等公民，实际上几乎不能算公民。425年，他们完全失去了在政府任职的权利，虽然他们被迫要在市议会担任什长（decurions），因为那需要花钱。犹太人不被允许新建任何犹太会堂。他们不得不更改逾越节的日期好让它始终排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后。犹太人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坚持用他们的希伯来语来阅读经文也算犯罪。法律为犹太人改变信仰尽可能地提供便利，虽然受洗程序要求每个犹太改宗者都要发表他们不曾受到威胁或利益诱使的声明。任何骚扰改宗者的犹太人都要被活活烧死，若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恢复他的信仰则会被视为异端分子。[3]

    本杰明还暗示，犹太人在职业上遭遇的普遍敌意与宗教上差不多：“针对他们的仇恨大多是由于硝皮匠把他们的脏水倒在自己屋外从而污染了犹太社区。希腊人为此仇恨犹太人，无论好坏，并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他们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支使犹太人干繁重的工作。”即便如此，本杰明总结：“犹太人依然富有、宽容、慷慨。他们遵守经文诫命，心甘情愿地承受压迫的枷锁。”[4]

    图德拉的本杰明的游历经过西班牙东北部、巴塞罗那、普罗旺斯，然后途经马赛、赫罗纳和比萨，抵达罗马。他到访萨莱诺、阿马尔菲及其他意大利南部城镇，然后经由科孚，到达希腊，见识过君士坦丁堡之后，渡过爱琴海，到达塞浦路斯，接着经过安条克，进入巴勒斯坦，穿过阿勒颇和摩苏尔，进入巴比伦和波斯。他访问了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经由西西里岛，返回西班牙。他详细记录了犹太人的状况和职业，虽然他也描述了克里萨的帕尔纳索斯山上的一个犹太农业聚居区，但他提供的绝大多数是有关城市人的写照——阿勒颇的玻璃工、底比斯的丝织工、君士坦丁堡的硝皮匠、布林迪西的染工，以及各地的商人和经销商。

    有的犹太人一直是城镇居民，但是在黑暗时代，他们几乎只能成为城镇居民。他们的欧洲定居地非常古老，几乎都在城镇里。《马加比一书》列出了散布在地中海周边的犹太聚居地。正如历史学家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所说，犹太人在文化上可以被称作第一批欧洲人。[5]在罗马帝国初期，北至里昂、波恩和科隆，西至加的斯和托莱多都有独具特色的犹太社区。黑暗时代期间，它们继续向北和向东扩展——进入波罗的海和波兰，向南进入乌克兰。虽然犹太人遍及各处，但他们的人数还是不多。基督时期大约有800万，包括罗马帝国10%的人口，到10世纪时，他们的人数已经下降至100万到150万。当然，这段时期，所有前罗马领地的人口均出现了下降，但犹太人人口减少的比例远远高于总人口的减少比例。比如， 在提比略（Tiberius）[74]统治时期，仅罗马就有5万至6万犹太人，而城市的总人口为100万，另外，意大利还有40个犹太人定居地。在帝国晚期，意大利犹太人的数量骤降，到1638年甚至总数还不足2.5万，只占总人口中的0.2%。人口减少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整体经济和人口因素。

    在所有地区和所有时期，犹太人一直被周边居民同化和融合。[6]然而，犹太人的社会重要性，尤其是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与他们不起眼的人数相比要重要得多。不管城镇在哪里延续，或城市社区在哪里兴起，犹太人迟早会确立起自己的地位。2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

    经历了最近一次的毁灭后，犹太农村社区的幸存者成为边缘化的城镇

    居民。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巴比伦的大型犹太农业社区逐渐被

    高额的税赋拖垮，因此那里的犹太人也陆续进入城镇，成为工匠、商

    人和经销商。每个地方的这些城市犹太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所以

    除非遭遇刑事法律或身体暴力等不可抗力，他们都能设法定居下来。

    的确，犹太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城市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虽然证据很难获得，但从祈祷文文学中可以收集到不少资料。在

    许多方面，犹太人都是罗马古城和中世纪初叶新兴城镇公社之间唯一

    的现实联系——确实，有人认为就连“公社”（commune）这个词都是

    从希伯来语“卡哈尔”（kahal）翻译过来的。[7]犹太人具备某些基

    本技能：计算汇率和书写商业信件的能力，以及或许甚至更重要的，

    利用他们分布广泛、纵横交错的家族和宗教网络递送信件的能力。尽

    管有许多不甚便利的禁令，但他们的宗教无疑对他们的经济生活起到

    了促进作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始终在为他们提供努力工作的强烈

    动力。随着其发展成为犹太教，它越发强调工作的重要性。随着公元

    70年以后拉比犹太教的出现，它的经济影响力越发增强。历史学家们

    经常会注意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教权主义（clericalism）的

    削弱往往会激发经济活力。2世纪，犹太社会的教权主义几乎荡然无

    存。一种由国家资助的宗教，它的圣殿祭司、撒都该人、形形色色的

    仆人全都销声匿迹。代替了教士的拉比并非寄生的特权阶级。虽然确

    实有一些学者受到社区的资助，但即使是学者也被鼓励习得谋生手

    段。拉比作为整体，也有须得如此的专门规定。的确，拉比经常是最

    勤奋能干的商人。他们传达决定和“答问”（responsa）[75]的渠道也

    是商业渠道。拉比犹太教是工作的福音，因为它要求犹太人尽可能地

    充分利用上帝的恩赐。它尤其需要健康的身体和勤勉认真的态度，这

    样他们才能履行自己的慈善职责。对智力的要求也就顺理成章。因

    此，犹太人的经济进步是合理化的产物。拉比犹太教本质上是一种方

    法，古老的犹太人凭借这种方法以一种理性化的过程适应了现代和其

    他不同的环境。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群伟大的理性化改革者。我

    们将看到它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不过最早期的一个影响，按照世

    俗的意义来看，就是将犹太人变成了有条不紊、能够解决问题的商

    人。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犹太人将他们大量的法律学识投入确保商业

    行为公平、诚实和高效方面。

    其中的一个大问题是高利贷，更确切地说是有息借贷。这是犹太

    人为他们自己和为起源于犹太教的两大宗教制造出来的问题。古代近

    东的大多数早期宗教体系以及从中产生的世俗法典并未禁止高利贷。

    这些社会将没有生命的物体视为和植物、动物与人一样有生命的东

    西，而且认为其能够自我繁殖。因此如果你借出了“食物货币”或者

    各种货币凭证，收取利息就是合法的。[8]早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也

    许更早，就有橄榄、枣子、种子或牲畜形式的“食物货币”出借。楔

    形文字文献显示至少从汉谟拉比时期就有票据形式的固定金额借款

    ——债权人通常是神庙和王室官员。巴比伦楔形文字记载表明利率为

    银币10%～25%，谷物为20%～35%。在美索不达米亚人、赫梯人、腓尼

    基人和埃及人之间，利息是合法的，而且经常由国家确定。但犹太人

    对此看法不同。《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主张：“我民中有贫穷人

    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显然是一句

    年代很早的经文。如果犹太律法是在比较复杂的王国时代草拟的，那

    么利息就不会被禁止。但《托拉》就是《托拉》，永远有效。《出埃

    及记》的这句经文在《利未记》第25章第36节得到补充：“不可向他

    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在《申命记》第23章第24节[76]得到阐

    明：“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犹太人从而受到了一条宗教律法的困扰，该律法禁止他们彼此之

    间进行有息借款，但对外人可以。这条规定似乎是为了保护和团结贫

    穷社会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集体生存。因此借款应归为慈善行为

    ——但你无须对那些不认识或不在意的人慷慨。于是利息成为敌意的

    代名词。作为巴勒斯坦的定居社会，犹太人当然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彼

    此借钱。《圣经》记录显示这条律法始终在被规避。[9]来自埃勒凡泰

    尼（Elephantine）犹太社区的一张莎草纸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宗教

    权威试图严格执行该律法。他们主张，犯罪的不只是高利贷交易的本

    人，还有所有同谋。隐性利息也是错误的。借款人提供的免租前提、

    礼物赠予、有用的信息——所有这些被称作“利息的灰尘”并被禁

    止；《塔木德》的法规展示了多年来为了对付狡猾的放款人和不顾一

    切的借款人设计出来的逃避手段，付出了惊人的努力。[10]

    与此同时，《塔木德》决疑者（talmudic casuists）力图实现公

    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这些交易要在他们看来，不违背《托拉》。这些

    办法包括提高偿还价格，将出借人当作需要支付工资的业务伙伴或向

    他们提供分红，或者允许出借人借钱给非犹太人再让其转借给犹太人

    的手段。但是如果犹太法庭发现明显的利息交易就可以对债权人进行

    罚款；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债务将被宣布为不可执行，放债者这样

    的人被禁止在法庭上做证，并面临下地狱的威胁。[11]

    但是，法律的执行和遵守越严苛、越明智，对于犹太人与外界的

    关系来说越是灾难。因为，在犹太人人数不多且其社区分散在异教徒

    世界的情况下，它就不仅仅是允许犹太人成为面向非犹太人的放债

    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明确地鼓励他们这样做。有些犹太权威的确

    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对其加以反对。斐洛完全清楚原始的律法为何要

    区分教友和外人，认为高利贷的禁令应推广到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和

    公民，不论宗教。[12]有一项法规称，如果可能，应向犹太人和异教徒

    同样提供免息借款，不过犹太人拥有优先权。另外一项法规表扬了一

    个不向外人收取利息的人。还有一项法规不赞成向外人收取利息并称

    只有在犹太人没有其他方式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才是合法的。[13]

    另外，有的权威强调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不同。《申命记》经文

    的米德拉西[77] （ 《圣经》注释） ， 或许是由民族主义者阿基瓦

    （Akiva）拉比撰写，似乎就说犹太人有义务向外人收取利息。14世

    纪，法国犹太人莱维·本·格尔肖姆（Levi ben Gershom）[78]表示赞

    同：让异教徒承担利息是明确的诫命，“因为人们不应让崇拜偶像者

    获益……在不偏离正义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他们造成损失”；其他人

    采用了这一方针。但最常见的辩解都是出于经济需要：

    如果我们现在允许从非犹太人那里收取利息，那是因为国王和部

    长们强加于我们的束缚和负担无穷无尽，我们所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

    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所需；不管怎样，我们被判定住在这些国家之

    中，除了与他们进行金钱交易之外，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谋生；因

    此收取利息不应被禁止。[14]

    这是其中最危险的论点，因为犹太人遭遇的金融压抑通常出现在

    最不欢迎他们的地区，而且如果犹太人的反应是专门放债给非犹太

    人，那么这种不欢迎——当然还有压力——还会增加。于是犹太人成

    为恶性循环中的一环。基督徒基于《圣经》规定，强烈谴责收取利

    息，从1179年开始，这样做的人将被逐出教会。但基督徒又让犹太人

    承受了最严酷的经济负担，犹太人的应对办法就是从事一种基督教法

    律对他们做出不利歧视的生意，于是他们就与遭人憎恶的放债行业联

    系在了一起。15世纪下半叶，了解法国和意大利情况的约瑟夫·科隆

    拉比（Rabbi Joseph Colon）写道，这两个国家的犹太人几乎不从事

    其他任何职业。[15]

    中世纪初期，在阿拉伯——穆斯林的领地，包括西班牙大部分地

    区、整个北非，以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以南的近东，犹太人的

    生存环境一般相对宽松。适用于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法律以穆罕默德为

    汉志的犹太支派所做的安排为基础。如果他们拒绝承认他的先知使

    命，他就实施他所谓的吉哈德（jihad）原则，即圣战原则。于是世界

    分成了两个部分：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即接受律法统治

    的伊斯兰教和平领地和暂时受非穆斯林控制的战争地区（dar al-

    Harb）。吉哈德就是对抗战争地区必需和长期的战争状态，只有当整

    个世界都服从于伊斯兰教时才能结束。穆罕默德用吉哈德对付麦地那

    的犹太人，打败他们后，将他们的男人在公共广场上斩首（除了一个

    改宗的之外），把他们的女人、孩子、动物和财产分配给他的追随

    者。其他犹太支派受到了比较宽容的对待，只是这个权力掌握在穆罕

    默德手中，因为上帝完全将处置异教徒的权利赋予他，如同耶和华允

    许约书亚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迦南的城市一样。然而，穆罕默德

    有时发现与被他打败的敌人签订吉玛（dhimma，契约）很明智，按照

    契约，他可以留下他们的命，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绿洲，只要把一半收

    益交给他。吉玛最后有了更为复杂的形式，齐米（dhimmi，契约民）

    即屈服的人，缴纳特别的税款可以得到生存权和信奉自己宗教的权

    利， 甚至得到保护， 这些特别税款包括交给统治者的哈拉吉

    （kharaj，即土地税）、吉兹亚（jizya，即人头税），比正统信徒更

    高的商业或旅行税，还有随统治者心意交纳的特别税。而且，契约民

    的地位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吉玛只是推迟了征服者杀戮被征服者

    和没收其财产的天赋权利；因此只要穆斯林统治者愿意，就可以单方

    面取消它。[16]

    理论上，当时犹太契约民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地位应该要比基督徒

    统治下更恶劣，因为他们信奉自己宗教的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随

    时都有可能被任意剥夺。但实际上，7世纪和8世纪轻易就征服半个文

    明世界的阿拉伯战士并不想消灭受过教育又勤勉的犹太社会，犹太人

    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税收收入，用数不尽的方式为他们效劳。犹太

    人，连同基督徒契约民，在阿拉伯广阔新领土的行政知识阶层占据了

    很大比例。阿拉伯穆斯林并没有很快对犹太人产生宗教上的敌意。在

    穆斯林看来，犹太人因为拒绝穆罕默德的要求犯了罪，但他们并未将

    他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一神论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同样纯粹。犹

    太人没有冒犯性的教条，他们的饮食和清洁律法在很多方面大同小

    异。此外，伊斯兰的宗教作品中也几乎没有反犹太的争论。阿拉伯人

    没有继承希腊异教徒大量的反犹主义的文字材料，或在上面添加他们

    自己的变化。最后，犹太教不同于基督教，从未像东罗马拜占庭和后

    来的西派教会（Latin West）[79]那样，对伊斯兰教构成政治和军事上

    的威胁。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犹太人发现在伊斯兰领地生活和发展更

    容易。有时他们还能繁荣兴旺。除了重要的学院之外，伊拉克犹太人

    还在新城市巴格达形成了一个富人区，而这座城市就是建立于762年的

    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设立的都城。犹太人可出任宫廷医生

    和官员。他们学会了说和写阿拉伯语，先是作为通俗的交易工具，后

    来成为学者的一种语言，甚至神圣的注释语言。犹太人大量说阿拉伯

    语，就像他们曾经学过说阿拉姆语（Aramaic）一样，不过希伯来的一

    些知识在几乎所有犹太家庭都受到珍视。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商人。从8世纪到11世纪初叶，伊斯

    兰国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主导，犹太人是其主要商贸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从东方进口丝绸、香料及其他稀缺商品，从西方带回异教

    徒奴隶；这些被基督徒俘获的奴隶被犹太人称为“迦南人”，在伊斯

    兰世界售卖：825年，里昂大主教亚哥巴德声称奴隶贸易由犹太人经

    营。穆斯林资料和犹太人的“答问”都显示，在这个时期，犹太商人

    在出产大多数奢侈品的印度和中国开展生意。从10世纪开始，尤其是

    在巴格达，犹太人成为服务于伊斯兰王室的银行家。他们接受犹太商

    人的存款，然后将大笔钱财借给哈里发。鉴于犹太人契约民身份的脆

    弱地位，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即使拒绝偿还债务，甚至砍掉债权

    人的头，哈里发也不会感到羞愧——就像时而发生的那样——但留下

    这些银行家会更便利。来自银行的一部分利润可以支持学院，银行的

    负责人则可以在幕后控制学院。犹太人在宫廷里非常有影响力。他们

    的犹太宗主（exilarch）受到阿拉伯人的礼待，他们称他为“我们的

    主，大卫的子孙”。1170年，图德拉的本杰明来到巴格达的时候，他

    说他发现有4万名犹太人在那里安全无虞地生活着，那里有28座犹太会堂和10所犹太神学院。

    另一处犹太人的繁荣中心是突尼斯的凯鲁万（Kairouan），这座城市建立于670年，相继成为艾格莱卜、法蒂玛和齐里德王朝的都城。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者可能是从埃及迁来的犹太家族和科普特基督徒，整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初期，犹太商人成为地中海地区和北欧、西欧最有效率的城市移民。8世纪，巴比伦心怀不满的学者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学院，此后250年间，凯鲁万既是重要的犹太学术中心之一，还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纽带，成功的犹太商人同样让丰富的学术生活在这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犹太人还为王室提供医生、天文学家和官员。

    不过，从8世纪至11世纪，最成功的犹太定居地区是西班牙。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和拜占庭一定程度的统治之下，这里的犹太社区繁荣起来，但在西哥特的国王们统治时，施行了一套系统的反犹主义政策。在托莱多召开的一连串王室教会会议废除了东正教的政策，不是颁布法令对犹太人进行强制洗礼，就是禁止割礼、犹太仪式及安息日等节日。整个7世纪，犹太人被鞭打、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承担重得离谱的税赋，被禁止做买卖，有时还会被拖到洗礼池去。很多人被迫接受基督教，但私下里仍继续遵行犹太律法。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些秘密的犹太人，后来被称为马拉诺人（marrano）[80]——西班牙、西班牙基督教和西班牙犹太教无穷烦恼的源头。[17]

    因此，711年，阿拉伯军队进入西班牙的时候，犹太人帮助他们迅

    速占领西班牙，他们经常在前进的阿拉伯军队后方帮助驻守已被占领

    的城市。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托莱多和塞维利亚也是如此，这些地

    方很快就建起了富裕的大型犹太社区。阿拉伯地理学者后来确实将格

    拉纳达以及卢塞纳和塔拉戈纳称作“犹太城市”。科尔多瓦成为自立

    为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Ummayid dynasty）的首都，他们对犹太人出

    乎寻常的友善和宽容。犹太人在这儿，就像在巴格达和凯鲁万一样，

    不仅能做工匠和商人，还能做医生。在著名的倭马亚哈里发阿卜杜-拉

    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Ⅲ，912—961）统治期间，他的犹太御医

    希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isdai ibn Shaprut），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犹太学者、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使其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西班牙，不少于44座城镇内有殷实富裕的犹太社区，其中很多有自己的犹太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社会与思想开明的哈里发之间建立起的融洽关系令人回想起居鲁士[81]时代，为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舒适、富有成效和令人满足的生活，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或许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待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威胁。政治的动荡在于由有关严格和纯洁的教义争端而激化的主要宗教朝代的冲突，越是富裕和开明的伊斯兰朝代，越容易受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嫉妒和狂热的攻击。如果它被推翻，受其庇护的犹太人立即就会暴露于他们契约民地位的邪恶逻辑下。1013年，未开化的柏柏尔人（Berber）占领了科尔多瓦，倭马亚王朝不复存在，犹太名人被暗杀，在格拉纳达甚至发生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基督徒军队向南推进，柏柏尔人迫于他们的压力，寄希望于凶猛、狂热的战士，而不是悠闲的文化资助人。11世纪最后几十年，另外一个柏柏尔王朝——穆拉比德（Almoravids）——开始统治西班牙南部。他们凶残暴躁，难以捉摸。他们以强制改宗威胁卢塞纳富有的大型犹太社区，后来勉强同意接受巨额赎金。犹太人善于用手段高明的贿赂和交涉打发柏柏尔人，他们凭借财政、医疗和外交技巧，为接连不断的每一拨征服者效犬马之劳。他们作为税吏和顾问，还有医生，服务于新主人。但是从这段时期开始，在基督徒统治的西班牙，犹太人有时还会更安全一些。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小亚细亚，与做契约民相比，那里的拜占庭人或许能为犹太社区提供更多的安全。

    早在12世纪，一股新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就在阿特拉斯山兴起，开创了一个狂热分子的朝代——穆瓦希德（Almohads）朝代，他们的目标是消灭伊斯兰世界的堕落和退步。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在非洲北部和西部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基督教社区，犹太人也面临或改宗或死亡的选择。从1146年开始，穆瓦希德王朝把他们的狂热带进了西班牙，犹太会堂和犹太神学院被关闭。由于在西哥特基督教徒统治时期，犹太人被刀剑逼迫改变信仰后经常私下信奉他们的宗教，因此受到了当政者的怀疑。他们被迫穿上一种特别的蓝色长袍，上面有宽得滑稽的袖子，戴的是一种长长的蓝色头巾，形如驴子的驮鞍。如果他们得到豁免， 不必穿戴这种服装或佩戴被称作“ 夏坷拉”（shikla）的丑恶的特殊标记，那么他们的服装也得是黄颜色，只是式样正常。他们被禁止进行交易，除非数额很小。西班牙南部显耀的犹太人定居地无法在这种迫害下幸存，至少无法完全保持它们原先的体面和显赫，许多犹太人向北逃入基督徒领地。其他人则迁往非洲，寻找更宽容的穆斯林统治者。

    难民中间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名叫摩西·本·迈蒙，更为人知的叫法是迈蒙尼德， 或者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拉姆巴姆（Rambam），取自摩西·本·迈蒙拉比（Rabbi Moses ben Maimon）的首字母缩写。1135年3月30日，他出生于科尔多瓦，是一位学者的儿子。穆瓦希德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只有13岁，已经是一个拥有惊人学问的神童。他和他的家族在西班牙游荡，可能还到过普罗旺斯，1160年，最终在费斯定居。5年后，强制改宗再次兴起，他们被迫继续迁徙，先是渡海前往阿卡，从那里出发，迈蒙尼德进行了一次圣地之旅，然后到达埃及，他们在那儿定居在开罗的老城福斯塔特。在那儿，迈蒙尼德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作为医生和学者——哲学家的地位。1177年，他被公认为福斯塔特社区的领袖，1185年被任命为宫廷医师，用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话说，“智慧、学问和地位非常之高”。他的学术作品类型繁多，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都令人钦佩。他由主要从事珠宝生意的兄弟大卫资助，大卫去世后，他开始自己做生意或依靠诊金生活。1204年12月13日去世时，按照他的指示，他的遗体被送到太巴列（Tiberias），他在那里的陵墓依然是虔诚犹太人的朝圣之所。

    迈蒙尼德值得人们细致研究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重要性，还因为

    在中世纪的犹太社会，再没有人能更好地阐明学问至高无上的重要

    性。他是典型的和最伟大的权威政体者。在拉比犹太教中，统治管理

    和知识密切相关。当然，当时所谓的知识基本上就是《托拉》的知

    识。《托拉》不只是一本关于上帝的书。它在创世之前就存在，就像

    上帝一样。实际上，它是创世的蓝图。[18]阿基瓦拉比认为它是“创世

    的工具”，似乎上帝宣读它就像魔术师读自己的书一样。西米恩·本

    ·拉基什（Simeon ben Lakish）[82]说它的存在比世界还早2000年，埃

    利泽·本·约斯（Elizer ben Yose）[83]则教导称它在上帝的怀抱中存

    在974代后被上帝用于创造宇宙。一些贤哲相信它曾经同时以70种语言

    传达给70个不同国家，但均遭拒绝，只有以色列接受了它。因此从特

    殊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律法和宗教，还是以色列智慧和犹太人统治

    管理的关键。斐洛称其为哲学家的理想律法，因为摩西是理想的立法

    者。他在自己关于摩西的书中写道，《托拉》“被盖上了自然的印

    章”，是“最完美的宇宙政体（cosmic polity）写照”。[19]顺理成

    章，《托拉》的知识越丰富，统治管理的权力越大，尤其是对犹太人

    的统治管理权力越大。

    于是，理想的方式是，每位公众人物都应该是杰出的学者，每位

    学者都应该帮助管理。犹太人从未持有过这样的观念——那种受到盎

    格鲁-撒克逊精神爱戴的观念：才智，对书籍和阅读的热情，会莫名其

    妙地削弱人们履行公职的能力。正好相反，与局外人倾向于的看法不

    同，他们并不认为《托拉》学问枯燥、空洞和远离现实生活。他们认

    为它恰好可以提升管理民众所需要的那种智慧，同时也能灌输谦卑和

    虔诚的美德，以防止权力的腐败。他们引用《箴言》里的话语：“我

    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20]

    在犹太人看来，问题是如何将学问与管理运作结合起来。在哈德

    良迫害时期，吕大的贤哲开会讨论他们岌岌可危的社会面临的最紧迫

    的问题，被他们列在最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知和行哪个更重

    要？”听完辩论后，他们一致投票给阿基瓦拉比的观点，即知先行

    后，因为“知引导行”。从精神价值的角度来说，通过学习获得智慧

    并运用其满足公共需求同样被裁定为值得赞赏的。但是贤哲们说如果

    一名寡妇或一名孤儿向一位贤哲寻求建议，他却答复说他忙于学习无

    法提供建议，那么上帝就会生气地说：“我归罪于你，仿佛你已摧毁

    整个世界。”一位埋头于书籍的学者会被指责为“导致世界被摧

    毁”——因为犹太人相信没有实用智慧的世界将支离破碎。利未人或

    许可以在50岁退出实干的生活，专心治学，但权威学者必须提供服

    务，直到逝世为止。斐洛严肃地写过关于学习和公共服务的要求相互

    矛盾的内容。他的一生就是恰当的例子，因为除了创作丰富的著作之

    外，他还得担任社区领袖，至少参加了一次前往罗马的使团。他这样

    一位著名的学者，尤其是还拥有广泛的声誉，向他寻求建议的访客络

    绎不绝。幸好，斐洛可以与他的兄弟——流散期间最富有的人之一，

    也就是约瑟夫斯提到的首席行政官——一起承担管理的职责。[21]

    两兄弟互相帮助，解决了相互冲突的要求：一方面是研究和评

    注，另一方面是司法行政及其他公共职责；犹太人的权威政体通常是

    家族事务，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观念。起源于文士家族的学者王朝

    （scholarstic dynasties）在公元前2世纪已成为犹太人生活的特

    征。在一些犹太社会，它们沿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还要往

    后。

    在巴比伦，犹太宗主一定要出自大卫家族，而学院和犹太神学院

    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得选自公认的学术家族圈子。“出身不是学者家

    族，而是商人家族”，这种说法表示轻蔑——尽管是商人的钱维系着

    学院的运转。在巴比伦，加昂（每所学院的校长）都来自六大家族，

    而在巴勒斯坦，他就得出身于希勒尔、文士以斯拉或者大卫家族。学

    识渊博的外人也可以获得接纳，但非常少见。在学院的等级制度内

    部，出身通常也具有决定性。当然，根据起源来看，与其说举足轻重

    的世界性学院是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倒不如说是协会团体——词

    语“犹太神学院”就是“委员会”和“犹太教公会”的希伯来语形

    式。实际上，中世纪初期，在正式的《托拉》文献里，它们还被叫

    作“大公会”。巴勒斯坦学院还自称“公义会”。它们是学者们坐在

    一起发布权威裁定的地方——集学院、议会和最高法院于一身。

    就在迈蒙尼德时代之前，来自巴比伦一所学院的一位学者正在埃

    及写作，他对这种学问的等级制度描述如下。犹太人普通的受教育群

    众学习《摩西五经》和祈祷书，其中还包括关于口传律法、安息日和

    其他节日的内容。学者们则还必须掌握《圣经》其余部分的内容，以

    及“规条”和成文法律。博士们则要通晓所有这些，外加《密西拿》

    《塔木德》及注释。一位学者应该能够布道，撰写评注性书信体诗

    文，担任助理法官。只有拥有“院士”头衔的博士才能理解律法的来

    源及对其进行详细说明的文献，才能做出有见地的判决。[22]

    学院由博士和高级学者组成。在巴比伦，负责管理的三巨头是加

    昂、担任其副手的法庭庭长，以及书写判决的书记员。整个学院面朝

    加昂而坐，共有7排。每排10个座位，每排最著名的学者被称为“行

    首”。依据地位高低，学院的每位成员都有固定的座位，最初是由出

    身决定。不过根据表现，成员将升级或降级，薪俸也会发生相应变

    化。但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归属学院并非全职工作。他们还

    要担任服务社区的行政人员，或者靠手艺或生意维持生计。全院每年

    集合两次，每次一个月，分别在夏末和冬末。初春召开的全体会议讨

    论和宣布来自各处的问题裁决，好让逾越节后即刻动身的商人们传达

    解答。两次全体会议也包括教师集会，加昂将在会上亲自向2000名蹲

    坐着的学生讲解《塔木德》的章节，他的转述者或“图格曼”（该词

    语作为“口译译员”的意思依然存在）为他大声传话。教师分为不同

    等级，最低级的是“背诵者”，经常是天生的盲人，他们经过训练，

    可以牢记背诵大段经文，吟诵、停顿和重读准确无误。博士如果对一

    处有争议的经文感到迷惑，就可以请来背诵者，背诵者会将其准确地

    吟诵出来。这种公共学习大多是凭借记忆，在嘈杂的齐声念诵中进

    行。直到最近，摩洛哥的犹太学童甚至还能凭记忆背诵希伯来语和阿

    拉姆语混杂的冗长法律裁决，甚至到了今天，也门的犹太人还拥有一

    种口头复述的传统，让他们得以保留欧洲犹太人失传很久的古代经文

    的准确发音。[23]

    巴比伦学院的世袭等级由经过细致分级的贤哲组成，学院吸收了

    东方宫廷的不少风格和顺从的礼节。他们遵从犹太宗主的指示，犹太

    宗主可以说是学院的管理者。希伯来编年史家约瑟夫·本·艾萨克·

    萨姆巴里（Joseph ben Isaac Sambari，1640—1703）引述了一段10

    世纪的传说，这样描述拿西：

    他可以凭借宗教领袖的权威全面统治所有的犹太社区。犹太人和

    非犹太人都要对他起立致敬。无论是谁，在他面前不起立，都得被鞭

    笞100下，因为哈里发就是这么下令的。他每次前去拜见哈里发，必有

    骑兵在前面开路，用阿拉伯语大喊，“为我们的主，大卫的子孙让

    路”。他自己骑马，身穿刺绣丝袍，裹着大头巾，头巾上还披着有项

    链的白色领巾。等他到达哈里发的宫廷时，王室宦官出来迎接他，快

    步为他引路，直到他抵达正殿。拿西前面的仆从带着一袋向哈里发表

    达敬意的金子。到了哈里发面前，拿西自己拜倒在地再起身，表示他

    身为奴隶的谦卑。接着，哈里发会示意宦官，让拿西坐在左侧离自己

    最近的椅子上，问他有何请求。提出请求后，拿西会再次起立，祝福

    哈里发，然后离开。他向商人征收固定的年度税，他们还会从遥远的

    地方给他带来礼物。这就是他们在巴比伦要遵循的习俗。[24]

    学院的加昂和他们的高级博士有权得到类似的待遇。他们拥有响

    亮的头衔，可以实施复杂的祝福和诅咒。他们组成了世袭的祭典——

    学术贵族阶层，跟中国的达官贵人没什么不同。

    在黑暗时代，这种巴比伦权威政体同样是一种世袭的司法制度，

    所有流散犹太人上诉的终审法院。严格来说，它没有有形的执行力量

    ——没有军队，只有一种地方治安组织。但它有开除教籍的权力，一

    种令人敬畏甚至恐惧的仪式，至少可以追溯至以斯拉年代。它还有自

    己的学问权威。然而，实际上，巴比伦权威政体者的权力仅在这个庞

    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统一时期得以维系。随着巴格达哈里发领土势力的

    收缩，他们的势力也不得不缩小。以来自这些古老学院的移居学者为

    中心，西班牙和北非也涌现出当地的权威学术中心。比如，1060年前

    后，得益于凯鲁万的纳拉伊·本·尼西姆（Nahrai ben Nissim）和著

    名宗教导师犹大· 哈科亨· 本· 约瑟夫（ Judah ha-Kohen ben

    Joseph）的到来，开罗成为《哈拉哈》（教义规则）中心。接下来的

    一代，他们的权威传至西班牙学者艾萨克·本·塞缪尔（Isaac ben

    Samuel），根据当时的一份文献所载，“他的手中，掌管着全埃及的

    安宁”。这样的人通常都声称是某所大型学院加昂的后裔。另外，他

    们经常还是成功的商人或者是此类成功商人的亲属。但是，如果不能

    经常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杰出学者的话，即使最重要的学术家族也无法

    保持其威望，无论它多么有钱。因为犹太社区实际上无法自我管理，

    除非定期获得《哈拉哈》规则的帮助，这些规则被当作权威，接纳恰

    恰是因为它们来自那些学问不容置疑的人。简言之，正如一位历史学

    家所说，想要得到权力，家族很要紧，商业成功也有用，但学问才是

    必不可少的。[25]

    迈蒙尼德这三样都有。在他的一本关于《密西拿》的评注著作

    中，他列出了自己的七代祖先。多数犹太人会这么做，这种习俗在也

    门犹太人家庭一直保留至今，即使是非常贫穷的家庭。保存这些纪念

    性谱表的目的是显耀自己有学问的祖先，而且他们通常会将知名的学

    者放在最前面。女人不会被列入，不过她们的宗族谱系可以被列出，

    如果足够有名的话。迈蒙尼德的岳父就是这种情况，他母亲的家系往

    前追溯，列出了十四代，而他父亲的家系只追溯了六代，尽管也相当

    了不起。赢得名声的途径多种多样，但学问是护身法宝，犹太人对学

    问的信念不可动摇。从迈蒙尼德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一句注释

    是：“该文献必定准确，因为作者的父亲是犹太神学院院长的外

    孙。”[26]迈蒙尼德本人对他的家系可能也相当满意：列出的七代人中

    就有4位重要的学者——法官。

    他的家庭还是一个能够自足的家庭，可以凭借经营生意为身为学

    者的家族成员提供支持。一般来说，我们对2世纪至现代初期的犹太人

    个体甚至整个犹太社会的认识都是七零八落的。犹太人已经不再著

    史，他们动荡不安、漂泊无依和经常被迫害的生活意味着文献资料基

    本难以留存。然而，我们碰巧对迈蒙尼德及其所处的12世纪埃及犹太

    人的背景知之甚多。所有的犹太会堂都有一个贮藏室用于储存陈旧的

    礼器和祈祷书，它们虽然无法使用，但因为上面有上帝的名字，所以

    根据犹太律法不可损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半神圣的废品中也会有

    大量文件，包括世俗文献。潮湿和腐坏使得它们经过一两代就难以辨

    认。可是气候异常干燥的埃及，以能保存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一个千年

    及更早时期的纸张和莎草纸碎片在学者中闻名。在福斯塔特，迈蒙尼

    德会到以斯拉会堂礼拜和授课；这座会堂于882年建于犹太人买下的一

    座科普特教堂的废墟上。它的贮藏室在阁楼，里面数量庞大的中世纪

    文献几乎原封未动，直到19世纪末叶，著名的犹太学者所罗门·谢克

    特（Solomon Schechter）才开始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修复。大约10万页

    被送至剑桥大学图书馆，还有10万页或者更多被存放于世界各地的学

    术中心，其中披露的信息几乎无穷无尽。著名学者S.D.戈伊坦[84]

    （S.D.Goitein）曾经用它们出色地再现了构成迈蒙尼德著作和思想背

    景的11世纪和12世纪社会。[27]

    开罗的犹太会堂贮藏室保存了至少1200封完整的商业信件，展现

    了埃及犹太人，包括迈蒙尼德的弟弟大卫，进行了行程十分遥远的商

    业旅行，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染料是犹太人的特色生意，但他们还

    经营纺织品、药品、宝石和金属，还有香水。最近的贸易地区是上、

    下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海岸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福斯塔特的大商人摩

    西·本·雅各布经营果脯、纸张、油、药草和钱币，因为他在该区域

    内频繁地四处走动，被称为“通勤者”。不过迈蒙尼德的儿子亚伯拉

    罕手稿中的一份笔记显示福斯塔特的商人甚至远赴马来西亚，他还处

    理过一个死在苏门答腊的男人案子。这个时期的犹太人生意规模同样

    可观：11世纪的巨贾约瑟夫·本·奥卡尔一次就装运了180捆货物，他

    的生意网络可以让他充当巴比伦两所大型学院的官方代表，将它们的

    裁决带到犹太世界各地。因此位于印度群岛的小犹太社区也能与其保

    持联系，即使一个决定要花费很长时间——开罗到苏门答腊是4个月。

    [28]

    大卫·迈蒙尼德就是在这样长途跋涉的路上去世的。他给哥哥写

    的信留存了下来，叙述了在上埃及的各种挫折，他要从那里直接前往

    红海，乘船去印度。此后再无音信。迈蒙尼德写道：

    降临在我这一生中的最大不幸，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幸，就是

    这位圣徒（愿他的记忆是幸福的）的死亡，他在印度洋溺亡，带着属

    于我、属于他及属于其他人的大量钱财，给我留下一个小女儿和他的

    遗孀。得知这个可怕消息的那天，我病倒了，卧床大约一年，遭受疮

    疖、发烧和抑郁之苦，险些离开人世。大约八年过去了，我依然悲

    痛，无可慰藉。我该如何自我安慰呢？他在我的膝边长大，他是我的

    兄弟、我的学生，他在市场上做生意赚钱，我才能安坐家中。他精通

    《塔木德》和《圣经》，精通（希伯来语）语法，我生活中的喜悦就

    是看着他……无论何时，看到他的手稿或一封信件，我的心就会翻江

    倒海，所有的悲伤再次浮现。总之，“我将下到阴间，让我儿服

    丧”。[29]

    这封充满温情和愁思的信非常有特色。我们可以忽略迈蒙尼德卧

    床一年的说法，他总是喜欢夸大他的疾病和身体的虚弱，但他实际上

    是一个极度活跃的人，创作产量惊人。我们不知道这位中世纪最著名

    的犹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1744年出版的他的文集第一卷使用的肖像

    纯属虚构，尽管从那之后不断被复制。但是他的信件和书籍，以及在

    犹太会堂贮藏室发现的资料，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的信息。他是伟

    大的12世纪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分子，那段时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真

    正走出黑暗时代，对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欧洲都产生了

    影响。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用阿拉伯语写作，但也熟悉其他语

    言，通常用对方的语言回复来信者，终其一生，无所不读。他在一封

    信中声称自己已经读了关于天文学已知的所有论文，在另一封信里断

    言他在偶像崇拜方面已经无所不晓了。[30]

    迈蒙尼德掌握大量深奥的宗教或世俗资料的能力形成于早年间。

    同样是在那个时候，他决心将这些资料以合理有序的方式重新呈现给

    犹太世界。完成《逻辑论》的时候他还不到16岁。随后，1158年，他

    接着创作了天文学著作《历法论》。22岁，他着手创作第一部主要作

    品《密西拿评注》，并于1168年在福斯塔特完成。这本书相当于基督

    教经院学者的《神学大全》[85]，囊括大量关于动物、植物、花和自然

    历史，以及人类心理的世俗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在他和他的家庭试图

    寻找安全的容身之处的过程中写成的：“我从世界的一端被驱赶至另

    一端，”他记录道，“……上帝知道，我在路途辗转之间解释了一些

    章节，其他的则是在漂泊的船上。”[31]其后，他开始进行的主要任务

    是编纂14卷的《密西拿托拉》，这项工作耗费了他10年，于1180年完

    成。到了那个时候，大卫的死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行医。他还是一位积

    极的法官，并且没过多久就成为埃及犹太社区的领袖，虽然从未有过

    正式的纳吉德头衔。犹太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通过信件向他请教，

    他那400多封释疑解答的希伯来信件已经出版。1185年，他方才抽出时

    间开始创作他最著名和最杰出的著作，三卷本的《迷途指津》，解释

    了犹太教的基本神学和哲学体系；该著作大约于1190年完成。

    迈蒙尼德对待自己的医生职业态度极为严肃，这是他闻名于非犹

    太人世界的主要原因。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饮食、药物和治疗的文字：

    他的医学著作现存10部，或许还有更多。除了犹太宗教和法律之外，

    他还讲授生理学和治疗学。他为萨拉丁的维齐尔[86]奥法迪·奥拜萨米

    看病，后者以年薪形式支付给他薪酬，后来他又给萨拉丁的儿子看

    病，后者于1198年成为苏丹。他谢绝了出任“法兰克国王”（不是英

    格兰的狮心王理查，就是耶路撒冷的阿马尔里克国王）宫廷医生的聘

    请。阿拉伯资料清楚地表明，他被认为是世界名医之一，在治疗身心

    病症方面拥有特殊的本领。一句流传的阿拉伯诗句是：“盖仑[87]的药

    只能治肉体，可他（迈蒙尼德）的药既能治肉体也能治灵魂。”[32]

    他过着崇高勤勉和为公众服务的生活，因为他会前往大型公共医

    院看望病人，还会在家中接待他们。他对自己最喜爱的学生，约瑟夫

    ·伊本·阿克南（Joseph ibn Aknin），这样写道：

    我在大人物中间名气不小，如首席法官、埃米尔[88]、奥法德家族

    以及其他城市贵族，他们付的钱不多。普通人觉得福斯塔特太远了，

    不能来见我，所以我得花上些日子看望开罗的病人，回到家时，我疲

    惫不堪，难以继续我在医学书籍上的研究——你知道在我们这一行，

    一个认真的人需要多少时间来检查他的资料来源，才能确保他的所有

    陈述都能得到论据和恰当根据的支持。

    1199年，他对另一位通信者塞缪尔·伊本·提博恩（Samuel ibn

    Tibbon）写道：

    我住在福斯塔特，苏丹住在开罗城内，两地间的距离是犹太教徒

    安息日可走路程的两倍（1.5英里）。我对苏丹的责任重大。我必须每

    天一大早就拜见他。如果他觉得不舒服，或者他的哪个孩子或嫔妃生

    病了，我只能在宫里待上大半天，不能离开开罗。如果某位宫廷官员

    病了，我就得在那儿待上一整天……即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得下

    午才能返回福斯塔特。于是我又累又饿，发现家里的院子里都是人，

    形形色色，外邦人、神学家和法官，在等着我回去。我下了马，洗了

    手，恳请他们等我吃个饭，24小时里我唯一的一餐。然后，我给病人

    看病。他们排着队，一直到天黑，有时直到深夜两点。因为体力不

    支，我得躺着跟他们说话。天黑之后，我有时疲倦得说不出话来。所

    以，以色列人只有在安息日才能跟我私下交谈。于是他们都会在仪式

    过后来找我，我建议他们下周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学习片刻，直到

    中午才离开。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回来学习，直到傍晚祈祷。这就是

    我的日常工作。[33]

    写完这封信的次年，迈蒙尼德就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亲自拜见苏

    丹，只能给他的医生们发布书面指示。但他还在继续处理医疗、法律

    和神学事务，一直到年届70岁的他在1204年去世为止。

    迈蒙尼德的一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为犹太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

    上来说，也是献身于整个人类社会。这符合犹太教的核心社会宗旨。

    然而仅仅帮助福斯塔特社区——甚或更大范围的开罗非犹太社区——

    是不够的。迈蒙尼德意识到自己拥有卓越的才智和同样重要的让才智

    发挥出富有成效作用所需要的精力和专注力。创造犹太人是为了发酵

    人类的面团并启迪非犹太人。他们没有政权，没有军队，也没有广阔

    的领土。但他们有头脑，智力和推理是他们的武器。因此在他们的社

    会，学者拥有出众的地位，而且身负如此特殊的责任；主要的学者身

    负着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繁重的责任——他必须身先士卒，遵循神

    圣和完美的智慧，将野蛮和非理性的世界转变为理性的世界。

    犹太人理性化的过程开始于一神论的引入，也开始于将其与伦理

    相联系，这主要是摩西的工作。迈蒙尼德有代表性的做法不只是赋予

    摩西独特的地位——唯一与上帝直接沟通过的先知——还把摩西看作

    一种能在混乱中建立律法的重要的智慧规范力量。显然，犹太人持续

    的职责就是推进理性的边界，永远为上帝的精神王国开疆拓土。斐

    洛，在很多方面是迈蒙尼德的先驱，他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犹太学问的

    目标。对理性化过程而言，它首先是犹太人的保护伞，因为他们是代

    表人类向上帝求情的“恳求的民族”；其次，它是一个极度非理性的

    世界得以文明开化的途径。斐洛对未经改革的人类状况持忧虑观点。

    他曾经在亚历山大城经历过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在自己的历史

    著述《在弗拉库斯》和不完整的《拜见盖尤斯的使团》中对此作了描

    述。缺乏理性让人变成怪物，禽兽不如。反犹主义就是人类邪恶的一

    种范例，因为它不仅本身不合理，还拒绝上帝，简直是愚蠢的象征。

    但犹太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写作与愚蠢斗争。这就是他为何在《摩西

    传》中竭力向非犹太读者展现犹太人的理性，为何在《寓意解经法》

    中使用寓言为犹太读者合理化解释《摩西五经》中比较奇异的元素。

    [34]

    迈蒙尼德站在斐洛与现代世界之间。与斐洛相同的是，他对不信

    神、非理性状态的人不抱幻想。与斐洛不同的是，他不曾从宏伟的亚

    历山大图书馆中林林总总的希腊理性主义那里受益。但亚里士多德的

    学说以阿拉伯人为媒介——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5）和与迈

    蒙尼德同时代且较年长的西班牙人阿威罗伊（ Averroes ， 1126—

    1198）——再次得到传播。此外，他是犹太人千年注释的受惠者，其

    中大部分注释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主义。

    而且，迈蒙尼德从性情上来说同样是理性主义者。与斐洛一样，

    他的作品流露出谨慎、节制和对狂热的不信任。他始终渴望避免争

    吵，特别是“神学家之间的憎厌”：“即使人们侮辱我，我也不介

    意，只是用友好的言语礼貌地回答，或者保持沉默。”他略微自负但

    绝不高傲：“我不会坚持说自己从不犯错。相反，如果我发现错误，

    或者被其他人指出错误，我乐意改正我的作品、我的方法甚至我的性

    格中的一切。”针对法国南部学者对他的《密西拿托拉》所做的评

    论，他在一封著名的回信中承认了错误，说他已经做了一些修正，还

    会增加其他的修正，而且强调他们对他的作品提出质疑是天经地义

    的：“你们不要自谦。你们即使不是我的老师，也是跟我平等的人和

    朋友，你们所有的问题都有提出的价值。”[35]他无疑是一位精英主义

    者。他说自己宁愿取悦一位智者，也不讨好一万个傻瓜。但他也很宽

    容：他认为所有虔诚的人都会得到拯救，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

    非常温文尔雅，爱好和平，冷静明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追求真

    理的科学家，坚信真理最终会取得胜利。

    迈蒙尼德对于真实的和理性的——从而是神圣的——社会应该是

    什么样子有明确的看法，它不会包括肉体和物质的满足，终极幸福存

    在于思考上帝的人类智慧的永恒存在。[36]他在《密西拿托拉》的最后

    一章中对弥赛亚的社会做了描述：“他的统治将被牢固地确立，于是

    智者可以自由地研究律法及其智慧，到那时，没有饥饿和战争，没有

    憎恨和对抗……人世间没有辛劳，只有对上帝的认识。”完美社会的

    保障就是神圣律法。从定义上说，好的国家是律法统治下的国家；而

    理想的国家则是神圣律法统治下的国家。[37]

    当然，那得等待弥赛亚的到来，而迈蒙尼德作为谨慎的科学家，

    最不愿提出末世愿景。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律法可以产生好的社会。

    他在《迷途指津》中陈述了自己对《托拉》极具理性主义的看

    法：“律法总的来说以两件事为目标——灵魂的福祉和躯体的福

    祉。”第一个目标在于发展人类的智慧，第二个目标在于改善人类彼

    此间的政治关系。律法实现目标的途径是确定提升智慧的正确主张和

    制定指导人类行为的规范，两个方面相互影响。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越

    稳定和平，人们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健全他们的思想，进而

    拥有进一步改善社会的智力水平。如此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不

    会出现没有律法社会的那种恶性循环。[38]有人不禁猜想，迈蒙尼德认

    为弥赛亚时代的来临不会是平地起惊雷式的突如其来，而是人类理性

    不断发展和非奇迹式进步的结果。

    因此，普遍改善人类状况——尤其是保证犹太先驱的生存——的

    最佳方式就是传播律法知识，因为律法代表理性和进步。迈蒙尼德虽

    然是精英主义者，但他思考的立场是不断扩充的精英阶层。按照他的

    想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学者。在一个热衷于读书的社会，这并非不

    可能。有一句犹太格言是：“人们应当卖掉自己的所有去买书，因为

    正如先贤所说：‘他的书增加，他的智慧就增加。’”借出自己的

    书，尤其是借给穷人，这样的人会得到上帝的赞许。“如果一个人有

    两个儿子，一个不喜欢借出他的书，而另一个乐于借书，这个人应该

    将他的所有藏书留给后者，即使他更年幼。”与迈蒙尼德同时代的雷

    根斯堡的犹大[89]写道。虔诚的犹太人将天堂看作一座巨大的图书馆，

    大天使梅塔特隆是图书馆管理员：书架上的书籍会自行靠拢，为新来

    的书腾出地方。迈蒙尼德不赞成这种拟人化的谬论，但他同意未来的

    世界将是天国学院的抽象形式。他也同意犹大的实用性忠告，即不可

    跪在大对开的书上紧固扣环，或者用笔当作书签，或者把书当成责打

    学者的投掷物或工具——用他的绝妙箴言来说：“人们应该尊重书籍

    的荣誉。”[39]迈蒙尼德对治学以外的一切都有所克制，他热爱书籍，

    希望所有犹太人都能分享书籍。

    “所有犹太人”包括女人和有职业的男人。迈蒙尼德说女人学习

    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她们学习，也会获得赞许。每个男人都应该根据

    自己的能力学习：所以，聪明的手艺人可以花3小时做生意，留出9小

    时学习《托拉》——“3小时学习成文律法，3小时学习口传律法，3小

    时思考如何从一条法规推论出另一条”。这种精细的分配被他称

    作“学习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勤奋标准。[40]

    然而，要求犹太人学习的同时却不尽一切可能让这种学习发挥出

    作用，那只是徒劳。尽管他确信理性和律法是犹太人拥有的唯一防御

    工具，是世界变得更文明的唯一途径，但迈蒙尼德也痛苦地意识到，

    经过1000年的合法增补和不协调的注释，律法本身就处于令人震惊的

    混乱状态，渗透了极端非理性的元素。因此他毕生的事业分为两部

    分：使律法恢复秩序以及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呈现它。为了实现

    第一个目标，他撰写了《密西拿评注》，首次明确了《密西拿》立法

    的基本原则，他编纂了《塔木德》律法，目的如他所说，为了在“浩

    如烟海的《托拉》中”迅速方便地找到判决方法。迈蒙尼德评论

    说：“要么写注释，要么编法典——两个是各不相同的任务。”作为

    智慧出众的人物，他两方面都做。他在犹太人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就

    像他所看到的）怀着紧迫感在写作：“在当前这样的迫害年代，”他

    说，“人们缺少心灵的平静而无法投身于复杂的研究，几乎每个人都

    会发现，想从早期编纂者的作品中得到清晰的结论难乎其难，因为它

    们的编排与《塔木德》本身一样缺乏体系。能够直接从《塔木德》的

    资料来源推论律法的人则更为稀少。”他的创作清楚、有序、简明，

    没有充斥没完没了的资料出处，但它并未如他希望的那样具有决定

    性。同其他对律法下结论的尝试一样，它仅仅是再次引发了一场大部

    头书籍的大雪崩——1893年，一份书单（本身还不完整）汇集了220项

    关于迈蒙尼德法典的主要评注著作。[41]但它卓有成效：同时代的一个

    西班牙人说，法官反对这部作品恰恰是因为它能让外行人都能来检验

    他们的判决。那正是迈蒙尼德对于律法——犹太人的刀剑和盔甲——

    的希望，希望它成为所有犹太人都可以运用的财富。

    在编纂和注释的每个阶段，他都在进行合理化解释。此外，他还

    撰写了《迷途指津》，表示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神的命令和拉比权威

    强加的一套专制主张，还可以通过理性加以推论和证明。他追随了苏

    拉学院有争议的著名加昂萨迪亚· 本· 约瑟夫（ Saadiah ben

    Joseph，882—942）的脚步，后者是斐洛之后第一位试图将犹太教置

    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对萨迪亚加昂的《信仰和意

    见书》并不全盘认同，但这本书激励了他将自己交付于犹太人的信仰

    和哲学。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对于伊斯兰教做了相同的工作，不久，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为基督教做了这样的工作。但

    是，迈蒙尼德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比如，在预言

    这个关键议题上，他使用了隐喻、类比和寓言，将先知与上帝的交流

    以及他们的神迹解释为“合乎自然的”。他提出了一个发散理论，即

    先知可以传导神意的发散。帮助制造异象的所谓的天使是先知想象力

    的体现；他用小天使这个词来表示智慧。[42]

    然而，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止步于一处。他认为自己必须将摩西

    区别于其他先知。他认为其他先知不是模棱两可就是似是而非，但摩

    西“不像其他先知，靠寓言来预言”；他与上帝进行了真实的对

    话，“是作为一种存在面对另一种存在，不通过中间媒介”。他试图

    为摩西的独特性辩解，声称人类自然达到的最高完善性必须体现在某

    个个体身上——而那个人就是摩西。实际上迈蒙尼德做的是缩小犹太

    教中的非理性领域，而非消除它：他隔离了信仰中理性无法解释的特

    定核心区域——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承认某些问题几乎超出

    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在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明显矛盾中，他引用了

    《传道书》：“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43]在他的作品

    中，有些段落既赞同遵循或违背律法的绝对自由意志，也赞同严格的

    决定论，甚至，他攻击渲染律法无用的占星家。另外，他的13条信仰

    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一切都是上帝所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

    来。”[44]在他的浩繁卷帙中，其他的矛盾之处也有可能被指出，虽然

    数量出奇地少。

    迈蒙尼德竭力要做的是通过剥离迷信和用理性支撑余下的内容来

    巩固信仰。不过，在此过程中，他自然要对信仰的神秘形式提出并普

    及一种批评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诱使人们走得更远。理性一旦从单

    纯的信仰之瓶中释放出来，就会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迈蒙尼德

    是犹太人未来的伟大预告者，甚至算人类未来的伟大预告者，他的

    《迷途指津》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在转变犹太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总

    是朝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犹太教发挥的作用与伊

    拉斯谟（Erasmus）[90]对基督教发挥的作用一样：他产下了危险的蛋，

    而这枚蛋后来被孵化了。他为医学带来了身心一体、精神和物质统一

    的犹太教义，这些教义使他对心理疾病有了重要的了解，为弗洛伊德

    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他为神学带来了信仰和理性可以相容的信心，这

    个信心契合他自己那种冷静和崇高的思想，但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将

    斯宾诺莎[91]彻底带出犹太教。

    当时很多有学问的犹太人对迈蒙尼德为犹太教引领的方向感到忧

    虑。在普罗旺斯，基督教被阿尔比派异端分裂，多明我会宗教裁判所

    （Dominican Inquisition）这个新机构被打造出来强行推行正教，很

    多拉比希望犹太权威们采取类似的做法。他们厌恶迈蒙尼德对《圣

    经》做出的寓言解释，想要查禁他的书。1232年，多明我会竟然介入

    犹太人的这次内部争论，真的烧毁了他的书籍。但这当然会引起理性

    主义者的反击。“人们的心灵”，迈蒙尼德的追随者写道，“不会被

    哲学和致力于哲学的书籍拒之门外，只要他们的躯体内有灵魂……他

    们想要为这位伟大的拉比及其书籍的荣誉而战，他们将会向他的神圣

    学说献上他们的钱财、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灵魂，只要他们的鼻腔里

    还有生命的气息。”[45]

    尽管这种口头讨伐烜赫一时，但几乎没什么实际打击效果。理论

    上，犹太律法对于异端极为严苛——如果有两个犹太人做证说他们目

    睹一个人崇拜偶像，那这个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由于它

    处于权威政体而非独裁政体，因此在极其宽泛的领域内允许出现不同

    的观点。即使一个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异端也不会遭受身体惩罚，除非

    他有组织地试图让其他人改信他的观点。因此，理性主义和迷信在不

    稳定的和谐中持续共存，有时候还会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考虑到犹太人经常被迫经历的苦难和恐惧，非理性主义的挥之不

    去也不足为奇。迈蒙尼德将智慧和理性视为犹太人的最佳武器，而且

    它们的确是——对于自信的精英来说。可对于普通的犹太民众，过去

    的神迹传说，未来还会出现神迹的希望，才是困难时期更可靠的慰

    藉。犹太神圣文学迎合了这两种需要，因为庞杂的哈加达故事、皮尤

    （诗歌），以及孩子们在母亲膝边听到的不计其数的古怪迷信与理智

    上令人信服的注释方法并存。犹太人被迫害和受到的经济压迫越厉

    害，他们越要求助于神圣的神话故事。“曾经不缺钱的时候，”一条

    米德拉西注明，“人们渴望听到《密西拿》《哈拉哈》《塔木德》。

    如今缺钱的时候，而且更糟糕的是，不堪奴役的时候，他们只想听到

    祝福和安慰。”[46]

    在其他宗教的包围中，犹太人不胜其苦。阿伯拉尔（Ab-elard）

    [92]的一名学生羡慕地评论：“一个犹太人，不管多穷，如果有10个儿

    子，就会让10个儿子都去做学问也会让他们全都识字，不是为了像基

    督徒那样获得好处，而是为了理解上帝的律法——而且不仅让他的儿

    子如此，连女儿也是如此。”[47]虽然这或许是真的，但是，迈蒙尼德

    提倡的那种犹太理性主义实际只适合于上层阶级，而且主要属于上层

    阶级所有。根据犹太会堂贮藏室里面的文献显示，被迈蒙尼德厌恶和

    谴责的那种民间宗教就在福斯塔特，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盛行起来。犹

    太人既使用白魔法，也使用黑魔法。他们玩火焰把戏，让鸟儿停止飞

    翔后再飞，在有时持续一整晚的仪式上用魔法召唤善灵和邪灵，然后

    再举行熏烟集会摆脱它们。他们进入出神的状态。他们召开降神会，

    旅途平安，家宅除虱，让男女陷入爱河，或者“宣誓就职天使”，都

    有咒语符咒。甚至还有用犹太——阿拉伯语写的秘密手册，声称要带

    领犹太人去寻找古埃及人的神秘墓葬宝藏。[48]

    然而这样非理性的宗教方式并不局限于犹太民众。它对上层阶级

    也有吸引力，它在他们中间的表现形式是神秘主义。迈蒙尼德自己的

    妻子就是一个情绪冲动的信徒，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虔敬——神秘主

    义家族。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伯拉罕跟他的母亲更相像，而非父亲。

    虽然他似乎一直致力于纪念他的父亲，积极地捍卫他的观点，但他自

    己的代表作，一部被称为《虔敬者的完整指南》的巨著，将虔敬主义

    或哈西德写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针对理性主义的反科学。[49]他被人

    称为“哈西德派领袖”，即“所有虔敬主义者的领袖”，收到和吸引

    了来自犹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信徒。这些虔诚者整日禁食，整夜站立

    祈祷。亚伯拉罕甚至还说比起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更称得上以

    色列先知的信徒。[50]此举肯定会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连犹太神秘

    主义的著作都想取缔，更别说其他的那些了。

    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神秘主义在犹太教中根深蒂

    固，甚至也许可以说犹太教根植于耶和华崇拜。上帝除了将《摩西五

    经》中成文法律交给摩西之外，还给了他口传律法，这一思想为宗教

    权威提供了便利。但它也极端危险，因为它导致人们相信关于上帝的

    大量特殊知识是通过口头私下流传的，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可以获

    准学习。《塔木德》里的词语“喀巴拉”简单来说的意思就是“接受

    的（教义）”或“口传”——《圣经》中《摩西五经》后面的部分和

    口述教义。然而，它逐渐成为秘传教义的意思，能够让享有特权的少

    数人要么直接与上帝交流，要么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获得上帝的知识。

    《箴言》第8章和《约伯记》第28章，通过隐喻和类比，将智慧论述为

    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力量，提供了通向上帝和宇宙的钥匙，似

    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权威证明。后世理性主义的犹太人不管何时想要

    否定神秘主义，就会发现其倡导者总会向他引用《圣经》。

    他们还能更多地引用《塔木德》，因为犹太教到了那个阶段已经

    吸收了大量的神秘元素。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神秘元素是在流亡期间从

    波斯习得的；似乎更可信的是，其他学者认为它们来自希腊诺斯替主

    义（gnosticism）。诺斯替主义或者神秘知识体系的传说是一种在不

    知不觉中发展出来的寄生产物，它像一种有毒的藤蔓，缠绕在主流宗

    教的健康躯体上。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不得不拼命斗争，以防止其掐灭

    基督教信仰。它同样侵害了犹太教，尤其是在流散期间。斐洛在《沉

    思生活》中记述了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教派，这个教派提出了

    《托拉》是活的身体的说法，那是一种典型的诺斯替思想。[51]它渗透

    了巴勒斯坦通常来说很反对希腊思想的宗教圈子——法利赛人、艾赛

    尼派、库姆兰教派，以及后来的坦拿和阿摩拉。约瑟夫斯说艾赛尼派

    有一种巫术文学。它第一次的真正繁荣就在启示文学领域。

    这些作品的作者将真实的身份隐藏在以诺、摩西、挪亚、巴录及

    其他伟大历史人物的后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充斥着排外

    和民族主义要素，且具有煽动性，是受压迫民族愤怒和怨恨的慰藉

    ——他们呼唤洪水和飓风降临在他们全副武装的敌人身上。他们写到

    天使、魔鬼、地狱、天堂、火焰风暴和时间的终结，希腊人和罗马人

    会在那时被摧毁。这些经文涉及神秘的知识，除了最可靠和最狂热的

    犹太人，其他人一律不得接触这些知识——狂热的库姆兰僧侣通常都

    拥有希伯来文和阿拉姆语的《以诺书》——还涉及能够被召唤出来击

    败基提以及上帝其他的可恨对手的隐秘力量之源。《以诺书》第14章

    涉及的神秘的战车宝座——本身来自《以西结书》第1章的暗示——导

    致出现了一整套梅尔卡巴（战车）神秘主义派别。他们向轻信的犹太

    民众灌输关于“站在战车前面的”天使、从上面降下的火，以及虔诚

    的灵魂经由出神升上战车的信息。与在喧闹的吟唱中公开进行的《托

    拉》教学不同，战车知识是低声地向特别挑选出来的学生隐秘传授，

    那些学生必须展示出一些特别的道德品质，具备特定的面相，拥有让

    手相家满意的手掌。传说的阐述者经常要被火焰或光圈包围，或者进

    入出神状态。他们会像以利亚那样奇迹般地进入天堂——一个人

    是“看了就死了”，另一个人是“看了被迷住”，还有一个人“平安

    地上去又平安地下来”。[52]有志于进入迷狂状态的人们要将头埋于两

    膝之间，背诵关于荣耀宝座的诗歌或早期圣诗。

    除了通过神秘状态直接与上帝交流的实用法术之外，从1世纪开始

    流传的这些秘传书籍倾诉了大量关于神和天堂的信息。因为《托拉》

    是神圣的，所以文字是神圣的；数字也是神圣的；如果找到钥匙，就

    能获得神秘的知识。一把钥匙是《诗篇》第147章第5节：“我们的主

    为大，最有能力”，被用来传达上帝的身量——使用字母——计算类

    似236乘以1万天国里格[93]这样的代码，以此提出头和四肢的基本尺

    寸，还有它们的神秘名字。上帝的这些神秘的名字——如阿迪尔伦、

    扎沃迪、阿赫特里尔、塔扎什、若哈拉里尔——非常重要，因为它们

    构成了让天国守门人给上升的灵魂放行进入一连8座向上通往天堂的奇

    异宫殿的口令。“8”是从希腊诺斯替信徒那里窃取来的神秘数字，还

    有战车，即上帝的力量和发散，等同于希腊的移涌[94]。不过，22，希

    伯来字母表的字母数，也是个神秘的数字，因为造物本身就是通过希

    伯来文字组合实施的，所以这些密码一旦被发现，就会揭示宇宙的秘

    密。

    贤哲对这种异乎寻常的迷信既着迷又排斥。测量上帝身体的拟人

    观有悖于上帝不可被塑造和不可知的犹太教基本教义。贤哲劝告犹太

    人专注于律法，不要去探究危险的神秘事物：“无论是谁思考四件事

    ——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时间之前是什么，时间之后是什么

    ——那么他还不如从未出生。”可是，随后他们自己却继续从事那些

    事；而且，作为精英人物，他们倾向于赞同特别的知识要传达给被选

    出的人这一观点：“创世的故事不应该在两人面前阐释，战车的章节

    甚至不能在一个人面前阐释，除非他是贤哲并且已经对该内容有了独

    立的理解。”这就是《塔木德》；事实上《塔木德》和其他神圣的作

    品包含了大量这种可疑的内容。

    因此迈蒙尼德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倍感难堪，甚至被他们从《塔木

    德》中找出的不少内容激怒。比如，“神的身量”将《雅歌》解释成

    上帝爱以色列的神圣寓言，并且非常详细地给出了上帝的四肢尺寸及

    其神秘名称。完全拒绝《塔木德》犹太教的《圣经》派信徒嘲笑这段

    经文并用其抨击拉比。他们宣称它测量出来上帝的面孔向下至鼻间为

    5000厄尔[95]。虽然这是一种捏造；但书中却还有同样糟糕的内容。后

    来的一位注释者试图为其辩解，说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宇宙的尺寸。迈

    蒙尼德对不得不讨论这种经文的厌恶可想而知。起先，他想回避这个

    问题，说：“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百页。”然后他又把它划掉——他

    那份出现此处的《密西拿评注》手稿得以幸存。后来，他说服自己相

    信这整件事“不过是一个拜占庭传教士的所为”，并将它痛斥为伪造

    出来的东西。[53]

    迈蒙尼德代表的理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秘传文学的发展及其对犹太知识生活渗透的反映。而且理性主义的确具有一定的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它迫使主要的神秘主义者，至少是那些要求像知识分子一样得到尊重的人改进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教义文集，清除掉神秘的渣滓和几个世纪以来诺斯替式的杂乱内容，使其成为连贯的体系。12世纪下半叶，比较高级的喀巴拉，就像我们对它的称呼，开始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出现。它取材于许多因素，一个因素是诗歌，尤其是西班牙伟大的抒情诗人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1），他已知的800首诗歌包括350首皮尤。哈列维是有宗教情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称锡安主义者），这在那个年代还不太常见，他最著名的34首抒情组诗就被命名为《锡安之歌》。他认为西班牙的生活，无论在迫害爆发的间隙是多么舒适，与巴勒斯坦真正的犹太人生活相比，都是受奴役的生活，最终他还是去了巴勒斯坦。他把犹太人看作悲惨和受伤的民族，还把自己的一部哲学著作称作犹太教的辩护书，“为这个受歧视的宗教进行辩护”的一本书，它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理性以及基督教的抨击。而且他坚定地认为，对于受难的人类来说，尤其是受到残酷对待的犹太人，演绎推理出来的完美的世界无论多么令人满意，都不能代替对上帝的直接体会。[54]即使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富有犹太人来说，在遭受迫害的时候，这都是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于是毫无疑问，每当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收紧缠绕犹太人的网时，神秘主义的吸引力就更加强烈。

    普罗旺斯的神秘主义者还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发展出他们自己

    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理论——即使迈蒙尼德也被迫承认他们中的一些

    人学识渊博。一个是亚伯拉罕·本·大卫，或称赖拜德，写了一本抨

    击迈蒙尼德的《密西拿托拉》的学术著作。亚伯拉罕的儿子，盲人以

    撒（约1160—1235），以十重天或上帝品德为基础开创了一种近似于

    喀巴拉的连贯体系，还创立了一种理论，认为所有造物过去和现在仅

    仅是一种语言的发展，是神圣言语的具体化。这里用到了新柏拉图主

    义的概念“逻各斯”（正如“约翰福音”开篇中的“道”），只是从

    《托拉》研究和祈祷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重塑。神秘的喀巴拉从以撒居

    住的纳尔博纳向南传播，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传至赫罗纳、布尔戈斯

    和托莱多。在伟大的摩西·本·纳曼（Moses ben Nahman）拉比的支

    持下，喀巴拉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摩西·本·纳曼，又称纳奇曼

    奈（Nah-manides）或拉姆班（1194—1270），他年轻时开始改信这种

    体系，后来跃升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司法权威。

    纳奇曼奈至少创作了50部作品，多数是《塔木德》和《哈拉哈》

    的评注，而且他在晚年时还写了一本关于《托拉》的著名评注。其中

    虽然没有专门涉及喀巴拉，但自始至终都在暗示这种体系，尤其是在

    《圣经》的评注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喀巴拉带入了正统犹太学问

    的主流，尤其是在西班牙。纳奇曼奈使得喀巴拉主义者有可能伪装成

    保守主义者，将他们的观念源头回溯至《圣经》和《塔木德》，并且

    为最精彩和最古老的犹太传说提供了支持。正是这些理性主义者成了

    创新者，将《托拉》的研究引到了古希腊人的异教思想。从这个方面

    来看，反对迈蒙尼德作品的运动可以被描述为反希腊化犹太人的最后

    机会。

    纳奇曼奈本人从未参与过对理性主义的围剿——相反，他反对这

    种围剿——但他让喀巴拉主义者有可能逃脱类似异端的指控，那些指

    控实际上本可以被落实得更稳固。因为喀巴拉不仅引入了完全有异于

    《圣经》伦理一神论的诺斯替概念，而且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截然

    不同的宗教：泛神论。它的宇宙起源说——描述如何用上帝的语言孕

    育造物——和神圣发散的理论导致出现了万事万物均包含神圣元素的

    逻辑演绎。13世纪80年代，西班牙最重要的喀巴拉主义者，瓜达拉哈

    拉的摩西·本·谢姆·托夫（Moses ben Shem Tov），创作了喀巴拉

    主义全部知识的汇总——《光明篇》，通常被称为《佐哈尔》，这本

    书成为该主题最著名的专著。该著作基本上是鲜明的泛神论：它反复

    坚称上帝“就是一切”，一切统一于上帝，“正如神秘主义者所

    知”。但是，如果上帝存在于一切，一切存在于上帝，那么上帝如何

    能够成为唯一和独特的存在，就像正统的犹太教一直坚持强调的那

    样，无法被塑造，完全与造物分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唯一清楚的

    答案就是佐哈尔——喀巴拉是最有害的那种异端。但是实际上，这种

    神秘主义泛神论对非常聪明的人具有奇特的吸引力，而他们通常的思

    考方式却是冷静理性的。借由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将斯宾诺莎带出

    犹太教的这种思辨潮流也会将他带向泛神论，于是他成为迈蒙尼德理

    性主义及其对手反理性主义二者最终的产物。

    但那是在未来，在宗教权威广泛分布的中世纪犹太人中，这些相

    互竞争的潮流能够同时存在。在严酷的世界里，穷人们向迷信和民间

    宗教寻求慰藉；富人们，如果他们有思考的力量，就会求诸理性主

    义，如果没有，则会求诸神秘的喀巴拉。犹太教有太多的外部敌人，

    它不想因为强制实行一种没有人真正想要的均一而使其内部和谐面临

    风险。的确，人们可以将中世纪犹太教看作从根本上旨在维系犹太社

    会在面临众多危险时——经济灾难、瘟疫、专制统治，尤其其他宗教

    的攻击——保持团结的体系。

    国家一般来说都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

    教国家，甚至经常还是它们最好的朋友。出于宗教原因和简单的利己

    主义，犹太人对正当合法的当权者忠心耿耿：他们是依靠统治者保护

    的少数派。1127—1131年的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在祷文出现在犹太

    祈祷书的200年之前，犹太人就定期为伊斯兰统治者做公开祈祷了。与

    同时代伊斯兰文献形成对照的是，贮藏室文献并未出现对当权者的批

    评。统治者作出了回应，他们视犹太人为极为守法且能够创造财富的

    社会组成部分。当权者越强大，犹太人安全无虞的可能性越大。在基

    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度，宗教狂热浪潮出现的时候，灾祸就会到来，

    那时基要主义教士的势头压过了统治者或者更糟糕的是，把统治者变

    成了狂热的皈依者。

    犹太人无法确定这些时刻何时到来。他们要为应对这些时刻做准

    备。2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宣布放弃武力抵抗，直到20世纪才在巴勒斯

    坦恢复使用武力。不过他们有其他的办法。一个办法是他们最出色的

    成员选择让自己既对他们所寄居的社会有用又能让他们保持机动性的

    职业。在伊斯兰教国家，这一点通常不难。有能力的犹太人可以成为

    医生，伊斯兰统治者需要他们的日常效劳；地位低的人如果可以，也

    会需要他们，甚至会为了小毛病咨询他们，比如便秘和腹泻，就像会

    堂贮藏室保存的医药处方能派上用场。在埃及，每座城镇都有一位犹

    太医生，在犹太人定居的地区经常每个村庄都有一位犹太医生。犹太

    医生很受欢迎，他们会在大型公立医院坐诊，经常还会开设自己的私

    人小诊所。他们能去任何地方，接触任何人。所以他们几乎总是犹太

    社区的领袖。埃及纳吉德的第一家族全都是医生。行医不仅是迈蒙尼

    德的职业，也是他儿子的职业，或许还是他的孙辈和曾孙辈的职业。

    安曼家族8代医生，其中一代的父亲和一共5个儿子都从事这一职业。

    女儿们偶尔也是一样，至少也是眼科医生。犹大·哈列维是医生，纳

    奇曼奈同样是医生。这些医学世家还会从事相关商品的生意：药物、

    鸦片、草药、香料以及科学书籍。因此，成熟的生意网络可以让医学

    世家无论何时都可以在受到迫害威胁的时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犹太医生在各个地方都受欢迎，除了在宗教狂热时期之外——

    当然，那时他们经常会被指控下毒。[55]

    将家族企业团结在一起是犹太人最好的防御手段。大家庭比核心

    家庭重要得多，贮藏室文献显示忠诚主要存在于父子、兄弟姐妹之

    间，而非配偶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件要比夫妻之间常见得多。女

    人的格言是： “ 丈夫可以找， 孩子可以生， 但好兄弟哪里能找

    到？”[56]遗嘱显示，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去世后，他的房产会被留给

    他的兄弟或者“父系家族”里最亲近的成员，而不是妻子，妻子只能

    得到她自己的嫁妆。正如一份遗嘱所示，“剩余的房产重回我父亲的

    家族”。[57]

    为了保持家族的强盛，婚姻实际上是男性和育龄女性的义务；犹

    太会堂贮藏室文献没有出现“老姑娘”这种词汇。拒绝一夫多妻是犹

    太教的一种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摩西五经》实际上并未禁止一

    夫多妻，但《箴言》第31章第10—31节看起来像支持一夫一妻制，而

    且从流亡后时期它开始成为规定；从格尔肖姆（Gershom）拉比（960

    —1028）时代开始，欧洲犹太人重婚和一夫多妻会受到逐出教会的最

    严厉惩罚。[58]重婚在埃及也会导致被逐出教会，即使是在夫兄弟婚的

    情况下，迈蒙尼德支持这种重婚，但条件是每位妻子能够得到平等的

    对待——“一夜与这位，一夜与那位”。[59]男性13岁成年，从那时起

    他可以被算作礼拜仪式上的法定人数，可以佩戴经匣[96]，从13世纪初

    叶开始，受戒礼开始标志成年，意思是他已经受到诫命的束缚。[60]此

    后他就会结婚，越快越好——像迈蒙尼德就是特例，年过30才结婚。

    婚姻是一场社会和商业交易，旨在维持社会凝聚力，所以婚约会

    在仪式上读出，而且为了避免争端或为了解除婚约时没有争议，婚约

    起草得就像合伙协议。这里有一份日期为1028年1月26日的《圣经》派

    信徒婚约：

    我，赫齐卡亚，新郎，将为她提供服装、住房和食物，尽我所能

    最大限度地满足她的需求和愿望。我会做到对她付以诚实和真诚、爱

    情和亲情，我不会让她悲伤，让她烦恼，会让她拥有食物、服装和犹

    太男人提供的典型婚姻关系……新娘萨尔纳，听到了赫齐卡亚的话

    语，愿意嫁给他，在上帝的纯净和神圣及对上帝的敬畏之中成为他的

    妻子和伴侣，听他的话，尊敬和珍惜他，做他的助手，在他的家中承

    担品行端正的犹太女子应承担的职责，对他付以爱情和关心，接受他

    的管理，恋慕于他。[61]

    《圣经》说“神说……休妻（离婚）是我所恨恶的”，[62]但是倘

    若婚约起草得当，离婚很容易，这是大家庭相对于核心家庭而言的优

    势之一。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离婚在埃及犹

    太家庭比在欧洲或美国犹太家庭中间更普遍。[63]在离婚问题上，《密

    西拿》偏向于男性：“不论女方同意与否，均可与她离婚，但要与男

    方离婚必须得到他的同意。”[64]亚非伊斯兰国家的犹太女性比基督教

    欧洲的犹太女性地位更低，但会堂贮藏室记录暗示她们的权利经常比

    表面看上去的更大。如果她们挨了打，可以上法庭，而且有时候，丈

    夫还不得不因为妻子的强势向法庭寻求保护。很多信件清楚地表明妻

    子们会在丈夫出外做生意的时候打理他们的业务。女性代理人和经纪

    人很常见。记录中描述的一个女性事实上就被起了“经纪人”的绰

    号，她经营一份合伙事业，虽然自己被开除出了犹太会堂但被列入了

    公共捐赠者名单，去世时很富裕。[65]

    女性在教育系统中也发挥了作用，该系统是犹太世界真正的黏合

    剂。他们有自己的女班——通常由盲人学者授课。《圣经》女教师很

    常见。女性也可以管理学校，虽然难得一见。但教育方面的主要工作

    还是被托付于由社区支持的男性。实际上，跟村庄相对，犹太人对城

    镇的法律定义是至少要有10个“不出去工作的人”，他们要放弃私

    利，代表社区研究学习。11世纪末叶，福斯塔特有29人，开罗有14

    人，包括雷伊斯或犹太领袖（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首席学者和

    宗教权威拉比诺（大师）、两名法官、5名犹太神学院学者、3名宗教

    导师、6名祈祷文领诵人、1名教师和5名执事。[66]

    社区以学校——犹太会堂综合设施为中心。开罗——福斯塔特被

    认为风气宽松，甚至十分舒适。厌恶音乐的迈蒙尼德不赞成在礼拜仪

    式时唱皮尤，但民众喜欢，于是他的裁定是由于会引发太大的怨气所

    以无法禁唱。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谴责在犹太会堂中使用大垫子和靠

    枕，但民意这次同样获胜了。但即使是在风气宽松的福斯塔特，每天

    也要有3次礼拜仪式，安息日有4次。[67]安息日和饮食的教规必须严格

    遵守。严格的犹太律法导致人口持续向主流社区渗入，虽然大多没有

    记录， 但也正是这种纪律维持了犹太人的团结和骄傲。安息日

    （sabath，原形动词是shabath）意为中断。一切工作都要禁止，《出

    埃及记》明确禁止生火，《密西拿》就列出了39种生火中会用到的工

    作。口传律法以竖起“律法四周的栅栏”为原则，以此避免即使是意

    外的违规行为，将禁止的范围扩展得更为广泛。所以，因为你不能折

    断树枝生火，所以你不能骑马，即使马不是你的（你拥有的动物也得

    在安息日休息），但你可能会折断树枝当作鞭子。因为《耶利米书》

    第17章第21节禁止在安息日担担子，所以《密西拿》用了两个章节来

    讨论携带物品的最小重量，还用了大量注释讨论允许搬运一些东西的

    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的区别。由于《出埃及记》第16章第29节禁止人

    们“第七天从自己的地方出去”，因此出现了关于走路的大量注释。

    [68]

    受雇的公职人员会监督这些禁令的实行情况。他们在饮食教规方

    面甚至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由于食物是宗教的一部分，进食是与上

    帝的交流，所以食材不仅要来自获得准许的种类，在宰杀时也要遵照

    规范的程序，还要有出声的祷告。必须用刀割下家畜和家禽的食管和

    气管，刀要轻蹭手指三次，轻蹭指甲三次，以保证其洁净和锋利。宰

    杀后的肉要被检查是否有疾病迹象，尤其是肺部，然后含有血液的血

    管，连同后部禁止食用的脂肪和筋，均要被去除。屠宰员由拉比指

    定，会堂贮藏室的一份信件显示他们会从三个方面对屠宰员进行审

    查，是否信仰虔诚、行为端正、学问良好——正如戈伊坦已经注意到

    的，这是犹太人倾向于将技能提升至学术领域的一个好例子。[69]全部

    工作完成后，包括血液也清除完毕后，就由一名守卫看管，确保准备

    好烹制前没有人触碰，届时肉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用盐腌1个小时，

    确保没有血液残留。这名守卫还会监督挤奶和奶酪制作，那都要符合

    洁净规则。一个作为犹太人洁食的鸡蛋不能沾血，要一头圆，一头椭

    圆，蛋黄四周包裹蛋白。因为《圣经》禁止用母羊的奶烹煮山羊羔，

    所以注释者将此演绎为禁止肉奶同食，除非一种与另一种的比例超过

    60:1。那接下来又导致人们要使用两套用具制作和盛放饭菜。[70]

    因此社区屠宰有助于犹太教区居民的团结。此外，虽然犹太穷人

    也得严格饮食，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缺少食物，因为每周五他可以收到

    足够的钱（或等价物）支付全家14顿饭菜。从圣殿时期开始，捐款箱

    成为犹太福利社区的中心，迈蒙尼德叙述道：“我们从未见过或听过

    一个没有捐款箱的犹太社区。”[71]每个捐款箱有3位可靠的市民作为

    受托人，因为慈善是犹太律法中规定的义务，所以对于不捐赠的人，

    他们有权没收其物品。福利的提供形式有仔细的分类，分别有各自的

    基金和负责人：为穷人提供的服装和教育，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为

    穷人、孤儿、老人和病人提供逾越节食物和酒，安葬穷人、囚犯和难

    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犹太人从基督诞生之前就采用并始终

    践行的理念，即使是在整个社区境况窘迫的时候。有偿付能力的犹太

    人在入住社区1个月后就得向捐款箱捐赠；3个月后要向施食处捐赠，6

    个月后要向置装基金捐赠，9个月后要向安葬基金捐赠。[72]不过由于

    帮助穷人是向上帝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代替了古老的圣殿献祭，所

    以虔诚的犹太人会超过最低义务限度地多加奉献，福斯塔特的犹太会

    堂里会挂上长长的、精心书写的捐献者名单——让上帝看见，也让众

    人看见。犹太人憎恶依赖福利的行为，他们引用《圣经》的话：“你

    必须根据穷人的需要帮助他”，但又补充说，“你没有义务让他富

    有”。[73]《圣经》《密西拿》《塔木德》注释，随处可见关于工作和

    实现自食其力的训诫。饭后的谢恩祷告祈求：“我们恳求您，我们列

    祖的神啊，让我们不需要血肉的恩赐……只让我们依靠您丰满、敞

    开、神圣、充裕的手，好让我们不会感到羞耻。”贤哲指示：“如果

    有必要，就在市场剥动物皮，领取工钱，不要说‘我是大人物，做这

    样的事情有辱我的尊严’。”[74]

    不过会堂贮藏室文献——如受捐者和捐助者名单——显示事实上

    福利不得不大规模地派发。在迈蒙尼德到达福斯塔特的时期（约1150

    —1160），3300名犹太人里面有500人可以养家糊口，130个家庭靠施

    舍为生；1140—1237年，平均每4个捐助者要帮助一个赈济受助者。

    [75]贫困经常不可避免。比如，1201年2月，饥荒和瘟疫让福斯塔特的

    人口减半，留下穷困的寡妇和孩子。会堂贮藏室文献显示，统治者征

    收吉兹亚（人头税），那是穷人真正恐惧的，执行起来极为残忍无

    情，未履行缴税义务的，亲属要为其负责，要外出的必须出示完税证

    明才能出行。

    反犹主义的威胁始终隐藏在暗处，犹太会堂贮藏室文献用的

    是“仇恨”（sinuth）一词。最可怕的迫害发生在11世纪初叶，在狂

    热疯狂的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统治时期，他先是把矛头指向基督徒，

    然后就是犹太人。另一位狂热的统治者是萨拉丁的侄子马利克，他自

    称也门的哈里发（1196—1201）；1198年8月来自也门的一封信件讲述

    了犹太人如何被召集到这位统治者的谒见大厅被强制要求改变信

    仰：“于是所有人都放弃了信仰。一些虔诚的人（后来）叛离伊斯兰

    教，都被斩首了。”对于犹太人来说，哈里发统治的一些地方比其他

    地方情况更不佳。摩洛哥很狂热，叙利亚北部也是如此。排斥契约民

    的条例，如节制法规，经常被严格执行，以便向犹太社区敲诈金钱作

    为了结。1121年的一份会堂贮藏室文献描述了巴格达的敕令，对犹太

    人穿着作了强制规定：

    两枚黄色徽章，帽子上和衣领上各一枚。此外，每个犹太人脖子

    上必须悬挂一件（重3克的）铅制品，上面有“契约民”字眼。还必须

    系腰带。女人必须穿一只红鞋、一只黑鞋，脖子或鞋上要有一只小铃

    铛……维齐尔指派蛮横的男人监督犹太男性，指派蛮横的妇女监视女

    性，用咒骂和侮辱伤害他们……他们会嘲笑犹太人，暴民和年轻人会

    在巴格达的所有街道上痛殴他们。[76]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埃及还是相对安全的

    地方，尽管亚历山大城的反犹主义传统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希腊化

    时代。在犹太会堂贮藏室里的一份信件中，作者叙述了那里发生的一

    个反犹事件，一位犹太长老被污蔑实施强奸，作者还补充道：“反犹

    主义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为了表达他们的仇恨，城镇里的每个人

    都变成了监视犹太人的警察。”[77]不过贮藏室文献显示，在福斯塔特

    和开罗，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杂居，发展为普通的生意伙伴关

    系。戈伊坦总结说，没有证据支持，起码是在埃及，反犹主义盛行或

    严重的观点。此外，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统治的埃及是世界各地

    受迫害的犹太人（及其他人）的避难所。

    如果说犹太人的待遇在哈里发统治下各地各时各有不同，那么在

    拜占庭的统治下则是始终恶劣。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在1095年第一次

    十字军东征布道之前，情况还算过得去；此后，几乎每个地方的犹太

    人状况都开始恶化。与伊斯兰教地区一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当权者总是会优待犹太人。他们是最好的城市移民，拥有有用的

    交易网络，具备少有的技能，能够迅速积累财富，是方便的征税对

    象。他们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期间繁荣兴旺。大概在825年，虔诚者路易

    皇帝给他们签发了许多鼓励定居的特许状。里昂的艾戈巴德

    （Agobard）[97]的信件表明，他们不仅享受皇帝的保护，还被允许修建

    犹太会堂。间或有麻烦发生——比如，1007年法国发生的迫害；1012

    年，美因茨的强制改宗。但总的来说，犹太社区发展良好，规模扩

    大，尤其是在莱茵河流域各处和1066年之后从下莱茵地区到英格兰的

    区域。迟至1084年，当时在位的施派尔主教才给予他们一份权利特许

    状，内容包括在他们的居住地区四周修建防御墙，以此吸引犹太人在

    他的城市定居；1090年，亨利四世皇帝续签了这份特许状，还为他们

    提供了一份沃姆斯的新特许状。

    不过，官方对犹太人的态度越来越矛盾。世俗君主倾向于将犹太

    人当作可以收割的个人财产；不只是他们的收入，必要的时候，还可

    以侵吞他们的资本。教会首领，作为城市的统治者，重视犹太人存在

    的经济价值；但作为牧师，他们憎恶犹太人的存在。大教皇格里高利

    （590—604年在位）保护罗马的犹太人，但同时又创建了基督徒反犹

    太教的思想体系，那将直接导致对犹太人的人身袭击。实际上他的观

    点是犹太人并非看不到基督教的主张，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上

    帝的儿子，但他们从前拒绝他，现在依然拒绝他，因为他们的心灵堕

    落了。情况历来如此——对犹太人不利的证据全都在他们自己写的

    《圣经》之中。[78]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说，其中还存在一个可怕的问

    题。他们最重要的天赋之一就是批判能力。他们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他们的理性之源，将他们率先带到一神论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们

    的批判意识不允许他们接受多神论的愚蠢。但是他们不只有批判能

    力，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擅长自我批判。而且，或者说至少在古

    代，他们是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们看到了关于自己的真相，有时是丑

    恶的真相，并记在《圣经》之中。其他民族创作民族史诗都是为了宣

    扬和提升自己的自尊，而犹太人却是为了找出他们的历史错在哪里，

    对在哪里。正因如此，《圣经》中才随处可见表现犹太人是有罪民族

    的文字，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却往往心怀恶念或者思想顽固

    而拒绝接受它，事实上，犹太人是自证其有罪。

    基督教护教士基本上并不认为犹太人应该为他们的祖先杀害基督

    的罪过受到惩罚，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已

    经见证了他的神迹，目睹了预言的实现，却因为他的贫穷和卑微而拒

    绝承认他，他们的罪仅在于此。但从那时起的每代犹太人还是一直表

    现出同样的顽固不化，就像《圣经》里面那样。他们不断地掩盖真

    相，篡改事实，或者隐瞒证据。圣杰罗姆指责他们删除了先知书里提

    到的三位一体。圣游斯丁（St Justin）[98]说《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记》里面的线索被他们抹除了。编纂《塔木德》的老拉比知道真相，

    甚至用隐秘的形式将其记录了下来——那是基督教辩论家试图用来支

    持自己观点的一个理由。甚至连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都撰写了关于

    耶稣的真相（实际上那明显是插入的文字，那时手稿的流传途径都在

    基督教的控制之下），但犹太人就是坚决反对。那不是愚昧，那是恶

    意。这里是12世纪历史学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的一段评论：

    甚至对于他们历史学家的证词——他们拥有这位历史学家的希伯

    来文书籍并认为它们是可靠的——关于基督的部分他们也不接受。但

    我们见过的那位牛津的圣弗丽德丝维德修道院的罗伯特院长年长可

    靠……擅长经文，通晓希伯来文。他派人去了英格兰犹太人居住的各

    个城镇，从他们那儿收集了许多约瑟夫斯用希伯来文写的书籍……他

    在其中两本发现了这段关于基督的证词，写得充分详尽，但好似刚刚

    被划掉了；不过其他所有的书删除得更早，就好像从未存在过。将这

    个出示给专门被召集起来的牛津犹太人时，他们承认有罪，并对这种

    针对基督的欺骗性恶意和不诚实感到困惑不解。[79]

    基督教这条论证路线的悲剧在于它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反犹主

    义。犹太人知道基督教的真理却仍然拒绝它，这种行为太过分了，简

    直不是常人所为。于是就有了犹太人不同于常人的观念，他们关于食

    物、宰杀、烹饪和割礼的律法更是加强了这种观念。还有传言说犹太

    人有隐藏的尾巴，身患血痢，身上有异味——一经受洗，这些毛病就

    会立即消失。这转而导致传闻称犹太人为魔鬼效力——那可以解释一

    切——在神秘邪恶的仪式上与魔鬼交流。

    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在克莱蒙费朗发布之前，反犹

    情绪便似乎已经积压了一段时间。基督徒在圣地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

    数传闻引发了十字军东征的浪潮。穆斯林是这些传闻中的主要反派，

    不过犹太人也经常被编排在内，成为阴险的帮凶。那是一个基督教基

    要主义的时代，教皇制度进行了改革，西多会等严格主义者的修道会

    相继出现。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和基督复临迫在眉睫，人们迫切地想

    要为自己获得恩典和释罪。集结在欧洲西北部的武装人员为各种各样

    唯信仰论的行为提供了机会，正常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变卖资产

    或者借钱以支付他们的东征费用。他们期望将债务一笔勾销，犹太

    人，少数有周转资金——现金——的群体之一，成为容易招致攻击的

    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狂热的十字军战士也不会攻击自己街坊

    的犹太人，他们知道那里的居民是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可一旦开始

    行军，他们就会随时攻击其他城市的犹太人。接下来，被卷入狂热和

    劫掠欲望的基督教城镇居民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当地统治者被这种突

    如其来的暴乱震惊得措手不及，失去了控制力。

    我们有一份12世纪犹太编年史家所罗门·本·桑松拉比的屠杀报

    告。[80]屠杀从法国鲁昂开始，1096年春季蔓延至莱茵兰城市。随着经

    常跟暴徒差不多的十字军大量聚集，进军沿途的所有犹太社区都岌岌

    可危。施派尔主教用派遣军队和绞死元凶的方法迅速阻止暴乱：“因

    为他是外邦人中间的义人，那位永恒的存在通过他来拯救我们。”[81]

    科隆大主教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但在美因茨，大主教都不得不逃命自

    保，犹太人竭力反抗还是被打败。男性或被屠杀或被强制改宗，孩子

    们惨遭杀戮，以防止他们被培养成基督徒，而女人们则躲藏在大主教

    的城堡里集体自杀——共有1000多人丧生。莱茵兰古老、富裕和人丁

    兴旺的犹太社区被摧毁，大多数犹太人被杀或被拖去洗礼池。其他人

    对同镇居民突如其来、令人费解的仇恨感到恐慌，四散逃离。他们已

    经认识到保护特许状除了用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封盖罐子”，已

    经没有别的用处了。

    推动激发第一次十字军暴乱的反犹思想体系和民间传说被证明只

    是柱基而已，在它的上面，一座有敌意的谣言谬论的大型上层建筑被

    修筑起来。1144年，东安格利亚的诺威奇发生了一起不祥的事件，那

    里当时是英格兰最富有、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犹太人在盎格鲁-撒克逊

    的英格兰为数不多，他们是在征服者威廉入侵后随着其他许多佛兰芒

    移民一同前来的。他们半数住在伦敦，但犹太社区在约克、温切斯

    特、林肯、坎特伯雷、北安普敦和牛津陆续出现。虽然没有出现犹太

    居住区，但通常也会有两条犹太街道，一条居住着富有的犹太人，另

    一条住着穷人：如在牛津阿尔代街附近就有犹太大街和犹太小巷。[82]

    犹太人为自己修筑了很好的房屋，为了安全，经常要用石头砌成。林

    肯市如今甚至还留有两栋12世纪的犹太人房屋（一栋可能被用作犹太

    会堂），可算英格兰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此类房屋之一。[83]诺威奇有莱

    茵兰犹太人定居，但没有大型犹太社区：最多200人，英格兰的犹太人

    总人口最多也不超过5000人。不过V.D.李普曼的研究充分探究了他们

    的活动。[84]诺威奇的犹太人住在市场和城堡附近（为安全起见），不

    过是与基督徒杂居。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以土地和租金为抵押放款。他

    们还是典当商，一些英国犹太人是医生。[85]与英格兰其他17座有犹太

    人居住的城镇一样，这里有一个相当富裕的家族，朱尔奈特家族可以

    上溯五代人。他们在伦敦有生意伙伴，足迹和业务遍布全国，处理的

    资金数额巨大。位于国王街的石砌大房子与其他犹太人的房屋不在一

    处。他们资助《塔木德》学问家，而且其中一些本身就是学者。[86]

    1144年，这个小社区被一项骇人听闻的控诉推到了风口浪尖。3月

    20日，复活节和逾越节前不久，一个名叫威廉的男孩失踪了，他是一

    个殷实农民的儿子、皮革匠的学徒。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进了一栋

    犹太人的房子。两天后，也就是圣周的星期三，他的尸体在城市东边

    的索普森林被发现，“身着他的短上衣和鞋子，头部被剃去毛发，有

    无数刺伤”。我们所了解的细节主要来自一本圣徒言行录《诺威奇圣

    威廉的生平和神迹》，由诺威奇修道院的僧侣、蒙茅斯的托马斯于此

    后不久集结编辑。[87]据托马斯说，男孩的母亲埃尔薇拉和一个名叫戈

    德温的当地牧师指控诺威奇的犹太人谋杀了男孩，说这种罪行是基督

    受难的重演。后来，在一个犹太人家工作的基督徒女佣说那个男孩是

    在犹太会堂的礼拜仪式结束后被绑架的。他嘴里塞着布，身上绑着绳

    子，头上扎满了刺，然后被绑成像在十字架上的姿势，左手和左脚被

    打上钉子，肋部被刺穿，并被滚烫的水从头浇遍——他们声称是透过

    门缝看到这个场景的。一群犹太人在教会法庭上被指控亵渎神圣，但

    当地的郡治安官宣称他们是国王的财产，拒绝让他们受审，并迅速将

    他们送到诺威奇城堡里保护起来。

    到此，与这个男孩尸体有关的第一拨神迹开始出现。最初，当地

    教会势力跟世俗当局一样，对整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可两年后，一名

    支持这种祭仪说法的僧侣被任命为诺威奇主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这座修道院的正式当选为一场反犹太示威提供了机会。同年，埃利埃

    泽尔，当地的一名犹太放债者，被一位欠他钱的西蒙·德·诺弗爵士

    的仆人们杀害。传闻慢慢流传开来。在复活节杀害基督代替者的祭祀

    契合了官方认为犹太人明知真理却拒绝它的观点。接下来，有人指出

    那场谋杀被发现的那天，3月22日，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次日。众所周

    知，犹太人要为逾越节制作特别的无酵饼。有一个反犹传闻说，自他

    们对彼拉多高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之后，所有

    的犹太人都患有痔疮，贤哲告诉他们只有用“基督的血”才能治愈

    ——也就是说，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却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并接受了

    这条建议。为了得到必不可少的血，用来制作他们用于治疗的逾越节

    面包，他们就得每年杀害一位基督代替者。剑桥的西奥博尔德，一名

    犹太教的改宗者，把这个传闻与威廉被杀结合起来，宣称西班牙的犹

    太人会议每年会抽签挑选必须实施这种祭仪谋害的城镇，而1144年就

    抽到了诺威奇。[88]于是，从这一宗犯罪产生了两项针对犹太人的各具

    特色却相互交织的指控——祭仪谋害的指控和血祭诽谤。[89]

    这段插曲对犹太人的安全尤其具有毁灭性打击。男孩威廉凭借死

    于祭仪的性质，获得了基督的一种神圣要素和行神迹的能力，于是神

    迹接连发生——每一件都是对犹太人恶意的进一步证明。追封圣徒那

    时尚未由罗马中央掌控，而是由大众的呼声决定。因此，这类令人激

    动的圣徒尸体吸引来了朝圣者、礼品和捐赠资金，给拥有它的教堂带

    来了财富，所以一旦有孩子在犹太人居住地附近被杀且情况可疑，就

    容易出现祭仪谋害的指控——1168年在格洛斯特，1181年在贝里圣埃

    德蒙兹，1183年在布里斯托尔。新的十字军布道总能让反犹情绪沸反

    盈天。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于1189—1190年发起，英格兰在这次东征中

    表现突出，因为狮心王理查领导了东征，而且煽动了已经被祭仪谋害

    指控激怒的暴民们。1189年，出席理查加冕礼的犹太富人代表团被一

    群人攻击，接着是伦敦的犹太人被袭击。第二年临近复活节的时候，

    大屠杀爆发了，约克的情势最严重，那儿的犹太富人区遭受血洗，尽

    管他们向城堡寻求了避难。诺威奇当然也成为牺牲品，一位编年史家

    记录：“赶往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很多人决定先奋起反抗犹太人……

    于是2月6日，诺威奇所有在自己家里被发现的犹太人都被屠杀；有的

    人躲进城堡避难。”[90]

    这是消灭拉丁犹太人的又一重大事件。12世纪，有组织的异端兴

    起导致越发有专制主义和必胜主义倾向的教皇对宗教活动的所有非正

    统形式都持怀疑看法，尤其是犹太教。中世纪最大的中央集权者英诺

    森三世（1198—1216任教皇）在1216年[99]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颁布

    了一系列反犹太法令，批准创立两个布道修道会——多明我会和方济

    各会——特别赋予它们在城市中巩固正教信仰的职责。多明我会更是

    被委以镇压异端的职责，方式是调查可疑的行为，审问和审判嫌疑

    人，将那些被判有罪的人移交给世俗权力机关惩罚。

    作为基督论的补充表现形式，英诺森推出了新的圣餐礼拜。这转

    而创造出反犹主义的另一个层面。1243年，柏林附近的犹太人被指控

    偷窃了一块圣饼并将其用于他们自己的邪恶目的。这种做法同样非常

    符合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明知真理却与它对抗的观点。他们的确相信圣

    饼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偷走它、折磨它，让它再次体验

    基督的苦难，就像他们偷走基督徒的孩子并在恶魔般的仪式上杀害他

    们一样。正如所有的阴谋论一样，只要丰富的想象力迈出第一步，其

    余的就会伴随令人兴奋的逻辑接踵而来。1243年之后，拉丁欧洲各地

    都有关于偷窃圣饼的报告。根据诉讼案件所示，它们被曝光出来，是

    因为圣饼会在极大的痛苦中创造神迹：它升到空中，引发地震，变成

    治愈瘸子的蝴蝶，现出天使和白鸽或者——其中最常见的是——像孩

    子一样在痛苦中尖叫或哭泣。[91]

    所有的这些诽谤都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有的指控可能是因为真的

    误解。比如，1230年在诺威奇，犹太人被指控强行割去一个5岁男孩的

    包皮。1234年，该案件最终上了法庭，犹太人被监禁和罚款，而且这

    件事似乎还在次年引发了一场市民针对诺威奇犹太人的暴力袭击。大

    约在1240年，几名与这个案件有关系的犹太人被绞死。最有可能的解

    释是这个犹太家族要让本族一名改宗者的儿子回归信仰。[92]大多数针

    对犹太人的指控纯属捏造，而且每当基督教会真正开始调查时，调查

    结果总能证明犹太社区的清白。[93]

    当然，看待这些诽谤必须结合犹太人的放款背景，这种背景影响

    了相当广阔的社会范围。来自13世纪法国南部佩皮尼昂的证据显示，

    借款人65%由乡村居民构成，尽管他们的借款数额只占总数额的43%；

    城镇居民的这两个比例是30%和41%；骑士和贵族的比例是2%和9%；神

    职人员是1%和5%。[94]英格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大修道院和地位较高的

    贵族虽然要用到犹太人，但比例相对较小。两个国家的主要借款人都

    是贫穷的乡绅——最有可能在反犹激进主义浪潮中打头阵的阶层。一

    个有名望和威信却没有钱、又将失去土地的乡绅就可以煽动起一群暴

    民。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的教训，即放款会在乡村社会制造麻烦。13世

    纪英格兰的一份犹太婚约显示，有息放款预计每年可以带来不少于

    12.5%的收益。[95]按照中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似乎并不算高。不幸的

    是，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放款人之间的协议非常复杂，经常会形成

    多层借贷的联合组织形式；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被犹太人的规定以及

    规避这些规定的企图、基督徒的规定以及规避这些规定的企图弄得复

    杂难解。最后的结果就是提高了借款人必须支付的最终利息，而且最

    重要的是，法律问题密集出现，以至于每一起争端都几乎必定会出

    现“这就是抢劫”的指控。犹太人内部和基督教法庭都会对这些事件

    进行处理。记录显示，“犹大，布里斯托尔的犹太人，因犹太人例行

    会议对一名犹太人是否应向另一名犹太人收取重利的问题所做的调查

    而欠下两盎司[100]黄金”；还有一次，约克的亚伯拉罕·本·约书亚告

    诉“犹太人的法官”，“犹太人可以借基督徒之手获取重利，如果对

    方觉得不公平，那就让他到例行会议的律法专家面前，到那儿起诉

    他，因为这种涉及律法的事情只能在那里解决”。[96]对于这些情况，

    城市的商人们可以理解，可乡下的骑士们就难以理解了。

    理论上，常常也是实际上，国王从庞大、繁忙的犹太社会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在12世纪的英格兰，安茹王朝的国王们无疑从富有的犹

    太借贷者那里收益颇丰。那时有一个特别的犹太财政署，在每座有犹

    太社区的城镇设有金库。每座金库由两名犹太人和两名基督徒共同管

    理，他们会记录所有的债务协议。总署有一名犹太人和一名基督徒法

    官，以及一名提供建议的拉比。[97]国王实际上要从犹太人的所有商业

    交易中抽成，所以他需要知道谁欠了哪位犹太人多少钱。林肯市的亚

    伦，中世纪英格兰最成功的犹太金融家，当他在1186年去世的时候，

    为了处理他的财产甚至专门建立了一个财政署。作为整个犹太人历史

    上引人瞩目的讽刺之一，亚伦为极端严格主义的西多会的大规模扩张

    提供了资金，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借给他们总计6400马克[101]，这笔借款

    在当时看来数额非常庞大。国王继承了他的债权，尽管其中一些被转

    售给了他的儿子伊莱亚斯。[98]

    如果类似这种飞来横财能够经常出现，那么英格兰的国王们一定

    会保证犹太社区的存在。可是亚伦的成功出现在12世纪90年代的反犹

    爆发之前，后者摧毁了约克及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99]从那以后，英

    国犹太人赚钱越来越难。1215年，拉特兰会议的反犹法规更是让他们

    雪上加霜。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大宪章”的缔

    造者之一——“大宪章”本身就包含一项反犹条款——试图组织一场

    联合抵制犹太人生意的运动。整个13世纪，英格兰犹太人的经济始终

    在下滑。约克的亚伦曾对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说，他上缴给国王的

    钱超过了3万马克，然而1268年他去世的时候却一贫如洗。[100]

    爱德华一世，这位前十字军战士和“凯尔特人之锤”，对金钱的

    需求永无止境。在他统治时期，犹太人的经济下滑开始加速。犹太人

    作为向大人物放贷的群体，他们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被耶路撒冷的圣殿

    骑士团及其欧洲辖区所取代，那些人是第一批真正的基督徒银行家。

    犹太人被推向底层市场，从事小规模借贷、钱币兑换和典当业。对于

    爱德华来说，系统地榨取犹太人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他想要痛下杀

    手，迅速没收他们的资产。1275年，他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让高

    利贷成了非法行为；后来高利贷罪行又被与更严重的罪行亵渎神明联

    系在一起。1278年，一批批犹太人在全国各地被捕，许多人被关进了

    伦敦塔。一位编年史家记载有300人被绞死。他们的财产进了国王的腰

    包，这些到手的钱诱使爱德华变本加厉。下一步便是控告犹太人惯于

    剪除硬币的边缘，诺威奇有十几个人因为这项罪名而被绞死。最后，

    13世纪80年代末，爱德华发现自己需要一大笔现金赎回他的堂兄弟，

    萨莱诺的查理。他没收了加斯科涅犹太人的财产，1289年将犹太人彻

    底驱逐。次年，以犹太人普遍逃避禁止高利贷的法律为借口，他又把

    他们全部赶出英格兰，夺走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诺威奇最富有的犹太

    人带给他300英镑[102]的收益。11座城镇的犹太人共产生了9100英镑的

    收益，18个家族就提供了其中的大约6000英镑。虽然这种收获令人失

    望，但到此时为止，犹太社区已缩水到只剩下其规模最大时的一半

    ——只剩下2500人可以驱逐了。[101]

    到了这个时候，中世纪基督教各政府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犹太

    人问题”，而驱逐就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被尝

    试过：1012年在莱茵兰部分地区，1182年在法国，1276年在上巴伐利

    亚。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这个策略在英格兰或多或少地奏效了，

    不过在分散着数千块领地的欧洲大陆，驱逐很难实施。尽管如此，在

    意识形态的持续压力下，各政府依然会采取反犹太措施。英诺森三世

    在他的拉特兰法令中提出，由于他们寡廉鲜耻地使用金钱的力量，犹

    太人已经颠覆了自然秩序——自由的基督徒已经沦为犹太奴隶的仆人

    ——政府必须强行设置障碍，以恢复原本的状态。[102]于是各政府开

    始行动。从12世纪开始，犹太人对于王公诸侯来说逐渐失去作用了。

    基督徒已经学会了他们做生意和理财的技能。虽然这是一个建造新城

    镇的大时代，但犹太人作为城市移民已经不再被需要——基督徒可以

    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了。于是当权者对犹太人的存在不再那么宽容，而

    且拜血祭和祭仪谋害的诽谤所赐，犹太人成为不时发生的骚乱源头。

    他们还开始由衷地担心犹太人为令人不安的思想扩散推波助澜。在中

    世纪末叶，异端经常与激进主义有所关联。异端分子偶尔会联络有学

    识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与他们讨论《圣经》经文，借书给他们。犹

    太人总是有书，经常还有一些被当局视为具有颠覆性的书籍。如果教

    会缴获了那些书，犹太人还会把它们像奴隶一样赎回去。1190年，他

    们的约克社区遭遇屠杀后，他们就设法把自己的书运到了科隆，准备

    卖给那儿的犹太人。[103]

    理论上，按照基督教律法和他们自己的律法，犹太人被禁止上大

    学，但他们会聚集在大学城。学生们是反犹主义一如既往的急先锋。

    在都灵，学生们有权在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用雪球扔砸犹太人，除

    非他们支付25达克特[103]的赎金；在曼图亚，“罚款”是糖果和书写

    纸，在帕多瓦是一只肥鸡。在比萨的圣凯瑟琳节日那天，学生们可以

    把他们能找到的最胖的犹太人拉到秤上，然后“罚”整个社区与他的

    体重等重的糖果。在博洛尼亚[104]，犹太人不得不举行一场学生宴会。

    在有医学院的地方，犹太人必须提供尸体，或者交钱，而这种行为有

    时会造成犹太人的墓地亵渎神圣。[104]所有这些都表明，犹太人被接

    受为大学社区的一部分，即使不受欢迎。他们经常在那儿教书，如

    1300年，雅各·本·玛吉成为蒙彼利埃医学院院长。15世纪初叶，伊

    莱亚斯·萨博大师在帕维亚教授医学（还被召到英格兰为亨利四世治

    病），改宗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校园里声势显赫。有时候，正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改宗者成为他们从前教友的灾难；更为经常的

    是，特别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知识界组成一个批判的、

    探究的和令人不安的群体。教会确认阿尔比运动或15世纪波希米亚的

    胡斯派是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而绝非空穴来风。犹太人在最终打破

    了教会垄断的两股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都很活跃，他

    们是发酵的酵母。在中世纪，民粹主义者对犹太人提出控告无一例外

    都是虚幻的想象，但宣称他们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倒是有可信之处。

    维也纳犹太小说家雅可布·瓦塞尔曼在他的著名自传《我的德国犹太

    人生活》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不幸的事实是，迫害者，受人推动也好，自发也好，都能找到理

    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相。每一个反传统事件、每一次动乱、每一个

    社会问题都能看到犹太人冲在第一线；无论哪里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

    革命，无论哪里的政府需要将转型的思想转化为狂热的行动，都有犹

    太人冲锋陷阵。

    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105]

    中世纪的拉丁国家不允许他们奢望领导权力，但他们的导师地位

    完全不容否认。

    因此，中世纪下半叶，神职人员想尽办法抵制他们眼中的犹太人

    颠覆活动。在他们中间一马当先的是修道士。13世纪，多明我会和方

    济各会的修道士主宰了大学生活，他们还占据了重要的主教职位并在

    拉丁国家监控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认为奥古斯丁相对宽容的

    态度再也站不住脚了——依靠这种态度，犹太人被当作“证人”保全

    下来并获准奉行他们的宗教；他们想要剥夺犹太人的所有权利。[106]

    1236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被说服封禁《塔木德》，实际上证明他们

    的态度发生了明确的转变，不再认同奥古斯丁的宽容行为，尽管这并

    非此举的目的。[107]修道士们并非一开始就是反犹分子。圣方济各对

    犹太人没有敌意，而圣多明我，根据在其封圣仪式上的宣言，他

    们“爱所有人，富人、穷人、犹太人、异教徒”。[108]起初，他们专

    注于严格的神学问题，甚至试图阻止祭仪谋害的指控。

    不过修道士被他们所聚集的城市环境所改变，已经变得粗俗不

    堪。对背教的基督徒，对异端分子，尤其是对犹太人，他们采取强硬

    的态度劝说其改宗。他们在城镇举办“布道会”，在会上竭力鼓吹正

    教和狂热行为，煽动严格主义者的热情。他们倾向于在犹太街区或附

    近开设修道院，作为骚扰的据点。犹太人对他们的恐惧超过了对其他

    基督教团体的恐惧。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摩西在《申命记》第32章第22

    节[105]威胁所称的灾难的化身“不成子民的”。[109]他们的策略逐渐变

    成让犹太人转变信仰或者让他们离开。在英格兰，方济各会修道士藏

    身在剥夺犹太人购买城市不动产的王室敕令后面，一直是落实驱逐他

    们的一群人。[110]不久，他们就彻底倒向了反犹主义。1247年，两名

    方济各会修道士在瓦尔雷阿斯帮助传播血祭诽谤，导致了一场血腥屠

    杀。1288年，在特鲁瓦出现血祭诽谤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

    士联手煽动了一场针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

    即使在到了中世纪后期还对犹太人态度相当宽容的意大利，方济

    各会修道士也是一股招灾引祸的势力。那里的市政当局允许犹太人在

    遵守规定的情况下开设银行，作为回报，当局可以收取大笔钱款或年

    税，犹太人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利息是15%～20%，比基督徒的

    利息低。方济各会修道士专门研究了城市和商业问题，对放款问题尤

    其感兴趣。他们密切监视犹太人，一旦发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违规，

    就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宣扬爱，但那不适用于犹

    太人，“就抽象和普遍的爱而言”，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修道士主

    张： “ 我们可以爱他们。但是， 我们对他们不可能有具体的

    爱。”[111]方济各会修道士为了削弱犹太人的地位，把他们排挤出行

    业，组织抵制活动并设立了“虔诚基金”；然后他们就可以强烈要求

    驱逐他们。方济各会一些反犹分子，如卡皮斯特拉诺的约翰，奔走于

    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广大地区，他向露天聚集的民众所做的布道经常导

    致屠杀。他的门徒，贝尔纳迪诺·德·弗莱彻，方济各会第三代煽动

    家，1475年在特伦托进行了一次传教活动，炮制出犹太人谋杀了一名

    两岁男孩的指控。在随后的骚乱中，整个犹太社区被逮捕，很多人被

    折磨，被处死，剩下的人被驱逐。

    黑死病的爆发，从地中海向北传播，为欧洲各地的反犹上层建筑

    又加盖了广泛适用的一层。黑死病原因不明，加之其史无前例的影响

    ——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丧生——使人们产生了它是一种人为恶意

    传播的疾病的想法。调查集中在犹太人身上，特别是在受到威吓的犹

    太人屈打成招之后。1348年9月，在日内瓦湖畔的希永堡，犹太人承认

    这场瘟疫是萨瓦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制造的，他接到拉比命令：“看，

    我给你一小包，半拃大小，里面是一份毒药和毒液制剂，装在一个窄

    窄的皮囊里。你要去威尼斯和其他所到之处，往井里、水池里和泉水

    里投放。”[112]这种离奇的传言迅速传播，尤其是在越来越多不堪折

    磨的犹太人供认不讳的情况下——比如，在弗赖堡，一个犹太人承认

    动机是“因为你们基督徒杀死了那么多犹太人……还因为我们也想做

    领主，因为你们作威作福得够久了”。每个地方的犹太人都被指控往

    井里投毒。1248年9月26日，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发布教皇诏

    书，反驳这种指控，将黑死病的责任归咎于魔鬼：他认为犹太人遭受

    的苦难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一样。查理四世皇帝、阿拉贡的彼得四世

    国王及其他统治者发布了类似声明。即便如此，1096年开始的这波最

    大规模的反犹主义浪潮吞噬了300多个犹太社区，尤其是在德国、奥地

    利、法国和西班牙。根据犹太人的资料，美因茨有6000人死亡，斯特

    拉斯堡有2000人死亡。[113]查理四世不得不给杀害了犹太人的城市发

    布赦免状：“（准予）宽恕涉及杀害和灭绝犹太人的一切过犯，犯下

    这些过错是因为领头市民缺乏正确知识，或者无知以及诸如此类的情

    况。”赦免状可以追溯至1350年，那个时候黑死病非犹太人之过已经

    众所周知。不幸的是，反犹主义一旦传播，就挥之不去；一旦街坊四

    邻学会暴力袭击犹太人，这种情况就可能会一再发生。黑死病在各个

    地方开创了先例，尤其是在德语国家。

    中世纪初叶，甚至迟至14世纪初叶，对于犹太人来说，西班牙都

    是拉丁地区最安全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

    间更多的是口头交锋而不是刀剑相见，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和犹太专

    家学术论战的概念来自西班牙。得益于海厄姆·麦科比[106]的作品，我

    们如今对那些辩论的复杂过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114]公开辩论的历

    程始于1240年的巴黎，是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查封《塔木德》的直接结

    果。在写给欧洲君主的信件中，他要求犹太人在大斋节的第一个周

    六“趁犹太人在会堂聚会时”没收所有禁书，将缴获的图书“交给我

    们的爱子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道士保管”。[115]十字军战士和反犹

    分子路易九世是唯一配合格里高利运动的君主。因此，1240年的对抗

    与其说是辩论——路易曾经说与犹太人辩论的最好方式就是拔剑刺他

    ——不如说是对《塔木德》的审判。检察官是尼古拉斯·多宁，这位

    曾经的犹太人如今是狂热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是他最先唆使格里高利

    发动了这场运动。犹太发言人耶歇拉比，实际上还是辩方证人，因

    此“辩论”就是对他的审讯。由于多宁熟知《塔木德》，他给这位拉

    比指出了《塔木德》中所有可能会招致或者已经招致基督徒反对的段

    落——在全书中只占很少的比例：那些侮辱基督的，或亵渎圣父的

    （表现他哭泣或被驳倒的），或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交往的。关于最

    后一点，耶歇可以证明真正阻碍交往的正是基督教的法律，尽管大多

    数犹太人心里确实将拉丁人看作蛮族人。耶歇坚称：“我们把牛卖给

    基督徒，我们与基督徒合作，我们允许自己单独与他们在一起，我们

    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基督徒奶妈，我们还把《托拉》传授给基督徒——

    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牧师都能阅读希伯来书籍。”[116]然而，这些书

    籍在1242年被付之一炬。官方政策承认《塔木德》总的说来并非异

    端，而是含有亵渎神明的段落——因而应该接受审查而不是被销毁。

    多宁提出的意见迅速成为教士们反犹主义的常规武器。[117]

    在西班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辩论更为名副其实，而且涉及广

    泛的领域。主教教堂比圣殿更好吗？教士或拉比应该结婚吗？“为什

    么非犹太人更多是皮肤白、长相好，而大多数犹太人又黑又丑？”对

    此犹太人的回答是，基督徒妇女在月经期受孕，所以将血液中的红色

    传至他们孩子的肤色上，而且非犹太人受孕时，“他们四周都是漂亮

    的绘画，所以生出了类似的孩子”。[118]1263年7月20日至31日，正是

    西班牙人，或者准确说来是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国王，在巴塞罗那举

    办了最为出色的辩论。这个主意同样出自曾经的犹太人，巴勃罗·克

    里斯蒂亚尼（许多犹太改宗者会选择“保罗”作名字），支持他的是

    多明我会的阿拉贡宗教裁判所领袖、修道会主持人雷蒙德·德·佩尼

    亚福特和西班牙方济各会主教彼得·德·雅努。犹太人只有一个发言

    人，但也是最出色的——纳奇曼奈，学识渊博、谈吐流畅，出身名

    门，满怀自信。他同意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辩论，因为他知道任用了许

    多犹太人的詹姆斯国王态度友好，起码可以保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

    由。詹姆斯身材高大，有众多情妇和私生子，因为声明与第一任妻子

    断绝关系而触怒教皇，会毫不犹豫地打断赫罗纳主教的讲话。他对教

    宗提出辞退犹太官僚的要求置之不理。

    辩论的具体过程扑朔迷离，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对此叙述相互矛

    盾。基督徒的版本显示，纳奇曼奈前后矛盾，被辩得无言以对，最后

    狼狈逃走。纳奇曼奈本人的记录则写得更明白、更清晰。基督徒的攻

    击旨在表明，根据《塔木德》的《哈加达》和说教段落，弥赛亚确实

    出现过，他兼具人性和神性，而且已经为了拯救人类而死，因而犹太

    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纳奇曼奈的回应是，质疑强加给这些段落

    的意思，否认犹太人必须接受《哈加达》，坚称弥赛亚的教义对于犹

    太人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的。他反击称，对耶稣的信仰被证明是灾难性

    的。罗马，曾经的世界之主，刚接受基督教就走上了下坡路。此外，

    他补充道：“从耶稣时代至今，世界始终充斥着暴力和不公，基督徒

    杀的人已经超过了其他人。”关于“道成肉身”[107]，他说：“你们信

    仰的教义，你们的信仰基础，无法为理性所接受，大自然没有为它提

    供理由，先知们也从未表达过这个意思。”他告诉国王，想要说服一

    个有理性的人说上帝是从人的子宫里生出来的，居住在世间，被处

    死，然后又“回到他原先的地方”，除非被灌输一辈子才行。[119]根

    据犹太人的叙述，基督教教士意识到辩论局面正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

    向发展，只能先确保让这次行动无果而终。接下来的安息日，国王来

    到犹太会堂，发了言并倾听了纳奇曼奈的回答，然后赏赐他一袋300索

    里达[108]的金币，送他回家。

    很有可能，双方相互矛盾的叙述都是想展示自己原本想要说的，

    而非实际所说的。[120]一些犹太学者认为纳奇曼奈的版本是宣传的结

    果，同样缺乏诚意，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哈加达》解释的重视

    程度超过他在辩论中所承认的。根据这种观点，巴勃罗清楚地意识到

    犹太人内部理性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矛盾；辩论议程经过

    巧妙的设计，要利用这一点让纳奇曼奈陷入矛盾或者逼他否认之前的

    观点。[121]不过，正如麦科比指出的，辩论大多数时间是双方各说各

    话。犹太教内部关于弥赛亚众说纷纭，以至于在这个话题上它几乎不

    可能成为异端。[122]犹太教更多是关于律法，关于律法的遵守；基督

    教则更多是关于教条，关于神学。犹太人可能会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荒

    唐可笑的，关于安息日应该遵守的细节问题而陷入麻烦，而基督徒可

    能会因为持有某种关于上帝的观点而被活活烧死，但所有的犹太人都

    认为那是只是正当的意见分歧。让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巴塞罗那对他们

    信仰中有分歧的核心问题进行真诚辩论显得困难重重，因为他们连核

    心问题是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

    犹太人从长期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辨识危险逼近的迹象。纳奇曼

    奈勉为其难地参加了这场辩论：举办这场辩论本身就是不祥之兆。这

    种辩论对犹太人毫无益处，可是对基督教教士非常重要，既是为他们

    的狂热分子做的宣传活动，也是一次摸底调查，以了解犹太教在逻辑

    论证方面还存在哪些他们尚不知晓的缺陷和薄弱环节。辩论之后的第

    二年，雷蒙德·德·佩尼亚福特成为审查《塔木德》亵渎神明的委员

    会主席，1265年，他参加了对纳奇曼奈的审判，因为他发表了关于辩

    论的陈述。他被判有罪，虽然只受到了国王轻微的惩处，但他决定永

    远地离开西班牙，并前往巴勒斯坦。就这样，西班牙犹太教的擎天巨

    柱被拔除了。

    在纳奇曼奈时代，西班牙犹太人依然能够理直气壮地将他们自己

    视为智力超群的群体。他们的技能对于基督教统治者虽然并非那么不

    可或缺，但也仍然非常有用。基督徒正在急起直追，到了13世纪末

    叶，他们已经自行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写出了他们自己的《神学

    大全》，而且在商业和行政方面，他们的表现与犹太人全都不相上

    下。14世纪，甚至在西班牙，犹太人也处于相对持续衰落中，他们的

    经济地位被反犹法律所削弱。他们的人数被强制改宗而削减。此外，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对于一个胸怀大志又聪明的犹太人来说，欣

    然接受洗礼似乎也说得过去：他正在加入更广阔的先进文化。剩下的

    犹太人则在喀巴拉、哈加达故事、迷信和诗歌中寻求慰藉。这是非理

    性的胜利。迈蒙尼德及其他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虽然并未被烧毁，但已

    经边缘化。在黑死病和迫害犹太人的无数暴行的余波中，将这些灾难

    归咎于理性主义和其他得罪上帝的罪过成为正统圈子的风气。

    于是，11世纪和12世纪一直处于知识前沿的犹太教开始闭关自

    守。迈蒙尼德虽然已经将对弥赛亚的信仰列为一项犹太信条，但他始

    终谴责启示文学和弥赛亚主义为“乌合之众的神话”。“不要以

    为，”他在他的《密西拿托拉》中写道，“弥赛亚将要行神迹……

    《托拉》及其所有律法和规条永远有效，里面什么也不会再添加或删

    除。”“事物的自然进程不会被违背，注定的秩序不会发生任何变

    化”——《圣经》中有悖于此的所有暗示只不过是“修辞手法”。

    [123]随着犹太社区的苦难不断加深，启示文学和弥赛亚主义开始复

    兴。天使和魔鬼层出不穷，顾虑不安和古怪的献身行为也屡见不鲜。

    雅各·本·亚卡尔拉比曾经用他的胡子清扫了约柜前面的空地；奥地

    利的沙洛姆拉比在一个房间吃肉，在另一个房间吃乳制品，而且坚持

    要让给他送水的非犹太人穿上白袍子。大家普遍相信虔诚会加快弥赛

    亚的到来，如此便能够粉碎压迫者的千军万马。犹太人开始了对告发

    者的内部迫害，每到安息日就诅咒他们，如果抓住他们有时还会把他

    们处死。在某些方面，他们却异常宽容：在较小的社区，觉得自己被

    冤枉了的犹太人可以通过打断祈祷或《托拉》阅读的方式实施被称

    为“特许有辱教规”的行为。但逐出教会的手段被越来越多地采取。

    惩罚分为不同级别： 纳齐法（ nazifah ） ， 仅开除7 天； 尼得兑

    （niddui），与社区隔离；绝罚（herem），更为严厉的开除形式，那

    或许意味着受到了基督徒王室官员的干涉并没收冒犯者的财产。迈蒙

    尼德列出了24项被贤哲认为应受尼得兑处罚的冒犯行为，从侮辱学者

    （即使是在学者去世后）到豢养恶犬不等。但是随着中世纪的向前发

    展，惩罚越来越复杂和严厉，而且受到基督教作风的影响，逐出教会

    本身就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可怕仪式。在犹太会堂，严厉的绝

    罚会伴随羊角号的声音，在敞开的约柜前面，或在宣布者手持一份

    《托拉》卷轴的时候宣布；判决一经宣布，所有的蜡烛都会熄灭，那

    名罪人就会被开除教籍，并受到诅咒。

    然而，随着基督教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内部纪律无法阻止改宗

    造成的犹太教徒的大量流失。甚至在13世纪行将结束时，因为偏袒犹

    太人或遏制他们不够有力，阿拉贡的基督徒国王们被自己的主教向罗

    马打了小报告。1282年，王储桑乔王子发动针对他父亲的叛乱，为了

    纠集教士站到自己的一边，他打出了反犹这张牌。[124]服务王室的犹

    太人逐渐被打发走。黑死病混乱过后，随着血祭诽谤及其他反犹谣言

    成为这支民族的紧箍咒，犹太人在西班牙的整体地位开始急剧下降。

    比如在塞维利亚，1378年发生了反犹骚乱，1391年发生了一次彻底的

    大暴动。

    这些骚乱经常被归咎于后来被封圣的多明我会著名传道士维森特

    ·费雷尔（约1350—1419）。不过从犹太人的视角来看，他扮演的角

    色要狡猾得多，阴险得多。的确，他促成发展出的反犹主义模式将雷

    鸣般地回荡于20世纪。他的公开讲道确实经常与反犹的歇斯底里和暴

    行联系在一起。但他不鼓励暴乱；相反，他谴责暴乱。他公开谴责

    1391年的暴乱。他认为暴民们擅自治罪是不合基督教教义的邪恶行

    为。采取法律行动应该是国家的职责。骚乱明显表明，犹太人给社会

    造成了一个“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因此，费雷尔及其教

    士同行推出了一系列反犹政策，并得到了西班牙人支持的对立教宗[109]

    本笃十三世的批准，他们还选立了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由他开始

    实施这些政策。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已经脱离了暴民之手，成为教会和

    政府的公务。[12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413—1414年，托尔托萨举行了犹太人

    ——基督徒的最后一场大辩论。那并非一场真正的辩论，更像是一次

    公开表演——甚至可以说是公开审判。费雷尔虽未正式参加，但他在

    幕后发挥了作用。他的目的似乎是煽动大众对基督教的热情，将其当

    作唯一正当的宗教；在大规模公开场合驳倒犹太教的主张；然后，与

    他背后的教会、国家和民众一道，还有丧失信心的犹太人，实施一场

    大规模改宗行动。犹太领袖们不想跟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但在很多

    情况下，拉比们别无选择，只能出席。担任主持的是费雷尔后来宣布

    与其划清界限的对立教宗。费雷尔选出的国王斐迪南掌控着政治机

    制，红衣主教、主教及其他大公得到了大概70个座席。本笃在刚开始

    时就宣布这不是平等双方之间的讨论，而是要用《塔木德》的资料证

    明基督教的真理。那实际上是对犹太人宗教的审判。公诉人是约书亚

    ·洛尔基，费雷尔的一名改宗者，改名为赫罗尼莫·德·桑特菲。参

    加的犹太人大约有20人，包括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教义辩护文作者约瑟

    ·阿尔博，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犹太宗教原则的著名论文《原则之

    书》。然而，他们完全不享有纳奇曼奈在巴塞罗那似乎还享有的自

    由，他们一开始就受到了赫罗尼莫的威胁，原因既有“犹太人的固

    执”，巧妙的是，还有本可以直接交给宗教裁判所的基督教内部异

    端。[126]

    辩论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证明弥赛亚耶稣出

    自犹太人的资料，尽管也讨论了原罪和流散的原因，而且从基督教的

    立场提出了许多关于犹太经文的专业问题。基督徒这时早已谙熟此

    道，而且赫罗尼莫既博学又聪慧。会议总共举行了69场，历时超过21

    个月，而且就在拉比们待在托尔托萨这段时间，费雷尔和他的修道士

    们就穿梭在他们群龙无首的社区煽动改宗。有时候，改宗者被带到托

    尔托萨抛头露面，以此与基督徒在辩论中的宣传得意地一唱一和。由

    于辩论过程拖沓，阿斯特鲁科·哈勒维拉比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我们离开了家。我们的钱财正在减少，几近耗尽。我们不在的时

    候，我们的社区里出现了重大损失。我们不知道妻儿的遭遇。我们在

    这里难以为继，甚至食不果腹。我们承担了异常高昂的成本。为什么

    承受如此不幸的人还要为他们的辩论负责，与此同时，还要应付富足

    奢靡无比的赫罗尼莫以及其他人？[127]

    阿斯特鲁科拉比主张，当重复古老的争论再也没有意义时——这

    是各人的信仰问题，大家应该达成一种观点。一场在敌意背景下被幕

    后操纵的辩论能证明什么？ “ 一个住在撒拉逊人土地上的基督

    徒，”他说，“会被一个异教徒或撒拉逊人的论点击败，但那并不意

    味着他的信仰已经被推翻。”[128]辩论后期，犹太人声称他们不理解

    那些问题，尽可能保持有尊严的沉默。

    尽管如此，托尔托萨对于犹太教来说也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某

    种程度上来说，同样是理性的失败。在西班牙，犹太人首次被视为在

    一种优秀文化中形成的蒙昧落后、非理性的孤立小团体。同法律和经

    济压力，以及修道士推行高压改宗引起的恐惧一样，该事件掀起了一

    拨改宗的热潮。所以，费雷尔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遗憾

    的是，改宗并未解决“犹太人问题”。正如西班牙当局很快发现的那

    样，它所做的就是将这个问题表现为更不容易控制的新形式。因为这

    个问题如今已经不仅是宗教的问题，而且还是种族的问题。教会一直

    把犹太人说成精神上的威胁。从12世纪开始，流行的迷信还把他们看

    成社会和身体方面的危险。可至少就其本身而论，犹太人是公开的危

    险：他们为人所知，他们住在可以辨认出的社区，他们被迫穿戴有区

    别的标志和服饰。但是等到他们成为改宗者或者民众称呼的马拉诺人

    之后——这是来自西班牙词语“猪猡”的贬称，[129]他们变成了一种

    隐藏的危险。西班牙城镇居民知道，很多改宗者，或许是大部分改宗

    者，是不情不愿的。他们由于恐惧或者为了得到好处，表面上不再做

    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他们要承受严格的法律限制。作为改宗者，他

    们理论上可以拥有与其他基督徒一样的经济权利。因此，马拉诺人比

    虔诚的犹太人更加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是生意和手工艺行业的闯入

    者，是一种经济威胁；而且既然他们可能是秘密的犹太人，那他们就

    还是伪君子和潜在的颠覆分子。

    忠于信仰的拉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提出了警告。伊扎克·阿拉马

    拉比告诉改宗者：“你们在外邦人里找不到安宁，你们将命悬一

    线。”他预言被迫改宗者：“三分之一要被烧死，三分之一要奔向这

    里躲藏，剩下的人会生活在夺命的恐惧中。”[130]耶胡达·伊本·韦

    尔加拉比将被迫改宗者视作三对斑鸠：第一对会留在西班牙并被“拔

    掉毛”，会失去他们的财产，被屠杀或被烧死；第二对也会被“拔掉

    毛”——会失去他们的财物——不过糟糕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能靠逃跑

    保住性命；第三对，“将会最先逃走”，会保住性命和财物。[131]

    这种悲观看法很快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西班牙犹太人发现他们

    无法通过改宗躲避反犹的敌意。即使像许多人那样搬到另一座城镇，

    他们改宗后的基督教徒身份甚至会变得更加可疑。他们的基督徒迫害

    者会随之改变策略。随着改宗的进行，反犹主义逐渐显现出种族性而

    非宗教性的特点，但反犹分子发现，就像他们的继任者在纳粹德国发

    现的那样，想要通过种族标准识别和隔离犹太人是相当困难的。他们

    不得不回到那些古老的宗教标准，就像纳粹将要做的那样。在15世纪

    的西班牙，不能直接用宗教不同的借口迫害犹太人，因为一个犹太人

    天生就是犹太人或者他的父母是犹太人；必须证明他仍在以某种方式

    秘密信奉犹太教才行。据称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裁定：“犹太

    人出身的改宗者不得在托莱多及其辖区担任公职或享受圣职薪俸，因

    为他们对基督的忠诚受到怀疑。”[132]

    如何证实这种怀疑呢？ 历史学家哈伊姆· 贝纳特（ Haim

    Beinart）对雷阿尔城改宗者的困境做了详细的调查，首次指控出现在

    1430年，指控一名“新基督徒”秘密参与诫命活动。这些前犹太人通

    常工作努力，急于出人头地，聪明机灵；他们的财富增加、公职升

    迁，麻烦就出现在平等权利方面。15世纪40年代，托莱多爆发了第一

    次反改宗者骚乱。1449年，骚乱在雷阿尔城持续了两星期。改宗者奋

    起反击，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武装队伍，杀死了一名旧基督徒；冲突

    中，22人丧生，很多房屋被烧毁。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

    手中，所以犹太人的宿敌拜占庭不复存在了；许多犹太人相信弥赛亚

    立刻就会到来，一些改宗者觉得他们很快就能回归他们原先的宗教

    了。[133]他们甚至打算前往土耳其，大大方方地作为犹太人重新生

    活。雷阿尔城于1464年、1467年和1474年发生了骚乱，最后一次尤其

    严重，这也许是因为受到了一支半职业性的反犹分子团体的操纵。该

    团体迁入城市并在对他们友好的隐修院里投宿。1474年，雷阿尔城的

    改宗者失去了房屋和家具、他们在郊外的牲畜、他们在城里的商店和

    货物。暴徒销毁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应收账款清单——这是老招数

    了。惊恐的改宗者逃到行政首长或地方长官的城堡寻求保护，但是

    （详述官方证词），“暴民猛攻城堡，摧毁了中间的塔楼，杀了很多

    人；行政首长及很多改宗者被赶了出去；城镇向他们关闭，没人被允

    许再进去”。[134]一些人逃到科尔多瓦附近的帕尔马，向一位仁慈的

    贵族寻求保护，他们在那儿待了3年。

    针对改宗者的骚乱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一样，同样导致了一连串

    事件。国家害怕出现骚乱，认为这是民心动荡的征兆。但是他们无法

    阻止骚乱，甚至无法实施应有的惩罚，于是就寻求通过攻击改宗者的

    方式来消除骚乱的根源。这个做起来并不难，很多人的确是秘密的犹

    太人。同时代的一名犹太人描写道，那些逃到帕尔马的人公开遵循诫

    命，庆祝安息日和节日，在赎罪日斋戒和祈祷，庆祝逾越节和其他节

    日，“不亚于犹太人，不输于犹太人”。方济各会狂热分子阿方索·

    德·埃斯皮纳，本人就是改宗者或者一名改宗者的儿子，汇编了一卷

    《信仰的堡垒》，列出了（其中）25条“犯规”，可以以此确定虚与

    委蛇的改宗者。其中不仅包括犹太人的秘密习俗，也许更容易注意到

    的是，还有不称职的基督徒的迹象：逃避圣事，礼拜日工作，回避用

    手在胸前画十字，从不提耶稣或马利亚，或者出席弥撒时敷衍了事。

    他还往这些内容里面补充了所有被普遍归于犹太人的罪行（如偷窃圣

    饼），连同一些新罪行，如“进行哲学讨论”。我们又一次看到，对

    犹太人的恐惧，尤其是他们隐藏在改宗者身份后面时，在社会上挑起

    的混乱、分歧和怀疑。

    弗拉·阿方索（Fra Alfonso）是反犹主义下一个阶段的理论家。

    他在论证了不必以种族而是以宗教基础分辨出秘密犹太人确实可行之

    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孤立和隔离。民众应该避开可疑的改宗者，国

    家应该在他们和真正的基督徒人口中架设物理屏障。与此同时，教会

    和国家应该联合查出和消灭改宗者中那些因为信奉犹太教而被法律认

    定的异端。以13世纪古老的宗教裁判所为基础，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

    可以采用的方式和惩罚措施。但他暗示应该建立一种适合西班牙特殊

    国家需求的新形式。[135]

    这个国家适时地接受了弗拉·阿方索的所有计划。1480年，托莱

    多议会颁布了隔离法令。与此同时，西班牙设立了专门的宗教裁判

    所。第一批审判官，包括多明我会的代理主教，接受了任命，主要负

    责由塞维利亚方面管辖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调查。调查工作从1481年1

    月开始，此后8年，700多人被烧死在那儿的火刑柱上。有的资料认为

    这个数字高达2000。[136]同年，全国宗教裁判所代替了阿拉贡传统的

    教皇宗教法庭，而且从1483年2月开始，整个机构归属中央控制，其实

    际掌权者是多明我会的一名院长——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不到

    12年，宗教裁判所以秘密进行犹太教活动的罪名，将大约1.3万名男女

    改宗者定罪。宗教裁判所虽然搜索各种各样的受害者，但其中的主要

    部分还是秘密犹太人。在机构整个存在过程中，宗教裁判所一共确定

    了总数约为34.1万的受害者。其中，超过3.2万人被烧死，17659人的

    肖像被烧毁，29.1万人受到了较轻的惩罚。绝大多数被杀害的人，是

    在1540年之前的前五任审判庭长的手中遇难的，大约有20226人，这些

    庭长大多是犹太人出身。可信仰审判还在不断地制造受害者，直到

    1790年。[137]

    1469年，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与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女王结婚，

    托尔克马达院长成为后者的告解神父；两人的结合使得两个王国于

    1479年合并。反犹太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两位君主的个人创意，

    他们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有许多内外反对者。一个是女王的秘书费尔南

    多·德尔·普尔加尔，他本人就是改宗者。在写给首席主教——托莱

    多的红衣大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并用于发表的一封信

    中，他抱怨隔离法令阻止改宗者在吉普斯夸居住并与其民众通婚，阻

    止在石匠行业当学徒；他承认一些改宗者会恢复信仰，但也指出在安

    达卢西亚，如有1万名年轻的女性改宗者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家，只是沿

    袭她们父亲的生活方式——把她们全烧死惨绝人寰，而且只能逼得她

    们逃走。对此，托尔克马达的同伙回复称烧死一些无辜者也比允许异

    端传播要好：“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于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

    火里。”[110]唯一的结果就是普尔加尔从王室秘书的职位上被贬至王室

    的编年史家。[138]

    教皇同样反对宗教裁判所，部分原因是它是教宗权力之外的王室

    和国家工具，部分原因是它显然违反了天赋正义。1482年4月，西克斯

    特四世要求罗马应享有受理上诉的权利，被告应该被告知敌意证人的

    名字，无论怎样，类似私敌和从前的仆人这样的身份应该被取消证人

    资格，悔改的异端应该被准许忏悔和接受赦免以代替面临审判，还有

    他们应该享有选择辩护人的权利。斐迪南断然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在

    回复中坚持认为由他任命审判官必不可少，因为如果单单由教会管理

    这个体系，异端肯定会兴旺发达。教皇不断提出反对，但收效甚微。

    [139]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女王声称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正统和天主

    教的热忱。他们当时的敌人和此后的历史学家提出的指控是他们想要

    没收被定罪的异端的财产，两人对此提出激烈的驳斥。在写给她的罗

    马代理人的信中，伊莎贝拉坚决表示她从未碰过被没收财产的“一枚

    金币”——部分钱财成为宗教裁判所受害者子女的婚嫁基金——谁要

    声称她的做法是因为爱钱，那就是撒谎：她扬言，从她热情地献身信

    仰开始，她已经让王室的城镇沦为废墟，导致人去城空，整片区域荒

    无人烟。[140]斐迪南虽然同样强调了王室收入的损失，却说在做出通

    过全国运动推行宗教裁判所的决定之前，他就细致考虑了所有的因

    素，而且他们将“为我们的耶和华神服务置于为我们自己服务之

    上……（而且）优先于任何其他理由”。[141]事实似乎是，两位君主

    的动机兼顾宗教和财政，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在自己千差万

    别、各行其是的领地上强制推行集权化和情感的统一。但是最重要的

    是，他们陷入了反犹主义本身的邪恶、冷漠的逻辑。历史记录屡次显

    示，这种逻辑会自行发展出一种势力和力量。

    哈伊姆·贝纳特对雷阿尔城的研究揭示出一幅人类堕落的可鄙景

    象。隐藏敌意证人的名字，目的是避免家族血仇，但它向宗教裁判所

    提供了其最邪恶的一面，尤其是因为许多告密者是出于恶意，专门针

    对富有和有名的人。于是，服务两位国王的秘书胡安·冈萨雷斯·平

    塔多自然树敌不少：他为此被活活烧死。更为卑鄙的是丈夫出卖妻

    子、妻子出卖丈夫，还有儿子出卖父亲、兄弟出卖姐妹的证词。最坏

    的告密者之一是费尔南·法尔孔，他的父亲似乎是当地秘密犹太人的

    社区领袖，他在对自己的父亲死后审判上做证：“审讯中所有针对他

    的陈述都是真的，而且不止这些——能填满一张纸。”法尔孔是1483

    —1485年雷阿尔城所有审判的证人，他形容被告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是“地道的犹太人”。关于一个叫卡罗琳娜·德·萨莫拉的人，他

    说“就算要他下地狱跑30圈，他也要让他们烧死她”，他针对的，居

    然是他的母亲；而让他母亲最为寒心的，是知道实际上她最恶毒的证

    人是她的僧侣儿子，他发誓要亲眼看着她被烧死——尽管她最后只是

    受了鞭刑。很多被指控的女性实际上既有学问又虔诚。莱昂诺尔·冈

    萨雷斯设法逃到了葡萄牙，法庭授权她的儿子胡安·德拉谢拉前往葡

    萄牙劝她回来。他真这么做了，她回来后接受了审判，被判有罪，最

    后被活活烧死。有的人成功逃脱，有的人在逃时被抓。城中最富有的

    改宗者，桑乔·德·休达，买了一条船，带着全家驶往巴伦西亚，可

    是风又把他们吹了回来，他们被抓住后全家都在托莱多被烧死。成功

    出逃者则由模拟人像代替接受审判和火刑，所有人的肖像都被烧毁。

    如果一个人死后被定罪，他的遗骸也要被掘出来烧掉——据说是他在

    地狱里承受痛苦的一种象征。[142]

    少数人逃过了惩罚。但通常情况是，证据无处不在，在这段时期

    的雷阿尔城，只需加倍用刑就行。被定罪的那些人很多明显是严格的

    犹太人。一个女人被捕是因为有人看见她在安息日前夜点了根蜡烛，

    她是不想在第二天生火；另一个人被捕是因为她拒绝跟一个刚吃了猪

    肉的人用同一个杯子喝水；对仪式性屠宰律法的严格服从把很多人送

    上了火刑柱。并非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发誓弃绝犹太教信仰的改宗

    者可能会被关押一段时间——可能是终生——如果他有钱，可以交纳

    罚款换取减刑。但他必须穿戴有两个黄色十字的粗麻布衣，至少一

    年，有时候是永远，而且如果他没做到，就会被打上“再犯”的标签

    被烧死。他还要履行向宗教裁判所告密的特殊义务，如果不履行就会

    被打上“反抗教会”的标签被烧死。对于这类人，各种正面的和负面

    的惩罚加起来有长长的一串：他不得享有一切圣俸，不得担任街头公

    告员以上的一切公职，不得从事医生、律师或公证人职业，不得当

    兵，不得收款或收货，不得刻石、开酒馆、骑马或乘坐马车旅行，不

    得佩戴金银、珍珠及各种珠宝，不得穿着丝绸锦缎，不得蓄须。[143]

    子女要沿袭这些禁令，女性沿袭至第一代，男性要沿袭至第二代。

    [144]

    这种残忍的迫害第一拨持续了12年，波及西班牙的每一个犹太人

    社区。这种不幸的境况和造成的损失令人震惊，但一切后果所起的作

    用就是显示“犹太人问题”在当权者眼中的重要性。它正好赶上了对

    古老的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的最后征服阶段，1492年1月2日，“天主

    教双王”[111]耀武扬威地进入了那座陷落的城市。格拉纳达的垮台把更

    多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纳入了西班牙国家版图。对付公开的和秘密的

    犹太人如今差不多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所有的监狱人满为患，成千

    上万的人受到软禁，经常挨饿。“双王”对使用审判调查的惯用手段

    中断改宗者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丧失了信心，在急于劫掠的贪婪追随

    者的怂恿下，他们下定决心拿出一份“最终解决方案”。3月31日，他

    们签署了一份“驱逐法令”，宣布一个月以后，所有不接受立即改宗

    的犹太人将被驱逐出西班牙。

    那时王国内还有大约20万名犹太人。数量众多的人，包括地位较

    高的拉比和大多数主要家族，选择受洗，这种情况体现了犹太社会状

    态萎靡，以及犹太人对西班牙仍然怀有依赖感，他们过去在这个国家

    享受了最大程度的舒适和安全。大约10万人跋涉穿越边界，进入葡萄

    牙，4年后他们又被驱逐出那里。大约5万人横渡海峡，进入非洲北

    部，或者乘船前往土耳其。到1492年7月底，驱逐过程宣告结束。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对西班牙犹太人的杀害驱逐是2世纪中叶之后

    最重大的事件。从古典时代初期，也许甚至从所罗门的年代开始，西

    班牙就有犹太人，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出显著的特色。黑暗时代和中世

    纪初叶，流散犹太人倾向于分成两大群体：与巴比伦学院有联系的和

    与巴勒斯坦有联系的群体。在迈蒙尼德的福斯塔特就有两个这样的社

    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犹太会堂（第三所是《圣经》派信徒的会

    堂）。但是，从14世纪开始，更准确的说法是西班牙或塞法迪犹太人

    ——这个名词是一个西班牙古称的讹用——和从莱茵兰向四周扩散的

    阿什克纳齐或德系犹太人。[145]塞法迪犹太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犹太

    ——西班牙语——拉迪诺语，一度使用后期希伯来语草体字母书写，

    与现代的希伯来草体字母（源于阿什克纳齐）完全不同。他们有学

    问、精通文学且富有，对自己的家系无比自豪，老于世故、喜欢享

    乐，并不过分严格，遵循约瑟夫·卡罗[112]的自由主义法典汇编。他们

    是拉丁世界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桥头堡，反之亦然，是古典科学和哲学

    的传递者。塞法迪犹太人是贵金属和宝石行业出色的手艺人，也是数

    学家，他们会制作精密仪器，绘制精确的地图和航海表[113]。

    如今这个规模庞大、富有才华的人群被驱散至地中海和世界各

    地，在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流散时，又被从葡萄牙驱散至法国和欧洲

    西北部。很多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其中获得了成功。比如，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从法律来说是热那亚人，但不会书写意大利文，可能来

    自犹太人出身的西班牙家庭。哥伦这个名字在居住于意大利的犹太人

    中间很常见。他吹嘘自己与大卫王的关系，喜欢犹太人和马拉诺社

    会，受到犹太人的迷信影响，他在阿拉贡宫廷的赞助人主要是新基督

    徒。他用的航海表是亚伯拉罕·扎库托[114]制作的，用的仪器是约瑟夫

    ·贝辛霍[115]改良的。就连他的通译，路易斯·德·托雷斯都是犹太人

    ——尽管在他们启航前往美洲前刚刚受洗。因此犹太人在旧世界中失

    去了西班牙，又在新世界中助其重建。[146]塞法迪犹太人还去了法

    国，他们在那里发挥影响的典型是成就辉煌、温文尔雅的米歇尔·德

    ·蒙田[116]，他的母亲安托瓦妮特·卢普是西班牙犹太人的直系后裔。

    [147]西班牙有所失，其他地方有所得；从长远来看，流散塞法迪犹太

    人被证明极具创造力，而且在犹太人的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但是对

    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那是一场无从缓解的灾难。

    而且也不是唯一的灾难。欧洲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犹太人

    的中世纪尚未结束，直到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才结束——犹太人已经

    不能再为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了，至少是暂时不能了。他

    们变得可有可无，结果就是被驱逐。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德国

    和意大利已经发生过多次驱逐事件。1421年，犹太人被赶出维也纳和

    林茨，1424年被赶出科隆，1439年被赶出奥格斯堡，1442年被赶出巴

    伐利亚（1450年再次被赶出），1454年被赶出摩拉维亚的王权城市。

    1485年，他们被佩鲁贾扫地出门，1486年被维琴察驱逐，1488年被帕

    尔马赶走，1489年被米兰和卢卡逐出，而且随着亲犹太人的美第奇家

    族的衰落，1494年，他们被赶出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所有地区。15

    世纪90年代末，他们又被纳瓦拉王国轰了出来。

    一次驱逐势必激起另一次驱逐，因为难民涌入城市，而城里容纳

    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其统治者此时想要的。15世纪末叶，他们在意大

    利唯一的作用就是从事典当业和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即使在发展迟

    缓的罗马，犹太银行家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148]只要基督徒银行家

    和工匠的行会足够强势，他们就会查禁犹太人。在意大利、普罗旺斯

    和德国，到了1500年，犹太人几乎已经被排斥在大宗生意和产业之

    外。所以他们继续向东，迁入不太发达的地区——先是进入奥地利、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然后继续进入波兰，前往华沙和克

    拉科夫，进入利沃夫、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立陶宛。阿什克纳

    齐犹太人的人口轴心自行向欧洲中东部和东部移动了几百英里。在那

    里也有麻烦——1348—1349年、1407年和1494年，波兰都发生过反犹

    太骚乱；次年，他们被克拉科夫和立陶宛驱逐出境。这些迁移伴随着

    驱逐。不过因为东方更需要犹太人，所以他们设法落下了脚；到了

    1500年，波兰被认为是欧洲对犹太人来说最安全的国家，而且它很快

    成为阿什克纳齐的中心区域。

    犹太人在欧洲的贫困落魄，使得他们在中世纪末期对经济和文化的贡献变小。按说这种贫困落魄即便不能摧毁竖立在他们四周的仇恨之墙，也至少能起到侵蚀的作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与非理性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反犹主义不会顺应经济规律。相反，与某些邪恶的有机体一样，它自行繁殖出了新的变种。尤其是在德国，它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排斥图腾——犹太猪。

    中世纪思想乐于将宇宙的方方面面归于形象化。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生活全景的一部分，这些矛盾被尽数表现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教堂的墙壁上。不过雕刻家是从单纯的神学角度展现它的。最受欢迎的一组图像是得胜的基督教堂和悲伤懊悔的犹太会堂，表现方式经常非常气派。中世纪的雕刻家并未涉及反犹主题；他们从未将犹太人刻画成放高利贷者，刻画成一种在井里投毒、谋害基督徒青少年或折磨圣饼的邪恶生物。

    然而在绘画艺术中却有其他代表犹太人的形象：金牛犊、猫头鹰、蝎子。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德国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形象：母猪。想出这类图形最初并不是为了攻击谁，但是逐渐地，它开始象征所有不道德的人、罪人、异端，尤其是犹太人。[149]似乎只出现在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不过在那里，它成为针对犹太人最常见的图形，成为一种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持续性的侮辱式刻板印象。[150]它呈现出无数种令人反感的形式。犹太人被刻画成崇敬母猪，吮吸母猪的乳头，拥抱母猪的后肢，吞食母猪的粪便。它为那种粗俗的流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展示出一个攻击对象，针对这个对象，审美和得体的常规原则完全不适用，最粗鲁的淫秽行为不仅为人接受还受到了肯定的褒扬。的确，这种图像的粗野下流显然正是其流行超过600年的主要原因。随着印刷术的传播，它迅速扩散，在德国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书籍中，还出现在无数印刷品、蚀刻版画、油画和水彩画、拐杖的手柄、釉陶和瓷器上。它的无限复制推动德国踏上了一个将要变得极为悲惨的重大进程：对犹太人的非人化。犹太人明知真理却拒绝它，宁愿与黑暗势力合作——因此不可能是基督徒意义上的人类——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犹太人与犹太猪之间的非正常和非常人所能想到的联系更是巩固了这种观念在德国民众心中的地位。而且如果特定的一种人不是人类，它实际上就可以被社会驱逐出去。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因为随着“隔都”（犹太隔离区）在欧洲的出现，仇恨的隔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真正的隔墙所替换。

    [1 ]A. Adler （ ed. ） ，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London 1840—1，reprinted New York 1927）.
    [2]Andrew Sharf,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London 1971），21.
    [3]Ibid.，25—26.
    [4]Quoted inibid.，136.
    [5 ]Cecil 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Philadelphia 1961），‘The Jew as European’.
    [6]Ibid.，40—44.
    [7 ]Irving A. Agus, Urban Civilization in Pre-Crusade Europe，2 vols（Leiden 1965），i 9.
    [8]Fritz M. Heichelheim, 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2 vols（trans.，Leiden 1965），i 104—156.
    [9]For example, I Samuel 22：2；II Kings 4：1；Isaiah 50：1；Ezekiel 22：12；Nehemiah 5：7；12：13.
    [10]BM 5：11，75b；Yad, Malveh 4：2；BM 5：2；BM 64b；BM 5：10，75b；Tosef, BM 6：17.
    [11]BM 65a，68b，104b，61b；Tosef, BM 5：22，5：23；Sanh. ： 3；BM 61b ， 71a etc.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244-256；xvi 27—33.
    [12]Philo, De Virtutibus，82.
    [13]Mekhilta of R. Ishmael on Exodus 22：25；Mak，24a；BM 70b.
    [14]Tos. to BM 70b.
    [15]Responsa Maharik 118，132.
    [16 ]Bat Ye’or, The Dhimmi ： Jews and Christians Under Islam（London 1985）45—55.
    [17 ]S.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Cambridge 1937）.
    [18]Proverbs 8：22ff.；Ecclesiastes 1：1—5，26；15：1；24：1ff.；34：8.
    [19]Avot 3：14；Lev. R.19：1；ARN 31：91；II Moses 2；14，51.
    [20]Proverbs 8：14.
    [21]Sifre, Deuteronomy 41；Ex. Rabbah 30，10；Tanhumah, Mishpatim 2；Philo, Spec.Leg. ， iii 1—7.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 ： 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 （ London 1961 ） .E.R.Goodenough ： The Politics of Philo Judaeus （ Yale 1938），16ff.
    [22 ]S. D.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 California 1971），ii The Community，205—206.
    [23]Ibid.，198—199.
    [24]Quoted in Mark R. Cohen, Jewish Self-Government in Medieval Egypt（Princeton 1980），7—9.
    [25]Ibid.，94ff.
    [26]Goitein, op. cit.，iii The Family，3—5.
    [27 ]Ibid. ， i 1—28 ， and S. D.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 Leiden 1966 ） ， 279—295；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 404—407；xiv 948—949.
    [28 ]S. D.Goitein,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Princeton 1973），227—229.
    [29 ]Genesis 37 ： 35；letter quoted in Goitein,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207.
    [30]‘Moses Maimonides’，in Alexander Marx,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Booklore（New York 1969），42.
    [31]Quoted Marx, ibid. 38.
    [32]Ibid.，31.
    [33]Ibid.，32—33.
    [34]Goodenough, op. cit.，8—19.
    [35]‘Maimonides and the Scholars of Southern France’，inibid.，48—62.
    [36]Arthur Hyman，‘Maimonides’Thirteen Principles’，in Alexander Altmann （ ed. ） ， Jewish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Harvard 1967），119—144.
    [37 ]Erwin I. J.Rosenthal ， ‘Maimonides’Concep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 in Studia Semitica ， 2 vols （ Cambridge 1971），i 275ff.
    [38]Guide of the Perplexed，3：27；Hyman, op. cit.
    [39 ]Cecil Roth ， ‘The People and the Book’ ，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172ff.
    [40]Isadore Twersky，‘Some Non-Halakhic Aspects of the Mishneh Torah’，in Altmann, op. cit.，95—118.
    [41]Marx, op. cit.，38—41.
    [42 ]Guide of the Perplexed ， 2 ： 45；Alexander Altmann ， ‘Maimonides and Thomas Aquinas ： Natural of Divine Prophecy’，in Essays in Jewish Intellectual History（Brandeis 1981）.
    [43]Ecclesiastes 7：24.
    [44]‘Free Will and Predestination in Saadia, Bahya and Maimonides’，in Altmann, op. cit.
    [45]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545.
    [46]Shir Hasherim Rabbah 2：14；quoted inibid.
    [47]Quoted in Beryl Smalle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1952），78.
    [48]Norman Golb，‘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Jewish Life in Medieval Egypt’，in Altmann, op. cit.，1-18.
    [49 ]Samuel Rosenblatt （ ed. ） ， The Highways to Perfection of Abraham Maimonides （ New York 1927 ） ， i Introduction.
    [50]S. D.Goitein，‘Abraham Maimonides and his Pietist Circle’，in Altmann, op.cit.，145—164.
    [51]Some scholars think Philo himself was a mystic and dealer in symbols. Cf.E.R.Goodenough, Jewish Symbols in the Graeco-Roman Period，12 vols（New York，1953—68）.
    [52 ]For kabbalah, see G. Scholem’s article in the Encyclopedia Judaica, X 489—653 ， and his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New York 1965）.
    [53 ]‘Moses Narboni’s“Epistle on Shi’ur Qoma”’ ， in Altmann, op. cit. ， 228—231；G.Scholem, Jewish Gnosticism, Merkabah Mysticism and Talmudic Tradition（2nd edn, New York 1965），36—42.
    [54 ]R. Kaiser, Life and Times of Jehudah Halevi （ New York 1949）.
    [55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The Community，241—245；255—264.
    [56]Ibid.，iii The Family，17—35.
    [57]Ibid.，46.
    [58 ]Meyer Waxman, Judaism ： Religion and Ethics （ New York 1958），‘Marriage’，113ff.
    [59]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209—211.
    [60]Waxman, op. cit.，118 footnote.
    [61]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50.
    [62]Malachi 2：16.
    [63]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260ff.
    [64]Yevamot，14，1.
    [65]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i 352.
    [66]Ibid.，ii 211.
    [67]Ibid.，148—160.
    [68]Waxman, op. cit.，32—36.
    [69]Ibid.，108ff.；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225.
    [70]Waxman, op. cit.，112.
    [71 ]Mattenot Aniyim 9 ： 3；quoted in Israel S. Chipkin ， ‘Judaism and Social Welfare’ ， in Louis Finkelstein（ed.），The Jews，2 vols（London 1961），i 1043—1076.
    [72]Baba Batra 8a.
    [73]Quoted in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142.
    [74 ]Baba Batra 110a；Pesahim 113a；quoted in Chipkin, op. cit.，1067.
    [75]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ii 138—142，and appendices A, B，C.
    [76]Ibid.，ii 287.
    [77]Ibid.，ii 279.
    [78 ]B. Blumenkranz, Juifs et Chrétiens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430—1096（Paris 1960）.
    [79 ]Quoted in Cecil Roth ， ‘The Medieval Conception of “The Unbelieving Jew”’，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80 ]A. M.Haberman （ ed. ） ， Massacres of Germany and France（Jerusalem 1946）.
    [81]Ibid.，94；quoted in Ben-Sasson, op. cit.
    [82 ]Cecil Roth, The Jews of Medieval Oxford （ Oxford 1951），83.
    [83]Nikolaus Pevsner and John Harris, The Buildings of England：Lincolnshire（Harmondsworth 1964），158—159.
    [84]V. D.Lipman, The Jews of Medieval Norwich（ London 1967）.
    [85 ]Cecil Roth,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of Medieval English Jewry（British Academy, London 1949），65，gives list of doctors.
    [86]Lipman, op. cit.，ch.6，95—112.
    [87]Augustus Jessop and M. R.James（eds），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St William of Norwich by Thomas of Monmouth（Cambridge 1896）.
    [88]Lipman, op. cit.，54.
    [89]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62—66，and his The Ritual Murder Libel and the Jews（London 1935）；see also G. I.Langmuir, Speculum（1972），459—482.
    [90 ]Ralph de Diceto, Imagines Historiarum, ii 78 ，quoted in Lipman, op. cit.
    [91]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61—62.
    [92]Lipman, op. cit.，59—64.
    [93]Roth’s book on ritual murder prints the refutation by Pope Clement XIV in 1759.
    [94]Richard W. Emery, The Jews of Perpignan（New York 1959），ch.4.
    [95]M. D.Davis, Shetaroth：Hebrew Deeds of English Jews Before 1290 （ London 1888 ） ， 298ff, quoted in Lipman, op.cit. ， 88；Lipman prints a number of debtbonds and quitdeeds，187ff.
    [96]Quoted in Lipman, op. cit.
    [97]Ibid.，68.
    [98 ]H. G.Richardson, English Jewry under the Angevin Kings（London 1960），247—253；127—173.
    [99]J. W.F.Hill, Medieval Lincoln（London 1948），217-222.
    [100]Richardson, op. cit.，184—186：M.Adler, Jews of Medieval England（London 1939）.
    [101]Ibid.，313—333.
    [102 ]Solomon Grayzel,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New York, new edn 1966），108.
    [103 ]‘The People and the Book’ ， in Cecil Roth,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74—175.
    [104]‘The Medieval University and the Jew’，inibid.，91ff.
    [105]Translated，1933，My Life as German and Jew.
    [106 ]Jeremy Cohen, The Friars and the Jews ：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Anti-Semitism（Cornell 1982），14.
    [107]Ibid.，242.
    [108 ]Pierre Mandonnet, St Dominic and His Work（trans.，St Louis 1944），61.
    [109]Cohen, op. cit.，13.
    [110 ]A. G.Little，‘Friar Henry of Wadstone and the Jews’ ， Collecteana franciscana 11 （ Manchester 1922），150-157；quoted in Cohen, op.cit.
    [111]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
    [112]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1063—1068；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London 1969）.
    [113 ]See map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1066 ， for towns where atrocities occurred.
    [114]Hyam Maccoby（ed. and trans.），Judaism on Trial：Jewish-Christian Disputations inthe Middle Ages （ New Jersey 1982）.
    [115]Quoted in Grayzel, op. cit.，241，note 96.
    [116]Quoted in Maccoby, op. cit.，32.
    [117]Ibid.，25ff.
    [118]Quoted in Ben Sasson, op. cit.，557—558.
    [119]Maccoby, op. cit.，54.
    [120 ]Cecil Roth ， ‘The Disputation at Barcelona’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xliii（1950）.
    [121 ]Martin A. Cohen ， ‘Reflections on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Disputation at Barcelona’ ，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 1964 ） ；Y.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 2 vols （ trans. ， Philadelphia 1961—6） ，i 150—162.
    [122]Maccoby, op. cit.，50.
    [123 ]Quoted in Gershom Scholem, Sabbatai Sevi ： 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76（trans.，London 1973），12.
    [124]Peter Lineham, Spanish Church and Society（London 1983）.
    [125]M. M.Gorce, St Vincent Ferrer（Paris 1935）.
    [126 ]For Tortosa, see Maccoby, op. cit.；A.Pacios Lopez, La Disputa de Tortosa，2 vols（Madrid 1957）.
    [127]Quoted in Maccoby, op. cit.，84.
    [128]Ibid.，86.
    [129 ]A. Farinelli, Marrano ： storia di un vituperio（Milan 1925），36.
    [130 ]Quoted in Haim Beinart, Conversos on Trial ： The Inquisition in Ciudad Real（Jerusalem 1981），3.
    [131]Quoted inIbid.，3，footnote 4.
    [132]Quoted inibid.，6.
    [133]Baer, op. cit.，ii 292.
    [134]Quoted in Beinart, op. cit.，66.
    [135]Ibid.，10—19.
    [136]Ibid.，34，footnote 40；H. C.Lea, 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4 vols（New York 1906—7），vol.i for origins.
    [137 ]For detailed fgures see Elkan Nathan Adler, Auto da Fé and Jew（Oxford 1908），esp.ch.viii，39ff.
    [138]Beinart, op. cit.，36—42.
    [139]Lea, op. cit.，i 178.
    [140 ]G. A.Bergenroth （ ed. ） ， Calendar of Letters……from Simancas （ London 1861 ） ， i Henry VII, xxxivff.；quoted in Beinart, op.cit.，28.
    [141]Quoted in Baer, op. cit.，ii 382.
    [142]Beinart, op. cit.，130—135；204—231.See also his Records of the Trials of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in Ciudad Real，3 vols（Jerusalem 1974—80）.
    [143]Lea, op. cit.，iii 83ff.
    [144]Beinart, op. cit.，194.
    [145 ]For distinctions see H. J.Zimmels, Askenazim and Sephardim（New York 1958）.
    [146 ]M. Kai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Jews in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Discoveries（London 1907）；Cecil Roth ， ‘Who Was Columbus?’，inPersonalities and Events，192ff.
    [147 ]Cecil Roth ， ‘The Jewish Ancestry of Michel de Montaigne’ ， in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 212ff. ， prints his family tree on p. 324.See also Chaim Raphael，‘The Sephardi Diaspora’in The Road from Babylon：The Story of Sephardi and Oriental Jews（London 1985），127—158.
    [148 ]Leon Poliakov, Les Banquiers juifs et le Saint Siège du xiii au xvii siècles （ Paris 1965 ） ， 80—84 ， 147-156.
    [149 ]Isaiah Shachar, The Judensau ： A Medieval Anti-Jewish Motif and its History（London 1974）.
    [150]H. C.J.Duijker and N.H.Frijda,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Stereotypes（Amsterdam 1960）；see also H.Fiscg, The Dual Image（New York 1971）.

  • 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1

    前言
    第一章 以色列人
    第二章 犹太教
    第三章 权威政体
    第四章 犹太隔都
    第五章 解放
    第六章 大屠杀
    第七章 锡安
    结语

    前言

    我为何要写一本犹太人的历史？原因有四。
    首先，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在写作《基督教史》期间，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犹太教对基督教有巨大影响。与我一直以来学习和产生的认识不同，并不是《新约》代替了《旧约》，而是基督教对一种古老形式的一神论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然不同的宗教，但保留了其中不少道德和教条神学、礼拜仪式、制度，以及对于祖先的基本概念。于是，我决定，如果有机会，我要写写这个创造出我的信仰的民族，沿着他的历史长河探源溯流，寻找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并对于他的作用和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今世界，犹太人倾向于被看作古代的一个独立种族，他们在《圣经》中留下了记录，接下来过着长达好几个世纪不见天日的生活，终于等到拨云见日，却又惨遭纳粹屠杀，最后终于在备受争议和八方树敌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些只是一些突出的插曲，我希望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发现并研究其中缺失的部分，将其整合，从而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原因之二在于犹太人漫长的历史跨度让我感到兴奋。从亚伯拉罕至今，将近4000年的时光跨越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四分之三以上。作为历史学家，我相信连贯性，并从追溯连贯性中获得乐趣。与几乎所有现存的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早地形成了具体且有区分性的身份认同。在骇人听闻的逆境中，他们将这种身份认同保持至今。这种非凡的忍耐力源自何处？让犹太人与众不同并保持为同一类人的那种强烈信念的特殊力量是什么？这个民族的延续能力是由于它的一成不变，还是它的适应能力，或者两种均有呢？这些是需要全心投入研究的重要主题。
    原因之三则在于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涉及广阔的地域。犹太人已经融入许多社会当中并在其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撰写一部犹太人历史几乎就是撰写一部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从非常独特的角度来写，从一个博学智慧的受难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历史罢了。因此，把握犹太人眼中的历史可以产生富有启发性的深刻见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身处纳粹监狱的时候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1942年，他写道：“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自下而上，如何从那些被排斥、被怀疑、被虐待、被压迫、被歧视却无能为力的人，简言之就是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他发现那是“一段无比宝贵的经历”。这位历史学家在讲述犹太人的故事时也发现了另一种价值：它为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受压迫者的史实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
    最后，借助于对将近4000年历史的研究，这本书让我有机会重新客观地思考所有人类问题中最难解的疑惑：我们究竟为何存在？历史仅仅是一连串加在一起毫无意义的事件吗？人类的历史与蚂蚁的历史在道德上是否没什么根本差别？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天定的计划，而我们人类是这个计划足够谦卑的代理人？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始终坚定地秉持这样的信念：历史自有其目的，人类自有其命运。在犹太人群体形成的初期，他们就相信自己已经察觉了神对人类做出的安排，而他们就是这种安排的引领者。他们不厌其详地制定了自己的角色。面对非人的磨难时，他们凭借艰苦卓绝的毅力坚持这种信念。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相信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将其转变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努力，用纯粹的人类手段改善我们的环境。犹太人的设想成为许多类似的人类伟大设计的样板，不管这些设计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在给人类以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的长期努力中，犹太人是中流砥柱。他们的历史能否说明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还是这只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徒劳无功？我希望，下面的讲述，即我自己的探究结果，可以帮助读者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章　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历史上最顽强的民族。希伯伦（Hebron）的存在就是证明。这座城市坐落于耶路撒冷以南20英里[1]的朱迪亚山脉（Judaean　hills）海拔3000英尺[2]处。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里有着犹太列祖的墓冢。根据古老的传说，一间极为古老的墓室内保存着犹太教的创始人和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尸骸，旁边是他的妻子撒拉的坟墓。该建筑内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及其妻子利百加的坟墓。内庭的另一端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及其妻子利亚的两座坟墓。建筑外是雅各与利亚的儿子——约瑟【1】的坟墓。目前人类已发现的4000年犹太人史就是在这里起源的。

    希伯伦的美雄浑庄严，它具有古老圣殿一般的宁静。然而，这座城市的石头无声无息地见证了无休无止的冲突和长达4000年的宗教和政治纷争。它依次作为希伯来圣地、犹太会堂、拜占庭教堂、清真寺、十字军教堂， 后来再次成为清真寺。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围绕它筑起了雄伟的城墙。城墙由粗削的巨石砌成——有的巨石长达23英尺。这段围墙如今依然屹立，高度将近40英尺。萨拉丁（Saladin）用一座讲道台装饰了这处圣地。希伯伦折射出犹太人漫长而悲惨的历史，还有他们在不幸中谋求生存的非凡能力。大卫就是在那里受膏为王，先是成为犹大家的王（《撒母耳记下》2：1-4），而

    后成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下》5：1-3）。耶路撒冷陷落之后，

    犹太人被驱逐，以东人在此安家落户。耶路撒冷先后被希腊和罗马征

    服，被迫改宗，遭奋锐党徒（Zealots）[3]掠夺，被罗马人付之一炬，

    又先后被阿拉伯人、法兰克人、马穆鲁克人占领。1266年以后，犹太

    人被禁止进入麦比拉洞祈祷。他们只被允许登上东墙旁边的7级台阶。

    他们在第4级台阶的石头上凿出了6英尺6英寸[4]深的洞口，塞进他们致

    上帝的请愿书，用棍子把纸张捅落洞中【2】。即便如此，请愿者们还是

    处境危险。151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了一场针对希伯伦犹太人的可怕

    屠杀。不过，由虔诚的学者们重整旗鼓重建的社区历经不同时代，终

    于在风雨飘摇中得以延续。这个社区由正统的《塔木德》[5]研究者

    （Talmudists）、神秘喀巴拉（kabbalah）[6]体系的学生，甚至犹太

    苦行者组成。那些苦行者会毫不留情地鞭挞自己，直到他们的鲜血染

    红神圣的石头。犹太人在那儿先后迎来的有：17世纪60年代，假弥赛

    亚[7]沙巴泰·泽维（Shabbetai Zevi）；18世纪，第一批基督教现代

    朝圣者；19世纪，世俗的犹太居民，以及1918年的英国征服者。1929

    年，这个人丁始终不兴旺的犹太社区遭到来自阿拉伯人的袭击。1936

    年，阿拉伯人再次来袭，几乎将它夷为平地。1967年，“六日战

    争”（Six Day War）期间，以色列士兵进入希伯伦的时候，犹太人已

    经整整一代未踏足那里了。1970年，人们在希伯伦重建了一个规模不

    大的定居点。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恐惧和未知，它还是发展繁荣起来。

    因此，历史学家造访今天的希伯伦时，会问自己：曾经掌控此地

    的那些人，而今何在？迦南人何在？以东人何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

    人、拜占庭人、法兰克人、马穆鲁克人、土耳其人何在？他们已经无

    可挽回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是，犹太人还在希伯伦，依旧如

    故。

    因此，希伯伦象征了犹太人4000年以来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显示了犹太人对拥有和占据土地所怀有的不同寻常的矛盾心理。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大地上的某个特定角落在情感上保持如此强烈的依恋，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而执着的迁徙本能以及将自己连根拔起并移栽的勇气和本领。事实上，难以理解的是，在作为民族存在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内，大多数犹太人始终居住在他们声称属于他们的土地之外。今天，他们依然如此。

    希伯伦是有记录以来他们首次获得的土地。《创世记》第23章讲

    述了亚伯拉罕在妻子撒拉去世后如何决意买下麦比拉洞和周边的土

    地，作为她和自己最终的安葬地点。该章节在整部《圣经》中至关重

    要，体现了犹太人所坚守的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毫无疑问，对他们而

    言珍贵无比、举足轻重。也许这是《圣经》首个通过长篇口述来见证

    和描写真实事件的章节，因而留下了可信的细节。关于买地的谈判和

    流程，这段文字描述得详尽细致。虽然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居住了很

    久，但那时候他还是被看作外人。为了永久拥有那里的土地，他不仅

    需要有购买权，还需要得到当地社会的一致认可。这块土地属于赫人

    （Hittite）权贵以弗仑（Ephron），一个有赫人血统的西闪米特人

    （West Semite）和哈比鲁人（Habiru）【3】。亚伯拉罕首先得与“赫

    人”（the children of Heth）即“土地上的人民”达成正式的交易

    协议，接着还得与以弗仑商议价格——400舍客勒[8]（shakel）银子，

    然后将这些“买卖通用的银子”上秤证明足量，当着族长的面交给以

    弗仑。

    这个发生在小范围内的事件值得铭记，因为它不仅涉及所有权的

    转让，还代表地位的变化：按照仪式下拜、装腔作势和假客套、苛刻

    和讨价还价，均在《圣经》中被表达得活灵活现。然而，让读者印象

    最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亚伯拉罕在交易开始前那句令人心酸

    的话语：“我在你们中是外人，是寄居的。”还有最后对那块地由当

    地人“定准归与亚伯拉罕”（《创世记》23：20）的反复强调。在犹

    太人历史上首次发生的这一真实事件中，这个民族的不安定和焦虑的

    心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亚伯拉罕是谁？他来自哪里？《创世记》及《圣经》中的相

    关章节是他存在的唯一证明，而这些文字也许还是在他辞世（如果真

    有此人的话）1000年后才出现的。《圣经》作为历史记录的价值，200

    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800年前后，学者和普通人的主流观点还

    是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的观点：也就是说，《圣经》的叙

    述是受神的启示而作，整体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不过，几个世纪以

    来，很多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坚持认为早期书籍，尤其是《圣经》中

    的许多章节应该作为象征或隐喻而非字面事实来理解。19世纪初叶，

    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越来越专业的“批判性”解释路径，主要来自德

    国学者的工作，他们认为《旧约》并非历史记录，其中大部分应被划

    归为宗教神话。如今，《圣经》的前五卷，或者说《摩西五经》

    （pentateuch），已经被当作希伯来各部族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大

    约在大流散（the Exile）之后，即公元前的500年里才形成书面形

    式。这种观点认为，这些精心编选、整理和改编的传说故事，其目的

    是为结束流散之后的以色列社会的宗教信仰、活动和仪式提供历史依

    据和神的应许。早期书籍中描写的个体并非真实存在的人，而是神话

    英雄或代表整个部族的缀合的人物形象。【4】

    因此，不只是亚伯拉罕和其他列祖，还有摩西和亚伦、约书亚和

    参孙，都将隐退至神话，成为和赫拉克勒斯和珀耳修斯、普里阿摩斯

    和阿伽门农、尤利西斯和埃涅阿斯[9]等同样不真实的人物。在黑格尔

    及其学术追随者的影响之下，《圣经》中所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启示

    被重新解读为一种决定论的社会学发展——从原始部落的迷信发展至

    复杂的城市教会学。犹太人受神命定的独特角色退居幕后，摩西一神

    论的成就逐步被弱化，对《旧约》历史的改写充斥着不易察觉的反犹

    太教特点，甚至带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德国《圣经》学者们的著作成

    为学术正统，其中尤利乌斯·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

    1918）的学说在说服力和复杂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作品

    《古以色列史绪论》（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于1878年首次出版，反响巨大。【5】韦尔豪森及其学派在《圣

    经》研究领域占据主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甚至在今天，历史学家在

    阅读《圣经》时还会受到他的诸多观念的影响。20世纪的一些优秀学

    者，如M.诺特（M.Noth）和A.阿尔特（A.Alt），依然保持基本怀疑的

    态度，将征服迦南前的传说视为不予考虑的神话，认为以色列人是在

    迦南成为一支民族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12世纪；征服本身大致也是

    神话，主要过程其实是和平渗透。【6】其他人则提出，以色列起源于迦

    南人中的一群宗教狂热者，他们认为迦南人已经堕落，于是他们退出

    了。【7】这些及其他理论须得放弃《士师记》之前所有的《圣经》历

    史，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看作虚构作品，而《士师记》本身也是真实

    与虚构的杂糅。有人认为，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扫罗和大卫年代才有

    了坚实的事实基础，那个时候《圣经》才开始反映真实的宫廷历史和

    记录。

    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很少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做到客观。《圣

    经》历史涉及基督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信仰或偏见，触及我们存

    在的根源，因此在这个领域即使能够做到客观也非常困难。此外，学

    术领域也存在专业角度上的曲解。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

    间，《圣经》的历史都被经文学者掌控，他们的本能和受到的训练始

    终都是拆解《圣经》故事，找出汇编故事中那些人的来源和目的，在

    此基础上挑选少数可信的片段，然后从比较历史的视角重建事件。但

    是，随着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发展，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开始出现，即

    利用古代文献的指导，求证于实物遗迹。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对特洛

    伊、克诺索斯、克里特岛上的其他米诺斯遗址、伯罗奔尼撒的迈锡尼

    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连同对其中一些地方出土的古代宫廷记录的破

    解，让《荷马史诗》恢复了历史记录的地位，让学者们注意到传说的

    外表下面越来越多的真实成分。因此，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对古代

    遗址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经过复原以及转译的法律和行政记录已经强有

    力地倾向于恢复《圣经》前几卷的历史叙事价值。特别是W.F.奥尔布

    赖特（W.F.Albright）和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的工

    作，让我们对《旧约》前几卷描述的地点和事件的真实存在重拾信

    心。【8】同样重要的是公元前两三千年的档案被发现，给迄今为止晦涩

    难解的《圣经》章节带来了新的亮光。就在50年之前，《圣经》前面

    的章节还被视作神话或象征，而如今，举证责任已经转移：越来越多

    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经文至少蕴含了事实的萌芽，并以培育这株萌

    芽为自己的工作。但这并未让《圣经》的历史解读变得更容易。基要

    主义和“批判”的路径还是简明得令人快慰。现在，我们认为《圣

    经》文字作为寻找真相的指南太复杂与太模糊，但不管怎样，它还是

    提供了指南。

    如此，犹太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记录自己起源历史的民族之

    一，而且记录他们起源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年代。尽管这些记录中的

    很多地方非常晦涩难懂。将《圣经》塑造成如今这个模样的犹太人显

    然认为他们的种族尽管是由亚伯拉罕创建，但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至

    更早，一直到人类的始祖亚当。按照目前的知识水平，我们必须假设

    《创世记》开头的章节具有提要和象征的意味，而非描述事实。第1章

    至第5章出现了诸如智慧、邪恶、羞耻、嫉妒和犯罪，与其说是真实的

    事件，不如说是解释说明，即使中间也夹杂着残存的回忆。比如，若

    说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完全是杜撰，很难令人相信；该隐的回答“我岂

    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听起来像确有其事，而且这个蒙受耻辱和惊恐

    不安的人身负有罪的记号，他的形象极具感染力，以至于很容易让人

    觉得这就是历史事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异教徒的宇宙起源论相

    比，犹太人对创世过程和早期人类活动的描写，显然对世界及其生物

    按照何种机制诞生缺乏兴趣，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讲述者却被这

    种兴趣引入了超自然的歧途。犹太人仅仅假设预先存在一位无所不能

    的上帝，他实施行动却从未被形容和描述，他拥有自然本身的力量和

    不可见性：值得注意的是，《创世记》的第1章，就不同于古代其他所

    有的宇宙起源论，从本质上来说，倒是与现代科学对宇宙起源的解

    释，尤其是大爆炸理论若合符节。

    并不是说犹太人的上帝在任何意义上都等同于自然：恰恰相反。

    尽管始终不曾形象化，上帝被表现为一个人却是再明显不过的。比

    如，《申命记》竭尽全力地将崇拜自然和自然神灵并受到轻视的异教

    徒与崇拜上帝本人的犹太人加以区别，警告他们“又恐怕你向天举目

    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

    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它”。【9】此外，这位人化的上帝从一开

    始就为他的生灵制定了无比清晰并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因此犹太人

    早期的人类道德范畴从一开始就存在且必不可少。这又让它与所有的

    其他宗教的论述迥然不同。因此，《圣经》的史前部分奠定了一种道

    德基础，整个事实结构全都以此为基础。即使最原始的犹太人也被描

    述成绝对能够明辨是非的人。

    在物质宇宙上叠加道德宇宙的观念决定了《圣经》对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历史事件的处理手法，即《创世记》第6章对洪水的描写。而

    今毫无疑问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曾经发生一次大洪水。1845—1851

    年，A.H.莱亚德（A.H.Layard）在库云吉克（Kuyunjik）的西拿基立

    宫殿（Palace of Sennacherib）图书馆内发现了楔形文字泥板；1872

    年，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在上面找到了大洪

    水的说法，《圣经》的叙述第一次得到了证实，而在亚述巴尼拔宫殿

    （Palace of Ashurbanipal）里发现的泥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0】

    这种说法其实存在于亚述帝国后期（late-Assyrian），而更早的史诗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10]的末尾对此也有所补充。这首史诗的

    主人公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古代苏美尔的一位乌鲁克（Uruk）国王。

    巴比伦人和相距遥远的苏美尔人都在亚述人之前留下了大洪水的记

    忆。20世纪20年代，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找到

    并发掘了乌尔（Ur）—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的苏美尔重镇，《圣

    经》史前部分的结尾处曾提到这座城市。【11】在乌尔考察早期考古层面

    的同时，伍利花费了很长时间致力于找出大洪水的实物证据。他发现

    了一处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的8英尺冲积层。他还无意中

    在舒鲁帕克（Shuruppak）发现了另一处引人注意的冲积层，在基什

    （Kish）的类似地层中也发现了一处18英寸的冲积层。但这些冲积层

    的年代与乌尔的年代并不相符。【12】马克斯·马洛温爵士（Sir Max

    Mallowan）在测量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勘探的各处遗址后得出

    结论，这里确确实实发生过一场大洪水。【13】1965年，大英博物馆在其

    馆藏中进一步发现：巴比伦城市西巴尔（Sippar）的两块泥板提到了

    洪水，它们书写于公元前1646—前1626年的阿米萨杜卡国王（King

    Ammisaduqa）统治时期。

    最后，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我们能够重点关注挪亚（诺

    亚，Noah）这个人物本身。因为它讲述了神在创造人类后如何后悔造

    人并决定用洪水淹没人类；但水神恩基（Enki）将这场灾难的计划透

    露给一位名叫朱苏德拉（Ziusudra）的祭司，祭司造了一艘船并因此

    幸免于难。【14】朱苏德拉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人，是大约公元前2900年巴

    比伦南部城市舒鲁帕克（Shuruppak）的国王，苏美尔王表（the

    Sumerian king-list）[11]中最早的一根上记录了他的身份。舒鲁帕克

    遗址内也有大洪水出现过的证据，只是与伍利在乌尔发现的洪水年代

    不符。【15】朱苏德拉的拯救者形象在《圣经》中以挪亚出现，由此为一

    位《圣经》人物的真实存在提供了第一个客观证明。

    但是，《圣经》对洪水的描述与巴比伦——苏美尔的史诗有根本

    性的区别。与朱苏德拉不同，挪亚是道德人物，深植于《创世记》刚

    开始就确立的价值体系。另外，《吉尔伽美什》史诗叙述的孤立事件

    缺少统一的道德和历史背景，而犹太人的版本则将每个事件都与道德

    问题扯上关系，再用所有事件共同印证一种天意设计。这是世俗文学

    和宗教文学的差别，是单纯的民间传说作品和有意识的决定论历史的

    差异。

    而且，挪亚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真实人物，他的故事预

    示了犹太人宗教的重要元素。这里出现了犹太人的神对方舟建造和装

    载细节的特别重视，还出现了义人（righteous man）的概念。更为重

    要的是，此处表现出犹太人对人的生命至高无上的强调。人与上帝之

    间具有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出现在《创世记》第9章关键

    性的第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

    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一点或许可以被视为犹太人信仰的核心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洪水——第一个从《圣经》之外获得证实的历史

    事件——是紧接着出现的。

    涉及洪水的章节还首次提到了神约（covenant），而且最早提及

    了迦南的土地。【16】不过，在我们顺着洪水之后的王表找寻列祖的过程

    中，这些主题将以更加显著的方式反复重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关

    于亚伯拉罕的身份和出身的问题。《圣经·创世记》第11章至25章说

    道，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Abram），其祖先最后可追溯至挪亚，他

    从“迦勒底的吾珥（乌尔）”迁出，先到达哈兰，然后抵达迦南的多

    个地方，因为饥荒行至埃及，然后又回到迦南，最后在他第一次买下

    土地的希伯伦辞世。

    《圣经》这段内容叙述的是历史。此处提到迦勒底年代有误，因

    为迦勒底人是在将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叶时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南

    部，而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要早得多，更接近初叶时期。这里写到迦

    勒底人是为了让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圣经》读者辨认出乌尔。【17】不

    过，对《圣经》所言的亚伯拉罕来自乌尔根本毋庸置疑，伍利及其继

    任者的工作成果，已经告诉我们许多与他有关的内容。首先，它将亚

    伯拉罕与一座重要城市而非沙漠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信徒，如韦尔

    豪森及其学派，怀着从原始到复杂、从沙漠到城市的决定论发展理

    念，认为希伯来人最先是那种最简单的牧民。然而，伍利发掘的乌尔

    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他在“ 美地的英雄麦斯卡拉姆杜

    格”（Meskalamdug, Hero of the Good Land）[12]的坟墓中发现了一

    顶纯金打造的精美头盔，头盔上有发绺形状的浮雕。墓中还有宗教游

    行队伍使用的旗帜，上面饰有贝壳和青金石。他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

    金字形神塔（ziggurat），这座塔庙矗立在多层平台的上方，猜想它

    是受到巴别塔故事的启发也不为过。塔庙的修建者是第三王朝的乌尔

    纳姆（Ur Nammuof the Third Dynasty，前2060—前1950），一个伟

    大的立法者和建造者，他还把自己拿着锄头、铲子和丈量尺的工匠形

    象绘制于一块石碑上。现在还存有石碑的一块残片。

    亚伯拉罕有可能是在这位国王的统治年代之后离开乌尔的，因此

    将通天的金字形神塔及更早以前的洪水的故事带到了迦南。他是什么

    时候踏上行程的呢？列祖的年代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无法确定。当

    然，《创世记》中大洪水之前的年代确定只是一个大概，而非确切，

    但宗谱与其他古代早期的王表一样不容轻视。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50年

    希腊时代（Hellenistic times）的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等人

    就提供了这样的法老世系表，这些资料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将埃及历

    史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第一王朝。与曼涅托身份大致相当的巴比伦

    祭司伯诺索斯（Berossus）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类似的美索不达米亚王

    表，而且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其他王表。如果仔细查看《创世记》中

    大洪水前后的名录，我们就会发现两组各有10个名字，虽然接近源头

    的希伯来马所拉经文（Hebrew Massoretic text）、希腊文译本（the

    Greek Septuagint）和撒马利亚五经（the Samaritan Pentateuch）

    中所涉及的年代有所不同。这些组合与《圣经》以外的书面记录大同

    小异，《圣经》中“久远”的年代与洪水以前舒鲁帕克的苏美尔国王

    生活的年代差不多。最早的王表上只有8位大洪水之前的国王，不过伯

    诺索斯记录了10位，与《创世记》正好相符。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许就

    是亚伯拉罕，是他带来了这个传说。

    虽然与埃及的王表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王表难以锁定确切的时

    间，但目前的普遍共识是认定萨尔贡和古阿卡德时期为公元前2360—

    前2180年，认定立法者乌尔纳姆和乌尔第三王朝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

    末叶或第一个千年初叶，并将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政治家和法典编纂者

    汉谟拉比在位的年代精确至公元前1728—前1686年。证据显示，《创

    世记》中的列祖故事应发生在乌尔纳姆和汉谟拉比之间的年代，大致

    是公元前2100—前1550年，即青铜时代中期。他们所处的年代显然不

    可能晚至青铜时代晚期，因为那样的话，就到了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而列祖部分并未提及迦南地区有埃及帝国的存在。奥尔布赖特职业生

    涯的大部分时间在纠结亚伯拉罕所处的年代问题，始终在公元前20世

    纪和前17世纪之间摇摆，最终得出结论，亚伯拉罕不可能生活在公元

    前20世纪以前或前19世纪以后。他的年代推定看起来很合理。【18】

    大致确定列祖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将他们与现有的叙利亚和美索不

    达米亚青铜时代的考古记录和各种书面档案联系起来。以上这些至关

    重要，因为它们不仅能让我们确定还能让我们解释列祖故事中的事

    件。这些考古发现有凯瑟琳·凯尼恩对耶利哥（Jericho）城外路旁的

    坟地所做的调查研究，那些坟地类似于《创世记》第23章和35章第19

    —20节描述的墓穴，还有纳尔逊·格卢克（Nelson Glueck）对内盖夫

    （Negev）的考古调研，内盖夫出土了许多青铜时代中期列祖时代的定

    居地点。【19】格卢克注意到其中很多定居地点毁于公元前1900年之后的

    某段时间，这与我们在《创世记》第14章看到的劫掠破坏的线索不谋

    而合。

    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数量非常巨大，而且提供了很多信息。1933

    年，A.帕罗（A.Parrot）对位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以北17英里处

    的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马里古镇（Mari，今泰勒哈拉里）进行考古发

    掘，发现了一份包括两万项条目的档案。【20】一份类似档案的泥板抄本

    随后在基尔库克（Kirkuk）附近的努济（Nuzi）被发现。古代的努济

    是胡里特人——也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的城市，胡里特人属于米

    坦尼王国。【21】第三份档案包括1.4万块泥板，在叙利亚北部的埃勃拉

    （Ebla，今泰勒马尔迪赫丘）被发现。【22】这些档案的时间跨度相当

    大，埃勃拉的档案比列祖时代稍早，努济档案的时间在公元前16世纪

    和前15世纪前后，较之略晚，而马里泥板大概在公元前19世纪末叶至

    前18世纪中叶，完全符合最有可能的那个年代。它们共同帮助我们绘

    制出一幅列祖时代的社会画卷，起到了解释《圣经》经文的作用。韦

    尔豪森及其他人认为，《圣经》头几卷是为了契合年代要晚得多的宗

    教信仰而汇集编选的。对这种观点反对最激烈的一种意见始终是：其

    中的很多事件并不是这样的。它们所体现的风俗对于公元前第一个千

    年的后来编者来说显然是陌生和无法解释的；那些编者对流传下来的

    经文和传说心怀敬意，完全照抄，并没有试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有

    的章节对我们来说依然神秘难解，但借助于泥板，其他不少章节如今

    已得到解释。

    埃勃拉和马里泥板都包括行政和法律文书，其中提到了列祖式的

    人物名称，如亚伯兰、雅各、利亚、拉班、以实玛利，还有很多有启

    发性的表达方式和来自希伯来语的外来词。【23】而且，公元前第二个千

    年初叶的这些身份不明的诉讼当事人与《圣经》中的同名人物一样，

    恰好同样也面临由于无子女、离婚、继承和长子名分而造成的困境。

    因为没有子嗣，亚伯拉罕无望地打算让他的一名仆人当他的继承人，

    提议收养以利以谢作为假定继承人。这种做法与努济抄本里的说法差

    不多。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的约定、因撒拉不生育而纳使女夏甲为妾

    的做法，甚至后来家中出现的不愉快，努济的泥板里都有相应的描

    述。努济的婚姻契约甚至对这些意外事件做了明确规定。努济的一块

    泥板还显示，确有哥哥将长子名分卖给弟弟得了3头羊这类事情发生，

    就像以扫用他的长子名分向雅各换了一碗汤。【24】还有一块努济泥板提

    供的事例表明，以临终祝福的形式对财产进行的口头处理是具有约束

    力的——这就解释了《创世记》第27章那个著名场景：雅各和他的母

    亲利百加串通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得到了他临终指派的继承人名分。

    也许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努济档案对《圣经》中关于雅各和拉班

    之间令人费解的关系描述做出了解释，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常见的收养

    问题。拉班没有继承人，于是收养雅各当他的儿子，还让他做了自己

    的女婿；后来，拉班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块努济泥板上面这样写道：

    阿尔申尼之子纳什维的收养碑牌。他收养普希申尼的儿子乌

    鲁……纳什维死后，乌鲁将成为继承人。如果纳什维生下儿子，此子

    将与乌鲁平分继承权，但纳什维的神像由此子继承。但是纳什维若无

    儿子，那么就由乌鲁继承纳什维的神像。纳什维已将女儿努呼亚嫁与

    乌鲁为妻。如果乌鲁再娶妻，他必须放弃纳什维的土地和房屋。【25】

    努济泥板显示，家中的神像类似所有权契据，具有象征性的法律

    价值。现在我们能理解拉结偷了拉班家中供奉的神像就是为了纠正她

    认为不公的法律条款。马里泥板也提供了一些以屠宰动物的方式确定

    契约的法律仪式的例子，类似于《创世记》第15章第9—10节中亚伯拉

    罕与上帝的立约。【26】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开始将亚伯拉罕及其后代放入真实的历史

    背景中。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叶，地中海文明世界的社会因为来自东

    方的入侵而受到干扰。这些入侵者给埃及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而在稳

    定的亚洲，考古证据显示，诸如乌加里特、比布鲁斯、米吉多、耶利

    哥和古加沙这些城镇的延续性被打破，有遭到掠夺和弃城的迹象。【27】

    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往地中海的这些民族说的是西闪米特语，希伯来语

    就是其中的一种。美索不达米亚泥板和铭文的表意文字SA.GAZ提到了

    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又被称为希伯鲁人（Hapiru）、哈比鲁人

    （Habiru）。青铜时代晚期的埃及资料也提到了阿比鲁人（Abiru）或

    哈比鲁人。根据这个称谓来看，它们指的不是贝都因人（Bedouin）或

    从那时延续到现在的沙漠居民，因为这一类人另有称谓。哈比鲁人似

    乎是一种贬称，指四处流浪、难以对付而又具有破坏力的非城市居

    民。他们不是寻常的部族，常常随着季节更替和牧群一同迁徙，今天

    在小亚细亚和伊朗的有些地方的人们依然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他

    们的文化要优于大多数沙漠部族。正是因为他们很难被分类，才让非

    常清楚如何与真正的游牧部落打交道的埃及当局感到困惑和恼火。他

    们有的当雇佣兵，有的成为政府雇员，有的为人奴仆，有的当修补匠

    和小贩，有的是赶着大篷车四处流动的商旅，还有的是普通的商人。

    有时候，他们会获得以羊群和家臣形式来体现的可观财富；然后他们

    可能会尽力定居下来，获得土地，建立小王国。

    每群哈比鲁人都有一位酋长或酋帅，他们有时能够带领多达2000

    名部众发动攻击。如果他们有机会得以定居并开始建设，首领就会自

    封为王，并且依附于该地区的大君主。除了埃及这个古老得甚至可追

    溯至公元前19世纪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国王能单单

    依靠自己强大起来。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始终有10位或15位国王臣服于

    他。对于一个地区的君主来说，允许哈比鲁国王定居并成为（实际上

    的）封臣还是打退他们，是一个需要好好判断的问题。【28】

    已经在当地有根基的小国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是先前移

    民浪潮的一部分。亚伯拉罕是一个哈比鲁移民群体的首领，一个名副

    其实的酋长，拥有“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在《创世

    记》第12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埃及的权贵打交道；在《创世记》

    第14章里，他和他的手下成为小势力所多玛王（King of Sodom）的雇

    佣兵。他与大大小小有根基的当权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不安定的因

    素，带着欺骗，如他再三假称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现在，我们从泥

    板得知，妻子若是拥有姐妹的法律地位，可以比普通妻子获得更多的

    保护。【29】牧场有限，淡水经常不足。如果一个哈比鲁群体在定居地繁

    荣兴旺，它的大量财富就会成为冲突的源头——这几乎离奇地预示了

    后世流散犹太人的问题。《创世记》第13章第6—11节表明，亚伯拉罕

    和他的侄子罗得不得不分开：“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

    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创世记》第21章第22—31节显示亚伯拉罕

    在别是巴（Beersheba）与当地国王亚比米勒（Abimelech）的仆人发

    生水权争执，后来用献祭动物的方式立下了解决争执的契约。亚伯拉

    罕与亚比米勒之间，尽管有时关系紧张，甚至出现法律纠纷，但他们

    的关系还是和平的。有时候，有根基的国王容忍哈比鲁人是出于利益

    考虑，因为可以将他们当作雇佣兵。然而，如果这些“外人和寄居的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当地国王就得让他们搬走，否则就有自

    己被打倒的危险。于是，我们发现亚比米勒告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

    撒：“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30】

    《创世记》涉及移居、水井和契约，以及长子名分的内容多引人

    入胜，因为它将列祖扎实地放入他们的历史情境中，证实了《圣经》

    历史悠久、真实可信。但其中交织着其他两类内容：在道德背景下刻

    画这支民族的祖先个体，更重要的是，刻画他们与上帝集体关系的开

    端和发展，这是《圣经》故事的真正目的。在这些古老的故事里生动

    真实地刻画列祖及其家庭或许是这部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方面，这在远

    古文学中绝无仅有。里面有人类的典型，如以实玛利——“他为人必

    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31】——但并不脸谱

    化，一个个人物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更精彩的是给予女性的笔墨，包括她们经常扮演的主要角色、她

    们的鲜活个性和情感力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历史记录中第一个

    发笑的人。她在年老时被告知会生出梦寐以求的儿子，她不相信，只

    是“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

    呢？’”（《创世记》18：12）。她的笑苦乐参半，带着悲伤、讽

    刺，甚至愤世嫉俗的味道，预示着犹太人古往今来诸多这般的笑。然

    而，儿子以撒降生后，“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

    喜笑”——她的欢喜、得意跨越4000年的距离传达给我们。接下来的

    故事是深爱母亲撒拉的以撒，一个温和而又喜欢思考的男人，如何争

    取到一位妻子——腼腆、善良和富有爱心的利百加——以取代母亲地

    位的故事；这是《圣经》中第一个打动我们的故事。更震撼人心的是

    《路得记》，虽然严格说来那并非列祖的时代，描述了两个悲伤孤独

    的女人拿俄米和她的儿媳路得之间的亲情和奉献。这些情感传达得如

    此细腻真实，以至于人们本能地相信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女性。构成

    《士师记》第5章的“底波拉的歌”（the Song of Deborah）包含众

    多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力量和勇气进行了成功的辩护，毫无疑问，一

    定是女性的抒情作品。不过从内部证据来看，它显然是《圣经》最早

    被写下的部分之一，看起来在不迟于公元前1200年，就差不多成为现

    在的样子了。【32】《圣经》开端的这些记录证实了女性在塑造希伯来社

    会时发挥的创造性作用，也证实了她们的智慧和情感力量，以及她们

    极为严谨的态度。

    不过，《圣经》的开端首先是一份神学表述：讲述这个民族的领

    袖与上帝之间直接且亲密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亚伯拉罕发挥的作用

    是决定性的。《圣经》将他写成希伯来人的直系祖先和该民族的创始

    人。他还是善良和正直的人的典范。他热爱和平（《创世记》13：8-

    9），但也愿意为原则而战，成功后不失宽容大度（14：22），对家庭

    一心一意，对陌生人热情好客（18：1），关心同胞的幸福（18：

    23），当然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和服从神的命令（22：12；26：5）。

    但他并非十全十美。他是个有血有肉、非常现实的人，有时担心害

    怕，犹豫不定，甚至多疑，不过最后总会忠实履行上帝的指示。

    如果亚伯拉罕是希伯来民族的创始人，那么他也是希伯来宗教的

    创始人吗？他在《创世记》中似乎开创了希伯来人与唯一全能的上帝

    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是否可以被称为第一位一神论者，对此我们尚不

    清楚，但我们可以不再考虑韦尔豪森那种黑格尔式的观点，认为以亚

    伯拉罕为代表的犹太人是从原始沙漠环境中走出来的民族。亚伯拉罕

    熟悉城市、复杂的法律概念，以及相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复杂精细

    的宗教意识。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萨洛·巴伦（Salo Baron）把他看作

    最初的一神论者，来自由盛行的月亮崇拜正转变为原始一神论的中心

    区域。他的家族的很多名字，如撒拉、米迦、他拉、拉班，都与月亮

    崇拜有关。【33】《约书亚记》里隐晦地提到了亚伯拉罕有盲目崇拜倾向

    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34】重现《圣

    经》中其他章节曾记录的古老传统的《以赛亚书》说道，上帝“救赎

    亚伯拉罕”。【35】闪米特人沿着“新月沃土”[13]西行通常被描述为迫

    于经济压力而进行漂泊。不过理解亚伯拉罕被迫漂泊是出于宗教的原

    因至关重要：他响应了他认为来自伟大全能、无所不在的上帝的敦

    促。可以认为，虽然他脑子里的一神论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但他正努

    力地追随它，而正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在精神上陷入了死胡同，

    他才选择离开。【36】

    形容亚伯拉罕为单一主神教者（henotheist）或许最为准确：信

    仰属于某特定民族的唯一上帝，但也承认其他民族对他们自己神灵的

    依赖。凭借这样的资质，他就是希伯来宗教文化的创始人，因为他开

    创了这种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与上帝的神约和受赠土地。神约的

    概念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想法，在古代的近东地区绝无仅有。的确，亚

    伯拉罕与上帝的契约是个人行为，尚未达到摩西代表整个民族与上帝

    立约的复杂程度。但其基本要素已然具备：一份用顺从换取特别恩惠

    的约定，有史以来首次意味着有一位道德化上帝的存在，他充当了一

    位仁慈的立宪君主，受到他自己订立的公正协议的约束。【37】

    《创世记》的描述中有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断断续续的对话，显

    示亚伯拉罕对于契约的重大意义是逐渐领会和接受的，这个例子说明

    上帝的旨意有时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正如《创世记》第

    22章所述，上帝命他献祭独生子以撒作为考验时，亚伯拉罕终于完全

    明白了这个道理。【38】该章节是《圣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宗教

    史上最具戏剧性和最令人费解的一段，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神义论

    （theodicy），即上帝的正义感问题。很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认为

    这段内容不合情理，因为亚伯拉罕受命去做的事情不仅本身残忍，也

    有悖拒绝活人献祭的传统，这是希伯来伦理体系和后来的犹太——基

    督教各种敬拜方式的基石。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们奋力地让这个故事符

    合犹太人的伦理。斐洛（Philo）认为，它说明亚伯拉罕摆脱了习俗和

    其他所有的强烈情感，只保留了对上帝的热爱，他认可我们必须把自

    己最珍惜的献给上帝，深信上帝是正义的，我们并不会失去自己最珍

    惜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认同这是一次考验，是对上帝有权索

    取的极端的爱和敬畏的考验。纳奇曼奈（Nahmanides）把它看作神的

    预知和人类自由意志互容的第一个例子。【39】1843年，索伦·克尔凯郭

    尔（Sören Kierkegaard）发表了他对这一章节的哲学研究《恐惧与战

    栗》（Fear and Trembling），他在其中将亚伯拉罕描绘成一位“信

    仰的骑士”，为了上帝不仅可以放弃自己的儿子，还可以放弃他的伦

    理观念。【40】大多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家反对这种观点，因为

    它暗示上帝的旨意和伦理观念之间存在令人不能接受的矛盾，但其他

    人也同意该章节是一种提醒——宗教未必就反映了自然主义伦理学。

    【41】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完全讲得通。因为亚伯拉罕，正如我们从同时代的档案中得知，所处的法律背景必须用动物献祭来订立合同或契约。与上帝的立约如此至高无上，以至于提出的要求更高：献祭真正的最爱，尽管因为献祭的对象是人，所以献祭被阻止了，但依旧有效，只是需要的是形式和仪式而非实际发生。以撒被选为祭品不只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最珍贵的财产，还因为按照契约，他是上帝的特别馈赠，依然属于上帝，就像上帝给人类的其他馈赠一样。这一点强调了献祭的全部意义，是一次象征性的提醒，即人所拥有的一切均来自上帝，也都可以被他收回。这就是亚伯拉罕为何向上帝做出完全顺服的举动，并将其进行未完成献祭的地方称为“耶和华的山”，那是对西奈（Sinai）及更大契约的预示。【42】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圣经》故事首次将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的论调纳入上帝的承诺。他不仅承诺让亚伯拉罕后代人丁兴旺，而且当时补充道：“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43】

    这几乎就是选民观了。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即《旧约》主要不

    是讨论抽象概念的正义。它涉及的是上帝的正义，这种正义是上帝通

    过特别的行为来彰显的。《创世记》向我们提供了各种“ 义

    人”（just man）的例子，甚至只是在讲“义人”：比如，在挪亚和

    大洪水的故事中，在毁灭所多玛的故事中。亚伯拉罕也是“义人”，

    但没有迹象表明上帝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义人”或者不管从哪

    方面来说是因为他的优点。《圣经》不是理性的作品，它是历史的作

    品，其中涉及的事件对我们来说神秘莫测甚至无法解释。它与做出取

    悦于上帝的重大选择有关。【44】对于被他创造出来的万物，上帝拥有不

    受限制的所有权，犹太人对此始终看得很重，理解这一点对理解犹太

    人的历史来说必不可少。很多犹太信仰的目的在于渲染这一核心事

    实。选民观成为上帝强调他拥有万物的意图的一部分。在这个示范过

    程中，亚伯拉罕是个关键人物。犹太先贤教导说：“应当称颂的圣

    者，有五种财富是他专门创造的。它们是：《托拉》（Torah）、天

    地、亚伯拉罕、以色列和圣所（Holy Sanctuary）。”【45】先贤们相信

    上帝慷慨地献出他所创造的万物，但保留了（可以说是）一切的所有

    权和他与选民之间特殊的独占关系。于是，我们发现：

    上帝创造日子，带给他自己安息日[14]；他创造月份，带给他自己

    节日；他创造年岁，为他自己选择安息年[15]；他创造安息年，为他自

    己选择禧年[16]；他创造民族，为他自己选择了以色列人……他创造土

    地，带给他自己以色列地，作为其他所有地的举祭，正如经上所

    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46】

    在《圣经》呈现的历史中，亚伯拉罕及其后代受上帝眷顾，与受赠土地密不可分。此外，两份馈赠都是租赁的性质，并非永久拥有：犹太人蒙拣选和获得土地是上帝的恩惠和眷顾，这些权利随时可以被收回。犹太人身上特有的脆弱和焦虑，亚伯拉罕既是真实的例子，又是永恒的象征。他是“ 外人和寄居的人” （ stranger and sojourner），即使被上帝选中之后，即使他煞费苦心地购买了麦比拉洞之后，他依然是这样的人。他的所有后代子孙继承了这种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圣经》反复向我们提醒这一点。因此，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又或者，这个民族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还有，在《诗篇》中大卫王也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47】

    无论如何，向亚伯拉罕应许土地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它出现于

    《圣经》最古老的层面：“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

    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

    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48】关于

    土地的边界有些混乱，因为在稍后的章节中，上帝只许诺了其中的一

    部分：“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

    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49】另外，后面的这份馈赠

    是“永远为业”，此处及后面章节的言下之意是：拣选以色列人是永

    不会被撤销的，尽管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忤逆而中止。由于上帝的承诺

    不可撤销，所以就算以色列会在一段时间内丢掉它，它终究还是会回

    到以色列人手里。【50】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概念是以色列人

    的宗教特有的，对于以色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它都是宗教中最重要

    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让《圣经》的前五卷，即《摩西五

    经》，成为他们的托拉或信仰的核心，因为这五卷涉及的是律法、有

    关土地的应许和应许的实现。后来的经书虽然内容精彩，易于理解，

    但绝无这样的中心意旨。与其说它们是启示，倒不如说是对启示的注

    释，其中心主题是应许的实现。【51】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亚伯拉罕奠定了这些基础，那么创建了一支独特民族的是

    他的孙子雅各。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另一个名

    字。【52 】如何称呼犹太人的先祖始终是个问题。“ 希伯来

    人”（Hebrews）不尽如人意，虽然经常有必要使用这个词，因为“哈

    比鲁人”（Habiru）这个称谓——“希伯来人”或许来源于此——更

    多的是描述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特定的族群。而且，“希伯来人”含

    有轻蔑的意味。“希伯来人”确实出自《摩西五经》，意为“以色列

    之子”，但只被埃及人使用，或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的自称。大

    约公元前2世纪，便·西拉（Ben Sira）如此使用之后，“希伯来

    人”被运用到《圣经》的语言及后来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中。就

    这样，这个词渐渐地失去了贬义色彩，以至于犹太人自己和同情他们

    的非犹太人都觉得，作为种族的称谓，“希伯来人”比“犹太人”更

    可取。比如，在19世纪，它被广泛用于美国的改革运动，所以我们现

    在有了希伯来协和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和美洲希伯来会众

    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这样的机构。

    但是犹太人的先祖从未自愿选择自称为希伯来人。当他们对民族身份

    有所意识的时候，他们使用的称谓，即《圣经》中的规范用法，

    是“以色列人”或“以色列之子”，而此称谓恰恰赋予雅各以最重要

    的意义。

    《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称谓的章节，应该是整部书最神秘晦涩的地方，雅各与天使的彻夜搏斗，雅各在那个时候被神改名为以色列——那个时刻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诞生之时。这一点很奇怪，而且始终有些难解的困惑围绕着犹太人的身份和命名。“以色列”这个称谓或许意为对抗众神的人，为上帝而战的人，上帝与之战斗的人，或者受上帝统治的人，上帝的正直子民。人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还没有人能就这一事件的意义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圣经》最初的编者和抄写者对此同样不理解。但他们认识到它是他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所以非但没有按着自己的宗教理解对其加以改编，反而将其逐字重现，因为它是托拉，是神圣的。雅各的生平在《创世记》中有详细的描写，确实非凡。他与祖父亚伯拉罕截然不同：一个伪善者、权谋家、战略家，而非战士、政治家、经营者，或者梦想家和有远见的人。雅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相比生活更加殷实。他最终要求把自己安葬在祖先陵墓的旁边，与此同时，他还在广阔的范围内设立柱子或建造神坛。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依然被描述成迦南的“外人”。【53】确实，他的所有儿子，除了最小的便雅悯之外，似乎都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但是，在他生前的时候，他们与东方和北方的联系最终断绝，而且，他的族人开始认为他们以某种永恒的方式与迦南存在联系，于是即便他们是在遭遇饥荒时前往埃及，他们还是一定会回来，这是天命。

    拥有为民族冠名的民族领袖的身份，雅各——以色列也是理论上

    组成这个民族的十二支派的祖先。根据《圣经》传说，这些支派——

    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

    利、迦得、亚设、以法莲和玛拿西——全是雅各和他儿子的后裔。【54】

    在我们曾提到的非常古老的“底波拉的歌”里只列出了十支派——以

    法莲、便雅悯、玛吉、西布伦、以萨迦、流便、基列、但、亚设和拿

    弗他利。当时正处于争战状态，底波拉没有列出西缅、利未、犹大和

    迦得，或许是因为他们并未参与战斗。数字十二或许是一种传统：以

    实玛利、拿鹤、约坍和以扫的儿子都达到了这个数目。【55】在青铜时代

    晚期的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十二支派（有时是六支派）的划分很

    常见。希腊人叫他们“近邻同盟”（amphictyons），源于一个意

    为“居住在附近”的词语。使他们联合的因素或许不是他们共同的祖

    先，而是对某个特定圣地的共同奉拜。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经文学

    者放弃了这些支派同为雅各后裔的观点，宁愿将这些自发组织起来、

    相隔遥远而且出身不同的部落群体视作那个时候正在修建的以色列圣

    地周边的近邻同盟。【56】可是，迁入迦南的所有西闪米特群体异派同

    源，互相关联；他们拥有共同的记忆和传说，以及共同尊崇的祖先。

    即便有资料，但想要弄明白《圣经》中提到的所有群体的确切部族历

    史，其复杂程度之高也是难以想象的。【57】要点在于，雅各——以色列

    与以色列人刚开始意识到他们共同身份的年代有关，他们的共同身份

    嵌入部落制度的结构内，对他们而言已是既古老又珍贵。宗教的联系

    和家庭的联系同样强大，而且在现实中密不可分，在整个犹太人的历

    史中都是如此。在雅各的年代，虽然人们还会随身带着家里的神像，

    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神开始出现在信仰中。亚伯拉罕尽管有他自己的宗

    教信仰，但作为“外人和寄居的人”，他殷勤地向一般被称为“埃

    尔”（El）的当地神明进贡。于是，他在耶路撒冷向“至高神”（El

    Elyon）支付什一税，他在希伯伦承认“全能神”（El Shaddai），在

    别是巴承认“永恒神”（El Olan）。【58】雅各接受以色列的名字标志

    着此时亚伯拉罕的上帝已立足于迦南的土地，与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

    产生了联系，并很快成为全能的耶和华（almighty Yahweh），一神论

    的神。

    耶和华作为以色列宗教中凌驾一切的中心，现今所有犹太人、基

    督徒和穆斯林崇拜的唯一神的原型，他的统治地位是在该民族历史的

    下一个阶段——迁入埃及和戏剧性地逃离埃及人奴役——逐步奠定

    的。以约瑟去世作为《创世记》的结尾，然后再在《出埃及记》的开

    端，从由此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开始继续这个故事，《圣经》这部分故

    事似乎暗示整个民族都去了埃及，但这是带有误导性的。很显然，即

    使在雅各的年代，很多哈比鲁人或希伯来人——如今我们必须称之为

    以色列人——就开始在迦南长期定居了，甚至还凭借武力抢占领土。

    在《创世记》第34章，我们可以读到，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成功地

    对示剑的国王及城市进行了一次猛烈袭击，这暗示以色列人第一次占

    领了颇具规模的城镇，这座城镇本来很有可能成为这位民族神最早的

    宝座。【59】公元前19世纪，示剑已经是一座城市，因为塞索斯特里斯三

    世（Sesostris Ⅲ，前1878—前1843）统治时期的一份埃及档案中提

    到过它，后来这里还修建了巨石城墙。它其实是《圣经》（《创世

    记》12：6-7）中提到的第一座迦南城市，也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

    的地方。示剑在现在的纳布卢斯（Nablus）附近，这个名字来自韦斯

    巴芗（Vespasian）在公元72年夺回巴勒斯坦后修建的新城市，即奈阿

    波利斯（Neapolis）。我们可以根据约瑟夫斯[17]（Josephus）和尤西

    比乌斯（Eusebius）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到的事件确定这个地点，前者

    的写作时间是公元90年左右，后者的写作时间是公元340年之前。尤西

    比乌斯说古代的示剑在奈阿波利斯郊外，位于雅各井的附近。显然，

    示剑并不只是被夺取，而且一直在雅各家族的手中，因为他在临终时

    还把它传给了儿子约瑟：“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

    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60】

    可以肯定，为数不少的以色列人留在了迦南，而且外部资料确认，他们活跃好战。被称为“阿马尔奈文书”（Amarna Letters）的埃及档案出自埃及新王国的法老时代——那时的法老虽然在巴勒斯坦已经失势，但名义上仍是那里的君主——可精确追溯至公元前1389—前1358年，该文书涉及当地的诸侯及他们在本地区的敌人。有的文书提到了一位被称为拉巴亚（Labaya）或“狮人”（Lion Man）的希伯来人；其他文书实际上是他所写。他给埃及当局及其盟友制造了大难题；从埃及方面的经验来说，他和其他哈比鲁人一样，是个很难控制的麻烦。他最终在法老奥克亨那坦（Akhenaten）在位期间死于非命。但他生前控制着示剑附近的一个小王国，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地盘。通常认为，在他们的同胞被埃及人奴役那段时间，以色列——希伯来人实际上一直控制着示剑。没有资料提及它在约书亚征服时期被攻占，可以色列人侵入耶路撒冷北部山区后，他们就立即在示剑举行，或者说再次举行立约仪式，那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之处。【61】此举想要表明的是，这块土地原本而且早就掌握在被他们视为信奉同一宗教而且还有种族血缘关系的族人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示剑是最初的中心圣地和以色列人的迦南首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从亚伯拉罕族人最早抵达这里至从埃及返回的这段时间，巴勒斯坦一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以色列人，就使得《圣经》中显然只描述了该民族一部分人的《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讲述的征服更为可信。【62】埃及的以色列人一直知道他们还有个可以返回的家园，那里有一部分人是他们的天然盟友；而反过来，那片土地上的这支内应也让一群漂泊之人夺取迦南的企图显得没那么绝望冒险。

    因此，寄居和逃离埃及，以及随后的沙漠漂泊，只涉及以色列民

    族的一部分人。然而，这个阶段在他们的宗教和伦理文化的演变中至

    关重要。的确，它就是他们历史中的核心事件，而且犹太人也一向认

    为如此，因为这段历史第一次见证了他们崇拜的独一无二的上帝形象

    出现于超然显赫之中，见证了他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他们从世上

    最强大的帝国中拯救出来，又给了他们一块属于自己的丰饶土地；而

    且，这段历史还显示，作为回报，上帝对他们提出了诸多的严格要

    求。前往埃及之前，以色列人还是个与其他民族差不多的小民族，虽

    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必将伟大的珍贵承诺。返回之后，他们已经成为有

    目标和计划，并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息的民族。

    开始和终结这段时期的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两个人物——

    约瑟和摩西，他们是凭借实力和成就一再照亮犹太人历史的典型人

    物。两人都是幼子，《圣经》似乎有颂扬这个群体的特殊用意——这

    个群体还包括亚伯、以撒、雅各、大卫和所罗门。《圣经》表明，大

    多数领袖出生时没有地位和权力，但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这

    些，他们本身就是由神的恩典而来。【63】《圣经》看到了无权无势中的

    特殊美德，正适合一个不常拥有权力并由于权力行使而遭遇太多痛苦

    的民族；但它也看到了成就中的美德，并将成就视为美德的标记，尤

    其是对于那些曾经无力和卑微的人而言。约瑟和摩西都没有出生的权

    利，勉强熬过了多灾多难的童年或青年时期；但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

    的品质，让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伟大。

    不过，他们两人的共同点也仅此而已。约瑟是服务于异国君主的

    卓越大臣和伟大的政治家，这是此后3000年里许多犹太人的人生道

    路。他聪敏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是个梦想家，但又不只是梦

    想家，还是个有创新能力的人，这种能力可以用来解释复杂的现象、

    预料和预知、计划和执行。沉静、勤勉，能够处理所有经济和财政事

    务，并且掌握多种神秘知识，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为权力服务，如何利

    用权力为自己的民族谋福祉。正如法老对他说的，“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有智慧”。【64】约瑟在《创世记》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他显

    然吸引了早期的经文抄写者。那些人先是整理出这么多故事，又使用

    极为强烈的艺术性和对称性将它们糅合。不过，关于他的历史真实性

    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他生平中的一些比较浪漫的事件能在埃及文学中

    找到呼应。波提乏的妻子试图勾引他，遭到拒绝后勃然大怒，于是诋

    毁他，让他身陷囹圄；被称作《两兄弟的故事》的古埃及故事中就有

    这个情节，而这个故事的书面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225年的莎草

    纸手稿中。外来人经常能够在埃及朝廷上高步云衢。公元前14世纪，

    一个名叫严哈姆的闪米特人也达到了约瑟的事业高度，成为法老奥克

    亨那坦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宰相。后来的公元前13世纪，法老梅内普

    塔朝廷的元帅就是一位名叫本·厄曾的闪米特人。【65】在约瑟的故事

    中，大多数与埃及有关的细节看上去真实可信。

    西闪米特人大量进入埃及是确凿无疑的。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

    末叶，他们就开始向尼罗河三角洲渗透。这些移民通常以和平的方式

    前来；有时是自愿来寻找贸易和工作机会的；有时是迫于饥荒而来

    ——因为尼罗河为粮食的盈余提供了最有规律性的保障——有时则是

    沦为奴隶。一张埃及莎草纸上有一段著名的章节，说的是埃及边境的

    士兵向阿纳斯塔西六世报告一支经过的部族正在寻找牧场和水。存于

    圣彼得堡、编号为1116a的莎草纸显示，一位仁厚的法老向被认定来自

    亚实基伦、夏琐和米吉多的酋长捐助小麦和啤酒作为口粮。公元前18

    世纪至前16世纪，埃及确实一度有一个名为希克索斯（Hyksos）的外

    来统治王朝，其中似乎有闪米特人的名字——如希安、亚库赫。1世

    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试图证实《出埃及记》的故事，他援引曼

    涅托的记录想要将这个故事与希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的最终

    被驱逐联系起来。但是，《圣经》中涉及埃及的细节与后面的时代更

    为契合。

    的确，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受埃及迫害这段时间接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最后25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前1304—前1237）统治时期。埃及的迫害最终迫使以色列人反抗和逃离。《出埃及记》开头说到埃及人：“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66】拉美西斯二世，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的统治者中最伟大的建造者——确实是古王国时期金字塔建造者之后最高产的建造者——在比东和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拉美西斯或皮拉美苏大兴土木，前者即今图米拉特干河的泰勒拉塔巴，后者即今尼罗河塔纳特狭湾的桑哈杰尔。【67】十九王朝的这些法老出身于三角洲的这一地区，他们将中央政府迁至此处，也就是《圣经》中的歌珊地（Goshen）附近。大量受压迫的劳工和奴隶被征发。一份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莎草纸——莱顿348——这样陈述：“向运送石料至拉美西斯巨塔的士兵和哈比鲁人分发口粮。”【68】然而，“出埃及”这件事不可能是在拉美西斯统治时期发生的。以色列人在拉美西斯的继任者麦伦普塔时期逃走似乎更有可能。这位法老的一块胜利石碑幸存于世，这块石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220年。石碑上面讲述他在西奈那边的迦南打赢了一场仗，把落败的一方称为“以色列”。他或许根本没打胜仗，因为法老们经常把失败或僵局粉饰成胜利，但很显然，他在自己的领土之外与以色列人交了手，所以他们应该是已经离开了。这是除了《圣经》以外第一次提到以色列。结合其他证据考虑，如《列王纪上》第6章第1节和《士师记》第11章第26节，【69】我们有理由确定“出埃及”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225年。

    埃及瘟疫的故事和其他在以色列人逃离之前发生的奇迹和神迹，成为我们阅读《出埃及记》时关注的重点，结果有时反而忽略了这个古代唯一有记载的被奴役民族成功反抗和逃离的单纯事实。对于参与这一事件的以色列人来说，它是压倒一切的记忆。对于那些听说和后来阅读它的人来说，“出埃及”逐渐代替了“创世故事”的地位，成为犹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主要事件。埃及边境发生的事情使目睹的人相信，上帝已经直接果断地干预了他们的命运。对这件事的叙述和记录方式让后代确信， 上帝为他们特别显示了自己的大能（mightiness），这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件。

    尽管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在哪里将以色列人从法老军队的手中解救出来的。【70】关键词是“在芦苇海”或“在海上”。这里的意思可以是某个咸水湖，或者苏伊士湾北端，甚或亚喀巴湾顶端；还有一种可能是西奈北部的塞波尼斯大沼泽（西尔博尼斯湖），实际上是地中海的一处环礁湖。【71】据我们所知，边界处处防守严密，到处都有监管。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怒火中拯救出来，这个事件被他们视作神圣的救赎，它是如此了不起，以至于成为他们及其后裔整个精神存在的动力。摩西对他们说，自从神造人那天起，你们扪心自问，“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之前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争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在《出埃及记》中，摩西请求上帝本人施行惊人的神迹，并说明这些神迹与他为他们这个民族安排的计划之间的关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72】

    与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匹配的是靠自己成为以色列反抗运动领

    袖的非凡人物。摩西是犹太人历史上的支柱人物，是其历史发展的中

    枢。如果说亚伯拉罕是该民族的祖先，那么摩西实质上就是创造的力

    量，是这个民族的缔造者；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他，他们成为一支独

    具特色的民族，拥有了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和约瑟一样，他是犹太

    人的典型，不过与约瑟全然不同，他更令人敬畏。他是先知和领袖，

    行为果断、威势赫赫，他会勃然大怒，也能无情决断；但他也是一个

    颇具灵性的人，喜欢在偏远的乡村独自与上帝交流，目睹异象、主的

    显现和天启；然而他并非隐士，而是拥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力量，痛恨

    不公，热忱地寻求建立一个乌托邦，他不止扮演了上帝和人的中间人

    角色，还具有将最强烈的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家风范，能将崇

    高的观念转化成日常生活的细节。最重要的是，他是立法者和法官，

    一种强大框架的工程师，这种框架要将公众和个人行为的方方面面纳

    入正直的体系——他是精神上的极权主义者。

    《圣经》中叙述摩西事迹的各卷经书，尤其是《出埃及记》、

    《申命记》和《民数记》，都将他表现为一条巨大的通道，神的光辉

    和思想就是由这条通道灌输进入该民族的心灵和头脑的。可我们还必

    须将摩西看作一个具有极强独创性的人，通过骇人听闻和思想升华的

    经历，逐渐成为一种强烈的创造力量，他要颠覆这个世界，要把世世

    代代的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日常概念改造成为全新的东西，要让这个

    世界完全变样，要让人们再也无法回头用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他阐

    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直认可的观念，即人类

    向来都不是以难以察觉的步伐前进的，而是时而需要一次巨大的飞

    跃，这种飞跃经常要由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积极推动。这就是为什么对

    韦尔豪森及其学派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种观点认为摩西是后世的虚

    构，认为摩西律法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后半叶流放后时期的祭司伪造

    的——如今的一些历史学家依然秉持这种观点，这种怀疑主义已经到

    了狂热和对人类记录肆意践踏的地步。摩西这个人物不可能是人类凭

    空的想象，他的能力在《圣经》中跃然纸上，正如其曾经对一支执拗

    和分裂的民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一样，而这个民族几乎就是一群惶惶

    不安的乌合之众。

    摩西虽然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但绝非超人，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

    要。古代有一种神化创始人物的强烈倾向，对其表示反对的犹太作家

    和先贤经常煞费苦心地强调摩西身上的人类弱点和缺点。不过这没什

    么必要，一切都有记录。《圣经》陈述中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或许是它

    对摩西的描写，摩西被表现为迟疑不决近乎达到怯懦的地步，他误

    解、执迷不悟、愚蠢、急躁，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

    的不足之处。伟大人物很少会这样坦承：“我本是笨嘴拙舌的。”【73】

    缺乏表达能力大概是立法者和政治家最不愿承认的缺陷吧。更引人注

    目的是摩西的形象，一个孤僻、相当绝望和效率低下的人，痛苦地担

    当着自己的角色，勉强接受下来却又坚决地想要推托。《出埃及记》

    第18章说，他认真地坐着审判，从早到晚，倾听百姓向他提出的案

    件。他的岳父叶忒罗造访时气愤地问：“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疲惫

    地回答：“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

    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

    度。”对此，叶忒罗答道：“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

    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于是，他建议建立一个

    受过训练的固定的司法制度；摩西在很多方面是个谦逊的人，胸怀宽

    广，愿意征求和接纳好的建议，所以他便照着这位老人的建议行事。

    【74】

    《圣经》向我们展示的摩西是个极富魅力的结合体，既是英雄又是凡人。他行事自信果断，掩盖了他内心的各种疑惑和时而产生的极度迷茫。由于他的地位，他不得不保持一副无所不知的勇敢外表；因为他不得不把有分裂倾向的一群人团结起来，所以即便没有自信，他也必须自信地厉声怒喝，在民众面前表现出他自己心里都不曾感受到的义无反顾。所以他的形象是严厉的，他的口号是“让律法压弯山吧”。毫无疑问，在早期哈加达传说（aggadic tradition）中，是亚伦比他这个更加伟大的兄弟更受欢迎：亚伦死时，所有人都哭泣，但摩西死时，只有男人表示哀悼。【75】有了《圣经》的记录，今天的读者或许能比实际上追随他的那些男男女女更加清楚地了解摩西的完整性格。

    摩西不仅是基督以前所有古代犹太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还是唯一对古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希腊人把他与他们自己的神和英雄混为一谈，尤其是其中的赫耳墨斯和牟西阿斯；甚至将被视作腓尼基字母和希腊字母前奏的希伯来文字的发明也归功于他。欧波来姆斯（ Eupolemus ） 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哲人。阿塔帕诺斯（Artapanos）认为是他组织了埃及的政府体系，发明了各种军事和工业器械。阿里斯托布卢斯（ Aristobulus ） 认为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18]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而且许多古代作家有一种共识，认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尤其是希腊文明，从他的思想中受益匪浅。【76】因此古代犹太作家支持将摩西看作古代文化主要缔造者的这种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约瑟夫斯说他发明了那时在希腊还不为人知的词语“律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立法者。【77】斐洛指责哲学家和立法者剽窃或抄袭他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就是罪魁祸首。【78】更引人注意的是，异教徒作家、阿帕梅亚的努梅尼乌斯（Numenius，公元前2世纪）断言柏拉图就是说希腊语的摩西。【79】古代作家们不仅对摩西的存在确定无疑，还把他看成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之一。

    但是，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开始，异教徒作家中也出现

    一种倾向，认为摩西是个邪恶人物，创造了一种陌生、狭隘、排外和

    反社会的宗教。摩西与有计划反犹主义的最初萌芽密切相关。阿布德

    拉的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公元前4世纪），这位写过一本埃及

    历史（已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就指责摩西让自己的追随者与其他

    人隔绝，鼓励仇外。曼涅托（约公元前250年）首次宣扬了一个流传时

    间极为长久的传说，即摩西根本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是赫利奥

    波利斯的一个叛变祭司，他指挥犹太人杀掉埃及所有的神圣动物，确

    立了异族统治。【80】变节的埃及祭司带着包括麻风病人和黑人在内的流

    浪汉造反，这种想法成为反犹主义——乌尔的毁谤——的基本起源，

    并持续不断地被渲染和重复了几个世纪之久。【81】奇怪的是，绝对不是

    反犹分子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将他最后一部作品《摩西与一神

    论》（Moses and Monotheism）的基础建立在曼涅托那个摩西是埃及

    祭司的故事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许多摩西的宗教思想来源于奥克亨

    那坦一神论太阳崇拜的粗俗推测，以及他自己的许多伪装成事实的胡

    言乱语。【82】

    无论摩西是从其他哪个地方获得的想法，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法律

    的（当然，二者在他的思想中是不可分割的），那一定不是在埃及。

    摩西的工作甚至可以被看作对古埃及所代表的一切的全盘否定。正如

    亚伯拉罕从乌尔和哈兰迁入迦南一样，我们不能假设以色列人离开埃

    及纯粹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驱使，这不只是逃离困苦。《圣经》里甚至

    暗示这种困苦是可以忍受的；摩西那群人经常向往“埃及的肉锅”。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埃及的生活（一般说来）要比古代近东其他

    地方都舒适。“出埃及”的动机无疑是政治。以色列人是埃及一支人

    数众多、地位尴尬的少数民族，而且人口还在增长。《出埃及记》一

    开始就有法老对“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正变得“比我们还多，又比

    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以免他们多起来”。【83】埃

    及人害怕以色列人的数量才是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主要动机，压迫以

    色列人就是为了压制他们的地位。法老残酷的奴役，跨越遥远的时

    空，隐约预示了希特勒的苦役计划乃至他的大屠杀：它们之间有令人

    不安的相似之处。

    所以，逃离埃及是一种政治上的分裂和反抗行为；但最重要的，

    它还是一种宗教行为。以色列人的与众不同，以及让埃及人认为他们

    与众不同并感到害怕的，正是因为他们拒不接受埃及那些古怪的、多

    如牛毛的众神，以及整个埃及的宗教精神，这种精神与以色列刚刚出

    现的宗教一样，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具有强烈的表现性，而且渗透力极

    强。就像亚伯拉罕觉得乌尔的宗教已经走进了死路一样，比其他人看

    得更清楚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领袖摩西也发现埃及的宗教信仰和宗教

    活动令人窒息、不可忍受、面目可憎而且邪恶。离开埃及，他们摆脱

    的不只是身体的奴役，还有密不通风的精神牢笼：埃及以色列人的肺

    部渴望真理的凛冽氧气以及更纯净、更自由和更负责的生活方式。埃

    及文明非常古老，也非常幼稚，以色列人逃离它是为了追求成熟。

    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以色列人自然要付诸行动，从长远看来，

    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将来的整个人类。一神论的创造，不

    只是一神论，还有唯一的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创造，是历史上的重大转

    折点之一，或许是最重大的转折点；而且受到伦理原则驱使的上帝一

    直有条有理地力图将这些原则施加于人类。考虑到被以色列人拒绝的

    那种埃及世界观，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点有多么伟大。虽然埃及人心

    灵手巧，审美品位无可挑剔，但他们的知识观念非常陈旧。他们难以

    掌握，甚至无法掌握普通的概念。对于时间，他们的意识不是积累，

    而是重复，所以无法真正掌握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不

    可思议的。他们对生与死，人类、动物和植物世界的概念区分脆弱而

    不稳定。他们信仰轮回，更像东方和非洲的泛灵论宗教（animistic

    religions），而非我们西方习惯所称的宗教。天和地的不同不在于性

    质，而在于等级，天由一位化身造物主的王统治，法老则是他的世俗

    化身。天地的社会稳定静止，而且必须如此，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是反

    常和邪恶的。这个静态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它没有客观律法的意识，

    因此也就没有法典，更不用说成文的律法了。法老就是律法之源，律

    法之主，他的法官们坐在那儿（当然法庭是有的）充当代表，发布他

    的任意裁判结果。

    公元前第三和第二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世界观是截然不

    同的。它动态得多，但也混乱得多。他们拒绝唯一的神是力量本源的

    观念。与一遇到神学问题就不断地往万神殿里增加新神的埃及人不

    同，他们相信所有的主神已经被创造出来了。神灵集体行使最终权

    力，他们会选出万神之首（如马杜克），在需要时让普通人获得永

    生。因此与人类社会一样，天堂也始终处于躁动不安中。一个其实是

    另一个的复制品，金字形神塔就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人类君主并

    不神圣——在这个阶段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相信神王（god-kings）

    的还不多见——他们也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只是向神负责而已。

    【84】君主不能任意制定和颁布律法。实际上，个体受不可更改的宇宙法

    则所保护。【85】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社会通行的观念呈现出动态，提供了

    一种发展观，比埃及的一潭死水要好上许多。它们提供希望，完全不

    同于亚非道德准则中的顺从和认命，而埃及就是顺从和认命的突出典

    型。金字塔是死去神王的陵墓，而金字塔庙就是天地之间的活纽带。

    另外，这些观念没有为生活提出伦理道德的基础，就神代表什么或想

    要什么而论，它们造成了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喜怒无常，无法

    解释。人类只能通过不断和盲目的献祭来安抚他们。

    逐渐扩散至西方的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在一个重要方面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他们正在发展出一种比埃及象形文字及其派生文字更有效率的字母体系，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创造是力量的源泉。所以他们相信，写下律法就会加强律法的力量，使它神圣庄严。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叶开始，法律体系日益精细和复杂，不止体现在大量单独的法律文献中，还体现在成文律法中。阿卡德字母（Akkadian script）和语言的传播促使相隔甚远社会的统治者都开始编纂律法，如埃兰和安纳托利亚、胡利安人和赫梯人、乌加里特和地中海沿岸。

    据我们推测，摩西律法（Mosaic code）的最初版本发布于公元前1250年前后，从而成为本就古老的传说的一部分。第一部法典，发现于伊斯坦布尔古代东方博物馆的文稿中，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2050年，是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乌尔纳姆的著作。除了其他方面外，这部著作陈述，神祇南纳（Nanna）[19]选择乌尔纳姆进行统治，他罢免了不诚实的官员，确定了准确的度量衡标准。亚伯拉罕一定熟悉这部法典的条款。另一部法典——亚伯拉罕或许也知道——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1920年：现存于伊拉克博物馆的两块泥板——来自古代王国埃什嫩那，用阿卡德语书写——列出了由提萨帕克神定下并经由当地国王转达的大约60条财产权规定。大部分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公元前19世纪初叶的泥板更加全面，它是伊迪国王李普特-伊什拉尔颁布的法典，用苏美尔语书写（与乌尔纳姆一样）；最伟大的是《汉谟拉比法典》，1901年发现于巴比伦以东的苏萨，用阿卡德语写在6英尺高的闪长岩石板上，可追溯至公元前1728—前1686年，现存于卢浮宫。【86】另外，后来的法典还有亚述中期的一套泥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在卡拉特——舍加特（古阿舒尔）发掘出土，或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年代也许与最早的摩西律法最为接近。【87】

    因此，在收集和编纂以色列人律法方面，摩西拥有充足的先例。

    他成长于宫廷，他有文化。将律法付诸文字，将其刻在石头上，是从

    没有成文法律的埃及逃到那时已有成文法传统的亚洲解放行动的一部

    分。虽然这个意义上的摩西律法是近东传统的一部分，但它依然与其

    他古代律法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差异，是一种全新的律法。首先，其他

    律法虽说是神授，但都是由国王各自颁布，拟成文字，如汉谟拉比和

    伊什塔尔，因而可以废除，可以修改，本质上是世俗的法典。而在

    《圣经》中，律法是上帝单独撰写的——贯穿《摩西五经》的法律全

    归他所有——没有一位以色列国王可以制定，甚至试图制定一部律

    法。摩西（以及很久以后的以西结，律法改革的传达者）是一位先

    知，不是国王，是神圣的中间人，不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者。因

    此，在他的律法中，没有宗教和世俗的区别——全都是一体——也没

    有民法、刑法和道德法的区别。【88】

    这种不可分割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按照摩西的法理，触犯律

    法均是冒犯上帝。所有的犯罪都是罪恶，正如所有的罪恶都是犯罪一

    样。违背律法是绝对的恶行，是人类无法独立宽恕或洗刷的。向受到

    侵犯的人做出赔偿是不够的；上帝还要求他们赎罪，可能是严厉的惩

    罚。古代近东的大多数律法都以财产为中心，人本身也是可以估价的

    一种财产，摩西律法则以上帝为中心。比如，在其他律法中，丈夫可

    以原谅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而摩西律法坚决主张两人必须被处死。

    【89】又如，在其他律法中，即使是死刑案件，国王也拥有赦免权，而

    《圣经》中却没有这样的挽救措施，它其实在死刑案件中否定了“有

    钱人的法律”，杀人者无论多么富有也不能以钱抵命，即使被害者只

    是仆人或奴隶，而且还有其他罪行，只有经济赔偿无法平息上帝的盛

    怒。但是，如果不是有意伤害或致人死亡，或有意严重犯罪，而是不

    当行为无意中造成的伤害，那么对上帝的冒犯就没那么严重，可以适

    用赔偿的法规，违法者应当“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按照摩西律法

    规定，这一条用于男子殴打女子致其流产的案件，或意外事故致人死

    亡的案件，对于较轻情节案件的处置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

    手还手，以脚还脚”【90】，这是一段备受误解的经文，其实它的意思只

    是造成伤害必须严格做出赔偿。但是意外伤害如果情节严重，构成了

    犯罪，则必须处以死刑。如此，牛把人顶死只会被没收，其主人不会

    被罚；但如果主人明知其有危险却不采取适当措施，而导致有人丧

    生，那么主人必须被处以死罪。【91】

    上面这一条款被称为“触牛律法”（The Law of the Goring Ox），证明摩西律法对人的生命极为重视。所有死刑从伦理来说都存在悖论，这里也一样。按照摩西的神学，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他的生命不仅宝贵而且神圣。杀人就是严重冒犯上帝，所以一定要对杀人者给予最高处罚，即剥夺他的生命；赔偿金钱远远不够。死刑的可怕强调了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按照周边社会的世俗律法，许多犯罪者只需要对其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做出补偿即可，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他们就要被处死。

    但是作为同一种公理的结果，相反的说法也成立。其他律法会对

    侵犯财产处以死刑，如趁火打劫、闯入他人住宅、夜间擅闯私宅且情

    节严重、强占他人妻子等，但摩西律法对于财产侵犯没有死刑。如果

    只有财产权受到侵害，那么人的生命更加神圣。它还规定不可代受惩

    罚：父母犯罪不能由子女代受惩罚，或者丈夫的罪行不能由出卖妻子

    来抵偿。【92】而且，人不仅生命神圣，身体（如同上帝的形象）也是宝

    贵的。比如，亚述中期的律法列出了一系列对身体的重罚，包括残毁

    面容、阉割、穿刺和鞭笞致死，而摩西律法尊重人的身体。身体伤害

    被降至最低程度。即使鞭笞，也只限40次，而且必须在审判官的“当

    面”执行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93】实际

    上，摩西律法比其他律法都更加人道，因为以上帝为中心的律法自然

    也是以人为中心的。

    摩西律法的核心是十诫（Decalogue），是摩西转述的上帝的话语

    （《申命记》5：6-18），被称为“十条诫”（the ten words or

    utterances，《申命记》4：13）。据说这些指示最原始的版本出现于

    《出埃及记》第20章第2—14节，经文中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和晦涩难

    懂之处。很有可能这些诫命的原始版本非常简单，甚至只有寥寥数

    语，到了后来才变得详尽起来。摩西直接颁发的最早的十诫已经做了

    如下的重新整理，自然而然分成3组，第1条至第4条涉及上帝与人的关

    系，第6条至第10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5条则是这两组之间的

    桥梁，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诫是：“我

    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

    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

    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94】在

    这些伦理法规中，有些也普遍存在于古代其他近东文明：比如，在一

    份被称为“无罪声明”的埃及档案中，一个死人的灵魂在最终审判时

    列举了一连串他没有犯过的罪行。【95】但是，十诫全面总结对待上帝和

    人的正确行为，并将其提供给整个民族并被他们接受和铭记在心，在

    遥远的古代，再没有什么能与其相提并论了。

    摩西十诫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基础，先是由亚伯拉罕和上帝

    立约，后来由雅各接续，如今摩西和整个民族再次严肃公开地与上帝

    续约。现代研究显示，摩西之约在《出埃及记》第19—24章简单提

    出，在《申命记》中进行了完善，它参照了古代近东契约的形式，如

    赫梯人草拟的那些契约。它的开头有一段说明历史背景的序言，表明

    立约的意图，接着说明立约的本质，神的见证、利益和诅咒，正文和

    书写泥板的存放。【96】但是，摩西之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国家

    之间的约定，而是上帝和民族的盟约。神约实质上是古代以色列社会

    为了换取保护和繁荣，将自己的利益与上帝的利益相结合，并认可上

    帝为极权统治者，让上帝的旨意指导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摩

    西十诫只是《出埃及记》、《申命记》和《民数记》中设立的神圣律

    法的周密体系的核心。古代晚期，犹太学者将律法整理出613条诫命，

    包括248条必须服从的诫命和365条禁令。【97】

    这份摩西律法的内容包罗万象。并非所有内容都来自摩西时代，更不用说流传到我们现在的形式。比如，其中有些涉及定居农业，一定是从征服迦南之后的年代才有的，据推测，这部分内容是借鉴了迦南律法，归根结底来源于苏美尔、巴比伦和赫梯的律法。【98】只不过以色列人的法律意识已经很强，他们极具创造性，或者说很擅长把身边发现的概念加以转换；这种转换之彻底甚至可以构成新鲜的事物。原有的认为摩西律法的内容大部分传承自流放后时期的这种理论如今可以被摒弃了。《利未记》是专业性的经卷，极具仪式性，为以色列人有序的宗教生活和平民生活提供了法律基础，非常契合我们所了解的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的政治历史。《申命记》——《利未记》中祭司文章的大众版，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也一样，除了律法，还涉及饮食、医学、基础科学和专业实践等事项。大部分内容极具独创性，不过全都与其他涉及同类话题的非《圣经》资料的内容相一致，那些资料或创作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近东，或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

    不过，虽然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某些方面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但也开始表现出某些明显的特征。摩西律法在两性问题上就有非常严厉的规定。比如，在拉斯珊拉泥板上显示的乌加里特律法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婚前性行为、通奸、兽奸和乱伦。【99】赫梯人允许一些形式的兽奸（尽管禁止乱伦）。埃及人认为血亲关系相对而言不太重要。但是以色列人却禁止一切非常规的性行为，有些婚姻关系是被禁止的，包括姻亲之间和血亲之间的婚姻。【100】

    以色列人的饮食律法似乎是沿袭埃及人，但也有诸多不同。与埃

    及人一样，以色列人禁止食用无鳍或无鳞的海洋生物。敬神的埃及人

    据说根本不吃鱼，但他们可以而且也确实食用多种水禽，而以色列人

    是禁止的。但与埃及人一样，他们可以吃鸽子、鹅及其他家禽、山鹑

    和鹌鹑。多数摩西法规似乎有某种原始的科学依据，而不是单纯的迷

    信。猛兽和食肉动物被视为危险的， 所以要禁止食用； 总的来

    说，“干净的”动物大体上是食草性动物、偶蹄动物和反刍动物——

    摩弗仑羊、羚羊、雄獐、野山羊、扁角鹿和瞪羚。禁食猪肉是因为猪

    身上有寄生虫，猪肉若未完全煮熟食用是有危险的。以色列人也不会

    吃猛禽或秃鹫。骆驼是珍贵动物，因而也被归为不洁动物而禁食。禁

    食野兔和穴兔则比较难以理解。

    以色列人关于卫生方面的法规一般是遵循埃及的习俗。在摩西律

    法的内容里，医学知识的篇幅甚巨，其中大多来自埃及，埃及的医学

    传统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650年前后的印何阗（Imhotep）。4份埃及

    最重要的莎草纸医学文献，甚至包括已有的副本，都早于或者与摩西

    同时代。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古代律法书中——如比摩西时代还早上

    约五百年的《汉谟拉比法典》——经常会记录医学上的经验。但《圣

    经》中涉及麻风病的著名章节为专门一类祭司设定了诊断和治疗的职

    责，这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摩西时代就由来已久的是以色列人对割

    礼[20]的重视。迦南人或非利士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没有割礼这种

    习俗，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有这种习俗，埃及人也有。但是，

    这些群体没有赋予这种习俗以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一般认为这种习俗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已经基本消失。这本身就证明了以色列人这种习

    俗的古老，首次提到割礼的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与神立约时将其作为仪

    式的一部分。法国著名学者佩尔·德·沃（Père de Vaux）相信，以

    色列人最初是将其作为婚前的成人礼。【101】对于实施割礼的古代社会

    来说，这就是它的作用，行割礼是在13岁左右。然而，摩西的儿子刚

    出生就被他的母亲西坡拉割去包皮（《出埃及记》4：24—26），于是

    出生8日割除包皮的仪式被庄严地载入摩西律法（《利未记》12：

    3）。这样一来，以色列人解除了这种仪式与男性青春期的联系，依照

    他们先前那种将习俗载入史册的趋势，使其成为一份历史契约中无法

    抹除的标记和天选民族的身份象征。【102】他们还保留了行割礼必须使

    用古老的燧石刀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亚伯拉罕时代。【103】其他

    早期社会早已经抛弃割礼的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将其视为他们的民族

    和信仰相结合的永恒标记保留了下来。它不仅仅是为了像塔西佗

    （Tacitus）嘲笑的那样让犹太人显得与众不同。不过它也的确起到了

    这个作用，让正处于发展中的反犹主义模式又多了一种要素。【104】

    安息日是另一项重要的古老习俗，它不仅让以色列人有别于其他

    民族，也为他们播下了日后不受欢迎的种子。安息日观念似乎来源于

    巴比伦的天文学，但是《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有多种不同的解

    释：纪念上帝造物之后的休息，纪念以色列摆脱埃及的奴役，以及将

    博爱仁慈之心给予劳工，尤其是让奴隶和驮兽有歇息的机会。休息日

    是犹太人对人类的舒适和愉快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不过，安息日不

    但是休息日，还是圣日，该民族在内心将其与上帝拣选民族的信仰越

    发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于到了最后，以西结让上帝提出它，旨在区

    别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

    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105】于是这就

    更让其他民族认为犹太人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以色列人已经走上了越发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某些重要方面，他们在精神上领先于时代。不过，在公元前1250年，按照先进社会的标准看，他们仍然是一支原始民族。他们在精神上甚至还留存了不少落后的元素，而且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既注重历史又尊重律法，他们确实有意于坚守古老的迷信并使之形式化。比如，他们有很多与性、血液和战斗有关的禁忌。【106】对法术的信奉随处可见，并成为惯例。

    摩西不只是与上帝面对面交谈，而且主持了惊人的神迹的发生，他还表演了法术。杖变成蛇，古代近东魔术这种粗俗的老生常谈，也进入以色列的宗教，从摩西和亚伦那个时代开始就被神圣化了。早期的先知起码被认为是会表演法术的，而且还经常穿着术士的行头。我们读到过以利亚穿着后来被以利沙继承的、有神赐能力的披风或斗篷。西底家给自己造了一对神奇的铁角。【107】参孙的故事说明人们相信头发是力量的汇集地，这在具有仪式性的削发中得以体现。【108】先知们表演灵魂出窍状态，可能还要使用焚香和麻醉药来制造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109】单单《圣经》的其中一卷记录的法术表演就有：关于磁铁的法术、关于水的法术、让人发病、给人治病、解毒药、起死回生、招来雷击、扩充油瓶和为众人提供食物。【110】

    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仍然是第一个凭借理性系统化地解决宗教问

    题的民族。从摩西时代开始，贯穿他们的历史，理性主义一直是犹太

    人信仰的一个核心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核心要素，因为一

    神论本身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如果超自然、不属于世间的力量存

    在，那怎么可以说它是从树木和泉水、河流和岩石中显现出来的呢？

    如果日月星辰的运动可以预测判断，而且符合一般规律，那么它们既

    然也是自然的普通一部分，怎么会成为超自然权威的来源呢？那么，

    力量来自何处？就像人们学会凌驾于自然、动物和物体之上，神圣的

    力量，更有理由，难道就不能是有生命的或与人有关的？如果上帝存

    在，那么他的权力怎么能随意和不公地被众神瓜分呢？能力有限的

    神，这一观念就是一个矛盾。只要推理应用于神学，那么理所当然的

    结果就是出现唯一的、无所不能的和与人有关的上帝的观念，上帝的

    能力及美德无限地高于人类，他的行为始终遵照系统化的伦理原则。

    站在20世纪的角度回顾，我们把犹太教视为最保守的宗教。但在它的

    起源上，它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伦理一神论一出现，就打破了古老的

    世界观。

    承认唯一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概念之后，以色列人肯定地推断他不

    可能像异教徒的神那样，是世界的一部分甚或全部；他不是维持宇宙

    的力量之一甚或全部。他的维度无限巨大：整个宇宙只是他的创造

    物。于是，与其他古代宗教相比，以色列人归于上帝的力量要巨大得

    多。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从地震到政治和军事灾祸。没有其他力

    量之源，恶魔的生命也是上帝赋予的；神性不可分割、无与伦比、独

    一无二。而且，因为上帝不仅比这个世界大，而且还无限地大于这个

    世界，所以想要代表他的念头是荒谬可笑的。【111】那么，制造他的偶

    像自然也是对他的亵渎。以色列人禁止偶像的做法虽非他们宗教中最

    古老的内容，但也是非常古老的传统，从一神论崇拜确立不久就产生

    了。它成为该宗教清教徒式基要主义者的显著标志，成为他们最难向

    整个民族推行的方面，成为以色列宗教和其他宗教之间最显著可见的

    区别，成为让世界上其他人最憎恶的教义，因为它意味着保守的以色

    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不可能尊敬其他人的神。它不仅与以色列人的排

    他性紧密相连，还与攻击性有关，因为他们被告知不仅要抛弃偶像，

    还要摧毁它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她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她们的神行邪淫。

    出自《出埃及记》的这段话反映出一种极度的敬畏和狂热。【112】

    此外，以色列人错误地认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使用

    偶像是宗教幼稚症的一种形式。大多数古代近东宗教并未将木头、石

    头或青铜偶像当作神祇本身，而是将神像看作平凡普通的崇拜者借以

    将神形象化、与神实现精神交流的一种实用方式。这一直是罗马天主

    教关于圣像使用的依据，不仅是上帝的圣像，还有圣徒的。在摆脱异

    教信仰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坚持要更大程度地赋予神理智并使其趋向

    于抽象概念，这显然是正确的，这是他们宗教变革的一部分。但是，

    理智化的过程很困难，以色列人自己也不能轻视直观辅助的作用，虽

    说只是存在于语言意象层面的偶像，《圣经》对神的拟人化处理比比

    皆是。

    这是一个更深入的矛盾。如果上帝的形象无法想象并因此被禁

    止，那么人又是如何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呢？但是人是按照神的

    形象创造的，这个观念在该宗教中的地位与禁止偶像一样重要。可以

    这么说，它是其道德观的基础，是一条极为广泛认知的原则。【113】由

    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属于上帝；这个概念有助于人理

    解，既然对自己都没有真正和永久的所有权，更不必说上帝所赐的其

    他的了。他的身体是租来的；他对身体做什么和用身体做什么都要向

    上帝负责。但是，这条原则也意味着身体，也就是说人，必须得到尊

    重甚至体面地对待。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确实，摩西律法不仅是义

    务和禁令的律法，也是人类权利律法的萌芽形式。

    它还不止于此：它是一份原始的平等宣言。不只是作为类别的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有个体也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概念上的平等；在某种极为重要的意义上说，它是真实的平等。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他的律法面前也是平等的。正义属于所有人，无论是否可能存在其他的不平等。摩西律法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特权，但在本质上，它并没有对各种信徒区别对待。而且，所有人都要共同接受契约；这是一个大众化甚至算得上民主的决定。

    因此以色列人正在创建的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约瑟夫斯后来用了一个词语“神权政体”（theocracy）。他将此定义为“将所有主权归于上帝”。【114】先贤称之为“套上天国之轭”。【115】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有了这样那样的裁判官，但他们的统治只是代理，因为律法是上帝制定的，而且他还不断干预以确保律法得到遵守。上帝统治这一事实意味着实际上是他的律法在统治。而且因为所有人同样受律法管制，该制度首次体现出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双重优点。斐洛称其为“民主”，他将其描述为“最守法和最好的政体”。但他所说的民主不是所有人一起统治的意思；他对民主的定义是“尊重平等，让律法和公正做其统治者”的政府。【116】他可能会将犹太人的制度更精确地叫作“民主神权政体”（democratic theocracy），因为它本质上确实如此。【117】

    在摩西时代，那时的以色列人就在强化和巩固我们已经注意到的

    一种颠覆现有秩序的趋势。他们是受奴役的民族，起来反抗他们的埃

    及统治者，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专制的王权。他们逃进沙漠，不是在某

    座存在已久的城市，而是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在民众大规模集会时从

    一位甚至没有自称为王的狂妄领袖那里获得律法。我们不知道摩西的

    西奈山在哪儿，它可能是一座仍然活跃的火山。如今西奈的修道院一

    直是基督教遗址，无疑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或许还要早上大约200

    年。可即便如此，距离摩西下山也有1450年了。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

    后，摩西所到的西奈很可能一直是代代相传的朝圣地点。但是，这项

    传统最终消亡，这个地点被人遗忘，而且早期基督徒是最不可能前往

    那个地方的。不管怎样，这个悲壮凄美、充满戏剧性的地方，现在充

    满了诗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一支革命性的民族开始成型，他们没有认可那个年代的城市、权力和财富，他们能够察觉到一种高于世界秩序的道德秩序。后来，《旧约·以赛亚书》[21]在一段具有戏剧性的段落中表述犹太人以“主的受苦仆人”的身份从软弱中被抬举，他们最终会胜利；再后来，犹太宗派主义者圣保罗更是问道：“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并引用《圣经》：“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118】然而这项传统的根源则是开启于西奈。【119】

    以色列人拥有长期作为外人和寄居者的经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逃离埃及，在西奈的旷野漂泊流浪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段或许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经历奠定了他们的独特性、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和孤立感。很奇怪，就像犹太历史学家萨洛·巴伦指出的那样，他们崇拜的上帝虽然在西奈山显现，但就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却一直是随他们同行的：他居住于约柜（Ark）[22]，或者待在帐篷的帐幕里，或者通过抽签、乌陵（Urim）和土明（Tummin）[23]发挥影响力。【120】在圣殿时期，上帝居无定所的说法就一直存在，在圣殿陷落后，这一说法很容易就再次出现，并从此被犹太教奉为真理。它与犹太人那种上帝普遍存在、无处不在却看不见的概念契合得更为自然。它也反映出这个民族超凡的适应能力，还有他们落地生根、连根拔起又另起炉灶的巨大本事，以及无论何种环境下都能坚守目标的令人钦佩的顽强意志。正如巴伦所言：“犹太人信仰和实践的基石是坚持不懈的宗教和伦理力量， 而非扩张和征服的政治力量。”【121】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再次强调，以色列人虽然常常处于不安

    定的状态，但从起源和性格倾向来看，他们并非沙漠游牧民族。他们

    即使在西奈漂泊，也并非真正的游牧。《出埃及记》的大部分叙述，

    时间跨度大约37年，主要讲述如何征服加低斯或卡叠什。那个地方很

    富裕，水源充足，属于定居的亚玛力人。《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其

    他几个地方已经得到暂时确认。但在地图上标出漂泊的线路得到的不

    过是推测，虽然经常有人尝试而且确实很有趣。【122】一个有趣的理论

    是，摩西本人所属的而且不久就被宣布为专门执掌祭司权力的利未支

    派最先定居在加低斯并在那里发展了这种新宗教。其他支派原本就在

    迦南。最后闯入应许之地的是来自埃及的约瑟支派和已经被摩西改造

    成热切崇拜耶和华的工具的加低斯的利未支派。在其充满活力的推动

    下，以宗教为催化剂，新的以色列社会形成了。【123】这个理论貌似有

    理，但无法证明。

    然而，随着《圣经》记录得到越来越多考古证据的证实和解释，

    进入和征服迦南这个历史事件的脉络开始清晰起来。用以色列第一位

    伟大的军事指挥官命名的《约书亚记》现在基本上可以被确认为历史

    记录，虽然要加上重要的限定条件。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约书亚作为

    摩西的侍卫首领，在西奈担任摩西的贴身侍卫，负责帐篷的守卫。他

    是在集体漂泊的过程中，在利非订遭遇亚玛力族长统率的一队人马而

    陷入绝境时，确立起自己的军事威望的。摩西命令约书亚“出去和亚

    玛力人争战”，而他本人则“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亚

    伦与户珥扶着这位年老先知的手，鼓舞战士的士气，“他的手就稳

    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124】

    摩西去世前将领导地位传给了约书亚，在庄严公开的仪式上“立他治

    理会众”。因此他不仅是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先知：“嫩的儿子约书

    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摩西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125】

    就这样，约书亚开始征服迦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迦南

    的征服。他可能尚未统率所有的以色列人，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没有实施全面入侵，定居过程大多采取渗透或者为附属部族提供

    增援的形式。这些部族，我们从前面看到，已经占领了示剑之类的城

    镇。但还是有不少小规模的战斗和几场壮阔的围城战。迦南人的物质

    文明高于以色列人，除了用石头修筑的坚固城市，肯定还有精良得多

    的武器。以色列人的征服过程弥漫着绝望的情绪，这就解释了他们在

    占领城池后为何如此残酷。

    渡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攻陷的第一个地方是耶利哥，全世界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凯瑟琳·凯尼恩的发掘和碳年代测定表明，它可以追

    溯至公元前第七个千年。这座城市在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拥有高大的

    城墙，对其防御强度的描述成为《圣经》中最生动的一段文字。先知

    ——将军约书亚命令祭司抬着约柜，拿着羊角绕城连续6日；第7

    日，“祭司吹角的时候”，他命令所有人：“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

    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便大声呼喊，城墙塌陷，百姓便

    上去进城”。【126】由于城市受到了侵蚀，凯尼恩的研究没能搞清楚城

    墙遭遇了何种破坏；她认为可能是一场被以色列人归功于神圣干预的

    地震。《圣经》的叙述是：“他们又将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凯尼恩女士确定这座城市是在这段时期被

    烧毁的，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定居，这符合约书亚不许任

    何人重建它的决定，还有他的威胁：“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127】

    约书亚尽量避免攻城，他更愿意通过谈判劝降，最好能结盟，以

    和平解决。比如，在基遍（Gibeon）就是这样。但他发现，那里的居

    民在契约的条件上蒙骗他，所以虽然约书亚使他们免于受到以色列人

    的报复，还是让“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128】《圣经》

    称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

    考古学家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tchard）最终确定了它的确切

    位置。《圣经》至少有45次提到基遍，普里查德能够对其中很多处加

    以确认。它位于一处优质的葡萄酒产区中心，地下酒窖里有用9加仑[24]

    木桶储存的葡萄酒。在其中至少25个酒桶的桶柄上，普里查德发现了

    字母“gb’n”——基遍。【129】这座城市的陷落引起了多方关注，以至

    于5 位亚摩利城主想要夺回它。约书亚从吉甲（ Gilgal ） 赶来解

    围，“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他如今拥有一小支正规军

    ——他们冒着冰雹，经过一场激战，击败了亚摩利人：“他们被冰雹

    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根据《圣经》的记载，随后

    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约书亚需要日光才能彻底摧毁亚摩利军

    队，所以他向耶和华祷告天气晴朗：“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

    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

    仇。”【130】

    约书亚接下来取得了一场更重要的胜利——打败了想要在迦南北

    部结盟抵御以色列入侵的夏琐王耶宾（Jabin, King of Hazor）。耶

    宾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但是耶和华“用

    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转回夺了夏琐，用刀击杀夏琐

    王……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

    一个；他又用火焚烧夏琐”。【131】1955年9月，以色列首席考古学家伊

    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对夏琐进行了全面发掘。他发现了一座

    庞大宏伟的城池，低处面积为200英亩[25]，堡垒面积24英亩，大概可容

    纳超过5万人。城门坚固，城墙高大。这里也有在公元前13世纪被焚烧

    和破坏的迹象，正是在以色列征服的时期，完全符合《圣经》记载。

    亚丁在残骸中发现了一块遭到故意损毁的殿碑，上面是月亮神巴尔·

    哈曼（Baal Hamman），举起的双手象征他的妻子塔尼特（Tanit）；

    很明显，约书亚的部属执行了“拆毁他们的祭坛”的命令。【132】

    约书亚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他去世之前，征服迦南的过

    程还远未完成。整合以色列人定居地点，缩减剩下的城镇，以及最终

    占领海岸，用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即公元前1200—前1000年，直到统

    一的以色列王国在那个千年的末叶出现后才算完成。以色列不同支派

    彼此独立行动，有时还会发生争战。他们四面受敌：被包围的迦南

    人、入侵的贝都因部族、来自海岸的新威胁—— 非利士人

    （Philistines）。他们还得接替被他们打败的迦南人，重建城市，耕

    种土地。在《约书亚记》中，上帝对他们说：“我赐给你们土地，非

    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

    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133】这一点得

    到了考古发掘的充分证实，这些发掘显示，以色列人在民用技术方

    面，与迦南原住民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尤其是建筑和制陶。【134】

    以色列之子还有很多尚需学习。

    此外，巴勒斯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地区差异很大，有40个不同

    的地理和气候单元。【135】这种多样性赋予了这片土地非凡的魅力和美

    丽，但也让各部族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妨碍了统一的步伐。以色列人

    已经根深蒂固的平等、共同协商和激烈争论的传统让他们对中央集权

    的国家概念充满敌意，因为那就要为一支常备正规军支付重税。他们

    更喜欢无须交税的部族征兵服役的形式。时间跨越定居之后最初两百

    年的《士师记》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的领导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准

    备忍受的数量。相继掌权的“士师”（judges）并非国家的统治者。

    一般来说，他们每人只管理一个支派，有的可能还是同时代的人。所

    以每一次军事结盟都需要临时商议，用拿弗他利的基低斯的首领巴拉

    向女战士兼先知底波拉说的话作总结：“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

    不同我去，我就不去。”【136】《士师记》虽是史实无疑，皆是青铜时

    代晚期关于迦南的引人入胜的信息，但又添加了神话内容和幻想，呈

    现出一种混乱的风格，因此这段时期的连贯历史很难厘清。

    这或许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士师记》传达的信息更为重要。它

    首先阐释了以色列社会民主和精英化的本质。这是一卷关于具有超凡

    魅力的英雄的经书，这些英雄大多数出身低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蒙

    神惠赐的能力取得进步。所以，当“占据棕树城”的绿洲族长、摩押

    王伊矶伦压迫便雅悯人，“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即“左手便利的”以笏（Ehud）；在那个年代，左撇子可是一种严重

    缺陷，尤其是对于穷人来说。以笏地位低下，没有武器。所以他“打

    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把它藏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带着当

    地以色列人去送礼物，借此获允去见那位族长。伊矶伦“极其肥

    胖”，“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笏拿出自制的武器，刺入这位族

    长的肚子，“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

    身”。实施这次政治暗杀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本领，暗杀成功让以笏随

    即成为当地的首领，继续征服摩押：“国中太平八十年。”【137】

    不只是左手便利的贫穷男人，甚至连女人也展现出英雄气概，成

    为统帅。另一位绿洲国家的人物底波拉是狂热的宗教神秘主义者，会

    预言和歌唱。她“住在棕树下”，当地民众“都上她那里去听判

    断”。这位非凡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名叫拉比多的人（不过我们对他一

    无所知），组织了一支联军对抗迦南诸王之一的耶宾，并摧毁了他的

    军队。似乎这还不够，被击败的迦南将军西西拉躲避到更加凶狠的以

    色列女人、“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杀人者）的帐篷中。雅亿给他

    提供了床铺睡觉，然后拔出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

    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138】于是，底波拉

    用先知特有的标志性的抑扬音调唱起一首胜利的赞歌、一首残暴美丽

    的诗歌，来评论这件骇人听闻、杀机重重的暴力事件。

    然后是所有人中地位最低下的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母亲的身份被哥哥们赶出了父亲的房子。耶弗他别无他法，只能住在不毛之地并聚集了一帮人：“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139】亚扪人攻来的时候，当地以色列社会的长老找上了这位强盗头子，请求他做他们的元帅，这逆转了以色列人的典型历史。耶弗他答应了，条件是在不打仗的时候也要继续做他们的领袖。经过一番出人意料的和平协议谈判——《士师记》的故事每次必有不同寻常的转折，而这一段则蕴含了对当代外交——宗教程序的初窥门径，极为引人入胜——耶弗他为寻求上帝的帮助而发下重誓。得到帮助后，他在战斗中打败敌人，攻取了20座城池，“大大杀败他们，于是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但他发的誓是，等他回到家时，第一个从家里出来迎他的，不管是谁，都将被献祭给上帝。结果出来迎接他的正是他的独生女儿，她“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就这样，在这个奇特可怕的故事里，耶弗他觉得必须履行誓言，牺牲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则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要求延期两个月，好让她“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140】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无辜、不幸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最奇怪的是《士师记》中讲述参孙的人生起伏和殉道而死的这三

    章。参孙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社会成员，他是拿细耳人，头发又长又

    乱，以某种我们如今难以理解的方式奉献给了神。尽管这段历史故事

    中的神话元素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大力神，但他毫无疑问是个真实的

    人，一个不良少年和英雄、壮士和智力不全者的奇妙组合，有点儿偏

    执性的暴力倾向，热衷于搞破坏和纵火，喜欢低俗、放荡和恶毒的女

    人。《士师记》再三表明了一点，即上帝和社会经常需要身负罪过的

    人、罪犯和与别人格格不入的人来服务，他们凭借自己的功绩成为民

    间英雄，然后适时地成为宗教英雄，而参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

    然以色列依靠其宗教性质成为清教徒式的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上

    帝是如何经常将目光投向罪人或者在他们求助于他时仁慈地回应。因

    此参孙在蒙受耻辱、双目失明和铜链加身的时候大叫：“主耶和华

    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

    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141】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上帝显然做

    出了回应。参孙的一些功绩在《士师记》的记录中看起来是最不可信

    的，但他的故事背景是真实的。来自海岸的非利士人的威胁就是在那

    时刚刚开始显现，但他们与以色列人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参孙也不用

    带领军队。相反，他们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和贸易，甚至通婚，这已经

    得到了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如在以色列城镇贝特谢梅什发现的非利士

    器物。【142】《士师记》的奇事始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这就提出了关于这段时期的第二个要点。以色列人正在拓展我们

    已经注意到的想象力才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士师记》是整个世界

    文学中最伟大的短篇故事集之一。这些故事有潜在的统一主题，但又

    题材丰富、行文简洁，人物描写形象生动，短短的一两句描述便使之

    跃然纸上；精心选取的细节让故事背景栩栩如生；叙事流畅，笔法娴

    熟。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在此首次注意到的《圣经》特色：繁冗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细节。因此，在第12章中我们看到，逃跑的以法莲人在约旦河渡口被捉住时被迫要说“示播列”（Shibboleth）这个词，因为基列人知道他们无法发出齿擦音“示”（sh）；所以若他们说“西播列”就会暴露身份而被杀掉。【143】无论如何，这个细节对于故事都不怎么重要，但它强有力地触动了叙述者——正如它触动我们一样——因此他不忍放弃它。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少年大卫的故事中再次发现了这种冲动，他在迦特王亚吉面前装疯，于是他“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 使唾沫流在胡子上” ， 惹得亚吉怒不可遏地批评：“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144】再有，撰写《撒母耳记下》的这位优秀作者认为他一定要给我们讲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关于耶何耶大的儿子、所罗门的官员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145】

    这种冲动并非仅仅或者主要地表现在文学方面：它还表现在历史

    方面。以色列人如此深爱往昔，以至于他们的叙述充满绘声绘色的信

    息，甚至是在说教目的不明确或不存在的时候。《士师记》和《撒母

    耳记》中的故事不只是短篇小说，它们是历史。的确，在《撒母耳

    记》中，这些故事正在成为宏大的历史。以色列——犹太这段时期的

    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异教神话和历史中的盲目性，写作的目标非常明

    确，那就是要讲述一个民族与上帝关系的故事，或鼓舞人心或威胁恫

    吓，而且因为目标严肃，所以故事必须准确无误——换言之，作者内

    心必然相信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它是历史，而且由于其涉及体制演

    变，以及战争和征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历

    史。

    《士师记》在某些方面固然天真，但在另外的方面确实是关于政体发展的政论文章，因为它展现了以色列人如何为严苛的现实所迫，不得不修改他们的民主神权政体，一直到建立有限的王权。这一卷的前面部分，第6—8章讲述了基甸的故事，又是一个贫穷低下的人，他“在酒醡那里打麦子”，被上帝提升成为“大能的勇士”。基甸最初是手下只有300人的小首领，但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获赠世袭王权的人：“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回答：“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善良谦逊的人拒绝王冠是要强调以色列仍然是神权政体。

    即便如此，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如果不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后

    来丧失人性，犯下在整部《圣经》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屠杀了他父

    亲的70个儿子，那么基甸家族还是会成为以色列的王族。【146】那件事

    让不幸的基甸家族失去了资格，但《士师记》其余大部分在暗示支派

    分裂的体系难以令人满意，并为此反复说教：“那时以色列中没有

    王，各人任意而行。”耶弗他的故事末尾插入了一段简短激烈的以色

    列内战。该卷的最后三章叙述某个利未人的小妾在基比亚的便雅悯城

    镇被残忍地强奸致死，导致便雅悯人和其他支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

    无情的纷争，类似小规模的特洛伊战争。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各支

    派之间的争斗，非利士人的威胁在不断增加。事实呈现的方式或许是

    保皇主义者的事后宣传，就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但事实本身足够

    简单。外部敌人让各支派走到一起，为了应付外敌，以色列人采取了

    集中体制，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与被以色列人逐渐赶走或奴役的迦南本地人相比，非利士人是可

    怕得多的对手。《圣经》其实多次暗示以色列人对抢占迦南人的土地

    心怀愧疚，【147】奇特地预示了以色列对20世纪末叶无家可归的巴勒斯

    坦阿拉伯人怀有强烈的不安。但以色列人将所有的懊悔隐藏于一种信

    仰，即征服是虔诚行为的信仰中，也就是“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

    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148】相形之下，非利士人本身就是侵略

    者，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们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最具掠夺性的种

    族，属于所谓的“海上族群”，他们破坏了克里特岛留存的米诺斯文

    化，差点儿打下了埃及。埃及第十九王朝的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三世

    （Rameses Ⅲ）凭借卡纳克神庙描绘的那些壮观战斗将他们赶出了尼

    罗河区域，于是这些“普勒斯人”（Pulesti）转向东北，在如今依然

    保留他们名字的海岸巴勒斯坦立足。他们在那儿修建的5座大城——亚

    实基伦、亚实突、以革伦、迦特和迦萨——尚未经过系统化的发掘，

    关于他们的文化尚有不少需要了解。但他们的好战是毋庸置疑的。他

    们已经拥有铁制武器，受封建军事贵族管理，纪律严格。公元前1050

    年前后，他们消灭了沿海的迦南人，开始向那时主要由以色列人占领

    的内陆山区大规模迁移。他们似乎已经攻克了南方犹大支派的大部

    分，但还没到约旦河以东或加利利北部。便雅悯支派遭受他们的侵害

    最深，于是带头抵抗。【149】

    从与非利士人进行民族战争开始，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到那时，以色列已经发展出著史的喜好。这些材料大多已不复存在，《士师记》提到的这些失传的年代记录令人心痒难耐。我们还听说过《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所罗门功行记》等其他著作，但是现存的著作，尤其是两卷《撒母耳记》和两卷《列王纪》，在古代所有伟大的著作中，可谓壮阔的宏观历史。它们在某些地方收录了来自王室档案的资料，如政府官员及省长的名单，甚至王室厨房的菜单。【150】从那时起，《圣经》提供的国王名录和《圣经》以外的资料，如埃及法老法典和亚述名年官表（Assyrian limmu or eponym lists），可以建立起对照性历史年谱。这些能让我们精确地确定年代。君主政治时代初期的误差范围大概是10年，但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差不多准确的时间。因此我们十分肯定，扫罗是在约公元前1005年被杀，大卫的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966年左右，所罗门卒于公元前926年或前925年。

    此外，《圣经》记录为我们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场民族大戏中的

    主要演员，这些刻画较之500多年后最出色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描述也有

    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物被牢牢地固定在一以贯之的伦理背景下。但

    这些历史性的道德观念不只是好和坏而已；这里还有行为的每种色

    调，特别是哀婉之情、悲痛之意、人与人之间的爱，尽显其错综复杂

    ——人类在此之前从未付诸笔端的情感。其中还有对抽象制度的敬

    奉、民族抉择意识和体制问题的关注。

    根据记载可知，虽然以色列人为了应对被非利士吞灭的威胁而勉

    为其难地求助于王权， 但他们还是要拿早期的先知制度

    （prophetship）作为媒介。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

    这是以色列人最古老的权威地位，在他们眼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

    他们这种神权政体下，上帝要通过先知发布命令，所以先知被提升至

    社会的中心位置。“nabhi”（先知）一词起源不详，意思可能是“被

    召唤的人”或“滔滔不绝的人”。《撒母耳记》的一段重要经文

    说，“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roeh）”。判定先知肯定是

    因为他们的预言能力。这样的人在古代近东比比皆是。从公元前第三

    个千年初叶开始，古埃及历史最重要的一项条目就是神使和先知的角

    色。从埃及传播到腓尼基人，然后传到希腊人那里。根据柏拉图的

    《斐德罗篇》（Phaedrus），预言不需要人类的推理，因为被神附身

    的人只是代理人：他的状态被称为“狂热”或神圣迷狂。以色列先知

    同样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在被神灵附身或迷乱的时候，他们会抑扬

    顿挫地唱出他们神圣的幻象，有时是尖叫。这些状态可以由音乐催

    发。撒母耳本人描述过这种过程：“必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下来，前

    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151】以

    利沙也提过音乐的要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

    候，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152】然而，先知们也使用，有

    时是滥用熏香、麻醉药和酒精，正如以赛亚指出的：“祭司和先知因

    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默示，谬行审

    判。”【153】

    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先知远不只是进入迷狂状态并试图预言未

    来的人而已。他们履行了各种各样的精神职能。他们是宗教士师，就

    像摩西和底波拉。他们组成了隶属于圣殿的团体，类似示罗的那座圣

    殿，撒母耳小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哈拿寄托在那儿。在那儿，他“还

    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实际上就像

    祭司。他的母亲每年给他送来一件新的祭司小袍子，“同着丈夫上来

    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154】所以，祭司和先知公会在许多圣殿并

    肩工作，他们之间没有必要出现冲突。可是几乎从一开始，先知们就

    更重视宗教内容而非形式，于是他们开启了犹太人历史，其实是世界

    历史的一项重大主题。正如撒母耳自己所言：“听命胜于献祭；顺从

    胜于公羊的脂油。”【155】他们代表的是宗教的清教徒式和基要主义元

    素，而非祭司们空洞的仪式和没完没了的献祭。但就在祭司们倾向于

    堕入僵化的宗教时， 先知们则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主义

    （ sectarianism ） 。撒母耳其实跟参孙一样， 都属于拿细耳教派

    （Nazarites），一群不剃头发、衣不蔽体、外表放荡不羁的人。这些

    教派可能会分化成为异端，甚至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拿细耳人与极

    端严厉可怕的利甲族人（Rechabites）有不少共同点，那些人只要一

    有机会就会屠杀“退后的人”。这种教派是最极端的一神论者和反对

    崇拜偶像者。他们常常在沙漠边缘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因为一成不变

    的地方才适合严格的一神论。

    当时，先知层出不穷，其中很多是被《圣经》不断强调的那种假

    先知。若想保持影响力，一位先知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极端方式，与

    以色列人的主流生活保持联系。他最重大的职责就是扮演上帝和人之

    间的中间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撒母耳长

    大后，他游历全国，担任审判官。【156】非利士的强大军队攻进以色列

    人居住地区的腹地，使他们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失败，甚至约柜也被俘

    获，示罗的圣殿（似乎）也被破坏，人们自然要向撒母耳求助，而他

    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决定绝望的以色列人是否应该接受以及如何接

    受王权。

    《撒母耳记上》让我们得以兴奋地一窥由这个问题引发的令人不

    安的体制争论。显而易见的候选人、便雅悯支派游击队的首领扫罗是

    典型的以色列领袖，他们魅力非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神的恩惠从一

    无所有中发迹。可是扫罗是南方人，缺乏安抚北方人的外交手腕，而

    他也从未获得北方人全身心的支持。《圣经》精彩地描述了他忧郁阴

    沉的个性：一个无法捉摸、东方式的强盗头子，时而宽宏大量，时而

    怒不可遏，或许是躁郁症的表现，勇往直前，天资卓越，但经常处于

    癫狂的边缘，时不时还会滑过那个边缘。对这个人施以膏油之前，撒

    母耳犹豫不决也是对的。他还提醒人们，他们从未有过国王——先知

    的职责之一就是讲授通俗历史——而且，以色列这样的神权政体选择

    国王统治就是拒绝上帝的管理，那是有罪的。【157】他概括了这个民族

    的体制历史，“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换言之，将其存

    放于圣殿。【158】他愿意为作为有感召力的领袖或为首的（nagid）扫罗

    涂膏油，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但对让他成为王（melek）或世袭的王

    犹豫不决，那个地位意味着拥有向各支派征募的权力。【159】他告诫人

    们君主政体的所有缺陷——正规军、苛捐杂税、劳役。关于扫罗应该

    拥有的具体权力，他似乎还多次改变主意。但到了最后，扫罗前期的

    胜利和俊秀的外表——他特别高大英俊——让民众难以抗拒，撒母耳

    只能勉为其难地遵从，祈求神的指引：“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

    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160】

    以色列人对于王权的早期体制尝试在灾难中结束。扫罗加冕后一

    年，非利士大军穿过埃斯德赖隆平原，在基利波山击溃了新组建的王

    室军队，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被杀。扫罗显然缺乏将自己的国家团

    结起来的意识，但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必不可少的军事背景。他

    不过是个小规模抵抗运动的领袖，虽然作为国王，他开始招募一支雇

    佣军，但统率大型正规军显然超出了他的能力。甚至在最终的灾难到

    来之前，扫罗就已经失去了神职人员的支持和撒母耳的信任。《撒母

    耳记上》第15章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生动场景，老先知因为这位国王处

    理战利品时违背宗教的做法而斥责他；国王羞愧，承认他的罪过，但

    祈求撒母耳在百姓面前支持他。撒母耳照做了，他却把愤怒、懊恼的

    矛头指向了不幸被俘的亚玛力王亚甲（Agag King of the Amalekites），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但撒母耳在圣坛上“将亚甲杀死”。撒母耳一直有一种狂热的倾向，尤其在针对他要求消灭的亚玛力人方面。【161】他拒绝再见扫罗王。虽然如此，记录补充道，撒母耳在扫罗被杀时还是为他哀悼：“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是扫罗招募的一名雇佣兵，这是他的策略：“扫罗遇见有能

    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162】不过按照实际情况来说，

    《圣经》经文混淆了大卫军事生涯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一开始是牧羊

    人，是谦卑、迷人的摩押女人路得的后裔。刚开始被选去当兵的时

    候，他对武器一窍不通。他挎上刀，穿上盔甲，“试试能走不能走，

    因为素来没有穿惯”。【163】他用了一把比较简单的武器——弹弓，赢

    得了他的首次重大战绩，杀死了非利士壮士歌利亚。另一种说法是，

    大卫得到扫罗的关注是因为他“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

    合宜，容貌俊美”。【164】实际情况似乎是大卫是在不同时期为扫罗效

    力的，但他是在给非利士人当雇佣兵的时候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

    他学会了他们的作战方式，包括使用他们的铁制新武器，他成长到了

    连迦特王亚吉都要奖赏给他一块采邑的地步。他或许已经完全认同自

    己是非利士人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犹大的王座。一边是非利士首

    领，另一边是浮躁的扫罗的对头，他创建了一支发誓效忠于他的正规

    部队，里面有骑士，也有步兵，这支部队依附于他个人，并期望能够

    受封土地。这让他能够在扫罗死后成为犹大王。接着，他等待北方王

    国以色列爆发纷争，扫罗的继任者伊施波设在那儿被杀。到了这个地

    步，以色列的长老便根据章程盟约将北方的王位交给了他。大卫的王

    国不是一个和谐的国家，至少一开始不是，只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与他

    个人单独订了约，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165】

    大卫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国王，是国王和

    统治者的榜样，以至于在他死后2000多年，犹太人还是把他的统治时

    期当作黄金时代。然而在当时，他的统治始终岌岌可危。他最可靠的

    军队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他个人的外国雇佣兵护卫——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他的权力依托于正规军，必须用能够成为他们采邑的土

    地作为奖励供养手下。可要拿出土地，他必须先占领土地，而这可不

    能总是靠征服。因此就有了一系列反抗他统治的叛乱和阴谋，最严重

    的一起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Absalom）发动的。各支派依旧凭借

    本能各行其是。他们抱怨大卫的战争开销，或许还抱怨他加速推动的

    中央集权的趋势，抱怨他引入的东方王权机制——宰相书记处、后

    宫、徭役，一个复杂精致的宫廷。这些乡下人觉得他们没有在新王国

    分到一杯羹， 于是就应和便雅悯人示巴的痛苦叫喊， 他“ 吹角

    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哪，你们各回

    各家去吧！’”【166】得益于大卫的军事机器，所有这些叛乱都被镇

    压；但他在位40年也并非风平浪静，后宫针对继承权的阴谋——与君

    主的一夫多妻制密不可分——一直持续到最后。【167】

    大卫依然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原因有三。

    第一，他在某种程度上合并了帝王和祭司的角色，这对于扫罗来

    说绝无可能。撒母耳没有直接继承人，他的精神权威多半移交给了大

    卫。大卫虽然偶有恶行，但显然是个宗教情感深厚的人。与他的儿子

    和继承者所罗门一样，他也有不少天赋，包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关

    于他是音乐家、诗人和赞美诗作者的传说极具说服力，难以否定。

    《圣经》记载他亲自参加仪式舞蹈。他似乎还把由野蛮的军事需要创

    建的王权改造成为结合宗教法令、东方式的奢华和新型文化的辉煌制

    度。保守的乡村首领或许不喜欢它，但普罗大众觉得它令人兴奋和满

    足。

    第二，大卫作为国王兼祭司的地位似乎已经得到神的祝福，因为

    单是他的军事成就就无可匹敌。他决定性地击败了非利士人，把他们

    永久地压制在沿海的狭窄地带。扫罗对减少迦南人在以色列居住区域

    内尚存的独立地盘颇有建树，但完成这个过程的是大卫。接着他向

    东、向南和向北扩张，在亚扪、摩押、以东、亚兰——琐巴，甚至遥

    远东北方的亚兰——大马士革，树立了他的权威。外交结盟和王朝婚

    姻让他的军事成就更显圆满。这个以色列小帝国的新兴在某种意义上

    取决于一个历史意外。南方的帝国埃及已经收缩，东方的帝国亚述和

    巴比伦尚未崛起，在这段真空期，大卫的王国繁荣了起来。但让这种

    扩张成为可能的是他个人的能力和经验、开阔的见识、他的游历，以

    及他对经济要素的掌控。他看到了在重要的地区贸易路线上树立权威

    的重要意义，开启了与富裕的城邦推罗（Tyre）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以色列的早期领袖全都是目光狭窄的地方主义者，而他是个国际主义

    者。

    第三，大卫建立了国家和宗教的首都，这也是他个人的征服。两

    百多年里，以色列人未能占领耶路撒冷，尽管它是内陆战略意义最重

    要的城市，“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太人不能把他们赶出

    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太人同住，直到今日”。耶路撒冷控

    制着内陆南北要道，此外，它还是南北之间的天然连接点。未能占据

    耶路撒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现两个独立的以色列人群体——北方的

    是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王国，南方的是犹大王国。大卫相信，通过占领

    耶路撒冷，他可以将这两个部分融为一体，所以围城显然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政治和军事行为。只有“王和他的臣仆”——正规的王室禁卫

    军，而非各支派的征兵——参加，从而保证了大卫可以宣布这座城市

    是他的个人战利品。实际上，这座城市被永久命名为“大卫城”。他

    借助一次大胆的行动，一举攻下这个地方，这次攻城的英雄是他的将

    军约押。我们如今所知的耶路撒冷老城建在三座山谷中，欣嫩谷（西

    边）、汲沦谷（东边）和提若坡阳谷（中间），在南边汇流为汲沦

    溪。规模小得多的耶布斯城只占据东翼，唯有此处可以从基训泉得到

    可靠的水源。得益于凯瑟琳·凯尼恩的发掘和《撒母耳记下》，我们

    可以准确地知道大卫围城的过程。耶布斯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巴勒

    斯坦城市——如基色、基遍和米吉多——的居民一样，已经修建了一

    条连接城内和泉水的秘密隧道，所以他们即使遭遇围城也能确保供

    水。他们把这种设计当作自己的优势，对抵抗大卫信心十足，所以派

    出了由盲人、瘸子和其他残疾人组成的不可思议的仪仗队伍去激怒以

    色列人。但这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软弱，因为这位国王知道隧道的存

    在，于是召集自告奋勇的人：“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

    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168】约押和他的手下实

    施了这次壮举，攀上水渠，翻入城墙，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座城市。

    【169】

    大卫在耶路撒冷后来的表现证明了这个观点，即这座城对他具有

    无与伦比的政治重要性。他没有屠杀居民，也没有驱逐他们。相反，

    他好像一直渴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他修补了城墙和阶地

    或者说米罗（Millo），占据了要塞或者说当时所称的锡安，为他

    的“勇士”修建了营房，为自己修建了宫殿，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从这

    座城市的前任统治者那里购买了可以建造中央圣殿的土地。然后他运

    来约柜（以色列人拥有的最珍贵的宗教圣物和他们团结的象征），放

    置在城中，由他的王座和私人军队保护。这一切举措是为了巩固他的

    个人地位，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与国家宗教、整个民族和王权等同起

    来。

    然而，他没做的与他做了的同样重要。与扫罗或他自己的其他继

    任者相比，大卫似乎更加意识到了以色列宗教和社会的本质。同基甸

    一样，他深知以色列其实是神权政体而非正常的国家，因此国王永远

    不可能成为常见的东方形式的绝对统治者。甚至这个国家，无论怎样

    管理，都永远不可能实现专制。这是以色列律法与生俱来的，即便是

    在现阶段，虽然每个人对社会整体负有责任和义务，社会——或其代

    表、国王或国家——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拥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无限权

    力。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上帝。犹太人与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不

    同，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国家和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具有法律人格和

    权力及特权的抽象概念。你会对人犯下罪过，当然，也会对上帝犯下

    罪过；而且这些罪过是犯罪；但对于国家却没有类似犯罪或罪过这回

    事。【170】

    这造就出以色列和后来的犹太宗教及其与世俗权力关系的根本困

    境。这种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在不严重削弱另一个的情况下，两种制

    度可以共存吗？如果强行实施宗教的要求，那么国家的运行权力就微

    乎其微了。反之，如果允许国家正常发展，按照其性质，它就会把宗

    教的部分实体纳入自身，使其不起作用。每一个都有寄生在另一个身

    上的内在趋势。如果以色列人试图完全作为宗教社会存在而不需要国

    家的形式，那么他们迟早会受到攻击、溃散并被当地的异教同化。那

    样的话，对耶和华的崇拜就会因为外部的攻击而消亡。当然，在非利

    士人入侵的时候，这种情况险些发生，而且如果以色列人不求助于世

    俗王权和统一的国家，那还会发生。另外，如果王权和国家成为常

    态，它们不可避免的特质和需要将逐步蚕食宗教，对耶和华的崇拜就

    会因为内部的腐坏而消亡。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自始至终都

    没有解决这一困境；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一困境依然没能得到解决。

    一种解决方式是，以色列人只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如非利士

    人入侵，才接受王权和国家。有证据表明大卫本想采取这种方式，但

    意识到这不切实际。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和他们的信仰，为了在面对外

    敌时保证二者的安全无虞，他不仅要开创王国——国家（kingdomstate），

    还要约束住周边的民族。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建立和巩固大卫

    王朝，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和中心圣殿。但他不能简单地把他的王权当

    作正常的王权。他了解耶和华的宗教；他自视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他

    有时还要扮演先知——祭司的角色，经常以先知——祭司的身份表演

    他的音乐、诗文篇章和舞蹈。意义深远的是，他建立了世袭王权却没

    有认可长子继承制。3个本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年长儿子，押沙龙、暗嫩

    和亚多尼雅，全都与他决裂并死于非命。大卫年老时指定了继承人。

    从摩西的传统看，他选择的儿子所罗门不是能干的将军，而是学者

    ——士师（scholar-judge），但却是他的儿子中唯一能够履行王权的

    宗教职责的，大卫显然认为那对维持以色列的体制平衡必不可少。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尽管大卫将约柜迁至耶路撒冷以赋予他的首

    都受宗教认可的地位，但他并没有修建一座与他的王权和王室家族有

    关的宏伟圣殿来放置约柜。约柜是一件简陋的宗教设备，最初用于放

    置神约。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无比珍贵，提醒他们自己出身卑微，

    象征纯洁的正教和他们的神权教义的纯净。对于大卫没能为它修建圣

    殿，《圣经》的记录后来如此解释：上帝不准许他做，因为他首先是

    个战士，是“流人血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忙于作战，无暇顾

    及。【171】第一个理由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战争和以色列宗教密不可

    分。祭司们的号角有独特的战争动员作用；约柜可以，而且有时候已

    经，被带上战场，作为战争的徽章；大卫的战争由神认可，受到其最

    高程度的祝福。【172】第二个理由貌似更讲得通，但大卫统治耶路撒冷

    33年，其间很长时间是和平时期，他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如果他想

    要修建圣殿，完全可以把它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理由可能是他并不想

    改变以色列宗教内部的性质和平衡，而他觉得一座王室中央圣殿恰恰

    就会导致这种结果。

    从前，约柜一直是以色列人崇拜的有形中心。它是神权民主的象

    征。他们刚刚定居迦南，以色列人就在“邱坛”（high places）感恩

    和献祭，在丘陵和高山上开设祭坛；或者在更精致的历史圣地，在那

    里修建带屋顶的建筑或圣殿。我们知道的大概有12个地方：示罗、

    但、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伯利恒、希伯伦，以及5个规模较小的地

    点。它们的位置从北往南沿着这个国家的脊柱中心分布。它们保证了

    以色列人崇拜活动的非中央化和对历史的延续——因为这些圣殿——

    圣地（temple-shrines）会让崇拜者产生重要的联想。可能大卫虽然

    过去急于保证社会的充分集权化以提供有效防御，但并不想进一步阉

    割它的民主根基。因此他不情愿效仿他那个年代的其他君主政体的专

    制者，将以色列变成一个王室圣殿国家。人们怀疑，也正因如此，他

    才在临终时向他指定的继承人下令，让博学的所罗门完全遵守摩西律

    法：“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他补充说，那是王座得存的唯

    一方式——以确保律法的充分和严格，来平衡新国家的需求。【173】后

    代们领会了大卫深沉的宗教冲动，那让他的政治才能熠熠生辉。这也

    许就是他们崇敬追念他并希望回到他的统治时期的最终原因；所以他

    在《旧约》中占据了比其他君主更大的篇幅并非偶然。

    但大卫的继任者所罗门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大卫热情、急躁、固

    执，犯有罪过又悔过自新，意识到了罪恶，最终实现内心纯净并敬畏

    上帝。所罗门则是个世俗的人：内心深处，他是那个世界和那个年代

    的人。《圣经》中被认为是大卫所作的诗篇，其风格和内容本质上是

    精神性的；它们贴近耶和华宗教的核心。另外，与所罗门有关的《圣

    经》文学作品，包括《箴言》和撩人的诗歌《雅歌》，尽管在同类作

    品中堪称杰作，但更接近那个时期古代近东的其他作品；它们缺少以

    色列人——犹太人的超验主义思想（transcendentalism）和上帝意识

    （God-awareness）。

    所罗门成为才干出众的近东君主。但他的智慧声望是建立在冷酷

    无情的意志之上。虽然他在他的父亲生前就被指定为国王，但大卫的

    辞世让他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之后，他便清除了父亲从前的所有大臣，

    有的还是通过谋杀，这标志着政体和方向的转变。他还对军事政策做

    了决定性的变动。《撒母耳记下》在讲述押沙龙反叛大卫的时候，将

    从支持儿子的古老的支派所征集的士兵，即“以色列人”（the men

    of Israel），与理所当然捍卫国王的雇佣兵，即“大卫的臣仆”，作

    了区分。【174】同样是这些“臣仆”确保了所罗门的唯一继承权，让他

    得以在统治初期排除异己。大卫虽然创建了一支雇佣军，但依然会起

    用“犹大人”（the men of Judah），即南方的支派征兵，作为他的

    主力军队核心。然而，北方的支派征兵或“以色列人”对王权依然保

    持中立或敌意，所以所罗门决定将他们全部革除。

    取而代之的是，他引入了徭役或强制劳役，施行于迦南地区和王

    国北部——犹大支派自己得以免除。作为一种国民服役，徭役没有征

    兵服役那么光荣却更加艰苦；因此招致了更大的怨恨。为了他的建设

    项目，所罗门在广大区域内施行这一政策。《列王纪上》引用政府记

    录，称采石场有8万人，由3300名官员领导和监督，7万人将石头拉到

    工地，还有3万人分批轮流被派到黎巴嫩伐木做梁，每批1万人。【175】

    建设工程包括对大卫那份基础的方案进行扩充和改善，以便将耶路撒

    冷变成民族——宗教的王室中心。不过其中也包括在全国的不同地方

    新建三座王室城堡：“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

    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多， 并基

    色。”【176】

    这三座具有战略地位的城市实际上是所罗门从无到有重建的，沉重的劳动由以色列人承担，但技术性工作由从国外招募的石匠完成。发掘表明其技艺完全超出以色列人已经体现出来的水平；这也揭示了这些城市的主要用途是军事——为所罗门新的战车部队提供基地。【177】大卫从未拥有过战车部队，那是那个年代的大国象征。所罗门在多个养马场拥有大约1500辆战车和4000匹马。【178】其中战略地位最重要的米吉多在后来所称的哈米吉多顿平原上居高临下，他在那儿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王室防御驻地，有着无比坚固的门楼，还有可容纳150辆战车和400匹马的建筑。夏琐，一座被废弃的城市，同样修建了王室驻地、门楼、城墙和巨大的养马场。基色，他从嫁妆中得到的城市，控制着通向埃及的路线，他将其改造成为又一座王室战车——城池。【179】这些守卫森严的王室驻地凌驾于城市的普通房屋之上，它们的存在是对以色列人神权民主的冒犯。所罗门需要他精心打造的战车部队保护他的贸易线路，防御针对他的领土的外部攻击。不过，它们的用途显然还包括维持内部秩序，而且在这方面它们功效巨大，因为各支派都没有战车。

    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所罗门需要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金钱。于是，他又向各支派征税。大卫实施了一次人口普查，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他一直因为此举违背以色列宗教而受到激烈的抨击，而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过。这段插曲是他以信仰为代价建设国家的犹豫和矛盾心理的典型代表。所罗门没有这样的顾虑。根据普查统计表，他将整个国家分成12个纳税区，进一步实施征税，为他的战车——城池和其他王室兵站提供物资。【180】可是，王国的资源不足。所以所罗门对其父的征服进行了合理化处置，撤出防御成本高昂的大马士革，又在西北给推罗王希兰让出领土，使他成为自己的坚定盟友，以换取熟练的工匠和物资。不过他也扩大商贸，让“王的商人”代表自己从事大规模贸易，并鼓励国内外商人使用他的线路，如此便可以对他们征税。

    近东的经济那时已完全进入铁器时代——我们发现的第一件用于

    犁地的铁铲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富裕。所罗门

    用他的行动确保了他的王室从这种新兴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他通

    过与邻国王公诸侯的女儿结亲来扩大贸易，他的口号是“贸易跟着新

    娘”。他“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他因此得到了

    基色。《圣经》向我们讲述了其他联姻结盟，说他“在法老的女儿之

    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

    顿女子、赫人女子”。【181】他的外交和贸易交织在一起。南阿拉伯的

    示巴女王来访也与贸易有关，因为所罗门控制了阿拉伯贸易，主要是

    没药、乳香和香料。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所罗门与推罗王希兰——另

    一位伟大的贸易君主——举办了猜谜比赛。在铁器时代初期，这并非

    不同寻常的外交交流，涉及的赌注金额巨大——有时是城池——是易

    货贸易的一部分。所罗门和希兰共同经营一支船队，从南方的以旬迦

    别一直开到俄斐，俄斐是他们对东非的称呼。两位国王经营珍稀的飞

    禽走兽、檀香木和象牙。另外，所罗门还从事武器的买卖。他从基利

    家购买马匹，然后卖给埃及，换回战车，再把战车卖给北边的王国。

    所罗门实际上是近东大部分地区的武器供应商。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

    ·格卢克在所罗门的以旬迦别港口附近发现了他兴建的炼铜厂，位于

    赫贝特尔卡拉菲岛，那里的常年强风可以让简陋原始的高炉的烟道得

    以运转。这里不仅炼铜，还炼铁，而且制造成品。【182】

    所罗门将从贸易和税收中获得的大部分财富投入那座王室都城。他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宫，宫内的多柱式大厅仿照孟菲斯、卢克索及其他地方的法老宫殿，香柏木屋顶由45根巨大的木柱撑起，《圣经》称之为“黎巴嫩林宫”。他为自己的埃及王后修建了独立的宫殿，因为她要保持自己的异教信仰：“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183】宫殿和王室驻地、营房和内部防御工事靠近新的圣地或圣殿， 将大卫城向东延伸250 码（228.6米）才将其整个容纳。

    所罗门的耶路撒冷如今已不可见了，因为它要么被埋在大希律王后来修建的巨大圣殿建筑之下，要么被罗马人挖空。【184】我们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完全仰仗于《列王纪上》第6—7章的书面资料。但其中提供的细节显示，它类似于青铜时代晚期拉吉和伯善的迦南圣殿以及在叙利亚泰勒泰恩特（Tel Tainet）发掘的一座年代稍晚的公元前9世纪的圣殿。就像这些宫殿一样，所罗门的圣殿有三座宫室，每间宽33英尺，位于一条轴线上：乌兰（Ulam）即门廊，长16英尺，海卡尔（Hekal）即圣所，长66英尺，还有至圣所（Holy of Holies），33英尺见方，里面始终要保持一片漆黑，就像埃及神庙的内室。

    这座建筑的建造和配备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陌

    生。腓尼基泥瓦匠装饰了石柱。推罗王希兰还派来一位青铜方面的行

    家，与自己同名的人，为圣殿铸造礼器。它们包括“有轮的盆”，安

    设在盆座上的铜盆，与在米吉多和塞浦路斯发现的异教器具类似，还

    有巨大的“铜海”，可容纳2000个浴盆的水，用于祭司在献祭前净

    身， 矗立在12 只铜牛上。两根铜柱波阿斯（ Boaz ） 和雅斤

    （Jachin），每根高近40英尺，或许是对应矗立在迦南邱坛的独石，

    保护着有10根金烛台的金坛。至圣所的屏风也悬挂金链。地板和墙壁

    以香柏木为衬。至圣所由镀金木制的基路伯（Cherubim）[26]守卫，用

    于摆放古老的耶和华宗教的尊贵祭仪圣物，首要的是，约柜，还有

    （根据《塔木德》传说）摩西的杖、亚伦的杖、吗哪[27]罐、雅各梦见

    梯子时枕的枕头。【185】然而，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时，这些东西

    早就无影无踪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它们起初是否在那里出现过。

    显而易见，所罗门圣殿的宏大和壮观，还有它地处王室上城或卫

    城的防御城墙内的位置，都与摩西从旷野中带出来的耶和华的纯洁宗

    教没什么关系。虽然犹太人后来开始将所罗门圣殿视作早期信仰的基

    本部分，但那时王室圈子以外的虔诚人士似乎未必如此。诸如徭役、

    税区、战车，都是新事物，很多方面简直就是在模仿地中海沿岸或尼

    罗河谷更为先进的异教文化。所罗门难道不是接受了异教信仰？还有

    他的外国妻子，他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他对古老支派的冷酷方式。

    他的圣殿难道不是崇拜物品的拜偶像的地方？约柜本身看起来肯定与

    富丽堂皇的环境格格不入。它只是个木箱子，长4英尺，深2英尺6英

    寸，有杠穿过每侧的圆环，里面存放着律法石版。在严格的以色列信

    仰中，约柜只是存放上帝诫命的容器。它不应是接受崇拜的祭仪物

    品。但他们在这一点上困惑不已，就像他们信仰上帝虽然不可描绘却

    用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一样困惑。位于但（Dan）的一座古老原始的圣殿

    内其实就有一尊上帝的塑像。【186】尽管约柜是被造来存放律法石版

    的，但以色列人似乎认为上帝的话语有神圣的力量，所以他们在某种

    意义上相信神住在约柜里。他们也是这样描述旷野中的一段段岁月

    的：“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

    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

    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187】

    所罗门就利用这种困惑，推动他的宗教改革朝着王室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即由国王控制唯一的上帝可以得到有效崇拜的神殿。在《列王纪上》第8章，所罗门强调上帝就在圣殿中：“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可所罗门也不是纯粹的异教徒，因为如果他是的话，就意味着他不会费心地把他的异教徒妻子排斥在圣地之外。他了解自己宗教的神学，因而问道：“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通过假设全能神的象征性存在而非有形存在的形式，他在国家需要和他对以色列一神论的理解之间实现了妥协：“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这也是后代将圣殿与信仰融为一体的方式，单单上帝之名在至圣所的存在就能发出强大的神圣之光， 被称为“ 舍金纳”（shekhinah），即神的显现，它会摧毁所有未经许可想要靠近的人。

    然而，当时的许多以色列纯粹主义者对中央王室圣殿的观念表示反对。他们组成了第一个分离主义宗派——利甲族（Rechabites），耶和华宗教后来还衍生出许多这样的宗派。【188】许多北方人同样厌恶耶路撒冷的宗教集中化及其王室圣殿，因为主事的祭司很快就提出了专制的要求，称只有他们的仪式才正当合法，而从族长统治时期就受到崇敬的古老圣地和圣殿、邱坛，以及祭坛都是异端和邪恶的巢穴。这些主张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圣经》正统。但是那时却在北方遭遇了阻力。

    对所罗门的宗教改革的敌意，与其专制方式和苛捐杂税加在一起，让其父创立的统一王国难以长久维系。所罗门的手腕和成功将其黏合在一起，可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甚至就出现了崩裂的征兆。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往昔岁月历历在目，对他们来说，强制劳役制度尤其可憎，因为它让他们想起埃及人的奴役。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宗教密不可分。将祭仪集中至耶路撒冷，所罗门降低了类似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示剑，与雅各有关的伯特利等北方圣地的地位。于是，对于北方人来说，所罗门和他的家族越来越被视作精神破坏者和世俗压迫者。

    因此，在所罗门于公元前925年或公元前926年去世后，北方人拒

    绝承认他的继承人罗波安在耶路撒冷的统一加冕，坚持要求他北上示

    剑加冕为他们的王。在所罗门统治时期逃走的人，如耶罗波安，也返

    回国内并要求实现合乎章程的统治，尤其是要解除徭役征发和高税

    赋：“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

    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189】发生在示剑的似乎是一场全面

    的政治协商，在那里，罗波安征询了前朝谋臣的建议，之后却拒绝了

    他们的和解建议，倚仗自己的精锐骑兵，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告

    诉北方人：“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

    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190】

    这次严重的误判摧毁了这个统一的王国。罗波安并没有凭借武力

    维持统一的军事手段和能力，北方人脱离王国并迎奉了他们自己的王

    室，就在这个帝国崛起的时代——先是巴比伦，后是亚述——这两个

    小王国，南方的犹大和北方的以色列，各自踏上了它们的穷途末路。

    不过衰落的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在此过程中，以色列的宗教文

    化出现了重大变迁。首先是北方王国的兴盛。北方比南方人口稠密，

    拥有更肥沃的土地，更靠近那个年代的贸易中心。摆脱了南方的桎

    梏，它越发富裕，却自相矛盾地沿袭了所罗门认为必要的体制和宗教

    发展模式，而这些制度在南方人实施的时候还被北方抵制过。与大卫

    王朝一样，北方的暗利王朝（House of Omri）成为中央集权主义者，

    在政治和祭仪形式上模仿那些成功的邻国。暗利本人就是一位令人畏

    惧的国王，1866年被发现并被命名为“摩押石碑”的一块为摩押的神

    基抹（Chemosh）所立，碑文悲痛地叙述了他的功绩：“以色列的暗利

    王……压迫摩押很多日子，因为基抹对他的土地生了气。他的儿子继

    承了他，还说我将继续压迫摩押。”

    暗利，与所罗门一样，通过精明的异国联姻巩固自己的权力。他

    让自己的儿子亚哈迎娶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将他的内陆王国连接至

    海边及其贸易线路。同所罗门一样，他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在撒

    马利亚可以望见20英里以外大海的一座山上兴建了一座新城：我们甚

    至可以将其建成的时间溯至大约公元前875年。与所罗门的王城一样，

    城内也有设有防御工事的王室卫城。亚哈也是个伟大的建设者。他在

    撒马利亚修建了《圣经》所说的“象牙宫”，宫殿的正殿衬以浅浮雕

    象牙——在那个年代只有最富有的国王才能拥有的奢华物品。1931—

    1935年，在撒马利亚被发掘时，这些象牙装饰在碎石中一片片被发

    现。亚哈就像他的父亲暗利一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征战国王，在位

    25年，两次击败大马士革的王。按照《圣经》所言，直到在一次战车

    战斗中“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那人的箭

    插入亚哈的盔甲缝隙，让他受了致命的伤。【191】

    暗利王朝的世俗和成功不逊于所罗门，但同样激起了来自社会和

    道德方面的强烈怨愤。王朝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贫富差异扩

    大，农民负债累累，无法偿还的时候就会被没收财产。这有悖于摩西

    律法的精神，尽管没有完全违背其字面意思，因为律法坚持的是你不

    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192】国王们反对精英阶层对穷人的压迫，因为

    他们需要穷人参军和做劳工；但他们实施的措施成效甚微。示剑、伯

    特利及其他圣地的祭司可以领取薪俸，与王室关系密切，他们沉浸于

    仪式和献祭，对穷人的疾苦不感兴趣——批评他们的人如此声称。在

    这样的情况下，先知们再次出现，发出社会良知的声音。与撒母耳一

    样，他们因君主政体而感到不安，认为它本身就无法见容于民主神权

    政体。在暗利王朝统治时期，不可思议的人物以利亚（Elijah）在北

    方迅速地振兴了先知传统。他来自一个被称为提斯比的不明地点，位

    于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就在沙漠边缘。他是利甲族人，是那个极端清

    苦禁欲、外形不羁的基要主义宗派成员，“他身穿毛衣，腰束皮

    带”。如同几乎所有犹太英雄一样，他出身贫寒，代表穷人说话。传

    说称他住在约旦河附近，靠乌鸦供养。【193】毫无疑问，他看起来跟一

    千年后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没什么不同。他为穷人行

    神迹，在百姓受苦的干旱和饥荒年头影响最大。

    但是，以利亚与其他严格的耶和华信徒一样，对暗利王朝的不满

    不仅是出于社会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宗教原因。因为亚哈忽视耶

    和华崇拜，渐渐随自己的妻子信崇巴力[28]：“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

    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行了最

    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194】同样正是耶洗别撺掇亚哈仗着专横的

    权势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拿伯被害死，这是一桩违反以色列神权政

    体精神特质的罪行。

    很明显，以利亚能够吸引来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在干旱无雨的苦

    难年头。他成为令人敬畏的公开宣道者。《列王纪上》第18章描述了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他在迦密山召集大批以色列人，挑战巴力的

    祭司和“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比赛降雨。他的目的是一劳永逸

    地确立民族宗教，他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

    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巴力的祭

    司举行了全套仪式，“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可什么

    也没发生。然后，以利亚筑起祭坛，向耶和华献祭，即刻“耶和华降

    下火来，烧尽燔祭”。于是所有人“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

    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和他的民众抓住了异教祭司，带到基顺

    河，“在那里杀了他们”，在迦密山山顶进一步祈祷后，以利亚召

    唤“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很快，“天因风云

    黑暗，降下大雨”。

    虽然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但以利亚自己还是无法根除异教

    或者推翻暗利王朝，不过他预言了它的垮台。他是个单枪匹马的人

    物，拥有超凡魅力并能够左右大批民众的人，但不是一个能够自立门

    户建立门派或宫廷派系的人。以利亚代表个人的良知，也许是犹太人

    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上帝对他说话不是摩西时代的声若惊雷，

    而是用“微小的声音”。在他因为拿伯被害而诅咒亚哈家族的时候，

    他支持国王的行为不应有别于平民的原则：行为应该以道德原则为指

    导。政治与权力相关，而非强权。虽然是反对派的首位先知领袖，但

    以利亚不是政治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被追杀的逃亡者，他的临

    终几日是在荒野中度过的。《列王纪下》第2章讲述了他为自己的继任

    者以利沙涂膏油，然后就被旋风卷起，乘着火的战车升天去了，给他

    的继任者留下他的神圣斗篷用以穿戴。

    但以利沙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圣经》故事中有他不同寻常的事迹：在伯特利附近被“童子”（或者可能是十几岁的无赖）嘲笑时，他从森林里召唤出两头母熊，将至少42名不良少年撕裂。【195】不过以利沙可不是单枪匹马。他组建了有组织的追随者队伍——一个先知团体，他还与世俗机构的成员合作，以实现以利亚所寻求的宗教改革。亚哈已经维修扩建了所罗门在北方的战车城池。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那是强大和衰落的根源之一。宁示的儿子耶户[29]就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战车将军，“车赶得甚猛”。以利沙与耶户进行了一场宗教——军事共谋，膏他做未来的王，就这样发动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政变。【196】耶户让耶洗别的宦官把她从宫殿的窗户扔了出来，“她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她践踏了”。亚哈的70个儿子被斩首，而且“首级在城门口堆成两堆”。耶户血洗了整个亚哈王族，“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接着，他集合并屠杀了所有的巴力祭司，“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197】

    这种残酷的宗教整肃或许一度重新确立了耶和华崇拜的正式和唯

    一的地位，但无法解决保持宗教正统以维护民族团结与符合世界潮流

    以维系国家生存之间的长期矛盾。耶户，一如可预见得到的，行事很

    快就与暗利王朝同样专制；甚至，实际上所有的以色列国王迟早都会

    与宗教纯粹主义者分道扬镳。为了保住权力，一位国王不得不做些让

    耶和华真正的追随者无法认同的事情，至少看似如此。拿伯的葡萄园

    事件就是恰当的例子，是精神——世俗冲突的象征。有一个著名的片

    段，上帝授意以利沙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

    的产业吗？”而亚哈回答，“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198】仅让耶

    户及其儿子们取代亚哈及其儿子们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8世纪的《阿

    摩司书》（Book of Amos）用迥然不同的方式重申了这个问题。这卷

    书与后荷马时代希腊的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同属一个时代，对抽象的正义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不过阿摩司

    的例子直接与耶和华崇拜有关联。他是出身犹大的南方人，是个修剪

    桑树的，北上以色列宣扬社会正义。他不厌其烦地声明自己不是天生

    的先知，不属于任何团体，只是一个看到了真理的劳作之人。他抗议

    祭司们在北方圣地伯特利举行的繁复仪式，说在穷人遭受践踏和挨饿

    的时候它们只是笑柄罢了。他借上帝之口说：“我厌恶你们的节

    期……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

    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199】伯特利的祭司首领亚

    玛谢竭力反对阿摩司的行为。他辩称，圣地是国王的礼拜堂，是国王

    朝廷的一部分；祭司的职责是用适当的礼仪支撑国家宗教，玩弄政治

    和干涉经济并非他们的职责。他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

    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在国王那边，他抱怨阿摩

    司实际上是在王国内部筹谋对抗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他

    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200】

    这种争论确实很重要。后来的犹太预言者，以及大多数基督教道德神学家，支持阿摩司的观点。《塔木德》主张：“正义的戒律比所有戒律加在一起都要重。”【201】但《塔木德》信徒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们倒是能够负担得起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这种奢侈了。但是在亚玛谢[30]的年代，既然想维持国家的存在，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妥协就必不可少。如果允许南方的先知以上帝的名义四处挑唆阶层冲突，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然后只能任凭想要完全彻底摧毁耶和华崇拜的外敌摆布。那就是他说这国担当不起阿摩司这样怨言的意思。

    在整个公元前9世纪，亚述的势力一直在发展。撒缦以色的黑色方尖碑显示，即使在耶户时代，以色列就一直被迫纳贡。以色列一度出钱安抚住了亚述人，或者通过与其他小国结盟遏制住了他们前进的势头。可到了公元前745年，残暴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登上亚述王位，将他的好战国家转变为帝国。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实施驱逐民众的政策。公元前740年，他的年鉴记载：“米拿现（以色列王）惊慌失措……他逃走并向我奉上……银、彩色毛织服饰、亚麻服饰……我接受了他的进贡。”公元前734年，他突破至海岸，然后沿海岸向“埃及河”进发。所有的精英、富人、商人、工匠、士兵被送至亚述，在那里重新定居；在他们的地方已经有来自巴比伦的迦勒底和阿拉姆的部落成员前来定居。接着提格拉向内陆推进。由于内部深受宗教和社会分歧的困扰，北方的以色列王国无力抵抗。公元前734—前733年，提格拉·帕拉萨征服加利利和约旦河外，仅撒马利亚得存。公元前727年，提格拉去世，但他的继任者撒缦以色五世在公元前722—前721年冬季占领撒马利亚，次年，他的继任者萨尔贡二世荡平了北方王国，驱逐了整个精英阶层，派遣殖民者进入，萨尔贡在廓萨巴德年鉴中记录道：“我围攻并占领撒马利亚，掳走居住其中的民众27290人。”《列王纪下》悲鸣：“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马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马利亚，住在其中。”【202】这次灾难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撒马利亚王室驻地被彻底摧毁。米吉多被夷平重建，亚述风格的建筑在碎石上拔地而起。夏琐的城墙被推倒。示剑荡然无存，得撒亦是如此。

    这样便发生了犹太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惨剧，它还是一场连

    最后的复兴都无法挽回的惨剧。以色列北方民众的结局是遭遇杀戮，

    流离失所。他们被迫踏上前往亚述的末路，北方的10个支派在这段时

    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成为神话。它们存在于后世犹太的传说中，

    但现实中却完全被周边的阿拉姆人同化，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

    语言；阿拉姆语作为亚述帝国的通用语言向西传播，掩盖了他们消失

    的痕迹。以色列的农民和工匠还留在撒马利亚，并与新的居民通婚。

    《列王纪下》第17章记载了这些悲惨的事件，称流亡亚述的精英依然

    崇拜耶和华，他们派回一名祭司住在伯特利，教导群龙无首的民众，

    但在其中补充道：“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自为自己制造

    神像，安置在撒马利亚人所造有邱坛的殿中。”它随后描述了一幅可

    怕的场景，北方王国崩溃，沦为异教混杂的境地。北方崇拜耶和华的

    方式在犹大王国一直备受怀疑。对北方正统地位的怀疑折射出以色列

    人在进入埃及时就出现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离开埃及和征服迦南之后

    其实从未弥合。在耶路撒冷及其祭司眼中，北方人一直与异教徒缠夹

    不清。北方王国的沦陷和流散，以及剩下的人与异族通婚，被他们用

    来否认撒马利亚人最初拥有的以色列传统。从此以后，他们自称上帝

    选民的一部分以及想要居住在应许之地的理直气壮的要求再也没能得

    到犹太人的认可。

    不过北方也为南方留下了遗产，为耶和华宗教的新阶段孕育了萌

    芽，并在古代耶路撒冷的最后时日在南方开出花朵。撒马利亚陷落

    时，一些逃难的学者免于被掳，到了南方，被收留并在耶路撒冷重新

    定居。其中一位随身携带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先知何西阿（Hosea）的

    作品，这部作品后来在一位南方人手中完善成形。【203】在北方王国被

    摧毁的前夕，何西阿一直在预言和写作。他认为上帝选民遭遇的军事

    和政治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异教信仰和道德堕落受到了上帝无可避免的

    惩罚，他是第一个明确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他用才华横溢和富有诗

    意的文字预言了撒马利亚的陷落。上帝会把他们的偶像砸成碎

    片：“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他警告所有有罪过的耶和

    华崇拜者：“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204】

    何西阿是个神秘人物，从某些方面看，他的作品是整部《圣经》中最令人费解的。他的语气经常阴郁悲观。他可以传达出苦难中仍要保留一丝不曾熄灭的希望火花的感觉，这种能力将会成为众多犹太作家的特色。他或许是改过自新的酒色之徒。他悔恨哀叹：“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205】性欲尤其会引起他的强烈嫌恶。他说上帝吩咐他迎娶淫妇歌蔑，与她生孩子——歌蔑代表的是异教神庙仪式中的妓女和以色列自己，她背弃了耶和华，转而侍奉巴力。他谴责北方的所有制度，他甚至认为北方根本不应存在，因为以色列和犹大本就是一体。政治上的解决措施毫无用处；耶户的整肃是邪恶的。结成组织的祭司令人难以忍受：“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示剑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王室圣地和其他地方的先知团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作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206】

    所以，以色列及其存在的制度难逃厄运，将会被掳至异国。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上帝爱他的子民。他惩罚，但也宽恕：“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接着，他用一句醒目的预言补充道：“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207】重要的并非物质的准备，而是人心的改变。保证以色列获得救赎，并且能让洗净罪恶的“余剩的民”（remnant）保留信仰直到未来的，只有热爱上帝并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惊恐于北方邻国的崩溃，惧怕于面临相似的命运，犹大接受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启示，而以色列思想家在此似乎第一次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和有组织的社会，开始正视心灵的宗教。与北方相比，犹大更贫穷，更农业化，军权——政治不占优势，而且更靠近耶和华崇拜的根基，虽然《圣经》的叙事和1961—1967年对耶路撒冷的发掘也提供了异教信仰故态复萌的证据。那里本地的普通民众具有重要的地位。公元前840年，他们首次在历史上亮相，推翻了篡夺王位并将巴力崇拜迎进圣殿的暴虐太后亚他利雅。《列王纪下》清楚地表明，在后来恢复纲纪的过程中，神权民主的概念复兴。因为领导民众起义的正是宗教人物耶何耶大， 他坚决认为应该把民众当作一股政治和体制力量：“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208】在那个时代的近东甚至在很久以后的希腊，没有一个国家能起草出这样新颖的协议。随着帝国阴影的迫近，危机同样笼罩在犹大的头上，而此时，当地人确实被赋予了在王位继承存疑的情况下选举国王的特殊权利。

    以色列沦陷时，犹大希西家王的正规军兵微将寡，较之北方古老的战车军队尚且望尘莫及，他在当地人的支持下加固耶路撒冷，在西翼修建了一道新的城墙，他“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他还掘通了西罗亚隧道，以应对亚述的围城；这条沟渠可以将基训泉水引入岩石凿成的水池，再让水流注入汲沦溪。这座城市可以使用这座巨大的水池，而围城军队对此将毫无察觉。这在《圣经》中也有描写，【209】而且在1867—1870年隧道被勘察时也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同时代的铭文，即城墙上发现的希伯来文字，记录了这项工程的完成：
    隧道凿穿贯通的经过记在下面：（挖掘隧道的人举着）锄头，朝着同伴的方向挖去，当（还有）3腕尺[31]就要凿穿时，（他们听到）一个人呼唤同伴的声音，因为右边的岩石有裂缝，（左边的）也有。贯通的日子，挖掘隧道的人各自向同伴的方向敲击，相对而挖。水开始从源头流入水池，全程共1200腕尺。【210】

    实际上耶路撒冷确实熬过了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立的猛烈围攻。拯救他们的工具与其说是新城墙和水池，倒不如说是黑死病的大暴发，老鼠携带的病菌袭击了亚述营地，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后来也提及了此事。《列王纪下》将其看作神迹：“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万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211】犹大的统治者为了寻求安全还多方结盟，结盟周边小国，甚至与虚弱的大国埃及，“压伤的苇杖”，就像亚述人对它的嘲讽，“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212】

    然而，犹大的统治者和百姓越来越将他们最终的政治和军事命运

    与他们当前的神学和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个民族似乎只能靠信仰

    和劳作得救的观念大行其道。但是用宗教解决国家生存问题的理念本

    身——与非利士人入侵时期促使以色列成为王国的想法截然相反——

    将犹大推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如何有效地平息耶和华的愤怒？耶路

    撒冷圣殿的祭司们主张只能通过一劳永逸地摧毁古老邱坛和地方圣殿

    可疑的祭仪活动，独将崇拜集中到耶路撒冷，在此保持最纯粹的正

    统。公元前622年，在修复圣殿的同时，这个进程开始加快，大祭司希

    勒家找到了一卷古书，也许是《摩西五经》的原本，也许只是《申命

    记》，上面有上帝和以色列的神约，而最后第28章是令人惊骇的诅

    咒。这次发现制造了恐慌，因为它似乎证实了何西阿预言的警示，暗

    示北方的命运将会降临南方。国王约西亚“便撕裂衣服”，下令对祭

    仪进行全面改革。所有的偶像被摧毁，邱坛被关闭，异教、异端和非

    正统的祭司被屠杀。这次基要主义改革形成了隆重的逾越节[32]全国庆

    典，这是在耶路撒冷从未举办过的。【213】因此，由所罗门采用类似异

    教的创新所创建的耶路撒冷圣殿，以一种古怪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成

    为这次国家宗教历史寻根运动的主要受益者。祭司们的权力与日俱

    增，成为国家——或者至少是官方层面上的——一切宗教真理的裁决

    者。

    但在这段大难临头的日子里，一支非主流、非官方的思想流派开

    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提出的拯救方向截然不同，并且最终被证明是

    正确的方向。何西阿已经写下了爱的力量并呼吁人心的改变，同时代

    比他年轻的一个南方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想法。以赛亚生活在北方王

    国被宣判死刑的年代。不同于《圣经》中大多数的英雄人物，他的出

    身并不贫寒：根据《巴比伦塔木德》[33]，他是犹大王亚玛谢的侄子。

    【214】可他的思想却是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他对军队和城墙、国王和

    宏伟的圣殿没有信心。他的作品标志着以色列宗教开始了自身的精神

    化，从时空的特定位置转移到普救论（universalist）的层次。它被

    分成两部分：第1章至第39章是他在公元前740—前700年的生平和预

    言；第44章至第66章或者说《以赛亚书》则需追溯至很久之后，二者

    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清晰，不过这些思想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

    以赛亚不只是最卓越的先知，他还是最杰出的《旧约》作家。他

    显然是一位庄严的传道者，但或许也把自己的话语付诸笔端。他的语

    言肯定很早就形成了书面形式，一直是所有神圣作品中最受欢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库姆兰发现的文稿是一份羊皮卷，长23英尺，

    用50竖行的希伯来文全面介绍了以赛亚，是我们现有的保存最完好和

    最长的古代《圣经》手稿。【215】早期犹太人喜欢他才华横溢的散文和

    绝妙的配图，其中很多已经传播进入文明国家的文学中。然而比语言

    更重要的是思想，以赛亚正将人性推向新的道德探索。

    以赛亚的所有主题相互关联。同何西阿一样，他关注于灾难的警示。“守望的啊，夜里如何？”他问，“守望的啊，夜里如何？”愚蠢的人置若罔闻：他们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或者他们相信防御工事和同盟。而他们应该服从上帝的命令：“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这意味着一种心灵的道德转变，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变革。目标必须是社会正义。人们必须停止以追逐财富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上帝不会容忍对弱者的压迫。他质问：“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216】以赛亚的第二个主题是忏悔。倘若内心转变，上帝总会宽恕。“耶和华说： ‘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成雪白。’”上帝想让人做的是承认和回应他的神圣——“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而且以赛亚想象天使用火炭触碰人的嘴唇烧尽罪恶。当罪人内心转变，追求的不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神圣时，以赛亚引入了他的第三个主题：和平时代的观念，那时人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在那个和平时代，“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217】

    但以赛亚并非仅仅宣扬一种新的伦理体系而已。出身于一支具有历史视野的民族，他看到了上帝的意志、原因和结果、罪恶和悔改，都是按照明确的线性方向发生。他提出了一种对未来的愿景，卓越人物齐集的一幅愿景。此时，他引入了自己的第四个主题：这个观念不仅是关于集体放弃罪恶，而且涉及一位特定的救赎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特殊的婴儿将成为和平年代的代理人：“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而他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218】

    以赛亚不仅写作，还在圣殿讲道。但他不谈论官方崇拜的宗教、

    无休止的献祭和祭司仪式，他谈论的是关于心灵的伦理宗教：他越过

    祭司直面民众。一个令人信服的《塔木德》传说称他在崇拜偶像的玛

    拿西王（King Manasseh）统治期间被谋杀；不过正统的祭司和圣殿机

    构也不欢迎他。在以色列作品中，殉道的主题开始越来越多地持续出

    现。《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他似乎与第一部

    分的救赎者有关：受苦的仆人，他身负整个社会的罪恶，通过牺牲自

    己，洗涤罪恶，形成人格化的力量，将国家的使命引向胜利的结局。

    【219】这位受苦的仆人是以赛亚自己的声音和命运的回响，这卷作品的

    两部分协调一致，即使成文间隔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总的说来，《以

    赛亚书》明显标志着耶和华宗教的成熟。此时它涉及正义和审判：审

    判国家和审判个人灵魂。在支派、民族和国家的主张以外，《以赛亚

    书》尤其强调个人是信仰的承载者。不仅以利亚，我们每个人、所有

    人都能听到良心“微小的声音”。所有这些是个人探索的一部分，在

    人类自我认识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希腊人很快也走上了同样的方

    向，但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不久后对他们的称呼——犹太人，才是先

    驱。

    此外，与希腊人不同，受以赛亚启发的以色列人正在走向纯粹的

    一神论。《圣经》较为靠前的部分有许多段落，与其说里面的耶和华

    被视作唯一的神，还不如说是最强大的神，可以在其他神的地盘上显

    示威力。【220】但《以赛亚书》不仅否认了其他神灵在实践中的存在，

    还否认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中的存在：“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

    我以外再没有真神。”【221】另外，如今已经清楚地表明，上帝普遍存

    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是贯穿历史的推动力量，也是唯一的

    推动力量。他创造了宇宙；他操纵它；他还会终结它。以色列是他的

    规划的一部分，但接下来其他的每个人都是。所以如果亚述人进攻，

    他们也是按照他的指令行事；如果巴比伦人掳走整个国家，那也是上

    帝的意志。摩西的旷野宗教开始成熟，成为一种复杂的世界信仰，成

    为全人类都可以求助于它寻求答案的信仰。【222】

    我们不能怀疑，以赛亚的启示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就渗透进了这

    个民族的意识。不过在灾难降临前的数十年，他的有力声音里就掺入

    了当时其他人的声音，虽然没那么富有诗意但同样有穿透力。相比于

    流放前时期的其他作家，我们对耶利米（Jeremiah）的了解更多，因

    为他的学生巴录（Baruch）抄写记录下了他口述的宣道和自传。【223】

    他的一生与自己国家的不幸历史紧密交织。他是便雅悯人，出身祭司

    家庭，来自耶路撒冷东北的一座小村庄。公元前627年，他开始因袭何

    西阿讲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因袭以赛亚的方式。他认为这个国家不幸

    犯了罪过，还在加速走向毁灭：“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与何西

    阿一样，他轻视宗教机构，不管是祭司、文士、“智慧人”，还是圣

    殿先知：“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

    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224】他认为约西亚统治时期支

    持圣殿的大规模宗教改革一败涂地，公元前609年，这位约西亚国王死

    后不久，他前往圣殿慷慨讲道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他险些被杀

    并被禁止靠近圣殿区域。他所在的村庄，甚至他的家人，都反对他。

    他无法或不愿结婚。在众叛亲离的孤寂中，他的作品表现出偏执狂的

    迹象，如果按照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叫法。他写道：“愿我生的那日受

    诅咒！”另外还有：“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

    医治，不能痊愈呢？”他觉得周围都是自己的敌人，他们“设计谋害

    我”，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225】耶利米不仅被

    禁止讲道，连他的作品都被焚烧了，如此看来倒有几分道理。

    这种不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北方的敌人”，正如他所说，尼布甲尼撒及其军队，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王国内的所有人都在竭力寻找化解劫难的办法，耶利米倒好像在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民众及其统治者因为他们的邪恶，本身就是其危难的始作俑者。敌人只是上帝怒火的工具，因而一定会获胜。这像悲观的宿命论，于是出现了《耶利米哀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忽视了他的启示的其他部分，继续怀有希望的理由。因为耶利米说王国的毁灭无所谓。以色列依然是被上帝选中的。它在流亡离散中和在自己的小国家里都可以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即使经历失败，以色列与上帝的联系也会继续存在，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不会被破坏。耶利米宣扬的不是绝望；相反，他是让以色列同胞准备面对绝望并克服它。他正试图教导他们如何成为犹太人：屈服于征服的力量并让自己适应，利用逆境，心中始终坚信上帝的正义。

    这样的教训很有必要， 因为第一圣殿时期（ First Commonwealth）[34]已经日薄西山。耶利米在圣殿宣道的三年前，亚述帝国突然崩溃，巴比伦新势力填补了它留下的真空。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在决定性的迦基米施战役中获胜，击溃了埃及军队，也就是那根“压伤的苇杖”。公元前597年，耶路撒冷陷落，如今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巴比伦历代志记载：“七年，基斯流月[35]，（尼布甲尼撒）调集大军，行至哈提地，包围犹大的城池，亚达月[36]二日破城，俘获国王。他按照自己的选择为那里任命一个国王，收取大量贡品，并（将它们）送至巴比伦。”这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日期，3月16日。《列王纪下》补充道，犹大王约雅敬（Jehoiakim）[37]带着“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被掳至巴比伦，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人留下。圣殿的金器同样被“切成碎片”并带走。【226】

    犹大的悲哀还没有结束。西底家（Zedekiah）是巴比伦人任命的以色列管理者，已经向他们发誓效忠，而在他统治期间，这座城市发生反叛， 于是再次被围。1935 年， 考古学家J.L. 斯塔基（J.L.Starkey）发掘了拉吉的门楼，在那儿发现了如今被称作“拉吉书信”（Lachish Letters）的刻字陶片。它们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589年秋季，是从前哨发送给一位拉吉参谋的，上面提到了耶路撒冷享有自由的最后阶段。其中一块提到“一位先知”，或许就是耶利米。另一块陈述耶路撒冷、拉吉和亚西加是以色列仅剩的地盘。公元前587年或586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打破，这座忍饥受饿的城市投降。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是，西底家的子孙们在他面前被杀，在他亲眼目睹这个可怕的场面后，他的双眼被挖出，那是对背弃誓言的封臣通常的惩罚。圣殿被拆除，城墙被拆毁，宏伟的城市房屋被破坏，可以追溯至大卫征服前的米罗城的旧城陷入沟壑。【227】

    不过，巴比伦征服犹大和亚述突然袭击北方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巴比伦人没那么残忍，他们没有开拓殖民地。没有异地的部落从东方迁入，用异教圣地占据这块应许之地。本地的穷人虽然群龙无首，但还勉强能够坚持他们的宗教。此外，似乎已经在公元前588年归顺的便雅悯人没有被放逐，他们的城市基遍、米斯巴和伯特利得以完整保留下来。但这个国家还是东零西散。这是一次离散，也是一次流亡，因为许多人逃到了北方的撒马利亚，或者逃到以东和摩押。一些人逃至埃及，其中就有耶利米本人。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日子里，他的表现极为固执和大胆，坚持认为抵抗无用，尼布甲尼撒是上帝的代理人，被派来惩罚有罪的犹大。所以他们逮捕了耶利米。城市沦陷后，他本想留下与穷人一同生活，但一群市民拉着他一起离开，越过埃及边境定居下来，晚年的他在那儿继续谴责招致上帝惩罚的罪恶，寄希望于见证他的话语被历史证明的“余剩的民”和“极少的人”。第一位犹太人的声音就在那儿渐渐减弱，直至消失。【228】

    [1 ]For a description and plan of the tombs, see L.H.Vincentet al.，Hebron：Le Haram El-Khalil.Sépulture des Patriarches（Paris 1923）；Encyclopaedia Judaica, xi 671.

    [2 ]G. L.Strange, 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 （ London 1890），309ff.

    [3 ]E. Sarna, Understanding Genesis （ London 1967 ），168ff.

    [4 ]Herbert Han, updated by H. D.Hummel, The Old Testament in Modern Research（London 1970）；R.Gra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New York 1963）.

    [5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Edinburgh 1885；New York 1957.

    [6 ]M.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2nd edn, London 1960）；A.Alt,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New York 1968）.

    [7]G. Mendenhall and M.Greenberg，‘Method in the Study of Early Hebrew History’，in J.Ph.Hyatt（ed.），The Bible in Modern Scholarship（Nashville, New York 1964），15—43.

    [8 ]See W. F.Albright,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3rd edn, Baltimore 1953）and 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 （ London 1968 ） ；Kathleen Kenyon,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Land （ 4th edn, London 1979 ） and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London 1978）.

    [9]Deuteronomy 4：19.

    [10 ]R. D.Barnett, Illustrations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London 1966），ch.1，‘The Babylonian Legend of the Flood’.

    [11]Genesis 11：31.

    [12]L. Woolley et al.，Ur Excavations（British Museum,

    London，1954—）；L.Woolley, The Sumerians（London 1954）.

    [13]M. E.L.Mallowan，‘Noah’s Flood Reconsidered’，Iraq

    26（1964）.

    [14 ]W. G.Lambert and A.R.Millard, Atrahasis ：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Flood （ London 1970 ） ；E.Sollberger,

    The Babylonian Legend of the Flood（3rd edn, London 1971）.

    [15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 i （ 3rd edn 1970 ） ，

    353ff.

    [16]Genesis 9：18.

    [17 ]Encyclopaedia Judaica, v 330；Michael 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London 1984），32.

    [18 ]For a summary of the calculations, see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London 1970）.

    [19 ]See Kenyon, Archaeology of the Holy Land （ London

    1960 ） ， for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Middle Bronze Age

    tombs outside Jericho and the Cave of Machpelah；Nelson

    Glueck ， ‘The Age of Abraham in the Negev’ ，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8（1955）.

    [20]A. Parrot, Mari, une ville perdue（Paris 1935）.

    [21 ]D. H.Gordon ， ‘Biblical Customs and the Nuzi

    Tablets’，Biblical Archaeologist 3（1940）.

    [22 ]P. Matthiae ， ‘Ebla à l’Époque d’Akkad’ ，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rendu（

    Paris 1976）.

    [23 ]A. Malamat ， ‘King Lists of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nd Biblical Genealogie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 1968 ） ；‘Northern Canaan and the Mari

    Texts’ ， in J.A.Sanders （ ed. ） ，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Garden City, NY 1970 ） ， 167—177；

    and‘Mari’，Biblical Archaeologist，34（1971）.

    [24]Genesis 23：29—34.

    [25 ]Quoted in R. K.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London 1970）.

    [26 ]C. H.Gordon ， ‘Abraham of Ur’ ， in D.Winton

    Thomas （ ed. ） ， Hebrew and Semitic Studies Presented to

    G.R.Driver （ Oxford 1962 ） ， 77—84；E.A.Speiser, Genesis,

    Anchor Bible （ Garden City, NY 1964 ） .See also

    M.Grunberg ， ‘Another Look at Rachel’s Theft of the

    Terraphin’，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81（1962）.

    [27]Kenyon,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7—24.

    [28 ]J.-R. Kupper, Les Nomades de Mésopotamie au temps

    des rois de Mari（Paris 1957）；I.J.Gelb，‘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15（1961）.

    [29]E. A.Speiser，‘The Biblical Idea of History in its

    Common Near Eastern Setting’ ， in Judah Goldin （ ed. ） ， The

    Jewish Experience（Yale 1976）.

    [30]Genesis 26：16.

    [31]Genesis 16：12.

    [32]J. L.Myers, Th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Form of the

    Book of Ruth（London 1955）；Albright, 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1—25；S.Daiches, The Song of Deborah（London 1926）.

    [33 ]S. W.Baro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 2nd edn, New York 1952 ） ， i I 44.Grant,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32ff.

    [34]Joshua 24：2.

    [35]Isaiah 29：22.

    [36]Speiser, op. cit.

    [37]G. E.Wright，‘How Did Early Israel Differ from Her

    Neighbours?’ ， Biblical Archaeology 6 （ 1943 ） ， Baron,

    op.cit.，i I 48.

    [38]Genesis 22：2 says‘thine only son Isaac’，meaning

    of course by Sarah.

    [39 ]Encyclopaedia Judaica, ii 480—486；Philo, De

    Abrahamo ， 177—199 ， 200—207；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 3 ： 24；Nahmanides, Works, ed. C.B.Chavel （ London

    1959），i 125—126.

    [40 ]Fear and Trembling （ trans. ） ， Penguin

    Classics（Harmondsworth 1985）.

    [41 ]Ernst Simon in Conservative Judaism 12 （ Spring

    1958）.

    [42]Genesis 22：14.

    [43]Ibid.，22：18.

    [44 ]This theme is ingeniously discussed in Dan

    Jacobson, The Story of the Stories：The Chosen People and its

    God（London 1982）.

    [45 ]Abot 6 ： 10 （ baraita, Kinyan Torah ） ；quoted in

    Samuel Belkin, In His Image：The Jewish Philosophy of Man as

    Expressed in the Rabbinical Tradition（London 1961）.

    [46]Midrash Tehillim 24：3.

    [47]Leviticus 25：23；I Chronicles 29：15；Psalms 39：

    12.

    [48]Genesis 15：1—6.

    [49]Genesis 17：8.

    [50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Judaism（Berkeley 1982），9—17.

    [51]Gerhard von Rad, 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 （ trans. ， Edinburgh 1966 ） ；J. A.Sanders, Torah

    and Canon（Philadelphia 1972）.

    [52]In Genesis 32：28 and 35：10.

    [53]In Genesis 37：1.

    [54]Genesis 29：30；35：16—18；48：5—6.

    [55]Genesis 25：13—16；22：20—24；10：16—30；36：10

    —13.

    [56]W. F.Albright，‘The Song of Deborah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 62 （ 1936 ） ；H.M.Orlinsky ， ‘The Tribal System of

    Israel and Related Groups in the Period of Judges’ ， Oriens

    Antiquus，1（1962）.

    [57 ]O. Eissfeld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ch.xxxiv，‘The Hebrew Kingdom’，537ff.

    [58]Genesis 14：18—20；17：1；21：33.

    [59 ]For Shechem, see W. Harrelson, B.W.Anderson and

    G.E.Wright ， ‘Shechem ， “Navel of the Land”’ ， inBiblical

    Archaeologist，20（1957）.

    [60]Genesis 48：22.

    [61]Joshua 8：30—35.

    [62]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14—317.

    [63]Baron, op. cit.，i I 22.

    [64]Genesis 41：39.

    [65]Encyclopaedia Judaica, x 205.

    [66]Exodus 1：11.

    [67]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1—322.

    [68 ]H. 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42ff.

    [69 ]I Kings 1 ： 6 refers to‘the 480th year afte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com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in the

    fourth year of Solomon’s reign over Israel…….’Solomon’s

    reign is the frst in Israel’s history for which we have

    absolute dating.

    [70]B. Couroyer， ‘La résidence Ramesside du Delta et

    la Rames Biblique’，Revue biblique 53（1946）.

    [71 ]Ben Sasson, op. cit. ， 44；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2—323.

    [72]Deuteronomy 4：23—24；Exodus 19：4—6.

    [73]Exodus 4：10ff.

    [74]Exodus 18：14—24.

    [75]Sifra 45d；Encyclopaedia Judaica, xii 568.

    [76]Eusebius（died c. 359 AD）summarized much of this

    tradition in his Praeparatio Evangelica，9：26—27 etc.

    [77]Josephus, Contra Apion，2：154.

    [78 ]Philo, Questiones et Solutiones in Gesesin ， 4 ：

    152；De Providentia，111.

    [79]Numenius, Fragments（ed. E.A.Leemans，1937），19，

    32.

    [80 ]Reproduced in Josephus, Contra Apion ， 1 ： 228ff；

    Theodore Reinach,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romains rélatifs

    au Judaisme（Paris 1895）.

    [81 ]Marx to Engels ， 10 May 1861；30 July 1862 ： Marx-

    Engels Works, vol. xxx，165，259.

    [82]Moses and Monotheism（London 1939）.

    [83]Exodus 1：9—10.

    [84]C. J.Gadd, Ideas of Divine Rul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London 1948）.

    [85]Speiser, op. cit.

    [86 ]Enid B. Mellor （ ed. ） ， The Making of the Old Testament（Cambridge 1972）.
    [87 ]For examples of codes see James B.Pritchard （ ed. ） ，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3rd edn, Princeton 1969）.
    [88 ]Moshe Greenberg ， ‘Some Postulates of Biblical

    Criminal Law’，in Goldin, op. cit.

    [89]Deuteronomy 22：22—23；Leviticus 20：10.

    [90]Exodus 21：22ff.

    [91]Exodus 21：29；See A. van Selms，‘The Goring Ox in

    Babylonian and Biblical Law’，Archiv Orientali 18（1950）.

    [92]Deuteronomy 24：16；5：9；Exodus 20：5. There are,

    however, examples of the law of talion applying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s, for example Saul’s sons.Joshua 7；II

    Samuel 21.

    [93 ]Deuteronomy 25 ： 3；E. A.Hoebel ：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Harvard 1954）；G.R.Driver and J.C.Miles, The

    Babylonian Laws ， 2 vols （ Oxford 1952 ） ；

    W.Kornfeld ， ‘L’Adultère dans l’orient antique’ ， Revue

    biblique 57（1950）.

    [94]J. J.Stamm and M.E.Andrew,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Recent Research（New York 1967）.

    [95]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35.

    [96]G. Mendenhall, Biblical Archaeology 17（1954）.

    [97 ]Set out conveniently, with Biblical text

    referenc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 763—782.

    [98 ]Exodus 21 ： 1 to 22 ： 16；O. Eissfeldt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ch.xxxiv ， 563 ： see J.P.M.Smith,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Hebrew Law（Chicago 1960）.
    [99]A. van Selms,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Ugaritic

    Literature（New York 1954）.

    [100]D. R.Mace, Hebrew Marriage（New York 1953）.

    [101 ]Roland de Vaux, Ancient Israel ： Its Life and Institutions（trans.，New York 1961），46—47.
    [102 ]J. M.Sasson ， ‘Circumcis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85（1966）.
    [103]Exodus 4：25；Joshua 5：2—3.

    [104]Baron, op. cit.，i I 6—7.

    [105]Ezekiel 20：12.

    [106 ]Leviticus 17 ： 14；Genesis 9 ： 4；Genesis 38 ： 24. See I.M.Price ， ‘Swine in Old Testament Taboos’ ，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44（1925）.
    [107]I Kings 22：11.

    [108]II Kings 2：23.

    [109]A. H.Godbey，‘Incense and Poison Ordeals in the Ancient Orient’ ，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46（1929—30）.
    [110 ]See examples with references in George Fohrer,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trans.，London 1973），233.

    [111 ]Von Rad, op. cit. ， ‘Some Aspect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View’.

    [112]Exodus 34：13—16.

    [113]This was the view of the Mishraic sage Simeon ben Assai；Sifra on Leviticus 19：18.
    [114]Contra Apionem（Loeb Classic 1951），ii 165.

    [115]Berakot 2，2.

    [116]De Specialibus legibus（Loeb Classics 1950），iv

    237.

    [117]Belkin, op. cit.，15—18.

    [118]I Corinthians 1：19—20.

    [11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site of Mt Sinai, se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4ff.
    [120]Baron, op. cit.，i I 48—49.

    [121]Ibid.，i I 23.

    [122 ]Cf. W.F.Albright ， ‘Exploring in Sinai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pedition’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109（1948）.
    [123]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327.

    [124]Exodus 17：8—13.

    [125]Numbers 27：15—21；Deuteronomy 34：9.

    [126]Joshua 6：16—20.

    [127 ]Joshua 6 ： 21 ， 26；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icho（London 1957）.
    [128]Joshua 9：27.
    [129 ]James B. Pritchard, Gibeon, Where the Sun Stood Still：The Discovery of a Biblical City（Princeton 1962）.
    [130]Joshua 10：9—13.

    [131]Joshua 11：4—11.

    [132 ]Yigael Yadin, Hazor ： The Rediscovery of a Great

    City of the Bible（London 1975）.

    [133]Joshua 24：13.

    [134 ]W. F.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Baltimore 1946），194，212，and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3rd edn, Baltimore 1953），3，102.

    [135]Baron, op. cit.，II 55.
    [136]Judges 4：8.

    [137]Judges 3：15—30.

    [138]Judges 4：17—21.

    [139]Judges 11：1—3.

    [140]Judges 11：37.

    [141]Judges 16：28.

    [142 ]See A. van Selms in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9（1950）.

    [143]Judges 12：5—6.

    [144]I Samuel 21：13—14.

    [145]II Samuel 23：20—21.

    [146]Judges 9.

    [147]Joshua 24：8，13；Judges 11：17ff.；II Samuel 7：

    23；Numbers 33：50ff.

    [148]Deuteronomy 9：4ff.；see also 18：9—14，29：22ff.

    and Psalms 44：3.

    [149 ]T. Dothan ， ‘Archa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hilistine Problem’，Antiquity and Survival 2，2/3（1957）.
    [150 ]J. A.Montgomery ， ‘Archival Data in the Book of Kings’，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53（1934）.
    [151]I Samuel 10：5.

    [152]II Kings 3：15.

    [153]Isaiah 28：7.

    [154]I Samuel 2：19.

    [155]I Samuel 15：22.

    [156]I Samuel 7：16—17.

    [157]I Samuel 10：17；12：1—25.

    [158]I Samuel 10：25.

    [159 ]S. Mowinckel ， ‘General Oriental and Specific Israelite Elements in the Israelite Conception of the Sacral Kingdom’，Numen, iv（1959）.
    [160]I Samuel 8：22.

    [161]I Samuel 5：3.

    [162]I Samuel 14：52.

    [163]I Samuel 17：39.

    [164]I Samuel 16：18.

    [165]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579—580.

    [166]II Samuel 20：1.

    [167]Albright, 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158ff.

    [168]II Samuel 5：8.
    [169 ]Kathleen Kenyon, Royal Cities of the Old Testament （ London 1971 ） andDigging Up Jerusalem （ London 1974）；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379—1382.
    [170]Belkin, op. cit.，117.

    [171]I Kings 5：3.

    [172]De Vaux, op. cit.，253—265.

    [173]I Kings 2：3—4.

    [174]II Samuel 18：7.

    [175]I Kings 5：13—16.

    [176]I Kings 9：15.

    [177 ]Kenyon, The Bible and Recent Archaeology, ch.4，‘Palestine in the Time of David and Solomon’，44—66.
    [1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I ii 589.
    [179]Kenyon, Royal Cities.
    [180]I Kings 4：7—19.
    [181]I Kings 11：1.
    [182 ]See Nelson Glueck’s findings in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1938—40）；I Kings 9：26.
    [183]I Kings 7：1—12.
    [184]Kenyon, Royal Cities.
    [185 ]Joan Comay,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Mount（London 1975）.
    [186]Haran, Temples and Temple Service，28f.
    [187]Numbers 10：35—36.
    [188]De Vaux, op. cit.，305ff.
    [189]I Kings 12：4.
    [190]I Kings 12：14.

    [191]I Kings 22：34—37.

    [192]Deuteronomy 27：17.

    [193]I Kings 17：3—4.

    [194]I Kings 21：25—26.

    [195]II Kings 2：23—24.

    [196 ]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ch.11，‘Northern Prophets and History’，122—134.
    [197]II Kings 10.
    [198]I Kings 21：19—20.
    [199]Amos 5：21—4.
    [200]Amos 7：10—13：
    [201 ]Baba Batra 9a；Shalom Spiegel ， ‘Amos V.Amaziah’，in Goldin, op.cit.
    [202]II Kings 7：23—24.
    [203 ]For textual analysis of Hosea, see 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1010—1025.
    [204]Hosea 8：7；10：13.

    [205]Hosea 4：11.

    [206 ]Hosea 5 ： 9；4 ： 5；9 ： 7. See 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129ff.

    [207]Hosea 6：1—2.

    [208]II Kings 11：15—17.

    [209]II Chronicles 32：3—5.

    [210]Kenyon, Royal Cities.

    [211]II Kings 19： 35；Herodotus, Histories, book II ：

    141.

    [212]II Kings 18：21.

    [213]II Kings 23：21—23.

    [214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44—71；O. Eissfeldt,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London 1965），301—330.

    [215]Grant,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148—149.

    [216]Isaiah 21：11；22：13；38：1；5：8；3：15.

    [217]Isaiah 1：18；6：3；2：4；35：1.

    [218]Isaiah 7：14；11：6；9：6.

    [219]H. H.Rowley, The Faith of Israel（London 1953），

    122；Isaiah 42：1—4；49：1—6，etc.

    [220 ]II Kings 3 ： 27；Psalms 89 ： 6—9；Genesis 20 ：1ff.；12：10ff.；Exodus 7：8ff.

    [221]Isaiah 44：6.
    [222]Fohrer, op. cit.，172ff.，324—325，290；see also N.W.Snaith，‘The Advent of Monotheism in Israel’，Annual of Leeds Univ.Oriental Society, v（1963—5）.
    [223 ]J. P.Hyatt, Jeremiah, Prophet of Courage and Hope（New York 1958）.
    [224]Jeremiah 5：23；5：31.
    [225]Jeremiah 20：14；15：18；11：19.
    [226]II Kings 24：14ff.
    [227]II Kings 25：18ff.
    [228]Jeremiah 44：28.

  • 吴晗：明初的恐怖政治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式颁布《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是六十八 岁的衰翁了。

    在这一年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甚至都不敢出一口大气了。杀，杀，杀！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白头刽子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 》，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其实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阉割还算是平常的，最惨的是凌迟，凡是凌迟处死的 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杀的人受长时间的痛苦。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开水，用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用铁钩钩住脊骨，横挂在竿上。有称竿，犯人缚在竿上，另一头挂石头对称。有抽肠，也是挂在竿上，用铁钩伸入谷门把肠子钩出。有剥皮，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门公座上，让新官看了发抖。此外，还有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并且五刑的。据说在上朝时，老皇帝的脾气好坏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脾气好，杀人不会多。要是揿玉带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风雨来了，满朝廷的官员都吓得脸无人色，个个发抖，准有大批人应这劫数。这些朝官，照规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门以前，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庆贺，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 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三篇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见奸贪，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谤杀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门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有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儒裨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诉，说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到洪武九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十八年九月在给萧安石子孙符上也自己承认：“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确实 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发于洪武十三年，蓝玉案发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后相隔十四年，主犯虽 然是两个，其实是一个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领和州时的帅府旧僚，和李善长同乡，又结了亲，因李善长的 举荐，逐渐发达，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都有专决的权力，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这制度对一个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对手是一个只顾嬉游逸乐，不理国事的皇帝，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或者一个性情谦和容忍，一个刚决果断，柔刚互济倒也不致坏事，但是胡惟庸干练有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年代久了，大权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靠胡惟庸做核心的。拿惯了权的人，怎么也不肯放下。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苦战了几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么能甘心！困难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职权，从来不曾有过清楚的界限，理论上丞相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权是皇权的代表，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不应该有冲突。事实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处分，皇帝没事做，只能签字画可，高拱无为。反之，如皇帝躬亲庶务，大小事一概过问，那么，这个宰相除了伴食画诺以外，又有什么可做？这两个人性格相同，都刚愎，都固执，都喜欢独裁，好揽权，谁都不肯相让。许多年的争执，摩擦，相权和皇权相对立，最后，冲突表面化了。朱元璋有军队，有特务，失败的当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小心怕事，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大明显严重（刘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刚，一定合作不了，坚决不干），接着是汪广洋，碰了几次大钉子，末了还是赐死。中书官有权的如杨宪，也是被杀的。胡惟庸是任期最长，冲突最厉害的一个。被杀后，索性取消中书省，由皇帝兼行相权。皇权和相权合而为一。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这里所说的“事皆朝廷总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也就是从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阶段，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的阶段。

    胡惟庸之死只是这件大屠杀案的一个引子，公布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以后朱元璋 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发展，一放为私通日本，再放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虏”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三放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逆，最后成为蓝玉谋逆案。罪状愈多，牵连的罪人也更多，由甲连到乙，乙攀到丙，转弯抹角像瓜蔓一样四处伸出去，一网打尽，名为株连。被杀的都以家族为单位，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宜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中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璟、淮安侯华中和高级军官毛濙、季伯畏、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宋濂也被牵连，贬死茂州。坐蓝党死的除大将凉国公蓝玉以外，有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兴、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把口供和判案都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些“奸党”的“罪状”。被杀公侯中，东莞伯何荣是何真的儿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帐下旧校捏告生前党胡惟庸，勒索两千两银子，何家子弟到御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说：“我的法，这厮把做买卖！”把旧校绑来处死。到二十三年何荣弟崇祖回广东时，兄把袂连声：弟弟，今居官祸福顷刻，汝归难料再会日。到家达知伯叔兄弟，勿犯违法事，保护祖宗，是所愿望！

    可是，逃过了胡党，还是逃不过蓝党，何家是岭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际保障过 一方秩序，威望极高，如何放得过？据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诛凉国公蓝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蓝党，无有分别。自京及 天下，赤族不知几万户。长兄四兄宏维暨老幼咸丧。三月二十日夜鸡鸣时，家人彭康寿叩门，吾床中闻知祸事，出问故，云：“昨晚申时，内官数员滞官军到衙，城门皆闭。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员头山何族，因此奔回。”……军来甚众，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从此山居岛宿，潜形匿迹，一直三十一年新帝登极大赦，才敢回家安 居。

    李善长死时已经七十七岁了，帅府元僚，开国首相，替主子办了三十九年事，儿 子做驸马，本身封国公，富极贵极，到末了却落得全家诛戮。一年后，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 亲威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籍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长弟存义子佑是胡惟庸的从女婿），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斋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棋，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说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无话可驳，也就算了。

    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还有谋杀小明王的凶手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 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临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诛。江夏侯周德兴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状被杀。二十七年，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杀宋国公冯胜。周德兴是朱元璋儿时放牛的伙伴，傅友德、冯胜功最高，突然被杀，根本不说有什么罪过，正合着古人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话。

    不但列将以次诛夷，甚至替他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造成鄱阳湖大 捷，奠定王业的功臣，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十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为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刘基是幕府智囊，运谋决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而且是奠定帝国规模的主要人物，因为主意多，看得准，看得远，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又怕隔得太远会出事，硬拉回南京，终于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皇帝却特赐蒸鹅，没办法，流着眼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这两个元勋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闲，满朝文武全知道，给事中陈汶辉曾经上疏公开指出：“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

    武臣之外，文官被杀的也着实不少。有记载可考的，有宋思颜、夏煜、高见贤、 凌说、孔克仁，这几人都是初起事时的幕府僚属，宋思颜在幕府里的地位仅次于李善长。夏煜是诗人，和高见贤、杨宪、凌说一伙，专替朱元璋“伺察抟攀”，尽鹰犬的任务，告密栽赃，什么事全干，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后送了命。朝官中有礼部待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熂，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纪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禹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茹太素是个刚性人，爱说老实话，几次为了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赐诗，说：“金杯同汝饮，不刃不相饶。”太素磕了头，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元璋听了倒也很感动。不多时还是被杀。李仕鲁是朱嘉学派的学者，劝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学韩文公辟佛，来发扬朱学。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这着棋准下得不错。不料皇帝竟不买朱夫子的账，全不理会，仕鲁急了，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土把他掼死在阶下。陶凯是御用文人，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其手，做过礼部尚书，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只为了起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讳被杀。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取已许配的少女做官人，说“于理未当”，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叶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变上书，论用刑太苛说：

    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诈长短，悉由 于此。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敞，故制不有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国之司命，可不慎欲！夫答、杖、徙、流、死，令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有有差矣。然未闻有戒饰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宵之名，未见宽有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涵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答捶楚与寻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据糖，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 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日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自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

    朱元璋看了气极，连声音都发抖了，连声说：这小子敢如此！快逮来！我要亲手 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书省官趁他高兴的时候，奏请把叶伯巨下刑部狱，不久死在狱中。

    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上计吏到户部，核算钱粮军需等账 目，数目琐碎畸零，必须府合省，省合部，一层层上去，一直到部里审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钱谷数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册子重造不打紧，要有衙门的印才算合法，为了盖这个印，来回时间就得一年半载。为了免得部里挑剔，减除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空印文书，遇有部驳，随时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这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大发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门的长宫主印者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预备的空印文书是骑缝印，不能作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衙门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算是一条不成文法律。可是案发后，朝廷上谁也不敢说明详情，有一个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书把这事解释明白，也不中用，还是把地方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济宁知府方克务（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充军。

    郭桓是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六部 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七百万，供词牵连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全国各地，中产之家差不多全被这案子搞得倾家荡产，财破人亡。这案子激动了整个社会，也大伤了中产阶级和中下级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击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判官，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一看不对，赶紧下手诏条列郭桓等罪状，说是：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万 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 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吐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秋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 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

    意思是追赃七百万还是圣恩宽容，认真算起来该有二千四百万。这几万人死得 绝不委屈。话虽如此说，到底觉得有些不妥，只好借审刑官的头来平众怒，把原审官杀了一批，再三申说，求人民谅解。一年后，他又特别指出：“自开国以来，唯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于赃贪。”可见杀这些贪官污吏是不错的，是千该万该的。不过，倒过来说，杀了二十年的贪官污吏，而贪官污吏还是那么多，沿海比较富饶区域的地方官，二十年来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赃贪得罪，由此可见专制独裁的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根本分不开，单用严刑重罚、恐怖屠杀去根绝贪污，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剥皮、抽筋，以至抄家灭族的威胁空气中，凡是做官的，不论大 官小官，近臣远官，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之祸，人人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子。

    这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辞官，回家当老百姓，不 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讳，说是不肯帮朝廷做事：“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作。”大不敬，非杀不可。没有做过官的儒士，怕极了，躲在乡间不敢出来应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种种方法逼他们出来，“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还立下一条法令，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师面审，元璋气呼呼发问：“昔世乱居何处？”回说：“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不料红寇这名词正刺着皇帝的痛处：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 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

    特派法司押回原籍处决。苏州人才姚润、王谈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处死，全 家籍没。

    洪武朝朝臣幸免于屠杀的，只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大将信国公汤和，原是朱元 璋同村子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比元璋大三岁，起兵以后，诸将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闹别扭，不听使唤，只有汤和规规矩矩，小心听话，服从命令。到晚年，徐达、李文忠死已多年，汤和宿将功高，明白老伙伴脾气，心里老大不愿意，让诸大将仍旧掌兵权，苦的是嘴里说不出。他首先告老交出兵权，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盖府第，赏赐稠渥，特别优厚，算是侥幸老死在床上。一个是外戚郭德成，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元璋笑着说：“醉疯汉，头发秃到这样，可不是酒喝多了。”德成仰头说：“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元璋不做声。德成酒醒，才知道闯了大祸，怕得要死，只好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元璋信以为真，告诉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疯汉。”不再在意，党案起后，德成居然漏网。够一个是御史袁凯，有一次朱元璋要杀许多人，叫袁凯把案卷送给皇太子复讯，皇太子主张从宽。袁凯回报，元璋问：“我要杀人皇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袁凯不好说话，只好回答：“陛下要杀是守法，东宫要赦免是慈心。”元璋大怒，以为袁凯两头讨好，脚踏两头船，老滑头，要不得。袁凯大惧，假装疯癫，元璋说疯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钻来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回家后，自己拿铁链锁住脖子，蓬头垢面，满口疯话，元璋还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凯瞪眼对使者唱月儿高曲，趴在篱笆边吃狗屎，使者回报果然疯了，才不追究。这一次朱元璋却受了骗，原来袁预先叫人用炒面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篱笆下，趴着吃了，救了一条命，朱元璋哪里会知道？

    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左佥都御史，因病辞官，犯了忌讳，被黥面充军南丹（今广 西），遇赦放还，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曾做过官。到宣德时还很健朗，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说也曾在台勾当公事，颇晓三尺法度。御史问是何官，回说洪武中台长严德珉便是老夫。御史大惊谢罪，第二天去拜访，却早已挑着铺盖走了。有一个教授和他喝酒，见他脸上刺字，头戴破帽，问老人家犯什么罪过，德珉说了详情，并说先时国法极严，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脑袋。说时还北面拱手，嘴里连说：“圣恩！圣恩！”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访，到一破寺，里边没有一个人，墙上画一布袋和尚，有诗 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有何妨？”

    墨迹还新鲜，是刚画刚写的，赶紧使人去搜索，已经不见了。这故事不一定是真实 的，不过，所代表的当时人的情绪却是真实的。

    1948年8月5日（原载《中建》半月刊华北航空版第二期，总第三卷第五期）

  • 玄奘《大唐西域记》

    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口述，辩机撰文，贞观二十年（646）成。记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

    序
    序二
    卷第一 三十四国
    阿耆尼国 屈支国 跋禄迦国 笯赤建国 赭时国 怖捍国 宰堵利瑟那国 飒秣建国 弭秣贺国 劫布呾那国 屈霜你伽国 喝捍国 捕喝国伐地国 货利习弥伽国 羯霜那国 呾蜜国 赤鄂衍那国 忽露摩国 愉漫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 珂咄罗国 拘谜陁国 缚伽浪国 纥露悉泯健国 忽懔国 缚喝国 锐秣陀国 胡寔健国 哩刺健国 揭职国 梵衍那国 迦毕试国
    卷第二 三国
    滥波国 那揭罗曷国 健驮逻国
    卷第三 八国
    鸟仗那国 钵露罗国 呾叉始罗国 僧诃补罗国 乌刺尸国 迦湿弥罗国 半笯嗟国 曷逻阑补罗国
    卷第四 十五国
    磔迦国 至那仆底国 阇烂达罗国屈露多国 设多图卢国 波理夜哩罗国秣菟罗国 萨他泥湿伐罗国 窣禄勤那国 秣底补罗国 婆罗吸摩补罗国瞿毗霜那国 垩醯掣哩逻国 毗罗删拿国 劫比他国
    卷第五 六国
    羯若鞠阔国 阿逾陀国 阿耶穆怯国 钵逻耶伽国 幡赏弥国 鞞索迦国
    卷第六 四国
    室罗伐悉底国 劫比罗伐窣堵国 蓝摩国 拘尸那揭罗国
    卷第七 五国
    婆罗疙斯国 战主国 吠舍厘国 弗栗恃国 尼波罗国
    卷第八 一国
    摩揭陀国上
    卷第九 一国
    摩揭陀国下
    卷第十 十七国
    伊烂孥钵伐多国 瞻波国 羯朱嗢祗罗国 奔那伐弹那国 迦摩缕波国 三摩呾吒国 耽摩栗底国 羯罗孥苏伐剌那国 乌荼国 恭御陀国 羯馒伽国幡萨罗国 案达罗国 驮那羯磔迦国 珠利耶国 达罗毗荼国 秣罗矩吒国
    卷第十一 二十三国
    僧伽罗国 恭建那补罗国 摩诃剌他国 跋禄羯咕婆国 摩腊婆国 阿吒厘国 契吒国 伐腊毗国阿难陀补罗国苏剌他国 瞿折罗国 邬闽衍那国 掷枳陀国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信度国 茂罗三部卢国 钵伐多国 阿点婆翅罗国 狼揭罗国 波剌斯国 臂多势罗国 阿舆荼国 伐刺孥国
    卷第十二 二十二国
    漕矩吒国 弗栗恃萨傥那国 安哩罗缚国 阔悉多国 活国 瞢健国 阿利尼国 曷逻胡国 讫栗瑟摩国 钵利曷国 咽摩哩罗国 钵铎创那国 淫薄健国屈浪擎国 达摩悉铁帝国尸弃尼国商弥国朅盘陀国 乌铩国 怯沙国 斫句迦国 瞿萨旦那国
    记赞

    序

    　　窃以穹仪方载之广，蕴识怀灵之异，《谈天》无以究其极，《括地》讵足辩其原？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

    　　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置怀于邛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暨于蔡愔访道，摩腾入洛。经藏石室，未尽龙宫之奥，像画凉台，宁极鹫峰之美？自兹厥后。时政多虞。阉竖乘权，愦东京而鼎峙；母后成衅，剪中朝而幅裂。宪章泯于函、雒，烽燧警于关塞，四郊因而多垒，况兹邦之绝远哉！然而钓奇之客，希世间至。颇存记注，宁尽物土之宜？徒采《神经》，未极真如之旨。有隋一统，寔务恢疆，尚且眷西海而咨嗟，望东离而杼轴。扬旌玉门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岭之源，盖无足纪。曷能指雪山而长骛，望龙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远。我大唐之有天下也，辟寰宇而创帝图，扫搀枪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临。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锡寿，还魂鬼蜮之墟。总异类于藁街，掩遐荒于舆地，苑十洲而池环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褰裳净境，实惟素蓄。会淳风之西偃，属候律之东归，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途，几必危而已济。暄寒骤徙，展转方达。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灭之际。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于是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

    　　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秘书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尔。

    序二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洒于大千；金镜扬辉，薰风被于有截。故知示现三界，粤称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标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沦影，像化之迹东归；帝猷宏阐，大章之步西极。

    　　有慈恩道场三藏法师，讳玄奘，俗姓陈氏，其先颍川人也。帝轩提象，控华渚而开源；大舜宾门，基历山而耸构。三恪照于姬载，六奇光于汉祀。书奏而承朗月，游道而聚德星。纵壑骈鳞，培风齐翼。世济之美，郁为景胄。

    　　法师籍庆诞生，含和降德，结根深而犇茂，导源浚而灵长。奇开之岁，霞轩月举；聚沙之年，兰薰桂馥。洎乎成立，艺殚坟素。九皋载响，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昭慈慧，镜真筌而延伫，顾生涯而永息。而朱绂紫缨，诚有界之徽网；宝车丹枕，实出世之津途。由是摈落尘滓，言归闲旷。令兄长捷法师，释门之栋干者也。擅龙象于身世，挺鹙鹭于当年。朝野挹其风猷，中外羡其声彩。既而情深友爱，道睦天伦。法师服勤请益，分阴靡弃。业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腾芬兰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梦；鼓枻玄津，俯四韦而小鲁。自兹遍游谈肆，载移凉燠，功既成矣，能亦毕矣。至于泰初日月，独耀灵台；子云鞶帨，发挥神府。于是金文暂启，伫秋驾而云趋；玉柄才捴，披雾市而波属。若会斫轮之旨，犹知拜瑟之微。以泻瓶之多闻，泛虚舟而独远。乃于轘辕之地，先摧鍱腹之夸；井络之乡，遽表浮杯之异。远迩宗挹，为之语曰：“昔闻荀氏八龙，今见陈门双骥。”汝、颍多奇士，诚哉此言。

    　　法师自幼迄长，游心玄籍。名流先达，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遂有南北异学，是非纷纠。永言于此，良用怃然。或恐传译踳驳，未能筌究，欲穷香象之文，将罄龙宫之目。以绝伦之德，属会昌之期，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

    　　太宗文皇帝金轮纂御，宝位居尊。载伫风徽，召见青蒲之上；乃眷通识，前膝黄屋之间。手诏绸缪，中使继路。俯摛睿思，乃制《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闱，裁《述圣记》，凡五百七十九言。启玄妙之津，尽揄扬之旨。盖非道映鸡林，誉光鹫岳，岂能缅降神藻，以旌时秀？

    　　奉诏翻译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

    卷一　三十四国

    ○序论

    　　历选皇猷，遐观帝录，庖羲出震之初，轩辕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画分野。暨乎唐尧之受天运，光格四表，虞舜之纳地图，德流九土。自兹已降，空传书事之册；逖听前修，徒闻记言之史。岂若时逢有道，运属无为者欤？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业？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俦，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不有所叙，何记化洽？今据闻见，于是载述。

    　　然则索诃世界，(旧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诃世界，皆讹也。)三千大千国土，为一佛之化摄也。今一日月所临四天下者，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诸佛世尊，皆此垂化，现生现灭，导圣导凡。苏迷卢山(唐言妙高山。旧曰须弥，又曰须弥娄，皆讹略也。)四宝合成，在大海中，据金轮上，日月之所照回，诸天之所游舍。七山七海，环峙环列；山间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咸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东毗提诃洲，(旧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讹也。)南赡部洲，(旧曰阎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讹也。)西瞿陁尼洲，(旧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讹也。)北拘卢洲。(旧曰郁单越，又曰鸠楼，讹也。)金轮王乃化被四天下，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陁尼，铁轮王则唯赡部洲。夫轮王者，将即大位，随福所感，有大轮宝浮空来应，感有金、银、铜、铁之异，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为号。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泠水，给赡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巨胜反。)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陁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斯皆著之经诰，问诸士俗，博关今古，详考见闻。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也。

    　　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产之异，风俗性类之差，则人主之地，国史详焉。马主之俗、宝主之乡，史诰备载，可略言矣。至于象主之国，前古未详，或书地多暑湿，或载俗好仁慈，颇存方志，莫能详举。岂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运矣？是故候律以归化，饮泽而来宾，越重险而款玉门，贡方奇而拜绛阙者，盖难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黑岭已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画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务殖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则皂衣。同风类俗，略举条贯。异政殊制，随地别叙。印度风俗，语在后记。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

    　　○阿耆尼国

    　　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穈、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居勿反)支国。(旧曰龟兹。)

    　　○屈支国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匚虒〉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一、大龙池及金花王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忄龙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之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构突阙，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

    　　二、昭怙厘二伽蓝

    　　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三、大会场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

    　　四、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

    　　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硕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闻之先志曰：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将欲游方观礼圣迹，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窃自割势，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乃可开发。”即付执事，随军掌护。王之还也，果有构祸者曰：“王令监国，淫乱中宫。”王闻震怒，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命知留事，惧有谗祸，割势自明。今果有征，愿垂照览。”王深敬异，情爱弥隆，出入后庭，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遇一夫拥五百牛，欲事刑腐。见而惟念，引类增怀：“我今形亏，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渐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遂建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

    　　从此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旧谓姑墨，又曰亟默。)

    　　○跋禄迦国

    　　跋禄迦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细毡细褐，邻国所重。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凌山及大清池

    　　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

    　　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素叶水城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

    　　○窣利地区总述

    　　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千泉

    　　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环，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群鹿，得终其寿。

    　　呾逻私城

    　　千泉西行百四十五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

    　　小孤城

    　　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

    　　白水城

    　　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呾逻私。

    　　恭御城

    　　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木蓊郁。

    　　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奴做反。)赤建国。

    　　○笯赤建国

    　　笯赤建国，周千余里。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华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笯赤建国。

    　　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

    　　○赭时国

    　　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笯赤建国。城邑数十，名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

    　　从此东南千余里，至忄市(敷发反。)捍国。

    　　○忄市捍国

    　　忄市捍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穑滋盛，多花果，宜羊马。气序风寒，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竞，不相宾伏，依川据险，画野分都。

    　　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

    　　○窣堵利瑟那国

    　　窣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汩淴漂急。土宜风俗，同赭时国。自有王，附突厥。

    　　大沙碛

    　　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唐言康国。)

    　　○飒秣建国

    　　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

    　　从此东南至弭秣贺国。(唐言米国。)

    　　○弭秣贺国

    　　弭秣贺国周四五百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北至劫布呾那国。(唐言曹国。)

    　　○劫布呾那国

    　　劫布呾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国西三百余里，至屈(居勿反。)霜(去声。)你迦国。(唐言何国。)

    　　○屈霜你迦国

    　　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

    　　○喝捍国

    　　喝捍国周千余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国西四百余里，至捕喝国。(唐言中安国。)

    　　○捕喝国

    　　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国西四百余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

    　　○伐地国

    　　伐地国周四百余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从此西南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迦国。

    　　○货利习弥伽国

    　　货利习弥伽国顺缚刍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

    　　从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去声。)那国。(唐言史国。)

    　　○羯霜那国

    　　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

    　　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谿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

    　　铁门

    　　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

    　　○睹货逻国故地

    　　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旧曰吐火罗国，讹也。)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已南，滥波已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其俗则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义，不甚欺诈。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多衣氎，少服褐。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

    　　顺缚刍河北，下流至呾蜜国。

    　　○呾蜜国

    　　呾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又曰鍮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薮斗波，皆讹也。)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

    　　东至赤鄂衍那国。

    　　○赤鄂衍那国

    　　赤鄂衍那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五所，僧徒鲜少。

    　　东至忽露摩国。

    　　○忽露摩国

    　　忽露摩国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百余人。

    　　东至愉(朔俱反。)漫国。

    　　○愉漫国

    　　愉漫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蓝二所，僧徒寡少。

    　　西南临缚刍河，至鞠和衍那国。

    　　○鞠和衍那国

    　　鞠和衍那国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伽蓝三所，僧徒百余人。

    　　东至镬沙国。

    　　○镬沙国

    　　镬沙国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

    　　东至珂咄罗国。

    　　○珂咄罗国

    　　珂咄罗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

    　　东接葱岭，至拘谜(莫闭反)陁国。

    　　○拘谜陁国

    　　拘谜陁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据大葱岭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西南邻缚刍河，南接尸弃尼国。

    　　南渡缚刍河，至达摩悉铁帝国、钵铎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拿国、呬(火利反)摩呾罗国、钵利曷国、讫栗瑟摩国、曷逻胡国、阿利尼国、瞢健国。自活国东南至阔悉多国、安呾逻缚国，事在回记。

    　　活国西南至缚伽浪国。

    　　○缚伽浪国

    　　缚伽浪国东西五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南至纥露悉泯健国。

    　　○纥露悉泯健国

    　　纥露悉泯健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西北至忽懔国。

    　　○忽懔国

    　　忽懔国周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

    　　西至缚喝国。

    　　○缚喝国

    　　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其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一、纳缚僧伽蓝

    　　城外西南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论诸师，惟此伽蓝美业不替。其佛像莹以名珍，堂宇乃饰之奇宝，故诸国君长利之以攻劫。此伽蓝素有毗沙门天像，灵鉴可恃，冥加守卫。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袭伽蓝，欲图珍宝。去此不远，屯军野火。其夜梦见毗沙门天曰：“汝有何力，敢坏伽蓝？”因以长戟贯彻胸背。可汗惊悟，便苦心痛，遂告群属所梦咎征，驰请众僧，方伸忏谢，未及返命，已从殒殁。

    　　伽蓝内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余，杂色炫耀，金石难名。又有佛牙，其长寸余，广八九分，色黄白，质光净。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也，长馀二尺，围可七寸，其把以杂宝饰之。凡此三物，每至六斋，法侣咸会，陈设供养，至诚所感，或放光明。

    　　伽蓝北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金刚泥涂，众宝厕饰。中有舍利，时烛灵光。

    　　伽蓝西南有一精庐，建立以来，多历年所。远方辐凑，高才类聚，证四果者，难以详举。故诸罗汉将入涅槃，示现神通，众所知识，乃有建立，诸窣堵波基迹相邻，数百余矣。虽证圣果，终无神变，盖亦千计，不树封记。今僧徒百余人，夙夜匪懈，凡圣难测。

    　　二、提谓城及波利城

    　　大城西北五十余里，至提谓城。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余三丈。昔者如来初证佛果，起菩提树，方诣鹿园。时二长者遇被威光，随其行路之资，遂献麨蜜，世尊为说人天之福，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既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其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如来以僧伽胝(旧曰僧祇梨，讹也。)方叠布下，次郁多罗僧，次僧却崎，(旧曰僧祇支，讹也。)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仪圣旨，式修崇建，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

    　　城西七十余里有窣堵波，高余二丈，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

    　　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陁国。

    　　○锐秣陁国

    　　锐秣陁国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西南至胡寔健国。

    　　○胡寔健国

    　　胡寔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

    　　西北至呾剌健国。

    　　○呾剌健国

    　　呾剌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五六十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西接波剌斯国界。

    　　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

    　　○揭职国

    　　揭职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硗确，陵阜连属，少花果，多菽、麦。气序寒烈，风俗刚猛。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大雪山

    　　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

    　　行六百余里，出睹货逻国境，至梵衍那国。

    　　○梵衍那国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祟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一、大立佛及卧佛像

    　　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

    　　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千余尺。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上自妻子，下至国珍，府库既倾，复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赎，若此者以为所务矣。

    　　二、小川泽僧伽蓝

    　　卧像伽蓝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东至小川泽，泉池澄镜，林树青葱。有僧伽蓝，中有佛齿及劫初时独觉齿，长余五寸，广减四寸。复有金轮王齿，长三寸，广二寸；商诺迦缚娑(旧曰商那和修，讹也。)大阿罗汉所持铁钵，量可八九升。凡三贤圣遗物，并以黄金缄封。又有商诺迦缚娑九条僧伽胝衣，绛赤色，设诺迦草皮之所绩成也。商诺迦缚娑者，阿难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设诺迦草衣，于解安居日持施众僧。承兹福力，于五百身中阴、生阴恒服此衣。以最后身，从胎俱出，身既渐长，衣亦随广。及阿难之度出家也，其衣变为法服；及受具戒，更变为九条僧伽胝。将证寂灭，入边际定，发智愿力，留此袈裟，尽释迦遗法，法尽之后，方乃变坏。今已少损，信有征矣。

    　　从此东行入雪山，逾越黑岭，至迦毕试国。

    　　○迦毕试国

    　　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气序风寒，人性暴犷，言辞鄙亵，婚姻杂乱。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服用毛氎，衣兼皮褐。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王，刹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窭，惠施鳏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天祠数十所，异道千余人，或露形，或涂灰，连络髑髅，以为冠鬘。

    　　一、质子伽蓝

    　　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之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健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伽蓝佛院东门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宝，质子之所藏也。故其铭曰：“伽蓝朽坏，取以修治。”近有边王贪婪凶暴，闻此伽蓝多藏珍宝，驱逐僧徒。方事发掘，神王冠中鹦鹉鸟像乃奋羽惊鸣，地为震动，王及军人僻易僵仆，久而得起，谢咎以归。

    　　伽蓝北岭上有数石室，质子习定之处也。其中多藏杂宝，其侧有铭，药叉守卫。有欲开发取中宝者，此药叉神变现异形，或作师子，或作蟒蛇、猛兽、毒虫，殊形震怒，以故无人敢得攻发。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岭上，有观自在菩萨像。有人至诚愿见者，菩萨从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二、曷逻怙罗僧伽蓝

    　　大城东南三十余里，至曷逻怙罗僧伽蓝。傍有窣堵波，高有余尺，或至斋日，时烛光明。覆钵势上石隙间流出黑香油，静夜中时闻音乐之声。闻诸先志曰：昔此国大臣曷逻怙罗之所建也。功既成已，于夜梦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献上者，宜从王请。”旦入朝进请曰：“不量庸昧，敢有愿求。”王曰：“夫何所欲？”对曰：“今日有先献者，愿垂恩赐。”王曰：“然。”曷逻怙罗伫立宫门，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问曰：“欲何献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为尔守，宜先白王。”曷逻怙罗恐王珍贵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蓝，登窣堵波，至诚所感，其石覆钵自开，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间，流黑香油。

    　　三、霫蔽多伐剌祠城及阿路猱山

    　　城南四十余里至霫(胥立反。)蔽多伐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坠，周此城界，无所动摇。霫蔽多伐剌祠城南三十余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崖岭峭峻，岩谷杳冥。其峰每岁增高数百尺，与漕矩吒国〈禾刍〉(士句反。下同。)那呬罗山仿佛相望，便即崩坠。”闻诸土俗曰：“初，〈禾刍〉那天神自远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摇荡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倾动，少垂宾主，当盈财宝。吾今往漕矩吒国〈禾刍〉那呬罗山，每岁至我受国王、大臣祀献之时，宜相属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寻即崩坠。

    　　四、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

    　　王城西北二百余里，至大雪山。山顶有池，请雨祈晴，随求果愿。闻之先志曰：“昔健驮逻国有阿罗汉，常受此池龙王供养，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绳床，凌虚而往。侍者沙弥密于绳床之下攀缘潜隐，而阿罗汉时至便往，至龙宫乃见沙弥，龙王因请留食。龙王以天甘露饭阿罗汉，以人间味而馔沙弥。阿罗汉饭食已讫，便为龙王说诸法要。沙弥如常为师涤器，器有余粒，骇其香味，即起恶愿，恨师忿龙：“愿诸福力，于今悉现，断此龙命，我自为王。”沙弥发是愿时，龙王已觉头痛矣。罗汉说法诲谕，龙王谢咎责躬。沙弥怀忿，未从悔谢。既还伽蓝，至诚发愿，福力所致，是夜命终，为大龙王，威猛奋战。遂来入池，杀龙王，居龙宫，有其部属，总其统命。以宿愿故，兴暴风雨，摧拔树林，欲坏伽蓝。时迦腻色迦王怪而发问，其阿罗汉具以白王。王即为龙于雪山下立僧伽蓝，建窣堵波，高百余尺。龙怀宿忿，遂发风雨。王以弘济为心，龙乘瞋毒作暴，僧伽蓝、窣堵波六坏七成。迦腻色迦王耻功不成，欲填龙池，毁其居室，即兴兵众，至雪山下。时彼龙王深怀震惧，变作老婆罗门，叩王象而谏曰：“大王宿植善本，多种胜因，得为人王，无思不服。今日何故与龙交争？夫龙者畜也，卑下恶类，然有大威，不可力竞。乘云驭风，蹈虚履水，非人力所制，岂王心所怒哉？王今举国兴兵，与一龙斗，胜则王无服远之威，败则王有非敌之耻。为王计者，宜可归兵。”迦腻色迦王未之从也。龙即还池，声震雷动，暴风拔木，沙石如雨，云雾晦冥，军马惊骇。王乃归命三宝，请求加护，曰：“宿殖多福，得为人王，威慑强敌，统赡部洲，今为龙畜所屈，诚乃我之薄福也。愿诸福力，于今现前。”即于两肩起大烟焰，龙退风静，雾卷云开。王令军众人担一石，用填龙池。龙王还作婆罗门，重请王曰：“我是彼池龙王，惧威归命。惟王悲愍，赦其前过。王以含育，覆焘生灵，如何于我独加恶害？王若杀我，我之与王俱堕恶道，王有断命之罪，我怀怨仇之心。业报皎然，善恶明矣。”王遂与龙明设要契，后更有犯，必不相赦。龙曰：“我以恶业，受身为龙，龙性猛恶，不能自持，瞋心或起，当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蓝，不敢摧毁。每遣一人候望山岭，黑云若起，急击犍槌，我闻其声，恶心当息。”其王于是更修伽蓝，建窣堵波，候望云气，于今不绝。

    　　闻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来骨肉舍利，可一升余，神变之事，难以详述。一时中窣堵波内忽有烟起，少间便出猛焰，时人谓窣堵波已从火烬。瞻仰良久，火灭烟消，乃见舍利如白珠幡，循环表柱，宛转而上，升高去际，萦旋而下。

    　　五、旧王及旧王妃伽蓝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旧王伽蓝内，有释迦菩萨弱龄龀齿，长余一寸。其伽蓝东南有一伽蓝，亦名旧王，有如来顶骨一片，面广寸余，其色黄白，发孔分明。又有如来发，发色青绀，螺旋右萦，引长尺馀，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斋，王及大臣散花供养。

    　　顶骨伽蓝西南，有旧王妃伽蓝，中有金铜窣堵波，高百余尺。闻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余，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圆光，烛耀露盘，联晖达曙，其光渐敛，入窣堵波。

    　　六、比罗娑洛山及龙泉

    　　城西南有比罗娑洛山。(唐言象坚。)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坚也。昔如来在世，象坚神奉请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罗汉。山颠有大磐石，如来即之，受神供养。其后无忧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余尺，今人谓之象坚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来舍利，可一升余。

    　　象坚窣堵波北山岩下有一龙泉，是如来受神饭已，及阿罗汉于中漱口嚼杨枝，因即种根，今为茂林。后人于此建立伽蓝，名鞞铎佉。(唐言嚼杨枝也。)

    　　自此东行六百余里，山谷接连，峰岸峭峻，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北印度境。)

    卷二　三国

    ○印度总述

    　　△一、释名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敬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印度种姓族类群分，而婆罗门特为清贵。从其雅称，传以成俗，无云经界之别，总谓婆罗门国焉。

    　　二、疆域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北乃山阜隐轸，丘陵舄卤；东则川野沃润，畴陇膏腴；南方草木荣茂；西方土地硗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

    　　三、数量

    　　夫数量之称，谓逾缮那。(旧曰由旬，又曰逾阇那，又曰由延，皆讹略也。)逾缮那者，自古圣王一日军程也。旧传一逾缮那四十里矣，印度国俗乃三十里，圣教所载惟十六里。穷微之数，分一逾缮那为八拘卢舍。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称拘卢舍。分一拘卢舍为五百弓，分一弓为四肘，分一肘为二十四指，分一指节为七宿麦，乃至虱、虮、隙尘、牛毛、羊毛、兔毫、铜水，次第七分，以至细尘。细尘七分，为极细尘。极细尘者，不可复析，析即归空，故曰极微也。

    　　四、岁时

    　　若乃阴阳历运，日月次舍，称谓虽殊，时候无异，随其星建，以标月名。时极短者，谓刹那也。百二十刹那为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为一腊缚，三十腊缚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为一时，六时合成一日一夜，(昼三夜三。)居俗日夜分为八时。(昼四夜四，于一一时各有四分。)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后，合为一月。六月合为一行。日游在内，北行也；日游在外，南行也。总此二行，合为一岁。又分一岁以为六时。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渐热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热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时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时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渐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来圣教，岁为三时。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热时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时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时也。或为四时，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谓制呾逻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当此从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谓頞沙荼月、室罗伐拿月、婆达罗钵陁月，当此从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谓頞湿缚瘐阇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罗月，当此从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谓报沙月、磨袪月、颇勒窭拿月，当此从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译经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腊，斯皆边裔殊俗，不达中国正音，或方言未融，而传译有谬。又推如来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参差，语在后记。

    　　五、邑居

    　　若夫邑里闾阎，方城广峙，街衢巷陌，曲径盘迂。闤阓当涂，旗亭夹路。屠、钓、倡、优、魁脍、除粪，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来，僻于路左。至于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热卑湿，城多叠砖，暨诸墙壁，或编竹木。室宇台观，板屋平头，泥以石灰，覆以砖墼。诸异崇构，制同中夏。苫茅苫草，或砖或板，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时花散布，斯其异也。诸僧伽蓝，颇极奇制。隅楼四起，重阁三层，榱梠栋梁，奇形雕镂，户牖垣墙，图画众彩。黎庶之居，内侈外俭。隩室中堂，高广有异，层台重阁，形制不拘。门辟东户，朝座东面。至于坐止，咸用绳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庄饰有殊，规矩无异。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氎，蹈以宝机。凡百庶僚，随其所好，刻雕异类，莹饰奇珍。

    　　六、衣饰

    　　衣裳服玩，无所裁制，贵鲜白，轻杂彩。男则绕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总覆。顶为小髻，余发垂下。或有剪髭，别为诡俗。首冠花鬘，身佩璎珞。其所服者，谓憍奢耶衣及氎布等。憍奢耶者，野蚕丝也。菆摩衣，麻之类也。顩(墟严反。)钵罗衣，织细羊毛也。褐剌缡衣，织野兽毛也。兽毛细软，可得缉绩，故以见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风土寒烈，短制褊衣，颇同胡服。外道服饰，纷杂异制。或衣孔雀羽尾，或饰髑髅璎珞，或无服露形，或草板掩体，或拔发断髭，或蓬鬓椎髻，裳衣无定，赤白不恒。沙门法服，惟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缚些(桑个反。)那。三衣裁制，部执不同，或缘有宽狭，或叶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旧曰僧祇支，讹也。)覆左肩，掩两腑，左开右合，长裁过腰。泥嚩些那(唐言裙。旧曰涅槃僧，讹也。)既无带襻，其将服也，集衣为襵，束带以绦，襵则诸部各异，色乃黄赤不同。刹帝利、婆罗门清素居简，洁白俭约。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唯钏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齿，或赤或黑，齐发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

    　　七、馔食

    　　夫其洁清自守，非矫其志。凡有馔食，必先盥洗，残宿不再，食器不传。瓦木之器，经用必弃。金、银、铜、铁，每加摩莹。馔食既讫，嚼杨枝而为净。澡漱未终，无相执触。每有溲弱，必事澡灌。身涂诸香，所谓旃檀、郁金也。君王将浴，鼓奏弦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八、文字

    　　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广。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而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邻境异国，习谬成训，竞趋浇俗，莫守淳风。

    　　至于记言书事，各有司存。史诰总称，谓尼罗蔽荼，(唐言青藏。)善恶具举，灾祥备著。

    　　九、教育

    　　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

    　　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旧曰毗陀，讹也。)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

    　　师必博究精微，贯究玄奥，示之大义，异以微言，提撕善诱，雕朽励薄。若乃识量通敏，志怀逋逸，则拘絷反关，业成后已。

    　　年方三十，志立学成，既居禄位，先酬师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贞，沈浮物外，逍遥事表，宠辱不惊，声问以远，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国重聪睿，俗贵高明，褒赞既隆，礼命亦重。故能强志笃学，忘疲游艺，访道依仁，不远千里。家虽豪富，志均羁旅，口腹之资，巡匄以济，有贵知道，无耻匮财。娱游惰业、偷食靡衣，既无令德，又非时习，耻辱俱至，丑声载扬。

    　　十、佛教

    　　如来理教，随类得解。去圣悠远，正法醇醨，任其见解之心，俱获闻知之悟。部执峰峙，诤论波涛，异学专门，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锋锐；大小二乘，居止区别。其有宴默思惟，经行住立，定慧悠隔，喧静良殊，随其众居，各制科防。无云律论，絓是佛经，讲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资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给净人役使；五部，则行乘象舆；六部，又导从周卫。道德既高，旌命亦异。时集讲论，考其优劣，彰别善恶，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抑扬妙理，雅辞赡美，妙辩敏捷，于是驭乘宝象，导从如林。至乃义门虚辟，辞锋挫锐，理寡而辞繁，义乖而言顺，遂即面涂赭垩，身岔尘土，斥于旷野，弃之沟壑。既旌淑慝，亦表贤愚。人知乐道，家勤志学。出家归俗，从其所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罚，轻则众命诃责，次又众不与语，重乃众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摈不齿，出一住处，措身无所，羁旅艰辛，或返初服。

    　　十一、族姓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旧曰刹利，略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旧曰毗舍，讹也。)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旧曰首陀，讹也。)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穑。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妇人一嫁，终无再醮。自余杂姓，实繁种族，各随类聚，难以详裁。

    　　十二、兵术

    　　君王奕世，惟刹帝利。弑篡时起，异姓称尊。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居则宫庐周卫，征则奋旅前锋。凡有四兵，步、马、车、象。象则被以坚甲，牙施利距，一将安乘，授其节度，两卒左右，为之驾驭。车乃驾以驷马，兵帅居乘，列卒周卫，扶轮挟毂。马军散御，逐北奔命。步军轻捍，敢勇充选，负大橹，执长戟，或持刀剑，前奋行阵。凡诸戎器，莫不锋锐，所谓矛、楯、弓、矢、刀、剑、钺、斧、戈、殳、长槊、轮索之属，皆世袭矣。

    　　十三、刑法

    　　夫其俗也，性虽狷急，志甚贞质，于财无苟得，于义有余让，惧冥运之罪，轻生事之业，诡谲不行，盟誓为信，政教尚质，风俗犹和。凶悖群小，时亏国宪，谋危君上，事迹彰明，则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齿人伦。犯伤礼义，悖逆忠孝，则劓鼻，截耳，断手，刖足，或驱出国，或放荒裔。自余咎犯，输财赎罪。理狱占辞，不加刑朴，随问款对，据事平科。拒违所犯，耻过饰非，欲究情实，事须案者，凡有四条：水、火、称、毒。水则罪人与石，盛以连囊，沈之深流，校其真伪，人沉石浮则有犯，人浮石沉则无隐。火乃烧铁，罪人踞上，复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虚无所损，实有所伤。懦弱之人不堪炎炽，捧未开花，散之向焰，虚则花发，实则花焦。称则人石平衡，轻重取验，虚则人低石举，实则石重人轻。毒则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随被讼人所食之分，杂诸毒药置右髀中，实则毒发而死，虚则毒歇而苏。举四条之例，防百非之路。

    　　十四、敬仪

    　　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凡斯九等，极惟一拜。跪而赞德，谓之尽敬。远则稽颡拜手，近则舐足摩踵。凡其致辞受命，褰裳长跪。尊贤受拜，必有慰辞，或摩其顶，或拊其背，善言诲导，以示亲厚。出家沙门，既受礼敬，惟加善愿，无止跪拜。随所宗事，多有旋绕，或唯一周，或复三匝，宿心别请，数则从欲。

    　　十五、病死

    　　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名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

    　　终没临丧，哀号相泣，裂裳拔发，拍额椎胸。服制无闻，丧期无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国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丧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无议谥。丧祸之家，人莫就食。殡葬之后，复常无讳。诸有送死，以为不洁，咸于郭外浴而后入。至于年耆寿耄，死期将至，婴累沈痾，生崖恐极，厌离尘俗，愿弃人间，轻鄙生死，希远世路。于是亲故知友，奏乐饯会，泛舟鼓棹，济殑伽河，中流自溺，谓得生天。十有其一，未尽鄙见。出家僧众，制无号哭，父母亡丧，诵今酬恩，追远慎终，寔资冥福。

    　　十六、赋税

    　　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不籍书，人无徭课。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所以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商贾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国家营建，不虚劳役，据其成功，酬之价直。镇戍征行，宫庐宿卫，量事招募，悬赏待人。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十七、物产

    　　风壤既别，地利亦殊。花草果木，杂种异名，所谓庵没罗果、庵弭罗果、末杜迦果、跋达罗果、劫比他果、阿末罗果、镇杜迦果、乌昙跋罗果、茂遮果、那利罗果、般娑果。凡厥此类，难以备载，见珍人世者，略举言焉。至于枣、栗、椑、柿，印度无闻；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湿弥罗国已来，往往间植；石榴、甘桔，诸国皆树。

    　　垦田农务，稼穑耕耘，播植随时，各从劳逸。土宜所出，稻、麦尤多。

    　　蔬菜则有姜、芥、瓜、瓠、荤陁菜等。葱蒜虽少，啖食亦希，家有食者，驱令出郭。

    　　至于乳酪、膏酥、粆糖、石蜜、芥子油、诸饼麨，常所膳也。鱼、羊、獐、鹿，时荐肴胾。牛、驴、象、马、豕、犬、狐、狼、师子、猴、猿，凡此毛群，例无味啖，啖者鄙耻，众所秽恶，屏居郭外，希迹人间。

    　　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别。蒲萄、甘蔗，刹帝利饮也；曲蘖醇醪，吠奢等饮也；沙门、婆罗门饮蒲萄、甘蔗浆，非酒醴之谓也。杂姓卑族，无所流别。

    　　然其资用之器，巧质有殊；什物之具，随时无阙。虽釜镬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坯土，少用赤铜。食以一器，众味相调，手指斟酌，略无匙箸，至于老病，乃用铜匙。

    　　若其金、银、鍮石、白玉、火珠，风土所产，弥复盈积。奇珍杂宝，异类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贸。然其货用，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

    　　印度之境，疆界具举，风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条共贯，粗陈梗概。异政殊俗，据国而叙。

    　　○滥波国

    　　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自数百年，王族绝嗣，豪杰力竞，无大君长，近始附属迦毕试国。宜粳稻，多甘蔗，林树虽众，果实乃少。气序渐温，微霜无雪。国俗丰乐，人尚歌咏，志性怯弱，情怀诡诈，更相欺诮，未有推先。体貌卑小，动止轻躁。多衣白氎，所服鲜饰。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甚多。

    　　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北印度境。)

    　　○那揭罗曷国

    　　那揭罗曷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悬隔危险。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大君长主令，役属迦毕试国。丰谷稼，多花果，气序温暑，风俗淳质。猛锐骁雄，轻财好学，崇敬佛法，少信异道。伽蓝虽多，僧徒寡少，诸窣堵波荒芜圮坏。天祠五所，异道百余人。

    　　一、城附近诸遗迹

    　　城东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编石特起，刻雕奇制，释迦菩萨值然灯佛敷鹿皮衣布发掩泥得受记处。时经劫坏，斯迹无泯。或有斋日，天雨众花，群黎心竞，式修供养。其西伽蓝，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无忧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内有大窣诸波故基。闻诸先志曰：昔有佛齿，高广严丽。今既无齿，唯余故基。其侧有窣堵波，高三十余尺。彼欲相传，不知源起，云从空下，峙基于此。既非人工，实多灵瑞。

    　　城西南十余里有窣堵波，是如来自中印度凌虚游化，降迹于此，国人感慕，建此灵基。其东不远有窣堵波，是释迦菩萨昔值然灯佛于此买花。

    　　二、小石岭佛影窟

    　　城西南二十余里至小石岭，有伽蓝，高堂重阁，积石所成。庭宇寂寥，绝无僧侣。中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

    　　伽蓝西南，深涧峭绝，瀑布飞流，悬崖壁立。东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罗龙之所居也。门径狭小，窟穴冥暗，崖石津滴，蹊径余流。昔有佛影，焕若真容，相好具足，俨然如在。近代已来，人不遍睹，纵有所见，仿佛而已。至诚祈请，有冥感者，乃暂明视，尚不能久。昔如来在世之时，此龙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进奉失宜。既获谴责，心怀恚恨，即以金钱买花，供养受记窣堵波，愿为恶龙，破国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为大龙王，便欲出穴，成本恶愿。适起此心，如来已鉴，愍此国人为龙所害，运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龙见如来，毒心遂止，受不杀戒，愿护正法。因请如来：“常居此窟，诸圣弟子，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将寂灭，为汝留影，遣五罗汉常受汝供。正法隐没，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奋怒，当观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当止。此贤劫中，当来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门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来足蹈之迹，轮相微现，光明时烛。影窟左右多诸石室，皆是如来诸圣弟子入定之处。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是如来经行之处。其侧窣堵波，有如来发、爪。邻此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显畅真宗，说蕴界处之所也。影窟西有大盘石，如来尝于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现。

    　　醯罗城

    　　城东南三十余里，至醯罗城。周四五里，竖峻险固，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城中居人，淳质正信。复有重阁，画栋丹楹。第二阁中有七宝小窣堵波，置如来顶骨。骨周一尺二寸，发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宝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恶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顶骨，随其福感，其文涣然。又有七宝小窣堵波，以贮如来髑髅骨，状若荷叶，色同顶骨，亦以宝函缄络而置。又有七宝小窣堵波，贮如来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彻，曒映中外，又以七宝函缄封而置。如来僧伽胝袈裟，细氎所作，其色黄赤，置宝函中，岁月既远，微有损坏。如来锡杖，白铁作环，栴檀为笴，宝筒盛之。近有国王闻此诸物并是如来昔亲服用，恃其威力，迫胁而归。既至本国，置所居宫，曾未浃辰，求之已失。爰更寻访，已还本处。斯五圣迹，多有灵异。迦毕试王令五净行给侍香花，观礼之徒，相继不绝。诸净行等欲从虚寂，以为财用人之所重，权立科条，以止喧杂。其大略曰：“诸欲见如来顶骨者，税一金钱；若取印者，税五金钱。”自余节级，以次科条。科条虽重，观礼弥众。

    　　重阁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灵异，人以指触，便即摇震，连基倾动，铃铎和鸣。

    　　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五百余里，至健驮逻国。(旧曰乾陁卫，讹也。北印度境。)

    　　○健驮逻国

    　　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周四十余里。王族绝嗣，役属迦毕试国。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宫城一隅有千余户。谷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气序温暑，略无霜雪。人性恇怯，好习典艺，多敬异道，少信正法。自古已来，印度之境作论诸师，则有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等本生处也。僧伽蓝十余所，摧残荒废，芜漫萧条，诸窣堵波颇多颓圮。天祠百数，异道杂居。

    　　王城内东北有一故基，昔佛钵之宝台也。如来涅槃之后，钵流此国，经数百年，式遵供养，流转诸国，在波剌斯。

    　　一、卑钵罗树及迦腻色迦王大窣堵波

    　　城外东南八九里有卑钵罗树，高百余尺，枝叶扶疏，荫影蒙密。过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犹现有四佛坐像。贤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当坐焉。冥祇警卫，灵鉴潜被。释迦如来于此树下南面而坐，告阿难曰：“我去世后，当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腻色迦，此南不远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钵罗树南有窣堵波，迦腻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君临膺运，统赡部洲，不信罪福，轻毁佛法。畋游草泽，遇见白兔，王亲奔逐，至此忽灭。见有牧牛小竖，于林树间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为？”牧竖对曰：“昔释迦佛圣智悬记：‘当有国王于此胜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内。’大王圣德宿殖，名符昔记，神功胜福，允属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发。”说此语已，忽然不现。王闻是说，喜庆增怀，自负其名大圣先记，因发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弥覆其上。随其数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逾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喜庆，复于其上更起二十五层金铜相轮，即以如来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养。营建才迄，见小窣堵波在大基东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掷弃，遂住窣堵波第二级下石基中半现，复于本处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叹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难掩，灵圣所扶，愤怒何及！”惭惧既已，谢咎而归。其二窣堵波今犹现在，有婴疾病欲祈康愈者，涂香散花，至诚归命，多蒙瘳差。

    　　二、大窣堵波周近诸佛像

    　　大窣堵波东面石陛南镂作二小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规摹形状如大窣堵波。又作两躯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拟菩提树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烛，金色晃曜，阴影渐移，石文青绀。闻诸耆旧曰：数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蚁，大者如指，小者如麦，同类相从，啮其石壁，文若雕镂，厕以金沙，作为此像，今犹现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现两身，从胸已下，合为一体。闻诸先志曰：初，有贫士佣力自济，得一金钱，愿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谓画工曰：“我今欲图如来妙相，有一金钱，酬工尚少，宿心忧负，迫于贫乏。”时彼画工鉴其至诚，无云价直，许为成功。复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钱，求画佛像。画工是时受二人钱，求妙丹青，共画一像。二人同日俱来礼敬，画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谓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视，若有所怀。画工心知其疑也，谓二人曰：“何思虑之久乎？凡所受物，毫厘不亏。斯言不谬，像必神变。”言声未静，像现灵异，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悦服，心信欢喜。

    　　大窣堵波西南百余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灵相，数放光明。时有人见像出夜行，旋绕大窣堵波。近有群贼欲入行盗，像出迎贼，贼党怖退，像归本处，住立如故。群盗因此改过自新，游行邑里，具告远近。

    　　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鱼鳞百数。佛像庄严，务穷工思，殊香异音，时有闻听，灵仙圣贤，或见旋绕。此窣堵波者，如来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先贤记曰：成坏已三。初至此国，适遭火灾，当见营构，尚未成功。

    　　三、迦腻色迦王伽蓝与胁尊者、世亲、如意遗迹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蓝，迦腻色迦王之所基也。重阁累榭，层台洞户，旌召高僧，式昭景福。虽则圮毁，尚曰奇工。僧徒减少，并学小乘。自建伽蓝，异人间出，诸作论师及证圣果，清风尚扇，至德无泯。

    　　第三重阁有波栗湿缚(唐言胁。)尊者室，久已倾顿，尚立旌表。初，尊者之为梵志师也，年垂八十，舍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诮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浅智！夫出家者，有二业焉，一则习定，二乃诵经。而今衰耄，无所进取，滥迹清流，徒知饱食。”时胁尊者闻诸讥议，因谢时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而至于席！”自尔之后，唯日不足，经行宴坐，住立思惟，昼则研习理教，夜乃静虑凝神，绵历三岁，学通三藏，断三界欲，得三明智，时人敬仰，因号胁尊者焉。

    　　胁尊者室东有故房，世亲菩萨于此制《阿毗达磨俱舍论》，人而敬之，封以记焉。

    　　世亲室南五十余步，第二重阁，末笯曷剌他(唐言如意。)论师于此制《毗婆沙论》。论师以佛涅槃之后一千年中利见也。少好学，有才辩，声问遐被，法俗归心。时室罗伐悉底国毗讫罗摩阿迭多王(唐言超日。)威风远洽，臣诸印度，日以五亿金钱周给贫窭孤独。主藏臣惧国用乏匮也，乃讽谏曰：“大王威被殊俗，泽及昆虫，请增五亿金钱，以赈四方匮乏。府库既空，更税有土，重敛不已，怨声载扬，则君上有周给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责。”王曰：“聚有余，给不足，非苟为身侈靡国用。”遂加五亿，惠诸贫乏。其后畋游，逐豕失踪，有寻知迹者，赏一亿金钱，如意论师一使人剃发，辄赐一亿金钱，其国史臣依即书记。王耻见高，心常怏怏，欲众辱如意论师。乃招集异学德业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视听，游诸真境，异道纷杂，归心靡措，今考优劣，专精遵奉。”洎乎集论，重下令曰：“外道论师并英俊也，沙门法众宜善宗义，胜则崇敬佛法，负则诛戮僧徒。”于是如意诘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飞矣。下席一人，视之蔑如也，因而剧谈，论及火烟。王与外道咸喧言曰：“如意论师辞义有失！夫先烟而后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虽欲释难，无听览者。耻见众辱，齰断其舌，乃书诫门人世亲曰：“党援之众，无竞大义；群迷之中，无辩正论。”言毕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国，兴王膺运，表式英贤。世亲菩萨欲雪前耻，来白王曰：“大王以圣德君临，为含识主命。先师如意学穷玄奥，前王宿撼，众挫高名，我承导诱，欲复前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亲雅操焉，乃召诸外道与如意论者。世亲重述先旨，外道谢屈而退。

    　　四、布色羯逻伐底城及诸遗迹

    　　迦腻色迦王伽蓝东北行五十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闾阎洞连。城西门外有一天祠，天像威严，灵异相继。

    　　城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即过去四佛说法之处。古先圣贤自中印度降神导物，斯地寔多，即伐苏蜜呾罗(唐言世友。旧曰和须蜜多，讹也。)论师于此制《众事分阿毗达磨论》。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蓝，庭宇荒凉，僧徒寡少，然皆遵习小乘法教。即达磨呾逻多(唐言法救。旧曰达摩多罗，讹也。)论师于此制《杂阿毗达磨论》。

    　　伽蓝侧有窣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颇异人工。是释迦佛昔为国王，修菩萨行，从众生欲，惠施不倦，丧身若遗，于此国土千生为王，即斯胜地千生舍眼。

    　　舍眼东不远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余尺。右则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宝而莹饰之。如来寂灭，宝变为石。基虽倾陷，尚曰崇高。

    　　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萨(旧曰睒摩菩萨，讹也。)恭行鞠养，侍盲父母，于此采果，遇王游猎，毒矢误中，至诚感灵，天帝傅药，德动明圣，寻即复苏。

    　　五、跋虏沙城

    　　商莫迦菩萨被害东南行二百余里，至跋虏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苏达拿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罗门，蒙谴被摈，顾谢国人，既出郭门，于此告别。其侧伽蓝，五十余僧，并小乘学也。昔伊湿伐逻(唐言自在。)论师于此制《阿毗达磨明灯论》。

    　　跋虏沙城东门外有一伽蓝，僧徒五十余人，并大乘学也。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立。昔苏达拿太子摈在弹多落迦山，(旧曰檀特山，讹也。)婆罗门乞其男女，于此鬻卖。

    　　六、弹多落迦山及其他诸遗迹

    　　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苏达拿太子于此栖隐。其侧不远有窣堵波，太子于此以男女施婆罗门，婆罗门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诸草木犹带绛色。岩间石室，太子及妃习定之处。谷中林树垂条若帷，并是太子昔所游止。其侧不远有一石庐，即古仙人之所居也。

    　　仙庐西北行百余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蓝，僧徒鲜少，并学大乘。其侧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独角仙人所居之处。仙人为淫女诱乱，退失神通，淫女乃驾其肩而还城邑。

    　　跋虏沙城东北五十余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妇像，毗摩天女也。闻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灵异既多，祈祷亦众。印度诸国求福请愿，贵贱毕萃，远近咸会。其有愿见天神形者，至诚无贰，绝食七日，或有得见，求愿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涂灰外道式修祠祀。

    　　七、乌铎迦汉荼城

    　　毗摩天祠东南行百五十里，至乌铎迦汉荼城。周二十余里，南临信度河。居人富乐，宝货盈积，诸方珍异，多集于此。

    　　八、娑罗睹逻邑及波你尼仙

    　　乌铎迦汉荼城西北行二十余里，至娑罗睹逻邑，是制《声明论》波你尼仙本生处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广，时经劫坏，世界空虚，长寿诸天，降灵导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时厥后，其源泛滥。梵王、天帝作则随时，异道诸仙各制文字。人相祖述，竞习所传，学者虚功，难用详究。人寿百岁之时，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时浇薄，欲削浮伪，删定繁猥，游方问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当祐汝。”仙人受教而退，于是研精覃思，捃摭群言，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二言矣。究极今古，总括文言，封以进上。王甚珍异，下令国中，普使传习，有诵通利，赏千斤钱。所以师资传授，盛行当世。故此邑中诸婆罗门硕学高才，博物强识。

    　　娑罗睹逻邑中有窣堵波，罗汉化波你尼仙后进之处。如来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游化至此，乃见梵志捶训稚童。时阿罗汉谓梵志曰：“何苦此儿？”梵志曰：“令学《声明论》，业不时进。”阿罗汉逌尔而笑，老梵者曰：“夫沙门者，慈悲为情，愍物伤类。仁今所笑，愿闻其说。”阿罗汉曰：“谈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颇尝闻波你尼仙制《声明论》，垂训于世乎？”婆罗门曰：“此邑之子，后进仰德，像设犹存。”阿罗汉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犹以强识，玩习世典，唯谈异论，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转未息，尚乘余善，为汝爱子。然则世典文辞，彼疲功绩，岂若如来圣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滨有一枯树，五百蝙蝠于中穴居。有诸商侣止此树下，时属风寒，人皆饥冻，聚积樵苏，蕴火其下，烟焰渐炽，枯树遂燃。时商侣中有一贾客，夜分已后，诵《阿毗达磨藏》。彼诸蝙蝠虽为火困，爱好法音，忍而不去，于此命终。随业受生，俱得人身，舍家修学，乘闻法声，聪明利智，并证圣果，为世福田。近迦腻色迦王与胁尊者招集五百贤圣，于迦湿弥罗国作《毗婆沙论》，斯并枯树之中五百蝙蝠也。余虽不肖，是其一数。斯则优劣良异，飞伏悬殊。仁今爱子，可许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时阿罗汉说此语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现。婆罗门深生敬异，叹善久之，具告邻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学。因即回信，崇重三宝，乡人从化，于今弥笃。

    　　从乌铎迦汉荼城北逾山涉川，行六百余里，至乌仗那国。(唐言苑，昔轮王之苑囿也。旧曰乌场，或曰乌荼，皆讹。北印度境。)

    卷三　八国

    ○乌仗那国

    　　乌仗那国周五千余里，山谷相属，川泽连原。谷稼虽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地产金、铁，宜郁金香，林树蓊郁，花果茂盛。寒暑和畅，风雨顺序。人性怯懦，俗情谲诡。好学而不功，禁咒为艺业。多衣白氎，少有余服。语言虽异，大同印度。文字礼仪，颇相参预。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夹苏婆伐窣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喜诵其文，未究深义，戒行清洁，特闲禁咒。律仪传训，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饮光部，四说一切有部，五大众部。天祠十有余所，异道杂居。坚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厘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一、忍辱仙遗迹

    　　瞢揭厘城东四五里有大窣堵波，极多灵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于此为羯利王(唐言斗诤。旧云哥利，讹也。)割截肢体。

    　　二、阿波逻罗龙泉及佛遗迹

    　　瞢揭厘城东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冻，晨夕飞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龙者，迦叶波佛时生在人趣，名曰殑祇，深闲咒术，禁御恶龙，不令暴雨，国人赖之，以稸余粮。居人众庶感恩怀德，家税斗谷以馈遗焉。既积岁时，或有逋课。殑祇含怒，愿为毒龙，暴行风雨，损伤苗稼。命终之后，为此地龙。泉流白水，损伤地利。释迦如来大悲御世，愍此国人独遭斯难，降神至此，欲化暴龙。执金刚神杵击山崖，龙王震惧，乃出归依。闻佛说法，心净信悟，如来遂制勿损农稼。龙曰：“凡有所食，赖收人田，今蒙圣教，恐难济给，愿十二岁一收粮储。”如来含覆，愍而许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灾。

    　　阿波逻罗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随人福力，量有短长。是如来伏此龙已，留迹而去。后人于上积石为室，遐迩相趋，花香供养。顺流而下三十余里，至如来濯衣石，袈裟之文焕焉如镂。

    　　三、醯罗山

    　　瞢揭厘城南四百余里，至醯罗山，谷水西派，逆流东上。杂花异果，被涧缘崖，峰岩危险，溪谷盘纡，或闻喧语之声，或闻音乐之响。方石如榻，宛若工成，连延相属，接布崖谷。是如来在昔为闻半颂(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颂，颂三十二言。)之法，于此舍身命也。○四、摩诃伐那伽蓝

    　　瞢揭厘城南二百余里，大山侧，至摩诃伐那(唐言大林)。伽蓝。是如来昔修菩萨行，号萨缚达多王，(唐言一切施)。避敌弃国，潜行至此，遇贫婆罗门，方来乞丐。既失国位，无以为施，遂令羁缚，擒往敌王，冀以赏财，回为惠施。

    　　五、摩愉伽蓝

    　　摩诃伐那伽蓝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蓝。有窣堵波，高百余尺。其侧大方石上，有如来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诃伐那伽蓝，为诸人、天说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带黄白，常有津腻。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闻正法，于此析骨书写经典。

    　　六、尸毗迦王本生故事

    　　摩愉伽蓝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如来昔修菩萨行，号尸毗迦王，(唐言与。旧曰尸毗王，讹。)为求佛果，于此割身，从鹰代鸽。

    　　七、萨裒杀地僧伽蓝等及佛本生故事

    　　代鸽西北二百余里，入珊尼罗阇川，至萨裒杀地(唐言蛇药。)僧伽蓝。有窣堵波，高八十余尺。是如来昔为帝释，时遭饥岁，疾疫流行，医疗无功，道死相属。帝释悲愍，思所救济，乃变其形为大蟒身，僵尸川谷，空中遍告。闻者感庆，相率奔处，随割随生，疗饥疗疾。其侧不远，有苏摩大窣堵波。是如来昔日为帝释，时世疾疫，愍诸含识，自变其身为苏摩蛇，凡有啖食，莫不康豫。珊尼罗阇川北石崖边，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差。如来在昔为孔雀王，与其群而至此，热渴所逼，求水不获，孔雀王以{此束}啄崖，涌泉流注。今遂为池，饮沐愈疾。石上犹有孔雀踪迹。

    　　八、上军王窣堵波

    　　瞢揭厘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东有窣堵波，高六十余尺，上军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之将寂灭，告诸大众：“我涅槃后，乌仗那国上军王宜与舍利之分。”及诸王将欲均量，上军王后来，遂有轻鄙之议。是时天人大众重宣如来顾命之言，乃预同分，持归本国，式遵崇建。窣堵波侧大河滨，有大石，状如象。昔上军王以大白象负舍利归，至于此地，象忽蹎仆，因而自毙，遂变为石，即于其侧起窣堵波。

    　　九、赤塔、奇特塔及观自在菩萨精舍

    　　瞢揭厘城西五十余里，渡大河，至卢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五十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昔如来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号曰慈力，于此刺身血以饲五药叉。(旧曰夜叉，讹也。)

    　　瞢揭厘城东北三十余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余尺。在昔如来为诸人、天说法开导，如来去后，从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缚卢枳低湿伐罗菩萨像。(唐言观自在。合字连声，梵语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缚卢枳多，译曰观，伊湿伐罗，译曰自在。旧译为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讹谬也。)威灵潜被，神迹昭明，法俗相趋，供养无替。

    　　十、蓝勃卢山龙池及乌仗那国王统传说

    　　观自在菩萨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蓝勃卢山。山岭有龙池，周三十余里，渌波浩汗，清流皎镜。

    　　昔毗卢择迦王前伐诸释，四人拒军者，宗亲摈逐，各自分飞。其一释种，既出国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时有一雁飞趣其前，既以驯狎，因即乘焉。其雁飞翔，下此池侧。释种虚游，远适异国，迷不知路，假寐树荫。池龙少女游览水滨，忽见释种，恐不得当也，变为人形，即而摩拊。释种惊寤，因即谢曰：“羁旅羸人，何见亲拊？”遂款殷勤，凌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训，祗奉无违。虽蒙惠顾，未承高命。”释种曰：“山谷杳冥，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龙女也，敬闻圣族流离逃难，幸因游览，敢慰劳弊。命有燕私，未闻来旨。况乎积祸，受此龙身，人畜殊途，非所闻也。”释种曰：“一言见允，宿心斯毕。”龙女曰：“敬闻命矣，唯所去就。”释种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龙女举体成人。”福力所感，龙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庆悦。乃谢释种曰：“我积殃运，流转恶趣。幸蒙垂顾，福力所加，旷劫弊身，一旦改变。欲报此德，糜躯未谢。心愿陪游，事拘物议。愿白父母，然后备礼。”龙女还池，白父母曰：“今者游览，忽逢释种，福力所感，变我为人，情存好合，敢陈事实。”龙王心欣人趣，情重圣族，遂从女请。乃出池而谢释种曰：“不遗非类，降尊就卑，愿临我室，敢供洒扫。”释种受龙王之请，遂即其居。于是龙宫之中，亲迎备礼，燕尔乐会，肆极欢娱。释种睹龙之形，心常畏恶，乃欲辞出。龙王止曰：“幸无远舍，邻此宅居，当令据疆土，称大号，总有臣庶，祚延长世。”释种谢曰：“此言非冀。”龙王以宝剑置箧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谓释种曰：“幸持此氎以献国王，王必亲受远人之贡，可于此时害其王也。因据其国，不亦善乎？”释种受龙指诲，便往行献。乌仗那王躬举其氎，释种执其袂而刺之。侍臣、卫兵喧乱阶陛，释种麾剑告曰：“我所仗剑，神龙见授，以诛后伏，以斩不臣。”咸惧神武，推尊大位。于是沿弊立政，表贤恤患。已而动大众，备法驾，即龙宫而报命，迎龙女以还都。龙女宿业未尽，余报犹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龙之头。释种畏恶，莫知图计，伺其寐也，利刃断之。龙女惊寤曰：“斯非后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损伤，而汝子孙当苦头痛。”故此国族常有斯患，虽不连绵，时一发动，释种既没，其子嗣位，是嗢呾罗犀那王。(唐言上军。)

    　　上军王嗣位之后，其母丧明。如来伏阿波逻罗龙还也，从空下其宫中。上军王适从游猎，如来因为其母略说法要。遇圣闻法，遂得复明。如来问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游，今将返驾。”如来与诸大众寻欲发引。王母曰：“我唯福遇，生育圣族，如来悲愍，又亲降临，我子方还，愿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闻教而信悟，非亲诲以发心。我其行矣，还语之曰：‘如来从此往拘尸城娑罗树间入涅槃，宜取舍利，自为供养。’”如来与诸大众凌虚而去。上军王方游猎，远见宫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灾，罢猎而返。乃见其母复明，庆而问曰：“我去几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复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后，如来至此，闻佛说法，遂得复明。如来从此至拘尸城娑罗树间，当入涅槃，召汝速来分取舍利。”时王闻已，悲号顿躄，久而醒悟，命驾驰赴。至双树间，佛已涅槃。时诸国王轻其边鄙，宝重舍利，不欲分与。是时天、人大众重宣佛意，诸王闻已，遂先均授。

    　　十一、达丽罗川

    　　瞢揭厘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縆索，或牵铁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蹑蹬，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多出黄金及郁金香。达丽罗川中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菩萨像，金色晃昱，灵鉴潜通，高百余尺，末田底迦(旧曰末田地，讹略也。)阿罗汉之所造也。罗汉以神通力，携引匠人升睹史多天，(旧曰兜率他也，又曰兜术他，讹也。)亲观妙相，三返之后，功乃毕焉。自有此像，法流东派。从此东行，逾岭越谷，逆上信度河，飞梁栈道，履危涉险，经五百余里，至钵露罗国。(北印度境。)

    　　○钵露罗国

    　　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人性犷暴，薄于仁义，无闻礼节。形貌粗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学无专习，戒行多滥。

    　　从此复还乌铎迦汉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广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镜，汩淴漂流。毒龙、恶兽窟穴其中，若持贵宝、奇花果种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飘没。渡河至呾叉始罗国。(北印度境。)

    　　○呾叉始罗国

    　　呾叉始罗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酋豪力竞，王族绝嗣，往者役属迦毕试国，近又附庸迦湿弥罗国。地称沃壤，稼墙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

    　　一、医罗钵呾罗龙王池

    　　大城西北七十余里，有医罗钵呾罗龙王池，周百余步。其水澄清，杂色莲花同荣异彩。此龙者，即昔迦叶波佛时坏医罗钵呾罗树苾刍也。故今彼土请雨祈晴，必与沙门共至池所，弹指慰问，随愿必果。

    　　二、四宝藏之一所

    　　龙池东南行三十余里，入两山间，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高百余尺。是释迦如来悬记，当来慈氏世尊出世之时，自然有四大宝藏，即斯胜地，当其一所。闻之先志曰：或时地震，诸山皆动，周藏百步，无所倾摇。诸有愚夫妄加发掘，地为震动，人皆蹎仆。傍有伽蓝，圮损已甚，久绝僧徒。

    　　三、舍头窣堵波

    　　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或至斋日，时放光明，神花天乐，颇有见闻。闻诸先志曰：近有妇人，身婴恶癞，窃至窣堵波，责躬礼忏，见其庭宇有诸粪秽，掬除洒扫，涂香散花，更采青莲，重布其地。恶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莲同馥。斯胜地也，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号战达罗钵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断头惠施。若此之舍，凡历千生。

    　　四、童受论师制论处

    　　舍头窣堵波侧有僧伽蓝，庭宇荒凉，僧徒减少。昔经部拘摩罗逻多(唐言童受。)论师于此制述诸论。

    　　五、南山窣堵波及拘浪拿太子故事

    　　城外东南，南山之阴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是无忧王太子拘浪拿为继母所诬抉目之处，无忧王所建也。盲人祈请，多有复明。

    　　此太子正后生也，仪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终没，继室骄淫，纵其惛愚，私逼太子，太子沥泣引责，退身谢罪。继母见违，弥增忿怒，候王闲隙，从容言曰：“夫呾叉始罗，国之要领，非亲弟子，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闻，亲贤之故，物议斯在。”王惑闻说，雅悦奸谋，即命太子，而诫之曰：“吾承余绪，垂统继业，唯恐失坠，忝负先王。呾叉始罗国之襟带，吾今命尔作镇彼国。国事殷重，人情诡杂，无妄去就，有亏基绪。凡有召命，验吾齿印。印在吾口，其有谬乎？”于是太子衔命来镇。岁月虽淹，继室弥怒，诈发制书，紫泥封记，候王眠睡，窃齿为印，驰使而往，赐以责书。辅臣跪读，相顾失图。太子问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书责太子，抉去两目，逐弃山谷，任其夫妻，随时生死。虽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得请，面缚待罪。”太子曰：“父而赐死，其敢辞乎？齿印为封，诚无谬矣。”命旃荼罗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贷自济，流离展转，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饥寒良苦！昔为王子，今作乞人！愿得闻知，重申先责。”于是谋计，入王内厩，于夜后分，泣对清风，长啸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楼，闻其雅唱，辞甚怨悲，怪而问曰：“箜篌歌声，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来此乎？”即问内厩：“谁为歌啸？”遂将盲人而来对旨。王见太子，衔悲问曰：“谁害汝身，遭此祸？爱子丧明，犹自不觉，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谢而对曰：“诚以不孝，负责于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无由致辞，不敢逃责。”其王心知继室为不轨也，无所究察，便加刑辟。时菩提树伽蓝有瞿沙(唐言妙音。)大阿罗汉者，四辩无碍，三明具足。王将盲子，陈告其事，惟愿慈悲，令得复明。时彼罗汉受王请已，即于是日宣令国人：“吾于后日，欲说妙理，人持一器，来此听法，以盛泣泪也。”于是远近相趋，士女云集。是时阿罗汉说十二因缘，凡厥闻法，莫不悲耿，以所持器盛其沥泣。说法既已，总收众泪，置之金盘，而自誓曰：“凡吾所说，诸佛至理。理若不真，说有纰缪，斯则已矣；如其不尔，愿以众泪，洗彼盲眼，眼得复明，明视如昔。”发是语讫，持泪洗眼，眼遂复明。王乃责彼辅臣，诘诸僚佐，或黜或放，或迁或死，诸豪世禄移居雪山东北沙碛之中。

    　　从此东南越诸山谷，行七百余里，至僧诃补罗国。(北印度境。)

    　　○僧诃补罗国

    　　僧诃补罗国周三千五六百里，西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据岭，坚峻险固。农务少功，地利多获。气序寒，人性猛，俗尚骁勇，又多谲诈。国无君长主位，役属迦湿弥罗国。

    　　一、城附近寺塔及白衣外道本师初说法处

    　　城南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庄饰有亏，灵异相继。傍有伽蓝，空无僧侣。

    　　城东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高二百余尺。池沼十数，映带左右，雕石为岸，殊形异类。激水清流，汩淴漂注，龙鱼水族，窟穴潜泳。四色莲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荣异色，林沼交映，诚可游玩。傍有伽蓝，久绝僧侣。

    　　窣堵波侧不远，有白衣外道本师悟所求理初说法处，今有封记，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昼夜精勤，不遑宁息。本师所说之法，多窃佛经之义，随类设法，拟则轨仪。大者为苾刍，小者称沙弥。威仪律行，颇同僧法。唯留少发，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为异，据斯流别，稍用区分。其天师像，窃类如来，衣服为差，相好无异。

    　　二、大石门及王子舍身饲虎处

    　　从此复还呾叉始罗国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石门，昔摩诃萨埵王子于此投身饲饿乌檡。(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诃萨埵愍饿兽之无力也，行至此地，干竹自刺，以血啖之，于是乎兽乃啖焉。其中地土洎诸草木，微带绛色，犹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负芒刺，无云疑信，莫不悲怆。

    　　舍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雕刻奇制，时烛神光。小窣堵波及诸石龛动以百数，周此茔域，其有疾病，旋绕多愈。

    　　三、孤山中伽蓝

    　　石窣堵波东有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大乘教。

    　　从此东行五十余里，至孤山，中有伽蓝，僧徒二百余人，并学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镜。傍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是如来在昔于此化恶药叉，令不食肉。从此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乌剌尸国。(北印度境。)

    　　○乌剌尸国

    　　乌剌尸国周二千余里，山阜连接，田畴隘狭。国大都城周七八里。无大君长，役属迦湿弥罗国。宜稼穑，少花果。气序温和，微有霜雪。俗无礼义，人性刚猛，多行诡诈，不信佛法。

    　　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傍有迦蓝，僧徒寡少，并皆学大乘法教。

    　　从此东南登山履险，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旧曰罽宾，讹也。北印度境。)

    　　○迦湿弥罗国

    　　迦湿弥罗国周七千余里，四境负山。山极峭峻，虽有门径，而复隘狭，自古邻敌无能攻伐。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南北十二三里，东西四五里。宜稼穑，多花果，出龙种马及郁金香、火珠、药草。气序寒劲，多雪少风。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轻僄，人性怯懦。国为龙护，遂雄邻境。容貌妍美，情性诡诈。好学多闻，邪正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有四窣堵波，并无忧王建也，各有如来舍利升余。

    　　一、开国传说

    　　《国志》曰：国地本龙池也。昔佛世尊自乌仗那国降恶神已，欲还中国，乘空当此国上，告阿难曰：“我涅槃之后，有末田底迦阿罗汉，当于此国建国安人，弘扬沸法。”如来寂灭之后第五十年，阿难弟子末田底迦罗汉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脱，闻佛悬记，心自庆悦，便来至此，于大山岭，宴坐林中，现大神变。龙见深信，请资所欲。阿罗汉曰：“愿于池内，惠以容膝。”龙王于是缩水奉施。罗汉神通广身，龙王纵力缩水，池空水尽，龙翻请地。阿罗汉于此西北为留一池，周百余里，自余枝属，别居小池。龙王曰：“池地总施，愿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无余涅槃，虽欲受请，其可得乎？”龙王重请：“五百罗汉常受我供，乃至法尽，法尽之后，还取此国以为居池。”末田底迦从其所请。时阿罗汉既得其地，运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蓝，于诸异国买鬻贱人，以充役使，以供僧众。末田底迦入寂灭后，彼诸贱人自立君长，邻境诸国鄙其贱种，莫与交亲，谓之讫利多。(唐言买得。)今时泉水已多流滥。

    　　二、五百罗汉僧传说

    　　摩揭陁国无忧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一百年，命世君临，威被殊俗。深信三宝，爱育四生。时有五百罗汉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养无差。有凡夫僧摩诃提婆，(唐言大天。)阔达多智，幽求名实，潭思作论，理违圣教，凡有闻知，群从异议。无忧王不识凡、圣，因情所好，党援所亲，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沈深流，总从诛戮。时诸罗汉既逼命难，咸运神通，凌虚履空，来至北国，山栖谷隐。时无忧王闻而悔惧，躬来谢过，请还本国，彼诸罗汉确不从命。无忧王为罗汉建五百僧伽蓝，总以此国持施众僧。

    　　三、迦腻色迦王第四结集

    　　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应期抚运，王风远被，殊俗内附。机务余暇，每习佛经，日请一僧入宫说法。而诸异议部执不同，王用深疑，无以去惑。时胁尊者曰：“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时王闻已，甚用感伤，悲叹良久。谓尊者曰：“猥以余福，聿遵前绪，去圣虽远，犹为有幸，敢忘庸鄙，绍隆法教，随其部执，具释三藏。”胁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资福祐，留情佛法，是所愿也。”王乃宣令远近，召集圣哲。于是四方辐凑，万里星驰，英贤毕萃，睿圣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养。既欲法议，恐其喧杂。王乃具怀白诸僧曰：“证圣果者住，具结缚者还。”如是尚众。又重宣令：“无学人住，有学人还。”犹复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备六通者住，自余各还。”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内穷三藏、外达五明者住，自余各还。”于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于本国，苦其暑湿。又欲就王舍城大迦叶波结集石室。胁尊者等议曰：“不可。彼多外道，异论纠纷，酬对不暇，何功作论？众会之心，属意此国。此国四周山固，药叉守卫，土地膏腴，物产丰盛，贤圣之所集往，灵仙之所游止。”众议斯在，佥曰：“允谐。”其王是时与诸罗汉自彼而至，建立伽蓝，结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论》。是时尊者世友，户外纳衣。诸阿罗汉谓世友曰：“结使未除，诤议乖谬，尔宜远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诸贤于法无疑，代佛施化，方集大义，欲制正论。我虽不敏，粗达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颇亦沈研，得其趣矣。”诸罗汉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证无学，已而会此，时未晚也。”世友曰：“我顾无学，其犹涕唾，志求佛果，不趋小径。掷此缕丸，未坠于地，必当证得无学圣果。”时诸罗汉重诃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谓也。无学果者，诸佛所赞，宜可速证，以决众疑。”于是世友即掷缕丸，空中诸天接缕丸而请曰：“方证佛果，次补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赖，如何于此欲证小果？”时诸罗汉见是事已，谢咎推德，请为上座，凡有疑义，咸取决焉。是五百圣贤，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铄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释《素呾缆藏》。(旧曰《修多罗藏》，讹也。)次造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释《毗奈耶藏》。(旧曰《毗那耶藏》，讹也)。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释《阿毗达磨藏》。或曰《阿毗昙藏》，略也。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悬诸千古，莫不穷其枝叶，究其浅深，大义重明，微言再显，广宣流布，后进赖焉。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窣堵波，藏于其中。命药叉神周卫其国，不令异学持此论出。欲求习学，就中受业。于是功既成毕，还军本都。出此国西门之外，东面而跪，复以此国总施僧徒。

    　　四、雪山下王讨罪故事

    　　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讫利多种复自称王，斥逐僧徒，毁坏佛法。睹货逻国呬摩呾罗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释种也。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业，树心佛地，流情法海。闻讫利多毁灭佛法，招集国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诈为商旅，多赍宝货，挟隐军器，来入此国。此国之君，特加礼宾。商旅之中，又更选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谋，各袖利刃，俱持重宝，躬赍所奉，持以献上。时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讫利多王惊慑无措，遂斩其首。令群下曰：“我是睹货逻国雪山下王也。怒此贱种公行虐政，故于今者诛其有罪。凡百众庶，非尔之辜。”然其国辅宰臣，迁于异域。既平此国，召集僧徒，式建伽蓝，安堵如故。复于此国西门之外，东面而跪，持施众僧。

    　　其讫利多种屡以僧徒覆宗灭祀，世积其怨，嫉恶佛法。岁月既远，复自称王。故今此国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五、佛牙伽蓝及传说

    　　新城东南十余里，故城北大山阳，有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长可寸半，其色黄白，或至斋日，时放光明。昔讫利多种之灭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随利居。有一沙门，游诸印度，观礼圣迹，伸其至诚。后闻本国平定，即事归途。遇诸群象横行草泽，奔驰震吼。沙门已见，升树以避。是时群象相趋奔赴，竞吸池水，浸渍树根，互共排掘，树遂蹎仆。既得沙门，负载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疮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处，乃枯竹所刺也。沙门于是拔竹傅药，裂其裳，裹其足。别有大象，持金函授与病象，象既得已，转授沙门，沙门开函，乃佛牙也。诸象环绕，僧出无由。明日斋时，各持异果，以为中馔。食已，载僧出林，数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门至国西界，渡一驶河，济乎中流，船将覆没。同舟之人互相谓曰：“今此船覆，祸是沙门。沙门必有如来舍利，诸龙利之。”船主检验，果得佛牙。时沙门举佛牙俯谓龙曰：“吾今寄汝，不久来取。”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顾河叹曰：“吾无禁术，龙畜所欺！”重往印度，学禁龙法。三岁之后，复还本国，至河之滨，方设坛场，其龙于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门。沙门持归，于此伽蓝而修供养。

    　　六、小伽蓝及众贤论师遗迹

    　　伽蓝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蓝，中有观自在菩萨立像。其有断食誓死为期愿见菩萨者，即从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蓝东南三十余里，至大山，有故伽蓝，形制宏壮，芜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阁。僧徒三十余人，并学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陁罗(唐言众贤。)论师于此制《顺正理论》。伽蓝左右诸窣堵波，大阿罗汉舍利并在。野兽、山猿采花供养，岁时无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诸灵迹，或石壁横分，峰留马迹。凡厥此类，其状谲诡，皆是罗汉、沙弥，群从游戏，手指摩画，乘马往来。遗迹若斯，难以详述。

    　　七、索建地罗论师及象食罗汉遗迹

    　　佛牙伽蓝东十余里，北山崖间有小伽蓝，是昔索建地罗大论师于此作《众事分毗婆沙论》。

    　　小伽蓝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余尺，是阿罗汉遗身舍利也。先有罗汉，形量伟大，凡所饮食，与象同等。时人讥曰：“徒知饱食，安识是非？”罗汉将入寂灭也，告诸人曰：“吾今不久当取无余，欲说自身所证妙法。”众人闻知，相更讥笑，咸来集会，共观得失。时阿罗汉告诸人曰：“吾今为汝说本因缘。此身之前，报受象身，在东印度，居王内厩。是时此国有一沙门，远游印度，寻访圣教诸经典论。时王持我施与沙门，载负佛经，而至于此。是后不久，寻即命终。乘其载经福力所致，遂得为人，复钟余庆，早服染衣，勤求出离，不遑宁居，得六神通，断三界欲。然其所食，余习尚然，每自节身，三分食一。”虽有此说，人犹未信。即升虚空，入火光定，身出烟焰，而入寂灭。余骸坠下，起窣堵波。

    　　八、圆满与觉取论师遗迹

    　　王城西北行二百余里，至商林伽蓝，布剌拿(唐言圆满。)论师于此作《释毗婆沙论》。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众部伽蓝，僧徒百余人。佛地罗(唐言觉取。)论师于此作《大众部集真论》。

    　　从此西南，逾山涉险，行七百余里，至半笯(奴故反。)蹉国。(北印度境。)

    　　○半笯嗟国

    　　半笯嗟国周二千余里，山川多，畴陇狭。谷稼时播，花果繁茂，多甘蔗，无蒲萄。庵没罗果、乌淡跋罗、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气序温暑，风俗勇烈。裳服所制，多衣氎布。人性质直，淳信三宝。伽蓝五所，并多荒圮。无大君长，役属迦湿弥罗国。城北伽蓝少有僧徒，伽蓝北有石窣堵波，寔多灵异。

    　　从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曷逻阇补罗国。(北印度境。)

    　　○曷逻阇补罗国

    　　曷逻阇补罗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极险固，多山阜，川原隘狭，地利不丰。土宜气序，同半笯嗟国。风俗猛烈，人性骁勇。国无君长，役属迦湿弥罗国。伽蓝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滥波国至于此土，形貌粗弊，情性犷暴，语言庸鄙，礼义轻薄，非印度之正境，乃边裔之曲俗。

    　　从此东南，下山渡水，行七百余里，至磔迦国。(北印度境。)

    卷四　十五国

    ○磔迦国

    　　磔迦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宜粳稻，多宿麦，出金、银、鍮石、铜、铁。时候暑热，土多风飙。风俗暴恶，言辞鄙亵。衣服鲜白，所谓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事佛法，多事天神。伽蓝十所，天祠数百。此国以往多有福舍，以赡贫匮，或施药，或施食，口腹之资，行旅无累。

    　　一、奢羯罗故城及大族王兴灭故事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罗故城。垣堵虽坏，基趾尚固，周二十余里。其中更筑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饶，即此国之故都也。

    　　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邻境诸国，莫不臣伏。机务余闲，欲习佛法，令于僧中推一俊德。时诸僧徒莫敢应命：少欲无为，不求闻达；博学高明，有惧威严。是时王家旧僮，染衣已久，辞论清雅，言谈赡敏，众共推举，而以应命。王曰：“我敬佛法，远访名僧，众推此隶，与我谈论。常谓僧中贤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于是宣令五印度国，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孑遗。

    　　摩揭陁国婆罗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佛法，爱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埸，不恭职贡。时大族王治兵将讨。幼日王知其声问，告诸臣曰：“今闻寇至，不忍斗其兵也。幸诸僚庶赦而不罪，赐此微躯潜行草泽。”言毕出宫，依缘山野。国中感恩慕从者数万余人，栖窜海岛。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厄险，轻骑诱战，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见。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师子床，群官周卫，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辞。”大族对曰：“臣主易位，怨敌相视，既非交好，何用面谈？”再三告示，终不从命。于是宣令数其罪曰：“三宝福田，四生攸赖，苟任豺狼，倾毁胜业。福不祐汝，见擒于我。罪无可赦，宜从刑辟。”时幼日王母博闻强识，善达占相。闻杀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尝闻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见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宫中。幼日母曰：“呜呼，大族幸勿耻也！世间无常，荣辱更事，吾犹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对。”大族曰：“昔为敌国之君，今为俘囚之虏，隳废王业，亡灭宗祀，上愧先灵，下惭黎庶，诚耻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丧，故此蒙衣。”王母曰：“兴废随时，存亡有运。以心齐物，则得丧俱忘；以物齐心，则毁誉更起。宜信业报，与时推移，去蒙对语，或存躯命。”大族谢曰：“苟以不才，嗣膺王业，刑政失道，国祚亡灭，虽在缧绁之中，尚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谢厚恩。”于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爱，当终尔寿。”已而告幼日王曰：“先典有训，宥过好生。今大族王积恶虽久，余福未尽，若杀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视。然有中兴之气，终非大国之王，当据北方，有小国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国之君，娉以稚女，待以殊礼，总其遗兵，更加卫从，来出海岛。

    　　大族王弟还国自立，大族失位，藏窜山野，北投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王深加礼命，愍以失国，封以土邑。岁月既淹，率其邑人，矫杀迦湿弥罗王而自尊立。乘其战胜之威，西讨健驮逻国，潜兵伏甲，遂杀其王，国族大臣，诛锄殄灭。毁窣堵波，废僧伽蓝，凡一千六百所。兵杀之外，余有九亿人，皆欲诛戮，无遗噍类。时诸辅佐咸进谏曰：“大王威慑强敌，兵不交锋，诛其首恶，黎庶何咎？愿以微躬，代所应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拟成佛果，广说本生，欲传我恶于未来世乎？汝宜复位，勿有再辞。”于是以三亿上族，临信度河岸杀之；三亿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杀之；三亿下族，分赐兵士。于是持其亡国之货，振旅而归。曾未改岁，寻即殂落。于时云雾冥晦，大地震动，暴风奋发。时证果人愍而叹曰：“妄杀无辜，毁灭佛法，堕无间狱，流转未已。”

    　　二、世亲制论及其他遗迹

    　　奢羯罗故城中有一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小乘法。世亲菩萨昔于此中制《胜义谛论》。其侧窣堵波，高二百余尺，过去四佛于此说法。又有四佛经行遗迹之所。伽蓝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处。

    　　新都城东北十余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如来往北方行化中路止处。《印度记》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斋日，时放光明。

    　　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至那仆底国。(北印度境。)

    　　○至那仆底国

    　　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气序温暑，风俗怯弱。学综真俗，信兼邪正。伽蓝十所，天祠八所。

    　　一、国号由来

    　　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以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二、暗林伽蓝及迦多衍那论师遗迹

    　　大城东南行五百余里，至荅秣苏伐那僧伽蓝。(唐言暗林。)僧徒三百余人，学说一切有部，众仪肃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学特为博究。贤劫千佛皆于此地集天人众，说深妙法。释迦如来涅槃之后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旧曰迦旃延，讹也。)论师者，于此制《发智论》焉。暗林伽蓝中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处。小窣堵波、诸大石室，鳞次相望，不详其数，并是劫初已来诸果圣人于此寂灭，差难备举，齿骨犹在。绕山伽蓝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数百千所，连隅接影。

    　　从此东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阇烂达罗国。(北印度境。)

    　　○阇烂达罗国

    　　阇烂达罗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谷稼，多粳稻，林树扶疏，花果茂盛。气序温暑，风俗刚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饶。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专门习学。天祠三所，外道五百余人，并涂灰之侣也。此国先王崇敬外道，其后遇罗汉，闻法信悟，故中印度王体其淳信，五印度国三宝之事，一以总监。混彼此，忘爱恶，督察僧徒，妙穷淑慝。故道德著闻者，竭诚敬仰；戒行亏犯者，深加责罚。圣迹之所，并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蓝，印度境内，无不周遍。

    　　从此东北，逾峻岭，越洞谷，经危途，涉险路，行七百余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国。(北印度境。)

    　　○屈露多国

    　　屈露多国周三千余里，山周四境。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谷稼时播，花果茂盛，卉木滋荣。既邻雪山，遂多珍药，出金、银、赤铜及火珠、雨石。气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粗弊，既癭且尰，性刚猛，尚气勇。伽蓝二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多学大乘，少习诸部。天祠十五，异道杂居。依岩据岭，石室相距，或罗汉所居，或仙人所止。国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在昔如来曾至此国说法度人，遗迹斯记。

    　　从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险，逾山越谷，至洛护罗国。

    　　此北二千余里，经途艰阻，寒风飞雪，至秣逻娑国。(亦谓三波诃国)。

    　　自屈露多国南行七百余里，越大山，济大河，至设多图卢国。(北印度境。)

    　　○设多图卢国

    　　设多图卢国周二千余里，西临大河。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谷稼殷盛，果实繁茂，多金、银，出珠珍。服用鲜素，裳衣绮靡。气序暑热，风俗淳和，人性善顺，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诚心质敬。

    　　王城内外，伽蓝十所，庭宇荒凉，僧徒鲜少。

    　　城东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傍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复从此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理夜呾逻国。(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罗国

    　　波理夜呾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谷稼，丰宿麦，有异稻，种六十日而收获焉。多牛羊，少花果。气序暑热，风俗刚猛。不尚学艺，信奉外道。王，吠奢种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蓝八所，倾毁已甚，僧徒寡少，习学小乘。天祠十余所，异道千余人。

    　　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秣菟罗国。(中印度境。)

    　　○秣菟罗国

    　　秣菟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穑是务。庵没罗果家植成林，虽同一名而有两种，小者生青熟黄，大者始终青色。出细班氎及黄金。气序署热，风俗善顺，好修冥福，崇德尚学。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五所，异道杂居。

    　　一、释迦弟子等遗迹

    　　有三窣堵波，并无忧王所建也。过去四佛遗迹甚多。释迦如来诸圣弟子遗身窣堵波，谓舍利子、(旧曰舍梨子，又曰舍利弗，讹略也。)没特伽罗子、(旧曰目乾连，讹也。)布剌拿梅呾丽衍尼弗呾罗、(唐言满慈子。旧曰弥多罗尼子，讹略也。)邬波厘、阿难陁、罗怙罗、(旧曰罗睺罗，又曰罗云，皆讹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旧曰濡首，又曰文殊师利，或言曼殊尸利，译曰妙德，讹也。)诸菩萨窣堵波等。每岁三长及月六斋，僧徒相竞，率其同好，赍持供具，多营奇玩，随其所宗，而致像设。阿毗达磨众供养舍利子，习定之众供养没特伽罗子，诵持经者供养满慈子，学毗奈耶众供养邬波厘，诸苾刍尼供养阿难，未受具戒者供养罗怙罗，其学大乘者供养诸菩萨。是日也，诸窣堵波竞修供养，珠幡布列，宝盖骈罗，香烟若云，花散如雨，蔽亏日月，震荡溪谷。国王大臣，修善为务。

    　　二、邬波毱多遗迹

    　　城东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蓝，疏崖为室，因谷为门，尊者邬波毱多(唐言近护。)之所建也。其中则有如来指爪窣堵波。

    　　伽蓝北岩间有石室，高二十余尺，广三十余尺，四寸细筹填积其内。尊者近护说法化导，夫妻俱证罗汉果者，乃下一筹，异室别族，虽证不记。

    　　三、弥猴献蜜及释迦等遗迹

    　　石室东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来行经此处，时有弥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众。弥猴喜跃，堕坑而死，乘兹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远大林中，有过去四佛经行遗迹。其侧有舍利子、没特伽罗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习定之处，并建窣堵波，以记遗迹。如来在世，屡游此国，说法之所，并有封树。

    　　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中印度境。)

    　　○萨他泥湿伐罗国

    　　萨他泥湿伐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滋盛。气序温暑，风俗浇薄，家室富饶，竞为奢侈。深闲幻术，高尚异能。多逐利，少务农，诸方奇货多聚其国。伽蓝三所，僧徒七百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天祠百余所，异道甚多。

    　　一、福地

    　　大城四周二百里内，彼土之人谓为福地。闻诸先志曰：昔五印度国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两主合谋，欲决兵战，以定雌雄，以宁氓俗。黎庶胥怨，莫从君命。王以为众庶者难与虑始也，神可动物，权可立功。时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赍束帛，命入后庭，造作法书，藏诸岩穴。岁月既久，树皆合拱。王于朝坐，告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梦赐灵书，今在某山，藏于某岭。”于是下令营求，得书山林之下。群官称庆，众庶悦豫，宣示远近，咸使闻知。其大略曰：“夫生死无涯，流转无极，含灵沦溺，莫由自济。我以奇谋，令离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岁月极远，铭记湮灭，生灵不悟，遂浓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谓欤？汝诸含识，临敌兵死，得生人中，多杀无辜，受天福乐，顺孙孝子，扶侍亲老，经游此地，获福无穷。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丧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务修业！”于是人皆兵战，视死如归。王遂下令，招募勇烈，两国合战，积尸如莽。迄于今时，遗骸遍野。时既古昔，人骸伟大。国俗相传，谓之福地。

    　　二、佛舍利窣堵波及俱昏荼僧伽蓝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砖皆黄赤色，甚光净，中有如来舍利一升，光明时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余里，至俱昏(去声。)荼僧伽蓝。重阁连甍，层台间峙。僧徒清肃，威仪闲雅。

    　　从此东北行四百余里，至窣禄勤那国。(中印度境。)

    　　○窣禄勤那国

    　　窣禄勤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中境而流。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临阎牟那河，荒芜虽甚，基趾尚固。土地所产，风气所宜，同萨他泥湿伐罗国。人性淳质。宗信外道。贵艺学，尚福慧。伽蓝五所，僧徒千余人，多学小乘，少习余部。商榷微言，清论玄奥，异方俊彦，寻论稽疑。天祠百数，异道甚多。

    　　一、如来及罗汉发爪窣堵波

    　　大城东南阎牟那河西，大伽蓝东门外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曾于此说法度人。其侧又一窣堵波，中有如来发、爪也。舍利子、没特伽罗诸阿罗汉发、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数十余所。如来寂灭之后，此国为诸外道所诖误焉，信受邪法，捐废正见。今有五伽蓝者，乃异国论师与诸外道及婆罗门论议胜处，因此建焉。

    　　二、殑伽河源及提婆诱化故事

    　　阎牟那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殑伽河河源，广三四里，东南流入海处广十余里。水色沧浪，波涛浩汗，灵怪虽多，不为物害。其味甘美，细沙随流。彼俗书记，谓之福水。罪咎虽积，沐浴便除；轻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堕恶趣；扬波激流，亡魂获济。时执师子国提婆菩萨深达实相，得诸法性，愍诸愚夫，来此导诱。当是时也，士女咸会，少长毕萃，于河之滨，扬波激流。提婆菩萨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状异众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异乎？”提婆菩萨曰：“吾父母亲宗在执师子国，恐苦饥渴，冀斯远济。”诸外道曰：“吾子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国绵邈，山川辽敻，激扬此水，给济彼饥，其犹却行以求前及，非所闻也。”提婆菩萨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虽阻，如何不济？”时诸外道知难谢屈，舍邪见，受正法，改过自新，愿奉教诲。

    　　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中印度境。)

    　　○秣底补罗国

    　　秣底补罗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宜谷、麦，多花果。气序和畅，风俗淳质。崇尚学艺，深闲咒术。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罗种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蓝十余所，僧徒八百余人，多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天祠五十余所，异道杂居。

    　　一、德光伽蓝及传说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蓝，僧徒五十余人。昔瞿拿钵剌婆(唐言德光。)论师于此作《辩真》等论，凡百余部。论师少而英杰，长而弘敏，博物强识，硕学多闻。本习大乘，未穷玄奥，因览《毗婆沙论》，退业而学小乘，作数十部论，破大乘纲纪，成小乘执着。又制俗书数十余部，非斥先进所作典论。覃思佛经，十数不决，研精虽久，疑情未除。时有提婆犀那(唐言天军。)罗汉，往来睹史多天，德光愿见慈氏，决疑请益，天军以神通力，接上天宫。既见慈氏，长揖不礼。天军谓曰：“慈氏菩萨次绍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业，如何不屈？”德光对曰：“尊者此言，诚为指诲。然我具戒苾刍，出家弟子，慈氏菩萨受天福乐，非出家之侣，而欲作礼，恐非所宜。”菩萨知其我慢心固，非闻法器，往来三返，不得决疑。更请天军，重欲觐礼。天军恶其我慢，蔑而不对。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发通定，我慢未除，不证道果。

    　　二、大伽蓝及众贤与世亲故事

    　　德光伽蓝北三四里，有大伽蓝，僧徒二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是众贤论师寿终之处。论师迦湿弥罗国人也，聪敏博达，幼传雅誉，特深研究说一切有部《毗婆沙论》。时有世亲菩萨，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师所执，作《阿毗达磨俱舍论》，辞义善巧，理致精高。众贤循览，遂有心焉。于是沈研钻极十有二岁，作《俱舍雹论》二万五千颂，凡八十万言矣。所谓言深致远，穷幽洞微。告门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论，逐斥世亲，挫其锋锐，无令老叟独擅先名。”于是学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论，推访世亲。世亲是时在磔迦国奢羯罗城，远传声问众贤当至。世亲闻已，即治行装。门人怀疑，前进谏曰：“大师德高先哲，名擅当时，远近学徒莫不推谢。今闻众贤，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颜。”世亲曰：“吾今远游，非避此子。顾此国中，无复鉴达。众贤后进也，诡辩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论。欲以一言颓其异执，引至中印度，对诸耄彦，察乎真伪，详乎得失。”寻即命侣，负笈远游。众贤论师当后一日至此伽蓝，忽觉气衰，于是裁书谢世亲曰：“如来寂灭，弟子部执，传其宗学，各擅专门，党同道，疾异部。愚以寡昧，猥承传习，览所制《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毗婆沙师大义，辄不量力，深究弥年，作为此论，扶正宗学。智小谋大，死其将至。菩萨宣畅微言，抑扬至理，不毁所执，得存遗文，斯为幸矣，死何悔哉？”于是历选门人有辞辩者而告之曰：“吾诚后学，轻凌先达，命也如何？当从斯没！汝持是书及所制论，谢彼菩萨，代我悔过。”授辞适毕，奄尔云亡。门人奉书至世亲所而致辞曰：“我师众贤已舍寿命，遗言致书，责躬谢咎。不坠其名，非所敢望。”世亲菩萨览书阅论，沈吟久之，谓门人曰：“众贤论师聪敏后进，理虽不足，辞乃有余。我今欲破众贤之论，若指诸掌。顾以垂终之托，重其知难之辞，苟缘大义，存其宿志，况乎此论发明我宗？”遂为改题为《顺正理论》。门人谏曰：“众贤未没，大师远迹，既得其论，又为改题，凡厥学徒，何颜受愧？”世亲菩萨欲除众疑，而说颂曰：“如师子王，避豕远逝，二力胜负，智者应知。”众贤死已，焚尸收骨，于伽蓝西北二百余步庵没罗林中，起窣堵波，今犹现在。

    　　三、无垢友故事

    　　庵没罗林侧有窣堵波，毗末罗蜜多罗(唐言无垢友。)论师之遗身。论师，迦湿弥罗国人也，于说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综众经，研究异论，游五印度国，学三藏玄文，名立业成，将归本国。途次众贤论师窣堵波也，拊而叹曰：“惟论师雅量清高，抑扬大义，方欲挫异部，立本宗业也，如何降年不永！我无垢友猥承末学，异时慕义，旷代怀德。世亲虽没，宗学尚传，我尽所知，当制诸论，令赡部洲诸学人等绝大乘称，灭世亲名，斯为不朽，用尽宿心。”说是语已，心发狂乱，五舌重出，热血流涌。知命必终，裁书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说也。名味泯绝，理致幽玄。轻以愚昧，驳斥先进，业报皎然，灭身宜矣。敢告学人，厥鉴斯在，各慎尔志，无得怀疑。”大地为震，命遂终焉。当其死处，地陷为坑。同旅焚尸，收骸旌建。时有罗汉见而叹曰：“惜哉！苦哉！今此论师任情执见，毁恶大乘，堕无间狱。”

    　　四、摩裕罗城

    　　国西北境殑伽河东岸有摩裕罗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带，出鍮石、水精、宝器。去城不远，临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灵异。其中有池，编石为岸，引殑伽水为浦，五印度人谓之殑伽河门，生福灭罪之所。常有远方数千人，集此澡濯。乐善诸王建立福舍，备珍羞，储医药，惠施鳏寡，周给孤独。

    　　从此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北印度境。)

    　　○婆罗吸摩补罗国

    　　婆罗吸摩补罗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饶。土地沃壤，稼穑时播，出鍮石、水精。气序微寒，风俗刚猛。少学艺，多逐利。人性犷烈，邪正杂信。伽蓝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拿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

    　　从秣底补罗国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瞿毗霜那国。(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国

    　　瞿毗霜那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险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间。气序土宜，同秣底补罗。风俗淳质，勤学好福。多信外道，求现在乐。伽蓝二所，僧众百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天祠三十余所，异道杂居。

    　　大城侧故伽蓝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高二百余尺。如来在昔于此一月说诸法要。傍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外。其侧有如来发、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余。

    　　自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垩醯掣呾逻国。(中印度境。)

    　　○垩醯掣呾逻国

    　　垩醯掣呾逻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据险固。宜谷麦，多林泉。气序和畅，风俗淳质。玩道笃学，多才博识。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异道三百余人，事自在天，涂灰之侣也。

    　　城外龙池侧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如来在昔为龙王，七日于此说法。其侧有四小窣堵波，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罗删拿国。(中印度境。)

    　　○毗罗删拿国

    　　毗罗删拿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周十余里。气序土宜同垩醯掣呾逻国。风俗猛暴，人知学艺，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蓝二所，僧徒三百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异道杂居。

    　　大城中故伽蓝内，有窣堵波，基虽倾圮，尚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说《蕴界外经》之所。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斯在。

    　　从此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旧谓僧迦舍国，中印度境。)

    　　○劫比他国

    　　劫比他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气序土宜，同毗罗删拿国。风俗淳和，人多学艺。伽蓝四所，僧徒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异道杂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

    　　一、大伽蓝三宝阶及其传说

    　　城东二十余里有大伽蓝，经制轮奂，工穷剞劂。圣形尊像，务极庄严。僧徒数百人，学正量部法。数万净人，宅居其侧。

    　　伽蓝大垣内有三宝阶，南北列，东面下，是如来自三十三天降还所也。昔如来起自胜林，上升天宫，居善法堂，为母说法。过三月已，将欲下降，天帝释乃纵神力，建立宝阶，中阶黄金，左水精，右白银。如来起善法堂，从诸天众，履中阶而下；大梵王执白拂，履银阶而右侍；天帝释持宝盖，蹈水精阶而左侍。天众凌虚，散花赞德。数百年前，犹有阶级，逮至今时，陷没已尽。诸国君王悲慨不遇，垒以砖石，饰以珍宝，于其故基，拟昔宝阶，其高七十余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阶有释、梵之像，形拟厥初，犹为下势。傍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无忧王所建。色绀光润，质坚密理，上作师子蹲踞向阶，雕镂奇形，周其方面，随人罪福，影现柱中。

    　　宝阶侧不远有窣堵波，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窣堵波，如来在昔于此澡浴。其侧精舍，是如来入定之处。精舍侧有大石基，长五十余步，高七尺，是如来经行之处。足所履迹，皆有莲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释、梵王之所建也。

    　　二、莲花色尼见佛处及传说

    　　释、梵窣堵波前，是莲花色苾刍尼欲先见佛，化作转轮王处。如来自天宫还赡部洲也，时苏部底(唐言善现。旧曰须扶提，或曰须菩提，译曰善吉，皆讹也。)宴坐石室，窃自思曰：“今佛还降，人、天导从，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尝闻佛说，知诸法空，体诸法性，是则以慧眼观法身也。”时莲花色苾刍尼欲初见佛，化为转轮王，七宝导从，四兵警卫，至世尊所，复苾刍尼。如来告曰：“汝非初见。夫善现者，观诸法空，是见法身。”

    　　圣迹坦内，灵异相继。其大窣堵波东南有一龙池，恒护圣迹。既有冥卫，难以轻犯。岁久自坏，人莫能毁。

    　　从此东南行减二百里，至羯若鞠阇国。(唐言曲女城国。中印度境。)

    卷五　六国

    ○羯若鞠阇国

    　　羯若鞠阇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殑伽河，其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花果具繁，稼穑时播。气序和洽，风俗淳质。容貌妍雅，服饰鲜绮。笃学游艺，谈论清远。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二百余所，异道数千余人。

    　　一、国号由来

    　　羯若鞠阇国人长寿时，其旧王城号拘苏磨补逻，(唐言花宫。)王号梵授，福智宿资，文武允备，威慑赡部，声震邻国。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复有百女，仪貌妍雅。时有仙人居殑伽河侧，栖神入定，经数万岁，形如枯木，游禽栖集，遗尼拘律果于仙人肩上，暑往寒来，垂荫合拱。多历年所，从定而起，欲去其树，恐覆鸟巢，时人美其德，号大树仙人。仙人寓目河滨，游观林薄，见王诸女相从嬉戏，欲界爱起，染著心生，便诣花宫，欲事礼请。王闻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栖情物外，何能轻举？”仙人曰：“我栖林薮，弥积岁时，出定游览，见王诸女，染爱心生，自远来请。”王闻其辞，计无所出，谓仙人曰：“今还所止，请俟嘉辰。”仙人闻命，遂还林薮。王乃历问诸女，无肯应娉。王惧仙威，忧愁毁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从容问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国慕化，何故忧愁，如有所惧？”王曰：“大树仙人幸顾求婚，而汝曹辈莫肯从命。仙有威力，能作灾祥，倘不遂心，必起瞋怒，毁国灭祀，辱及先生。深惟此祸，诚有所惧。”稚女谢曰：“遗此深忧，我曹罪也。愿以微躯，得延国祚。”王闻喜悦，命驾送归。既至仙庐，谢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间之顾，敢奉稚女，以供洒扫。”仙人见而不悦，乃谓王曰：“轻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历问诸女，无肯从命。唯此幼稚，愿充给使。”仙人怀怒，便恶咒曰：“九十九女，一时腰曲，形既毁弊，毕世无婚。”王使往验，果已背伛。从是以后，便名曲女城焉。

    　　二、戒日王世系及即位治绩

    　　今王，本吠奢种也，字曷利沙伐弹那，(唐言喜增。)君临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罗羯罗伐弹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逻阇伐弹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长嗣位，以德治政。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唐言金耳。)国设赏迦王(唐言月。)每谓臣曰：“邻有贤主，国之祸也。”于是诱请，会而害之。人既失君，国亦荒乱。时大臣婆尼，(唐言辩了。)职望隆重，谓僚庶曰：“国之大计，定于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亲贤允属，欲以袭位。于事何如？各言尔志。”众咸仰德，尝无异谋。于是辅臣执事咸劝进曰：“王子垂听，先王积功累德，光有国祚。嗣及王增，谓终寿考，辅佐无良，弃身雠手，为国大耻，下臣罪也。物议时谣，允归明德。光临土宇，克复亲雠，雪国之耻，光父之业，功孰大焉？幸无辞矣！”王子曰：“国嗣之重，今古为难，君人之位，兴立宜审。我诚寡德，父兄遐弃，推袭大位，其能济乎？物议为宜，敢忘虚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辞。”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现形问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恳？”王子曰：“我惟积祸，慈父云亡；重兹酷罚，仁兄见害。自顾寡德，国人推尊，令袭大位，光父之业。愚昧无知，敢希圣旨！”菩萨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苦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为此王子。金耳国王既毁佛法，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愍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欲延国祚，当从我诲，冥加景福，邻无强敌。勿升师子之座，勿称大王之号。”于是受教而退，即袭王位，自称曰王子，号尸罗阿迭多。(唐言戒日。)于是命诸臣曰：“兄雠未报，邻国不宾，终无右手进食之期。凡尔庶僚，同心戮力！”遂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广其地，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殑伽河侧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年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舍。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庄严法座，广饰义筵，令相榷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贞固，道德纯邃，推升师子之座，王亲受法；戒虽清净，学无稽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仪无纪，秽德已彰，驱出国境，不愿闻见。邻国小王、辅佐大臣，殖福无怠，求善忘劳，即携手同座，谓之善友。其异于此，面不对辞，事有闻议，通使往复。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随所至止，结庐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于行宫日修珍馔，饭诸异学，僧众一千，婆罗门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三、玄奘会见戒日王

    　　初，受拘摩罗王请白，自摩揭陁国往迦摩缕波国。时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逻国，命拘摩罗王曰：“宜与那烂陁远客沙门速来赴会。”于是隧与拘摩罗王往会见焉。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宄，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

    　　四、曲女城法会

    　　时戒日王将还曲女城设法会也，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秦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时诸国二十余王先奉告命，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王先于河西建大伽蓝。伽蓝东起宝台，高百余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台南起宝坛，为浴佛像之处。从此东北十四五里，别筑行宫。是时，仲春月也。从初一日以珍味馔诸沙门、婆罗门，至二十一日。自行宫属伽蓝，夹道为阁，穷诸莹饰，乐人不移，雅声递秦。王于行宫出一金像，虚中隐起，高余三尺，载以大象，张以宝幰。戒日王为帝释之服，执宝盖以左侍，拘摩罗王作梵王之仪，执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军，被铠周卫，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秦音乐。戒日王以真珠杂宝及金银诸花，随步四散，供养三宝。先就宝坛，香水浴像。王躬负荷，送上西台，以诸珍宝、憍奢耶衣数十百千，而为供养。是时唯有沙门二十余人预从，诸国王为侍卫。馔食已讫，集诸异学，商榷微言，抑扬至理。日将曛暮，回驾行宫。如是日送金像，导从如初，以至散日。

    　　其大台忽然火起，伽蓝门楼烟焰方炽。王曰：“罄舍国珍，奉为先王，建此伽蓝，式昭胜业，寡德无祐，有斯灾异，咎征若此，何用生为！”乃焚香礼请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诸印度，愿我福力，禳灭火灾，若无所感，从此丧命！”寻即奋身，跳履门阃，若有扑灭，火尽烟消。诸王睹异，重增祗惧。已而颜色不动，辞语如故，问诸王曰：“忽此灾变，焚烬成功，心之所怀，意将何谓？”诸王俯伏悲泣，对曰：“成功胜迹，冀传来叶，一旦灰烬，何可为怀？况诸外道，快心相贺！”王曰：“以此观之，如来所说诚也。外道异学守执常见，惟我大师无常是诲。然我檀舍已周，心愿谐遂，属斯变灭，重知如来诚谛之说，斯为大善，无可深悲。”

    　　于是从诸王东上大窣堵波，登临观览。方下阶陛，忽有异人持刃逆王，王时窘迫，却行进级，俯执此人，以付群官。是时群官惶遽，不知进救。诸王咸请诛戮此人，戒日王殊无忿色，止令不杀。王亲问曰：“我何负汝，为此暴恶？”对曰：“大王德泽无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谋大计，受诸外道一言之惑，辄为刺客，首图逆害。”王曰：“外道何故兴此恶心？”对曰：“大王集诸国，倾府库，供养沙门，熔铸佛像。而诸外道自远召集，不蒙省问，心诚愧耻。乃令狂愚，敢行凶诈。”于是究问外道徒属。有五百婆罗门，并诸高才，应命召集，嫉诸沙门蒙王礼重，乃射火箭，焚烧宝台，冀因救火，众人溃乱，欲以此时杀害大王，既无缘隙，遂雇此人，趋隘行刺。是时诸王、大臣请诛外道，王乃罚其首恶，余党不罪。迁五百婆罗门出印度之境。于是乃还都也。

    　　五、曲女城附近诸佛迹

    　　城西北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说诸妙法。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小窣堵波。

    　　说法窣堵波南，临殑伽何，有三伽蓝，同垣异门，佛像严丽，僧徒肃穆，役使净人数千余户。

    　　精室宝函中有佛牙，长余寸半，殊光异色，朝变夕改。远近相趋，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众。监守者繁其喧杂，权立重税，宣告远近：欲见佛牙，输大金钱。然而瞻礼之徒，寔繁其侣。金钱之税，悦以心竞。每于斋日，出置高座，数百千众，烧香散花，花虽盈积，牙函不没。

    　　伽蓝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余尺，石基砖室。其中佛像，众宝庄饰，或铸金、银，或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蓝。

    　　伽蓝东南不远，有大精舍，石基砖室，高二百余尺。中作如来立像，高三十余尺，铸以鍮石，饰诸妙宝。精舍四周石壁之上，雕画如来修菩萨行所经事迹，备尽镌镂。

    　　石精舍南不远，有日天祠。祠南不远，有大自在天祠。并莹青石，俱穷雕刻，规模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户充其洒扫，鼓乐弘歌不舍昼夜。

    　　大城东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在昔如来于此六月说身无常、苦、空、不净。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又有如来发、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诚旋绕，必得痊愈，蒙其福利。

    　　六、纳缚提婆矩罗城

    　　大城东南行百余里，至纳缚提婆矩罗城，据殑伽河东岸，周二十余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纳缚提婆矩罗城西北，殑伽河东，有一天祠，重阁层台，奇工异制。

    　　城东五里有三伽蓝，同垣异门，僧徒五百余人，并学小乘说一切有部。伽蓝前二百余步，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百余尺，是如来昔于此处七日说法。中有舍利，时放光明。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伽蓝北三四里，临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昔如来在此七日说法，时有五百饿鬼来至佛所，闻法解悟，舍鬼生天。说法窣堵波侧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复有如来发爪窣堵波。

    　　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逾陁国。(中印度境。)

    　　○阿逾陁国

    　　阿逾陁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谷稼丰盛，花果繁茂。气序和畅，风俗善顺，好营福，勤学艺。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大乘小乘，兼功习学。天祠十所，异道寡少。

    　　一、世亲、胜受及佛遗迹

    　　大城中有故伽蓝，是伐苏畔度菩萨(唐言世亲。旧曰婆薮盘豆，译曰天亲，讹谬也。)数十年中于此制作大小乘诸异论。其侧故基，是世亲菩萨为诸国王、西方俊彦、沙门、婆罗门等讲义说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临殑伽河岸大伽蓝中，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如来为天、人众于此三月说诸妙法。其侧窣堵波，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伽蓝西四五里，有如来发爪窣堵波。发爪窣堵波北，伽蓝余趾，昔经部室利逻多(唐言胜受。)论师于此制造经部《毗婆沙论》。

    　　二、无著与世亲故事

    　　城西南五六里，大庵没罗林中有故伽蓝，是阿僧伽(唐言无著)。菩萨请益导凡之处。无著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庵没罗林西北百余步，有如来发爪窣堵波。其侧故基，是世亲菩萨从睹史多天下见无著菩萨处。无著菩萨，健驮逻国人也，佛去世后一千年中，诞灵利见，承风悟道，从弥沙塞部出家修学，顷之回信大乘。其弟世亲菩萨于说一切有部出家受业，博闻强识，达学研机。无著弟子佛陁僧诃(唐言师子觉。)者，密行莫测，高才有闻。二三贤哲每相谓曰：“凡修行业，愿觐慈氏，若先舍寿，得遂宿心，当相报语，以知所至。”其后师子觉先舍寿命，三年不报。世亲菩萨寻亦舍寿，时经六月，亦无报命。时诸异学咸皆讥诮，以为世亲菩萨及师子觉流转恶趣，遂无灵鉴。其后无著菩萨于夜初分，方为门人教授定法，灯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虚下降，即进阶庭敬礼无著。无著曰：“尔来何暮？今至何谓？”对曰：“从此舍寿命，往睹史多天慈氏内众莲花中生，莲花才开，慈氏赞曰：‘善来广慧，善来广慧。’旋绕才周，即来报命。”无著菩萨曰：“师子觉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绕时，见师子觉在外众中，耽著欲乐，无暇相顾，讵能来报？”无著菩萨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说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说妙法，义不异此，然菩萨妙音，清畅和雅，闻者忘倦，受者无厌。”

    　　无著讲堂故基西北四十余里，至故伽蓝，北临殑伽河，中有砖窣堵波，高百余尺，世亲菩萨初发大乘心处。世亲菩萨自北印度至于此也，时无著菩萨命其门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蓝，遇而会见。无著弟子止户牖外，夜分之后，诵《十地经》，世亲闻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闻，诽谤之愆，源发于舌，舌为罪本，今宜除断。”即执銛刀，欲自断舌。乃见无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诸佛所赞，众圣攸宗。吾欲诲汝，尔今自悟。悟其时矣，何善如之？诸佛圣教，断舌非悔。昔以舌毁大乘，今以舌赞大乘，补过自新，犹为善矣。杜口绝言，其利安在？”作是语已，忽不复见。世亲承命，遂不断舌。旦诣无著，谘受大乘。于是研精覃思，制大乘论，凡百余部，并盛宣行。

    　　从此东行三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国。(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国

    　　阿耶穆佉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临殑伽河，周二十余里。其气序土宜，同阿逾陁国。人淳俗质，勤学好福。伽蓝五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城东南不远，临殑伽河岸，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高二百余尺，是如来昔于此处三月说法。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有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青石窣堵波。其侧伽蓝，僧徒二百余人，佛像庄饰，威严如在。台阁宏丽，奇制郁起，是昔佛陀驮娑(唐言觉使。)论师于此制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

    　　从此东南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南、阎牟那河北，至钵锣耶伽国。(中印度境。)

    　　○钵逻耶伽国

    　　钵逻耶伽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据两河交，周二十余里，稼穑滋盛，果木扶疏。气序和畅，风俗善顺。好学艺，信外道。伽蓝两所，僧徒寡少，并皆习学小乘法教。天祠数百，异道寔多。

    　　一、如来遗迹及提婆故事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百余尺。在昔如来于此处降伏外道。其侧则有发爪窣堵波、经行遗迹。

    　　发爪窣堵波侧，有故伽蓝，是提婆(唐言天)。菩萨作《广百论》挫小乘、伏外道处。初，提婆菩萨自南印度至此伽蓝，城中有外道婆罗门，高论有闻，辩才无碍，循名责实，反质穷辞。雅知提婆博究玄奥，欲挫其锋，乃循名问曰：“汝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谁？”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谁？”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谁？”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谁？”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谁？”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谁？”提婆曰：“狗。”外道曰：“谁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谁？”提婆曰：“天。”如是循环，外道方悟。自时厥后，深敬风猷。

    　　二、天祠及传说

    　　城中有天祠，莹饰轮焕，灵异多端。依其典籍，此处是众生植福之胜地也。能于此祠捐舍一钱，功逾他所惠施千金。复能轻生，祠中断命，受天福乐，悠永无穷。天祠堂前有一大树，树叶扶疏，阴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栖宅，故其左右多有遗骸。若人至此祠中，无不轻舍身命，既怵邪说，又为神诱，自古迄今，习谬无替。近有婆罗门，族姓子也，阔达多智，明敏高才，来至祠中，谓众人曰：“夫曲俗鄙志，难以导诱，吾方同事，然后摄化。”亦既登临，俯谓友曰：“吾有死矣！昔谓诡妄，今验其实，天仙伎乐依空接引，当从胜境捐此鄙形。”寻欲投身，自取殒绝，亲友谏谕，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树下，及其自投，得全躯命。久而醒曰：“惟见空中诸天召命，斯乃邪雅神所引，非得天乐也。”

    　　三、大施场及修苦行者

    　　大城东，两河交，广十余里，土地爽垲，细沙弥漫。自古至今，诸王豪族，凡有舍施，莫不至止，周给不计，号大施场。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绪，笃述惠施，五年积财，一旦倾舍，于其施场，多聚珍货。初第一日，置大佛像，众宝庄严，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见前众，次高才硕学、博物多能，次外道学徒、隐沦肥遁，次鳏寡孤独、贫穷乞人。备极珍玩，穷诸上馔，如是节级，莫不周施。府库既倾，肥玩都尽，髻中明珠，身诸璎珞，次第施与，初无所悔。既舍施已，称曰：“乐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刚坚固藏矣。”从此之后，诸国君王各献珍服。尝不逾旬，府库充仞。

    　　大施场东合流口，日数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为欲求生天，当于此处绝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灭。是以异国远方，相趋萃止，七日断食，然后绝命。至于山猿、野鹿，群游水滨，或濯流而返，或绝食而死。当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弥猴，居河之滨，独在树下屏迹绝食，经数日后自饿而死。故诸外道修苦行者，于河中立高柱，日将旦也，便即升之，一手一足执柱端，蹑傍杙，一手一足虚悬外申，临空不屈，延颈张目，视日右转，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数十，冀斯勤苦，出离生死，或数十年未尝懈息。从此西南入大林中，恶兽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党，难以经涉。行五百余里，至憍赏弥国。(旧曰拘睒弥国，讹也。中印度境。)

    　　○憍赏弥国

    　　憍赏弥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称沃壤，地利丰植，粳稻多，甘蔗茂。气序暑热，风俗刚猛。好学典艺，崇树福善。伽蓝十余所，倾顿荒芜，僧徒三百余人，学小乘教。天祠五十余所，外道寔多。

    　　一、刻檀佛像

    　　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邬陀衍那王(唐言出爱。旧云优填王，讹也。)之所作也。灵相间起，神光时照。诸国君王恃力欲举，虽多人众，莫能转移，遂图供养，俱言得真，语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来成正觉已，上升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不还。其王思慕，愿图形像。乃请尊者没特伽罗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宫，亲观妙相，雕刻旃檀。如来自天宫还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劳耶？开导末世，寔此为冀。”

    　　精舍东百余步，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不远，有如来井及浴室，井犹充汲，室以颓毁。

    　　二、具史罗、世亲、无著及诸遗迹

    　　城内东南隅有故宅余趾，是具史罗(旧云瞿师罗，讹也。)长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发、爪窣堵波。复有故基。如来浴室也。

    　　城东南不远有故伽蓝，具史罗长者旧园也。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立，高二百余尺。如来于此数年说法。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窣堵波。伽蓝东南重阁上有故砖室，世亲菩萨尝住此中作《唯识论》，破斥小乘，难诸外道。伽蓝东庵没罗林中有故基，是无著菩萨于此作《显扬圣教论》。

    　　城西南八九里毒龙石窟，昔如来伏此毒龙，于中留影，虽则传记，今无所见。其侧有窣堵波，无忧无之所建也，高二百余尺。傍有如来经行遗迹及发、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愿多愈。

    　　释迦法尽，此国最后。故上自君王，下及众庶，入此国境，自然感伤，莫不饮泣，悲叹而归。

    　　三、迦奢布罗城及护法伏外道遗迹

    　　龙窟东北大林中，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罗城，周十余里，居人富乐。城傍有故伽蓝，惟余基址，是昔护法菩萨伏外道处。此国先王扶于邪说，欲毁佛法，崇敬外道。外道众中召一论师，聪敏高才明达幽微者，作伪邪书千颂，凡三万二千言，非毁佛法，扶正本宗。于是召集僧众，令相榷论。外道有胜，当毁佛法；众僧无负，断舌以谢。是时僧徒惧有退负，集而议曰：“慧日已沈，法桥将毁，王党外道，其可敌乎？事势若斯，计将安出？”众咸默然，无竖议者。护法菩萨年在幼稚，辩慧多闻，风范弘远，在大众中扬言赞曰：“愚虽不敏，请陈其略。诚宜以我疾应王命。高论得胜，斯灵祐也；征议堕负，乃稚齿也。然则进退有辞，法僧无咎。”佥曰：“允谐。”如其筹策，寻应王命，即升论座。外道乃提顿纲网，抑扬辞义，诵其所执，待彼异论。护法菩萨纳其言而笑曰：“吾得胜矣！将覆逆而诵耶？为乱辞而诵耶？”外道怃然而谓曰：“子无自高也。能领语尽，此则为胜，顺受其文，后释其义。”护法乃随其声调，述其文义，辞理不谬，气韵无差。于是外道闻已，欲自断舌。护法曰：“断舌非谢，改执是悔。”即为说法，心信意悟。王舍邪道，遵崇正法。

    　　护法伏外道侧，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二百余尺，是如来昔于此处六月说法。傍有经行之迹及发、爪窣堵波。

    　　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山格反)。迦国。(中印度境)

    　　○鞞索迦国

    　　鞞索迦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里。谷稼殷盛，花果具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好学不倦，求福不回。伽蓝二十余所，僧众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外道甚多。

    　　一、大城附近诸遗迹

    　　城南道左有大伽蓝。昔提婆设摩阿罗汉于此造《识身论》，说无我人；瞿波阿罗汉作《圣教要实论》，说有我人。因此法执，遂深诤论。又是护法菩萨于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论师。伽蓝侧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如来昔日六年于此说法导化。说法侧有奇树，高六七尺，春秋递代，常无增减。是如来昔尝净齿，弃其遗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诸邪见人及外道众竞来残伐，寻生如故。其侧不远，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窣堵波。灵基连隅，林沼交映。

    　　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旧曰舍卫，讹也。中印度境。)

    卷六　四国

    ○室罗伐悉底国

    　　室罗伐悉底国周六千余里。都城荒颓，疆埸无纪。宫城故基周二十余里，虽多荒圮，尚有居人。谷稼丰，气序和。风俗淳质，笃学好福。伽蓝数百，圮坏良多，僧徒寡少，学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一、胜军王

    　　此则如来在世之时，钵逻犀那恃多王(唐言胜军。旧曰波斯匿，讹略也。)所治国都也。故宫城内有故基，胜军王殿余址地。

    　　次东不远，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胜军王为如来所建大法堂也。法堂侧不远，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钵逻阇钵底(唐言生主。旧云波阇波提，讹也。)苾刍尼精舍，胜军王之所建立。次东窣堵波，是苏达多(唐言善施。旧曰须达，讹也。)故宅也。

    　　二、指鬘舍邪处

    　　善施长者宅侧有大窣堵波，是鸯窭利摩罗(唐言指鬘。旧曰央掘摩罗，讹也。)舍邪之处。鸯窭利摩罗者，室罗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灵，为暴城国，杀人取指，冠首为鬘。将欲害母，以充指数。世尊悲愍，方行导化。遥见世尊，窃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师有教，遗言在兹，害佛杀母，当生梵天。”谓其母曰：“老今且止，先当害彼大沙门。”寻即仗剑往逆世尊。如来于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驱不逮。世尊谓曰：“何守鄙志，舍善本，激恶源？”时指鬘闻诲，悟所行非，因即归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证罗汉果。

    　　三、逝多林给孤独园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胜林。旧曰祇陁，讹也。)是给孤独园。胜军王大臣善施为佛建精舍。昔为伽蓝，今已荒废。东门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余尺，左柱镂轮相于其端，右柱刻牛形于其上，并无忧王之所建也。室宇倾圮，唯余故基，独一砖室岿然独在，中有佛像。昔者如来升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之后，胜军王闻出爱王刻檀佛像，乃造此像。

    　　善施长者仁而聪敏，积而能散，拯乏济贫，哀孤恤老，时美其德，号给孤独焉。闻佛功德，深生尊敬，愿建精舍，请佛降临。世尊命舍利子随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园地爽垲。寻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戏言：“金遍乃卖。”善施闻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随言布地。有少未满，太子请留，曰：“佛诚良田，宜植善种。”即于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难曰：“园地善施所买，林树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业。自今已去，应谓此地为逝多林给孤独园。”

    　　四、如来洗病比丘处

    　　给孤独园东北有窣堵波，是如来洗病苾刍处。昔如来在世也，有病苾刍含苦独处。世尊见而问曰：“汝何所苦？汝何独居？”曰：“我性疏懒，不耐看病，故今婴疾，无人瞻视。”如来是时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户外，更易敷蓐，亲为盥洗，改着新衣。佛语苾刍：“当自勤励。”闻诲感恩，心悦身豫。

    　　五、舍利弗与目连试神通处及诸佛遗迹

    　　给孤独园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没特伽罗子运神通力举舍利子衣带不动之处。昔佛在无热恼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时从会。佛命没特伽罗往召来集。没特伽罗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补护法衣。没特伽罗曰：“世尊今在无热恼池，命我召尔。”舍利子曰：“且止，须我补竟，与子偕行。”没特伽罗曰：“若不速行，欲运神力，举尔石室至大会所。”舍利子乃解衣带置地，曰：“若举此带，我身或动。”时没特伽罗运大神通，举带不动，地为之震。因以神足还诣佛所，见舍利子已在会坐。没特伽罗俯而叹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举带窣堵波侧不远有井，如来在世，汲充佛用。其侧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中有如来舍利。经行之迹，说法之处，并树旌表，建窣堵波。冥祗警卫，灵瑞间起，或鼓天乐，或闻神香，景福之祥，难以备述。

    　　六、伽蓝附近三坑传说

    　　伽蓝后不远，是外道梵志杀淫女以谤佛处。如来十力无畏，一切种智，人天宗仰，圣贤遵奉。时诸外道共相议曰：“宜行诡诈，众中谤辱。”乃诱雇淫女，诈为听法，众所知已，密而杀之，埋尸树侧，称怨告王。王命求访，于逝多园得其尸焉。是时外道高声唱言：“乔答摩大沙门常称戒忍，今私此女，杀而灭口。既淫既杀，何戒何忍？”诸天空中随声唱道：“外道凶人为此谤耳。”

    　　伽蓝东百余步，有大深坑，是提婆达多欲以毒药害佛，生身陷入地狱处。提婆达多，(唐言天授。)斛饭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诵持八万法藏。后为利故，求学神通，亲近恶友，共相议曰：“我相三十，减佛未几；大众围绕，何异如来？”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没特伽罗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说法诲喻，僧复和合。提婆达多恶心不舍，以恶毒药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伤害佛。方行此谋，自远而来，至于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狱。

    　　其南复有大坑，瞿伽梨苾刍毁谤如来，生身陷入地狱。

    　　瞿伽梨陷坑南八百余步，有大深坑，是战遮婆罗门女毁谤如来，生身陷入地狱之处。佛为人天说诸法要，有外道弟子，遥见世尊，大众恭敬，便自念曰：“要于今日辱乔答摩，败其善誉，当令我师独擅芳声。”乃怀系木盂，至给孤独园，于大众中扬声唱曰：“此说法人与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释种也。”邪见者莫不信然，贞固者知为讪谤。时天帝释欲除疑故，化为白鼠，啮断盂系，系断之声震动大众，凡诸见闻增深喜悦。众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儿耶？”是时也，地自开坼，全身坠陷，入无间狱，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无涯底，秋夏霖雨，沟池泛溢，而此深坑，尝无水止。

    　　七、影覆精舍

    　　伽蓝东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余尺，中有佛像，东面而坐。如来在昔于此与诸外道论议。次东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将落照，精舍之影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东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与外道论议处。初，善施长者买逝多太子园，欲为如来建立精舍，时尊者舍利子随长者而瞻揆，外道六师求角神力，舍利子随事摄化，应物降伏。

    　　其侧精舍前建窣堵波，如来于此摧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请。

    　　八、毗卢择迦王传说

    　　受请窣堵波南，是毗卢择迦王(旧曰毗流离王，讹也。)兴甲兵诛释种，至此见佛归兵之处。毗卢择迦王嗣位之后，追怨前辱，兴甲兵，动大众，部署已毕，申命方行。时有苾刍闻以白佛，世尊于是坐枯树下。毗卢择迦王遥见世尊，下乘礼敬，退而言曰：“茂树扶疏，何故不坐？枯株朽蘖，而乃游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叶也。枝叶将危，庇荫何在？”王曰：“世尊为宗亲耳，可以回驾。”于是睹圣感怀，还军返国。

    　　还军之侧，有窣堵波，是释女被戮处。毗卢择迦王诛释克胜，简五百女充实宫闱。释女愤恚，怨言不逊，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闻发怒，命令诛戮。执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诸坑阱。时诸释女含苦称佛，世尊圣鉴，照其苦毒，告命苾刍，摄衣而往，为诸释女说微妙法，所谓羁缠五欲，流转三途，恩爱别离，生死长远。时诸释女闻佛指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同时命终，俱生天上。时天帝释化作婆罗门，收骸火葬。后人记焉。

    　　诛释窣堵波侧不远，有大涸池，是毗卢择迦王陷身入地狱处。世尊观释女已，还给孤独园，告诸苾刍：“今毗卢择迦王却后七日，为火所烧。”王闻佛记，甚怀惶惧。至第七日，安乐无危。王用欢庆，命诸宫女往至池侧，娱游乐饮。犹惧火起，鼓棹清流，随波泛滥。炽焰飙发，焚轻舟，坠王身，入无间狱，备受诸苦。

    　　九、得眼林

    　　伽蓝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来经行之迹，诸圣习定之所，并树封记，建窣堵波。昔此国群盗五百，横行邑里，跋扈城国。胜军王捕获已，抉去其眼，弃于深林。群盗苦逼，求哀称佛。是时如来在逝多精舍，闻悲声，起慈心，清风和畅，吹雪山药，满其眼已，寻得复明。而见世尊在其前住，发菩提心，欢喜顶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十、故城

    　　大城西北六十余里有故城，是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迦叶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觉已初见父处。城北有窣堵波，有迦叶波佛全身舍利。并无忧王所建也。

    　　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至劫比罗伐窣堵国(旧曰迦毗罗卫国，讹也。中印度境。)

    　　○劫比罗伐窣堵国

    　　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周量不详。其内宫城周十四五里，垒砖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远，人里稀旷，无大君长，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穑时播。气序无愆，风俗和畅。伽蓝故基千有余所，而宫城之侧有一伽蓝，僧徒三十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教。天祠两所，异道杂居。

    　　一、释迦为太子时传说

    　　宫城内有故基，净饭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侧不远有故基，摩诃摩耶(唐言大术)。夫人寝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侧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神母胎处，中有菩萨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萨以嗢呾罗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当此五月十五日；诸部则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当此五月八日。

    　　菩萨降神东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处。菩萨诞灵之日，嘉祥辐凑。时净饭王召诸相师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恶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对。”曰：“依先圣之记，考吉祥之应，在家作转轮圣王，舍家当成等正觉。”是时阿私多仙自远而至，叩门请见。王甚庆悦，躬迎礼敬，请就宝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顾。”仙曰：“我在天宫安居宴坐，忽见诸天群从蹈舞，我时问言：‘何悦豫之甚也？’曰：‘大仙当知，赡部洲中释种净饭王第一夫人今产太子，当证三菩提，圆明一切智。’我闻是语，故来瞻仰。所悲朽耄，不遭圣化。”

    　　城南门有窣堵波，是太子与诸释角力掷象之处。太子伎艺多能，独拔伦匹。净饭大王怀庆将返，仆夫驭象，方欲出城，提婆达多素负强力，自外而入，问驭者曰：“严驾此象，其谁欲乘？”曰：“太子将还，故往奉驭。”提婆达多发愤引象，批其颡，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绝行途，无能转移，人众填塞。难陁后至，而问之曰：“谁死此象？”曰：“提婆达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问曰：“谁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达多害以杜门，难陁引之开径。”太子乃举象高掷，越度城堑，其象堕地，为大深坑，土俗相传为象堕坑也。其侧精舍中作太子像。其侧又有精舍，太子妃寝宫也，中作耶输陁罗，并有罗怙罗像。宫侧精舍作受业之像，太子学堂故基也。

    　　二、太子逾城处

    　　城东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马凌虚之像，是逾城处也。

    　　城四门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门之像，是太子游观，睹相增怀，深厌尘俗，于此感悟，命仆回驾。

    　　三、二古佛本生处

    　　城南行五十余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贤劫中人寿六万岁时迦罗伽村驮佛本生城也。城南不远有窣堵波，成正觉已见父之处。城东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余尺，上刻师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焉。

    　　迦罗迦村驮佛城东北行三十余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贤劫中人寿四万岁时，迦诺迦牟尼佛本生城也。东北不远有窣堵波，成正觉已度父之处。次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师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之所建也。

    　　四、太子坐树阴处

    　　城东北四十余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树阴，观耕田，于此习定，而得离欲。净饭王见太子坐树阴，入寂定，日光回照，树影不移，心知灵圣，更深珍敬。

    　　五、释种诛死处

    　　大城西北，有数百千窣堵波，释种诛死处也。毗户择迦王既克诸释，虏其族类，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并从杀戮，积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瘗葬。

    　　诛释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释种拒军处。初，胜军王嗣位也，求婚释种。释种鄙其非类，谬以家人之女，重礼娉焉。胜军王立为正后，其产子男，是为毗卢择迦王。毗卢择迦王欲就舅氏请益受业，至此城南，见新讲堂，即中憩驾。诸释闻之，逐而詈曰：“卑贱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诸释建也，拟佛居焉。”毗卢择迦嗣位之后，追复前辱，便兴甲兵，至此屯军。释种四人躬耕畎亩，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为承轮王之祚胤，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杀害，污辱宗门，绝亲远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为乌仗那国王，一为梵衍那国王，一为呬摩呾罗国王，一为商弥国王，奕世传业，苗裔不绝。

    　　六、释迦证法归见父王处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树林有窣堵波，无忧王建也。释迦如来成正觉已，还国见父王为说法处。净饭王知如来降魔军已，游行化导，情怀渴仰，思得礼敬。乃命使请如来曰：“昔期成佛，当还本生。斯言在耳，时来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来告曰：“却后七日，当还本生。”使臣还以白王，净饭王乃告命臣庶扫洒衢路，储积香花，与诸群臣四十里外伫驾奉迎。是时如来与大众俱，八金刚周卫，四天王前导，帝释与欲界天侍左，梵王与色界天侍右，诸苾刍僧列在其后。维佛在众，如月映星，威神动三界，光明逾七曜，步虚空，至本生国。王与从臣礼敬已毕，俱共还国，止尼拘卢陁僧伽蓝。其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于大树下，东面而坐，受姨母金缕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来于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释种处。

    　　七、自在天祠及箭泉

    　　城东门内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义成太子于此习诸技艺。门外有自在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势，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净饭王自腊伐尼园迎太子还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灵鉴，诸释童稚求祐必效，宜将太子至彼修敬。”是时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复坐。

    　　城南门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与诸释角艺，射铁鼓。从此东南三十余里，有小窣堵波，其侧有泉，泉流澄镜，是太子与诸释引强校能，弦矢既分，穿鼓过表，至地没羽，因涌清流。时俗相传，谓之箭泉。夫有疾病，饮沐多愈。远方之人持泥以归，随其所苦，渍以涂额，灵神冥卫，多蒙痊愈。

    　　八、腊伐尼林及释迦诞生传说

    　　箭泉东北行八九十里，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菩萨以吠舍佉月后半八日，当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则曰以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当此三月十五日。次东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二龙浴太子处也。菩萨生已，不扶而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随足所蹈，出大莲花。二龙踊出，住虚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暖，以浴太子。浴太子窣堵波东，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龙从地踊出之处。菩萨生已，支属宗亲莫不奔驰，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释捧接菩萨处。菩萨初出胎也，天帝释以妙天衣，跪接菩萨。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萨处也。菩萨从右胁生已，四大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萨，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诞斯福子，诚可欢庆。诸天尚喜，况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侧不远，有大石柱，上作马像，天忧王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东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产孕已，天化此池，光润澄净，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风虚。今变为水，其流尚腻。

    　　从此东行旷野荒林中二百余里，至蓝摩国。(中印度境。)

    　　○蓝摩国

    　　蓝摩国空荒岁久，疆埸无纪，城邑丘墟，居人稀旷。

    　　一、佛舍利窣堵波

    　　故城东南有砖窣堵波，高减百尺。昔者如来入寂灭已，此国先王分得舍利，持归本国，式遵崇建，灵异间起，神光时烛。

    　　窣堵波侧有一清池，龙每出游，变形蛇服，右旋宛转，绕窣堵波。野象群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无间替。昔无忧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国所建，咸已开发，至于此国，方欲兴工，而此池龙恐见陵夺，乃变作婆罗门，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广树福田，敢请纡驾，降临我宅。”王曰：“尔家安在，为近远乎？”婆罗门曰：“我，此池之龙王也。承大王欲建胜福，敢来请谒。”王受其请，遂入龙宫。坐久之，龙进曰：“我惟恶业，受此龙身，供养舍利，冀消罪咎，愿王躬往，观而礼敬。”无忧王见已，惧然谓曰：“凡诸供养之具，非人间所有也。”龙曰：“若然者，愿无废毁。”无忧王自度力非其俦，遂不开发。出池之所，今有封记。

    　　二、沙弥伽蓝

    　　窣堵波侧不远，有一伽蓝，僧众鲜矣，清肃皎然，而以沙弥总任众务。远方僧至，礼遇弥隆，必留三日，供养四事。闻诸先志曰：昔有苾刍，同志相召，自远而至，礼窣堵波。见诸群象相趋往来，或以牙芟草，或以鼻洒水，各持异花，共为供养。时众见已，悲叹感怀。有一苾刍，便舍具戒，愿留供养，与众辞曰：“我惟多福，滥迹僧中，岁月亟淹，行业无纪。此窣堵波有佛舍利，圣德冥通，群象践洒。遗身此地，甘与同群，得毕余龄，诚为幸矣。”众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谋此。随时自爱，无亏胜业。”亦既离群，重申诚愿，欢然独居，有终焉之志。于是葺茅为宇，引流成池，采掇时花，洒扫莹域。绵历岁序，心事无怠。邻国诸王闻而雅尚，竞舍财宝，共建伽蓝，因而劝请，屈知僧务。自尔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弥总知僧事。

    　　三、太子解衣剃发处

    　　沙弥伽蓝东，大林中行百余里，至大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太子逾城至此，解宝衣，去缨络，命仆还处。太子夜半逾城，迟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笼樊，去羁锁，最后释驾之处也。”于天冠中解末尼宝，命仆夫曰：“汝持此宝，还白父王，今兹远遁，非苟违离，欲断无常，绝诸有漏。”阐铎迦(旧曰车匿，讹也。)曰：“讵有何心，空驾而返？”太子善言慰谕，感悟而还。

    　　回驾窣堵波东，有赡部树，株叶虽凋，枯株尚在。其傍复有小窣堵波，太子以余宝衣易鹿皮衣处。太子既断发易裳，虽去璎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时净居天化作猎人，服鹿皮衣，持弓负羽。太子举其衣而谓曰：“欲相贸易，愿见允从。”猎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于猎人。猎人得已，还复天身，持所得衣，凌虚而去。

    　　太子易衣侧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发处。太子从阐铎迦取刀，自断其发，天帝释接上天宫，以为供养。时净居天子化作剃发人，执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谓曰：“能剃发乎？幸为我净之。”化人受命，遂为剃发。

    　　逾城出家时亦不定，或云菩萨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后半八日逾城出家，当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当此三月十五日。

    　　四、灰炭窣堵波

    　　陁太子剃发窣堵波东南，旷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户陁林，有窣堵波，高三十余尺。昔如来寂灭，舍利已分，诸婆罗门无所得获，于涅叠般那(唐言焚烧。旧云阇维，讹也。)地收余灰炭，持至本国，建此灵基，而修供养。自兹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请多愈。灰炭窣堵波侧故伽蓝中，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故伽蓝左右，数百窣堵波。其一大者，无忧王所建也，崇基虽陷，高余百尺。

    　　自此东北大林中行，其路艰险，经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盗、猎师，伺求行旅，为害不绝。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罗国。(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罗国

    　　拘尸那揭罗国城郭颓毁，邑里萧条。故城砖基，周十余里。居人稀旷，闾巷荒芜。

    　　一、准陁故宅

    　　城内东北隅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准陁(旧曰纯陁，讹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将营献供，方乃凿焉。岁月虽淹，水犹清美。

    　　二、娑罗林及释迦涅槃处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无胜，此世共称耳。旧云阿利罗跋提河，讹也。典谓言之尸赖拿伐底河，译曰有金河。)西岸不远，至娑罗林。其树类槲，而皮青白，叶甚光润。四树特高，如来寂灭之所也。其大砖精舍中作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基虽倾陷，尚高二百余尺。前建石柱，以记如来寂灭之事，虽有文记，不书日月。闻诸先记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入般涅槃，当此三月十五日也。说一切有部则佛以迦赖底迦月后半八日入般涅槃，当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余年，或云千三百余年，或云千五百余年，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

    　　１．雉王本生故事

    　　精舍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群雉王救火之处。昔于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处。惊风四起，猛焰飙急。时有一雉，有怀伤愍，鼓濯清流，飞空奋洒。时天帝释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虚劳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岂汝微躯所能扑灭？”雉曰：“说者为谁？”曰：“我天帝释耳。”雉曰：“今天帝释有大福力，无欲不遂，救灾拯难，若指诸掌，反诰无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炽，无得多言！”寻复奋飞，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洒其林，火灭烟消，生类全命，故今谓之救火窣堵波也。

    　　２．救生鹿本生故事

    　　雉救火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鹿救生之处。及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飞走穷窘，前有駃流之厄，后困猛火之难，莫不沈溺，丧弃身命。其鹿恻隐，身据横流，穿皮断骨，自强拯溺。蹇兔后至，忍疲苦而济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诸天收骸，起窣堵波。

    　　３．善贤证果处

    　　鹿拯溺西不远，有窣堵波，是苏跋陁罗(唐言善贤。旧曰须跋陁罗，讹也。)入寂灭之处。善贤者，本梵志师也，年百二十，耆旧多智。闻佛寂灭，至双树间，问阿难曰：“佛世尊将寂灭，我怀疑滞，愿欲请问。”阿难曰：“佛将涅槃，幸无扰也。”曰：“吾闻佛世难遇，正法难闻，我有深疑，恐无所请。”善贤遂入，先问佛言：“有诸别众，自称为师，各有异法，垂训导俗，乔答摩(旧曰瞿昙，讹略也。)能尽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为演说。善贤闻已，心净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来告曰：“汝岂能耶？外道异学修梵行者，当试四岁，观其行，察其性，威仪寂静，辞语诚实，则可于我法中净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难哉！”善贤曰：“世尊悲愍，含济无私，四岁试学，三业方顺。”佛言：“我先已说，在人行耳！”于是善贤出家，即受具戒，勤励修习，身心勇猛。已而于法无疑，自身作证。夜分未久，果证罗汉，诸漏已尽，梵行已立。不忍见佛入大涅槃，即于众中入火界定，现神通事，而先寂灭。是为如来最后弟子，乃先灭度，即昔后渡蹇兔是也。

    　　４．执金刚躄地处

    　　善贤寂灭侧，有窣堵波，是执金刚躄地之处。大悲世尊随机利见，化功已毕，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执金刚神密迹力士见佛灭度，悲恸唱言：“如来舍我入大涅槃，无归依，无覆护。”毒箭深入，愁火炽盛，舍金刚杵，闷绝躄地。久而又起，悲哀恋慕，互相谓曰：“生死大海，谁作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

    　　５．释迦寂灭诸神异传说

    　　金刚躄地侧，有窣堵波，是如来寂灭已七日供养之处。如来之将寂灭也，光明普照，人天毕会，莫不悲感，更相谓曰：“大觉世尊今将寂灭，众生福尽，世间无依。”如来右胁卧师子床，告诸大众：“勿谓如来毕竟寂灭，法身常住，离诸变易，当弃懈怠，早求解脱。”诸苾刍等嘘唏悲恸。时阿泥扌聿(户骨反。)陁(旧曰阿那律，讹也。)告诸苾刍：“止，止，勿悲！诸天讥怪。”时末罗众供养已讫，欲举金棺，诣涅叠般那所。时阿泥扌聿陁告言：“且止！诸天欲留七日供养。”于是天众持妙天花，游虚空，赞圣德，各竭诚心，共兴供养。

    　　停棺侧有窣堵波，是摩诃摩耶夫人哭佛之处。如来寂灭，棺殓已毕，时阿泥扌聿陁上升天宫，告摩耶夫人曰：“大圣法王今已寂灭。”摩耶闻已，悲哽闷绝，与诸天众至双树间，见僧伽胝、钵及锡杖，拊之号恸，绝而复声曰：“人天福尽，世间眼灭！今此诸物，空无有主。”如来圣力，金棺自开，放光明，合掌坐，慰问慈母：“远来下降，诸行法尔，愿勿深悲。”阿难衔哀而请佛曰：“后世问我，将何以对？”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宫降，至双树间，如来为诸不孝众生，从金棺起，合掌说法。”

    　　城北渡河三百余步，有窣堵波，是如来焚身之处。地今黄黑，土杂灰炭，至诚求请，或得舍利。如来寂灭，人天悲感，七宝为棺，千氎缠身，设香花，建幡盖，末罗之众奉舆发引，前后导从，北渡金河，盛满香油，积多香木，纵火以焚，二氎不烧，一极衬身，一最覆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惟有发、爪俨然无损。

    　　焚身侧有窣堵波，如来为大迦叶波现双足处。如来金棺已下，香木已积，火烧不然，众咸惊骇，阿泥扌聿陁言：“待迦叶波耳。”时大迦叶波与五百弟子自山林来，至拘尸城，问阿难曰：“世尊之身，可得见耶？”阿难曰：“千氎缠络，重棺周殓，香木已积，即事焚烧。”是时佛于棺内为出双足，轮相之上，见有异色。问阿难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恸，众泪迸染，致斯异色。”迦叶波作礼，旋绕兴赞，香木自然，大火炽盛。故如来寂灭，三从棺出：初出臂，问阿难治路；次起坐，为母说法；后现双足，示大迦叶波。

    　　６．八王分舍利传说

    　　现足侧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处。前建石柱，刻记其事。佛入涅槃后，涅叠般那已，诸八国王备四兵至，遣直性婆罗门谓拘尸力士曰：“天人导师，此国寂灭，故自远来，请分舍利。”力士曰：“如来降尊，即斯下土，灭世间明导，丧众生慈父。如来舍利，自当供养，徒疲道路，终无得获。”时诸大王逊辞以求，既不相允，重谓之曰：“礼请不从，兵威非远。”直性婆罗门扬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弥历旷劫，想所具闻。今欲相凌，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当均八分，各得供养，何至兴兵？”诸力士依其言，即时均量，欲作八分。帝释谓诸王曰：“天当有分，勿持力竞。”阿那婆答多龙王、文邻龙王、医那钵呾罗龙王复作是议：“无遗我曹，若以力者，众非敌矣。”直性婆罗门曰：“勿喧诤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诸天，二龙众，三留人间，八国重分。天、龙、人王，莫不悲感。

    　　三、大邑聚及罗怙罗神亦传说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余里，至大邑聚。有婆罗门，豪右巨富，确乎不杂，学究五明，崇敬三宝。接其居侧，建立僧坊，穷诸资用，备尽珍饰。或有众僧往来中路。殷勤请留，罄心供养，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后设赏迦王毁坏佛法，众僧绝侣，岁月骤淹，而婆罗门每怀恳恻。经行之次，见一沙门，庞眉皓发，杖锡而来。婆罗门驰往迎逆，问所从至，请入僧坊，备诸供养，旦以淳乳，煮粥进焉。沙门受已，才一哜齿，便即置钵，沈吟长息。婆罗门持食，跪而问曰：“大德惠利随缘，幸见临顾，为夕不安耶？为粥不味乎？”沙门愍然告曰：“吾悲众生福祐渐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说。”沙门食讫，摄衣即路。婆罗门曰：“向许有说，今何无言？”沙门告曰：“吾非忘也，谈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闻，今当略说。吾向所叹，非薄汝粥。自数百年，不尝此味。昔如来在世，我时预从，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涤器，或以澡嗽，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纯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减使之然也。”婆罗门曰：“然则大德乃亲见佛耶？”沙门曰：“然。汝岂不闻佛子罗怙罗者，我身是也。为护正法，未入寂灭。”说是语已，忽然不见。婆罗门遂以所宿之房，涂香洒扫，像设肃然，其敬如在。

    　　复大林中行五百余里，至婆罗痆(女黠反。)斯国(旧曰波罗奈国，讹也。中印度境)。

    卷七　五国

    ○婆罗痆斯国

    　　婆罗痆斯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临殑伽河，长十八九里，广五六里。闾阎栉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宝盈奇货。人性温恭，俗重强学。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气序和，谷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层台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荫，清流交带。鍮石天像量减百尺，威严肃然，懔懔如在。

    　　大城东北婆罗痆河西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高百余尺。前建石柱，碧鲜若镜，光润凝流，其中常现如来影像。

    　　一、鹿野伽蓝

    　　婆罗痆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究规矩。僧徒一千五百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余尺，上以黄金隐起作庵没罗果。石为基陛，砖作层龛，龛匝四周，节级百数，皆有隐起黄金佛像。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殷勤祈请，影见众像，善恶之相，时有见者。是如来成正觉已初转法轮处也。

    　　其侧不远窣堵波，是阿若憍陈如等见菩萨舍苦行，遂不侍卫，来至于此，而自习定。

    　　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独觉同入涅槃处。又三窣堵波，过去三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１．慈氏及护明受记窣堵波

    　　三佛经行侧有窣堵波，是梅呾丽耶(唐言慈，即姓也。旧曰弥勒，讹略也。)菩萨受成佛记处。昔者如来在王舍城鹫峰山告诸苾刍：“当来之世，此赡部洲土地平正，人寿八万岁，有婆罗门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当舍家成正觉，广为众生三会说法。其济度者，皆我遗法植福众生也。其于三宝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导，证果解脱。三会说法之中，度我遗法之徒，然后乃化同缘善友。”是时慈氏菩萨闻佛此说，从座起，白佛言：“愿我作彼慈氏世尊。”如来告曰：“如汝所言，当证此果。如上所说，皆汝教化之仪也。”

    　　慈氏菩萨受记西有窣堵波，是释迦菩萨受记之处。贤劫中人寿二万岁，迦叶波佛出现于世，转妙法轮，开化含识，授护明菩萨曰：“是菩萨于当来世众生寿命百岁之时，当得成佛，号释迦牟尼。”

    　　释迦菩萨受记南不远，有过去四佛经行遗迹，长五十余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积成，上作如来经行之像，像形杰异，威严肃然，肉髻之上特出髾发，灵相无隐，神鉴有征。

    　　于其垣内，圣迹寔多，诸精舍、窣堵波数百余所，略举二三，难用详述。

    　　２．三龙池及释迦遗迹

    　　伽蓝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余步，如来尝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来尝中涤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来尝中浣衣。凡此三池，并有龙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净皎洁，常无增减。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罗兽多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惧。浣衣池侧大方石上，有如来袈裟之迹，其文明彻，焕如雕镂，诸净信者每来供养。外道凶人轻蹈此石，池中龙王便兴风雨。

    　　３．象、鸟、鹿王本生故事

    　　池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六牙象王，猎人利其牙也，诈服袈裟，弯弧伺捕，象王为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愍世无礼，示为鸟身，与彼弥猴、白象于此相问，谁先见是尼拘律树，各言事迹，遂编长幼，化渐远近，人知上下，道俗归依。

    　　其侧不远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来昔与提婆达多俱为鹿王断事之处。昔与此处大林之中，有两群鹿，各五百余。时此国王畋游原泽，菩萨鹿王前请王曰：“大王校猎中原，纵燎飞矢，凡我徒属，命尽兹晨，不日腐臭，无所充膳。愿欲次差，日输一鹿。王有割鲜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驾而返。两群之鹿，更次输命。提婆群中有怀孕鹿，次当就死，白其王曰：“身虽应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谁不宝命！”雌鹿叹曰：“吾王不仁，死无日矣。”乃告急菩萨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至王门。道路之人传声唱曰：“彼大鹿王今来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驰观。王之闻也，以为不诚，门者白王，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来耶？”鹿曰：“有雌鹿当死，胎子未产，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闻叹曰：“我人身，鹿也。尔鹿身，人也。”于是悉放诸鹿，不复输命，即以其林为诸鹿薮，因而谓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兴。

    　　４．憍陈如等五人迎佛窣堵波

    　　伽蓝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余尺，基趾广峙，莹饰奇珍，既无层龛，便置覆钵，虽建表柱，而无轮铎。其侧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陈如等五人弃制迎佛处也。初，萨婆曷剌他悉陁(唐言一切义成。旧言悉达多，讹略也。)太子逾城之后，栖山隐谷，忘身殉法。净饭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义成舍家修学，孤游山泽，独处林薮，故命尔曹随知所止。内则叔父、伯舅，外则既君且臣，凡厥动静，宜知进止。五人衔命，相望营卫。因即勤求，欲期出离。每相谓曰：“夫修道者，苦证耶？乐证耶？”二人曰：“安乐为道。”三人曰：“勤苦为道。”二三交争，未有以明。于是太子思惟至理，为伏苦行外道，节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见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实法。夫道也者，乐以证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舍而远遁，思惟果证。太子六年苦行，未证菩提，欲验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证果。斯三人者闻而叹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于是相从求访二人，既相见已，匡坐高谈，更相议曰：“昔见太子一切义成出王宫，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励志，贞节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败道亏志，吾知之矣，无能为也。”彼二人曰：“君何见之晚欤？此猖獗人耳。夫处乎深宫，安乎尊胜，不能静志，远迹山林，弃转轮王位，为鄙贱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萨浴尼连禅河，坐菩提树，成等正觉，号天人师，寂然宴默，惟察应度，曰：“彼郁头蓝子者，证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诸天寻声报曰：“郁头蓝子命终已来，经今七日。”如来叹惜：“如何不遇？垂闻妙法，遽从变化！”重更观察，营求世界，有阿蓝迦蓝得无所有处定，可授至理。诸天又曰：“终已五日。”如来再叹，愍其薄祜。又更谛观，谁应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诱导。如来尔时起菩提树，趣鹿野园，威仪寂静，神光晃耀，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详前进，导彼五人。斯五人遥见如来，互相谓曰：“一切义成，彼来者是。岁月遽淹，圣果不证，心期已退，故寻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礼。”如来渐近，威神动物，五人忘制，拜迎问讯，侍从如仪。如来渐诱，示之妙理，雨安居毕，方获果证。

    　　二、烈士池及传说

    　　施鹿林东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余步，一名救命，又谓烈士。闻诸先志曰：数百年前有一隐士，于此池侧结庐屏迹，博习伎术，究极神理，能使瓦砾为宝，人畜易形，但未能驭风云，陪仙驾。阅图考古，更求仙术。其方曰：“夫神仙者，长生之术也。将欲求学，先定其志，筑建坛场，周一丈余。命一烈士，信勇昭著，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求仙者中坛而坐，手按长刀，口诵神咒，收视反听，迟明登仙。所执銛刀变为宝剑，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执剑指麾，所欲皆从，无衰无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访烈士，营求旷岁，未谐心愿。后于城中遇见一人，悲号逐路。隐士睹其相，心甚庆悦，即而慰问：“何至怨伤？”曰：“我以贫窭，佣力自济。其主见知，特深信用，期满五岁，当酬重赏。于是忍勤苦，忘艰辛。五年将周，一旦违失，既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为心，悲悼谁恤？”隐士命与同游，来至草庐，以术力故，化具肴馔。已而令入池浴，肥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曰：“尽当来求，幸无外也。”自时厥后，数加重赂，潜行阴德，感激其心。烈士屡求效命，以报知已。隐士曰：“我求烈士，弥历岁时，幸而会遇，奇貌应图，非有他故，愿一夕不声耳。”烈士曰：“死尚不辞，岂徒屏息？”于是设坛场，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后，各司其务，隐士诵神咒，烈士按銛刀。殆将晓矣，忽发声叫。是时空中火下，烟焰云蒸，隐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难。已而问曰：“诫子无声，何以惊叫？”烈士曰：“受命后，至夜分，昏然若梦，变异更起。见昔事主躬来慰谢，感荷厚恩，忍不报语；彼人震怒，遂见杀害。受中阴身，顾尸叹惜，犹愿历世不言，以报厚德。遂见托生南印度大婆罗门家，乃至受胎出胎，备经苦厄，荷恩荷德，尝不出声。洎乎受业、冠婚、丧亲、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语，宗亲戚属咸见怪异。年过六十有五，我妻谓曰：‘汝可言矣！若不语者，当杀汝子。’我时惟念，已隔生世，自顾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无杀害，遂发此声耳。”隐士曰：“我之过也！此魔娆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愤恚而死。免火灾难，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谓烈士池。

    　　三、三兽窣堵波

    　　烈士池西有三兽窣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烧身之处。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已，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惟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还，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积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蕴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窣堵波。

    　　从此顺殑伽河流，东行三百余里，至战主国。(中印度境)。

    　　○战主国

    　　战主国周二千余里，都城临殑伽河，周十余里。居人丰乐，邑里相邻。土地膏腴，稼穑时播。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性犷烈，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并皆遵习小乘教法。天祠二十，异道杂居。

    　　一、佛舍利窣堵波

    　　大城西北伽蓝中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印度记》曰：此中有如来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尝于此处，七日之中，为天人众显说妙法。其侧则有过去三佛坐及经行遗迹之处。邻此复有慈氏菩萨像，形量虽小，威神嶷然，灵鉴潜通，奇迹间起。

    　　二、不穿耳伽蓝

    　　大城东行二百余里，至阿避陁羯剌拿僧伽蓝。(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广，雕饰甚工，花池交影，台阁连甍，僧徒肃穆，众仪痒序。闻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睹货逻国有乐学沙门，二三同志礼诵余闲，每相谓曰：“妙理幽玄，非言谈所究。圣迹昭著，可足趾所寻。宜询莫逆，亲观圣迹。”于是二三交友杖锡同游。既至印度，寓诸伽蓝，轻其边鄙，莫之见舍。外迫风露，内累口腹，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时此国王出游近效，见诸客僧，怪而问曰：“何方乞士？何所因来？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门对曰：“我，睹货逻国人也。恭承遗教，高蹈俗尘，率其同好，观礼圣迹。慨以薄福，众所同弃，印度沙门，莫顾羁旅。欲还本土，巡礼未周，虽迫勤苦，心遂后已。”王闻其说，用增悲感，即斯胜地，建立伽蓝，白氎题书，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贵极人中，斯皆三宝之灵祐也。既为人王，受佛付嘱，凡厥染衣，吾当惠济。建此伽蓝，式招羁旅。自今已来，诸穿耳僧，我此伽蓝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三、摩诃娑罗邑及诸遗迹

    　　阿避陁羯剌拿伽蓝东南行百余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诃娑罗邑，并婆罗门种，不遵佛法。然见沙门，先访学业，知其强识，方深礼敬。

    　　殑伽河北，有那罗延天祠。重阁层台，奂其丽饰。诸天之像，镌石而成，工极人谋，灵应难究。

    　　那罗延天祠东行三十余里，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余二丈，上作师子之像，刻记伏鬼之事。昔于此处有旷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灵，肆极妖祟。如来愍诸众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诱化诸鬼，导以归依之敬，齐以不杀之戒。诸鬼承教，奉以周旋。于是举石请佛安坐，愿闻正法，克念护持。自兹厥后，无信之徒竞共推移鬼置石座，动以千数，莫之能转。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侧，无不心惧。

    　　伏鬼侧不远，有数伽蓝，虽多倾毁，尚有僧徒，并皆遵习大乘教法。

    　　从此东南行百余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倾陷，余高数丈。昔者如来寂灭之后，八国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罗门蜜涂瓶内，分授诸王，而婆罗门持瓶以归，既得所粘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内，因以名焉。后无忧王开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斋日，时烛光明。

    　　从此东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厘国。(旧曰毗舍离国，讹也。中印度境。)

    　　○吠舍厘国

    　　吠舍厘国周五千余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庵没罗果、茂遮果既多且贵。气序和畅，风俗淳质，好福重学，邪正杂信。伽蓝数百，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数十，异道杂居，露形之徒，寔繁其党。吠舍厘城已甚倾颓，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宫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一、佛说毗摩罗诘经所

    　　宫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蓝，僧徒寡少，习学小乘正量部理论。傍有窣堵波，是昔如来说《毗摩罗诘经》，长者子宝积等献宝盖处。其东有窣堵波，舍利子等于此证无学之果。

    　　二、佛舍利窣堵波及诸遗迹

    　　舍利子证果东南有窣堵波，是吠舍厘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后，此国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记》曰：“此中旧有如来舍利一斛，无忧王开取九斗，惟留一斗。后有国王复欲开取，方事兴工，寻即地震，遂不敢开。

    　　其西北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师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猕猴为佛穿也，在昔如来曾住于此。池西不远有窣堵波，诸猕猴持如来钵上树取蜜之处。池南不远有窣堵波，是诸猕猴奉佛蜜处。池西北隅犹有猕猴形像。

    　　三、无垢称及宝积故宅

    　　伽蓝东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罗诘(唐言无垢称，旧曰净名，然净则无垢，名则是称，义虽取同，名乃有异。旧曰维摩诘，讹略也。)故宅基趾，多有灵异。去此不远有一神舍，其状叠砖，传云积石，即无垢称长者现疾说法之处。去此不远有窣堵波，长者子宝积之故宅也。去此不远有窣堵波，是庵没罗女故宅，佛姨母等诸苾刍尼于此证入涅槃。

    　　四、庵没罗女园及佛预言涅槃处

    　　伽蓝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来将往拘尸那国入般涅槃，人与非人随从世尊，至此伫立。次西北不远有窣堵波，是佛于此最后观吠舍厘城。其南不远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庵没罗女园持以施佛。

    　　庵没罗园侧有窣堵波，是如来告涅槃处。佛昔在此告阿难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寿一劫。如来今者，当寿几何？”如是再三，阿难不对，天魔迷惑故也。阿难从坐而起，林中宴默。时魔来请佛曰：“如来在世教化已久，蒙济流转，数如尘沙，寂灭之乐今其时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对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后三月，吾当涅槃。”魔闻欢喜而退。阿难林中忽感异梦，来白佛言：“我在林间，梦见大树，枝叶茂盛，荫影蒙密，惊风忽起，摧散无余。将非世尊欲入寂灭？我心怀惧，故来请问。”佛告阿难：“吾先告汝，汝为魔蔽，不时请留。魔王劝我早入涅槃，已许之期，斯梦是也。”

    　　五、千佛本生故事

    　　告涅槃期侧不远有窣堵波，千子见父母处也。昔有仙人，隐居岩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随饮，感生女子，姿貌过人，惟脚似鹿。仙人见已，收而养焉。其后命令求火，至余仙庐，足所履地，迹有莲花。彼仙见已，深以奇之，令其绕庐，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还。时梵豫王畋游见花，寻迹以求，悦其奇怪，同载而返。相师占言，当生千子。余妇闻之，莫不图计。日月既满，生一莲花，花有千叶，叶坐一子。余妇诬罔，咸称不祥，投殑伽河，随波泛滥。乌耆延王下流游观，见黄云盖乘波而来，取以开视，及有千子，乳养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胜，将次此国。时梵豫王闻之，甚怀震惧，兵力不敌，计无所出。是时鹿女心知其子，乃谓王曰：“今寇戎临境，上下离心，贱妾愚忠，能败强敌。”王未之信也，忧惧良深。鹿女乃升城楼，以待寇至。千子将兵，围城已匝，鹿女告曰：“莫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谓曰：“何言之谬？”鹿女手按两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于是解甲归宗，释兵返族，两国交欢，百姓安乐。

    　　千子归宗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经行旧迹，指告从曰：“昔吾于此归宗见亲。欲知千子，即贤劫中千佛是也。”

    　　六、重阁讲堂及诸圣迹

    　　述本生东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时烛，祈请或遂，是如来说《普门陁罗尼》等经重阁讲堂余址也。

    　　讲堂侧不远有窣堵波，中有阿难半身舍利。去此不过有数百窣堵波，欲定其数，未有克知，是千独觉入寂灭处。

    　　吠舍厘城内外周隍，圣迹繁多，难以具举。形胜故墟，鱼鳞间峙，岁月骤改，炎凉亟移，林既摧残，池亦枯涸，朽株余迹，其详验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昌叶反。)婆子(旧曰离车子，讹也。)别如来处。如来自吠舍厘城趣拘尸那国，诸栗呫婆子闻佛将入寂灭，相从号送。世尊既见哀慕，非言可谕，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绝，波流迅急，诸栗呫婆子悲恸以止，如来留钵，作为追念。

    　　七、故城及大天王本生故事

    　　吠舍厘城西北减二百里，有故城，荒芜岁久，居人旷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为诸菩萨、人、天大众引说本生，修菩萨行，曾于此城为转轮王，号曰摩诃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宝应，王四天下，睹衰变之相，体无常之理，冥怀高蹈，忘情大位，舍国出家，染衣修学。

    　　八、七百贤圣结集

    　　城东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贤圣重结集处。佛涅槃后百一十年，吠舍厘城有诸苾刍，远离佛法，谬行戒律。时长老耶舍陁住憍萨罗国，长老三菩伽住秣菟罗国，长老厘波多住韩若国，长老沙罗住吠舍厘国，长老富阇苏弥罗住波罗梨弗国。诸大罗汉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称，众所知识，皆是尊者阿难弟子。时耶舍陁遣使告诸贤圣，皆可集吠舍厘城。犹少一人，未满七百。是时富阇苏弥罗以天眼见诸大贤圣集议法事，运神足至法会。时三菩伽于大众中右袒长跪，扬言曰：“众无哗！钦哉，念哉！昔大圣法王善权寂灭，岁月虽淹，言教尚在。吠舍厘城懈怠苾刍谬于戒律，有十事出，违十力教。今诸贤者深明持犯，惧承大德阿难指诲，念报佛恩，重宣圣旨。”时彼大众莫不悲感，即召集诸苾刍，依毗奈耶，诃责制止，削除谬法，宣明圣教。

    　　九、湿吠多补罗伽蓝

    　　七百贤圣结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湿吠多补罗僧伽蓝，层台轮焕，重阁翚飞，僧众清肃，并学大乘。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处。其侧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南趣摩揭陁国，北顾吠舍厘城，中途止息遗迹之处。

    　　十、阿难分身寂灭传说

    　　湿吠多补罗伽蓝东南行三十余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难陁分身与二国处。阿难陁者，如来之从父弟也，多闻总持，博物强识，佛去世后断大迦叶任持正法，导进学人。在摩揭陁国，于林中经行，见一沙弥讽诵佛经，章句错谬，文字纷乱。阿难闻已，感慕增怀，徐诣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谬矣！我师高明，春秋鼎盛，亲承示诲，诚无所误。”阿难默然，退而叹曰：“我年虽迈，为诸众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众生垢重，难以诲语，久留无利，可速灭度。”于是去摩揭陁国，趣吠舍厘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摩揭陁王闻阿难去，情深恋德，即严戎驾，疾驰追请，数百千众营军南岸。吠舍厘王闻阿难来，悲喜盈心，亦治军旅，奔驰迎候，数百千众屯集北岸。两军相对，旌旗翳日。阿难恐斗其兵，更相杀害，从舟中起，上升虚空，示现神变，即入寂灭，化火焚骸，骸又中析，一堕南岸，一堕北岸。于是二王各得一分，举军号恸，俱还本国，起窣堵波，而修供养。

    　　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弗栗恃国，(北人谓三伐恃国，北印度境。)

    　　○弗栗恃国

    　　弗栗恃国周四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气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学。天祠数十，外道寔众。国大都城号占戍拿，多已颓毁。故宫城中尚有三千余家，若村若邑也。大河东北有伽蓝，僧徒寡少，学业清高。

    　　一、化度渔人处及诸遗迹

    　　从此西行，依河之滨，有窣堵波，高余三丈，南带长流，大悲世尊度渔人处也。越在佛世，五百渔人结畴附党，渔捕水族，于此河流得一大鱼，有十八头，头各两眼。诸渔人方欲害之，如来在吠舍厘国，天眼见，兴悲心，乘其时而化导，因其机而启悟，告诸大众：“弗栗恃国有大鱼，我欲导之，以悟诸渔人，尔宜知时。”于是大众围绕，神足凌虚，至于河滨，如常敷座。遂告诸渔人：“尔勿杀鱼。”以神通力，开方便门，威被大鱼，令知宿命，能作人语，贯解人情。尔时如来知而故问：“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转恶趣，受此弊身？”鱼曰：“昔承福庆，生自豪族，大婆罗门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蔑人伦，恃其博物，鄙贱经法。以轻慢心毁讟诸佛，以丑恶语詈辱众僧，引类形比，谓若驼、驴、象、马，诸丑形对。由此恶业，受此弊身。尚资宿善，身遭佛世，目睹圣化，亲承圣教。因而忏谢，悔先作业。”如来随机摄化，如应开导。鱼既闻法，于是命终。承兹福力，上生天宫。于是自观其身，何缘生此，既知宿命，念报佛恩，与诸天众，肩随戾止，前礼既毕，右绕退立，以天宝香花，持用供养。世尊指告渔人，为说妙法，俱即感悟，输诚礼忏，裂网焚舟，归真受法。既服染衣，又闻至教，皆出尘垢，俱证圣果。

    　　度渔人东北行百余里，故城西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高百余尺，是佛在昔于此六月说法度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来昔于此处为诸苾刍制戒。次西不远有如来发、爪窣堵波，如来昔于此处，近远邑人相趋辐凑，焚香散花，灯炬不绝。

    　　从此西北千四五百里，逾山入谷，至尼波罗国。(中印度境)。

    　　○尼波罗国

    　　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山川连属，宜谷稼，多花果，出赤铜、犛牛、命命鸟。货用赤铜钱。气序寒烈，风俗险诐，人性刚犷，信义轻薄。无学艺，有工巧。形貌丑弊，邪正兼信。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外道异学，其数不详。

    　　一、光胄王制声明论

    　　王，刹帝利栗呫婆种也。志学清高，纯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鸯输伐摩，(唐言光胄。)硕学聪睿，自制《声明论》，重学敬德，遐迩著闻。

    　　二、小水池

    　　都城东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余物，亦变为火。

    　　从此复还吠舍厘河，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国。(旧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讹也。中印度境。)

    卷八　一国

    ○摩揭陁国(上)

    　　摩揭陁国周五千余里，城少居人，邑多编户。地沃壤，滋稼穑，有异稻种，其粒粗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谓之供大人米。土地垫湿，邑居高原。孟夏之后，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风欲淳质，气序湿暑。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寔多。

    　　一、波吒厘子城及传说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余里，荒芜虽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寿无量岁时，号拘苏摩补罗城，(唐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寿数千岁，更名波吒厘子城。(旧曰巴连弗邑，讹也。)

    　　初，有婆罗门高才博学，门人数千，传以授业。诸学徒相从游观，有一书生徘徊怅望。同俦谓曰：“夫何忧乎？”曰：“盛色方刚，羁游履影，岁月已久，艺业无成。顾此为言，忧心弥剧。”于是学徒戏言之曰：“今将为子求娉婚亲。”乃假立二人为男父母，二人为女父母，遂坐波吒厘树，谓女婿树也。采时果，酌清流，陈婚姻之绪，请好合之期。时假女父攀花枝以授书生曰：“斯嘉偶也，幸无辞焉。”书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归，怀恋而止。学徒曰：“前言戏耳！幸可同归。林中猛兽恐相残害。”书生遂留，往来树侧。景夕之后，异光烛野，管弦清雅，帷帐陈列。俄见老翁策杖来慰，复有一妪携引少女，并宾从盈路，袨服奏乐。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乐宴，经七日焉。学徒疑为兽害，往而求之，乃见独坐树阴，若对上客，告与同归，辞不从命。后自入城，拜谒亲故，说其始末。闻者惊骇，与诸友人同往林中，咸见花树是一大第，童仆役使驰驱往来，而彼老翁从容接对，陈馔奏乐，宾主礼备。诸友还城，具告远近。期岁之后，生一子男。谓其妻曰：“吾今欲归，未忍离阻。适复留止，栖寄飘露。”其妻既闻，具以白父。翁谓书生曰：“人生行乐，讵必故乡？今将筑室，宜无异志。”于是役使灵徒，功成不日。香花旧城，迁都此邑。由彼子故，神为筑城，自尔之后，因名波吒厘子城焉。

    　　二、无忧王地狱处

    　　王故宫北有石柱，高数十尺，是无忧王作地狱处。释迦如来涅槃之后第一百年，有阿输迦(唐言无忧，归曰阿育，讹也。)王者，频毗娑罗(唐言影坚，旧曰频婆娑罗，讹也。)王之曾孙也，自王舍城迁都波吒厘，重筑外郭，周于故城。年代浸远，唯余故基。伽蓝、天祠及窣堵波，余址数百，存者二三。唯故宫北临殑伽河，小城中有千余家。

    　　初，无忧王嗣位之后，举措苛暴，乃立地狱，作害生灵。周垣峻峙，隅楼特起，猛焰洪炉，銛锋利刃，备诸苦具，拟像幽涂，招募凶人，立为狱主。初以国中犯法罪人，无校轻重，总入涂炭。后以行经狱次，擒以诛戮，至者皆死，遂灭口焉。时有沙门，初入法众，巡里乞食，遇至狱门，狱吏凶人擒欲残害。沙门惶怖，请得礼忏。俄见一人缚来入狱，斩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间，肢体糜散。沙门见已，深增悲悼，成无常观，证无学果。狱卒曰：“可以死矣。”沙门既证圣果，心夷生死，虽入镬汤，若在清池，有大莲花而为之座。狱主惊骇，驰使白王，王遂躬观，深赞灵祐。狱主曰：“大王当死。”王曰：“云何？”对曰：“王先垂命，令监刑狱，凡至狱垣皆从杀害，不云王入而独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无再变。我先垂令，岂除汝身？汝久滥生，我之咎也。”即命狱卒，投之洪炉。狱主既死，王乃得出，于是颓墙堙壍，废狱宽刑。

    　　三、无忧王建舍利塔

    　　地狱南不远有窣堵波，基址倾陷，惟余覆钵之势，宝为厕饰，石作栏槛，即八万四千之一也。无忧王以人功建于宫中焉。中有如来舍利一升，灵鉴间起，神光时烛。无忧王废狱之后，遇近护大阿罗汉，方便善诱，随机导化。王谓罗汉曰：“幸以宿福，位据人尊，慨兹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来遗身舍利，欲重修建诸窣堵波。”罗汉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灵，以弘誓心匡护三宝，是所愿也，今其时矣。”因为广说献土之因，如来悬记兴建之功。无忧王闻以庆悦，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导利，含灵有庆，我资宿善，尊极人中。如来遗身，重修供养，今尔鬼神戮力同心！境极赡部，户满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发于我，功成于汝，胜福之利，非欲独有，宜各营构，待后告命。”鬼神受旨，在所兴功，功既成已，咸来请命。无忧王既开八国所建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谓罗汉曰：“我心所欲，诸处同时藏下舍利。心虽此冀，事未从欲。”罗汉白王：“命鬼神至所期日，日有隐蔽，其状如手，此时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无忧王观候光景，日正中时，罗汉以神通力，伸手蔽日，营建之所咸皆瞻仰，同于此时功绩咸毕。

    　　四、如来足迹石

    　　窣堵波侧不远，精舍中有大石，如来所履，双迹犹存，其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两迹俱有轮相，十指皆带花文，鱼形映起，光明时照。昔者如来将取寂灭，北趣拘尸那城，南顾摩揭陁国，蹈此石上，告阿难曰：“吾今最后留此足迹，将入寂灭，顾摩揭陁也。百岁之后，有无忧王命世君临，建都此地，匡护三宝，役使百神。”及无忧王之嗣位也，迁都筑邑，掩周迹石，既近宫城，恒亲供养。后诸国王竟欲举归，石虽不大，众莫能转。近者设赏迦王毁坏佛法，遂即石所，欲灭圣迹，凿已还平，文彩如故。于是捐弃殑伽河流，寻复本处。其侧窣堵波，即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五、无忧王大石柱

    　　佛迹精舍侧不远，有大石柱，高三十余尺。书记残缺，其大略曰：“无忧王信根贞固，三以赡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其辞云云，大略斯在。

    　　六、摩醯因陁罗故事

    　　故宫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内广数丈，是无忧王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无忧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陁罗，(唐言大帝。)生自贵族，服僣王制，奢侈纵暴，众庶怀怨。国辅老卧进谏王曰：“骄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政平则国治，人和则主安，古之明训，由来久矣。愿存国典，收付执法。”无忧王泣谓弟曰：“吾承基绪，覆焘生灵，况尔同胞，岂忘惠爱？不先匡导，已陷刑法。上惧先灵，下迫众议。”摩醯因陁罗稽首谢曰：“不自谨行，敢干国宪，愿赐再生，更宽七日。”于是置诸幽室，严加守卫，珍羞上馔，进贡无亏。守者唱曰：“已过一日，余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忧惧，更励身心，便获果证。升虚空，示神迹，寻出尘俗，远栖岩谷。无忧王躬往谓曰：“昔拘国制，欲致严刑。岂意清升，取证圣果。既无滞累，可以还国。”弟曰：“昔羁爱网，心驰声色，今出危城，志悦山谷。愿弃人间，长从谷壑。”王曰：“欲静心虑，岂必幽若？吾从尔志，当为崇树。”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于后日广备珍羞，尔曹相率来集我会，各持大石，自为床坐。”诸神受命，至期毕萃。众会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纵横，宜自积聚。因功不劳，垒为虚室。”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忧王躬往迎请，止此山庐。

    　　七、无忧王诸营造遗迹

    　　故宫北，地狱南，有大石槽，是无忧王匠役神功，作为此器，饭僧之时，以储食也。

    　　故宫西南有小石山，周岩谷间，数十石室，无忧王为近护等诸阿罗汉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台余基积石，池沼涟漪，清澜澄鉴，邻国远人谓之圣水，若有饮濯，罪垢消灭。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余址尚高，远而望之，郁若山阜，面各数百步，后人于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记》曰：昔无忧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余五升舍利，故别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诸处，灵异间起，以表如来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窃相评议，云是昔者难陁王建此五藏，以储七宝。其后有王，不甚淳信，闻先疑议，肆其贪求，兴动军师，躬临发掘。地震山倾，云昏日翳，窣堵波中大声雷震，士卒僵仆，象马惊奔。自兹已降，无敢觊觎。或曰：“众议虽多，未为确论。”循古所记，信得其实。

    　　八、鸡园僧伽蓝

    　　故城东南有屈(居勿反。)屈吒阿滥摩(唐言鸡园)。僧伽蓝，无忧王之所建焉。无忧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种，召集千僧，凡、圣两众，四事供养，什物周给。颓毁已久，基址尚在。

    　　九、阿摩落迦窣堵波

    　　伽蓝侧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药果之名也。无忧王遘疾弥留，知命不济，欲舍珍宝，崇树福田。权臣执政，诫勿从欲。其后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烂，握果长息，问诸臣曰：“赡部洲主今是何人？”诸臣对曰：“惟独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惟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间富贵，危甚风烛。位据区宇，名高称谓，临终匮乏，见逼强臣，天下非己，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诣彼鸡园，施诸众僧，作如是说：‘昔一赡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愿受最后之施。凡诸所有，皆已丧失，惟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贫乏，增长福种。’”僧中上座作如是言：“无忧大王宿期弘济，疟疾在躬，奸臣擅命，积宝非己，半果为施。承王来命，普施众僧。”即召典事，羹中总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顾命。

    　　十、建揵椎声窣堵波及提婆故事

    　　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蓝中，有窣堵波，谓建揵椎声。

    　　初，此城内伽蓝百数，僧徒肃穆，学业清高，外道学人销声缄口。其后僧徒相次殂落，而诸后进莫继前修。外道师资，传训成艺，于是命俦召侣，千计万数，来集僧坊，扬言唱曰：“大击揵椎，招集学人！”群愚同止，谬有扣击，遂白王，请校优劣。外道诸师高才达学，僧徒虽众，辞论庸浅。外道曰：“我论胜。自今以后，诸僧伽蓝不得击揵椎以集众也。”王允其请，依先论制。僧徒受耻，忍诟而退，十二年间不击揵椎。时南印度那伽阏剌树那菩萨(唐言龙猛，旧译曰龙树，非也，)幼传雅誉，长擅高名，舍离欲爱，出家修学，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机神警悟，白其师曰：“波吒厘城诸学人等辞屈外道，不击揵椎，日月骤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见山，然正法炬。”龙猛曰：“波吒厘城外道博学，尔非其俦，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讵必倾山？敢承指诲，黜诸异学。大师立外道义，而我随文破析，详其优劣，然后图行。”龙猛乃扶立外义，提婆随破其理，七日之后，龙猛失宗，已而叹曰：“谬辞易失，邪义难扶，尔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萨夙擅高名，波吒厘城外道闻之也，即相召集，驰白王曰：“大王昔纡听览，制诸沙门不击揵椎，愿垂告命，令诸门候，邻境异僧勿使入城，恐相党援，轻改先制。”王允其言，严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闻其制令，便易衣服，叠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驱，负戴而入。既至城中，弃草披衣，至此伽蓝，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揵椎台上。于晨朝时，便大振击。众闻伺察，乃昨客游比丘。诸僧伽蓝，传声响应，王闻究问，莫得其先。至此伽蓝，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椎者，击以集众。有而不用，悬之何为？”王人报曰：“先时僧众论议堕负，制之不击，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于今日，重声法鼓。”使报王曰：“有异沙门欲雪前耻。”王乃召集学人，而定制曰：“论失本宗，杀身以谢。”于是外道竞陈旗鼓，喧谈异议，各曜辞锋。提婆菩萨既升论座，听其先说，随义折破，曾不浃辰，摧诸异道。国王大臣莫不庆悦，建此灵基，以旌至德。

    　　十一、马鸣遗迹

    　　建击犍椎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辩婆罗门所居处也。

    　　初，此城中有婆罗门，葺宇荒薮，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魉相依，高论剧谈，雅辞响应。人或激难，垂帷以对。旧学高才，无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犹圣。有阿湿缚窭沙(唐言马鸣)。菩萨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谓人曰：“此婆罗门学不师受，艺无稽古，屏居幽寂，独擅高名，将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辩资鬼授，言不对人，辞说一闻，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观其举措。”遂即其庐，而谓之曰：“仰钦盛德，为日已久。幸愿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罗门居然简傲，垂帷以对，终不面谈。马鸣心知鬼魅，情甚自负，辞毕而退，谓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寻往白王：“唯愿垂许，与彼居士较论剧谈。”王闻骇曰：“斯何人哉！若不证三明，具六通，何能与彼论乎？”命驾躬临，详鉴辩论。是时马鸣论三藏微言，述五明大义，妙辩纵横，高论清远，而婆罗门既述辞已，马鸣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时婆罗门默然杜口，马鸣叱曰：“何不释难？所事鬼魅宜速授辞！”疾褰其帷，视占其怪。婆罗门惶遽而曰：“止！止！”马鸣退而言曰：“此子今晨声闻失坠。虚名非久，斯之谓也。”王曰：“非夫盛德，谁鉴左道？知人之哲，绝后光前。国有常典，宜旌茂实。”

    　　十二、鞮罗择迦伽蓝及附近佛遗迹

    　　城西南隅二百余里，有伽蓝余迹。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时烛，灵瑞间发，近远众庶莫不祈请，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故伽蓝西南行百余里，至鞮罗择迦伽蓝。庭宇四院，观阁三层，崇台累仞，重门洞启，频毗娑罗王末孙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广延俊德，异域学人，远方髦彦，同类相趋，肩随戾止。僧徒千数，并学大乘。中门当涂，有三精舍，上置轮相，铃铎虚悬，下建层基，轩槛周列，户牖栋梁，壖垣阶陛，金铜隐起，厕间庄严。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罗菩萨像，右观自在菩萨像。凡斯三像，鍮石铸成，威神肃然，冥鉴远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灵光或照，奇瑞间起。

    　　鞮罗择迦伽蓝西南九十余里，至大山，云石幽蔚，灵仙攸舍。毒蛇、暴龙窟穴其薮，猛兽、挚鸟栖伏其林。山顶有大盘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余尺，是佛入定处也。昔者如来降神至此，坐斯磐石，入灭尽定，时经宿焉。诸天灵圣供养如来，鼓天乐，雨天花。如来出定，诸天感慕，以宝金银起窣堵波。去圣逾邈，宝变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遥望高山，乃见异类，长蛇、猛兽群从右旋，天仙灵圣肩随赞礼。

    　　山东岗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伫观摩揭陁国所履之处也。

    　　十三、德慧伽蓝及遗事

    　　山西北三十余里，山阿有伽蓝，负岭崇基，疏崖峙阁。僧徒五十余人，并习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萨伏外道之处。

    　　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习道焉。学穷内外，言极空有，名高前列，德重当时，君王珍敬，谓之国宝，臣庶宗仰，咸曰家师。邻国学人承风仰德，俦之先进，诚博达也。食邑二城，环居封建。时南印度德慧菩萨幼而敏达，早擅精徽，学通三藏，理穷四谛。闻摩沓婆论极幽微，有怀挫锐，命一门人裁书谓曰：“敬问摩沓婆善安乐也。宜忘劳弊，精习旧学，三年之后，摧汝嘉声。”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发使报。及将发迹，重裁书曰：“年期已极，学业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怀惶惧，诫诸门人及以邑户：“自今之后，不得居止沙门异道。”递相宣告，勿有犯违。时德慧菩萨杖锡而来，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约，莫有相舍，诸婆罗门更詈之曰：“断发殊服，何异人乎？宜时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萨欲摧异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辞谢曰：“尔曹世谛之净行，我又胜义谛之争行，净行既同，何为见拒？”婆罗门因不与言，但事驱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兽，群行为暴，有净信者恐为兽害，乃束蕴持杖，谓菩萨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萨者，远传声问，欲来论议，故此邑主惧坠嘉声，重垂严制，勿止沙门。恐为物害，故来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虑。”德慧曰：“良告净信，德慧者，我是也。”净信闻已，更深恭敬，谓德慧曰：“诚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泽。净信纵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尽，谓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闻，来相图害。”德慧谢曰：“不敢忘德。”于是遂行，至王宫，谓门者曰：“今有沙门，自远而至，愿王垂许，与摩沓婆论。”王闻惊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异沙门来求谈论，今已莹洒论场，宣告远近，伫望来仪，愿垂降趾。”摩沓婆问王使曰：“岂非南印度德慧论师乎？”曰：“然。”摩沓婆闻，心甚不悦，事难辞免，遂至论场。国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会，欲听高谈。德慧先立宗义，洎乎景落，摩沓婆辞以年衰，智昏捷对，请归静思，方酬来难。每事言归，及旦升座，竟无异论。至第六日，欧血而死。其将终也，顾命妻曰：“尔有高才，无忘所耻！”摩沓婆死，匿不发丧，更服鲜绮，来至论会。众咸喧哗，更相谓曰：“摩沓婆自负才高，耻对德慧，故遣妇来，优劣明矣。”德慧菩萨谓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难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来与我论耳。”王曰：“何以知之？愿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来也，面有死丧之色，言含哀怨之声，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谓其夫也。”王命使往观，果如所议。王乃谢曰：“佛法玄妙，英贤继轨，无为守道，含识沾化，依先国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体道居贞，存止足，论济物，将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摄化，今其时矣。唯愿大王以摩沓婆邑户子孙千代常充增伽蓝人，则垂诫来叶，流美无穷。唯彼净信见匡护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劝清信，以褒厚德。”于是建此伽蓝，式旌胜迹。

    　　初，摩沓婆论败之后，十数净行逃难邻国，告诸外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来雪前耻。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请曰：“今诸外道不自量力，结党连群，敢声论鼓，惟愿大师摧诸异道。”德慧曰：“宜集论者。”于是外道学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胜其必矣。”时诸外道阐扬义理，德慧菩萨曰：“今诸外道逃难远游，如王先制，皆是贱人，我今如何与彼对论？”德慧有负座竖，素闻余论，颇闲微言，侍立于侧，听诸高谈。德慧拊其座而言曰：“床，汝可论。”众咸惊骇，异其所命。时负座竖便即发难，深义泉涌，清辩响应。三复之后，外道失宗，重挫其锐，再折其翮。自伏论已来，为伽蓝邑户。

    　　十四、戒贤伽蓝及伏外道事

    　　德慧伽蓝西南二十余里，至孤山，有伽蓝，尸罗跋陁罗(唐言戒贤。)论师论义得胜，舍邑建焉。竦一危峰，如窣堵波，置佛舍利。

    　　论师，三摩呾吒国之王族，婆罗门之种也。少好学，有风操，游诸印度，询求明哲。至此国那烂陁僧伽蓝，遇护法菩萨，闻法信悟，请服染衣，谘以究竟之致，问以解脱之路。既穷至理，亦究微言，名擅当时，声高异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赜素隐，穷幽洞微，闻护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击鼓求论，曰：“我，南印度人也。承王国内有大论师，我虽不敏，愿与详议！”王曰：“有之，诚如议也。”乃命使臣请护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远千里，来求较论。惟愿降迹，赴集论场。”护法闻已，摄衣将往。门人戒贤者，后进之翘楚也，前进请曰：“何遽行乎？”护法曰：“自慧日潜晖，传灯寂照，外道蚁聚，异学蜂飞，故我今者，将摧彼论。”戒贤曰：“恭闻余论，敢摧异道。”护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时戒贤年甫三十，众轻其少，恐难独任。护法知众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贵高明，无云齿岁，以今观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论之日，远近相趋，少长咸萃。外道弘闻大猷，尽其幽致；戒贤循理责实，深极幽玄。外道辞穷，蒙耻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论师辞曰：“染衣之士，事资知足，清净自守，何以邑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沦湑，不有旌别，无励后学。为弘正法，愿垂哀纳。”论师辞不获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蓝，穷诸规矩，舍其邑户，式修供养。

    　　十五、伽耶城与伽耶山

    　　戒贤伽蓝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连禅河，至伽耶城。甚险固，少居人，唯婆罗门有千余家，大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众咸宗敬。

    　　城北三十余里，有清泉，印度相传谓之圣水，凡有饮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沓冥，峰岩危险，印度国俗称曰灵山。自昔君王驭宇承统，化洽远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顶上有石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灵鉴潜被，神光时烛，昔如来于此演说《宝云》等经。

    　　伽耶山东南有窣堵波，迦叶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则迦耶迦叶波、捺地迦叶波(旧曰那提迦叶，讹也。洎诸迦叶，例无波字，略也。)事火之处。

    　　十六、前正觉山及佛成道故事

    　　伽耶迦叶波事火东，渡大河，至钵罗笈菩提出。(唐言前正觉山，如来将证正觉，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觉也。)如来勤求六岁，未成正觉，后舍苦行，示受乳糜，行自东北，游目此山，有怀幽寂，欲证正觉。自东北冈登以至顶，地既震动，山又倾摇。山神惶惧，告菩萨曰：“此山者，非成正觉之福地也。若止于此，入金刚定，地当震陷，山亦倾覆。”菩萨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岩面涧，有大石室，菩萨即之，加跌坐焉，地又震动，山复倾摇。时净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来成正觉处。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处不远，有卑钵罗树，下有金刚座，去来诸佛咸于此座而成正觉，愿当就彼。”菩萨方起，室中龙曰：“斯室清胜，可以证圣，唯愿慈悲，勿有遗弃。”菩萨既知非取证所，为遂龙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贤愚咸睹，洎于今时，或有得见。)诸天前导，往菩提树。逮乎无忧王之兴也，菩萨登山上下之迹，皆树旌表，建窣堵波，度量虽殊，灵应莫异，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岁罢安居日，异方法俗，登彼供养，信宿乃还。

    　　十七、菩提树垣

    　　前正觉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树。周垣砖垒，崇峻险固，东西长，南北狭，周五百余步。奇树名花，连阴接影；细莎异草，弥漫缘被。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西厄险固，北门通大伽蓝。壖垣内地，圣迹相邻，或窣堵波，或复精舍，并赡部洲诸国君王、大臣、豪族钦承遗教，建以记焉。

    　　１．金刚座

    　　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证圣道所，亦曰道场，大地震动，独无倾摇。是故如来将证正觉也，历此四隅，地皆倾动，后至此处，安静不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无复得见。佛涅槃后，诸国君王传闻佛说金刚座量，遂以两躯观自在菩萨像南北标界，东面而坐。闻诸耆旧曰：“此菩萨像身没不见，佛法当尽。”今南隅菩萨没过胸臆矣。

    　　２．菩提树及其事迹

    　　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树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是日也，诸国君王，异方法俗，数千万众，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于是奏音乐，列香花，灯炬继日，竞修供养。如来寂灭之后，无忧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毁佛遗迹，兴发兵徒，躬临剪伐。根茎枝叶，分寸斩截，次西数十步而积聚焉，令事火婆罗门烧以祠天。烟焰未静，忽生两树，猛火之中，茂叶含翠，因而谓之灰菩提树。无忧王睹异悔过，以香乳溉余根，洎乎将旦，树生如本。王见灵怪，重深欣庆，躬修供养，乐以忘归。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后，重伐其树。无忧王旦将礼敬，惟见蘖株，深增悲慨，至诚祈请，香乳溉灌，不日还生。王深敬异，叠石周垣，其高十余尺，今犹见在。近设赏迦王者，信受外道，毁嫉佛法，坏僧伽蓝，伐菩提树，掘至泉水，不尽根柢，乃纵火焚烧，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烂，绝灭遗萌。数月后，摩揭陁国补剌拿伐摩王，(唐言满胄)无忧王之末孙也，闻而叹曰：“慧日已隐，惟余佛树，今复摧残，生灵何睹？”举身投地，哀感动物。以数千牛构乳而溉，经夜树生，其高丈余。恐后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树隐于石壁，上出二丈余。

    　　菩提树东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或连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铜阿摩落迦果。(亦谓宝瓶，又称宝壶)东面接为重阁，檐宇特起三层，榱柱栋梁，户扉寮牖，金银雕镂以饰之，珠玉厕错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户三重。外门左右各有龛室，右则观自在菩萨像，左则慈氏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

    　　精舍故地，无忧王先建小精舍，后有婆罗门更广建焉。初，有婆罗门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传闻天神在雪山中，遂与其弟往求愿焉。天曰：“凡诸愿求，有福方果。非汝所求，非我能遂。”婆罗门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种，求胜福田，菩提树者，证佛果处也。宜时速返，往菩提树，建大精舍，穿大水池，兴诸供养，所愿当遂。”婆罗门受天命，发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凿水池，于是广修供养，勤求心愿，后皆果遂，为王大臣，凡得禄赏，皆入檀舍。

    　　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图如来初成佛像。旷以岁月，无人应召。久之，有婆罗门来告众曰：“我善图写如来妙相。”众曰：“今将造像，夫何所须？”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灯照我，入已，坚闭其户，六月后乃可开门。”时诸僧众皆如其命。尚余四日，未满六日，众咸骇异，开以观之。见精舍内佛像俨然，结加跌坐，右足居上，左手敛，右手垂，东面而坐，肃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广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两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颜若真，惟右乳上涂莹未周。既不见人，方验神鉴，众咸悲叹，殷勤请知。有一沙门，宿心淳质，乃感梦见往婆罗门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萨，恐工人之思不测圣容，故我躬来图写佛像。垂右手者，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踊出作证，故今像手仿昔下垂。”众知灵鉴，莫不悲感。于是乳上未周，填厕众宝，珠璎宝冠，奇珍交饰。设赏迦王伐菩提树已，欲毁此像，既睹慈颜，心不安忍，回驾将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惧而叹曰：“毁佛像则历劫招殃，违王命乃丧身灭族，进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为役使，遂于像前横垒砖壁，心惭冥暗，又置明灯，砖壁之前画自在天。功成报命，王闻心惧，举身生疱，肌肤攫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宰臣驰返，毁除障壁，时经多日，灯犹不灭。像今尚在，神工不亏。既处奥室，灯炬相继，欲睹慈颜，莫由审察，必于晨朝持大明镜，引光内照，乃睹灵相。夫有见者，自增悲感。

    　　３．如来成道时日

    　　如来以印度吠舍佉月后半八日成等正觉，当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则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成等正觉，当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时如来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４．如来成道及诸奉佛遗迹

    　　菩提树北，有佛经行之处。如来成等正觉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树北，七日经行，东西往来，行十余步，异花随迹，十有八文。后人于此垒砖为基，高余三尺。闻诸先志曰：此圣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发诚愿，后乃度量，随寿修短，数有增减。

    　　经行基北道左盘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举目上望。昔者如来于此七日观菩提树，目不暂舍。为报树恩，故此瞻望。

    　　菩提树西不远，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饰以奇珍，东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异彩。是昔如来初成正觉，梵王起七宝堂，帝释建七宝座，佛于其上七日思惟，放异光明，照菩提树。去圣悠远，宝变为石。

    　　菩提树南不远，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菩萨既濯尼连河，将趣菩提树，窃自惟念何以为座，寻自发明当须净草。天帝释化其身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萨谓曰：“所荷之草颇能惠耶？”化人闻命，恭以草奉，菩萨受已，执而前进。

    　　受草东北不远，有窣堵波，是菩萨将证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处。印度休征，斯为嘉应，故净居天随顺世间，群从飞绕，效灵显圣。

    　　菩提树东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娆菩萨处也。菩萨将证佛果，魔王劝受轮王，策说不行，殷忧而返。魔王之女请往诱焉，菩萨威神，衰变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萨树西北精舍中，有迦叶波佛像，既称灵圣，时烛光明。闻诸先记曰：若人至诚，旋绕七周，在所生处，得宿命智。

    　　迦叶波佛精舍西北二砖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来将成正觉，一报魔至，一为佛证。后人念功，图形旌德。

    　　菩提树垣西北不远，有窣堵波，谓郁金香，高四十余尺，漕矩吒国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国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轻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后将诸商侣，贸迁有无，泛舟南海，遭风失路，波涛飘浪，时经三岁，资粮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谋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虑已劳，冥功不济。俄见大山，崇崖峻岭，两日联晖，重明照朗。时诸商侣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于中止，得自安乐。”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鱼耳。崇崖峻岭，须鬛也；两日联晖，眼光也。”言声未静，舟帆飘凑。于是商主告诸侣曰：“我闻观自在菩萨于诸危厄能旋安乐，宜各至诚，称其名字。”遂即同声，归命称念。崇山既隐，两日亦没。俄见沙门，威仪庠序，杖锡凌虚，而来拯溺，不逾时而至本国矣。因即信心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养，以郁金香泥而周涂上下。既发信心，率其同志，躬礼圣迹，观菩提树。未暇言归，已淹晦朔。商侣同游，更相谓曰：“山川悠间，乡国辽远，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谁其洒扫？”言讫，旋绕至此，忽见有窣堵波，骇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国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郁金为名。

    　　菩提树垣东南隅尼拘律树侧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来初证佛果，大梵天王于此劝请转妙法轮。

    　　菩提树垣内，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来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树，先历四隅，大地震动，至金刚座，方得安静。

    　　树垣之内，圣迹鳞次，羌难遍举。

    　　５．菩提树垣附近诸迹

    　　菩提树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侧窣堵波，牧女于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来受糜处也。

    　　６．南门外遗迹

    　　菩提树垣南门外有大池，周七百余步，清澜澄镜，龙鱼潜宅，婆罗门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来初成正觉，方欲浣濯，天帝释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晒，天帝释自大雪山持来也。其侧窣堵波，如来于此纳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来受贫老母施故衣处。

    　　帝释化池东林中，有目支邻陁龙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觉，于此宴坐，七日入定。时此龙王警卫如来，即以其身绕佛七匝，化出多头，俯垂为盖，故池东岸有其室焉。

    　　目支邻陁龙池东，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侧有经行之所，长七十余步，南北各有卑钵罗树。故今土俗，诸有婴疾，香油涂像，多蒙除差。是菩萨修苦行处。如来为伏外道，又受魔请，于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麦，形容憔悴，肤体羸瘠，经行往来，攀树后起。

    　　菩萨苦行卑钵罗树侧，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陈如等五人住处。初，太子之舍家也，彷徨山泽，栖息林泉，时净饭王乃命五人随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陈如等亦即勤求。

    　　憍陈如等住处东南，有窣堵波，菩萨入尼连禅那河沐浴之处。河侧不远，菩萨于此受食乳糜。其侧窣堵波，二长者献麨蜜处。佛在树下结加跌坐，寂然宴默，受解脱乐，过七日后，方从定起。时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中神告商主曰：“释种太子今在此中，初证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随有奉上，获大善利。”时二商主各持行资麨蜜奉上，世尊纳受。

    　　长者献麨侧，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钵处。商主既献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时四天王从四方来，各持金钵，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纳受，以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舍金钵，奉银钵，乃至颇胝、琉璃、马脑、车渠、真珠等钵，世尊如是皆不为受。四天王各还宫，奉持石钵，绀青映彻，重以进献。世尊断彼此故，而总受之，次第重垒，按为一钵，故其外侧有四际焉。

    　　四天王献钵侧不远，有窣堵波，如来为母说法处也。如来既成正觉，称天人师，其母摩耶自天宫降于此处，世尊随机示教利喜。其侧涸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来现诸神变化有缘处。

    　　现神变侧有窣堵波，如来度优楼频螺迦叶波三兄弟及千门人处。如来方垂善导，随应降伏，时优楼频螺迦叶波五百门人请佛教，迦叶波曰：“吾亦与尔俱返迷途。”于是相从来至佛所。如来告曰：“弃鹿皮衣，舍祭火具。”时诸梵志恭承圣教，以其服用投尼连河。捺地迦叶波见诸祭器随流漂泛，与其门人候兄动静，既见改辙，亦随染衣。伽耶迦叶波与二百门人闻其兄之舍法也，亦至佛所，愿修梵行。

    　　度迦叶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来伏迦叶波所事火龙处。如来将化其人，先伏所宗，乃至梵志火龙之室。夜分已后，龙吐烟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炽。诸梵志师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号愍惜。优楼频螺迦叶波谓其徒曰：“以今观之，未必火也，当是沙门伏火龙耳。”如来乃以火龙盛置钵中，清旦持示外道门人。其侧窣堵波，五百独觉同入涅槃处也。

    　　目支邻陁龙池南窣堵波，迦叶波救如来溺水处也。迦叶兄弟时推神通，远近仰德，黎庶归心。世尊方导迷徒，大权摄化，兴布密云，降澍暴雨，周佛所居，令独无水。迦叶是时见此云雨，谓门人曰：“沙门住处将不漂溺？”泛舟来救，乃见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现。迦叶见已，心伏而退。

    　　７．东门外遗迹

    　　菩提树垣东门外二三里，有盲龙室。此龙者，殃累宿积，报受生盲。如来自前正觉山欲趣菩提树，途次室侧，龙眼忽明，乃见菩萨将趣佛树，谓菩萨曰：“仁今不久当成正觉。我眼盲冥，于兹已久，有佛兴世，我眼辄明，贤劫之中，过去三佛出兴世时，已得明视。仁今至此，我眼忽开，以故知之，当成佛矣。”

    　　菩提树垣东门侧，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萨之处。初，魔王知菩萨将成正觉也，诱乱不遂，忧惶无赖，集诸神众，齐整魔军，治兵振旅，将胁菩萨。于是风雨飘注，雷电晦冥，纵火飞烟，扬沙激石，备矛盾之具，极弦矢之用。菩萨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变为莲华。魔军骇怖，奔驰退散。其侧不远有二窣堵波，帝释、梵王之所建也。

    　　８．北门外摩诃菩提僧伽蓝

    　　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观阁三层，周堵垣墙高三四丈，极工人之妙，穷丹青之饰。至于佛像，铸以金银，凡厥庄严，厕以珍宝。诸窣堵波高广妙饰，中有如来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节，光润鲜白，皎彻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带红缥。每岁至如来大神变月满之日，出示众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当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时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

    　　昔者，南海僧伽罗国，其王淳信佛法，发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圣迹，远游印度，寓诸伽蓝，咸轻边鄙。于是返迹本国，王躬远迎，沙门悲耿，似若不能言。王曰：“将何所负，若此殷忧？”沙门曰：“凭恃国威，游方问道，羁旅异域，载罹寒暑，动遭凌辱，语见讥诮。负斯忧耻，讵得欢心？”王曰：“若是者何谓也？”曰：“诚愿大王福田为意，于诸印度建立伽蓝，既旌圣迹，又擅高名，福资先王，恩及后嗣。”曰：“斯事甚美，闻之何晚？”于是以国中重宝献印度王。王既纳贡，义存怀远，谓使臣曰：“我今将何持报来命？”使臣曰：“僧伽罗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远振，惠泽遐被。下土沙门，钦风慕化，敢游上国，展敬圣迹，寓诸伽蓝，莫之见馆，艰辛已极，蒙耻而归。窃图远谋，贻范来叶，于诸印度建一伽蓝，使客游乞士，息肩有所，两国交欢，行人无替。”王曰：“如来潜化，遗风斯在，圣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辞报命，群臣拜贺，遂乃集诸沙门，评议建立。沙门曰：“菩提树者，去来诸佛咸此证圣，考之异议，无出此谋。”于是舍国珍宝，建此伽蓝，以其国僧而修供养，乃刻铜为记曰：“夫周给无私，诸佛至教；惠济有缘，先圣明训。今我小子，丕承王业，式建伽蓝，用旌圣迹，福资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国僧而得自在，及有国人亦同僧例。传之后嗣，永永无穷。”故此伽蓝多执师子国僧也。

    　　９．安居月日

    　　菩提树南十余里，圣迹相邻，难以备举。每岁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众，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乐，遍游林中，礼拜供养。印度僧徒依佛圣教，皆以室罗伐拿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当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湿缚庾阇月后半十五日解雨安居，当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诸部无差。良以方言未融，传译有谬，分时计月，致斯乖异，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卷九　一国

    ○摩揭陁国(下)

    　　△十八、香象池

    　　菩提树东渡尼连禅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处也。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香象子，居北山中，游此池侧。其母盲也，采藕根，汲清水，恭行孝养，与时推移。属有一人，游林迷路，彷徨往来，悲号恸哭。象子闻而愍焉，导之以示归路。是人既还，遂白王曰：“我知香象游舍林薮，此奇货也，可往捕之。”王纳其言，兴兵往狩，是人前导，指象示王，即时两臂堕落，若有斩截者。其王虽惊此异，仍缚象子以归。象子既已维絷多时，而不食水草，典厩者以闻，王遂亲问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饥饿，今见幽厄，讵能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

    　　其侧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叶波佛于此宴坐。其侧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

    　　十九、外道发恶愿处

    　　四佛座东渡莫诃河，至大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发恶愿处。昔有外道郁头蓝子者，志逸烟霞，身遗草泽，于此法林栖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陁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时，请就宫食。郁头蓝子凌虚履空，往来无替。摩揭陁王候时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将出游，欲委留事，简擢中宫，无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仪，既亲且贤，无出其右。摩揭陁王召而命曰：“吾方远游，将有所委，尔宜悉心，慎终其事。彼郁头蓝仙，宿所宗敬，时至来饭，如我所奉。”敕诫既已，便即巡览。少女承旨，瞻候如仪，大仙至已，捧而置座。郁头蓝子既触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饭讫言归，不得虚游。心中愧耻，诡谓女曰：“我比修道业，入定怡神，凌虚往来，略无暇景，国人愿睹，闻之久矣。然先达垂训，利物为务，岂守独善，忘其兼济？今欲从门而出，履地而往，使夫睹见之徒，咸蒙福利。”王女闻已，宣告远近，是时人以驰竞，洒扫衢路，百千万众，伫望来仪。郁头蓝子步自王宫，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驰外境，栖林则乌鸟嘤啭，临池乃鱼鳖喧声，情散心乱，失神废定。乃生忿恚，即发恶愿：“愿我当来为暴恶兽，狸身鸟翼，搏食生类，身广三千里，两翅各广千五百里，投林啖诸羽属，入流食彼水生。”发愿既已，忿心渐息，勤求顷之，复得本定。不久命终，生第一有天，寿八万劫。如来记之，天寿毕已，当果昔愿，得此弊身，从是流转恶道，未期出离。

    　　二十、鸡足山及大迦叶故事

    　　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陁山，(唐言鸡足)亦谓窭卢播陀山。(唐言尊足山。)高峦峭无极，深壑洞无涯，山麓谿涧，乔林罗谷，岗岑岭嶂，繁草被岩，峻起三峰，傍挺绝崿，气将天接，形与云同。其后尊者大迦叶波居中寂灭，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诃迦叶波者，声闻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脱。如来化缘斯毕，垂将涅槃，告迦叶波曰：“我于旷劫勤修苦行，为诸众生求无上法，昔所愿期，今已果满。我今将欲入大涅槃，以诸法藏嘱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坠。姨母所献金镂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我遗法中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尼、邬波索迦、(唐言近事男。旧曰伊蒱塞，又曰优婆塞，皆讹化。)邬波斯迦，(唐言近事女。旧曰优婆斯，又曰优婆夷，皆讹也。)皆先济渡，令离流转。”迦叶承旨，住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山阴而上，屈盘取路，至西南岗。山峰险阻，崖径槃薄，乃以锡扣，剖之如割。山径既开，逐路而进，槃纡曲折，回互斜通，至于山顶，东北面出。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当来慈氏世尊之兴世也，三会说法之后，余有无量憍慢众生，将登此山，至迦叶所，慈氏弹指，山峰自开。彼诸众生既见迦叶，更增憍慢。时大迦叶授衣致辞，礼敬已毕，身升虚空，示诸神变，化火焚身，遂入寂灭。时众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证圣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静夜远望，或见明炬。及有登山，遂无所睹。

    　　二十一、佛陀伐那山及杖林

    　　鸡足山东北行百余里，至佛陀伐那山。峰崖崇峻，巘崿隐嶙。岩间石宝，佛尝降止。傍有般石，帝释、梵天摩牛头栴檀涂饰如来，今其石上余香郁烈。五百罗汉潜灵于此，诸有感遇，或得睹见，时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或隐或显，灵奇之迹，差难以述。

    　　佛陀伐那山空谷中东行三十余里，至泄(移结反。)瑟知林。(唐言杖林。)林竹修劲，被山弥谷。其先有婆罗门，闻释迦佛身长丈六，常怀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于杖端出过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穷实，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七日为诸天人现大神通，说深妙法。

    　　１．胜军故事

    　　杖林中近有邬波索迦阇耶犀那者，(唐言胜军)。西印度刹帝利种也，志尚夷简，情悦出林，迹居幻境，心游真际，内外典籍，穷究幽微，辞论清高，仪范闲雅。诸沙门、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相趣通谒，伏膺请益。受业门人，十室而六。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惟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故胜军之为业也，口则宣说妙法，导诱学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胜福，夜又经行礼诵，宴坐思惟，寝食不遑，昼夜无怠。年百岁矣，志业不衰。三十年间，凡作七拘胝(唐言亿。)法舍利窣堵波。每满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总置中，盛修供养，请诸僧众，法会称庆。其时神光烛曜，灵异昭彰。自兹厥后，时放光明。

    　　２．杖林附近诸迹

    　　杖林西南十余里，大山阳有二温泉，其水甚热。在昔如来化出此水，于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无减，远近之人，皆来就浴，沈痾宿疹，多有除差。其傍则有窣堵波，如来经行之处也。

    　　杖林东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横岭之前有石窣堵波。昔如来雨三月为诸人天于此说法，时频毗娑罗王欲来听法，乃疏山积石，垒阶以进，广二十余步，长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广博仙人栖隐于此，凿崖为室，余趾尚存。传教门人，遗风犹扇。

    　　孤山东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广袤可坐千余人矣。如来在昔于此三月说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释、梵天磨牛头旃檀涂饰佛身，石上馀香，于今郁烈。

    　　３．阿素洛宫异事

    　　石室西南隅有岩岫，印度谓之阿素洛(旧曰阿修罗，又曰阿须伦，又曰阿苏罗，皆讹也。)宫也。往有好事者，深闲咒术，顾俦命侣，十有四人，约契同志，入此岩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见城邑台观，皆是金银琉璃。是人至已，有诸少女伫立门侧，欢喜迎接，甚加礼遇。于是渐进至内城门，有二婢使各捧金盘，盛满花香，而来迎候。谓诸人曰：“宜就池浴，涂冠香花，已而后入，斯为美矣。唯彼术士，宜时速进。”余十三人遂即沐浴，即入池已，恍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４．栈道

    　　石室侧有栈道，广十余步，长四五里。昔频毗婆罗王将往佛所，乃斩石通谷，疏崖导川，或垒石，或凿岩，作为阶级，以至佛所。

    　　二十二、上茅宫城(旧王舍城)

    　　从此大山中东行六十余里，至矩奢揭罗补罗城。(唐言上茅宫城。)上茅宫城，摩揭陁国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胜上吉祥香茅，以故谓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为外郭，西通峡径，北辟山门，东西长，南北狭，周一百五十余里。内城余趾周三十余里。羯尼迦树遍诸蹊径，花含殊馥，色烂黄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１．伏醉象遗迹

    　　宫城北门外有窣堵波，是提婆达多与未生怨王共为亲友，乃放护财醉象，欲害如来。如来指端出五师子，醉象于此驯伏而前。

    　　２．舍利弗证果故事

    　　伏醉象东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闻阿湿婆恃比丘(唐言马胜。)说法证果之处。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见重当时，门生学徒，传以受业。此时将入王舍大城，马胜比丘亦方乞食。时舍利子遥见马胜，谓门生曰：“彼来者甚庠序，不证圣果。岂斯调寂？宜少伫待，观其进趣。”马胜比丘已证罗汉，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锡来仪。舍利子曰：“长老善安乐耶？师何人，证何法，若此之悦豫乎？”马胜谓曰：“尔不知耶，净饭王太子舍转轮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证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师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难用诠叙，惟佛与佛乃能究述，岂伊愚昧所能详议？”因为颂说，称赞佛法，舍利子闻已，便获果证。

    　　３．胜密火坑故事

    　　舍利子证果北不远，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胜密。)以火坑、毒饭欲害佛处。胜密者，宗信外道，深着邪见。诸梵志曰：“乔答摩国人尊敬，遂令我徒无所恃赖，汝今可请至家饭会，门穿大坑，满中纵火，栈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诸饭食，皆杂毒药，若免火坑，当遭毒食。”胜密承命，便设毒会。城中之人皆知胜密于世尊所起恶害心，咸皆劝请，愿佛勿往。世尊告曰：“无得怀忧。如来之身，物莫能害。”于是受请而往。足履门阃，火坑成池，清澜澄鉴，莲花弥漫。胜密见已，忧惶无措，谓其徒曰：“以术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饭食已讫，为说妙法，胜密闻已，谢咎归依。

    　　４．时缚迦大医遗迹

    　　胜密火坑东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时缚迦大医(旧曰耆婆，讹也。)于此为佛建说法堂，周其壖垣种植花果，余址蘖株尚有遗迹。如来在世，多于中止。其傍复有时缚迦故宅，余其旧井，墟坎犹存。

    　　二十三、鹫峰及佛迹

    　　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罗矩吒山，(唐言鹫峰，亦谓鹫台。旧曰耆阇崛山，讹也。)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频毗娑罗王为闻法故，兴发人徒，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谓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进；一谓退凡，即简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顶则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埵有砖精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多居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

    　　精舍东有长石，如来经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余步，是提婆达多遥掷击佛处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于此说《法华经》。

    　　精舍南山崖侧有大石宝，如来在昔于此入定。

    　　佛石宝西北，石宝前有大磐石，阿难为魔怖处也。尊者阿难于此入定，魔王化作鹫鸟，于黑月夜分据其大石，备翼惊鸣，以怖尊者。尊者是时惊惧无措，如来鉴见，伸手安慰，通过石壁，摩阿难顶，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变化，宜无怖惧。”阿难蒙慰，身心安乐。石上鸟迹、崖中通穴，岁月虽久，于今尚存。

    　　精舍侧有数石室，舍利子等诸大罗汉于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无水，墟坎犹存。

    　　精舍东北石涧中有大磐石，是如来晒袈裟之处，衣文明彻，皎如雕刻。其傍石上有佛脚迹，轮文虽暗，规模可察。

    　　北山顶有窣堵波，是如来望摩揭陁城，于此七日说法。

    　　二十四、毗布罗山

    　　山城北门西，有毗布罗山。闻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阴，昔有五百温泉，今者数十而已，然犹有冷有暖，未尽温也。其泉源发雪山之南无热恼池，潜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经五百枝小热地狱，火势上炎，致斯温热。泉流之口，并皆雕石，或作师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悬流之道，下乃编石为池。诸方异域咸来此浴，浴者宿疹多差。

    　　温泉左右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鳞次，并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此处既山水相带，仁智攸居，隐沦之士盖亦多矣。

    　　１．卑钵罗石室及比丘习定故事

    　　温泉西有卑钵罗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后壁洞穴是阿素洛宫也。习定比丘多居此室，时出怪异，龙、蛇、师子之形，见之者心发狂乱。然斯圣地，灵圣所止，蹑迹钦风，忘其灾祸。近有比丘，戒行贞洁，心乐幽寂，欲于此室匿迹习定。或有谏曰：“勿往彼也。彼多灾异，为害不少，既难取定，亦恐丧身。宜鉴前事，勿贻后悔。”比丘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锡而往室焉。于是设坛场，诵禁咒。旬日之后，穴出少女，谓比丘曰：“尊者染衣守戒，为含识归依，修慧习定，作生灵善导。而今居此，惊骇我曹。如来之教，岂若是耶？”比丘曰：“我守净戒，遵圣教也。匿迹山谷，远喧杂也。忽此见讥，其咎安在？”对曰：“尊者诵咒声发，火从外入，烧我居室，苦我枝属。唯愿悲愍，勿复诵咒。”比丘曰：“诵咒自护，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习定，期于圣果，以济幽涂，睹怪惊骇，丧弃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辞乎？”对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浅。自今已来，屏居守分，亦愿尊者勿诵神咒。”比丘于是修定如初，安静无害。

    　　２．其他诸遗迹

    　　毗布罗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来说法之处，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习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转观察。

    　　山城北门左南崖阴，东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达多于此入定。

    　　石室东不远，磐石上有斑采，状血染，傍建窣堵波，是习定比丘自害证果之处。昔有比丘，勤励心身，屏居修定，岁月逾远，不证圣果。退而自咎，窃复叹曰：“无学之果，终不时证；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颈，是时即证阿罗汉果，上升虚空，示现神变，化火焚身，而入寂灭。美其雅操，建以记功。

    　　比丘证果东石崖上，有石窣堵波，习定比丘投崖证果之处。昔在佛世，有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证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证。昼夜继念，无忘静定。如来知其根机将发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园至山崖下，弹指而召，伫立以待。此比丘遥睹圣众，身意勇悦，投崖而下，犹其净心，敬信佛语，未至于地，已获果证。世尊告曰：“宜知是时。”即升虚空，示现神变。用彰净信，故斯封记。

    　　二十五、迦兰陁竹园

    　　山城北门行一里余，至迦兰陀竹园。今有精舍，石基砖室，东辟其户。如来在世，多居此中，说法开化，导凡拯俗。今作如来之像，量等如来之身。

    　　初，此城中有大长者迦兰陁，时称豪贵，以大竹园施诸外道。及见如来，闻法净信，追惜竹园居彼异众，今天人师无以馆舍。时诸神鬼感其诚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长者迦兰陁当以竹园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愤恚，含怒而去。长者于此建立精舍，功成事毕，躬往请佛。如来是时遂受其施。

    　　１．佛舍利窣堵波

    　　迦兰陁竹园东有窣堵波，阿阇多设咄路王(唐言未生怨，旧曰阿阇世，讹略也。)之所建也。如来涅槃之后，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归，式遵崇建，而修供养。无忧王之发信心也，开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遗余，时烛光景。

    　　２．阿难半身窣堵波

    　　未生怨王窣堵波侧窣堵波，有尊者阿难半身舍利。昔尊者将寂灭也，去摩揭陁国，趣吠舍厘城，两国交争，欲兴兵甲。尊者伤愍，遂分其身。摩揭陁王奉归供养，即斯胜地，式修崇建。

    　　其傍则有如来经行之处。次此不远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没特伽罗子等安居之所。

    　　３．第一结集

    　　竹林园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阴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诃迦叶波于此与九百九十九大阿罗汉以如来涅槃后结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为集法藏诸大罗汉建此堂宇。

    　　初，大迦叶宴坐山林，忽烛光明，又睹地震，曰：“是何祥变，若此之异？”以天眼观，见佛世尊于双树林间入般涅槃。寻命徒属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执天花。迦叶问曰：“汝从何来？知我大师今在何处？”梵志对曰：“我适从彼拘尸城来，见汝大师已入涅槃。天人大众咸兴供养，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叶闻已，谓其徒曰：“慧日沦照，世界暗冥，善导遐弃，众生颠坠。”懈怠比丘更相贺曰：“如来寂灭，我曹安乐，若有所犯，谁能诃制？”迦叶闻已，深更感伤，思集法藏，据教治犯。遂至双树，观佛礼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无导，诸大罗汉亦取灭度，时大迦叶作是思惟：“承顺佛教，宜集法藏。”于是登苏迷卢山，击大揵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将有法事，诸证果人宜时速集！”揵槌声中传迦叶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闻皆集会。是时迦叶告诸众曰：“如来寂灭，世界空虚，当集法藏，用报佛恩。今将集法，务从简静，岂恃群居，不成胜业？其有具三明，得六通，闻持不谬，辩才无碍，如斯上人，可应结集。自余果学，各归其居。”于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难在学地，大迦叶召而谓曰：“汝未尽漏，宜出圣众。”曰：“随侍如来，多历年所，每有法议，曾未弃遗。今将结集，而见摈斥。法王寂灭，失所依怙。”迦叶告曰：“勿怀忧恼。汝亲侍佛，诚复多闻，然爱惑未尽，习结未断。”阿难辞屈而出，至空寂处，欲取无学，勤求不证。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证罗汉。往结集所，叩门白至。迦叶问曰：“汝结尽耶？宜运神通，非门而入。”阿难承命，从钥隙入，礼僧已毕，退而复坐。是时安居初十五日也。于是迦叶扬言曰：“念哉谛听！阿难闻持，如来称赞，集素呾缆(旧曰修多罗，讹也。)藏。优波厘持律明究，众所知识，集毗奈耶(旧曰毗那耶，讹也。)藏。我迦叶波集阿毗达磨藏。”雨三月尽，集三藏讫。以大迦叶僧中上座，因而谓之上座部焉。

    　　大迦叶结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难受僧诃责，不预结集，至此宴坐，证罗汉果。证果之后，方乃预焉。

    　　阿难证果西行二十余里，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的建也，大众部结集之处。诸学无学数百千人，不预大迦叶结集之众，而来至此，更相谓曰：“如来在世，同一师学，法王寂灭，简异我曹。欲报佛恩，当集法藏。”于是凡圣咸会，贤智毕萃，复集素呾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结集，凡、圣同会，因而谓之大众部。

    　　４．迦兰陁池及石柱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余步，至迦兰陁池，如来在昔多此说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后，枯涸无余。

    　　迦兰陁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高六十余尺。傍有石柱，刻记立窣堵波事，高五十余尺，上作象形。

    　　二十六、王舍城

    　　石柱东北不远，至曷罗阇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坏，无复遗堵。内城虽毁，基址犹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门。

    　　初，频毗娑罗王都在上茆宫城也，编户之家频遭火害，一家纵逸，四邻罹灾，防火不暇，资产废业，众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群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兹细民不谨，致此火灾。宜制严科，以清后犯，若有火起，穷究先发，罚其首恶，迁之寒林。寒林者，弃尸之所，俗谓不详之地，人绝游往之迹。令迁于彼，同夫弃尸。既耻陋居，当自谨护。”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顷之，王宫中先自失火。谓诸臣曰：“我其迁矣。”乃命太子监摄留事，欲清国宪，故迁居焉。时吠舍厘王闻频毗娑罗王野处寒林，整集戎旅，欲袭不虞。边候以闻，乃建城邑，以王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官属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筑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无忧王迁都波吒厘城，以王舍城施婆罗门。故今城中无复凡民，惟婆罗门减千家耳。

    　　宫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蓝，诸国客僧往来此止，是佛昔日说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迦(唐言星历。旧曰树提伽，讹也。)长者本生故里。

    　　城南门外，道左有窣堵波，如来于此说法及度罗怙罗。

    　　二十七、那烂陁僧伽蓝

    　　从此北行三十余里，至那烂陁(唐言施无厌。)僧伽蓝。闻之耆旧曰：此伽蓝南庵没罗林中有池，其龙名那烂陁，傍建伽蓝，因取为称。从其实议，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建都此地，悲愍众生，好乐周给，时美其德，号施无厌，由是伽蓝因以为称。其地本庵没罗园，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买以施佛，佛于地处三月说法，诸商人等亦证圣果。佛涅槃后未久，此国先王铄迦罗阿迭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初兴功也，穿伤龙身，时有善占尼乾外道，见而记曰：“斯胜地也，建立伽蓝，当必昌盛，为五印度之轨则，逾千载而弥隆。后进学人易以成业，然多欧血，伤龙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觉护。)继体承统，聿遵胜业，次此之南又建伽蓝。呾他揭多毱多王(唐言如来。)笃修前绪，次此之东又建伽蓝。婆罗阿迭多(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东北又建伽蓝。功成事毕，福会称庆，输诚幽显，延请凡圣。其会也，五印度僧万里云集，众坐已定，二僧后至，引上第三重阁。或有问曰：“王将设会，先请凡圣，大德何方，最后而至？”曰：“我至那国也，和上婴疹，饭已方行，受王远请，故来赴会。”闻者惊骇，遽以白王。王心知圣也，躬往问焉。迟上重阁，莫知所去。王更深信，舍国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怀不自安：“我昔为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众末。”寻往白僧，自述情事。于是众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齿为次，故此伽蓝独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阇罗(唐言金刚。)嗣位之后，信心贞固，复于此西建立伽蓝。其后中印度王于此北复建大伽蓝。于是周垣峻峙，同为一门。既历代君王继世兴建，穷诸剞劂，诚壮观也。帝日王大伽蓝者，今置佛像，众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报施主之恩。

    　　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请益谈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形影自愧矣。故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方流雅誉。是以窃名而游，咸得礼重。殊方异域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飞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众中次诘，莫不挫其锐，颓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强识多能，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众所知识，德隆先达，学贯旧章，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见珍当时。

    　　伽蓝四周，圣迹百数，举其二三，可略言矣。

    　　１．伽蓝附近诸迹

    　　伽蓝西不远有精舍，在昔如来三月止此，为诸天人广说妙法。次南百余步小窣堵波，远方比丘见佛处。昔有比丘自远方来，至此遇见如来圣众，内发敬心，五体投地，便即发愿求轮王位。如来见已，告诸众曰：“彼比丘者甚可愍惜。福德深远，信心坚固，若求佛果，不久当证。今其发愿求转轮王，于当来世必受此报。身体投地下至金轮，其中所有微尘之数，一一尘是一轮王报也。既耽世乐，圣果斯远。”其南则有观自在菩萨立像。或见执香炉往佛精舍，周旋右绕。

    　　观自在菩萨像南窣堵波中，有如来三月之间剃剪发、爪，有婴疾病，旋绕多愈。其西垣外池侧窣堵波，是外道执雀于此问佛死生之事。次东南垣内五十余步，有奇树，高八九尺，其干两披，在昔如来嚼杨枝弃地，因植根柢，岁月虽久，初无增减。次东大精舍，高二百余尺，如来在昔于此四月说诸妙法。次北百余步精舍中，有观自在菩萨像，净信之徒兴供养者所见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门侧，或出檐前。诸国法俗咸来供养。

    　　观自在菩萨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余尺，婆罗阿迭多王之所建也。庄严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树下大精舍。其东北窣堵波，在昔如来于此七日演说妙法。西北则有过去四佛坐处。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虽未毕，然其图量一十丈而后成之。次东二百余步垣外，有铜立佛像，高八十余尺，重阁六层，乃得弥覆，昔满胄王之所作也。

    　　满胄王铜佛像北二三里，砖精舍中有多罗菩萨像。其量既高，其灵甚察。每岁元日，盛兴供养。邻境国王、大臣、豪族，赍妙香花，持宝幡盖，金石递奏，丝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会。其垣南门内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侣热渴逼迫，来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车轴筑地，地既为陷，水遂泉涌，饮已闻法，皆悟圣果。

    　　二十八、拘理迦邑及目连故里

    　　伽蓝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无忧之所建也，是尊者没特伽罗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于此入无余涅槃，其中则有遗身舍利。尊者，大婆罗门种，与舍利子少为亲友。舍利子以才明见贵，尊者以精鉴延誉，才智相比，动止必俱，结要终始，契同去就，相与厌俗，共求舍家，遂师珊阇耶焉。舍利子遇马胜阿罗汉，闻法悟圣，还为尊者重述，闻而悟法，遂证初果。与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遥见，指告众曰：“彼来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请入法中。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净修梵行，得离苦际。”闻是语时，须发落，俗裳变，戒品净，威仪调顺。经七日，结漏尽，证罗汉果，得神通力。

    　　二十九、频毗娑罗王迎佛遗迹

    　　没特伽罗子故里东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频毗娑罗王迎见佛处。如来初证佛果，知摩揭陁国人心渴仰，受频毗娑罗王请。于朝晨时，着衣持钵，与千比丘左右围绕，皆是耆旧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后羽从，入王舍城。时帝释天王变身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执金瓶，右手执宝杖，足蹈虚空，离地四指，在大众中前导佛路。时摩揭陁国频毗娑罗王与其国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百千万众，前后导从，出王舍城奉迎圣众。

    　　三十，迦罗臂拿迦邑及舍利子故里

    　　频毗娑罗王迎佛东南行二十余里，至迦罗臂拿迦邑，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井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于此寂灭，其中则有遗身舍利。

    　　尊者，大婆罗门种，其父高才博识，深鉴精微，凡诸曲籍莫不究习。其妻感梦，具告夫曰：“吾昨宵寐，梦感异人，身披铠甲，手执金刚，摧破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梦甚善。汝当生男，达学贯世，摧诸论师，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聪明，高谈剧论，言无屈滞。尊者年始八岁，名擅四方，其性淳质，其心慈悲，朽坏结缚，成就智慧。与没特伽罗子少而相友，深厌尘俗，未有所归，于是与没特伽罗子于珊阇耶外道所而修习焉。乃相谓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穷苦际也。各求明导，先尝甘露，必同其味。”时大阿罗汉马胜执持应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见其威仪闲雅，即而问曰：“汝师是谁？”曰：“释种太子厌世出家，成等正觉，是我师也。”舍利子曰：“所说何法，可得闻乎？”曰：“我初受教，未达深义。”舍利子曰：“愿说所闻。”马胜乃随宜演说，舍利子闻已，即证初果。遂与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诣佛所，世尊遥见，指告众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顶礼，愿从佛法。世尊告曰：“善来，比丘！”闻是语时，戒品具足。过半月后，闻佛为长爪梵志说法，闻余论而感悟，遂证罗汉之果。其后阿难承佛告寂灭期，展转相语，各怀悲感，舍利子深增恋仰，不忍见佛入般涅槃，遂请世尊，先入寂灭。世尊告曰：“宜知是时。”告谢门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弥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国人莫不风驰，皆悉云会。舍利子广为说法，闻已而去。于后夜分，正意系心，入灭尽定，从定起已而寂焉。

    　　迦罗臂拿迦邑东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门人入涅槃处。或曰：“迦叶波佛在世时，有三拘胝(拘胝者，唐言亿。)大阿罗汉同于此地无余寂灭。

    　　三十一、帝释窟

    　　舍利子门人窣堵波东行三十余里，至因陁罗势罗窭诃山。(唐言帝释窟也。)其山岩谷杳冥，花林蓊郁，岭有两峰，岌然特起。西峰南岩间有大石室，广而不高，昔如来尝于中止。时天帝释以四十二疑事画石请问，佛为演释，其迹犹在。今作此像，拟昔圣仪，入中礼敬者，莫不肃然敬惧。山岭上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东峰上有伽蓝，闻诸土俗曰：其中僧众，或于夜分，望见西峰石室佛像前每有灯炬。常为照烛。

    　　１．雁窣堵波

    　　因陁罗势罗窭诃山东峰伽蓝前有窣堵波，谓亘(许赠反。)娑。(唐言雁。)昔此伽蓝习玩小乘，小乘渐教也，故开三净之食，而此伽蓝遵而不坠。其后三净求不时获。有比丘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见已，具白众僧，闻者悲感，咸相谓曰：“如来设法，导诱随机。我等守愚，遵行渐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执，务从圣旨。此雁垂诫，诚为明导，宜旌厚德，传记终古。”于是建窣堵波，式昭遗烈，以彼死雁瘗其下焉。

    　　２．鸽伽蓝

    　　因陁罗势罗窭诃山东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鸽。)伽蓝。僧徒二百余人，学说一切有部。伽蓝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佛于此为诸大众一宿说法。时有罗者于此林中网捕羽族，经日不获，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为弊事。”来至佛所，扬言唱曰：“今日如来于此说法，令我网捕都无所得，妻孥饥饿，其计安出？”如来告曰：“汝应蕰火，当与汝食。”如来是时化作大鸽，投火而死，罗者持归，妻孥共食。其后重往佛所，如来方便摄化，罗者闻法，悔过自新，舍家修学，便证圣果。因名所建为鸽伽蓝。

    　　三十二、孤山观自在像

    　　迦布德迦伽蓝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树林郁茂，名花清流，被崖缘壑。上多精舍灵庙，颇极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观自在菩萨像，躯量虽小，威神感肃，手执莲华，顶戴佛像。常有数人，断食要心，求见菩萨，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见观自在菩萨妙相庄严，威光赫奕，从像中出，慰谕其人。昔南海僧伽罗国王清旦以镜照面，不见其身，乃睹赡部洲摩揭陁国多罗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萨像。王深感庆，图以营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精舍，兴诸供养。自后诸王尚想遗风，遂于其侧建立精舍灵庙，香花伎乐供养不绝。

    　　三十三、其他佛说法遗迹

    　　孤山观自在菩萨像东南行四十余里，至一伽蓝，僧徒五十余人，并学小乘法教。伽蓝前有大窣堵波，多有灵异，佛昔于此为梵天王等七日说法。其侧则有过去三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伽蓝东北行七十余里，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数天祠，并穷雕饰。东南不远有大窣堵波，佛昔于此一宿说法。

    　　从此东入山林中，行百余里，至落般腻罗聚落。伽蓝前有大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佛昔于此三月说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余里，四色莲花四时开发。

    　　从此东入大山林中，行二百余里，至伊烂拿钵伐多国。(中印度境。)

    卷十　十七国

    ○伊烂拿钵伐多国

    　　伊烂拿钵伐多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北临殑伽河，周二十余里。稼穑滋植，花果具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余所，异道杂居。近有邻王废其国君，以大都城持施众僧，于此城中建二伽蓝，各减千僧，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一、伊烂拿山

    　　大城侧临殑伽河，有伊烂拿山，含吐烟霞，蔽亏日月，古今仙圣继踵栖神。今有天祠尚遵遗则。在昔如来亦尝居此，为诸天人广说妙法。

    　　大城南有窣堵波，如来于此三月说法。其傍则有过去三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二、二百亿比丘故事

    　　三佛经行西不远，有窣堵波，是室缕多频设底拘胝(唐言闻二百亿。旧译曰亿耳，谬也。)苾刍生处。

    　　昔此城有长者，豪贵巨富，晚有继嗣，时有报者，辄赐金钱二百亿，因名其子闻二百亿。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跖毛长尺余，光润细软，色若黄金。珍爱此儿，备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传边隅，童仆交路，凡须妙药，递相告语，转而以授，曾不逾时。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将发，因命没特伽罗子往化焉。既至门下，莫由自通。长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时东向以拜。是时尊者以神通力，从日轮中降立于前。长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饭而归，其饭香气遍王舍城。时频毗娑罗王骇其异馥，命使历问，乃竹林精舍没特伽罗子自长者家持来。因知长者子有此奇异，乃使召焉。长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风波之危；乘车驭象，惧蹎蹶之患。于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凿渠通漕，流满芥子，御舟安止，长縆以引。至王舍城，先礼世尊。世尊告曰：“频毗娑罗王命使召汝，无过欲见足下毛耳。王欲观者，宜结跏坐。伸脚向王，国法当死。”长者子受诲而往，引入廷谒。王欲视毛，乃跏跌坐，王善其有礼，特深珍爱。亦既得归，还至佛所。如来是时说法诲喻，闻而感悟，遂即出家。于是精勤修习，思求果证，经行不舍。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时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为喻，。弦急则声不合韵，弦缓则调不和雅。非急非缓，其声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则身疲心怠，缓则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获果证。

    　　三、小孤山佛遗迹

    　　国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嶜崟，昔佛于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罗药叉。山东南岩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余，长五尺二寸，广二尺一寸。其上则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则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瓶也。旧曰军持，讹略也。)迹，深寸余。作八出花文。佛坐迹东南不远，有薄句罗药叉脚迹，长尺五六寸，广七八寸，深减二寸。药叉迹后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远，有佛经行之处。其山顶上有药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深可半寸。其迹上有窣堵波。如来昔日降伏药叉，令不杀人食肉，敬受佛戒，后得生天。

    　　此西有温泉六七所，其水极热。国南界大山林中多诸野象，其形伟大。

    　　从此顺殑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中印度境。)

    　　○瞻波国

    　　瞻波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余里。土地垫湿，稼穑滋盛。气序温暑，风俗淳质。伽蓝数十所，多有倾毁。僧徒二百余人，习小乘教。天祠二十余所，异道杂居。

    　　都城垒砖，其高数丈，基址崇峻，却敌高险。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处，未知宫室。后有天女，降迹人中，游殑伽河，濯流自媚，感灵有娠，生四子焉。分赡部洲，各擅区宇，建都筑邑，封疆画界，此则一子之国都，赡部洲诸城之始也。

    　　城东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环孤屿，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灵感。凿崖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树，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观者忘返。

    　　国南境山林中。野象猛兽群游千数。

    　　自此东行四百余里，至羯朱嗢祇罗国。(彼俗或谓羯蝇揭罗国，中印度境。)

    　　○羯朱嗢祇罗国

    　　羯朱嗢祇罗国周二千余里。土地泉湿，稼穑丰盛。气序温，风俗顺。敦尚高才，崇贵学艺。伽蓝六七所，僧徒三百余人。天祠十所，异道杂居。自数百年王族绝嗣，役属邻国，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游东印度，于此筑宫，理诸国务。至则葺茅为宇，去则纵火焚烧。国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殑伽河不远，有大高台，积垒砖石而以建焉，基址广峙，刻雕奇制，周其方面镂众圣像，佛及开形区别而作。

    　　自此东渡殑伽河，行六百余里，至奔那伐弹那国。(中印度境。)

    　　○奔那伐弹那国

    　　奔那伐弹那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居人殷盛，池馆花林往往相间。土地卑湿，稼穑滋茂。般娑果既多且贵，其果大如冬瓜，熟则黄赤，剖之中有数十小果，大如鹤卵，又更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在树枝，如众果之结实；或在树根，若伏苓之在土。气序调畅，风俗好学。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寔繁其党。

    　　一、跋始婆僧伽蓝

    　　城西二十余里有跋始婆僧伽蓝，庭宇显敞，台阁崇高。僧徒七百余人，并学大乘教法，东印度境硕学名僧多在于此。

    　　其侧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三月在此为诸天人说法之处。或至斋日，时烛光明。其侧则有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去此不远复有精舍，中作观自在菩萨像，神鉴无隐，灵应有征，远近之人，绝粒祈请。

    　　自此东行九百余里，渡大河，至迦摩缕波国。(东印度境。)

    　　○迦摩缕波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泉湿，稼穑时播。般娑果、那罗鸡罗果，其树虽多，弥复珍贵。河流湖陂，交带城邑。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性甚犷暴，志存强学，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

    　　一、拘摩罗王招请

    　　今王本那罗延天之祚胤，婆罗门之种也，字婆塞羯罗伐摩，(唐言日胄。)号拘摩罗。(唐言童子。)自据疆土，奕叶君临，逮于今王，历千世矣。君上好学，众庶从化，远方高才，慕义客游。虽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学沙门。初，闻有至那国沙门在摩揭陁那烂陁僧伽蓝，自远方来，学佛深法，殷勤往复者再三，未从来命。时尸罗跋陁罗论师曰：“欲报佛恩，当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惮远涉。拘摩罗王世宗外道，今请沙门，斯善事也。因兹改辙，福利弘远。子昔起广大心，发弘誓愿，孤游异域，遗身求法，普济含灵，岂徒乡国？宜忘得丧，勿拘荣辱，宣扬圣教，开导群迷，先物后身，忘名弘法。”于是辞不获免，遂与使偕行，而会见焉。拘摩罗王曰：“虽则不才，常慕高学，闻名雅尚，敢事延请。”曰：“寡能褊智，猥蒙流听。”拘摩罗王曰：“善哉！慕法好学，顾身若浮，逾越重险，远游异域。斯则王化所由，国风尚学。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罗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国人，常慕风化，东望已久，山川道阻，无由自致。”曰：“我大君圣德远洽，仁化遐被，殊俗异域拜阙称臣者众矣。”拘摩罗王曰：“覆载若斯，心冀朝贡。今戒日王在羯朱嗢祇罗国，将设大施，崇树福慧，五印度沙门、婆罗门有学业者，莫不召集。今遣使来请，愿与同行。”于是遂往焉。

    　　二、东境风土

    　　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二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

    　　从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国。(东印度境。)

    　　○三摩呾吒国

    　　三摩呾吒国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在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穑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好学勤励，邪正兼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并皆遵习上座部学。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其徒甚盛。

    　　去城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为诸天人于此七日说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去此不远伽蓝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圆备，灵应时效。

    　　一、传闻六国

    　　从此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罗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次东有堕罗钵底国。次东有伊赏那补罗国。次东有摩诃瞻波国，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阎摩那洲国。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

    　　自三摩呾吒国西行九百余里，至耽摩栗底国。(东印度境。)

    　　○耽摩栗底国

    　　耽摩栗底国周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滨近海垂，土地卑湿。稼穑时播，花果茂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人性刚勇，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众千余人。天祠五十余所，异道杂居。国滨海隅，水际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

    　　城侧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羯罗拿苏伐剌那国。(东印度境。)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

    　　羯罗拿苏伐剌那国周四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饶。土地下湿，稼穑时播。众花滋茂，珍果繁植。气序调畅，风俗淳和。好尚学艺，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寔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一、赤泥僧伽蓝

    　　大城侧有络多末知僧伽蓝，(唐言赤泥。)庭宇显敞，台阁崇峻。国中高才达学、聪明有闻者，咸集其中，警诫相成，琢磨道德。

    　　初，此国未信佛法时，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锢铜鍱，首戴明炬，杖策高步，来入此城，振击论鼓，求欲论议。或人问曰：“首腹何异？”曰：“吾学艺多能，恐腹拆裂。悲诸愚暗，所以持照。”时经旬日，人无问者，询访髦彦，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内，岂无明哲？客难不酬，为国深耻。宜更营求，访诸幽隐。”或曰：“大林中有异人，其自称曰沙门，强学是务，今屏居幽寂，久矣于兹。非夫体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闻之，躬往请焉。沙门对曰：“我南印度人也，客游止此，学业肤浅，恐黜所闻。敢承来旨，不复固辞，论议之负，请建伽蓝，招集僧徒，光赞佛法。”王曰：“敬闻，不敢忘德。”沙门受请，往赴论场。外道于是诵其宗致，三万余言，其义远，其文约，苞含名相，网罗视听。沙门一闻究览，词义无谬，以数百言辩而释之，因问宗致。外道辞穷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负耻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蓝，自时厥后，方弘法教。

    　　伽蓝侧不远有窣堵波，无忧无所建也，在昔如来于此七日说法开导。其侧精舍，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有数窣堵波，并是如来说经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从此西南行七百余里，至乌荼国。(东印度境。)

    　　○乌荼国

    　　乌荼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膏腴，谷稼茂盛。凡诸果实，颇大诸国，异草名花，难以称述。气序温暑，风俗犷烈，人貌魁梧，容色厘黮。言辞风调，异中印度。好学不倦，多信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异道杂居。诸窣堵波凡十余所，并是如来说法之处，无忧王之所建也。

    　　一、补涩波祇厘僧伽蓝

    　　国西南境大山中，有补涩波祇厘僧伽蓝。其石窣诸波极多灵异，或至斋日，时烛光明。故诸净信，远近咸会，持妙花盖，竞修供养。承露盘下，覆钵势上，以花盖笴，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针也。此西北山伽蓝中有窣堵波，所异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灵奇若斯。

    　　二、折利呾罗城

    　　国东南境临大海滨，有折利呾罗城，(唐言发行。)周二十余里，入海商人、远方旅客，往来中止之路也。其城坚峻，多诸奇宝。城外鳞次有五伽蓝，台阁崇高，尊像工丽。南去僧伽罗国二万余里，静夜遥望，见彼国佛牙窣堵波上宝珠，光明离然，如明炬之悬烛也。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陁国。(东印度境。)

    　　○恭御陁国

    　　恭御陁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滨近海隅，山阜隐轸，土地垫湿，稼穑时播。气序温暑，风俗勇烈。其形伟，其貌黑，粗有礼义，不甚欺诈。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语言风调，颇有异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余所，异道万余人。国境之内，数十小城，接山岭，据海交，城既坚峻，兵又敢勇，威雄邻境，遂无强敌。国临海滨，多有奇宝，螺贝珠玑，斯为货用。出大青象，超乘致远。

    　　从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饣夌(力甑反。)伽国。(南印度境。)

    　　○羯饣夌伽国

    　　羯饣夌伽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穑时播，花果具繁，林薮联绵，动数百里。出青野象，邻国所奇。气序暑热，风俗躁暴，情多狷犷，志存信义。言语轻捷，音调质正，辞旨风则，颇与中印度异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甚众，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饣夌伽国在昔之时，氓俗殷盛，肩摩毂击，举袂成帷。有五通仙栖岩养素，人或凌触，退失神通，以恶咒术残害国人，少长无遗，贤愚俱丧，人烟断绝，多历年所。颇渐迁居，犹未充实，故今此国人户尚少。

    　　城南不远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傍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国境北垂，大山岭上有石窣堵波，高百余尺，是劫初时人寿无量岁，有独觉于此入寂灭焉。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余里，至憍萨罗国。(中印度境。)

    　　○憍萨罗国

    　　憍萨罗国周六千余里，山岭周境，林薮连接。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户殷实。其形伟，其色黑。风俗刚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学艺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教，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天祠七十余所，异道杂居。

    　　一、龙猛与提婆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傍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昔者，如来曾于此处现大神通，摧伏外道。后龙猛菩萨止此伽蓝。时此国王号娑多婆诃，(唐言引正。)珍敬龙猛，周卫门庐。时提婆菩萨自执师子国来求论义，谓门者曰：“幸为通谒。”时门者遂为白。龙猛雅知其名，盛满钵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持钵，怀疑而返。龙猛曰：“彼何辞乎？”对曰：“默无所说，但投针于水而已。”龙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几其人，察微亚圣，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对曰：“何谓也？无言妙辩，其在是欤？”曰：“夫水也者，随器方圆，逐物清浊，弥满无间，澄湛莫测。满而示之，比我学之智周也，彼乃投针，遂穷其极。此非常人，宜速召进。”而龙猛风范懔然肃物，言谈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风徽，久希请益，方欲受业，先骋机神，雅惧威严，升堂僻坐，为玄永日，辞义清高。龙猛曰：“后学冠世，妙辩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彦，诚乃写瓶有寄，传灯不绝，法教弘扬，伊人是赖。幸能前席，雅谈玄奥。”提婆闻命，心独自负，将开义府，先游辩囿，提振辞端，仰视质义。忽睹威颜，忘言杜口，避坐引责，遂请受业。龙猛曰：“复坐，今半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诚教。”提婆五体投地，一心归命，曰：“而今而后，敢闻命矣。”

    　　二、龙猛自刎故事

    　　龙猛菩萨善闲药术，餐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药，寿亦数百。王有稚子，谓其母曰：“如我何时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观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寿已数百岁，子孙老终者盖亦多矣。斯皆龙猛福力所加，药术所致。菩萨寂灭，王必殂落。夫龙猛菩萨智慧弘远，慈悲深厚，周给群有，身命若遗。汝宜往彼，试从乞头，若遂此志，当果所愿。”王子恭承母命，来至伽蓝，门者惊惧，故得入焉。时龙猛菩萨方赞诵经行，忽见王子，伫而谓曰：“今夕何夕，降迹僧坊，若危若惧，疾驱来至？”对曰：“我承兹母余论，语及行舍之士，以为含生宝命，经语格言，未有轻舍报身，施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来，在昔发心，逮乎证果，勤求佛道，修习戒忍，或投身饲兽，或割肌救鸽，月光王施婆罗门头，慈力王饮饿药叉血，诸若此类，羌难备举。求之先觉，何代无人？今龙猛菩萨笃斯高志。’我有所求，人头为用，招募累岁，未之有舍。欲行暴劫杀，则罪累尤多，虐害无辜，秽德彰显。唯菩萨修习圣道，远期佛果，慈沾有识，惠及无边，轻身若浮，视身如朽，不违本愿，垂允所求！”龙猛曰：“俞，诚哉是言也！我求佛圣果，我学佛能舍，是身如响，是身如泡，流转四生，去来六趣，宿契弘誓，不违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将若何？我身既终，汝父亦丧，顾斯为意，谁能济之？”龙猛徘徊顾视，求所绝命，以干茅叶自刎其颈，若利剑断割，身首异处。王子见已，惊奔而去。门者上白，具陈始末，王闻哀感，果亦命终。

    　　三、跋逻示罗耆厘山

    　　国西南三百余里至跋逻末罗耆厘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峰岩峭险，既无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为龙猛菩萨凿此山中，建立伽蓝。去山十数里，凿开孔道，当其山下，仰凿疏石。其中则长廊步檐，崇台重阁。阁有五层，层有四院，并建精舍，各铸金像，量等佛身，妙穷工思。自余庄严，唯饰金宝。从山高峰临注飞泉，周流重阁，交带廊庑，疏寮外穴，明烛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蓝也，人力疲竭，府库空虚，功犹未半，心甚忧戚。龙猛谓曰：“大王何故若有忧负？”王曰：“辄运大心，敢树胜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绩未成，财用已竭，每怀此恨，坐而待旦。”龙猛曰：“勿忧。崇福胜善，其利不穷，有兴弘愿，无忧不济。今日还宫，当极欢乐，后晨出游，历览山野，已而至此，平议营建。”王既受诲，奉以周旋。龙猛菩萨以神妙药，滴诸大石，并变为金。王游见金，心口相贺，回驾至龙猛所曰：“今日畋游，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时见金聚。”龙猛曰：“非鬼惑也，至诚所感，故有此金。宜时取用，济成胜业。”遂以营建，功毕有余。于是五层之中，各铸四大金像，余尚盈积，充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诵。龙猛菩萨以释迦佛所宣教法，及诸菩萨所演述论，鸠集部别，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层惟置佛像及诸经论，下第五层居止净人、资产、什物，中间三层僧徒所舍。闻诸先志曰：引正王营建已毕，计工人所食盐价，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亿。)金钱。其后僧徒忿诤，就王平议。时诸净人更相谓曰：“僧徒诤起，言议相乖，凶人伺隙，毁坏伽蓝。”于是重关反拒，以摈僧徒。自尔以来，无复僧众。远瞩山岩，莫知门径。时引善医方者入中疗疾，蒙面入出，不识其路。

    　　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南印度境。)

    　　○案达罗国

    　　案达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号瓶耆罗。土地良沃，稼穑丰盛。气序温暑，风俗猛暴。语言辞调异中印度，至于文字，轨则大同。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天祠三十余所，异道寔多。

    　　一、阿折罗罗汉伽蓝

    　　瓶耆罗城侧不远有大伽蓝，重阁层台，制穷剞劂，佛像圣容，丽极工思。伽蓝前有石窣堵波，高数百尺，并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之所建也。

    　　所行罗汉伽蓝西南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说法，现大神通，度无量众。

    　　二、陈那与因明论

    　　所行罗汉伽蓝西南行二十余里，至孤山。山岭有石窣堵波，陈那(唐言童授。)菩萨于此作《因明论》。陈那菩萨者，佛去世后，承风染衣。智愿广大，慧力深固，愍世无依，思弘圣教。以为因明之论，言深理广，学者虚功，难以成业，乃匿迹幽岩，栖神寂定，观述作之利害，审文义之繁约。是时崖谷震响，烟云变采，山神捧菩萨高数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权导物，以慈悲心，说《因明论》，综括妙理，深究微言。如来寂灭，大义泯绝。今者，陈那菩萨福智悠远，深达圣旨，因明之论，重弘兹日。”菩萨乃放大光明，照烛幽昧。时此国王深生尊敬，见此光明相，疑入金刚定，因请菩萨证无生果。陈那曰：“吾入定观察，欲释深经，心期正觉，非愿无生果也。”王曰：“无生之果，众圣欣仰，断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愿疾证之。”陈那是时心悦王请，方欲证受无学圣果。时妙吉祥菩萨知而惜焉，欲相警诫，乃弹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舍广大心，为狭劣志，从独善之怀，弃兼济之愿？欲为善利，当广传说慈氏菩萨所制《瑜伽师地论》，导诱后学，为利甚大。”陈那菩萨敬受指诲，奉以周旋。于是覃思沈研，广因明论。犹恐学者惧其文微辞约也，乃举其大义，综其微言，作《因明论》，以导后进。自兹已后，宣畅瑜伽盛业，门人有知当世。

    　　从此林野中南行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亦谓大安达逻国，南印度境。)

    　　○驮那羯磔迦国

    　　驮那羯磔迦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穑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气序温暑，人貌厘黑。性猛烈，好学艺。伽蓝鳞次，荒芜已甚，存者二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众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寔多。

    　　一、东山西山二僧伽蓝

    　　城东据山有弗婆势罗(唐言东山。)僧伽蓝，城西据山有阿伐罗势罗(唐言西山。)僧伽蓝，此国先王为佛建焉。奠川通径，疏崖峙阁，长廊步檐，枕岩接岫，灵神警卫，圣贤游息。自佛寂灭，千年之内，每岁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安居日，皆证罗汉，以神通力凌虚而去。千年之后，凡圣同居。自百余年，无复僧侣。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为猿狖，惊恐行人，以故空荒，阒无僧众。

    　　二、清辩故事

    　　城南不远有大山岩，婆毗吠伽(唐言清辩。)论师住阿素洛宫待见慈氏菩萨成佛之处。论师雅量弘远，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内弘龙猛之学。闻摩揭陁国护法菩萨宣扬法教，学徒数千，有怀谈议，杖锡而往。至波吒厘城，知护法菩萨在菩提树，论师乃命门人曰：“汝行诣菩提树护法菩萨所，如我辞曰：‘菩萨宣扬遗教，导诱迷徒，仰德虚心，为日已久。然以宿愿未果，遂乖礼谒。菩提树者，誓不空见，见当有证，称天人师。’”护法菩萨谓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诚，未遑谈议。”人信往复，竟不会见。论师既还本土，静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谁决我疑？”于观自在菩萨像前诵《随心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岁。观自在菩萨乃现妙色身，谓论师曰：“何所志乎？”对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曰：“人命危脆，世间浮幻，宜修胜善，愿生睹史多天，于斯礼觐，尚速待见。”论师曰：“志不可夺，心不可贰。”菩萨曰：“若然者，宜往驮那羯磔迦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所，至诚诵持《执金刚陀罗尼》者，当遂此愿。”论师于是往而诵焉。三岁之后，神乃谓曰：“伊何所愿，若斯勤励？”论师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指遣来请，成我愿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谓之曰：“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开即入中，可以待见。”论师曰：“幽居无睹，讵知佛兴？”执金刚曰：“慈氏出世，我当相报。”论师受命，专精诵持，复历三岁，初无异想，咒芥子以击石岩壁，豁而洞开。是时百千万众观睹忘返，论师跨其户而告众曰：“吾久祈请，待见慈氏，圣灵警祐，大愿斯遂，宜可入此，同见佛兴。”闻者怖骇，莫敢履户，谓是毒蛇之窟，恐丧身命。再三告语，惟有六人从入。论师顾谢时众，从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还合，众皆嗟怨，恨前言之过也。

    　　自此西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南印度境。)

    　　○珠利耶国

    　　珠利耶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土野空旷，薮泽荒芜，居户寡少，群盗公行。气序温暑，风俗奸宄，人性犷烈，崇信外道。伽蓝颓毁，粗有僧徒。天祠数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东南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尝于此处现大神通，说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诸天人。

    　　一、提婆遗事

    　　城西不远有故伽蓝，提婆菩萨与罗汉论议之处。初，提婆菩萨闻此伽蓝有嗢呾罗(唐言上。)阿罗汉，得六神通，具八解脱，遂来远寻，观其风范。既至伽蓝，投罗汉宿。罗汉少欲知足，唯置一床。提婆既至，无以为席，乃聚落叶，指令就坐。罗汉入定，夜分方出。提婆于是陈疑请决，罗汉随难为释，提婆寻声重质，第七转已，杜口不酬，窃运通神力，往睹史多天请问慈氏。慈氏为释，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旷劫修行，贤劫之中，当绍佛位，非尔所知，宜深礼敬。”如弹指顷，还复本座，乃复抑扬妙义，剖析微言。提婆谓曰：“此慈氏菩萨圣智之释也，岂仁者所能详究哉？”罗汉曰：“然，诚如来旨。”于是避席礼谢，深加敬叹。

    　　从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南印度境。)

    　　○达罗毗荼国

    　　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深笃信义，高尚博识，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皆遵学上座部法。天祠八十余所，多露形外道也。如来在世，数游此国，说法度人，故无忧王于诸圣迹皆建窣堵波。

    　　一、护法遗事

    　　建志补罗城者，即达磨波罗(唐言护法。)菩萨本生之城。菩萨此国大臣之长子也，幼怀雅量，长而弘远。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礼筵之夕，忧心惨凄，对佛像前殷勤祈请。至诚所感，神负远遁，去此数百里，至山伽蓝，坐佛堂中。有僧开户，见此少年，疑其盗也，更诘问之。菩萨具怀指告，因请出家。众咸惊异，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迩，乃知菩萨神负远尘。王之知也，增深敬异。自染衣已，笃学精勤，令问风范，语在前记。

    　　城南不远有大伽蓝，国中聪睿同类萃止。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所建也。如来在昔于此说法，摧伏外道，广度人天。其侧则有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

    　　自此南行三千余里，至秣罗矩吒国。(亦谓枳秣罗国，南印度境。)

    　　○秣罗矩吒国

    　　秣罗矩吒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田舄卤，地利不滋。海渚诸珍，多聚此国。气序炎热，人多厘黑。志性刚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艺，唯善逐利。伽蓝故基，寔多余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数百，外道甚众，多露形之徒也。

    　　城东不远有故伽蓝，庭宇荒芜，基址尚在，无忧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东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钵犹存，无忧王之所建立。在昔如来于此说法，现大神通，度无量众，用彰圣迹，故此标建。岁久弥神，祈愿或遂。

    　　一、秣剌耶山

    　　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其中则有白檀香树、栴檀你婆树。树类白檀，不可以别，唯于盛夏，登高远瞩，其有大蛇萦者，于是知之。犹其木性凉冷，故蛇盘也。既望见已，射箭为记，冬蛰之后，方乃采伐。羯布罗香树松身异叶，花果斯别，初采既湿，尚未有香，木干之后，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此所谓龙脑香也。

    　　二、布呾落迦山

    　　秣剌耶山东有布呾落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谕其人，果遂其愿。

    　　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唐言执师子，非印度之境。)

    卷十一　二十三国

    ○僧伽罗国

    　　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善勤福。

    　　一、执师子传说

    　　此国本宝渚也，多有珍宝，栖止鬼神。其后南印度有一国王，女娉邻国，吉日送归，路逢师子，侍卫之徒弃女逃难，女在舆中，心甘丧命。时师子王负女而去，入深山，处幽谷，捕鹿采果，以时资给。既积岁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种畜也。男渐长大，力格猛兽。年方弱冠，人智斯发，请其母曰：“我何谓乎？父则野兽，母乃是人，既非族类，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济。”其子于后逐师子父，登山逾岭，察其游止，可以逃难。伺父去已，遂担负母妹，下趋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说事源，人或知闻，轻鄙我等。”于是至父本国，国非家族，宗祀已灭。投寄邑人，人谓之曰：“尔曹何国人也？”曰：“我本此国，流离异域，子母相携，来归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资给。其师子王还无所见，追恋男女，愤恚既发，便出山谷，往来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残毒生类，邑人辄出，遂取而杀。击鼓吹贝，负弩持矛，群从成旅，然后免害。其王惧仁化之不洽也，乃纵猎者，期于擒获。王躬率四兵，众以万计，掩薄林薮，弥跨山谷。师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获，寻复招募，其有擒执师子除国患者，当酬重赏，式旌茂绩。其子闻王之令，乃谓母曰：“饥寒已甚，宜可应募，或有所得，以相抚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虽畜也，犹谓父焉，岂以艰辛，而兴逆害？”子曰：“人畜异类，礼义安在？既以违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应招募。是时千众万骑，云屯雾合，师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驯伏，于是乎亲爱忘怒，乃剚刃于腹中，尚怀慈爱，犹无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异地？”诱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祸，然后具陈始末，备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亲乎？畜种难驯，凶情易动。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断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赏以酬其功，远放以诛其逆，则国典不亏，王言不贰。”于是装二大船，多储粮糗。母留在国，周给赏功，子女各从一舟，随波飘荡。其男船泛海至此宝渚，见丰珍玉，便于中止。其后商人采宝，复至渚中，乃杀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孙众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筑邑，据有疆域。以其先祖擒执师子，因举元功，而为国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产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国是也。故师子国人形貌卑黑，方颐大颡，情性犷烈，安忍鸩毒，斯亦猛兽遗种。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说也。

    　　二、僧伽罗传说

    　　佛法所记，则曰：昔此宝洲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女之所居也。城楼之上竖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动，有凶事凶幢动。恒伺商人至宝洲者，便变为美女，持香花，奏音乐，出迎慰问，诱入铁城，乐燕会已，而置铁牢中，渐取食之。时赡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罗。父既年老，代知家务，与五百商人入海采宝，风波飘荡，遇至宝洲。时罗刹女望吉幢动，便赍香花，鼓奏音乐，相携迎候，诱入铁城。商主于是对罗刹女王欢娱乐会，自余商侣，各相配合，弥历岁时，皆生一子。诸罗刹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铁牢，更伺商侣。时僧伽罗夜感恶梦，知非吉祥，窃求归路，遇至铁牢，乃闻悲号之声。遂升高树，问曰：“谁相拘絷，而此怨伤？”曰：“尔不知耶？城中诸女，并是罗刹，昔诱我曹入城娱乐。君既将至，幽牢我曹，渐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祸。”僧伽罗曰：“当图何计，可免危难？”对曰：“我闻海滨有一天马，至诚祈请，必相济渡。”僧伽罗闻已，窃告商侣，共往海滨，专精求救。是时天马来告人曰：“尔辈各执我毛鬛，不回顾者，我济汝曹，越海免难，至赡部洲，吉达乡国。”诸商人奉指告，专一无贰，执其髦鬛。天马乃腾骧云路，越济海岸。诸罗刹女忽觉夫逃，遂相告语，异其所去，各携稚子凌虚往来。知诸商人将出海滨，遂相召命，飞行远访。尝未逾时，遇诸商侣，悲喜俱至，涕泪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会良人，室家有庆，恩爱已久，而今远弃，妻子孤遗，悠悠此心，谁其能忍？幸愿留顾，相与还城。”商人之心未肯回虑，诸罗刹女策说无功，遂纵妖媚，备行娇惑。商侣爱恋，情难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堕。罗刹诸女更相拜贺，与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罗者，智慧深固，心无滞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难。时罗刹女王空还铁城，诸女谓曰：“汝无智略，为夫所弃，既寡艺能，宜勿居此。”时罗刹女王持所生子，飞至僧伽罗前，纵极媚惑，诱请令还。僧伽罗口诵神咒，手挥利剑，叱而告曰：“汝是罗刹，我乃是人，人鬼异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当断汝命。”罗刹女知诱惑之不遂也，凌虚而去，至僧伽罗家，谓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国王女，僧伽娶我为妻，生一子矣，赍持宝货，来还乡国。泛海遭风，舟楫漂没，惟我子母及僧伽罗，仅而获济。山川道阻，冻馁艰辛，一言忤意，遂见弃遗，詈言不逊，骂为罗刹。归则家国辽远，止则孤遗羁旅。进退无依，敢陈情事。”僧伽曰：“诚如所言，宜时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罗至。父谓之曰：“何重财宝，而轻妻子？”僧伽罗曰：“此罗刹女也。”则以先事具白父母，而亲宗戚属咸事驱逐。时罗刹女遂以诉王，王欲罪僧伽罗。僧伽罗曰：“罗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为不诚也，而情悦其淑美，谓僧伽罗曰：“必弃此女，今留后宫。”僧伽罗曰：“恐为灾祸。斯既罗刹，食唯血肉。”王不听僧伽罗之言，遂纳为妻。其后夜分，飞还宝渚，召余五百罗刹鬼女共至王宫，以毒咒术残害宫中，凡诸人畜，食肉饮血，持其余尸，还归宝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门闭而不开，候听久之，不闻人语。于是排其户，辟其门，相从趋讲，遂至宫庭，阒其无人，惟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顾失图，悲号恸哭，莫测祸源。僧伽罗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祸自招矣。于是国辅、老臣、群官、宿将，历问明德，推据崇高，咸仰僧伽罗之福智也，乃相议曰：“夫君人者，岂苟且哉？先资福智，次体明哲，非福智无以享宝位，非明哲何以理机务？僧伽罗者，斯其人矣。梦察祸机，感应天马，忠以谏主，智足谋身。历运在兹，惟新成咏。”众庶乐推，尊立为王。僧伽罗辞不获免，允执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于是沿革前弊，表式贤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侣在罗刹国，死生莫测，善恶不分。今将救难，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国之福也；收珍藏宝，国之利也。”于是治兵，浮海而往。时铁城上凶幢遂动，诸罗刹女睹而惶怖，便纵妖媚，出迎诱诳。王素知其诈，令诸兵士口诵神咒，身奋武威。诸罗刹女蹎坠退败，或逃隐孤岛，或沈溺洪流。于是毁铁城，破铁牢，救得商人，多获珍宝。招募黎庶，迁居宝洲，建都筑邑，遂有国焉。因以王名而为国号。僧伽罗者，即释迦如来本生之事也。

    　　三、佛教二部

    　　僧伽罗国先时惟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陁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曰阿跋耶祇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济济如也。

    　　四、佛牙精舍

    　　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莹以珍珠，饰之奇宝。精舍上建表柱，置钵昙摩罗伽大宝，宝光赫奕联晖，照曜昼夜，远望烂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务极珍奇，式修供养。

    　　五、俯首佛像传说

    　　佛牙精舍侧有小精舍，亦以众宝而为莹饰。中有金佛像，此国先王等身而铸，肉髻则贵宝饰焉。其后有盗，伺欲窃取，而重门周槛，卫守清切。盗乃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宝，像渐高远。其盗既不果求，退而叹曰：“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起广大心，发弘誓愿，上自身命，下至国城，悲愍四生，周给一切。今者，如何遗像吝宝？静言于此，不明昔行。”佛乃俯首而授宝焉。是盗得已，寻持货卖，人或见者，咸谓之曰：“此宝乃先王金佛像顶髻宝也，尔从何获，来此鬻卖？”遂擒以白王。王问所从得，盗曰：“佛自与我，我非盗也。”王以为不诚，命使观验，像犹俯首。王睹圣灵，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赎其宝，庄严像髻，重置顶焉。像因俯首，以至于今。

    　　六、斋僧及采宝

    　　王宫侧建大厨，日营万八千僧食。食时既至，僧徒持钵受馔，既得食已，各还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养，子孙承统，继业至今。十数年来，国中政乱，未有定主，乃废斯业。

    　　国滨海隅，地产珍宝，王亲祠祭，神呈奇货。都人士子，往来求采，称其福报，所获不同。随得珠玑，赋税有科。

    　　七、〈马夌〉迦山与那罗稽罗洲

    　　国东南隅有〈马夌〉(勒邓反。)迦山，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在昔如来于此说《〈马夌〉迦经》。(旧曰楞伽经，讹也。)

    　　国南浮海数千里，至那罗稽罗洲。洲人卑小，长余三尺，人身鸟喙。既无谷稼，唯食椰子。

    　　那罗稽罗洲西浮海数千里，孤岛东崖有石佛像，高百余尺，东面坐，以月爱珠为肉髻。月将回照，水即悬流，滂霈崖岭，临注谿壑。时有商侣，遭风飘浪，随波泛滥，遂至孤岛。海咸不可以饮，渴乏者久之。是时月十五日也，像顶流水，众皆获济。以为至诚所感，灵圣拯之，于即留停，遂经数日。每月隐高岩，其水不流。时商主曰：“未必为济我曹而流水也。尝闻月爱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将非佛像顶上有此宝耶？”遂登崖而视之，乃以月爱珠为像肉髻。当见其人，说其始末。

    　　国西浮海数千里，至大宝洲，无人居止，唯神栖宅。静夜遥望，光烛山水。商人往之者多矣，咸无所得。

    　　自达罗毗荼国北入林野中，历孤城，过小邑，凶人结党，作害羁旅。行二千余里，至恭建那补罗国。(南印度境。)

    　　○恭建那补罗国

    　　恭建那补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膏腴，稼穑滋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犷暴。好学业，尚德艺。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数百，异道杂居。

    　　一、王城附近诸遗迹

    　　王宫城侧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实唯俊彦也。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一切义成太子宝冠，高减二尺，饰以宝珍，盛以宝函。每至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养，时放光明。

    　　城侧大伽蓝中有精舍，高五十余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萨像，高十余尺。或至斋日，神光照烛，是闻二百亿罗汉之所造也。

    　　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林中有窣堵波，是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其侧则有闻二百亿罗汉遗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东不远有窣堵波，基已倾陷，余高三丈。闻诸先志曰：“此中有如来舍利，或至斋日，时烛灵光。在昔如来于此说法，现神通力，度诸群生。

    　　城西南不远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闻二百亿罗汉于此现大神通，化度众生。旁有伽蓝，唯余基趾，是彼罗汉之所建也。

    　　从此西北入大林野，猛兽暴害，群盗凶残。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诃剌侘国。(南印度境。)

    　　○摩诃剌侘国

    　　摩诃剌侘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殷盛。气序温暑，风俗淳质。其形伟大，其性傲逸，有恩必报，有怨必复。人或凌辱，殉命以雠，窘急投分，忘身以济。将复怨也，必先告之，各披坚甲，然后争锋。临阵逐北，不杀已降。兵将失利，无所刑罚，赐之女服，感激自死。国养勇士，有数百人，每将决战，饮酒酣醉，一人摧锋，万夫挫锐。遇人肆害，国刑不加，每出游行，击鼓前导。复饲暴象，凡数百头，将欲阵战，亦先饮酒，群驰蹈践，前无坚敌。其王恃此人象，轻陵邻国。王，刹帝利种也，名补罗稽舍，谋猷弘远，仁慈广被，臣下事之，尽其忠矣。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宾迩肃，惟此国人独不臣伏。屡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诸国烈将，躬往讨伐，犹未克胜。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学，邪正兼崇。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所，异道甚多。

    　　一、附近诸迹

    　　大城内外五窣堵波，并过去四佛坐及经行遗迹之所，无忧王建也。自余石砖诸窣堵波，其数甚多，难用备举。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中有观自在菩萨石像，灵鉴潜被，愿求多果。

    　　二、阿折罗伽蓝及石窟

    　　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嶂，重峦绝巘。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罗汉，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终，观生何趣，见于此国受女人身。罗汉遂来至此，将欲导化，随机摄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来施，乳便流汁，亲属既见，以为不祥。罗汉说本因缘，女子便证圣果。罗汉感生育之恩，怀业缘之致，将酬厚德，建此伽蓝。

    　　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诸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药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运，巨细无遗，备尽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昔陈那菩萨多止此伽蓝。

    　　自此西行千余里，渡耐袜陁河，至跋禄羯呫(昌叶反。)婆国。(南印度境。)

    　　○跋禄羯呫婆国

    　　跋禄羯呫婆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咸卤，草木稀疏。煮海为盐，利海为业。气序暑热，回风飙起。土俗浇薄，人性诡诈，不知学艺，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徒二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从此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即南罗罗国，南印度境。)

    　　○摩腊婆国

    　　摩腊婆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据莫诃河东南。土地膏腴，稼穑殷盛，草木荣茂，花果繁实，特宜宿麦，多食饼麨。人性善顺，大抵聪敏，言辞雅亮，学艺优深。五印度境，两国重学，西南摩腊婆国，东北摩揭陁国，贵德尚仁，明敏强学。而此国也，邪正杂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百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百，异道寔众，多是涂灰之侣也。

    　　一、戒日王遗事

    　　国志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罗阿迭多，(唐言戒日。)机慧高明，才学赡敏，爱育四生，敬崇三宝。始自诞灵，洎乎没齿，貌无瞋色，手不害生。象马饮水，漉而后饲，恐伤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余年，野兽狎人，举国黎庶咸不杀害。居宫之侧建立精舍，穷诸工巧，备尽庄严，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岁恒设无遮大会，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养，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宝珍奇。奕世相承，美业无替。

    　　二、贤爱破邪论故事

    　　大城西北二十余里，至婆罗门邑，旁有陷坑，秋夏淫滞，弥淹旬日，虽纳众流，而无积水。其旁又建小窣堵波。闻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罗门生身陷入地狱之处。昔此邑中，有婆罗门，生知博物，学冠时彦，内外典籍，究极幽微，历数玄文，若视诸掌，风范清高，令闻遐被。王甚珍敬，国人宗重。门人千数，味道钦风。每自言曰：“吾为世出，述圣导凡，先贤后哲，无与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风靡，祖述其道，莫不图形，竞修祗敬。我今德逾于彼，名擅于时，不有所异，其何以显？”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薮天、那罗延天、佛世尊等像，为座四足，凡有所至，负以自随。其慢傲也如此。时西印度有苾刍跋陁罗缕支。(唐言贤爱。)妙极因明，深穷异论，道风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无求于物，闻而叹曰：“惜哉！时无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凶德。”于是荷锡远游，来至此国，以其宿心，具白于王。王见弊眼，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为之礼。遂设论座，告婆罗门。婆罗门闻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怀此志？”命其徒属，来就论场，数百千众，前后侍听。贤爱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罗门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刍清辩若流，循环往复，婆罗门久而谢屈。王乃谓曰：“久滥虚名，罔上惑众，先典有记，论负当戮。”欲以炉铁，令其坐上。婆罗门窘迫，乃归命求救。贤爱愍之，乃请王曰：“大王仁化远洽，颂声载途，当布慈育，勿行残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驴，巡告城邑。婆罗门耻其戮辱，发愤欧血。苾刍闻已，往慰之曰：“尔学苞内外，声闻遐迩，荣辱之事，进退当明。夫名者，何实乎？”婆罗门愤恚，深詈苾刍，谤毁大乘，轻蔑先圣。言声未静，地便拆裂，生身坠陷，遗迹斯在。

    　　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厘国。(南印度境。)

    　　○阿吒厘国

    　　阿吒厘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珍宝盈积，稼穑虽备，兴贩为业。土地沙卤，花果稀少。出胡椒树，树叶若蜀椒也。出薰陆香树，树叶若棠梨也。气序热，多风埃。人性浇薄，贵财贱德。文字语言，仪形法则，大同摩腊婆国。多不信福，纵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馆十余所，异道杂居。

    　　从摩腊婆国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国。(南印度境。)

    　　○契吒国

    　　契吒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饶。无大君长，役属摩腊婆国，风土物产，遂同其俗。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十，外道众多。

    　　从此北行千余里，至伐腊毗国。(即北罗罗国，南印度境。)

    　　○伐腊毗国

    　　伐腊毗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所产，气序所宜，风俗人性，同摩腊婆国。居人殷盛，家室富饶，积财百亿者乃有百余室矣。远方奇货，多聚其国。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百，异道寔多。

    　　一、附近遗迹

    　　如来在世，屡游此国，故无忧王于佛所止，皆树旌表，建窣堵波。过去三佛坐及经行说法之处，遗迹相间。

    　　二、常睿王崇佛

    　　今王，刹帝利种也，即昔摩腊婆国尸罗阿迭多王之侄，今羯若鞠阇国尸罗阿迭多王之子婿，号杜鲁婆跋吒。(唐言常睿。)情性躁急，智谋浅近，然而淳信三宝，岁设大会七日，以殊珍上味，供养僧众。三衣医药之价，七宝奇贵之珍，既以总施，倍价酬赎。贵德尚贤，尊道重学，远方高僧，特加礼敬。

    　　三、阿折罗伽蓝

    　　去城不远，有大伽蓝，阿折罗阿罗汉之所建立，德慧、坚慧菩萨之所游止，于中制论，并盛流布。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陁补罗国。(西印度境。)

    　　○阿难陁补罗国

    　　阿难陁补罗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饶。无大君长，役属摩腊婆国。土宜气序，文字法则，遂亦同焉。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数十，异道杂居。

    　　从伐腊毗国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剌侘国。(西印度境。)

    　　○苏剌侘国

    　　苏剌侘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西据莫醯河。居人殷盛，家产富饶。役属伐腊毗国。地土咸卤，花果稀少。寒暑虽均，风飘不静。土俗浇薄，人性轻躁。不好学艺，邪正兼信。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余所，异道杂居。国当西海之路，人皆资海之利，兴贩为业，贸迁有无。

    　　去城不远，有郁鄯多山。顶有伽蓝，房宇廊庑，多疏崖岭。林树郁茂，泉流交境，圣贤之所游止，灵仙之所集往。

    　　从伐腊毗国北行千八里余里，至瞿折罗国。(西印度境。)

    　　○瞿折罗国

    　　瞿折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毗罗摩罗，周三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苏剌侘国。居人殷盛，家产富饶。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蓝一所，僧百余人，习学小乘法教说一切有部。天祠数十，异道杂居。王，刹帝利种也，年在弱冠，智勇高远，深信佛法，高尚异能。

    　　从此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阇衍那国。(南印度境。)

    　　○邬阇衍那国

    　　邬阇衍那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苏剌侘国。居人殷盛，家室富饶。伽蓝数十所，多以圮坏，存者三五。僧徒三百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十，异道杂居。王，婆罗门种也，博览邪书，不信正法。

    　　去城不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作地狱之处。

    　　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陁国。(南印度境。)

    　　○掷枳陁国

    　　掷枳陁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称沃壤，稼穑滋植，宜菽麦，多花果。气序调畅，人性善顺。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蓝数十，少有僧徒。天祠十余所，外道千余人。王，婆罗门种也，笃信三宝，尊重有德，诸方博达之士，多集此国。

    　　从此北行九百余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中印度境。)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

    　　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同邬阇衍那国。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数十，多是涂灰之侣。王，婆罗门种也，不甚敬信佛法。

    　　从此还至瞿折罗国，复北行荒野险碛，经千九百余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国。(西印度境。)

    　　○信度国

    　　信度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毗苫婆补罗，周三十余里。宜谷稼，丰宿麦，出金、银、鍮石，宜牛、羊、橐駞、骡畜之属。橐驼卑小，唯有一峰。多出赤盐，色如赤石，白盐、黑盐及白石盐等，异域远方以之为药。人性刚烈而质直，数斗诤，多诽讟。学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秽。其有精勤贤善之徒，独处闲寂，远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证圣果。天祠三十余所，异道杂居。王，戍陁罗种也，性淳质，敬佛法。如来在昔颇游此国，故无忧王于圣迹处建窣堵波数十所。乌波毱多大阿罗汉屡游此国，演法开导，所止之处，皆旌遗迹，或建僧伽蓝，或树窣堵波，往往间起，可略而言。

    　　一、法服俗行户

    　　信度河侧千余里陂泽间，有数百千户，于此宅居，其性刚烈，唯杀是务。牧牛自活，无所系命。若男若女，无贵无贱，剃须发，服袈裟，像类苾刍而行俗事，专执小见，非斥大乘。闻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残。时有罗汉悯其颠坠，为化彼故，乘虚而来，现大神通，示希有事，令众信受，渐导言教。诸人敬悦，愿奉指诲。罗汉知众心顺，为授三归，息其凶暴，悉断生杀，剃发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远，世易时移，守善既亏，余风不殄，虽服法衣，尝无戒善。子孙奕世，习以成俗。

    　　从此东行九百余里，渡信度河东岸，至茂罗三部卢国。(西印度境。)

    　　○茂罗三部卢国

    　　茂罗三部卢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居人殷盛，家室富绕。役属磔迦国。土田良沃，气序调顺。风俗质直，好学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蓝十余所，多已圮坏，少有僧徒，学无专习。天祠八所，异道杂居。

    　　一、日天祠

    　　有日天祠，庄严甚丽。其日天像铸以黄金，饰以奇宝。灵鉴幽通，神功潜被，女乐递奏，明炬继日，香花供养，初无废绝。五印度国诸王豪族，莫不于此舍施珍宝，建立福舍，以饮食医药给济贫病。诸国之人来此求愿，常有千数。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游赏。

    　　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国。(北印度境。)

    　　○钵伐多国

    　　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役属磔迦国。多旱稻，宜宿麦。气序调适，风俗质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辞。学艺深博，邪正杂信。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四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异道杂居。

    　　一、城侧大伽蓝

    　　城侧有大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呾罗(唐言最胜子。)论师子此制《瑜伽师地释论》，亦是贤爱论师、德光论师本出家处。此大伽蓝为天火所烧，摧残荒圮。

    　　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点婆翅罗国。(西印度境。)

    　　○阿点婆翅罗国

    　　阿点婆翅罗国周五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朅〈齿齐〉湿伐罗，周三十余里。僻在西境，临信度河，邻大海滨。屋宇庄严，多有珍宝。近无君长，统属信度国。地下湿，土斥卤，秽草荒茂，畴垄少垦，谷稼虽备，宿麦特丰。气序微寒，风飙劲烈。宜牛、羊、橐驼、骡畜之类。人性暴急，不好习学。语言微异中印度。其俗淳质，敬崇三宝。伽蓝八十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涂灰外道之所居止。

    　　一、大自在天祠及佛遗迹

    　　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雕饰，天像灵鉴，涂灰外道游舍其中。

    　　在昔如来颇游此国，说法度人，导凡利俗，故无忧王于圣迹外建六窣堵波焉。

    　　从此西行减二千里，至狼揭罗国。(西印度境。)

    　　○狼揭罗国

    　　狼揭罗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号窣菟黎湿伐罗。土地沃润，稼穑滋盛。气序风俗，同阿点婆翅罗国。居人殷盛，多诸珍宝。临大海滨，入西女国之路也。无大君长，据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属波剌斯国。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少异。邪正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百所，涂灰外道，其徒极众。城中有大自在天祠，庄严壮丽，涂灰外道之所宗事。

    　　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国。(虽非印度之国，路次附见。旧曰波斯，略也。)

    　　○波剌斯国

    　　波剌斯国周数万里，国大都城号苏剌萨傥那，周四十余里。川土既多，气序亦异，大抵温也。引水为田，人户富饶。出金、银、鍮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工织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橐驼。货用大银钱。人性躁暴，俗无礼义。文字、语言异于诸国，无学艺，多工技，凡诸造作，邻境所重。婚姻杂乱，死多弃尸。其形伟大，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氎。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为所宗也。伽蓝二三，僧徒数百，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法。释伽佛钵在此王宫。

    　　国东境有鹤秣城，内城不广，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众，家产富。

    　　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剌斯。形貌语言，稍有乖异，多珍宝，亦福饶也。

    　　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

    　　自阿点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西印度境。)

    　　○臂多势罗国

    　　臂多势罗国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土地沙卤，寒风凄劲。多宿麦，少花果。而风俗犷暴，语异中印度。不好艺学，然知淳信。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余所，并涂灰外道也。

    　　一、城北诸遗迹

    　　城北十五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时放光明。是如来昔作仙人，为国王所害之处。

    　　此东不远有故伽蓝，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罗汉之所建立。其傍则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处，建窣堵波以为旌表。

    　　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軬荼国。(西印度境。)

    　　○阿軬荼国

    　　阿軬荼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土宜稼穑，宿麦特丰，花果少，草木疏。气序风寒，人性犷烈。言辞朴质，不尚学业，然于三宝，守心淳信。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并涂灰外道地。

    　　一、大竹林附近诸遗迹

    　　城东北不远，大竹林中伽蓝余趾，是如来昔于此处听诸苾刍着亟缚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也，基虽倾陷，尚高百余尺。其旁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余步。林中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如来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开诸苾刍著复纳衣。此林之中，有佛经行之处，又有诸窣堵波，鳞次相望，并过去四佛坐处也。其窣堵波中有如来发爪，每至斋日，多放光明。

    　　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伐剌拿国。(西印度境。)

    　　○伐剌拿国

    　　伐剌拿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居人殷盛，役属迦毕试国。地多山林，稼穑时播。气序微寒，风俗犷烈。性急暴，志鄙弊，语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学艺。伽蓝数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涂灰外道也。

    　　城南不远有故伽蓝，如来在昔于此说法，示教利喜，开悟含生。其侧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处。

    　　闻诸土俗曰：从此国西接稽疆那国，居大山间，川别立主，无大君长。多羊、马，有善马者，其形殊大，诸国希种，邻境所宝。

    　　复此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亦谓漕利国。)

    卷十二　二十二国

    ○漕矩吒国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城，城周三十余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隐轸，畴垄爽垲。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轻躁，情多诡诈。好学艺，多伎术，聪而不明，日诵数万言。文字言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无忧王所建窣堵波十余所。

    　　一、崇奉〈禾刍〉那天

    　　天祠数十，异道杂居，计多外道，其徒极盛，宗事〈禾刍〉(锄句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迦毕试国阿路猱山徙居此国南界〈禾刍〉那呬罗山中，作威作福，为暴作恶。信求者遂愿，轻蔑者遭殃，故远近宗仰，上下祗惧。邻国异俗君臣僚庶，每岁喜辰不期而会，或赍金银奇宝，或以牛马驯畜，竞兴贡奉，俱伸诚素。所以金银布地，羊马满谷，无敢觊觎，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术，外道遵行多效，治疗疾病，颇蒙痊愈。

    　　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弗栗恃萨傥那国。

    　　○弗栗恃萨傥那国

    　　弗栗恃萨傥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号护苾那，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同漕矩吒国，语言有异。气序劲寒，人性犷烈。王，突阙种也，深信三宝，尚学遵德。

    　　婆罗犀那大岭

    　　从此国东北，逾山涉川，越迦毕试国边城小邑，凡数十所，至大雪山婆罗犀那大岭。岭极崇峻，危隥〈危支〉倾，蹊径盘迂，岩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冻，凿冰而度。行经三日，方至岭上。寒风凄烈，积雪弥谷，行旅经涉，莫能伫足。飞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后翻飞。下望诸山，若观培塿。赡部洲中，斯岭特高。其巅无树，惟多石峰，攒立丛倚，森然若林。

    　　又三日行，方得下岭，至安呾罗缚国。

    　　○安呾罗缚国

    　　安呾罗缚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长，役属突阙。山阜连属，川田隘狭。气序寒烈，风雷凄劲。丰稼穑，宜花果。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蓝三所，僧徒数十，然皆遵习大众部法。有一窣堵波，无忧王建也。

    　　从此西北，入谷逾岭，度诸小城，行四百余里，至阔悉多国。

    　　○阔悉多国

    　　阔悉多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减千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多川狭，风而且寒。谷稼丰，花果盛。人性犷暴，俗无法度。伽蓝三所，僧徒鲜少。

    　　从此西北，逾山越谷，度诸城邑，行三百余里，至活国。

    　　○活国

    　　活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别君长，役属突厥。土地平坦，谷稼时播，草木荣茂，花果具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性躁烈，衣服毡褐。多信三宝，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其王突厥也，管铁门已南诸小国，迁徙鸟居，不常其邑。

    　　葱岭

    　　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水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东行百余里，至瞢健国。

    　　○瞢健国

    　　瞢健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无大君长，役属突厥。

    　　北至阿利尼国。

    　　○阿利尼国

    　　阿利尼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带缚刍河两岸，周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

    　　东至曷逻胡国。

    　　○曷逻胡国

    　　曷逻胡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北临缚刍河，周二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风俗，大同活国。

    　　从瞢健国东逾峻岭，越洞谷，历数川城，行三百余里，至讫栗瑟摩国。

    　　○讫栗瑟摩国

    　　讫栗瑟摩国，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风俗，大同瞢健国，但其人性暴，愚恶有异。

    　　北至钵利曷国。

    　　○钵利曷国

    　　钵利曷国，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宜风俗，大同讫栗瑟摩国。

    　　从讫栗瑟摩国，逾山越川，行三百余里，至呬摩呾罗国。

    　　○呬摩呾罗国

    　　呬摩呾罗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三千余里。山川逦迤，土地沃壤，宜谷稼，多宿麦，百卉滋茂，众果具繁。气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识罪福，形貌鄙陋。举措威仪，衣毡皮褐，颇同突厥。其妇人首冠木角，高三尺余，前有两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随先丧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殁，角冠全弃。其先强国，王，释种也，葱岭之西，多见臣伏。境邻突厥，遂染其俗。又为侵掠，自过其境，故此国人流离异域，数十坚城，各别立主。穹庐毳帐，迁徙往来。西接讫栗瑟摩国。

    　　东谷行二百余里，至钵铎创那国。

    　　○钵铎创那国

    　　钵铎创那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据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逦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麦，多蒲萄、胡桃、梨、奈等果。气序寒烈，人性刚猛，俗无礼法，不知学艺。其貌鄙陋，多衣毡褐。伽蓝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质，深信三宝。

    　　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二百余里，至淫薄健国。

    　　○淫薄健国

    　　淫薄健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山岭连属，川田隘狭。土地所产、气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钵铎创那，但言语少异。王性苛暴，不明善恶。

    　　从此东南，逾岭越谷，峡路危险，行三百余里，至屈(居勿反。)浪拿国。

    　　○屈浪拿国

    　　屈浪拿国，睹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土地山川，气序时候，同淫薄健国。俗无法度，人性鄙暴，多不营福，少信佛法。其貌丑弊，多服毡褐。有山岩，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后得之。伽蓝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质，敬崇三宝。

    　　从此东北，登山入谷，途路艰险，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亦名镇侃，又谓护蜜。)

    　　○达摩悉铁帝国

    　　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睹货逻国故地也，东西千五六百里，南北广四五里，狭则不逾一里。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风凄烈。唯植麦豆，少树林，乏花果。多出善马，马形虽小，而耐驰涉。俗无礼义，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褐。眼多碧绿，异于诸国。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

    　　一、昏驮多城伽蓝

    　　昏驮多城，国之都也。中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国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数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国王爱子婴疾，徒究医术，有加无瘳。王乃躬往天祠，礼请求救。时彼祠主为神下语：“必当痊复，良无他虑。”王闻喜慰，回驾而归。路逢沙门，容止可观，骇其形服，问所从至。此沙门者，已证圣果，欲弘佛法，故此仪形。而报王曰：“我，如来弟子，所谓苾刍也。”王既忧心，即先问曰：“我子婴疾，生死未分。”沙门曰：“王先灵可起，爱子难济。”王曰：“天神谓其不死，沙门言其当终，诡俗之人，言何可信？”迟至宫中，爱子已死。匿不发丧，更问神主，犹曰：“不死，疹疾当瘳。”王便发怒，缚神主而数曰：“汝曹群居长恶，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当瘳，此而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灭灵庙。”于是杀神主，除神像，投缚刍河。回驾而还，又遇沙门。见而敬悦，稽首谢曰：“曩无明导，伫足邪途，浇弊虽久，沿革在兹。愿能垂顾，降临居室。”沙门受请，随至中宫。葬子既已，谓沙门曰：“人世纠纷，生死流转，我子婴疾，问其去留，神而妄言，当必痊差。先承指告，果无虚说。斯则其法可奉，惟垂哀愍，导此迷徒。”遂请沙门揆度伽蓝，依其规矩，而便建立。自尔之后，佛教方隆。故伽蓝中精舍，为罗汉建也。

    　　伽蓝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悬金铜圆盖，众宝庄严。人有旋绕，盖亦随转，人止盖止，莫测灵鉴。闻诸耆旧曰：“或云圣人愿力所持，或谓机关秘术所致。观其堂宇，石壁坚峻。考厥众议，莫知实录。

    　　逾此国大山北，至尸弃尼国。

    　　○尸弃尼国

    　　尸弃尼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连属，沙石遍野。多宿麦，少谷稼，林树稀疏，花果寡少。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义，不识善恶，迷未来祸福，惧现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为服。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

    　　越达摩悉铁帝国大山之南，至商弥国。

    　　○商弥国

    　　商弥国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间，堆阜高下。谷稼备植，菽麦弥丰，多蒲萄。出雌黄，凿崖析石，然后得之。山神暴恶，屡为灾害，祀祭后入，平吉往来。若不祈祷，风雹奋发。气序寒，风俗急。人性淳质，俗无礼义，智谋寡狭，伎能浅薄。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别异。多衣毡褐。其王释种也，崇重佛法，国人从化，莫不淳信。伽蓝二所，僧徒寡少。

    　　波谜罗川

    　　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碱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

    　　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赡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潜居则鲛、螭、鱼、龙、鼋、鼍、龟、鳖，浮游乃鸳鸯、鸿雁、驾鹅、鹔、鸨。诸鸟大卵，遗荒野，或草泽间，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佉沙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流，故此已左，水皆东流。

    　　波谜罗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

    　　自此川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朅盘陁国。

    　　○朅盘陁国

    　　朅盘陁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徒多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俗无礼议，人寡学艺，性既犷暴，力亦骁勇。容貌丑弊，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一、建国传说

    　　今王淳质，敬重三宝，仪容闲雅，笃志好学。建国以来，多历年所。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罗。(唐言汉日天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利剌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时经三月，寇贼方静，欲趋归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惧，谓徒属曰：“王命迎妇，属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谋夕。吾王德感，妖气已静。今将归国，王妇有娠。顾此为忧，不知死地。宜推首恶，或以后诛。”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时彼待儿谓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归必见诛，留亦来讨，进退若是，何所宜行？”佥曰：“斯事不细，谁就深诛？待罪境外，且推旦夕。”于是即石峰上筑宫起馆，周三百余步。环宫筑城，立女为主，建官垂宪。至期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其王寿终，葬在此城东南百余里大山岩石室中。其尸干腊，今犹不坏，状羸瘠人，俨然如睡，时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孙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后嗣陵夷，见迫强国。

    　　二、童受伽蓝

    　　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窣堵波。其王于后迁居宫东北隅，以其故宫为尊者童受论师建僧伽蓝。台阁高广，佛像威严。尊者，呾叉始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栖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寇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其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莫不玩习，即经部本师也。当此之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呾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建此伽蓝，式昭瞻仰。

    　　三、二石室入定罗汉

    　　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罗汉于中入灭尽定。端然而坐，难以动摇，形若羸人，肤骸不朽，已经七百余岁。其须发恒长，故众僧年别为剃发易衣。

    　　四、奔穰舍罗

    　　大崖东北，逾岭履险，行二百余里，至奔(逋论反。)穰舍罗。(唐言福舍。)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舄卤，稼穑不滋，既无林树，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人徒才入，云雾已兴。商旅往来，苦斯艰险。闻诸耆旧曰：“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时朅盘陁国有大罗汉，遥观见之，愍其危厄，欲运神通，拯斯沦溺。适来至此，商人已丧。于是收诸珍宝，集其所有，构立馆舍，储积资财，买地邻国，鬻户边城，以赈往来。故今行人商旅，咸蒙周给。

    　　从此东下葱岭东冈，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

    　　○乌铩国

    　　乌铩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临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穑殷盛，林树郁茂，花果具繁。多出杂玉，则有白玉、黳玉、青玉。气序和，风雨顺。俗寡礼义，人性刚犷，多诡诈，少廉耻。文字、语言少同伎佉沙国。容貌丑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无别君长，役属朅盘陁国。

    　　一、罗汉出定神变传说

    　　城西二百余里至大山，山气巃嵸，触石兴云，崖隒峥嵘，将崩未坠。其巅窣堵波，郁然奇制也。闻诸土俗曰：数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刍，瞑目而坐，躯量伟大，形容枯槁，须发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猎者见已白王，王躬观礼。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竞修供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伟也！”有苾刍对曰：“此须发垂长而被服袈裟，乃入灭心定阿罗汉也。夫入灭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闻犍椎声，或言待日光照，有兹警察，便从定起。若无警察，寂然不动，定力持身，遂无坏灭。段食之体，出定便谢。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润，然后鼓击，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击犍椎。其声才振，而此罗汉豁然高视，久之，乃曰：“尔辈何人？形容卑小，被服袈裟？”对曰：“我苾刍也。”曰：“然，我师迦叶波如来今何所在？”对曰：“入大涅槃，其来已久。”闻而闭目，怅若有怀，寻重问曰：“释迦如来出兴世耶？”对曰：“诞灵导世，已从寂灭。”闻复俯首，久之乃起，升虚空，现神变，化火焚身，遗骸坠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

    　　从此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

    　　○佉沙国

    　　佉沙国周五千余里，多沙碛，少壤土。稼穑殷盛，花果繁茂。出细毡褐，工织细毡氍毹。气候和畅，风雨顺序。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义轻薄，学艺肤浅。其俗生子，押头匾〈匚虒〉，容貌粗鄙，文身绿睛。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济徙多河，逾大沙岭，至斫句迦国。(旧曰沮渠。)

    　　○斫句迦国

    　　斫句迦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编户殷盛。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寔繁。时风寒，人躁暴。俗唯诡诈，公行劫盗。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礼义轻薄，学艺浅近。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国南境有大山，崖岭嵯峨，峰峦重叠，草木凌寒，春秋一贯，谿涧浚濑，飞流四注，崖龛石室，棋布岩林。印度果人，多运神通，轻举远游，栖止于此。诸阿罗汉寂灭者众，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犹现有三阿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形若羸人，须发恒长，故诸沙门时往为剃。而此国中大乘经典部数尤多，佛法至处，莫斯为盛也。十万颂为部者，凡有十数。自兹已降，其流寔广。

    　　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瞿萨旦那国

    　　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絁，又产白玉、黳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伎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白氎。仪形有体，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一、建国传说

    　　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子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呾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岁月已积，风教不通。各因田猎，遇会荒泽，便问宗绪，因而争长。忿形辞语，便欲交兵。或有谏曰：“今可遽乎？因猎决战，未尽兵锋。宜归治兵，期而后集。”

    　　于是回驾而返，各归其国，校习戎马，督励士卒。至期兵会，旗鼓相望。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忧其无土，恐难成功，宣告远近，谁识地理。时有涂炭外道，负大瓠，盛满水而自进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遗流，周而复始，因即疾驱，忽而不见。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兴工，即斯国治，今王所都于此城也。城非崇峻，攻击难克，自古已来，未能有胜。

    　　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录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

    　　二、毗卢折那伽蓝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时有见者，骇其容服，具以其状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观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独在幽林？”罗汉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教，建伽蓝，召僧众。”王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鸟栖，勤苦奉教？”曰：“如来慈愍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王曰：“诚如所说，事高言议。既云大圣，为我现形。若得瞻仰，当为建立，罄心归信，弘扬教法。”罗汉曰：“王建伽蓝，功成感应。”王苟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法会称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王谓罗汉曰：“伽蓝已成，佛在何所？”罗汉曰：“王当至诚，圣鉴不远。”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

    　　三、瞿室饣夌伽山

    　　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饣夌伽山。(唐言牛角。)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

    　　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数百年间，供养无替。近者崖崩，掩塞门径。国王兴兵欲除崩石，即黑峰群飞，毒螫人众，以故至今石门不开。

    　　四、地迦婆缚那伽蓝

    　　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昔此国中有臣被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后蒙还国，倾心遥敬，夜分之后，像忽自至，其人舍宅，建此伽蓝。

    　　五、勃伽夷城

    　　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对照。闻诸土俗曰：本在迦湿弥罗国，请移至此。昔有罗汉，其沙弥弟子临命终时，求酢米饼。罗汉以天眼观，见瞿萨旦那国有此味焉，运神通力，至此求获。沙弥啖已，愿生其国。果遂宿心，得为王子。既嗣位已，威摄遐迩，遂逾雪山，伐迦湿弥罗国。迦湿弥罗国王整集戎马，欲御边冠。时阿罗汉谏王：“勿斗兵也，我能退之。”寻为瞿萨旦那王说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兴兵。罗汉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时衣，而以示之。王既见衣，得宿命智，与迦湿弥罗王谢咎交欢，释兵而返，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六、鼠壤坟传说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闻之土俗曰：此沙碛中，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冠略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碛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冠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戮。于是杀其将，虏其兵，匈奴震慑，以为神灵所祐也。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则逢灾变。

    　　七、沙摩若僧伽蓝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蓝。中有窣堵波，高百余尺，甚多灵瑞，时烛神光。昔有罗汉自远方来，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时王夜在重阁，遥见林中光明照曜，于是历问，佥曰：“有一沙门自远而至，宴坐林中，示现神通。”王遂命驾，躬注观察。既睹明贤，心乃祗敬，钦风不已，请至中宫。沙门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薮泽，情之所赏，嵩堂邃宇，非我攸闻。”王益敬仰，深加宗重，为建伽蓝，起窣堵波。沙门受请，遂止其中。顷之，王感获舍利数百粒，甚庆悦，窃自念曰：“舍利来应，何其晚欤？早得置之窣堵波下，岂非胜迹？”寻诣伽蓝，具白沙门。罗汉曰：“王无忧也，今为迹？”寻诣伽蓝，具白沙门。罗汉曰：“王无忧也，今为置之。宜以金银铜铁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毕，载诸宝舆，送至伽蓝。是时也，王宫导从、庶僚凡百，观送舍利者，动以万计。罗汉乃以右手举窣堵波，置诸掌中，谓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毕，于是下窣堵波，无所倾损。观睹之徒，叹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笃，敬法之志斯坚。王谓群官曰：“我尝闻佛力难思，神通难究。或分身百亿，或应迹人天。举世界于掌内，众生无动静之想，演法性于常音，众生有随类之悟。斯则神力不共，智慧绝言。其灵已隐，其教犹传。餐和饮泽，味道钦风，尚获斯灵，深赖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函深，于是明矣。”

    　　八、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入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在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

    　　九、龙鼓传说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后断流，王深怪异。于是命驾问罗汉僧曰：“大河之水，国人取给，今忽断流，其咎安在？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谴何重也？”罗汉曰：“大王治国，政化清和。河水断流，龙所为耳。宜速祠求，当复昔利。”王因回驾，祠祭河龙。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闻，任所欲耳。”龙遂目悦国之大臣。王既回驾，谓群下曰：“大臣者，国之重镇；农务者，人之命食。国失镇则危，人绝食则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对曰：“久已虚薄，谬当重任。常思报国，未遇其时。今而预选，敢塞深责。苟利万姓，何吝一臣？臣者国之佐，人者国之本，愿大王不再思也。幸为修福，建僧伽蓝。”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请早入龙宫，于是举国僚庶，鼓乐饮饯。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马，与王辞诀，敬谢国人。驱马入河，履水不溺，济乎中流，麾鞭画水，水为中开，自兹没矣。顷之，白马浮出，负一旃檀大鼓，封一函书。其书大略曰：“大王不遗细微，谬参神选，愿多营福，益国滋臣。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河水遂流，至今利月。岁月浸远，龙鼓久无。旧悬之处，今仍有鼓。池侧伽蓝，荒圮无僧。

    　　十、古战场

    　　王城东三百余里大荒泽中，数十顷地，绝无蘖草，其土赤黑。闻诸耆旧曰：“败军之地也。昔者，东国军师百万西伐，此时瞿萨旦那王亦整齐戎马数十万众，东御强敌，至于此地，两军相遇，因即合战。西兵失利，乘胜残杀，虏其王杀其将，诛戮士卒，无复孑遗。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十一、媲摩城雕檀佛像

    　　战地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在疾病，随其痛处，金薄贴像，即时痊复。虚心请愿，多亦遂求。闻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赏弥国邬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后，自彼凌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乐富饶，深著邪见，而不珍敬，传其自来，神而不贵。后有罗汉礼拜此像，国人惊骇，异其容服，驰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异人。时阿罗汉身蒙沙土，糊口绝粮。时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像，及见罗汉，密以馔之。罗汉将去，谓其人曰：“却后七天，当雨沙土，填满此城，略无遗类。尔宜知之，早图出计。由其坌我，获斯殃耳。”语已便去，忽然不见。其人入城，具告亲故，或有闻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风忽发，吹去秽壤，雨杂宝满衢路。人更骂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窃开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后，雨沙土满城中。其人从孔道出，东趣此国，止媲摩城。其人才至，其像亦来，即此供养，不敢迁移。闻诸先记曰：释迦法尽，像入龙宫。今曷劳落迦城为大堆阜，诸国君王、异方豪右，多欲发掘，取其宝物。适至其侧，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

    　　十二、尼壤城

    　　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

    　　大流沙以东行程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绝。

    　　复此东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动静无常，取舍不同，事难穷验，非可仰说。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斯固日入以来，咸沐惠泽，风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内，岂徒单车出使，通驿万里者哉！

    记赞 

    　　记赞曰：大矣哉，法王之应世也！灵化潜运，神道虚通。尽形识于沙界，绝起谢于尘劫。形识尽，虽应生而不生；起谢绝，示寂灭而无灭。岂实迦维降神，娑罗潜化而已。固知应物效灵，感缘垂迹，嗣种刹利，绍胤释迦，继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于是舍金轮而临制法界，摛玉毫而光抚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虽出希夷之外，将庇视听之中。三转法轮于大千，一音振辩于群有，八万门之区别，十二部之综要，是以声教之所沾被，驰骛福林；风轨之所鼓扇，载驱寿域。圣贤之业盛矣，天人之义备矣！然忘动寂于坚固之林，遗去来于幻化之境。莫继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叶妙选应真，将报佛恩，集斯法宝。四含总其源流，三藏括其枢要。虽部执兹兴，而大宝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潜化，圣迹千变，神瑞万殊。不尽之灵逾显，无为之教弥新。备存经诰，详著记传。然尚群言纷纠，异议舛驰。原始要终，罕能正说。此指事之实录，尚众论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核奥旨，文多阙焉。是以前修令德，继轨逸经之学；后进英彦，踵武缺简之文。大义郁而未彰，微言阙而无问。法教流渐，多历年所，始自炎汉，迄于圣代。传译盛业，流美联晖。玄道未摅，真宗犹昧，匪圣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临训天下，作孚海外，孝圣人之遗则，正先王之旧典。阐兹像教，郁为大训，道不虚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奥义，郁于千载之下；十力遗灵，閟于万里之外。神道无方，圣教有寄，待缘斯显，其言信矣。

    　　夫玄奘法师者，疏清流于雷泽，派洪源于妫川。体上德之祯祥，蕴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贞葺行。福树曩因，命偶昌运。拔迹尘俗，闲居学肆，奉先师之雅训，仰前哲之令德。负笈从学，游方请业，周流燕赵之地，历览鲁卫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吴会。达学髦彦，遍效请益之勤；冠世英贤，屡申求法之志。侧闻余论，考厥众谋，竞党专门之义，俱嫉异道之学。情发讨源，志存详考。属四海之有截，会八表之无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资皇化而问道，乘冥祐而孤游，出铁门、石门之厄，逾凌山、雪山之险。聚移灰管，达于印度。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亲乘梵学，询谋哲人。宿疑则览文明发，奥旨则博问高才，启灵府而究理，廓神衷而体道，闻所未闻，得所未得，为道场之益友，诚法门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既曰经笥，亦称法将。小乘学徒，号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众，号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期乃高其德而传徽号，敬其人而议嘉名。至若三轮奥义，三请微言，深究源流，妙穷枝叶，奂然慧悟，怡然理顺，质疑之义，详诸别录。既而精义通玄，清风载扇，学已博矣，德已盛矣。于是乎历览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游杖林而栖鸡园，回眺迦维之国，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与川原而膴々，潜灵旧趾，对郊阜而茫茫。览神迹而增怀，仰玄风而永叹，匪唯麦秀悲殷，黍离愍周而已。是用详释迦之故事，举印度之茂实，颇采风壤，存记异说。岁月遄迈，寒暑屡迁，有怀乐土，无忘返迹。请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拟摩揭陁国前正觉山龙窟影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降履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拟摩揭陁国鹫峰山说《法花》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像。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将弘至教，越践畏途，薄言旋轫，载驰归驾。出舍卫之故国，背伽耶之旧郊，逾葱岭之危隥，越沙碛之险路。十九年春正月，达于京邑，谒帝雒阳。肃承明诏，载令宣译，爰召学人，共成胜业。法云再荫，慧日重明，黄图流鹫山之化，赤县演龙宫之教。像运之兴，斯为盛矣。法师妙穷梵学，式赞深经，览文如已，转音犹响。敬顺圣旨，不加文饰。方言不通，梵语无译，务存陶冶，取正典谟，推而考之，恐乖实矣。

    　　有搢绅先生动色相趋，俨然而进曰：“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文辞婉密，音韵循环，或一言贯多义，或一义综多言，声有抑扬，调裁清浊。梵文深致，译寄明人，经旨冲玄，义资盛德。若其裁以笔削，调以宫商，实所未安，诚非谠论。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甚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则可无大过矣，始可与言译也。李老曰：‘美言者则不信，信言者则不美。’韩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饰者昧其理。’是知垂训范物，义本玄同，庶祛蒙滞，将存利喜。违本从文，所害滋甚。率由旧章，法王之至诫也。”缁素佥曰：“俞乎，斯言谠矣！昔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孔门文学，尝不能赞一辞焉。法师之译经，亦犹是也，非如童寿逍遥之集文，任生、肇、融、睿之笔削。况乎园方为圆之世，斫雕从朴之时，其可增损圣旨，绮缲经文者欤？”

    　　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虽遇匠石，朽木难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润。徒饱食而终日，诚面墙而卒岁。幸藉时来，属斯嘉会。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学非博古，文无丽藻，磨钝励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记，伦次其文，尚书给笔札而撰录焉。浅智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辞，尚无刊落。昔司马子长，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书》，仍父子继业，或名而不字，或县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详备哉？若其风土习俗之差，封疆物产之记，性智区品，炎凉节候，则备写优薄，审存根实。至于胡戎姓氏，颇称其国。印度风化，清浊群分，略书梗概，备如前序。宾仪、嘉礼、户口、胜兵、染衣之士，非所详记。然佛以神通接物，灵化垂训，故曰神道洞玄，则礼绝人区，灵化幽显，则事出天外。是以诸佛降祥之域，先圣流美之墟，略举遗灵，粗申记注。境路盘纡，疆埸回互，行次即书，不存编比。故诸印度无分境壤，散书国末，略指封域。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二十年秋七月，绝笔杀青。文成油素，尘黩圣鉴，讵称天规？然则冒远穷遐，实资朝化；怀奇纂异，诚赖皇灵。逐日八荒，匪专夸父之力；凿空千里，徒闻博望之功？鹫山徙于中州，鹿苑掩于外囿，想千载如目击，览万里若躬游，敻古之所不闻，前载之所未记。至德焘覆，殊俗来王，淳风遐扇，幽荒无外。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颂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

  •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

    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列国争霸的进行，列国以华夏自居，以期获取逐鹿中原的正统地位，也和周边的所谓蛮夷戎狄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春秋以前，以华夏自居的列国对非华夏的周边诸族统称之为“戎狄蛮夷”，战国以后，随着这些民族逐渐融入华夏，而在中国北方和北方草原地带发展起来的游牧诸族成为华夏诸国最大的威胁，这些民族被称为“胡”。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将来自于中亚和西亚一带的域外民族也多以“胡”称之。本文也借用这一概念，将在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与西方族群有关的形象称之为“胡人”。

    一、两周时期甘肃胡人形象的发现

    迄今为止，在甘肃境内发现的“胡人”形象有以下几例：

    1.人头形铜钩戟。出土于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中。高25.5、宽23厘米。直内，人头形銎。人物呈现出深目高鼻的特征，下颌有须，眉毛较粗(图一，1)①。

    2.人形铅俑。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3号墓墓室西北侧。残高7.3、臂长5.8、壁厚1.4厘米。铅俑呈伸臂行走状，戴尖顶帽，帽尖向前弯曲，两侧有护耳，着交领上衣，左衽，腰系带，脚穿长靴(图一，2)②。

    1.白草坡人头形青铜戟銎 2.马家塬M3人形铅俑 3.马家塬M4铜人形俑 4.灵台白草坡1号墓啄戈 5.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地面上的啄戈 6.马家塬M3出土人形铅俑头 7.马家塬M6金人面饰 8.公元前15～14世纪叙利亚出土的镰形剑

    3.人形铅俑头。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M3墓室中。残高2.9、壁厚1.6厘米。仅存头部，清晰可见头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图一，6)。

    4.铜人形俑。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4车毂上。高6.4、壁厚1.3厘米。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着交领短上衣，左衽，双手交于胸前(图一，3)。

    5.金人面饰。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6。共出土有8件。以薄金片捶揲而成，圆眼，眼、鼻和嘴凸起，以褐色颜料绘出下弯的眉毛和上翘的胡须，头戴尖帽(图一，7)③。

    6.骨管。甘肃省博物馆征集。骨管口呈马蹄状，装饰有阴线刻的鸟和人物，边缘刻有相对的三角纹。人物呈侧面形象，戴尖顶帽，上身穿长衣，腰束带，下穿裤腿宽肥的灯笼裤，双手持弓，张弓欲射(图二，1)。

    以上发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头部装饰和帽子可分为五种，第一类为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钩戟上的人物，仅见头部，面部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第二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2件铅俑，头戴浅盔形尖帽，帽顶有向前弯曲的突。第三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铜俑，戴较深的尖顶帽。第四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人面饰，头戴浅盔形尖帽。第五类是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上刻画的人物，帽子高而深，上部的尖锥略弯曲。这些形象除第三类和第四类人物为正面形象，其余皆为侧面形象，上衣均为左衽。

    二、灵台白草坡的“胡人”形象与近东

    颌下有短须的深目高鼻的侧面人物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浮雕中多见，米底人的形象与灵台白草坡2号墓的胡人形象非常接近④(图二，4)。白草坡墓地1号墓出土的管銎啄戈⑤(图一，4)，1号墓出土的镰形剑(图二，5)⑥、三凸钮铃首刀(图二，6)等器物也与中国北方草原以至于欧亚草原中西部、近东地区有关。镰形剑与新亚述国王纳西帕尔二世手中所持的镰形剑相似(图二，2)⑦，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豹纹铜镰形剑也和灵台白草坡的很相似(图二，3)⑧。镰形剑起源于古代近东，在这一地区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纪左右(图三，1)⑨，在公元前20纪早中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多有出土(图三，2、11；图一，8)⑩。管銎啄戈在中国境内出现于商代晚期，在欧亚草原的萨夫罗马特、萨迦文化、萨尔嘎特、巴扎雷克、乌尤克和塔加尔诸文化中均有分布(11)，波斯波利斯宫殿浮雕上向阿赫美尼德帝国进贡的萨迦人贡品中也有啄戈(图三，6)(12)，在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内发现的啄戈也与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很相近(图一，5)(13)。可见有銎啄戈在阿赫美尼德时期的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仍然是一种被主要使用的武器。

    1.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局部 2.大英博物馆藏纳西帕尔二世像 3.俄罗斯艺术博物馆藏镰形剑 4.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中的米底贡使形象 5.灵台白草坡1号墓镰形剑 6.灵台白草坡2号墓铃首刀

    所有这些证据说明在西周早中期，西周西部的一些方国就与欧亚草原和近东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不仅在这些地区经常使用的武器被传入了这一地区，可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员交往。

    三、尖顶帽与欧亚草原和近东

    在近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戴尖顶帽的人物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间就已经出现，在叙利亚古代Mari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一件饰板上雕刻有持大盾牌的士兵保护弓箭手的画面，两人均戴有尖顶帽(14)(图三，3)。出土于今土耳其Kültepe遗址的古亚述时期的印章上，站在神格化国王身后的人物也戴有尖顶帽(15)。出土于塞浦路斯的可能为公元前17世纪、具有叙利亚风格的印章上刻画了戴尖顶帽、有双翼的叙利亚国王形象(16)(图六，3)。

    从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经过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起了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新亚述帝国，将两河流域及埃及两大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和勇武，亚述王们在首都尼尼微(Nineveb)宫殿的浮雕和壁画上刻画了大量战争、狩猎和宴饮的场面，其中有戴各类尖顶帽的士兵和国王。

    亚述纳西帕尔二世(Ashburnasirpal Ⅱ884～859BC)时期发现在Nimrud的壁画描绘了其饮酒的场面，画面中就有戴尖顶帽的人物(图四，1)(17)。在表现狩猎和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和戴尖顶帽的国王(图六，1)(18)。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 744～727BC)时期表现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所戴的头盔为尖顶，有的尖部向前弯曲(图四，3)(19)。

    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726～705BC)时期浮雕中的士兵所戴的尖顶帽形制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基本相同，在尖顶帽上出现了护耳(图四，2)(20)。

    在萨尔贡以后的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 704～681BC)(21)(图四，4)和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 668～631BC)时期的狩猎和战争浮雕中的士兵都戴同样的尖顶帽(22)(图六，2)。可见，在新亚述帝国，尖顶帽是士兵的标准装备，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的浮雕和其他图像中反复出现，数量众多。新亚述时期的士兵所戴尖顶帽有两种，一类呈尖锥形，另一类帽顶部的尖锥向前弯曲。在萨尔贡二世之前的尖顶帽未出现护耳，之后均有护耳。亚述国王所戴的尖顶帽下部为截锥形，帽子上部有突出的尖顶。

    1.卢浮宫藏出自伊拉克泰罗丘的浮雕 2.卢浮宫藏公元前18世纪印章上神手中所持的镰形剑 3.叙利亚Deirez-Zor博物馆藏雕刻石板上戴尖顶帽的士兵 4.波斯波利斯宫殿中的浮雕萨迦人形象 5.伊特拉斯坎陶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6.萨迦进贡者所持的啄戈 7.波斯波利斯Apadana的萨迦进贡者 8.大英博物馆藏出土于高加索的铜像 9.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人 10.弗朗西斯科花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11.芝加哥东方研究所博物馆藏埃及Abydos出土的公元前19世纪的镰形剑 12.安纳尼诺文化的墓碑

    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在巴比伦，默罗达巴拉但(Merodach-baladan 723～711BC)至少两次推翻了亚述在巴比伦的统治，现藏于柏林Staatliche Museen界石上的图像描绘了默罗达巴拉但授予官员土地的情景，他本人头戴尖顶帽，帽后附有长带(图五，1)(23)。新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 556～539BC)的雕像上他所戴王冠也以尖顶帽的形象呈现(图五，2)(24)。

    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推翻了米底部落的统治，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550～330BC)，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帝国，取得了两河流域的统治权。到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扩张到了极限，范围东起印度，西至埃及，北到小亚细亚，并进入现在的东南欧一带。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壁画 2.萨尔贡二世时期的浮雕 3.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的浮雕 4.辛那赫里布时期的浮雕

    在波斯帝国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主要发现在波斯波利斯等地宫殿的浮雕上，这些浮雕和亚述帝国时期一样，其中有许多献俘场面和被征服的诸族进贡的场面。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图像中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基本都不是波斯人，而是以萨迦人为主。在伊朗贝希斯屯(Behisitun)的大流士(520～519BC)纪念碑上献俘的场面中，最后一位就是戴尖顶帽的人物，他的身旁的榜题指明他是戴尖顶帽的萨迦人之王(25)。同样，波斯波利斯(Persipolis)大流士宫殿基座上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 359～338BC)雕刻的浮雕上有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献贡品的场面，其中也有数组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在波斯官员的带领下向阿契美尼德国王进贡的场景(图三，4、7)(26)。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印章上也刻有一位戴冠的波斯王族英雄和一位戴尖顶帽、穿游牧式服装的人战斗的场面，这位戴尖顶帽的人物根据波斯波利斯石刻上的人物形象判断也应该是萨迦人(图六，4)(27)。

    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兴起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图瓦地区的阿尔赞平原上，之后向西迁徙，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咸海、里海进入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草原。公元前7世纪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公元前625年，斯基泰人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兵锋及埃及边境，和巴比伦联合毁灭了亚述帝国，后受米底人打击退回俄罗斯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斯基泰人反对大流士一世并劫掠希腊边境城邦。希腊和波斯的文献中都有关于斯基泰人的文献记录，并留下大量图像资料。

    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出土于库尔·欧巴(Kul Oba)的具有斯基泰－希腊风格、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金罐上有戴尖顶帽、穿交领窄袖上衣、左衽、系腰带、穿长裤和短靴的斯基泰战士形象。所戴尖顶帽尖微向前倾，有护耳(28)(图七，1)。现藏于同一博物馆之中、出土于梭罗卡(Solokha)的斯基泰－希腊风格的金梳子(530～490BC)上亦有戴尖顶帽、手持短剑的斯基泰战士形象，他所戴的尖顶帽帽尖也向前弯曲，帽子边缘上卷，穿窄袖交领上衣，左衽(图七，2)(29)。在乌克兰亚速海北部的别尔江斯科，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前半的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头冠被复原成类似尖顶风帽的形状，其上以人头形金饰片和金珠组成的三角形纹装饰(图七，3)(30)。另外，根据所出土的遗物，骑马的斯基泰战士的服饰和妇女服饰也被复原成头戴尖顶帽的形状(图八，1)(31)。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加索地区出土的公元前7～前5世纪铜像也戴有尖顶帽，被推测是当地的神(图三，8)(32)。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的黑绘和红绘陶器上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这些斯基泰人一般作为英雄的随从出现，和其他常见的斯基泰人形象一样是弓箭手，这些图像集中在公元前570～前470年之间。有希腊黑绘陶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形象(图八，2)(33)，还有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战士形象(图三，9)(34)。

    1.柏林Staatliche Museen所藏Merodach-baladan界石 2.来自巴比伦的nabonidus的石碑

    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形象除出现在阿赫美尼德王朝的图像中以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伊塞克湖附近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前4世纪的萨迦贵族墓葬中，墓主全身饰以数千片黄金饰片，头戴高耸的尖锥帽，帽子上饰有金饰，身着交领短外套、长裤和长靴(35)。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斯基泰文化的传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扩张及希波战争等的影响，在塞浦路斯和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塞浦路斯发现的尖顶帽形式多样，有比较标准的尖锥形帽子(图七，4)，也有尖顶上突出的尖部向后弯曲者(图七，5)，还有尖顶头盔顶部以展翅的鸟装饰的(图七，6)(36)。这些形象集中在公元前6世纪，出土地点多在神庙中。安纳尼诺文化中在一块约属于公元前6～前2世纪的墓碑上也刻画有戴尖顶帽的人物，颈部戴项圈，腰系带，腰带上以斯基泰的方式悬挂着短剑和箭囊(图三，12)(37)。

    西梅里安人公元前1300年开始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和亚速海之间，在公元前714年受斯基泰人压迫进入乌拉尔图，后被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击败进入安拉托利亚，公元前626～前627年被吕底亚击败，有关西梅里安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714年亚述人的记录之中。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西梅里安人的形象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者。在公元前6世纪伊特拉斯坎的陶瓶上描绘有戴尖顶帽的西梅里安人骑马射猎的场景(图三，5)(38)，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佛朗西斯科花瓶上描绘了西梅里安人弯弓射箭的图像，该图像旁的榜题表明他是西梅里安人(图三，10)(39)。

    除了这些图像资料和根据衣物复原的尖顶帽之外，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还发现有尖锥形的铜制头盔的实物，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的科林亚尔墓地(Klin-Yar)三号墓地第186号墓(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中出土的尖锥形头盔以铜片捲合而成，接缝处以细铜条缝合，两侧有护耳，下部和护耳周边有两个一组的圆孔成排分布(40)。

    从以上的发现可以看出，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之间，叙利亚的士兵形象中就已经出现了尖顶帽，公元前17世纪古亚述时期的尖顶帽仍在使用，但这些图像发现较少。公元前10世纪新亚述王朝建立后，戴尖顶战盔的士兵形象大量出现，国王们也都戴尖顶王冠。其后的新巴比伦王朝的国王同样继承了戴尖顶王冠的传统。阿契美尼德王朝发现的戴尖顶帽的形象主要是萨迦人。在欧亚草原西部尖顶头盔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萨迦、斯基泰、西梅里安等游牧民族中流行。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新亚述王朝浮雕中人物所戴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浮雕 2.巴尼拔时期的浮雕 3.塞浦路斯出土的印章 4.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圆筒印章尖顶帽还未见护耳，在公元前8世纪末出现了护耳。在近东地区，尖顶帽主要是作为战盔使用，国王、其他高等级贵族和神像中也有戴尖顶帽的形象。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中除了作为战盔以外，贵族男女也戴尖顶帽。这些游牧民族也被希腊和波斯人描绘成戴尖顶帽的形象，这些形象既是他者对他们的认识，也是他们的自我认同标志。

    1.库尔·欧巴出土的斯基泰人金罐 2.梭罗卡出土的斯基泰金梳 3.乌克兰札波罗结州别尔江斯科出土斯基泰妇女帽子 4.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5.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6.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在近东和欧亚草原西部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中，伊塞克墓葬中高耸的尖顶帽和甘肃省博物馆骨管上的尖顶帽形状相近，其余的尖顶帽形制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人形俑和金人面饰所戴的尖顶帽也极为相像。

    四、尖顶帽形象的传播和历史背景

    亚述的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首次提到斯基泰，这一时期斯基泰人追击西梅里安人进入了亚述帝国境内，后来，亚述与斯基泰结盟共同对付米底王国。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米底入侵亚述占领亚述首都尼尼微，斯基泰大军解围击败了米底人，最远的时候斯基泰人曾到达了埃及边境。斯基泰人在近东地区停留了长达数百年之久，在伊朗吉维耶(Ziwijie)就发现了属于斯基泰某位首领的宝藏，这里既有典型斯基泰风格的东西，又有许多近东风格的器物。当斯基泰人被打败退出近东之后，在黑海地区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来自小亚细亚的金器证明了斯基泰和近东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概斯基泰人正是在和亚述的战争中接受了亚述尖顶战盔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基泰人开始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扩张，而这时在近东兴起了新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向北扩张也进入了黑海北岸。希罗多德在著作《历史》中对大流士一世入侵斯基泰有详细的记录。因此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中出现了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贡的斯基泰人或萨迦人的形象。

    1.斯基泰男性服饰复原图

    2.现藏大英博物馆希腊黑绘花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

    3.M57装饰有珠子的帽子

    4.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中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铭文中提到了三种萨迦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一类是指居住在咸海沿岸的头戴尖帽者，另一类是指海外的萨迦族，意指居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41)。

    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之一，在促进族群的凝聚和共同认知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欧亚草原西部和近东地区人们族属不同，具有标志身份、地位和族群认同的服饰也多种多样，但尖顶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的欧亚草原西部出现较多、较普遍，被当做是斯基泰人和萨迦人的标志性服饰。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对斯基泰人的服饰记载道：“萨迦或斯基泰人，身穿长裤，头戴一种高而尖的帽子。……他们事实上是阿米奇·斯基泰人。可是波斯人称他们为萨迦人，因为波斯人称呼所有的斯基泰人为萨迦人。”

    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欧亚草原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同时，中东地区也处于动荡时期，亚述帝国和以后的阿赫美尼德王朝同来自于北方的游牧诸族不断进行战争，因此作为战争工具的头盔和兵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迅速被来自于北方的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接受。

    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广泛，作为斯基泰文化三要素的武器、动物纹和马具在欧亚草原广泛传播。在马家塬墓地中我们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虽然马家塬墓地的族属被认为是西戎，但在马家塬墓地中包含的许多的文化因素中，不仅有甘青地区传统的羌戎系文化因素，还有秦文化、楚文化和斯基泰文化因素(42)。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可以见到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形纹为母题的装饰纹样、具有剪纸艺术风格的动物造型、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和墓主所戴的有珠饰的尖顶帽(图八，3)。马家塬墓地的人体和服饰装饰主要集中在头、胸腹部和足部，人们佩戴复杂的装饰品，在帽子、衣服和鞋子上也都进行极尽所能的装饰。

    斯基泰文化和西戎文化的交流不是突然发生的，已有的研究证明，远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甘青地区和南西伯利亚之间就存在着文化交流，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因素进入了甘青地区，殷商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陕西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也被认为是塞人的形象(43)。这些早期的文化交流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范围那么大，但也为以后的大范围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穆公霸西戎事件的影响巨大。很可能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活动，月氏和大夏的向西迁徙。由于这次民族迁徙，于是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控制商遭东段的应该是西戎，控制西段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秦人为了维持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从西戎的手中交换马匹。秦始皇还对从事秦戎之间贸易的戎人商人乌氏倮以封君的待遇，以表彰他在秦戎贸易之中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事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侯朝请。”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戎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传入巴扎雷克的中国文化因素可能就是通过这条渠道传入的。

    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的完成，马和马车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的移动更加迅速和便捷，也对各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代以前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欧亚草原上的文化传播带进行的，阿尔泰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节点。欧亚草原既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场，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通道。斯基泰人是现今所知的每200～400年就横扫欧亚草原然后再入侵欧洲的第一波次的游牧民族，其后还有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

    四、结语

    尖顶的帽子和战盔起源于近东，尤其是在古亚述和新亚述王朝流行，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被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所接受，并向西传播到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公元前4世纪通过欧亚草原进入中国。

    关于中国“胡人”图像的流变问题，邢义田先生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44)。大约西周时期在西北地区已经可以见到深目高鼻的“胡人”，但还未出现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战国以后，经西戎传入的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成为表示西部域外诸族的标志，历经汉唐诸代，这种形象成为笼统化、程式化、格套化表现西方域外各族的范本式图像，在甘肃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墓中的胡人就戴尖顶帽(图八，4)，敦煌佛爷庙湾墓地中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也戴尖顶帽。

    春秋战国以来，以“披发左衽”作为区别华夏和戎狄的外观标志。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戎狄逐渐消失加入了华夏化的进程，游牧骑射的胡人代之而起，战国以后的文献不但用“披发左衽”形容游牧民族，而且也扩大应用在周边其他民族的身上。“披发左衽”成为了非华夏的标签。需要强调的是，“披发左衽”主要指华夏周边的诸民族，在战国以后表现中亚、西亚诸族的形象时，尖顶帽成为他们笼统的标志，绝大多数来自于近东、中亚地区的“胡人”都以戴尖顶帽为特征。

    （文章来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06期）

  • 堀田江理《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主要人物

    东久迩宫稔彦王：皇室亲王；陆军大将；裕仁天皇的叔叔
    裕仁：昭和天皇；1926年至1989年在位
    贺屋兴宣：1941年10月起担任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裕仁的心腹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担任首相，是日本国际危机加深时期的领导人
    来栖三郎：近卫内阁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的日本驻德大使
    松冈洋右：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主导日本的亲轴心国外交，最终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永野修身：海军大将；1941年4月起担任军令部总长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41年1月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曾担任过外务大臣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年9月起担任近卫内阁海军大臣
    西园寺公一：近卫首相政策顾问；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
    西园寺公望：公爵；现代日本最后一位元老、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曾将近卫视为其门生
    岛田繁太郎：1941年10月接替及川担任海军大臣
    杉山元：陆军大将；1940年起担任担任参谋总长；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1939）陆军大臣，使中日战争加剧
    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退役陆军军官，受到近卫和东条信任，常常担任二者之间的联络人
    高松宫宣仁亲王：皇室亲王；1941年成为军令部成员；裕仁天皇的弟弟
    东乡茂德：20世纪30年代末历任驻德国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41年10月起担任外务大臣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近卫内阁陆军大臣；近卫辞职后成为首相
    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任海军次官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941年12月8日清晨，雾，大和民族被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惊醒。7点刚过，日本人得知，该国“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彼时日本已成功袭击了珍珠港。第一批战机于日本当地时间凌晨1：30起飞，清晨5：30完成了这次突袭。上午11：30，日本袭击美国瓦胡岛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确切消息传到日本，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稍后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日本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实际上，日本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比太平洋行动早了近2小时）。整个这一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6小时常规节目外，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听众特意增加了12小时的特别新闻报道。

    由于时差原因，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部队袭击夏威夷时仍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在这次袭击中，日本击沉或损毁了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及其他军事设施。袭击中丧生及后来伤重不治者共计2400人。日本在发动这次毁灭性袭击前并没有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没有对美宣战，这让日本声名狼藉。但12月8日当天，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战术细节并不在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欢呼雀跃。

    日本派飞机偷袭珍珠港时，该国正深陷经济和政治动荡。由于国家不断加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种无助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从日本1937年年中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伊始，日本民众曾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很快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不断传来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的消息，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与拿破仑的军队当年在俄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军队过于深入艰苦而陌生的中国腹地，难以有效展开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媒体继续大力鼓吹沙文主义，但民众私下却开始质疑，为什么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1941年年初被派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孤立局面。但随后并没有传来好消息，这让日本民众颇为担忧。许多人知道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举动相当不满，例如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先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与南部等。美国似乎决心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日本，除非两国能很快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于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精壮男子都进入军队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留在农村的人为部队生产更多粮食的压力更大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1941年4月以后，在曾经充满现代生活便利的6大都市，当地居民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到1941年12月，这一配给制度涵盖了99%的日本民众。对于一个国产大米在国民饮食中占据近乎神圣地位的国家，这如同一场灾难。

    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曾身穿艳丽和服或新潮西服、流连于影院与舞厅的时尚男女们现在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小说家永井荷风（Nagai Kafu）对这些变化深感愤慨。这位年迈随性的都市生活记录者曾经认为，纽约中国城的鸦片烟馆、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旧日东京的市井街区都是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来并不过度讲究衣着，但实际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时尚——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结果。但即使以他独特的审美观来判断，他也觉得日本人变得过于不在乎外表了。1940年秋，这位年届六旬的作家在日记中抱怨道：

    东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仅仅半年前还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却变得安静而毫无生机。晚上6点左右，这儿如往常一样挤满了通勤族，但看看这些都市男女穿的什么衣服啊！说这些人变得没有光彩都是客气了，他们显得老态而土气。女人们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费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们不得不加紧回家的脚步。那些拼命挤进火车的人相互推挤，一个个看起来与难民无异。

    暗淡的都市生活说明，从1940年夏天开始提倡全国节俭的宣传运动完全奏效了，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动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和“奢侈是敌人”这样的标语牌子就有1500个，悬挂在东京各地（不过也有人在“奢侈是敌人”中间插入一个假名变成“奢侈是极好的[1]”）。

    妇女爱国社团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导着这场节俭运动。这些看似正经的妇女以警觉的目光搜寻并告诫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们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着头发，戴着戒指，涂抹指甲油、口红，或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也成了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看作“腐朽”“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这种迫害运动有时也会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还有一位“化了妆”的年轻男子趾高气扬地走上街头，对这些爱国的时尚督察员挑衅地说：“你们不打算让我说点什么吗？”但这些反抗行为都只是个例而已。

    曾贩卖梦想的百货商场也受到严格监视。每个商场都被要求执行“每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与节俭倡议相抵触的过度消费行为。1935年，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开始让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免费在商场柜台为顾客讲解化妆技巧，其美容润肤霜的销量在两年内提高了23倍。但随着中国战事的深入，“战时爱心包”取代化妆品成为资生堂最畅销的产品。装有小零食、手帕、铅笔和笔记本的爱心包被送往前线士兵手里，以示家中亲人的精神支持。

    1940年10月31日夜晚，每个舞厅都挤满了最后肆意疯狂的男男女女，因为第二天所有的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将变为非法（这些活动也被认为有损人们的道德，会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这些拥挤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刚下锅的小马铃薯，总是彼此碰撞”。事实上，从1938年年中开始，只有职业女舞者才被允许在舞厅跳舞，由于被迫加入各种妇女社团，这些女舞者的人数已减少了一半。妇女社团竞相抢夺新会员，让她们从事更加“体面”（也更加清贫）的工作，例如打字员和工厂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晚，即使乐队的告别曲——《友谊地久天长》已演奏完毕，人们仍不愿离开舞池，仿佛在用一种微小、无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将笼罩日本的漫漫长夜。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改变了一切。成功袭击珍珠港让过去两年日本陷入僵局而产生的暗淡情绪几乎顷刻间转变为狂欢，大多数日本人为此欢欣鼓舞。一男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只是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收音机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大排长队，人们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预计政府将发布更多特别公告。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一天之中做了那么多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荡然无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贺。东京市中心皇宫外的广场上，人们在地上跪拜，感谢天皇对国家的神圣领导。永井荷风当晚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冷静地观察到，“一个家伙以颤抖的声音发表着演讲”，他显然无法抑制对当日新闻的兴奋之情。这种公开表露的情绪与过去数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种胜利庆典形成鲜明对比，政府曾希望借助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国绵延战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无法摆脱珍珠港魔咒。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Saito Mokichi）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Ito Sei）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的确，日俄战争也始于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亚瑟港（Port Arthur）（译者注：旅顺港）俄罗斯军舰的突袭，两天后日本才正式对俄宣战。最终，日本赢得了那场战争。

    即使之前不赞成在亚洲扩张的日本人也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战感到兴奋。在过去10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将亚洲从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不赞成日本扩张的人立刻接受了这种官方立场。而在此之前，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中国与亚洲同胞作战的这种自相矛盾不断折磨着这群人。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争而战。

    尽管日本在12月8日充满欢庆情绪，但仍然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表示怀疑，甚至担忧。人们私下的情感也常常与公开表露的兴奋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战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束缚，还有人十分担心他们的爱人可能必须奔赴战场。

    在距离东京东北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亲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亲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欢快的泪水，而是担心其他6个儿子的安危。假如这场战争与中日间的战争一样长久，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可能会被带走。村子里各家各户深深的哀伤与电台传来的欢快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让小男孩印象深刻。

    少数对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深知日本资源有限，确信日本最终会失败。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轻人仍然记得，那日在工作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后，他产生一种混合着兴奋与害怕的奇怪感觉。尽管他对成功袭击珍珠港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担忧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制造“零式”战机的工厂也将在几年后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侥幸捡了条命。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欢愉气氛里，表达上述种种关切可能会以不够爱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胜利让大多数日本人变得狂热，使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等待他们的艰难时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罗斯福的阁僚们最初要求总统向国会陈述日本过往在国际上的种种劣迹。但罗斯福最后决定发表仅500字的讲话，以便将他的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他表示，日本发动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

    罗斯福总统通过这一策略成功在国内激起针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参加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罗斯福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只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反战主义者、共和党议员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对票。从这一历史时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这首在珍珠港事发10天内录制的歌曲这样激励着美国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我们将要上战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正如当年的阿拉莫……让我们铭记珍珠港，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遭受日本袭击之前，夏威夷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就如同另外一个国家。讽刺的是，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占到夏威夷总人口的将近40%。如今，位于平静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永恒不变的核心。

    珍珠港事件也改变了战争其他方的命运。蒋介石听闻珍珠港遇袭后顿时非常兴奋。有消息说他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玛利亚》并跳起了舞（蒋介石当时已皈依循道公会）。英国数月来的独自作战也终于结束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与美国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共进晚餐时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向他告知美国遇袭的情况。丘吉尔说，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怀着解救与感恩之情入眠”。4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又让丘吉尔松了口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影院和戏院临时取消了当晚的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首相东条英机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爱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被正式禁播。当晚，观众们听到的不是美国影星吉米·斯图尔特的声音，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男人，除了他的胡子外，没有什么显著特征。他夸张的龅牙形象只存在于西方漫画中，但他的确不像一位让自己的国家与最强大敌人为伍的那种政治领袖。他朗诵着《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他的嗓音毫无特点，发音矫情得就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尽管大日本帝国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能使日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非但如此，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包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抛弃（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并废除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即使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仍然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美国至今仍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颜面扫地，无法完成“支那事变”（译者注：全面侵华战争）开创的事业，而且日本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东条英机片面地解释了袭击珍珠港的原因，强调日本主动发起的战争只是出于“自卫”。他如实表达了日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更大认同的渴望，所有这些可粗略概括为“反西方主义”。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重的演讲，而他没有讲的内容更值得关注。

    日本领导层对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仍然极度怀疑，犹豫不决。诚然，正如东条的一句名言所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里提及的清水寺是位于京都的佛教寺院，以突出悬崖外的平台而闻名。人们常引述这句话作为东条英机鲁莽冒险主义的象征。外界认为他是盲目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军事独裁者，但他在决策时也犹豫不决，尤其在发动珍珠港袭击前的两个月。在政府关于是否开战的最后讨论中，东条从始至终都清楚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时，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虽然一些日本领导人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没有人对日本的最终胜利信心满满。东条的前任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e Fumimaro）没有军队背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他陆续担任日本首相长达近3年。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近卫明确反对与西方开战。他的女婿兼助手细川护贞（Hosokawa Morisada）说，近卫听闻日本对西方开战的消息后，他惊讶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话：“究竟怎么回事！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这（日本的有利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与近卫文麿不同，小说家伊藤整无法接触到政治或战略信息，但他的直觉却是对的。12月22日，在他兴奋地将珍珠港事件比作日俄战争的两个星期后，伊藤整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他们至今只宣布在登陆马来亚和菲律宾时损失了两艘船只。难道日本军队在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任何损失了吗？还是他们规定不允许公布我方的损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感到非常担忧。

    无论对于战争走向有着怎样的担忧，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为了日本，更是为了全亚洲的解放。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献身，而不是相反。

    的确，随着西方列强在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相继被日本击败，日本开始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名噪一时。这个共荣圈内几乎所有国家当时仍属于西方殖民地，包括缅甸、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菲律宾（但日本入侵时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因此日本占领军可以借机宣称他们解放了受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帮助他们完成社会重建，融入日本领导下的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集团。尽管披着教化使命的外衣，但“大东亚共荣圈”首先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服务，意在加强对东南亚和东亚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帮助日本继续战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需求将愈加紧迫。

    由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惨败，日本帝国海军势如破竹的胜势结束了。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与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是同一团队。但这一次，日本损失了289架飞机和4艘航母，以及海军花费数年培养的优秀飞行员，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日本在珍珠港并未把敌人真正摧毁。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的指挥下，日本飞行员的确完成了打击8艘美军战列舰的首要目标，其中击沉4艘、摧毁4艘。但南云忠一的部队却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储油罐和弹药库躲过了一劫，修理厂也没有遭到袭击，这让绝大多数受损战舰很快得到修复，甚至还提升了性能。遭到日本袭击的8艘战舰中，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彻底毁了。更重要的是，袭击发生时美军航母并不在珍珠港，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大捷埋下伏笔。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的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人肯定不了解他们国家的失败，这一点伊藤整已经在1941年12月的日记中质疑过。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对战事正逐渐失去控制，他们的忍饥挨饿就是佐证之一。由于可供分配的食品太少，食品配给体系开始失灵。领取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蔬菜、海产品等新鲜食品早已杳无踪迹。一位40多岁的女人在日记里写道：“配给商品并不意味着你能免费得到它们。你要花钱购买每一样东西，但你仍然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这真让人恼火！”

    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变得更加突出。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能提供约1400卡路里的能量（一个140磅的成年男性每天需要2400卡路里）。政府号召国民通过“创造性”方式获取食物，例如在黑市上进行买卖，自己种植蔬菜，以及用稻草、锯屑或稻谷壳为原料来烤制“面包”。

    到1944年年末，日本本土的生活已变得异常艰难，包括东京、大阪、神户、仙台、名古屋和横滨等主要城市都在美军地毯式轰炸下化为焦土。1945年3月10日凌晨，美军B-29轰炸机给东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东京老城大部分地区化为火海。被邻居尖叫声惊醒的永井荷风匆忙收拾好日记本和手稿，拎着公文包逃出屋外。他穿过翻滚的浓烟，最终到达一座小山上的空地。但他突然想要亲眼看看自己居住了26年的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他开始往回走。他的房子曾奇迹般逃过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大火，他希望这一次也能发生奇迹。他躲在树木和电线杆背后以避开正指引人们离开危险区的警察，永井设法来到了他家附近，但最终仍被浓浓黑烟挡住了去路。他抬头看见天空突然蹿出的火苗，确信他家楼上的书房着火了。他曾声称对任何人都鲜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却对“失去那些书籍感到痛心疾首”。

    永井荷风和他的日记幸存了下来，但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不清楚具体数字，但据估计当晚遇难人数超过10万人。至此，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珍珠港及其带来的解救众生的快感不过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

    倘若一个人试图向外界解释自己国家不光彩的历史，他往往会被某些浅薄的评论家贴上“狡辩”的标签。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通过回顾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的历史，我绝对不是想为日本的行为辩护。相反，日本领导人必须为发动这场本可避免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承担最终责任。倘若更加理智，更具耐心，这场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诉前人的罪行，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去分析发动这场不负责任战争的原因和方式。相反，这一巨大历史疑团迫切需要破解。经过时间的涤荡，彻底抛开情感影响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这段群情激奋的历史时期。

    不幸的是，清晰审视历史事件并不容易，日本这一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众多复杂而矛盾的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无论是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都极力避免彼此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说话绕弯，让相关历史记录的解读变得尤为困难。对多数军方领导人而言，任何软弱的迹象都是不能流露的，因此，即使他们对战争心存异议，也不可能公开而坚决地反对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下，时而支持开战，时而又加以反对。例如，一些人在政府与军方高层的联络会议上支持战争，又在私下避免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他人所获悉。大家都期待其他人能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记录的缺乏也构成一个重大难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Sugiyama Hajime）保留的一份名为《杉山备忘录》的笔记集为了解日本高层会议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这些文件能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多亏一位下级官员的敏锐直觉，他确信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所以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命令将其销毁，而是将文件保存在自家地下室的铁皮油桶中。但这些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备忘录的记录方式混乱，前后不一致。每次会议后，杉山元会向他的高级参谋通报会议内容，这主要依赖于他的笔记和记忆力，其中一位参谋负责记录杉山所讲的内容。当然也不是每个词都记录了下来，记录本身也缺少必要描述，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会议室内的气氛，这更增添了日本重大决定是平白无故做出的这种诡异感受。备忘录的语言时而生硬时而流畅，语言的正式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很难揣摩真正的语气，更不用说词语间的细微差别。即使是准确无误的记录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些会议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的确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日本领导人在数次官方会议后，刻意作出与西方开战的决定。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侵略者，所以他们更多选择鲁莽而抛弃理性，不情愿却又颇具挑衅地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从东条英机12月8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委屈”，即日本因为外部势力毫不讲情面才被迫卷入战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刻意误读，以及来自更广泛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领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不计代价地发动战争，要么为了避免战争而将日本多年的战利品拱手让人。日本领导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极端处境正是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一手造成的。随着日本领导人在外交上做出更多误判，他们开始讨论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同时虚假地宣称自己为此已准备就绪，所以他们在国内外事务中已没有多少可选项，日本就像卡在漏斗的底部一样。这些领导人一定认为，战争这个选项是打破束缚最快捷也最可靠的途径。悲哀的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们为何没能预料到后果？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日本自身。不过，日本及其在1941年所处的环境倒的确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纷乱岁月的产物，那时整个世界都经历着重大变革。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野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

    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看法。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

    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

    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所面临的许多或真实或假想的困难，其历史根源都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部世界敞开国门的时代。结束闭关锁国、德川幕府倒台以及之后建立了现代日本，这一系列事件与世界权力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同时发生。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中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都让日本相信，实力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同样在这一时期，不加辨别的各种思潮迅速发展。新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至上论，所有这些都不断强化世界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日本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但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模范学生，不断加强国力、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快实现工业化，以期赶上西方的脚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本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成为强国并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它还需要遵守规则并赢得国际尊重，因此日本需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1895年战胜中国清朝后，日本天皇告诫国民：“勿随意轻视其他国家，不要因胜利而自我膨胀，傲慢自大，这会让日本失去其他强国的尊重……我们尤其不能侮辱他国，不能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这将使友邦失去对日本的信任。”但这种谦逊到20世纪30年代已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故意忽视。由于日本作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加之历史上遭遇西方不公平待遇而积累的怨恨，日本变得更加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决心（还有常常伴随的好运气）渡过各种国内外危机。这种自信最终驱使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北方，加剧与中国的冲突。基于同样的自信，日本还谋求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以支持中日战争的持续，直到取得满意的结果，并以此摆脱对外界的经济依赖，于是日本朝着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方向迈出第一步。而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使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殖民地，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胆大妄为。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自以为是地鼓吹对外扩张，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失误，也没能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台湾推行的严苛的帝国主义政策。尽管存在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但日本仍然坚信该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日本决策者1941年对国家命运进行抉择时，近乎狂妄的自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官方关于被迫与西方开战的表态折射出长期的历史记忆对其心态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何这场近乎自杀的战争在1941年12月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民众接受。但归根结底，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领导人普遍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发动战争。

    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是日本战后最卓越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反思这一问题时写道：
    失败的可能性让人发抖，但（日本领导人）仍然用手蒙住双眼决意向前。假如我们问：“他们想要开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假如我们问：“他们希望避免战争吗？”答案还是肯定的。虽然想要开战，但他们又试图避免战争；虽然想要避免，但又故意选择了走向战争的道路。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政府分裂并不是什么好事。根据宪法，军队可以越过民选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谏”，这一特权通常被称为“最高指挥官的独立性”。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出现两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更糟的是，这两个“政府”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根深蒂固。此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总是不和，每支部队内部在政治倾向、世界观、派系及战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对手也不同。考虑到这些分歧，日本领导人能够同意发动一场无人真正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着实令人意外。

    在整个1941年，日本文化固有的对团结的偏好（即使是最浅层的团结）妨碍了该国在关键节点上对国家前途进行坦诚探讨。日语的长处在于谈论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语义细微差别并给对方留有余地，但这种语言不善于阐明想法或引发公开辩论。然而，尽管这些结构、文化、社会甚至语言因素有助于解释事情的真相，但它们不是政治误判的借口。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规划部门的战略家于是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他们的长官相信，决策时间拖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美国也将获得更多时间为两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认为从地缘角度看，日美两国必须决定谁来领导亚太地区。假如冲突在所难免，那何不自己掌握时间？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通过获取新领土来为战争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的鲁莽战略，这正是古罗马言简意赅的名言“以战养战”所表达的道理。当然，仍有许多日本领导人并不认为与美国爆发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直到最后阶段仍未完全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实现和解。但没有人愿意为日本错失赢得战略优势的机遇承担责任。

    激进冒险的准则是：机会越小，收获越大。日本在近代的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受此鼓舞，日本领导人认为，日本总有打赢这场冲动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不过多考虑该如何取胜。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尤其当他们只关注于短期前景时，这种兴奋感就更加强烈。但无论日本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这场战争太草率了。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完全依赖于不受日本控制的外部条件（除了日本人的意志力外），比如美国很快求和或纳粹德国征服欧洲这样一厢情愿的局面。就像日本领导人宣称被推入战争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还将以某种方式被推向和平。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领导日本的是一群“赫尔曼”式的人物。赫尔曼是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颠覆性主角，他穷困潦倒，却默默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

    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但山本五十六本质上却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作为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山本在1941年9月底警告日本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虽然这位日本最见多识广的指挥官清楚，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战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珍珠港战略。

    人们有权在赌桌上挥霍自己的钱财，但日本的国家赌博却在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命，而对于那些遭受日本袭击与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受到生命威胁。将如此重大的决定归结为“不可避免”是绝对不够的。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人究竟是谁？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瘦高、留着小胡子的近卫文麿公爵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近卫现在成了日本首相，却忧心忡忡。在官方照片中很少能见到近卫的笑容，却时常见他陷入沉思。1941年春天，有太多事让他心情沉重。

    自1940年秋开始，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更为紧张的新阶段。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军抵达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让罗斯福政府警觉。日本认为，占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相关政策的一种应对措施。首先，美国自1938年年中起，对日本所有飞机进口实施“道义禁运”；其次，美国1940年1月又终止了实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工业材料的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另外，1940年5月珍珠港被指定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忧虑。而美国上述举措是对日本从侵略中国开始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应。

    此外，纳粹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大的优势也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注入了更多动力。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日本攫取战略物资的时机看似成熟。由于美国的封锁政策，日本缺乏战略物资。日本还想通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英美两国援助蒋介石的主要运输线，进而结束中日战争。

    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尽管占领行动表面上是根据与法国殖民政府签订的防御条约执行的（在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欧洲殖民者仍掌握政权，尽管他们的祖国已被纳粹占领），但日本的行动显然体现了在更大范围控制东南亚的野心。这也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性措施的原因。美国立刻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美进出口银行向蒋介石政府追加了5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美国还对日本实施金属材料禁运，极大限制了日本的金属生产。

    美国对日本做出针对性回应后，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德国派遣特使赴东京直接与近卫政府进行协商，绕过坚决反对这一联盟的日本驻德大使。由于征服英国的希望日渐渺茫，德国越发感到焦虑，因而急切想与日本走得更近。德国空军在1940年7月至10月不列颠空战中没有取得成果，无法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德国希望通过与日本和意大利结盟来威慑美国，尽可能减小美国参加欧战的可能性。与此类似，日本也将法西斯联盟看作实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支持迅速签署结盟协议，认为这将显著增加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为宣扬三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在这张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卡片上，来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卡片顶部，是一排希特勒、近卫文麿和墨索里尼的小照片。近卫文麿的照片居中，他看起来有些愚蠢。他帽子上的白色羽毛装饰大概借鉴了19世纪西方法庭的正式装扮，但显得不合时宜。而他的小下巴和茫然的眼神让他显得虚弱又不真实。

    这张卡片实际上创作于数年前，用以纪念《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最初由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年底签订，意大利于一年之后加入。尽管人们很容易将1940年建立的新轴心国联盟看作这一旧联络机制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无意成为一个法西斯联盟，日本外务省曾试图劝说波兰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协定，但没有成功；而当时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担任武官的大岛裕志（Oshima Hiroshi）却成功吸引纳粹德国加入这一协定。大岛裕志早年在德国留学，与纳粹关系极为密切，他先后于1938年至1939年以及1940年年底担任过日本驻德大使。此后，只要东京上层决策圈出现建立轴心军事联盟的提议，日本海军省就坚决反对，因为担心这将诱发日本与美英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外，日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颇感忧虑（此时正值日本和苏联在“满洲国”附近的边界开战）。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定中，苏德两国同意共同瓜分波兰，并将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撼动了日本早前与德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接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对此颇感震惊。平沼在下台时说：“欧洲的事情太复杂、太奇怪了。”

    随着德国1940年春季后在欧洲节节胜利，要求巩固日德关系的呼声再次浮现。1940年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吉田善吾（Yoshida Zengo）仍然认为，结成法西斯同盟是个错误，他因强烈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心脏病发入院（也有人怀疑吉田入院的原因是自杀未遂），这使他不得不在德国特使抵达东京前辞职。没有吉田善吾的阻挡，再加上海军中仰慕德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首创的闪电战所取得的成功），海军同意支持《三国同盟条约》，只要该条约明确表示日本不因此条约而自动卷入德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海军还因此得到更多预算的承诺）。日本外交自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41年年初，关于战争的传闻开始在日本外交界流传。不断恶化的美日关系促使美国开始撤回驻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东京的一家美国学校被迫宣布关闭；与此同时，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了一本预测并分析日美假想战争的书（获胜方自然是日本），这本书在一个月内售出了5.3万本。

    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英国传统上对日态度一直在务实与安抚间游走。1939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与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爵士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既不主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但也不给予法理上的承认。该协定签署一年后的1940年7月，英国对日本做出让步，同意关闭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重要补给线。但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的占领最终促使英国放弃绥靖政策。1940年12月，英国同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并重开滇缅公路。加之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日本从1941年开始要面对更多的敌人，这是日本没有想到的。

    对日本民众来说，1941年是食品和燃料愈加短缺的一年。酷爱享乐的永井荷风因久居美法两国而“无肉不欢”，他总是愿意把钱花在美食上。但此时他开始面临大问题。他在1941年春天抱怨道：“与半年前相比，肉类和蔬菜的质量都急剧下降。”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数月后，他又写道：“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买不到，大伙都感到很忧虑。”在繁华的银座地区，有一家以出售高档水果而闻名的商店（例如用精美的美纹纸包装的鲜亮苹果，以及分装在木盒中单独出售的香瓜等），但这家商店现在除了一些桃子外也没有东西可卖。至于永井日思夜想的肉，他写道：“牛肉已不见了踪影。”同时，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日本国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这些资源也开始变得短缺。

    与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一样，日本外交也失去了动力。1940年12月14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称呼后者为“亲爱的弗兰克”，他在信中绝望地写道：

    想必您之前已看过我的一些电报。在那些电报以及这封信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当前日本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摸索着来获取信息，因为日本也常常处于一种“右手不知左手在干什么”的状况。日本人所谓的“新结构”（近卫文麿的中央集权计划，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新体制运动”。该计划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一团糟，政府内部的持续争吵与分歧空前激烈。打着正义的口号一步步向极权主义迈进，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我们曾了解并喜爱的日本了。

    格鲁认为美国不得不“阻止日本的中央集权计划”。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如何阻止。

    与此同时，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美英两国的规划人员聚集在华盛顿（所谓的美英对话），讨论未来的共同战略。同年3月，《租借法案》的签署终结了美国不干涉主义的借口。这一法案允许美国向同盟国提供军需物资，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尽管罗斯福总统仍面临《中立法案》及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美国对同盟国越来越多的支持也激化了美日关系恶化。即使日本政府缓慢向东南亚殖民地推进，在欧洲结交饱受争议的朋友，与美国及其盟友交恶，但近卫文麿无意让日本与西方开战。近卫领导下的日本仍在努力从中国战场脱身（日本委婉地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国事变”，部分原因是日本从未正式向中国宣战，同时也因为日本并未料到战事会持续数年之久）。日本已无力发动另一场战争，这是日本军界与政界高层官员的共识。毕竟他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将是日本无法企及的。1940年，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

    1941年1月，近卫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吉泽健吉（Yoshizawa Kenkichi）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重启与荷兰当局的谈判，期望不用动武就能确保另一个可替代的石油进口来源。同年2月，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抵达华盛顿就任日本驻美大使。时年62岁的野村笑容可掬，长得颇像个大号泰迪熊。本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野村被说服承担这一重大使命。与大多数他这一辈的海军同僚一样，他伴随着英日同盟的黄金岁月长大，野村对英、美两国友好，反对开战。野村与罗斯福是旧相识，因此他被认为担任驻美大使的最佳人选。

    然而，所有的领导人都清楚，近卫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不在荷属东印度或美国，而在中国。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三军统帅蒋介石从这里发起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为避免针对战备物资的国际制裁，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将这场事实上的惨烈冲突称为战争。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后被称为“流氓国家”的日本也因这场冲突更加臭名远扬。由于在第一任期内错过了结束中日冲突的机会，当近卫于1940年7月再次就任首相时，他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近卫文麿1937年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首次就任首相。尽管并未经过民选（日本首相传统上由天皇根据有权势的政治寡头们的推荐来任命。这些建立现代日本的政治寡头在人事安排上权力巨大。后来，首相的提名权落到最后一位健在的政治寡头西园寺公望公爵及其高级助手的手中。近卫就是由西园寺提名担任首相的），但似乎整个日本都希望这位45岁的近卫能成为该国领导人。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将天皇崇拜作为国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近卫的出身与年纪都为其公众形象加分。他拥有最高贵的头衔，血统可追溯到显赫的藤原（Fujiwara）家族。藤原家族起源于7世纪，家族成员一度作为摄政王统治日本，并把女儿嫁入皇室。

    近卫文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普通政客。虽然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他曾在乡间散步时哼唱一首俗气的流行情歌《我想念你》），但他已习惯了骄奢的生活。在他首次被任命为首相时，对食物的极度挑剔曾引起广泛议论。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在盛大的政治晚宴中婉拒了最新鲜、最精心准备的生鱼片（人们猜想，近卫可能觉得相对于他的高雅品位，生鱼片太过粗糙了）。为他服务的艺妓会将切好的生鱼片放入一碗沸水中，就像涮火锅一样，然后用勺子（或筷子）喂给他吃。

    近卫就任首相前夜，报纸在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半开玩笑地说，他品尝草莓的方式也十分挑剔（事实上，近卫只用消过毒的水来清洗草莓），草莓是他最喜爱的水果。近卫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承认过这些癖好，他解释说，他不吃生食是因为他的胃不好。这种癖好不但没有让近卫显得过于软弱而不足以领导国家，相反增加了他的贵族神秘感和政治魅力。在对近卫满怀崇敬之情的民众看来，近卫不可能犯错。

    近卫的名望或许源自这些表层印象，但日本民众的确期盼近卫文麿的任命能够带来变革。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几乎在举国欢呼中就任日本最高政治领导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经历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还有可能面临以激进改革为名而发动的军事叛乱。近卫的内阁人选立刻让一些机敏的观察家感到失望。由于近卫让上届政府的陆军、海军和法务大臣继续留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的选择辜负了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这位专栏作家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前任政府的）一味妥协纵容，我们应该感到警惕。”尽管主要政党在前一年春天获得压倒性胜利，迫使上届政府下台，但近卫拒绝让主要政党成员进入他的内阁。近卫内阁仅有的两名具有党派背景的阁僚来自一个亲军方且支持极权主义的新政党。没有迹象显示，近卫想要复兴日本千疮百孔的议会制，尽管这一制度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迎来黄金时期。近卫对多党制的厌恶显而易见，但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近卫就职仅一个月后，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他的政治立场却更加强硬。1937年7月7日夜晚，中国和日本军队爆发小规模冲突，确切起因仍十分具有争议性。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小群日本军人在永定河岸边进行空枪演练（日军根据1901年签署的国际条约驻扎于此地，该条约是在美欧列强为平息义和团运动入侵中国后而签订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日本士兵听见他们的空枪演练遭到很可能来自中国军队的实弹还击。更让他们慌张的是，日军随后在点名时发现其中一名士兵失踪。日本人要求搜查附近村镇，这不在他们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因而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开始召集部队。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大概是去附近解手，但这已无关紧要了。中日军队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快演变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由于当晚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城外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曾记录过这座桥的美丽，因此这一事件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事件”。

    刚开始，近卫因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顾及发生在国外的小规模冲突。他同时还忙着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官请求赦免，这些军官因前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险些取得成功而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近卫的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他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程度，也显示出尽管多次出访海外，但他对外部世界仍一无所知。现在，中国的形势需要他的关注。

    充满个人魅力的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曾在1931年策划日本入侵“满洲”，他认为应当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更大的敌人苏联潜伏在北方。然而，一些东京和驻扎在中国的官员认为，日本正在错失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苏联国内正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而陷入混乱，假如日本试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不太可能干预。最终，认为日本还未准备好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观点占了上风，与中国的休战协定也于7月11日夜晚达成。如同前一年许多类似的小冲突一样，中日双方的此次对抗似乎也被控制在地区冲突的级别。

    然而，就在休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近卫以保护冲突地区的日本国民为由，推动了一项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的计划。这一计划暴露了近卫迫切希望收买军中强硬派的意图，强硬派向来对避免战争的安抚政策感到不满。增兵计划很容易被视为战争动员，近卫文麿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尽管双方达成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撤出中国，也不意味着日本怀有扩张目标。

    近卫主动在东京展开魅力攻势，为他的中国政策争取支持。7月11日晚间，他在官邸召集议员、金融界和媒体人士，宣布其增兵计划，并号召他们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进行全国动员。第二天的报纸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目的称为“为了充分让（中国人）感到后悔”，而中日两国签署休战协定的新闻要么被搁置角落，要么干脆被忽略。

    近卫努力在外人眼中表现出很强硬，包括对蒋介石、政府同僚、参谋本部以及本国民众，他积极将国家上下团结在一起，他深知个人名望是其最大的武器。他并不希望（也可能没有料到）将与中国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仅仅通过虚张声势和强硬表态就足以加强日本的地位。他时常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表讲话（近卫于1936年起担任NHK总裁，一直到他1945年12月自杀身亡）。套用当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的话说：“当战争打响后，他指挥日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这一休战协定到7月2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时已名存实亡。随着战争范围和强度的升级（日本轰炸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近卫却责怪其他人，尤其是军中好战分子，而这些人既无名也不曾露面。1937年夏天，他对日本陆军中校池田纯久（Ikeda Sumihisa）说，冲突是“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的”。池田纯久曾因对中日战争持反对意见而从中国被调回，他对此回应说：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近卫继续采用自相矛盾的政策来实现政治调解，他只想避免国内起冲突。1938年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沦陷，随之发生大规模杀戮、抢掠和强奸，近卫此时错误地认为战争胜利在望，并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傲慢、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不过，与强硬的措辞相比，近卫尖细的嗓音却阴柔得让人不安。近卫指责“（国民党的）侵略行径让日本帝国忍无可忍”，日本不会与蒋介石接触。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让（蒋介石政权）付出代价”。但这一傲慢的声明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的暴行以及1937年8月以后对中国多个地区的轰炸不仅缺乏人道，也是自取灭亡。他们没有迫使中国求和，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同时加强了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德国轰炸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及随后的相互指责仍让西方记忆犹新。中国战场正成为泥潭，接连胜利使日本得以占领特定的“点”（城市）和“线”（铁路和交通干线）。但国民党部队撤得越远，日本人占领并驻守这些“点”和“线”的难度也就越大。日本人力资源有限，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也有限。蒋介石的临时盟友中国共产党从北方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他们迅速消失，让日本占领城镇和村庄，但日本人离开后又再度出现（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进行抵抗和战斗。共产党人在战时保存实力的做法将有助于他们日后战胜国民党）。

    近卫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结果他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一方面同意向中国增兵，主动增加军费预算，签署法律在国内进行更密集的战争动员；另一方面他仍寻求与蒋介石直接接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每当有和平的希望时，近卫要么满足军队强硬派的期望，要么犹豫不决，或直接做出错误判断。例如，1937年12月初，日本即将攻陷南京时，蒋介石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转达愿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意愿，而近卫拒绝了中国的主动示好。

    很显然，外交事务从来都不是近卫的强项，但他极其擅长让其身边的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聆听与关注。他独有、招牌式的伶俐口齿使他能有效应对各种政治派别，并在日本政治最动荡的年代游刃有余地拓展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这正是他们家族存活下来的原因。但这一特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近卫曾谈道：“我既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没有明显的盟友。一个人即使有5个敌人，他也能在政治上依靠5个真正的盟友。但（我所拥有的）10个盟友，却可能随时变成10个敌人。”

    近卫的这种孤立感很可能源于他复杂的成长历程。他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母亲在他出生仅一周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很快再娶，第二任妻子是近卫母亲的妹妹，此后两人育有数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同父异母这么简单。近卫的父亲41岁去世后，近卫或许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尊贵但绝非最富有的成员。12岁的近卫继承了家族的宅邸，以及他父亲生前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年幼的公爵感觉遭到了遗弃，终日郁郁寡欢。在同为藤原家族后裔的西园寺公望侯爵（Marquis Saionji Kinmochi）（后来获封公爵）的帮助下，近卫家族才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

    近卫读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西园寺，但两人并没有立刻熟络起来。年轻的近卫公爵那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西园寺坚持称他为“阁下”感到不快。事实上，两人有许多的共同点。外表上，两人都身形修长，无论是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是不菲的和服，都显得得体、好看。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兼具头脑与野心，相对于两人的家庭背景，这一点很难得。近卫大学毕业步入政坛后，两人越发紧密。西园寺很乐见拥有这样一个聪明的门徒。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取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发现前往巴黎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有利。当时，近卫正因情人菊（Kiku）怀上他的孩子而心绪不宁。这个名叫菊的女人原来是一名艺妓，近卫把她从京都带到东京。近卫最初需要她的陪伴以短暂逃离他的家庭。为他延绵子嗣的任务是他妻子的工作，这一点她做得很好。近卫知道，菊怀上的这个孩子将取代自己在菊心中的位置，因此两人也就没有继续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了。菊被送回了故乡。在变卖一些家传宝物筹措旅费后，近卫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同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这真是讽刺至极。

    年轻的近卫继续探讨中国对美国公关的成功，哀叹日本在促进民族大业方面的相对失败。他阐述了中国旅美学生如何比日本学生更有效地推销（并唤起美国学生同情）自己的国家。奇怪的是，近卫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高调反抗英美不公正待遇的亚洲伙伴。相反，他认为中国想要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赢得西方尊重和承认，是对日本具有威胁的对手。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超过日本，近卫倡议日本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归根结底，近卫更多的是一名大日本主义者，而非亚洲民族主义者。与许多沙文主义者类似，近卫对伟大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安和孤立感。

    于是，近卫有意栽培长子文隆（Fumitaka）进入政界，将他送入一所名叫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的美国私立预科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美国精英层中日本利益的实际支持者。近卫对那些质疑他把儿子送往美国的右翼朋友说，在国外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日本精神，而日本国内的大学则常常将学生的日本精神损耗殆尽。他还表示，国外生活更容易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近卫将儿子送往美国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他大多数同为贵族出身的助手和朋友都毕业于英美顶级名校。他们具备的社交与语言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更大特权世界的一分子。由于父亲早逝，近卫本人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他很可能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近卫公开反对英美的立场。近卫对中国的态度也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钦佩中国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近卫热衷于宣称日本深受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害。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成功地在公开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又不至显得过度激进和危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因此，日本国内外的评论家常常看不清近卫的真面目；由于他与西园寺公爵貌似亲密的关系，近卫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在西园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这位从前的门生在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言论日益感到失望和忧虑。1937年春天，近卫在女儿婚礼前夜的化装舞会上身着纳粹制服，以类似希特勒的形象示人。这无助于缓和他与西园寺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粗略来看，这不过是贵族阶级的消遣方式。但这样做却让西园寺勃然大怒，于是，近卫在公开表达对纳粹主义的溢美之情方面有所收敛。然而，近卫后来的大多数政策仍然表现出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偏好，尤其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称颂的“欧洲新秩序”。这一理念认为，在一个广泛文明的复兴过程中，优等民族注定要领导其他民族，这与近卫亚洲“应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正是近卫1938年年底宣布意欲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因。

    但他此前政策带来的损害无法被轻易消除。近卫在1938年1月拒绝与蒋介石接触的表态惹恼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阻断了两国未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西园寺私下对他的孙子说：

    日本不得不把蒋介石作为合法的谈判对手……中日甲午战争谈判时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同样在日本声名不佳，但他是当时的唯一人选。因此，我们要接受现实，认清中国在谁的掌控之下，并与这个人进行谈判。

    近卫对蒋介石缺乏耐心，所以他倾向于支持日本需要迅速击败中国的看法。

    同时，在近卫任内，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久拖不决，日益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有效开展国内动员，日本政府于1937年秋设立企划院，专门负责资源调配。这为《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部法律最终于1938年4月生效。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法律将日本的半战时经济彻底转变为战时经济，极大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的流动，为最后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在微观层面上偏离了其初衷。作家永井荷风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善良的面包店店主因为给员工发奖金而被处以巨额罚款。他哀叹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付出太多而受到惩罚？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这件事充分表明，国家监控无孔不入，人们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遭受惩罚。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日本中心权力的基本结构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后来证明，这种变化是极其重要的。1937年11月，近卫创立了政府与军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联络会议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间的分歧，实现政策统一。联席会议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召开次数更为频繁，1941年7月前，会议地点一直在首相官邸；而在近卫第三次就任首相后，会议地点也挪到日本皇宫。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近卫当权期间，国民党出现了另一个亲日政权。近卫支持这个由汪精卫领导的政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最大对手。与强硬、务实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于1938年12月逃离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经历诸多挫折（包括侥幸逃脱暗杀）后，汪精卫政权最终于1940年春在南京宣告成立。促使汪精卫这一举动的既有爱国主义，也有狼子野心，而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谈判伙伴。于是在1940年11月底，日本与德、意两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个月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布承认汪精卫为中国新领导人。他或许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汪精卫政权，毕竟他是近卫一手扶持的。但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时机却糟糕透顶。当时，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已名誉扫地（而且，日本并未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交给汪精卫，而是继续保留了一系列附庸政权，包括“满洲国”、台湾、华北和内蒙古。这削弱了汪精卫在中国的声望）。近卫再一次证明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无能。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日军继续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就像是经典黑色喜剧《无止尽前行》（限りなき前進）中患上妄想症的主人公。这部影片根据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编写的故事拍摄而成，并于1937年中日冲突爆发不久后放映。在影片中，52岁的德丸（Tokumaru）在为公司效力大半辈子后遭到解雇。此前不久，德丸还以为会获得晋升，并开始建造一栋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房屋。现在，沮丧将德丸推向崩溃边缘，他无法再分清妄想与现实，妄想着自己得到了提拔，开始以一位大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公司，这让他的家人和以前的同事相当尴尬。就这样，德丸得以在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无止尽前行”。

    日本的中国情结也在1941年影响了该国的政治选择。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该国引入（常常通过朝鲜）并融合了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包括文字、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心存敬畏，但作为地理位置孤立的岛国，日本社会也容易与中国保持距离感。但到19世纪40年代，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威胁面前显露出彻头彻尾的无能与软弱。这个顷刻间走向衰败，沉溺于鸦片的国度不再是日本追寻的典范。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经过相对平静的两个半世纪后，日本被迫摒弃自我封闭——闭关锁国限制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衰落意味着，它无法再成为日本的缓冲带，日本不得不独自面对西方列强。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沙皇俄国似乎渴望向日本和中国北方扩张。

    作为列强游戏中的绝对新手，日本不得不迅速学习游戏规则。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掌握游戏规则，正是归功于一群有才华和远见的年轻人，这群人缔造了现代日本。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令人惊叹地在西方帝国主义精英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日本从未真正完全融入该俱乐部。西奥多·罗斯福的评论（或者说一种恭维）可以解释其中原因，他将日本称为“荣誉白种人”。日本常常陷入不自信与多疑的状态，既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却又孤立无助。

    日本的敏感有时不过是妄想症般的过度反应。但有些时候，日本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受到怠慢，甚至排挤。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权在最初几十年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之前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美国的条约直到1911年才失效。这些通过舰炮外交强加于日本的条约剥夺了日本的商业与法律主权，迫使日本在多个港口开放对外贸易，实施固定的低关税，并使在日居住的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甚至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也因西方的介入黯然失色。这场中日两国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而爆发的战争最终以《马关条约》的签署而终结。条约将福尔摩沙岛（今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和亚瑟港（中国旅顺）作为中国东北门户的战略位置，辽东半岛成为各大国（尤其是毗邻的俄国和日本）竞相争夺的目标。《马关条约》公之于众后，俄国、法国和德国（在英美两国的默认下）成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残酷现实。三年后，俄国在这个垂涎已久的半岛获得租赁权。

    日本并未就此止步，它继续坚定地追求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大范围的领土扩张以及更强大的军队。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开战并获得胜利，其帝国主义美梦终于成真，日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喝彩，尤其是英美两国。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在1910年被完全吞并。日本还获得俄国此前在“满洲”南部的铁路和矿产权利。日本从俄罗斯帝国手中收回辽东半岛的租赁权，获得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土地，萨哈林岛位于日本北方，长期生活着日本原著民阿伊努人。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改革派人士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崛起，他们纷纷涌向日本，学习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日本人利用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维护国家独立，许多中国人对此颇为推崇，其中就包括孙中山，他将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一些日本人也对孙中山的事业予以支持，例如利用自身财富资助孙中山民族主义运动的日本影业大亨梅屋庄吉（Umeya Shokichi），他与其他资助孙中山的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有利于整个亚洲未来的发展。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磨公爵（Prince Konoe Atsumaro）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日联盟。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于1898年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同种文字协会”（the Same Character Society）的文化组织。该组织成员认为，中日两国应该互相帮助，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种上属于近亲，并共用相同的文字体系。该组织最著名的项目是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学院，毕业生后来纷纷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政治、外交、新闻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尽管在各个民间层面存在加强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在国家层面，日本处理对华关系时始终坚持强硬的帝国主义方式。清王朝1912年的土崩瓦解引发中国国内外势力的终极竞争，各方都想进一步控制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占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通过讨价还价、强迫、威胁，以及偶尔使用的武力和政治暗杀（最著名的例子是1928年日本关东军对军阀张作霖的暗杀）等手段获得了各种特权。

    1915年，日本显露出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日本企图利用中华民国严重的国内危机，并趁欧洲爆发战争之机，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此后不久袁世凯想要自我加冕为拿破仑式的皇帝。刚刚在山东击败德国的日本要求继承前者在该区域的特权，日本还要求将南满铁路区域的租借期延长至21世纪（这一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的区域，其租期本应于1923年到期），以及任命日本人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这几条把中国几乎变成日本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对此进行抵制，日本只好作罢。最终，这段插曲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日本只是巩固了它已经拥有的权利，却激怒了作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守护者的美国。一些日本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意味着美国否认自己的“门罗主义”，使美国得以介入日本的后院，阻挠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当然，日本的要求激怒了中国。日本对中国山东的领土主张获得巴黎和会支持，以奖励日本在对德战争中加入正义的一方，这进一步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强度大、范围广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在1919年反日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顶点。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利益关切变得尽人皆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最终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这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一次耻辱的让步）。大体上的外交事件就是这些。

    一切皆因石原莞尔大佐策划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而改变。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日本租借铁路区以保护该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利益的关东军士兵炸毁铁路路轨，并宣称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对当地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袭击，并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性格古怪但充满号召力的军官石原莞尔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终极战争理论。他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他成为日本为中日间的战争以及最后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军备建设的关键人物（尽管石原本人并不赞成中日战争）。石原一直将东西方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认为这种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与美国之间，但也可能是日本与苏联之间。这种美化日本英雄主义命运的花言巧语将影响到许多陆军和海军中的普通战略规划人员。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担心，蒋介石特有的民族主义自信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在西方日益得到认可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问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此后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动北伐，以期统一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与共产党闹翻，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屠杀，这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发生短暂分裂，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正是汪精卫。然而，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北伐仍然在1928年全年继续推进。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与派来保卫日本国民的日军发生冲突。到1931年，蒋介石已被成功塑造为整个中国的名义领导人，尽管他屡遭军阀盟友及共产党的挑战。日本确信，蒋介石正日益倚重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并同时疏远日本，对日措辞强硬。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蒋介石在短时间内获得西方支持代表一种背叛，这与维持中国分裂以让所有大国从中受益的帝国主义长期策略背道而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还高度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此时，苏联正开展“五年计划”以加强自身经济，同时又在紧邻日本北方的远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虽然他们的鲁莽行动让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感到意外，但也不排除行动策划者受到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别领导支持的可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伊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等官员希望控制事态。然而，在极端爱国主义媒体的煽动下，石原的冒险行为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公众被各种赞扬野战军勇气和弘扬国家自豪感的新闻报道所包围。主要的几家报纸彼此竞争，纷纷登载日本每一步战略行动的独家照片，突然井喷的发行量让这些报纸获利颇丰。记者也被派往战区，发回一系列吸引眼球的报道，诸如“我国陆军英勇地从长春向吉林挺进”“帝国陆军攻陷齐齐哈尔、伟大精神穿透云霄”等。

    此时，这些报纸做出了一项影响力深远的政治选择：自我审查。尽管私下通过一些陆军军官得知，所谓中国精心策划的爆炸不过是个幌子，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这一消息。他们从未向读者透露这个虚假的借口，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关东军的声明，不断炮制号称“揭露‘满洲事变’真相”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还配有照片，展示了遭到毁坏的铁路路基，以及一个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实际上，这名中国士兵是被日本人杀害后放置在铁路旁边的）。

    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看似明确的民意支持，迫使若槻政府在9月24日勉强批准了军事行动。这样一种模式就被确定下来：极其被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由于无法控制军方，若槻于当年12月辞职，继任者是反对党党首犬养毅（Inukai Tsuyoshi）。

    到1932年2月，日军已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卫戍部队在没有获得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这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标志着迈向政治孤立的重要一步，即使很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东军扶持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但国际谴责也随之而来。同年5月15日，一伙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校学员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行刺者对犬养毅温和的对华立场颇为不满，害怕他可能放弃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在国际联盟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都堪称这一国际组织的模范成员，但日本却在1933年3月因“满洲国”问题宣布放弃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

    不过，由于双方的现实利益，中日关系并未完全瘫痪。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始终在更加慎重、甚至友好的中国政策与军方压力下形成的强硬政策之间摇摆。而蒋介石忙于在中国其他地区巩固自己的控制力，尤其忙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进行战斗，他似乎也愿意暂时忽略“满洲国”这一棘手问题。毫无疑问，蒋介石竭力避免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爆发重大冲突。关东军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它首先将日本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以西的热河省（这一地区1933年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进一步扩展至附近的河北和察哈尔（今属内蒙古）地区。在中日两国1933年和1935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国民党接受了耻辱性条款，包括从华北部分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国民党组织撤出“满洲国”周边地区以及在河北东部和察哈尔建立亲日自治政府等。

    在国内，日本社会努力从全球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而民众的忧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在这种惨淡氛围下，部分青年军官在1936年2月6日发动了一场几近成功的政变，他们在投降前杀害了数位政府关键人物。此次刺杀行动的头号目标西园寺公爵逃过一劫。广田弘毅（Hirota Koki）内阁于3月9日成立，但他得以就任首相是因为近卫文麿公爵由于身体原因婉拒了这一职位（近卫不愿意对同情反叛军官的势力进行清洗，他本人希望与这些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后来他试图赦免这些遭起诉的军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广田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要求扩充军备为与中国、苏联及西方大国之间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进军东南亚的计划。中国立刻感受到日本的政策变化，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桥（卢沟桥）紧张气氛的原因。在没有事先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日军人数在1936年增长至原来的3倍，达到将近6000人。

    中国国内局势此时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的扩张愿望与蒋介石领导强大而统一中国的野心已无法继续共存。由于之前对日本不断妥协让步，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共产党称蒋介石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不惜出卖中国同胞的国家叛徒，迫使蒋介石重新思考与日本的协议。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年轻的张学良将军（被日本人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所劫持。张学良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为了维持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蒋介石决定，再也不能看起来对日软弱了。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与日军一样，将击败（中国或苏联的）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变化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军方强硬派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尤其在中国北方），以维持日本现有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越来越多的男性（包括那些年近四旬的人）被派往战区。1873年颁布的《义务征兵条例》在1927年被适用范围更广的《兵役法》所取代，后者一直实施到1945年。在这一新体系下，陆军征召入伍的新兵将服现役两年，并在随后大约15年的时间里成为预备役。而在海军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限分别为3年和9年。随着中日战争升级，为了“大批量生产”战士，军方放宽了健康与体质要求（例如，最低身高要求由1.55米降至1.5米）。许多迫切想要逃避兵役的人佯装身体有残疾或疾病。一些人在体格检查前喝下超大瓶的酱油，以期造成暂时性的肝脏或心脏衰竭迹象，也有人通过服用泻药减去大量体重。但无论如何，征兵还在继续。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由1935年的大约20%提高到1937年的23%，并在1939年进一步提高至47%。

    一个名叫潮津吉次郎（Ushiotsu Kichijiro）的士兵（由于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士兵，让我们暂且叫他大兵潮津）刚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他所在部队在扬子江（长江）河口登陆前，这个来自京都的小店老板从未听过枪声。他也从未闻过将他绊倒的一具中国士兵腐尸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恶臭，这具臭气熏天的死尸上布满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苍蝇，而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让他无法相信它们仅仅只是昆虫。已过而立之年的潮津对自己的新身份毫无准备。

    大兵潮津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一座城市执行巡逻任务，检查房屋内是否还有人。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主动接近他。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女孩自愿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床上。女孩不顾一切的绝望姿态让他让感到惊讶和难过，他完全知道，要是其他人早就顺势占了便宜（日本最终决定设立“慰安妇”，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及其他地方强制征召的性奴隶。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士兵的欲望加以些许控制）。

    还有一次，潮津见到一个刚生产完的年轻中国妇女蹒跚走出她的屋子以躲避枪战。她最后为流弹所杀，手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连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断。同样让人难以忘却的是，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抛入河中，在他们挣扎求生时将其射杀，鲜血把河水染红，潮津却只能无力地看着。

    1937年10月末，潮津听到传闻说，日本与国民党的谈判陷入僵局，他感到很沮丧，担心这场预期中迅速而简单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在前往南京的危险路途中，潮津又惊又喜地遇到自己的哥哥，他在潮津离开后也被征召入伍。潮津不敢相信一个36岁的人也需要入伍服役，这更加证明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

    更糟的见闻还在后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入沦陷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潮津再一次被熟悉的尸臭所笼罩。南京挹江门堆满了尸体，这里是恐慌的中国士兵与南京市民1937年12月12日逃离南京的必经之路。潮津的部队不得不绕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一些尸体像纸片一样被人践踏。潮津默念着佛经前行。

    日本军队突然扩军，招募像潮津这样的业余兵，这意味着中日战争为职业军人的快速晋升提供了重要机会。士官通常负责监督那些不上进和不合格的新兵，所以职业军人变得更加重要，也推动了日本社会进一步军事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若干“爱国妇女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请求志愿者捐款支持“千针腰带”，一种由1000名不同的妇女缝制带有刺绣装饰的腰带，据称可以防弹。这些腰带被送往中国战场以示支持。令穿戴这种腰带的人失望的是，这种腰带成了虱子的温床。

    日本因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与中国的战争又让日本失去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中日战争爆发整整一年前的1936年7月，东京赢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日本人为了这一荣誉曾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日本将作为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非西方国家，这是现代日本最为重要的国家项目之一。运动场馆的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但到1938年，要求日本放弃主办权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暗示将抵制这届奥运会。

    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军方担心其资源需求无法满足，因而建议与奥运会有关的工程只使用木材和石料。曾为东京奥运会摇旗呐喊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却异常沉默。1938年6月末，近卫内阁对战争目的以外使用的工业材料设置了限额，这实际上终结了日本的奥运梦，东京将不得不继续等待24年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奥运荣耀。

    讽刺的是，在国际社会舆论对日本日趋强硬的同时，日本除军事实力以外，其他各个方面的自信心都在不断膨胀。在193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师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36岁建筑师坂仓准三（Sakakura Junzo）以日式凉亭作品赢得了最高奖项。8月，东京骄傲地主办了世界教育社团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第七次双年会。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吸引了48个国家的3000名与会者。之后是“神风”战机。当这一双座战机1937年4月6日飞离东京时，欧洲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架飞机的24岁飞行员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与36岁飞机工程师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所要经受的挑战。欧洲和北美飞行员统治着长距离飞行纪录，日本在这项迷人而极其危险的领域完全是个未知数。这架日本飞机表面上前去庆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5月12日的加冕典礼，并对欧洲数个国家的首都进行友好访问。但实际上，这是《朝日新闻》仿效欧洲报社，通过雇用飞行员进行自我推广的宣传噱头（当然也是为了收集新闻）。

    “神风”热潮不再是一家公司的广告宣传，因为整个日本都在关注这两名飞行员的伟绩。由三菱公司为军事侦察目的制造的测试飞机被吹捧为“完全”国产，进一步煽动了这股爱国热（实际上，飞机所用的金属和所需要的汽油都来自其他国家。冢越贤尔还具有一半英国血统）。“神风”是从《朝日新闻》读者提供的大约50万个名称中挑选出来的。4月1日举行的命名仪式由皇后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Imperial Prince Higashikuni Naruhiko）主持，这更让这架飞机的成功成为国家骄傲。

    许多开始对此不以为然的西方媒体也被这架飞机所吸引。飞机4月8日离开卡拉奇飞入地中海上空时，欧洲开始屏息以待，1937年4月9日，“神风”出现在伦敦以南的克罗伊登（Croydon）上空。飞机盘旋了数圈，似乎是要取悦4000名欢呼的群众，包括300名充满喜悦与自豪感的日本人。下午3点30分，飞机完美着陆。两名飞行员从东京飞抵伦敦，创造了51小时19分23秒的长距离飞行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99.2公里。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飞行员好不容易从‘神风’走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和‘万岁’。人们给他们戴上花环，如潮水一般同他们握手并道贺。”两名飞行员又在法国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了荣誉奖章，其中包括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4月16日，正打算在欧洲开启小提琴演奏事业的神童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和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以及他的家人）一道，在布鲁塞尔为两名飞行员献上了鲜花。

    与“神风”飞行员不同，小提琴演奏家诹访已经体会过巨大民族期望感所带来的压力。她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很长时间里都是日本人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尽管如此，当她见到这两位飞行员时，她的表现也同其他17岁的倾慕者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两人如此梦幻！尤其饭沼正明先生是那么英俊……我可以尽情地看着他！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布鲁塞尔机场的这一短暂相遇就像是对青春美丽和活力的定格，它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展现了日本本可以拥有的景象，而最终这一切美好却很快离日本远去。

    为了庆祝“神风”飞机的成功，自豪的赞助商在193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致英国民众的一则留言。留言称：“当前国际关系的狂风暴雨将危及未来的世界和平，此次飞行将有助于营造和平与友好的氛围。”要真是这样该多好。但不幸的是，近卫的领导将辜负“神风”飞机所创造的功绩。

    近卫强烈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1938年春天时，他开始让助手知晓他准备辞职的打算，但正式辞职的决定却一直拖到1939年1月。近卫总是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其实他并不清楚哪一边才是正确的。他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信念与职责之间挣扎，当日本深陷中国泥潭时，近卫却选择抛弃自己的祖国。民众仍然被告知，日本在中国所向披靡，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近卫的辞职颇为不解。而对中国战争成就的怀疑也悄然蔓延开来。

    近卫1940年7月复出前的三个短命内阁都没能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与此同时，德国自1939年9月以来取得的军事成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当时，荷兰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英法军队也由敦刻尔克撤离欧洲大陆，所以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殖民地似乎唾手可得。这诱使一些战略家相信，日本应该从东南亚积聚足够资源，以便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占优势。他们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取胜，那么依仗西方国家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将不得不求和，因此对日本来说，确保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就任首相，他的前任首相米内光政海军上将（Admiral Yonai Mitsumasa）不愿与纳粹结盟。身体虚弱的西园寺公爵拒绝支持近卫的任命，两人的关系已无可补救，并维持在这种状态，直到当年11月西园寺离世。

    受到德国这个近卫本不屑一顾的国家鼓舞，近卫开始第二次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希望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推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他想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取代议会政治，依靠右派和左派的支持者发起“新体制运动”，但他如何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不得而知。最初，近卫的顾问、秘密共产党员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建议创建全新的地方协会和议会制度，以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固。但政府官僚设法保住了现有的政府结构，避免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被破坏。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日本成立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它的一些纲领遵循法西斯主义理念，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加以控制。

    这一新团体推行的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是，“重新定义‘大政翼赞会’式的美女”。该团体成立后不久便就这一议题召开了由内科医生、舞蹈家、艺术家和人种学家共同参与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称，完美的女性应该强健而魁梧，同时具有宽大的臀部。与过去偏爱的苗条美女不同，这些臀部宽大的美女被认为更有可能生育大量强壮的小孩，所以她们值得赞美。

    1940年秋强制建立的社区协会将在数年内改变日本的日常生活。内务省让平均每12个家庭组成一个组，成为国家动员时最小、最基本的单元，这些团体将履行诸多爱国义务，例如组织消防分队（以便在遭遇空袭时保护国家）、参与爱国集会以及分发配给物资等。

    社区协会的代表轮流排长队购买配给物资，然后他们将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仔细对物资进行分配。一位妇女在日记中抱怨道，一旦接到分发中心的通知（随机通知），相关负责人必须“停下手上的一切事务，丢下煮了一半的米饭或用宝贵供给燃料烧热的宝贵洗澡水，冲向分发中心”。邻里间相互警惕和嫉妒让公平分配的任务成为一场噩梦。即使唯一可争的只有萎蔫的莴苣叶，人们也要为此大打出手。

    由于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所以这些所谓的社区协会大多与睦邻友好等词汇毫不沾边。相互监视制度的基础是相互猜疑与恐惧。因残酷迫害政治犯而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在每个社区协会中都有眼线，这也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警察部门成立于1911年，其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加强，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被视为维持日本政体的威胁。中日间的战争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特别高等警察”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打击目标，致使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管社会发生这些变化，近卫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却与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辙：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他总是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不决，却又在需要谨慎小心时行事冲动。他令人担忧的一个倾向是喜欢迎合周遭最响亮的声音。为应对美国对日本工业原料进口越来越多的限制，近卫内阁在1940年批准了日军在东南亚确保更稳固根基的提案。作为这一政策变化的直接后果，日本自9月23日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日从此针锋相对。

    日本在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近卫及其新任外相认为，日本加入法西斯联盟将对美国形成遏制，并将开启更加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谈判。前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Ishii Kikujiro）及枢密院其他成员对近卫与德意两国结盟持怀疑态度。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会议上，石井当面向天皇及枢密院其他成员表达了他的严重关切。他谈到俾斯麦对结盟的看法：“国际上的联盟关系就像一头驴与其骑手的关系，德国应永远争当那个骑手。”考虑到意大利毕竟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但石井并没能劝阻近卫，后者当天早些时候向枢密院顾问表示：“必须向美国发起挑战，这样美国才不会低估日本……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我的政府也决心要处理好一切。”

    近卫在10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延续了他的傲慢姿态，他说：“我认为假如美国能试着理解日本的意图，并试着积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这将对美国更有好处。假如美国有意误解日、德、意三国的真正意图……继续其挑衅行径，我们除了开战别无选择。”但他的虚张声势没有奏效，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外交突破。近卫面临他所谓的“最糟糕情况”——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

    近卫在1941年春天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政府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中日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日本甚至无法体面地撤出中国）。近卫后悔与法西斯结盟的决定，但仍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尽管军方强硬派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竭力主张对美开战，但近卫身边的幕僚却认识到，这样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对于许多军方领导来说，一个未曾言明的问题是如何保全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名誉。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美国做出让步，也许一些焦躁的军官需要得到安抚。帝国海军和陆军总是为了更多荣誉和拨款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请记住，获得更多预算是海军最终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方并不是唯一存在内部分歧的机构。外务省主要分裂为亲德派与亲英美派。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内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

    日本宪法对于天皇的模糊定位也让形势更加复杂。尽管裕仁天皇日益沦为一种象征性角色，成为这个家族式国家的神圣族长，但他仍然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动荡时期，裕仁天皇在普通日本人眼中变得更加神圣（这也是掌权者想要努力确保的）。1940年11月10日，几乎有5万人聚集在帝国皇宫前，参加近卫首相主持的庆典，庆祝日本皇室据信有2600年的统治。庆典还通过广播进行直播，日本各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民众很早就接到通知，要放弃一切休假计划，并被鼓励前往各地著名的神社朝圣。许多人欣然前往，只求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铺张的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是日子艰难的又一佐证。

    庆典成功提升了天皇的地位，而对皇室作为神圣庄严的准宗教机构的强调也削弱了君主的世俗权力。这意味着近卫无法期待太多来自天皇的公开帮助，以引导日本驶离错误的轨道。近卫出身于日本最显赫的家族，拥有足以比肩天皇的社会地位，他本可以坦率地与裕仁天皇讨论政治问题。但自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Kido Koichi）阻碍了与天皇的直接沟通。近卫政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技巧行事，所以他备感焦虑，常常禁不住要溜出办公室，投入他喜爱艺妓的怀抱。1941年4月18日，好消息终于从美国传来。自2月中旬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发回一封电报，概述了所谓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这份粗略的计划包括日美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同意蒋介石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以结束中日战争，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管怎样，该草案让矛盾方聚拢到谈判桌前成为可能。

    美国的友好姿态足以让副外相大桥忠一（Ohashi Chuichi）感到高兴。他读到这封电报后激动地大喊：“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都将因此而好转！”裕仁天皇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木户4月21日的记录，裕仁天皇对近卫说：“美国总统主动愿意详谈，这真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终重要的还是保持耐心与坚持不懈，你觉得呢？”言辞间仿佛和平即将到来。在当晚核心决策人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军方领导人也对此感到欣喜。日美试图和解的前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刚刚决定暂缓前一年制定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两军的共同决议说，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原则上必须通过外交方式（获得）”，日军应避免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挺进。

    与裕仁天皇猜测罗斯福“愿意详谈”相反，《日美谅解协定草案》事实上只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希望避免战争的“业余外交家”的产物。1940年11月25日，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总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传教会）的两名天主教神父詹姆斯·爱德华·沃尔什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和詹姆斯·M.德劳特神父（Father James M.Drought）抵达日本，开启了两国和解行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他们凭借一些华尔街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得以拜会日本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近卫内阁的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在这些会面中，两位牧师阐明了改善美日关系的重要意义。当被问及他们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本质时，两人却含糊其词，不愿透露更多。

    两人回到美国后联系了罗斯福总统的邮政部长弗兰克·C.沃克（Frank C.Walker）。在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的安排下，两人于1941年1月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日本领导人渴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总统随后继续通过沃克及两位牧师寻求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两位牧师最终拿出《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他们的日本朋友（其身份后续再详述）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在4月18日的联络会议上，大多数日本高层官员希望立即对美国的友好姿态做出回应。然而副外相大桥忠一却认为，必须等4天后他的上级松冈洋右外相从欧洲返回后，才能向美国发出肯定答复。大桥的观点最终得到认可，这也将成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可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诃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些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曾一度很富有。由于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

    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松冈洋右开始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虽然他本身没有鼓吹军事占领“满洲”，但他支持对“满洲”的接管。他一直敦促日本对华强硬，这基于地区安全考虑，担心苏联从北部挺进。作为一名“满洲”通”，他坚持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始腾飞。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多后的1933年2月24日，在日内瓦湖西岸由豪华酒店改造的威尔逊宫，松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威尔逊宫阿拉伯纹饰的天花板绘有金色树叶，5个波西米亚大吊灯将大厅点亮。来自40多个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松冈洋右庄严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作为《国际联盟盟约》5大倡议国之一，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把日本推上国际孤立道路的重要一步。

    国际联盟刚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由英国人李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团被派往远东调查“满洲事变”，调查团撰写了报告书，并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书建议日本撤走部队，恢复中国行使主权。松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

    松冈是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他怀疑东京最后一刻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是一项共识，该决定基于日本不愿失去对“满洲国”的控制。东京的领导人认为，只要日本仍然在国际联盟，日本就很可能成为惩罚性经济制裁的受害者（正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受到的制裁）。他们认为这种制裁很不光彩，而日本政府通过离开这一国际组织可以避免遭受制裁。对于一向在乎国际舆论的现代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端而短视的应对策略。

    松冈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小离开国际联盟的损失，他再次试图解释日本的处境。站在讲台上的松冈抛弃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大声呼喊道：“读一读历史吧！我们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满洲”，我们一手缔造了‘满洲’的今天……日本从始至终一直都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满洲”的接管，他说：“美国人会放弃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吗？英国会把主权交给埃及吗？”演讲完毕，他向自己的代表团挥手，代表团成员全体离席。

    这无疑是国际联盟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合众通讯社记者从日内瓦发出的报道称：“代表团由衣冠楚楚的松冈洋右率领……看起来沉重而坚决。”代表团离开时，“拥挤的过道里混杂着嘘声和掌声”。

    虽然《李顿调查团报告》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认可日本对该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尽管世界主要大国满口主权、自立、平等、和平，强调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但毕竟这些国家仍占有大片殖民地，单独挑出日本说事会让自己名誉受损。所以当松冈洋右的代表团以这种戏剧化方式离席时，国联大会确实大感意外。

    松冈能够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联盟特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了解中国东北。他本要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宣称这将促进亚洲种族和谐、现代化城市规划、广袤农田的开拓，让国际舆论有利于日本。1932年12月8日，松冈一抵达日内瓦就即兴做了一番奇怪的演讲，他总是喜欢这样做。他在演讲中为“满洲国”辩护说：“当前，没有人看到‘满洲国’的重要意义。但世界最终会承认，日本是正确的。”他继续以他典型的夸张口气说：“日本即将像耶稣一样被钉上十字架。正如他后来在欧洲社会获得救赎，日本也将获得救赎。”松冈洋右的发言持续了将近90分钟。他受到观众的起立鼓掌，但大家更可能是为了这一冗长演讲的结束而鼓掌，而不是为了演讲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向来是国际联盟自1920年成立以来的模范成员，日本向国联派出最能干的官员，捐出大量款项，主要原因是日本认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正迅速成为20世纪外交的惯例。让日本失望的是，尽管做出最大努力，日本很快被称为沉默的伙伴，因为日本代表往往不爱交谈。许多人对松冈这位话多的全权代表感到惊讶，对松冈大加赞扬，说日本终于从“无声默片”转变成“有声电影”。

    《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最后投票结果让松冈非常失望，他此前两个月所做的公关工作完全没有奏效。他和他的团队驻扎在日内瓦湖边的大都会酒店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各方游说，包括放映关于“满洲国”的宣传纪录片。松冈的助手回忆道，虽然他的上司很固执，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渴望得到关注，但在这些辛苦工作中，他仍然对手下体贴、关切。这名助手还透露，松冈洋右在酒店房间里长时间地准备自己的“即兴”演讲。

    松冈宣布日本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时，对听众说：

    日本政府现在不得不作出结论，日本和国际联盟其他成员在实现远东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认为，在中日分歧问题上，日本与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但日本政府仍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远东地区和平，保持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

    松冈洋右从国际大会上贸然退场，成为日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之一。大肆鼓吹极端爱国主义来增加销量的日本各大报纸率先将松冈塑造成不畏西方及其走狗欺凌的伟人。国内的狂热反应确实让他惊讶，但他很快开始享受这一英雄归来的角色。他现在成了羽翼丰满、受人爱戴的当红政客。为了利用这一声名，他在1933年12月辞去众议院职务，离开立宪政友会。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日本各地，进行了184场演讲，听众共计7万人，宣传他所谓的政党解消联盟。他开始把巨幅旭日旗放置在讲台后方，这逐渐成为展示爱国忠心的做法。

    1933年12月的一天，东京日本青年中心里挤满了听众，松冈谈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罪恶，宣布了日本议会体制的死亡，他说：“我不认为政党政治是实现宪政政府的唯一方式……政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至此，他的政治信条转向法西斯主义。但与近卫一样，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是有限度的，也是肤浅的。松冈当然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感到惊叹，但他显然无法接受带有种族歧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亚洲人被列为次等地位。松冈没能预见纳粹大屠杀，但他其实也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不满。1935年8月至1939年2月，他再次在“满铁”工作。他担任“满铁”总裁时，驻扎在哈尔滨的樋口季一郎少将请他帮了一个忙。樋口季一郎在波兰和德国见识并遭受过歧视，所以他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犹太人的困境。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樋口季一郎公开表示，犹太人被赶出欧洲前应被给予一块国土。1938年3月，樋口季一郎听说，一群逃出德国的犹太人被阻挡在“满洲国”外，所以他寻求松冈的帮助。松冈派他公司的火车将这些难民安全送往上海，他们因此逃脱迫害。

    松冈渴望成为强大而具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有能力像法西斯独裁者那样搅动全国，这解释了他对轴心国感到着迷的原因。但他认为，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取得相对的力量优势。而他对轴心国野心的肤浅理解也再次解释了，为何他根本不理解英美对纳粹，以及日本与纳粹结盟而感到厌恶的极端程度。

    1941年4月13日，微醺的松冈洋右在穿行苏联的“红矢号”列车上说：“年轻人们，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的就是多。”他其实只是对30多岁的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一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松冈借着酒劲教导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条约》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而是为了维持和平！”

    松冈强调，他受到力量的引导。他崇拜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后者利用自己的能力让各大国长期保持均势，并在维也纳会议上成功对拿破仑战争做出了结。但时代变了。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各自分支彼此对抗。西园寺公一认为，松冈洋右不认真对待政权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是十分危险的错误。

    完全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西园寺公一总是与养父西园寺公望关系紧密。他不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国务卿赫尔会因为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而被迫与日本妥协。在一次酒席上，西园寺公一对松冈说，日本不应该与轴心国过于接近。西园寺公一知道，近卫后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所以他希望松冈也能看清，该条约是一种外交负担。“你必须支持近卫公爵。”西园寺公一说。松冈洋右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在支持公爵大人。我甚至表示一旦他组建内阁，我愿意当他的秘书……不过公一君，外交可需要专业知识啊，我比你更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随着列车的行进，松冈越来越确信，日本首相的位置唾手可得。酒精的确让他变得自大，但同样迷惑他的还有对斯大林的记忆。几小时前，松冈的火车即将离开车站时，斯大林带着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冒着莫斯科的浓雾亲自为松冈送行——鉴于斯大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政要，此举实属罕见。斯大林说：“你看，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斯大林没有按照习惯考虑一下就同意与松冈洋右签署协定。日本代表团从柏林返回的途中抵达莫斯科时，德国袭击了南斯拉夫，这让斯大林感到焦虑，或许也让他高估了日本与纳粹的关系。对于斯大林来说，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很划算，协议确保了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又不用向日本割让土地。由于松冈访问柏林时暗示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斯大林认为苏联西部边境也不会受到德国袭击，至少暂时不会。斯大林确实感到焦虑。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空旷的办公室，日本和苏联代表相继在外交文书上签字，这时，穿着标志性深灰立领大衣、没有佩戴任何奖章的斯大林慢步走来，手里拿着一根烟。他走向墙边的餐桌，开始检查并摆放玻璃杯和餐具，好像他是这栋庄严大楼里的男管家。后来的一切都进展顺利。

    斯大林和松冈在车站相拥道别时，两人都喝多了，显得很亢奋。酒劲过去许久后，松冈仍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他与近卫日益紧张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有些缓和。近卫听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后说：“松冈洋右是个能人！”

    日本民众习惯于接受广播和报纸所营造的基调，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欢欣鼓舞。《朝日新闻》4月23日称赞松冈“使《三国同盟条约》得以新生”，在日本与西方快要爆发战争时确保了日本的和平。美国和英国都不敢挑衅日本了，因为苏联已清楚地表示，不会被同盟国利用。在松冈最受欢迎的时候，他的肖像照甚至卖得比当红影星都要好，包括“满洲国”影星李香兰（李香兰其实是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与松冈洋右的长子秘密约会）。

    4月22日，松冈洋右英雄凯旋般回到日本，4天前，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用电报传回《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摘要。虽然来自美国的消息让人意外，但松冈却很得意，因为他错误地推断自己促成了美国突然的外交谈判意愿，认为他拉拢苏联的均势策略立即奏效了。

    松冈洋右在莫斯科三次会见了美国驻俄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想要试探罗斯福是否会鉴于“新形势”而与他谈判。一位随行记者说，松冈握有吸引罗斯福的计划：松冈将与蒋介石会谈，之后两人再飞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罗斯福、蒋介石和松冈洋右届时将同意长城以北地区实现中立、日本从中国撤军、“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然后签署中日、美日互不侵犯条约。松冈在与近卫通电话时得知美方愿意接触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大连等待乘坐飞机回国，松冈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接下来我们将飞往美国！”松冈的狂妄自大症可见一斑。他最后知晓《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真正起因后，感到自己被抢了风头。他不允许日方任何人（包括野村大使）采取重大外交行动，这份草案建议近卫文麿与罗斯福在夏威夷会晤，而不是他与罗斯福进行会晤，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会威胁到他的权威，也会夺走他受关注的地位。

    松冈回到东京的当天晚上，内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对美国的回应。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内阁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和首先得知该谅解草案的副外相大桥忠一。松冈决心要破坏这次会议。这本应是属于他的时刻。他开场先吹嘘了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当讨论到美方的草案时，松冈向与会者怒吼道，野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还说，作为德国的盟友，保持忠诚和坦诚很重要。鉴于此，他认为日本必须向德国汇报谅解草案的内容。他坚信，这份草案包含“70%的险恶用心和30%的善意”。他没有做出决定，以疲倦和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会场。

    松冈洋右离开后，大桥忠一说，松冈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对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很快对美国做出答复。但包括军方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更愿意与美国尽早接触。近卫总显得既冷漠又迟疑，他以发烧为由离场返回住处。

    由于等不到指示，在华盛顿的日方谈判人员4月29日向松冈致电，但没有结果。野村感到沮丧和失望；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谈判，因为这份谅解草案尤其符合松冈的核心外交思想，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野村频繁出入美国国务卿所在的卡尔顿酒店，不断为日方的延误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

    罗斯福和赫尔并不认为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希望避免战争。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这一草案开启与日本的官方交流，然而日本方面却不太清楚这份文件与白宫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双方业余外交人员发起的。

    日方最主要的调停者是47岁的银行家井川忠雄（Ikawa Tadao），他曾与近卫文麿一同上学，几年前为近卫公爵建立了一个智囊团。井川曾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驻纽约总领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许多关系。此前，他安排两位美国牧师访问东京时见到了日本领导人。在这两位牧师访日期间，他决定也参与到这项和平计划中。

    井川彬彬有礼、外形俊朗，他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也让他流露出轻浮傲慢的气质，让包括松冈在内的许多人信不过。他也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从牧师那里一听说罗斯福同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井川立即以私人身份前往纽约，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与美国前妻的纠纷。他在1941年2月27日抵达纽约。

    由于井川忠雄并不属于外务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很冷淡。但他还是设法取得了大使的信任。才上任不久还有点像个局外人的野村大使一开始不信任井川，松冈告诫过他要远离此人，但这位银行家3月8日安排了在国务卿住所的一次秘密会面，把野村大使介绍给了赫尔后，野村开始对他另眼相看。随着42岁岩畔豪雄（Iwakuro Hideo）大佐的到来，美日“非正式会谈”（美国人这么叫）很快开始。

    牧师最初拟定的草案在岩畔豪雄与野田大使、使馆武官和一名专家的商议下进行了大幅修改。日方研究草案的小组在其他使馆工作人员回家后聚集在使馆地下室里商议，讨论出一份冗长的文件，其要点可以归结为：

    1.美国和日本承认，两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将共同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达成友好谅解。

    2.日本承认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是为了防止欧洲战事扩大。日军只有在德国受到非战争第三方的主动攻击时才履行其军事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只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3.美国总统将劝告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讲和，为此，美国总统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国独立；（b）日军基于中日条约撤军；（c）不吞并中国领土；（d）没有赔款；（e）中国重启门户开放政策；（f）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府实现合并；（g）日本克制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h）承认“满洲国”。

    4.美国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吓目的向太平洋地区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

    5.两国政府恢复《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6.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括东南亚）获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通过和平方式。作为交换，美国将确保日本的资源获得，包括石油、橡胶、锡和镍。

    7.为了太平洋政治稳定，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侵入，双方确保菲律宾的独立，美国确保日本移民受到平等对待，没有歧视。

    4月16日，赫尔询问野村日本是否愿意基于这份日本修改的文件与美国谈判，这份文件“包含的许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赫尔还表示，文件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添加新的、单独条款。野村在汇报与赫尔会面的电报中没能阐明这份谅解草案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岩畔豪雄后来承认，这是野村的助理、公使衔参赞若杉要（Wakasugi Kaname）故意选择的措辞。若杉认为，强调美国的渴望而忽略日本对文件的修改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野村向东京派发的电报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修改协议。收到电报后过于兴奋的副外相大桥忠一可能没能看到美方的这一条件，所以给日本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拿出了一份满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美国其实没有做出这么多让步。

    松冈洋右认识到，他的同事庆祝得太早了。他丢掉野村发来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要求查看英文原文。5月初，他私下向一位外务省官员抱怨说，来自美国的谅解草案让人大跌眼镜，因为：

    很显然，这不是美国的文件，而是日本人写的。所有人，包括近卫公爵，似乎都认为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只需给美国一个肯定答复。多么愚蠢啊！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开始谈判，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中日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将无法取得满意结果……如果谈判失败，军方将有理由发动战争。我知道我是对的。

    松冈洋右是对的，事情并不像开始看上去那么乐观。但他并没有将草案本身看作展示日本谈判意愿的机会，而是出于褊狭和怨恨做出了过激反应。在5月3日政府与军方的联络会议上，终于走出自我封闭的松冈拿出一份“5·12计划”（野村吉三郎于5月12日将该计划交给赫尔），这也可以称为“松冈计划”，据说是对《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阐释，但内容却相差甚远。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关于欧洲战争的未来：

    美国和日本政府将实现世界和平作为其共同目标；两国因此应当共同努力，不但要防止欧洲战争的扩大，也要帮助欧洲迅速实现和平。

    松冈想要促成欧洲和平的理想（在他渴望成为“伟人”的推动下）看起来很高洁，但他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罗斯福政府根本不愿意与纳粹政权谈判。另外，一个深陷中国战争泥潭的国家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结束战争？日本的这一最新提案删除了所有与中国和谈的条件，大概松冈不想被具体条款所限制。他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与日本讲和，美国应该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日本既想不受牵制，又想获得帮助。松冈答应确保菲律宾独立的条件是，菲律宾要“永久保持中立”，并且“日本人移民美国应受到友好对待——与其他国民平等，不能歧视”。《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说：“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活动应当以和平方式开展，不能诉诸武力。”这种表述受到“松冈计划”的攻击，因为它“既不合适，也很多余”，因为“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已在多个场合的各种发言中清楚表达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政策”。删除这些文字意味着日本不愿放弃在东南亚的军事选项。罗斯福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松冈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让日本军方感到惊讶。松冈想要所有人知道，他只能以掌权者的身份（或者看起来像掌权者）参加谈判。他一直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最有价值的品质。

    虽然松冈和近卫的性格迥然不同，但两人惊人的相似点是，他们都想看到一个强硬的日本。当年22岁的松冈刚从美国回到日本时，他对自己从前的老师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然后他描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狭窄过道相遇的假想情景：

    美国人并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来一拳，他才会尊敬你，认为你和他地位平等。日本外交官应该从现在起注意这一点（美国人的性格）。

    “松冈计划”让赫尔更加讨厌这位日本外相。赫尔和野村为此达成了奇特的默契。5月11日赫尔收到“松冈计划”的前一天，赫尔向野村抱怨信任日本外相“行动和大话”的难度，赫尔注意到，“（大使）不但没有反驳我的话，我还觉得他其实赞同我对松冈的评论”。从野村处获得日本最新方案后，赫尔发现“不诉诸武力”的段落被删去了，他嘀咕道：“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保证不向南挺进。”赫尔指的是日本挺进东南亚，以取得战略制高点。

    美国从一开始就建议，这一非官方的《美日谅解协定草案》应当成为推动两国对话的起点。但松冈洋右认为，除非美国首先接受日本的一些要求，否则日本无法开始谈判。他相信，日本因为强硬而赢得美国的尊重。实际上，日本正在浪费一个对该国极为有利的谈判机会。

    此时，美国仍然准备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赫尔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接受他的“四项原则”：（1）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2）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予以支持；（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继续保持太平洋现状，但这一现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在与野村的私下交谈中，赫尔表示，第四条原则不会影响“满洲国”，而是适用于达成总体协议后的未来。对于美方的回应，松冈却设定了无法撤回的前提条件。松冈非要坚持保留日本向南使用武力的权力，他在军方自己都愿意妥协的问题上小题大做，这是没有必要的。日本陆军尤其想要停止进一步军事冒险，因此之前，1939年5月至9月，日本陆军与苏联军队为了“满洲国”和蒙古国的边界纠纷在诺门罕（Nomonhan）进行了惨烈的战争。现在，一个曾逃避服兵役的文官却指挥军队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近卫透露，他曾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松冈欧洲之行的归来，以便讨论《美日谅解协定草案》的有关事宜。他不想因为没有通知这一最新进展而惹怒极度敏感的松冈洋右。但松冈拒绝与他一道回去，坚持认为外务大臣的首要任务是向皇宫鞠躬致意。近卫对松冈冷若冰霜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放弃了两人同乘一辆车的想法。近卫后来表示，这件事让两人之间的裂痕加深。

    虽然对松冈越来越不满意，但近卫仍然让他主管日本的外交，即使冒着疏远美国的危险。近卫只是不想与外务大臣起争执。松冈不断对其他官员说，关于大洋彼岸的这个不友好的大国，他比其他人懂得更多。没人能够反驳他。参谋本部一位陆军军官后来回忆道：“松冈惯常的做法是直接把自己的提议拿到联络会议上，不论如何强迫该提议获得通过。其实他的做法相当令人赞叹。”日本的政治文化完全不欢迎惊喜，提前打报告是通常的惯例，而松冈洋右是唯一的特例。日本有句老话叫“移植树木前先将根部周围挖开”（译者注：引申义为事前讲明、打好铺垫），但这句话不符合松冈的办事风格。

    与之相反，喜欢幕后秘密做事的近卫已经在为除掉他的外务大臣做着准备。松冈可不是普通对手，近卫公爵深知，在日本悠久的政治斗争传统中，松冈的倒台必须经过精心策划，这是近卫公爵天生就擅长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卫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日本其实等不起更长的时间了。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1882年是日本军事史上关键的一年，因为日本新生的现代政府颁布了一份官方文件。

    新年第四天，现代日本第一位天皇、29岁的睦仁（明治天皇）在日本皇宫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拿着这份文件。与这个新兴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天皇和少数随从栖身的宫殿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从前的宫殿几年前被烧毁了，现在仍在建设中。睦仁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站在只适合这种盛大场合的由金缕布铺设的讲台后面，笔直得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这一西方式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是一个传统日式火盆，放置于他的身后，以温暖天皇陛下的臀部。

    以当时的标准，睦仁1.68米的身高算是高大的（在他的统治时期，包含肉类和奶类的西式饮食引入日本，从此日本人的身高迅速提高）。他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双眼炯炯有神，还留着浓密的黑胡子。讲台的另一边站着陆军大臣大山岩（Oyama Iwao）。这个矮胖的男人比睦仁大10岁，他俩的共同弱点是对西方美食没有抵抗力，尤其喜爱牛排和法国红酒。大山岩被同辈人戏称为“小蛤蟆”，他总是穿着深色普鲁士制服（这种制服及其他制度安排都是模仿普鲁士军队的）。他接受这一皇家文件的时刻到了，大山岩毕恭毕敬地伸出双臂，向天皇深深鞠躬。天皇颁布了对军人的训令《军人勅谕》，文件按照礼仪从天皇手中递给下属手中。该仪式既是做给外界看，也是做给国内群众看的。它清楚地表明，日本在认真开启现代化步伐，对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很不满。

    一些西方观察家对日本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努力不屑一顾。最著名的就是曾做过水手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他在《菊子夫人》中对日本人进行了冷嘲热讽，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述了法国海军军官与一位日本女性一段短暂的权宜婚姻，后来激发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他的另一部不太有名的作品《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描述的是鹿鸣馆的一个夜晚，东京的鹿鸣馆是可以举办舞会的两层楼建筑，1883年年底落成，用于招待外国宾客。洛蒂这样形容日本新兴的绅士和他们不合体的西装：“带尾巴的西装，甚至我们穿上都很难看，他们穿上多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他们都有点像猴子。”

    作为容易讨女性喜爱的男子，洛蒂对异性的描述稍微留了情面：

    噢！还有这些女人！……年轻未婚的女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们的母亲在墙边一字站开，就像挂毯一样。仔细观察，她们真是令人惊讶。她们哪里不对？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精确形容：也许她们戴的耳环要么太多，要么不够；她们位置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抑或是她们没有穿束身内衣。但她们的外在并不粗俗，她们的手小小的，穿的衣服是从巴黎直接进口的……不，她们的确很奇怪，一切都很奇怪——她们是这样不真实，细细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走路内八字。

    颁布《军人勅谕》后，鹿鸣馆盛大而不自然的舞会就开始了，这已经是日本国家工程的一部分，为了展现其现代化的一面。由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的鹿鸣馆既不完全像西方建筑，也不是东方建筑，初衷就是用于召开盛大的宴会。但对这一奇特景象感到震惊的不光是盛气凌人的洛蒂一人，日本人也觉得不自在。许多女性出于礼节或害羞不愿意跳舞，所以在这些舞会上，男子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爱国人士为了现代日本而跳舞。性格古怪却喜欢作乐的大仓喜八郎是帝国饭店和鹿鸣馆的创办人之一，他描述了一天晚上在舞场上的一对奇怪组合：

    两人均为男性，其中一人像相扑一样壮硕，另一人极为瘦小。这两人非常认真地跳着舞，但因为对比太明显，他们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大家都想弄清楚两人的身份。仔细一看，壮硕的男子原来是陆军大臣大山岩，而瘦小的那位是东京府知事……在这个场合下，大山岩穿着正规的西式军服，而他的舞伴穿着日本和服，他们都在认真地跳舞，尽管两人并不擅长。

    对于日本来说，所谓的鹿鸣馆时代就是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军人勅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开始，再加上1890年颁布的《教育勅谕》，这些文件定义了现代日本民族性和明治政府的性质。《军人勅谕》不只是军队的行为准则，也是天皇对军人的命令，即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军人也要培养和保持日本核心精神。《军人勅谕》开宗明义，强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军队由职业军人和强制服役3年的入伍士兵组成，强制服役制度从1873年开始实施。军人必须将忠节、礼义、武勇、信义、质素这五德作为指导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节，强调军人对天皇（而不是对任何民选政府）的绝对忠诚。《军人敕谕》开篇写道“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接着：

    故即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夫保卫国家，维持国权，既唯兵力是赖，则当明兵力之消长，既为国运盛衰之所系，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

    尽管这样说，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很难定义。

    大约8年后开始实施的《明治宪法》也没有说清楚，没有规定军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这给半个世纪后的右翼政客和极端主义官员留有余地，他们可以通过向天皇提“建议”来执行不同的政策，利用天皇这位最高统帅的独立性。因此，1882年颁布的皇家法令可以被视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倾向并最终发动对珍珠港袭击的潜在因素之一。

    一开始，《军人敕谕》立即起到加强日本新军的作用。法令由当时的军队领导和学者专家共同起草，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皇家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法令首要目的是减轻一些人对“新兴、开放”日本的不满情绪。1882年，一些被剥夺权力的武士仍然对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新政权感到不满。这些失去社会特权的武士对新国家怀恨在心，渴望恢复旧制度。

    除了这些，新政府还有许多理由让人不满。受改革派思潮影响的人，尤其是武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彻底。19世纪70年代，这种情绪演化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渗透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受到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让-雅克·卢梭等自由主义哲人著作的影响，民主人士抨击新政权寡头统治的倾向，要求制定宪法，成立民选的立法机构。他们还开拓进取，呼吁保障社会福利与人权，包括妇女和一些遭受社会歧视人群的个人权利。

    到1880年，民权运动变得更有威力，有时甚至具有颠覆性。与所有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政府一样，日本新政权一开始也采取镇压手段，但作用有限。政府随后展示出令人惊讶的灵活性，采取不同的策略，承认民权运动的成就，并在1881年承诺10年内开设国会。

    不久《军人勅谕》颁布时，民主活动人士对天皇要求的绝对忠诚与服从并不高兴。1882年颁布的这一法令其实是脆弱的，日本皇室可以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皇室，但天皇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现代日本诞生之前，德川幕府的大将军显然更像是日本领导人。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一直是将军的任务，天皇沦为配角，把权力下放给军事统治者。1603年，大将军德川家康从血腥权力争斗中胜出，他的家族从此统治日本超过250年。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体系得以建立，以防止内部叛乱。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谨防外国思想和影响力的渗透，他们认为最具威胁的是基督教。虽然中国人和朝鲜人仍然可以进入日本，但德川幕府只允许少数（所有西方人中传教士最少的）荷兰商人在长崎湾建立小型贸易站。

    值得赞扬的是，日本皇室展现出对变革时代的适应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天皇仅仅保留了神道教守护者的地位，而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依靠天皇使自己的世俗权力合法化，所以皇室才经历了某种复兴。通过授权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天皇也恢复了拥有天赐的最高而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这种共生关系有点类似一些欧洲君主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改革派取代德川幕府后，他们也寻求天皇的庇佑，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15岁的睦仁推上日本作为现代大国重生的核心位置。天皇1868年1月宣布重新“直接”统治日本。一年后，皇室从一直所在的京都迁往东京江户城，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刚刚从这里搬走。睦仁的前15年一直生活在幕后，但现在，不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有他的肖像。

    统治初期，睦仁在全国到处巡游（前10年巡游了271次），为了建立他与臣民的联系，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拥有皇帝。来日本传授西方医学的德国内科医生埃尔温·贝尔兹（Erwin von B.lz）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让人担忧的是，“民众对其统治者毫无兴趣”。人们被强制要求庆祝睦仁的生日，“只有当警察要求时，各家各户才会装点旗帜，如果没有要求，他们能不做就不做”。

    颁布《军人勅谕》的睦仁是一位现代皇帝，他的穿着、行为和言谈都不再是那个京都穿着和服的少年。天皇的西式服装和胡子被赞誉为文明、现代和开化的标志，受到普通男子的争相模仿。为了证明对新事物的渴望，日本很快开始推行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寿喜烧（日式牛肉锅）很快成为受大众欢迎的国菜。

    虽然日本第一位现代皇帝要面临各种矛盾，但睦仁从容不迫地适应着新角色的转变。天皇本应代表古老与神圣，但他也体现出一位现代西化的君主特征。1889年的明治宪法让神道教成为准国教，而睦仁成为其最高领袖。明治政府的创始人仔细研究了西方列强，他们发现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精神支柱，他们认为神道教也可以起到相同作用。他们也看到，世俗政府是议会制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日本应该效仿现代欧洲理念，做到政教分离。因此，睦仁的地位必须是象征性的。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凌驾于政治之上。但相互矛盾的是，天皇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把天皇神化为日本国家政治体的核心是推动现代日本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对天皇的盲目崇拜中。但在1882年，明治新政府和天皇的地位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没有精神和现实根基的政府。明治维新带来了需要抚慰的感情伤痕和需要填补的制度缺口。

    明治维新始于1866年，日本南部两个藩属地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了军事联盟。这两个藩属地由于历史上对抗过德川幕府而被贬为二线藩，它们向来对幕府不满。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的一系列政治失误让这两个藩中有抱负的武士最终抓住了机会。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萨摩藩掌握了现代战争技术（虽然从1867年开始德川幕府也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取得天皇的支持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部队逐渐北上，击败幕府军。1868～1869年的内战——戊辰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藩的权力。

    来自胜利一方的下级年轻武士开始统治新政府，后来被授予贵族爵位。权力来之不易，种种好处让一些人开始腐败，但更多的人奋发努力，发挥才干，遵守纪律，并充满创造力，他们渴望日本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

    陆军大臣大山岩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萨摩藩，是所谓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的表亲，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体格健壮，性格简单却充满魅力。大山岩就是这场战争以及日本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分子。他对1863年萨英战争（只是小规模战争）中英国展现的军事技术印象深刻。因此，他开始潜心研究西方枪支（面向未来的萨摩藩决定与英国签署协议）。

    大山岩与天皇军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明治政府初期帮助镇压叛乱，随后前往欧洲加深对西方军火技术的了解。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见证了普法战争，并在日内瓦学习，进行战略研究。由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出色指挥能力，大山岩先后担任了陆军大臣和内大臣，被授予公爵。

    美国没有参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小战争，但一些紧密、重要、常常属于私人性质的联系让两国未来的对抗不可避免。新日本的先锋理念其实非常美国化。

    颁布《军人勅谕》的1882年夏，纽约州波基普西市一所大学的礼堂讲台上站着一位高挑纤瘦的鹅蛋脸美女，她是少数几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她叫山川捨松（Yamakawa Sutematsu），是瓦萨学院（Vassar）学生中的佼佼者。她担任班主席，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几个最有威望社团的成员。她就像一位完美的西方女性，但在她柔弱优雅的外表和完美无瑕的举止下是一颗钢铁之心。她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

    明治政府成功进行社会改造，一些项目受到美国的友好帮助，而从11岁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山川捨松就是社会改造项目的产物。她是政府资助送去美国培养的5名日本女性之一，培养目标是要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模范，这一想法最初由来自武士家庭的黑田清隆（Kuroda Kiyotaka）提出，他当时负责北海道的开发。1871年访问美国时，黑田对美国女性印象深刻，尤其令他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吃苦耐劳的女性与男人一起开荒。黑田认为，美国西部开发是男女共同开荒拓土，而作为妻子、母亲甚至苦劳力的日本女性也应在日本成为强国的道路上尽一份力。

    山川家是古老有名望的武士家族，效力于会津藩藩主。在内战中，会津藩与其他北方藩属地一样支持衰落的德川幕府，因而被贴上皇室敌人的标签。1868年8月，在最后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中，会津藩被敌人包围，8岁的山川捨松与会津藩的男男女女一起进行抵抗。她负责防止会津藩城堡被炸，给没有引爆的炮弹盖上床垫。这些炮弹是萨摩藩的部队发射的，其首领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大山岩。

    南方部队受到英国的技术支持，在这些部队的攻击面前，北方叛军无力抵抗。会津藩失陷后，山川家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再次取得社会地位。教育是最好的方式，通常也是恢复地位的唯一方式。当时，政府呼吁大家申请留学，敦促年轻人去西方学习知识。许多没落家庭的年轻人接受了挑战。虽然没有多少家庭愿意把女儿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期限又很漫长，但绝望的山川家决定把女儿送走。

    山川捨松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位牧师家里，伦纳德·培根牧师主张废除奴隶制。山川捨松与牧师的14个小孩一同长大，先在当地学校上学，后来进入瓦萨学院。她最好的朋友是牧师最小的女儿艾丽斯·梅布尔，许多年后，艾丽斯·梅布尔还帮助日本建立了一所女子大学。与其他一些受到同化，甚至快要忘记母语的日本学生不同，山川捨松决心要维持自己的日语能力，她每天都坚持给家里写信。

    1882年初夏，山川捨松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允许她前往美国学习的日本新政府，有设法洗脱叛军罪名的家人，有把她当亲人一样对待的培根一家，也有把她培养成独立思考女性的瓦萨学院。她渴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经过11年的国外生活，1882年年底回到祖国的山川捨松感到失望，因为对于明治时代妇女能干的工作来说，她学历过高，资质过剩。之后她嫁给了明治政府里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大山岩。大山岩的原配已经过世，他比山川捨松大18岁。大山岩就是击败山川家族藩属地的将军，这种联姻是当初无法想象的。婚后，她开办了一些慈善和教育机构。

    大山公爵与留学生新娘的故事展示出，个人努力、勤勉、野心和创新能够克服分裂日本的历史伤痕。这种团结正是被日本未来的敌人美国所激发的。在世界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日本和美国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新兴大国。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每个帝国由军事力量控制”，然而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世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一体性”，推动一体化的因素有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运动及大众传媒（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造出来）。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日本将美国视为导师。“赶超西方”是日本不断强调的目标。通常，这里的西方指的是美国，而不是旧欧洲。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大山岩谨记《军人勅谕》，避免沾染太多政治权力，他只想做一名军人。大山一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都很成功，成为明治时代权势集团核心。他的儿子后来迎娶了近卫的妹妹，大山家与旧时代贵族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治创新精神逐渐消失在旧秩序的新版本中。

    明治时代结束于1912年，那年睦仁天皇逝世，他在位45年（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多一年）。日本最早是亚洲外围一个偏远的封建国家，却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日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机构、高效的铁路系统和邮政系统。明治时代最大的骄傲是其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日军先后在两场战争中击败中国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明治时代末期，新兴的日本却越来越像个老牌强国，或至少是老牌强国的惊人模仿者。而激发明治维新的美国先锋理念和个人进取精神却越来越像是日本帝国主义光辉前景的威胁，是日本成为亚太地区领头羊的障碍。

    在睦仁天皇的儿子嘉仁的统治下，日本充满积极创造力。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缺陷与活力并存的议会制蓬勃发展。日本在海外也确立了新兴大国的身份。大正民主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始了（大正时代即嘉仁天皇从1912年至1926年的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包括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人的生活也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尤其在城市，更多的人喜欢花一点钱去舞厅、咖啡馆、百货商场、剧院和电影院里享受生活。正如一位诗人观察到，文明的标志体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唉，可惜嘉仁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领导角色。他既缺乏个人魅力也没有好的体力，在他强势的父亲眼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皇位继承人。他是自动成为天皇的，他所有的哥哥都过早夭折了。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越来越差。1921年，他身边的官员都认为，嘉仁的天皇角色过于被动，他的儿子裕仁应当尽快继承王位。

    鉴于未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裕仁在1921年3月至9月访问了欧洲，他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他在“香取”（Katori）号战舰上学习西方餐桌礼仪，还练习打高尔夫球。此前没有哪位日本皇太子访问过欧洲。裕仁在旅途中度过了20岁生日，他回国后成了一名英国狂热者。他在英国受到热情接待，部分原因是两国1902年以平等身份缔结了同盟关系。日本一部纪录片骄傲地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皇太子的照顾是“父亲般的关怀”。戴着眼镜的皇太子看起来有些内敛，但他内心其实很兴奋，展现了少年天生的好奇心。

    裕仁行程的亮点之一是前往珀思郡阿索尔伯爵的布莱尔城堡。皇太子的确被这位苏格兰贵族的简朴生活所打动。在一次以欢迎裕仁为名的舞会结尾，领地里的普通下等人纷纷涌向舞池。据称伯爵对这些人说：“让我来展示真正的苏格兰舞蹈。”于是他和妻子一起加入人群，与佃农手拉手。裕仁的心情从震惊转为欣赏，他意识到只要贵族和富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就不用担心阶级斗争。除了养成每天吃传统英式早餐的习惯外，裕仁似乎被英国王室“统而不治”的理念深深吸引，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到日本后，由于他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裕仁开始摄政，代替天皇行使权力，成为实际君主。裕仁同时成为日本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军人勅谕》颁布40年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已成长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裕仁在军事问题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观点。欧洲之行加深了他对战争恐怖的认识。在苏格兰高地钓完三文鱼后，他被带到弗兰德斯（Flanders）最著名的伊普尔（Ypres）战场。一战已经结束3年了，但这片荒凉的战场上仍然散落着战争遗物，几十万青年人在伊普尔血战中丧生。碎弹壳和子弹到处都是，这似乎是周围景致中的永恒部分。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1914年的著名诗作《致倒下的战士》中写道：“他们永远不会变老，当我们活着的人们都已老朽。年华不能使他们厌倦，岁月也不会让他们愧疚。”让皇太子为之动容的不仅是年轻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缅怀。充当导游的一名比利时军官在给裕仁做讲解时突然情绪失控，裕仁后来得知，这名军官的儿子正是死在这片战场，他也流下了眼泪。

    裕仁对君主制的看法以及对战争的嫌恶很快受到挑战。1923年年底，一名年轻的非政府主义革命者试图行刺他（1932年又有一名韩国独立主义者试图行刺他）。裕仁本想通过亲民来博得大众喜爱，他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神圣最高统帅的身份与统而不治的想法充满矛盾，裕仁的天皇身份与个人责任的界定也愈加复杂。他掌管政府和军队，可以选择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但他一般不会这样做。在一战结束后的短暂平静期，裕仁的表现与任何本质上孤独而焦虑的人一样。他小心翼翼地为登上王位做准备，他要捍卫从明治时代开始积累的成果，明治天皇是他崇拜的祖父。1926年12月，47岁的嘉仁驾崩，裕仁正式成为日本天皇。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1921年10月，裕仁刚从欧洲回到日本不久，日本陆军的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革命始于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德国黑森林风景如画的温泉小城巴登—巴登，陆军士官学校1904届的3名同学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小畑敏四郎（Obata Toshiro）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秘密在这里会合。此三人均30多岁，在陆军仕途顺利，因公务原因在欧洲停留，但他们看起来都不强壮。瘦小的体格和圆形眼镜都透露出，他们更喜欢书本而非严格的户外训练，更别说打仗了。陆军开始像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这三人因其出色的学历和政治素质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第二天，常驻德国的陆军士官学校1905届毕业生东条英机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专门避开外界视线，秘密发誓要对帝国陆军进行改革。4人同意铲除陆军内部的地方派系，对人事和军事体系进行大幅重组，并建立总动员体制。在未来10年，这4位军官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受到提拔，大范围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帮助陆军壮大和团结——以便让日本更加强大。

    明治时代的内战和快速发展所留下的伤疤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陆军。1921年，明治时代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现代日本陆军两位奠基人之一的山县有朋公爵现在已经80多岁，但仍然活跃在政坛。大家都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任何长州藩派系以外的人就休想进入陆军领导层。山县有朋派系对陆军的控制其实越来越弱，更多派系外的人进入了最高指挥层。但山县有朋派系的影响力仍然让在巴登—巴登密谈的军官感到忧虑，他们都不属于长州藩。

    东条英机的父亲就是派系争斗的受害者，他来自19世纪60年代与长州藩—萨摩藩联盟作战的一个北方叛乱藩属地。即使东条的父亲以第一名身份从陆军大学校毕业，他的仕途也未有任何起色。东条非常理解父亲的不得志，决心要报复那些当权者，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如此不公平。

    1922年年初，就在黑森林会面仅几个月后，山县公爵去世了，于是长州藩掌控陆军的问题也解决了。但陆军的风气变得更加严格和刻板。在贤能主义推动下，学校成绩受到空前重视，这对巴登—巴登会面的4位军官非常有利，他们都成绩突出，尤其是永田铁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永田很快要领导陆军的趋势越发明显。小畑敏四郎并不十分乐见永田的晋升。虽然两人对陆军需要改革的意见一致，但双方对改革应以何种形式进行有很大分歧。小畑是“皇道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其创立者是夸夸其谈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荒木贞夫和他的盟友真崎甚三郎。该派系的追随者往往会成为满腹牢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赞同使用极端和恐怖主义方式。在他们看来，理想中的日本应该团结在天皇的神圣权威下，天皇在军队的帮助下履行引导日本的职责。他们认为，新日本必须摆脱政治腐败和派系的影响。他们把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困境归咎于当前政权。

    永田代表另一个改良主义集团，通常被称为“统制派”，该派系没有正式的创始人，反对“皇道派”的人大多属于这一派系。永田不喜欢加入任何派系政治，他所想象的未来日本是一个以陆军为核心、具有高度国防效率的民族国家，一个重组为高效战争机器、为全面战争作好准备的国家。“统制派”非常务实、理智、不择手段。在其他部门也有永田铁山的支持者，他们也想在效率方面“重新包装”日本。另外，这些所谓的“新官僚”在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担任首相时都支持他的“新秩序运动”。

    与之相反的是，“皇道派”倾向于感情用事，认可传统主义价值观，将军队看作日本武士精神的守卫者。他们认为日本社会过于腐败，无法救赎，只能重建。但两个派系均同意让日本的政治生活军事化，不论哪个派系胜出，日本都必将拥有一支渴望干涉政治的陆军，完全不顾1882年的皇家敕谕。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另外两个巴登-巴登盟友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的帮助下，永田依靠圆滑和结盟战胜了许多挫折，他显然已脱颖而出。1934年年初，永田被任命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他完全有权力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包括人事改革。他的梦想在1935年8月12日突然破灭了，一人突然闯入他在陆军省装饰华丽的办公室，用一把武士刀对他砍去，毫无防备的永田头部中了一刀，背部两刀，最后是喉部，他倒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上。

    杀手是40多岁的相泽三郎（Aizawa Saburo）中佐，永田的一些人事安排影响了“皇道派”高层领导，包括荒木贞夫，这让相泽十分气愤。永田终年51岁，正值事业高峰期。讽刺的是，相泽强行闯入时，永田正在开会，讨论如何控制怀有极端思想的军官寻衅滋事。在对相泽的审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同情。他最后被判有罪，执行死刑，但这起刺杀事件以及凶手所获得的声援的确令人震惊。

    暴力仍在持续，以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达到高潮。受“皇道派”影响的青年将校（他们自称是独立的派阀）信奉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他们发起这次政变。在大雪覆盖的东京，他们带着将近1500名士兵杀害了数名政府重要人物，包括大藏大臣和内大臣。许多参加这次政变的士兵并没有太多政治化倾向，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相信革命能为改变现状提供机会的是反叛军官，而不是士兵。早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前，日本的农村就已变得一贫如洗，年轻女子和儿童被卖给做肮脏交易的中间商，随后又被送往城里的妓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下层士兵正是贫困的不幸受害者，军官可以轻易利用这些士兵的不满情绪。

    策划政变的反叛军官称，他们不想自己取得政治控制权，而是要把天皇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影响中解救出来，认为自己的手段合理合法。其实，主要政变策划人想要拥立裕仁的长弟秩父宫亲王（Prince Chichibu）成为他们的新领导人。秩父宫亲王也是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广泛拥戴。

    裕仁天皇展现出以往不多见的魄力，他立即对这一政变予以谴责。这种夜间发动袭击的懦弱行为让他既震惊又愤怒，那些手无寸铁的七八十岁老人被害时还穿着睡衣。奇怪的是，在天皇不同寻常地公开进行谴责后，民众却再次对凶手表示同情。与刺杀永田铁山的凶手一样，这些行凶者得到称赞，因为他们据称想要把天皇和日本从错误路线中拯救出来，其动机是纯粹而无私的。主要策划者虽被处决，却被视为烈士。“皇道派”的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该事件结束后，陆军再也没有制造更多的恐怖事件。

    尽管发生这么多流血冲突，但在派系争斗中没有明显的胜者。此外，陆军领导层还将被迫背负一枚炸弹（对下属可能造反的担忧），它可能随时爆炸。接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英机需要控制青年将校的暴力急躁情绪。他的政治立场更加复杂，因为他愿永远做天皇忠实的仆人，不会因为他的对手“皇道派”信奉天皇崇拜就立即反对这一信念。他成长于军人家庭，从小就被教育成为一名军人，是《军人敕谕》的极端产物。他总是喜欢说：“军人每天的24小时，包括吃饭在内，都是在为天皇效忠。”用东条自己话说：“天皇不是人，是神。”

    东条为自己的崇高原则感到骄傲。他很勤劳，知道如何坚持不懈。他小时候并不注重学习，但有一次被一群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后，他决定在考试成绩上打败他们，后来完全做到了。他追求平等主义，鄙视裙带关系，他更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他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几乎要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他有笔记强迫症，要同时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琐事，他还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不用任何助手帮忙，这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东条既不邪恶也不腐败，但他小肚鸡肠，敏感易怒。他对批评声非常敏感，会严惩那些胆敢激怒他的人，并且睚眦必报。他在家对儿子十分严厉，但对女儿却很溺爱。他不吸烟，很少喝酒，也没传出过什么绯闻。他显然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他非常能干。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1940年7月，自动代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利用他的显要地位，这位天皇永远忠诚的仆人对他的官兵发布了一份教育文件。1941年1月8日，几乎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的60年后，东条发布了《战阵训》，详述了士兵的理想品行，意在灌输和激发他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战阵训》最受人诟病的一条就是“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把被俘前自杀作为一种命令，即将造成惨痛的后果。尽管日本严重缺纸，但《战阵训》还是印刷成册，发给每个士兵。普通民众也可以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在东条发布《战阵训》的两天前，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四个自由”国情咨文演讲，诺曼·洛克威尔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作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成为永恒的经典。罗斯福提倡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都应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摆脱穷苦自由和免于惊恐的自由。他的演讲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阐明了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其公民的安全，而不是去危害和牺牲自己的公民。另外罗斯福总统认为，个人自由，即便在美国国土之外，也不能受到威胁。

    但在日本，这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象征）思想完全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表现。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盛冈（Morika）一所男子预备学校。盛冈是东条英机家族的藩属地，过去以高度创造力和自由文化著称，诞生过多位文坛巨匠。据一位该校的成功申请者称，1941年3月，只有12岁的他参加了为期3天的入学考试，考试题目包括“《教育敕语》何年颁布”“《教育敕语》中说‘我臣民，克忠克孝’是什么意思”“你能想出其他类似的口号吗”，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思维只能限定在当下时局中。

    考官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体现出对经济困局和与西方爆发战争的担忧，问题包括“距中国事变爆发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供奉战争烈士的神社叫什么名字”“哪些国家在阻碍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哪两个欧洲国家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想要从荷属东印度购买什么资源”。

    考试的另一个部分意在考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节俭”“你在每天生活中如何做到节俭”“使用灯罩如何能够节约能源”“你知道日本全国储蓄目标的具体数字吗”。

    这个男孩通过了考试，但他很快就会失望，因为这所学校带有某种荣誉感的特制校服不能再穿了，一项全国着装规定要求所有人必须穿着沉闷的卡其布衣服，类似军服的卡其布让所有学生都看起来像个小士兵。在第二学年，预备学校曾经严格的课程设置也发生了大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师被迫去服兵役，学生们不再在教室学习，而是去种田和参加军训，等待未来某一天，他们也会为天皇走上战场。

    日本陆军向来很自信，因为它扮演了明治维新主发动机的角色。海军的发展相对较慢，但如果没有海军，日本发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根本无法想象。海军兵学校1876年建立时，日本还没有一艘战舰。1888年，海军建立了培养未来军官的学校，而陆军早在6年前就建立了培养精英的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的学生规模也更小，但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后，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差距在缩小，日本海军不但从英国获得了战舰，还学到了造船和战略知识。

    1905年5月28日，日俄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奠定了日本的最终胜利，沙皇俄国当时正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海军渴望已久的光辉时刻。当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不同寻常的活动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机敏的外交官发现，他就是25岁的松冈洋右，松冈及时发出警告，造成俄军丧失大量舰船（包括8艘战舰）和5000多条生命，迫使对方求和。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缅因州朴茨茅斯附近的基特里（Kittery）签署和约。罗斯福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日本也需要这一和约，因为日本已欠下巨额战争贷款，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和约条款却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愤慨，尤其对日本放弃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感到不满。许多人不太清楚日本政府到底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负担有多重，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领导人的这一外交举措。在这样令人失望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外相松冈洋右受到民众欢迎，因为他在谈判中展现的可靠和精明务实令人眼前一亮。日本后来不切实际地期待美国充当中日战争的调停人，其根源也可能在于美国总统的此次调停，但关于中日战争的解决方案却成为日美两国1941年和解谈判的绊脚石。

    虽然民众对《朴茨茅斯和约》感到不满，但日本胜利的消息却让许多人提振了信心。渊田美津雄（Fuchida Mitsuo）是后来带领帝国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轰炸机飞行员，他的飞机在偷袭成功时发出著名的电报“虎！虎！虎！”1905年，渊田只有3岁，但整个他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对胜利感到兴奋，也渴望穿上海军军装。打败俄国给日本留下的丰厚遗产远超过未来日本制造的战机。这场战争被吹捧为有色人种在现代大型战争中第一次打败白人。日本的胜利破坏了西方人天生的种族优越感，也在世界范围殖民地内激发了反殖民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影响到当时还是少年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回忆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每天都盼望从报纸上获得更多消息。我买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读了其中的一些……我满脑都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象着印度以及亚洲摆脱欧洲的奴役。”

    日本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该国的物质实力与文化进步。帝国海军给士兵提供大量富有营养的大麦，可以防止折磨许多俄军士兵的维生素B缺乏症。（大麦还常被认为是海军比陆军表现好的原因之一，陆军士兵吃精加工的大米）。到日俄战争时，日本的识字率高达75%，超过任何西方国家，极大促进了士兵的训练。武装部队可以印发说明手册来教士兵使用复杂的武器，而俄国士兵据说一半以上都不识字。日本坚持履行了1889年《海牙公约》的精神，确保以人道主义对待囚犯，在日本的大约7万名俄国战俘受到有尊严对待，关押条件也相对较好，这让国际社会震惊。

    从此，日本海军开始全面升级与壮大，而海军和陆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两军都要争取更多资金和更多荣誉。陆军担心1905年以后的俄国会采取报复，认为日本北部受到最大威胁。而让海军愈加担忧的是美国。美国似乎渴望扩大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关岛，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控制了菲律宾。不管怎样，日俄战争都开始让天皇的陆军与海军平起平坐。

    “日进”（Nisshin）号巡洋舰上一位21岁的海军少尉候补生为日本的海上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对马海峡海战中，他被派到这艘巡洋舰的船头位置，不幸被流弹击中，下半身着了火。他的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长崎海军医院休养了160天，伤口感染时，医生建议他截掉左胳膊。他说：“我拒绝截肢，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获得了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但这并不是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后一次赌博，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策划人。

    山本一生中都将战争伤疤视为荣誉勋章。他非常在意残疾所带来的不便，尽力不要落在后面，不要让他人觉得他需要特殊照顾。当他第一次跟儿子玩抛接球游戏时，他只有3只手指的左手总是接不住球。但在他的坚持练习下，他很快能用左手从任何角度接住球。他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能以轻盈灵巧的步伐爬上一艘战舰。许多人认为，山本是帝国海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从某种程度来看，他走在一条典型的精英晋升之路，就像东条一样。此二人都生于1884年，进入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高等军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两人都来自过去北方“叛乱”藩属地的武士家庭，他们一出生就活在家族没落的不满中，需要证明自己是新日本国有价值的一员。

    作为勤劳工作的奖励，他们二人均被派往国外常驻——山本前往美国，东条前往德国。他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更让他们确信，军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山本尤其意识到海军空中能力的重要性。虽然山本从未接受过飞行员训练，但他在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形成他日后太平洋战略的支柱。

    但两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与东条不同的是，山本是一个开朗、风趣的人。即使50多岁，他仍然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问问题的小男孩，对他来说，世界仍然充满新奇。山本不戴眼镜也不留胡子，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更让他显得年轻。唯一体现他年龄特征的是额头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和越来越白的头发。许多人认为他所散发出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他身高只有约1.57米，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另外，与中规中矩的东条不同，山本喜欢赌博。众所周知，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松冈洋右外相也以善于打扑克而闻名）。他曾开玩笑说，退休后要住在摩纳哥，可以玩轮盘赌。据说他有一次在蒙特卡洛因为赢得太多而被赌场拒之门外。山本善于虚张声势，常常能巧妙隐藏自己最大的弱点。与其他赌场高手一样，他在时机来临时敢于冒险。他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据称他曾表示：“不赌博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山本认为，生命最终就是一系列简单选择，而选项最终都能归结为生与死。他随时准备献出生命，这样才能活得完整。他要求下属也随时为死亡做准备。他年轻时受的重伤对他影响深远，他认为士兵对这个世界的个人牵挂越少越好，尤其是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所以他建议年轻军官晚婚（他34岁才结婚，40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山本并没有视死亡如儿戏。在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他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每当恰巧访问有阵亡士兵的社区，他都会走进阵亡士兵家中，在祭坛前祈祷，有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哭起来。

    山本崇拜美国。他于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他看到美国人跟他一样充满活力。在与国内的通信中，山本描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寄回了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和风景。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与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力更生的草民（山本家明治维新后一落千丈，家境贫寒）。他还崇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或许也十分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者也是一位克服自身身体残疾、意志力坚强的人。

    山本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心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兴起，比如威尔逊总统力主建立的国际联盟。但一方面是打仗或者至少是准备开战的军人职责，另一方面是实现无硝烟世界的理想，一个人如何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穿军装的男人们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比如山本就经常代表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在缔造热爱和平的世界中，日本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

    山本作为海军顾问参加了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举行的伦敦海军会议，日本的国际主义受到挑战，但获得认可。当时的首相是来自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他是一位深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举止高雅，头发长得像鬃毛，这让他赢得一个绰号“狮子宰相”。他誓言要保卫日本的国际声名，在许多国家深陷大萧条困境而无力关心国际事务时，让日本成为国际上具有正义和协作精神的一员。滨口决心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概述了海军交战规则，详细规定了各主要海上强国军舰数量的限制。与会方进一步完善了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提议将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比从5:5：3调整为10:10:7。

    由于增加了日本的份额，日本海军省支持签署这一协议。但海军军令部清楚滨口的强硬领导风格，担心他会削弱军方权力，所以竭尽全力进行反对。在右翼、反对党立宪政友会和枢密院保守派的支持下，军令部斤斤计较地说，伦敦海军会议提议的目标比预期少0.4%（山本当时还没有认同裁军的信条，他也支持军令部的观点）。滨口知道军队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枢密院反对我们也没有关系。我打算请求天皇批准，我绝不会妥协。”9月19日，枢密院做出让步。10月27日，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共同通过广播宣布了正式决定。这是一种史无前例、非常成功的宣传，在一个艰难时刻展现了国际合作与善意。

    然而，滨口任内日本议会政治的强势没有持续多久。与强硬派结合的立宪政友会利用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指责滨口侵犯了“统帅权独立”。对此抨击最厉害的议员是来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他在战后帮助建立了自由民主党，并在1954年至1956年出任首相。鸠山一郎1930年春天时表示，武装限制不符合海军省规定，他坚持认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在这些问题上必须享有特殊政治权力。为了取得政治优势，鸠山不但不限制军队以加强政党政治基础，反而帮助破坏议会政治。

    此后，政党政治迅速衰落。1930年晚些时候，随着不满情绪加剧，首相滨口被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开枪打伤，枪手对《伦敦海军条约》的签署极为不满。鸠山一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受伤的首相参加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接受质询。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大会，是日本议会政治迄今为止的最低点。致力于推翻执政党的政友会成员扰乱国会，在滨口没能出席会议时对代理首相进行人身攻击。滨口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参加了1931年3月的国会，他决心推动社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涉及工会和农田租赁，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

    他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他无法忍受穿皮鞋的疼痛），曾经结实强壮的滨口现在却异常消瘦，他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着问题。反对党大喊“大点声”“滚出去死吧”。参加了10次这样的会议后，滨口终于在4月决定辞职，4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日本影响深远的改革努力也无疾而终。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不安与动荡在日本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填补了民主改革失败所留下的空白。作为盲目军国主义的反对者，自由派和温和派人士不断遭到刺杀身亡。袭击的目标甚至包括军方人士，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1935年夏天永田铁山的被刺身亡。这些暴力事件造成大范围恐慌。1931年9月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军指挥官宣称，占领行动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但是出于大公无私，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与议员鸠山一郎一样，这些指挥官以“统帅权独立”的不可侵犯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滨口的继任者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首相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紧急事件。“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说：“如果在危机发生几天后内阁辞职……如果政府发布抗议声明并以同样的精神处理事件，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尊严、日本的国际地位、经济和政党政治，都能得到挽救。”相反，日本政府犹豫不决了将近3个月，“即使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东北的形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1936年，永野修身（Nagano Osami）成为海军大臣（海军省最高官员；山本五十六是他的次官）。永野正在谢顶，目光令人生畏，他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黑帮老大。他的学习和晋升道路特别让人羡慕，也比山本更快一步，他在哈佛留过学，也参加过各种国际大会。他以班里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这几乎可以保证一个光明前程。但他是一位不讨人喜欢的领导，缺少山本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他常常在办公室打盹，被称为“打瞌睡的将军”。记者在他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休息是因为他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妻子（前三个已经过世）。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从1937年4月至1939年8月担任海军大臣，对于山本来说，米内是更容易相处的长官。1940年年初，米内光政成为首相，《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的外貌：

    他的外号“白象”听着令人生畏……这指的是他的身材。他的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这更加映衬出皮肤的白皙。他看起来刚毅而睿智。

    这比日本陆军给他的评价要好听得多，后者将他称为“金鱼大臣”——虽然好看，但根本不适合担任政府重要角色。

    陆军低估了米内的政治能力。他在3届不同的内阁中担任过海军大臣。政治上的误判他也有份，尤其他一开始支持近卫对蒋介石实行强硬政策。但后来日本政府内大多数人越来越亲德，米内却成为日本与法西斯结盟的坚定反对者。在1939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大藏大臣问米内：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这种战争势必会在海上打，因此米内的回答至关重要。他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米内极力阻止日本加入这一不合时宜的联盟，至少能阻挡一时是一时，裕仁天皇也不禁对他说：“多亏了海军，我国才得以挽救。”但米内非常清楚，他的反对声恐将威胁到他的性命。1941年的日本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和直言不讳。

    尽管一些海军官员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但也不能说，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在判断日本相对实力时比陆军更为谨慎和理性。米内和他的坚定盟友山本五十六以及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Inoue Shigeyoshi）渐渐沦为少数派。作为米内光政的得力助手，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很快意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肤浅与危险。井上在德国读过《我的奋斗》，他知道这本书对日本的蔑视，但这一部分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但米内及其同盟要对抗的不仅是陆军，还有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和对轴心国联盟的推动，海军中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

    海军中将冈敬纯（Oka Takazumi）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并在1940年秋提拔主战的石川信吾（Ishikawa shingo）成为课长。石川相信，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威吓英国来结束对华战争，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日本就能迫使英国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调解。米内、山本和井上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与轴心国结盟肯定要招致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战争。冈敬纯强调说：“美国历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站在日薄西山的英国这一边，与强大的德意日联盟抗衡。”

    随后两派的争论日益激烈，米内越来越担心他副手的安全。1939年8月，在米内的强烈建议下，坚持想要留在海军省的山本被任命为海军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官。讽刺的是，米内本想让山本担任军职来保护他，但也让他没有机会反对政府的主战政策，他后来不得不制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井上也被调往远离东京政坛的其他位置。1940年1月开始担任首相的米内仍然反对与轴心国结盟，据说裕仁天皇十分器重米内。然而，米内的地位很快下滑。1940年6月，受纳粹在欧洲胜利的鼓舞，近卫及其他亲轴心国政策的支持者（多数来自陆军）开始破坏米内内阁。陆军大臣畑俊六从内阁辞职，而陆军拒绝推荐新的陆军大臣，陆军的不合作意味着内阁必须解散。于是当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随他一同上台的还有与众不同的外相松冈洋右。

    海军大臣吉田善吾一度追随米内的脚步，反对加入轴心国。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40年9月被及川古志郎（Oikawa Koshiro）取代。及川看起来很随和，留着灰白色的寸头和浓密的胡须，但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他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虽然及川同情亲英美的米内光政等人，但他总是保持沉默，这在关键性的政治讨论中常常是无益的。他来自日本北方，沉默在那里是受推崇的品质。外人常常开玩笑说，这是北方极度严寒把嘴冻住的结果。及川将这一家乡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但不愿发言，还认为政治不关海军的事，许多海军官兵都有这种想法。他个人不喜欢对抗，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争论。及川认为，米内1939年以来对轴心国结盟的强烈反对是不可想象的举动。所以及川在1940年秋并不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也不足为奇。他不会疏远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更不会疏远海军中支持这一条约的人，以及整个陆军。

    1941年4月，海军必须推选接替即将退役的伏见宫博恭王（Fushimi Hiroyasu）出任军令部总长，并由裕仁天皇任命。对于海军中不想日本与西方为敌的人，这是一个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好机会。伏见宫博恭王曾在德国留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海军拥有至高权力。作为老派的军人，他坚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威望与所拥有的战舰数量直接成正比（因此军令部1930年反对滨口雄幸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这意味着伏见宫博恭王及其支持者[他们由于因循守旧的思想常被称为“中队集团”（Squadron Group）]完全不能赞同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因为这三人在呼吁与其他大国和解（并同时发展新技术，比如空军力量）。

    让人失望的是，尽管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人极力为提名米内光政获得提名进行游说，但及川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的将军”来接替伏见宫博恭王。这也符合伏见宫博恭王的意见，他在海军中的资历加上皇族血统使他成为一位无法违抗的长者，至少及川这样认为。当山本听到他从前的上司永野修身被任命的消息后，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山本五十六不看好永野还说明，他似乎接受了一场他曾公开反对的战争，尽管他还继续反对战争，但他同时想要进行策划。诚然，山本有其冷静谨慎的一面，他相信日本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但如果必须为之一战，他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指挥战争。他可以尽量为战争做最好的准备，而他最好的努力最后换来了最好的战略效果，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过的大胆计划，完全是一个赌徒在没有胜算时的选择。山本知道，如果日本想要有一线获胜希望，就必须在一开始占据上风，这样美国才“有可能”被骗上谈判桌。

    1941年1月27日，在东京听到“战争传闻”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给赫尔写了一封信，他表示使馆工作人员“从多方渠道（包括一位日本消息人士）听说，日本军队计划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袭”。格鲁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很荒诞”，事实的确如此。但山本决心要让这荒诞的一幕变为现实。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山本就在专心研究日本的太平洋战略。一般的战略无法满足他，而他不同寻常的战略也将需要寻求不同寻常的支持。

    1941年2月初，第一航空部队参谋、海军少佐源田实（Genda Minoru）正在一艘停靠在鹿儿岛志布志湾附近的航母上，36岁的源田实身手敏捷，是海军中的明星飞行员。他曾带领一支特技飞行队，在全国各地为庆典活动进行表演，让海军航空队受到热捧。在这个特别的冬日里，他被第十一航空部队长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召唤，于是他在日本南部海军基地鹿屋离舰上岸。两人在大西办公室的沙发落座，大西长官从他胸前口袋里不经意地掏出一封信。大西对他说：“你不妨看看这个。”源田实瞥了一眼信封背面，他惊讶地看到山本五十六的签名，山本书法娴熟人尽皆知。源田实回忆，山本在信中说：

    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也许被迫要与美国开战。如果日本与美国打仗，我们就要拿出最极端的战术……依靠我们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我们必须设法给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一记重击，这样美国才能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向西太平洋进发（日本在该区域将面临其他敌人，比如荷兰和英国）。我们的目标将是一群美国战舰……这不容易实现，但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计划，我将亲自指挥航空部队。我想让你仔细研究该计划的可行性。

    自从美国1908年在夏威夷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以来，日本海军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受到美国袭击。1940年5月，美国指定珍珠港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这更加深了日本的担忧。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日美战争将是一边倒局面，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日本海军的战略必须是纯防御性质，日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空中打击和潜艇来阻止美国海军前进。山本五十六显然不这么认为。

    读完山本五十六的信后，源田实一时语塞，他仅蹦出一句：“了不起的想法！”当他讶异地抬起头时，大西对他说：“那么……我想让你看看这一计划是否可行。”虽然这让源田实万分惊讶，但也勾起了他的兴趣。

    该计划最明显的障碍就是如何对敌军舰船发动鱼雷袭击。普通航空鱼雷需要下沉10米才能重新调整深度。由于珍珠港水浅，只有12米深，估计许多鱼雷将直接栽进水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让航母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目标区域也很困难。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不容易。1941年4月初，在源田实读到山本五十六信件的两个月后，大西泷治郎递交了进攻计划。该计划远超山本的预想，它排除了航空鱼雷的使用，转而利用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后者由横向飞行的飞机发动，需要通过准确计算才能打击到目标区域，所以常常不够精准）。山本回应说，如果现有的鱼雷不能奏效，那就去改进鱼雷和提高飞行员技能来使之奏效。而大西坚持认为他的方案可行。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由于松冈洋右所谓的“闪电外交”，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以及苏联缔结的新联盟关系本应能迅速而和平地解决日本在海外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中日战争和日美紧张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没那种运气。松冈5月12日给美方答复后的几周内，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太平洋这边没什么动静，但欧洲战事正酣。

    南斯拉夫沦陷后，雅典4月27日也在德军的进攻下沦陷，在英联邦部队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国王乔治二世逃往克里特岛，但又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尽管德国也损失惨重）。5月底，希腊领导人撤离到埃及，但埃及也不是长久之地。1941年2月开始，新成立的德国远征军“非洲军团”在“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开赴利比亚，援助准备占领北非的意大利。

    与此同时，英伦三岛继续遭到轰炸；先是贝尔法斯特、赫尔，然后是利物浦，这座城市5月初曾连续7个夜晚遭遇空袭。但这将是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尾声了，因为希特勒的注意力将转向东方。

    1941年6月22日，一个炎热的周日，外务大臣松冈正在东京接待汪精卫，邀请他来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剧场的建筑是日本本土主义者对前一世纪“鹿鸣馆”的颠覆，它故意保持传统建筑式样，包括日式城堡使用的石板瓦房顶，这座混凝土建筑于1925年才完工，据称能容纳2700人，似乎是故意炫耀日本的现代化成就。

    日本最近越来越没什么可炫耀的了。1941年4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资源集中原则，钢铁工业被“整合”到钢铁控制协会。其他大型工业也开始合并，让国家拥有更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和定价。因此，公民私自使用金属是严厉禁止的，即使是校服上的金属扣也要被没收，并换成玻璃扣。在5月的男孩节，最受欢迎的玩具是飞机、坦克和头盔，但这些玩具都是木头、竹子和塑料制成的。

    “歌舞伎座”的周日下午场演出吸引了东京最具权势的人物，他们穿着得体而华丽的衣服，庆祝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成立。整个演出过程中，松冈的秘书加濑俊一坐立不安，他特别想搞清楚当天早些时候听到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他从座位上溜出溜进，为了从地下换衣间打电话给外务省。最终，在第一幕结束时的掌声中，他给松冈递了一张字条，确定德国在当天上午对苏联发动了袭击。

    松冈估计到德国某一时刻会进攻苏联，他甚至这样表示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Oshima Hiroshi）不断发回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但松冈对这些报告表示怀疑，他相信自己会直接从德国人口中得到这一消息。所以松冈此时大吃一惊。

    希特勒曾说过：“整个世界都将屏住呼吸，不做评论。”纳粹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让希特勒的预言成真。的确，在这一决定命运的一天，世界大多数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斯大林则完全震惊了。他再三忽视德国调兵的警告，相信1939年8月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译者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暂时让他的国家安全。我们知道，斯大林认为德国在英国那边的战事还没有了结，不会再发动战争形成两线作战。德国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正在索契的黑海别墅附近钓鱼。消息传到他的船上时，他静静地收回鱼竿，说了一句：“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啊？”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及日本其他领导人认为，日本是德国最忠诚的伙伴。现在他们面临一个两难局面。近卫首相派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前去打探东条对这一消息的看法。已退役的陆军中将铃木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1937年设立的企划院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政策。随着对华战争的深入，企划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铃木将在评估日本与西方开战可行性上扮演关键角色。他对比他年长几岁的东条毕恭毕敬地说，近卫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为日本抛弃《三国同盟条约》提供了令人欣喜的机遇，采取更加中立的外交立场对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相处十分重要。听到这番话，东条气得大叫：“你真觉得我们能违背人性不顾法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其实，德国已经违背了日本士兵奉为圭臬的忠诚原则。1882年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但东条就是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

    生于普鲁士的奥托·D.托利舒斯（Otto D Tolischus）在《纽约时报》工作，他曾获得过普利策奖。1940年3月，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后来在东京从事报道，1941年6月22日他写道：“德国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官方集体失声，唯一的官方回应就是无可奉告。”

    “巴巴罗萨”行动迫使松冈接受，他的四国外交势必要崩溃，但早在这一天之前，松冈就已经在近卫内阁中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松冈和近卫由于《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产生的矛盾越深，松冈对日本首相位置的觊觎之心就越大，他对内阁的批评也越发公开，尽管此时他仍是内阁成员之一。他自以为获得了天皇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想法。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对此裕仁天皇表示：“松冈可能被希特勒收买了。”

    1941年5月3日召开的联络会议是他欧洲之行结束后的首场重要会议。松冈极力鼓吹着他的新计划——日本进攻新加坡，回避了日方该如何就谅解草案答复美国这一更加重要的议题。赫尔曼·戈林曾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宴会招待了松冈，戈林和希特勒都敦促日本进攻在新加坡的英军，从而帮助德国这边的战争。松冈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这样做。”回到日本后，松冈坚持强调新加坡必须立即拿下。听到这一提议后，参谋总长杉山元十分震惊。欧洲之行前，杉山元就已告诉松冈进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另外，他也不认可松冈对德国很快独霸欧洲的信心。杉山指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准备入侵英国，在北非建立了诸多基地（即使这样），他们也没能成功。”松冈说：“德国说能在两个月拿下苏联。”但他并不清楚德国的计划。“新加坡也不会是什么问题。”他说。

    松冈对自己的提议遭到反对并不担心，他在5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再次提出新加坡问题。他强调说，时机和速度至关重要。“罗斯福渴望（在欧洲）参战。你看，他是个大赌棍。”松冈坚持认为，在新加坡战胜英国将让美国重新考虑是否与日本直接对抗，他说：“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前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美国就会改变主意，不去参战。（但）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后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那么美国就会继续战斗到底（并与日本开战）……一旦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将被拖延，世界文明将遭受毁灭。”他对在场的内阁大臣和高级军官说：“如果战争要持续10年……日本该怎么办？”

    没有人作声。松冈相信，他能再次让自己的提议强行获得通过，自从前一年夏天开始担任外相以来，他已屡试不爽。他当天前往皇宫，向天皇汇报自己的想法。松冈向来认为，日本可以不使用武力，而仅依靠娴熟的外交就能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他却开始鼓动直接军事对抗。裕仁天皇对此大吃一惊，特地召见近卫询问，后者向天皇保证，松冈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人的观点。

    松冈对美国国家性格的误解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执着地认为，只有挑衅才能赢得美国尊重。他太过依赖边缘政策，不知道该何时收手。而政府中没人对他加以限制，这让太平洋两岸的外交僵局变得更糟。我们知道，赫尔5月12日收到了“松冈计划”，但此后一个月没有任何回应。松冈5月3日曾给华盛顿传达了一条大胆的口头声明（一种口头外交声明，但通常也以文字形式递交），他以自己典型的戏剧化风格声称，美国加入欧战将招致灾祸。他表示，日本无意退出《三国同盟条约》。野村大使负责传达这些信息，尽管赫尔已经从破解的情报信息中知晓此事。

    松冈命令野村提出一个日美中立条约，赫尔当即予以否决（“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他认为这并不实际，也与当前问题并不相关。松冈的许多举动都带有这些特点。早在华盛顿决定以《日美谅解协定条约》与东京接触的4月16日，赫尔对野村说，他对此前几天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十分担心，因为：

    我一向认为，苏联的政策是不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所以我觉得这份书面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而已。

    美国并不急于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基于“1941年年初获得的消息，政府从可靠线人处得知，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美国甚至“私下把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大使”。这将改变一切，包括美日关系。

    美国之所以不着急回复“松冈计划”，正是因为美国料到，德苏开战后，日本将更有可能对美国做出让步。6月21日，美国对日本的回应几乎与“巴巴罗萨”行动消息同时到来。与松冈的挑衅语气一样，美国也变得明显强硬了。美方在4月谅解草案里提到过承认“满洲国”，这曾让日本领导人感到欣喜，现在却一字不提了。华盛顿现在强调，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是其首要任务，美国和日本都不应觊觎该地区领土。美国因此断然拒绝日本在东南亚动武的权力，而“松冈计划”强调的正是动武权力。

    总之，美国在回应中表示，亚太地区应基于贸易自由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一理想状态也反映出赫尔的基本世界观。他来自田纳西州，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律师，自1933年起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他总是批评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影响全球经济健康状态的保护主义和各种经济集团。赫尔毫不让步的表态浇灭了日本的希望。当然，协定草案本来也不是美国政府起草的。

    赫尔的回复还包括一条口头声明，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该声明显然是针对松冈洋右的。虽然声明称赞日本大使及其手下的敬业精神，但赫尔也抱怨道：

    一些位高权重的日本领导人坚持的路线竟然是寻求对纳粹德国及其侵略政策的支持，而他们唯一愿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是，如果美国因为自卫政策而卷入欧战，那么日本将站在希特勒这一边……只要这种领导人坚持这种官方态度，并以此来影响日本民意，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有通过当下讨论的这份协议才能奠定一种基础，我们才能沿着想要的路线取得实质结果。

    这是对松冈5月3日自负言论的强烈谴责，松冈当时说，无论如何日本都将坚持《三国同盟条约》。赫尔的声明还说：“我国政府必须等待更加明确的信号，即日本政府整体上想要寻求和平路线，但现在还没有收到这种信号。”这其实是要求换掉松冈。1933年松冈从日内瓦回国前见过罗斯福和赫尔。据说他让罗斯福立即感到厌烦。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松冈曾经一度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完全控制权突然不见了。但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他迅速试图挽回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虽然他感到自己在政府中没有支持者，但他并不在乎，他直接请求天皇立即下令攻打斯大林。裕仁天皇震惊了：不久前松冈还在倡导进攻新加坡，现在他又说，日本应该进攻北方的苏联（对此，松冈厚颜无耻的借口是“英雄总能果断改变主意。我之前同意南进，但现在我想转向北方”）。根据《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并没有义务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中，但松冈似乎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事。后来松冈在与苏联驻日本大使康斯坦丁·斯梅塔宁（Constantin Smetanin）会见时宣布，《三国同盟条约》优先于《苏日中立条约》，这让斯梅塔宁吓得脸色发白。

    近卫发现松冈在直接呼吁对苏开战后，他感到无比尴尬。第二天他前往皇宫，为自己外相的所作所为做解释。近卫再次向天皇保证，远征苏联是松冈一厢情愿的想象。“巴巴罗萨”行动让松冈更加孤立。

    作家永井荷风并不了解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国内的真正形势和外交挑战，但他清楚日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创作自由越来越被限制。他为巴黎陷落感到惋惜，并用红色墨水在日记中为巴黎陷落一周年做了记号。第二天，1941年6月15日，受风寒而卧床休养的永井在家读书，他读到18世纪以批评社会而闻名的一位作家的话（译者注：原文只给出作家的名字叫Kicho，但无法查到具体人）。这位作家晚年时，曾有年轻人问他，为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所畏惧。他严肃地说：“在每日生活中表现得彬彬有礼、矜持一点也没什么，但一旦拿起笔，你就不能再拘谨了。”他承认，家人和朋友多年来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担心他的写作很容易被认为是攻击当局，可能会因此入狱。他很高兴自己最后坚持了信念，总是记录下在周围观察到的事实。

    以上是从永井在日记中摘录的段落，这让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羞愧”。1941年年初，有人从他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发现，永井多年来都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担心受到迫害，“一天晚上我熬夜从日记中剪掉了（对当局）批评和抱怨的话。我出门时将日记藏在鞋柜里以防万一”。受到鼓舞的永井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懦弱行为。他宣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关于他对日本的政治观点是真实、发自内心且毫无畏惧的想法（至少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

    日军一开始入侵中国国土时，日本宣称是去“教训不守规矩的中国”。但战争意外拖延后，（政府）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称之为“圣战”——完全空洞的词语。现在日本政府想要向东南亚扩张……试图利用英国军队在欧洲的困境。无知的士兵和残忍的策划者都负有责任，人们本质上并不会为这一发展感到愉悦。

    永井认为，人们因为害怕迫害而不去抗议，但他知道，仅仅是害怕不足以说明过去10年日本发生的一切。他指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人试图宣扬忠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来获得好处”。所以他做出结论：“日本人本质上都是乐天派，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招惹太多麻烦，也没什么崇高理想。”对于这些冷漠的国民来说，“不论是当前（军国主义）还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变革都没有什么意义。

    6月20日，宣泄完情绪的第五天（也是“巴巴罗萨”行动的两天前），永井又抱怨糟糕的政治形势对人们读写方式的负面影响，读书和写作是他最在乎的两件事。新杂志《意大利朋友》主动寄给他的一封推销信激怒了他，东京帝国大学校报的来信也让他不满，学生们用毫无礼貌甚至蛮横的语气要求他做出贡献。他说：“最近的人们啊……我觉得很遗憾，像我们这样一个傲慢的国家，竟然去统治我们的邻国。噢，美国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不站起来，教训这个野蛮国家？”

    尽管日本对未来的方向摇摆不定，但“巴巴罗萨”行动过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迅速发生重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认为，苏联现在的命运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6月22日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广播前，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次演说也在美国播出。“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一开场讲道。他随后列举了此前3次重大转折点——法国的陷落、纳粹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和1941年年初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以援助同盟国，而第四个转折点就是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丘吉尔夸张地描述着德国的突袭，他说：“德国炸弹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对英国的入侵只是暂时停歇，袭击苏联是希特勒的策略，以便他能够“更大规模地重施故技”，征服西半球。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决定帮助苏联——尽管与美国相比，英国也做不了什么重大贡献。

    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很难让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孤立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接受美国对苏联支持的必要性。虽然他也知道“没有权力指挥美国”，但丘吉尔仍然强调：“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罗斯福也有同样想法，希望鼓励和支持苏联抵抗，但他也清楚，他必须谨慎应对新形势。他已经感觉到，美国势必要前往欧洲参战，但他知道眼下时机还未到。他完全清楚，请求国会批准开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他这一届政府的政治失败。他身边的军方代表，包括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都催促他立即采取打击德国的战略行动，向大西洋派遣战舰，他们预计，德国几个月内就能击败苏联。罗斯福也想加强其打击轴心国的政策，但不包括开战。

    作为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从斯大林角度来看，这一步微不足道），美国决定解除1939年年末苏联入侵芬兰后，美国冻结苏联的4000万美元资金。罗斯福6月24日解冻了这笔资金。美国还成立专门负责苏联所需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军备费用大约为5000万美元。罗斯福让苏联购买这笔军需品，不能赊账，而政府各个部门又不情愿处理这么一大笔订单，所以1941年夏天美国对苏联的实际援助并没有很多，斯大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再撑几个月。

    欧洲脆弱的形势更让罗斯福政府想极力避免太平洋战争。四国联盟瓦解了，华盛顿估计东京将重新考虑其谈判立场。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野村吉三郎拜访了赫尔，赫尔问他：“德国对苏宣战难道不会影响形势，好让日本政府更容易（撇清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

    日本当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国际法中，如果出现不可预知的形势骤变，各方达成的协议就没有约束力。“巴巴罗萨”行动符合这一条。如果日本当时与轴心国分道扬镳，那么美国（以及苏联）将会相信，日本与西方的谈判意愿是真诚的，德国没有主导日本的扩张政策。近卫立即派信使铃木贞一拜访东条，这证明近卫首相渴望纠正错误路线，想与美国拉近关系（他后来还宣称召集过个别大臣参加小规模会议，但没有关于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而联络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这一话题）。

    松冈和东条都阻挡了他，而本应亲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木户完全不考虑《三国同盟条约》对美日关系造成的损害，他愚蠢地对裕仁天皇说，日本坚持做希特勒的朋友很重要，因为美国重视国际条约。实际上，木户不想让天皇站在任何一边，希望天皇和皇室不要影响重大政策的转变。最后，近卫只好选择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不想与这些人对抗。前一年秋天他还是《三国同盟条约》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可能觉得，如果这么快就抛弃这一盟约，他会丧失自己的政治信誉。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41年6月23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东京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情报命令：“汇报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立场。”40多岁的佐尔格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很有魅力，他是苏联在日本安插的间谍。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巴库，母亲是俄国人，他大部分时间在柏林长大，一战时加入德国部队，但他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让他成为跛子），于是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接到命令几天后，苏联政府又要求他“汇报（日本）陆军向我边界调遣的信息”。莫斯科现在急切盼望他的情报一定让他觉得很可笑，因为此前他发回一系列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警报都被斯大林当作耳旁风。

    1933年秋，佐尔格抵达日本。他曾总结说，他的任务就是：

    密切关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确定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是给我以及我的团队下达的最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在日本的全部目的。

    佐尔格似乎在日本很自在。他住在普通的两层房屋里，家里堆满历史书籍以及他在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人们常能看到他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他很随和，很快就成为东京德国人圈中受欢迎的人。他能够赢得重要人物的信任，尤其是当时德国驻日本使馆专员、1938年晋升为德国驻日大使的欧根·奥特（Eugen Ott）。这就是为什么佐尔格能够提前知道“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

    奥特如此信任佐尔格，甚至允许这位记者在德国大使馆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佐尔格在这间办公室编辑每日新闻摘要（并与奥特太太发生关系）。佐尔格富有成效地招募新成员，组建他的间谍网络，团队包括至少13名男性和3名女性，但这些人很少与佐尔格保持直接和长期联系。间谍网络成员有曾在莫斯科读过书的普鲁士无线电通信工程师马克思·克劳森，在克罗地亚长大的塞尔维亚犹太人、为法国和南斯拉夫报纸撰稿的布兰科·德武凯利奇（Branko de Vukelic），来自冲绳、从小在加利福尼亚接受训练的画家宫城与徳（Miyagi Yotoku），以及近卫文麿的顾问、十分了解中国的著名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尾崎胖乎乎的脸庞和善良的眼神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放下防备。他是佐尔格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生于1901年的尾崎主要在殖民地台湾长大，他的父亲是派驻中国台湾的记者，后来他回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28年至1933年常驻上海工作。

    尾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历对他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回忆说，他与台湾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在“每天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认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下由“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体系，这是他普通童年生活中唯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看到即使像他父亲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也会变成傲慢的殖民者，斥退想讨要更多钱的人力车夫，这让他很难过。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更加强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他尤其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并为日本和中国提供了和平共处、为相同目标进行合作的道路。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以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激进言论著称（她也是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年轻的记者尾崎1930年年初在上海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当时正为莫斯科调查中国国情及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向尾崎请教日本在华活动的实质。佐尔格描述，他们俩的关系“不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工作方面都完美契合”，尾崎1932年离开中国回到东京，这是佐尔格调查中国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尾崎说：“这些人（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意识形态坚定，拥有崇高的准则，在工作中既投入又能干。如果他们有丝毫自私的动机，或者存心想要利用我的话，我早就会拒绝他们，与之分道扬镳了。”

    在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上，1934年尾崎秀实在日本见到佐尔格并同意与他合作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尾崎有个条件，他不会收取任何金钱上的酬劳。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具有分析能力、学者气质（佐尔格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热情、爱交际的性格，这让两人既能成为优秀的记者，又是娴熟的特工人员。

    在日本，佐尔格利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隐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心，但偶尔他也会犯错。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他差一点露馅了。佐尔格从德国通讯社（DNB）的办公室出来后，碰到法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东京分社的社长罗伯特·吉兰。吉兰一看见这位“纳粹”记者就开始数落：“我爷爷与德国人打过仗，但当时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输了。我爸爸1914年也与德国人打过仗，那是因为德国攻打我们。你似乎对这两场与法国的战争不怎么满意。那么好吧，我们将跟你打第三次仗，这一次我们将把你彻底击败。我们将把希特勒轧成粉末，把你们全都炸死。你等着瞧吧，德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听完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同行发表的长篇大论后，佐尔格却热情邀请他共进午餐。两人吃饭时，佐尔格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我也参加过一战。我曾相信世界会迎来和平。希特勒出现后，我曾以为他会给德国带来新秩序，给欧洲带来和平，但我知道自己错了。”犹豫了一下后，他又补充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是吧？”

    没有尾崎的佐尔格发挥不了作用。他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无法在日本有效开展活动，他的日语口语能力还停留在基础阶段。（他的俄语能力也很有限，他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大多靠英语和德语）。尾崎作为政治分析家和时事评论家（尤其关于中日关系）常常很忙碌。他为《朝日新闻》报道的重点正是中日关系，他还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智库进行研究工作。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升级，他也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军方和警察，都想听听他的看法。他还是近卫首相政策顾问团“昭和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单靠这一职位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入了所谓的“早餐俱乐部”。

    这一封闭式俱乐部每月举办两次聚会，每次都在早上8点，会员们交流信息，讨论时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令人生畏。近卫并不是俱乐部聚会的常客，但其他成员都以自己成为近卫的心腹而感到自豪。大多数会员来自日本特权阶层，他们有的30多岁，有的40岁出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英美接受过精英教育。这些人包括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Ushiba Tomohiko）、西园寺公爵之孙（陪同松冈洋右乘坐“红矢号”列车出访欧洲的）西园寺公一、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Kazami Akira）、国际问题记者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犬养毅首相的第三子——小说家犬养健、明治元老松方正义之子松方三郎（Matsukata Saburo）。

    也许因为出身高贵，俱乐部成员觉得没有必要在近卫面前保留意见，也正因为如此，近卫也特别看重这一圈人。尾崎与西园寺公一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对中国的深刻见解，所以他也被纳入该俱乐部。1936年，尾崎与西园寺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相识。西园寺对尾崎的激进主义思想丝毫不了解。实际上，尾崎甚至对他妻子也隐瞒这一面，但他在其他方面却对她百依百顺。

    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几乎每天都要小聚一下。他们很自然会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两人都深知日本的政治正偏离正轨，中日战争应该马上结束。尾崎后来表示，他“十分真诚”地结识这些人，并利用他们获取信息，这是“出于对国家当前危机的共同关心”。

    “巴巴罗萨”行动后，共产主义间谍需要弄清楚日本是否有意进攻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松冈认为日本应当进攻苏联，他甚至让德国人相信，日本即将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这让苏联感到焦虑。由于松冈仅依靠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回的片面报告，所以他深信德国最终会获胜。攻打苏联既能让日本扩张领土，又能向纳粹方面表达忠心。他认为，日本所处形势类似于1940年6月的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正是在德国胜利在望时决定进攻法国。但松冈的新政策倾向具有严重问题：他的“北进”建议没有伴随任何实质性战略规划，除他以外的日本领导层也没人愿意与苏联开战。

    尽管日本陆军向来提防北方，把苏联视为主要对手，但陆军丝毫不愿意支持松冈的理由很充分：日本陆军没有能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作战的重装坦克，苏联对日本的优势已在1939年诺门罕边境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打仗。1941年6月，陆军决定与海军一道推动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的计划。

    军方强调，在适当的“外交”压力下，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很可能将以和平方式向日本转交控制权，毕竟仅在过去10个月，日本就已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还通过裹挟武力威胁的外交手段帮助解决了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争端（对前者有利）。通过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日本不但能够建立更靠近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根据地，还能获取更多大米、锡和橡胶，让日本短期内有能力与中国作战，长远来看还能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以便在未来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另外，荷属东印度还有可能被日本的存在所震慑，从而最终同意向日本提供更多石油。所以军方认为，印度支那以南并不需要派兵攻打。

    松冈对此坚决反对。他错误地相信，德国将迅速消灭苏联（包括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这样认为），他还认为，如果日本决定占领更多法属殖民地将可能遭到英美方面的严厉报复，这样做将过分表露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野心，让美国警觉。他的担心是对的。1941年6月底，到底是攻打北方（苏联）还是向南挺近成为东京的决策重心。不同的派系和决策机制让东京的决策过程充满辩论，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东京的政策制定产生持续影响。

    大体上，日本的战略构想都是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做出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提出战略建议，作为内阁一部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有时也会提出建议。在后两个部门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其次是陆军次官和海军次官，然后是各个局长（军务局、人事局、法务局、整备局、会计局等）和各个课长（局的下属处室）。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是最高指挥官，其次是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然后是各个部长（作战部、情报部、动员部等）和各个课长。战略设想很少是最高官员做出的，而是陆海军下设的局级、课级部门做出的。由于这些团体都为自己利益着想，出台新政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比如，如果参谋本部下的某个部门或某个课室提出一项建议，它首先需要获得其他部级和课级领导的认可、修改和批准，然后才能拿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合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通常是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同时，陆军省的局级和课级领导也会被征询意见，如果意见相合，他们会共同征求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和外务省同意，这些部门都有错综复杂的下属分支。如果能够确保获得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支持，参谋总长才会正式代表最高统帅部在联络会议上向内阁提交方案。

    这种费劲的基础工作由中级军官完成，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参与过最高官员召开的联络会议。他们被贴切地称为“幕僚”，字面意思是“帘幕后的官员”。在过去，“幕”在解释权力时有两层意思。其中一个指代政治，是政府的同义词，比如“幕府”（幕后政权）；另一个指代战略，暗指野战营地中大本营使用的临时帘幕，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大本营讨论战略。在战前的日本，幕僚既承担与不同方面讨论和联络等政治任务，也参加制定战略这样的实际工作。由于幕僚在主导日本政策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个名称总是唤起一种战争发动者的形象，他们以对上级辅佐和建议之名秘密炮制黩武政策。

    1941年初夏，日本最具影响力的3位幕僚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Muto Akira）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他们都在50岁左右。武藤章和冈敬纯常常合作促成陆海军之间达成共识，而田中新一独立行动，他那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了末日气息，他所领导的作战部最为激进。

    田中不断倡导对华强硬。对他来说，在华取得完全胜利是唯一选项，而日本领导人近来展现出与美国谈判的意愿是一种耻辱。他认为不开战与投降这种懦弱行为没有区别，还不如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后再失去一切。虽然他在参谋本部只是三把手，但由于他信念坚定和性格强势，他即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政策决断权。

    田中常常对他所认为的武藤章的妥协主义倾向感到恼火（但其实，武藤章很难算是一个温和派）。田中看到武藤章在军务局的下属佐藤贤了（Sato Kenryo）更有培养前途，佐藤也是陆相东条的心腹之一，40多岁，若干年前曾在国会上强烈支持《国家总动员法》而闻名全国，当时他被议员们的质问激怒了，大喊一声“住嘴”，随即夺门而出。民主进程显然不合佐藤的口味。

    海军也有自己的鹰派中层官员。最典型的要数海军省军务局下一个40多岁的课长，名叫石川信吾。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这没有经过海军同意，足以被海军开除）。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

    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战争打到印度支那边界外，他想要征服英属马来亚。石川后来夸耀地说：“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

    可以说这些幕僚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时刻关注扩大战略优势和领土的机会。但日本在1941年年中的问题在于，备战成为唯一的重心，而日本缺少全面的国家政策来指导备战。上层决策者任由下层军官带动，下层军官的权力本应受到限制，但决策者现在却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煽动性的言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毫不脸红地解释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50年后，当年在陆军省成功起草多项提议的石井秋穗（Ishii Akiho）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当然，我们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修改，但（我们的声音）是重要的……所以我罪孽深重。”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但还有必要强调的是，1941年6月，军方高层领导人或政策制定部门的幕僚并不认为田中新一、石川信吾及其他好战分子过于激进。这些决策人也支持向印度支那南部挺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小回报高的机遇，在其他国家忙于应付欧洲战事之际，东南亚的权力真空必须加以利用。虽然松冈洋右呼吁日本在德国战胜苏联前应立即向北进发，但这些幕僚却认为，日本在南边的机遇转瞬即逝。这就是日本关键时刻南北争辩的背景，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6月24日，海军和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时机——比如苏联将部队从远东大规模调往欧洲前线。近卫很快对该计划予以认可，这也是他想利用政策目标的转变除掉松冈的权宜之计。不久前近卫还依靠松冈的强势来引领政府，现在，失望的近卫开始依靠军方来打压松冈，而他以前正是通过松冈来制约和控制军方的。隐含政治目的的南进计划必须经过联络会议同意才能执行。

    联络会议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各方领导人会直接而毫不客气地抛出具体问题。提议总有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认为松冈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海军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把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也带到会议上壮大声势，他们声称这些次长是专家，掌握具体细节。（对于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Tsukada Osamu）来说，专家的称号名不副实，据说他对一位手下说：“我看不懂数据，我把这些交给你了。”）松冈必须接受挑战。近卫将这次联络会议定在6月25日举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松冈表现得格外顺从。他没做太多争辩就同意了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提议。他说：“该计划需要迅速行动。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下去吧。”按照流程，当天下午将召开内阁会议（对联合会议的决定加以认可，成为正式的政府决策），然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将觐见天皇，告知他这一计划。联络会议的讨论焦点转到日本的苏联政策时，松冈再次要求进攻苏联。

    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吃一惊，他回应道：

    外务大臣是在宣扬激进政策，但陆军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有当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形势同时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才能进攻苏联……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匆忙进攻苏联，美国可能会与苏联联手。

    杉山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入侵印度支那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松冈却极力要求对苏联保持“威慑力”，他无论如何要成为南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最后领导人不情愿地宣布将再次召开联络会议解决这一分歧。

    第二天，6月26日，松冈呼吁军方对德国盟友拿出点诚意，他再次极力要求立即进攻北方。参谋次长冢田攻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不懂政治，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同德国）商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冢田的观点，但他不能轻易做出同意占领印度支那的决定。6月23日东条曾与陆军燃料部门的一位官员谈话，此人建议他说，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东条英机勃然大怒，他反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偷？”他对陆军研发人员拿着充足的经费却没能发明出人造石油感到愤怒。他说：“我无法向天皇陛下汇报说：‘恐怕我们不得不沦为小偷。’”

    在他狭窄的视野里，东条没能认识到，政治决定能够威胁到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以为是的道义原则，同意向印度支那进发。虽然6月26日的联络会议也无果而终，但这场内讧开始对松冈产生不良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他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军方的计划，但“从根本上”并不认可。他提出第二天再做解释。

    新的一天，新的会议。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松冈试图收回自己对入侵印度支那的草率同意，他说他总体上理解进攻印度支那的战略逻辑，但他觉得这犯了根本性政治错误，因为此举将刺激同盟国进行报复。只有当纳粹确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后（他认为很快就会实现），入侵印度支那南部才更加可行。对于杉山元此前表示的美苏可能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松冈也不屑一顾，他说，美国向来恨透了苏联。

    的确，苏联向来不是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既是他的总体方案，也是被斯大林对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野心所驱使。芬兰拒绝向苏联割让领土并因此在1939年遭到苏联进攻时，西方舆论支持芬兰，于是苏联成为唯一一个被国际联盟开除的成员国。这些都是事实，但联络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指出，美国与英国一样，相比苏联更憎恨纳粹德国。

    松冈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会议上继续做着不懈努力。他一度威胁：“我对未来的预言向来灵验，我预计南进将带来巨大灾难。”武藤章并不同意。松冈眼看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于是退让一步：“为何不推迟6个月？如果最高统帅部和首相本人都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这么做，那我也不能反对他们的意见，我本人对此已经表示赞同。”

    松冈少有的示软似乎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建议参谋总长杉山元将计划推迟6个月。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也小声建议参谋次长冢田攻考虑推迟计划。但冢田不会轻易被说服。他公开对上司杉山元进行劝阻，敦促他坚持原计划。杉山元照做了，于是近卫对南进计划表示赞同。大藏大臣和商工大臣本来能够帮助领导人以更加实际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们6月30日开始才参加联络会议，一切都太迟了。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或者用东条英机的话说，成为窃贼）获得正式批准。御前会议很少召开，通常预示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与会人员包括主要内阁大臣、内阁书记官长（chief cabinet secretary）、企划院（cabinet planning board）总裁、枢密院议长（Privy Council）、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总长和次长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军务局局长（陆军军务局局长因身体原因缺席7月2日的会议）。所有人都着正装，不是军服就是燕尾服。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7月2日的会议是日本袭击美国前召开的4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里举行，这座宫殿体现了东西方审美的结合，天花板挂着水晶大吊灯，墙壁用绣满日本传统花纹的紫色丝绸装饰。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铺着格子图案的丝布。这些颜色组合营造出一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常在最好的和服设计中看到这一点。

    这次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枢密院议长原嘉道（Hara Yoshimichi）质疑向印度支那南部进发的决定。这些官员必须在天皇面前证明他们对其决定深思熟虑过，这一会议不是审视和重新考虑的场合。在7月2日的会议上，原嘉道对占领印度支那政策的通过感到害怕，该政策纲要说：“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这句话最早出现在6月初的军方草案中，随后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这句话一度被删除，后来又被加上。这句话完全是说给松冈听的，他曾说过：“前去（占领）泰国或印度支那需要有与英美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缺少这份决心，我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强行通过占领计划，其倡导者需要向松冈展现他们的决心。

    “不会逃避”的决心并没有经过军方的深思熟虑。陆军的田中新一和海军的石川信吾等强硬派战略家愿意与松冈针锋相对，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海军次官泽本赖雄（Sawamoto Yorio）事后回忆道：

    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向来想要南进的）海军手中溜走。我还询问了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Toyoda Teijiro）海军大将的意见，他安慰我说：“别担心，及川大臣不想要（战争）。”

    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70多岁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敏锐感受到好战言论中轻率的一面，他向与会者抛出一系列关于与西方开战决心的问题。他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具有法律背景，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人所共知，因此他赞同松冈进攻苏联而非法属印度支那的看法。现在他根据常识判断来提出质疑，他对与会者说：

    我们必须谨慎出兵……让印度支那听从我们号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动用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入侵”……你们说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斗……但你们如何将这一决心与（没有为此做准备的）现实保持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和美国会做出回应……如果（新政策）促使两国联手（对付）日本该怎么办？我想得到明确答案。

    东条承认，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松冈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官员向原嘉道保证，占领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不会使用武力。松冈并不相信，那天他一度退让说，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即使松冈也不愿该计划白白流产。谈判桌远端的裕仁天皇默默地聆听着。

    日本领导层反复强调其挺进计划的本质是和平、非胁迫的。前一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北部时，尽管东京也承诺进行和平过渡，但鲁莽的日本士兵主动向不愿离开的法国部队射击。日本与法国当局达成协议前已有几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在西方人眼里的无赖印象，这也正是原嘉道担心的地方。

    每次原嘉道谈到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问题时，他总是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军方领导人不愿意在御前会议上深度讨论这一问题。杉山元对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了总结，他说：

    我们十分有必要执行这一计划，以对付英美（经济孤立日本的）阴谋。如果德国（统治欧洲的）计划遭遇挫败，当然可以预见，美国会（与日本）开战。但德国现在胜利在望。（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我想美国人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当然我们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占领。我们想一直推进到泰国，但那样就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会惹来大麻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开展这一计划。

    原嘉道这下放心了。他说尽管该计划措辞大胆，但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有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裕仁天皇对占领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拿到这份计划时表示：“鉴于国际法准则，这一计划让我疑惑。”但由于其他人的自信（并为了打压天皇并不信任的松冈），裕仁心中的疑虑没有大到想要阻止该计划的程度。近卫首相则保持缄默。最后天皇召唤官员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议是理查德·佐尔格的转折点。尽管松冈的再三保证让德国驻日使馆相信，日本将参加对苏战争，但佐尔格仍然表示怀疑。他后来回忆说：

    对于日本局势，尾崎秀实在御前会议前观察到，近卫首相和他的文职内阁成员不想与苏联开战，海军也不想发生战争。陆军内部有强烈的参战意愿，但他们更倾向于暂时观察形势……只有外相松冈赞成日本撕毁他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

    松冈亲自告知奥特大使御前会议的决定，这也是佐尔格获得消息的来源。佐尔格注意到：

    松冈外相的信息包含御前会议决议的两个要点，分别是：（1）在北方，日本将增加军力，为进攻苏联做好一切准备。（2）在南方，日本将主动向前推进……奥特大使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一点，因此他认为日本将向北增加部队……他认为这一调动意味着日本与苏联战争的开始。

    尾崎“则把重心放在第二点”，他认为日本只会进攻法属印度支那。佐尔格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于是向莫斯科汇报说：

    各方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军事入侵西贡（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不变。另外，只有红军被摧毁时，日本才会考虑军事入侵苏联。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认真考虑了佐尔格的情报，并认可他的结论。但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改变主意，日本似乎是德国的坚定盟友。这种怀疑让苏联与美国更加靠近。

    御前会议结束几天后，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将舰队指挥官召集至东京。他们被告知日本的决定，包括不畏惧战争的决定，这些指挥官惊呆了。“我们真的为一场空中战争做好准备了吗？”山本五十六问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答案。第二舰队指挥官古贺峰一（Koga Mineichi）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同意这一重大决定？万一战争真打起来怎么办？你不能只对我们说，‘好吧，你们上阵打仗吧’，我们赢不了！”
    支持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表现得事不关己，他回应说：“我能怎么说？这是政府的决定。”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7月2日，日本通过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决议，这一过程的迅速和乐观程度说明，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近卫文麿的内阁书记官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宣布：“鉴于当前形势，政府近来作出一项重大政策决定。”向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送的供内部传阅的占领计划已被美国在一周之内破解。罗斯福对日本不愿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却对日本愿意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挺近感到震惊。他7月1日对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控制大西洋局势对我们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两边周旋——太平洋上每出现一点状况就意味着大西洋上少了几艘军舰”。

    日本领导人喜欢激进言论，似乎认为与美国搞外交都是次要的。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计划”的回复近3周后，近卫主持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的对美政策。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回复日本的内容和语气都强硬得有些离谱，美方提出的新要求显得盛气凌人，这触碰到该国根深蒂固的敏感神经，日本向来因为自己起步较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而感到自卑。松冈洋右认为，华盛顿的回应是一种挑衅，其对外政策近乎是一种种族主义。

    可以想象，松冈对赫尔要求撤换他感到焦虑。他说：

    赫尔的声明欺人太甚。野村吉三郎作为我的心腹竟敢将这一声明传给我。干涉他国内政，比方说要求重组内阁，这令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竟敢这样对待像日本这样的世界大国。

    松冈再三强调他对赫尔和野村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整个交涉“方式”的不满。他对所有相关者感到恼火——尤其是几米开外默默坐着的近卫。

    松冈在两天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仍然宣泄着愤怒之情。他说：“赫尔的口头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其内容太令人震惊了……这更加确定美国看不起日本，把日本当附庸国或其领土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是外务大臣就不能接受这一声明。”他提议中止与美国的谈判，这让最保守、最反美的与会者都感到意外。

    沉默了一会儿后，杉山元说话了，这位参谋总长客气地表示“虽然我与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军方当前在南北面临重大时刻，再经不起与美国为敌了。抛开个人感受，“谈论与美国完全断交并不合适，我们应当为谈判留有余地”。

    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在杉山元之后开始发言。73岁的平沼身材消瘦，戴着眼镜，表情冷漠，儒雅且自信，这些特征有点像伍德罗·威尔逊。他是一位沙文主义者，强调亚洲至上，认为日本注定要带领亚洲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1939年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他赞同近卫的一些右翼观点。但他并不像近卫那样欣赏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他反对近卫的法西斯政治倾向，包括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

    这一天，平沼不同寻常的健谈说明他对与西方对抗的前景深感忧虑。他说：

    当前，大日本帝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开战，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爆发战争）战事可能会持续50年甚至上百年。外务大臣也再三提及“八纮一宇”所代表的大日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最好避免战争。日本既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但只要我们坚持理念，我们就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美国也许不能理解，但避免战争是日本应当遵循的路线。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引导美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外务大臣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没必要与你争辩。就算外务大臣坚持认为罗斯福在引领自己的人民朝战争方向走，而他的人民跟随着他，但这些人中也有反对战争的……正如外务大臣所说，抨击一下（赫尔的口头声明）也没什么。但即使希望渺茫，我们也不能试一试（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吗？

    平沼诚挚的恳请让松冈别无选择，只好表示只要美国收回对他的批评，他愿意继续谈判。东条英机说：“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将和平坚持到底。我知道这有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看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及川古志郎说：“海军内部认为，国务卿赫尔希望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开战，所以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似乎又反对御前会议刚刚通过的不畏惧与英美开战的决定。显然，这些人没有开战的决心，松冈也不例外，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诞。松冈只想通过威胁中止美日和谈来展现强硬和决心，希望借此恢复他的威望，但他打错算盘了。他对东条及其他军官说：“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据说，松冈甚至因为军方对美国的妥协态度而骂他们是“傻瓜”。他说，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守军人本分管好作战就行。松冈的这番言论势必激怒了军方，引来他们的反感。

    与自相矛盾相伴的是讽刺。没有人意识到，日本决定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其实距离与美国断交已经更近了一步。当然，松冈看到了这层风险，他比其他人都更了解美国，所以威胁要彻底抛弃和谈。就连领导层中最保守的平沼骐一郎和东条英机都忍不住敦促他不要鲁莽。

    的确，松冈此前强调过，日本有动用武力保卫东南亚利益的权利，他从欧洲回来后也呼吁立即进攻新加坡，协助德国的战争发展。其他领导人似乎很难理解，此前支持、现在又反对南进的两种态度在松冈洋右心中其实有明显区别。他认为日本进攻新加坡将是迅速而有针对性的威慑，但进驻印度支那将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但矛盾的是，为了能够打赢更大规模的战争，日本需要冒这个险。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日本领导层继续暴露着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肤浅认识，他们讨论的焦点是给美国答复的时机，而不是内容。杉山元建议，日本应该推迟答复，一直到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后。日本将在两天后的7月14日与维希法国展开谈判。杉山元说，给美国支持和介入法属印度支那的机会将是一个错误，如果进驻进展顺利，美国即使不喜欢日本的举动，但也不会为了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和平”过渡而大动干戈。当然，杉山元并不知道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计划。

    日本领导人目光短视，充满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总是提到日本的崇高道德典范、日本精神的优越性、日本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外交和经济困局。在他们的想法里，这些目标并不矛盾——只要目标保持抽象就行。这形成了一种错觉，即日本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联络会议渐近结束时，永野修身对外务大臣说：“松冈，如果你说不论我们怎么回复，美国人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那为什么不按你说的做呢？”他指的是松冈应该拒绝这一提议，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并以此断绝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日本不用等待占领印度支那就给美国答复？永野没有说清楚。不论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这一问招来了海军省冈敬纯的不满。对于这位海军首领刚刚的言论，冈敬纯说：“我知道不论希望多么渺茫，我们都应该进一步努力。但是阁下，您现在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努力。”永野于是承认，他的意见应当被忽视，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7月12日紧绷的联络会议在这种奇怪的不安气氛中结束，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不应给美国任何答复。近卫继续沉默地坐在一旁。

    7月14日，尽管身体不适，但松冈还是起草了日本给美国的第二份答复。基于军方和政府的共识，答复内容与7月12日讨论的计划没什么改变。这份答复声称，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盟瓦解后，日本不会示弱，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美国要敦促蒋介石与日本和解，并且不能介入日中谈判。

    松冈想先拒绝接受赫尔的口头声明（用冗长篇幅指责赫尔的行为），几天后再将日本对美国的完整答复交给美国。近卫及其他人觉得，单单驳回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导致两国“非正式交流”的中断，他们想将抗议和答复同时送达。松冈还是将对赫尔的抗议发送给了野村吉三郎，但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批评。7月15日，松冈又把答复美国的草案发给德国批准。近卫气得发狂，他终于做出了迅速决断。他要结束松冈的个人表演。

    7月16日，近卫重新担任日本首相以及松冈开始担任外相快要满一年之际，第二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松冈并不愿意辞职，而一个遭遇政治失败的大臣（就像松冈7月2日所经历的）通常想要辞职。根据《明治宪法》，近卫不能开除大臣，因此只能通过这一迂回方式除掉松冈。由于身体原因，松冈没有参加做出辞职决定的紧急内阁会议。近卫立即重新组阁，除了更换外务大臣外，其他人的职位不变。新内阁从7月18日起正式取代旧内阁。

    许多人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但他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前往他的办公室。有记者让他评价此刻的心态，松冈创作了一首自我贬低的俳句，提到他标志性的光头。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咳嗽，他说：“下雨天赶路的秃子摔倒在路旁。”

    日本民众不知道松冈被解职的具体原因，他们感到很困惑。松冈外交生涯中展现出来的自信和能干让许多民众为之钦佩。他是一位公共关系领域的天才，天生就知道在公众眼里应当说什么和做什么，所以日本人民爱戴他。可以理解的是，一些人错误地猜测，松冈被撤掉说明日本与苏联即将开战。小说家野上弥生子在她的日记中猜测，近卫很可能想要立即进攻苏联，但松冈无法接受，因为“松冈先生与斯大林那么亲密”。永井荷风则一如既往更具有洞察力，他的观察是，这一变化是政府内部权力争斗的结果，不代表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内阁重组感觉像一个圈套。”

    对于7月这样的月份来说，7月18日这一天太不寻常：气温过低，风太大了。永井看到田野里的叶子被耙成堆在燃烧，他恍惚觉得已然是深秋了。他的思绪飘向一战，他正在读一本莱昂·布卢瓦（Leon Bloy）的战争日记《卑微者之门》。他说，不用为家人和朋友的安危牵挂是多么幸运啊。“尽管大米口感奇差，白糖也不足，但我们能靠这些活着。毕竟这比无缘无故被关监牢强。”在当前政治气氛中，每天都有人无罪却被投入监狱。永井在日记中提到他越来越不自由了，但他决心要捍卫这最后一点自由。

    松冈下台后不久，西园寺公一看望了他。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务大臣彻底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可能由于他幼年患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他从欧洲回来后体重减轻了近30磅。他的住所过去总是充满各种谄媚者和政治掮客，现在却突然冷清了，房子本身还曾经住过一位贵族。在差不多两小时的会面中，西园寺公一用威士忌安慰着他。仅仅担任外相12个月，松冈却让日本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中，而他显然知道如何避免这场危机。由于推行边缘政策，他对日本国际地位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人更深。

    走了一位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松冈洋右，来了一位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但这位在牛津留过学的海军军官不是干外交的料。虽然他的自信近乎自命不凡，但缺少外交经验。他的确在军方有需要的人脉，包括海军老兵野村大使。他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商工大臣，这让他深知日本物质匮乏的劣势，他本可以让其他人相信，在太平洋开战是不明智的。然而从丰田的过往表现来看，相比在日本政坛的未来发展，他对保住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1940年秋，作为海军次官的丰田积极推动《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主要原因是海军将能获得更多经费。

    在华盛顿的野村感到乐观。但他高估了近卫的政治意愿，本以为松冈的离开将为外交政策的转变铺路，认为日本会退出轴心国联盟，暂缓入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感到乐观。德国进攻苏联那天，《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战争可能将导致日本出台新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与轴心国决裂，还将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这种希望很快破灭。到7月18日，美国已经成功推测出日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而日本领导人似乎认为，单靠重组内阁就足以恢复日本在美国眼里的可信度。日本新外相已经在胁迫维希法国政府交出对印度支那南部的控制权。法国拒绝后，丰田威胁说，日本乐意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法国最终在7月22日妥协，接受日本的“和平”占领。这让日本获得了该地区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港口。

    罗斯福政府很快获知日本与法国的协议（再次感谢密码破译人员），代理国务卿（赫尔生病了）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7月23日向野村转达了美日谈判终结的决定。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也纷纷效仿。美国随后建立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陆军，以保卫菲律宾。还有人提议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对新加坡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担忧。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日本正式宣布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拜访了丰田，他以反常的激动语气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大加反对，他说：“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包围日本。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方法。”

    日本虽然大感意外，但仍然保持自欺欺人的态度。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在皇宫而非首相官邸举行，大概为了更加私密），丰田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将是个“大麻烦”。陆军参谋本部的会议记录上写道，野村在报告中“歇斯底里地”警告美国会报复，丰田的担忧是对这些报告的过度反应。第二天的会议记录的主旨依旧：“我们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不采取新的举动，他们就不会实施（石油）禁运。”

    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与石川信吾一样，在起草向南扩张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多年后回顾当时的形势说：

    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美国会对我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如此生气。我们本以为扩张到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有什么麻烦。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外务省的意见。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确信这一点……实在是无法原谅。

    反复提醒日本政府警惕美国反应的野村现在必须将损害降到最低程度。7月24日，罗斯福冻结日本资产的这一天，野村下午5点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这位美国总统。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在场。韦尔斯做了会议记录。罗斯福对焦虑的日本大使说，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希特勒主导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野村对此坚决否认。罗斯福暗示，如果日本试图用武力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将进一步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野村回应说，他本人也反对日本最近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罗斯福提到，他很高兴得知丰田曾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也许让罗斯福看到希望，也许日本向南扩张的计划会被取消。据韦尔斯的记录，罗斯福做出了一项大胆提议：

    如果日本政府放弃军事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在占领步骤已经实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愿意撤军，美国总统将向日本政府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让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政府联合发布一项郑重声明，宣布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要做出相同的承诺。

    这是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能向美国提供锡、橡胶及其他重要原材料。另外，罗斯福想尽一切可能让日本与希特勒政权划清界限。由于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向英国（现在又加上苏联）提供最大帮助，他必须确保太平洋的和平，所以这需要一些变通。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很显然没有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与对华战争这一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说明罗斯福渴望他的提议能对日本具有吸引力。

    这一提议打动了野村，在韦尔斯眼里，野村似乎并不看好该提议能够获得通过。野村暗示，只有强势的领导人才能扭转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说，美国认为日本很显然受到来自纳粹政权的压力，他很担心日本政府看不到希特勒一心要吞并世界的野心。但野村否认日本的执迷不悟是受德国影响，他表示将立即将总统的提议传达给日本政府。

    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尽管60岁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1932年来到东京前，他分别担任过美国驻丹麦、瑞士和土耳其大使。他在日本的职位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娶了马休·佩里的侄孙女，佩里正是当年强迫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已经在日本生活8年的格鲁对该国产生了特殊情感，他也是东京上流社会的常客。

    格鲁来自波士顿名门世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与罗斯福和韦尔斯一样都毕业于格罗顿中学，然后去哈佛深造。他们都彼此了解，格鲁立即理解总统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这将带来某种突破。

    罗斯福与野村会面的两天后，格鲁收到相关报告。他立即在7月27日上午拜访了丰田，“以便不要遗漏任何可能促成日本接受美国总统提议的因素”。美国大使积极主动，他敏锐地意识到速度很重要，确信双方都不想开战。考虑到这一提议的实质，他相信日本领导人一看到其内容就会长出一口气。他对此坚信不疑。

    令格鲁意外的是，日本外相丝毫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在说什么。丰田专门离开房间去核查是否从野村处收到这一信息。答案是没有。有可能外务省亲轴心国的成员故意扣下了这一信息，抑或是因为办事不力。野村已向东京汇报过两次他与罗斯福的会面：在7月24日当天以及7月27日。

    格鲁自然很震惊。没有想到他反而需要向丰田解释罗斯福提议的要点。丰田的第一反应至多只能用不热情来形容。他说，很遗憾总统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民意已经因为美国冻结日本资产而变得充满敌意。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转变自己的路线。

    丰田对格鲁说的话只对了一半。的确，日本媒体已经开始使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词语——这些字母分别代表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并耸人听闻地描述日本的经济困境，不断提高调门。在非民主社会，这种迎合当局、危言耸听式的报道并不稀奇。但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在罗斯福的提议面前，丰田竟然不去研究让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表示将把提议拿去与其他领导人进行讨论，最终结果会通知美方。

    格鲁清楚，罗斯福做出的这种让步对美国来说并不容易。他试图让丰田相信，扭转日本政策将意味着更美好的未来。格鲁私下以非官方的身份甚至暗示，倘若日本同意总统的提议，日本资产会获得解冻。他对丰田说，他“完全理解‘颜面’问题势必会成为一种阻碍”。但他表示：

    丰田眼下面对着一个不受周遭因素影响的机会，他可以发挥高超的领导才能，做出正确选择，该决定不但能让他从当前紧张的局势中松一口气……还可能会让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格鲁对这位外务大臣的判断失误了。这种恭维或许对松冈有用，但丰田喜欢在他熟知的世界里打安全牌。格鲁还严重低估了日本错综复杂的领导关系所带来的障碍。至少从现存的记录来看，罗斯福的提议甚至从未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似乎近卫决定将这一异常敏感的提议限制在政府最高层内部流通。

    近卫后来宣称，他不同意罗斯福的提议是因为时机不对，他无端批评野村没有尽早及时汇报。如果非要说野村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他没能足够强调该提议的重要性。从美方角度来看，野村在一开始也没能强调赫尔“四项原则”的重要性。野村应该在美日谈判伊始就对国内说清楚，如果日本政府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美问题怀有一丝诚意的话，日本就应该认真对待赫尔提出的这几点原则。历史学家认为，野村是谈判的好手，却是糟糕的传话者。也许真是这样吧。但人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通信手段（主要靠电报）的特点决定，迅速而有效地交流很困难。

    近卫表示，收到罗斯福提议后，他已尽力寻找同意该提议的方法。他说自己考虑过“100种不同的方向”。但关于这些努力的记录已经不存在了。近卫肯定与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臣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会晤过。不难想象，一开始反对“窃取”印度支那南部的东条依照自己的原则拒绝改变南进政策：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经过了天皇批准，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

    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有一点晚，但近卫也并不急于抓住机遇。近卫内阁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像格鲁希望的那样不受颜面问题和内部争斗的影响，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

    日本领导人坐视外交危机升级。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在席卷全国的募捐宣传活动中，人们被逼着购买国家人寿保险。到7月中旬，据称5000万份保险已经卖出（日本人口大约7300万），筹集到100亿日元（几乎是该国194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笔钱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以资助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用血汗钱真心支持的政府却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如此廉价，甚至一文不值。

    7月28日，日本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新加坡也处于日本的威胁范围。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让一些军人开始口出狂言，尽管他们此前宣称，自己并不觊觎印度支那半岛以外的地区。在7月最后一天，永野修身前往皇宫觐见裕仁天皇，他手里拿着新的作战计划。这位军令部总长对裕仁说，我们应当避免与美国开战，他强烈反对《三国同盟条约》，认为该条约妨碍了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他没有建议日本撕毁《三国同盟条约》（也许他认为这是与他本人或最高统帅部无关的政治决定）。相反，永野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我们两年就能用完存量。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在18个月内用尽存量。”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机会最大化，永野的结论竟然是，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进攻”。
    “我们能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我们在日本海（对俄国）的胜利？”裕仁问道。
    永野回答说：“我连获胜都不能肯定，更别提在日本海取得的那种巨大胜利。”
    裕仁惊呼：“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战争啊！”

    第八章　“朱诺见”

    石井花子（Ishii Hanako）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在认识理查德·佐尔格的5年里，她从未见到她的男人这样消沉。6月末的一天晚上，花子走进他的书房（一间简朴而舒适的房间，窗户上暗红色的窗帘将房间与外界隔开），看到他躺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花子坐到他身边，惊讶地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水。佐尔格将头埋在花子的大腿上失控地哭起来。“你，你怎么哭了？”花子问道。她抱着他，轻拍他的背，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花子身材娇小，看起来比她29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她却具有孩童般的无邪之美。就算浓妆艳抹，她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天真气质。高大、蓝眼睛的佐尔格比她大15岁，但他历经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让两人的年龄差距更加明显。佐尔格为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而痛哭。

    佐尔格在银座“金色莱茵”酒馆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花子。他们从1936年夏天开始就在一起了，但两人分开住。花子知道佐尔格很累，她觉得这种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累。佐尔格失控的这一天在花子的记忆中停留了很久。

    佐尔格的双重身份让他精疲力尽。作为德国人，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出发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他全身心投入的共产主义理想本应跨越“微不足道的”国家界限，但随着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深入，他越发觉得自己正是为这些他所鄙夷的界限区别所困。佐尔格相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接近于“共产国际”或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斯大林苏维埃化（或俄罗斯化）的莫斯科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佐尔格几乎所有理想化、信奉列宁主义信条的密友都在过去几年遭到斯大林的清洗。他对东京的同事布兰科·德武凯利奇说，他确信如果被召回莫斯科，自己将有去无回。

    佐尔格开始酗酒。花子常常在佐尔格的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耐心等待她的爱人回来，佐尔格总是喝醉了很晚才回家。德国对苏联开火的这一天，德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看见佐尔格在帝国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佐尔格想要吸引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酒吧其他人的注意，但没有人对这个东拉西扯的醉鬼感兴趣。他用英语呼喊着，希特勒这个杂种违背了与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名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很有同情心，他在楼上帮佐尔格订了间房间，并塞给他足够过夜的钱。佐尔格没被告发，这很走运。

    纳粹入侵苏联后，正如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猜到的那样，日本将所有北进计划无限期推迟了，而将南方视为其战略重点。但一些观察家对此仍有怀疑，因为日本皇家决议中有个附加条件：“如果德苏战争带来的局势变化给日本帝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将动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秘密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但这其实只是为陆军挽回颜面的条款，陆军对海军吹嘘与英美开战而感到不快。

    为了与海军步调一致，也为了全面备战，7月7日陆军开始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准备在8月中旬将85万士兵和大量装备运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局面是苏联将部队从远东调往欧洲前线，这样对日本的防备将减弱。陆军的新计划被称为“特别展示”，但单从其规模看，这更像是一种战前军事部署。尾崎后来回忆到，这一变化让他再次怀疑日本与苏联的战争还是要打。德国希望如此。当然斯大林一想到两面夹攻的前景就惊恐万分。随着德国长驱直入，快要接近莫斯科时，苏联方面迫切想要知道日本的计划。佐尔格和尾崎将会很忙碌。

    由于陆军的最新政策，1938年3月从中国前线回到日本的大兵潮津在7月中旬又被派往中国增援，他现在已经35岁了。他听到的解释是，这次征兵只是临时性的（意思是即使已经服役多年回到老家的人也会再次入伍）。1937年夏，潮津第一次派往中国前，国家为他们举行了大型送别会，而这一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想到再次离开家他就感到万念俱灰，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将店铺关门，与亲友道别，去军队报到。他倒希望自己体检不合格，但他出色地通过各项考核，很快在“满洲”开始第二次毫无道理的服役。

    由于东京对印度支那中立提议没有作出回复，美国从8月1日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能算是美国国会讨论的“完全”禁运，而是与日本的石油贸易将需要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但日本还是能够购买不能用于飞机使用的低规格石油。像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财长小亨利·摩根索这样的鹰派人士充分利用许可程序的烦琐，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通过合作，确保了与日本的石油交易无法达成。7月底美国冻结日本财产时赫尔还在生病，他在9月初才完全了解到石油禁运的举措。

    在日本与美国的危机陡然加剧之际，近卫文麿（mí）的缺点更加凸显。他有了更多不作为的借口，尤其在他感到走投无路时。他现在受到资深外交官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的逼迫，有田曾在4个不同内阁担任外相，包括第一次近卫内阁。他8月1日致信说，近卫不应该在日本与美国谈判之际允许日军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有田很少对英美强国妥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责备。

    石油禁运开始后的8月3日，近卫答复有田说：

    认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不会招致严重后果的想法是一个错误……（但除掉松冈洋右后的）新内阁组建时，（开往印度支那的）海军舰船已经抵达海南岛，这就好像是射出去的箭，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他说，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干预”。

    此时扭转日本的南进计划真的太迟了吗？从一般意义上讲，阻碍撤销战争决定（尤其是一场你要输的战争）的最大因素，就是为已经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找个正当理由。例如，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就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分歧严重，民主党认为，这场战争已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但共和党政府认为，任何形式的撤军都相当于承认失败，共和党强调，拥有“信念的勇气”继续战斗至关重要，这样“那2500多名阵亡将士的血才不会白流”。同样的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末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时也不绝于耳。

    然而到8月初，从印度支那撤军仍然是可能的，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与前一年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不同，南部的占领过程没有受到当地抵抗。既然日军进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那么日本政府本可以宣布撤军，因为其确保没有大国势力（包括法国）可以染指中立印度支那的目标已经实现。近卫内阁本可以将帮助亚洲国家“去殖民化”作为一种政治胜利。但近卫可没有这么伟大。

    由于日本领导人没能抓住接受美国提议的机会，8月1日开始实施的石油禁运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和平”占领却受到如此严惩太不公平，感到既惊讶又愤怒，一些人真正开始考虑与美国打一仗。在陆军省军务局工作的石井秋穗回忆道：“‘战争’这个词出现在7月2日的政策文件中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但仅仅一个月后，他说：“这个词（战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感到必须要作出非黑即白的选择。”

    美国石油禁运的消息让民众看到，日美两国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媒体继续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描述，不断宣称最大的恶霸美国决心要孤立日本。为了让日本打造“东亚共荣圈”合理化，《读卖新闻》8月中旬刊登了一系列介绍东南亚文化的文章，主要从殖民地历史角度加以探讨。

    一位分析人士读道：“近来，日本被所谓ABCD阵营包围的趋势日益明显。”

    太平洋的和平再次被（西方）经济压迫、敲诈和恶意宣传所威胁。这些无端的威慑手段不断阻碍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丰功伟绩，还显露出（西方的）极端贪婪。所有（西方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形成一个马蹄形，从缅甸到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萨摩亚、夏威夷和关岛，都在东亚国家的势力范围。但这些地方都遭到白人蹂躏……我们现在必须正视5个世纪以来的白人入侵，勇于面对现实。

    这种论调和分析人士的偏见比比皆是。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被描述为勤奋、干净、富有同情心和敏感。“他们同我们日本人非常像，但他们缺少经济头脑和政治抱负，经济上被外来的中国人控制，政治上又无法摆脱英国和荷兰的镣铐。”菲律宾人由于吸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所以遭到贬低：

    这个岛上88%的居民是混种，是当地人与西班牙人或美国人的结合，他们信奉基督教。他们是一群自负、美国化的人，就会跳舞和爵士乐。他们有一点白人血统就如此骄傲，认为自己比日本人地位高。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一切照搬美国。

    这些媒体报道并没有将美国所谓的不公正对待日本与日本自身的傲慢和常常对邻国的惊人之举平衡看待。但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人们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甚至感到内疚。作为小道消息的收集者，永井荷风有一天记录了一位年轻人在中国的作战经历：

    在汉口，这位年轻人和战友闯入一名医生家里，他家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医生和他的妻子哀求日本士兵不要碰他们的女儿，愿意奉上所有金银财宝。但士兵拒绝他们的请求，当着他们的面强奸了两个女孩，最后把所有人绑在一起，活活投入井里。

    这位年轻人后来回到日本的母亲和妻子身边。这两个女人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她们心烦意乱、闷闷不乐，但不愿告诉他原因。

    几个月之后，在妻子出门后，母亲向他坦白了一切：他不在家的一天夜里，家里闯进了盗贼，母亲和妻子被盗贼绑起来并遭到强暴。

    年轻人疯了，开始到处讲述他的故事，包括在汉口的罪行。他被军警收押，很快被转移到东京以外的精神病院，与其他三四千战争制造的“疯子”关在一起。

    罗斯福开始怀疑，日本是否真对太平洋达成和平方案感兴趣。7月26日，罗斯福给他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写信，霍普金斯曾推动加强美国对同盟国援助的《租借法案》的通过，他此时正在伦敦，准备前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罗斯福说，关于印度支那的提议，他还没有从日本“收到答复”。虽然他也预计，东京“很可能会拒绝”，但他知道美国政府“至少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作出了进一步努力”。罗斯福想要给日本回应的机会，为了与此精神保持一致，美国对中国发生的一起严重外交事件进行了低调回应。7月30日，日本差点儿误将一艘美国炮艇炸沉，这艘停泊在重庆的“图图伊拉”号炮艇长期负责在长江上巡逻，当时它无法开赴下游。日军不断轰炸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希望迫使蒋介石投降。当时炸弹落到这艘炮艇上，炸毁了引擎，但没有美国人在事件中伤亡。日本立即为此事道歉，单靠野村转达的歉意就平复了美国的怒火。美国仍在等待日本对罗斯福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地回应。

    答复拖了很久终于来了。日本直到8月6日才声称，只有中国战事得以解决，日本才会从印度支那撤军。与1941年春天起日本对美国的所有回应一样，日本都要求美国帮助在中日之间调停，但日本强调其“特殊地区地位”不容妥协。日本不但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还再次将中日战争这一长期问题与印度支那占领这一紧迫问题相提并论，而这正是罗斯福想要极力避免的。日本虽然承诺不会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但在慕尼黑绥靖政策破产后，罗斯福当然觉得日本的保证不可信。

    两天后，近卫要求与美国总统会面。这一元首会晤的提议来自近卫的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包括“早餐俱乐部”成员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牛场友彦，他们希望与华盛顿和解。他们认为，一场远离东京的国际会议将从物理上隔绝军方强硬派，不论最高首脑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些人都不容置喙。此举还意在给军国主义者留情面，因为峰会上的一切决定都与他们无关。这场会晤还将给近卫提供一个弥补一切过错的机会。

    日本尝试过这一策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时，该条约的威望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帮助了滨口。尽管近卫不论在行动还是思想上的连贯、胆识和原则都远不及滨口，但他似乎也意识到，直接会见罗斯福这种极端策略对于挽救急速下落的趋势很有必要。他认为局势还有挽救的余地，尽管他已经向有田八郎提出了辞职意愿。

    然而，近卫提议会见的时机和方式都毫不恰当，令人难以理解。8月4日，近卫政府拒绝罗斯福提议的前两天，近卫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告知想要与美方进行高层会晤的打算。尽管表面上强硬，但军方内部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南进计划是形势上的误判。虽然这一错误不会怪罪到任何领导人身上，但如果外交上能够安排妥帖的话，他们愿意退让一步。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开战的海军当即同意近卫的提议。

    陆相东条英机的支持分量更重。据近卫称（近卫的个人记录都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是对他有利的好事），东条在一份署名文件中表示，他不会反对近卫会见罗斯福，“只要首相大人前去会见时心里完全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结果”。东条还说，如果会晤没有任何成果，近卫应当继续领导政府进行备战。东条给这位最喜欢打退堂鼓的首相将了一军，确保在日本与西方开战时，近卫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东条的霸道语气惊吓到近卫，大概因为如此，近卫才将此记录在案，以作为他在自己的内阁里被人逼迫的证据。而海军和陆军已经同意近卫进行高层会晤的提议，所以日本本来可以后再拒绝美方的提议。但日本选择先拒绝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然后再要求高层接触。从美方角度看，现在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美国人看到，他们超乎寻常的慷慨让步已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丝毫没有引起日方的兴趣。

    8月8日，美方对近卫的提议作出答复。赫尔对野村说，日本近来对美国的答复葬送了首脑会议的机会。罗斯福政府认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显露无疑，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当时美国还在等待东京的答复。外相丰田没有机会提及近卫所考虑的让步细节，他指示野村向美方转告，日本此前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其实并非“无法改变”，“着眼于世界和平的大局，近卫首相希望与美国总统交心”。野村无法立即传达这一信息，因为罗斯福总统此刻正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线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

    这一年夏天，在加拿大取景的电影《北纬49度》（49th Parallel）正在最后的制作中。阵容强大的演员名单中包括劳伦斯·奥利弗和莱斯利·霍华德，这部杰出的电影讲述了一艘德国潜艇搁浅在加拿大海湾的故事。北纬49度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对于德国船员来说，这是一个参战国和一个准备参战国的界限，他们从加拿大向美加边界逃跑，想要逃到当时仍然中立的美国，这样他们才不会被逮捕。绝望中的德国船员偷盗、杀人，让加拿大人感到恐惧。通过提出德国人登陆北美海岸的可能性，这部电影想要说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应只被视为欧洲的事。不论怎样，战争都很可能通过北大西洋向美国国土蔓延。影片制作人包括英国人迈克尔·鲍威尔和逃往英国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们呼吁美国及时参战。丘吉尔会见罗斯福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8月9日至12日，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并排停靠在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这里成为历史性的英美首脑会晤的地点。虽然罗斯福还没准备好给丘吉尔一个具体承诺，但最近欧洲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更加现实地考虑美国参加欧战事宜。在国内，《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1940年8月通过的《选征兵役与训练法》让美国陆军最多可以征募90万士兵服役一年。如果新的修正案得以通过，这一征兵限制将被取消，陆军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保留这些士兵，并派往西半球以外。参议院8月7日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众议院势必会进行阻挠，其结果将极大影响美国的战争准备。

    尽管罗斯福骨子里不喜欢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谈期间建立了私人友谊。他们联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详细确定了同盟国战斗的目标以及战后世界的安排。两国领导人都保证要支持斯大林抗击纳粹进攻。他们被斯大林乐观态度所感染。罗斯福此前派遣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霍普金斯返回途中，与丘吉尔首相一起前来参加两国首脑会晤。这成为同盟国抵抗希特勒的关键节点。尽管华盛顿战略专家一开始预测德国将迅速获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坚持不懈的韧劲。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而《租借法案》也将从1941年11月开始扩大到苏联，这本是罗斯福一开始不情愿看到的。

    在纽芬兰会谈期间，罗斯福还作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批准美国武装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从9月16日开始执行。苏德战争刚爆发时，罗斯福的鹰派军事顾问就曾极力要求美国在大西洋进行武装护送。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对此表示赞同，尽管他承认此举“势必将使我们卷入战争”。虽然丘吉尔没有得到美国明确参战的肯定答复，但罗斯福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时间问题，这已经是谨慎的罗斯福所能承诺的极限。不过，两国领导人仍然愿意探寻与日本的外交解决途径，甚至同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给日本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在会晤的最后一天中，罗斯福得知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这对于参战动员是不可或缺的。

    最终，野村在8月17日见到了罗斯福。刚从普拉森舍湾归来的美国总统同意在一个周日接见这位焦虑的大使。赫尔透露说，野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来自日本政府的指示，野村非常认真地强调说，日本“渴望保持两国的和平关系”，并且：

    近卫公爵对待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间点会见总统阁下，双方本着和平的精神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罗斯福则以更加空泛的词语进行回复：

    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其政策或计划，即对邻国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军事控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一切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卫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措辞严厉，但罗斯福并没有拒绝与日本高层会晤的提议。他说，日本提议的会晤地点夏威夷对他来说太远了，他建议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他向来不排斥一个观点，即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究成效，又能风度翩翩。他已经在与丘吉尔的会晤中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近卫再次有理由相信，他仍有机会避免一场灾难性战争。

    佐尔格将日本陆军向北部调兵的消息告诉了莫斯科。但陆军的调动明显放缓，在8月中旬的截止日期前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实际上，参谋本部8月9日已经决定不准备攻打苏联，至少不在1941年进攻。德国对苏联还没有出现必胜的前景，理智的战略家都不会建议在西伯利亚冬天很快来临前开战。到8月的下半月时，连德国驻东京使馆都认为日本攻打苏联的可能性非常低。

    整个夏天，大兵潮津都在日本中部的基地等待调遣。8月24日，一艘小型运输船搭载他及其他士兵从大阪出发，经朝鲜抵达中国。他们于9月初抵达“满洲”北部。他们大多是新兵，所以潮津作为老兵，开始负责监督他们的密集训练，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敌人是谁。这些士兵忍受着饥饿，苛刻的体能训练让饥饿感更加强烈。绝望的士兵只好时不时去当地农田偷一些蔬菜。

    日本国内的物资也不富余，但当权者还是能勉强度日。尾崎秀实8月末的一天与他的好友西园寺公一会面，他们在尾崎工作的南满铁路大楼顶层的亚洲餐厅吃饭，这栋气派的混凝土建筑于1936年完工，似乎是要彰显日本在“满洲”项目的成就。席间尾崎问道：“似乎他们决定了？”近卫的特别助手西园寺答道：“是的，他们决定不打了。”

    尾崎向佐尔格汇报说，日军正式放弃了北进计划，佐尔格脸上露出喜悦和宽慰的神情。西园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向苏联透露了一条重大信息。如果不是出于对佐尔格发自东京情报的信任，斯大林可能不会决定将部队调往西线，他向来对日本向北方派兵（大兵潮津也在其中）感到多疑，当然这一点也无从求证了。如果不是坚信日本不会袭击，苏联就不可能反攻，尤其当时美国并没有立即予以援助。后来西园寺也发现自己的无心之语竟然帮助了间谍活动。

    在这些天里，西园寺一心帮助近卫安排与罗斯福的会见。西园寺与他的贵族朋友清楚，与西方开战必输无疑。耶鲁毕业的记者松本重治也同意西园寺的看法，松本也是明治时代显赫家族的直接后裔。近卫曾向他吐露心声：“在日本对华关系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近卫首相只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展现脆弱的一面，他遗憾地说道：

    我太惭愧了，没脸面对我的祖辈。我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我要不惜一起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还有一丝可能的话，我还想改善日中关系。我想尽力而为，你愿意帮我吗？

    在1941年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近卫准备向罗斯福传达的信息获得了批准，这条信息说：

    两国一开始的非正式接触在7月中断之前，无论在精神还是内容上都符合当时形势。但继续这种对话，并且两国政府首脑认可其结论，并不符合当前迅速变化形势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紧急事件。因此，我认为两国首脑急需先见一面，从广泛角度讨论日美之间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重要问题，探寻挽救形势的可能性。如果需要的话，会见结束后，一些细节的调整可以留给两国有能力的官员去协商。这就是我当前提议的目的。我真诚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被完全理解，并得到阁下的积极回应。鉴于此次会晤的性质，我希望会谈能够尽快举行。

    野村8月28日将这条信息转达给罗斯福。他称赞了该信息“语气和精神”，并再次建议将会见地点设在朱诺。对野村来说，会见地点无关紧要。这位日本大使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罗斯福明确告诉他，近卫首相的提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罗斯福说他“非常抱有希望”，“非常渴望与近卫首相谈上三四天”。

    野村当晚拜访了赫尔，对他安排了自己与总统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说朱诺与其他任何地点都一样合适，因为从日本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尽快会面。他还描述了日方可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大约20人，分别有5人来自外务省、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他表示，9月21日至25日将是合适的时间，近卫首相将比罗斯福总统提前5天出发，这样两国领导人将能同时抵达。

    野村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赫尔不是特别赞同两国首脑会晤。他间接暗示最近“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造成拖延，并以日本说一套做一套而告终”。他当然是在说印度支那。他认为，举行高层会晤前，他必须要求日本在威胁两国关系的最紧迫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包括日本的轴心国联盟问题、对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地区的增兵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奉行不歧视原则。

    努力保持冷静的野村说，他觉得中国问题最难在会谈前达成基本共识，建议将该问题留待会谈时讨论。赫尔明确回应说，美国参加会谈是因为日本的积极姿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中国看作一个贸易国家，充分挖掘其5亿人口的潜力。”这也是罗斯福所赞同的。赫尔再次表示：“双方在举行会谈前，应该对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原则性共识。会议的目的将是对这些原则性共识予以正式批准。这难道不是更让人安心吗？”野村觉得几分钟前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议现在变得遥不可及。

    近卫仍然相信会举行首脑峰会。8月29日，他和支持者聚集在富士山脚下的一处度假胜地，按照赫尔的要求起草会前协议。刚从美国回来的银行家井川忠雄和开启美日非正式接触的德劳特神父也赶到现场给予精神支持。8月的最后3天，这些人聚集在以银质茶具和法国菜闻名的高档酒店富士屋，夜以继日地忙着起草协议，他们偶尔打一两杆高尔夫球作为高强度工作的调剂。

    在协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变得最为棘手。一个是日本应当“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这将成为日本第一次明确承诺撤军。另一个是如果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日本的判断不应基于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义务。这意味着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自动参战。起草者必须在吸引美国和不伤害日军领导人面子之间小心拿捏，近卫也积极参与文件的修改。最终，起草者认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

    这份草案必须经过9月3日的联络会议批准后，近卫才能正式交给美方。西园寺做了必要的铺垫工作，将建议转达给海军和陆军方面领导人，他们最终表示同意。现在该轮到近卫做他最不擅长的事了，那就是直面争议，坚持己见。他必须清楚，归根到底，与罗斯福在朱诺会见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1941年8月27日上午，“总力战研究所”的一群研究生聚集在日本首相的官邸。当时的气氛有些压抑，甚至令人沮丧，夏末的阵阵细雨更凸显了这一感受。在大吊灯照亮的大厅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与内阁面对面交流，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拿出一份冗长的报告。经过过去6周对一系列数据的仔细研究并模拟各种外交和战略形势后，该研究小组作出结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

    这些作出预测的研究者在进入“总力战研究所”前已有约10年的专业经验。该研究所于1941年4月成立，有点儿模仿英国的帝国国防大学，为军官和政府领导人提供一年密集训练。这一精英教育机构意在培养日本未来在军方和政界的领袖。

    该研究所创立者的崇高志向并没有实现。每个部门都将最优秀的候选人送进来，所以学员都是在职公务员中的精英。尽管研究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最佳地段，但建筑本身足以让新来的学员心里一凉。这座两层棚屋与周围政府典雅的红砖建筑格格不入，许多新人以为他们遭到了贬低。

    学员们都喜欢第一任院长饭村穰中将。他为人和蔼，语言能力很强，会讲流利的法语和俄语。他曾在土耳其的一所陆军学院讲课，并将许多战略文件翻译成日语。他亲和的性格吸引到许多有趣的人来学院做讲座，其中包括佐尔格的间谍同伙尾崎秀实。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然对突然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本想做一些高端研究，结果却在进行基础体能锻炼，上一些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课程。

    因此，1941年6月20日开始的日本中部之旅让学员们得以透透气。他们访问了山本五十六所在的伊势湾，登上了海军旗舰“长门”号和另一艘军舰“日向”号，两艘军舰都装备有海军最先进的技术，学员们还获准观摩了演习。一切都进展顺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军舰的性能，其模拟发射的鱼雷在完全黑暗的环境能精准袭击目标，这着实令人惊讶。

    演习过后，山本想听听这些来宾的意见。他询问了来自朝鲜总督府办公室的日笠博雄，他谦恭地回答说：“长官，我对反潜能力印象深刻，您的轰炸战略也很出色，但我觉得空中打击能力有些弱。”

    日笠说得很对。其他军官可能会被这位年轻文职官员的无礼所激怒，但山本奖励了他一瓶威士忌，那时威士忌在日本是个不错的奖品。山本对日笠的直言不讳感到高兴，他认为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确，这些巨大海军舰船并非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山本对此非常认可。

    学员们随着舰队一直开到日本南部的志布志湾（附近还有锦江湾，其形状酷似珍珠港）。这时，广播传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这一变化再加上随后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决定突然让研究人员的工作紧迫起来。

    他们返回后开始进行模拟演习。每个学员都扮演一个假想国家（以日本为模型）的一名内阁成员，并且要参加一场假想战争（假想敌是美国）。演习从7月12日开始，距离松冈外相参加他最后一次联络会议并不遥远。

    对于这场全面战争，内阁需要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军事战略、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指导他们的教官指出，这些政策需要适应国内外局势预计未来两年内的变化，政策步骤必须细化到月份。学员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去模拟实际情况，他们使用日本各个政府部门的真实数据。最后，这场战争不再像是假想的，而是会真实发生的。

    模拟演习一开始，日本差点儿要与美国宣战，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全面禁运，日本经济被完全孤立，不得不进一步挺进东南亚，用武力获取资源。

    学员们对教官提供的这一假设前提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深入东南亚（最有可能的国家就是荷属东印度）将让日本必然与西方开战，连通过外交阻止战争的机会都没有。大多数人预计，日本能够占有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但敌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舰队将很快对日本船只发动全面进攻，让石油无法被运走，获取印尼石油的目标无法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将被迫挑起与美国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日本负担不起的。许多学员甚至在这次模拟演习前就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毫无胜算，不应该发动。

    这些研究员将模拟演习的报告呈献给近卫内阁后，东条英机不停地做着笔记，他以前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生。报告最后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这场战争赢不了。东条的脸煞白，似乎是他最不祥的预感得到了应证。但他不应对报告的结论感到意外。陆军省自己的战争经济研究办公室综合参谋本部驻纽约情报人员发回的报告称，日本的工业力量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只要看看东京市中心的建筑你就能感受到日本的物质状况是多么贫乏。自4月以来，所有明治时代的铸铁装饰栏杆和大门都被拆掉了。东京府厅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了，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作1900磅废铁用于制造武器。

    当然，那些红砖楼还在，但其木质围栏让人担忧。在东京这样的街景下，“总力战研究所”的棚屋并不显得很寒酸。很难想象，仅仅几年前，这座同样的城市还成功赢得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东条不愿接受这一悲观情绪，他评价说，研究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但该研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年打俄国时也没有想过会赢，但我们的确赢了”。他极力粉饰着刚刚呈献给他的残酷事实，他说：“你们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理论。”他最后坚决要求研究小组不能将这一结论传出去。

    东条是寄希望于日本突然发现油田吗？他难道忘了日本此前90%的石油来自美国吗？他指望合成石油会突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吗？他预计天灾会再次帮助日本，就像13世纪的台风阻止了蒙古人的入侵？抑或是他指望战士能展现出过人的斗志和抵抗力，坚信自己继续作战的能力？来自陆军的堀场一雄教官对学员们说：“美国所缺乏的是大和精神，这是我国最伟大的财富。”他指的是一种据称是天生的特性，让日本人成为独特、有抵抗力、守纪律和勤劳的民族。这种玄乎其玄的独特性论调几乎是民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

    模拟演习时，自始至终都强烈反对战争的是海军省的志村少佐，他以优异成绩从海军大学校毕业，毕业论文论述全面战争。他曾对教官说：“就算日本人发挥大和精神，但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只看到自己忽视对方是不对的。”

    大和精神当然有其短板。8月中旬，东京的污水系统出现严重问题，缺少燃油是其直接原因。据估计，东京100多万家庭平均每天产生31.5万加仑排泄物。冲水马桶还没有普及，大多数排泄物需要运往农村地区用于堆肥。平时都靠机动车辆运输，现在燃油短缺，这些300多名挑粪工必须借助人力车和船。很显然，这种服务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东京的公共福利部门被各种投诉淹没，对官僚不作为而怨声载道的市民开始直接呼吁市长夫人出面。8月16日，一篇题为《如何处置粪便》的文章出现在《国民新闻》报纸上，解释了市政府为此召集了紧急会议，但没有拿出确切解决方案。

    另外，市长夫人并不是这些不幸的市民可以寻求帮助的最佳人选，因为市长大久保留次郎（Okubu Tomejiro）根本不担心东京的污水问题。他曾是内务省的官僚，担任过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在20世纪20年代带领内务省对共产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迫害。永井荷风说，据传言大久保曾敲诈文学杂志《中央公论》，声称可以起诉该杂志诽谤，并勒索了5000日元（作为对比，东京郊区一所公立小学管理员每月收入145日元）。

    9月3日，野村大使收到美方关于近卫要求会晤的官方答复。罗斯福与赫尔的口气一样，他说如果没有事先谈好，没有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话，他不同意会见，尽管他仍然对会晤持积极态度。这也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有人从罗斯福在普拉森舍湾对丘吉尔说的话中推断，他想再“哄”日本3个月），但这一点无法确定。但近卫也得到安慰，因为罗斯福说：“我十分渴望与您合作，努力让这些原则性问题在现实中得到实践。”

    虽然两人领导的国家有本质不同，但近卫和罗斯福却有相当多的性格相似点。两人都不喜欢当面起争执，也讨厌被意见完全不合的顾问所包围。近卫身边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罗斯福身边既有干涉主义者，又有欧洲恐惧者。这两位出身高贵的领导人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藏起来，即使在内阁会议上也不表露，别人很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最基本的世界观却惊人的相似。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即使在争论面前，即使在统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思想时（他不得不反复修改），他坚持了自己出色的直觉判断，清楚什么具有政治可行性，并小心而坚决地贯彻它。近卫要对付的国内形势很敏感，但罗斯福也一样，他必须说服国会，考虑民意，游走于各种限制之间。很可惜，近卫缺乏罗斯福的坚持力和对事物轻重缓急的判断力，出身贵族更让他愿意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纽约时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准确抓住了近卫缺乏坚持力却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他在1941年8月3日在这位日本首相的新闻人物介绍中写道：“作为日本第二显赫家族的首长，近卫不屑于追求个人野心，担任首相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升迁，而是一种贬职。”尽管他总是让支持者失望，但他仍能受到爱戴，因为他散发出的气质让人们必须保护、帮助和支持他——他就像日本的另一位天皇。

    近卫认为，他必须听从于国内的强硬派，这是他与军方达成的一种默契。军方仍然制定作战计划，口气强硬，但也允许首相出国会见罗斯福。近卫相信，他将能在会晤中永久性阻止战争趋势。军方幕僚也认可他，期待他与罗斯福直接会面时能达成某种全面协议，以避免战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的一位军官在8月29日的记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矛盾心理：

    一位驻美武官告诉我们，美国总统以极高的热情对待近卫首相的提议。似乎在夏威夷的会面真要发生了。一旦实现，我们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就不会中断……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一步（心理上）正向美国屈服……我们的帝国未来还要退让好几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要打一场持久战。

    即使那些鼓吹开战的军人也知道，仅靠逞能无法让日本获胜。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位课长佐藤贤了说：“在华盛顿的这帮蠢货！如果美国人同意不带任何条件会见近卫，那一切都将对他们有利。”

    佐藤的手下石井秋穗被秘密任命为陪同近卫前往朱诺的代表团成员，此时美方甚至都没有确定邀请他们见面。石井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顺序是：近卫会见罗斯福、近卫表达日本军方已经认可的条件、罗斯福拒绝接受这些条件、近卫将美方的意见传回国内、军方动怒、天皇介入并批评陆军的强硬、两国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包括日军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

    8月末和9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战争和峰会的准备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这一天然的矛盾性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妥。相反，这种双管齐下才被视为全面的准备。

    在9月3日的联络会议上（罗斯福告诉野村无法安排会见的这一天），日本领导层对8月底开始制定的一份联合军事计划取得共识，该计划对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进行了充实。修改后的计划叫作《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该计划虽然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但如果谈判在10月初这一最后期限前没有成果，日本就将开战。

    参谋本部的开战支持者认为，战争必须在年内打响，这样才能赶在敌军积蓄力量前先发制人，此时南部的季风季节尚未来临，而北部严寒的冬季也让苏联无法发动进攻。军令部总长永野说：“帝国的每一种物资都在不断消耗。”最好在帝国仍有能力发起有效进攻时开战，因此留给外交解决问题的时间很紧迫。

    这一通过的决议从字面上看是强烈主战的，但仔细研读后会发现，决议只是军国主义者的强硬外衣。他们完全意识到要作出让步，包括撤军，但制定并通过这一针对美国的逐步作战计划，最高军方指挥官才能挽回颜面，在作出巨大的外交妥协时仍能不失士气。

    但也不是所有军方领导人都认可这一计划，尤其是在确定最后期限方面。该计划的措辞甚至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说明军方感到不安。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不想严格界定外交失败，他想以后再讨论。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近卫与罗斯福会面时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向泰国调兵。他说他对阻止陆军向印度支那运送物资一事无能为力。这让东条感到惊讶，他说：“但这样做将暴露我们的（备战）意图。”杉山说：“那也没有办法。”无论怎样，大多数人相信，很快就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次联络会议也讨论了外交途径。

    近卫本来要在8月底的会议上拿出他在富士屋酒店的朋友所起草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大体意愿，以便讨好美国。但近卫从未公布这份计划。外务省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于是近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制定近卫计划的背后推动者西园寺公一要求他作出解释。近卫咕哝道：“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应当先与他们（外务省）协调好。”然后就躲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近卫觉得，外务省的计划中已经包含足够吸引罗斯福来谈判的让步条件，所以为何要小题大做呢？

    近卫再一次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他甚至在自己召集的联络会议上都无法坚持自己的计划，太平洋的和平竟要系于这个男人身上！与此同时，备战仍在继续。

    第二天，外务省的计划用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野村。该计划提议和平解决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推行不歧视的贸易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获取地区资源方面保持合作以及解冻日本资产。计划还说，一旦中日达成协议，日本将立即从中国撤出。这一点与近卫的计划不同，近卫的计划承诺，日本从中国撤出，不附加任何条件。罗斯福政府9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提议。

    在外交陷入困境时，东京的军事调动严格按照计划执行。9月5日下午，近卫前往皇宫拜访了裕仁天皇，向他解释了9月3日达成共识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提到了外交努力将从10月初停止，他还表示第二天将召开御前会议，让天皇批准这一计划。裕仁对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份“要领”更像是作战计划，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裕仁很快理解。这份计划可以被归结为3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是：

    1.日本帝国不会避免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并将进行备战。

    2.备战的同时，日本帝国将在一份附属文件（见下文）的指导下，尽力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和英国和解。

    3.如果外交努力在10月初仍没有结果，日本帝国将在10月底发动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战争。

    第二点提到的附属文件包含日本的外交要求以及作出让步的底线，与会前协议是独立的。日本的条件包括美国不干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解决方案，要求重新关闭西方向蒋介石运输重要物资的滇缅公路。作为回报，日本承诺不会利用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向南军事挺进的基地。只要苏联保持中立，日本就不会对其动武。另外，日本不会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或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拥有的外交影响力越小，其顽固的一面就越凸显。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近卫将对罗斯福作出更多妥协来避免战争。

    裕仁一直感到不安。他确切地感受到这一指导谈判的方针更多强调的是战争，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要求近卫修改条款，把外交努力列为日本的头等大事。近卫说这不可能，大概他觉得为了与罗斯福会见他只能妥协这么多。近卫是在违抗充满疑虑的天皇，他在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也违抗过天皇，总是尽量避免过多干政的裕仁当时并没有充分反对近卫。但这一次，天皇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清楚日本的备战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他问为什么要瞒着他？近卫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建议裕仁召见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和战略人员来更好地解释具体形势。他似乎是说，政治在这一重大抉择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这一抉择恰是近卫自己的政府所作出的。

    永野和杉山被立即召唤入宫。7月底，永野曾拿着一份战争计划进入皇宫，尽管他当时表示不确定日本会赢。裕仁当时对这份计划感到很不安，他与海军大臣及川商量更换永野一事，但后来没有了下文。现在，仅仅5周后，永野带着一份升级版的计划又回到皇宫。

    裕仁受到压力时会展现他果敢的一面（但很少发生），他向军方抛出尖锐的问题，近卫在一旁听着。他对军方说，战争和外交不能同时进行，外交必须优先。他询问日本在南部的战争预计要持续多久。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感到极其尴尬的杉山无言以对，他低着头掩饰自己的脸红。

    无法忍受这一幕的永野出来解围。尽管陆海军总是相互竞争，但这两位总长关系不错，因为永野显然地位更高。代表最高统帅部的永野说：

    如果把今日的日美关系比作一个病人，那这位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如果不动手术坐视不管，病人将逐渐衰弱。并不是说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是我们必须在仍有70%至80%（手术成功）的希望时作出决定。统帅部期待外交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一旦失败，恐怕我们必须要拿出足够勇气来实施手术。

    裕仁天皇试图接受战争，但他很难将永野预计的获胜概率与他之前承认没有胜利希望的表述结合起来。他向永野抛出了不久前刚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我们能获胜吗？你能说我们一定会赢吗？”对此，永野回答道：“我不能保证‘一定’，因为这既基于人力，也基于神力。”他强调，战争不是统帅部的首选，但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机，日本不得不为战争做准备。“如果（通过战争）能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的话，我们就必须一试。”他说。

    于是裕仁最后问道：“那么我再问你：最高统帅部想要从今天起将更多重心放在外交上，我这样理解对吗？”陆海军两位总长予以肯定。

    40岁的天皇凭直觉感受到，主战言论站不住脚，比他年长的两位主战军官极其不负责任，他的皇家批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裕仁能够觉察出该计划的鲁莽性正是因为他身处东京奇怪的决策过程之外。作为日本爱好和平的大家长，他想要避免战争的本能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责任相冲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必须保证日本通过军事准备来确保生存，于是，这一点最终占了上风，他默许了战争计划。

    近卫在天皇发问时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才意识到所做决定的重大程度。第二天再次来到皇宫参加御前会议时，他的恐慌越来越深。近卫希望天皇能把御前会议的方向引向和平，他请求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木户幸一帮忙。

    御前会议上午10点整准时开始。与往常一样，与会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总长、次长、军务局局长、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代表天皇发问的又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原嘉道问两位总长，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到底是军事战略还是外交，这似乎是裕仁论调的翻版。两人都没有作答，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坐在长桌远端金色屏风前的裕仁本应保持缄默，但此时，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开口说话了：“原嘉道议长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合适。很遗憾两位总长没有能力回答。”他随后从胸部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上面是他已故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由于他对两位总长的问话不能令人满意，而近卫当天早上又要求天皇进行干预，裕仁于是带来这首诗。他开始朗诵：

    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这首和平主义者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诵读这首诗来表达他对新计划的严重不安，以及对日本避免战争的渴望。至少，这是他想间接向听众表达的意思。但朗诵诗歌却创造出一种古怪的氛围和被动抵抗的无奈。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外力，日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但该国更想得到和平。这一和平主义诗歌并没有让裕仁摆脱自己的责任，他仍然批准了这一计划。

    我们不禁设想，如果裕仁的反战态度更明确一些或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将会怎样。与其朗读诗歌引来诸多猜疑，他为何不干脆坚持不开战？有可能谨慎的木户当天上午在转达近卫想要天皇干预的愿望时，建议裕仁不要确切表露政治态度，他担心天皇会为将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木户和裕仁都认为皇室不应过多干政，这是让裕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天皇的性格：他过于温顺，无法阻挡走向战争的洪流，历史上也没有天皇否决的先例（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天皇不能否决，所以他理论上可以否决——关键要看裕仁自己）。在神圣与世俗角色之间如履薄冰的天皇只好念了这首诗。

    当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为最后期限后，近卫秘密邀请格鲁大使来到一位朋友家做客，陪伴近卫参加晚宴的有“早餐俱乐部”成员牛场友彦，他英语流利。在场的还有生于大阪的美国使馆官员尤金·杜曼。近卫的艺妓情人负责端茶倒水。

    之所以安排秘密会面，是因为8月15日，近卫内阁中的资深政治家平沼骐一郎在家遭到极右翼刺客袭击。尽管身中六枪，包括头部中枪，平沼奇迹般幸存下来，即将完全康复。他因为与格鲁关系过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而成为目标。这件事让近卫心惊胆战。

    在3小时的会面中，近卫试图向格鲁表达想见罗斯福的愿望。之后，格鲁向美国总统发回一份长篇报告，总结了这次会面并转达了近卫的希望，即“他想亲自向总统阁下作出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说明将是对野村大将通过外交途径所转达信息的补充与澄清”。理论上讲，近卫仍有与美国达成外交共识的机会，但时间紧迫，因为主战派刚刚跨越了一道障碍，赢得了天皇的同意。

    虽然军方的意见也有分歧，对仓促应战的可行性没有把握，但军方已受困于自己的好战言论中。既然具体期限已经确定，日本的仓促备战就有了内在动力。

    相比之下，“总力战研究所”模拟内阁所作出的选择更多基于对相对实力的分析。的确，研究人员并不清楚日本仍有多少石油，但在其他方面的评估中，日本都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近卫及其内阁大臣不可能对这一结论视而不见。1941年夏末，模拟政府认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现实政府眼中却几乎是非打不可的。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日益叫嚣备战的必要性。为了延缓战争趋势，近卫安排东条与东久迩宫稔彦王会面。东久迩是一位自由主义亲王，他年少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尤其是在法国。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人。由于他也是一位陆军大将，他对东条的劝导可能会得到认真考虑。东久迩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属于皇族，这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东条对皇家的态度近乎奴颜婢膝，似乎是想为祖上曾与皇家对抗来赎罪。

    近卫对时机的把握又很拙劣。两人的会见安排在御前会议后的第二天，前一天天皇刚刚批准10月初作为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不然就在10月末开战，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东条坚持开战的决定，除非天皇收回成命。据说东条向下属描述裕仁诵读和平诗时流下了眼泪，但他不认为天皇是在反对战争。对他来说，这首诗代表皇家对军方战胜困难的鼓励。

    东条决心要走在为他铺好的道路上，如果必要的话，他要拖着整个国家跟他一起走。他对东久迩说：“美国最终想要日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英美阵营。”但即使日本放弃法西斯道路，加入同盟国，“英美一旦打完德国后，一定会袭击日本”。

    虽然东条的西方威胁论纯属猜测，但他的恐慌是确实存在的，且一直萦绕不散。他相信自由主义的西方只有对日本有企图，并且想要支配亚洲时才会对调停日中战争感兴趣。国务卿赫尔喜欢宣扬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但他认为鉴于美国拥有更大的野心，赫尔的话不可信。东条还强调说，考虑到“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灵”，日本不可能从中国撤军。东条是在重复军方内普遍存在的看法。但他不是普通军人，他是陆军大臣，直接对内阁负责。他一味沉浸在军人的效忠职责中，拒绝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失去了理智。东条最大的特质就是极其专注于他所认为正确和正直的目标上。东久迩能否像近卫希望的那样改变他的顽固态度？

    东久迩身材纤瘦，气质阴柔，他的小下巴是日本贵族的特征。他相貌较好，与其他陆军官僚不同的是，他不蓄胡子。这位有国际视野的53岁亲王拥有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他一开口就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对东条说，日本的形势让他想起法国政治家马歇尔·贝当和乔治·克列孟梭曾对他说过的话。两人都表示美国最终想要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很容易判断出，开战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目的是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由于物质相对匮乏将败于美国。日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尽量减少损失。然后，东久迩严正表示：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与罗斯福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应当顺从上级意思。如果他无法执行非抵抗政策，他就应当辞职。

    东条对东久迩的话完全不感到惊讶，这一定是近卫的意思，近卫认为东条爱惹是生非，但又不想直接与东条起争执。东条回应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注定要灭亡。如果日本现在冒险一搏，日本还有二分之一的获胜概率（如果从战争非胜即败的角度看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当然，冒险一搏比不抵抗灭亡的选项更好。东条的冲动显然战胜了理智，他对东久迩说，他无意停止备战。

    9月8日和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想知道，日本与西方开战后，苏联与“满洲国”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杉山向他保证，冬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发生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部队派向北方。但冬天不会永远持续，日本也承受不起将中国的部队派去攻打苏联（杉山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说完不到10天，日本陆军就发动了长沙战役，以控制中国的中南地区，但日军受到中国的猛烈抵抗）。再发起一场战争难以想象，裕仁本可以提出异议，但他反而对杉山说，他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似乎裕仁认为这是理论上的演习，与政治现实无关。或许他仍在指望近卫与罗斯福的会面。

    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以及向南调动的计划。日本伞兵部队开始加紧训练，该部队是征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关键。日本伞兵部队一年前才刚刚组建，组建过程依靠对美国陆军空降部队照片的模仿。伞兵部队在游乐场的自由落体塔接受训练，别人以为他们是享受娱乐活动的大学生。这些伞兵2月底首次实现空降。

    海军也在加紧备战。9月11日至20日，一场模拟向南侵略的演习在海军大学校展开。9月16日还进行了袭击夏威夷的桌面演练，但军令部认为该计划过于危险，不切实际，最终放弃了计划。

    日本武装部队大肆宣扬战略家和领导人的好战言论时，美国差点儿在冰岛开战。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根据《联合条款》，位于大西洋重要航线上的冰岛属于丹麦附属国。英国在1940年5月向冰岛派兵，加拿大也派出援助部队。丘吉尔希望，美国将能接管冰岛的国防。1941年春，罗斯福同意如果美国加入欧战就承担保卫冰岛的责任。德国入侵苏联后，虽然罗斯福的强硬派顾问呼吁立即向欧洲地区派兵，但罗斯福一直很谨慎。1941年7月7日，在冰岛政府的请求下，罗斯福同意派出44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小心地绕开《选征兵役与训练法》，派遣职业士兵而非应征入伍者——后者不允许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服役。这样他就避免了与公众作对，履行了他此前的承诺，即这些“孩子”不会参与外国战争。后来，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罗斯福同意美国军事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这一系列举动与日本息息相关。由于美国关注于西大西洋，所以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愿意与东京达成某种和平，这将确保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即将与纳粹的战争。当然，日本浪费了这一机会。

    1941年9月4日，冰岛海岸线外的水域成为德国与美国上演不宣而战的舞台。载有军方人员及邮件的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Greer）于上午8点40分抵达冰岛时，一架英国轰炸机发出警告说，有德国潜艇在附近潜伏。英国飞机发射了4枚深水炸弹，但没有击中目标，由于燃油快要耗尽，英国飞机决定返航。没有接到任何出击命令的“格里尔”号决定追赶德国潜艇，而不是回基地待命。德国潜艇已暴露了3小时，它的电池可能耗尽了，所以急着要浮出水面。它此时距离美国军舰不足330英尺（译者注：约100米），并发射一枚鱼雷，但也没有击中目标。“格里尔”号发射了8枚深水炸弹，但没能给潜艇带来太大伤害。德国潜艇又向美国军舰发射第二枚鱼雷，但也打偏了。双方于是停止了这次近距离接触，经过约10小时的追逐，两艘舰艇均安然无恙。

    “格里尔”号事件是美国第一次与德国发生交锋。在9月11日的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一插曲调动民意反对希特勒，强力推销他决心要打的战争。他并没有指出，首先发射深水炸弹的是一架英国飞机，让美国的行为成为对德国发射鱼雷的自卫。他也没有提到“格里尔”号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坚持复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月后一参议院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才得以明确）。但罗斯福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纳粹政权的憎恶。他以夸张的语调对美国民众说：“这纯属海盗行为——法律和道德上的海盗行为。这不是纳粹德国对美国的第一次海盗行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袭击总会招来更多袭击。”

    罗斯福还讲述了此前几个月美国船只和巴拿马船只疑似遭受德国袭击的事例，他因此警告说，这些不是单独个案，而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说，这些都是藐视国际法律的行为，证明纳粹故意要阻碍航海自由，想要独自控制和支配这些海域。他还说：

    纳粹控制海洋的企图只是纳粹现在对西半球密谋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朝着相同的目的。希特勒的前哨——既包括公开身份的特工也包括安插在我们周围的奸细——已经努力帮他在“新世界”建立根据地和桥头堡，他一旦控制了海洋就能利用这些基地。但他对“新世界”的阴谋诡计和蓄意破坏都逃不过美国政府的法眼。阴谋后面还是阴谋……袭击“格里尔”号绝不是北大西洋的局部军事行动，也不仅是两国斗争中的个体事件。德国想要永久建立一个基于武力、恐怖和杀戮的世界体系，“格里尔”号事件就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定一步。

    罗斯福对美国人民说，发照会及其他“一般外交惯例”不再对德国有用。为了维护提供战争物资以击败希特勒的方针，为了确保美国在公海航运的自由，美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袭击纳粹潜艇及入侵者。他们是“大西洋的响尾蛇”，“当你看到随时准备进攻的响尾蛇，你不能等它先袭击你”。“积极防御”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美国舰船可以在对美国自卫至关重要的水域袭击德国潜艇。另外，至关重要的水域由美国政府界定。罗斯福还借这一机会介绍了允许美国在大西洋对同盟国船只护航的新计划，这是他在普拉森舍湾批准的，将于5天后开始生效。

    罗斯福再次展现了他的演讲天赋。这次“炉边谈话”后，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支持他在大西洋针对德国的政策。然而，正如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敏锐地向丘吉尔汇报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不要插手欧洲战争，尽管他们认可总统的大西洋新政和击败希特勒的愿望。

    对美国一些战略家来说，战争的前景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在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的要求下，由阿尔波特·魏德迈少校领导的中层军官1941年7月开始制定大范围战争计划，也就是“胜利计划”，完成于9月25日。该计划对作战所必需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规模进行了评估，并对击败轴心国提出战术指导方针。很快该计划就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时在这群计划制定者眼中，德国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敦促美国领导人尽量控制日本。

    日本政府应当考虑到，是否有一天美国会认为日美之间也不再需要“发照会”，这一天是否会很快降临，该如何防止这一恶化趋势。与其相反的是，日本却在为自己的“积极防御”计划做准备。

    从佐尔格处得知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在整个9月从远东向莫斯科调集了20个师。斯大林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德国了。他最终将远东的部队砍了一半，苏联西线的形势将逐步好转。

    这更应该让日本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9月10日，野村在著名的华德曼公园酒店的新住处会见了赫尔，这座酒店是为了纪念一战结束而建，共有1000间客房，戒备森严。他询问赫尔如何看待日本的最新提议（外务省的计划）。赫尔表示，这一提议“缩小了此前谅解的精神与范围”，而双方此前的谈话中“对整个太平洋地区达成了更广泛、更开明的谅解”。简言之，该提议是进一步倒退。

    这一明显倒退更加剧了赫尔对近卫的怀疑，他认为近卫的政权地位不稳，无法作出重大让步。这次会面让野村更坚定地认为，东京必须在任何高层会见前作出切实的让步。他尤其警告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对美国很重要。但东京的领导人对此很难接受。

    日美谈判伊始，日本部队在中国的存在就注定是个问题，但其重要性后来才在美国人眼中变得越发明显。要是在5月，赫尔肯定会对日本军事占领中国更加纵容（至少私下里更加纵容）。银行家兼业余外交家井川忠雄曾经表示，赫尔甚至建议过将日本军事占领中国的表面目的从“反共产主义”改为“维和”。这种更改将让日本能够继续占领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海南岛。

    1941年夏天的一系列变化——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不顾罗斯福提议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坚持留在法西斯阵营以及美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似乎打消了美国想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国不能被牺牲掉。日美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像（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不要哈姆雷特角色一样”。如果近卫递交他的密友所起草的提议，承诺“日本‘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所有地区撤军”，事情的结果将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只能归咎于近卫自己。

    赫尔拒绝日本的提议后，9月20日的联络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准备递交美国的提议。这份修改提议的基本轮廓与9月6日的版本一模一样，强调了美国需要在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调停，但又不能干涉日本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解冻日本资产和恢复贸易；而日本不会涉足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

    新提议对中国实现和平开出更多条件，语气上也更加强硬，说明参谋本部的影响力日益盖过外务省。野村认为这份新提议没有任何一点有助于他的谈判。这件事说明他对东京的影响力有限，也证明近卫的勇气有限。

    野村尤其对日本开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表示担忧。东京方面继续坚持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合并。美国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一条。野村觉得，任何为日本在亚洲利益的申辩只会起反作用，让美国更加警惕。他向东京发回一条电报说：“我不认为这一提议能被接受。”但他的警告再次遭到忽视。

    对于幕僚过分干预这份外交文件的起草，军方至少有一人感到震惊。陆军省军务局的石井秋穗后来抱怨说：“参谋本部应该是只负责国家的防御和军事动员的机构，为何要对一份外交文件吹毛求疵？我不理解。”

    即使袒护军方的外相丰田贞次郎也承认，9月20日的新提议对美国没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将这一提议转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作为参考，这份材料于9月27日传到了美国国务院。

    近卫和罗斯福会晤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西园寺公一也不知所措。近卫首相任命他做顾问，大概是因为对他无条件地信赖。作为回报，西园寺为近卫非常卖命，帮助近卫起草了他没能拿出来的提议。几周前西园寺还对这一提议感到兴奋，现在兴奋感早已散去。西园寺感受到近卫的脾气反复无常，常常优柔寡断，但他仍然相信近卫由衷希望与罗斯福会面。

    9月下旬，西园寺接到好友尾崎秀实的电话，尾崎刚刚从“满洲国”巡讲两周后归来。对这位记者兼间谍来说，过去的这个夏天十分忙碌。当晚，西园寺与尾崎共进晚餐，交换了对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看法。尾崎对前景完全不看好，认为美国并不信任当前的日本领导层。他说，美国不可能认真考虑日本的提议，包括高层会晤的提议。西园寺告诉他，在近卫的要求下，他参与了一份新提议的起草工作，希望仍能挽回局面。

    9月24日，尾崎又邀请西园寺在上次用餐的地方喝一杯。夏季还迟迟没有过去，两人点了啤酒（与日本大多数人不同，他们俩仍能享受啤酒。根据东京的配给制，从1941年4月开始，每户人家每6个月只能购买2至4瓶啤酒）。他们选择在私人隔间见面，尽管两人并不搞什么秘密活动。西园寺带来了他们在富士山脚下起草的提议，也就是近卫没能拿出的提议。尾崎并没有要求查看，但西园寺与他最好的朋友分享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尾崎从头读到尾却一言不发。他随后推掉了西园寺安排的与其他朋友一起用餐的活动，并先行告辞了，很可能是去找佐尔格汇报情况。这次会面也让西园寺日后受到间谍指控时多加了一道罪名。

    第二天开始是晴天，温暖舒适，气温一直是20多摄氏度，但一到下午就下起雨来，气温骤降。这一天的联络会议更增添了近卫心中的愁云。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提出，抛弃10月初这一模糊的最后期限，设定中止外交的具体日期。他们说：

    开战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术需要。因此，最后认定日美外交谈判的成败之前，我们一天都浪费不起。我们必须最迟在10月15日前选择外交还是战争。

    由于两位总长提出更加确切的要求，近卫开始感到恐慌，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谢绝继续加入军方安排的午餐会，而是带着主要内阁成员回到了首相官邸。他向外务、陆军和海军大臣询问：“10月15日的期限会不会太苛刻？”这一问题其实是针对陆军大臣东条的，在立即备战方面，东条与陆海军总长看法一致。东条轻蔑地对他说，御前会议已对这一问题早有定论——10月初是野村在华盛顿任务的中止。

    善于隐藏内心想法的近卫不容易让人读懂。但这次联络会议后，他的变化很明显。负责记录的战争指导办公室的官员第二天表示：“表面上看，昨天军部的要求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但实际不然。近卫首相的心中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卫不想伤害表面和气的做法让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这带来了后果。他最终认识到，美国不会与他会谈。恐慌之际，他立即出于本能作出反应：自保。

    他第二天私下与木户幸一会面时谈到自己准备引退。两人是学习院（Peers Academy）的同学，可以说他们从小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近卫抱怨道：“如果军方坚持10月15日是开战的最后期限，我没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虑辞职。”木户说：

    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会议。你不能将问题搁置，一走了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何不提议重新考虑这一决议？在与军方交锋前你不能这样说。以这种方式留下烂摊子是不负责任的。

    木户的劝诫让近卫没有选择辞职。他逃往古都镰仓的一处别墅，虽然距离首都仅30英里（48公里），但却被群山和海洋隔绝开，他在这里一直待到了10月2日。

    由于首相离开东京，外相丰田只好独自游说，争取促成近卫和罗斯福的会面。但他没能听取野村的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策，并拿出更诱人的方案，相反，丰田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一份我们之前看过到的修改提议。他想当然地认为，格鲁大使与罗斯福是老朋友，所以更有影响力。丰田希望格鲁能做一些幕后帮助。丰田打开新的外交渠道，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与白宫的交流更有效果，但这样做实际上让野村颜面扫地。

    丰田9月27日请求格鲁向华盛顿方面解释东京决策层的复杂体系，为近卫及其懦弱寻找借口。他暗示，东京拿出的“官方”提议并不代表近卫在朱诺不会作出更多妥协。

    9月29日，格鲁向罗斯福发回一份冗长的11点报告，他强调说：“日本政府不可能对未来作出确切保证，无法作出更多承诺。”其中一个原因是：

    前外相松冈在7月下台后，向德国驻日大使详细讲述了美日谈判在7月以前的发展状况。由于松冈的许多支持者仍在外务省，这些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向德国和日本极端分子透露任何有损于内阁的信息。虽然一些基本原则已暂时被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来的目标及政策走向……太虚太模糊，可以理解为他们更愿意模棱两可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愿意作出的承诺。

    因此，格鲁建议美国应该相信近卫的诚意并同意会谈。他谨慎地推测说：

    我认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卫可能会直接给罗斯福总统更多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格鲁进一步强调，美国应当奉行渐进主义方式。丰田曾表示，“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建设性妥协，尽量去改变日本的想法和观点，这与美国当前的努力保持一致”。格鲁对此表示赞同。

    外交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把当前的危机作为决定下一步棋的参考。美国政府里有人认为，格鲁所鼓励的“建设性妥协”就是某种绥靖政策。不论日本的形势与1938年秋天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有多么大的不同，慕尼黑会议的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虽然丰田成功地将近卫内阁的处境进行粉饰，说日本政府被亲松冈和亲德派人士所支配，但他也只能责怪他的前任。不管有没有松冈洋右，日本都无法避免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它毕竟也是轴心国的一员。格鲁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可惜的是，近卫没有良好的业绩来让华盛顿相信他值得信任。虽然近卫和丰田不断表示，近卫如果能去朱诺，就一定会带来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惊讶的妥协方案，但美国政府仍然表示怀疑。

    1919年年初，近卫声讨巴黎和会英美独裁的爱国主义文章让他首次引起西方关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担任首相，对战事升级负有责任，包括对日本在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暴行（尤其在南京）负责。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正式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他还推动了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美国继续故意误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真正意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战争。”近卫却认为，这些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不会影响他的可信性，他毕竟是一位公爵。他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让近卫感到失望的9月25日联络会议还让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极其担忧。的确，为了推翻松冈洋右，向来十分谨慎、不轻易发言的及川竟然鼓吹：“海军有信心与英国和美国开战。”松冈回应说：“如果你连打英国和美国都不怕，再加上一个苏联又有何难？”及川没有体会到松冈的挖苦语气，他只能老实地回答：“你难道看不见苏联的加入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个敌人吗？”就在他俩这次交锋的整整3个月后，及川真的要面对同时对抗这3个国家的可能性。

    值得赞扬的是，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当陆海军总长想要将10月15日定为外交努力的截止日期时，及川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点近卫都做不到。虽然他无法阻挡战争趋势，但他也希望让趋势变缓。自争论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时就态度强硬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显然对及川的阻挠很不满。他狂热地相信日本天生的伟大，坚信日本必打不可的战争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战略思想，而是基于“我们神圣大地的正义精神”。虽然许多日本人（既包括军官也包括文职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日本命中注定”这类伪宗教命题，但冢田的狂热令人惊讶。联络会议后，冢田对下属抱怨说，东条应当敦促及川不要胡闹，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备战——似乎及川是唯一没有理智的人。但冢田也承认，如果海军不愿意，日本就无法与美国开战。

    陆军中不是所有人都像冢田一样，一心想要战争。陆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战争感到迟疑，尤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人。由于军务局负责陆军内的资源调配，与参谋本部一起制定陆军政策的总体基调，所以军务局局长是陆军省的三把手（仅次于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9月29日，军务局成员聚集在局长武藤章的办公室里，他们将详细讨论未来可能发展的局面。他们的口吻差不多。陆军无法公开向华盛顿低头——尤其是从中国撤军，但在武藤的心里，战争是更糟糕的选项。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恐怕还是要开战。但你看，一旦擦枪起火就可能让日本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我就是不能下决心开战，我不想要战争，既然天皇也表示不想要战争（通过朗诵诗歌），我更不想要了。”武藤曾在1937年极力支持与中国开战，但他现在认识到，这是日本的一次“误判”。他心里清楚，如果再来一次战争，日本将彻底毁灭。

    当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向军令部总长永野发出警告。虽然在过去10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策划给美国致命一击，但山本仍然认为，赢一两场战争并不能确保在长期拉锯战中胜出。因此他对永野说：

    我们的军演显示，南部应能在4个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损失60架飞机。当然在真实战争中损失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充足够的飞机来继续作战……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

    山本当然想要向世界证明，他有能力取得这一巨大胜利，这是他赌徒的一面。但一个更加理智的山本向永野建议：

    我想补充一点……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受到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他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胜算如此渺茫的战争不应该开始。”

    这位海军指挥官的犹豫说明，参谋本部推动的战争与日本的战略现实是脱节的。军方的战争意愿不代表一致意见。近卫希望利用意见上的分歧。10月1日傍晚，近卫召见海军大臣及川来他所躲藏的镰仓别墅。近卫问他对确定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说：

    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近卫显然很高兴，他对及川说，这下他终于放心了。

    及川随后在东京拜访军令部总长永野，据海军次官泽本赖雄表示，永野同意支持避免战争的决定，这说明永野在联络会议上的强硬表态不能被当真。及川总是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前景感到胆怯，他一定支持近卫和永野的缓和态度，他也感到松了一口气。来自海军的外相丰田也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很后悔御前会议草率地定下了外交截止日期。现在，近卫感到自己拥有足够勇气了，他从自我放逐的状态中走出来，回到东京。

    10月2日上午9点，野村大使被赫尔召唤到他的公寓。赫尔交给他一份声明，呼吁日本接受美国国务卿提出的“四项原则”：（1）尊重双方及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不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太平洋地区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发生变化。赫尔还要求日本向美国毫不含糊地阐明关于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想法。至于日本与轴心国的联盟，赫尔说：“日本政府最好作进一步研究，看看自己还有哪些立场可以作出澄清。”赫尔断然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前不会进行双边高层会晤。他再三提醒野村，美国政府认为“临时拼凑的协议不能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负面舆论，美国需要“确保双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能取得成果”。

    当被问及对这份文件有何看法时，野村一开始表示，日本政府可能会很失望。赫尔的“四项原则”是在要求日本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日本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无法做到。美国毕竟还是想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美国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911年才作废）、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结盟以及针对有色人种的政策都让美国自诩的道德高标准看起来异常伪善。

    日本很难从中国撤出所有部队。因为苏联紧挨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认为，日本撤军的迹象将引来苏联的进攻——这一担心在4年后得到印证。

    野村认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举行峰会，让双方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他对赫尔说，日本政府对高层会晤的态度是认真和诚挚的，鉴于日本的国内形势，日本政府很难在会前作出什么承诺。野村强调说，近卫内阁仍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保守团体上台的可能性非常小。野村极力解释近卫出于性格原因不愿直接与反对者起争执，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领导力——荒谬的是，正是他不愿起争执的性格特点让他坐上首相宝座，并保持了很长时间。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是野村与赫尔交涉不成功后的首个会议，气氛很沉闷。野村用电报传回了与赫尔的谈话内容，但在会前还没有被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无法讨论细节。与会领导人只好表达了自己的大体看法。参谋总长杉山元告诫，抛弃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不应被推迟。他说：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能很快下决心并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今天决定，但我们必须（很快）决定。

    杉山话音刚落，军令部总长永野紧接着说道：“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当然，永野两天前对及川说过，他更愿意避免与西方军事对抗。永野善于说两面话，但其实所有日本领导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并不觉得不妥。另外，这种两面性的说话习惯（日语里叫作“本音”和“建前”，即真心话和场面话）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了避免尴尬的美德。一旦永野代表指挥部讲话，需要体现日本战略兴趣时，他就拿出霸道、几乎像是恶棍的一面。在联络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声援的情况下，及川的反战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及川能够理解永野作为军令部总长说这些场面话的重要性，另外及川也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不会公开指责永野。联络会议逐渐沦为一场为了面子而维护面子的可悲闹剧。他们关注的重点完全偏了，日本的国家命运被放在次要位置。

    这天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及川的发言，他可能一直保持沉默。1946年1月，及川在一次前海军官员参加的圆桌讨论会上说，他认为首相当时应主动把政府的政策从战争中拉出来。他认为近卫想把政策转向的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这让他感到警觉，所以比平时更加沉默。及川对世界毫不了解，见识短浅，他不愿承担避免战争的过错，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及川不是唯一自我欺骗的人，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

    在1946年的这次圆桌讨论会上，海军次官泽本对及川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示同情。他说，在1941年秋，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仗。”这将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另外，军方领导人不顾日本利益而只想着自己和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做法着实有点儿过火。

    圆桌会议上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成美不接受这种战后解释，他直接向及川发问：“海军本应全力阻止陆军（做出战争决定）。相反，我们最后失去了一切，包括陆军和海军。你为什么不（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他进一步逼问：“你是说你之所以不反对战争是因为近卫应当表示反对吗？”及川无力地辩解道：“连首相都不能阻止（强硬派），海军如何能够做到？”

    井上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他本可以辞职，海军可以拒绝任命新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海军大将中挑选），这样海军就能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利用这一策略，这说明不论战后解释些什么，战前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或勇气）阻止一场注定要给日本带来灾难的战争。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间拖得越久，拒绝战争所需要的勇气就越大。10月5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举行高层会议，他们同意，首相应当在10月6日会见陆军大臣，以“讨论（日美外交）谈判期限的延长和我方（对美）条件的放宽”。海军次官泽本一开始建议，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参加这一会议，但及川不愿意参与，大概他不想被视为开战的唯一反对者。

    及川的恐惧不无道理。参谋本部现在误以为近卫支持开战选项，因为他没有对此表达强烈反对。陆军的中层战略研究人员也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抨击海军的迟疑不决。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5日的记录透露了他们的感受：

    首相似乎决定开战。他今晚要与主要内阁成员单独举行会议。我们参谋本部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松了口气。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海军大臣。

    近卫当晚见到东条，试图说服他放弃战争。他们的见面地点是东京西郊近卫最喜欢的别墅“荻外庄”（Tekigaiso），这里能看到富士山。近卫很喜欢在这里举行私人政治活动。然而，这次会面自始至终都是东条的表演，他说：“美国要求我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无条件接受‘四项原则’，并结束军事占领，日本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条件。”

    近卫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从中国）撤军。为什么不能原则上同意撤军，但以保护资源的名义保留一些部队？”

    东条说：“这种做法叫作阴谋诡计。”

    感到恼怒的近卫换了一种策略。“让我们想想御前会议的气氛吧。”他说。他指的是裕仁天皇当时读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犹豫。近卫问东条与英国开战能否避免让美国卷入其中。这一想法是海军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东条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他说，“经过大量研究”，最高统帅部有了明确答案，“从海军战略角度看，分别作战无法实现”。

    10月6日，陆军和海军分别举行会议，但没有讨论日本的备战问题。杉山当晚会见东条，他表示反对向美国妥协，要求政府坚持10月15日这一外交最后期限。两人同意参谋本部应当“坚决”制止海军阻挠战争的努力。

    海军的高层会议由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总长、次长和海军军务局局长参加。永野首先听取了关于上次会议的汇报，因为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虽然海军领导人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仍然在前一天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另外，海军还“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这当然会激怒陆军。据海军次官泽本的描述：

    及川说：“那么，不如我斗胆去与陆军争吵吧？”似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又想让军令部总长（永野）对他进行鼓励。永野对此回应：“我认为这样做不明智。”这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决定，为了作出这一决定他曾拿出巨大勇气，永野的话还立即浇灭了高涨的（反战）士气。

    及川性格的弱点显而易见。他的前任吉田善吾因为生病而主动请辞，而及川又从来不树敌，所以他当上了海军大臣。永野稍微提出异议，及川就不再有勇气反对开战，毕竟他一开始就不敢与陆军正面交锋。另外也没有人支持和鼓励他。

    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6日的记录总结道：

    陆军和海军仍然意见不合。陆军认为（外交）没有希望。海军仍然相信有希望。海军认为，如果陆军重新考虑军事占领（以及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的）问题，那就还有希望。我们不禁要问海军军令部（说这些废话时）到底在想什么。仅仅在前天的联络会议上，（永野）还宣称没有“讨论”的时间了。但现在为何会这样？……海军真是个谜……一个人很难不（对海军的意见）感到生气……（海军中有人）预计将损失巨型战舰……（还有人）琢磨，是否能够避免攻打菲律宾（以避免美国干预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自私的海军想要废除御前会议作出的神圣决定。难以置信！海军多么不负责任啊！多么不可靠！实际上海军在摧毁我们的国家！

    虽然很难判断这位参谋的意见在整个陆军中有多大代表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海军在联络会议上勇于承认日军现状的是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他说：

    从战舰的损失角度看，（据信）开战后第一年就将有140万吨的舰船沉没。联合舰队对战争进行的模拟演习显示，战争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信心。

    10月7日，陆军大臣终于与海军大臣进行了会面。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说：“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必须说出来。当前的经济并不正常，当前的外交状态也一样……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当是杀出一条血路。”他随后与及川单独会谈。他强调说，陆军不会允许日本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他还表示，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或立即撤军都是不可能的。

    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他指出，美国10月2日的提议并没有看起来严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东条专门问到，对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及川回应道：“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也许对及川来说，“战争决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战。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含糊且危险的态度，因为东条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东条不肯让及川好过，他继续逼问，倘若真的开战，海军大臣有信心赢吗？及川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本音”（真心话）：“恐怕我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拖上几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我说的话不要传出去。”

    东条一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此时却突然态度软化。他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

    不论多么尴尬和不自在，海军和陆军大臣终于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尽管9月初仓促作出了决定，但日本（尤其是海军）并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与此同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却继续逞口头之勇。我们已经见识了及川的胆小和谨慎，而永野当天会见参谋总长杉山时，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但即便如此，永野偶尔也忍不住透露自己的疑虑：

    永野：我不认为外交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外务大臣认为仍有希望，我愿意继续谈判……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决心，即在10月15日作出是战是和的决定。（同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错过任何战略机遇……（我们谈判的同时必须备战，因为）我们需要保持战斗能力，万一（政府领导人）哪天对我们说：“我们在外交方面已经尽力了，但没有成功，现在该你们登场了。”……

    杉山：但我可以认为海军对战争没有信心吗？

    永野：什么？对战争没有信心？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定会胜。我也对天皇说过这些，但我想强调，现在还有获胜的机会。对于未来，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物质实力和精神力量的结合。如果你支持海军大臣的看法，那么这种态度将质疑一切军事准备的需求……至于开不开战的最后期限，海军不介意将其延长一点……但陆军似乎不这样认为，是吗？你们似乎已整装待发。

    杉山：不是，我们也非常谨慎……

    永野：天皇9月6日可是同意了这一决议……现在我们向印度支那南部的增兵不能犹豫。

    杉山：我完全同意。

    这天晚上，近卫再次在“荻外庄”会见东条。及川坚持让近卫单独会见他。近卫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但时间由实际情况决定，那么外交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东条回应说：“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近卫再次指出，撤军问题是阻碍和平的主要障碍，他说：

    在“四项原则”中，我们应该接受机会平等的原则。当然，由于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我相信美国将会对此予以承认。至于《三国同盟条约》，书面保证（日本退出该条约）将很困难，但我有信心在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时能想出解决方案。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军事占领了。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不要称之为军事占领呢？如果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绊脚石，你会怎样处理？我们不能一边同意撤军，一边寻找维持实际军事占领的方式吗？

    东条表示，总体问题比近卫想的要复杂得多。东条认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区利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在所有问题都没定下来时（包括两国高层会晤），他拒绝让陆军主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对此，近卫只能说：“军人对战争的想法太草率。”

    东条坚持认为，9月6日的决议是不可违背的，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得到遵守。东条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近卫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负责的话，跳下深渊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我要为一个已经存在2600年的国家着想，为数亿日本人着想，肩负如此重任，我无法这样做”。

    在他强硬的外表下，东条内心也疑虑重重。第二天，及川前去拜访东条，看看他与近卫谈得如何。东条说：“我们在中国事变中已经失去了数万人。（从中国）撤军似乎是无法接受的选项。”表情痛苦的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我们与美国开战，我们将再失去数万人。我正在考虑撤军，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东条对那些死在中国的人念念不忘，但最为讽刺的是，在中国的高级指挥官却强烈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开战。10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Hata Shunroku）派一名手下到东京传话。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应当接受美国的要求并永久性解决与中国的战争问题。东条完全理解中日战争中的阵亡士兵让日本感到沉重。他后来的举动不断证明，死去的人对他来说比活着的人更重要。

    赫尔在战后评价东条说，他“相当愚蠢”，“小心眼、古板、想法偏狭”。这其实是不准确的。1941年秋的东条内心十分纠结，其原因很复杂。作为职业军人，他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由于他处理问题的刻板方式以及心中的信条，他无法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最糟的是，东条（以及大多数军人）似乎不太理解国际谅解条约的作用，其实这些临时达成的谅解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他或许无法摆脱自己严谨的军事生活习惯。

    10月12日是近卫的50岁生日，但却没有庆祝气氛。这位随时准备辞职的首相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为外交争取时间，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叫来了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铃木与近卫和东条的关系都很亲近。在这种小范围会议上，近卫觉得自己更有机会改变形势。

    下午两点，近卫在“荻外庄”华美的接待室召开了这次会议。虽然“荻外庄”是传统日式风格的建筑，但接待室的风格却融合了多种元素：中式家具、巨大的窗户和门，以及繁复图案装饰的天花板。近卫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式。我对这样的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必须开战，那这一决定必须由一个对此有信心的人来做。”

    及川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否开战完全由近卫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及川的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表自己的真正看法，他把决定权单单交给近卫也是不对的。根据宪法，首相没有决定战争的单独特权——这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井上成美5年后指出，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质疑内阁的战争决定，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辞职。但及川不想让自己及整个海军蒙受耻辱，他再次选择不去冒这个险，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及川认为自己能够逃避责任，因为他坚信近卫将作出这一重大抉择。这次会议召开前一晚的半夜12点半，两个人突然来到海军大臣官邸拜访，及川穿着睡裤接见了他们。他们一位是近卫派来的密使、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Tomita Kenji），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说，他希望海军能够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会难堪。

    及川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对富田说，这纯属“政治”问题。他说：
    我们能不能开战不是军方说了算。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应由政府作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军方就必须支持，不论这场战争将多么困难。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重复这一观点，作为海军大臣，我将永远支持首相作出的任何决定……近卫首相必须自己主动表示，他希望（外交）谈判继续，并且（停止备战）。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近卫没有办法将责任推给及川后，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让与会者质疑御前会议的决定。外相丰田是唯一进行深刻反思的人。他承认这是一个集体“失误”，敦促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他说：“请允许我不留情面地坦白说一句，我认为御前会议的决定是草率的。我们甚至在收到相关文件的仅仅两天后（并且只经过了一次联络会议的讨论）就作出了决定。”
    这时东条对近卫感到很恼火。他对近卫大喊：“什么叫你没有信心？你难道不是应该在我们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时就提出来吗？”东条强调，政府应当坚持9月6日的决议，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事。他仍一如既往地对他人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丝毫没有显露最近在及川面前流露过的那种内心纠结。他展示的是他的公众面孔，他的“建前”。他厉声道：“这太冒失了！”尽管天皇没有确切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一“皇家”决议对东条至关重要，现在改变这项决定为时已晚。
    这就是著名的“荻外庄五相会议”，让人记住的不是会议成果，而是会议的毫无建树。距离10月15日只剩3天了。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1941年1月11日，作为对《国家总动员法》的补充，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报纸及其他媒体的规定。诸如，军事、外交和财政政策等敏感话题不能再见诸报端或公开谈论，对于其他有可能影响国内动员的社会题材也有详细规定，这些题材包括资源短缺、天气预报（因为可能具有战略敏感性）、家庭问题（比如，丈夫在中国打仗，而妻子背地里通奸）。这些规定更加限制了报纸的报道，但其实日本的新闻自由已经很久都不存在了。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自从“满洲事变”开始，主流报纸都毫不避讳地支持政府政策，依靠煽动爱国主义来竞争发行量。日本入侵“满洲”时，军人与记者主动相互结交，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者被派往前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客观报道原则已被抛弃。中日战争爆发后，媒体坚持有选择性的报道政策，集中报道日本的胜利。到1941年，日本媒体已经无法摆脱自己与军方危险的联系。

    在官方政策的发布方面，日本国家广播电台NHK总是抢先报纸一步。1938年5月的一天，NHK首次从江苏徐州现场直播了一场战役。广播员兴奋的声音传遍整个日本，他将眼前发生的一切称为“一场巨大胜利”。其实，敌军很快撤退了，根本没有多少抵抗，但听众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们听到的是：“徐州攻破了！徐州攻破了！亲爱的国内听众们，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胜利的喜悦仍然在等着我们。在我说话的同时，我们伟大的搜索歼灭行动仍在继续。所以请大家回家去，今晚要整晚守候消息，为日本最伟大的胜利祈祷！”在这种煽动下，许多人前往靖国神社，排长队进行午夜祈祷。这相当于为1941年12月8日早上更加煽动性的广播报道进行了彩排。

    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像NHK或报纸那样进行一边倒式的宣传。那些吸引中高端读者、通常每月发行的杂志除了刊登政治评论外，还包括文学作品。但现在，这些杂志的日子很不好过。杂志发行人收到一份自由派撰稿人名单，他们的文章被禁止刊登。杂志还需递交一份订户名单，以及即将出版期刊的详细提纲，以征得政府新闻部门批准。儿童杂志也不例外。1941年秋，一种男孩刊物上连载10年的漫画故事戛然而止，让日本少儿读者感到失望。这个深受欢迎的故事讲述了流浪狗士兵野良犬的冒险活动，它被认为是对军方的不敬，但并非故事本身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而是因为故事里的士兵全都是动物。

    缺少纸张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出版业面临的难题，迫使许多杂志倒闭（西园寺公一编辑的一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摄影杂志在1941年年初也停止发行了）。但有些杂志似乎经营得很好。一天，永井荷风惊讶地发现几家新杂志在打广告。他说：“多么奇怪啊！不是说让我们节约用纸吗？为什么现在发行新杂志？”这些杂志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名字。

    以表演美式时事讽刺剧而声名大噪的女子剧团“宝冢”也面临巨大压力，她们要演出更多爱国题材的剧目。1941年秋，她们的主要剧目是《天空之母》，这台音乐剧讲述了身为飞行员的丈夫和儿子在离家期间，妇女们保卫家园的故事。

    但即使在这种严格审查的气氛下，日本人对美国的某种钟爱程度并没有减退，也没有受到约束。10月初，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电影院里仍然能放映美国电影，但次数比以前少多了。这一切持续不了多久了。

    理查德·佐尔格是银座一家高级餐厅的常客。10月4日，佐尔格选择在这里庆祝他46岁生日。餐厅老板奥古斯特·洛迈尔曾经是一名德国战俘，在一战期间的德日青岛战役中被俘。他曾专门学过做香肠，成功开了一家熟食店，当时这些各种各样的加工肉食品在日本仍很少见。如果不是一战，这位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小伙根本不可能来到日本，更别提在这里开一家餐厅了。如果佐尔格不是因为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也不会投向共产主义，并成为苏联的间谍。现在，佐尔格感到战争临近了。

    佐尔格和花子在酒吧喝鸡尾酒时，他发现了私人侦探。日本警方跟踪外国记者并不罕见，但这天晚上，这些侦探的存在的确让他感到惊慌。他拉着花子来到后面的桌子，他小声对花子说，日本很快将要突袭美国。

    “但野村大使是个能干的人。”花子争辩道，似乎她认为外交途径最终能解决问题。爱好文学、生性浪漫的花子可能对紧张的政治局势缺乏了解，她并不清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形势有多糟。但她对野村的信心也反映出大多数日本人一厢情愿的乐观。

    佐尔格对花子说：“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富足，日本永远赢不了。如果日本开战，失败在所难免。”佐尔格高兴地看到，日美关系恶化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他尽其所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天早些时候，他向莫斯科发出一条语气肯定的信息：“如果美国10月中旬不做出任何妥协，日本将会袭击美国，然后是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苏联不再是日本战略计划中的敌人。经过8年，佐尔格感到自己的任务终于结束了。他决定询问莫斯科方面自己是否能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

    晚饭后，佐尔格前往德国使馆会见“朋友”，包括大使奥特，并继续庆祝自己的生日。花子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了。

    形势对近卫来说不能更糟了。他把日本带入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东条的挑战，于是他在寻找自我脱身的方法。我们不能责怪罗斯福政府不相信近卫，因为近卫总是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两国高层会晤或许会给和平带来一线希望，但美国不愿会晤也是可以理解的。

    距离外交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东条在内阁会议前见到了近卫。近卫最后一次劝说东条接受撤军。也许近卫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他表现出异常的坦率。他说：

    我对中国事变负有最大责任。经过了4年，日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的确无法同意再开启一场前景未卜的战争。我建议我们同意美国的撤军要求，避免日本与美国交火。我们确实需要结束日中战争……日本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为了取得巨大飞跃，我们有时必须（向更强的一方）妥协，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加强我国国力。

    东条毫不脸红地说：“我认为首相大人的意见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弱点。但你看不到美国也有自身的弱点吗？”东条已经下定决心，撤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这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让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东条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发表演讲。他的语气和用词都故作刻板，这种正式语体的发言反而有效地表达了陆军大臣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终结近卫领导权的决心。他的发言如下：

    恕我直言，对于外相自4月以来为恢复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我必须说我方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外交，我们必须确保谈判成功……陆军的行动基于9月4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该决定是每位内阁大臣深思熟虑的结果。该决定要求：“如果外交谈判到10月初仍然无果，如果我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将决定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今天是10月14日。我们约定在10月初，但现在已经14日了！……以10月底为底线的陆军正在调集几十万部队，并且我们正在从中国和“满洲”调集士兵……现在，他们正在转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们就停止（部队）转移。希望各位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

    会后，东条前往皇宫去见内大臣木户。他希望为自己公开反对近卫寻求支持，并要求近卫辞职。东条表示，海军领导也坚称他们没有改变9月6日的决定，尽管及川持有保留意见。东条和木户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确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会议决议的牵绊。木户表示，陆军和海军必须停止争吵，同心同力。东条则放下刚刚矫揉造作的腔调，直接说道：“已经决定的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指责（谁该为9月6日的决定负责）了。”他认为，此时是考虑实际可行性的时间。

    这天下午，东条前往参谋本部杉山元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与木户的谈话。他仍然在抱怨及川关于海军备战的态度前后口径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如果海军不愿意（开战），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海军不会表示自己不想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日本开始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所以陆军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

    东条认为，重新开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束近卫内阁。这天晚上，他让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带着他的口信去见近卫，要求近卫下决心辞职。铃木解释说，由于海军对战争前景缺乏信心，而9月6日的决议又必须遵守，所以东条认为，正确的程序是曾经作出该决议的内阁承认自身错误后辞职。东条推荐反战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下一任首相，讽刺的是，东久迩最近刚刚责备东条不支持外交努力，并以近卫的名义要求他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挑选东久迩也透露出东条内心对战争选项的放弃，这一变化令人惊讶。东条认为，只有带有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初的皇家决定。

    东条的决定让忠于皇室的内大臣木户震惊。自从西园寺公望1940年去世后，木户对首相人选的选择拥有很大影响力。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信条基于一种循环论证，即皇室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木户不想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尤其在这一敏感时刻。

    木户身材矮小，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总是很正式地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他躲在天皇的背影中，就像操控木偶的人。日本皇室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重大转变，以满足现代日本的需求，木户以自己身为皇室守卫者而自豪。他的祖父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是长州藩武士，也是明治时代元老，帮助了日本天皇的集权。常言道“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木户幸一侯爵正好是第三代，他清楚什么才是最好的政治体系。

    虽然人们认为木户对天皇产生了自由主义影响，但他摆脱不了自己的右倾本性（毕竟他支持近卫1940年让日本集权化的“新体制运动”）。或许他只是在介意自己并非“真正”的贵族，像近卫或西园寺他们都能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贵族血统。无论出身贵贱，他已经成了皇室看门人，他不会允许东久迩出任日本首相。

    尽管局势动荡，近卫“早餐俱乐部”的顾问仍然坚持聚会。10月15日，俱乐部成员聚在一家餐馆吃午餐，他们品尝着烤鳗鱼——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当下。尾崎秀实显然还没来。其他人决定不等他了，于是开始用餐，这时近卫的秘书岸道三（Kishi Dozo）突然冲进包房大喊：“我得到可怕的消息，尾崎被捕了，据说他被指控为间谍。”

    在逮捕画家宫城与徳前，日本警方并不知道佐尔格国际间谍网的存在。来自冲绳的宫城在加利福尼亚度过青年时代，他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日本，他不属于佐尔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外一名日本籍美国共产党员在与佐尔格团队无关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被牵连，由于宫城与他有关系，所以10月10日宫城也被逮捕。宫城试图从二层审讯室跳窗自杀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坦白了一切，包括为佐尔格集团工作，这最终导致尾崎被捕。

    近卫身边著名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共产主义间谍的消息让近卫及其他人大感震惊。（由于媒体审查制度，尾崎的间谍活动直到1942年6月才被公之于众。）近卫无法承受不可避免的批评声，10月16日，近卫辞去首相职务。

    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他不愿意承担取消9月6日决定的责任，也不想在任内面对与美国开战的前景。无论近卫及其支持者如何为他开脱，如何为他的绝望处境争取理解，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贵族血统和学术背景并没有成为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近卫的重新上台是因为他不爱表露心迹，他常常赞同并不十分支持的提议，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能以缓和的方式暗中解决，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

    近卫的政治倾向不断在左右之间摇摆，表面上是为了团结日本。在过去日本国际危机加深的4年中，近卫担任首相将近3年。这段时间，日本没有打赢中国，战斗趋于白热化；而日本明明打不过西方，与西方开战却成为“官方”政策选项，得到了皇室批准。

    内阁更替计划属于最高机密，而日本帝国的其他臣民感受到的是日本紧迫的现实。厚生省开始宣传“爱国婚姻”活动，以支持中日战争。10月9日，约50名官员、学者、医护人员和教育学家聚集在厚生省会议厅，用整个下午讨论未来的目标。最后他们同意，日本需要降低初婚平均年龄，男子降低3岁，女子降低4岁；夫妻应鼓励生育5个以上的孩子；取消封建时代的婚姻门第观念；婚礼从简，以节约开支。

    在这天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晚婚趋势（尤其是女性的晚婚趋势）算是最严重的挑战。10月10日，《朝日新闻》关于这次会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一起结婚吧！》，著名女性医生和活动人士竹内茂代（Takeuchi Shigeyo）在文章中指出：

    父母往往对女儿过度保护……在女儿毕业后，他们总是把女儿留在身边生活几年，培养其家务能力，比如，插花、缝纫和持家。但这种能力应该在上学的同时就应培养，这样女儿一毕业就能结婚。学校在家政方面的教育也不要只教西式烹饪。首先，教师必须认识到，教会学生烹饪经济而又有营养的蔬菜膳食至关重要。

    不需要专家评论我们就能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社会机构（尤其在婚姻方面）正在危机面前迅速解体。10月初的一天，永井荷风与一位老人聊着当前的一些变化。这位老人说，日俄战争期间，人们不能给不认识的士兵寄送爱心包裹。而现在，由于邻居协会的成立，寄送爱心包裹成为强制性义务，人们必须在每一个寄往中国的包裹中夹带一封精神鼓励信（百货商店里的爱心包裹热销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包裹是家庭与前线最直接的联系，也是爱国的象征。9月，一个夸张的故事获得了全国文学比赛一等奖，故事讲述了一名死在战场上的士兵紧紧抓着皇宫大院里的鹅卵石，这些石头是通过爱心包裹寄给他的）。

    在学校，给军人写信也受到积极鼓励，年轻的女学生有时与她父母不认识的士兵通信。这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单相思、纠缠和永远无法相见的爱恋（当然，除非这名士兵活着从战场回来）。士兵其实和少女一样脆弱，一些女性则利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酒吧小姐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女性都纷纷给战场上的士兵写信，为了增加未来的潜在客户。永井向来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群体，她们的求生本能令他印象深刻。

    10月17日下午，东条接到来自皇宫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这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召唤。东条以为他会因为促成近卫内阁倒台而受到责备。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的佐藤贤了说：“大人，您逼得近卫公爵走投无路……（因为）您说过，如果从中国撤军您就会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于是天皇陛下要责怪您了。”

    东条说：“我不敢与天皇陛下争执，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最终决定。”

    东条清楚，作为陆军大臣，他自己也是失败的近卫内阁的重要一员。为了正大光明地取消9月6日的天皇决议，参与决议制定的内阁必须全体辞职。东条已经开始搬离陆军大臣官邸，把自己的东西陆续运至东京郊区的私人住宅。

    虽然心情沉重，但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东条在下午5点见到裕仁。得知天皇要提名他作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时，东条完全震惊了。提名者通常要回答：“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这一任命。”但东条连这么一句话都忘了。裕仁打破了这一尴尬的沉默，他说：“我们给你一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是例行公事。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前一天，近卫及全体内阁成员刚刚辞职，第二天，资深政治元老就立即开会讨论首相人选。这种会议在将近10年前也召开过，当时执掌现代日本的明治元老们相继去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历任首相，他们要帮助皇室挑选下一任首相。木户在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统一陆军和海军的政策，重新审视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从这一点来看，我推荐陆相东条为下一任首相。”其他人大感意外。

    据木户说，没有人对此公开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以毒攻毒”。因为东条曾坚持认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所以木户觉得，最好让他来承担改变这一决议的艰巨任务。但东条始终忠于军队，现在让上届内阁中最好战的人担任下一任首相以避免战争，这种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另外，带来麻烦的御前会议决定是内阁和军方联合作出的。如果内阁必须为此负责的话，那么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也应该承认错误，但木户并没有要求杉山和永野辞职。

    与木户所说的全体一致同意东条的任命不同的是，一些老资辈在10月17日会议上推荐东久迩或另一位来自陆军的宇垣一成（Ugaki Kazushige）担任下一任首相。然而，他们都没有像木户那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木户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也认可了东条的任命。“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不是吗？”天皇对木户说。这句话其实来自一句中国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也许指的是日本的军事司令部，这里充满了狂躁、嗜血的战争狂人；虎子则是对日本和平解决与美国危机的隐喻。

    为了确保陆军和海军对突然任命东条的真正原因没有怀疑，木户还召唤了及川来到皇宫，他对及川和东条说：

    我知道你（东条）刚刚听到了天皇关于陆军和海军需要合作的表态。我必须强调，天皇希望你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要受到9月6日决议的牵绊。你必须深入、广泛地考虑国内外形势。天皇希望你能作出谨慎的选择。

    离开皇宫后，东条让司机首先送他到明治神宫，然后前往东乡神社[为了纪念日俄战争英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他击败了沙皇的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抵达靖国神社（供奉在过去的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在一小时左右访问东京3处神社后，东条回到陆军大臣官邸。他被任命首相的消息已经传到他的手下耳中，他们纷纷表示祝贺。但这位日本新首相并没有心情庆祝，他认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这天晚上，他严格下令陆军中不准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宣布这里完全是他的私人空间。他开始四处打电话，为了确定各个内阁成员。他任命自己为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然后任命曾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的资深外交家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出任外相。

    60岁的东乡留着胡子，满头白发。他娶了一位德国妻子，曾经想要研究德国文学。他不喜欢纳粹主义，他在1937年至1938年只短暂担任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关系不好。东乡既不亲美也不亲德，是个纯粹的日本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爱国信条写在袖子上，也许他认为无论自己在事业上多么成功，他仍然容易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他出生于九州岛西南端的鹿儿岛，本名朴茂德，先祖是在16世纪末被掠到日本的朝鲜陶工，他们家数代人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朴茂德5岁那年将家族姓氏改为东乡（纠正一个普遍误区，他与“东方纳尔逊”东乡平八郎没有血缘关系）。

    整体来看，比起前任丰田，东乡的确是更加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家，他的外交技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东乡也有自己的考虑。午夜前，他前去见东条，问问这位未来的首相是否准备作出巨大让步以避免战争。强硬的东条对这位狡猾外交官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同了，“我同意再次审视形势”。重新审视意味着陆军作出让步，包括撤出已经调集的部队，这样才能给新外相更多外交谈判空间。有了这一保证后，东条和东乡这种意想不到的组合成立了。

    新大藏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候选人也想得到东条避免与美开战的保证。贺屋兴宣（Kaya Okinori）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答应管理国家经济。而一向反战的岛田繁太郎（Shimada Shigetaro）经过多次劝说后最终也同意出任海相。

    就在10月17日这一天，理查德·佐尔格清晨6点从熟睡中惊醒，他隐约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佐尔格有一次骑摩托车时遭遇交通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与警察斋藤熟络起来。现在斋藤正在喊他：“佐尔格先生！我是警察局的斋藤。我来找您有事。”

    佐尔格开门后，迎接他的是用德语表达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我是检察官，根据这一逮捕令，我们现在要正式逮捕你！”佐尔格被十来个日本警察包围，他被戴上手铐。他的间谍同伙德武凯利奇和克劳森也在当天被捕。佐尔格已经在为永远离开日本作准备。

    即使传来更多外国间谍的落网消息，西园寺公一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切。他不肯相信尾崎受到的每一项指控，认为他的朋友与佐尔格没有关联。西园寺对自己说，尾崎的被捕一定与近卫内阁的倒台有关，他认为尾崎是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西园寺认为东条是最不可能让日本避免战争的人，他在东条就任的第一天前去拜访他。西园寺说：“我有三点要谈：第一，你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你必须尽快与中国和解；第三，你必须争取日美谈判取得成果。”东条极其镇定。天皇已经把他神圣国家的领导权授予了东条，而东条的祖上曾在戊辰战争中与朝廷对抗过，所以他能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东条对西园寺冷淡而有礼貌地说：“西园寺先生，感谢你的建议，我的秘书从今往后会与你保持联系。”
    不到一年，西园寺公一的祖父西园寺公望仍然在世，他是日本在天皇以下第二受崇敬的人。尽管近卫能力有限，但填补西园寺公望空位的本来就是近卫，结果西园寺公望的这位门生倒台了，连带着他的孙子。不久前，东条曾向近卫抱怨说，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已被关押的尾崎秀实等“早餐俱乐部”成员不应该干涉日本的政治决定。近卫当时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东条只好作罢。现在的局面已经变了。
    东条开始一项爱好，他在早上散步时检查普通民众的垃圾箱。这样做的本意是想宣传他努力确保配给工作的公正公平，保证人民吃得饱并且吃得好（东条在寻找“吃得好”的证据，比如鱼骨头）。一些日本人对这位首相如此重视细节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却感到反感，并给他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垃圾堆首相。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从10月23日至30日，东条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联络会议，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此前没有讨论的基本问题成为这些会议的焦点，包括全面战争的可行性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可能影响。与此前会议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参加了联络会议，战争的经济后果最终进入了讨论范围。很显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仍然强烈要求备战。

    在10月末困难重重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对欧战、日中战争、日美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与德国的盟友关系进行了评估。10月23日，在东条上任后的首个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对德国必将获胜的推断提出质疑。他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德国攻打苏联，英国得到一些喘息时间。明年，（德国战胜英国的）概率将会是对半开。而到后年，英国的获胜概率将更大。德国将会尽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能指望这种和平。

    实际上，东乡认为德国不可能与英国达成和解。海军军令部认为，德国可能在陆地上会遭遇英国的强烈抵抗，但德国在空中和海上将占据优势。陆军一位代表说：“（德国入侵英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这种言论很难有助于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正是这种思想滋生了负面论断，比如“日本打赢美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此前表示“没有时间讨论”的永野重复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最初设定的）10月份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开这种形势研究会议？每一小时我们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很紧迫，你必须立即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战。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表示赞同。他说：“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月，不能再花四五天研究了。快点决定吧！”

    正如我们所见，东条的立场现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在陆军大臣（意味着他仍属于现役军人）、首相和内务大臣的角色之间挣扎。为了安抚两位总长，东条说：“我的确理解军方要求迅速作出决定的强烈理由。”但他表示：“本届内阁包括一些新面孔，比如海军、大藏和外务大臣，（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弄清（关键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为最终决定）负责。”

    军方坚持认为备战仍将继续，因为时间和能源正在耗尽，贺屋则坚持自己的立场。52岁的贺屋算是重要内阁成员中比较年轻的，但他的外表显得老成。实际上，他与东乡有几分相像，都是方脸，头发向后梳，留着浓密的胡子。但东乡更瘦更有风度，而贺屋比较胖，时常面部肌肉抽搐。

    贺屋可不容轻视。作为大藏省的官员，他在国家预算局磨炼了专业知识，还作为大藏省的代表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国际裁军会议。虽然他有一个民族主义的父亲和强硬派的母亲，贺屋早年却坚信国际条约的作用，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1929年，在伦敦海军会议的准备阶段，贺屋与代表海军参加会议的山本五十六发生争吵，山本当时并不支持裁军。然而在30年代，他和山本的政治观念却相互靠近。贺屋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他很有野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将日本经济打造成战时体制，他还支持近卫加强集权的“新体制运动”。另一方面，山本却越来越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批评近卫的极权主义倾向。

    不论他持什么政治观点，贺屋都不会赞成一场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在10月末的联络会议上，贺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用一种我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吗？”

    我要问的问题有：如果我们开战，我国的物资形势将会怎样？假如我们不开战，并按照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又会怎样？我们与美国外交谈判失败了该怎么办？……这些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预算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一旦物资的供需关系明确后（也就是确定日本要走哪条路，能利用的资源有多少），预算问题也就解决了。

    贺屋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尤其对于那些把战前观点基于一些想当然假设的人，比如，他们认为德国将继续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太平洋爆发战争后，日本仍有能力确保从东南亚运输足够的物资。如果这些假设条件没有实现该怎么办？

    对身处十字路口的日本来说，10月23日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是东条重新审视战争的第一天。在日本的主动提议下，早前自由国际主义的象征《北太平洋海豹保护条约》（North Pacific Fur Seal Convention）在这一天宣告终结。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1911年签署的这一协议对捕杀海豹进行了限制。但对连自己国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的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去关怀海豹的命运的确要求太高了。日本渴望成为世界模范公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10月24日和25日的联络会议上，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但倘若美国拒绝屈服呢？山本已经警告过永野，这种可能性更大。万一像英国抵抗希特勒一样，日本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更坚决呢？这些联络会议的记录里找不到对这些不安问题的回答，甚至辩论。

    不论怎样表述，这些主战派的理由都是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似乎日本已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被抛到一边，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没有对预计将要损失的军舰数量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交战国损失军舰将立即影响其作战和运输能力，尤其在以海战为主的情况下。但对战时损失的估计多少有些歪曲。为10月底的联络会议准备最新数据的陆军省资源办公室主管中原重俊（音译）第一次看到海军对损失的评估时大感意外。他认为，如果损失这么大，日本根本无法开战。第二天海军拿出新的评估。这些数据让两位总长都很满意，成为军方要求开战的基本出发点。该数据显示，战争前3年，平均每年预计损失的战舰为70万吨；而3年之内，日本完全有能力弥补损失（相比之下，联合舰队9月作出的预测为140万吨，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果不其然，开战后的3年里，日本战舰的损失远超其造船能力，缺口达400万吨）。

    新的数据简直就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但两位总长对数据的可信度并不怀疑。相反，永野利用这些数据为海军谋利，丝毫不在意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日本输了，海军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永野宣称：

    为了海军能够打持久战，海军实力的补充至关重要，所以战略资源的获得就异常重要。为了保持我们在东南亚关键地区的优势，海军将需要1000架轰炸机、1000架战机以及1000架飞机来保卫这些地区。

    永野没有考虑到日本补充损失的现实能力，包括精锐飞行员的损失，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海军一直在小规模训练精锐飞行员，而美国却有能力培养大批能达到作战水准的飞行员，并能生产出几十万架飞机。显然战争拖得越长，美国的相对优势就越大。这些现实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永野，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

    贺屋没有那么无所谓。在10月27日的会议上，他试图将大家的关注点拉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轮到铃木发言时，他立即对日本糟糕的物资形势表示认可，他说：

    日本没有建立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每年都需要应对物资分配……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物资形势。对于1942年，我们预计物资供应将只有今年的90%……这意味着我们将消耗掉现在所有储备。

    铃木说，从物资上看，日本很难维持一场战争，但他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战争。他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数据对此进行有力的回击。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这些差距即使是钢厂的初级工都知道。铃木的数据更加具体，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让大多数领导人面对现实。然而，铃木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93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

    最初，铃木被视为东条重新考虑9月6日决定的关键人物，近卫下台前曾亲自要求他留任。但铃木很快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政策转变，于是选择站在主流意见的一边。他本人偏袒陆军（他是一位退役将领），他不喜欢别人暗中指望他来挑明战争赢不了，从而解救陆军。铃木在战后的访谈中说：“最终应当由海军来决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还是要靠海军来打。但海军没有明确表示不想开战！”

    所以铃木回避了贺屋的问题，只是解释了日本如何确保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他说：

    （在民间消费方面），如果我们总是预留出300万吨运力，那么就能维持当前水平的国力。然而，为了保持这300万吨，我们将必须在1942年生产40万吨轮船，在1943年生产60万吨轮船。海军大臣岛田（在前一次会议中）已经表示，这些数字砍掉一半才比较现实……因此，维持目前的水平很困难。

    这些推测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没人能够保证运输军用和民用货物的海上航路能够畅通无阻。军令部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护航计划来减小航运的损失。

    尽管贺屋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东条也是出于好意组织大家辩论，但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参谋本部对10月27日的会议记录总结道：“（1）首相似乎没有改变（开战的）主意；（2）海军大臣仍然模棱两可，但大多数时候（对战争）持有消极态度；（3）总体来看，海军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4）外务大臣直接而明确（反对战争），他看起来很自信。”（这一天，东乡的具体发言没有被记录在案，但其判断是对的。在最后的这些会议中，东乡令人钦佩地对战争大加反对。）

    海军大臣岛田加入东条内阁的条件就是东条要尽量避免战争。他本应比他的前任及川更加反对战争，但10月27日他与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的私下会面似乎动摇了他的意志。这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66岁老兵对岛田说：“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不然我们将失去一个机会。”与其他短视的决策人一样，岛田也相信海军应该在仍然有力量的时候开战，对美突袭后达成外交协议就不难了。虽然伏见亲王1941年春天就从军令部总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在海军广受欢迎，非常具有影响力（尽管此前裕仁天皇建议撤换军令部总长永野，但永野受到伏见亲王的保护，这大概是他能保住位子的最大原因）。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在这一天的记录中写道：

    会议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我们讨论的同时，宝贵的战略机会正在被浪费，作为军方指挥部成员，我们对此感到很遗憾。此时，我们首先需要下定决心。然后我们才应该评估国力，引导日本备战。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无休止的争论，在“能不能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这样不会有任何成果。

    毫无逻辑的是，7月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不畏惧战争”的决议又被看作日本外交政策中不可违背的原则。9月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又给这一决议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开战的势头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挡。

    10月28日的会议讨论了将与美国的战争推迟到1942年3月。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认为，坐观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将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美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会更好。这种武断看法的依据是，美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与其盲目认定德国会继续支配欧洲，不如看看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者，这样才对日本有利。

    尽管军方的战争贩子们公开承认推迟开战对日本有利，但他们认为战略难题仍然存在：日本等得越久，其自身的物资形势就会越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了。他们在会议上宣布：“战争开始的时间必须设在11月。10月31日前，我们必须下决心开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等待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对海军是致命的。”东条无法坚持住立场，他向两位总长为自己考虑这么久而道歉。仅仅经过一次会议，推迟开战的选项就被搁置了。

    10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开战后的物资可行性，最后才谈到与美国外交和解的前景。在物资方面，贺屋此前提出，他需要了解“在开战和不开战的情况下，日本物资供求关系的具体数字”。铃木再一次代表企划院进行阐述。他预计开战一年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为7万吨。日本届时将很难维持下去。然而，铃木的结论却是，这场战争很困难，但也不是不能打。

    贺屋试图让大家理性对待战争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不想惹事、自我保护、复杂的体制再加上失去理性的信念，这些都在发挥着作用。现在该轮到东乡发问了。

    如果贺屋无法从物资角度让其他人看到主战派观点的不堪一击，那东乡也许能从外交角度试一试。当然，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首先，东乡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日本要作出巨大让步（包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但外交努力仍应被放在首位，因为这些牺牲换回和平是值得的。

    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声称，这种妥协将让日本看起来是一个三流国家，成为西方容易欺负的对象。东乡则公开而大胆地要求从中国撤军。他强调说：“只有撤军我们的经济才不会崩溃，越早这样做越好。”他的这一态度引起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东条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提议：如果日本能自己掌握撤退的期限，日本就同意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出。

    于是这引发了关于撤军期限的离奇讨论，各方提出能够接受的时间限制，有人建议25年，也有人建议99年。东条说，5年才是更加现实、能用于谈判的选项，这又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他们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要求具体期限，日本将提出在25年内从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而驻扎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将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的两年内撤走。至于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将在当地“恢复和平”以及“日中战争问题解决”之后撤走。对东乡来说，这样的共识也聊胜于无。

    10月30日，与会者还决定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于美国提出来的条件，大多数官员认为不应该将赫尔的“四项原则”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也知道，日本对美国已经作出的表态无法收回。他们认为，做比说更重要，向贸易自由方向的态度转变无法一夜之间完成，正如人们不会立即抛弃自己的穿着，而转向更加时尚的风格。这种想法占绝大多数，说明1941年的日本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并不善于国际谈判。他们没能认识到，在外交谈判中，说往往比做更重要——至少承诺总在行动之前。

    东乡说，政府需要暗示日本能够原则上接受“四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避免武装冲突的意愿。东条在参谋本部与东乡外相之间寻找折中点，建议日本坚持让美国先对世界其他地区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后再要求日本在中国的执行。同时，日本不再要求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殊地区利益。

    总体外交路线（《甲案》）就这样制定了。该计划包括有期限的撤军；世界其他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后，中国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维持《三国同盟条约》。但日本没能直接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东乡的坚持显示，军事妥协是可以实现的，而上一届内阁太容易对军方让步了。不过，东乡仍然感到不安，因为他深知好的外交谈判不能与紧急备战同时进行，他对还对海军没有帮助他对抗强硬派感到意外。他说：
    我料想到陆军将走强硬路线，但我本来期待海军的态度能够更加缓和，我的各种努力都基于海军会站在我这一边来考虑的。然而，我在联络会议上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包括撤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相当强硬。

    东乡没有受到海军帮助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军大臣岛田在与伏见亲王会面后决定支持备战。岛田向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吐露：“如果因为我以海军大臣的身份横加阻拦，从而葬送战争机遇的话，我将无法原谅自己。”东乡并不清楚岛田心意已变，他试图通过海军中的其他老资辈来赢得对他的支持，他们资历深（包括前首相和前海军大臣），思想更加开放，但最后都徒劳无果。
    讽刺的是，似乎只有永野赞同东乡想要重振日本外交的努力。当讨论一度卡在是否在中国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时候，永野突然问道：“为什么反对呢？为什么不同意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为什么不能展现我们的宽宏大量？”他也许想要确保外交方面还有机会，这样仍可以避免战争，而不需要让海军（或者他本人）看起来像是想要退缩。
    在10月30日会议的最后，东条内阁中最反战的两名大臣贺屋和东乡已经精疲力尽了。在一周时间里，这些上层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东条本着一丝不苟的官僚作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想要讨论所有问题，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选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坦诚探讨。
    日本的命运即将在11月1日决定。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11月1日上午7点30分，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碰面，东条对战争的疑虑越来越大。东条试图劝说杉山重新考虑其主战立场，他说一会儿将要召开的联络会议需要讨论3项政策选择：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以及继续外交谈判，但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东条说：“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他表示，日本不会对美国作出任何不必要的外交妥协。

    前一天晚上，东条与主要内阁成员进行了协商，包括岛田、东乡、贺屋和铃木。东条对杉山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都同意第三条路线。”东条和杉山都知道，东乡支持第一种方案，但可能也会接受第三种。东条建议杉山也选择第三种方案。

    岛田的意图很明显，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的日志中写道：“正如料想的那样，海军（大臣）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打仗。’”该日志充满嫉妒和愤恨（陆军和海军毕竟是对手），但从日志来看，陆军并没有认识到，不顾一切地开战是自私的行为，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杉山元的最大担忧仍然是海军不需要承诺打仗就能争取到大量军事资源，这即使事后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东条说：“我们已经开始从日本和中国调集20万部队（为东南亚的战争做准备），相比其他地区需要发动的战役，我们认为眼下的调动最为重要。如果我们把士兵们派去南海，但最后没有发动战争就把他们召回，这将打击他们的士气。”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开战理由。杉山表示，参谋本部要求：（1）放弃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想法；（2）决定开战；（3）开战日设在12月初；（4）确定最终战略；（5）开展（欺骗式）外交，以帮助军方占据战争有利地位。

    东条回应说：“我不会试图改变军方的意见。然而，我认为这很难让天皇陛下接受。”讽刺的是，东条期待天皇所做的事也正是天皇希望东条去做的——阻止战争贩子。

    这一天的联络会议在上午9点召开，也就是在东条与杉山单独会面后。会议持续了17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如果发生战争，海军、陆军和企划院将如何分配资源。最后的提议是，在1942年，海军将得到110万吨普通钢铁，陆军得到79万吨，而企划院得到260万吨用于国内需求。受到打击的杉山对岛田说：“如果你获得这么多钢铁，你总该下定决心（开战）了吧？”海军大臣只是点了点头。经过数小时讨论，各方默默达成一致，这一分配方案也就这样确定了。

    东条开始引向关键话题——日本开不开战？他以自己的刻板方式首先回顾了之前给杉山概括的3种方案：不开战、开战和外交与战争齐头并进。与此前类似的是，贺屋又开始提出了质疑。他不厌其烦地问海军领导人：“如果我们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日本不挑起战争，美国3年后还有可能攻打日本吗？”

    海军大将永野回答说：“（立即开战的）获胜概率很难确定。”他认为是五五开。

    关于美国袭击日本的可能性，贺屋说：“我不确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赢一场海战。”

    永野说，日本现在开战比等待3年后再开战要有利得多，“因为持续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需要的基础”在这里指的是东南亚的资源。

    贺屋说：“如果到了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但永野似乎对此不敢确定。另外，我质疑美国会攻打我们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开战太不明智了。”

    与东条此前的判断不同的是，贺屋坚决反对开战。东乡也表示：“我不认为美国舰队会开到我们的海岸。现在开战没有必要。”

    永野说：“常言道，‘无恃其不攻’，未来还不确定，我们不能高枕无忧。3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的舰队也会扩大。”

    永野引用了《孙子兵法》，但却是对这句话的曲解。孙子强调的是作好全面准备，甚至包括遭到可能的袭击（《孙子兵法》并不赞成挑起本可以避免的危险战争，甚至警告不要因为恼羞成怒而发动战争，鼓励不以武力制服敌人，而以非暴力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总之，《孙子兵法》强调全面了解敌人的实力后再最终发动战争）。贺屋说：“那么，你认为我们何时开战才能赢呢？”永野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故意忽视贺屋话中的反讽语气，他坚决地说道：“现在！开战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东条认为铃木肯定支持继续外交，但他错了。铃木对战争态度冷漠，他后来表示自己其实反对战争，但当时感到很压抑。铃木最终还是支持了开战，他说：“贺屋担心没有足够的军备物资作保障，认为我们可能会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必担心，如果我们开战，局势将在1943年开始好转。”这是军方此前对他说过的话。前几次会议上，铃木还在提醒日本没有“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现在铃木却支持战争，这的确令人意外。

    一想到外交作为掩饰备战的工具，贺屋和东乡就感到作呕。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Ito Seiichi）表示反对，他说：“海军认为，还可以继续开展外交到11月20日。”而参谋次长冢田攻则认为这一期限太宽泛了，他说：“陆军认为，可以（开展外交）至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们都不同意！”

    东乡打断他们说：“外交从本质来看需要许多日日夜夜才能达到目标。作为外务大臣，我无法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时开展外交工作。我需要确保有足够时间和所需的条件来完成任务。当然，战争必须避免。”东乡询问自己有多少时间进行真正的外交，这引发了他与参谋次长的下列对话：

    冢田：我们坚持认为，外交不应该干涉战略。我们不愿意让变幻莫测的外交形势决定和影响我们的战略计划，所以我们要求11月13日作为外交的最后期限。

    东乡：11月13日，这太不像话了！海军说11月20日。

    冢田：为战略行动做准备就是“战略行为”……11月13日将是展开“战略行为”前的最后一天。

    冢田认为，即使不宣布开战，为了备战而调兵遣将也一定会招致与敌军的冲突。因此备战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就是意味着要开战。这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永野评论道：“小冲突只能算是地区冲突，与战争不是一回事。”东条和东乡清楚地表明，外交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做，尽力取得成果。冢田只好同意，但他表示，外交期限也要严肃认真地履行。他说：“11月13日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天过后，任何举动都将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冒犯。”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会议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见屋外蟋蟀的叫声，时不时又会爆发一阵争吵。由于无法就外交期限达成一致，他们决定休会20分钟，在这段时间，参谋本部叫来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军令部也召唤了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最后军方同意将外交最后期限定于11月30日。

    在休会期间，协助东乡的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Yamamoto Kumaichi）在走廊碰到永野。永野拍了拍他的背问：“外务省决定自己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了吗？如果是这样，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了，你觉得如何？”大吃一惊的山本只是重复了东乡的看法，即现有的条件不足以赢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意见松动说明，尽管他外表强硬，但他其实是这些人当中最摇摆不定的。在过去几次会议中，他暗示过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隐藏心中的不安。更糟糕的是，永野对他最近批准的一项进攻计划根本毫无概念。前几个月，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一直在制定他的进攻计划，协助他的是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Onishi Takijiro）和海军少佐源田实。他还依赖快50岁的军官黑岛龟人（Kuroshima Kameto），黑岛强烈要求海军积极进攻的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永野。

    1893年，黑岛生于广岛一家贫穷的石匠家庭，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从3岁起由叔叔和婶婶养大。他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完成夜校的学习后，他先是被海军兵学校录取，后来又进入顶尖的海军大学校学习。对一个社会底层的孤儿来说，他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成长期又适逢日俄战争后海军蒸蒸日上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进入海军大学校无异于梦想成真。而让人们记住他的，是他在战略研究中不同寻常的提议。

    大概是在山本五十六的要求下，当时还是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岛田推荐黑岛进入战术决策层。1939年10月，缺乏资历的黑岛被任命为山本的参谋。从通常的挑选标准看，黑岛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高挑、纤瘦，面容憔悴，由于他极其恪守自律，同事都称他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感到战栗。他几乎从不洗澡，不停地抽烟，不论他走到哪里，烟灰就弹到哪里。为了集中精神，他会全身赤裸地把自己锁在一个漆黑、充满焚香的屋子里，一连数日。一旦灵感降临，他会迅速写出自己的计划，就像着了魔一般。

    这种古怪的行为本应严重影响黑岛的前途，但山本似乎一点儿也不以为意。实际上，黑岛的古怪反而让山本觉得，他是一位奇才。山本看到，黑岛是唯一胆敢反对他的人，黑岛有时提出的建议是山本从未想到过的，黑岛是唯一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山本认为，虽然自己有许多优秀的参谋，但这些人总是给他同一问题的相同答案，这让他感到失望。在制定太平洋特别行动计划时，他总是听到各种忠告，以及他的方案在技术和后勤方面无法做到的理由，这让他感到厌烦。然而黑岛却决心帮助山本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大西和源田帮助提供技术层面的细节，在他们的协助下，黑岛完成了袭击夏威夷的最终计划。这一行动打破了常规，是一场赌博，因此风险巨大。正如前文谈到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在珍珠港浅水区发射航空鱼雷进攻的可行性。但到1941年秋，这些鱼雷得到了改进，鱼雷发动攻击前需要下沉的深度大为缩小，所以不太可能直接栽进海床。飞行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能够以极低的高度进行飞行，这也将防止鱼雷沉入水中太深。从9月开始，飞行员就在日本南部鹿儿岛锦江湾（Kinko Bay）附近进行训练，这里与珍珠港地形相似。10月，训练强度被加大，这些飞行员都不知道如此辛苦训练的真正目的。

    当夏威夷计划递交东京批准时，军令部对此强烈反对。该计划需要出动日本大部分的海军力量，包括（10艘中的）6艘航母（而更多的航母还在建造中）。日本只能放下东南亚计划，将需要的航空力量转向太平洋方面，海军可能会面临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风险。海军大学校9月的模拟演习更证实了军令部的担心，这份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山本不会让步。黑岛前往东京不遗余力地为这一计划进行游说。他甚至使用威胁手段，声称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袭击计划，山本及其所有支持者将准备辞职。永野不想失去山本，于是他在10月20日不情愿地同意了这项计划，此时东条正在进行组阁。在这次特殊的行动中，永野完全依赖于山本的指挥能力。即使他仍然怀疑山本鲁莽计划的可行性，但他无法寻求其他战略家的帮助。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联络会议上叫嚣开战的永野会突然恳求外务省的帮助。相比之下，想要阻止战争才加入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岛田却下定了开战决心。

    在休息后重新召开的会议上，东条向军方问道：“最后期限为什么不能延长到12月1日？我们不能给外交努力更多时间吗？”冢田尴尬地说：“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海军大臣无趣地问了一句：“你说11月30日，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你当然会给我们整整24小时吧？”冢田冷冷地说：“是的，午夜12点前都可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难以阻挡了。

    讨论于是转向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上。东乡知道《甲案》是不足以吸引美国的。所以，他让外务省11月1日上午拿来了《乙案》，希望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余地。东乡起草了这份计划，协助他的是资深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这两人都渴望避免战争。当天晚上10点，这份备选方案被拿到桌上讨论，此时这一天的会议已经进行了13小时了。该计划规定，日本和美国都不能向南太平洋派驻军队，两国应相互合作确保从荷属东印度获取需要的资源，还应把两国贸易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美国要承诺向日本供应石油。

    而军方需要作出的最大妥协写在另一张纸上。计划明确表示，日本将立即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日本还承诺，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得以确保，日本将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来还可以对全球贸易不歧视原则和《三国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探讨。东乡试图通过《乙案》将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排除在谈判桌外，至少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并设法将日美外交关系恢复到7月之前的形势，那时罗斯福政府还想要与东京达成一种交易，美国想把战略精力集中在大西洋，同时对太平洋进行控制。

    对于无条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强硬派的冢田和杉山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冢田和东乡为此又展开激烈争论。东乡说：“总体来看，我认为我们目前处理谈判问题的方式走偏了。我们应当降低我们的条件，先解决东南亚问题，然后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他知道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他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是日本唯一能够做到的具体行动。

    冢田说：“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因为）如果我们撤出，美国将会进驻。届时美国就能随时对我们进行干预。”他不认为日美贸易关系会得到恢复，因为“美国不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即使从印度支那撤军）日本也不会获得石油”。他断言：“半年后，开战的最佳机会将离我们远去。”

    最后，各方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即对《乙案》增加一条要求：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东乡打算，如果美国拒绝日本的要求，他再把最后这一条去掉。但重新涉及中国撤军问题，并把它与东南亚问题混在一起，这非但没有简化东条的外交计划，还变得更不易于操作。

    虽然加上了这条折中的要求，冢田仍然对从印度支那撤军感到强烈不满。他要求完全放弃《乙案》，呼吁东乡“尽量接受《甲案》”。而东乡也同样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紧张的会议气氛迫使东条宣布再休会10分钟。

    休息期间，陆军方面试图接受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撤回到北部的《乙案》，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对这一让步条件感到震惊，但大家都认识到，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最终还是会阻碍《乙案》的成功。让参谋本部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花更多时间讨论《乙案》的同时，日本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却转瞬即逝。最后，冢田勉强接受了《乙案》，或许他认为，这样做日本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

    最终，史上耗时最久的联络会议以达成一份初步计划告终。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被定在12月初，相关的战略准备也将着手开始进行。如果在12月1日零点前与美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军事准备将无条件停止。现在东乡手上握有《甲案》和《乙案》，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贺屋和东乡都从本质上不认可开战理由，他们不明白为何其他与会者不能感同身受。

    这次会议的结束时间是11月2日凌晨1点30分。

    东乡并不需要同意这一临时决议。他和大藏大臣贺屋，以及任何一位内阁大臣都有权否决这一决议，形成“内阁内不合”。根据明治宪法，内阁大臣都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实际上，在首相的要求下，大臣通常会辞职，但这也不是一定的，近卫和松冈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大臣执意否决一项决议，随后又拒绝辞职，这将导致整个内阁的垮台。另一个破坏决议的方法是一位内阁大臣自己直接辞职，这将造成整个内阁的立即倒台，但这样做会严重损害内阁声誉。1941年11月初，选择任何一种方式都意味着公然让军方难堪，因为这样做将对已经进行中的备战工作是一个打击。这次会议结束后，东乡开始考虑辞职，这是表达抗议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显然军方中的强硬派人士也担心这种可能性。

    东乡寻求前首相广田弘毅的建议，广田也曾在4届不同内阁中担任过外务大臣。极其谨慎的广田让他不要辞职，因为他的职位有可能被一位主战派人士填充。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辞职，东乡将能拖延战争计划。广田认为，东乡还是最好继续与美国开展外交，东乡于是决定留任。

    11月2日中午，东乡对东条说，他将按照前一天的决议行事。贺屋也接受了这一初步决议。东条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美国对《甲案》或《乙案》表现出任何兴趣，他都将设法作出更多妥协。东条向东乡保证，不论备战进行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军事活动将立即停止。东乡则表示，如果日本无法通过外交来避免战争，他将会辞职。东乡和贺屋都渐渐接受了这一不可想象的决定。

    当天下午5点，永野和杉山向天皇呈交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了保密，该计划并没有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天皇为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作好准备。呈交的战术细节包括山本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袭击事件定在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根据预测，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合适，凌晨时月光明朗，有助于日本在破晓发动进攻。

    裕仁露出难过的神情，他重申自己倾向于外交途径。他还就一些战术细节问题向两位总长表达质疑，他最后退让一步说：“也许，继续为军事行动作准备是无法避免的。”另外，日本计划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东南亚战役，裕仁对东南亚地区的天气表示关心。（他问道：“你说过季风将妨碍我们的部队登陆……那我们能登陆吗？”……“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虽然裕仁仍然对外交抱有希望，但他也似乎渐渐接受了即将开战的想法。毕竟所有人都看到，开战能让日本对自己的未来握有掌控权，主动采取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吧？

    11月4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天皇及其军事顾问（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出席了会议。对于外交与备战齐头并进的最新联络会议决议，没有人表示反对。如果12月1日零点前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这将意味着开战。主持会议的东条似乎变了一个人。尽管他才对东乡保证过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但他现在宣布，战争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这是他在天皇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出席的正式场合中的面孔，他所扮演的是英勇的军人，而不是内心纠结的政治领导人。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状态，我们将玷污日本2600年的辉煌历史。”

    11月5日，明治时代的典雅宫殿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今年第三次御前会议在这里上演，会议将批准此前联络会议的决定。在天皇面前，东乡开始阐述日本外交的前景。他的任务是完全而明确地支持即将受到天皇批准的计划。他收起了反战言论，开始拿出反殖民主义借口，声称日本即将开启拯救亚洲的伟大计划。他承诺自己不但致力于日本的生存，还有整个亚洲的生存，这样他就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支持他曾强烈反对的战争找到理由。东乡本来是在决策层中最勇敢、最理性的领导人，现在却与其他人看起来无异，把战争推向了不可避免的边缘。4月以来一直没能与美国达成谅解的责任被推向大洋彼岸。东乡认为，日本是个被压迫的国家，他说：

    罗斯福总统利用了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似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它帮助英国，用经济政策压迫日本。自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们一直就日美关系正常化进行非正式谈判。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来坦诚，从一开始就本着公正的态度进行谈判，希望给东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

    他数落了日本如何耐心谈判但其努力（包括9月底递交了新提议）却付之东流。他说：“如果事情按照现在这样发展，谈判恐怕不太可能很快取得成果。”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如实反映内心深处的声音，这种场面话也说明，东乡已经没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最高决策层中，他曾经比任何人的反战力度都要大。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罗斯福总统天生就是有魅力的政治家，1941年11月17日上午，他对两位日本客人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其中一位客人是野村大使，他在过去半年是白宫的常客。另一位算是稀客：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来栖比野村矮得多（野村与他的许多美国同事一样高），但来栖却更加沉静。55岁的来栖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他穿着合体的西装，留着细密的胡子，戴着银边眼镜，他对记者打招呼时彬彬有礼，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优雅。但正是因为他无可挑剔的举止，来栖看起来有点儿距离，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冷漠。来栖是东条政府派到美国的特使，他两天前才刚刚抵达华盛顿。

    实际上，来栖最新的职责从11月3日晚就开始了。他这一天过得愉快而劳累，白天他陪着儿子逛了博物馆，在东京老城区走了走，他的儿子是陆军的航空工程师。半夜，附近警察局来人把他叫醒，警察说：“请立即前往外相官邸。”来栖家里的电话线出了故障所以才派警察来通知他。来栖本来以为他被召唤是因为自己的反战言论，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赶到东乡的官邸后，他看见外相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聚集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所有人都神色凝重。

    东乡首先概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谈判的进程，指出当前形势需要立即改善。为此，野村大使需要一名在国际谈判中富有经验的得力干将。作为首位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1919年，他阻止了一项议案的通过，该议案让日本有权强占该国开发的农业地产。虽然来栖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仍然是最佳人选。外务省问他是否愿意前往华盛顿。

    东条从近卫手中接手政府事务后，野村要求回国，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他再一次遭到了拒绝。我们可以想象野村有多绝望，他几乎是一个人在与美国政府周旋，而即使在美国使馆里他都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他知道留给外交努力的期限如此短的话，他或许会崩溃。他并不知道东京已经对开战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讨论、决定、重审和最后批准。随着新的截止日期被设定在11月末，东京已经没有更换野村的时间了，只好派人去协助这位过度劳累的大使。

    派遣来栖的官方解释是野村英语能力有限；其实，东乡对野村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高。他在后来写道“在这一危急时刻，我们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所以东乡要“向他发送非常详细的指导，比如关于条约样式，这些是大使不擅长的地方”。东乡甚至觉得，连这些充满详细指导的电报也不足以弥补野村的差距。

    在与东乡的半夜会面中，来栖还获知《甲案》和《乙案》的内容，这些方案将在未来几周内向美方提出。来栖2点左右回到家中，他让家人感到震惊，因为他宣布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美国。

    在之后的20小时里，来栖努力熟悉着日本与美国自春天以来的所有“非正式会谈”。他翻阅着文件，与外务省知情人士会面。他知道两国的会谈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他也明显看到，转折点出现在7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美洲局的山本熊一再次向来栖保证，如果来栖哪怕看到谈判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他都会尽一切可能劝说军方放弃战争。山本相信事情会好转，因为永野曾对他说过，“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

    第二天晚上，来栖即将启程前拜访了东条，他们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在来栖看来，东条首相显得比较放松，东条没有穿他平时穿的卡其色军服，而是换上了一件和服，但仍然属于比较正式的和服。东条说，他已经将来栖的特别任命上报给了天皇。他还预测，“与美国谈判的成功概率为30%”。但他认为还有时间，他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开战，美国的舆论也显然反对战争。东条说，美国缺乏橡胶和锡等自然资源，所以不太可能与日本开战，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他们从东南亚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

    “请尽全力达成协议。”东条说。但让来栖失望的是，东条还补充了一句：“日本无法同意撤军。”如果作出这一妥协，东条将没脸面对所有在战争中为天皇捐躯的英灵。这是东条惯常的底线，也是第3次近卫内阁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的障碍。然而，东条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是像他表述的那样强硬而固执。他在最近的联络会议上帮助东乡取得了军国主义者的一些让步：《甲案》至少承诺有期限地从中国撤出；《乙案》则承诺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以此作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的第一步。尽管东条仍会提到那些逝者的英灵，但他的确在撤军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或许他理解该问题的重要性。

    来栖认为东条过于乐观。他说自己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艰巨任务，是因为他相信，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的事情。他是为了活人而非死人服务。来栖问道：“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你能顶住反对声而支持外交行动吗？”东条回答：“是的，我当然能做到。”来栖很快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微妙：虽然东条作为军人无法公开答应有辱军方的让步条件，但实际上，只要来栖与美国方面保持谈判，东条就做好接受妥协的准备。这让来栖看到了希望。

    结束会谈前，东条漠然地对来栖说，谈判不能拖过11月末。东乡并没有向来栖提到这一期限。在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来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障碍是时间限制。

    尽管来栖的能力和经验毋庸置疑，但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他并不是一个好选项。对外部世界来说，来栖永远是那个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人们从照片中看到他就站在希特勒旁边。那是德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尽管他反对签署该条约，但1940年秋天作为驻德大使的来栖身不由己。来栖从来都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他拒绝了好几次。他本来准备在比利时的任期结束后就退休了（他1936年至1939年担任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并不断升级。他利用自己的大使身份出面请求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帮助调解冲突。他知道日本不但没有什么清晰的战争计划，还缺乏一位得力的领导。用他的话说，造成战事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事实拖着走，没有长远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陆军和海军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每个人都“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

    来栖从来没有想到过事态竟能如此迅速地恶化，1937年4月，他和家人以及一群兴高采烈的观众还在布鲁塞尔机场欢迎破纪录的“神风”飞机。来栖1939年接受驻柏林大使的任命时，他希望能够防止日本的外交进一步偏离轨道。在德国期间，他继续寻求德国的介入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但正当一切看似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时，近卫内阁认可了汪精卫政府，从而永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德国与日本官员之间的交流很快就避开了来栖。希特勒政府认为，单靠来栖不足以吸引日本，最后《三国联盟条约》是一位德国特使在访问东京时与松冈洋右仓促达成的。尽管如此，由于来栖在照片中与希特勒并排站在一起，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栖十分厌恶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德国的所有经历，于是他要求卸任，最终在1941年2月，他被允许离开柏林。回到日本后，他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他拒绝一切政府任命，包括加入东条内阁的邀请。解决日美分歧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本质上是亲英美的。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实业家，帮助了横滨国际港的发展，也许因为这样，对商业自由主义的崇尚渗透在他的血液里。在日本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横滨港一直是认识世界的窗口，也造就了像来栖这样理智、务实的人。

    来栖为了美国和日本的未来着想还出于个人原因，他娶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姑娘（女方的父母是英国人）。来栖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两个对他家庭意义重大的国家开战。这势必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参谋本部甚至有人说，他们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坠毁。带着这种恶意诅咒，来栖11月7日清晨动身前往台湾。

    来栖的路途漫长，所以在11月中旬前，野村仍需要单兵作战。东乡向野村概述了《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写道：“眼下的谈判是我们孤注一掷的尝试，是我们最后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达成妥协，那么很遗憾，谈判和两国关系都将中断。”虽然真正的截止时间是12月1日的零点，但野村却被告知，必须在11月25日前达成协议。野村还不知道东乡在《乙案》中争取到了多么大的军方妥协——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东乡认为，如果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可以在谈判的最后一刻打出这张牌以取得最大效果。

    野村尽早采取行动。11月7日，他去见国务卿赫尔，向他递交了《甲案》。赫尔已经从情报部门获知了《甲案》的内容，但他告诉野村大使，他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罗斯福。总统没有直接提到《甲案》，但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他和野村、赫尔“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仅花了6个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在他看来，权宜之计“不仅是暂时的协议，而且是考虑实际现状的协议”。野村离开后，他推测总统开始在考虑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不再要求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政策改变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

    从美国角度看，罗斯福一心想要参加欧战，所以想要在另外一边形成威慑，让日本不敢进攻。美国一点也不着急，但野村等不及了。为了在东京下达的最后期限前取得具体成果，他需要罗斯福对《甲案》条款给出最终答复，于是他11月12日再次要求总统给出答复。公使衔参赞若杉要第二天会见了副国务卿约瑟夫·巴兰坦，他说：“（日本）民众正变得失去耐心，甚至绝望。”这是个巨大的谎言，把日本描述为信息开放的民主国家，似乎公众对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了如指掌。

    若杉对巴兰坦说，既然野村大使11月10日已亲自将东京的方案呈交给总统，日本认为两国的谈判本质上是正式的谈判。但巴兰坦却说，美国政府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仍然处于非正式的探索阶段”。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府在需要时还将与中国及其他有关各方会谈，在此之后日美之间才算进入“谈判阶段”。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拍发电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在一两个月草率了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从全局上审视整个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路线。”由于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这一非常合理的观点其实有点儿答非所问，这让东乡感到恼火，但他在内心深处也知道，野村是对的。

    11月15日，野村和若杉来到赫尔的住处，野村得到一份口头声明以及关于美日经济政策和贸易机会均等联合声明草案。赫尔没有同意日本的观点，即机会均等政策在中国实施前应先在世界其他地区实施。赫尔解释说：“（日本不能指望）美国对其司法管辖权以外的歧视性做法承担责任，或者向美国提出只有征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实现的条件。”但他至少认可了《甲案》中的一项具体条款。若杉询问了美国是否对其他问题也能迅速作出答复，而野村询问了两国现在是否算是跨过“非正式会谈”阶段而进入了正式谈判（因为这对东京意义重大）。赫尔均给出否定答案，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只能通过这种试探性对话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赫尔认为，只有美国与英国、中国和荷兰协商后，他才能将“之后的过程称为谈判”。赫尔反问到，如果这些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提前打招呼就与日本就牵涉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他该如何向这些朋友交代？最后，赫尔也鼓励地说，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展现和平意图，双方“就能像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

    11月16日，东乡对野村取消最后期限的要求给予回复。东乡写道：“很遗憾，由于各种现实因素，我们不能等到看清世界格局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迅速在谈判中达成和解，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前一天，来栖终于抵达华盛顿。在东京，东乡向他详细交代了向白宫递交《乙案》（如果《甲案》被否决）的不同版本，两个方案的条款略有不同。《乙案》3个版本中的第一个版本是11月5日御前会议上达成的，包括：（1）不再向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区进军；（2）在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两国商业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在这一版本中，日本准备从印度支那撤军、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上让步以及为《三国同盟条约》辩护等内容仅被列为“附加说明”。

    在第二个版本中，前4项条款没有变化，后3项“附加说明”变成正式条款（分别列为5～7条）。这些新条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条件，以“附加说明”的方式列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条件是：如果美国和日本能达成协议，日本将愿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立即撤往北部。

    东乡认为第三个版本对美国最有吸引力，这一版本的第5条（不是以“附加说明”的形势）明确表示，日本准备“将现有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转移到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于是对来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他与野村利用这些差异达到最大的效果。除了这些方案，他们两人拥有的外交自由度几乎为零。

    来栖离开东京前造访了美国使馆，他想感谢约瑟夫·格鲁为他安排了横跨大洋的远程飞机。“你带着新的提案吗？”格鲁显然有些急切地问道。格鲁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在夏天试图说服美国政府给近卫文麿一个机会。格鲁当时表示，虽然不能在纸面上提前达成确切协议，但近卫肯定会亲自带来有利于美国的让步条件。而来栖的回答却是“不”。可以明显看出格鲁很失望，他祝来栖好运。

    来栖不确定美国政府是否会相信他。他不但签署过《三国同盟条约》，尽管这是不情愿的，而且他不具有内阁成员的重要地位。他能否让美国人相信，日本领导层的确希望避免军事冲突？《乙案》的不同版本足以达成这一目标吗？

    11月17日，在赫尔的带领下，来栖与野村从赫尔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走向白宫，来栖第一次见到罗斯福。会面的气氛虽然不算轻松，但也不是特别紧张。会谈结束后，来栖认为美国愿意继续这种“对话”。他对罗斯福说，他的到来不是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找共识所作出的更多努力。在阐述日本观点时，来栖请求总统从日本“思维框架”看问题。于是罗斯福说了一句“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这句话尤其引起日本人的共鸣。罗斯福其实是重复将近30年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捨巳（Chinda Sutemi）说过的话。珍田为美国带来了樱树，种在波托马克河的岸边。但对日本人来说，珍田的名字还与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外国人土地法》联系起来，他当时公开对这一主要针对日本移民的法律表示反对，法律规定不符合入籍条件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1870年的《入籍法》规定，所有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群体不符合入籍条件）。珍田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抗议，但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加州的法律后来发展为1924年的《移民法》，其中包括排除亚洲人的法案。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些规定体现了美国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些排外措施推动日本人走向其他地区，间接促进了日本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尽管日美外交关系多年来屡经波折，但日本政府在与美国交往时总是能从布莱恩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些许安慰。罗斯福此时引用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来栖。

    罗斯福似乎对来栖的努力报以热情的回应。他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更为缓和，宣称他能够从日本角度理解立即撤军的敏感性和后勤方面的困难。他说自己愿意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介绍人”。在两国和解过程中，美国既不会“调停”，更不会“干涉”，而只是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

    截至目前，一切顺利。来栖察觉到，除了中国撤军问题外，罗斯福认为最棘手的就是日本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他现在开始转向这一问题。来栖承认，日本很难自己脱离这一条约，至少不能作出正式表态，但如果日本能与美国达成“普遍谅解”，它的光辉必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其成为一纸空文。与希特勒签署该条约的人作出这样的表态让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美国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赫尔此时介入，对来栖刚刚说的话表示强烈反对。

    会谈结束后，来栖觉得总体上很成功。野村也对来栖的社交和语言能力感到放心。于是他们向东京传达美国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这种乐观态度在大洋彼岸并不被看好。赫尔在写会议总结时抑制不住自己的不满。日本不能正式放弃轴心国联盟让他无法接受。他鄙视来栖“为了绕过《三国同盟条约》而给出貌似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格鲁总是很热切，他试图从日本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交流。赫尔虽然展现了充分的耐心，但他更倾向于听取国务院中的对日强硬派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意见。赫尔在前一次与野村的会议中说，他很难“让我国人民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相信，日本想要走和平道路”，毕竟，日本仍然“与过去2000年来这个星球上最暴力的狂徒结盟”。如果美国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而日本同时对德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那么赫尔会觉得自己受到谴责。

    由于赫尔对纳粹及其“朋友”深恶痛绝，所以他一直对来栖这一特别使者表示怀疑。来栖与罗斯福会面后，赫尔立即邀请他继续就《三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但来栖拒绝了，后来他为这一决定后悔不已，尽管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为何当时要拒绝赫尔。也许他觉得自己需要一天的准备时间，或者他要等待东乡的具体指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经历长距离旅途后感到十分疲倦，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从这天起，赫尔对来栖形成了永久性的判断，赫尔在会议备忘录中写道：

    总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来栖特使总在强调两国不应产生严重分歧，必须找到解决当前局势的方法。他提到首相东条虽然来自军方，但却非常渴望为了和平作出改变……总统总是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陷入争论，尤其在两国之间的3个主要分歧点上（贸易机会均等、中国撤军、《三国同盟条约》问题）。这次会议并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赫尔在1948年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来栖）是个骗子。”

    美国有越来越多关于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的报道，这让来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11月17日东条在国会的演讲对来栖刚刚开始的任务带来负面效应，因为这次演讲被广泛传播。这是东条首次在“议会”上的发言，并被拍摄下来（日本第2次近卫内阁成立“大政翼赞会”后，日本的议会制度不复存在）。NHK播放了这次演讲，第二天作为新闻电影向公众发行。东条效仿纳粹的宣传方式，主动通过音视频媒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虽然东条说，日本的政治形势现在“十分关键”，但这次演讲的内容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新内容。东条在演讲中指出，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日本仍然遭到那些无法理解日本和平愿望的国家欺凌。他对在中国作战的士兵表示感谢，并向全国保证，蒋介石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形势不稳定，日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日本北方边境的安全。至于南方，东条强调说，日本被迫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加大了针对日本的排外经济政策”，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是对抗这些政策的“防御措施”，日本的做法却“受到这些国家的质疑和猜测，它们于是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形成事实上的全面制裁”。东条认为，这种做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相当于挑起武装冲突”。

    东条对国民说，政府仍然在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为了日本、亚洲和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心。最后他对日本国民的动员努力表示感谢，对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英灵”表示崇敬。

    东条的发言结束后，议会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军费。1941年11月18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引述了这项政策的内容：

    尽快解决东亚问题，确保东亚国家永续共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是日本帝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政府必须解决当前危重的形势，妥善处理国内外问题，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不能犯任何错误。

    东条的演讲并没有让日本人过于担忧，这种强烈的措辞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失去了效果。但演讲成功地让东条的声音第一次传遍全国。他那种有距离感、正式语体的讲话方式让日本人感到颇为熟悉，甚至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模仿他。

    这一被广泛宣传的演讲对美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没有发出和平主义言论的领导人，虽然包括东条在内的大小官员都声称想要和平，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并公然进行战争威胁。托利舒斯认为，东条和东乡在国会中所作的发言“明确显示，日本和美国的最终对决不远了”。虽然东乡表示达成和解也绝非不可能，但托利舒斯观察到，“国外及此间外交人员普遍的观点是，（这些演讲）对日本宣称想要实现的太平洋地区和平无所助益”。

    11月19日，托利舒斯发回另一篇报道，引述了岛田俊雄（Shimada Toshio）的演讲。这位前农业大臣说，“傲慢的美国领导人想要称霸世界，他们甚至通过帮助英国来对欧洲进行干预，这些人心中有一颗太平洋毒瘤”，当前的决定对治疗毒瘤至关重要，日本应当用大刀切掉毒瘤，继续日本的“正义之战”。他还表示，“让有关方面理解我们还有其他方式”。

    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已决定开战，但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离开。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的数量却在增加，并在1940年6月达到超过1000人的高峰。但到了1941年11月，仅有200名美国人离开日本，是在过去30年中最少的。

    来栖要在华盛顿洗刷的负面形象不止他一个。

    尽管美德关系紧张，但美国一直在避免与希特勒开战。“格里尔”号事件后，美国驱逐舰“奇尔尼”（Kearny）号10月17日在冰岛海域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虽然从罗斯福当时的表态来看，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接下来并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10月30日，美国再次遭受打击，德国潜艇在爱尔兰以西1000公里处袭击了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造成115人死亡。罗斯福总统又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实际上，罗斯福对这起事件的回应很慎重，这让人意外。他非常重视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反战者的意见，认为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动员工作，而在太平洋方面，美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

    “鲁本·詹姆斯”号事件后，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废除《中立法》部分条款的决议，众议院在11月13日也通过了该决议。两院通过决议的票数都很接近（参议院为50票赞同、37票反对；众议院为212票赞同、194票反对），这也说明罗斯福的谨慎不无道理。美国现在能够武装商船，携带任何货物前往战区。美国议员最终移除了阻碍美国向大西洋进发的法律屏障，与此同时，太平洋方面也蠢蠢欲动。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数量增加了，于是英美两国也加强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防御，东南亚地区的气氛令人不安。

    日本新的调兵计划再一次直接影响到大兵潮津的命运。我们前面看到，1941年夏天他被征召入伍，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但最后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于是在“满洲”北部负责训练新兵，一直到初秋。10月末，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满洲”地区的大城市哈尔滨，开始连续40天从事艰苦的建设工作，他们建造军事地堡。这项工作给他的左腿造成轻度残疾。11月中旬，他们突然接到撤离哈尔滨的命令。潮津和他的伙伴带着轻松的心情上路，他们认为自己的“临时服役期”终于结束了，现在正在回家的归途中。他们在整整3天的火车行程中都兴高采烈。

    当他们抵达大连后，这股兴奋劲立刻被浇灭。他们被命令换上夏装，每人发了用蚊帐做成的面罩和手套。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但显然不是回家。他们与其他部队一起登上一艘大船，在海上，他们靠少量米饭和海藻生存，这很难填饱肚子。随着船的航行，他们感到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这艘船最后终于停了。有人说他们在台湾海峡。士兵们爬上甲板，他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壮观的日本海军舰队。所有舰船加满油后便一起出发。在战机和军舰的护航下，这些士兵感到很安全。气温越来越高，他们又饿又渴，潮津还是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向南部调兵只是日本进攻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1月7日，军令部发布了第一份调动命令。11月10日，海军挑选出10名水兵，他们将协助珍珠港空袭，发动潜艇袭击。参加这项特别任务的是5艘小型潜艇，每艘潜艇由两名水手操作，携带两枚鱼雷。这些鱼雷的射程有限，所以水手一旦进入珍珠港的范围，他们活下去的概率微乎其微。山本五十六向来不赞成以自己手下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战略方案，但在制定该计划的年轻军官的坚持下，山本最终妥协——但条件是，这些军官必须继续研究潜艇安全返航的可能方式，并承诺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安全返航。

    一项有效的自杀任务就这样制定了。这也反映了整个战争决定的根本逻辑：只要有一丝成功希望，就值得冒险搏一把。11月18日，完成最后一次演习后，6艘航母驶向日本最北部岛链上的单冠湾（Hitokappu），舰队将最终从这里向珍珠港进发。之所以从这里出发是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船只发现。54岁的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负责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这位老派的舰队指挥官可以说没有任何航空作战经验，他的任命完全依仗自己的资历。

    同一天在华盛顿，野村和来栖与赫尔会面。对于日本留在法西斯集团问题，赫尔与前几天一样强硬。他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对日本外交官说，只要日本还是法西斯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够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说，美国会“尽力走得更远，但不会超过某一点”。他不会在他所认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上作出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日美达成的条约会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无法立即掉头，只能慢慢、一点点地转动”。

    接下来，野村向华盛顿打出他最大的一张王牌。野村向赫尔暗示，日本可以将军队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样两国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状态……回到（美国）实施资产冻结前”。野村的这张王牌是东乡从军方那里争取到的，来栖可能提前告诉了他。

    赫尔却对野村的提议无动于衷。他担心日本可能只是将撤退的部队转移至其他地区，他说美国政府很难撤销对日禁运，除非美国“相信日本的确走在和平道路，并已经放弃了侵略目标”。野村强调说，日本人民已经厌倦了在中国的战争，他向美国政府保证，日本想要向和平迈出切实的第一步，日本的态度是诚挚的。

    野村提议，与其寻找（甚至很快实现）一个全面、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计划，双方应先缓和局势。他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认真地在寻找权宜之计。赫尔最终有所松动，他说自己将与英国和荷兰方面就日本的最新提议进行商谈。用赫尔之前的话说，这是从“试探性对话”向“正式会谈”转变的标志。两位日本外交官突然看到了希望。

    与赫尔会面后，来栖立即向东京发送了信息。他自信地写到，他和野村都认为，华盛顿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单单由于另一方不能立即同意日本的条件就采取鲁莽、不可挽回的行动是愚蠢的。来栖还在信息中强调，罗斯福和赫尔更加坚定地要求日本与德国断绝关系。虽然日本恐怕无法立即放弃联盟条约，但他觉得日本必须明确表态，将逐渐与希特勒划清界限。来栖说，鉴于留给谈判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应当继续基于野村的最新提议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便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附加的条件越多，两国政府进行有效谈判就越困难。他最后写到，他和野村想要在11月22日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与总统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

    在之后的两天，一切都似乎有所好转。两位日本外交官不断收到罗斯福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野村提议的消息。11月19日上午，曾经开启美日两国“非正式会谈”的沃尔什神父来到日本使馆拜访来栖。他与罗斯福的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关系密切，沃克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沃尔什神父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沃尔什对来栖即将完成任务表示祝贺，他说美国很可能会接受野村的提议。

    受到鼓舞的野村和来栖当天晚上再次拜访赫尔。赫尔的确看起来很乐观，他说达成这一共识“或许可以稳住日本领导人，并将民意拉回到和平轨道”，但他也承认，转变民意“需要时间”。两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似乎很快将要向其共同目标迈进切实的一步。

    11月20日东乡向野村发来的电报让这一希望瞬间破灭。东乡感到很愤怒，因为野村没有按照他精心布置的指令行事，而是擅作主张。由于东乡还没有收到美国关于《甲案》的答复，所以他没有授权华盛顿谈判人员拿出《乙案》。东乡说，野村没有权力将从印度支那撤军问题与《乙案》其他条款分隔开，使之成为一项单独提议。

    东乡之所以发怒，还可以解释为他看不上这位非职业外交官的鲁莽行为。东乡有些高傲，认为与美国的谈判是他的事，而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只是执行他命令的人。在东乡看来，野村的行为说明自己忘记了“执行命令的职责”，给对手承诺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东乡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知道军方不可能单方面同意撤军（军方尤其想要看到交换条件，比如以有利的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许东乡只是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东乡都决心要撤销野村的提议，而不是进一步争取军方让步，即使东条曾承诺过会支持他。

    东乡对华盛顿的外交官说：“这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野村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令人遗憾”。东乡指挥他递交日本的“最终提议”，也就是《乙案》的一个版本，其中包括：（1）不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2）在开发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贸易关系恢复至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5）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中国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野村试图让两国外交互动起来的努力失败了。东乡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美国（对《乙案》）的同意，我们将只能接受谈判破裂的结果。”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毫无疑问，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但东京给自己强加的谈判期限让等待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对于老练的外交官也一样。来栖焦急地等待着赫尔对最近递交的《乙案》答复，他11月21日来到赫尔的公寓，现在该轮到他鲁莽一回了。

    来栖递给赫尔一封草拟的信件，信件承诺如果美国参加欧洲，日本的行动将不受制于《三国同盟条约》。这完全是一项私下提议，但也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其实，来栖只是抄写了东乡11月20日发出的指令内容中的一段，该指令告诉他如何解释日本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东乡不让他立即作出指令上的表态，必须要等到达成协议后。

    东乡不想让他所说过的关于日本脱离法西斯联盟的话落入美国手中，如果美日谈判破裂，他害怕美国政府会将这些话宣扬出去，来挑拨德日关系。但来栖不理解为何这样重要的信息要对美国有所隐瞒，他强烈地感觉到，东京现在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将可能扭转谈判形势。来栖推测，如果当年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现在能够以书面形式保证日本已“从实质上”放弃了《三国同盟条约》，这将对美国很有说服力。于是，他向赫尔递交了他的私人信件：

    阁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国政府的命令下签署该条约的人。我很乐于作出以下表态，相信它将有助于消除以前的错误印象。

    毋庸置疑，该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侵犯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

    此外，条约第三条规定，日本能够独立自由地解释其义务范围，不受到条约其他方解释的约束。我想强调，我国政府并未被这一条约绑定，不会参与任何第三方的侵略行动。

    我国政府绝不会听从任何外国势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战争，只有为了保证安全、保护国民不受非正义审判而具有不可逃避的根本必要性时，才会寻求战争手段。

    我希望上述表态有助于消除阁下一直以来的猜疑。我想补充的是，如果两国达成全方面谅解，阁下随时可以公布这封信件。

    读到这封信后，赫尔表示想把信件交给另一个人看，并询问来栖他是否可以留下这封信。来栖询问这个人是否是总统，赫尔予以否认。国务卿是想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吗？答案再次是否定的。赫尔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来栖决定冒一次险，将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件留在赫尔手中。

    来栖认为，他与赫尔的30分钟会谈是有帮助的。赫尔甚至与他闲聊了一会儿。赫尔对来栖说：“你远道而来，我应当邀请你一同用餐或打高尔夫球，但你知道我们双方都很忙，我觉得打一场高尔夫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我开始相信打高尔夫球与处理国事是矛盾的。”赫尔显得情绪不错，他称赞了来栖处理《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的智慧，并回忆了1933年与日本代表在伦敦经济会议上共事的情景，他一时显露出怀旧之情，甚至对日本想要缔造地区新秩序表示同情。他说自己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想法，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字起得很差。

    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国内强硬派施加了巨大压力和限制，赫尔似乎真正对他与野村的外交努力表示认可。赫尔抱怨说，他自己深知外交总是受制于各种政治压力。赫尔似乎开始对来栖放下戒备，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两人握手道别时，来栖发现赫尔发烧了，他说：“请保重身体。”就这样，来栖打出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但还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赫尔对此次与来栖单独会面的记录很简短，也让日本颇为失望：

    我读了这封信，并询问来栖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说没有什么补充。我说我不认为这会有特别的帮助，于是不予考虑。这就是所有重要的谈话内容。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来找赫尔，他从感冒中恢复过来，又变成平时那位干练的国务卿。他并没有对《乙案》作出答复，相反，他再次对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质疑。他对日本夏天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表示谴责，尽管他已经在与野村讨论撤出事宜。他说，日本在春天购买的石油“没有用作普通的民用消费”。他还指出，日本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反英美言论。

    赫尔不明白，日本国家领导人为何没有以公开宣讲和平的方式来支持这两位外交官，他问到，难道日本领导人现在不能站出来表示日本想要和平吗？尽管世界对日本仍存疑虑，日本也不愿主动争取并维护和平吗？为何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他表示自己更喜欢野村只包含一点的提议而不是东乡的《乙案》。

    赫尔指出，日本在提议中阻止美国干涉中国问题显然具有风险。这也证实了野村和来栖一开始的担心，即在日本提议中加入中国问题将阻碍美国帮助调停中日战争。由于《乙案》包含不准干涉中日和解的内容，该提议的前景堪忧。

    野村不愿意放弃希望。来自美国的任何回应都代表双方的接触在持续。他认为，只要仍然存有一线希望，右倾的日本政府就不会放弃外交。野村认为，尽管东京已经设置了最后期限，但只要他能争取美国对《乙案》中的一点作出回应，谈判就能继续。所以野村询问赫尔，在日本的提议中，美国哪些点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没有得到回应。赫尔说，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他问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与其他有关各方代表（荷兰、中国和英国）商量后再答复。野村不想因为逼得太紧而影响关系，所以他同意继续等待。

    同一天，野村收到东乡的电报，告诉他11月25日的谈判最后期限被延长至11月29日，但“超过这一期限绝对不行”。之所以延长期限，是因为要考虑到“完成整个（外交）过程需要的等待时间”。在规定的时间里，日本外交官既要获得美国对日本文件的签署，还要与英国和荷兰交换正式文件。东乡附上了草拟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交换并被有关方签署。其实这很难实现，东乡也清楚，但这样做符合正式程序。

    11月25日晚，赫尔准备好了美国的答复，美方要求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日本的资产，与日本恢复经济关系，但仍带有一些限制。这一临时安排的期限是3个月，双方都可以提出延长期限。

    无论赫尔多么强硬和正直，不论他对日本及其外交官有什么个人成见，他仍然是一位务实、极其耐心的谈判者。他的新提议显示他寻找折中方案的努力，该计划将让美国有更多时间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并为欧战做准备。但到第二天上午，赫尔决定完全抛弃这一计划。关于这一突然转变有若干解释，其中一个是中国和英国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荷兰支持赫尔的计划）。根据赫尔在战后的解释，“日本同意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士气可能会被浇灭，甚至陷入分裂”。但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向南部调兵的报道，尤其向台湾以南调兵，这让罗斯福政府确定，日本随时准备挑起战争。

    当然，两国都已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调兵，这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已经知道东乡11月22日对日本使馆说，11月29日后事物将“以自动方式”发展。基于这一截获的情报，罗斯福11月25日对他的顾问说，日本可能会在12月1日袭击美国，“日本最擅长不宣而战”。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到，核心问题是如何“诱使（日本）开第一枪，但又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罗斯福完全意料到日本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低估了日本发动致命袭击的能力。日本向南部加强军力的消息也许让他相信，日本即将对英国、荷兰或美国在东南亚目标进行袭击。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对日本在华盛顿谈判的看法一定变得更加强硬——这些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以欺骗方式争取时间。

    在二战刚开始的黑暗时期里，罗斯福认为美国对德国开战很重要。他觉得现在是对付日本的时候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谋划让美国通过与日本开战来进入欧战。既然日本没有加入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德国当然有可能不帮助日本与美国为敌。没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唤到国务院，他们没有收到美国的暂时提议，而是赫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正式的名称是《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史称“赫尔照会”。他要求两位外交官仔细阅读。

    该文件第二部分为“美国和日本政府需要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最重要的10点方案。文件提议，美国、日本、英国、中国、荷兰、苏联和泰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平等的贸易通商待遇。

    然而，达成一项多边协议并不是日本外交官的目标。东京已经明确表示，想要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一方只需要向另一方提议并获得批准。日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构想庞大的国际和平计划。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让日本外交官更加失望。该文件第3、4、5点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应将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意，除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民国政府外，不能对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予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放弃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内的有关各种权益，以及根据1901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译者注：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各种权利。

    双方都清楚，这些条款是短时间内不可能被讨论和通过的。“赫尔照会”反映出，美国向来希望亚洲基于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发展，“赫尔照会”可能本来是作为美国对日本答复《乙案》的附加条款，但现在作为单独的文件被提交，好像美国还没开战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曾抱怨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而“赫尔照会”更是如此。虽然这一纲要性文件只是初步计划，但赫尔完全清楚，他后来也承认：“我们从没有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一提议。”

    日本代表拿走这份文件前，他们试图让赫尔降低美国的要求，这一努力只是徒劳。来栖指出，日本政府无法坐视汪精卫政权的倒台。赫尔称，汪精卫政府没有能力统一中国，在这个失败的政府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时无法突然转变外交政策，很难达成多边协议，但赫尔不愿意就此进行讨论。

    野村问道，他们是否可以直接与总统交谈，他说罗斯福最近说过，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虽然赫尔很不情愿，但他仍然同意安排会面。来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一提议意味着结束”，美国还有可能与日本达成暂时协议吗？答案是否定的。赫尔说他已经尽力了。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赫尔照会”并没有规定具体期限，但当这一文件11月27日正午时分抵达日本政府手中时，它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东乡对其内容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遭到绝望的打击。我试图想象接受所有（这些要求），但我无法强迫自己将它们全部咽下。”他认为，“赫尔照会”直接否定了两国在谈判中已经作出的努力，就好像这些谈判从未发生过。对于陆军中那些不计后果想要开战的人来说，这一照会无异于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没有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

    多数日本领导人将该照会视为一种挑衅和侮辱，其傲慢的语气和苛刻的要求更加让他们确定，他们遭到了欺凌和羞辱。它还给日本领导人停止内斗、把责任完全踢给美方创造了机会，给日本处于“ABCD包围圈”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美国成了头号恶霸，它让日本民不聊生，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和英国政府进行战争。

    当然，日本的这种解读只是片面的。日本强行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时也没有顾及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日本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打消美国对它与德国结盟的担忧，即使“巴巴罗萨”行动给日本提供了断绝联盟关系的绝好机会。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

    东乡的女儿伊势（音译）观察到她父亲的变化。拿到“赫尔照会”前，东乡充满能量；而11月27日后，他看起来十分沮丧。他认为“赫尔照会”不但是对日本政府的侮辱，而且是私人报复行为。他考虑辞职，于是询问其他官员的意见，包括前外相佐藤尚武（Sato Naotake）。佐藤劝他不要对照会感到绝望，他现在应该寻找解决办法。

    知名自由国际主义者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对“赫尔照会”报以一声叹息。这位80岁老者说：“这写得的确很过分！”他对美国语气强硬、要求苛刻感到不满。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东乡的任务是避免战争。他通过他的女婿、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东乡传话说：

    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之间需要小心拿捏。我非常希望外务大臣处理局势采取行动时不要犯任何错误。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立即遭到破坏，那么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外务大臣也脱不了干系。

    吉田对东乡说，无论“赫尔照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最后通牒，没有给日本设置时间限制。吉田建议外相通过辞职来表达相反的政治立场。他对东乡说：“如果你辞职，内阁将被迫停转，鲁莽的军方也必须要三思。”吉田建议他与格鲁大使会面，但东乡认为这种谈话没什么作用。东乡完全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现在是被华盛顿而不是日本军方误解），他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也许这是他逐渐开始接受御前会议决议的原因，“赫尔照会”只是帮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11月27日，罗斯福和赫尔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野村和来栖。尽管罗斯福对他最亲密的助手警告过，日本将在12月1日发动袭击，但善于外交的他仍然高兴地对两位日本外交官表示欢迎，掩饰着自己的猜疑。日本外交官落座后，总统给他们发了雪茄，野村道了声谢。总统点燃火柴为野村点烟，由于野村的右眼在中国战场上受伤而失明，所以他努力寻找着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帮他最终点燃了雪茄。现场的气氛十分友好。

    开始大家闲聊了罗斯福为什么没有假期，然后总统开始谈到德国。他说，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是盟友，双方都见识了德国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心理。来栖明白，总统的这番言论是在间接但毫不避讳地批评日本选择德国作为盟友。

    随后，野村谈到此行的目的，对美国最近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似乎已经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感到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对“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努力表示感谢。虽然他说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但他认为形势“严峻”，“这一现状应当被认可”。

    他继续总结着过去的事件，回顾了4月以来与野村进行的对话，似乎想对双方的谈判做个了结。他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让美国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倾斜，忽视了整个和平谈判及其强调的原则，这种做法和表态”让美国担心自己会再洗一次冷水澡。日本媒体充斥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日本向南部调兵的举动已经暴露，还有传言说，日本即将与中立的泰国达成军事协议。罗斯福强调自己对“不断挑战和平与秩序基本原则的”日本领导人表示失望。他说，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勒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国坚信，日本“终将成为失败者”。

    作为回应，野村试图让总统念及旧情，他与总统已相识30年，请求总统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会谈开始时的那种融洽气氛已不复存在，美国没有对“赫尔照会”作出重大修改，赫尔断然拒绝了野村的请求。他说：“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碍和平的人能下定决心，确实要在和平道路上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否则，正如已经显示的那样，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日本外交官离开后，通常对美日谈判细节保持沉默的国务院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纽约时报》11月28日报道：

    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昨天似乎已经耗尽，下一步——要么谈判要么开战——完全是东京的决定。总统罗斯福在国务卿赫尔的陪同下与日本外交官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日本官员现在正在等待东京对“赫尔照会”的回应，确定该国在远东地区的基本政策立场。会谈前，有报道说日本正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可能要袭击泰国。对于周三晚间交给日本官员的照会，东京高层表现得很平静，说明日本对这种答复早有预料。

    美国政府现在表示，是否开战完全由日本决定，这与东京领导人的看法恰恰相反。

    说东京高层对“赫尔照会”表现得很平静并不是事实。双方的判断都有误，但这些误判主要是东京在过去执行外交政策时的善变和不灵活造成的，尤其在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和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罗斯福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战术策划能力，却高估了日本与纳粹政权关系的紧密程度。但归根到底，不论感到多么耻辱而难以接受，避免战争的选择仍然在于日本，而非美国。尽管日本领导人认为自己被逼上绝路，但限制东京作出这一选择的战略期限和官僚主义规则都不是美国制造的。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被误解的一方，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对美国妥协。而实际上日本以《甲案》和《乙案》形式作出的妥协最近才浮出水面，为时已晚。“赫尔照会”现在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走上战争这条可怕的道路，他们心中只有自怜、愤怒和一个赌徒应有的胆量。另一方面，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便同时还要与德国作战。丘吉尔对日本命运的预测是：“他们将被碾成粉末。”

    当然，日本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一感觉源自日本对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恐惧。日本很容易将战争看做该国为了亚洲与傲慢西方人的对抗。在大范围文明冲突中，所有西方国家（白人）都是日本的潜在敌人。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密切协商，他代表天皇问道：“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必须考虑德英关系和德美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原嘉道并不信任德国，或者是任何“白人”国家。希特勒曾将日本列为二等民族，这让原嘉道感到不安。由于德国没有直接向美国宣战，他担心一旦开战，日本将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说：

    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抗情绪与对德国一样吗？相比希特勒，他们是否对日本感到更愤怒？一旦开战，我担心德国、美国和英国会达成协议，准备抛下日本。他们对黄种人的憎恨将很快发泄到日本身上，超过对德国的憎恨。我们必须为这一可能性作好准备……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种族因素，必须确保大日本帝国不会被抛弃，不会被雅利安人所包围。

    对于原嘉道来说，“雅利安人”包括所有白人。日本人的许多感受都与肤色息息相关。

    但种族自卑和脸皮薄并没有让日本领导人丧失判断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忍受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当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干涉《马关条约》的签订，以满足其各自帝国主义需求。与民众反应不同的是，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领导的日本政府决定不发动战争，因为打赢的机会渺茫。于是，日本主动退出辽东半岛以避免灾祸，日本领导层作出了谨慎的政策选择，与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大战略目标相符。

    而在1941年11月，日本缺乏明治时代那种有能力的领导人。我们很容易从11月29日的午餐会看到这一点：日本几位前首相这一天与天皇共进午餐，讨论“赫尔照会”，虽然他们都不想开战，但大多数人都不愿直抒己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改变既定政策。只有向来反对纳粹的米内光政大胆发言，他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但这种含糊的表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近卫文麿才真正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意见。他问，日本付诸战争是否真的必要，“我们必须坚持现状吗？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等待艰难时刻过去，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打破僵局呢”？遗憾的是，这种表态来得太晚了，他本可以在7月和9月批准御前会议决议前，发出相同的疑问。日本前首相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来帮助和鼓励天皇迎难而上，利用自己的权威来叫停备战。

    午餐会结束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宣布战争计划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日本即将进行的战争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东乡甚至都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他向永野问道：“还有外交争取的时间吗？”这位军令部总长回答：“还有一些时间。”东乡又问：“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火？……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日期），否则我们不能开展外交。”永野说：“好吧，是12月8日。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呢？”

    在大洋彼岸，没有被自杀式宿命论影响到的野村和来栖认为，现在只有天皇才能够改变日本的行进路线。他们不断听到罗斯福和赫尔抱怨，日本领导人从未公开表示想要和平的愿望。他们也看到，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怀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11月26日，就在收到“赫尔照会”前，来栖主动对东乡说，作为最后一搏，可以要求天皇进行干涉，防止外交谈判崩溃。来栖的打算是，请求罗斯福给天皇去信，表达想要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美日合作的意愿，天皇届时只需作出同样的回应即可（来栖知道天皇绝不会主动去信）。来栖希望，这样做将让谈判得以继续。

    来栖向东乡建议，作为东南亚的长久解决方案，日本应当同意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泰国建立中立区，这将让双方受益，不但可以打消美国对日本南进的怀疑，还可以提前阻止美国在荷兰的同意下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企图。最后他恳请将自己的想法传给内大臣木户，并立刻予以答复。

    野村完全同意来栖的计划，但东乡立即表示反对。尽管如此，他仍然与木户进行了协商。木户并不同意，他说“现在并不合适”让天皇参与其中。然而，还有一位皇室成员可能很想让天皇干预局势。11月30日，36岁的海军少将高松宫宣仁亲王来宫里拜访他的哥哥裕仁，他最近被调到了军令部中工作。

    这对兄弟有4岁的年龄差，由于要继承皇位，裕仁从小也不跟其他弟弟一起长大，但他们的关系仍很亲密。爱好体育、精力充沛的高松宫宣仁亲王一直被认为是主战派，但这天他对天皇说的话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根据木户的记录，高松宫宣仁亲王对裕仁说：“海军经受不起战争。大家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海军想要避免日美开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机会，战争将无法避免。海军将在12月1日为战争进行调动，之后，（战争）就无可阻挡了。”

    裕仁向他的弟弟坦白承认，他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天皇才更应该现在采取行动。裕仁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说，他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都已通过的决定，再说也没有天皇执行否决的明确宪法程序。裕仁说：“如果我不同意开战，东条就会辞职，之后将爆发一场大的政变，这样反而引来更多荒唐的开战理由。”当然，他选择不干涉的做法已经让“荒唐的开战理由”占了上风。高松宫宣仁亲王离开后，木户召见东条进宫，以便天皇澄清自己对军事行动存留的任何疑问。东条没有对袭击计划的细节作任何评论，他推荐军令部总长永野和海军大臣岛田来进行进一步阐述，他说：“海军战略是（未来战争中的）一切。”

    两位海军军官抵达皇宫。他们重复了海军进行备战的熟悉论调，表示自己只等天皇一声令下。裕仁问道，如果德国不出手帮助日本该怎么办（他已经听到原嘉道关于“雅利安人”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为了平复天皇的心绪，岛田表示，大日本帝国并没有指望德国的任何帮助。

    然而，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出发点是德国取得胜利，或至少德国在欧洲占支配地位。11月15日联络会议通过的“推动对美英荷战争终结计划”说：

    我们的目标是立即消灭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地区的基地，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防御，我们应积极促使蒋介石政权的投降，与德国和意大利合作，首先加快英国投降，然后尽力削减美国继续战斗的意志。

    德国战败或者德国与同盟国妥协从来都不在日本正式作战计划的考虑范围。

    天皇并没有听到多少真心话。他不但没有下决心阻止战争，反而还认为战争的齿轮已经“自动”开始运转，日本必须经历重大手术才能治愈“太平洋肿瘤”。
    很巧的是，同一天，日本《报知新闻》报道：“告诉癌症患者一个重大好消息，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冈田教授发现了所有癌症的治愈方法。”这名教授称，4月以来，他通过注射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方式治好了十来位病人。这位教授还很谦虚，说这些人的癌症仍有复发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可能性极低。他相信这些人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治愈。
    当然，日本并没有这种梦幻般的癌症治愈法。
    1941年12月1日，东条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5个月里的第4次御前会议，会议气氛肃穆。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这次会议是要批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在“讨论”开战事宜时，政府和军方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裕仁天皇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原嘉道询问了关于泰国中立的问题，以及东京对空袭的防备问题，这是出乎意料的，似乎他已经预料到这座城市将遭受毁灭。原嘉道还认为，“赫尔照会”中有几点需要澄清。在他来看，美国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似乎并不包括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原嘉道说，如果的确不包括，那么“赫尔照会”是不是并不像开始看到的那么强硬？东乡并不确定，但现在讨论这些细节为时已晚。这次御前会议与前几次一样，只是为了走个形式。
    最终，裕仁对决议进行批准：
    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圆满）结果。大日本帝国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
    11月2日，山本五十六从广岛附近岩国（Iwakuni）湾停靠的“长门”号上向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发送无线电信息，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正在开往珍珠港的路上，即将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
    日本将在12月8日开战。

    尾声　新的开始

    1942年6月18日夜，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Gripsholm）号从纽约驶出，船上有一群曾被关押在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其中一处营地位于埃利斯岛。另外，日本政府派的“浅间丸”号从横滨港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从上海出发，它们最终将把来自北美和南美的国民送回家。

    被送回来的日本公民中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野村和来栖。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的这一天，他们经历了任何外交官可以想象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为了确保在夏威夷军事行动的成功，日本政府将开战的决定完全瞒着这两位外交官。袭击的前几小时他们才接到东京打算断交的通知。

    日本使馆的管理低效，致使野村和来栖没能通知白宫日本结束外交的决定。东京命令野村和来栖于下午1点去见赫尔，此时第一枚炸弹还没有落到珍珠港。由于包括14个部分的外交文件在打字时受到耽误，两位日本外交官于2点20分才抵达赫尔的办公室，他们丝毫不知道日本已经袭击了美国。

    赫尔才读了几页他的手就开始颤抖。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理解赫尔为何如此生气。他读完全部文件后（这不是他第一次读到这份文件，上午10点罗斯福就拿到了被破译的文件电报），对野村说：

    我必须说，在我与你的所有对话中……我从未说过一句假话。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能为我作证。在我担任公职的50年里，我从未见过一份能充满如此无耻谎言和曲解的文件——其规模如此庞大，今日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地球上竟然有政府能够说出这种谎言。

    两位外交官十分困惑，无言以对，他们离开时仍然不清楚自己不知不觉中参与的巨大外交骗局。

    由于是周日，野村和来栖抵达美国国务院时没有太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但离开时，他们却被大群记者簇拥。他们逃回日本使馆，紧闭铁门，警察需要出面制止愤怒的群众在使馆前聚集。这时他们才得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并且意识到，赫尔在见他们时早就接到了通知。

    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上任前，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过他：“小心一点……今天的这一伙人将来在你爬上去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从你的身下抽走梯子。”

    太平洋开战后的几个月里，野村、来栖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中等待被遣返（比起其他日本移民以及日裔美国人被关押的拘留所，这里的条件很不错了）。在弗吉尼亚州的温泉酒店，来栖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两国在为和平进行最后谈判时到底出了什么错。

    虽然两位外交官明白他们的任务紧急，但他们并不清楚（东京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小。11月30日，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用暗语快速地交谈着，东京想要他们为避免战争继续作出努力。因此，野村和来栖在11月29日这一东京规定的最后期限后，仍然亢奋地进行工作，他们在12月1日提出一项建议，让来自两国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最好在火奴鲁鲁。野村提议日本出动重量级人物，希望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能够出席会议。

    直到1942年夏天，来栖才终于知晓日本进攻前的10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日本占领的新加坡，“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短暂进行了停留，他无意中听到陆军军官回忆，开战前几天的准备有多么困难，因为军方领导人直到11月26日才决定开战。

    这一发现让来栖心灰意冷。军方领导人11月26日决定开战的事实说明，要求他和野村继续开展外交只不过是存心欺骗对方。当然，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东京即将放弃外交路线，尤其在收到“赫尔照会”后。11月28日，东乡对他们说，他对这份照会的内容感到“遗憾和惊讶”，他暗示外交谈判可能很快会终结。但东乡当时让他们等待将在3天之内发出的正式命令，而接到谈判终结的命令后再向白宫递交名为《大日本帝国政府观点》的文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表现得很正常。

    这份官方文件并没有到来。12月3日，东乡指挥他们继续纠缠美国。东乡的原话是：“我认为，（《乙案》）是克服困难局势向前推进的最好方式，你必须将这一点向美方解释清楚。”东乡称，即使棘手的中国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让来栖和野村重新燃起外交和解的希望。直到12月5日，野村和来栖才要求赫尔重新考虑《乙案》，尽管罗斯福政府发布了“赫尔照会”，但也没有正式否决《乙案》。同一天，罗斯福还向裕仁天皇发送了一封和平电报。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

    来栖和野村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后才递交断交信，这在战后的日本引起了持续几十年的激烈辩论。这迟来的断交信让罗斯福有理由强烈谴责日本的虚情假意，最著名的要数罗斯福的“耻辱日”演讲。日本人的行为强化了总统的开战决心，不但对日本开战，还对日本在欧洲的法西斯同盟开战。有人推测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知晓日本即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但他们坐等日本进攻，以便让美国加入欧战，这激起许多人的想象。

    也有人认为，军方故意让日本推迟递交断交信，以确保日本的进攻不会有任何先兆。实际上，使馆人员虽然没能及时准备最后的这份文件，但他们从未挨罚——甚至有些人还在战后获得升迁，这加强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其实，日本发出迟来的消息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既包括使馆准备工作的不力，还有东乡向军方的妥协，以确保进攻计划的成功。山本五十六坚持认为，日本应当提前警告美国日本将发动武力进攻。裕仁也这样认为，他想让日本遵守国际法原则。12月3日，外务省起草了准备递交赫尔的最后备忘录，其中包括日本可能根据《海牙公约》宣战的句子，但东乡将这一部分删掉了。为了军事战略的严格保密，这种敏感信息故意留待最后一刻才对华盛顿发出。

    即使赫尔在珍珠港袭击开始前就收到这份最后文件，这仍然不会减弱日本发动袭击的震惊感（和非法性）。迟来的消息对罗斯福更有利，帮他让美国人团结一心，但罗斯福也表示，偷袭珍珠港并同时用外交作掩护的战略是日本最恶劣的行为。他在12月8日的国会演讲中漂亮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全国民众：

    就在日本空军部队已经着手开始轰炸美国瓦湖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和同僚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消息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却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攻击的威胁或暗示。

    珍珠港事件发生3天后，西波托马克公园里4棵最大最美丽的樱树被人故意砍倒。这些树曾经是美国和日本友谊的象征，两国之间“总有商谈余地”，现在这些树却成了美国强烈仇恨的对象。在“铭记珍珠港”口号的带动下，美国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贩子渴望打响这场战争，以便不要“浇灭士气”。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在里约热内卢装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后，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洛伦索—马贵斯（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旭日旗的“浅间丸”号和“绿伯爵”号也在这一印度洋港口停靠。战争双方正是在这里进行了国民交换。来自北美和南美大陆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船上重新安顿下来。同盟国和轴心国阵营的国民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都看到对面格鲁大使那高大的身影。来栖立刻回想起1941年11月初他动身前往华盛顿前的晚上，他与格鲁会面的情形。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足以说明，和平早已远去。3人默默地向对方脱帽致敬。

    1942年8月20日，载有日本国民的轮船回到来栖的家乡横滨。此时，日本在海上的优势正迅速下滑，均势局面开始被打破。6月4日至7日，大日本帝国海军打了一场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中途岛战役。当年策划珍珠港袭击的这个人再次制定中途岛战略，希望永久将美国赶出太平洋。结果日本惨败，失去了8艘航母中的4艘，以及300多名优秀飞行员。此时，日本的军事密码已经被美国破解（而在珍珠港袭击时，只有外交密码被破解）。日本海军从辉煌的顶峰上跌下来只用了6个月。

    大多数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搭载海外国民的轮船回到日本时，珍珠港的余热仍未散尽。野村和来栖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宫廷御宴以及与首相共进午餐。似乎日本政府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日本最高代表，他们成为了美国的公敌。他们被关押期间也是仇恨的目标，有人涂鸦说：“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回到日本后，这些遭受欺凌的人突然之间被抬高到国民英雄的地位。

    来栖喜欢将外交比作在沙滩上画画，无论外交官能达成多少协议和盟约，政府政策一旦改变，所有这些都会被水冲走。他的儿子来栖良决定学习工程，而不是走他父亲的老路，他说：“我想为国家繁荣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留下一些持续时间更久的东西，即使只留下一座桥梁。”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建造一座桥，1945年2月，这位生于芝加哥、日美混血的试飞员在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曾驾驶“神风”飞机、在布鲁塞尔受到过来栖欢迎的两位潇洒的飞行员也在战争中阵亡了。年轻一些的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后死于金边（他在飞机跑道上行走时被卷入运动中的螺旋桨，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自杀）。不到两年后，他的飞行搭档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踪了。1944年10月，日军“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的莱特首次出击，指挥他们的正是珍珠港策划人之一，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神风”飞机自杀式袭击的恶名很快淹没了这两位飞行员曾经创造的成就。

    小提琴家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是来栖家的挚友，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她决定跟着她的俄国导师伯里斯·卡曼斯基继续学习。她是一位天才少女，常常前往德国，与汉斯·克纳佩兹布什以及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奏。1943年2月，约瑟夫·戈培尔赠给她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后来她被进入欧洲的美军逮捕，关押在美国，最终在1945年12月回到日本，此时日本已是一片废墟。

    然而，来栖和野村1942年夏天回到日本时，东京虽然形势困难但仍能维持。两位外交官被迫参加了各种欢迎仪式。有一次，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感受，他只是称赞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宣仁亲王则更加直率，他对来栖说，很遗憾外交没能占据上风，最后不得不开战了。

    在与首相的午餐会上，东条谈到日本政府以及他本人在1941年11月末最终决定开战前的种种顾虑。毫不意外的是，他说政府是被迫选择战争路线的，因为美国从未停止欺压日本。他说，对日本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首要选项。他还表示，如果罗斯福对天皇的来信早3天到，战争或许就能避免（罗斯福的和平信件于日本时间12月7日晚抵达格鲁大使手中，但参谋本部扣押这一信件长达10小时，故意破坏任何最后一刻的努力。裕仁在珍珠港袭击前半小时才读到这封信。实际上，来栖11月26日就提议罗斯福和裕仁天皇交换和平信件，但他当时没能让东乡和木户相信此举的价值）。

    虽然东条将战争原因自我解读为美国的强硬，但日本政府的内在根本问题在整个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领导人尽管偶尔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意念、欲望或勇气来阻挡战争洪流。

    尤其对军方诸位总长和次长来说，他们呼吁备战比阻止战争更容易。其他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不敢明确对战争说不，而作强硬表态则让军方领导人充满力量和勇气。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让每个领导人觉得，他们不担负个人责任。

    从1941年4月至12月，日本领导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但许多决定一开始并不是要走战争道路。而随着每一步深入，留有的余地越来越少，但这场与西方无法打赢的战争绝非不可避免。尽管可能会丧失明治时代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但日本领导人最终还是走上了毁灭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目标是让日本在短期内的生存和自我维持的机会最大化，并长期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亚洲。日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都没有实现，因为这样的计划并不现实。日本对待战争的心态就像赌徒，他们喜欢一开始占据优势的满足感，打算赢了钱就跑，只是在这场游戏里，逃跑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的确，珍珠港袭击被全国称赞为令人惊叹的大胜。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为了缔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光荣而英勇的选择。据说天皇对珍珠港胜利的消息也感到高兴。然而在东南亚，大多数刚刚纳入日本控制下的人民却抗拒日本强加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的占领比西方殖民主义更虚伪，因为日本宣称的崇高理想与其统治规划的混乱形成巨大差别，这通常导致贫穷和残暴。所以人们常说，珍珠港是战术上的巨大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但它算是战术胜利吗？1941年12月7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决定缩短预定袭击，第一波袭击出动的183架飞机中仅损失了9架，只遭遇到零星回击。但在第二波袭击中，167架飞机损失了20架，南云对战机损失数量的上升感到泄气，于是选择放弃。

    结果，美国的油轮、机械工厂及其他设施大多完好无损。美国的潜艇和航母也没有损失，珍珠港袭击时美国的航母刚好不在港。另外，珍珠港水浅，受损的军舰比较容易修理，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很快就恢复了。

    至于在空袭前派小型潜艇自杀式攻击的计划，这些水兵的死除了用作宣传外毫无意义。各大报纸都将他们称为“九军神”（一共派了10人参加潜艇袭击，一人存活并被美军俘虏，但日本普通民众并不知情）。在开战一周年纪念日上，这些人受到国民英雄般的祭拜。

    开战一周年的另一个亮点是海军省拍摄的一部电影《夏威夷—马来亚冲海战》，1942年12月3日向公众放映。该片的主角是一名飞行员新兵，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成长为帝国海军的优秀飞行员。这部电影配着雄浑的音乐，它的高潮是日本袭击夏威夷以及马来亚海战，最后以大日本帝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宣战结束。但日本领导人靠珍珠港和马来亚进行的胜利宣传的日子不多了。

    大兵潮津十分清楚，宣传电影里描绘的士兵生活与实际的差别相当大。他的漂泊命运仍在持续。1941年12月8日，在不知道目的地的舰船上，他所在的部队得知了日本宣战的消息。这艘舰船驶过印度支那东南的金兰湾，进入湄公河，在西贡加油，最终将士兵带到泰国南部。他们即将与英国打响马来亚战役，他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了下来。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后，潮津被派往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棉兰维持当地秩序，那里的生活相对平静，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民相处和睦。他在这里从未感到饥饿，但他很想家。1942年12月，他听说自己因年龄过大而即将退伍，他非常兴奋，而他的回家之路又是一段生死历险。他乘坐的船总是要躲避鱼雷进攻，当他及其他满心期待回到祖国的士兵在夜间抵达广岛时，由于战时停电，港口四周一篇漆黑，他们的船相互碰撞，一些人落入冰冷的水中身亡，而另一些人则被救上岸，潮津就是其中之一。

    到1944年年中，日本本土恐遭袭击的预测催生了一项新政策。仍然在东条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宣布，将13座城市的小学生紧急撤离。这些8岁至12岁不等的孩子被疏散至乡村，他们以群居方式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他们通常将就在设施极其简陋、拥挤不堪的寺庙或传统民居里过夜。共有大约80万儿童经历了这次集体疏散，他们忍受着饥饿和思乡之情，过着简朴的日子。这形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报纸和杂志则粉饰着这次疏散，这些媒体说，孩子们享受着乡间新鲜的空气，他们的笑脸见诸报端——虽然都是缺乏营养的脸庞。在一张照片上，一群小男孩在浴室地板上蹲成一圈，每个孩子都在为他前面的孩子搓背。他们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们皮包骨的身体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孩子哪有力量去笑，更何况去搓背。

    除了发给他们少量食物外，这些被疏散的孩子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他们首先必须忍受饥饿。这些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画食物。一位妇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松糕、饺子、油酥、甜酥饼、焦糖、大米饼干……我们把这些都画了出来，几乎是你能记住的所有小吃。画好后我们相互展示，并讨论这些东西实际上有多好吃。”由于抱怨和不满的信件影响士气，所以他们的老师在信件寄出前要检查每一封信。1941年10月实施了国家审查和没收信件制度，即使孩子们的信件也不例外。

    杂乱无章的疏散行动是日本对美国威胁的直接反应，美国有可能登陆其本土，尤其在1500英里外的塞班岛失陷后，这种可能性陡然增大。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沦陷，5.5万多名日本人（包括平民）死亡（1920年，国际联盟将塞班岛划给日本管理，岛上于是住有日本人，包括归为日本人的台湾人和朝鲜人，1943年其人口为29348人）。南云及其他海军将领命令士兵“像英雄般战死”，成为阻挡美国的“海上堤坝”。南云作出表率，7月6日他在塞班岛失守前自杀。在失去军方保护后，平民也必须作出“最终献身”。许多人选择死亡而不是投降，有时是在残留日本士兵的指挥下，这些士兵要保证不会有人去忍受被俘的耻辱。

    这种可怕的爱国忠诚度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胶片形式记录了下来。岛上的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跌跌撞撞地走到火山悬崖的边缘，最后纵身一跃。你能感受到他们向下看时有些许犹豫和短暂恐惧，但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克服恐惧，跳了下去，这些天皇的忠实臣民最后通常要喊一声“万岁”！随着美国向前推进，天宁岛、关岛、冲绳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杀景象。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败再也瞒不住了。1944年7月18日，日本国民听到塞班岛战败的消息，同时还有东条内阁的辞职消息。7月20日，东条辞职两天后，华尔基利行动（Operation Valkyrie）上演，这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行动。这位狂热的元首仍将继续领导德国，直到他自杀身亡。

    没有希特勒的德国立刻会有很大不同，但没有东条的日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导致决定开战的体制和文化缺陷仍然存在，而为了战争已经投入的巨大物资和人员牺牲更让人没有无法轻易结束战争。即使上层领导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他们希望德国或者苏联能够介入调停），但日本仍然要再等待13个月、更换两任首相、日本主要城市完全被毁、吃了两颗原子弹后，天皇才最终插手，结束了这场没有任何退出计划的战争。日本领导人向来喜欢自保、爱面子的问题最终在1941年让日本作出史上最鲁莽的决定，但类似的问题在1944年和1945年仍在作祟。

    另一方面，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仍在被疏散。1944年8月22日，大约700名儿童在从冲绳运往鹿儿岛的途中死亡。美国潜艇已经如此接近日本了。疏散计划于1945年3月终止，城市家庭需要自己为子女的安全作出打算。家庭团聚的时间常常是那样短暂，许多被疏散的孩子刚一回到东京就赶上3月10日拂晓发动的东京大空袭，这次空袭也让作家永井荷风的房子化为灰烬。

    几乎每一座日本城市都遭到毁灭，不断传来士兵的死亡消息，这让日本人的士气跌至谷底。对忍受疾病、饥饿、躲避燃烧弹的国民来说，生存下去成了首要任务。在炸弹袭击时，一位母亲搂着孩子窒息而亡；乘船逃生的小女孩看到，河面上到处是快要死去的人；人们扒着烧焦的尸体寻找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举行御前会议的明治皇宫也在1945年5月烧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最后两次御前会议被迫在防空洞内举行。

    农村生活相对不那么紧张，但物质也很匮乏。植物的根成为主食，给成长中的孩子提供宝贵的蛋白质和钙。学生们跑到树林里采集松脂来制作汽油（这并不容易成功）。为了生产飞机，所有家庭的金属物品，包括水桶和长柄勺，都必须上交。一名农村孩子推测说：“我们一定要输了，不然政府不至于将穷人家的厨房用具都收走。”但带有宿命论的国民并不抱怨，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似乎是在忍受持续的自然灾害而不是人为灾害。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一小群人（主要是军官，但也有电影工作者、大学生及其他民众）偶尔能观看英国人在东南亚留下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日本人对这部将近4小时影片的质量、技术和魅力感到惊叹。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可能击败一个能拍出如此精妙绝伦电影的国家（另一部留下来的电影是迪士尼公司1937年制作的《白雪公主》，它的质量也远超日本的动画制作水平）。

    1945年8月17日，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3天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成为首位（或许也是最后一位）皇族首相。他的任务是要解除武装，将该国交给同盟国占领军，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以及重振人们的士气。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一位演说家，总能以简单而有力的语言进行演讲。9月5日，他在有美国大兵旁听的国会会议上强调说，日本不会抓着战争的起因不放，而是要向前看。他说整个1亿人的国家都有责任，因为大家都需要为此忏悔。这与不久前只剩下竹质长矛和头盔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发言很有作用，尤其在1945年夏末，因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的话还为此后的日本领导人定下了基调，他们选择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谁该为发起这场战争负责？这场战争毫无必要的说法难以让日本人接受，毕竟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那么多。但官方故意选择忽略也容易让人们对其他问题进行逃避，比如接受战争罪行和铭记战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恰恰相反，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来接受这段战争历史的许多方面。活到84岁的大兵潮津有足够时间来悄悄反思他的经历。虽然他一生中从未谈起这段往事，但他小心地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情。
    宣称所有日本人都应对战争负责的言论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没有人会受到责备，这也回避并冲淡了日本领导人的责任，正是他们把日本引向战争深渊。近卫公爵在东久迩宫内阁再次成为公众人物，他无疑是东久迩宫稔彦王政策路线的支持者。保守派政治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权，他们乐于接受这种偏袒、不完整处理日本过去的方式。虽然个体民众、学者和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坦诚辩论，但很难否认的是，日本官方在本质上一直倾向于忽视这段令人不快的不堪往事。
    1952年，《乱世佳人》终于在日本上映了，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日本人十分同情热情、鲁莽、不屈不挠的南方姑娘斯嘉丽，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即使失去了一切也依然意志坚定。她最后一句名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在战后日本人心中引起广泛共鸣，他们试着在战争的废墟中寻找光明的未来。这正是日本的选择：带着这一不可思议的过去，蜕变为崭新的国家。

    人生潮起潮落，
    若能把握机会乘风破浪，必定能马到成功。
    若不能把握机会，他们人生的航行就只能受限于浅陋和悲苦之中。
    我们正漂流在茫茫大海，
    当浪潮涌来时，我们必须把握住它，
    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冒险失败。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主要人物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此处及整本书出现的日期均为当地时间）
    1853年7月：海军准将马休·佩里敦促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
    1854年3月31日：德川幕府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结束闭关锁国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港口。
    1868年1月3日：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1882年1月4日：《军人敕谕》颁布，这份军人行为准则将形成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
    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颁布。
    1890年7月1日：日本首次举行大选。
    11月25日：日本两院组成的国会首度召开会议，4天后再次召开会议。
    1894年8月1日：日本对满清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4月17日：日本击败中国，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催促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三国干涉还辽），日本5月5日同意交出辽东半岛。
    1898年3月27日：俄国成功拿到辽东半岛租借权。
    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以平等身份缔结英日同盟。
    1904年2月8日：日本在亚瑟港袭击沙皇俄国，两天后才对俄宣战。
    1905年5月27～28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
    11月17日：朝鲜成为日本的受保护国。
    1906年8月1日：日本成立关东军，以保卫刚从俄国手中夺得的“满洲”。
    1910年8月29日：日本吞并朝鲜。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驾崩，其子嘉仁继位。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前占领德国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地。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但日本压迫中国时没能取得外交特权。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
    1922年2月6日：日本签署《九国公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开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及随后的火灾让东京被毁。
    1926年12月25日：嘉仁驾崩，皇太子裕仁继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开始。
    11月4日：由于批准《伦敦海军条约》，首相滨口雄幸遭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身受重伤。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炸毁穆克顿（沈阳）附近的铁轨并嫁祸给中国，随后入侵中国东北。
    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批准关东军占领“满洲”吉林省，纵容军方的擅自行动。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
    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谴责日本入侵“满洲”。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占领热河（今河北省北部），这是“满洲国”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日本想在华北建立根据地。
    2月24日：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鉴于“李顿报告”获得通过，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
    5月31日：日本成功迫使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签署《塘沽协定》，在河北东部靠近“满洲国”边界的地区设定非军事区。
    1935年6月：日本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从河北、察哈尔、内蒙古撤出部队，日本得以确保“满洲国”周边的势力范围。
    1936年2月26日：青年将校在东京发动政变，差一点成功，但裕仁果断介入平息政变。
    12月12日：蒋介石被反日军阀张学良绑架，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成为首相。
    7月7日：中日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马可波罗桥擦枪走火，中日战争打响。
    12月13日：日军攻陷并洗劫国民党首都南京。
    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宣布日本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一系列紧急集权措施以开展有效的战争动员。
    7月1日：美国开始针对日本，对飞机及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
    11月3日：近卫宣布，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目的是要建立“东亚新秩序”。
    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辞职。
    2月10日：日本开始占领海南岛。
    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亲日政权。
    5月7日：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基地。
    6月4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工业设备。
    6月17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7月22日：近卫第二次担任首相，松冈洋右成为外务大臣。
    7月底至8月初：美国对日出口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受到严格管控。
    8月1日：松冈用“大东亚共荣圈”来形容政府的野心，日本渴望领导一自给自足的地区集团。
    9月23～29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5日：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财政援助。
    9月26日：美国禁止对日本出售钢铁和废铁，从10月16日开始生效。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10月12日：近卫领导下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日本政党政治结束，“新体制运动”开始。
    10月31日：舞厅关闭，爵士乐表演在日本成为非法活动。
    11月10日：全国庆祝日本皇室2600年的统治。
    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士兵战死沙场，不能被俘，这种美化牺牲的训诫成为日本战时信念的基石。
    2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抵达华盛顿。
    3月12日：松冈启程前往欧洲，会见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 金寿福：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

    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在智力、物质条件、社会组织、文化机制等方面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阶段被称为文明时期。文明不仅标志着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取得的进步，也指社会的差异化结构，意味着其成员价值取向及衡量标准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掌握统治权的精英阶层，他们借助文字和艺术运作权力把自己的政治意识系统化，其外部表现形式为宫殿、神庙、管理机构。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认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把文字、祭祀中心和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不少于5000人)视为最基本的元素。在他看来，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促成的多重影响力会催生文明。相比之下，贝恩斯和约菲则更强调精英阶层在文明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借助象征手法创造崭新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文明是高级文化的结晶，是特定人群积累了一定数量象征性资源的结果，尤其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为使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而掌控政治和经济，成为保证社会和自然秩序的主体。按照贝恩斯和约菲的理解，所谓高级文化就是精英阶层演绎出来的一整套交流和传播体系，他们以此确定、彰显和传递自身的意志。知识和风格是高级文化的两个根本因素，精英阶层运用前者控制文化资源，依靠后者与他者划清界限，不仅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视为典范，而且将其与宇宙秩序等同起来，从而赋予其神圣性。象征性资源主要指人造环境，包括王宫、管理机构、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权杖、服饰、武器、首饰，甚至器皿；神话、传说、节日，以及以王表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和叙事。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许多埃及学家认为，建立古埃及最早王朝的人群是从西亚迁徙到埃及的。不少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论倾向的学者无法相信，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他们甚至认为象形文字也是舶来品。最近一段时期，在埃及与西亚交界地区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尽管西奈半岛的地表以沙漠为主，但它并未阻碍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的交往和交流。最新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从非洲经由西奈半岛通往黎凡特的线路，而且也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在物质和观念交换中建立的密切关系。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驯化的谷物和驯养的牲畜已输入埃及。

    在古埃及人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进行交往的前期，主动方似乎是后者，只是到了公元前4千纪后半期，埃及人才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如天青石、印章、青铜等实物和泥砖建筑技术、艺术主题等传入埃及，它们被用作区分阶层的标记，或者被用来标志神圣力量。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近些年在埃及以西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并发掘了许多史前遗址。此地游牧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驯养牛。公元前5300年前后，尼罗河河谷以西的草地沙漠化，原来的游牧民在进入尼罗河谷地之后开始农耕生活。从游牧到半游牧，再到定居生活，埃及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适应过程，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各有特色，对后来的文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上埃及居民偏重于非洲的游牧生存模式，下埃及居民很早就采纳了西亚的农耕，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现在看来，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不同地区的居民在适应新的环境，并接受和运用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按照古埃及史家马涅托的记述，把埃及南北两个独立的王国合二为一的国王是美尼斯，他把孟菲斯确立为首都，使古埃及成为统一的王权国家。因此，多数学者将王权国家的诞生视为其文明的起点。比马涅托早大约两个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做了相同的描述，称美尼斯在上埃及与下埃及交界的地方建造都城，把普塔神奉为孟菲斯的主神，并开启了为神祭祀的传统。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把发明文字的功劳也加在了美尼斯的头上。

    最近一些年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理解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及其特征。许多证据把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指向希拉孔波利斯。这个城市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尼罗河的东岸和西岸；前者在象形文字中被称为“埃尔卡布”，后者被称为“奈亨”。它们起初是隔河相望，并且是相对独立的聚落；但是早在史前时期，拥有更多肥沃土地的奈亨占据了上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把隼奉为其保护神，他们不仅充分利用尼罗河谷地发展农业，而且他们生产的陶器和啤酒已经超出其需求范围；因为质量优异和品种多样，这些商品逐渐被推销到上埃及各地，不久之后甚至远至尼罗河三角洲和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奈亨的势力逐渐壮大，处在尼罗河谷通往东部干河谷要道的埃尔卡布逐渐被纳入奈亨的麾下。基于这个原因，古典作家把这座历史悠久的双城叫作“隼城”。迄今为止，希拉孔波利斯是在埃及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们在此处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的众多墓葬和文物。在其中一座坟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船只，标志着埃及此时已经与西亚有着贸易往来。专业化的工艺生产和长途贸易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管理阶层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为精英阶层强化自身地位和运作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希拉孔波利斯由很小的聚落演变为规模可观的小型城市，与此同时，上埃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于希拉孔波利斯的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涅伽达和阿比多斯。根据涅伽达出土的器物，学者们把上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的一段时间称为“涅伽达文化”时期，并将其分为三个连续阶段。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期，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上埃及中心城市墓地都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精英阶层坟墓与其他群体的坟墓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另外，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阿比多斯等位于尼罗河岸边的城市借助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强化自身辐射力的时候，在下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史前时期在今开罗周围和尼罗河三角洲起到主导作用的文化被称为“马阿迪文化”，其在开罗周围的重要遗址为马阿迪、塔尔汉、赫勒万和萨卡拉。塔尔汉原来是上埃及众多城市与西亚和黎凡特地区进行长途贸易的必经之地，随着第一王朝的统治者把孟菲斯确立为都城，塔尔汉沦为孟菲斯的附属小镇。

    在尼罗河三角洲，重要的史前遗址有布托、泰尔易卜拉欣-阿瓦德、泰尔法卡等。在这些遗址的早期考古层中，只发现了属于马阿迪文化的陶器；处在之上的考古层中，渐次发现了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陶器和其他器物，而且具有涅伽达文化特色的器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从前通常把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器物出现在下埃及遗址的情况解读为上埃及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下埃及并统一埃及全境的标志，而多数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古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属于0王朝的阿比多斯墓地，一座被标注为U-j的墓被学者们视为其中一位国王的陵墓。它的年代大概为公元前3150年，墓室的面积约为66平方米，分为12个隔间。尽管这座墓之前已经被盗挖，考古学家们仍然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骨质、象牙器物和陶器，陶器当中包括大约400件从今巴勒斯坦地区进口的葡萄酒罐。此外，出土的约150个标签上刻写了最早的象形符号。根据发掘人员的解读，从棺材室出土的木质神龛的痕迹和一件象牙权杖模型显示了这位墓主人与神灵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行使的王权。在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经常出现狩猎或战争场面，其中一位首领模样的人徒手制服猛兽，或者用武器击打敌人。这种表现勇士或英雄形象的主题被纳入王权理念之中，表达了国王统一埃及领土并把敌人抵挡在埃及境外的意念和能力。古埃及人使用文字的最早证据来自位于阿比多斯的统治阶层的坟墓。这些象形符号被刻写在标注和标记物品的标签上，记录这些物品的来源、名称和数量。从物品来自埃及各地以及埃及以外的情况判断，此时掌握阿比多斯统治权的墓主人不仅对埃及全境行使有效控制，而且还与埃及以外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在第一王朝即统一的王权国家诞生的前夜，以阿比多斯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首先把希拉孔波利斯和涅伽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把控制权扩展到下埃及。为了更好地掌控上下埃及，并便于与西亚的贸易，该王朝的君主把权力中心从阿比多斯迁到孟菲斯。从第一王朝开始，埃及与黎凡特地区的往来主要借助海路。建造船只所需的松木和制作木乃伊需要的松香，古埃及人必须从今黎巴嫩地区进口。这些需求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而海上运输反过来又加速了造船业的发展。上埃及的城市之间、下埃及的城市之间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通过征服、吞并、联姻等形式壮大各自的力量。这段持续了大约100-150年的时间被学者们定义为“0王朝”。由原来诸多小型城市并存和竞争，演变为首都的一城独大，它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主宰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导致虹吸效应。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此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而且对之后近三千年法老社会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块出土于阿比多斯的饰板上，第一王朝前五位国王的名字依次在列，他们分别是那尔迈、奥哈、哲尔、哲特和登。此外，考古人员在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至尼罗河三角洲的广大区域发现了那尔迈前任的名字：卡。至关重要的是，在孟菲斯墓地的所在地赫勒万出土的两个陶罐上，这位国王的名字被置于表现王宫的图标当中。这个图标在那尔迈调色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突出了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图文的有机结合还形象地表达了国王对宫殿这个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进一步说明，在美尼斯把孟菲斯正式确定为都城之前，这个城市已经存在，甚至可能已经是都城。卡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学者们从中辨认了与国库、税收、税务官等概念相关的象形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在第一王朝建立之前，几乎覆盖埃及全境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

    在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超大的调色板，它是那尔迈圆满完成神交付的统治埃及的使命的凭证，从而为统一的领土国家的诞生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调色板两面的顶部都雕刻了两个母牛头，中间夹着那尔迈的名字，而且被置于象征王宫的图标内，既象征国王受神的保护，也宣示了王宫这个重要空间的归属。在调色板的一面，那尔迈戴白色王冠；而在另一面，那尔迈戴红色王冠和白色王冠结合在一起的双王冠。在历史时期，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学者们曾经以为，调色板的一面反映了来自上埃及的那尔迈征服下埃及的开始，另一面强调了那尔迈军事行动的结果，即上下埃及获得统一。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那尔迈行使王权之前，红冠就已经是位于上埃及的涅伽达一带的政权标志。说明红冠起初与下埃及没有关系，只是后来王权概念得到系统化的时候，红冠才被视为下埃及的象征物，白冠和红冠从而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以那尔迈为代表的早期君主开创的政治模式为之后近三千年确立了框架和模式，并定下了政治话语的基调。

    根据以色列考古人员的发掘结果，在史前时期，有一定数量的埃及人居住在今巴勒斯坦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他们从事埃及与西亚之间的贸易活动。随着第一王朝的建立和埃及边界的确立，埃及人的据点和居住点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派遣的定期和不定期具有掠夺性质的远征军。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与西奈半岛的交界被历史时期的埃及人视为自然边界，中王国时期的君主甚至沿着这条线路修建了一连串防御工事。

    与埃及涅伽达文化大致同时，在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地区，生活着被称为A群落的族群。他们定居在名为库斯图尔的地方，此地出土了许多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其中一件器物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埃及王冠的图标。有的学者曾经因此提出，古埃及文明的火种是从库斯图尔点燃的。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埃及史前时期的精英阶层从非洲内陆通过贸易获得象牙、乌木、香料、兽皮等异域珍稀物品，处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努比亚人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库斯图尔发现了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此地居民在社会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达到了埃及人那种水平的任何痕迹。

    学者们认为，努比亚的尼罗河河谷比在埃及境内狭窄许多，无法为一定规模的居民提供耕地，因而也不可能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阶层。另外，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偶尔出现具有努比亚风格的物品，及至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以后，以上物品完全消失了踪迹，这一点也说明，古埃及文明的源头确实是在涅伽达文化当中。第一王朝诞生以后，埃及的东北部边界被确定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与西奈半岛交界处，南部边境则设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尤其是在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埃及统治者建造了类似堡垒的居住区，目的是方便埃及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同时有效控制努比亚人。从此以后，阿斯旺以北的埃及与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

    古埃及的地理范围和环境与现在的埃及大致相当；不过，古埃及人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视为国土的南部边界。尼罗河由南向北穿过埃及，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北面濒临地中海，东北面虽然与西亚毗连，但是主要为沙漠的西奈半岛形成了自然屏障。埃及地形的最大特征是南北狭长。古埃及国土由南部的尼罗河谷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构成，二者分别被称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罗河河谷和由尼罗河冲积平原形成的三角洲地区是古埃及人赖以休养生息的主要地域，被古埃及人称为“黑土地”；而尼罗河水达不到，并且几乎无降水的沙漠则被叫作“红土地”。

    从史前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以后，统一的欲望和分而治之的趋向构成古埃及人政治思维中始终处在张力的两个因素。埃及祭司马涅托于公元前4世纪为托勒密统治者撰写法老时期的历史，他把这个持续近三千年的文明分为三十个王朝。纵观这些跌宕起伏的朝代，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试图把统治权扩展到领土的各个角落；地方势力则无时不在企图脱离由上而下强加的王权。统一的王权没落，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使整个国家陷入群雄争霸的无序状态，二是为外族入侵并建立异族政权提供条件。埃及学界把马涅托的三十个王朝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长的时期，它们分别为：早王朝时期(第一至第二王朝)、古王国(第三至第八王朝)、第一中间期(第九至第十一王朝)、中王国(第十一至第十四王朝)、第二中间期(第十五至第十七王朝)、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王朝后期(第二十六至第三十王朝)。尽管近来不少学者对这个有些过于粗线条和武断的划分方式提出批评，但它却清晰地勾勒出古埃及政局的主线，凸显了统一与国家兴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所谓的三个中间期，虽然情况并非完全一样，但国势有所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古埃及聚落的空间分布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比较复杂。两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构成了重要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尼罗河每年都定期泛滥，尼罗河河谷的耕地不存在盐碱化问题，这是其他所谓灌溉文明都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尼罗河在最炎热的七月和八月泛滥，等到泛滥水在九月底退去，恰逢播种期，谷物在来年春季成熟，不至于在夏季炎热的气候中枯死，而且对人工灌溉的需求也并不大。除此之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政治模式对聚落的分布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贝恩斯认为，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王权自始至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少学者对王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表示惊讶和不解。最近，另一位埃及学家从古埃及历史中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宗教节日入手，解读了王权与尼罗河水文特征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古埃及人每年期待尼罗河水泛滥，但同时，他们也惧怕泛滥季节出现的各种疾病。古埃及人在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月份举行隆重的祭祀尼罗河的仪式，君主把添加染料的啤酒献给哈托女神，这种啤酒的颜色类似夹带埃塞俄比亚高原泥土的青尼罗河的水色。古埃及人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泛滥的自然现象拟人化，以为这是神作用的结果，因此意在借助这个敬献啤酒的节日祈求哈托女神的恩惠，一方面期待这位河神带来丰足的泛滥水，另一方面希望她免除泛滥水带来的灾难。根据研究结果，埃及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遭遇了严重干旱，尼罗河水位和泛滥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如果把以上因素与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的古埃及最早的酿酒厂和最早的王权萌芽联系在一起，詹森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把尼罗河洪水泛滥与哈托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在内，那么那尔迈调色板两面顶端上的哈托女神的牛头像就很容易理解了。国王借助这一旨在安抚哈托女神的节日获得了对尼罗河水泛滥这个自然现象的管理权，王权通过这个节日拥有了神圣的维度。

    王权和国家性宗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骨架，从而生成了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这样的宏大纪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终强调三个主题：国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传统的连续性、以及王权的稳定性与国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历代国王的名字，但是外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女性君主哈特舍普特、发动宗教改革的阿肯那顿等君主因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以王宫和神庙为核心的公共建筑和空间，与宗教节日和国王登基等密切相连的时间观念，以死后复活为最终目标的宗教信仰，以制作木乃伊和厚葬为特征的来世观念，这些都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为支撑每一个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应的神话和文学。这些文明要素发源于埃及特殊的地理和水文环境，同时为古埃及人造就了异常复杂的文化环境。文明既是内部动因的产物，也是借鉴并优化和升华外来因素的结晶。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过几百千米，表面上看，二者均为大河文明，而且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巨大区别却让人感到惊讶。考古学家柴尔德和东方学家法兰克福先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文明形成的路径明显不同，而且之后的发展过程也大相径庭。按照人类学家特里格的理解，两种文明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近与它们在结构上的异同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甚至认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大于印加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特里格的表述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与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 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

    本文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1]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当代世界所盛行的核心宪法概念与实践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从三个方面奠定了现代宪法的构成性要素。一是成文宪法。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通过一个成文宪法典将国家根本制度奠定下来。之前，不仅很多国家没有宪政实践，而且即便是英国这样的立宪国，也不认为一国根本制度可以通过一部成文法典确定。美国的成文宪法想象是受到启蒙政治哲学影响的结果，试图通过理性设计为一个国家确立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2]英国并没有把启蒙思想直接运用到政治和宪法领域，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从政治理论上发明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但英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仍然固着于自身不成文的历史传统和“远古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国家的根本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3]

    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的另一个宪法概念是权利法案。权利观念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自然法传统，典型地体现在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当中。[4]比如，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在先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具有某种自然赋予的权利。[5]但真正将自然权利落实到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中却是很晚的事情。美国第一次将由启蒙政治哲学总结出来的人的权利写入到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文件当中，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虽然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也曾颁布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1689），并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列举权利的政治文件，但它与美国《权利法案》有很大的区别：一，英国《权利法案》不仅仅列举了个人权利，而且很多篇幅用来规定政府结构；[6]二，英国《权利法案》仅仅是确认了英国历史中形成的、已在传统和习惯上受到保护的古代权利，而非将个人权利建立在理性建构的自然权利理论之上。[7]正是美国《权利法案》对于后来各国的权利法案具有更为强烈的影响；英国的《权利法案》并非后世诸多权利法案（比如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真正先驱。[8]

    现代宪法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概念和体制也是美国首创：司法审查。《美国宪法》规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但法院是否有权依据宪法审查代议机关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宪法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9]虽然司法审查体制可以在英国法和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找到渊源，[10]但真正确立司法审查的体制却是在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11]司法审查制度背后有两个根本法理逻辑：一，宪法是法。宪法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可被适用到具体案件的裁判中，由律师和法官依据法律技术来解释和处理；二，阐明宪法的意思乃是法院的权力。法院主要司职法律问题；既然宪法是法，当然应该由法院来处理。

    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基本奠定了现代宪法的基本概念和体制，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宪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历史中孤独的先行者。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之间，大多数国家对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少有信念，即便仿行也少有成功。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12]在1945年以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只有美国和挪威两个国家，而且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亦非来自宪法的明确授权，而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美国在1803年最高法院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挪威在1866年Wedel Jarlsberg案中由最高法院确立。[13]1920年《奥地利宪法》确立了司法审查体制，但很少使用，直到1929年停用，1946年才由新宪法恢复。[14]直到1943年，冰岛才加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审查阵营。[15]

    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主要国家对于成文宪法控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和司法审查制度表示了较大的怀疑。英国从来就怀疑成文宪法基于启蒙理性主义而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可能性。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在英国人眼中意味着成文宪法所确立起来的共和体制的根本失败。[16]在英国人看来，成文宪法本身甚至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制度。[17]英国宪制中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最高法院，因为其最高司法机构是议会中的上院，更遑论由法院来审查议会的立法，直到2009年英国才建立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法国自从大革命以来，制定了十几部成文宪法，没有一部能够将根本的政治秩序稳定地奠定下来。法国人宁可相信《拿破仑民法典》的作用及其根本地位，也不相信某一部成文宪法的根本作用。并且，法国宪制遵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看做“公意”（general will）的代表，而“公意”是会不犯错误的，因此并不接受、甚至明确拒斥司法机关从事宪法审查的权力。[18]

    20世纪30年代，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本身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否决罗斯福新政的诸多立法，[19]罗斯福总统借助自身的民主合法性，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重大挑战。他在国会推动立法，重组美国最高法院，尤其是为每一名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法官配一名年轻法官，其结果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将由九人变为十五人。[20]美国最高法院迫于政治压力，于1937年转而支持新政立法，保住了九个人担任法官的定制。[21]美国最高法院所谓的“及时转向”（switch in time）也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公案。[22]其实际后果是，法院本身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也受到了强烈的怀疑。

    （二）战后宪法的新趋势

    1945年是世界宪法史的重要节点。启蒙的宪法思维最终席卷了世界：世界各国普遍在战后制定成文宪法，并且几乎都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尤为明显的是，司法权力在二战之后于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兴起的趋势，逐步开始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甚至开始盖过二者的风头。[23]宪法和法院相辅相成的兴起趋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议会至上的原则开始衰落。[24]长久以来，议会至上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并且，英国不承认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否决或者弃置议会的立法”。[25]在法国，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议会亦是最高权力机关。法国长期以来对于法官非常不信任，因为法官在旧制度中一向扮演着专制帮凶的角色。[26]会至上原则的衰落源于两个方面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在二战之前业已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实际的治理权力落于技术专家控制的行政机关和管制机构当中。”另一方面是在二战之后的新趋势：二战的历史伤痛促进了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怀疑。由于纳粹政府正是基于民主渠道上台，并且不断诉诸民主公决来获得极权主义政策的正当性，人们发现民主制本身也会危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同样值得警慑。西欧世界因而经历了由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 ）到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的转变，而后者正是美国一直坚持的理念。宪法至上的观念很快变成了司法至上（ judicial supremacy），因为宪法的适用需要解释，而法院由于其专业优势而逐步宣称并确立自身在宪法解释领域的首要地位。

    第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往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所盛行的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开始变得不再流行；各国人民普遍对于政府产生了不信任。[27]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极度削弱了行政机关的宪法形象。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的美国“水门事件”，导致总统权威的极大破损和司法机关公共形象的极大提升。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28]与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相伴的，是对于基本人权的日益重视和对于权利保护机制的强调。这一方面体现在由1945年之后建立的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以及随后制定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用成文的方式体现人权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内部，制定一部能够在政府层面进行分权、拥有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包括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和宪法审查的机制建立）的成文宪法，成为了战后各国的议事日程上的重要事项；而人权保护的制度性因素就是违宪审查体制。

    在议会至上和行政管制国家受到怀疑之后，法院成为了宪法与人权的守护者。美国的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模板，虽然并非唯一的模式。虽然各国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未必是直接参照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宪法的影响在三个前法西斯国家尤其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并未直接采纳美国的普通法法院司法审查模式，而是采取了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模式；[29]战后日本新宪法则是直接由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制定，并写入了司法审查制度。[30]甚至连法国这样原先非常拒斥违宪审查的国家，也开始确立宪法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权利法案的重要性。[31]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所创立的欧洲正义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很快变成了一个宪法法院，检查各国的法律是否违反了欧共体的基本规则，尤其是是否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32]此外，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创立也是国际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志。[33]在某种意义上，二战之后的世界走向了法官的时代。法官统治（juristocracy）开始挑战议会主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拒绝了美国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但在议会和法院关系的方面，德法两国同美国一样承认司法机关宪法解释的终局性。[34]

    二、潮流

    宪法全球化潮流在随后的发展中分为两大支流：一方面是全球领域的制宪活动，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活动中相互借鉴的现象。各国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立宪者一般都设计了权力分立的体制，尤其是提高司法权的地位和形象。新的宪法一般设置一个宪法法院或者从事宪法审查的普通法院对议会和政府进行监督。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法国宪法》一方面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开（因而容易形成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加上了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如今，世界多国都走向了成文宪法加司法审查的宪法体制。即便是英国也已经出台了《人权法案》，并建立了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据统计，截至2007年，世界上19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体制当中有158个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有79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独立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审查体制，60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普通法院审查模式。[35]

    （一）制宪

    1.制宪浪潮与宪法趋同

    1945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制宪活动，各国新宪法多确立了现代成文宪法下的民主宪制结构和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尤其是确立了违宪审查体制，呈现了宪法趋同的现象。“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新宪政体制成为了世界性的大潮流。这一大潮流大致可以分为四次浪潮。

    一是后法西斯国家的制宪浪潮。德国是这一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盟军占领区很快合并为西德，并开始制定宪法。在盟军的督促之下，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各邦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36]其宪法被称为“基本法”，是因为原本制宪者将其看作一部临时宪法，适用于德国统一之前；德国统一和恢复主权之后再制定正式宪法。[37]《德国基本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该宪法首先确立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权利法案，居于第一条的就是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且该条款不可更改。二，该宪法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用于执行权利法案。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38]三，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和联邦制，被看做是盟军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复兴的宪法设计举措。[39]后来德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 ）条款成为德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乃至《德国基本法》本身确立为持久宪法的历史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德国宪法法院的努力。《德国基本法》最终确立了德国政治的新的开始：纳粹秩序永不再来；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天条。而其确立的强势权利保护和宪法法院体制也成为了后来多国制宪的参照模式。

    意大利在二战之后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同样在1946年《宪法》中确立了议会制和宪法法院主导的司法审查体制。宪法法院同样在战后的意大利扮演了稳定新秩序的重要功能。[40]日本战后的制宪活动也在盟军督导下进行，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在制宪过程中，日本代表仅提交了《明治宪法》的修订版，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拿出了一个全新草案，将日本改造为民主自由的宪法体制，并在草案第九条中禁止日本保持常备军，仅保留自卫队。[41]新宪法最终在1947年通过，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宪法》创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并且设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国虽然并未经历纳粹统治，也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于1958年确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所谓“半总统制”的宪法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宪法委员会的原初功能是保持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平衡，但很快演变为一个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执行权利法案。

    战后第二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去殖民化国家。老牌的欧洲列强因为世界大战元气大伤，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进程如火如荼。新独立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宪法，将新的政治秩序制度化。此次制宪潮流的先行者是1948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采用了强议会、弱总统的民主体制，并且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去殖民化后的制宪过程在I960年代走向了顶峰。很多新独立的国家的宪法完全按照前宗主国的模式创建。比如，《科特迪瓦宪法》（1960）基本参照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加纳、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则仿效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 Westminster Model）。虽然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前殖民地，但其宪法基本照抄了《美国宪法》。非洲各国的新宪法基本都建立了某种司法审查制度。[42]

    战后第三次大规模制宪活动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后。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1974年至1978年之间相继推翻独裁统治，制定民主宪法，并确立了凯尔森式的宪法法院。[43]拉美诸国也在1980年代推翻独裁政府，开始制定民主宪法，并逐渐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44]此次制宪浪潮也波及到了一些亚洲国家。韩国在1987年推翻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府之后，制定了民主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比如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限制紧急状态权力等），并创立了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45]

    第四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其制宪主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诸国，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从匈牙利[46]到保加利亚[47]，从俄罗斯[48]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49]，从波兰[50]到蒙古，[51]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制定新宪法，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建立宪法法院从事违宪审查活动。[52]后冷战时代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制宪事件发生在南非。在结束了长期的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于1990年代初期开始制定新宪法：首先在1993年制定了《临时宪法》，确立了宪法法院及其违宪审查权，并在1996年最终通过了正式宪法，确立了人格尊严、平等、自由、反对种族主义等原则，宪法法院则在新宪法中继续存在。[53]

    除了以上的大规模制宪潮流之外，一些传统上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开始了宪法权利成文化和司法审查的实践，形成了一股小的潮流。这一潮流主要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首次将宪法权利成文化，推动了一场加拿大的宪法革命。[54]加拿大最高法院随即开始依据《权利和自由宪章》发展出一种“弱司法审查”（weak-form judicial review）模式。[55]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深深地影响了新西兰和以色列后来权利法案的制定。[56]新西兰1990年制定了《权利法案》，赋予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57]以色列曾是英国的托管地，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没有成文宪法。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 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58]1992年，以色列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宪法革命：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和《职业自由》（Basic Law: Freedom of Occupation）。[59]之前，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判例里积极能动地确立了审查议会立法的权力。[60]在两部人权法案通过后，在著名的巴拉克（Aharon Barak）大法官的领导下，以色列最高法院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能动的违宪审查机构之一。[61]

    2.跨国体制的宪法化

    除了各个国家的制宪行为和司法审查体制的确立，二战之后的另一大世界现象是区域融合的宪法化进程。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宪法化。[62]1946年，邱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63]1950年，欧洲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七年以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继而通过《罗马公约》，建立了六国之间的统一市场，并更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将“欧洲经济共同体”重新命名为“欧盟”（European Union），并最终在2002年让绝大部分成员国采纳欧元为统一货币。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加入欧盟。

    最终，欧盟开始试图制定一部宪法性文件，进一步统一欧洲。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该条约的一大特色是将一些政策领域的欧盟决策机制由全体同意（unanimity）改成了有限制的多数决。该条约同时确立了包括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议会的两院制的欧盟立法机关。更为重要的是，该条约创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人权法案——《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里斯本条约》亦创设了永久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从基本体制结构上来看，欧盟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国际组织。欧盟通过法律方式完成区域整合并最终走向宪法融合的趋势是宪法全球化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

    欧洲正义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欧盟宪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代开始，欧洲正义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逐渐将条约解释为具有国家宪法效力的文件，创造了一种成员国公民个人可以直接诉诸的新法律秩序。在1963年Van Gend & Loos案中，欧洲正义法院判定，成员国的公民可以依据欧共体条约所, 创设的权利在国内法院起诉，即便条约本身主要是针对加盟国。[64]在1964年Costa v. ENEL案中，欧洲正义法院进一步宣布，在国内宪法和欧共体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占据主导地位。[65]欧洲正义法院超越了缔约国的原始意图，将欧盟各项条约的意图界定为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融合进程。[66]

    除了欧盟之外，国际贸易法也通过国际或区域组织的机制建设，呈现出某种宪法化的趋势。许多国际贸易条约和多边协定开始具备了传统国内宪法的主要特征，如权利保护和司法审查。比如，WTO及其相关协议被认为已经构建了一套全球经济宪法体系：对于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与执行权利保护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的设立和运行。[67]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也开始呈现出宪法特征，其决策体制和权利保护与美国宪法中的联邦制和契约自由保护有着明显的类似，其条约解释也开始逐渐采用美国宪法解释的方法。[68]

    （二）释宪：司法审查的全球化

    随着各国司法审查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司法权力的全球扩张成为了一股清晰可见的潮流，世界进入了一个司法全球化的时代。在跨国层面，欧洲人权法院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950年，欧洲各国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人权公约》并非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69]《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权利法案，并创设了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各国公民可以依据公约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条约并未强制各国政府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实践当中，签约国基本都接受了；如欧洲正义法院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诉讼和判决将《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为“欧洲在人权领的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件”，并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权威的解释者和执行者。[70]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示范作用，虽然其判决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院并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南非宪法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定死刑违宪的案件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1]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同样在判定肉刑违宪的案件判决中引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2]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多次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先例。[73]

    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各国高等法院对于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引用和参考已经蔚然成风，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里甚至明确规定国际法是其国内宪法的一部分。比如，《匈牙利基本法》将受到广泛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确认为具有宪法效力的规范；[74]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南非宪法法院须在解释南非宪法的时候考虑国际法院的类似判决，并被允许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75]英国《人权法案》（1998）要求不列颠地区的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该法案的时候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样要求下级法院在解释《基本法》的时候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77]加拿大最高法院经常在宪法判决中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美国法；[78]印度最高法院也如此。[79]

    个人宪法权利保护是司法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高等法院做出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如正当程序权利、隐私权、平等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的宪法判决。各国法官在解释宪法权利时相互援引判例的例子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在司法判词中相互对话，而不仅仅只向本国公民和政府机构说话。[80]南非宪法法院在著名的死刑案件中即引用了德国、加拿大、博茨瓦纳、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牙买加、坦桑尼亚、美国、津巴布韦等国家或地区法院的相关判例。[81]即便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拒斥国际化的美国最高法院也加入了司法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在2002年的Atkins v. Virginia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援引‘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及其普遍废止对于智障人士施以处决的先例，认为对于智障者适用死刑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且异常’的刑罚。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案和Gratz v. Bollinger案涉及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两案都援引了外国法律（包括加拿大、欧盟和南非）或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规定。同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Lawrence v. Texas案中，肯尼迪大法官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Bowers v. Hardwick案认为禁止鸡奸的法案合宪的判决。在2005年的 Roper v. Simmon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教定‘判处未成年人死刑’是否构成‘残酷的刑罚’的问题上，肯尼迪大法官引用了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以及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作为依据。”[82]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甚至超越了权利保护，直接介入极为政治化的纠纷中去。宪法的司法化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司法化，也有可能造成司法的政治化。传统的司法审查有“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s ）教义：有些问题是纯粹政治性的，应该由选举过程或者民选立法和行政机关处理，本身不具备司法可裁决性（justiciability）。[83]但这在当代发生了改变。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的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用来描述当代世界很多国家或许更为合适。[84]法院介入重大政治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争议。[85]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宣判的著名的“布什诉戈尔”案，开创了由法院决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选举结果的先河。[86]随后，各国纷纷仿效：津巴布韦（2002年）、[87]乌克兰（2004年）、[88]意大利（2006年）、[89]墨西哥（2006年）、[90]甚至马达加斯加（2006年）[9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6年）[92]以及肯尼亚（2013）。[93]

    二是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重大政治问题。[94]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已经开始突破“政治问题”教义，直接处理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问题。例如，在加拿大通过《权利和自由宪章》（1982）之后，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当中宣布政治和外交问题同样可以由司法进行处理，继而处理加拿大政府允许美国在加拿大领土上进行巡航导弹试验的合宪性问题。[95]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处理了魁北克省单方脱离加拿大的问题。[96]与之类似，俄罗斯宪法法院处理了车臣共和国分离主义的问题，判定俄罗斯宪法反对单方面的分离举动，并认为叶利钦总统发布的镇压令属于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97]

    三是政体变化和政权更迭问题。[98]司法机关开始介入政权更替或重大政治改革的合宪性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南非宪法法院在1996年宣布制宪机构起草的宪法条文违反了1993年临时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法院宣布“宪法违宪”。[99]更为激进的是太平洋岛国斐济。斐济上诉法院（the Fijian Court of Appeal）在2001年判定，被新近政变上台的政府废除的《斐济宪法》（1997）仍然有效，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国的最高法院恢复宪法效力。[100]2004年，韩国宪法法院否决了韩国国会针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这是现代历史上一国法院首次介入总统弹劾问题。[101]在政变问题方面，最为著名的案例当属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案。2000年五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出于避免国家走向混乱的“国家必要性”（state necessity）的理由，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但是，长期的军事政府将危害国家利益，因此穆沙拉夫必须在三年之内完成经济政治改革，恢复民主和文人治国，穆沙拉夫需要在三年期限到来之前的九十天以前举行国会选举。[102]

    政治的司法化问题需要全面地进行看待。一方面，政治的司法化似乎是政治活动法治化的体现，即试图将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纳入司法的轨道进行解决，抹杀政治活动独立于法律管辖的自由空间。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政治的司法化却是一国政治动荡的产物，并且很多时候会进一步加剧政局的动荡。比如上文提到的斐济和巴基斯坦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越是动乱，就越会出现法院出面裁决重大政治事件的现象。[103]一国内部的政治权力越是分散和碎片化，司法机关就越具有可能性扩张自己的权力。[104]法院的介入非但不能使得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因为法院的判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并非终局性的。甚至有些时候，法院本身会因为介入政治问题（特别是政府权力结构和联邦制问题）而被摧毁。[105]最为知名的例子发生在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宪法》确立的俄罗斯宪法法院积极地介入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甚至出现宪法法院法官经常在公开媒体上抨击总统的现象。1993年俄罗斯宪法危机之后，叶利钦总统签署一项法令，暂停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权力运行，直至新宪法出台。这导致了俄罗斯“第一宪法法院”的灭亡，以及该法院首席法官佐尔金（Valerii Zorkin）的辞职。俄罗斯后来重建宪法法院，史称“第二宪法法院”。[106]该宪法法院开始回到个人权利保护的宪法裁决中，对于政治问题采取避让态度。[107]

    （三）学说：新比较宪法的兴起

    宪法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比较宪法学的范式变迁。自21世纪以来，当代流行的比较宪法开始以司法机关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以判例为源泉的宪法法理学（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成为了当代比较宪法的核心，开始超越传统比较宪法的范式。

    与当代不同，传统的比较宪法研究更多的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延伸。其主要的关注点是各国政府结构的比较。而且，其基本前提是：一国的宪法是政治传统、人民意志、社会价值和文化认同的体现。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可管窥一斑。[108]就现代英文世界而言，戴雪的《宪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是比较宪法的重要著作，其主要内容从政治体制的观察出发（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来对勘英、美、法三国的宪法。[109]十九世纪末，美国比较宪法学开创性的著作的主标题是“政治”，副标题是“比较宪法研究导论”，其范式仍然以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为主。[110]1893年另一部重要的比较宪法学著作、约翰·伯杰斯（John William Burgess）的《政治科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也是如此。伯杰斯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伯杰斯认为，“一部宪法的形成很少是根据既存的法律形式而进展。历史和革命的力量是该工作最为明显和重要的因素……这些很难用法律方法（juristic methods）来处理。”[111]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比较宪法学的主流范式，从王世杰、钱端升到龚祥瑞、沈宗灵等教授，其著作基本也遵循比较政治体制范式。[112]

    与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制宪浪潮相伴随的，是学界创造出来的“比较宪法设计”（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或日“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其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为一个国家创造和设计适合该国国情，又符合一般宪法理念的政治体制，实现该国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113]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虽然是宪法设计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问题，甚至不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的是，二战之后参与各国宪法制定的“宪法工程师”都是政治学家，而非法学人士：比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114]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115]林茨（Juan Linz）[116]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17]等；冷战之后制宪浪潮中著名的“宪法工程师”也基本都是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 ）、[118]霍姆斯（Stephen Holmes ）、[119]普泽斯基（Adam Przeworski ）[120]和阿雷托（Andrew Arato）等。[121]

    以司法领域为宪法研究核心的比较宪政主义（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晚近十余年方才逐渐成为热点。其主要标志是大量比较宪法刊物的创办和论述的发表，以及相关教材的出版。比如，《国际宪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于2003年创立，专门发表国际化的比较宪法学文章。大量的比较宪法学的专著和文集随后出版面世。[122]以各国宪法判例为基础材料的英文教材也开始涌现。[123]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更是推出了煌煌两千页的比较宪法研究手册。[124]许多法律评论上的文章也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新比较宪法的范式问题，个中重点是比较司法审查和宪法权利的司法解释问题；作者多是各国法学院的教授，而非政治系的学者。[125]专题研究则更多，涉及的主流议题包括：比较人权、[126]比较司法审查制度、[127]比较社会权利、[128]比较宗教权利[129]等。国别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关于比较宪法的教学方式、教学意义、教学目标等方面的讨论也逐渐热门起来。[130]

    （四）动力

    促进宪法全球化的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从观念上来讲，二战之后自然法的复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为司法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司法审查国际化奠定了意识基础。如著名美国法官波斯纳（Richard Posner）所观察到的，对于那些经常援引、并且提倡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法官而言，如果存在某种自然法，就存在于外国法之中。[131]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一些经济社会因素促进了宪法全球化的进程。据塔什耐特（Mark Tushnet）教授的总结，宪法全球化的动力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是国际性的体制力量促进各国国内宪法趋同；后者是国家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国内宪法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32]

    自上而下的趋势有以下因素。其一，各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愈来愈多。[133]一方面，司法审查中的跨国法律援引的兴起。法官日益向其他国家的同行寻求指导。比如，最著名的是南非宪法法院，引用了很多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宪法法院的判决。[134]据一项统计研究显示，南非宪法法院在1995年到2009年期间，引用加拿大最高法院判例850次。[135]法官不再仅仅服务于祖国，而是成为了跨国的职业人士。他们面临共同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开始走向了国际性的司法独立。[136]另一方面是各国法官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比如，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曾言：“法官们经常与在国际法官会议上、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讨论共同的问题…更加亲切的交流现在已经很普遍。我知道，我自己与美国、津巴布韦、南非以及以色列等国法官建立起来的友谊，使我能够与他们就我们法院和他们法院的判决以及跨境的案件进行探讨交流。”[137]法官之间的相互交流超越了传统接受外国法的被动模式；各国法官开始主动地相互交流。[138]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以法治交流的名义开展法官的国际交往。[139]欧盟启动了“欧盟宪法法院会议”（Conference of EU Constitutional Courts），每年召集各国宪法法院法官进行交流。[140]很多欧美法学院在宪法的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一些法学院，特别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全球法律论坛”（Global Law Program）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全球宪政论坛”（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Seminar ）每年邀请世界各国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法官进行交流活动。[141]

    其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依据人权观念的意识指引，使得各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靠近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这些NGO会以“规范宪法建议”（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的形式游说各国政府，特别是影响各国的司法机构，使其在裁决某些案件的时候，采纳自己基于人权观念对该问题的理解。[142]

    其三，依据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促进各国宪法朝向普遍化的趋势发展[143]。在这个方面，最为鲜明的例子是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决影响欧洲各国。比如，英国部分出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最终建立了独立的最高法院，并通了1998年的《人权法案》。[144]斯洛伐克甚至在其宪法里规定人权公约高于本国宪法。[145]

    根据大卫·劳（David Law）教授的分析，自下而上的趋势也有多种推动因素。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很多国家开始进行法律改革，提高对于人权的宪法保护，尤其是通过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 保护财产权，防止随意征用；与此同时，精英人才的国际流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化的经济、法律和管理人才一般希望能够在外国保持自由的个人生活，因而所在国一般会提高对言论自由、隐私权等权利的宪法保护以吸引人才。[146]

    三、问题

    人们在宪法全球化的潮流中看到的并不全是顺流，听到的也并不全是赞歌。宪法全球化的潮流，尤其跨国的宪法移植与借用运动，同时引发了抵制和质疑。比如，在2004年的Al-Kateb v. Godwin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科比（Michael Kirby）法官认为，在处理《宪法》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时，宪法解释应当遵循既定的国际人权法规范。但这种立场引起了麦克修（Michael McHugh）法官的反对：“声称《宪法》应当遵照国际法规则来进行解读的观点，已经被本法院在几个事件中断然拒绝。就宪法教义而言，它必须被视为异端。”[147]换言之，法院能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引入当代国际法的规范。

    宪法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抵制来自于宪法全球化最早的推动者——美国。在国际领域，美国一向以单边主义、美国例外论和双重标准而闻名。美国宪法也是如此。美国主流的宪法学说和司法判例仍然固守自己的宪法传统，执着于自身的宪法文本，而不注意国际的宪法资源。美国最高法院在21世纪初也在宪法判决中引用了外国法，但却引起了政界、法律界和法学界极大的抵制和反对[148]。

    （一）民主、主权与法治

    对于抵制者而言，宪法全球化的趋势将根本挑战传统宪法的基本前提和正当性基础——特定国家的人民主权和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首先，宪法全球化根本挑战了传统宪法的民主正当性。引用外国法将一些未经人民同意和民主过程确认的法律规则引入法律，因而将毁坏民主过程和法律体系，使得人民服从一种并不来自自己授权制定的法律。法官将变得跟其国际同行法官更为亲近，而疏远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有论者将这一问题总结为“国际反多数难题”（international counter-majoritariandfficulty）:“联邦法官将把特定精英对于良善法律的观点强加给公众……”[149]引用外国法的问题触及到了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司法审查的国际化因而面临着缺少问责（accountability）和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问题。法官在不断地诉诸自己的同行之时，也在不断地疏远自己的同胞。一国的普通民众无法向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问责，因为各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很少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法官从事司法审查本来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正当性基础：诉诸本国人民在过去制定的宪法，以本国人民的名义审查后世人民代表的立法行为。然而，一旦法官超越了本国宪法的范围，诉诸外国的宪法或者国际法来处理案件的时候，其自身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正当性基础，出现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谁来约束他们？他们向谁负责？

    其次，如同任何一种全球化一样，宪法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司法判决的自主性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150]引用外国法则会损害一国独特的宪法传统对于宪法裁决的控制。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宪政特殊性命题：比如，美国宪法和宪政传统是独特的、卓越的、例外的；“《美国宪法》是独一无二的，且围绕它的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151]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宪政与其他国家的宪政、尤其是欧洲宪政相比起来，具有极大的不同。[152]随意引用外国法将会威胁一国宪政的独特性。

    对于抵制者来说，宪法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民主与主权的问题，而且还有对于法治原则的破坏。对于宪法主权论者而言，引用外国法也有可能损害一国的法治。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Justice Roberts）曾经在接受国会听证的时候说道：“依靠外国司法判例不能限制法官。它不能以国内法上的先例的方式限制法官们…在外国法当中，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你在法国或意大利的判决当中找不到的话，它在索马里或日本或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地方那里。…将目光转向外国法寻求支持就像在一群人当中挑选你的朋友。你能够找到他们。他们就在那里。这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允许法官引入自己的个人偏向并将它们包装在先例的权威之中……”[153]在民主政治当中，法院是非民选的机构，其正当性不来自于人民的直接授权，而来自于恪守法律和先例的美德，引用外国法导致的过度自由裁量权将摧毁法院的正当性基础。[154]

    （二）国际价值与民族文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权力的扩张带来了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作为一国精英群体的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权力，将自身所偏好和代表的价值观念确立为固定的宪法原则或者宪法权利（如个人主义、世俗化、言论和出版自由、刑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权、堕胎权利、同性恋权利等等），而反对社群道德、宗教价值、文化传统、社会秩序和集体价值（如宗教权利、劳工权利、工会运动、社会经济权利、财富再分配和国家安全等）。[155]

    宪法法院的法官普遍分享着基本的自由主义理念：财产权、正当程序、言论自由、性自由等。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权利的宪法化和司法统治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将决策权力从传统的民主代议机构转移至较为独立的决策者（法院是最典型的机构，此外还有各种独立规制机构），乃至跨国组织（如国际贸易组织、欧洲人权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在有些学者看来，宪法全球化反映的是全球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好。[156]秉承和代表这些意识和价值的国际法官群体构成了“一个智慧与良心的精英共同体”。[157]相反，各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偏好和文化却无法反映到司法审查过程之中；能够反映和代表他们所秉持的价值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决策则受到了司法审查权力的很大限制。

    因此，宪法全球化最终触及到了民族文化特殊性问题。当法官通过诉诸外国法和国际法来限制本国民主立法的时候（“别国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抑挫了本国民众所信靠的民族性价值和特殊文化（“我们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美国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反倒强调美国宪法是“我们的法”（our law）[158]；多数欧洲国家乃至以色列、南非和加拿大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则强调，宪法是“人类的共同法”（jus commune）。美国人秉承一种“宪法民族主义”（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一个民族的宪法产生于、并体现和希望持续应对该民族特殊的处境，特别是其历史和政治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一个民族的公民作为一片特定地区的居民和特定文化的继承者，宪法话语当作一种手段，用以形成本民族的自我理解，维护和持续其自身的文化传统。[159]宪法全球化的问题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与特殊、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辩证法。

    结语

    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也在受到宪法全球化潮流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放在宪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会变得更为清晰。2001年齐玉苓案以来对于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应该在我国推行的讨论，对应的正是冷战之后日益热化的司法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法学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大量对于司法审查的讨论多是基于外国法（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很多具体的宪法问题的讨论会参考外国的判例。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出国访问的中国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对于外国宪法的观察会影响到他们的法律思维。

    中国比较宪法学的范式问题需要根据国际的新发展和中国的新进展重新思考。上文已经提及，中国传统的比较宪法学是以政体比较为中心的，直到如今仍然是比较宪法专著或者教材的主流。21世纪以来，以司法审查和外国判例为主要材料的比较宪法研究新方向也逐渐发展起来。比较宪法的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传统的比较政治体制方法的同时，逐渐深入地理解当代新比较宪法学的范式，研读各国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判例。求同存异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比较宪法的材料和学说（尤其是各国的司法判例和教义）并非必然对于中国处理相关有较为直接的借鉴意义，但至少会为中国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思考中国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其引发的问题也会给我们思考宪法问题提供新的启示和灵感。

    此外，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法官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全球化的实质乃是精英法官的国际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法官价值与民众价值之间的平衡，比较宪法的视野具有参照意义。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秉承法律所代表的某种普遍性价值，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民众所持有的价值观，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与法官与民众关系问题相关的是政治的司法化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由法院来处理政治问题并不一定会带来法治秩序，而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政治问题的恶化，乃至法院本身被卷入政治斗争。政治的司法化反过来又有可能导致司法的政治化。诉诸良主的政治家会通过政治手段来对待从事司法审查的法官。当法院卷入了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它本身非但无力保护宪法，甚至有可能无力守护自身。对于政治的司法化这一国际现象，不仅需要从司法教义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判，更要在政治视域当中进行研究和评价。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各国宪法体制的趋同现象以及司法审查的国际化趋势是历史境况、社会发展和政治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虽然宪法的全球化体现为各国法院对于宪法资源和法律技术的相互移用，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进程，它也体现了较强的政治化特征。通过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全球化遇到了宪法民族主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双重抵制，体现了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与特定国家的特殊背景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宪法的全球化呼吁普遍的宪法观念和政治价值，并试图通过司法审查的全球散播以达到在各国的实现。另一方面，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它并未完全消解主权国家的边界，未带来历史的终结。毋宁说，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宪法相互碰触的广度、深度和频率，从而加深了各国政治文化和宪法传统之间的差异感。在历史尚未终结的世界中，比较宪法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并未被消解，反而是加深了。

    注释:

    [1] Anne-Marie Slaughter,“Judicial Globalization,”40 Va. J. Int’ l L.1103，1113-15（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avid Bosco,“Plaintiff’ s Diplomacy,”79 Foreign Affairs 102（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p.65-103.

    [2] Paul W. Kahn,“Reason and Will 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98 Yale L. J.449（1989）.

    [3] John.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4]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5]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lassic Books,2010（165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690）.

    [6]英国《权利法案》前四条是对于政府结构的规定：“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2.近来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或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3.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4.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茵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7]英国《权利法案》确认的个人权利有：向国王请愿和寻求救济的权利（第5条）、新教徒持有武器的权利（第7条）、免受过度保释金、罚款、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权利（第10条）、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第11条）。这些都远非后世之人耳熟能详的生命权、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等。

    [8].Donald S. Lutz,“The States and the U. S. Bill of Rights”，16 S. Ill U. L. J.251,251-258（1992）； Donald s. Lutz,“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Pedigree of the U. S. Bill of Rights”22 Publius, Spring 1992, at 19-20,27-29. Lutz教授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并非起源于英国《权利法案》，而是殖民地时期各州所颁布的权利法案，尤其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9]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u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pp.4-14.

    [10] Mary Sarah Bilder,“The Corporat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116 Yale L. J.502（2006）.

    [11] Marbury v. Madison,5 U.S.137（1803）.

    [12]《魏玛宪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宪法设计的缺陷。其一，《魏玛宪法》设定了较为激进的议会制，实行比例代表制，导致了议会政党极为众多的多党制，很难形成稳定的政府。魏玛在十四年之内经历了二十一任政府。对于魏玛议会民主制缺陷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参见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cmocracy, Ellen Kennendy trans.，MIT Press,1988；其二，《魏玛宪法》给与总统巨大的权力，包括解散议会的权力和极为广泛的紧急状态权。在十四年之内，总统运用宪法第48条多达两百五十余次之多。其三，《魏玛宪法》允许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突破宪法的限制制定法律。希特勒正是通过这项制度获得全权，宣布自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袖”（Fuhrer of the Third Reich）。

    [13] Judgment of 1 November 1866, reported in UfL VI （1866）165（Wedel Jarlsberg）.1814年《挪威宪法》并没有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参见http://www.stortinget.no/en/In-English/About-the-Storting/The- Constitution/The-Constitution/。

    [14] Mauro Cappelletti,“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58 Cal. L. Rev.1017，1038（1970）.

    [15] Carsten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Norway as a European Pioneer, in Amicus Curiae 11-13（2000）.

    [16] See David Armitage et al, Interchange: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98 J. Ame. Hist.2（2011）.

    [17] 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7.

    [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See Panama Refining Co.v. Ryan,293 U. S.388（1935）（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违宪）。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三次判定新政立法或行政举措违宪，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Humphrey * 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295 U. S.602（1935）; Louisville Joint Stock Land Bank v. Radford,295 U. S.555（1935）; A. L. A.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295 U. S.495（1935）.

    [20] See Michael Pairish, The Hughes Court: Justices, Rulings, and Legac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2002，p.24.2004年，委内瑞拉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授权总统查韦斯重组和清洗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将该法院的法官人数由20人增为32名。See Human Rights Watch,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Venezuela’s Court-Packing Law （ July 2004）, http ://hrw.org/backgrounder/americas/venezuela/2004/.

    [21]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300 U. S.379（1937）.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一改之前对于新政的抵制态度，认定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立法合乎宪法。

    [22]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3] Neal Tate and Thorsten Vallinder, eds.，The Global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

    [24]许崇德、王振民：《从“议会主导”到“行政主导”——评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趋势》，载《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5]Albert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Nabu Press,2010, pp.3-4（1897）.

    [26]Jeremy Jennings,“ From ‘ Imperial State to 1’ Etat de Droit ’: Benjamin Constant, Blandine Kriegei and the Reform of the French Constitution,”in Constitutionalism in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ichard Bellamy and Dario Castiglione,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pp.76-78.

    [27]Martin Shapiro,“ Globalization of Law”，1 Ind. J. Global Legal Stud.37，pp.45-50（1993）.

    [28]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9] Donald 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Mary Volcansek,“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in Italy: American Roots and the Italian Hybrid,” i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89-105（ Donald W. Jackson & C. Neal Tate eds.，1992）.

    [30]《日本宪法》（1946）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31] Alec Stone Sweet, 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2] Joseph 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100 Yale L, J.2403-2483（1991）.

    [33] Jochen Frowein,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a Vehicle of Integration, in 1 Integration Through Law （M. Cappelletti et al. eds.,1986）.

    [34]Mark Tushnet,“Alternative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101 Mich. L. Rev.2781（2003）.

    [35] Tom Ginsburg,‘ The Global Spread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Keith E. Whittington, R. Daniel Kelemen & Gregory A. Caldeira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1 and footnote 1.

    [36]Gen. Lucious D.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A Personal Report on the Four Crucial Years that Set the Course of Future World History, Doubleday,1950.

    [37]最初的1949年《德国基本法》序言如此写道：“意识到其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受到保持其民族政治统一和作为一个统一欧洲的平等成员服务于世界和平的意志的激发，德国各邦人民……依据其制宪权，通过此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给与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以新的秩序。他们也代表那些未被允许参与的德国人行事。全体德国人仍然被号召起来，以自由自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Carl J. Friedrich, Rebuilding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II,43 Am. Pol. Sei. Rev.704,705-06（1949）（ quotin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Grundgesetz ][Gg][ Basic Law], May 23,1949, BGBL I at pmbl.（Ger.）.此处中文译文为笔者试译。

    [38] Ralf Rogowski & Thomas Gawron, ed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Comparison: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Berghahn Books,2002.

    [39]Juan J. Linz,“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1 Journal of Democracy,84-91（1990）.

    [40] Mary L. Volcansek,“Constitutional Courts as Veto Players: Divorce and Decrees in Italy,”39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7（2001）.

    [41]Kyoko Inoue, MacArthur’ s Japanese Constitution: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42]Ibrahim Gambri,“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in Thompson, Kenneth W.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 Vol.5. Univ. Press of America,1990, pp.27-53.

    [43]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 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Westview Press,1987; Robert Goldwin and Art Kaufman, Constitution Makers on Constitution Making: The Experience of Eight Nations, No.479,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8.

    [44]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Keith S. Rosenn,“Judicial Review in Brazil: Developments Under the 1988 Constitution”,7 Sw. J. of L.& Trade Am.291（2000）.

    [45] Gavin Healy,“Judicial Activism i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14 Colum. J. Asian L.213（2000）.

    [46] Andrew Arato and Zoltan Miklosi,“ Constitution Making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s in Hungary.” in Framing the State in Times of Transition:Case Studies in Constitution Making, Laurel Miller ed.,2005, pp.350-90.

    [47] Albert Melone, Creating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48] Robert Ahdieh, Russia, 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1985-1996, Penn State Press,2010.

    [49] Jiri Priban, Dissidents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2002.

    [50] Mark Brzezinski and Leszek Garlicki,“Judicial Review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chtsstaat,”31 Stan. J. Int, l L.13（1995）.

    [51]Tom Ginsburg and Gombosuren Ganzorig,“When Courts and Politics Collide: Mongolia’ s Constitutional Crisis,”14 Colum. J. Asian L.309（2000）.

    [52]Laszlo Solyom and Georg Brunner, eds., Constitutional Judiciary in a New Democracy: The Hungar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 Jon Ester,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Bruce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Herman Schwartz,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53] Hassen Ebrahim, The Soul of a Nation: Constitution-Making in South A?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4] Reiner Knopff and F. L. Morton, Charter Politics, Scarborough, Canada: Nelson,1992.

    [55] Stephen Gardbaum, The New Commonwealth Co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pp.97-128; Mark Tushnet,“Weak Form Judicial Review and ‘ Core’ Civil liberties,”41 Harv. C. R-C. L. L. Rev.1（2006）.

    [56]Sujit Choudhry,“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74 Ind. L. J.819,821-22（1999）.

    [57]Janet L. Hiebert,“Parliamentary Bills of Rights: An Alternative Model?”69 Mod. L. Rev.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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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Ran Hirchl,“ Israel’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Entrenched Civil Liberties in an Emerging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46 Am. J. Comp. L.427-452（1998）.

    [60] HCJ 98/69 A. Bergman v.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State Comptroller （1969）（I）23 P. D.693.

    [61] Eli M. Salzberger, Judicial Activism in Israel, in Brice Dickson ed., Judicial Activism in Common Law Supreme Cou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2] J. H. H. 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100 Yale. L. J.2403（1991）.

    [63] Quoted in Ian War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7.

    [64] Case 26/62,1963 ECR 1.允许一个荷兰私人进口商直接依据罗马公约中的欧共体统一市场条款挑战荷兰政府。

    [65] Case 6/64, E. C. R.585.确定了“直接效力”原则。该原则的讨论参见George Bermann et a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166-203（1993）.

    [66] Miguel Maduro, We the Court: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nstitution: A Critical Reading Of Article 30 of the EC Treaty, Oxford: Evanston,111., USA: Hart Pub.，1998.

    [67]Deborah Z. Cass,“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12 Eur. J. Int’1 L.39，49-52（2001）.

    [68]David Schneiderman,“Constitution or Model Treaty? Struggling over the Interpretive Authority of NAFTA”, in 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Sujit Choudry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294; Lori M. Wallach,“ Accountable .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TO, NAFT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50 U. Kan. L. Rev.823（2002）.

    [69]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Nov.5,1950,213 U. N. T. S 222.

    [70] Slan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80.

    [7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

    [72]Ncube v. State,2 s. Afr. L. Rep.702（1988）（Zim b.）.

    [73]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p.80-81.

    [74]The 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2011,§ Art. Q.

    [75]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1996§ Art.39（1）.

    [76] Human Rights Act,1998, c.42§2（1）（U. K.）.

    [77] G?rgülü v. Germany,111 BVerfGE 307（2004）（F. R. G.）.

    [78]See, e. g., Hil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1995]2 S. C. R.1130, paras.122-141（Can…）; R. v. Keegstra,[1990]3 S. C. R.697,738,743（Can.） R. v. Morgentaler,[1988]1 S. C. R.30,52-53（Can.）.

    [79]See, e. g., Bijoe Emmanuel v. State of Kerala,（1986）3 S. C. R.518（India）; Satpathy v. Dani, A. I. R.1978 S. C.1025,1036-38（India）; State of Uttar Pradesh v. Pradip Tandon, A. I. R.1975 S. C.563（India）; Rustom Cavasjee Cooper v. Union of India,（1970）3 S. C. R.530，592（India）.

    [80] Paul Kah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10 Mich. L. Rev.2677-2705（2003）.

    [8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

    [82]刘晗：《宪法全球化中的逆流》，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83]Mark Tushnet,“ Law and Prudence in the Law of Justicia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80 N. C. L. Rev.1203（2002）.

    [8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0页。

    [85]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75 Fordham L. Rev.721,729-730（2006）.

    [86] Bush v. Gore,531 U.S.98（2000）.

    [87]See Legal Resources Found., Justice in Zimbabwe （ Report）, http://www.swradioafrica.com/Documents/RDC-report.htm （last visited Sept.20,2006）.

    [88]See, e, g., Decision of the Ukrain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Dec.3,2004.

    [89]Italian Court Rules Prodi Election Winner, Guardian Unlimited, Apr.19,2006, http://www.guardian.co.uk/italy/story/0,,1756970,00.html.

    [90]Mexico Court Rejects Fraud Claim, BBC News Online, Aug.29，2006，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5293796, stm.

    [91]Madagascar Court Annuls Election, BBC News Online, Apr.17，2002，http://news.bbc.co.uk/2/hi/africa/l935247.stm.

    [92]Bobb and Anor.[2006] UKPC 22（Trin.& Tobago）.

    [93] Text of Keny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Upholding Election Results,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303300415.html.

    [94]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 supra note 85，.721，730-732.

    [95]Operation Dismantle v. The Queen,[1985]1 S. C. R.441.

    [96]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1998]2 S. C. R.217.

    [97]See Russian Federation Constitutional Court, s Ruling Regarding the Legality of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s Degree To Send Troops To [ Chechnya ]，（ Officidl Kremlin International News Broadcast July 31，1995）; Hirschl, supra note 85，at 731.

    [98]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 supra note 85,732-734（2006）.

    [99] See Certification of the Amended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 Afr.1997（2） SA 97（ CC）; Cer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 Aft.1996（4） SA 744（CC）. See also,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2.

    [100] See Republic of Fiji Islands v. Prasad [2001]1 LRC 665（HC）,[2002]2 LRC 743（CA）. See also George Williams,“Republic of Fiji v. Prasad”,2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4,（2001）;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2.

    [101]James Brooke,“Constitutional Court Reinstates South Korea’ s Impeached President”，N. Y. Times, May 14,2004; Anthony Faiola,“Court Rejects S. Korean President’s Impeachment”，Wash. Post, May 14，2004; Barbara Demick,“South Korean President Is Reinstated: A Court Rules That His Impeachment Was Unjustified. Meanwhile, New National Assembly Is Set to Take Office”，L. A. Times, May 14，2004. Youngjae Lee,“Law, Politics, and Impeachment: The Impeachment of Roh Moo-hyun From 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53 Am. J. Comp. L.403,403（2005）; Hirschl, supra note 85，at 732-733.

    [102]Zafar Ali Shah v. Pervez Musharraf, Chief Executive of Pak.，P. L. D.2000 S. C.869. See also,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3-734.

    [103] Carlo Guamieri & Patrizia Pederzoli, The Power of Jud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s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160-82;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44.

    [104] Stefan Voigt & Eli M. Salzberger,“ Choosing Not to Choose: When Politicians Choose to Delegate Powers”,55 Kyklos 289,294-95（2002）;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44.

    [105]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Hirschl, supra note 85，747（2006）.

    [106]Dwight Semlert,“Focus: Crisis in Russia-The End of the First Russian Republic,” E. Eur.2 Const. Rev.107（1993）; Robert Sharlet,“ Russia’s Second Constitutional Court: Politics, Law and Stability,” in Russia in the New Century: Stability or Disorder, Vctoria Bonnell and George Breslauer eds.，Westview Press,2001, pp.59-77.

    [107]Lee Epstein et al.,“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mocra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35 Law & Soc’ y Rev.117（2001）;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51.

    [10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09]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supra note 25.中文译名《英宪精义》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该书的比较宪法学性质。

    [110] William W. Crane & Bemard Moses,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Forgotten Books,2012（1883）.

    [111] John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Government. Vol.2. Ginn,1893.

    [11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3] 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2d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

    [114]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2n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115] Donald L. Horowitz, Co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16] Juan Linz & Afred Steph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1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18] Jon Elster, Ulysses and Sirens, Cambridge univ. press,1983.

    [119] Stephen Holmes,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w. w. Norton&company,1.999;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20]Adam Przeworski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IT Press,1992.这一发现得益于Hirschl的观察。See Ran Hirschl,“Editorial”11 Int’1 J.Con. L.1（2011），pp.4-5.

    [122] Sujit Choudhry ed.，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Tom Ginsburg, 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c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3] Norman Dorsen, 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o & Tom Ginsburg,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West,2011； Vicki Jackson & Mark Tushnet,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West,2d.,2006; Norman Dorsen et al.,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Cases and Materials, West,2003.

    [124] Michel Rosenfeld & Andras Saj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25] See e. g., Sujit Choudhry,“ 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74 Indiana L. Rev.820（1999）; Vicki C. Jackson, Foreword-Comment:“Co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Convergence, Resistance, Engagement,”119 Harv. L. Rev.109（2005）; Mark Tushnet,“The Possibilities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108 Yale L. J.1225（1999）.

    [126] See e. g.，Kai M?ller, The Global Model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 Press,2014.

    [127] See, e. g,，Michael Louis Corrado,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view, Caroline Academic Press,2005.

    [128] See, e. g., Mark V.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29] See, e. g, Robert Fatton, Jr.& R. K. ?amazani,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Jefferson ’s Wall Of Sepa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lgrav Macmillan,2009.

    [130] See, e. g.，Michel Rosenfeld,“ 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 Exchange Among Armin von Bogdandy, Robert Post, Mattias Kumm, and Alex- ander Somek,”9 Int’ L. J. Const. L.361（2009）; Mark Tushnet,“How （and How Not） to Us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Basic Constitutional Law Courses,”49 St. Louis U. L.J.671（2005）.

    [131] Richard Posner,“Foreword: 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 L. Rev.32（2005）.

    [132] Mark Tushnet,“The Inevitable Globalizafion of Gonstifutional LawM ,49 Va. J. Int’ l. L 985,988-995（2009）.本节基本分析结构沿用了， Tushnet教授的概括。

    [133] Id., at 988-989.

    [134] State v. Makwanyane,1995（3） SA 391（ CC）.

    [135] See Christa Rautenbach, Presentation at the 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Use of Foreign Precedents by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Judges: Making Sense of Statistics （ Dec.8，2010）.

    [136] Paul W. Kahn ,“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Judicial Role”，in Irwin P. Stotzky,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73, Westview Press,1993.

    [137] Claire L’Heureux-Dub,“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Rehnquist Court,”34 Tulsa L. J.15,17（1998），at 26.

    [138] Anne-Marie Slaughter,“A Global Community of Courts”，44 Harv. Int, l L. J.191（2003）.

    [139] Jacques De Lisle,“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 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 Legal Change in the Post- Communist World and Beyond,”20 U. Pa. J. Int, l Econ. L.179（1999）; George P. Fletcher:“‘Search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ake of Communism,”1992 BYU L. Rev.145（1992）.

    [140] http://www. confeuconstco.org/home.html.

    [141] https://www.nyu.edu/global, html; http://www.law.yale.edu/intellectuallife/globalconstitutionalismseminar.htm.

    [142] Mark Tushnet,“ Some Skepticism About 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49 William & Mary L. Rev.1473（2008）; Tushnet, supra note 132, at 989.

    [143] Tushnet, supra note 132 at 990.

    [144] Council of Europe, doc.9798,28 April 2003,“Office of the Lord Chancellor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available at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Doc03/edoc9798.htm.

    [145]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Art.11.

    [146] David Law,“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102 NW. U.L. Rev.12771308-1311,1321-1323（2008）; Tushnet, supra note 132,991-995.

    [147] Al-Kateb v. Godwin,（2004）208 ALR 124,140（McHugh J）.

    [148]前引[82]。

    [149] Roger P. Alford,“Misusing International Sources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98 Am. J. Int’ l L.57（2004）.

    [150] T. Alexander Aleinikoff,“Thinking Outside the Sovereignty Box: Transnational Law and the U. S. Constitution,”82 Tex. L. Rev.1989,1993（2004）.

    [151] Louis J. Blum,“Mixed Signals: The Limited Ro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39 San Diego L. Rev.157,163（2002）.

    [152] Jed Rubenfeld,“ Unilat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79 N. Y. U. L. Rev.1971,1995-99（2004）; Emest A. Young: “Foreign Law and the Denominator Problem”,119 Harv. L. Rev.148,161（2005）.

    [153]“Court in Transition: From the Hearings”, New York Times, Sept.14，2005，at A26.

    [154]前引[82]。

    [155]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8.

    [156] Id.; Robert H. Bork, Coercing Virtues: Worldwide Rule of Judges, The AEI Press,2003.

    [157] Richard Posner,“Foreword: 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 L. Rev.32,87（2005）.

    [158] Jack M.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59] Jü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107,125（Amy Guttmann ed.,1994）.

  • 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3-7

    第三章 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以及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 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 较多的研究课题 人们从外交 政治 军事 文化 经济各个层面介入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从经济视角对冷战发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 相对于其他层面 经济冷战起源的 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 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 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 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 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展 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 引起关注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 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而苏联领导层却 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究其原因 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 济I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 以及西方 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这里 涉及诸多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借清算 用贷款 战后赔偿 歇尔计划等 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近年来开放的 国档案 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本章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 档案文献的披露 这一问题到60年代末渐渐被 在一个更加 出的地位 2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 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 3尽管如此 这里仍然存在 很多有争议的看法 苏联为何迟迟没有正 式提出贷款要求 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苏联未能如愿取得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 悬念确实存 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 到美国的承认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 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 政经分离 的态度 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 别是在1921 宁提出 经济政策 NEP 的主张以后 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 国内市场的出现 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 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 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 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 石油大亨阿曼德 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30年初 美国对 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 2 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苏联当然希望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 但横在美苏关系中障碍除了 识形态 还有一个债务问题 十月革命后 苏维埃政权不承认革命前 美国给俄国临时政府的贷款 又通过实行国有化没收了美国在苏俄的资 据美方估计 1933年这笔金额前者为2.99亿美元 其中政府贷 1.926 后者为3.367亿美元 总计超过6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认 算这笔债务是与苏联建交的前提 2 了与美国建交 苏联政府被 迫承认所欠债务 估计总额为3.45亿美元 加上15年的利息 可能超过 5亿美元 外交人民委员M. M.利瓦伊诺夫最初建议以此为基础与美方谈判。后来苏方经过仔细“计算”，认为所欠美国的债务不超过1.6亿美元。

     出于政治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愿因债务问题影响美苏建交进 在谈判中 他与利瓦伊诺夫达成 君子协 务问题可以留待建交 后解决 方案是苏联只需支付0.75-1.5亿美元的债款 谈话结束的第二天，即1933年11月17日，美国宣布恢复与俄国的邦交。罗斯福还 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 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 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 然而 在后续的债务谈判中 美国国务院始终把 苏联欠债作为 种杠杆 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的让步 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 苏联则坚持 国必须提供新的贷款 2亿美 而其中的部分资金可作为苏联的还 认定7500 美元 2 美苏贷款和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再加上 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 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 1934 1月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8011 Act 禁止私人或机构 向欠债国提供贷款 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 3实际上 战前苏 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私人贷款是1933 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 购买美国棉花 利息5% 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 美苏关 系急速升温 战争期间 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 1941 3月美国通过了 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 授权总统向 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 出售 转让 租用 借用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 务用品 据此 美国向英国 苏联 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 事和其他物资援助 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 5美苏贸易由 此大幅提升 1935年至1939年间 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 2% 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 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 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 1941 11 4 斯大林致电罗斯福 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 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 苏联政府不胜感激 并将其视为 对苏联的最大支持 受苏联政府委托 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 务的条件完全赞同 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 之后开始偿还 并在 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 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 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 11 6日获悉了斯大 信函的内容后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 米柯打电话说 ，“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 ( 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1.23 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 3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 31.9 美元增 加到153.4亿美元 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168亿美元 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200.8亿美元 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 4在这个基础上 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 其主要内容为 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 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国际规则 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 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 个自由贸易的 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 济环境 户开放 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 并会使各国保持稳 和平和民主 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 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 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 2为此 美国极力 倡导国际经济合作 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 早在1941 8 14 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起早的 大西洋宪章 除了强调放弃以使 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并建立一个 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 全体系 还提出希望 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 实现 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 3 1943 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卿е 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 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 建工作 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 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 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 创建国际贷款机构 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 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议 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 生产与贸易的措施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以及 在资源开发 航运 空运 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 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 个领域 应予以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 1944 11 24 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 这个 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 事供给体系 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 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 应该延续 并应变得更加牢固 21945 2 12 罗斯福在要求国会 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 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 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 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 罗斯福还指出 在经济领域 各国的 旨和利益是统一的 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所需要的 互相符合的 扩大生产 就业 交换和消费换言之 就是生产更多 的商品 提供更多的就业 行更多的贸易 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 然而 美国人也明白 在考虑新的世界 经济秩序的时候 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 是对各种自成体系 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 里即针对英国 也包括 苏联 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 12 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 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 同一世界 的自由 贸易必须取消关税 配额 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 关于苏联 艾奇逊 指出 美国必须制定 公平的贸易规则 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 经济问题 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 也是 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早在1941 12 26 副外交 人民委员8. A.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一 经济委员会 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到损失 以便确定战败国如 何在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1联共 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 斯基的建议 并与1942 1 28日做出决议 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 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 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 及有关计划和方案 其中包括 后经济安排的设想 业和农业原料 产地的再分配计划 成立关税联盟 消灭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立货币集团的方案 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 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 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 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战时 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在其逗留的10天里 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

     10 16 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 斯大林 对美国的产品 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示出极大兴趣 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 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 商谈和平时期两国贸易计划的建议 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 一问题 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 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 绝不会只是 象征性地 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 一份关于 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 的长篇报告 其中讲述了他对处 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 迈斯基指出 战后 际政治领域中 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 国和英国手中 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 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 美国是 有活力的帝国 主义国 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 美国 的这种 扩张 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 而英国将力图用和 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 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 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 相反 美国 希望苏联至 少保持中立 至于英国 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 当越来越向苏联靠 因此 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 论从战 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 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 苏联都希望同美国 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 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 到经济关系 迈斯基认为 美英 这两个大国在未来 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 而特别重要的是 它们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 分重要的来源 所以 苏联必须立即 手与美英进行会谈 要求美英 别是美国 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 保证在战后5 — 10年的时间 通过租借法 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 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 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道 深入 所提措施也很到位 对此 斯大林 心知肚明 1944 3 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 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到 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 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 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 6月美国商会会长E.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 并同他进行了 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 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 并说苏联所有大型 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说 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 是工业设备和机械 而不是消费品 不过 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 产消费品 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 除非为了进口 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 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 苏联可以 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 最后 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 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 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 经济协议的实施 约翰斯顿表示 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 无论如 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 并使苏联得到长期 贷款 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 斯大林态度 蔼可亲 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 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 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 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 正是在这样气氛中 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 接物质损失 7000-8000亿卢布 约合1320-1500亿美元 ，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 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 。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事务办公室主任科拉多1945 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 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 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 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 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 建最的重要条件和前提 1943 7 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建议 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 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 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 款的问题 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 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基金将 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 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 长期信贷银行 I对此 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 无论是美国提出 的稳定基金组织 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 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 都是有限的 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 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 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 米高扬也指出 这两个组织都具有贷款利率较低 1% 的价格优 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 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含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 1943 11 5 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 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 主要 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 这一话题表示出极大兴趣 他说 苏联对重建铁 路系统 冶金厂 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米高扬还提出 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 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 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 价值3亿美元的 额外订单是不够的 哈里曼解释说 从法律上讲 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 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 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 向于对该法案做出 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 哈里曼提出 或许可 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 供贷款和财政援助 的问题 对此 米高扬 回答说 对比英国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 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 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 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 货物价格 3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 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 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 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 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 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 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 在此之前 需要 心的是 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 毕竟当时租借 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 入总计2980亿卢布 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 10.4% 2或许正 出于这种考虑 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 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 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 在一次与罗 斯福的会谈中 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 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仅限于战争时期 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 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 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 重建问题 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 1943 12 7 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 草案指出 美国 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 才能得 到苏联为恢复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 在对复兴开发银行 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 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 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 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 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 长期贷款 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 指复兴开发银行 引者 2 12 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莫洛托夫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 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 哈里曼表示 租借法案 美国政府 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 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 具体说就是 1 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 以购 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 2 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 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 3 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 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 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 通过他的 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 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 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 贷款数额及其条件 第一期10亿美元 利息0.5% 期限25 从第16 年开始 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 4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 与战前 苏联从德国 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 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 5 年利高（5.5%-6%）——相比 米高扬的要价的 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不是条件而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 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 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 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 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 与苏联的谈判 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 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 国务 院的初步考虑是 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 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 易的贷款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安排 因此 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 使馆只能泛泛而谈 1所谓 律限制 首先是指1934 1月美国 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其中规定 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 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在1933 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 双方未能就债 务问题 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 收的美国资产 达成协议 其次是2 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 统已 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 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 联战后重建的愿望 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 确信息 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法律限制的问 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 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 额问题 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由于美方的积极性不高 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 却呈 现出一种混乱局面 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 在苏联内部 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 遭到了国家计委主 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 3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 财政部长H.摩根索 向亲苏 他全力支持为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 美元 甚至同意取消利息 商务部负责官员e罗普斯也认为 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 但国务院和对外经济 管理局则完全拒绝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1 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 反对意见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 场争论甚至在媒体上 映出来 一些报刊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 2在这种情况下 美苏 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 而是进入了 眠状 3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 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进入1945 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 1 摩根索致 函罗斯福说 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 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 供全面援助 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 而是一种对美 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 摩根索还说 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 解到 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 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 苏联却 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 额度60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 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 折扣 莫洛托夫强调 苏联政府非常希望 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 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 一方案的提出 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 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 1哈里曼后来回忆说 这是 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 照会 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 2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 姿态提出问题 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3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 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 资本过剩和大量失 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 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 贷款要求 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作出官方响应 对于苏联照会 哈里曼 首先提出 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 完全置之不理 但他 觉到一种暗 即美苏 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 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 国愿意合作 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 重大的重建问题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 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 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 这一切 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为此 国政府应保留 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 便保留政治优势 5国务院在向总统转 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 (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 (2 )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 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 摩根索于I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 甚至比苏联方案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 2% !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 而且这样做将为美 国在战后提供6000 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 反对 理由是 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 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 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 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 苏联的偿还能力存 在问题 2商务部的看法与此大体相同 只是口气缓和一些 3罗斯福本人非 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 也表示出对贷款问题的 浓厚兴 4不过 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解 决之前 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 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 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 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 目前 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 7 1日至1946 6 30日的第五个租借 协议作出陈述 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 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 要求 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 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 不间断的物 5至于战后贷款问题 正如加迪斯指出的 罗斯福也倾向 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 外交工具 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 人不同的是 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 6所以 罗斯 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 1 27 美国对苏联的照会作出了正式答复 关于莫洛 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 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 的方式和方法 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 在这 步骤完成之前 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 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 本政府对此深信 不疑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 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 发给我们 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 就目前而言 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 莫洛托夫只是在2 5 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 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 斯退丁 纽斯回答说 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 3斯大林在雅 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 只是在2 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 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租借物资卖给苏联 总统说 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 些修改 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 信贷方式进行转移 斯大林马上赞扬说 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 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4 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 斯大林再次 高度评价说，「 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显然 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 因而专 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 当然 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 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 斯大林或许 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 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 问题的讨论 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 1944 12 米高扬 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 2.38 美元 的瑞典贷款 其理由就是条件不 3.5%的利率 25%用现金支付等 2 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 3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不是莫斯科认为战后贷款问题不重要 恰恰相反 正因为这个问题对苏 联来讲太过重要 所以必须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在最高层进行讨论 只要 有罗斯福在 斯大林相信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斯大林知道需要给罗斯 福留出时间去解决美国国内的法律问题 但他不知道的是 罗斯福已经时日无多。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 尔塔会 议刚结束 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 要求美国马 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 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 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 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 贸易法 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 垒的国际协议 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 4然而 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 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 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 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 无论如何 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 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 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 事实是 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 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 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哈里 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 其对苏联的认知和主张都属 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 据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说 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 应该 先让这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 国再施以援手 1另一方面 欧洲战事临近结束 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 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 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 反苏情绪迅速蔓延 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 2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 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 1945 4 23 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他回忆的那样粗鲁 无礼 确是强硬和冷漠的 在波兰临时政府组建问题发生争论时 莫洛托夫一 再重申苏联愿意合作 杜鲁门就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只要苏联政府严格履行雅尔塔协议就没有问题 35 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 立即停止 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确属经验不足 没考虑对日作 也非刻意针对苏 国接到了同样的通 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 I 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其下意识中对苏联不满的情绪 无论如何 对日作战结束以后 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 美国对苏联的租 借贷款走到了尽头 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没有取的任何进展。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 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 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 4 11 哈里曼建议 该尽一切努 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 尽快 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 必须表 种合作 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 24 19 务院财政和发展政策办公室 OFDP 任科拉多建议 政治 条件 有利的前提下 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 的谈判 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 考虑将来部分 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 35 9 斯退丁纽斯提交 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 于苏联 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 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 力推进 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 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

    在6 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驻苏代办w 奇通知并再次 强调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 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 美国政府正在 考虑战后贷款问题 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 1945 7 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 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 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议中 3-0条款1达成一项贷款协议 其中的10 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 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 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 —33 美元) 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 美元 2 出口银行法 经众议 院和参议院通过后 1945 7 31日开始实施 3这样 限制向苏联 贷款的法律障碍之一(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 经消除 而采用租借 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 但与此同时 美国越来越倾向对贷 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 正如新任国务卿上贝尔纳斯所说 美国政府已 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计划与 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 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 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 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 5由于史料不足 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 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 6不过 哈里曼还是在8 9日通知苏联政 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 7于是 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L.G.登科正式提出 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4 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 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10 亿美元的信贷 期限30 从第9年末开始还贷 年利率2.375% 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10% 折扣 1显然 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 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 然而 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 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 9 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 表团和参议员佩珀访问苏联 关于贷款问题 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 如要求苏联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 从东欧撤出其 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9月14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 斯大林抱怨说 苏联曾提出60亿美元 的贷款要求 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 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 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 助项目 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 肉类 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 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在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 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 议员佩珀在9 21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 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 来的巨大损失 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 批评 的声音 为苏联 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 珀还特意提到 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 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 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 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 尽管苏联一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 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 根据俄国档案 10 15日美苏签订 了一项协议 管道协议 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 用于支 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 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 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

    此后 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 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 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 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 的前提条件有六点 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 苏联应该 全面 和坦率地披露 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 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 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 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 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 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 此外 还提到许多与 门户开放 有关的事项 3 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 联提供贷款的闸门 贝尔纳斯承认 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 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 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 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4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 11 15日迈 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警告说 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手段”。

    当然 与此同时 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 副国务卿艾奇逊认 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 商务部长华莱士指出 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作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美苏友 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则呼吁 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 和平 意图 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I 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 到目 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 助长了苏联 取单边行动的倾向 甚至还可能促成 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 贪婪政策 2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 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 大林在1946 1 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 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 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 团访苏 1945 9 时提出的条件 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

    除了政治要求 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促使苏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签署了协议书 是到1945年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 联并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 4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 际金融贸易体系 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 于是 美国决定对苏联放 宽期限 并于1946 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 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 国务院认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 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 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 5此外 上所述 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 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 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 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 并在 2 21日提出 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 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

    1946 3 15 苏联在覆照中提出 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 论如下问题 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 贸易和通航条约 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 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 苏联政府认为 将任何其他问题与 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 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 苏联 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 24 10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史密斯拜 会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时提到 苏联会得到贷款 但需要 种条件 34月 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 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 但同 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 谈判应于5 15日在华盛顿举 照会还表示 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 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 的机会加入该机构 4然而 会谈尚未开始 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 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 为他用的问题 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了 这次是否会有 结果是令人怀疑的 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 东欧和满洲等一系 列问题上做出让步 5此后不久 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 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 当诺维科夫询问时 美方解释说 进出口 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 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的额度。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5 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 苏联政府准 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 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 也准 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 2然而 此时苏联内部又出了问题 据米高 扬回忆 苏联5 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 也没有在政治局会 议上讨论 而只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 3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 批评 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45 23 米高扬 维辛斯基 等人根据5 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 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 主要内容如下 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 4个问题 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 其他问题 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 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 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再行讨论 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 苏联政府 接受美国的提议 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 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 和清算的协议 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 5.在促进国际 贸易的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 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 贸易的垄断相矛盾 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 可以听取美方对其 他问题的陈述 告知将对此进行研究 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 并签署了贷款协议 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 也愿意成为联合国 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 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 准备的 但是 尽管斯大林认为5 17 的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 的重大让步 美国并未接受苏方的建议 6 13 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 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同时进行 其他问题 的谈判 并再次重申 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 题表达意见 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 1对此 7 9 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 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没有什 么变化 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 2但是 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 提交这个答复照会 7 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 否根本 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 这一问题时 杜鲁门痛快而简捷 地答到 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岬月下旬 纽约时报 连续 开报道 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 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 从未超过 初步阶段。

    从此以后 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5 但美苏之间关于战后重 建的贷款问题再也没有进行讨论 实际上 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几点结论和思考

    大体说来 战后苏联获取国外 其实主要是美国 贷款有三个渠 其一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这里的好处是利息低 1% 前提是申请者必须是成员国 由于苏联最后未加入布雷顿森林 体系 这条渠道自己放弃了 其二 借贷款 里的各种条件都比较 优惠 故而是苏联一直努力争取的方式 但只因限于战争期间 成果不 其三 信用贷款 这是苏联 也是各国 争取战后重建资金的主要 方式 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 且具体条件 主要是利率 年限和 商品价格 需要双方谈判确定 当苏联意识到信用贷款是获取国外资金 的主要渠道时 美苏关系已开始恶化 双方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

    从战争结束到1947 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 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 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 比之下 英国 1945 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 国谈判 很艰苦 结果 得到37.5亿美元的贷款 利息2% 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 实际为1.63% 此外作为租借 收尾 计划追加的贷款 还有6.5亿美 1得到美国贷款 美元 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 19 意大利 5.13 丹麦 2.72 波兰 2.25 希腊 1.61亿 2除希腊外 款额度都比苏联多 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 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 得多 1947 6 30 中国政府仅获取租借贷款就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美元的信用贷款 I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从本文对历史过程 梳理可以看出：
    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 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 包括经济合 充满热情和希望 尽管苏联有些疑虑 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 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 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 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 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 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白宫易主和战争后期 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抬头 成为苏联获取美国贷款的主要障碍。
    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 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 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 对这一点 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 有共识 但是 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 期待美国战后爆 发经济危机 以此为自己谋取最佳贷款条件 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 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 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 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但如果斯大 林主动提出 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 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 个国家的 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 美国 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 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 唯独苏联除外 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 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 义情绪蔓延 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 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 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 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 而主张 政经分离 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 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方面 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 否则美 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 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 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 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 世界经济的现实 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而这种体 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事实上 苏联只要 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 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 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 的严重性 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 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由此形成僵局 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 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 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 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如此看来 经济摩 擦和纠葛是冷战发生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应该看到 国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其根本原因是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战略认知 陷入了误区。

    第四章 冷战前奏：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何时开始的 或者说 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是何时形成 这是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长期争辩的问题 20年前笔 者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并提出从概念上界定冷战开启的两个标志 即对抗的双方 而不是任一单方 经出台比较完整的冷战政策 在这 政策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政治集团 由此判 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 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表明 美苏双方的对抗战略已经出台 两极格 局初步形成 1947 3月至9 是冷战开始的过程。

    不过 1946年春夏美苏关系的确呈现出一种 剑拔弩张 的状态。2月9日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激起美英社会舆论译然 2 22日凯南从莫 斯科发回的 长电 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热烈反响 3 5日丘吉尔在富 顿发表 演说 遭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本人的全面反击和严厉 斥责 一时间 苏联与英美相互指责和攻击 国际形势极为紧张 似乎 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2很多历史研究者对此做出判断:有人认为斯大林进行 战动 有人认为凯南启动了冷战 更多的人认为丘吉 尔发出了 战宣 总之 在很多学者看来 冷战在1946 春天便已经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判定冷战爆发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坚持冷战形成界定的两个标准 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1946 年初苏联 美国和英国的这三次举动的个人目的是什么 实际结果又如 它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冷战已经形成 那么应如 何判定美苏双方此时的政策目标 如果说冷战尚未形成 那么这些举动 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的问题是 在此时刻美苏两 国决策层如何认定对方的战略和政策 如何决定己方的外交目标和行为 走向。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不能说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没有缺陷 更不能否定美 苏之间在战时就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但是总体来讲 罗斯福总统掌管白 宫期间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 主张对苏友好合作的倾向始终占据美国 治的主导地位 在罗斯福眼中 美苏关系甚至重于英美关系 道理很 简单 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是苏联 惟其如此 华沙起 问题上 美国才劝导和压服英国容忍了苏联红军 袖手旁观 的行为，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 罗斯福才站在斯大林一边化解了苏 英之间的激烈争执 I随 战争走向胜利 联与英美之间的猜忌不断加 如战俘处理问题 情报交换问题 场使用问题等 最典型 最严重的莫过于“伯尔尼事件”——英美军方代表在瑞士与德国代表谈判意大利北部战场德军投降事宜 苏联怀疑西方盟国阴谋与纳粹单独媾和 以加强欧洲东部战场对苏军的压力 直到罗斯福亲自出面反复解释和保 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4月11日，伯尔尼事件划上了句号 尽管 如此 罗斯福处理的美苏关系中这最后一件麻烦事 使他对未来盟国团结合作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于开始动摇的美苏关系不啻雪上加 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迅速右转的重大因素 民主党 长期执政早已引起共和党的忌恨 罗斯福政府的亲苏政策在国会两院也 一直有人质疑 是战争需要白宫有一个强势掌舵人 战争进入尾 国右翼政治势力和反苏反共倾向日益抬头 罗斯福在参加其第四 次竞选美国总统时 放弃比他更加左倾的华莱士 而选择民主党右翼代 表杜鲁门做搭档 已经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改变的苗头 杜鲁门入主白 宫后不久 量更换主要政府官员 渐改变罗斯福的政策 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往往过度甚至错误地理解和认知苏联的战略意图 这种情况下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爆发出来 但其结果显示 美苏关系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 1945 5 9 美国在没有任何预告 的情况下突然对苏联采取了中止租借援助的举措 甚至召回已在途中的 运输船只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美国的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时 而造成 混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但白宫无视罗斯福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丝毫不顾及盟国感情和尊严的处事方式 严重刺 激和伤害了斯大林 苏联对美国新政府战后对苏政策的怀疑和担忧由此 而生 然而 杜鲁门马上采取补救措施 紧急派遣已病入膏肓的前罗斯 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解释和道歉 结果是 不仅租借援助在对日作战中继续进行 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不久 10 15 美苏签署 管道 协议 以租借贷款方式解决了对苏租借剩余物资 的生产和运输问题 1租借是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石 现在似乎也可以成为战 后美苏和平相处的起点。

    杜鲁门政府对原子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大大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 信任感 作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 对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一非常敏感的 消息 美国费尽心机 既要让苏联人知道情 又不想让他们感到是在 施加压力 但斯大林对此 非常敏感 特别是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这 一重大的军事举措 美国事先竟未对苏联透露半点风声 原子弹是威力 空前的毁灭性武器 当苏联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 并通过获取 势力范围建立起 纵深防御 从而摆脱了 孤岛意识 美国这种 原子外交 的做法无异于暗中向苏联表明 其刚刚取得的战略优势在原 子弹面前将荡然无存 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正确地指出的 原子弹对苏联是一种 心理 压力 使他们 恢覆了以往的危机感 I英国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F•罗伯茨也认为 原子弹的阴影使我们 指西方与苏 引者 的关系变得暗淡了 2为了安抚苏联 美国在1945年底的 莫斯科会议期间呼吁国际原子能合作 否认美国 利用原子弹作为对任 何国家的外交或军事威胁 的传言 苏联则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同意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突出地表现出美苏战后在远东地区矛盾和分 在斯大林看来 尔塔密约确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北纬三十八度线 北的势力范围 这不仅包括外蒙古 中国东北和千岛 而且应该 扩展到日本本土 因此 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 半岛的受降区域时 斯大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尽管此时苏军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汉城 但同时 苏联提出三八线应向东延伸 允许苏军在日 本本土北海道登陆 却遭到美国拒绝 4杜鲁门此时已下定决心 对日本 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 不允许再出现分区占领的情况 日本的 管制当然也决不能让苏联染指 苏联在1945 9 伦敦外长会议上建议 成立由四大国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 美国坚决反对 6会后双方反复讨 没有结果 7直到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才决定成立由十几个国家 组成的远东委员会 负责有关日本投降书中涉及事务的政策和原则的制定 委员会不得干预在日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调整 尊重美国在日本 的现有管制机制 同时成立一个由美国成员担任总司令的盟国委员会 而总司令是盟国唯一能在日本行使行政权力的人 I苏联虽有发言权 但实 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管制之外 斯大林对此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与日本相比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斯大林更重视东欧和巴尔干 但就是在这个西方认可的势力范围内 美苏关系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并 不否认由苏联 东欧 但是雅尔塔会议公布的 关于被解放的欧 洲的宣言 在谈到欧洲秩序的确立时 强调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的 政府 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原则 也的确在东欧各国建立了 合政府 不过前提是该政府必须是亲苏的和苏联能够控制的 杜鲁门政府则要求 东欧和巴尔干成为 放的领域 以此为借口迟迟不承认在苏军占领 下成立的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政府 波茨坦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敦会议吵得更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甚至以退出外长会议相要挟 直到 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 双方才各让一步 达成妥协 美国同意与罗马 尼亚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 苏联同意与意大利签订和约 并放弃在日本问题上的争论 2苏联于1945 11月出人意料地接受美国提 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占领军 3这一举动说明 必要时 即使在东 欧问题 斯大林也会审时度势做出让步的姿态。

     如果以为苏联在安全问题上凭借军事占领的优势而态度强硬，但在经济问题上因有求于美国就会轻易让步 那就错了 I受到美国法律的 限制 苏联为战后重建向美国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在战时只能通过租借 贷款的方式来满足 战争刚一结束 里曼就通知苏联政府 国进出 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信用贷款 然而 尽管财政部长摩根索坚持对苏 贷款应给予优惠条件 而苏联也已经基本接受此前谈判时美方提出的标 国还是提出了新的贷款条件 将东欧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作为对 苏信用贷款的政治前提 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绝不考虑那些 性的 条件 1946年初 美苏贷款谈判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艰难地开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是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双方都 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 而美苏各自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态度则更加宽 苏联在苏占区采取单边行动 肆无忌惮地抢夺 战利品 起美国 烈不满 美国坚持并强行将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迁至柏林 也遭到苏 联的反对 但是美苏双方都不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撕破脸皮 1946 1 在苏方谈判代表和专家组的坚持下 斯科同意在德国战后工业水 平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标准上做出让步 对德统一赔偿计划 为了战后世界的稳定 和平 发展 大国领袖们设计了安全和经济 两个运作系统 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最初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 国际安全组织虽也

     始了 2 的制定露出一线曙光

     遇到阻力 最后经大国之间的妥协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 I国际经济组织的 情况就不一样了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署了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 这令美国人兴奋不已 后美苏分歧的扩大 特别是苏联在经济理论上陷入误区 对计划经济体 制盲目自信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莫斯科宣布暂不加入世 界经济组织 对此 虽然艾奇逊和国务院很多经济顾问还主张给予苏联 经济帮助 以促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立场的出发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 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 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 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所妥协 和让步 因此才有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 3然而 1946年初的两 篇公开讲话和一封秘密电报 使得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

    点感到困惑 不解和怀疑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1946 2 9 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在这篇公开的讲话中 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 重点是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战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 林指出 战争的胜利表明 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 会制度 优越 更稳 更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维埃国 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 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 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斯大林特别强调 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和 绝对必需的物质条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 其特点和 优点就是在 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 的基础上 迅速地聚集资 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 没有重工业 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 没有重 工业 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这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谈到苏联即将来临的新的五年计划时 演说虽然也提了一句 除配 给制 扩大日用品生产 但重点和落脚点还在发展重工业 大概用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生产5000万吨生铁 6000万吨钢 5亿吨煤 6000 万吨石油 有这样 苏联才 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里的 意外事件 然指的是演说开篇所讲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今 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 于发展的不平稳和不平衡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斯大林的讲话——至少其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华盛顿感到震 美国官员普遍认为 斯大林在宣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为敌的苏联 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H• F•马修斯称其为 战后 苏联政策最重要 最权威的指南 并且 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及 其追随者的圣 这个讲话应该 国务院内部供所有人传阅 2国务 院东欧事务司司长Е杜布罗在致国务卿等人的备忘录中指出 讲话是一个“新方针”，也是 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 作为一种宣言 斯大林 表示苏联将维持庞大军备 立起强大的战争潜力 以确保能够应对任 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I副国务卿艾奇逊则认为 斯大林 在把苏联的外 交政策引往一个不祥的方 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和西方的 战的开始 2最高法院大法官0.道格拉斯的说法更加耸人听闻：“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鉴于前文所述战后美苏关系出现的恶化趋势 美国官员们敏感地认 为斯大林的讲话是在宣布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针 这是可以理 解的 但是 这些美国政治精英都过度和错误解读了斯大林演说的本意 4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说的实质内容 不仅需要了解苏联的对外关 更需要搞清楚战后苏联的国内状况 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和西方 的担心所在 其实 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苏美关系恶化 或许正是为了 避免引起误会 讲话在开篇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战争这一马 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时 大林话锋一转 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 而且特别强调 它一开始就带 反法西斯战争 解放战争的性质 联的参加只是 加强了 这种 性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 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 起了决定的作用 5显然 大林在此有意

     突出了苏联与英美的合作和同盟关系 那么 为什么演说最后又要强调 警惕和防备 国主义战争 就需要看看苏联国内在战后发生了 什么情况 毕竟 斯大林讲话的对像是苏联民众 年的残酷战争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是战时合作关 系允许美国电影 书籍 杂志 广播乃至爵士乐和可口可乐大量涌入苏 联I 一方面是几百万苏联士兵 带枪的工人和农民 开进东欧和巴尔干各 2 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 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以外的真 实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3这种 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 西方 别是美国 文化在战时进入苏联 官方的政策略显矛盾 而年轻人则受到很大影响 4那些从中东欧回来的士兵 很自然地将这些 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国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 于是 关于 文明比较优越的情绪 连同战利品 缴获来的科技设备以及简直是抢劫 这种亲西方的情绪在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 戏剧 来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国传播开来。

    图佐夫元帅 的作者 战地记者1 V.索洛维约夫说 们在经济方面 星报 报社记者P• A.巴甫连科认为 有同盟国我们不可能将德国 人赶出俄罗斯 我们的命运最后取决于我们盟友的意志 行为和善 诗人N.阿谢夫在其作品 胜利的火焰 中则表达了对大西洋宪章 美国 民主秩序 各种自由 的崇拜和向往 并设想保持 久的 美国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美国士兵和在苏工作人员的感受 俄国人 美国特别感兴趣 俄国妇女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期待 看美国的时尚 杂志 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俄国士兵 终感兴趣 的话题 他们 经常 为这方面情况而争执不休 美国驻苏使馆官员也认为 在俄国 众中 普遍可以看到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挚好感和赞叹 2 里曼大使直到1945 11月其任期结束时仍然相信 国人对任何与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 第二 求民主 自由和公开性 这主要反映在知识阶层 一个封闭的房间突然打开了门窗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 和自由的空气 战后的苏联正是如此 只是那些教授 作家和记者说 的比较直白 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宫呈交的一份公众情绪报告中 刚解放的哈尔科夫的一位大学教授断言 在进行的变革必须进一步走 向国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 / 旗帜 杂志主编V.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作 家代表大会呼吁 斯大林宪法应该解决 我们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

    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3 联盟

    处于灾难性的境地 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早就走投无路了

    1943 7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下言论作为 动政治情绪 表现 如诗人1. P•乌特金 现在我们充满希望 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 自由民主的俄罗斯 没有同盟者我们是不能够拯救俄罗斯的 我们国家 好的宪法 最差的制度 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青年近 杂志编辑8. A.萨福诺夫 希望 后各种自由将会来临 1944 10月底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V. N.梅尔库洛夫报告了很多作 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由化 言论 如m. M.左琴科 创作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听从命令完成任务 在某种压 力下从事写作 k1.楚科夫斯基：「 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活力 最终走向灭亡 №e维尔塔 于书刊检查机关来讲 现在 1945年底开始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人们提出了许多让党和 政府头疼的问题 们的宪法是最民主的 为什么不允许工人从一个企 业自由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里 维埃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 但这 里是一党专政 而在其他国家却存在 许多党派 这是为什 东正 教最高会议能否推荐自己的代表候选人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 这是否 触犯了民主制 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坦言 我们俄罗斯 只有克 伦斯基时代才有自由的选举 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政权和共产党

    我们将轻松地生活和呼吸 2 作家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3 2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论自由问题 我们战斗了 我们斗争了 请给我们言论自由 1 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在政府专横的条件下 俄罗斯文学会渐渐失去 员的 因为人们生活得非常不好 什么也没有 布尔什维克分子使国家 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I 第三 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俄国典故 如俄国学者所言 因为胜利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 一个人都真城地感谢斯大林同志 感谢他的英明领导 然而 苏联人民 可以 谅斯大林的一切 但是 也不能重复过去的战前而非战时的 几百万穿 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走出国境 到了柏林 维也纳 布拉格 布达佩斯 他们看到 即使经过几年战争破坏和法西斯德国占 领之后 那里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过苏联 不仅在东普鲁士 而且在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农家的地窖里都挂 整块火腿 还有香肠和奶 而身处 会主义优越制度 下的苏联人民 早已不记得这些东西 3在战后被遣送回国的苏联公民被认为是农民中产生反集体农庄情绪 的另一渠道 这些被遣送回国者和前线战士一样 了解组织农业生活和 劳动的另外一种体系 一位从立陶宛被遣送回来的妇女对自己的邻居说: 陶宛所有的农民都过得很好 最穷的农民平均也有三四头牛羊 两匹 在立陶宛没有集体农庄 农民是自己的主人 而现在回到家 战争后期 有关集体农庄即将解散 必须解散的说法在苏联农村普 血腥现实了

    能为集体农庄干活 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4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57 遍流传 甚至传言这一措施 根据丘吉尔和杜鲁门的要求以及斯大林 同志的许诺 而实施 1联共 中央组织部1945 7月的调查表明 家都在期待军队复员回家 解散集体农庄 些地区甚至要求分掉 集体农庄的财产 2联共 中央农业部关于库尔斯克州的调查报告则显 由于集体农庄将被解散的谣言流传 有集体农庄土地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 将国家土地变为私人宅旁园地 样的农户在有的地区竟高达 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是导致这种看法出现的重要原因 甚至 许多党员和干部都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产生了动摇 种新的 观念 罗斯福式 过改造而生成的 资本主义是更具生命力 和爱好和平的制度 已渗透到了苏联权威学术刊物之中 4甚至有老布尔什 维克从党的立场出发 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要求在苏联实行 真正的民 主制度 因为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 联人民是成熟和 大的 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 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 第四 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 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 和水平 德国投降后 奔萨州酒精厂原料部主任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后苏联生活将发生根本变化 应该彻底改变经济结构 因为苏维埃政权 27年来 什么也没看到 这样下去不行。」苏联工人普遍 烈要求取消 两班制 恢复三班制 恢复休息日 11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到8

     58% 3 的道路

    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 工人们对战争已经结束仍然不能按照发放工资 十分不满 我们期待 胜利 并认为我们最终会按时收到工资 但结果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5 9 19日报告 对鄂木斯克市工厂工 人私人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发现 135封信中对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抱 没有过冬的棉衣 下班后没有替换的衣服 报酬很低 什么 票证也没发 所有人都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有成批的工人 大约400 离工厂 尽管抓回后将受到审判 类似的情况在联共 中央 联共 中央组织指导工作部11 28日的报告承认 大量的事 实表明 工人 教师 医生和农民日常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 能令人 满意 工资被拖欠 棉布 服装 鞋子短缺 食品供应还不如战争时 配给票证中的份额很低 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 他们发出呼喊 为什么 常生活状况没有随 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呢 为什么面包 的供应经常被中断 为什么要排长队购买面包 年是否能够取消票 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联共 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到的问 题有：「 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很苦 将如何发展轻工业 尤其是纺 英美与苏联的战争是否很快就会爆发 我们的军队要在德国呆多久？”

    关于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综合报告 10 15 中也比比皆是 3 织工业呢?J Г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力量呢 证制度 么时候才能够在商店里进行自由贸易 4 却不是这样 现在的生活很困难

    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 而我们的物质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I据 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 这些不满情绪在很多地区已经发展为犯罪行为 战后的苏联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公认的政治和军事强国 但在国内 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正在或者已 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 俄国历史上的 二月党人 事件 是否会在战后的苏联重演 3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和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 是他们绕不过去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在于 苏联领导人没有顺应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如何吐故纳新 对原有体制 政策的弊端进 行必要的改革 而是因循守旧 试图回到战前 并且把一切 罪恶 源泉归结于西方 主要是美国 的外来影响 于是 一场针对西方的意 识形态斗争便悄悄开始了 早在1943 12 2 联共 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 关于监 察文艺杂志 的决议 要求在内部对各种文艺杂志进行监管 1944 7 26 联共 中央组织部又作出了 关闭苏联作家文学院的决 41945年5 22 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 强意识形态斗争 5战争刚刚结束 布尔什维克 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就 指出 联人民正在继续完成一项实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逐步地

    出现了大量反动传单和反动言论 甚至有暴力事件发生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任务 1 9 29 联共 中央 通过了 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工作 的决议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 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苏联境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状况 并向中央提交 关于苏联在境外国家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安排的决议草案 2尽管这些指 示和决议都是在内部传达的 但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悄悄开 美国使馆在1944年夏天就意识到 美国电影已经很难进入苏联的 影剧院了 31945年9 15日凯南报告说 联已经 恢复了战前的宣传 风格 4 在这方面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很有意思 也颇具代表性 1945 11月上旬 苏联报刊登载了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 其中不乏对斯 大林的赞美之词 12月初 西方报纸又刊出消息 在西方记者的集体投 诉后 苏联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制度显得宽松了 在南方休养的斯大林 知这些情况后 连续给负责此项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 员发来电报 严厉指责莫洛托夫 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奴性 试图 个人权力来改变我们的外交路线 夺了权力 讽刺说 也许 允许西方的 蚁和诽谤 是他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5作为这一事 件的结果 1946 2 25 联共 中央发出指令 收回外交人民 委员部对驻苏外国记者发出的信息的审查权和控制权 将其转给专门的

    保密委员会 1 斯大林对他在战时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严厉的指责和羞辱 难说其中没有 功高盖主 的猜忌成分 像他在军队中对朱可夫的处 理一样 2不过 抓住莫洛托夫对西方 奴颜婢膝 的错误不放 的确很符 合斯大林当时的心态 其实 斯大林此时并不希望与西方 特别是美国 翻脸 在外交领域 中国 伊朗 朝鲜 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约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赔偿 贷款 贸易等问题 上所述 苏联还需要 美国的合作和帮助 但是 一方面 西方报纸对苏联 要是苏军在国 行为大量的负面报道 让苏联宣传部门不得不 3 另一方面 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要求开展批判 洋媚外 宣扬 爱国主 的意识形态斗争 了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斯大林不得不在 宣传领域把美国和西方作为标靶 不得不在苏联人民面前树立起 敌人 角度需要这样一个敌人 1946 2 1 政治局批准了 联共 中央致全体选民的呼 吁书 其中作为主要任务拟定了以下内容 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 以及 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一起进行争取加强爱好和平国家合作的斗

     保持国防实力 必须 固所取得的胜利 坚决地捍 苏联的利益

     形象 — 不是真有这个敌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稳定国内情绪的

    这就是斯大林2月演说的实质内容 它既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 更不是所谓 冷战的宣言 而只是苏联党和政府近期在国内要做的 事情 在国民中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 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备过苦日子 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2其实 大林在1 23 日为哈里曼送行的会见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美苏 社会和政治理念不 但这 只与两国的内部政策有 而在外交事务上双方 以找 苏联战后的经济政策存在重大舛误 本文无意为其辩护 但美国政 府的确误读了斯大林演说 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因和目标的分析进 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在白宫引起了震动和不安 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却 有异议 很多人重读这个讲话并未发现令人恐惧的内容 因此 斯大林 演说并未直接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 莱夫勒根据当时民意调查的结 果分析说 直到2月底以前 美国的精英们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分歧很 甚至那些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的人也承认 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欢 迎这样一种政策 4在这种情况下 国务院急需对斯大林讲话所反映的苏联

    到共同的基础

    外交新方针 有一个深度的解释和说明 于是就找到了被认为是 苏联 事务首席评论员 的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 凯南 凯南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18 此时急于回家 哈里曼走后新任大 使史密斯尚未到任 只能在莫斯科等待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 凯南 为美国 缺乏通晓苏联事务 具备权威性 客观性和勇气的人才 不想再作外交官 而宁愿回国写一本关于苏联政权结构的书 斯大林的 演说发表后 南认为 太老套 以只是按照一般工作程序于12 向国务院发出一封简单概括演说内容的电报 这当然不符合国务院官员 的需要 2 13 国务卿贝尔纳斯批准 国务院给凯南发出一封电 鉴于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激起美国媒体和公众 前所未有 的反应 希望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期性的论证和分析 1凯南是最早提出警惕 苏联单边主义行为 美苏合作已无法实现的外交官之一 他的看法虽受 到哈里曼的赏识 但在华盛顿一直遭遇冷落 2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 凯南 带病的身体开始口述 并在数日内将他对苏联政策的长期思考写成 凯南电报的宗旨是分析和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和特征 为美国 的对苏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南首先指出了苏联战后外交思维的基本特 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 由于世界存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个中心 夺世界经济主导权 的斗争 苏联 与资本主 义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 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 了这封 长电

     致战争 精明的资本家 倾向于 摆脱 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而发动 对社会主义的侵略战争 苏联对此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制止 在此基础上凯南推断 苏联对外政策必定是 千方百计提高 自身的 相对实力 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 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并最终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 资本主 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 凯南认为 苏联外交路线并非基于 对外部局 势的客观分析 而是 国内统治的政治需要 其认知的根源首先在于 俄国传统的 本能的不安全感 因为 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 上的农业民族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 近代以来 俄国面对 更强大 更发达 组织更严密的 西方社会 又增加了一种新的 恐惧感 俄国统治者 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 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 对俄国人民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国 部的 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担忧不已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主张革命和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能取得成功 绝非偶然 成为激发不安全 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 因为外部是一个 罪恶的 充满敌视 威胁 联的世界 所以内部需要独裁 专制和暴力 这样才能对外部世界给以 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 从而迎来 一个新的 更美好的世界 凯南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外交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强化军事工业化进 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 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 努力 实现苏联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 不惜通过退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 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 在殖民地 附属国和落后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 以利于 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 的渗透 在国际经济领域注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并使苏联处于 主导地位 而对国际经济合作采取漠视态度 凯南最后指出 美国面对 的苏联 是一个坚信 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 必须消灭美国 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 的国家 这是美国 外交上从未经历过的

    也将是美国 来所面临的最大挑 至于对策建议 南提出了几个 原则 须有勇气去面对 美苏关系出现的危机 而且 越早越有 因为美苏之间目前没有什么令美国难以下手的经济瓜葛 而且苏联的现 实主义考虑也会让它在强硬立场面前知难而退 解决好内部的问题 高美国 会的健康和活力 不给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可乘之机 必须 给其他国家 供指导 并描绘出一个美国 希望看到的 比以前更 加积极 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I 凯南电报并非简单解答国务院对斯大林演说的疑问 而是对苏联战 后外交思维 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一般外交官 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性和理论性 此在华盛顿引起了强烈和积极的反 务卿贝尔纳斯 极大的兴趣读完了 这封电报 赞叹说：「 一篇绝妙的分 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 写得最好的分析报告 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2凯南电报 就像遇到春风的野火在华盛顿和美国驻外机构迅速蔓延 哈里曼看后拿 给对苏联事务颇感兴趣的海军部长 福雷斯特尔 后者将电报复制分发 国务院的官员还把这封电报拿给战争部的规划人员 并敦促他们让陆军 高层进行认真研究 4这封电报也被分发到美国驻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机构 各种赞美之词很快就传回华盛顿 驻古巴大使H.诺韦布的评论最具代表 这是一个 全面思考问题的杰 每位大使读后都希望 样一份

    给了 内阁中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所有成 甚至杜鲁门本人

    报告是出自他自己的办公室 I所以 如同马修斯预言斯大林演说将成为 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 美国学者d.耶金把凯南电报说成是 美国决策 者的圣经 2凯南本人也由此从一般外交官进入决策层 成为美国外交界 极一时的人物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 总体上凯南电报在美国政界 军界和国会得 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誉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带有理论性和历史感的分 析来得恰逢其时 正如凯南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 果国务院在半 年前看到这封电报很可能会嗤之以鼻 而在半年后这个报告听起来可能 多余的 3战后数月 美苏之间分歧的扩展 从白宫到国会山 不乏 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之人 但是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雅尔塔 系和社会舆论 使右翼和鹰派也不愿贸然提出与苏联决裂的方针 至少不能因公开喊出反苏口号而承担破坏盟国团结合作的道义上的责 南的分析则为这种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首先 联是一个怀有 险恶目的 的政治国家 其次 苏联通过扩张和渗透 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实际威胁 最后 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 这样 美国就可以摆脱雅尔塔藩篱 堂而皇之地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 的政策 同时说服美国和世界舆论 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凯南电报助长 了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形成 正如美国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e.波伦在3 13日的备忘录中所说 再也不需要 现行苏联政策的动机或理由进行 长篇大论的分析了 凯南的电报已经说明了一切 4 个新方针就是 政策 1947 7 凯南化名 X先生 发表了 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

     一文 确提出了对苏 政策 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破坏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地方 美国便给予 定不移的反 1在1946 2 22日电报中 凯南没有使用 一词 但对这一政策的根据和内 尤其是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大体上做了原则性说明 2正是在这个意义 凯南电报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美国对苏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日臻成 鉴于共和党议员范登堡2 27 演说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表示的 烈不满 杜鲁门要求贝尔纳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讲话 必须表 示与苏联针锋相对 绝不做任何妥协 3第二天 贝尔纳斯在纽约的海外新 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宣布了一个基于 耐心和坚定 的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卿说 美国希望友谊 但不会接受 单边主 并要 大西 洋宪章 美国将抵御包括政治颠覆在内的一切 在必要时使用 武力 且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限制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不仅要 确保自己的安全 也要 维护世界的和平 “尽管没有点出苏联的名 但这一带有 重大声明 性质的讲话被美国报纸看作是 对俄罗斯 的警告 并且表明了 美国国际关系的新方向 53 29日参谋长联席 会议向国务院提交的文件 5w№4096 美国的外交政策 强调 我们 强烈赞成 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坚定和友好的态度 但是重 点要放在 坚定 6正如著名冷战史专家加迪斯正确地指出的“耐心和坚定”成了此后一年里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1这个新方针在 美国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 解决德国赔偿和缔结和约问题乃至日本和 朝鲜的占领问题等方面 都有所体现。

     凯南无疑是一位睿智和善于思考的外交官 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加迪斯非常推崇凯南 他认为 凯南几乎是当时了解斯大林的冷战战略 唯一 的一个人 只有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 站得住脚 而按照 加迪斯的说法 这个解释就是 早在1917年列宁就对资本主义世界发 在笔者看来 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这个 长电 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 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 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 根据凯 南的逻辑 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主张 世界革命 的意识形态导致 苏联必然采取不断和无限扩张的政策 战后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 为这种扩张奠定了基础 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 威胁 而且永远不会和解 所以美国必须应战 必须遏制 凯南把苏联 看作是冷战的发动者 同时也为美国推卸了破坏美苏共同缔造的雅尔塔 体系的道义责任 然而 这个逻辑存在以下几点漏洞 至少是值得讨 论的问题 其一 苏联和美国虽然都是战后仅存的政治军事大国 但二者实力 相差悬殊 军事上 美国掌握 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及绝大多数的航 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 这些战略性武器苏联都没有 在经济上 美国已 成为可以在整个世界为所欲为的国家 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 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 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在美国 其各种产

    动了 但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制定出赢取这次战争的大战略

     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那么 苏联自 其二 大量史实表明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内部而不是 外部 这一点电报中也有提及 正如上述对斯大林演说的分析 既然如 苏联是否会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或同时就将主要矛头和力量指向美 如果这样做 苏联岂不是更不安全 实际上 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时 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直到 1946 9 27 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才发出了一封对美国外交政 策进行全面分析的电报 并确认美国已经将苏联锁定为攻击的目标 联必须反击 3在冷战史学界 这封电报被称为凯南电报的 与凯 南电报 出一辙 4 其三 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扩张型国家 凯南电报对其扩张 动机和根源的分析也十分中肯 但其忽略的一点是 到战争结束时 大林的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和远东 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三个出海口苏联已完全掌控 太平 波罗的海 或得到基本保障 黑海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 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 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主动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从理论上讲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 是一种无法共

    知实力大不如人 这一点电报中略有提及 是否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存的替代关系 苏联的确也曾高举 世界革命 旗冲击资本主义世界 凯南电报对此讲述得十分清楚 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 自从1924年斯大 林提出 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 联外交的工具 1943 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是证明 1 果说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么断言苏联与美国已经没有共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 无论如何 凯南电报对华盛顿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认定对苏联 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对于这种误导的结果 福雷斯特尔的读后感最说明问题 从此以后他 福雷斯特尔 引者 日益感觉到不能再根据俄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的假定来制定政策 在他看来 于任何细心思考的人来说 如果接受这个分析 凯南电报 引者 么就必须放弃同这个黑暗的 俄罗斯过去的 幽灵所笼罩 的独裁政权建立常规的或 的国际关系的一切希望 它使得下面的观点显得愚蠢 种观点在以后曾盛行一时 认为通过让 通过 国家首脑 的一次会晤 或者通过诸如此类的形式 在会议桌上和平地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外交的本质就是妥协 因此凯南电报必然导致一种错误观念 即在

    是否过于偏激

    敌对国家之间不需要外交 I对此 美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李普曼 1947年批评 X 文章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一个有敌对势力存在 的世界 外交处理的方法是 建立一种力量平衡 使敌对势力无论多么 乏亲密关系 无论多么对共同的呼吁无动于衷 都无法看到侵略成功 的前景 作为一个外交家 如果认为敌对和不友好国家之间无法达成 和解 那就等于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 /所 南想要阻止美国政府 中存在 的一种无限度向苏联让步的主张没有错误 这种让步只能刺激 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 美国选择对苏联采取 政策本身也没有错 别是后来凯南强调这种遏制的重点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如果只 而排斥妥协 排除继续沟通和谈判的渠道 未免过于简单 化了 最后 凯南电报所引发的美国对苏政策转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 即贝尔纳斯代表政府宣示美国外交政策新方针时 避免公开提到苏 3 表明政府对公众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实际上 在此之 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苏联的矛盾心里 例如 财富 杂志在 1945 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50%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5 30 有可能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 只有16.6%的人认为苏联会发动这样一 场战争 1946年初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26%的人认为俄国

    寻求统治世界 13%的人仍然把这种野心归咎于英国人 ё 哈伯特 因此认为 虽然存在明显的反苏趋势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保持 尔塔愿景的合作态度 有信心，「或至少是希望 1或许正是因为这一 杜鲁门才决定邀请丘吉尔到富尔顿讲演 用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 探美国舆论的反应。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铁幕一词并非丘吉尔创造 却因他的一个演说而 家喻户晓 1946 3 5 已经下台的这位英国前首相在美国密苏里 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演说 面对威斯敏斯特学院3000 面前英语世界团结的必要性 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特殊性 弟般的联合 要求双方军事上全面合作 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 空基地 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 吉尔描绘了一 幅紧张而恐怖的画面 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 将来打算干些什么 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的边界在哪里 但欧洲面对的 现实就是 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 一道铁幕 跨欧洲大陆 幕后面的中欧 欧和巴尔干国家都受到苏联的影响 和控制 所有这些国家 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正在提升 并且 到处 求极权主义的控制 铁幕的另一边 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 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 面对这种状况 丘吉尔说 我不

    听众 并通过英美两国无线电广播 丘吉尔首先讲述了在 争和暴政

    相信苏俄希望战争 他们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主义的无 限扩张 演说最后又回到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呼吁 倘若英国所有道 义上 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 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 那么 就将不仅为我们 为我们的时代 而且为所有的人 为未来 的世纪 带来一个广阔的前 1 这个演说之所引起世界震动 因为战后丘吉尔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 个曾经的大国领袖和三大国合作的 创始人 丘吉尔公然背离战时形成的大国合作原则 公然挑战雅尔塔体 的精神 此举非常人所能为 怪丘吉尔本人把这个讲话称为自己 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讲话 2不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如此重要一个 讲话 际上并不仅仅是丘吉尔这样一个非政府人物的个人行为 其背 后存在 与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 丘吉尔是著名的保守派和反共政治家 早在德国战败之际 丘吉尔 就把苏联作为下一个敌对的目标了 1945 5 22 英国军方根据 丘吉尔的指示制定了代号 不可想象的行动 的军事计划 该计划以苏 联已成为 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 为前提 目的是在柏林 布拉格 沙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继续西进的 新战 通过一场 面的战争 ，「 使俄国屈服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志 个计划 超出我们的能力 而并未实施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将计划交给了美 国人 但是它的存在已经说明丘吉尔的反苏心态 3如果考虑到那时英国民

     意调查的结果 即主张对苏联友好的英国人占70% 甚至超过了主张对 美国友好的人 45% 那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 是其对抗苏联的立场 1 一时失魂落魄的丘吉尔很快就振作起来 并作为 反对党领袖活跃于英国政坛 1945年秋末冬初 丘吉尔喊出了英美团 结共同反苏的口号 2 恰这一点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中了 杜鲁门对国务 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的表现颇有不满 认为对苏联让步过多 1946 1 5 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叫到白宫训了一顿 杜鲁门历数了苏联 在东欧 伊朗 耳其等问题上 后说 苏联 所了解的只有一 种语言 我已经厌倦于笼络苏联 3 以看出 杜鲁门后来亲自为丘吉尔 的讲演站台助威绝非偶然 1946 1 29日受邀来到美国的丘吉尔写信给杜鲁门 说他 一个信息要传递给贵国和世 并认为 们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 成一致 鲁门立刻心领神会地回信说 他知道有 个重要信息要 2 10日晚两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 根据总统军 事顾问李海的详细记录 丘吉尔告诉杜鲁门 讲演的主题是英国和美国 之间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 直到联合国能够完 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 而这将是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 丘吉尔还提 了英美的安全 两国联合参谋部应该继续工作下去 会面后 海陪同丘吉尔回到英国使馆 I哈利法克斯大使一直谈到深夜 丘吉 尔告诉哈利法克斯 杜鲁门 他发表他心目中的那种兄弟会式的演讲 相当满意 非常高兴 43 3 鲁门邀请丘吉尔乘总统专列从华盛

    你究竟有多少个师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

     顿同往富尔顿 列车上 吉尔向贝尔纳斯和李海展示了几乎已经完 成的讲稿 他们都很热情 到兴奋 有提出任何修改意 据总 统助手克利福德回忆 在贝尔纳斯向杜鲁门详细介绍讲稿内容时 一开始表示拒绝阅读文本 是当打印好的最终文本分发给白宫工作人 和随行记者时 统还是 法克制地阅读了它 丘吉尔在给R. 艾德礼首相和日贝文外交大臣的电报里描述了杜鲁门当时的反应 告诉我 这个演讲令他钦佩 虽然可能引起轰动 只会带来好处 /显 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讲演的内容 而且对最后的讲稿也十分赞成 仅如此 杜鲁门实际上希望 引起轰动 早在1945 12 20 国务院就宣布丘吉尔即将发表的演讲是一个重要事件 而关于丘吉尔与 白宫接触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 2可以说 杜鲁门是这 场闹剧的幕后导演 丘吉尔只是演员而已 然而 在公开场合 杜鲁门又希望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 作为 丘吉尔讲演的主持人 杜鲁门事先指示克利福德 他的开幕词中插入 几句关于斯大林的正面话语 3 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 尔顿讲演实际 成为美国政府 战略的一部 当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苏联立场而倾 强硬政策时 艾德礼政府采取的立场则比丘吉尔政府更接近罗斯福的 大国合作方针 而丘吉尔本人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伙伴 在美国公众眼 还是著名的二战英雄和功臣 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促进美 外交政策的预期变化 或者进一步说 使正在发生的变化合法化 鲁门不过是把这次讲演作为一种 探性气球 于如此急速的外交政

     策转变 一方面观察苏联政府的反应 一方面掌握美国舆论的走向 一石二 1 西方学者考察 英国政府事先知道并赞成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讲 他们希望凭借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强英美关系以获得美国贷款 艾德礼和贝文都不了解讲演的具体内容 丘吉尔 包括知道内情的哈利 法克斯 没有向他们提供讲稿或提纲 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2 尔顿讲 演的宗旨当然背离了英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 尽管贝文坚持对苏联采取 定而直率 的态度和策略 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强硬路线上走得太远 免彻底破坏英苏关系 2 21日英国下议院讨论外交问题时 有人 出西方大国应 合起来对付俄 贝文则建议让苏联参与英美之间 的讨论和信息交流 他甚至提出将1942年签署的英苏友好条约从20 延长到50 3所以 不管丘吉尔讲什么 英国政府也乐见其成 关键是 美英的社会反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 再决定英国的立场 幕演说发表后 美国社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产生了十分 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情况之复杂 以至有学者将美国舆论对铁幕演说 的反应分为四大类 现实主义 左翼自由主义派 孤立主义 温和主义派 4总体来说 个演说与美国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共 丘吉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极权主义无限扩张 的忧虑感和恐惧感 5 纽约时报 用列表的方式显示了除控制东欧外苏联

    在战后吞并的结果 27.39万平方英里领土和2435.55万人口 这更加深 人们对苏联是 帝国主义的象征 的印象 1在这种情绪下 大多数人赞 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3 13日的民意调查发现 60% 尽管如此 很多人并不赞成丘吉尔提出的采取英美军事联盟的方式 对抗苏联 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 而认为美苏之间仍 具备合作条件的还大有人在 英国驻美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 部分媒 体和国会显然不愿意认可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当办法 自由主义者 和左翼人士 谴责这是 无道理的敌意 美国为英帝国力量的 罪恶提供担保的计划 中间派和温和派则 担心联合国组织因此而受到 伤害 保守派虽同意丘吉尔的分析 但也 不愿意接受 所提供的 解决办法 3民意调查显示 对于美国是否可以继续与苏联合作的问卷 丘吉尔演说前 2 意者占35% 对者占52% 演说后 4 意者上升至45% 反对者下降至38% 4最后 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 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 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从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到工会组织 新闻界和知识分子 直到美国共产 尽管无法为苏联的行为辩护 但他们认为丘吉尔 不代表美国人 民或其政府 也不代表英国人民或其政府 尔顿是 场灾难 在把美国的命运 向危险的方 拟议中的英美联盟将 割断联合国 的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只有3% 人认为 太硬 2 组织的喉咙 。

    面对社会和舆论出现的分裂趋势 美国政府急忙站出来表态 方面撇开与丘吉尔演说的关系 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立场 3 8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否认事先看过讲稿 并声称美国政 府与此无关 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 并说他不认为苏联会 走一条单行道 不过 杜鲁门并不否认丘吉尔在自由的国家有自由讲话 的权利 也没有拒绝英美联盟的说法 甚至还表示在宣布战争正式结束 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的英美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 1在随后几个月 国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激烈，「 分化 丘吉尔演说发表后 英国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英国外交 部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德礼在3 9日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说 国王 陛下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 英国大使也没有 要求事先批 准或不批准这个演讲 当有人追问政府对演说内容是否赞成时 艾德礼 巧妙地回答说 陛下的政府没有被要求对一个私人在另一个国家发表的 演讲表达任何意见 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外交大臣在众议院中完全明 确地阐述了 关于驻美大使与讲演稿的关系 国使馆新闻处官员的 解释是：「 使有机会看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稿 尽管不是最后的形式 由于丘吉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只是个人讲话 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觉得有必 要表示赞同或反对 就像他在任何其他著名的公民私人访问美国的情况 一样 国官方采取如此回避的态度 与前述工党政府处理与苏联关系 时的矛盾心理有直接关系 既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愿疏远苏联 苏联最初的反应似乎很平静 3 7 莫斯科广播电台简单地提到 了富尔顿演说 第二天报纸上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和评论 说丘吉尔发表

    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苏讲演 经过一番准备 当美国报纸的热潮刚刚退去 3 11 苏联报刊开始了反击 1 真理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 吉尔挥起军 四版摘要刊登了富尔顿演说的内容 社论的矛头直指丘吉尔 他为 动派 争贩子 挑衅者和诽谤者 社论特别提到 英美 指责丘吉尔 紧紧追随山姆大叔 管只是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 希望英美军事联盟使英帝国能够继续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并指出 这一联盟 注定要彻底失败 2凯南的印象是 由于富尔顿演说没有在美 英政府和舆论界得到明显支持 苏联似乎对 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些 问题上普遍存在巨大的不团结和意见分歧 感到 欣慰 3苏联老百姓可 能更敏感一些 真理报 的社论通过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后 引起苏联 人对丘吉尔的愤怒 同时也有对战争危险的担心 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 4 苏联宣传部门根据外交情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铁幕演说 在美 国大多数人民中未能引起丘吉尔所希望的煽动 5尽管如此 面对丘吉尔 的挑战 莫斯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3 13 斯大林亲自出面驳斥丘 吉尔 以答 真理报 记者问的方式 斯大林开宗明义地指出，「 个演 说是危险的行动 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 斯大林把 丘吉尔比作希特勒 指责他 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 利用 种族 号召同苏联开战 斯大林还用大量篇幅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对苏 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攻击 认为共产党在欧洲影响的增长

    史发展规律 使然 斯大林最后断言 即使丘吉尔 他的朋友们 够组织起新的 进军 也一定会像一战后14国武装干涉苏联那样 被击败 1这篇讲话被 时代 刊称为 和平时期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 治家最严厉的攻击之一 2在英国驻苏联公使罗伯茨看来 斯大林的反驳 强而苍白 很难令人相信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苏联民众讲话: 他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压力和考验 3在这篇文章之后 联共 央对外政策部召开了对外宣传积极分子会议 部署 加强揭露英美分子 反苏阴谋的工作 丹诺夫在会上号召要坚决放弃那种 争之后应该 让人们休息 的立场 苏联宣传的调子随之发生急剧变化 很多中性的 词汇和语言被激烈的谴责所代替 批判英美的文章大量增长 4 十天后 3 22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 对外界发表 了简短的政策性声明 斯大林首先指出 联合国 维持和平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工具 以此表明苏联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问 但前提是联合国必须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上 斯大林 另一个重点是 深信 何民族 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 发生 他们要和平 他们力图保障和平 为此需要各国组织广泛的反战 宣传 5 个因伊朗危机爆发而做出的表态显然温和了许多 6苏联从来没有

    下文将谈到因苏联拒绝撤军而爆发伊朗危机的情况

     设想和准备发动战争1 斯大林也未必真的相信西方会诉诸武力 是被丘 吉尔煽动和助长的反苏情绪的确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 何况 此时苏联国内也遇到了难以摆脱的麻烦 2所以 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紧张 关系应该缓解 这就是斯大林发表第二个答记者问的目的 斯大林的讲话对于安抚国内很起作用3 但对于国外的反苏情绪就不是 几句话能打发的 莫斯科必须有所行动 那么 这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 发生后 美苏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如果把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做成剖面图 就会发现美国与苏联之间 动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 就像一个万花筒 在舆论宣传方面 上所述 3月以来 苏联国内报刊杂志普遍 加强了针对英美的指责和批评 表现出一种 的强硬路线 4但是这 仅限于国内宣传5 由苏联情报部主管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调子并没有立即

    转变 三国同盟 仍然保持了一种 谨慎乐观 的方针 在苏联领 导人的指示中 暂时还没有把 反动集团 某些反动分子 与西方国 家的官方政策直接联系起来 1美国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仍在正常进行 24月 4日政治局做出决定 批准由 真理报 消息报 红星报 人员 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会议 34 23 苏联接受美国的要求 同意将画报 美国 在苏联的发行量增加到 五万份 4直到1946 6 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乎没 有一篇谈论苏联政策的文章 甚至对 斯大林同志就丘吉尔富尔顿讲话 所发表的演说 也只字未提!5很显然 此时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在 1946年初以后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趋向强硬和对抗 这是不争的事 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美苏高层的密切接触 因为此时美国采取这种 立场的目标并非要向莫斯科宣战 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迫使苏联在某些 方面做出让步 3 5 即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当天 国务卿贝尔纳斯 起草了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建议4 15 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 为巴黎 和会准备草案 73 19日杜鲁门起草了致斯大林函 表示对美苏关系的 状担 希望斯大林访问美国 匕月27 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

    于教育国内民众 至于对外宣传 苏联暂时还不想与西方撕破脸皮

    密斯赴任路经德国 在与苏联驻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代表会谈时表示 美国无意与英国建立正式联盟 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或集 并坚持认为 苏联和美国不存在无法通过达成协议并在加强联合国 办事处任务框架内解决的矛盾 史密斯还为杜鲁门带话说 美国已准 好满足苏联的利益 30 史密斯在礼节性拜访莫洛托夫时说: 斯大林元帅在美国非常受尊敬 美国人民相信斯大林元帅说的话 如果苏联和美国能够友好合作 那世界就不会存在危险 莫洛托 夫表示同意 回答说 和平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苏方对与美 国友好合作充满诚意 24 4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式接见史密斯 史密斯说话软中带硬 美国愿意并渴望与苏联实现妥协 因为我们相 国人民有一天确信我们面临 任何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断的侵略浪 我们会像过去那样作出反应。」史密斯还表示 如果美苏 国仍 相互担心和猜疑 们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走上了代价昂贵的重整军备 的政策 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 斯大林没有正面交锋 只是强烈 地谴责了丘吉尔的演说 认为这是 他本人和苏联的无端攻击 如果 这是针对美国的 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的 斯大林一再解释苏联在中 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并重申了他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 的愿望 最后 以身体不适为由 大林婉言拒绝了访美的邀请 史密 斯带 紧张的心情进入克里姆林宫 会见结束时感到 气氛融洽 3同一 美国大使递交了关于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的信函 莫洛托夫4 7

     如果我们两国相互理解和合作 世界和平就会得到保证 如果 答复 同意贝尔纳斯的提议 “月10日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接见史密斯 方再次表达了美苏之间应加强沟通 深了解的意愿 24 12 在罗 斯福逝世一周年之际 根据诺维科夫的建议 斯大林致函纽约的美俄关 系研究所 追忆 位伟大的政治 并认为 各国人民也应该感谢美 国与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3同一天 史密斯转交了杜鲁门给斯大林 回信 信中对斯大林关于联合国组织重要性的声明表示 别高 认为这 美国政府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完全一 4 美苏关系正在日益恶化的背景下 这些言论和表态 显然主要意在争取国 际舆论和抢占道德制高点 些话语恐怕也是言不由衷的 不过 也可以 了缓解美国的敌意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也的确释放出一些缓和 关系的信号 1945年底苏联未能在规定的时间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起美国疑虑 1946 2 21日美国照会苏联 邀请苏联派 察员 加定于3 8 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 行第一次会议 6是否出席这次会议的问题 在苏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 7不过 当会议如期召开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在会场出现了 管只是 美国报纸评论说 这可能只是 大国博弈中的花招 但也可 能是苏联改变政策的 一个证据 人们希望苏联开始认识到 单边行

    看出 双方还是为对抗留下了谈判和妥协的空间 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5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85 的后果 相应调整期政策 1 最令人感兴趣的举动是莫斯科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的领土撤 这显然是对丘吉尔指责苏联 无限扩张 出的直接反应 2 26 苏联在东北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解释说苏军推迟撤离是因为中 国接管的军队未能达到和交通上的困难 2美国报纸认为 个声明暗示: 只要美国军队还留在中国 军就不会撤离 3 纽约时报 还报道说 阳苏军守备部队有所增加 据信将长期驻扎 4 在丘吉尔发表讲演的 当天 贝尔纳斯遥相呼应 表声明指责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掠夺和破坏 行为 5几天后 3 10 纽约时报 就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 苏军 在从沈阳撤军 这有望成为全面撤军的开始 6果然 3 24日苏联宣 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也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3 2日是盟 国约定的从伊朗撤走占领军的最后期限 时英美军队均已撤离 苏联 却在此前一天宣布 苏军3 2 将开始从伊朗 相对平静的地区 伊朗北部其他地区的苏军在 局势明朗之前 将继续留驻 第二 伊朗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然而 苏军不仅没有撤退 反而增加了 甲部队 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开始向南调动 在伊朗的苏军则开始

    苏联占领军将在4月底之前全部撤离中国

    全面的战斗部 I 非巧合 也在3 5日这一天 贝尔纳斯向驻 莫斯科使馆发出了给苏联的抗议照会 呼吁苏联尊重联合国的宣言和原 即无条件从伊朗撤军 照会特别提到 美国对苏联违反规定而造 成的局面 能无动于衷 2尽管称不上是 最后通牒 但美国施加的 压力显而易见 匕月8日美国再发照会 口气更加强硬 要求苏联解释 为何不是从伊朗撤军而是增派部队 43 18 鉴于苏联没有退让的表 伊朗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 提交到联合国 安理会 53 22 如前所述 斯大林发表了和解性的答美国记者问 3 25 即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听证的前一天 塔斯社发布 公告 根据与伊朗政府的协议 苏联于24日已开始撤离在伊朗的剩余部 果没有意外 军将于5 — 6周内完成 同一天 斯大林致电美 联社社长证实了这一消息 “尹朗危机由此暂时缓解 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突然宣布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撤军 争后期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 亚国家 主要是丹麦和挪威 扩大苏联影响 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 的建议和计划 1944 7月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内部会议上提

     苏联需要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 8月欧洲第五司司长 pD奥尔洛夫提交的报告也认为 苏联在丹麦拥有 殊利 因为 该国 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要冲位 11945年5 7日和8 苏联飞 机轰炸了博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 5 9日苏军登陆占领该岛 2当时美国 军事情报部门认为 苏军对博恩霍尔姆岛的占领是苏联控制波罗的海的 第一步 并预测 苏联不会离开该岛 3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 1946 3 4日丹麦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 第二天莫洛托夫便接见丹麦公使 并声明 如果丹麦已有能力使用本国军队保 博恩霍尔姆岛并在那里建 立起行政机构 苏联将召回自己的军队 43 17 美国报纸报道了苏 就是在美苏一直争执不下的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上 苏联也在巴黎 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让步 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 拥有地中海 地区一个繁华的港口 原属奥匈帝国 后归入意大利 1945 5 铁托指挥的南斯拉夫军队抢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大部分地区 与随后 赶来的英美特遣部队形成对峙 虽然美苏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军事 冲突 但苏联支持南斯拉夫占有该地区 而英美坚决反对 9月伦敦外长 会议的激烈讨论没有结果 1946 5月巴黎外长会议前期 莫洛托夫提 出南斯拉夫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战争赔款要求 来交换的里雅斯特 尔纳斯拒不接受 双方僵持不下 6 23 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 苏联 可以让步 同意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 会议以妥协性的决议 宣布的

     联宣布从该岛撤军并已经开始撤军的消息

    里雅斯特为 由区 西方的最后方案 而结束了争吵。

    当然 苏联并非处处都愿意做出妥协 在那些涉及苏联根本利益的 重大问题上 莫斯科寸步不让 例如德国赔偿问题 虽然1946年初美苏 就德国赔偿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但该计划的执行却阻力重重 特别是美 国又提出了尽快签订对德和约问题 在执行赔偿计划方面 分歧的实质 美国要求在保障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赔偿 而苏联则坚 持先完成赔偿再考虑德国经济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的尽快建议统一的德 国政府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 苏联实际上采取了抵制立场 明确提出 苏联只有在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美国的建议 甚至要 求从德国西部地区收取 现有产品 作为对苏联的赔偿 巴黎外长会议 在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迫使美国提出英美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在十分敏感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际管制问题上 美苏也走上了尖锐对 的道路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初成立 6 14 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美国就抛出了一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建议 著名的 鲁克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有两条 联合国有权对不遵 守原子能协议条款的国家实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这种制裁使用否决权 在美国是全世界核武器唯一拥 有者的情况下 这无异于维护其垄断地位 因此遭到苏联反对 6 19 苏联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建议 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 并销毁 现有的所有核反应堆 从此 联合国内关于核武器国际控制的问题便进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由此开启

    入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1949 8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 苏就开始了令人恐惧的核军备竞赛.

     这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历史剖面图 抗有之 妥协亦 有之强硬有之让步亦有之。

     简短的结论

    1946 的春天 美苏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双方充满敌 并开始宣传战 但都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针 苏联的对美方针处 在犹豫之中 不想树敌又必须树敌 识形态与现实政策陷入矛盾 治上的防线已经建立 但经济沟通和交往还在继续 希望有所收获 美国因对苏战略认知陷入误区而采取强硬方针 目的并非决裂 仍希 和等待苏联做出退让 世界 意识已经抬头 孤立主义情绪 并未完全褪去 反苏反共势力上升 但仍有不少对苏友好和与苏合作的 声音 总之 政府与国会之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斯大林的选举演说 攘外 是假 安内 是真 攘外 是为了 演说的内在动机因正在形成的敌对关系被掩盖或误读 其结果引起 了外部猜忌 客观上打击了美国左翼力量 助长了美国右翼势力 成了更不安全的外部环境 凯南的 长电 正处在上升趋势的美国右翼心态十分吻合 政府和国会中 的欢迎 但其过于情绪化的理论分析 有调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关于放弃与 苏联通过沟通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结论 更是过于偏激而脱离现实。

     丘吉尔的 铁幕演说 自知英国力竭 藉助“钟馗打鬼”鼓动英 美联合对付苏联 不乏大英帝国传统外交的老道和精明 也迎合美国右 翼势力的心理 但同时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话如果晚一 年再说 或许恰逢其时

    1946年上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 美苏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 形态对立导致的战略性互疑 苏联的核心利益在欧洲 与其直接对立的 主要是英国 除了德国赔偿问题 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并没有地缘政治 的交集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贷款 赔偿 贸易 租借清算和国际经济 组织 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也就是说 双方经济关系尚未切割 阵营对抗 两极分化为特点的冷战政策和局面都还没有最终形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但冷战帷幕还没有拉起。

     以后事态的发展变化 关键是看双方决策者是否能准确判断对方的 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而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的临界点 从历史上 社会制度异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共处的 也是可以 合作的 但如果双方在战略判断上出现错误 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幸的 此时美苏之间都有战略性误判 苏联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到 美国则认定苏联的目标就是无限扩张 双方都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 制定对外政策 其结果自然就是走向对抗 如果这种误判不能纠正而继 续发展下去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 更加不幸的是 1946 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的历史就是沿 这条线索发展的。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1944-1946年发生的伊朗危机是冷战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更是美苏关系恶化及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课题的 研究 囿于档案开放 到冷战结束之际主要集中在美伊关系 涉及美苏 系和苏联的外交行为 主要也是从美国政策的视角看问题 1俄国档案开 放以后 于危机中苏联政策及其动机和背景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2进入 二十一世纪后 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新气象 大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 亚档案的使用 使研究者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件细节和地方活动 从而对莫斯科的政策目标和结果做出更加准确 全面的判断。

    危机不仅是苏伊关系的转折点 也是美国改变对伊朗政策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 关于伊朗危机历史过程的基本史实已为研究者掌握 还有两点遗憾 因俄国总统档案馆尚未开放 判断苏联在危机中的决策 目标和动机还缺乏有力证据 因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在伊朗及 周围地区调动的实际情况仍然不甚清楚 这是引起学界关于这次危机存 在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 也是吸引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 1从苏联对 外政策的角度看 伊朗危机中有三条线索搅在一起 即经济上关于石油 资源的争夺 政治上关于伊朗阿塞拜疆革命和民族自治 或独立 运动 的开展 外交上关于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的国际争端 这就导致了问题 的复杂性 甚至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 斯大林在伊朗政策中悬而未决的 在国际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章重新梳理了苏联在伊朗目标 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拟回答三个问题 1.苏联在伊朗采取的 一系列政策行为的核心目标或主要动机究竟是什么 2.苏联在伊朗行动 最后遭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伊朗危机与冷战爆发之间到底 是一种什么关系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历史上 波斯 1935年改名为伊朗 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英 德等帝 国争夺利益的场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苏俄对波斯政策一度表现出革 命的理想主义 1917 12 3 苏维埃政府发布 告俄罗斯和东方 伊斯兰劳动人民书 宣布以往瓜分波斯的条约无效 并保障波斯人民自

    问题依然存在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5 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在苏俄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 波斯被英国占 与苏俄关系中断 1920 4月红军占领巴库 建立阿塞拜疆苏维埃 共和国 随后追击白军进入波斯吉兰地区 6 4 在吉兰省宣布成立波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1 2 21日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 控制 德黑兰 26 波斯政府与苏俄政府签署友好条约 苏俄宣布放弃沙俄 政府所签署的损害波斯独立 权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消波斯欠俄国 的所有债务 放弃沙俄政府或个人从波斯政府所取得的一切租让权 波斯领土上的俄国企业及相关财产无偿移交波斯 时规定 述权利 和资产不得让与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个人 条约签订后 吉兰省重归波斯 政府控制 但条约第六条规定 苏俄在感到其南部边界地区受到威胁时 有权派兵进入波斯 11927 1 1 苏联与波斯又签订了互不侵犯和 立条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苏联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稳 定状态 伊朗成为苏联在近东地区与英国之间的缓冲国 且与苏联保持 良好的经济关系 30年代苏联在伊朗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 苏伊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安全政策改变了苏伊关系 战争初期 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支持德国 并相继占领波兰东部 攻芬兰 兼并 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部分领土 伊朗北部和波斯湾也成为苏联 観 的目标 当希特勒邀请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时 斯大林提出了 个条件 其中包括在战后修改领土时承认 巴统和巴库以南直到波斯

    额占伊朗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7个月后 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苏联加入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 而伊朗宣布中立 1941 8 25 英国和苏联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 通牒 要求驱逐德国人 并允许通过伊朗公路和铁路向苏联运输盟国提 供的租借物资 遭到拒绝后 英军和苏军南北夹击 占伊朗 苏联外 高加索方面军第44 47 团军主力部队几乎未遇抵抗 速占领了德黑 1921 9月撤离伊朗20年后 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伊朗北部地 1941 9月初伊朗战事刚刚结束 斯大林便与联共 阿塞拜疆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m.A巴吉罗夫商定 向伊朗北部地区派出以阿塞拜 疆党中央第三书记M.阿利耶夫为首的政治工作团 第一批500名政 工人员即刻出发 2 — 3个月工作团人员应达到2000 —3000 阿利耶 夫同时兼任第47集团军军事委员 41942年1 29 苏联 英国和伊 朗签订盟约 伊朗政府有责任提供保障美国战略物资运输的一切条件 而苏英则保证尊重伊朗的独立 权和领土完整 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 驻军必须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离 5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 伊朗已放弃 中立政策 1943 9月伊朗对德宣战 并在 联合国家宣言 上签字 从而正式成为同盟国成员 12 1 结束的德黑兰会议发表了美英苏三

     地区 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4940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塞姆南以北大部分地区

     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保证伊朗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援助成为 三大国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1 战争走向胜利 莫斯科开始考虑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在既 有国际条约和大国宣言的框架下 面对战时盟国 苏联的首要目标是控 制其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 1944 1 11 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 提交的报告 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 指出 战后苏联应当保持并进 一步发展与伊朗的 友好同盟 关系 因为伊朗是苏联高加索侧翼的屏 障和同往波斯湾的通道 为此 苏联应 别注意通过大量经济 文化 和政治措施 协助开发伊朗北部地区 以加强在那里的影响 建立 国际机构以支持和发展通过伊朗的过境交通线 2这就是所谓的 波斯走 也正是1940年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要求 斯走廊 对于苏联的重 要性在战争期间得以充分显示 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3 6日苏联人民委 员会做出了 关于加强对南阿塞拜疆人民的文化和经济援助活动 的决 其中包括成立出版社 建立戏剧院 开办免费学校 建立农业示范 站和针织工厂 考虑到伊朗阿塞拜疆 即苏联文件中所说的南阿塞拜疆 地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阿塞拜疆人 决议要求派往伊朗工作的最好是阿 塞拜疆人 4根据巴吉罗夫的报告 9月前 阿塞拜疆共和国已派出245 苏联在伊朗国内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伊朗人民党 盟国军队 的进驻 礼萨-沙赫宣布退位 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继位 独裁制度的

    名干部和375名专家前往伊朗工作 他们 一例外都是阿塞拜疆人

     衰落导致伊朗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动 大批被关押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 走出了监狱 1941 10 前伊朗共产党一些骨干为核心组成了伊朗 人民党 1与共产党主张武装斗争不同 人民党主张建立一个代表广大民众 阶层的政府 求民主 自由和宪政 土地分给农民 承认工会和妇 女的权利 属左翼民主主义政治组织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944 8月在 黑兰召开时 人民党已有2.5万党员 人民党注重 众工作 通过联合 44家报纸建立的 由阵线 将影响扩展到各主要省份 还建立了工 会中央联合会 到年底已有成员15万人 2苏联在伊朗的影响正是通过这 样一个政治组织 而不是共产党 渗透和扩展的 1941 12 9日共产 国际总书记6.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提出 目前恢复共产党没有 好处 肯定会引起英国和伊朗统治阶层的不满 戒心和敌意 他建议不 要重建共产党 而应该让共产党员加入人民党 3三天后斯大林就答复 通过占领军和大量的政工人员 顾问 专家 以及以人民党为主的 伊朗左翼政治组织 苏联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以北的大部分伊朗地区

    意这个建议 4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9 大不里士为中心的苏占区俨然形成了一种 真空地带 伊朗中央政府 对这一地区已经完全失控 苏联占领当局不仅完全控制了这里的行政权 力和舆论宣传 而且像在欧洲一样 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苏占区 至在伊朗政府中工作的美国顾问也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方可进入 1 苏联在伊朗北部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美国国务 院近东司官员反复谈到 要俄国人一声令下 阿塞拜疆一夜之间就 可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 政权 2然而 联通过控制伊朗北部地区究 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似乎并不明确 照苏联政府的指令和外交人民委员 的设想 制伊朗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条通往波斯湾的交通线 方式则 是通过 国际机构 共管 显然是考虑到苏联的要求 罗斯福在德黑兰 会议上提议在波斯湾的伊朗海岸建立一个自由港 并提出对横跨伊朗的 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大林表示赞同 3当然 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必要的 前提 就是盟国的合作在战后继续存在迸发展 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可 以实现的 但是 苏军占领伊朗的实际行为给人感觉苏联似乎还另有所 苏联占领当局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由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的 而巴 吉罗夫作为阿塞拜疆人 烈的民族意识 向往的是实现民族统 多次请求斯大林把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 4苏军占领 大不里士不久 巴吉罗夫就到了那里 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其下属讲到 伊朗的一些大城市加兹温 雷扎耶 米亚内 拉盖 大不里士 阿尔

     达比勒 都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德黑兰也是一座古老的阿塞拜疆 城市 I不过 于巴吉罗夫的 统一 计划 莫洛托夫和外交部门颇不 以为然 认为这与战时盟国合作的大战略相矛盾 阿塞拜疆工作团的行 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 更大的问题 伊朗石油资源的占 战争突显了石油的重要性 美国运往欧洲远征军的物资中 每三吨 就有两吨是石油 1943 世界石油的储备中心正在向波斯湾盆地转 而英伊石油公司的探测表明 伊朗的石油储量之大 甚至会让美国 相形见细 3如果说英国和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南部地区 苏联则把目光投向 了与巴库油田相连的伊朗北部地区 4战争压力稍有缓解 苏联就开始考 察和勘探伊朗北部的石油储量 1944 1 25 苏联石油人民委员部 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科学院与军方联合考察队的报告 专家们在初 步考察了伊朗北部地区石油开采的前景后指出 工业 钻井 勘探需要 大量投资和征用当地部分领土 因此必须由国家作出专门决定 并与伊 朗达成外交协议 52 24 阿塞拜疆地质勘探部报告 最初的研究表 伊朗北方阿塞拜疆 吉兰 马赞德兰 塞姆南 北呼罗珊一带的石 油和天然气储量并不逊于南方英国控制的地区 6这一结果自然会引起苏联 领导人的极大兴趣 但更令人受到刺激的是 此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

    为在伊朗人 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中 引起了不信任和恐惧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01 之间 以及他们与伊朗官员之间 于俾路支斯坦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已 经悄悄进行了几个月 并且在8 8月签订了 英美石油协 1甚至还 有情报说 英国石油公司对伊朗北部含油地区也感兴趣 2 联不能再等待 须拿出自己的计划 1944 8 16 负责核武器研制计划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I Р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另一个关乎战略性政策 石油问题的报告 在分析了世界石油储藏和开采的情况后 报告指出 美国从1943年底开始积极获取在伊朗的石油租让权 并与英国的矛盾不 断加剧 但在对第三国的问题上 美英试图采取某种 共同的立场 即暗中抵制苏联在伊朗北方开采石油 面对这种情况 贝利亚提出两条 建议 第一 苏联政府必须同伊朗开始北方石油租让权的态度强硬的谈 为此 苏联有关部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 已经在英国开发伊朗南方 石油协议条件的基础上 制定和准备了苏伊租让条约草案及谈判所需的 要数据 第二 苏联应加入英美石油谈判 以便在 国际石油事务中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条件 3目前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可以证实斯大林 对于这个重要文件的态度 但随后苏联在伊朗的外交行为显示 苏联没 有参与英美石油谈判 而是立即开始了与伊朗政府关于北方石油租让权 谈判 其态度不仅 强硬 甚至是野蛮的 伊朗人最初对苏联占领的 丝好感4 现在一扫而光 自苏军进占伊朗以后 联强迫伊朗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 济协议 器制造 屋租赁 品交易和铁路运营等 如伊朗为

    联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支付了几百万美元 而苏方在收货时却百般挑 厉惩罚 与英美不同 苏联占用伊朗的建筑物和设施从不支付租 苏联从伊朗购买大米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 卖给伊朗的商 品价格却高出印度出售同样商品的50% 苏联1943年拖欠伊朗8000 里亚尔铁路工程费和5000万里亚尔关税 等等 伊朗人对此敢怒不敢 1在石油租让权谈判中 苏联人依然采取这种恃强凌弱的蛮横态度 利亚的报告提出不到一个月 在没有任何事先商议和预谈判的情况下 9 10 以副外交民委员工I卡夫塔拉泽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德黑 并交给伊朗政府一份关于北方五省石油租让权的条约文本 作为条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地图指定了租让权涉及的领土范围 条约规 定租让期限60 伊朗政府无权单方面取消 条约条款不受以后通过的 任何法令或法案的影响 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由苏伊双方派代表解决 该条约将在议会通过并由国王签署后生效 另有一份关于在莫斯科成立 伊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该公司经营北方油田的开发 有效期同样为60 2这就是 贝利亚石油方 在与伊朗国王的会面中 卡夫塔拉泽又 提出 苏联政府还要求对伊朗北方20 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5 的石油 勘探专属权 并要求在苏联代表团回国前签署石油租让条约 国王提出 此事将与英美的石油要求一起考虑 卡夫塔拉泽当场加以拒绝 理由是 苏伊之间是国家协议 不同于英美的私人公司 3伊朗首相要求苏联代表提 出具体条件 以便伊方考虑 但遭到拒绝 苏方只希望 原则上接受他们非常广泛的要求 这令伊朗人感到十分不安

     苏联这种只提要求而不谈任何条件的无理做法引起伊朗政府 国王和社会的强烈不满 于伊朗人提出的问题 如苏联提出的租 让权与英国的要求有何区别 这些租让权会给伊朗带来什么好处 在租 让区内苏联要求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苏联以何种货币向 伊朗支付租让费用 苏联代表来到德黑兰是进行经济谈判还是向伊朗政 府发号施令 卡夫塔拉泽一概回避 坚持说这些问题等签署租让条约后 被激怒的年轻国王提出了一个想法 在战争结束前 停止一切有关石油 让权的谈判 英美虽然还没有摸清苏联的动机 但怀疑这是为了削弱 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优势 因此也私下默认伊朗推迟做出决定 3 朗政府 反复商讨后 10 8 决定 能接受苏联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要求 但对外只说一切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后再考虑 410 10 即苏 代表团访伊一个月后 伊朗政府将这一决定分别通知了苏 英三 卡夫塔拉泽当即表示 一决定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5苏联 的反应岂止 不愉快 简直就是恼羞成怒

    苏联官方把矛头集中指向首相赛义德本人 卡夫塔拉泽在德黑兰召 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指责伊朗政府破坏苏伊关系 并声称今后 联政 府与赛义德先生政府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不可能 6苏联驻伊使馆的工 作人员则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透露 义德必须辞职 使馆将迫使他辞

    再讨论 1到10月初 伊朗报纸上出现了反对向苏联提供租让权的呼吁

     I其 直接目的 如美国东欧司苏联专家波伦估计的 在伊朗组建一 个准备继续谈判石油租让权的新政府 2在苏联占领军 工人员的鼓动 以及人民党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 10月下旬伊朗出现了全国性的动乱 局势一时间显得十分紧张 人民党动用了整个宣传机器 特别是 自由 阵线 展开舆论宣传 攻击伊朗政府的决定 3 占区与德黑兰之间铁 公路交通及通讯联系中断 伊朗军队在北方的所有行动都受到苏军 限制 朗警察维持治安的行动也遭到苏军干扰 甚至被解除武装 4 严重的是伊朗各地 特别是大不里士和德黑兰 不断举行大规模集会和 示威游行 抗议人 最多时达到5万人 甚至苏联军人也佩带武器乘坐 车在市内游行 5 朗的局势引起英美政府关注 尽管担心损伤盟国之 的合作关系 11月初 美国和英国还是分别给苏联发出措辞温和的照 望苏联遵守德黑兰会议宣言 美国照会在结尾软中带硬地指出 不能同意任何构成对伊朗内部事务的不适当干涉的行 6在英美的影 响下 伊朗局势有所缓和 但赛义德还是在苏联外交和伊朗社会的强大 然而 义德内阁的解散并没有减弱反对给予苏联石油租让权的 呼声 只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抗争的主要阵地转到了议会 实际上 巴列 维国王继位后 伊朗的民主机制得到加强 议会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 按照伊朗学者阿齐米的话说 阁实际上已经成为议会的俘

    压力下于11 9日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而在议会内部 1944 8月已经组成了占多数席位的强大右翼 集团 2苏联的粗暴行为也令国王的态度更加坚定 他甚至 烈地向美国 人表示 租让权谈判应建立在外国军队撤出而不只是停战的基础上 更符合逻辑 也更合乎民意 3在这种背景下 12 2日伊朗著名民族主 义者摩萨台在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 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与国外讨论或 签署有关石油租让权的协议 犯者将被判处3 — 8年监禁 永久不 得担任政府职务 4摩萨台在讲演中批驳了主张给与苏联租让权的 积极 平衡 就如同失去右手的人为了平衡要砍去自己的左手 朗需要的政治平衡是首先保护北方的领土主权 后再重新建立对南方 领土的控制 5摩萨台讲演两个小时后 议会在没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以 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议案 反对的只有少数人民党议员 6伊朗议会通 过的法案实际上切断了苏联通过更换政府实现租让权谈判的通道 12 8 卡夫塔拉泽在使馆约见了伊朗新首相和议会代表 对刚通过的法 案提出 烈批评 并敦促议会重新考虑苏联的建议 卡夫塔拉泽最后表 所谓伊朗石油危机 原本是美英之间对南方租让权的争夺 苏联突 的卷入 别是采取强硬 蛮横的做法 不仅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严 重恶化了苏伊关系 无疑为 后苏联实现在伊朗的政治和经济 成了巨大障碍 引发了英美对苏联在近东图谋的深刻怀疑 英国和 国的外交官大都认为苏联此举的目的并不在石油 而是 観 朗的北

    鉴于苏伊关系已经恶化 他只能立即回国了 7 30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方领土1;还在客观上缓和了英美之间的矛盾 使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 付苏联 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危机中曾 小心翼翼 地避免让苏联人感 觉他们正在 对付苏联2 卡夫塔拉泽之行彻底失败后一段时间 管苏联政府仍然指责禁止石油谈判的法令是不明智的 应予以修改3 没有再提出石油问题 显然 斯大林不想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谈 论这个问题 英国人 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伊朗问题 而限制 苏联在那里采取进一步行动 国国务院也表示赞同 4 罗斯福没有表 因为三巨头需要讨论更重要的问题 日作战 兰问题 对德政 策等等 结果 尔塔会议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提出伊朗石油问题 甚至向会议提交了 英国的决议草案 在盟军撤离伊朗以前 任何有关国家的政府都不向 伊朗政府提出要求获得追加石油租让权的建议 但莫洛托夫坚决反对 理由是 没有足够的时间 伊朗的 紧张时期已经过去 5会议记录 只提到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三国外长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 一致同意 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6德黑兰会议的旧话也未重提 因为还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 由于国务院的坚决反对 罗斯福关于在伊朗建设自 面上看 伊朗石油危机的风波已经平息 苏联在伊朗的两个目 未明言的波斯走廊和已提出的石油租让 也均未实现 殊不 知莫斯科正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由港和对铁路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已被束之高阁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尽管石油租让权谈判未能如愿开启 莫斯科在公开场合也不再谈论 油问题 但苏联并没有放弃贝利亚的石油方案 而是在暗地里单方面 继续实施 伊朗并不想恶化与苏联的关系 雅尔塔会议过后 即提出了一个 妥协方案 1945 2 26 伊朗驻苏大使M.阿希在与莫洛托夫会面时 府指示他解决苏联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的问 在法律不允许租 让的情况下 联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式确保 其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的权利和利益 莫洛托夫断然拒绝 并强调苏联 政府 在石油问题上的唯一建议是在伊朗北部的租让权 英国在伊朗的 举动更让苏联人 1945 4月起开始 英国人在德黑兰以北和东 北地区进行地形地质勘测 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 国人以探寻矿产资源和水源为借口 实际上正在向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 渗透 26 6日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召开会议讨论伊朗局势 来自 驻伊部队的指挥官D 科兹洛夫报告说 英国人在伊朗享有60年的石 油租让权 美国人最近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科兹洛夫强调 伊朗到处是 6 21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伊朗北方石油勘探工 作的决议 决议责成石油人民委员部和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组建一个水文 地质局 以此名义在伊朗北方地区进行石油勘探 石油人民委员部负责 准备仪器和设备 外贸人民委员部提供进口交通工具 外高加索方面军

    石油 联可以在开采北方石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责建设办公区和生活区并提供保 国防部提供钻井设备和运输车辆 并保证维修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款800 卢布以保证日常经费 议规定 8 1日前派出测绘队和勘探队 9 1日前将勘探和钻探设 备运送到位 9月份正式开始勘探和钻探工作 1 吉罗夫9 6日向斯 大林报告 在伊朗北方已有300多名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辛勤地工作 2 就是说 在没有得到伊朗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苏联已经擅自在其占领区 开始了工业勘探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也注意到 尽管伊朗宣布将租 权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但苏联人在其占领区内钻探油井的工作 空手而归的卡夫塔拉泽也不死心 7 6日他给莫洛托夫写报告提 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对外解释 济增长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 要求我们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租让 还催促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会 议前告知美国和英国 正如华盛顿和伦敦没有抛弃他们在南方的意图一 联也不愿放弃在伊朗北方取得石油租让权 48 30 阿希大使 与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谈话时 再次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 建议 并表示伊朗希望在法律范围 找到改善苏伊关系的途径 维辛斯 基反驳说 法律都是人定的 无论什么法律 都不应妨碍满足苏联的合 理利益 苏联的建议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 现在就看伊朗政府怎么做 5 9 8 希又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M.a西林提出苏伊联合 石油公司的问题 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 却被西林一口回绝 6正是苏联 石油租让权咬住不放 美国国务院石油顾问雷诺坚持认为 苏联在 未停止

    战后面临严重的石油短缺 寻求石油是它在伊朗北部的主要目的 尽管 多数英美和伊朗观察家相信所谓租让权不过是政治行为的幌子 1 苏联的确不愿也没有放弃获取石油租让权这一战略目标 但行为方 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石油危机平息后 1945 4 10 英国外交部 方司长e. W.巴赫特在给驻伊使馆的电报中说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 莫洛托夫表示准备重启石油谈判 但希望低调处理 巴赫特怀疑苏联将 对伊朗采取某种行动 并提醒说 果苏联想要对哪个国家采取行动 通常的理由是 1 该国政府不能维持国内秩序 乱状态对苏联安全造 成了威胁 2 该国统治阶级太残暴 应当被推翻 由符合人民意愿的 危机而不能自拔 巴赫特预言 如果苏联真的采取行动 那一定会出其 卡夫塔拉泽回国后 在南阿塞拜疆工作的苏联人似乎迷失了方向 1945 2 13 阿塞拜疆驻伊政治工作负责 哈桑诺夫向巴吉罗 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 在详细讲述伊朗的局势后 哈桑诺夫指出 苏联派来伊朗工作的人员 知道我国政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很难得到全面部署 哈桑诺夫认为 联应该帮助伊 朗阿塞拜疆人民 摆脱法尔斯人的枷 目前伊朗国家正 处于完全崩 溃的前夜 际形势也有利于实现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问题不能通过 外交谈判解决 阿塞拜疆的解放和民主秩序的建立 或将其纳入 苏联阿塞拜疆 必须通过人民起义来实现 而盟国必须面对这一既成事 于苏联驻伊使馆无法领导这一行动 大使对我们的活动并不总 是满意 哈桑诺夫建议在大不里士设立一个领导小组 接接受巴库的

    民主政府 来掌权 考虑到苏联不可能再次让自己陷入卡夫塔拉泽的 31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不意 2不幸 巴赫特言中了 指示 1这个想法与巴吉罗夫等阿塞拜疆领导人不谋而合 同一天 阿塞 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三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A. M.阿利耶夫也给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写了一份报告 结论同样强调目前解放南阿塞拜疆的条件 业已成熟 2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2 15日完成的一份参考数据认 伊朗阿塞拜疆500万人口的情况与爱尔兰 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相 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正在日益加深 32 19 联共 中央 国际情报部的报告确认 伊朗议会已经成为英国人的 服工具 苏联 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 国威胁 因而建议 作为一种对抗手段 用伊朗议会选举即将举行的机会 使亲苏派夺取伊朗北部省份的所有54 个席位 4既然伊朗不愿谈判 那就把它逼到谈判桌前 3 23 吉罗夫亲自向斯大林报告说 南阿塞拜疆局势非常 紧张 右翼势力活动猖獗 在伊朗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 大不里士街 头出现了挑衅性的示威游行 矛头指向人民党和亲苏派 伊朗政府签 发命令 强了针对亲苏人士的镇压措施 并且禁止执行苏联代表的 任何要求 电报最后说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 我们正在等待您的指 5未等莫斯科下达指示 巴吉罗夫便起草了在伊朗的工作计划 塞拜疆档案馆中现在保存 两份草稿 时间是1945 3月和4 容大体相同 吉罗夫提出了几个不同的工作目标 促进南北阿塞拜疆 的统一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疆人民共和国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少在伊朗境内给予南阿塞拜疆自治 同时帮 助库尔德人也实现自治 达到上述目的 巴吉罗夫建议采取三项措

    大不里士成立南阿塞拜疆工作小组 负责一切准备工作 该小组 巴库直接领导 并以军人身份作掩护 采取一切措施 保证在即将举 行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亲苏人士和可利用的人 档案馆里还保存 阿利耶 6月编写的另一份参考数据 文件主要讲述了阿塞拜疆民族分裂的历 结论是 经摆脱了压迫的北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的直接任务 是帮助他们的兄弟摆脱伊朗的暴政 获得主权和民族自由 并与他们的 弟团聚 2尽管提出了几种方案 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倾向明显 是要吞并南阿塞拜疆 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决策层对伊朗问题如何讨论 有何决定 目前 开放的档案材料没有任何显示 直到6月初 克里姆林宫决定采取行动 6 7 — 8 深夜 斯大林召见巴吉罗夫 只谈了 5分钟 3这应该 不是听取汇报或讨论问题 而是下达指示 6月到10月苏联决策层做 出的几个决议看 斯大林对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似乎选择了巴吉罗夫的 最后一个方案 自治 但范围不仅限于南阿塞拜疆 而是北方所有省 即苏联占领区 无论将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或让其独立 都直接违 背了 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和1943年美英苏三国宣言 而斯大林还不 想与盟国决裂 伊朗北方诸省实现自治则在法理范围之内 只要苏联幕 后主使的身份不被揭露 既可以堵住英美和国际舆论之口 又可以保障 6 10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 关于在伊朗北部组 苏联石油计划的实现何乐不为

    过去确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吞并南阿塞拜疆 而石油问题只是手段(Yergin, Shattered Peace, pp. 179-181 )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建苏联工业企 决定在大不里士等南阿塞拜疆城市建立一系列苏联工 业企业的分支机构 如制糖厂 制鞋厂 纺织厂 织袜厂等 阿塞拜疆 共和国必须保障企业用地 下属各部门分别承担工厂设计 技术人员配 设备安装 物资保证 苏联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派遣 专家指导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付建设资金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调 拨设备和物资 述企业的组织 建设和生产的领导工作交由阿塞拜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库里耶夫负责 1同石油勘探一样 如此安排俨然是在 处理家务事 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做法如出一辙 南阿塞 疆已经被看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了 6 1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央指示起草了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北方其他地区发起分离运动的 决议 送交莫洛托夫 巴吉罗夫和卡夫塔拉泽审议 2随后 南阿塞拜疆 出现了抗议伊朗中央政府的浪潮 6月底人民党和 自由阵线 大不里 士举行3万人集会 喊出了 塞拜疆要求自由和繁荣 的口号 37 6 联共 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决议 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方 其他省组织分离运动的若干措施 而这个 文件只发给了巴吉罗 夫一个人 决议要求 开始筹备工作 目的是 立拥有广泛权利的南 阿塞拜疆自治省 同时在吉兰 马赞德兰 戈尔甘 呼罗珊等省开展分 离运动 为了对运动进行领导 应在改造人民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 塞拜疆民主 吸纳各阶层分离主义力量加入 同时动员库尔德人参加 分离运动 而建立库尔德自治省 在大不里士成立工作小组 指导分 离运动 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负责筹备第十五届伊朗议会选举工作 确保分离运动代表人物在一系列改革口号的基础上当选 建立以国外武

    器装备的军事小组 以保障亲苏人士和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安全 建立 联阿塞拜疆之友协 吸引广大民众参加分离运动 利用报纸和出版 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设立100万外汇卢布的特别基金 为开展运动 和选举活动提供经费 14 阿塞拜疆中央又下达了更加具体 7 —9 分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人员调配 论宣传 筹备 建党 安排选举等等 照巴吉罗夫的部署全面推进 3分离运动并非没有 到阻力 首先是来自左翼阵营内部的不满和抵制 苏联通过解散人民 党的地方机构组建民主党 自然遭到人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对。4巴吉罗夫选 的民主党领导人皮谢瓦里在苏联生活多年 曾担任过苏维埃吉兰共和 国内政部长 治可靠 经验丰富 具备领导能力 且在南阿塞拜疆作 为受人欢迎的自由主义左派记者而闻名 并曾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党高层 领导 5苏联之所以建立民主党而不再用人民党 大概有三个原因 人民 党在伊朗素有苏联傀儡的 利于在新的运动中继续使用 人民 党属全国性政党 部在德黑兰 利于在北方组织地方性活动 人民 党带有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主张阶级斗争 不利于领导 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 6不过 人民党毕竟曾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现在 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资助 很快就在来自巴库的压力下屈服了

    10月3日人民党中央致电莫斯科 声明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服从联 1正如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w.亨德森估计的 阿塞 拜疆民族主义在伊朗北部的加强将大大削弱伊朗中央政府的效力 而民 主义口号可能比共产主义宣传更有助于赢得伊朗北部居民对苏联政策 的支持 /尽管如此 苏联的做法还是大大分裂和削弱了伊朗左翼势力 为后来局势逆转留下了隐患 正令巴吉罗夫头疼的是来自伊朗政府和社会的强烈抗议 怒的 伊朗政府查封了德黑兰左翼组织的报纸 俱乐部 把一些活跃的记者和 工会组织者投入监狱 销了伊朗北部政府官员中亲苏分子的职务 以坚决反对民主党的人取代他们 右翼报刊强烈谴责北方的分裂活动 指责阿塞拜疆民主党卖国 并积极发起运动要求苏军撤出伊朗 甚至有 报道说 什叶派毛拉宣布要发动针对阿塞拜疆人的圣战 3 联人一直试图 躲在幕后指挥 但是当苏占区的伊朗警察和宪兵维持社会秩序时 当伊 朗军队调往北方制止骚乱时 苏联军队就不得不出面加以阻拦了 4这样就 给伊朗诉诸国际舆论提供了机会 然而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大国合作 然是美英苏三国的战略目标 即使对苏联在伊朗的行为有所不满 比起德国问题和东欧问题 伊朗问题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英国在伊朗 的利益和地位与苏联相似 果公开出面干预难免陷入尴尬局面 美国 然也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并对伊朗表示同情 但此时其中东利益和战略 的重点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 而对伊朗只限于推行 门户开放 策和维持稳定 防止对盟国团结构成危险 因此也不愿直接插手

    波茨坦会议同雅尔塔会议一样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这固然令伊朗政府和 社会感到失望 但也是可以预料的 因此 苏联必须加快行动 战争结束后苏军将面临撤离伊朗的问 英的消极态度也鼓励了苏联 为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从而顺 提法改为更加隐蔽的 自治运 推动南阿塞拜疆尽快成立自治政 一方面加强军事准备 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方式强行实现自治 1分离 ceпapatнct 变成自治 a81’011 I 一字之差 说明运动的目的更加明 也让参与运动的苏联人和伊朗左翼分子在道义上得到一丝心理安慰 10 8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 中央政治局决议明确提出 朗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朗实现阿塞拜疆自治 设立阿塞拜 疆民族自治机构 为此 建立一个在巴吉罗夫领导下的 三人小组 体负责 尽快组建一支 在形式上与民主党没有联系的武装部 议还特别提出 禁止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参与与自治运动有关的任何工 2遵照这一指令 吉罗夫立即开始行动 从阿塞拜疆挑选了 96名得 力干部和武装人员 过政治和军事特别培训后派往伊朗组建武装游击 3最初组建了 30支游击队 共计3000多人 并从苏联运来 5000支步枪 300支手枪 300支冲锋枪和机枪 招募人数扩大 11 月又运送了 11500支步枪 1000支手枪 400支冲锋枪和机枪 2000 手榴弹和250 发子弹 4此外 为应对德黑兰对伊朗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封

    解决石油租让权问题 苏联迅速改变了策略 一方面 分离运动 31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扩大与伊朗阿塞拜疆贸易的决议 限令第四季 度贸易额必须达到进口 1.275亿和出口 0.8895亿里亚尔 1 照苏联的建议 民主党决定立即建立民族议会 在南阿塞拜疆进 行议会选举 21 — 22 民主党在大不里士召开阿塞拜疆全民大 皮谢瓦里在报告中说 们将为阿塞拜疆赢得自治 并努力不诉诸 武器和武力 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 我们会自 就像今天阿塞拜 疆农民与强盗 掠夺者战斗一样 3大会通过了 塞拜疆人民要求获 得完全自由和自治 的宣言 宣称已经建立的阿塞拜疆人民议会及其全 国委员会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实现人民的民族要求 4最后 大会向 国王 首相和议会发出了要求实行自治的电报 声称如果政府使用武 阿塞拜疆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5实际上 此时 在南阿塞 拜疆已经打响 11 15日巴吉罗夫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F. 叶梅利扬诺夫和 三人小组 发出了指示 一方面告诉他们有责任避免 内战的爆发 一方面又说 敌人就在 地主 商人 军官团和公务员当 必须与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即消灭他们 即使有人今天看来很平 但昨天犯下了暴行 明天可能会再次犯下这些暴行 所以这样的人 必须被除掉 消灭或清算 而且这一切必须以人民的名义进行 我说清 楚了吗 6第二天 游击队 消灭敌人 的行动便开始了 11 16 苏联驻伊朗临时代办雅库博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 伊朗首相紧急召开内阁会议 内务部长 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和外 交部副部长出席 讨论阿塞拜疆的局势 会议通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

    向阿塞拜疆民众分发武器 武装分子试图解除米亚内 萨拉卜 马拉盖 的宪兵武装 宪兵逮捕了一些人 而苏联军方要求释放他们 国防部长 断言 阿塞拜疆正在发生叛乱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17 伊朗政 府照会苏联大使馆 库尔德地区出现叛乱分子 阿塞拜疆一些地区也发 了武装分子围攻宪兵 警察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并切断通讯线路的情 伊朗政府准备增派部队前往维护治安 希望苏联政府尊重伊朗领土 完整 不干涉伊朗政府和部队的行动 2莫洛托夫在答复中声称苏联与伊朗 民主党没有关系 也否认苏联占领当局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活 3雅库 博夫在18日与伊朗首相会谈时也表示 苏联使馆不了解阿塞拜疆的混乱 情况 至于伊朗增派政府军的问题 应与苏联军方代表讨论 4伊朗国防 部长20日向苏联武官正式提出请求 允许伊朗政府军前往大不里士 苏联国防部长N. A.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1.安东诺夫向斯大林报 告了他们的意见 既然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伊朗内政 为了不给反动派 提供攻击苏联的借口 就不应该妨碍伊军的调动 5斯大林拒绝了这种天 真的看法 22 安东诺夫实际下达的命令是 阻止伊朗当局向我占领区 增派部队的任何企图 6而前一天巴吉罗夫就报告说 阿塞拜疆伊军和德 局势发展很快 11 19 美国合众社报道 叛乱分子已占领阿 哈尔 萨拉卜 马拉盖 米亚内 并包围了大不里士 阿尔达比勒 扎耶 阿斯塔拉的驻军 正在向德黑兰进军 巴吉罗夫报告 22日阿 黑兰增派的政府军可能通行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封锁 7

    塞拜疆的伊朗守备部队开始向游击队投降 1 27 大不里士已处于民 主党控制之下 阿塞拜疆的政府军普遍没有进行抵抗 现在游击队需要 的是过冬的服装和经济援助 2据美国驻伊朗使馆的情报 28日上午以 叛乱分子已占领赞詹 在进军加兹温 菲鲁斯库赫和马赞德兰也 聚集了大批叛乱人 他们都准备向德黑兰进发 伊朗政府制定了保 首都的计划 正在调集陆军 宪兵和警察部队 但也准备在必要时迁都 伊斯法罕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认为 场动乱 经远远超出了任何普 通的暴民行动 而且每一个行动都具有良好的军事战术和指挥 他因此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一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显示 整个事件的进 程完全是按照莫斯科的设计和预想发展的 而苏联决心采取武力手段就 要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特别是12月初以来 伊朗阿塞拜疆的议 会选举议程 政府纲领草案 自治计划实施方案以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 等文件 几乎每天都大不里士一巴 —莫斯科之间流转 送审 批准 4 一切准备就绪 12 12 伊朗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宣布 塞拜疆自治共和国 成立 皮谢瓦里被选为政府总理 当天宣布的19 施政纲领包括 阿塞拜疆在不破坏伊朗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自治 塞拜疆政府承认伊朗中央政府 在外交 财政 税收方面 从国家 但拥有自己的军队 以确保自主权 此外 在所有学校使用阿塞拜疆语 教学 实行宗教自由 提供免费医疗 提倡民族平等 5苏联总领事是接到 邀请后出席大会的唯一外国代表 6 天以后 在库尔德民主党的主持下成

    推断 背后的领导者很有可能是苏联人

    立了另一个自治机构 库尔德共和国 首都设在西阿塞拜疆省的马 哈巴德 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不过库尔 德民主党的独立性较强 与苏联占领当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 尔德共和国与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之间也存在 令莫斯科头疼的尖锐 矛盾 1 实际上 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苏联当局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 互利用也是很自然的 莫斯科鼓励和发动自治运动说到底是为了石油 就在暴动发生的当天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接见了伊朗驻苏 大使 在讨论苏伊关系时 杰卡诺佐夫询问了伊朗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 油公司建议的具体内容 阿希详细介绍了伊朗方面的考虑和设想 杰卡 诺佐夫表示感谢 并说苏联提出的租让条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 2此后 杰卡诺佐夫又接连三次与阿希会谈 当阿希要求苏联允许伊朗派军队制 止暴乱时 杰卡诺佐夫的答复是不需要使用军队来解决问题 并总是说 朗政府知道应该怎么做 阿希的感觉是 杰卡诺佐夫在暗示 这与 给予 石油租让权有关 3随 盟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迫 莫斯科真是有些 急了 12 12 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提 醒说 在争取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上 苏联现在着手 达成比撤军 军问题的确是苏联获取石油租让权的要害 也是盟国解决伊朗问 后更有利的协议 莫洛托夫批示 立即讨论

     的关键 然而 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非易事 早在雅尔塔会议 期间 英国就建议一旦波斯湾运输线关闭就可以开始撤军行动 但苏联 坚持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I欧洲战事结束后 伊朗立即向美英苏三国发 出照会 要求外国军队撤离 25 25 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指出 军撤退无疑将导致伊朗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 免的崩溃 因此必须拖延撤军 并尽可能保障苏联撤军后的利益 要是获得石油租让权 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 于是 苏联对撤军要求采取了避而不答的态度 3同样由于苏联顽固而强硬 的拖延立场 波茨坦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伊朗问题 只在未公布的议定 书中提到 盟国军队应立即撤出德黑兰 一步的撤军行动将在9月伦 敦外长会议予以考虑 4日本投降后 伊朗政府再次向三大国发出照会提醒 根据英苏伊三国条约 6个月后即1946 3 2日是盟军撤出伊朗 的最后期限 5伦敦会议开幕后 9 20 莫洛托夫致信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说 苏联从德黑兰的撤军已经开始实施 并会遵守条约规定的最后 期限 因此会议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6于是 伦敦会议议程删除 很可能这些都是莫斯科策略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在撤军前实现阿 塞拜疆自治 以此要挟伊朗政府对石油租让权做出让步 伦敦会议以 苏联很快就在伊朗发动了 自治运动 伊朗的紧张局势和动乱让美 国驻伊大使默里认识到苏联撤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于9 25日和

    了伊朗撤军问题

     11 20日两次上书国务卿 紧急建议 美国 采取强硬立场 要求 苏联 包括英国 立即从伊朗完全撤出 为苏军的存在 促进而不 是防止了混乱 24 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紧急照会 鉴于伊朗政 府因苏联驻军的阻拦无法履行其维护伊朗领土 和平与秩序的责任 政府建议苏联和英国军队在1946 1 1日之前撤离伊朗 尚留在伊 朗不足6000人的美国非作战部队已经接到了同样的指示 27 英国也 出照会 提醒苏联关于撤军的承诺 并希望苏军不要干涉伊朗内政 此前 伊朗政府已经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229日莫洛托夫答复 朗北方并没有发生武装起义和任何反对王国政府的运动 如果伊朗政府 派部队 只能迫使苏联也向伊朗增兵 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驻军的 安全 苏联承诺严格遵守1942 三国条约的撤军期限 向伊朗派遣苏 军的根据则是1921年签署的苏伊条约 因此 苏联政府认为没有任何必 按照1921年条约第六条款 要苏联感觉其安全受到威胁 随时可 以派兵进入伊朗北部地区 因此 莫洛托夫的答复引起了西方的紧张和 警觉 朗和英国强烈要求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讨论伊朗撤 军问题 美国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也向国务院建议在莫斯科达成新 的撤军协议 4但苏联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强硬态度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 斯为了避免与苏联在政治上摊牌 也主张软处理 最后商定 莫斯科会

    要重新审议苏军撤离的期限问题 3 32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议对伊朗撤军问题只进行非正式讨论 I英国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妥协性 方案 即成立美英苏三方委员会处理伊朗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 苏联最 还是拒绝了这一方案 理由是苏联需要首先应与伊朗达成协议 2会议期 斯大林两次接见贝尔纳斯和贝文 并明确表示 苏联对伊朗没有领 土要求和其他企图 只是担心伊朗对巴库油田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事情发展的这个地步 联是否能够按时从伊朗撤军 以及如何逼 迫苏联撤军 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了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1946年初 关于伊朗问题的三条线索汇集在了一起 即经济上的 油谈判 治上的阿塞拜疆自治 交上的盟国军队撤离 而争斗的 舞台也从伊朗国内转到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 联合国是以美苏为主的盟 国共同缔造的国际组织和安全机制 目的是维持战后的国际秩序 保障 世界和平和发展 4谁也没有想到 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竟然是 可能导致这一国际组织分裂或者瘫痪的伊朗事件 美国人很重视联合国 1945 10 22 美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 斯退丁纽斯动情地说 联合国绝对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必须教他走路和

    苏军是否能够按规定的期限撤离 届时看情况再说 3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23 说话 杜鲁门对此表示 百分之百地 支持 I苏联则希望把联合国作 为体现美苏合作的重要机构 美国国务院官员感觉 苏联代表团 似乎 真正希望联合国组织能够成功 他们 显然希望与美国代表团建立尽可 能密切的关系 2 伊朗问题陷入僵局时 伊朗外交官也想到了联合国 11 28 伊朗驻美大使阿拉向美国提出了伊朗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候选资格的要求 不久又将这一请求与联合国辩论伊朗问题联系在 312 13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华德在一个备忘录里提到将伊朗问题 交付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讨论的可能性 4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12 23 谈话中 贝尔纳斯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将被提交联合国讨论 林对此显得满不在乎 甚至不屑一顾 5 实际上 对于是否要在联合国 提出伊朗撤军问题的最初情况是 英国表示反对 美国犹豫不决 而苏 联则十分在意 非常敏感 伊朗对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 更加强了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 国讨论的决心 但前提是要预先得到英美保证支持的承诺 然而 英国 明确表示反对在1946 1 4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列入伊朗 问题 理由是此举会干扰英国提倡的三方委员会计划的实施 美国虽然 认伊朗享有在联合国提出撤军问题的权利和自由 但不愿在事先做出 支持伊朗的承诺 6英国人阻拦在联合国提出伊朗问题的真正动机 如默里 分析的 英国在伊朗南部也有同苏联一样的关于石油租让权和地方自治 的要求 7而美国人的考虑 主要是想避免联合国组织在成立之初就面临

    可能引起盟国关系破裂的尴尬局面 亨德森劝告伊朗大使接受三方委员 会的方案 以便在联合国组织之外解决问题 n月4日下午 联合国大会 伦敦召开之际 英国大使成功地说服伊朗首相向驻英大使发出紧急指 从联合国组织的议程中撤回伊朗提交的外国军队撤离和干涉伊朗内 政的议案 2然而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 5日英国的三方委员会方 公布后 引起伊朗社会广泛的敌意和恐慌 认为这是列强在伊朗瓜分 势力范围的前兆 议会 主要是摩萨台 提出与苏联人直接谈判 并更 换首相 此人应是 莫斯科欢迎 于是 伊朗政府在拒绝接受英国 1 17 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正式开幕 莫斯科感到失望的是 两天以后安理会就接到了伊朗代表对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指控 要求安 理会 行调查和提出适当解决办法 4苏联想当然地认为是英国在背后 怂恿 因而立即提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的控诉 同时让乌克兰指控英军 在印度尼西亚的暴行 5 斯科的如意算盘是以此逼迫英国在伊朗问题上放 6 结果未能如愿 英国表示同意将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作为 盟军在外国 领土上存在 的广泛问题同时予以讨论 71 25 英国代表贝文表示不 反对调查和讨论与英国有关的希腊问题 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 主要是

    方案的同时 再次要求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荷兰的事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 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问题均列 议程 美国的动议被通过 I苏联显然有点后悔 后几天 维辛斯基多 次找贝文商议 苏联准备放弃对英国的指控 果英国 做出令人满 意的让 但遭到贝文直截了当的拒绝 2莫斯科第一招失算了 英国本 来是可利用的力量 现在却被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苏联的第二个策略是私下与伊朗进行双边谈判 以避免在联合国直 接讨论伊朗问题 1 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 维辛斯基发表声明 先反驳伊方的指控是 准确的和没有根据的 然后提出苏伊两国的关 系问题 可以而且也应该 通过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解决 在此基础上 维辛斯基提出 联同意将伊朗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事程序 但是否 其实质内容进行审议 应等待苏伊双边谈判的结果 3 国的主张与此 谋而合 1 23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讨论伊朗问题的备忘 作为 本文件 备忘录清醒地看到 1944年伊朗政府拒绝向苏 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 但事已至此 美国应坚持 的原则是外国军队应该尽快撤离伊朗 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应受到 侵犯 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 就是确保小国受害者得到 由听证和公 正裁决 重要试验案例 4 而在具体处理方式上 国不愿也不能 在联合国与苏联公开对阵 1 24 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国代表团做 出明确指示 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支持伊朗 但这并不排除 议俄 罗斯与伊朗之间首先尝试双边谈 5这无疑是帮助了苏联 在几天的争

     辩中 苏联反复强调 希望与伊朗举行双边会谈以解决问题 I据中国代表 顾维钧观察，「 国人对美国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 但对英国人却采取 了非常不友好的立 2苏联代表还有意通过顾维钧之口告诉美国人 议安理会接受苏伊双边会谈的处理方式 而不要通过任何决议 斯退丁 纽斯表示 美国对此不能做出承诺 但他认为 如果伊朗人愿意放弃 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3于是 1 30 讨论了 4个小时后 安理会做 出决议 暂停讨论伊朗对苏控诉案 但在安理会决定删除之前伊朗问题 继续保留在议程中 苏伊两国直接谈判并随时向安理会通报进程和结果 4 联合国的第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伊朗政坛分左中右三派 左翼亲近苏联 右翼倾向英国 都比较激 中间派主张藉助美国制约英 同时采取温和方式处理与英 的关系 现在要谈判 自然就轮到中间派出场了 1946 1 20日保守 派首相哈基米在苏联制造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组建新政府的是伊朗著名 政治家 前首相卡瓦姆 卡瓦姆老道沉稳 右逢源 在伊朗混乱的政 治局面中受到英国和苏联两边的青睐 卡瓦姆也是主张通过与苏联谈判 解决危机的主要人物 还在卡夫塔拉泽访伊期间 卡瓦姆就秘密会见苏 联代表团成员并承诺 如果他当上首相 将接受苏联提出的所有建议 5 在机会来了 2 18 卡瓦姆满怀希望地率团抵达莫斯科 与苏联领 导人开始了长达三个星期的石油谈判 卡瓦姆认为 生硬地拒绝苏联要 求是导致危机的原因 原则上可以向苏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关键问题是

     要让苏联提出令伊朗满意的条件 1然而 莫斯科的态度和开出的条件却让 他大失所望 在前期谈判 20 —24 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卡瓦 姆表示原则上可以给与苏联石油租让权 但谈判只能在苏军撤离后开始 根据伊朗宪法 不能允许阿塞拜疆自治 因为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将导 致伊朗解体 根据条约苏军必须在1946 3 2日之前全部撤离 斯科的立场是 苏联 有石油租让权是不行的 斯大林语 阿塞拜 莫洛托夫语 苏军从3 2日开始从特定地区少量撤退 但在完全保 联合国讨论日期临近 苏联迫切需要莫斯科谈判有一个结果 2 25 莫洛托夫提出 苏联可以先放弃石油租让权 而接受伊朗的建 在北部地区组建苏伊联合石油公司 苏联拥有51%的股份 但是依 1921年的苏伊条约 一部分苏军将暂时留在伊朗 直到伊朗政府消 除了对苏联的所有敌对和歧视措施 在伊朗北部建立了秩序 面上看 莫洛托夫似乎是做了让步 但只要苏军存在 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苏联手 卡瓦姆心里很清楚 他在27 答复的备忘录中拒绝了苏联的方案 认为只有解决了阿塞拜疆自治和撤军问题 石油问题才能得到令双方 满意的解决 因此 需要返回德黑兰与政府再行商议 3卡瓦姆的答复令莫 洛托夫十分恼火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28日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提出 联收回此前让步的建议 认定伊朗统治集团敌视苏联 且对苏联在阿

     证苏联在南阿塞拜疆不会有一个敌对的邻居前 苏军不可能完全撤离 2 疆属伊朗内政 但苏联认为伊朗政府不允许自治是 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32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油田构成威胁 I这就意味 苏军不会按规定的期限 撤离伊朗 2谈判陷入僵局 3 4日最后的高层会谈中 卡瓦姆提出 要苏联答应立即撤军 他可以在回到德黑兰后争取向议会提出建立苏 伊石油联合公司的具体议案 斯大林则要求伊朗必须给予南阿塞拜疆自 3 3 5日维辛斯基与伊朗代表团成员继续会谈 双方各执己见 就在莫斯科谈判期间 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的认知和行为判断发生了 急剧变化 1946年初 杜鲁门表现出对苏联十分反感的情绪 面对苏 联在伊朗和土耳其挑起的危机 杜鲁门愤怒地表示他 经厌倦于笼络 苏联人 甚至认为 能会面对另一场战争 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 硬的语言 6 2 9 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 大力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制 并呼吁要准备应付 国主义战争 华盛顿对此感到震惊 艾奇逊 至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西方的 22日的凯南长电将斯大林讲话 归结为苏联的扩张意图 更在白宫和国会引发热烈反向和一片赞赏 3 5 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发表 幕演说 则把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 推向高潮 7在这种氛围中 特别是苏军到规定日期仍不愿撤离 美国在伊 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1946 3 1 即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前一 莫斯科电台宣布 已告知正在苏联的伊朗首相卡瓦姆 苏军将从某

     毫无结果 4 3 8 卡瓦姆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莫斯科

    些特定地区 什哈德 沙赫鲁德和塞姆南 撤出 但苏军将留 在其他地区 直到局势明朗 1据美国驻大不里士副领事R.罗索接二连三 的报告 3 3 — 5 苏联在伊朗的驻军不是回国 而是朝 德黑兰 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方向调动 苏联向南阿塞拜疆大规模增派装甲部队 还有大型卡车装载 部队驶入伊朗 甚至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在向边境 地区集结 罗索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部队调动 而是 一次全面的战斗 2不过 有情报 要来自英国 认为罗索的报告言过其实 军并没有什么重大行动 3由于目前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调动的 实际情况还说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 苏军没有在规定期限全部撤离伊朗 是不争的事实 3 3日伊朗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 4 美国政策转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2 22日贝尔纳斯给凯南发电 权他通知正在莫斯科苦苦谈判的卡瓦姆 励他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投 诉苏联 并承诺美国将在外交上给予支持 5 3 5日美国向莫斯 科发出了一份照会 苏联政府违背了 1942年三国条约的规定和1946 3 2日撤军的承诺 国政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1943 12 1 关于伊朗的宣言 缔约国 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6恰好这一天丘吉尔 在富尔顿发表 幕演 这也许并非巧合 杜鲁门后来关于该照会是 美国发出的 最后通牒 的说法 确言过其实了 7不过 这个照会的 措辞对于苏联来说 可能是苏德战争以来最直白 硬的 两天后 3

     7 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照会 1罗索的情报传来后 务院于 3 7 —8日连续两天开会 究苏军的伊朗的行动 大家一致认为 苏联在政治颠覆的同时开始了军事入侵 贝尔纳斯激动地表示 我们也 用两个拳头回击他们 艾奇逊则表示 该让苏联明白 我们已经知 道他们的行动 如果不想摊牌 最好 留下一条优雅的出路 /波伦 也认为 美国在伊朗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影响苏联 除了 别无他 3于是 3 9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第二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 美国 已经知悉苏联的伊朗的行动 美国政府想知道 苏联为什么不是从伊朗 撤军 反而是向那里增派军队 并要求苏联领导人解释在南阿塞拜疆正 发生的诸事件的原因 4 此同时 3 6日国务院宣布 美国将在21 日派遣 密苏里 号战舰驶往伊斯坦布尔 公开的理由是运送土耳其驻 美大使的遗体 这显然是在传递一种警告性质的信号 5不过 对莫斯科 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美国坚定不移地要把苏联再次推上安理会的被告席 3 7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默里通知伊朗政府 理会会议将于 3 8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美国驻英使馆通知贝文 如果没有收到苏联 政府对美国照会的令人满意的答复 果苏军继续在伊朗保留军队 国政府 别无选择 只能立即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 美国政府 还希望英国与美国一起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 73 10日晚上 默里拜 卡瓦姆 了解了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后 默里分析说 苏联希望派大使

     3 21日左右在伦敦举行 并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可以通过安理会解决

    到德黑兰继续谈判 目的就是阻止联合国继续讨论伊朗问题 鼓动伊 朗政府主动向安理会提起控诉 并表示美国将予以支持 卡瓦姆提出了 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伊朗没有在联合国提出指控 美国是否会主动这 样做 果苏联无视伊朗的抗议而自行其是 美英将采取什么措施帮助 伊朗 默里没有直接回答 1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 瓦姆回 后不久 伊朗第十四届议会到期解散 新的议会选举尚未举行 这就 把处理国际问题的空间和权力留给了卡瓦姆内阁 2另一方面 美国的政策 也更加坚定 更加明朗了。

     3 13 卡瓦姆开始出击了 为了缓解苏联的压力和威胁 瓦姆公开宣称伊朗政府希望与即将到任的苏联新大使就撤军问题继续谈 一旦苏军撤离 即刻进行石油谈判 并考虑签约 当然 有议会 才有最后的批准权 而在所有外国军队撤退前 伊朗不会举行议会选 3同一天 卡瓦姆明确告诉默里 他会在两三天内发出指示向安理会提 对苏联的指控 并与默里商议了具体程序问题 默里对此十分满意 他明确向卡瓦姆保证 美国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伊朗 4实际上美国官员此时 已经透露 如果在3 25日安理会开会前伊朗政府没有主动向联合国提 出撤军问题 美国就会单独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53 14 联驻伊朗代办会见卡瓦姆 威胁他不得向安理会投诉 少不能主动提 出撤军问题 3 15日卡瓦姆向美英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英国外 部和美国国务院就分别表明了态度 伊朗政府必须立即主动向安理会

    投诉 美国和英国政府保证将予以全力的支持 I 苏联对3月初伊朗的抗议和美国的照会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有些坐 不住了 3 15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说 美国照会所说苏军在伊朗调动的 情况与 事实不符 2同时 苏联使馆向卡瓦姆保证 苏联新任大使到 达德黑兰后 一切困难都会消除 没有必要向安理会投诉 默里得知这 情况后 再次向卡瓦姆强调现在唯有安理会可以解决撤军问题 苏联 采取的是拖延战术 敦促伊朗政府在苏联大使到任前提起对苏联的控 3美国的一再保证给卡瓦姆吃了定心丸 3 18 伊朗政府正式向 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对苏联的控诉书 要求将其列入3 25 安理会 第一次会议的议程 4也就在这一天 苏联新任驻伊大使1. V.萨奇科夫到 达德黑兰 萨奇科夫的确带来了妥协方案 据巴库档案披露 萨奇科夫 在巴库停留期间 巴吉罗夫等人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 苏联已经准备 做出 慎让步 包括撤军和石油谈判 5为了争取时间完成谈判 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请求将安理会会议推 迟到4 1 再召开 因为苏伊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否则 苏联将 不参加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 6与此同时 苏伊开始继续秘密谈判 3 20日卡瓦姆会见了萨奇科夫 面对苏联要求伊朗撤销控诉的强硬主张 卡瓦姆表示 如果撤销控诉 本届政府就只能辞职 但他愿意与苏联谈 美国一心逼迫苏联立即撤军 自然不会给莫斯科留下喘息的机会 3

     尽快达成协议

     20日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不仅不同意推迟会议 而且要求将伊朗问题列在会议议程的首位 还要求苏联和伊朗应遵照安 理会决议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1第二天 英国政府表态 全支持美国的 立场 并主张英美两国在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 无论苏联抵制还是中途 退场 会议都要继续开下去 23 21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向报界发 表讲话 坚持安理会必须立即讨论伊朗诉案 33 22 苏联释放出 一些和解的信号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指出 联合国 是维 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4 似乎表明苏联很重视在联合国框架 内解决国际争端 同一天 苏联通知中国政府 在东北的苏军将于4 底前全部撤离 5 似乎预示苏联在伊朗也会采取同样的举动 与此同 面对大量苏联驻军和阿塞拜疆的反叛 卡瓦姆政府感受到的是巨大 的现实压力 3 23日卡瓦姆征求美国的意见 他希望在苏联宣布撤军的前提 可以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与苏联签署一份建立联合石油公司 的协议 默里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 他认为要给苏联人 有余 在石油问题上对苏联作出某种让步也是合理的 且伊朗问题的解决可 以帮助化解 极其微妙的国际局 6伊朗确实受到极大压力 态发展 实存在 确定性 以致伊朗国王提出离开德黑兰重建政府的想法 面对如此危局 美国国务院也显得不知所措 只得让默里相机处置

     尔纳斯表示，「 们对你的判断力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就在第二天 即安理会会议开幕的前一天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 变化 3 24日晚7 萨奇科夫突然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 1 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苏军将在五到六周内完全撤离伊朗 2. 议成立伊朗-苏联公司来开发伊朗石油 其中苏联占股51% 伊朗为 改称总督 阁部长 改称局长 民族议会 改称省议会 后萨奇 科夫向巴吉罗夫报告 文件已经递交 难想象伊朗人的最后决定 如何 10时萨奇科夫又打电话通知卡瓦姆 苏军将立即从卡拉季和 加兹温撤离 125 莫斯科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塔斯社发表从伊朗撤 军的公告 宣布苏联自24日起开始撤离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 撤军 可在五到六周内全部完成 塔斯社还报道了卡瓦姆的声明 伊朗与苏联 的分歧可以在安理会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安理会何时开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苏军撤出伊朗 2斯大林给美国合众社社长回电 宣布苏军撤 出伊朗的问题已经通过两国政府谈判 得到积极解决 3显然 苏联所有 这些表现都是为了制止或推迟在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 3 26 安理会会议上 葛罗米柯首先便提出从安理会议程中撤 销伊朗问题 该动议以9票对2 苏联和波兰 被否决后 葛罗米柯 立即提出推迟对伊朗问题的讨论 亦遭到英美代表的坚决反对 会议进 了激烈争论 最后 会议接受了法国的提案 由美 法三国代表 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定处理意见 4 3 27日继续开会 安理会主席通

     49% 3.为调解伊朗中央政府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建议阿塞拜疆 总理

    人小组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葛罗米柯再次要求安理会推迟讨论 朗问题 理由是苏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贝尔纳斯反驳说 美国政府 得到的报告并非如此 苏方提出了建议 但苏伊并未达成协议 并要求 伊朗政府到会说明情况 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 苏联的提议被否决 罗米柯当即宣布苏联将不参加伊朗问题的讨论 然后拂袖而去 伊朗代表应邀到会说明情况 阿拉报告 苏伊谈判并未达成协议 伊朗 政府也没有发出同意安理会推迟讨论的任何指示 鉴于伊朗局势危急 阿拉请求安理会立即讨论 但由于时间关系 18 45分安理会主席宣布 休会 葛罗米柯的退场被美国报刊看作是苏联向联合国组织 问题的焦点再次转到德黑兰 在消除危机的关键是苏联与伊朗之 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协议 实际上 斯大林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3 24 13 40分已经签署并下达了苏军全部撤出伊朗的命令 撤军于3 24 开始 卡拉季的驻军必须在当 8时撤离 部撤军最迟于4 30日至5 10 完成 文件中看不到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的字样 3苏联在照会和声明中加入这些限定 无非是想给谈判增加筹码 3 27 卡瓦姆对苏联的方案提出反 建议 要求苏联将撤军的决定正式通知安理会 必须删除照会和声明 中的限定语 苏伊在联合公司中的股份各占50% 协议期限为30年而不 是苏联建议的50 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联合公司开发的地区应避开 土耳其和伊拉克相邻的地区 负责石油开采安全的武装部队应完全由 伊朗人组成 至于南阿塞拜疆问题属伊朗内政 自会通过谈判解决不

    纽约时报 这一事件称为 俄罗斯代表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

     苏伊谈判期间 安理会也在热烈讨论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苏联 从伊朗撤军 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控诉程序只是一种手段 如果国际秩 序能够得到保障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能够得到遵守 美国并不想与苏联 彻底翻脸 3 29 得知苏伊秘密谈判的情况后 美国的立场是敦促 双方将谈判情况和协议细节公布于众 以国际监督来避免伊朗在苏军压力 下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3当天 贝尔纳斯在安理会提出了一个实际上等 于再次推迟讨论伊朗问题的新提案 即要求苏伊两国代表在4 2日安理 会上报告两国谈判的情况 如果苏联政府保证无条件尽快从伊朗撤军 理会可以不进入实质性讨论 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 只是开会时间推迟到 4 3 届时安理会将决定是否立即审议伊朗对苏联的控诉案 4 4 3日安理会开会 席首先宣读了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的 信中说苏联政府正式通报 苏伊政府已就苏军撤退达成协议 该协 议自3 24日开始执行 个半月后完成 至于其他问题 则与撤军无 在这里 葛罗米柯没有提到撤军的任何限定条件 但伊朗代表阿拉 的来信却披露了一个情况 苏联把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作为撤军的条件 安理会决定休会 以便各国代表审查苏 伊政府报告的情况 第二天继 续讨论 为了尽快摆脱危机 卡瓦姆本来与萨奇科夫商定 苏伊代表一 致向联合国说明撤军是无条件的 也是这样向阿拉发出指示的 没想 到阿拉会节外生枝 卡瓦姆非常恼火 当晚紧急约见萨奇科夫 提议双

    容苏联插手 1随后几天 双方继续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方以共同发表公报的方式表明态度 从而避免在安理会正式讨论伊朗问 萨奇科夫虽有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两人连夜准备了协议文本 并通 电话求得莫斯科批准 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认了石油协议的基本 内容 合作期限为50 25年苏联占股51% 25年股份各半 基本上都接受了伊方的建议 最后规定 该协议将在伊朗新议会开始 活动后立即提交批准 最迟不得超过10 24 4 4日上午 卡瓦姆 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美国大使默里 华盛顿时间下午4 22 国务院收 到默里的电报 1 卡瓦姆有些多虑了 也是在4 4日上午 贝尔纳斯在并不了解苏 伊秘密会谈及其结果的情况下 便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 鉴于苏联已 宣布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的日期 建议安理会将伊朗诉案的审理推迟到5 6 届时苏伊两国将被要求向安理会报告苏军是否全部撤出伊朗 但如果联合国接到任何可能推迟或威胁推迟苏军迅速撤离的报告 安理 会应将该报告作为第一项议程加以审议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理会以9票赞成 含波兰 1票弃权 澳大利亚 通过了美国提案 2 斯大林接见了美国新任苏联大使史密斯 针对史密斯对国际局势和 美苏关系的担忧 斯大林重申苏联将遵守联合国宪章 也没有破坏巴尔 干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图 于伊朗 苏联不过是想要得到石油租让权 却受到英国的阻挠 美国也没有对苏联的正当要求表示支持 会谈的最 斯大林再次重申了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 并指出美苏两 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能兼容 只要有耐心和善意 些分歧就会得 到调和 34 7 真理报 报道了苏伊签订协议的消息 称其符合

    政府和伊朗人民的愿望 开启了苏伊关系的 新时 1 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的签订 伊公报的发表 塞拜疆自治地 位的保留 面对这一切 苏联确有理由相信其在伊朗的目标已经初步实 然而 莫斯科高兴的太早了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苏联在伊朗的行为表明了俄国人强权外交的一贯作风 他们似乎既 不懂得平和 公正地与人交涉 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应该妥协 让步 像杜鲁门当时的感受 苏联人 懂一种语言 的确 苏联驻军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王牌 一旦失去就必然失败 而且一 败涂地 莫斯科绝不会想到 因为这次危机 苏联干涉伊朗主权的指控 竟被长期保留在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中 成为抹不掉的耻辱 大林对安理会还是很看重的 1946 4 6 他在给杜鲁门的 信中说 苏联 完全理解联合国组织的重要性 也完全理解利用这样 个组织来实现任何单边目标是不可取的 3当天 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 安理会 鉴于苏伊已经达成协议 联也宣布了从伊朗全部撤出军队的 具体日期 葛罗米柯要求安理会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4 苏联的承诺已

    你有多少个师

    经受到质疑 美国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 建议在5 6 苏军撤离伊朗 的实际行动完成之前 伊朗的申诉仍要保留 专家委员会和4 23日安 会讨论的结果 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月6日阿拉通知安理会 苏联军 队确已从呼罗珊等北方四省撤出 但伊朗政府官员自1945 11月以来 无法在阿塞拜疆省行使有效的权力 以无法证实那里的撤军情况 25 8 理会在苏联代表既未提交报告也未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伊朗问题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将伊朗提供完整确实的报告的时间推迟至5 最后期限到来时 伊朗国王与首相之间的矛盾加剧 国王主张对苏 采取强硬政策 而卡瓦姆希望与苏联和解 因此德黑兰向安理会报告了 互矛盾的情况 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 称苏联仍未停 干涉伊朗内政 因此伊朗政府未能进行所需的调查 证实所有苏军 撤离伊朗全境 但卡瓦姆给安理会的电报称 根据从德黑兰派往阿塞 拜疆的调查团报告 苏军业于5 6日撤离阿塞拜疆省 “5 21日贝 纳斯指示斯退丁纽斯 美国政府的意见是 诚恳地建议安理会此时不应 将伊朗问题从其议程中删除 55 22日的安理会会议争论非常激烈 多数代表不同意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最后 理会以9票赞成 1 波兰 权通过了荷兰的提案 安理会无限期推迟讨论伊朗问题 但如 有任何理事国请求 安理会 即行召集会议 6实际上 朗问题安理会

    20 提案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此后再未讨论 但也没有从议程中删除 I 苏联撤军的最后结果 就是不得不抛弃它自己建立和扶植的伊 朗阿塞拜疆自治政权 回想当年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解散的情 朗民主党一定感觉到他们第二次被出卖了 苏联占领军的存在是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自治政权生存的基础 对于苏联来说 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是用来向德黑兰施压的一种手段 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所以 面临来自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莫斯科 能让步 将撤军作为签署苏伊石油协议的交换条件 早在2月苏伊莫 斯科会谈时 朗民主党就担心他们的命运只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 2 吉罗夫当然希望阿塞拜疆的自治状态能保存下来 但他也不得不 指出 主党要在新的条件下 随机应变 ，「 现出更多的政治灵活 3斯大林则在5 8 即苏军全面撤离的前一天给彼谢华里写信 明确表示 伊朗革命的高潮尚未到来 而苏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必须撤 事实上 苏联占领军撤离后 莫斯科只能把落实石油协议的希望寄 托在伊朗政府身上 因此苏联要求自治政权尽快通过谈判与伊朗中央政 府达成协议 以促使伊朗兑现其承诺 5在苏联外交人员的协调和督促下 6 13日中央政府代表团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在大不里士签署了协议 6 14日和17 伊朗议会和政府分别批准了该协议 6然而 朗国王 因此伊朗民主党只能向政府让步 支持卡瓦姆而孤立亲英分子 4

     一直对苏联心存疑虑 也不相信这个协议能够保证伊朗的统一和主权完 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0. V.艾伦同样不信任卡瓦姆 并全力支持国王 的主张 1特别是卡瓦姆成立了自己的伊朗民主党 而加强了在议会的势 这更加深了与国王之间的矛盾 尤其无法接受的是 中央政府与自 治政府的协议中规定 阿塞拜疆的游击队编入宪兵序列 这无异于削 弱王国对武装力量的掌握 2由于美苏矛盾加剧3 美国的伊朗政策也有所改 7 15日国务院的文件表明 国的政策目标是避免伊朗政府倒向 苏联 48 7日苏联向土耳其发出照会 求修改 特勒公 并参 与对海峡地区的军事防 5这不仅引发了土耳其危机 也更推动了美国 对伊朗政策的调整 以至国务院直接出面干预伊朗的选举 并向政府施 卡瓦姆毕竟是政客 在国王 军方和美国的重重压力和紧逼下 府的政策在1946 9月份开始急剧右转 雇人民党的内阁成员 搁置 土地改革和劳动立法的法令 放被监禁的右派分子 议会选举最高 监督委员会中清除左派分子 任命强硬的反共分子担任北方吉兰 马赞 德兰等省的总督 等等 7 塞拜疆自治政权感到了危险 10 22 谢华里通过巴吉罗夫向苏联领导人请求给予大规模军事援助 便抵抗 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但克里姆林宫对此一直没有答复 美国的支持和

    加压力 6

     援助下 11 21日卡瓦姆宣布 为了保证投票自由和防止骚乱 政府将 派军队监督全国各地的选举 1这显然是要使用武力解决阿塞拜疆问题的信 但苏联除了对卡瓦姆提出 好的告诫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11 28 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通过巴库转告大不里士领导人 建议 他们就中央政府派兵进入阿塞拜疆一事提出抗议 同时表明阿塞拜疆将 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的态度 整个电报没有一句苏联将给予任何有效 12 2 政府军终于开始在北方诸省采取行动了 巴吉罗夫当天 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和民主党的要求 并认为 须向他们提供一些帮 4而莫斯科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向卡瓦姆讲几句威胁的话之外 没有任 何举动 512 4日巴吉罗夫给彼谢华里的电报只得劝告他 不要给予敌 人任何口实 加强 传和教育工作 6与此相反 美国对卡瓦姆的行 动却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 除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外 还主张一旦苏联 有所举动 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7信心满满的卡瓦姆于12 10日签署 了向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进攻的命令 11日民主党接到莫斯科的指令 瓦姆作为首相有权派遣军队进入伊朗任何地区 续进行武装抵抗不合 没有必要 也没有好处 当天 阿塞拜疆省议会通过了停止抵抗的

    帮助的暗示

    决议 几天后 库尔德共和国也投降了 不里士街道上出现了 欢迎政府军的人 们欢呼 鼓掌并高呼美国万岁 民主党人则已 经四处逃亡 2政府军占领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后 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 3莫斯科始乱终弃 一个被人为煽动起来的自治运动就这样烟消云 散了 苏军撤离 卡瓦姆政府右转 伊朗北方诸省自治运动失败 切已经注定了苏伊石油协议的命运 1946 6 20 在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以后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与伊朗驻苏代办满意地谈起议会批准苏 伊协议的乐观前景 在苏联人看来 大功即将告成 4然而三个月以后情 况突变 9 29日外交部西林不安地报告 伊朗政府正在故意拖延议会 选举 米高扬也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 5斯大林闻讯后大怒 他在 第二天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中严厉指责外交部 犯了重大错误 将导致租让问题悬而不决 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必须立即介入此事 6 苏联外交部和驻伊使馆频繁催促 不断施压 但在美国的支持下 就在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缴械投降的当天 12 12 苏联外 交部又向伊朗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 但与阿塞拜疆事件毫无关系 同以 前几个照会一样 只是 决要求伊朗政府准确 及时地 履行石油协

    伊朗政府继续采取拖延战术 莫斯科无可奈何

    时卡瓦姆的态度却与以往大不相同 不再虚与委蛇 而是对苏 联提出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 并告知只要条件具备 政府就会把协议提 交议会 朗的政治变化使得卡瓦姆也感到自己无力兑现给苏联人的承诺 2更重要的是美国态度的转变 直到1947年初 在苏伊石油协议的问 题上 美国的态度依然与英国一样 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石 油利 不过 美国担心两个问题 一则该协议在经济上不平等 苏联 定价和卢布结算 有损伊朗利益 则苏联会利用经济特许权侵犯伊朗 的主权 3 然还没有下定决心 但反对签署这个石油协议的倾向已经显 3 12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主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 美国对 伊朗的政策也更加明确 只是不想刺激苏联 4 4 艾奇逊和亨德森 商议后向新任国务卿6•马歇尔建议 鉴于苏联不希望有外国势力出现在 朗北部 应该将石油协议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伊朗人 美国不宜出面 但如果伊朗因拒绝批准协议而受到苏联的威胁 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做出 坚决的反对者是巴列维国王 他主张直接拒绝批准协议 甚至不 同意卡瓦姆向苏联提出有利于伊朗的反建议 美国大使艾伦则违背国务 的指示公开支持国王 他告诉卡瓦姆 苏联签订任何表面看来有利 的条款 都无法保障伊朗的主权不受侵犯 5整个8 联大使萨奇科 夫频繁接触卡瓦姆 态度十分强硬 强调不得更改协议内容 会必须 批准原协议 甚至对伊朗政府和卡瓦姆个人安全进行威胁和恐吓 6苏联的 威逼反而把卡瓦姆推向国王一边 9月初 瓦姆撤销了明显亲苏的驻莫

    反应 马歇尔赞同这一建议

    科大使菲鲁兹的职务 而任命了一位亲西方的新大使 菲鲁兹临行前 向维辛斯基抱怨 首相完全变了一个人 1卡瓦姆的转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鼓励 29 11 艾伦发表讲话 阐明了美国的立场 一个主权国家 的政府向另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应该伴随 威胁或恐吓 爱国的伊朗人在考虑影响其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可以放心 美国人民将充 支持他们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3 伦的演说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大受鼓 议员们纷纷抨击苏伊石油协议是有害的 非法的 是伊朗过去百年 历史上最坏的协议 4 10月初 苏联军队在伊朗阿塞拜疆和呼罗珊的边境集结 进行演 5然而 这最后的恐吓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 22日伊朗议会以102 赞同 2 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拒绝苏伊石油协议的决议 6至此 苏联 盼已久的伊朗石油计划彻底破产了 于莫斯科来说 朗危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政府不 惜战时盟国关系破裂 第一次公开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 到危机 的后期 白宫已经确定了与苏联为敌的政策 伊朗危机 上稍后发生的土耳其危机 首先改变了近东地区的地 缘政治结构 在伊朗 和土耳 英国是俄国的传统对手 战后初期也 是苏联的主要竞争者 经过伊朗危机 英国的这一地位逐渐地为美国所 取代 这不仅是因为面对苏联的威胁伊朗倾向于相信和依赖美国而不是 英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认知并形成了敌对的外交政 尽管到1946 5月苏军从伊朗撤离 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退让政

    是美国政府仍然认定 苏联在伊朗的战略目标绝不是石油和经济 利益 而是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影响 9 26 国务院向参谋长联席 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在伊朗的战略利益的问 要求军方做出回答 40 12日参联会的一个备忘录做出了答复 论是 为石油供应源 朗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使苏联的影响 和军事力量尽可能远离伊朗 伊拉克和中近东石油资源 符合美国的战 略利益 苏联对伊朗北方影响的加强和伊朗出现内乱都会损害美国在中 东的战略利益 因此美国应该给伊朗以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 维持其 国内安全稳定 2危机初期美国并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拥有石油租让权 现在完全变了 虽然伊朗石油不是美国的目标 但让苏联获取则是万 不行的 危机的结果 苏联的势力被赶出伊朗 美国的影响则正在伊朗扩 1947 4 美国同意向伊朗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 用以购买美国 的剩余军火 310月美伊签署军事条约 加强了美国军事特派团在伊朗的 作用和地位 务期也延长到1949 3 4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促成了杜 门主义的出台 但其根源则在伊朗危机 正是因为苏联在伊朗危机中 的种种行为 国开始站在了苏联的对立面 个结果 也是莫斯科始 不及的 斯大林虽然最终选择了让步 但为时已晚

    简短的结论

    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及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 目标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而是政治利益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 也有这种看法 笔者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反 认为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就是 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经济利益 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 而是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不过是实现 其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 于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 联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所以 苏联完全没有 必要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大林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 间地带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 完全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是为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 自己的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笔者研究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 导致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 取的完全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

    想要在伊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 早点达到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 的行为方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 讲理 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 联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 苏联的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因此 支持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 上联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在于所 取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 谈判技巧 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 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 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 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I笔 研究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 苏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 的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 苏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 个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 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朗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I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伊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立 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2这就 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 能把握 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 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及时做 出让步 终于导致美国下 心在欧洲与苏联分裂。

    第六章 分道扬分道扬镳：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无疑是冷战时代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 较量也是美苏争霸在欧洲的主战场 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90年德 重新统一预示 冷战时代走向终结 战后德国的分裂也成为欧洲分裂 的前兆和冷战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德国的分裂 特别是这一现象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对德占领政策之 间的关系 德国史 冷战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 到目前为止 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释 主要集中在 政治 外交 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根本性 影响 即使有所涉及 也很少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1 际学界对德国 与冷战中的经济问题讨论多一些 但囿于档案 主要是俄罗斯档案 开放 的范围 也缺乏关于苏联对德经济政策的细节研究 2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 历史档案的开放迎来了一场 命性 的变化 有关苏联对德占领政 策和德国苏占区的档案大量披露 明显推动了关于战后美苏对德政策的

    打败德国是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内容 战后在德国问题上的

     所谓美苏战后对德政策分歧中的经济因素 在笔者看来 要包括 个问题 作为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起点的战后赔偿 将德国西占区 纳入美国经济援助范畴的马歇尔计划 美苏在德国分别进行货币改革而 引发的柏林危机 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美苏在战后德国问题上分歧和争论 的紧密连接的三个阶段 而且与德国 乃至欧洲 的分裂过程也是同步 发展的 本章集中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学者有一些研究 但直接使用档案文献作为 述主体的不多 讨论也不够细致 3西方学者对赔偿问题的研究起步很早 影响也大 但那时只能单方使用美国的档案 对苏联政策的研究很难深

    入下去 I冷战结束后 西方史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大讨 涉及赔偿政策的目标和赔偿的规模 价值等 但关于苏联的赔偿政 然处在阴影之中 2最近出版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奥斯特曼 博士新作 使用美 德三国档案研究美国对德政策 其中详细讨论 了美苏对德经济政策 含赔偿问题 的矛盾 分歧和处理方略 很值得 阅读 3俄国学者比较全面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94 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批判性较强 4 档案文献不断解密 俄国学者对苏 联在德国苏占区的经济政策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也比较深 入细致 尤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 5总体来说 战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合 作与分歧 尤其是苏联的赔偿政策 在国际学界还是一个尚有很大开发

    6俄国档案方面 除了大量有关苏占区经济政策的文件尚待公布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档 案和军事档案没有对外开放 研究者无法得知苏联驻德军事当局与莫斯科之间在对德政策上 的分歧和争论情况 特别是高层讨论的情况 空间的研究领域。

    本章拟利用美国和俄国双边档案文献 述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 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并提出这样一些看法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 问题上的决裂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作为打败德国的两个最大的胜利者 美国和苏联直到战争后期对德 方针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即削弱德国 使其永远不再成为威胁欧洲和 世界安全的发源地 尽管苏联的愿望更 烈一些 然而 在战后如何削 弱德国以及削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 情况却比较复杂 这主要反映在 两个方面 德国的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 对前者美国和苏联的认知是模 糊且变化的 对后者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存在分歧 值得注意 的是 二者之间有 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 面对的将是一个统一的还 是分裂的德国 其赔偿方式 规模和程序都有很大区别 结果也会完全 不一样 莫斯科官方的历来说辞是 苏联 一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和独 然而 档案文献表明 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恰恰是苏联人 早在1941 11 2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给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的电报中 就提到 莫斯科认为 国本身应该被分割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国 以此为未来欧洲各国的安定建立保证 1斯大林首先向英国透露这种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德国社会对苏联赔偿政策的普遍不满 想法 然是想了解丘吉尔首相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态度 口月27 吉尔在与迈斯基的会谈中对斯大林认识到战后必须对德国 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 表示满意 并认为 虑在战后将德国或多或少分成几个独立 的国家是可取的 112月5 丘吉尔更明确地告诉迈斯基 彻底解除德 国的武装 就要 德国分裂为几个部分 首先是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 地区分开 但丘吉尔认为目前不宜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为这只会迫 使德国人更猛烈地与盟国作战 212 16 斯大林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保障战后欧洲安全的 共同行动条约 作为条约附 件的补充议定书明确规定：「 德国肢解为若干个独立国家 其中普鲁士 在变成独立国家的同时应把东普鲁士从它的领土中划出 分为两部分 划归苏联和波兰 3这样的结果 既削弱了德国 满足了苏联的领土要 面对欧洲两大国战后安排的设想 美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1942 3 12日罗斯福与苏联驻美大使利瓦伊诺夫谈话 虽表示反对英苏之间缔 不过 这些都是秘密交易 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 苏联的态度却 完全不一样 1942 2 23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宣称 军没有也不 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 5然而 公开的表态并不妨碍苏联紧锣密鼓地准备肢解德国的具体方案 1943 6 21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 外交人民委员部顾问苏里茨提交了 结秘密条约 但同意将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去

     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标 — 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 11 6 关于肢解德国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1同年9 联共 中央政治 局决定成立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属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由奉调回 国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利瓦伊诺夫主持 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 分割德国 29 27 受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战后世界经济 安排研究的科学院院士瓦尔加提交了一份报告 列出三个方案 分别将 德国分解为三个 四个和七个独立国家 3随后苏联专家们还提了几种分割 方案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但苏联所有官员和专家的立场都是一致 正如利瓦伊诺夫10 16日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所说 割德国是削 除其侵略性的最重要的保证 5没有发现苏联最高层关于肢解德国方案的 决议 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决议 苏联研究这些方案本来是为即将在 10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做准备 不过从策略上讲 利瓦伊诺 10 9日提交的报告认为 过早宣布对德国采取极端措施会增强其抵 抗力 如果英美有异议 最好让他们作为发起人并提出具体建议 6两天 以后 里茨关于美英政府和舆论对分解德国看法的报告解释了这一策 略的理由和根据 报告指出 在英美舆论中反对肢解德国的人很多 要担心的是 红色危险 德国削弱的结果是苏联在欧洲强大起来 仇危险 绝望的德国人会东山再起 报告认为 虽然英国的官方态度 不清楚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显然是赞同肢解德国的 至还提出了具 美国内部对战后是否肢解德国的看法确实有很大分歧 虽然罗斯福

    体计划

     认为必须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 但专家们都认为这样做行不通 而为 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文件的正是这些专家 10 23日美国关于对待德 国的建议并没有提到肢解德国的问题 了同意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 文件要求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 1在三国外长 会议上 艾登和莫洛托夫都明显表露出肢解德国的意向 但谁都不愿主 动提出具体建议 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表示美国高层 占上风的是观望 态度 认为可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 除了在东普鲁士的问题上 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未来德国统一或分裂的事情外长们没有谈出任何结 2问题留给了最高领导人 12 1 德黑兰的三巨头圆桌会议上 罗斯福率先提出了 分割 德国 的问题 斯大林立即表示：「 同分割德国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 句话 笔者 丘吉尔也表示赞成 随后罗斯福提出了将德国分 为五个独立国家的计划 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 立即又提出将德国南 部地区纳入多瑙河联邦的设想 斯大林表示反对英国方案 而美国的计 划可以研究 丘吉尔争辩说 他并非不赞成分割德国 而且 少要使 德国保持分裂50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笔者 但如果仅限 于分割而没有联合 那么就像斯大林说过的 有朝一日德国还要统一起 斯大林立即反驳 不管采取什么措施 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 烈愿望 斯大林还以德国和匈牙利的合并为例 提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止他们的重新统一和复活 苏方记录在此只有一句话 没有任何措

     施可以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 笔者 最后罗斯福出面调和 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在外长会议上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来解决 I苏方的记 录显然是想表明斯大林是反对肢解德国的 正如文件编者所说 苏联对 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 2但这与本文前述的史实是完全背离的 德黑兰会议上 三大国领导人都一致赞同肢解德国 只是处理的方式和 具体办法有不同主张 盟国对德作战逐渐取得优势 美国和苏联在对德处理方针上都 现了不同意见 首先是苏联内部产生了分歧 1944 3月利瓦伊诺夫委 员会讨论德国问题时 多数人仍坚持认为应把德国分裂为一些单独的独 立国家 但委员Вё施泰因和d. 马努伊尔斯基对解决普鲁士问题后 进一步肢解德国的做法表示怀疑 认为这将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泰因特别提到了不应反对德国内部的统一运动 因为主张德国统一的不 仅是俾斯麦 还有马克思 3肢解德国的主张在美国也遇到了阻力 罗斯福 坚持战后必须严厉惩治德国4 并且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接受了将战后 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的著名的 根索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除了部分 土调整给法国和波兰并将鲁尔地区国际化以外 德国的剩余部分也将 分为二 5不过 消息很快泄漏出来 摩根索计划受到国务院 军方和美 公众舆论的强烈批评 罗斯福不得不取消在该文件上签字 б由此 苏联

    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判断 美国内部对德国问题 未形成统一意见 面临大选的罗斯福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 没有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

    斯大林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顾忌 1944 10 17日与丘吉尔 艾登的会谈中 他一再催促英国人说出自己肢解德国的计划 英国的 方案是将德国分为三个国家 普鲁士 由鲁尔 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 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 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 地利-巴伐利亚国家 大林立即表示赞成 并说这个方案比罗斯福在德黑兰提出的方案好 2 大林和丘吉尔随后分别将他们的谈话结果告知了罗斯福 3此时 在美国 政府内部国务院反对强行分割德国的意见已占上风 认为德国被肢解的 结果不仅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 还会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4相反 联的态度却更加明确 1945 1 20 斯基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 里曼 尽管在确切方法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但苏联政府的态度是 德国 离战胜德国的日子越近 大国领袖们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就显得 越加谨慎 雅尔塔会议仍然没有就分割德国的问题讨论出具体结果 1945 2 5 的首脑会议上 三巨头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 但谁都 不谈具体方案 后只是决定将 分割德国 写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

    应该被打碎 36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并委托三国外长研究具体方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谈到德国问 题时 首先提出了占领区问题 认为这是一个与管制机构相关的临时问 当斯大林提出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时 罗斯福说，「 领区将是分割 德国的第一步 I罗斯福这样说的时候或许并无特别含义 但后来事情的 变化表明 对德国的分区占领替代了分割德国 时问题 变成了 久问 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波伦回忆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已 经对肢解德国失去了兴趣 而斯大林仍有此意 但他 常谨慎 波伦的感觉没错 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确定成立以艾登为首的肢解 委员会研究具体程序 24日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英国大使F. 古谢 夫向委员会建议 按照苏联政府的理解 雅尔塔会议关于分割德国的决 定不是强制性计划 而是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同时表示 苏联不反 对英国的方案 4这显然是想把英国推到台前 但苏联的建议反而被英国所 利用 该建议递交以后 肢解委员会马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所有代表 都同意苏联对雅尔塔会议决定的解释 艾登提议待收到具体方案后将召 集下一次会议 然而 此后直到德国投降 委员会就没有再开会 5在这种 情况下 斯大林不得不在5 9 抢先公开宣布 苏联 不打算割裂 表面看来 雅尔塔会议以后分裂德国的问题似乎过去了 但实际 上只是转换了命题 变为讨论如何划分占领区 如何解决鲁尔和萨尔地

    望让别人来对这个想法负责 2 德国 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61 的地位 以及如何建立德国管制机构和行政机构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 恰恰又与另一个处理德国方针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 这就是战争赔偿问 分割 无论对于苏联还是英美来说 都存在一个未来在德 国的声誉和形象问题 都是难以公开启齿的 但在赔偿问题上就完全不 同了 双方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 没有任何忌讳 所以态 度也是明确的 坚定的 1943 8月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结束 意味 苏德战场攻防战线易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盟国开始考虑战后赔偿问 不过从一开始 美苏之间关于赔偿问题的认知似乎就显示出分歧的 迹象 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战后对德政 策文件中 关于赔偿只简单地谈到了形式问题 拆除工厂设备 移交德 国商船和提供德国劳动力 1美国提交会议的建议 15-4号文件 既全 又具体 包括 赔偿的目的是加快联合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实现和平的 经济目标 同时又不会 对德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增长带来足以产生严 重后果 的损失 赔偿的规模应 巩固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做出 贡献 赔偿的义务应为受害国 意接受的货物或特殊性质的服务 赔偿的分配应按照德国对受害国所造成的非军事性财产损失的比例进 等等 文件还建议近期成立德国赔偿委员会 2针对美国的建议 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专家认为 会议应就赔偿所适用的原则问题进行 长时间的专门讨论 尤其是获得赔偿的 先权问 以及 偿在 国之间的分配原则 310 29日的会议记录更充分地反映出苏联在赔 偿问题关注的重点及其与美国认知的差距 当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苏联 方面提供索赔清单时 莫洛托夫提出 美国的建议没有包括赔偿的全部

     内容 即在补偿苏联战争损失的问题上 然应当包括德国及其盟国的 赔偿 莫洛托夫还对美国提出应关注德国的战后生活水平表示疑义 为应当 多地关注那些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I关于 赔偿问题 会议的秘密议定书只记录了一句话 议就此交换了意见 某些争论的内容已在备忘录中写明 2毕竟 此时战后赔偿还不是各大 国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月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 完全没有讨论赔偿问 会议记录中唯一的有关内容是 在最后一天 12 1 国首脑 会谈时 吉尔提出苏联要求芬兰赔偿不合适 并揶揄地说 的耳边 响起了一句过去的苏联口号 割地 不赔款的和平 斯大林笑 我告诉过你 正在成为一名保守党人 3虽都是玩笑 确是心 里话 实际上 斯大林对战后向战败国索取赔偿早有惦记 苏联第一次正 式提出赔偿问题是在1941 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 那时希特勒 进攻苏联仅半年 斯大林在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德国应为受害国的损失 提供补偿 并征求艾登的意见 登只谈到财务赔偿会带来很大麻烦 斯大林表示同意 41942 11 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 组建了以 N. m• 维尔尼克为主席的国家特别委员会调查和评估德国法西斯占领 者迫害苏联公民 破坏苏联社会的罪行 5莫斯科外长会议与美国的对话让

     苏联人感到 要想说服盟国接受苏联的赔偿计划 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 分准备 1943 11 22 根据联共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成立 了以刚升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迈斯基为首的赔偿委员会 成员包括科学 院士瓦尔加 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V. V.库兹涅佐夫 外交人民委 员部的0. 阿尔卡季耶夫 外贸人民委员部的1.巴巴林 后来又增 加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M.z萨布罗夫和副主席N. M.西卢亚诺夫 1 之强大 以至于这个委员会名义上虽隶属外交人民委员部 但在处理 赔偿问题上 其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后者 过精心的准备 1944 7 28 迈斯基委员会提交了 联赔 偿计划总方针 第一号备忘录 个长达76页的文件 以详细的数 面地论述了苏联赔偿政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案 备忘录 指出 赔偿具有双重目的 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帮助苏联实现经济恢复 和把德国军事潜力降到最低限度 也就是 德国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 东西 赔偿的依据应该是受害国的损失而不是在战争中的开销 因为苏 联的损失最大 而战争支出 1944年为850亿美元 远低于美国 1500 亿美元 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什维尔尼克委员会预计的 3750亿卢布而是7000 — 8000亿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即1400亿美元 左右 赔偿的最主要条件是确保苏联享有获取赔偿的 先权 赔偿的 形式有两种 到敌对行动终止后两年内的一次性赔偿和战后十年每年提 供实物 劳务和货币的分期行赔偿 赔偿的规模分一次性没收 不含黄 金和贵金属 170亿美元 十年内的供货60亿美元和劳务赔偿 按每年 提供500万劳工计算 350 —400亿美元 再加上德国 星国的一次性赔 20亿美元 十年内供货100亿美元 总计700 — 750亿美元 这个结 完全在委员会估算的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 800 —850

     支付的范围内 斯基特别指出 这个备忘录只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非为与盟国谈判所准备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执行赔偿计划 养人 和尽快在莫斯科建立德国赔偿物品执行中心和在进攻部队中组建一 支专门的 偿纵队 以便立即清点被占领德国领土上可供赔偿的物 1此外 参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还有在1943 9 4日组建的由李 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X. e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 战委员会 2 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也涉及赔偿问题 如停战委员会1944 2 3 的报告提出了没收德国国家 法人 个人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并在 联合国家之间分配的主张 3利瓦伊诺夫委员会则在3 14 的备忘录中提 出了策略问题 不能直接提出剥夺德国工业的问题 它必须在裁军和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内部也在研究战后对德经济政策 而且分歧很 但讨论的焦点不是赔偿问题 据葛罗米柯观察 财政部提出的摩根 索计划主张战后德国的非工业化 应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工业 并可在 半年内补偿受害国 但没有提到赔偿的金额 战争部和国务院多数人强 烈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并使其农业化的计划 他们认为 没有德 国工业 欧洲经济就不可能恢复 总统罗斯福因受大选的影响 左右摇 犹豫不决 在战争接近结束时 美国政府和商界缓和与德国关系的 倾向也越来越清晰 赔偿只是美国政策的 副产 即便是主张肢解德

    赔偿的名义下进行 4 国和消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 最初也没有任何赔偿条款 因此 体上说 摩根索计划与苏联的赔偿要求也是矛盾的 I当苏联大使询问美国 对德国赔偿是否感兴趣时 H.摩根索肯定地回答说 美国不需要赔偿 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2 斯基的预见是 苏联的赔偿计划将遭到美国和 英国的反对 他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驳盟国 3英美关于战后赔偿的观念主 要是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 凯恩斯出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巴黎和会 他对政治家们主张 罚性赔款 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之余 凯恩斯会后即 手写了一本后来使他 举成名 的著作 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认为 那种不切实际 的赔偿要求的结果是 迦太基的和平 必将导致欧洲的贫困化 世界大 战毁坏了欧洲 赖以生存的经济机制 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 反而 将它送进了坟墓 政客们将政治放在第一位 边界 均势 版图 而将经济问题 欧洲人民的生活和生存 放在次要地位 本书的 发行大大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测 出版仅仅8个月就重印六次 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认为 对德经济政策的 。

    尽管有这些理念上的差别和矛盾 大家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处理德国而是如何战胜德国 因此 避免盟国内部冲突 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或模 糊处理的方式

    球销量已达10万册 而且被译成德 中等11种文字

    最终目标是 平等的基础上将一个经过改造的 和平的 经济上没有 侵略性的德国同化到一个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 但战后初期的目标 则是 减少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 助战胜国的经济重建和发 限度是 持德国人民的基本生 赔偿应该是短期的 量控 制在5年之内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 主要是实物 也许还包括劳 支付 重点是转让德国现有资本设备而非现有产品 德国的现有产 应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赔偿 以避免美国以任何方式资助德国赔偿的 转移 文件特别指出 美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苏联对劳务赔偿的 要求 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1 以看出 就赔偿目标而言 美苏两国基 本一致 只是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上存在分歧 本来这些分歧 是应该通过谈判在三国首脑会议前沟通和消除的 这个谈判始终没有 举行 还在1944 3 3日迈斯基就提出 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进行磋 就赔偿总额和分配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 并建立盟国联合机构负责 实施赔偿计划 28 28日哈里曼致函莫洛托夫说 美国政府建议开始 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 可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 也可以在美英苏三国之 310 9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表明 赔偿委员会已经为谈判做 好准备 报告详细列举了英美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苏方的应对说辞 411 10日英国给苏联发照会说 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就赔偿问题进行谈 的建议 条件是要涵盖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 还建议在欧洲 咨询委员会内进行谈判 5所有这些报告 函件和照会 都没有下文

    直到雅尔塔会议前 盟国之间没有举行赔偿问题的任何谈判 莫斯 科也没有就赔偿问题发表任何声明 苏联最在意战后赔偿问题 也知道在具体要求上与美国存在分歧 那么为何不积极进行谈判 从而为三国首脑会议最终解决问题扫清道 俄国档案披露的一段历史真相道出了个中原委 在雅尔塔会议前夕 苏联决策层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迈斯基委员会1944 7月提交的苏联赔偿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档案文件也没有显示苏联高层进行过相关讨论 1时隔半年 1944 12 11 0 莫洛托夫突然召见迈斯基 提出德国给苏联的赔偿是否可以定在 50亿美元 10年支付 迈斯基坚持100亿是最低赔款 莫洛托夫要求 他再次对赔偿总额的计算作出解释 2于是 15日迈斯基提交了赔偿计划 第三号备忘录 主题是 们应该提出多少赔偿 迈斯基争辩说 根据 1944年底对德国国家财富 900亿美元 的估算 最保守的一次性赔偿 金额为130 长期性赔款 10年计 100 在这230亿美元的 赔偿总额中 苏联所得的最低选项是”5 中等选项是150 最高 选项是180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会因战争破坏而急剧下 但不可能超过25% 苏联可能得到赔偿的中等选项 占总额65% 110亿美元 因此 苏联至少可以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而在与英 显然是接到 旨意 12 19 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 美谈判时应该提出120亿的要求 当然 这里不包括劳务赔偿

     要求迈斯基编制一份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备忘录 其中写明苏联对德 国赔偿的要求是50亿美元 斯基没有按要求编写备忘录 反而于当天 越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直接给斯大林写了报告 迈斯基坦率地 指出 您所提到的50亿这个数字 在我看来似乎太小了 迈斯基还 如果这样 按照人均计算 德国的赔偿将少于芬兰 而且斯大林本 人提出的对德 经济裁军 愿望也不会实现 至于盟国之间的谈判 好在莫斯科进行 赔偿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 1第二天 迈斯基又 呈给斯大林一个报告 提出了与英美谈判的方案和策略 并坚持认为100 亿美元是苏联对德索赔的 最低要求 2斯大林尚未做出决定 12 27 美国又发来一份照会 通过讨论匈牙利的赔偿问题 美国表示 完全 承认苏联政府有权获得赔偿 同时也希望苏联同其他盟国一样 力于 欧洲的稳定 3莫斯科的压力在增加 1945 1 4 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迈斯基 要求他将德国的赔偿 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情况进行比较 论证100亿美元而不是50亿美元的 合理性 1 5日迈斯基答复 比较的结果是 对德国赔偿水平的确定 没有问题 他还引用瓦尔加提供的数据说明 德国对苏联的赔偿不应少 100亿美元 8 迈斯基提交了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条款草 请求莫洛托夫批准 其结论仍然是 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德 国要求不少于100亿美元的赔偿 不包括劳务 51 9 迈斯基致函 莫洛托夫 请求将他本人1 5日的报告和瓦尔加的一个备忘录转交斯 大林 瓦尔加在备忘录中评估了主要盟国的损失和赔偿要求 认为法

    国可能是苏联在赔偿要求上 最大的竞争 所以苏联先不要提出自己 的索赔要求 最好让英美首先向法国施压。

     直到1 中旬 迈斯基委员会的方案依然被束之高阁 没有得到批 在这情况下 1 20 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 迈斯基不得不回 避对诸如赔偿金额 支付年限 劳工人数等具体问题的答复 不过 斯基还是强调了几点 安排赔偿优先级时首先应考虑战争损害和对打 败德国的贡献 把劳工列为赔偿的一部分 数量会达到数百万 坚持对 德国进行经济裁军 21 25 斯大林终于出面了 根据迈斯基的日记 这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 斯大林召见了莫洛托夫和迈斯 斯大林表示 希望在三巨头会议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联要求 赔偿的基础为100亿美元 迈斯基认为是他的坚持 产生了效果 赔偿 问题终于可以走上 与盟国谈判的正常轨道 3这次谈话后 迈斯基 呈交了作为谈判基础的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方案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 国一次性赔偿能力的下降以及赔偿额在盟国间的分配尚未确定 谈判方 案中没有出现100亿美元的具体数字 而是强调谈判时应坚持要求将总 额的75% —80%分配给苏联 实际希望得到65% 此外 迈斯基还首 次明确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谈到劳务赔偿时 必要坚持要求 德国在10年平均每年向苏联提供500万劳工 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企业 应视为 战利品 包括在赔款中 4 迈斯基又根据斯大林在1 月

     25 谈话中的指示 对赔偿方案在谈判中的提法进行了修改 在准备提 交给英美的 一般问题 中增加的内容有 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应予 以没收和用于支付赔偿 建立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赔偿委员会 (ARC) 设在莫斯科 联的要求 迈斯基巧妙地把苏联10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隐藏在按直接物质损失确定赔偿分配比例的方式中 以尽量减少英美提出反对的机会 1然而 当迈斯基2 4 把最后文件呈 交莫洛托夫并请他将副本转给斯大林时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幕 2 5日下午的首脑会议谈到赔偿问题时 斯大林请迈斯基发 说明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看法 此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看迈斯基的 最新文件 而莫洛托夫也没有看完 斯大林小声叮嘱迈斯基 不要谈劳 工问题 但可以说出100亿美元 于是 斯基用英语概述了他设计的 赔偿方案 2当迈斯基说到100亿这个数字时 丘吉尔立即插话表示反对 大讲一战后赔偿政策的困难和失败 罗斯福也谈到要给德国留下足 的工业和就业机会 斯基奋力争辩 一步解释苏联赔偿计划的根 斯大林则把话题引向一般原则问题 3据迈斯基日记记载 当晚斯大林 考虑要将苏联的要求降到70亿美元 而把对英美的赔偿增加到80 以免 坏了 盟国 迈斯基仍固执己见 在第二天迅速了解到 影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如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哈里曼 艾登和霍 普金斯 都对苏联的赔偿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 于是 100亿美元的赔偿

     要求就确定下来了 1 2 7 的外长会议上 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赔偿计划 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100 英美80 其他国家20 2但这 次会议的决议只接受了成立赔偿委员会的要求 其他有关赔偿的问题将 在会议期间继续审理 32 9日美国代表团提交的赔偿方案接受了苏联 的建议 是把措辞改为 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50%应归苏联所 4英国代表团坚决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额 511日三国首脑签署了关于 德国赔偿问题的协议 协议在赔偿的原则 方式等方面基本上都接受了 苏联的建议 但在赔偿额的分配上有分歧 美苏意见一致 只是表述按 照美国的措辞 英国的反对意见 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研究之前不能 确定任何赔偿数字 雅尔塔会议对于美英苏三大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最得意的还属斯大林 在德国东部边界划分 波兰临时政府组成 远东势力范围确认等一系列问题上 苏联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赔偿问 题虽未取得完全一致 总体上还符合莫斯科的意愿 尤其是美国的表 2 15 迈斯基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苏联驻外使节的通报 结论是 们认为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 特别是在波兰 斯拉夫和赔偿问题上 /不过也必须看到赔偿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也记录在案 6 3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偿的具体数额和分配将取决于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而在遗留问题上 否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则要看苏联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了 5 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赔偿问题一下子就从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 了现实问题 也就在此时 美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罗斯福去世后 美国政治倾向转右 反苏反共的势力有所抬头 租借中断风波 对苏贷 款谈判起步艰难都是迹象 1在对德方针上 美苏的主张总体还是一致的 5 1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驻德占领军的命令 (168 1067) 这个被称为 根索计划的影子 2的文件所体现的精神 与雅尔塔决定和苏联的主张完全一致 强调占领军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德 国再次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对其实行经济控制 除了实现这些目标 所需的条件外 得采取旨在恢复 维持和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 3 同美国此时处于矛盾中的整体外交政策一样 在赔偿问题上也存在 内部分歧 驻苏使馆的哈里曼和凯南等人主张把苏联急于获得的赔偿作 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而杜鲁门 阵换将 将联合赔偿委员会的美国首 席代表由罗斯福以前任命的经济学家1.卢宾改为 讨价还价 的E 显然也有这层意思 4驻德美军领导人 尤其是副主官D•克莱 然也对苏联的目的有所怀疑 但还是主张加强相互理解 积极与苏联合 5莫斯科联合赔偿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开始工作的。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美国提议增加法

     国为成员国 苏联不答应 双方争执不下 直到斯大林5 27 与霍普 金斯谈话时对此事表示极为不满 美国才作罢 1在私下会晤时 给迈斯基 的印象是美国代表态度积极2 至当迈斯基通报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前 没收德国的企业也和工厂时 波利也没有表示异议 3 6 21日正式会 议一开始 双方的分歧便显露出来 首先是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在委员 会受到冷遇 美国要求苏方提交赔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获取100 的依据 迈斯基因一直未得到莫斯科的指令而无法答复 结果苏联 提案迟迟无法在委员会进行讨论 4 7 3 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推迟 忍无可忍的波利致信迈斯基 表示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苏联政府根 本就不想让美英代表团了解苏联的论据 其次 对于美国的提案 苏联 也持保留态度 与苏联优先保证赔偿的原则相反 美国建议的 先支 原则的核心内容是 德国在支付赔偿前应首先扣除用于支付必要进 口物资的费用 以免美国或其他国家为德国的经济重建买单 6双方的计 划都不是针对对方的 但存在 很大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陷入僵局后 美苏代表团都在考虑妥协方案 式拒绝苏联提 案后 波利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核心是 比例分配 百分比 而不是货币 来表示各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 其他内容还包括 允许 在制定出赔偿计划前 提前没收德国的部分企业和工厂 但须建立一个

     联合赔偿机构 估算德国企业和货物价格时应按照1美元兑换2.5马克 的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等 迈斯基除对汇率表示异议外 本上同意美国 的建议 1在7 4 的指导委员会 由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组成 议上 波利告知已接到杜鲁门来信 请他参加三国首脑会议 希望委员 10 拿出赔偿方案 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汇报时 再次表示应接受美 国建议 并主张提出具体的分配比例 苏联50% 美英40% 其他国家 10% 迈斯基请求 提供紧急指导 2由于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消息 两天 以后 迈斯基又提交了说明苏联关于赔偿总额的原建议的理由和依据的 文件 请求快速指 3同一天 经过讨论和修改 指导委员会通过了 美国关于赔偿计划总原则的方案 其中新强调的内容是在制定赔偿计划 须将德国视为单一的经济整体 会议上对优先支付的问题进行了 激烈讨论 最后达成妥协 战后进口支付优先于每年的赔偿供货 但没 一次性赔偿 不在此列 47 7 迈斯基再次催促莫洛托夫批准他 的说明文件 为英美坚决要求我们对200亿美元做具体说明 否则 7 9 莫洛托夫召集了最高层会议讨论赔偿问题 会后由迈斯 基起草了给斯大林的报告 建议同意美国关于赔偿原则的方案 同时 提出了苏联对200亿美元具体说明的文件 两年内一次性赔偿清单 350 —400亿马克 十年内分期赔偿清单 150 —200亿马克 500 —600亿马克 请求斯大林批准 б7 10日莫洛托夫通过电话指

    无法继续谈判

    迈斯基 在确定德国赔款数额时所遵循的汇率应为3.5马克兑换1 1然而 很可能是未得到斯大林批准 个文件并未提交赔偿委员会 讨论 2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 7 10日迈斯基报告 波利又提出了新建 美英讨论后认为 苏联关于赔偿比例方案 苏联50% 英美40% 其他国家10% 的建议方式必将引起小国的强烈不满 建议改为只在大 国之间确定分配比例 然后再与小国谈判 把各自的部分赔偿份额让给小 在这种情况下 斯基提出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比例为55% 45% 37 12日三方最后就赔偿金额分配比例达成协议 英美又做了一点让步 56% 美国和英国各22% 承诺将各自的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 4第二 赔偿委员会工作结束 代表们便赶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了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非常满意 关键是美国和 苏联的意见一致 所以他不想在首脑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尤其是 罗斯福去世后 斯大林不愿意给美国新总统提供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苏联在6月下旬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有包括赔偿问题 57 3日拟定的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名单里也没有赔 偿专家 直到7 7 即得知赔偿指导委员会已通过美国关于赔偿总 原则的建议后 莫洛托夫才通知美国大使 苏联希望在波茨坦讨论赔偿 莫斯科的顾虑是有原因的 早在盟国赔偿方案谈判之前 甚至在

    问题

    德国投降之前 苏联军队就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抢夺 利品 的行动 1945 4 23日中央统计局局长V. N.斯塔洛夫斯基呈交了第一份关于 战利品的报告 以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有一份相应报告 1数据显示 5 9 利日 之前 已经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就有4.8万个车 55万吨 价值2.03亿美元 2 7 8 波茨坦会议前夕 防委员会共下达了 455个拆迁命令3 经运出和计划从德国运往苏联的设 备和物资约400万吨 14.8亿美元 4苏联在其占领地区采取的这种单 边行动对于西方政府并不是秘密5月底在英国已经见诸报端 5此外 闻不如眼见 赶来参加会议包括总统 国务卿在内的美国代表团在柏林 亲眼目睹了苏联占领区被 悲哀景象 杜鲁门在日记中感叹 甚至连一把锡勺都没剩下 战争部长史汀生由此 俄国人的看 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哈里曼大使看到此景后的决定是 我们无法阻 俄国人从他们的占领区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我们不应该给他 西区的任何东西 6 样的感受和情绪不可能不对波茨坦会议讨论赔偿 问题的结果产生影响 事实上 就苏联的利益而言 波茨坦会议确实比 雅尔塔会议倒退了许多 对德索赔问题上 波茨坦会议最后确定了两项相互矛盾的原则 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 7 两项原则都是美国提 出的 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并得到美国赞同的赔偿方针 总额200

    亿美元 苏联占100亿美元 则被彻底否定 那么 斯大林怎么会同意接 受这两项原则 对于前者 除了道义上的考虑 还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德国西部的经济水平高于东部 按照赔偿设备和物资估算大概是六比四 的比率 一点美苏双方估计的差不多 2苏联想要得到赔偿总额的一半以 就只能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为此 莫洛托夫宁愿将苏联所得赔偿 但其结果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也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 即西方国家会 染指苏占区的事务 4第二项原则的情况正好相反 分区赔偿可以保证苏 联在东部 所欲为 不受干扰 但却切断了苏联从西部地区获取赔偿 的权利和渠道 这也正是迈斯基 阿尔卡季耶夫 瓦尔加等人最初坚决 抵制这一原则的理由 5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因为美国做出的两个让步 第一 原则上同意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划分 即以寇松线为界将东普鲁士划给波兰 以补偿波兰划给苏联的领土 除东部赔偿全部归属苏联 其中部分应转给波兰 西部地区赔偿 总额的25%也给与苏联 其中15%以贸易的方式换取东区的物资 10% 纯粹作为赔偿 无需交换 6战争毕竟还在进行 美苏毕竟还是盟友 茨坦会议能使美苏的赔偿政策取得一致 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提出 的原则被接受 苏联也得到了实惠 波利起草的白宫新闻稿认为 美国

     金额将至80亿美元 也坚持必须从鲁尔工业区获取20亿美元的赔偿 3 3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最高目标 已成为被苏联和英国接受的 基本政策 1莫洛托夫则在 通报中指出 议关于赔偿的决议是 一个进步 2这种说法显然是言不 由衷但也是无可奈何 必须看到的是 在盟国形成统一赔偿方针的同时 也遗留了诸如劳 分期支付等一些实际问题 即使已经解决的问题 如赔偿分配的百 分比 占领区之间的货物转移等 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的问题 些都为日后的持久谈判留下了空间 更何况在对德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 方面 德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及中央政府建立 会议只是做了模糊化 处理 而并未消除其间的分歧和矛盾 3当然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会议通过 的赔偿原则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内容 经济统一 分区赔偿 这是 美苏妥协的结果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双方都有没有把问题想清楚 但确 实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 所以 真正实现战后赔偿的道路还 很漫长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 苏联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了 8 5日迈斯 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 并希望在两天 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提纲主要内容包括 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 机构 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03 协调工作 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 重要的任务 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 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

     并组织实施 制定德国的 生活水平限度 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 1同一天 迈斯基还提交了苏联对波茨坦会议赔偿问题决议的备忘录 备忘录认为 对于苏联在战争中巨大的直接物质损失 波茨坦决议 然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给与补偿 无疑问 苏联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 赔偿 苏联政府希望与英美政府达成协议 以某种形式增加给苏联的赔 2随后 为了制造舆论 推动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迈斯基的建 9 13 真理报 发表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 便遇到了搬迁 8 1 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 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 鉴于从西部地 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 他提议 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 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 国的用意 他谨慎地回复 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 但强调莫斯科必须 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 4波茨坦会议闭幕后 波利又向迈斯基提 出有必要将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柏林 并坚持8 2日要在柏林召 开指导委员会会议 迈斯基答应请示后再回复 % 5日波利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而实 际上已开始把委员会的美国专家召集到柏林去 斯基认为纯粹消极抵 制的办法不可取 既然赔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英美占区的赔偿计 委员会当然搬迁到柏林更便于工作 且苏联的反对也无法制止英 美代表团主要人员离开莫斯科 于是 他向莫洛托夫建议提出一个折中

     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个报告立即被刊登在苏占区的所有报纸上 3 3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办法 在柏林设立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分会 1 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 主持赔偿工作 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 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 解除 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 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 2从工作角度讲 国人的建议不无道理 迈斯基 对此也表示理解 但是 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自然赋予苏联以优势地 如今迁至柏林 且受制于管制委员会 对苏联实现赔偿目标会形成 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于是 迈斯基的建议在莫斯科遭到严厉批评 8 9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指责迈斯基成了波利的 尾巴 当晚 迈斯 基被解除了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诺 维科夫接任 38 11 诺维科夫召集指导委员会会议 并宣布了苏联 对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任务的看法 确定其设备作为赔偿需拆除的西 区企业清单 确定其赔偿设备即将运往苏联的西区企业清单 定与西 区交换设备而提供的东区货物的数量和种类 9 10 — 15日联合委员会 听取各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 4 美法代表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并于 14日以后陆续离开了莫斯科 “0天以后 联再次邀请西方盟国的代表 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 美英法三方都接受了邀请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要将赔偿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柏林的管制委员会 6莫洛托夫也准备好了

    份文件 继续要求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讨论苏联的赔偿计划

    就在莫洛托夫于9 6 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 事情发生了 逆转 这一天 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 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 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 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 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 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 存在 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 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 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 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 的统一计划 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 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 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 1第二天 委员会的西方三国代表离开 莫斯科 没有再回来 2面对西方 破釜沉舟 的举动 莫斯科屈服了 9 1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答复哈里曼 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美国 的要求 39 20 驻德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V. D索科洛夫斯基通知 管制委员会 苏联政府同意将赔偿委员会迁至柏林 10 下旬 委员会 联分部各小组陆续抵达柏林 “尽管如此 盟国在赔偿工作的初期还是 合作大于分歧 克莱后来写到 在活动高峰时期 管制委员会有多达175 以上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大楼食堂里一起 吃饭 并通过翻译或手势亲切地交流 到处弥漫 的善意和友情使人们 感到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5 国统一赔偿计划就是在这种 氛围中开始讨论的 所谓赔偿计划 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

    德国能够拿出多少 的工业设备 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 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 为此 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 体的原则 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 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 标不同 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 而后者则 眼于维持德 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 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 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 工业水平 活水平 按照波茨坦会议决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 该委员会经济局 8 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X.胡佛为首的工业 水平委员会 1X 10来承担这一任务 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 民委员部领导成员6. 科尔帕科夫为该委员会代表 1 9 17 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 活水平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 胡佛的结论是 以德国估算人口 7000 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 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 140亿马克 以战前 1938 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 则战后 剩余 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 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 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 10 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 苏联专家认为 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 7000万的估算 显然是夸张的 苏联认为只有6000 1932年人 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 不正确的 苏联认 为后者只有202美元 因此 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 德国战后消费所需 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 而是79亿马克 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 比战前低20%计算 即是63亿马克 工业产值则是262 马克 就是说 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 德国工业的80%都是

    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 1不过 因为专家们都不在柏林 苏联并未及时向管制委员会提交自己的意见 10 27日诺维科夫请求允 许将赔偿委员会成员连同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总计33人紧急派往柏林 11 12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 实际工作 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 4 1945 11月中旬直到 1946 2月底 苏联代表与英美代表在确定德国 工业的具体品 种和数量方面 展开了激烈 反复的讨论 苏联代表团发回的大量电报 讲述了谈判中双方争论的详细过程 下表反映出在赔偿谈判中关于战后德

    苏美英法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工业水平估算表

    生产类型 □ □1亠 苏联 美国 英国法国 石油 百万吨 钢材 百万吨 4.6 (6.0) 7.8 电力 十亿千瓦/小时 20.1 (25.0) 36.3 煤炭 百万吨 50.0 (70 — 80) 142.0 160 万吨 8.1 16 16 16

    洛托夫当即批准 211 11 苏联赔偿委员会成员和专家抵达柏林 3 国应保留的工业水平的估算方面 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6 2.87 2.147

     11.0 10.3 41.5 36.0 10.8 7.0 1.86 (2.43 ) 3.0 发电站 百万千瓦/小时 4.7 (6 -7) 10.9

    续表 生产类型 口口 /亠 苏联 美国英国 法国 万吨 8 (12.5) 13.5 万吨 8 13 2.05 8 — 10 8 — 10 8—10 万吨 45 60 万吨 54 66 万吨 81 120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 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 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 而西方盟国 尤其是英国 则希望为德国多 保留一些工业设施 赔偿数额必然减少 对于苏联来说 谈判的目的主 要是要从西区 别是鲁尔 拿到赔偿 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 专家 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 1另一方面 为避免西方盟国染指苏占区的事 苏联一再拒绝英美代表来东部考察 也一直拖延交出苏占区的赔偿 数据 尽管从 一经济体 的原则出发这是理应做到的 2所以 西方代 表在谈判中占有优势 而苏联代表则难免心虚 波茨坦协议规定 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 最迟必须 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 3 规定期限 1946 2 的临近 苏联的立场开始松动 美英对保障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稳定的态度 很坚定 甚至改变了波茨坦会议最初对德国工业标准的规定 即不知不 觉地将 不超过 欧洲 苏联和英国除外 和平时期的平均经济水平变

     13.5 13.5 120 120 电机 马达等 亿马克 60 60 66 66 13 13 了与这一水平 I仔细阅读从柏林发往莫斯科的大量电报可以发 苏联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多次有意做出让步 以尽 快达成协 只是 迟迟不予答复 1945 11 27日莫洛托夫同 意在估计德国人口的问题上可以让步2 第一次打开谈判僵局的缺口 12 19 莫洛托夫又做了批示 同意对诺维科夫一个月前提出的在赔偿 管辖权问题上的让步 即赔偿委员会只管政策 而制定和执行赔偿计划 由管制委员会负责 31946 1 9 在诺维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反 覆催促下4 莫洛托夫同意在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上可以做出让 5第二天管制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确定德国每年钢铁生产能力 限制在750万吨 而产量不得超过580万吨 6然而 赔偿问题太复杂 些让步对于四大国签署一个完整赔偿计划的协议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 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 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 1946 3 21 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 7报告全面而详细地追述了柏林谈判 的过程 盟国各方的意见分歧以及到目前为止谈判的结果 报告估计 在德国保留50%工业水平的情况下 可用于赔偿的设备将占整个工业的 25% 而苏联在西部地区获取的赔偿份额约为该工业设备价值的6% — 7% 大约7 — 7.5亿美元 尽管这个工作报告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

     在同一天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V. £谢苗诺夫和副总司令m. 1.德拉 特文联名向莫斯科发电 报告了柏林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中特别 建议对此应采取妥协的方针 请求莫洛托夫立即下达指示 1第二天 维科夫为莫洛托夫起草了回电2 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拒绝接受英美的 方案 然而 莫洛托夫并没有发出这封电报 3 23 斯大林亲自发 出一道指示 表示支持来自柏林的意见 3于是 25日莫洛托夫给德拉特 文和谢苗诺夫回电 指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和克莱提出的公报文 有一些文字修改 而仅拒绝英国代表的保留意见 4 消息传来 美国代表如释重负 3 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 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 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 大类 止生产 武器装备和物资 的和限制生产的 1938年的水 平为标准 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 钢铁冶炼25% 化学工业 36% »机器制造36% 轻工业60% — 75% 采矿66% »电力生产60% 煤炭生产不受限制 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 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 3 29 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 基督教民 主联盟机关报 新时代 计划中的 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 未有的深刻变化 6谢苗诺夫也认为 计划拟定的 个工业清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一些英美电台和报纸则对赔偿计

    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 时间初步商定在4 20 5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7 划提出了批评 1苏联对能够达成协议 通过赔偿计划感到满意是有道理 此时美苏关系已开始进入紧张状态 1945 12月底苏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人感到奇怪 斯大林1946 2月的选举演说更让白 宫对苏联的意图产生疑虑 凯南2 23 长电 把苏联行为的根源归 结为 3 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认定苏联正在拉下 以及苏联为取得伊朗石油专卖权而宣布推迟从伊朗撤军 这一切都把美 国政府和国会的反苏情绪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背景下 由美国掌控的对 德管制委员会能批准苏联急迫需要的赔偿计划 实属不易 或许 这正 是莫斯科不失时机采取让步方针的原因 但如果认真讨论赔偿计划得以 通过的原因 那么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 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 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 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 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 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 这一点 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 □艾森豪威尔威尔与朱可夫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 表现得十分 清楚 2大量证据表明 克莱将军比国务院的官员更有兴趣与苏联就赔偿 问题达成协议 同样 科尔帕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也比在莫斯科的官员 更倾向于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 对于凯南电报的反应 柏林与华盛顿 截然不同 克莱认为 封电报更多地代表了反苏的 英国路线 他和 他的政治顾问r墨菲都认为 不能指责苏联人违反了波茨坦协议 他们 遗余力地与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 3而美国军政府的意见 在处理德

    角 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起主导作用 1 其次 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 联而是法国 例如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 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 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 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 为避免中 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 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 法国政府声称 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 2苏联则一直躲在法国的背 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 尽可能地与法国接触 用法国来对付 再次 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 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 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 反动的立场 减少赔款额 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存在 国人态度强硬 而美国人 不是很坚定 倾向于做出让 4这一点 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对外宣传中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英国 也可以看出来 5让苏联人感到惊喜的是 有时甚至美国人还会出面调和苏 最后 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 政策的变化 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

    联与英国之间的对立 比如在确定德国钢铁产量的问题上 6 英国和美国是有益的 3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9 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 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谈 判的技术层面看 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 1但从另 方面看 更主要和更起作用的因素是苏联赔偿政策上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 苏联最初的做法是打 收缴 利品 的名义强行在 其占领地区 特别是柏林 抢夺赔偿物资 波茨坦会议以后则名正言顺 地进行大规模拆迁 关于苏联到底从其占领区拆迁了多少设备 价值多 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2 但无论多少 其影响和效果都对苏联不利 从政治上讲 引起苏占区德国人的普遍不满和抗议 3从经济上讲 拆迁已 成为浪费和低效的代名词 大量设备因运输不力或缺乏原料而闲置 至生瀛 报废 即使运到苏联的设备也往往由于拆除缺乏专业人员而无 法安装和使用 4因此 1946 1月苏联就开始考虑改变政策 由一次性 赔偿转向长期赔偿 即逐渐放弃拆迁工业设备而改为收取现有产品 5这个 结果必然会导致苏联对赔偿计划的重新思考 如果赔偿来自拆迁设备 那么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少对苏联越有利 如果赔偿来自德国企业的产品 那么正好相反 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多才能保证苏联得到的赔偿越多 如奥斯特曼所说：「 其说是美国的压力和赔款的诱惑 不如说是苏联内

    部的动力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性 I尽管当时苏联的政策转变尚未定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以急于达成协 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 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 一经济体 的决定 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 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 英国也持反对立场 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 持沉默 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 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 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 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 西区获取赔偿 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 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 4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南认为中央机构对苏联人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 5而克莱则把建立中央机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 1945 9月贝尔纳 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 事化的条约 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 削弱苏联在欧洲 的影响 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 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 于表态。12月24日与斯大林会晤时 贝尔纳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并建

    但这种考虑显然是莫斯科决定在赔偿计划上让步的现实基础 3 构和打破地区壁垒看作是对美苏有效合作能力的 试金石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91 议先与苏联讨论 再请英法参加 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提出必须 时与日本也签署类似的条约 1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明确态度 1946 2 月美国直接把条约草案发给了苏英法三国政府 2苏联外交部综合听取了各 方意见后认为 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对德占领结束和德国政府的 建立 而且在与德国 星国签署和平条约前讨论和签订这个条约也为时 过早 3于是 莫洛托夫的答复模棱两可 让美国人摸不清莫斯科的核心 意图 4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 签署非军事化 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 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 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 所以 从根本上说 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 议的 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 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 美国对立 然而 这些问题都是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 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 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1946年春天 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 经济状况也日益 严重 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 制约了整个欧 洲经济的复兴 5战后欧洲粮食短缺 尤其是在德国 如果靠自身资源供 美占区普通消费者每天分配的食品热量只有950卡路里 营养专

     家认为的所需热量的一半 大约是美国人所获热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 部分要从国外输入 1进口粮食需要工业产品出口平衡 而德国工业生产 完全没有恢复 根据当时苏联得到的资料 1946年的工业水平与战前相 占区为26% »英占区为20% 法占区为15% —20% 占区为 47.7% 2另据墨菲1946 4月和9月的报告德国的钢产量只有1938 14% 杜鲁门寄予最大希望的鲁尔煤炭 也只有战前水平的40% 占总统1945年所定目标 2500万吨 的三分之一 3结果只能依靠美国和 英国提供补贴 有数据显示 1946 美英以食品为主对德国的进口援助 4.7亿美元 1947年为6亿美元 4因此 国和英国的方针是先恢复德 国经济 考虑赔偿问题 否则 实际上就是苏联人 利用盎格鲁撒克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 6然而 联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战争给 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 战后经济重建面临重重困难 而资金来源除国内 资源外 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只有两个 从美国获取贷款100亿美元 德国获取赔偿100亿美元 前者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 对于后者苏联还 握部分主动权 1947年春 美苏贷款问题从提出到谈判已经整整两 苏联的要求从100亿美元降到60 再降到10 却没有任何结 逊人的人道主义 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

    所以取得战后赔偿就成了苏联唯一的希望 因此 苏联的方针是先实 现赔偿要求 再考虑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否则 如斯大林后来对马歇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 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 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 1946年春夏 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 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 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 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 央行政机构 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 占领区合并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 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 破裂 4 5 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 在激烈的 争辩中 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X. 1. 瓦利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 持按照 分区赔偿 原则 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 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 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 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 3克莱认为 这种说法就表明苏联政府准备继续 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 到他们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他在4 8 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 刚刚制定的 业品计划是以进出 口平衡为基础的 否则 偿计划就无效了 4他的政治顾问墨菲则向 国务卿建议 如果不能就共同的进出口计划达成一致 美国代表团将

    尔国务卿说的 苏联政府无法向 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 交代

     引要求平衡进出口计划的条款 持修改赔偿计划 I争论发生后 美国 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 提出建立一个类似进 出口代办处的机构 然而 法国人和俄国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段来阻 该问题的讨论 24 20 针对苏联正在拆除一家美国拥有部分股份 的食品加工厂的做法 被激怒的克莱警告索科洛夫斯基 波茨坦协议和 工业品计划都没有把食品加工厂列入赔偿范围 而且这种拆除将导致进 出口平衡无法实现 如果苏联继续这样做 我认为必须停止赔偿交付 在得到英国支持和法国认可后 4 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 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 并声称，「 果在今后两三 个月内 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 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 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 — 1.7万人的工作 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 苏联代表则认为 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 然联系 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 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 产能力为基础来实施 会议决定搁置争议 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 45月 3 的会议争论更加激烈 英国坚决支持美国 法国立场有所松动 苏联 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克莱向管制委员会宣布 在实现对德国经济的统一管 理前 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 24 已预定的赔偿工厂外 美国将停 止交运一切赔偿物资 6 一举动在苏联报纸上引起激烈抗议 莫斯科的宣

    直到我们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3 传机器开始把矛头从英国转向美国 将美国政策作为抨击的目标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 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 问题上 1不过 个分裂并不是预想的 果据此认为美苏此时便决心 在德国问题上决裂 甚至认为这是 德国冷战的第一个表现 2 免言过 其实 第一 苏联并非想要 也没有想到挑起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4 5日科瓦利的声明事先请示过莫斯科 苏联代表团似乎也没有重视美国 第二 克莱的本意是希望在统一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把进出口贸易与赔偿 系起来 并非反对赔偿 更不是要就此与苏联分道扬 而只是向苏 施加一些压力 4第三 当时德国西区拆除设备速度之慢 以至于克莱 暂停美占区拆除的声明对苏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5第四 克莱最初采取 的行动更多地是针对法国而非苏联6 只是法国在美国的劝说下退缩后 苏联才突显出来 7所以 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实际 克莱的讲话并非美国的既定国策 没有数据显示克莱事先征求过华 盛顿的意见 事后从美占区向苏联移交赔偿物资的活动也没有真正停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 却因

    的反应 4 26 的争论发生4天后阿尔卡季耶夫才向莫斯科报告 3 9斯米尔诺夫也认为 克莱宣布停止拆除对赔偿工作影响不大 °

     1946 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 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 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 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 凯南 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 并且正在努力 获取更多利益 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 为其在西部地区发 挥影响力提供机会 副国务卿艾奇逊和克莱顿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 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 食物 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 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 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 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 国摊牌 1面对各种意见分歧 5 26 克莱向美国政府建议 为解决经 济统一问题 在全德建立类似美占区州总理会议的临时政府 果近期 这就是所谓双占区 ^20皿 问题的由头 苏联对克莱5 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 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 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 德政策发生了变化 目的性和攻击性更 赔偿问题造成 们与美 国关系的紧张 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 最反动立场的 是英 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 英之间 好调停人 的角色 美国 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 清单 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 3外交部对美国做此决定后出现的新情 显然也没有充分理解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认为 目前的分 歧只是对波茨坦协议有关条款的理解问题 苏联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

    还无法在盟国之间达成协议 则争取首先实现美占区与英占区的合并

    并在报纸上批评美国 有两个情况烘托了乐观情绪:克莱关于暂停移交 赔偿设备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因为管制委员会已经确定 的赔偿物资不受此决定影响2 经双方占领当局的批准 美占区德国代表与 苏占区签署了一个双边贸易的框架协议 跨区贸易谈判如此活跃 似乎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 中央政治局于6 13 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 其要点如 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德国应该是统一的 和民主的国家 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 并保证苏联 将从这里得到赔偿 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 为过渡措施 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的赔偿 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 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 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 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 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 苏联也不反对 4这个成为此后苏联对德政策 基调的决议 表现出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乐观 自信的心态 5这种心 态与此时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形成鲜明对照 早在1946年初美国政府

    预示 统一经济管理的道路正在打通 3 39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中的右翼势力就认定苏联将要 5月英法政府也开始感到忧虑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给内阁的文件中写道：「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已经 复苏的德国与俄国连手 或是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下 1法国外长6比多则 对美国人讲 他担心 协和广场出现哥萨克的可能性 2在这样的背景 苏联重提已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100亿美元赔偿的说法 又坚持西方 国一再坚决反对的在德国西区收取 现有产品 的做法 本以为会迫使 美国做出让步 没想到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引起轩然大波 1946 7 9日和10 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 两个高调声明 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 文字也是经过斯大 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 3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 7 12 真理报 发表了题为 克莱将军的非法行为 的长篇文章 指责美英错误地理解 波茨坦会议关于经济统一的原则 停止拆除赔偿设备的行动破坏了波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 烈反应 法以及德 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 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 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 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 的赔偿 感到惊讶和愤怒 5美国政府则立即开始考虑反制措施。

     7 11 贝尔纳斯向英法提出将西方盟国占领区合并的建议

     茨坦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

    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经济上的统一 对此尚不知情的莫洛托夫在12日与贝 尔纳斯会谈时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 他按照斯大林的旨意 提出 只要盟国同意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同时保 证让苏联参与对包括鲁尔地区在内的德国经济的联合控制 苏联就可以 接受美国关于萨尔地区 划给法国 的建议 并执行波茨坦关于将德国 作为经济统一体的决定 2当然 这只能是幻想 7 17 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原普鲁士的莱茵省 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 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 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 要变成现实了 37 20 美国正式向 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此前英国已表示可以接受 个建议 而美国同意将萨尔划归法国也堵住了巴黎的嘴 7 30 英国政府宣布同意与美占区合并 4美英打出的一套 合拳 令莫斯科 有些手忙脚乱 显然是不知如何应对 7 20 管制委员开会 索科洛 夫斯基竟然回避对美国提案的立即讨论 510天以后 即英国表示愿意成 立双占区的当天 苏联才提出新的主张 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 评美国的建议违背波茨坦会议精神 无助于实现德国经济统一 忽视了德国的政治统一 其结果可能会造成分裂局面 而苏联的政策是 坚决遵守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 支持促进各区之间交流的任何措 索科洛夫斯基主张尽快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 首先可以成立

    一个专门机构以促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 1还有消息透露 科尔帕科夫表示 苏联 意修改工业水平协议 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换取从当前产品中 提取赔偿 2宁可接受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这与莫洛托夫的高调声 明可以吻合 也不能让美英占领区合并 表明莫斯科实际上开始退缩 尽管嘴上还很强硬 对此 克莱和在柏林的美国人满怀希望 反应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 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 8 9 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 8 20 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 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 48 23 英占区军政府颁布法 将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为新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5 从而彻底打破了苏联关于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 9 3 工业 运输等5个两区行政机构被批准成立 9 5 美英就两区 经济合作原则和建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达成协议 6在这一切行动完成后 9 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 面阐述了美国对德国的政策 谈到赔偿问题时 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把现有产品作为赔偿 评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成为统一经济体 要求 上调整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以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 至于美英占领区的 合并 贝尔纳斯强调 果不能确保完全统一 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最 积极 但华盛顿态度冷漠

     大程度的统一 1无论历史学家对这个演说的总体评价存在怎样的分歧 但有一点是肯定 它标志 对美国早期对德惩罚性政策和108-1067指令 的修正 也是对莫洛托夫声明的响应 这样 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 苏联由主张 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 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 美国则由主 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 面对美国的 新方 已到达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 分紧张 9 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 9 11日又 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 2虽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定贝尔纳 斯的演说是针对苏联的 但看法各异 分歧很大 3结果 莫洛托夫除了 9 17 发表了一个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声明4 苏联政府没有任何 公开的反应 不过 双方的往来并没有停止 1946 9月到1947 美苏在对德政策的沟通和争论中存在 三条并行而相互关联的线索 过频繁的非正式会谈讨论具体的赔偿方案 关于如何处理双占区问题 和组建德国中央机构的谈判 关于签订德国非军事化条约的交涉 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 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 轮廓 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主 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 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 水平的情况下 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 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 恢复之后 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 对此 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

    统一德国经济 转向 统一西占区经济 40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 朱可夫已奉命回国 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 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 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 索科洛夫斯基指出 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 而克 莱的建议是朝 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 迈出的重要一步 具有 一定的可操作性 I然而 美苏双方毕竟隔闵已深 而双方第一线官员达 成的妥协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认可 2谈判很快就搁浅了 首先是美国不 顾苏联的反对 11 19 独自在美占区颁布了 卡特尔化 法令 3 是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幅度上发生争执4 然后是 12月苏联拒绝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引起美方强烈不满 51947年1 9日美英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宣布 如果苏联不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这就意味 讨论赔偿问题的管制委员会工作将被迫搁置。1 16 苏占区在新闻里播放了索科洛夫斯基的声明 其中说到苏占区的工业水 平应提高2 — 3 此事又引起轰动 克莱指责这样做推翻了盟国以前 商定的标准 是苏联 德国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新政策的开始 72 8 苏联驻德军政府专家组得出结论 美英对德政策的目标是保存德

    他们将无法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

    国的军事潜力 并作为军事集集团的基础 致力于反对苏联 1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 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 1946 9 12 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 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 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 起来 2对于两区合并的目标 美国驻 军政府经济主管H.德拉珀10 11 在双占区经济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 美国希望通过两区合 并来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统一 如果可能也让苏占区和法占区加入 随后 将建立临时政府 但他警告德国人不要过早地进行政治试验 3克莱虽然 试图利用苏联对赔偿的需求引诱苏联同意实现经济统 4 但他也完全清 楚这里存在的政治风险 11月应国务卿请求所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全 面分析报告中 克莱提出 如果政治统一被证明不可能沿 民主路线进 那么为赔偿而进行的生产将会停止 也就不应该考虑批准为赔偿而 产的经济统一计划了 5由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支配统一后的德国 国政府宁愿看到德国分裂 9 15 国务院德国政策委员会建议 如果 苏联在统一的问题上 续拖 美国就 该与英国人 如有可能与 法国人一起 寻求德国西部的统一 并恢复该地区的经济 即使这意味 德国分裂为东西部两个国家 这种论调在华盛顿颇有和声 6美国 驻苏大使史密斯也认为 苏联正在寻求一切机会在加强控制东部的同时 破坏西部的稳定，「 果有必要 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德国东西部地区的进

     步分离 这是不可避免的 1英美之间从1946 7月开始的交涉 过长时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12 2日贝尔纳斯和贝文绕过管制委员会 占区建立的初衷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 以减少美英两 国的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 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 赔偿义务 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 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 向分裂的步伐 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 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 为维持西区的经济 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 美英每年大约 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 而在苏占区 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 除运往苏联 价值约15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 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 必然对苏联不利 因此 由于经济统一的 工作 在苏联的反对下 受挫 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 3外交部美国 司在分析美国对德政策的报告里指出 美英占领区经济协定的签订 德国分裂的第一步 4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被动捱打 不如主动出击 在坚决反对成立双占区的同时 苏联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央行政机构 建立的行动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w•乌布利希 他在 1946 9 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 建议成立在苏 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 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 10 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 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 因为在占

     签署了两区合并协议 双占区将于1947 1 1日正式建立

     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 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 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 n0 10 苏联驻德军政府制定出建立 德国中央工业委员会的建议 并于11 14日提交管制委员会 21947 1 21日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和苏联驻德军事机关财政部主任рA马列京 联名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 鉴于西方盟国坚持要在管制委员会下建 全德统一的银行机构 他们建议 如能保障完全支付苏联的占领费用 和对苏赔款 可以考虑接受这一主张 31 27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 在拟定的给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草案中指出 目前在德国还没有条 件建立中央政府 可以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立即 手组建德国中央行政机 规定其任务和权利范围 й 29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送了苏联关 于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组织的草案 “月31日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 党领导人的谈话 反映了此时苏联的心态和策略 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 能是占领者的联合 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 德国的恢复也就越快 德国 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 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 就需要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 6于是 2 25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 会发表声明 严厉批评了英美占领区合并的作法和西方的联邦化统一方 声明指出 德国必须是一个承担赔偿义务的民主国家 只有在这个 基础上 而不是在英美两区协议中规定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 1947 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 英国无力应对希腊和土耳其危

    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付诸实施

    「 美国干预欧洲事务 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 国会顺利通过 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 军人出身的马 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 似乎也象征 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 1就连一向主张与苏联合作的克莱 也对 共产主义的快速渗透 提出 了警告 2在德国问题上 当美国决策者终于意识到欧洲的生存取决于德国 的经济复苏时 美国对德政策的 根索阴影 开始彻底消除 美苏关于 赔偿问题毫无进展的长期争论消磨了所有人的信心 甚至美国驻德军政府 部也出现了创造一个 我们自己的铁幕 的声音 3在这种剑拔弩张气氛 中开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终于使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苏联为召开莫斯科会议做了精心的 充分的准备 早在1947 1 6 部长会议就命令莫斯科市组成专门的政府委员会 负责从酒店安排到 通讯联络的会务工作 外交部还组织了政治和组织委员会 负责准备各 种材料和谈判方案 宣传和舆论工作也在年初就开始布置了 4莫洛托夫甚 至准备了苏联一直避而不谈的有关苏占区的各方面信息 如设备拆除和 所得赔偿数额 占领军人数 领费用 货币发行 战俘处理等等 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 只要西方盟国承认苏联的赔偿要求

    就可以提供这些 实的 材料和数据 8 莫洛托夫还向斯大林 报告了会议议程以及苏联在所有涉及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方案 2 斯科外长会议是四大国讨论德国问题时间最长 涉及问题最全面的一次 会议 共举行了 43次正式会议 4次闭门会议 还有一系列双边会谈 仅部长级全体会议就占用了 134小时55分钟 会议编写的文件多达157 3苏联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 结果却大失所望 根据莫洛托夫3 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 科瓦利3 11日起草的准 备提交外长会议的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草案4 莫洛托夫和 维辛斯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声明5 以及外交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6 以归纳出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赔偿问题的各项要求和建议 然而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苏英代表之间的激烈争吵 是苏美代表之间的 直接对阵 除了在个别条款上互有让步外 一个半月下来 最终也没有 关于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 苏联坚决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决议 确认 苏联有权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 1938年的世界价格计算 的赔偿 包括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西部地区运往苏联和

     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其他国家的设备拆除工作应在1948 7 1日以前完成1 而苏占区的拆 除工业必须在1947 7 1日以前完成(后同意清理德国军事工业潜力 的计划可以稍微推迟)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10年以内完成(后延长到 20年) 为提高德国的赔偿能力 建议修改1946 3月的赔偿计划 德国工业水平平均增长20% 钢的年产量达到1000 — 1200万吨 鉴于 西方不同意现有产品赔偿 苏联代表强调 雅尔塔会议认可的有三种赔 偿形式 业设备 现有产品和使用德国劳工 波茨坦会议虽然集中讨 论的是拆除设备问题 但是并没有反对从现有产品中进行赔偿 总之 用莫洛托夫非常生硬的话说 对苏联而言 不解决赔偿问题就不可能解 决德国问题 此外 为了加强赔偿工作 苏联还要求立即恢复联合赔偿 委员会的工作 美国对赔偿问题也给予极大关注 于赔偿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可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杜鲁门决定将有关赔偿程序 所有权力和责任 集中交给国务卿马歇尔 而派专门负责赔偿事务 的波利作为特别顾问随行 2但美国坚决反对给与苏联100亿美元的赔偿 指出这已经是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方案 3美国坚持的赔偿方针也与苏联

     不同 在经济统一的原则下 除了设备拆除和作为交换给与苏联的赔 偿物资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 现有产品根本不能列入赔偿范围 为此 国务院在制定方案 删掉了美国军政府关于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条件下允许从现有产 品中进行赔偿的建议 1在会议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争论的中心都是赔偿问 重点是现有产品问题 2 3 22 的私下会谈中 贝文问到波茨 坦赔偿协议是否完全取代了雅尔塔协议 询问美国对拒绝从现有产品 中支付赔偿的立场到底有多么坚定时 歇尔告诉他 波茨坦协议完全 取代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的表述 美国代表团目前认为 不做任何让 步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与赔偿有关的方 即使波茨坦会议有过 让步 3谈判进行得的确很艰难 僵持到最后阶段时 歇尔向杜鲁门报告 美国代表团是否可以做一点让步 可以考虑现有产品的赔偿 但前 提条件是在德国民主政府下 有有效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 以及不 增加占领国的经济负担 4杜鲁门4 1日回电 要求马歇尔采取毫不妥协 关于经济统一原则和双占区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 美占领区的合 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 违背了经济统一的原则 别是没有考虑在此区 域履行赔偿义务 因此 该协议的基础是错误的 须废除 联建议 在德国建立几个中央经济部门 在保证经济统一原则的同时 必须解决 偿问题 针对苏联对双占区的指责 美国在会上答复说 两区协议正

    的立场 美国代表团当天便拒绝再讨论赔偿问题

     由于未能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产生的经济混乱迫使美国和英 国签订的 马歇尔在讨论中从6个方面为美国的两区合并协议做了长篇 辩护 强调 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联合 认为这对占领的成功 和未来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并再次邀请苏联和法国在同一基础上参与进 为了表明美国决不妥协的姿态 马歇尔完全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 言稿宣读的 间之长 含翻译 以至 莫洛托夫都坐不住 2 3 31 关于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最后讨论中 马歇尔坚持 无论如何 关于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 苏联的方案是 作为建 立德国临时政府的第一步 应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建立德国中央财 工业 讯和外贸等行政部门 指示控制委员会在民主党派 自由工会和其他反纳粹组织以及各州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部临时民主宪 根据德国临时宪法举行选举 选举后应成立德国临时政府 至于德 国的国家制度 苏联反对美国的联邦制方案 建议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 选举在管制委员会直接监督下的中央政府 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必须履 行包括赔偿义务在内的所有义务 所以权力必须集中 美苏都不反对在 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关键问题是苏联主张中央集权制而美国和英国 都主张联邦制 4 8日的讨论中 马歇尔解释说 美国希望避免建 一个可能很容易转化为专制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 莫洛托夫说 这个 问题可以交给德国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 贝文坚决反对 他回顾说 国人民在不久前曾两次 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 由于争执不下 会议放弃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在关于临时政府的讨论中 美国 英国和 济和政治统一真正建立起来之前 任何赔偿计划都不会生效

    法国代表团同意 除了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外 所有权力都应归属 莫洛托夫坚持认为 中央政府有权承担起履行德国对盟国义务的责 虽然莫洛托夫同意删去 安全警察 权力一条 但在保留给中央政 府权力的问题上各方立场分歧很大 最后也因无法达成协议而搁置 I 关于鲁尔工业区的地位问题 苏联坚持要求外长会议形成一项决 对鲁尔工业区实行国际监督 由四大国共同控制 鲁尔地区的工业 除满足德国经济需求外 必须用于赔偿 对此 马歇尔在4 11日的会 议上说 美国赞成对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方控制 反对为鲁尔区建立一种单独的制度 美国认为 对整个德国实行国际控 制的障碍是未能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 一旦实现经济统一 鲁尔地区的 问题就解决了 2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 斯大林对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很恼 苏联认为 波兰的西部边界(波德边界)以及从割让地区迁走德国 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 最终决定 后来也得到了法国政 府认可 因此不容更改 马歇尔在4 9日发表了关于波德边界的声明 承认东普鲁士南部和德国上西里西亚应该成为波兰的领土 但要有充分的 保障措施 以确保其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可用性 帮助维持欧洲的经济 国提议成立特别边界委员会 以便修改波德边界并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 莫洛托夫反驳说 波兰西部边界已是 永久边界 波兰会对经济问题作 出安排 并断然拒绝了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随后 美苏就波茨坦会议

    是否最终确定了波德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会谈无果而终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 苏联提出对美国的非军事化条约草案 必须进行实质性修改 增加关于鲁尔地区 去卡特尔化 民主化(如土 地改革)等条款 结束占领的期限为4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25 占领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确保德国履行 对盟国的赔偿和其他义务 其中 赔偿义务优先于其他所有义务 苏联 建议条约的名称改为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约 美苏英法四国签署 马歇尔在4 15日的讨论中反对苏联为非军事化条 约增加的一些与主题不相干的条款 认为这将 全改变条约的范围和 目的 且在这些条款上存在很大分歧意见 苏联把这些分歧引入讨 实际上意味 没有四方条 在莫洛托夫发表了长篇大论后 于无法达成协议 马歇尔建议 到下一个项目 1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争议非常激烈 经济专家 般都主张与苏联妥协 但国务院的官员态度非常强硬 马歇尔居中调 经过很大努力最后才拿出一个折中方案 然而 这一方案不仅没有 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也被苏联代表团所忽视 克莱的感觉是，「 可能的 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任何真正的协 2苏联当然希 望会议能达成协议 只是要价太高 又不愿意做出让步 上所述 莫斯科会议讨论的所有议题 几乎都牵涉到令人头疼的 赔偿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 会议一无所获 3英国代表早就不耐烦了

     在会议结束前10天就抱怨说 他在莫斯科呆了 4个星期 结果什么也 没有做 他已经不关心会议接下来要讨论什么了 1法国和英国代表都无 心恋战 急于回国 歇尔也感到 如此毫无成果的会议应该结束 只是不愿直说罢了 2美国人确实感到非常失望 4 15日与斯大林的 会谈中 歇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绪 反而是苏联人显得比较沉得住 斯大林甚至劝说马歇尔 不应悲 次会议只是试探性的 许下一次会议就能取得成果 斯大林一再谈到美国答应战后继续援助苏 要指贷款 却迟迟没有兑现 最后又向马歇尔表示苏联的态度是 诚的 开诚布公的 3由此看来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完全是斯大林意 不到的 1946年夏天的局面已经很紧张 但苏联错误判断形势 重提 100亿美元的要求 结果是火上浇油 莫斯科会议本来是一次 甚至是 最后一次 妥协的机会 苏联反而进一步加码 竟然提出了完成赔偿 时间表 来是想做最后一搏 斯大林谈话的口气看 苏联可能有 些后悔 或许真的还期望有下一次解决赔偿问题的会议 然而 机不可 时不再来 苏联人万万没有想到 马歇尔回国后一个多月 美国便启动了一个 为重振欧洲经济提供动力的历史性项目 马歇尔计划 由于巴黎会谈 受挫 再加上莫斯科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本无意援助苏联 斯大林在一 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 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宣布 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 4莫斯科的这一决定 其实正中美国人下怀 苏联主 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体系脱 不仅承担了分裂欧洲的责任

    际舆论角度看确是如此 自己带来一系列压力和负担 也为美国在 德国赔偿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马歇尔计划虽然是援 助欧洲的计划 是正如希契科克所说 一计划 最直接的战略性政 治影响体现在美国对德政策 I苏联最头疼 最担心的就是马歇尔计划 把德国包括在内 尽管哈佛大学的讲演没有专门提到德国 但有足够的 据表明 马歇尔早期规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一种快速实现德国复 苏的方法 只是为了让美国国会和欧洲公众容易接受 避免特别提出 国问题 2很显然 德国经济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必然使其在欧洲经 复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美国国务院制定这一计划的立场是 洲的复兴和德国的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健全的德国经济不 可能在一个一蹶不振的欧洲生存 就像没有一个稳定 民主的德国 洲的重建也不可能实现一样 /实际上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美国摆脱了 在对德占领政策上矛盾 既要尽快恢复双占区的经济 又要完成双占区 的赔偿计划 而苏联拒绝参与这一计划 确实为美国单独处理德国西部 地区的赔偿问题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在轮到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了 1947 7 以后 于德国工业水 平计划的讨论只是美 法三国代表之间开展的业务 完全排除了苏 和管制委员会 510月17日美英驻 军政府公布了西部地区拆除企业的 最后清单 前既没有与苏联商量 事后也完全不理睬苏联的反应

    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和赔偿物资的分配 也只在没有苏联参与其中 的盟国间赔偿机构 内部进行 十月22 —27 美英法三国不顾 苏联的抗议 单独在伦敦举行会议 讨论双占区工业水平和鲁尔区矿山 的管理和控制 且发表了公报 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事先签署的一项 备忘录指出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 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投票权 否决权 和决定权 2往日作为赔偿问题主管机构的管制委员会已成死水一潭 用苏 联驻德军政府9月报告中的话说 管制委员会几个月来没有讨论任何重 要问题 实际上成了就不同意见发 的场所 3苏联代表团还听到了 管制委员会即将解散的 以至准备好的建议也不再提交了 4西方 唯一感兴趣的对等交付工作 苏联交付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作为赔偿从 西部地区获得的15%的工业设备 也因商品价值 交货地点和货物来 源等问题的争执而一再拖延 10 2日勉强完成第一次交付后即终止 马歇尔计划宣布和苏联拒绝加入的消息传开以后 欧洲反响极大 莫斯科的声誉和地位一落千丈 1947 10月美国军政府在德国西部地区 做了一次民意调查 63%的人相信美国会公平对待德国 45%的人信任 英国 法国只得到4% 而苏联则是零 6苏联充分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

    危险性 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以及西部德国倒向美国已经在所难免 也意识到苏联面临 严峻的抉择 或者应美国之邀被迫加入双占区 者单独控制东部德国而与西方彻底决裂 1尽管很不情愿 莫斯科还是选择 了后者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宣言 那么联共 中央书记A.日丹诺夫在共产党 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就 是苏联的冷战布告 世界已经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2 报局会议后一个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 11 25日至12 15 终于 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敲响了丧钟 莫洛托夫似乎要为争得西部德国的赔偿做最后一番努力 从而对 伦敦会议尚抱有一丝希望 外交部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会议上的发 题目是 关于德国经济统一以及和平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 有七条 实际上都是围绕赔偿问题提出的 3针对即将在伦敦召开的副外 长级预备会议 11 2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交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 示草案 要求他们不得 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任何偏离 或许是担心 节外生枝 莫洛托夫不建议将经济问题列入预备会议议程 但不反对把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作为外长会议的专门议题 不过 斯大林似乎有些迟疑 1 21 在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前夕 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 指示苏联代表团 讨论经济问题 及关于德国西部占领区中断赔偿的问题时 不应过于强调和坚持苏联关

     于赔偿问题的立 1 显然是有意为谈判留出让步的空间 斯大林的感 觉是正确的 美国根本就不想在会上讨论赔偿问题 在伦敦会议第一天 研究议程的代表会议上 各国代表一致决定会议将讨论对德和约的程序 以及德国临时政府的结构 苏联提出将赔偿问题列入议程 但美英法三 国坚决反对 只得搁置起来 2 了避免苏联借机讨论鲁尔地区国际化的问 马歇尔甚至劝说法国不要在会上提鲁尔的问题 3美国不愿讨论赔偿问 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与德国恢复经济和参与马歇尔 计划有紧密联系 代理国务卿rA.洛维特在会议期间向马歇尔进言 结果是有可能 西区 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 那么美国政府就很难 说服国会为德国拨出援助资金 4 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上的处境十分艰难 并且尴尬 几乎所有议题 的讨论 苏联都处于以一对三的弱势 而苏联代表的发言 在西方代表 团看来 往往都是 冗长 无关紧要 令人厌烦 的长篇大 5到会议三分之二的议程讨论结束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忍不住提出了 赔偿问题 12 8日和10 莫洛托夫以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偿计划 为题发表了长篇声明 不过 外交部准备的 七项建议 方案并没有提交会议讨论 莫洛托夫在讲话时隐晦地表示苏联将作出让 即英国方案可以讨论 苏联不再坚持必须在德国实现经济统一前先

     完成赔偿支付 1莫洛托夫当然希望美国人和英国人能够注意到这点蛛丝 马迹 从而将赔偿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 然而 美国此时根本不会再给 苏联任何机会 马歇尔认为 如果同意苏联的赔偿要求 将会无限期地 推迟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 211 马歇尔向华盛顿报告 很明显 莫洛 托夫不仅在拖延时间 而且一如既往地拚命努力达成协议 在今后几个 月里这些协议就会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 如果莫洛托夫的安排得逞 国政府的作为将很难被美国公众和英国公众理解 3杜鲁门总统答复 们全力支持你 4 12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英法 的随声附和愤怒不已 再次发表长篇讲话 批驳西方的立场 同时为苏 联辩护 5苏联代表团还向会议散发了早在1945 9月就在苏联报纸上刊 的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马歇尔对此嗤之以 称其为 一份纯粹的宣传文件 不能作为认真讨论的对象 英法代 12 15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 面对莫洛托夫的百般辩解和争 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突然提出建议 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 英法代表 表示赞同 7伦敦会议就此结束 不欢而散 莫斯科一无所获 华盛顿却颇 为满意 克莱事后评论说 伦敦会谈的一个直接和有益的结果是加快了 两区经济恢复的措施 并将该地区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移交给德国机构

     表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419 更重要的结果是 法国人认识到 方关系不再允许法国在德国独善其 现在应该考虑将法国占领区与两区融合在一起了 1实际上 伦敦会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作用 即推动美国重新启动了停止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支 付赔偿的新方针 1948 1 15日美国国务院编写的政策文件建议 限期暂停从 美国占领区向苏联 和波兰 交付所有的德国工厂 正在交付而尚未完 成的工厂除外 具体说就是 在达成德国经济统一的四方协议之前 留对苏联无偿交付的赔偿 在苏联确实履行波茨坦协议之前 暂停对苏 联交换支付 预先支付 的赔偿 国务院将继续与英国 并开始与法国 谈判 以求在暂停向苏联交货问题上达成协议 2根据波茨坦协议 德国西 部地区25%的赔偿应支付给苏联 其中10%属无偿支付 15%用于交换 苏占区的物资 后者又称 先支付 因为按照规定 西方交付工业设 备的期限是两年 而苏联交付商品的期限是五年 根据管制委员会经济 局的计划 西部地区作为赔偿的企业总数1800 剩余价值18亿马克 按战前德国官方汇率合7.2亿美元 其中应支付给苏联的应为4.5亿马 1.8亿美 3如此算下来 西区应该给苏联的赔偿就是无偿支付0.72 亿美元 交换支付1.08亿美元 再看实际执行的情况 根据美国赔偿问 题技术考察组的财务报告 截至1948 4 26 作为预先支付从西 部地区运往苏联的拆除设备价值为7097.93万马克 2839万美 而苏联交付的商品价值 因允许延续五 只有483.15万马克 193万

     美元 因此 西方盟国可以扣押运给苏联的赔偿物资就是7200万美 的无偿支付和7961万美元的交换支付 总计1.516 美元 这笔资 然而 止西部地区赔偿交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情 在西区1800 计划拆除的企业中 美国占60% 其余是英国495 法国233 1948 4月前 美国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81% 而英国和法国只完成了 33% 30% 3 就意味 要停止对苏赔偿 英法的态度很重要 然而 于美国的决定 英法都不赞成 他们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停止赔偿 就会对所欠的商品支付赖账 而西方还要承担破坏波茨坦协议的 赔偿问题专家波利也认为 目前已经得到赔偿的主要是苏联 此停止赔偿伤害的主要是其他盟国 而且这也不利于欧洲经济复苏 担心美英法在德国的 三国阵线 破裂 国务院也一度倾向对英法让 不过 内阁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强硬立场的还是多数 42 16 歇尔向总统和内阁提出了最后建议 坚持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和波兰交付 赔偿 但可以作为例外的是 果取消给苏联的五年推迟期 预先支 付改为对等支付 则可以继续进行交换支付 这些决定应与英法商议 2 20 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宣布 美占区停止向苏联支付赔 6 了使西方盟国保持一致立场 美英法三国于2 23日开始 争取采取共同行动 5

    金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 是在战后经济雕零的欧洲却是不可小觑的

     2 26 邀请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三国参加 在伦敦举行非正式会 讨论德国问题 美国代表在会上与英法代表就新的赔偿方针进行了 反复争论 努力劝说他们接受美国的立场 1直到会谈的最后一天 美国代 表团欣喜地报告:英法终于被说服 接受了美国的暂停方针 2西方盟国宁 愿放弃波茨坦协议而停止执行对苏赔偿计划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 战后盟国的共同索赔政策到此寿终就寝了 此后不久 作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执行机构的管制委员会也停止了 呼吸 3 20 在索科洛夫斯基主持召开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 苏联 再次与西方代表发生激烈争吵 这时 索科洛夫斯基采取了马歇尔在伦 敦会议上的同样举动 宣布中止会议 随即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开会 3此后管制委员会没有再召开会议 虽然当时并没有宣布解散 但正如 苏联代表团汇报的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1948 3 20 起实际 上已经停止工 4盟国共同索赔工作平台的倒塌无疑证明 3 20日会议就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合作的 后的晚餐 。

    简短的结论

     在对历史过程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战后赔偿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毋庸置疑 特别是在无法得到美 国贷款的情况下 获取战争赔款几乎就是苏联战后重建唯一的外部资 这就是苏联从始至终咬住100亿美元不松口的原因 赔偿是苏联 德国占领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也是对德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 点没有异议 是不是占领政策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处于核心地位 却有 不同看法 很多研究者认为 在苏联对德占领中 解决安全问题才是第 一位的 1不错 德国曾经是对苏联安全最大的威胁 是苏联和欧洲不安全 策源地 各大国最初主张肢解德国而后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都有安全 利益的考虑 但有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 领不可能是永久的 要保证 欧洲和苏联的长期和平与安全 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最根本的措施是使 德国非军事化 对德国进行 济裁军 而这恰恰是赔偿政策的主要功 能之一 也正是在这方面 美苏及其他盟国才形成了对德占领的共识 再者 对于苏联而言 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获取经济资源 这一点上美苏是有分歧的 德国投降 战争硝烟散去 苏联对 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 而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已经大于安全 利益 2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 如果说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控制波兰主要 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 那么千方百计从德国获取赔偿更主要的是出于 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何况赔偿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 苏联占领德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而且从

    开始就把苏占区作为自己的 星国 I尽管斯大林可能对东欧或东德领导 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和真实意图 但战后初期的 实际情况是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 在政治上与东欧国家一样 并未 采取社会主义统治模式 而在经济上则与朝鲜一样 顾一切地抢夺 利品 和拆迁工业企业 实际上 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下 德国分裂之前 其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 或苏联的势力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 对一个设定中的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相反 苏联真正把东德纳入 社会主义阵营 的势力范围后 赔偿也就走向终 结了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除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对战后德国一致采取压制政策外 美苏对德 占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府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 方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一点始于波茨 坦会议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的始终 如一的目标 从德国获取经济资源 产生了分歧 纵观战争后期 和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历史 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 反感 政治上讲反映在波兰临时政府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 济上讲就反映在苏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 的是美国的疑虑而不是反感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讨论的结果 且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场来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 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华盛顿在日本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题上就大不相同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无论如何 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 而在波茨坦会 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如同本 书研究租借问题和贷款问题得出的结论 美国对苏联的指责和不信任始 于政治问题 而苏联对美国的指责和不信任则聚焦于经济问题 双方的 关注点不同 影响其政策的驱动力亦不同 但结果都是走向分裂 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结果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 且分属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 但如果从这一结果推导出德国分裂 的最初原因也是如此 就值得怀疑了 出于恐惧和仇恨 苏联和西方盟 国最初都主张肢解德国 即把德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 但这与后来所说 的德国分裂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国后来都放弃了 这一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 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 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不过 当时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 美国和 苏联都希望保持一个统一的德国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提出的 两区合 是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 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中 经济恢复优先于战争赔偿 美国人无法赞同苏联在其占领区的赔偿政策 更不能容忍这一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

    政策影响到德国西部地区 从这一点说 国的双占区措施的确是无奈 之举 其本意最初也不是要分裂德国 同样 分裂德国也不是苏联的目 莫斯科锲而不舍地追求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过必须看到 苏联在其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一 种分裂的趋势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政权的建议 联处于 左右为难的矛盾状态 为了取得西部地区的赔偿应该加入甚至主导统一 中央经济机构 而一旦统一的经济政策形成又会干扰东部地区的赔偿 进程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国和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 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赔偿问题 因此 当事人克莱的判断 无疑是正确的 导致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终止的伦敦外长会议为 建立西 德政府的决定铺平了道 I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 德政府的建立 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清楚这 一点 对于研究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不是没有意义的。

    最终 盟国战后统一赔偿政策的失败导致美国 提出马歇尔计 从而开始了对苏冷战的征程。

    第七章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冷战政策最终 形成的表现 那么莫斯科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洲工人党 共产党情 报局则是苏联确定实施冷战政策的标志 管丘吉尔在一年多前就惊呼 狼来了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 直到1947年的夏秋 欧洲徐徐落下。

    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课题之一 人们从 政治 外交 经济和国际关系各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引发的争论也是最 多的 美国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提出对欧洲的援助是 否包括苏联和东欧 欧洲的分裂应归咎于美国提出还是苏联拒绝这一计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经济效果究竟 如何 等等 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实证研究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 20 世纪末有关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档案文献大量问世 将这一研究推向深 做出学术贡献的主要是俄罗斯学者 论的问题主要有共产党情报 局是如何建立 苏联在战后如何处理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以及情

     报局各次会议的情况等 I本章从冷战发生的视角参与讨论 在梳理马歇尔 计划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 拟分析和回答以下 个问题 从冷战起源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 标究竟是什么 苏联的反应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德国问题 后赔偿和经济重建 在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中处于何种地位 马歇尔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与美苏各自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转变有什 么关系 结果如何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发生的过程中各自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 冷战是否可以避免？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绝非偶然 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历史梳理可以清晰 地展示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背景 政治上就是1947 3月以援助希腊和 土耳其为宗旨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经济上就是1947 4月莫斯科外长 会议讨论德国问题 核心是赔偿问题 的结果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看结果 前者发生在巴尔干和近东 后者发生在中部欧洲 但趋势是一 致的 即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战后世界政治 四大警察 分片治理的地缘 结构开始动摇 美国从两个方向进入了欧洲 并且与苏联迎头相撞 1946 2月凯南对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的分析及其提出的遏制理念 深受美国决策圈右翼势力的欢迎 3月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演说推 波助澜 让白宫更加感受到苏联 共产主义的幽灵 正在威胁欧洲

    苏联在伊朗石油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蛮横态度以及鼓动南阿塞拜疆自治和 暴动的政治举措 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白宫由此认定莫斯科的 外交目标就是 无限扩张 尽管苏联后来做出了一系列退让的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与莫斯科对抗 12 美国政府内部的左翼亲 苏派代表人物 商务部长华莱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公开讲演 攻击 苏的强硬政策 呼吁美苏双方 各让一 改善关系 实现和平与合 2 联立即对此作出响应 斯大林9 17日以书面形式回答西方记者 的提问 其中说到 我毫不怀疑 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 至还可能增加 1然 华莱士的讲演激怒了国务卿贝尔纳斯和共和党参 议员范登堡 在他们的共同压力下 杜鲁门总统9 20日做出决定 莱士赶出内阁 4 一事件标志 美国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决心对苏 联采取强硬立场 9 24 杜鲁门的特别顾问e. M.克利福德经过三个月的准备 交了一份关于美苏关系的长篇报告 该报告在仔细研究政府各部门情 报分析和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提出 联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已经威胁到 界安全与繁荣 继续采取与苏合作的政策 只会造成苏联扩张的欲望和 求与日俱增 联有能力在巴尔干 东欧 远东 洲和朝鲜填补 政治真 美国 须首先采取措施 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 前在尚未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开展的一切反抗苏联的斗争 都应该得到美国 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5 个报告无疑是对凯南 发出长电报以来关于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全面阐释 不过 虽然此时罗斯

    福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方针在白宫遭到了彻底清算 但要使美国对外 战略发生根本转变 政府还必须赢得国会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认同 1946 9月的民意测验显示 只有8% 美国人表示对苏联应该采取 的政策 74%的人则认为 美苏两国对它们之间已出现的冲 突都负有责任 1正是意识到公众和国会对完全转变对苏方针 与苏联公开 对抗尚缺乏思想准备 鲁门决定暂且将克利福德的报告束之高阁 2政府 需要时间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接受对苏遏制政策 土耳其危机和希腊危机为白宫提供了机会 尽管苏联在美国的压力 f已经于1946 9月底放弃了在土耳其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尽管 美国情报部门也知道希腊共产党发动的内战并非莫斯科授意 但美国政 还是抓住英国宣布撤出在希腊驻军的机会 及时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 耳其的主张 杜鲁门主义 但理由却是防止苏联在这一地区乘虚而入 的扩张 3鉴于国会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 杜鲁门在1947 3 12日讲演中将希土危机归咎于 共产主义 的扩张 并大力渲染其 多米诺骨牌效应 实际上这是国务院 精心设计 的一种手段 以说服 国会和民众支持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接管英国不得不放弃的在欧洲

    的势力范围 I 一招果然奏效 杜鲁门的讲演受到美国舆论几乎一致的 赞成 国务院出版信息处的分析报告认为 新闻界和民众对演说的反应 令人满意 23月底的另一个报告显示 共和党 民主党 自由党的报 纸都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 政党界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34 22日和5 9 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 4 张旗鼓的反共论调掩盖了杜鲁门主义通过经济援助方式遏制苏联扩张而实 现美国扩张的实质 而正是在这一点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 果说杜鲁门主义是马歇尔计划的开场锣鼓 那么莫斯科外长会议 则是这场大戏的序幕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是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 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与苏 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美国最初设计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 实现所有联合国家的经济合作 体现这一设计理念的形式即 雷顿森 林体 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实行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联必须加入 这个体系 其如此 美国才为苏联提供了十分优厚的创始国条件 本满足了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要求 然而 苏联领导人 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没有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对加入 以西方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一直犹豫不决。1945年底 苏联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宣布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已经让美国感到疑惑 4946 3月苏联虽然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第一次会议 但始终没有表示要加入其中 而且拒绝参加国际贸易组 织会议及其他一些经济会议 1946年底 美国外交官感到 苏联 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行动 是奉行 单边主义 莫斯科对加入国 际经济合作采取了一种 待价而沽 的策略 其目的是削弱和破坏国际 经济组织 2这种顾虑在美国处理德国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1946年下半年 美苏在德国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分歧加 统一赔偿计划的落实陷入僵局 苏联坚持要求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元的赔偿 其中包括西部地区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并且必须在苏联 要求的期限内完成设备拆迁和赔偿计划 美国坚决反对给予苏联100 美元的赔偿金额 认为这是波茨坦会议已经否定的方案 整个赔偿计划 只有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总之 苏联的方针是首 先实现赔偿 美国的方针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考虑赔偿 双方僵持不 美国便宣布暂停赔偿 并开始考虑与苏联进行切割 在德国西部地 区单独执行一套赔偿和经济重建政策 即美英占领区合并 同时争取法 国占领区也加入 苏联则提出尽快成立德国统一中央机构 一并解决赔 偿问题 31947 3 —4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是盟国解决德国问题 心是赔偿问题 的最后机会 尽管副国务卿克莱顿预言 在那里取得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性都 非常小 4 马歇尔还是抱 最后一丝希望来到莫斯科 此前 美国国务院 认为 杜鲁门讲演的明确反苏倾向和美国采取的积极行动 应该会给莫

    斯科留下深刻印象 促使其在考虑德国问题时有所松动 1然而 苏联对 鲁门主义的反应相当温和 虽然也持批评态度 但没有任何激烈的言 和行动 2相反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政治活动家H. 塔生时 分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合 3不过 苏联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只是希望尽快得到美 国的贷款和德国的赔偿等经济资源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 土耳其和 希腊问题并不在苏联外交的主要关注范围之内 莫斯科此时强调大国 合作 非是暗示美国应在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表示出善意 双方的这种 心态表明 美苏任何一方都不想在德国问题上让步 于是 历时一个半 月的外长会议无果而终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实际上 到莫斯科会议之前 美国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挽救欧洲经 济陷入崩溃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 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欧洲重建计划 但必须调整对德政策 抵制苏联的赔偿政策 以避免 其影响扩展到西欧工业心脏地区 4 果苏联在谈判中让步 美苏关系尚可 维持 否则西方就将采取单独行动 身心疲惫的马歇尔在4 15日与斯 大林谈话时最后说到 他希望美苏之间能够 恢复理 重建战时的 合作基 5这既是对会谈结果的哀叹 也是对苏联的警告 在马歇尔看 来苏联在谈判中毫不妥协的态度表明 他们 在尽一切可能实现欧 洲的彻底崩溃 6 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 马歇尔已经产生了 防止欧洲

     经济 完全崩溃 的想法 I用他自己的话说 歇尔计划是 莫斯科 歇尔计划回国后不久 4 28 发表了广播讲话 提出 必须 毫不拖延地采取行 解决欧洲经济复苏的问题 35 8日副国务卿艾 奇逊发表讲演 讲述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背景及目的 即运用美国经济 资源为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铺平道路 45 16日和23 政策设计 办公室主任凯南先后完成的两个备忘录则提出了为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 原则和目标 55 27 从欧洲返回的副国务卿克莱顿向国务院提交的 报告 详细描述了西欧陷入经济灾难的现状 以及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 致轮廓 6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 苏联问题专家波伦起草了马歇尔的 演草稿 76 5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简短而平淡的演说 正式宣 了美国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主张 “尽管尚未形成 没有出台落实这一政策的方式和措施9 但考察这些文件以及美国政府内部 的讨论 仍然可以勾勒出这一新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从美国冷战政策形 成的角度观察 这些原则和目标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尽快实现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 西方渗透 战后美国外交的一项基本优先政策是保 西欧 1947 4

     议幻想破灭的产物

     29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 对美国来说 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 要性的地方 1最令美国担忧的是共产党势力雄厚的法国和意大利 里政治动荡 经济败落 2 国驻意大利大使报告 共产主义势力一直在 不断扩大 3艾奇逊则在白宫秘密会上惊呼 在法国经济如此糟糕的情 况下 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下手 4美国几乎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看到了这 种危险 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变 这会反过来 影响美国的安全 5 他们一致认为 能够克服危险 维持欧洲均势的最 有效 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提供经济援助 迅速恢复西欧的经济 6换句话 马歇尔计划虽然没有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直接提出针对共产主义的口 同样是使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 不过是从欧洲的边缘地区进 入了中心地区 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 经济一体化 无论此前如何看待欧洲的联合 但是到1947 春天这 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 很多美国政要 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发表意 见或提出议案 一致认为欧洲经济的恢复只能通过联合和统一的方式实 7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 歇尔计划的策划者们才不约而同地提出 欧洲联合复兴 的政策设想 艾奇逊认为 实现相互协调的欧洲经 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南提出 援助计划的目的应 是鼓励和促进西欧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区域性政治联 克莱顿主张援

    助计划应 欧洲经济的联合为基础 马歇尔则强调欧洲复兴计划 须是联合性质的 I 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战争后期苏英矛盾的不 断增长 苏联越来越感到无法接受欧洲联合 区域联邦或欧洲一体化的 想法 2同时 由于德国煤炭和钢铁资源以及工业水平对于欧洲经济的重 要性 早在1945 西方盟国便将德国纳入了西欧的经济体系 31947 4 月美国政府研究欧洲复兴政策的一个特别委会认为 德国被占领地区的 经济计划应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协调一致 4因此 提倡欧洲联合 和经济一体化必然将苏联排除在外而将西占区德国包括在内 都是不 言自明的 也是实现马歇尔计划的有效途径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重建 的基础和核心 美国军方1947 4月的一份报告认为 德国是西欧地 最具军事潜力的国家 美国安全的角度看 德国的经济复兴至关重 艾奇逊助手为其准备的演说稿纲要中指出 美国 须将大量精力 集中于利用德国和日本的生产能力和资源 并以德 日为中心推动欧亚 战后重建和恢复 6凯南在5 23日的备忘录中提出 作为援助计划的 期目标，「 该在西欧的经济格局中选择一些特定的瓶颈 并立即采取 行动 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和销售就是 这种行动最合适的目标 克莱 顿在国务院讨论时也主张美国应考虑接管德国鲁尔区的煤炭生产 7尽管在 如何将援助扩大到德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6 3日马歇尔确认 洲的经济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生产的恢复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 在一切有效的欧洲计划中德国必须参与充分的合作 16月30 务院德国问题顾问墨菲建议将德国 纳入欧洲的自由贸易 以便 为欧洲复苏做出最大贡 27 22 成立的美英双占区经济委员 会发表声明 护并要求参加马歇尔计划 39 5日马歇尔通知英国 美国已同意将双占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 准备与欧洲经济委员会讨论 这一问题 “尽管考虑到苏联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心理反应 美国政府最初 关于援助欧洲的公开言论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德国 但与苏联占领区切割 让德国西占区加入受援名单 实际上已成为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基础和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并承担分裂欧洲 的责任 马歇尔计划是否向苏联开放是最敏感也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允许苏联加入 美国就要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允许苏联加入 整个 计划就会在国会搁浅 6这也是美国人在计划实施前尽量避而不谈的问题 不过在内部报告和私下讨论中还是确定了基本的原则 1947年初 于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 国的不满日益增加 不仅对苏联的政治敌 意加深 削减甚至禁止对苏贸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结 果更使美国决策者感到与苏联的一切经济谈判已经毫无意义 杜鲁门主义 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方针后 4 29日美国三军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

    核心内容

    报告指出 苏联及其控制的一切国家都应该排除在受援国范围之 1 正在实施中的经济援助计划也确实是以受援国政府排斥共产党为前提 在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 2这就是马歇尔计划酝酿时的政治背景 5 28 国务院内部讨论时 大家一致认为美国要避免背上分裂欧洲 的罪名 至于如何应付苏联人 凯南和艾奇逊都提到可以事先制定一个 令人满意 的方案 让苏联人知难而退 凯南还提出可以请苏联像美国 一样承担原料捐赠的责任 3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办法 但从后 来克莱顿与英国内阁商议的结果看 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 星国 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意义不大 战后美国在东欧各国的 资产总计5.6亿美元 占美国在世界总体投资额的4% 东欧的进口货 物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 4 政治上 美国确曾有过利用美元外交对东 国家施加影响 使其摆脱苏联控制的想法 但是从1946 9 以后 美苏关系关系恶化以及在苏联操控和支持下东欧各国政权中共产党 地位的增强 国已经对诱使东欧脱离苏联不再抱有希望 并开始调整 政策 逐步将东欧国家排除在经济援助的范围之外 5凯南在1947 5 23日备忘录中针对东欧提出的对策是 可以邀请苏联 星国参加计划 他们必须同意废除其 经济上的排外倾向 或者他们拒绝接受所提条 件而自行放弃 6克莱顿在国务院会议讨论时认为 欧在经济上对东欧至

    关重要 反之则不然 欧的煤炭和谷物虽然对西欧也重要 东欧更 需要出口这些产品以获取进口西方工业品的外汇 鉴于东欧国家对于马 歇尔计划来说可有可无 会议一致认可凯南的处理方式 1不过 说马歇 尔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 还是将讲演稿中最后一段中的 西欧 改成 几个欧洲国家 改为 一部分欧洲国家 如果不是全 2 计划至少在表面对东欧还是开放的 如此看来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济手 段解决政治问题 或者可以说 与苏联进行经济切割成为美国实行 政策重要的和首要的武器 这也是美国对最初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 系的修正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若干年在欧洲推行的稳定价格 立灵活 场和自由贸易这样三位一体的政策 正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实 的目标 3由此可以认为 歇尔计划是布雷顿森林设想的实践或过渡 但其范围只限于西方经济体而排除了苏联及其 星国 问题是美国还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将欧洲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 陷阱已经挖好 看莫斯科如何应对了。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美国国务院紧张地策划马歇尔计划的时候 苏联领导人还沉浸在 一片轻松而满怀希望的气氛中。

    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政界显赫人物史塔生访问苏联 分别受到莫 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接见 大林在1947 4 9 的谈话中对美国和西 经济状况十分感兴趣 反复问起美国是否发生了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 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言语中透露出对美苏 经济合作 的一种乐观情 1美国大使史密斯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并向国务院报告说 这是苏联 策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 他们所希望的大萧 条最终到来时 美国将在公众的反对下被迫撤回遏制苏联的对外经济援 助和削减军备 2 联人一般认为 战后美国和西方必将爆发资本主义周期 性经济危机 正是受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引导 处理加入布雷顿森林 系问题以及与美国进行贷款 赔偿和租借清算的谈判中 苏联一直采 史密斯所说的 拖延战 然而 苏联并不清楚经济危机究竟何时爆 此莫斯科经济学界在5月间还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著名经济 学家区瓦尔加认为 战争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 其结果将导致 资本主义经济暂时趋于稳定 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 为首的传统经济学派则批评瓦尔加美化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作用 忽视 其实 经济危机何时发生只会影响到苏联的谈判策略 战略上 莫斯科的基本方针此时仍然倾向于同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合作 以此 解决苏联的战后重建难题 所以 在莫斯科会谈陷入僵局 马歇尔感到 大失所望之际 斯大林却一再强调 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和平

    战后资本主义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相处 开展经济合作 对此不能悲观 要有耐心 I美国报纸发现 苏联媒 1947 5月份普遍宣传的观点是 美国正在走向萧条 只有向国外提 供贷款和增加对外贸易才能避免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 济上进行合作 俄罗斯渴望扩大苏美贸易 2面对莫斯科会议的失败 5 16 苏联 新时代 周刊社论指出 国际合作 要时间 耐心 善意和认真努力 苏联 人民和政府绝对一致地希望与所有爱好和平的 国家合作 3在莫斯科看来 早晚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无疑会减轻对苏联 的压力 迫使西方与苏联采取合作的立场 并让苏联在谈判中处于某种 优势地位 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莫斯科最初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 马歇尔在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时所作讲演似乎不经意 地提出的这个新方针 对于苏联到底是一种威胁还是一次机会 莫斯科 的反应前后很不一致 最初似乎是本能地发出了一片抨击声 苏联驻美 大使诺维科夫在6 9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认为 讲演对欧洲经济联 合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表明 美国人的意图是建立一个针对苏联的西欧 集团 4 乌克兰真理报 6 11日发表文章 指责马歇尔的提议是要求在 美国 无条件的绝对领导下 建立一个西方集团 是杜鲁门主义的 旋式上升 56 16 真理报 的署名文章攻击说 马歇尔计划 其全新的外表下是杜鲁门通过美元进行的政治施压计划 是对其他国家 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计划 6不过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6 21 真理报 未加评论地刊登了塔斯社的一篇报道 法国和

    英国分别向苏联提交照会 希望召开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 商讨如何回 应美国的建议 I同一天 联共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政府对英法照 会的答复文本 苏联政府接受英法建议 同意参加三国外长会议 并建 议会议27日在巴黎举行 2据莫洛托夫回忆 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建议最初 是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 3这个回忆是可靠的 帕里什从莫洛托夫阅读马 歇尔讲演稿俄文译本时所做的圈点和批注推断 莫洛托夫似乎认为这个 计划是出于美国本身经济需要的动机 虽然可能是针对苏联的 反过 来也可能会对苏联有利 或许苏联可以从中获得急需的重建贷款 46 22 莫洛托夫向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馆发出通电 要求告知对马歇尔计 划的看法以及苏联如何应对的建议 5同时要求驻华沙 布拉格和贝尔格 莱德大使向所在国领导人转达苏联的意见 应适当地表现出主动性 确保参与相应经济措施的制定 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6另外还特别告诉捷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X.哥特瓦尔德 苏联反对战时德国的附庸国和 显然 接到英法的通知 莫斯科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已经积极 认真起 当然 也不是没有担心 6 24 诺维科夫致电莫洛托夫 从政治角度进一步分析马歇尔

     6 23 真理报 全文发表了政治局通过的对英法答复的文件 8 中立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计划 他认为这是杜鲁门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遭受冷遇后而采取的 更加 活的策略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工具 国不可能把苏联列为受援国 而英法则会 蓄意激起我们的拒绝 然后 责我们自行退出欧洲重建计划 诺维科夫主张苏联参加巴黎会议 并应在 制定欧洲国家经济重建和发展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 止美国对欧洲的管控和建立反苏集团计划的实施 I同一天 瓦尔加院士 从经济角度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报告 瓦尔加认为 歇尔计划是美国缓解正在 日益临近的经济危机 的工具 其意图是通 放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贷款 减轻国内市场商品过剩的压力 使无法收回贷款 美国也会 力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 马歇 尔要求欧洲国家制定联合一致的求援方案 其目的在于打造美国在欧洲 世主 地位 在实现 国经济统一 的基础上建立 洲资产 阶级国家的统一战线 把消除 在欧洲推进民主自由作为经济 重建的先决条件 如果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就会被排除在马歇尔计 划之外 计划失利的全部责任推到苏联身 2分析的角度不同 得出的结论却大体一致 诺维科夫和瓦尔加都指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反苏 性质 都认为美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没有明确表 苏联应争取参与马歇尔计划 但都指出了拒绝参与援助方案制定对苏 联的不利后果 在此基础上 莫洛托夫当天向斯大林递交了给参加巴黎会谈的苏联 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斯大林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 36 25日形成的正式 文件规定了苏联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任务 即了解英法关于援助欧洲

    案的性质和具体条件 建议外长会议向美国询问援助欧洲的条件和国 会批准的可能性 申明苏联的如下立场 美国的援助应针对欧洲国家 各自单一的经济需求 而不是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 会议的目的是确定 欧洲国家申请及获得援助的资格 而不是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 对可能导致侵犯欧洲国家主权或违反其经济独立的援助条件 对审议 利用德国经济资源和讨论对德经济援助的问题 I对比前述美国国务院筹备 和讨论的情况 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苏考虑的经济援助方案几乎在各方 面都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美国计划以及英法商议的 具体内容 苏联领导人 主要是莫洛托夫 对巴黎外长会议还是抱有希 望的 理报 6 25日发表了一篇谈论即将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的文 2文章不再指责马歇尔计划的反苏性质 而强调其目的是解决 国商 品出口问题和欧洲面临的美元危 似乎是在暗示苏联参与援助计划可 以帮助美国摆脱困局 章指责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意味 对欧洲国 内政的干涉 疑是提醒英法政府不要接受美国的条件 6 26 莫洛托夫率领了一个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巴黎 心挑选 的成员包括瓦尔加院士 外交部欧洲 经济和条法各司负责人 大批技术顾问和助理 3这个架势足以证明莫斯科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认 真的程度 4离开莫斯科之前 莫洛托夫的助手韦特罗夫告诉他的朋友: 们的政策是基于与西方盟国合作实施马歇尔计划 首先要考虑到恢复乌 克兰 俄罗斯和列格勒被战争破坏的工业 /莫洛托夫本人在给妻子的

    信中写道 我会在巴黎待一个星期 我的任务并不容易 但目标还是明 确的 这次谈判有些不同 可以迅速发展成更广泛的谈 然而 这一 个星期的巴黎之行却让莫洛托夫大失所望 于担心苏联的阻挠和捣乱 法政府都不愿让苏联人参与欧洲援 助计划方案的讨论 只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 才不得不向莫斯科发 出邀请 6 17 — 1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比多商谈后 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驻法大使 卡弗里报告说 英国人认为 国人的参与会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如果俄国人拒绝邀请可能是最好 法国人也赞同这种看法 英法都希望苏联拒绝合作 但无论如何 即使没有苏联 们也会 全力以赴 2这个想法与美国人的设计不谋而 得知苏联将出席巴黎外长会议后 国驻苏大使史密斯的判断是 种参与肯定是出于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目的 因为 个明智且得 执行的经济恢复计划将不利于苏联现在的政治目标 3美国首先需要说 服英国接受对欧洲进行一体化援助的方案 并鼓动英国人出面阻止苏联 加入马歇尔计划 为此 克莱顿在6 24 —26 访问伦敦期间 明确 告诉英国内阁 继续对欧洲进行零星援助不可行 的方式不可 必须制定包括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计划 如果援助计划 以西欧国家为核心开始 美国政府会感到满 如果东欧国家愿意 计划将向他们开放 在美国批准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之前 俄罗斯 在欧洲复苏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必须有根本性的改变 4随同克莱顿出 访的凯南和波伦也对英国人说 他们怀疑苏联根本就不想加入马歇尔计

    万一他们真要加入 将被告知 苏联应对计划做出贡献而不是从中 受益 果苏联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美国愿意单独为西欧制定一项援 计划 如果苏联允许其 星国参与计划 就会失去对自己领域的经济 控制 I经过三轮会谈 国接受了美国的原则和主张 同意以上述意见作 为外长会议的 方针 2实际情况是 英国人在巴黎会谈和阻止苏联 加入援助计划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如果说英国对统一援助方案的态度与苏联一致 那么法国在对德国 政策方面则接近莫斯科的主张 出于恐惧和担心 法国也主张对德采取 严厉政策 战时戴高乐就认为战后有必要肢解德国 1945 9月法国提 出在德国建立没有中央政权的各州联邦 1947 4月又要求法国永久占 领莱茵河左岸 并一直坚持鲁尔地区国际化 要求萨尔地区在经济上依 附法国 在政治上脱离德国 3这些主张大部分与苏联的对德政策相吻合 所以 来自美国的援助虽然对法国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把德国经济重建 为欧洲复苏和援助计划核心的方针则是法国万难接受的 经过反复谈 直到1948 7 在美国的利诱和压力下 国才做出重大让步 接受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美法双边协议 “尽管如此 这并不妨碍法国在巴 黎外长会议上配合英国把苏联挤出马歇尔计划 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中完全是按照政治局的指示行事的 比多见 面伊始 莫洛托夫就打探英法是如何商议的 比多没有据实相告 莫洛 托夫也客套地表示 心希望 会谈取得成果 6 27 的第一次会

    议上 比多提出了一份对英法协议稍加修改的建议草案 I莫洛托夫首先询 英法是否了解美国的具体援助计划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莫洛托夫建 议向美国询问准备为欧洲提供援助的确切金额以及是否能够得到国会批 比多也赞成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说明 但贝文坚持欧洲国家应该首 先提出一个统一的计划交给美国 否则 任何建议都没有意义 会议主 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莫洛托夫的态度始终比较友善 方还确 定会议秘密进行 不对媒体开放 2 28 下午继续会谈 莫洛托夫首先陈 述了苏联的立场和建议 苏联认为 法国提出并得到英国赞同的工作计 划值得怀疑 按照英法的建议 巴黎会议将 为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 的经济计划 但这 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如果强迫这样做 就会导 致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这不是 欧洲合作的基础 苏联认为应 该由欧洲国家各自提交需要援助的申请和计划 由巴黎会议 其进行 联合审议 定是否可以从美国获得这种经济援助 关于哪些国 家有资格参与欧洲的合作 苏联认为首先是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 敌国和中立国可以 身份间接参与 至于德国问题 应该放在 11月召开的 伦敦外长会议讨论 在机构问题上 有必要建立由三国 代表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处理此事 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取得联系 3经过 讨论 莫洛托夫做出两点让步 不再坚持询问美国可以提供多少援助 同意由占领国代表德国参与计划 法国人认为 莫洛托夫 态度异常温 力避免给法国人或英国人提供指责他们搞分裂的口实 但比 多感到 莫洛托夫 然并不希望会谈成功 贝文则认为 莫洛托夫是 在拖后腿 不过他们一致表示 即使苏联不参加 英法都 决心以某种

     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129日巴黎雷雨交加 休会一天 以便外长们考虑彼 此的建议 2莫洛托夫似乎对法国人抱有希望 他在当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比多是个老实人 莫洛托夫向比多解释说 苏联和法国方案之间 的原则分歧就在于前者要求只讨论与援助欧洲直接相关的问题 而后者 则包括了所有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 3美英法显然是希望苏联尽早撤出 苏联 少莫洛托夫 则打算利用法国制造分裂 把事情拖延下去 6 30 清晨 莫洛托夫收到副外长维辛斯基发来的一封密电 报了莫斯科收到的来自伦敦的情报 情报说 克莱顿与英国部长们会晤 达成了几点协议 马歇尔计划应被视为欧洲复兴计划 而不是简单的经 济援助 因德国尚未参加联合国 该计划将由在联合国之外设立的专门 委员会负责实施 作为欧洲经济的关键 德国是任何重建欧洲大陆计划 的支柱之一;抵制从德国的现有产品中向苏联支付赔偿 4 就是说 在巴 黎会谈之前 美英确实已经拟定了方案 英国人欺骗了苏联 就难怪 莫洛托夫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完全重 复了以前的立场 并强调 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方案 将构 有关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其主权的侵犯 强调在各国单独申 请的基础上制定综合援助方案 必须首先满足遭受德国侵略并对盟军胜 利做出贡献的国家的需要 5对此 英法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 会后 贝文告诉美国大使卡弗里 面对会议僵持的局面 英国人 决心继续向 迈进 法国人给予英国 全心全意的支持 正如贝文所说 会议

    经破裂 可能明天就要结束 法国人也对苏联的不合作立场表示遗 尽管认为努力还是值得的 I莫洛托夫也不抱希望了 他在会后向斯大 林报告说 由于存在立场上的 本分歧 我们不能指望就这一问题 达成实质性协议 英法 经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他们将制定全欧洲的 经济计划 这为干涉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 提供了可能 2其实 对于会谈的结果双方事前的预判都不乐观 英法只 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而不得不为之 苏联来时对谈判结果抱有一丝 希望 若不能如愿则阻止援助计划的预案也是有的 7 1 法国提出了一个 本立场没有改变 的妥协建议 正像 比多解释的 其目的不是指望苏联接受 而是应付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如果苏联拒绝 将会大大加强法国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莫洛托夫建 议休会至第二天下午 以便研究这个新方案 法国人认为这是为了听取 莫斯科的 后指 3莫洛托夫看过法国的 方案后十分失望 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可以断定巴黎会议的进程是 预先设定 现在法国已经同英国进入一条 不再持有以前在某些问题上的 独立立场 4莫洛托夫是否和何时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目前尚无任 何文献证据 5无论如何 莫洛托夫7 2日的表现很说明问题 会谈一开 莫洛托夫便发表声明 使用 以前更激烈的措辞 谴责法国方案 声明反对成立 导委员会 讨论全欧洲的援助计划 警告英法如果 坚持这样做 将产生严重后果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 会谈宣告结束

    家不欢而散 1在7 3日的闭幕式上 莫洛托夫使用了一个新概念 责英法方案将 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 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 2 至少说明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巴黎会议的结果就是欧洲的分裂 并有意识地把责任推给西方 当天 莫洛托夫率团离开巴黎 英法则发 表联合公报 请除苏联和西班牙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派代表来巴黎审 美英法对巴黎会议的失败和苏联的退出非常满意 尤其是美英两 如愿以偿 中下怀 贝文在苏联表示拒绝的当天指出 一决定 意味 西方集团的诞生 4马歇尔在得到巴黎传来的消息后终于松了 口气 苏联不会继续成为制定欧洲复兴计划的 不确定因素 艾奇逊 后来也说 无论如何 苏联的退出使马歇尔计划的筹备工作简单多了 6 尔纳斯则认为 苏联这样做是 大地帮助了美国 7的确 莫洛托夫来 到巴黎 除了希望苏联能分到一杯羹外 要目的是阻止美国按照自己 的方式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 现在苏联自行退出 既无法获得任何经济 利益 还让自己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 就像法国人在会议结束后说 苏联主动退出马歇尔计划援助方案的制定 无疑是一个错误的选 当时很多西方政要都像法国外长比多一样 远无法理解 莫洛 托夫行为的原因 如果不退出 苏联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损

    这应该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不是西方而 莫斯科拒绝合作 8 议欧洲复兴计划 时间定在7 12 3

     但他却选择了 唯一会失去一切的方案 I关于这一点 大林曾 对6.季米特洛夫说 苏联代表团去巴黎主要是了解情况，「鉴于苏联代 表团所持立场与英 代表团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 与其达成协议已不 2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多解释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苏联间谍发送 的情报让莫斯科确认西方根本就不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 巴黎会谈让 莫斯科确定美国的援助方式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苏联领导人担心东欧国 家参与其中而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3在笔者看来 这些解释似乎都没有触 及问题的本质 无论是来自巴黎的情报还是对巴黎会谈的感受 不过是 证了苏联此前的猜测和估计 并不会令克里姆林宫感到意外 苏联代 表团赶赴巴黎的任务 是要在马歇尔计划不符合莫斯科意愿时 阻止 和破坏这个计划 那么 正如贝文给内阁的报告中说的 如果苏联不退 可以像 洛伊木马 那样 坏欧洲利用美国援助的前景 4 或者如改任商业部长的w.A.哈里曼所言 苏联本来可以通过加入马歇 尔计划而 灭它 5而只要苏联参与其间 东欧也不大可能失控 这个 道理 大林和莫洛托夫不会不明白 笔者因而推断 大林本来对美 苏合作 至少在经济方面 还抱有希望 认为西方的经济状况也许会迫 使美国与苏联合作 然而巴黎的经历令莫斯科完全失望 既然无法得到 经济援助 为了安全起见 那就干脆与美国和西方做彻底的经济切割，

     回到战前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 这是一次战略的选择 莫洛托夫离开 黎并不再回去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便是根本转变对东欧的政策 和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这里的东欧是指受苏联控制和影响的七个国家 波兰 捷克斯洛伐 匈牙利 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苏军占领 的德国东部地区不在其列 1948年德国分裂之前 那里尚未建立政 这七个国家虽都属苏联势力范围 但情况有所不同 匈罗保三国是 前轴心国 签署合约后才能进入正常国家状态 美苏争夺在此比较激烈 波捷是战时盟国 自由度相对较大 苏联也有所担心 苏联比较放心的 是南阿 那里共产党一党执政 政策上主动靠拢苏联 欧洲战场的局面扭转之后 苏联开始考虑战后问题 并确定了与西 方特别是美国实现和平共处 长期合作的对外方针 在这方面 最明显 的信号就是1943 5月斯大林突然下令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 国际 以排除与西方合作的这个 1 1944 1 1 苏联播放了新国歌 1918年起作为苏联国歌 国际歌 现在只作为党歌了 新国歌是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 国际歌 突出国际主义不同 新国歌强调的是俄罗斯爱国主义 2这一 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 中央书记А日丹诺夫在一次会议上谈

    到了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1这无疑是为在战后与资本主 义国家合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 苏联最活跃的三位外交官N. V.诺维科 入入葛罗米柯和M. M.利瓦伊诺夫则分别提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外交方 为此 作为对雅尔塔会议 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的响应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苏联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执行一种笔者称之为 合政府政策 的对外方针 即在各国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 共产党必须 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 共同组建政府 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 是形式 正的目标还是要保证东欧各国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保证苏 联在那里的控制和影响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保证受莫斯科直接指 挥和控制的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处于主导地位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 非常措施 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 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 对派 这主要发生在 匈五国 阿是共产党一党执政 无需此举 3这样 1947年春夏 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对东欧各国的掌 不过 笔者不能苟同这样的看法 斯大林在东欧搞多党联合执政只

     针的报告 异口同声地主张美苏合作 2 家就表现为推行非苏联模式的 人民民主制 然而 这种 联合政府

    是一种策略和幌子 并且很快就撕下了这层伪装 I与西方合作确曾是苏联 战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联合政府 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一种措施 管因美苏关系恶化和东欧国内政治斗争激化 1947年上半年 合政 政策已经有名无实 但当时苏联并没有在东欧推行苏联社会主义体 制的计划 正如凯南曾经说过的 东欧国家 是否搞共产主义对于莫斯 科来说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那里必须接受莫斯科的影响 如果可能的 然而 与政治和外交上对东欧的严格掌控相比 苏联在经济方面却 显得 漫不经心 作为势力范围 斯大林最初看重的只是安全问题 欧国家是作为 冲带 发挥作用的 况且除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比较发 达外 这些国家经济都十分落后 既然不是 罗斯帝国 的成员 治上也未实行 一体 苏联何必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3因此 联同意波 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也同意东欧国家 向美国申请贷款 4同时 尽管遇到某些障碍 苏联并没有关闭美国和西方 在东欧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大门 5 联合政府 莫斯科注重的是国防 内务部 警察局等权力部门 而经济 文教甚至外交部门都可以让

     必须认可莫斯科的权威 2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455 给其他党派 I 到在经济上实行控制 苏联更看重的是如何从这些国家获 取利益 而没有一个东欧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2波兰贸易官员对苏联在煤 棉花和羊毛交易中任意压低价格的做法颇有抱怨 3出口到苏联的工业 品因价格偏低令捷克斯洛伐克无法从中获利 4罗马尼亚要求苏联重新计算 和减轻赔偿金额和驻军开销 5而匈牙利国家预算的50%都要用来交付给 联的战争赔偿 6难怪美国人说匈牙利 距离成为苏联的经济殖民地只 有一步之遥 7这些情况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趋向松散 苏联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1945年占捷对外贸易总额的25% 1947年初已 降到6% 8正因为如此 马歇尔计划的消息一传开 东欧各国都按捺不住 直到巴黎会议期间 苏联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果东欧各国被 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所吸引 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政治控制的努力很可 能付之东流 实际上 当苏联在巴黎决定拒绝马歇尔计划时 莫洛托夫 就考虑让东欧国家参加后续会议 但目的是为了宣传 在适当时候全 1 1945 11月匈牙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 联合内阁原选派小农党成员担任内务部长 但在 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к. E.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的压力下 政府只得任命一名 共产党人担任这个职务 Zoltan Barany, Soviet 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VIII, №4, January 1995, p. 418. 2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 36. 3 Бордюгов Г, Матвеев Косеский 4,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 1944- 1949гг,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 1995, с. 199-200. 4 Р1АСГ1И, ф. 17, оп. 128, д. 1083, л. 229-230//Волокитина Г 5., Мурашко Г 77.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 1, 1944-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с. 460- 462； Поп И.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с. 228. 5 АПРФ, ф. 45, on 1, д. 361, л. 62-66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 5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564-568. 6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9, л. 7~2\//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613-623. 7 FRUS, 1946, Vol. 6, р. 293. 8 Снитил 3., Цезар Я. Чехов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 Пер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27-228. 9 FRUS, 1947, Vol. 3, рр. 260-261； Greg Behrman, The Most Noble Adventure-.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Time When America Helped Save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p. 81； Steil, The Marshall Plan, p. 107. 心中的喜悦 甚至南斯拉夫也准备 参加初步谈判 9 4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部退出 1东欧国家中最先表态的是南斯拉夫 7 4日南共领导人e. 德尔给苏联大使打电话说 南斯拉夫已经准备好拒绝马歇尔计划的声 2保加利亚也有此主张 不过季米特洛夫有些担心 如果东欧国家在 苏联代表拒绝后马上就表态 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 3 个担心大概也在莫洛托夫考虑之内 7 5 6 40 苏联政府向欧洲各国发出通报 讲述了巴黎会 议的经过和苏联拒绝英法方案的理由 透露英法将在12日继续召开欧 洲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4这里虽然表明了苏联的立场 但并没有告诉东欧国 家应该如何行事 8 15 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东欧各国及芬兰大使发 并让他们转交所在国共产党领导人 报说明 苏联不再参加巴黎 后续会议 但要求这些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 以便阻止会议通过英法计 后带 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代表退出会议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 成功 7 6日晚 莫洛托夫要苏联驻波兰和南斯拉夫大使转达给贝 鲁特和 6.铁托的指示 要他们派代表秘密来莫斯科 就巴黎会议问题 进行事先协商 避免会议进程中出现意外麻烦 6但过了几个小时克 姆林宫就改变了主意 7 7日凌晨4 15 莫洛托夫又急电驻东 欧国家和芬兰大使 转告联共 中央的新指示 建议7 10日之前 不要向英法做出任何答复 77 8 0 50 莫斯科最后通知 联共

    中央取消了 7 5日的电报 建议各国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个国家可以自行酌定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 1莫斯科的决定四天三变 明心神不定 对东欧各国还是不放心 没有得到苏联明确的指示 东欧国家和芬兰大都不敢擅自行动 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显得自由度大一些 听到哈佛大学讲演后 华沙非常兴奋 并多次向美国表示对马歇尔 计划感兴趣 2莫斯科7 5日电报鼓励了波兰人 7 6日波兰报纸 民之声 报道 总理 西伦凯维茨表示波兰对马歇尔计划 积极态 37 7日波兰外交部长乙莫泽莱夫斯基对美国大使表示 管尚 未作出最后决定 但他确信波兰政府将接受英法的邀请并出席在巴黎的 会议 4 7 8 下午 弗里还报告说 波捷两国仍希望派代表参加 制定欧洲计划的会议 5 位驻法国大使不知道 此时接到苏联最新决定 的波兰政府已表示俯首听命 莫斯科时间18 波兰使馆通知苏联政府 波兰政府决定不参加巴黎会议 尽管外交部发言人上午在记者招待 上刚宣布此事尚未做出决定 6但布拉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7 4 就在巴黎会议失败的当天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决定 出席英法继续召开的巴黎会议 同时派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J•马 萨里克7 8日到莫斯科商议是否加入马歇尔计划 7 解到莫洛托夫7 5 电报的内容后 萨里克与总统ё贝奈斯认为 捷政府可以独自解

    决是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了 尽管哥特瓦尔德表示反对 但在贝奈 斯和马萨里克的坚持下 7 7日政府主席团会议还是一致决定委托驻法 国大使1.诺塞克出席巴黎会议 并向英法政府转交了照会 1当天 美联 社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已决定接受巴黎的邀请 2布拉格是否了解莫斯科 7 7日凌晨电报的内容 目前尚无任何史料说明 但无论如何 当莫 斯科7 8日电报交到哥特瓦尔德手中时已经晚了 他不得不告诉苏联 驻捷临时代办 府已通过决议 在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或许是以为可以自主做出决定 哥特瓦尔德没有按原定计划7 8 日访苏 据捷司法部长Р德尔季纳回忆 得知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后 愤怒的斯大林要求 拉格不服从命令者 的代表团立即飞往莫斯科 4 7 9 哥特瓦尔德率政府代表团访苏 斯大林于当天19 45分至 21 20分单独召见了哥特瓦尔德 23时至1时与代表团举行了集体会 5第一次会谈没有记录 据德尔季纳回忆 哥特瓦尔德从克里姆林宫回 到宾馆对代表团成员说 斯大林对我们接受邀请参加马歇尔计划感到非 录且已公布 根据会谈记录 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参加 巴黎会议感到吃惊 认为这 客观上推动了孤立苏联的行动 随后命

    常愤怒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 6关于第二次会谈 苏捷双方都有记 3 令捷政府 必须取消这一决定 应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而且 快越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指责 马萨里克试图辩解 莫洛托夫指出 们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联 德尔季纳和哥特瓦尔德讲述了捷方在 经济上遇到的困难 其进出口 60% —80%都依赖于西方国家 因此需要 贷款 斯大林答应苏联将提供帮助 增加进口捷产品 会谈结束时 大林提醒代表团 必须在今天 7 10 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1 据捷方档案记载 7 10日一早代表团就给国内发电 要求立即召开内 阁会议 通报苏捷会谈内容 会议 必须通过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并就此发表声明 该声明应于当日下午发表 内阁会议期间 哥特瓦尔 德两次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催促 经过激烈的讨论 直到晚8时会议一致 过决议 不参加巴黎会议 理由是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均不参加巴 黎会议 而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将被解释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盟国 9 事情终于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圆满解决了 斯大林原计划在莫斯 科召集东欧国家代表会议 集体向捷政府施加压力 收到布拉格的答复 会议取消了 3显然 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下定决心逼迫捷 政府就范 在莫斯科看来 捷克人的大胆行为无疑是在破坏苏联和东欧 国家的统一行动 挑战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享有的权威 如果不予严厉制 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苏联与东欧国家关 系的本质 7 12 代表团回到布拉格后 萨里克痛苦地说 作为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外交部长去了莫斯科 回来时却成为苏联的奴仆

     30 外交部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英国和法国驻捷大使

     美国驻捷大使I斯坦哈特则认为 这一结果表明捷克斯洛伐克 不享 有完全的独立 西方媒体一再指控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 这一点 已经得到证实 1 凯南在7 21日的备忘录中敏锐地看到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苏联 的反应迫使西欧的共产党不得不表明他们的态度 同时也使苏联与其 星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压力 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是战争结束以来 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大打击 2 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欧洲分裂的严重 形势 联不得不全面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 其表现就是欧洲共产党情 报局的建立。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公布以后 关研究 把冷战起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3 究者普遍认为 共产党情报局的 成立标 苏联冷战战略的确立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但是 在情报 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情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等方面也有不 同看法 如有学者认为 斯大林在哈佛大学演说前就提出要召集共产党

     报会议 故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没有直接关系 I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一 句话就能说清的 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的想法固然不是马歇尔计划引发的 但情 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确是因为应对马歇尔计划而改变的 对档案文献的研 究可以得知 斯大林对于是否需要建立这种国际机构 别是建立一种 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 洲事态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情报 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 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切断苏联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但却解除了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党已经没有义务向莫斯科汇报工作 和提供情报了 为了继续保持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苏联在原共产国际 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 共产国际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 2战后 苏联对于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 国主要是通过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实行管控的 为了协调行动 似乎 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 1946 4 20 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 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 3 5 17 的中央会议上 拉科西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的国际不是一个组 织性的机构 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 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 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 果不进行交流 各国共 产党 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 4 科西这番话不是经斯

     大林首肯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这样说 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此前曾与斯 大林密谈两个多小时I 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 了这个问题 根据 铁托传 作者和南斯拉夫的档案记载 1946 6月斯大林在 与来访的铁托 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见时多次谈到建立国际新机构 斯大 林问铁托 否认为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机构 并建议最好由南斯拉 夫人发起 斯大林指出 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 但需要建立一 个新的情报机构 以便经常开会 交流经验 调一般性工 以及 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 南档案中记载 未说明出自何人之口 新机构 不能发号施令 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 制性措施 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 2在与季米特洛夫单独谈话时 斯大林又 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 3这些谈话说明 当时斯大林确有建立某种国际组 织的念头 但并不是重建国际 大量披露的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档案 文献 揭示了苏联此时考虑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原因 第一 东欧 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 族问题的矛盾 例如匈罗在特兰西瓦 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 捷波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 匈捷在处 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 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 也是矛盾重重 第二 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上 苏联

    说道 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 与我们今天的 本身与东欧国家也存在许多矛盾 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 与捷共的分歧 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 在拆迁工业设备问 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 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 有一个公共机构 第三 与战争期间不同 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 响和控制 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 在建立亲苏政府 排挤右翼政党 扩大共产党势力 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诸多问题上 各国共产党的任 方针大体同步 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 I所有这些问题的解 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 由联共 中央下 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 斯大林此时想要的是一个交流情况 调解分歧的机构 有研究者认 苏联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 略手段 其本意在于使各共 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 2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 共产党的实际状况 他们诚然与莫斯科有 密切关系 但也必须顾及 国内其他党派和西方的反应 也没有考虑到当时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基 本判断 尽管美苏关系趋向恶化 但苏联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尽量维持 国合作的局面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 即使对于建立这 种情报交流性质国际机构的主张 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 实施。

     直到1947 6 4 即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的前一天 大林再次提出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 天深夜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 见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W.哥穆尔卡 3据哥穆尔卡回忆 斯大林建议波党 中央发出倡议 为建立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 并且要求立

    即实施 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华沙报告了这一情况 波党中央政治局6 8日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开始筹备工作 7 10日哥穆尔卡向斯大 林汇报了会议筹备和安排的情况 1显然 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无关 那么 斯大林为什么在一年后突然旧事重提 随后发生的巴黎会谈及其结果又 对苏联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目标和宗旨有何影响 实际上问题不是出现在东欧各党 而是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 党身上 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 名卓著 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 但法共在 与P.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相继在印度支那战 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 导致法国 总统于1947 5 4 免去了 5名共产党员部长的内阁职务 共产党被 赶出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在人数上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对欧洲 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1947 2月组成的A.D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 共产党与社会党结成联盟 经常制造难题 导致加斯贝利辞职 5 31日加斯贝里重新就职并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完全 排斥了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 大体同时 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 辞职 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 2苏联一直企望利用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无疑是对苏联战后奉 行的 联合政府 政策的沉重打击 更严重的是 莫斯科事前对此情况 竟一无所知 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行动根本没有与莫斯科协商 甚至

    没有通报 于是 通过建立某种国际机构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影响和控 制的问题自然就提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 6 3 莫洛托夫指示驻巴黎大使向法共总书记м.多列士转交了 联共 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一封信 示莫斯科对法国发生的事情 感到 担心 并要求法共通报详细情况 信中指责说 人认为 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同联共 中央协商过的 你们自 己清楚 这是不正确的 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联共 中央的 1第二天 上所述 大林便要求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 际会议 就在波兰党开始筹备会议后 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并在 黎会议上暴露出其真实意图 7 7 丹诺夫给法共信件的副本被 给了苏联驻保 南等国大使 要求他们将信的内容转告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2其用意无非是暗示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各国要同莫斯科 保持步调一致 可未曾想还是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 初还有波兰 违背苏联旨意出席巴黎会议的事情 这无疑令斯大林更加 担心 可能此时斯大林对建立国际组织就有了新的想法 巴尔干也出了问题 铁托一直想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 首先是 同保加利亚的联邦 几经周折 这一设想到 3 1947年夏天总算有了眉目 7月初 托与季米特洛夫商议后认为 实现联邦计划的重要一步 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 遂分别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斯大林

    担心引起西方反对 7 5 答复 需等盟国对保和约批准后再签订 南保条约 但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没有重视此事 他们认为和约已于2 月签订 得到批准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 未经通报莫斯科 南保政府于8 1日发表声明 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达成协议 并将在对保和约生 效后签署 斯大林闻讯后震怒 8 12日同时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发出 密电 指责他们 率行事 了错误 为英美 强对希腊和土 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 提供了 余的借口 电报还特别强调 他们这 样做 没有同苏联政府商 1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国际 会议的宗旨和目的产生了影响 就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而言 如果说1946年夏天斯大林考虑 的主要还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经验的问题 那么在1947年法共和意共被逐 出政府事件后旧话重提 莫斯科关注的就是各国共产党协调和统一行动 问题了 而拒绝马歇尔计划前后的变化仅在于 此前苏联对西方和国 际舆论的反应有所忌惮 故以创办刊物和成立编辑部来掩人耳目 此后 斯科已决心同西方彻底决裂 因而无所顾忌 直接提出建立 调中 甚至取代波兰党亲自承担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6 4日斯大林委托波兰党的任务一样 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会 议期间接见参加法共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M.吉拉斯时 仍提出需要一个 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刊物 27 16 波兰工人党中央遵照 莫斯科旨意发出的会议通知也是这样说的 会议的目的是交流情报和意 为创办一个 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 的新杂志进行准备工作。7月

    底哥穆尔卡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仍然坚持这一说法 而且特意强调 我们 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 I但就在此时 莫斯科的想法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华沙发出邀请函差不多同时 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 议将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 苏联党将在会上提出成立 会各党协调中心 的建议 报告强调 种协商 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 在涉及联共 利益的 所有问题上 有关党必须同联共 协商 2显然是担心波兰党不能胜 8 15 联共 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L8.巴拉诺夫在给 日丹诺夫报告中要求 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 须由联共 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 报告还提出 在会议总结阶 联共 代表 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 但这个建议最 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 3 过修改 在会议组织者日丹诺夫和6 M. 林科夫8 27 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 关于 调委员会 提法改为 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 自愿同意 的条件下 部设 在华沙的情报局 的形式建立之 49月初 对外政策部又提交了一份分析 材料 论证了建立 际协调中心 的必要性 5虽然前后用词一样 但意 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议的宗旨和目的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 统一到哪里去 会前对外政策部精心准

     备的 于国际形势 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个后来由日丹诺夫所 作的著名报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新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新方针 其表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几经修改 到最后一稿才归结为 个对抗阵营形成 这样一个中心命题 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 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 两个阵营的建立 “社会主义民族道路 的概念已不见踪影 同制度 之间和平共处与合作的说法已销声匿迹 甚至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 说法也不再提起 剩下的只有世界的分裂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 只有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 后斗争 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守的统 的行动方针 9 22 —28日在波兰召开的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第一会议总 算顺利结束了 尽管存在一些波折 法共和意共代表对铺天盖地而来 尤其是来自南共 的批判进行辩解和反驳 波兰拒绝将情报局总部设在 华沙 丹诺夫与南共代表发言时暗中较量 赋予情报局协调功能的会 议决议在斯大林的 性指令下才得以通过 等等 2会议完成了苏联匆忙 设定的任务 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 控制和指挥 反帝国主义的 民主阵营 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 为首的 帝国主义阵营 集团对抗 战略 3至此 美苏双方不仅发表 了冷战宣言 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 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 至于共 产党情报局 就其作为苏联外交附属物的职能而言 可以看作是共产国 际的替代品 但就其目标而言 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共产国

    际以推动世界革命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 而情报局的任务是按照 苏联的部署在欧洲范围内组织各国共产党抵制和对抗西方的进攻 莫斯科看来 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 苏联的冷战战略和 策略可以归结为 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 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于是 斯大林在 会议期间以 不合时宜 为由 否定了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 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1948 2月莫斯科鼓励和引导捷 共发动政变 推翻了东欧仅存在 民主联合政府 彻底封闭了 向社 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2同年6 由于铁托抵制对外政策必须与苏联 商一致 的方针 斯大林下决心将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 3最后 1949— 1952 通过一系列向东欧各国强行移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措 斯大林实现了东欧苏联化的终极目标 4俄罗斯红色帝国终见其成 所谓 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 迫使西方认可 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安全利益 但绝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 这与美国的 政策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于是 尽管其时 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如火如荼 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却对其意 义和影响只字不提 5在南共和罗共的支持下 保共代表V.契尔文科夫建

     议把支持希腊共产党的原则写进会议宣言 日丹诺夫未加思索便断然否 I法共和意共组织罢工 抨击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不是寻求推翻本国政 而是希望重新进入内阁 21948年封锁柏林的行为 斯大林看来只 是将西方势力逐出他们不该留驻的苏联势力范围 当他了解到美国强硬 抵制的立场后 便不顾颜面地宣布无条件解除封锁 3与当时美国决策者和 后来很多研究者的错误理解不同 大林为朝鲜军事行动开放绿灯并非 有意挑战西方 而是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地位 4 所谓马歇尔计划的 不是表现为传统的军事压力 甚至在 表面上也不像杜鲁门主义那样注重于政治压力 而是集中于通过系统性 经济切割向苏联和东欧施加经济压力 那么 莫斯科在经济上是如何应 对马歇尔计划的 以往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提到 莫洛托夫计划 联通过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双边经贸协议建构东方集团的经济防御阵 5然而 笔者在已开放的俄国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文件 也没 见到研究者引用过有关文件 实际上对于突如其来的马歇尔计划 联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 与政治上的决断反应不同 莫斯科在 经济上显得手足无措 经济落后又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东欧各国 在某

     种程度上对于苏联来说就是一种负担和累赘 I但既然已经纳入了自己的安 全势力范围 苏联就必须承担起这一地区稳定和发展的经济责任 从军 事占领伊始 苏联当局就勉为其难地不断向这些国家提供粮食救济 济援助和财政贷款 2对于战后同样陷入经济困境 需重建资金的苏联来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因此 如前所述 苏联在战后初期并不在意 东欧与西方的经济往来 有时甚至鼓励他们这样做 但巴黎会谈之后 东欧国家被迫拒绝西方的援助 而美国因东欧国家的政治立场也基本断 绝提供援助3 他们就只能转向莫斯科求救4 与此同时 苏联既担心美国从 这大概就是苏联在1947 — 1948年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经贸协议的原 种做法 与其说是反击马歇尔计划的有意谋划 不如说是临时起 意的无奈之举 禁止东欧接受西方经济援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可以称得上经济应对方略的应该是 经济互助委员会 的成立 绝马歇尔计划一年半以后 苏联感到有必要把东欧各国组织起来 建立 个像西欧经济一体化那样的东欧经济组织 1948 12 23 联共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 的决议 经济上渗透 下决心与西方做经济切割 也就只好独自挑起这副重担 5

     议明确指出 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 必须制定协调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 间经济关系的计划 11949年1 经互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然而 莫斯科的目标很难实现 首先 苏联的重建计划仍然是以重工业 和军事工业为主导 很难满足东欧的消费品需求 2其次 东欧国家并非计 划经济体制 一时间无法与苏联经济对接 结果 经互会在最初几年 既没有组织章程 也没有执行机构 有一个小型技术机构 质上不 1952 10 在实践上东欧各国彻底完成了移植苏联政治经济 体制的苏联化过程 在理论上斯大林提出了以 个平行世界市场 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4 个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立的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系似乎是建立起来了 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核心 经互会仍然徒有其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直到1959 12月经互会才 有了自己的章程 直到1961 3月经互会秘书处才制定出工作条例 5 于经济落后和组织不善 经互会成立后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额仍然微不足 过是双边经贸协议的简单集合 根本谈不上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 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踏上了胜利的征程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货币系统陷于崩溃 苏联集团的经互会却进入了历史上的成熟期 于此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 经互会 化和改善 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的合作 发展了 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 有相对于资本主义不可否 认的优势 2实际上 经互会在最成熟的时候 也不过是将苏联的计划经 济体制扩展到几个 星国3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更没有建立起 对此 史实胜于雄辩 80年代经互会中的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地摆脱 苏联控制 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 并纷纷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90年代初 经互会便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了。

     回顾整个冷战历史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许还可以同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抗衡 而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经互会根本无法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欧 盟比肩 说到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体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不如美国。

     结论

    欧洲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解决西欧的战后经济重 建问题 从美苏关系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就是要与

     苏联做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以免西方的经济复苏受到铁幕另一边的干扰 和破坏 换言之 一个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 美国在战时设计的世界经 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行范围已经缩小到西方世界 而把苏联排除 在外 迫使其返回战前自给自足的 但从政治上考虑 分裂的 责任还要推给苏联来承担 正像 纽约时报 形象地指出的：「马歇尔的 目标是为俄罗斯打开一扇它不会进入的大门 I从这一点看 苏联对马歇 计划的认知没有错误 但应对的战略和策略都大错特错 就经济发展 略而言 苏联本可以抓住战后的历史机遇 改革现有计划经济体制 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 上签字 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 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传统 意识形态的影响令莫斯科犹豫不决 当意识到加入马歇尔计划将受到西 方经济规则的制约后 苏联毅然关闭了通向世界经济的大门 此进入 了自我封闭的过程 这一决定从本质上讲不是顺应而是悖逆历史潮流 对后来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至于苏联提出的理 实施马歇尔计划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实属牵强附会 立国际 经济组织 实现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意味 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 这一点 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已经有所理解和接受 现在提出来不过是寻 找借口而已 当然 苏联即使作出某种让步也未必能够获得经济援助 这里需要耐心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但想要得到战时租借那种 条件援 只能是幻想 退一步 如果无法加入 苏联的第二个目的是破坏马 歇尔计划 为此 苏联应对的要旨就不是加入马歇尔计划本身而是参与 制定计划实施方案的谈判 从策略上讲 联完全可以带领东欧国家继 参加巴黎会议 并利用西方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谈判中寻找机会 苏联主动关闭大门 出谈判 并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谈判

    异于在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而由自己完全承担欧洲分裂的责任 这些 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认为 歇尔计划导致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 联的必然选择 果说马歇尔计划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分水岭 那么它的起点就是德 国问题 尤其是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顽固而非 理性的立场导致美国人不得不做出合并美英占领区的决定 其实质就是 苏联分道扬镶 为德国西部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奠定基础 尽管因其政 治敏感性 歇尔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中闭口不提 德国 但正如希契 科克所言 马歇尔计划最直接的政治战略影响就体现在美国的对德政策 I美国援助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在于 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离不开 国的经济重建 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美国摆脱了此前对德政策既要 惩罚又要扶植的矛盾状态 联人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让德国加入马歇尔 计划 但莫斯科在指责美国分裂德国时可曾想到 恰是苏联的赔偿政 策导致了这一恶果 仅如此 经济的割裂还直接导致了政治的分裂 在德国西占区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 国分裂和联邦德国诞生的条 正在日臻成熟 这又是一个苏联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所以 德国问题既是马歇尔计划经济上的起点 也是其政治上的终点 美苏对东欧问题的处理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是因为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美国和苏联都最终确定了各自与东欧的关 系和对东欧的政策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在原则上认可东欧属苏联 的势力范围 是在外交和意识形态层面华盛顿一度仍然很关注东欧问 并因此引发与苏联的摩擦和矛盾 一方面由于苏联在军事占领优

    势下采取的强硬政策 一方面因为东欧经济在与西方交往中不占有无法 舍弃的地位 美国在提出马歇尔计划时已经把东欧看做是可有可无的因 或者可以说 在东欧与西欧彻底分裂前美国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弃了 东欧 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同样是变化的 虽然笼统地说战时后期莫斯科 将东欧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那时的政策仅限于谋求东欧各国采取 对苏友好政策 并将其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况且 东欧各国的情况错 综复杂 苏联对这一地区并没有统一 明确的总体规划 1947年上半 东欧各国联合政府内部的争斗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引起莫斯科担心 是苏联采取种种手段干预东欧国家的选举 从而通过共产党掌权实现 对那里的政治控制 不过 政治大门已经关上 经济窗口仍然开放 斯科还不想背上东欧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让苏联意 识到美国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只有把东欧彻底地改造成 星国 联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后保障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奠定了建立 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基础 但在经济上仍感力不从心 经济落后是苏联在冷战起源 也是在整个冷战对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至于苏联的东欧政策 是否可以考虑 兰模式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讨 的题目。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表明美苏双方都已经决心 采取对抗性的政策了 同时又已经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 冷战格局由 此形成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 冷战可以避免吗 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 的角度考察 共同敌人消失后盟国之间合作的基础虽然削弱但未必非要 分裂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可以实现的 什么必然走向 全面的冷战对抗 该说美苏的冷战战略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

    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是强者 攻为守 联是弱 守为攻 既然是防御 那么美苏当时都没有把消灭对方作为对 外政策的目标 而是以双方共存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实际上 1945 1947年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同时扮 三种角色 合作的朋友 竞争的对手和斗争的敌手 朋友做不成就只剩下做敌手了吗 作为敌手 就一定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吗 作为敌手 美国的问题是错把 无限 扩张 认作苏联的行为目标 所以四处围追堵截 作为对手 联的问 题是不懂得妥协 只有共处的愿望 没有合作的表现 历史研究表明 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苏联行为目标的误读 而苏 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又确实引导了这种误读 这里不是谈冷战的责任问 而是要说明美苏双方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干扰 加强战略性信息沟 及时调整政策 本来是可以避免陷入冷战漩涡的 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是盖迪斯的那句名言 有斯大林就没有冷 J1是否站得住脚 果罗斯福晚几年去世 况会是怎样呢 果美国 冷战政策的目标只是针对斯大林的苏联 那么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呢 后说到社会制度问题 共产党宣言 发表170多年以来 无论资本 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 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 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深渊的每一步都 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前提是避免继续认知 和政策 否则 往前走就越难回头了。

    结语

    严格地讲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 冷战的发生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而非 冷战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这是两个紧密相 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 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 及其发生的根源 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 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 如何开始 为什么这样 开始 以往史学界在 冷战起源 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实际上 对于苏联的 社会主义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来说 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 从理 论上讲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 因此他们 之间是 你死我活 的斗争 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 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 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 会制度 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 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 是全方位的 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并获得实际的地缘 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 进而谋取世界霸权 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 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 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 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在现实中提出 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 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 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 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 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 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1 1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北京 人民出版社7958 480 504 4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这个 共产主义的幽灵 1917年现身了 用列宁的话说 国革命 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 1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 列宁 和俄共 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 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 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 代之以社会主 义制度的大 2追根寻源 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 在一起 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 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 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 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 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 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 反而消退下去 1918 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 攻波兰相继失败 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 代性选择 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 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 及随后的海牙会 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 列宁那 句名言 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 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 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 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 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 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 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 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 两种制度之间 你死我活 斗争已经暂告结束 同样 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

     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 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 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 游戏 规则 I不久以后 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 策的工具 共产国际发动的 东方革命 包括中国革命 也主要是为了 保障苏联这座 在资本主义 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 而苏 时期 与此同时 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 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 全面国有化 消灭货币和商业 推进农村的 月革命 倡导公社化 在政治制度 方面 则取缔立宪会议 实现一党专制 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 武装干涉 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 然而 一系列 时共产主义 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全国各 地的农民暴动 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 于是 作为 战略性退却 经济政策 运而生 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 发挥作用 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 鼓励人们发家致富 一切都 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列宁认为 在经济发展还 十分落后的俄国 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因为 作为小生产和交换 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 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利 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 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道路 方法和 方式 2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 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 是建成社会

    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 和平共处

     发展 I实际上 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 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 而这种 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 可惜 因重病在身 过早去世 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并非列宁选定的接班人 而是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走上权力 顶峰的 除了立场坚定 性格刚毅和善谋权术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 有政治局委员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 其一 斯大林 继承和发展 了列 宁关于 —阶级—政党—领袖 的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 特别是 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发挥到极致 通过不断进 行的政治 大清洗 合法 地收拾了所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政治对 建立起以个人集权为基础的专制体制 这就是斯大林政治体制也是 其后领导人继承的苏联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 其二 斯大林在1924年提 出的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2 虽然背离了马克思提出 列宁遵循的 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 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 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 为坚定苏联社会和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 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 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其本质是苏共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专 权的统一 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 援助苏联 苏联 一切 服从苏联的利益 被宣布为 国际无产阶级利益 的体现 3为此 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 集体安全 谈判 明天可以与

     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其发展 也就等于 社会主义的 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 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 反抗法西斯轴心国 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 界革命不过是偶尔借用一下的策略工具而已 其三 斯大林通过取消 经济政策 强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苏联解决了一个 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 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 如何将 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 转变成 社会主义的俄国 即在制度形 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 会主义国家 当时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 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 社会主义 方案 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 激进的 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 或者趋向 保守 主张长期停留在 经济政策 退却 阶段 布哈林 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 又为苏维 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更重要的是 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 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 1928 — 1932 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 萧条 这样 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 设备和技术 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 再有 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 但也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甚至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普遍的社会恐慌 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 然而 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 了这一切 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 战时共产主义 而这种 模式的优势 国家高效分配资源 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 恰恰在 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 无疑大大增 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 这就是斯大林最 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 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本书在讨论的 冷战发生 的命题时 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 在苏联与美国 或者说苏 48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 是否存在和平共 处的 机会 如果存在 那么这种 机会 又是如何失去的 通过上述 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 大致可以看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 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 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 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 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 显性化 具体化的过程 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 期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 那么 这些 助力 究竟是 什么 实际上 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 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 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 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 或判断不同 因此 回答 机会 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 需要从 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 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 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 藉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 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 而且出兵东欧和亚 扩大了版图 建立了势力范围 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 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斯大林宣布 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 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 放弃武装 加入政府 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 合政府 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 静而观之 所有这些都表明 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目标 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 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 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则事情存在 两面性 一方面 斯大林对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 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 到美国的帮助 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 结语 485 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 以及1945 12 27 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 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 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而且对此充满信心 因此 对于美国设计的战 后国际经济体系 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 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 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 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 斯大林最担心的是 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 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 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 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 的内在动因 由于 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 斯大林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 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 1946 冷战发生前 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反应 就很说明问 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 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的可 能性是有的 两种不同社会体制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之间和平 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就是说 存在的 很多学者否认 的存在 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甚至有人提出 没有斯大林 就没有冷战 1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 如果苏 联在3- :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 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 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 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 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

    时间 从当时的情况看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 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 如果苏联在1947 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 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做出妥协 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 还可以举出很多 而正是无数 偶然性 的合成 造成了历史的 必然 结果 所以 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 说到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必须看 共产党宣言 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 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 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既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显的全球化的历 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但美苏走到最 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那么 机会 是如何失去的 笔者不 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 冷战责任 的问题 这多少会使研究 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 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现在大多 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 但需要进一步解 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 而不是简单地 各打五十大板 研究 表明 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争论 从凯南长电报 丘吉尔铁幕演说 到杜 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 变化 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 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 管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 如东欧的选举问题 伊朗的石油问题 德国的 赔偿问题等 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 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因此 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 开启 发动机 的无疑是美国 然而 联并不是无辜的 一方面 人们常说美国 误解 了苏联的动机 这里 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援助欧洲计划 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 这种 如果 结语 487 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 误解 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 变政策 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 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 而是 加油 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 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 计划的处置 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 都是这方面的案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 互动 过程 最后 作为本书的姊妹篇 笔者将在下一本书讨论美苏对抗和经济 冷战走向全球化过程中苏联的作用 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曾经隐伏的 两种制度对抗和 世界革命 目标是如何在冷战初期被激活的 苏联计 划经济体制在国内是如何走向凝固化 板结化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向东 欧强行移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了 怎样的政治遗产 等等 这里先做个预告。

  • 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0-2

    此版本为沈志华著作的减版，适合非学术阅读。

    导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几点结论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怀特的计划 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第三章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几点结论和思考
    第四章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分道扬镶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结论

    导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理论 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 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 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 因此 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 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 事件 谈判、纷争和冲突 但观察的视角不同 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 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 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很早就说过: 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实发生的过去 (the pas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 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 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而且有义务这样做 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 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 而安全结构 缘政治 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 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 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50年代初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正统学派或传统学派强调苏联作为 邪恶强权国家 的作用， 认为苏联的地缘政治扩张和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导致了冷战的发生，美国则是为了捍 民主制度 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被动地卷入了冷战。60年代崛起的修正学派以批判美国对外政策为出发点，强调美国为控制世界资源 全球建立霸权而进行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这才是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 70年代后期 美国历史档案陆续开放，又出现了后修正学派。这一派学者努力重建“历史叙事”，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在对外政策上发生的相互误判 并由于意识形态极端对立而进一步产生的过度反应 由于冷战的“意外”结束和俄罗斯档案逐渐公布于世 方学界出现了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 战史新研究 的学术潮流 其特点是强调利用多国档案特别是美苏双边档案 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 从而使冷战研究成为真正的国际史而非美国外交史— 这方面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冷战起源和发生的问题上，“新研究”的作者们从冷战的结局出发 认为苏联和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发生负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进攻性 对西方构成了安全和威胁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加迪斯的这一说法 只要斯大林统治着苏联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如P.莱夫勒、G.伦德斯塔德）的质疑和挑战 样作为以前的 “后修正学派”，他们指责加迪斯回到了 传统学派 的立场。

    上述研究无疑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冷战本质和缘起的理解 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 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比如 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 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 而非现实。所谓陷入 安全困境 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 特别是朝鲜战争 以后的事情 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 又比如 就冷战起源而言 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具根源性的 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 情况就未必如此了 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 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 再比如，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 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 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要求 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 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 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 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 所以 仅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 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以及美苏关系的深层因素时 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或现代世界体系的概念 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I. M.沃勒斯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 沃勒斯坦指出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 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 经济的 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 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 它们没有独自的 逻辑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 决定 准则和 合理性 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 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 而只是 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不过也需要指出 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 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 所谓现代世界体系 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进行了最严谨 最科学的研究 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 系中进行考察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 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 去寻找 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 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 考察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 过程 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 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 联合国 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 经济联合国 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 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 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虑 人们就会发现 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 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 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 雅尔塔体系 中得以延伸 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 大国合作 机制中得以缓解 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 才能逐渐弥合 苏联对美国主导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感到有利可图 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 使得战时 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 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 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 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 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 冷战便发生了。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 人们还会发现 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 超级大国 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 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 天平上衡量 战后初期尤其如此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 决定了战后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 在安全战略上 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而在 经济战略上 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地位，或如莱夫勒所说的“权力优势”。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 霸权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 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 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 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 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本书的时间跨度包括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两个时段。战争期间，美苏及盟国之间的合作，首先体现在军事和外交方面 但经济也是一个重要领域，租借援助是战时美苏及盟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完整体现 美国为 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 设备和物资，对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对苏联战后经济恢复也发挥了极大促进作用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租借的方式 美苏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互相渗透和融合：苏联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和对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而美国则第一次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计划”的轨道，并努力推动 罗斯福新政 国际化。其结果，为建立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准备了条件 同时也必须看到战场 形势变化对美苏双方经济政策的影响 欧洲战事结束后 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主张放弃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压缩或消减对 苏租借援助 而苏联考虑到战后经济重建 恰恰需要加大援助力度，这实际上构成了战争后期美苏分歧和矛盾的经济根源 罗斯福以对日作战 需要苏联为由 坚持以前的租借方针不变 一方面加深了美国内部左右政 治派别的矛盾和分歧 一方面也鼓励了苏联提出更大需求的“野心”，这无疑为罗斯福去世和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调整对苏经济政策埋下了伏笔。

    美国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了两个系统 安全系统就是联合国及安全 理事会 经济系统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 苏联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 斯大林非常重视安全体系的建立 但是对于经济体系却没有认真考虑 总体看来 苏联对战后的经济发展 战略缺乏深思熟虑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 基本上就是延续战前的方针 和做法 原因在于经济理论上的两个认知误区 其一 社会主义的计划 经济是世界上最完美 最有效和最稳定的经济制度 没有看到在战后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 其二 资本主义 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是腐朽没落的经济体制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其不可避 免的结局 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在悄悄发 生变化 瓦尔加对此有所发现 但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1946年初 苏联第四个 五年计划 的出台 充分表明了苏联经济战略的继承性 惟其如此 当美苏关系恶化时 苏联根本不在乎与美国进行经济脱钩，更没有想到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 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 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 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美苏双方 不是单方面 都放 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 而选择了对抗政策 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 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 战时大国合作结束 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 进入 两极时代 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 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 9 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已经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 在此过程中 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 己的政治集团 而在此之前 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 甚至发生了 冲突 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 遏制 战略 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 1945 12月苏联没有 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 的战略疑虑 1947 7月莫斯科及其 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表明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 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 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 应该不是偶然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 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 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 所以 冷战发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根本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 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 中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 Cold 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也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本书拟沿 经济观念 经济政策和经济关系的线索 梳理美苏关系 从战时合作到战后分裂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以美国对苏 联的租借援助政策为背景 察美苏战时经济关系。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盟国取之不尽的 军火库 那么租借援助就是美国消除了 美元符号 的一种特殊的国际金融政策 是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有力保障 实际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有 37个国家 但唯有苏联享受了 条件 援助的待遇 这是因为苏联在 抵抗法西斯德国进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大约12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不仅大大加强了苏联战时的军事实力 而且有力推动了苏联工业设 备更新换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为其战后经济重建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这无疑是战时美苏友谊和合作关系建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 通过租借这种外在形式 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内在的 重大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 特殊的对外贸易 莫斯科藉此走出了战前与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状态 在作为西方列强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进口物资的需求成为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大规模参与 世界贸易的同时 华盛顿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将全国相当一部分生产和贸 易纳入了 的轨道 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 1943年底前，美国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济，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 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因此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而且促进了罗斯福 的国际化 为苏联计划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之 租借为布雷顿森 林体系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有助于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不过 租借虽然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利武器 罗斯福期待 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 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却未能成为战后大国继续合作的 和平工具 究其 原因 第一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是 乌托邦 但到战争后期罗斯福仍然坚持 对苏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不变 这不仅引起美国执行官员的普遍不满和不安 也确实助长和鼓励了斯大林的 野心——莫斯科感到只要坚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拒绝签署解决剩余租借物资的3-c协议就是 一例。第二，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右倾，试图把租借援助作为“经济杠杆”，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做出让步 苏联从意识形态出发，根本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 经济杠杆 的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第三 苏联代表在后期租借谈 判中顽固而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失望 这种态度 和立场源于莫斯科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情，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此后在贷款谈判中亦是如此。

    第二章 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考察布雷顿 森林会议召开和苏联最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历史过程。

    美国设计并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旨在稳定国际货币、扩大世界贸易 实现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 繁荣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亦称世界银行，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贸易——后来长期表现为《关税和贸易总协议》。在美国人看来 苏联作为国家控制汇率、垄断贸易制度的主要代表，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非常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对苏联本身（特别是作为创始国）也大有益处 最重要的是 没有苏联这样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国参与 国际经济组织就是不健全的 战后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 为此 美国想方设法为苏联提供 了作为创始国的最优厚的条件 并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基金份额、卢布平价 基金投票权 黄金存放地等，几乎满足了苏联的所有要求。这固然与此时美苏关系正处于合作的最佳状态有关 但更主要的是 在罗 斯福和美国大批左翼人士看来 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在战争中呈现出一 种“趋同”的现象：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苏联正在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 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然而 美国人的良好愿望并未成为现实 1945年12月批准成立 国际经济组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最后期限到来时 莫斯科表示目前签署 协议 没有可能 苏联政府还要再进行研究 后来基金组织董事会把 苏联作为创始国资格的期限又延长了一年 但苏联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 个中原因 当时的美国报纸有很多猜测 以后的研究者 也众说纷纭 关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宜加入和苏联加入后会带来 经济不安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1944年7月苏联代表在会议协 定草案上签字前 甚至在1945年12月政府各部门讨论是否应该加入该 组织时 都已经全面考虑到这些因素 但并未感到有问题 综合分析当 时苏联政府的各种 部文件和公开声明 可以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最根本 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和决策者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认定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最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组织 完全没有必要性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大国 只是为了扩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 并在有 可能获取经济利益的条件下 才会考虑加入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原因——贷款问题。苏联官员明确并多次表示 只要美国提供长期贷款 苏联就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苏联的确是把贷款 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这个想法即使是真实的 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很显然 只要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苏联作为创始国就可以最优惠的条件得到其梦寐以求的贷款 顺便 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时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分歧捆绑起来 恰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 际经济组织 苏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的最重要的渠道。

    第三章 拒绝贷款 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 杠杆 考察美 苏之间漫长的贷款谈判过程 估贷款谈判流产对美苏关系的影响。

     获取国外贷款是苏联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而放 眼世界 当时能够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贷款的只有美国 维持对美友好 关系对苏联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人的确非常渴望得到美国贷款，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战时租借的 无条件援助 无法接受战后一般 行贷款的条件 1944年2月苏联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申请 要求的年利率竟只有0.5% 且从第16年才开始分期偿还 而当时普遍 通行的年利率是3% —5%。不过 那时阻碍美国提供贷款的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根据1934年的约翰逊法 美国银行被禁止向拖欠美国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俄国临时政府向美国的借债 并在实行国有化时没收了一批美国资产 美方估计总额 超过6亿美元 1945 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申请 额度60 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同时要求对战 争结束前的订货在价格上给予20%的折扣 对于这个被哈里曼称为“惊人的荒诞无稽”的照会 以亲苏派摩根索为首的财政部认为可以接受 甚至还可以再给与优惠 美国外交部门主张 完全置之不理 罗斯 福虽倾向于帮助苏联 但鉴于绕不过去的法律问题 也只能建议苏联在租借法案的条款中寻求解决战后重建资金的问题 于是 在雅尔塔会议是，美苏双方都没有正式提出贷款问题 这时莫斯科也不是很着急，在苏联看来 战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将会迫使美国在贷款条件上做出让步。

    按照租借法案中3-c条款签订的租借贷款协议 涉及租借剩余物资和 战后重建设备 仍然需要确定利率和价格问题 美苏谈判为此陷入了激烈争执。苏联坚持不让步，最后拒绝签署3-c协议。其他签署协议的国 都顺利拿到了租借贷款，而苏联为解决剩余租借物资问题，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得不按照3-c条款与美国签署了“管道协议”，但时过境迁 得到的贷款只有这批物资价值的一半——2亿美元。1945年8 战争即将结束 为了获取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资金 苏联不得不重启与美国的贷款谈判。此时美国人已经解决了国内的法律问题 苏联提出10亿美元贷款 申请的条件也基本上符合美国的要求 但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了：不是年利率问题 也不是还款期问题 而是一系列政治和外交问题 其中主要是东欧问题 苏联虽然答应盟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多党选举制 也确实在东欧国家推行了 联合政府 政策 但为了保证苏联在这一地 区的控制和影响 就必须让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中处 于主导地位 于是在议会选举中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非常措施”（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反对派”。美国政府和舆论本来就对苏联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采取 单边行动不满 现在更加无法容忍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恶劣行径 所以就试图把贷款作为一种 经济杠杆 以迫使莫斯科就范 苏联人此时心急 如焚 美国人却漫不经心 所谓贷款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整整一年，对于美国提出的那些 侮辱性（斯大林语）的条件——从东欧撤出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 允许西方记者对东欧选举进行采访和报道等 苏联根本无法接受 莫斯科由此产生了一种受害者心理。

    尽管美苏贷款谈判在1946年7月已告流产 但直到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似乎并不死心 还对马歇尔反复提到苏联 未能获得美国贷款的问题 从战争结束到提出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联是最早提出 贷款要求的 数额最初设想是100亿美元 后来提出60亿，又降到10亿，最后没有得到一分钱信用贷款 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租借贷款 相比之下 英国得到信用贷款37.5亿美元 借贷款6.5亿美元 就连波兰（2.25亿）和丹麦（2.72亿）到的贷款都比苏联多 如果说美国 在政治上对苏联的最大不满是东欧问题 那么在经济上对苏联的最大伤 害就是贷款问题 苏联在涉及势力范围的核心问题上当然是不可能让步的，但莫斯科可曾想到，如果苏联加入了国际经济组织，贷款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至少也会把难题留给美国人。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讨论1946 年春发生的几件大事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 凯南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铁幕演说 以及这些事件的后果和影响。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 远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 所妥协和让步 因此才有1945年底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然而，1946年春夏 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双方在报纸上开展了激烈的 宣传战 国政府开始形成了对苏立场强硬的 遏制 方针 由此 多西方政界人物和后来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冷战已经打响 这完全是对苏 联言论误读的结果。

    斯大林2月9日的演讲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其一 战争的结果证明苏联的制度是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 更优越 更稳固 更有生命力 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二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是 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个公开讲话在华盛顿引起震动 美国官员普 遍认为这是宣示苏联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指出 这是 冷战的开始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实际上，这个演说根本就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苏维埃选 举前后 斯大林的演说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类似讲话，都是针对国内问题，是对苏联老百姓讲的。战争使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真实的外部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 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亲西方情绪 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要求 对苏联原有政治 经济体制的不满和怀疑 以及提 高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普遍要求 斯大林的讲话 无非是要在苏联国民中 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 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准备过苦日子——因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苏联的国家安全实质上是保证实行极权 专制的制度安全 斯大林的忧患首先在内部而不是外部 由于意识形态 的对立和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2月22日凯南 长电报 对苏联外交政策根源和目标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的核心观点是，“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理念必然导致苏联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冲突，其外交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 实现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必须有勇气面对这场危机和挑战 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 令其 知难而退 这个电报在华盛顿引起十分强烈和积极的反应 一时间竟在 政府和国会各部门争相传阅 被誉为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也被后人称为 美国决策者的圣经 尽管没有使用 遏制 一词 但此后耐心和坚定 已成为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对苏遏制政策由 此应运而生 然而 凯南把苏联作为冷战发动者的这个结论存在逻辑上 的漏洞 其一 美苏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差距悬殊 苏联没有理由主 动与美国分裂 向美国挑战 其二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内部 而不是外部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苏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 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其三 到战争结束时 斯大林 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 和远东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 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 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战前苏联确曾高举 世界革命 大旗冲击资 本主义世界 但自从1924年斯大林提出 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 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工具 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 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是证明 这就是说 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 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因此 凯南断言苏联与美国之间已经没有共 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会 显然是过于偏激了。

    尽管白宫已经开始制定对苏政策新方针 但美国政府对国会和公众 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杜鲁门邀请著名的反共政治家丘吉尔 来美国演说 无非是借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探美国社会的反应。3月5日这位英国前首相的 铁幕演说 是战后西方政治家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丘吉尔的演说充满激情 语言精妙 的确震动了美国和世界 起到了煽风 点火的作用。不过，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很多人不赞成英美联合对付苏联，认为富尔顿是 一场灾难 以至杜鲁门和英国政府都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以免为此承担政治责任。

    苏联的反应总体说还是冷静的 现实的 在对内舆论宣传方面，报刊和广播一如既往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战争挑拨者的反苏阴谋 措辞越来越尖锐 态度越来越强硬 甚至斯大林本人都几次出面发表讲话，根本目的依然是稳定国内 但是对外宣传则十分谨慎 直到1946年6月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很少谈论苏联的政策 甚至只字 未提对丘吉尔讲话的批评 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 苏联还采取了一系列 表示缓和 退让的行动 如派观察员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撤出占领军 在的里雅 斯特问题上接受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等。

    研究表明，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首先采取了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其根源就在于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了误区。在苏联看来 无论怎样处理 东欧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内部问题 与西方无关 但在美国看来 这就是“单边行动”是与西方分裂的表现 同样 苏联加强对国内的控制 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路线 也被美国看做是对外扩张的前兆。这样说 并不意味 承认苏联在国内和东欧的做法是正确的、合理的。但这些做法确实没有伤害到美国利益 而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确实做出 了错误解读 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 美国对苏外 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 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 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 二者正好相反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冷战帷幕是否将被拉起 关键是看美苏决策 者能否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 的临界点 不幸的是 美国遏制苏联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而苏联的行为 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像以前一样刺激美国继续前行。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讨论1944-1946年伊朗危机的起因和过程 以及苏联在伊朗行为的目标和结果。

    为建立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 波斯走廊 1941年8月苏联和英 国军队攻占伊朗 1944年9月苏联向伊朗要求北部地区的石油租让权，态度强硬蛮横 遭到伊朗的拒绝 苏联随即在其占领地区策划“自治运动”，组建伊朗民主党 运送武器装备 组织武装游击队 在南阿塞拜疆 和其他北方诸省鼓动暴乱 以此逼迫伊朗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苏军 限制和阻拦伊朗宪兵 警察和军队维持治安 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苏联违背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 不打算按规定时间实现撤军，导致伊朗政府于1946年1月向联合国提起对苏联的控诉案 面对美 国的强硬立场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只得让步 公开宣布撤军日期，并放弃石油租让权要求 伊朗政府也做出让步 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了苏 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但苏军撤离后 不久 伊朗右翼反苏势力日渐强大 遂于1946年底派兵镇压了南阿塞拜 疆的自治运动 伊朗议会也于1947年10月否决了苏伊石油协议。

    当时的英美决策者和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目标是 在近东谋取政治利益 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也有这种看法 本书的研究表明 苏联在伊朗的根本目标就是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而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也是实现其 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于 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联 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苏联根本没有必要把伊 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斯大林也从 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 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于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间地带 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胁完全 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不过是为 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伊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自己的 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美 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本书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导致苏联 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完全 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想要在伊 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早些达到 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方 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讲理，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苏联 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 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为苏联的 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 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并因此支持 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上联 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而在于所采取 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谈判 技巧 不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合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大的敌 人其实是他自己。

    不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本书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苏 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的 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苏 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个 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苏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不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伊朗 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苏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 伊朗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政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 立场 伊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这就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能不能把握 就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 及时做出让步 终于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第六章 分道扬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通过 梳理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讨论战后欧洲的核心问题 德国分裂的缘起。

    除贷款外 获取战争赔偿是苏联战后重建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 早在1941年12月就试探性地向英国提起战后赔 偿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和精心准备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了向德国索赔200亿美元 其中100亿美元应赔偿给苏联的方案 这一方案因罗斯 福支持而成为会议决议 苏军攻入德国后 以没收 战利品 的名义大 规模拆迁工业设备 1945年7月初已经和计划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 高达400万吨 14.8亿美元 美国对苏联的这种单边行动大为恼火 波茨坦会议否定了向苏联赔偿固定数额 100亿美元 的方针 但是出 于大国合作的考虑 美国提出了 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的原则 并同意东占区赔偿全部给苏联 含波兰 西占区赔偿总额的25%给与苏联 虽然分歧已经出现 但美苏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 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 然而 由于美苏关系恶化，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矛盾加剧 美国要求在恢复德国 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赔偿 苏联坚持支付赔偿后再考虑经济恢复 统一赔 偿计划因此无法落实 1947年4月莫斯科会议后美苏终于在赔偿问题上 分道扬 年底的伦敦会议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

    本书的研究表明 首先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优先选项和核心内容 是赔偿问题 德国的投降 苏联对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而工业发达的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大大超过安全意义 何况 经济裁军 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含义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主要也不是出于意 识形态的考虑 由于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 在德国分裂之前 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地 或苏联的势力 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象 对一个设定中的 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其次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美苏对德占 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政府 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占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方 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当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 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在德国获取经济资源的目标产生了分歧。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反感 从政治上讲反映在 波兰临时政府组建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经济上讲就反映在苏 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 场来看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华盛顿在日本 英国在希腊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 题上就大不相同了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 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无论如何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而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最后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赔偿问题 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 国后来都放弃了肢解德国的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则——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 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 提出的 两区合并 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美国和 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还 是赔偿问题 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两德政府的建立，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考察马 歇尔计划产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其基本目标 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 原因和结果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目的和宗旨 以上事件的发生表明，冷战的铁幕已经在欧洲落下。

    1947 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是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政治前提 打出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 防止共产主义渗透 美国政府成功地说服国会接受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的议案 从而将 遏制苏联 确立 为对外政策的新方针 西欧经济陷入危局和1947 4月莫斯科会议讨论 德国问题失败 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背景 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与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 与苏联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有几个方面 尽快实现 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西方渗透：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洲经济 一体化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 重建的基础和核心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 并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 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但这个决定要莫斯科自己做出 欧洲分裂的 责任要苏联来承担。

    苏联决策层虽然意识到马歇尔计划存在险恶用心 但受传统意识形 态的影响 错误地认为美国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将不得不与苏联进 行经济合作 因而仍对获取美国贷款抱有一丝希望 巴黎会谈的结果让 苏联领导人感到根本无望得到任何经济援助 于是主动做出了退出巴黎 会谈和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断然决定 不仅如此 经过短暂的犹豫 莫斯科又下令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 苏联终于掉入了美国 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苏联做出这种选择无疑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其一 从政治角度看 苏联不仅背上了欧洲分裂和挑起冷战的罪名 而且为美 国扫清了欧洲经济谈判道路上的障碍 正像美国人认为的 欧洲援助计 划的顺利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帮了忙 其二 从经济角度看，苏联自己没有得到援助 反而还要向别人提供援助 苏联严禁东欧国家参 与马歇尔计划 但又必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 就不得不自己措起这个 沉重的包袱 而这恰恰是此前苏联极力避免的结果 其三 从长远的发 展来看 苏联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进行彻底的经济切割 就是回到战前自 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这对后来苏 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马歇尔计划导致 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苏联的必然选择 根本 的问题在于 如果说在政治和军事上 苏联及其集团还勉强可以与美国 领导的西方世界对垒 那么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无法与资本主义 阵营抗衡 莫洛托夫计划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经济互助会不过是把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行移植到东欧各国 斯大林设想的 两个平行的世 界市场 就是 空中楼阁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世界 更没有建立起 市场 归根结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 体系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落后 是苏联在冷战起源也是在整个冷战对 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斯大林提出重建共产党的世界组织 最初是受到 联合政府 政策 破产的刺激 想到只是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行动。马歇尔计划出现以及苏联的应对方略确定后 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决定建 立一个像共产国际一样的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世界革命阵营 其指挥中心 就是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 两个阵营 口号的提出 标志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实行冷战对抗 不过 斯大林并没有像共产国际时代那样重新实施 世界革命 的战略 苏联 的冷战战略可以归结为 内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内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 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所谓 外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但并非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进攻 而是迫使西方认可苏联及其势力 范围的安全利益 这种战略与美国的 遏制战略 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力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 是强者 以攻为守 苏联是弱者 以守为攻 这就决定了冷 战必定是一个漫长的比拚经济实力的过程 所以 美苏经济分裂是冷战 形成的基础 而这种经济分裂的结果也决定了冷战的结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对盟国实行的租借援助政策，无论在军事史还是经济史中 都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绝后”不敢说，但肯定是“空前”的。租借既不同于无偿援助 也不同于有偿租赁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 种政策体现了战时盟国之间 政治合作的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战时盟国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 因此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历史话题 其是对苏联这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与美国异质的国家的租借援助问题。

    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几十年来 关于美国对苏租 借的研究状况和评价有很大变化 到冷战结束前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 重点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历史描述和评价 I总体来看 美国学者大都认为租借援助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是 定性因素 2不过评价有所不同 有人批评罗斯福为苏 联提供 条件援助 殊地 是一种 姑息 方针 苏联的 战后扩张和在东欧确立统治创造了条件 也有人认为美国对苏租借政策保证了战时大国合作 而战争后期美国因东欧等政治因素调整经济政策 则激起了苏联的反抗 I在此期间 国和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 乏苏联的档案 数据和数据 因此 很难就租借政策对苏联发挥的实际 作用 联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苏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进行深入讨论。到冷战结束前 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潮已经退去。

    对租借历史的看法和研究在苏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战争结束 特别是冷战开启时 美国战时的租借援助被苏联官方和学界贬得一 钱不值 不仅数量极少 不到苏联工业生产总值的4% 而且质量也差——远不及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 在苏联人看来 租借非但不是如美 国国务卿E.R.斯退丁纽斯的书名所说——胜利的武器 ，反而是美帝国主义榨取财富的 多头武器 和阶级敌人的 阴谋手段 。N.S.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虽然苏联一些军界人物（如G.K.朱可夫元帅）和学者承认美国租借援助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专门研究租借问题 的学术论著基本没有 后直到解体前 苏联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对美国 的租借援助大体上是轻描淡写 一带而过 一般的看法是 盟国提供的物资“非常有限”，红军是靠 国产武器打败了法西斯德国 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掀起了一个研究战时租借历史的高潮 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在利用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问世。2000年在莫斯科全文翻译和出版了曾任美国租借工作负责人斯退丁纽斯1944年的《胜利的武器》一书，美国学者R.H.琼斯1969年的专著 通向俄国之路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 于2015年在俄罗斯出版俄译本 这就足以说明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学界对 租借援助问题的兴趣和重视 俄罗斯学者努力通过新的史料 披露租借 历史的真相 多数学者承认租借援助在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争论的 焦点在于租借援助对于盟国取得战争胜利是否具有 定性意义。

    中国学者对二战时期租借历史的研究晚于美国 早于俄国 只聚焦于美国对英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租借援助 而对苏租借问题一直无人问津，直到近年才出现几篇文章，且都属一般性介绍。

     本文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首先是充分利用美苏双方的档案文献，重新梳理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的历史过程 并确认这一政策在二战中 的历史地位 更重要的是 要说明美国实施租借政策的目的及复杂背景，苏联应对和利用租借政策的各种考虑 以租借形式表现的美苏战时 经济贸易关系及其走向 美国后期租借援助状况及苏联的反应为战后美 苏经济关系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苏经济关系复杂而多变 再加上美国内部政 见不同 商界与政界的不同要求和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 美苏政治（外交）关系与经济关系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 美俄两国便处于敌对状态。T.W.威尔逊政府不仅拒绝承认苏俄 而且支持和援助白俄政权，并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还对苏俄政权实行贸易禁运。1921年V.I..列宁提出 新经济政策 别是在工业方面实行 让制 美俄经济关系开始 解冻 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 国私人企业积极在苏俄投资 3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同时 大批西方工业设备和工程师涌入苏联 许多大型企业 如乌拉尔联合电机厂 哈尔科夫电机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 是美国同类企业的翻版 就输入的工业设备数量而言 美国在德国之后居第二位 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6800名外国专家中 美国人约有1700名。美国专家和工程师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无处不在 以至于他们办起 了自己的侨报 莫斯科新闻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家 的判断 西方设计和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 挥了重要作用。1

    在这样的背景以及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F.D罗斯福力排众议 1933年11月决定承认苏联 2然而 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加上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明显下滑 3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下降 其占美国出 口总额的比例 1931年的最高点4.24%跌落到1933年的0.53% 截至 1937年都未达到2%。4尽管如此 1937 8月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美国仍然给予了苏联最惠国待遇。

     1939 8 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失败 随即便与法西斯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更重要的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 。6随着德国大举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 I欧洲局势越来 越明朗化 而美苏关系则更趋复杂化 二战爆发后 虽然美国和苏联表 面上都持中立政策 但实际上美国明显站在英法一边 早在战前的1939年6月30日，罗斯福就谈到 新的侵略行为已迫在眉睫 美国 不会容忍对英国和法国的奴役 。2 苏联则公开支持德国，1939年11月30日，J.V.斯大林在回答 真理报 编辑的问题时说：「不是德国进攻了 英国和法国 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了德国 他们应对这次战争负责 因为英国和法国 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以及苏联为早日结束战争所做的尝试。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 摩尔多瓦 后，没收了在这些地区的美国财产 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和赔偿要求 4特别是1939年底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后 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日益高涨 美苏关系急剧恶化 5 美国对苏联实施的 战略物资 道德禁运 政策，美苏贸易被设置重重障碍 大量的苏联订单遭到拒绝 一些已签订 的合同不再履行 很多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专家回国 。6  1940年1月，对美贸易股份公司报告，「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无节制的反苏运 I罗斯福也不得不公开宣称 苏联是由一个绝对独裁政权统治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并无二致 。2  1940年2月，当英法联军与德军激战时 苏联与希特勒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承诺在这一 年向德国提供价值3.5亿马克的商品 包括棉花 谷物 石油产品、木材、矿石 铸铁以及铜 镍和其他金属 3 据美国的情报 A.希特勒入侵前的18个月里 苏联向德国运送了大量粮食和食品：谷物160.4万吨，油籽365吨，大豆28539吨，植物油9350吨，鲸油78114吨，鱼油24761吨，油脂4981吨。 4

    德国经济办公室的结论是 只有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在更大的经济领域不受封锁 5斯大林也认为 增加与德国的贸易可以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 6 在美国的保守派看来 苏联向 德国提供了其急需的石油 无疑是在帮助它继续与英法作战。7 1940年夏天，就在法国投降而纳粹德国实施 海狮计划 空袭英国的同时 苏联 先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兼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为此 美国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资产 拒绝将这些国家的黄金移交给苏联国家银行 由是美国在波兰东部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 海诸国被没收的财产尚未得到补偿 苏联大使K.A.乌曼斯基对此提出 强烈抗议 I从1940年整体情况来看 尽管美苏贸易额不降反升 特别是 苏联从美国的进口额 8690万美元）比 1939年 5660万美元 增长了 53% 但由于美国对战略物资的禁运 苏联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料大大 减少 有些被完全禁止 如航空设备进口额从290.49万美元直落至27.07万美元，而铝和钼等产品的进口则完全被取消了。

    然而 就在此时 苏德关系开始紧张。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 同盟条约 希特勒希望苏联也加入轴心国集团 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方 向扩张 以策应德国对大英帝国的进攻 但苏联却表示出对进一步占领巴尔干和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强烈要求 并以此作为与德意日共同瓜分世 界的条件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就在V. M.莫洛托夫离 开柏林后不到一个月 无可忍的希特勒批准了进攻苏联的 巴巴洛莎计划 3罗斯福一直对苏联 情有独钟 他所推行的 新政 固然不能 如其政敌所言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纲领 但至少吸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 社会主义元素 4罗斯福曾对乌曼斯基说 如果存在两个国家 它们 能够用哲学般的冷静态度来处理那些琐碎的外交阴谋 那么这两个国家 便是苏联和美国 /他希望苏联与德国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并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传递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1,试图以此尽早切断苏德合作 这个机会的确到来了 尽管受到保守派议员的抵制 罗斯福还是在1941年1 21 借口苏芬签订停战协议而解除了对苏联的“道德禁运”。2

    不过 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1941年4月13日，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 保障东部地区的安全 苏联与日本签订了 中立条约 3罗斯福政府试图淡化此事 认为这只是将日苏两国最近的关系用一纸文件固 定下来 但美国保守派和公众舆论却表现出 烈反感 纽约时报 评论说，苏日条约是不可思议的转折 对所有希望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人带来了打击 还有人指责 这是为日本在亚洲开放绿灯 4于是 国开始 了对苏联新一轮的经济封锁 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的报告，美国政府机构禁止出口所有承诺交付苏联的货物 中已制成品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几乎所有正在生产的苏联订单都被冻结 额约为5000 万美元 于通过美国港口转运的货物 也实行了许可证制度 因而大 批物资被扣留 单方面终止与苏联公司的技术援助协议。5  6月14日，也就是在苏德战争开始前一周 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资产，其中主要是德、意、日和苏联的资产 在苏联驻美使馆看来 到苏德战争爆发前 美苏贸易 告终结 I两国外交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6月10日苏联使馆的两名军官被美国战争部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

    总之 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 美苏之间充满了互不信任和猜疑 双方经济关系也因此而起伏不断 换不定 这就为以后美国对苏援助 的政策留置了障碍 埋下了隐患。

    租借援助是二战期间美国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政策之一，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全力主张和推行的政策 然而 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实 施却远非一帆风顺。

    长期以来 美国奉行 孤立主义 政策 认为国家安全的最佳方针 是与世界隔离 尽可能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或军事同盟 3 一外交传统在 美国根深蒂固 一向主张 国际主义 的罗斯福也身不由己 得不在 1935年8月签署 中立法案。 1937年5月美国甚至通过了永久性中立 法（第三个中立法案），总统的处置权受到极大限制 4然而 欧洲局 势日益紧张和恶化 美国政府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修改乃至废除中立法。英法对德宣战后 急需得到美国的援助 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特别国会要求修改中立法 废除禁运条款 因为这些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安全尤其是和平 具有致命的、极大的危险”。5经过一番努力，到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对中立法的再次修改案，即第四个中立法案。尽管要求受援国必须 现购自运 ，即 现金交易 和“自行运输”是废除禁运毕竟为租借援助政策扫除了第一道法律障碍。

    1940年4-5月德国入侵丹麦 挪威 荷兰 利时和卢森堡，欧洲的局势更加严峻 法国和英国频频向美国求援。5月15日，新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W.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希望美国临时提供40-50艘旧式驱逐舰以及数百架新式飞机 并说明英国目前没有支付这些装备的美元。 1 丘吉尔的这封信很可能引发了美国人关于租借方式的想法 2英法联军的溃败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感 国防费用大幅增长，国会同意加拨17亿美元。3  6月10日罗斯福提出 应将美国的资源用于 任何紧急情况和每一项防御 4 随后，美国开始向英国出售武器 当月 通过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政府向英国出售了 50万支步枪 8万挺机枪 316门迫击炮 900门75毫米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 还批准提供93 轻型强击机和50架俯冲 轰炸机 5此外，6月26日英国国王亲自向罗斯福呼吁 次提出对美国 旧式驱逐舰的“日益需要”。7月31日，丘吉尔又致电罗斯福说到此事 认为这是 当务之急 6然而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战前40 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到1940 年9月只剩下10亿美元。7  所以，对英国的援助需要避开 现金交易 的原则而另寻途径。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受到内政部长H.伊克斯的启发——吝啬的美国房主看着“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却不愿意把灭火器借给或卖给别人”，批准向英国出借而不是出售这批军舰。9月2日，美英签署协议 英国以向美国租 借英属外大西洋纽芬兰、百慕大等地领土 99年的代价换取美国移交50艘驱逐舰。租借援助政策由此已见雏形。

    直到1940年11月大选结束以后，罗斯福才正式提出了租借的主张。在美国大选期间 英国进一步提出了 1941年的更大订货单。3  国外军火订单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仅1940年6月已达8亿美元 而到年底又 增加了12亿美元。12月8日，丘吉尔写给罗斯福一封在他自己看来是 最重要的信件 请求美国立即提供现金援助和大量军事物资 并明确表示 英国已经处于无力支付现金的财政窘境。5 美国人也看到，自开战16个月以来，英国支付的战争物资高达45亿美元 剩下的美元资产已经 不足以支付他们在这里订购的物资了 。6  因此， 罗斯福虽然没有直接回复丘吉尔，却采取了实际措施。H.根索是援助英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他所领导的财政部依据1892年的一项旧法令设计了租借方法，这个法令规定，战争部长有权出租 不需要用于公共用途 的军队财产 租期不超过5年。

    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思考，12月17日罗斯福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他的租借设想 著名的 花园水管 演讲 罗斯福认为 美国最好的直接防御是英国自卫的成功 因此 即使 从自私的观点和美国防 御的角度来看 美国也应该 尽一切可能帮助大英帝国 为此 罗斯福劝告人们放弃 愚蠢而陈旧的美元符 举例说 当邻居的房屋着火时把自家的花园水管借给他 没有人认为这会有多大危险 可能 也很少有人认为他们会把水管再拿回来。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又提出了美国将成为 民主的兵工厂 的著名口号 只要美国延长这些物资贷款 民主国家就会赢得胜利 。1941年1月2日，《租借法案》的起草工作在财政部紧张地开始了 2为了动员舆论支持 在法案起草过程中，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 进一步阐述租借的概念和意义。3  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 其编号和名称都颇具 爱国主义色彩 НR1776 特殊意义在于1776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而《进一步加强美国防务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则把对外援助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中。4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 国会对租借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意见主要强调的是德国并没有入侵美国的意图 而援助英国则会引火烧身 更广泛的批评集中于该法案赋予总统以独裁的权力 甚至 赞同对外援助的人也持这种看法 租借问题引起了全民关注 激烈而尖 锐的辩论从国会山蔓延到电台 教堂 商店 俱乐部 街头和家庭。如果说国务卿 财政部长和专家的证词说服了很多议员 么罗斯福热情 而通俗的讲演则感染了广大民众——超过三分之二接受采访的美国人表示支持租借法案 最后 众议院以260票对165 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这个法案。3月11日下午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批准文件。顺便说一句，美国对英国初期的援助条件的确显得有些苛刻 租借法案也强调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并带有补偿条款，特别是后来融入了对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考虑 但笔者同意H.奇科夫的说法 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化解来自国会中虽已削弱但仍强大的反战力量的潜在批评”。

    租借法案的出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总统可以随时授权向那些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 出售 转让 交换 借予 租给任何国防物资 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 在战争期间损毁或丢失的其他物资 受援国不必支付费用 战后美国政 府保留收回残存的军用物资的权利 而适合民用的物资应全部或部分由 美国提供信用贷款支付 战争结束时未生产和未发运的租借物资仍可由 订购国购买 由美国提供信用贷款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走到尽头 可动用的储备只剩下1200万美元 4租借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恰逢其时，罗斯福在签字3个小时后便宣布英国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 并于第二天向国会要求拨款70亿美元。

    现金交易 被突破 接下来要扫除的障碍就是“自行运输”问题。孤立主义者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 他们警告美国人 美国政府试图护送横跨大西洋物资的举动必定会招致德国的报复，美国“不会在外国土地上打另一场战争”。在这种形势下 罗斯福也不便操之过急，只能拒绝其属下提出的为租借物资护航的建议。但租借工作依然在加紧进行。3月27日，就在国会批准了 70亿美元租借拨款的当天，罗斯福任命具有丰富 经验的H.霍普金斯为总统租借顾问， 协调一切有关工作。2  4月11日，罗斯福批准将海军的中立巡逻范围扩大到西经26度，以便及时向盟国进行海上报警。4月16日罗斯福批准以租借方式向英国紧急调拨一批粮食 和食品 从而解除了因德国潜艇围困给英国造成的战争中最严重的粮食 危机 45 2 美国在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以工II 伯恩斯少将为主 任的国防援助报告处 专门负责租借事务 55 27 罗斯福发表广播 讲话 宣布美国进入 限期紧急状态 警告说 前纳粹击沉商 的速度是英国船厂更换商船能力的3倍以上 当今英美商船产量总 和的2倍以上。”7月 1日，罗斯福宣布冰岛的防御对美国安全 至关重要。 7月7日，总统命令美国武装力量进驻冰岛 要求美国海军 一切措施 证美国与冰岛及其他所有战略前哨基地之间的海域通航 安全 7 纳粹德国在海上的攻击频频得手 盟国对美国保证航运安全 的要求也越加紧迫。11月1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周 国会废除了 中立法案 中禁止美国海军进入作战区域的条款 美国终于迈出了为租借物资护航的最后一步。

    如果说租借法案的产生主要反映了美国内部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 者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一法案的实施则体现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较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英租借协议的签订 事实上 英国和法国的订 单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美国的军工生产 从而为以后获取租借物资奠 定了经济基础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 英国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资 本已经超过2亿美元 而英法两国仅在1940年下达的发动机订单就让他 们投资84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起新的发动机制造厂 正如战争部长hL 史汀生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外国订单给工业界带来的先发优势 我们目 前在工厂和设施方面将处于非常严重的境地 1尽管如此 为了响应国内 租借法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更为了打破大英帝国的 惠制 和贸易 护主义 推行美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以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起草的美英租借协议在第七条提出 最终的条款和前提应当不妨 碍美英两国间的商业 而应该推动两国间互利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范围内 经济关系的改善 包括反对任何 口歧 定实现上述目 目标明确措施 2英国对此反应强烈 双方从1941 7月开始了漫长而 艰苦的谈判 8 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 大西洋宪章 第四 宽泛地规定了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3战争压力和经济困 境迫使丘吉尔只能做出让步 1942年2月23日签署的美英租借协议在原 则上明确提出 战后两国政府要努力取消各种贸易壁垒 包括歧视性待 4正如美国学者M.哈德森在他那部著名的 超级帝国主义 书中所 通过要求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 美国 以一种更加开明的方式 征服了它的盟友。

    相比之下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虽然也颇费周折 但条件却比英 国显得优厚了许多 租借援助对英国的障碍在于其自身不情愿 而对苏 联来说 则在于美国的政治考虑。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在战争中希特勒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就是在英国屈服之前开始进攻苏 结果把一个庞然大物从友方 至少表面上如此 到了敌方阵营 并最终使苏联成为继英国之后美国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 或许是巧合 就在1941 3 11日罗斯福签署 租借法案 的当天 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V. N.梅尔库洛夫在呈送联共 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秘密报告中 指出 据来自柏林可靠的外交情报称 德国正在策划对苏联的进攻 有可能就在今年夏 2不过 当时美国政府很多人对苏联并没有好感 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在德国入侵苏联前一天编写的备忘录中声 使苏联与德国交战成为事实 意味 它捍 争取和遵守 我们支持的国际关系原 因此 美国不应主动与苏联对话 不必 提前做出提供援助的任何承诺 也不应对未来与苏联有关的政策承担任 何义务 如果苏联政府直接请求帮助 美国可在不影响援助英国和自身 需要的前提下 放宽对苏联的出口限制 甚至可以提供美国有能力提供的军事物资 至于对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 应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给 1然而 二天苏德战争爆发后 国对苏联的方针很快就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并逐渐形成了 条件援助 的政策。

    自苏德战争爆发伊始 美国便决定援助苏联 并同意向苏联提供武 器装备和其他物资 初期是以现金支付或贸易的方式 1941 10月转入 租借方式 并逐年延续 共签订了 4个租借协定 据的是1941 3 11 美国的 租借法案 1942 6 11日双方签署的对苏租借总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后 又通过 管道 Pipeline 协议解 决了租借剩余物资移交苏联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租借方式 执行时 间最长 援助物资也最多 罗斯福 斯大林和丘吉尔都非常重视租借问 据俄国学者考察 在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的往来书信中 几乎有一半都涉及租借援助问题。

    下面按照历史进程讨论每个时期美国援助苏联政策的变化 美苏谈 判的过程以及对苏联援助的结果。

    战争初期的援助 1941 6 22日至1941 9 30 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 立即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西方 盟国面前 对苏联是否需要支持和援助 在美国 租借问题争论的焦 点则变成了苏联是否也应该被列入租借援助的范围之内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一向敌视苏联的英国 德国进攻的第二天 6 22 上午英国外交大臣R.A.艾登就召见了苏联驻英大使1.M.迈斯 明确表示 英国政府愿意 尽其所能 助苏联 要求苏联说明 需要什么帮助 3当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 坦诚地表示 虽然过去他“始终一贯的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唯一的敌人只有纳粹德国 并宣布英 将向苏联提供 能够给予的一切援 I苏联最初的响应十分冷淡 洛托夫在当天给迈斯基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说 苏联政府并不反对英国 的援助 不过苏联 不愿无偿地接受英国的援助 它也会 反过来援助 英国 2对于丘吉尔的演说 联只在 理报 登了部分内容 而没 有做出任何外交对等的响应 丘吉尔理解 斯大林的冷淡是出于对十月 革命后英苏紧张关系的 和开战以来苏德密切关系的 7 7日又直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 我们对俄国 军队和人民的勇敢和坚强都一致表示敬佩 我们要在时间 地域和我们 日益增长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 了丘吉尔的立场很容易理 在最需要盟友的就是正在孤身奋战的英国 实际上 在美国参战 前对苏联的援助主要就是英国或通过英国进行的 而这种立场也对美 国转变对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6 23 代理国务卿 尔斯向新闻界 发表了一个冷静而隐晦的声明 只是在等量齐观地指责了纳粹专政和共 产主义专政后 韦尔斯才谨慎地提出 当前希特勒的军队是对美洲国家 的主要威胁 任何抗击希特勒的力量 无论来自何方 均将加速法西 斯德国的最终垮台 因而也有助于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4然而 第二 天罗斯福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的立场就明确地与英国协调起来：「 无疑 我们准备向俄国提供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援助 尽管在回答记者提 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 罗斯福说出这句话毕竟是迈出了援助苏联的试探性的一步 1苏联的反应同样谨慎 6 26 莫洛托夫 指示乌曼斯基搜集美国官方关于苏联和苏德战争的明确态度 特别强 调不要主动提出任何请求美国援助的问题 2 天乌曼斯基求见韦尔斯时正 是这样表态的 36 29 莫洛托夫接见了美国大使L.斯坦哈特 开始 态度也显得有些矜持 苏联对美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和赞赏 但他对预期 可以援助的程度表示怀疑 不过在斯坦哈特再次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莫洛托夫紧接 便提出了苏联需要援助的一系列具体要求 包括战 斗机 轰炸机 反坦克炮等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 并建议可以通过波斯 湾和伊朗运送物资 47 3 斯大林终于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做出回应 他在广播演说中表示了对丘吉尔演说和美国声明的 衷心感谢 并把包 斗争的 靠同盟者 5显然 斯科不是不想要援助 只是希望美国 和西方更主动 更大方一些。

    其实 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在援助苏联方面承受 来自国内政治和舆 论的巨大压力。

    苏联被动地卷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支持苏联 是否可以像援助英国一样援助苏联就另当别论了 6 24日的盖洛 民意测验显示 在被调查者中赞成援助苏联的占35% 而反对者占 54% 6反对的原因首先在于意识形态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恐惧和怀疑，特别是苏联对波兰 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侵占还历历在目 美国 很难相信苏联 其是那些孤立主义者 前总统Н. 佛宣称 把共产 主义俄国卷入冲突看成是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斗争的说法是 开玩 援助苏联就是帮助斯大林加强对苏联的 共产主义控 另一位著名的 孤立主义者e伍德将军断言 难要求美国人民在斯大林的红旗后 面拿起武器 甚至质疑是否应该继续援助英国 因为无法保证丘吉尔 不会把这些援助转给苏联人 I首任驻苏大使w. 布利特在苏联的经历和 见闻让他对这个国家大失所望 他警告说苏联有帝国主义倾向 并劝告 罗斯福 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公开承诺不再扩张 并放弃入侵波兰后占领的一切领土。

    问题的另一个症结在于对苏联抵抗能力的怀疑 苏军在进攻芬兰作 战中的表现已经令世人瞠目结舌3 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让苏联红军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4 8月份 军已深入苏联500英里 距离莫斯科 200英里 距离列格勒只有100英里 5最坚决反对向苏联运送物资的是美 国军方 由于军事情报机构预测德国将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 战争部长 汀生向罗斯福警告说 苏联的援助就是浪费 甚至会落入德国人手 因此军方一致认为 可取的对策应该是大力推动美国在大西洋战区 的行动 而不是将战略物资援助给苏联 6因此 杜鲁门在苏联遭受入侵后 第二天发表的那句名言不是偶然的 果我们看到德国获胜 必须帮助俄罗斯 果俄罗斯获胜 我们必须帮助德国 以使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残杀”。

     面对如此情况 罗斯福这样的国际主义者也很难建议直接向苏联 提供援助 他们感到要说服舆论并非易事 2其实 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容 易解决 即使最反苏的人也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而丘吉尔和罗 斯福正是以此为据消除人们的疑虑的 3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到底能坚持多 4于是 一方面 罗斯福在7 10日接见苏联大使时强调 只要苏联 能坚持到至少10 I 冬天的气候就会遏制住纳粹的攻势 而赢得 宝贵的时间 这不仅有助于完成援助物资的运送 而且有助于克服美国 国内对援助苏联的反对意见 5另一方面 罗斯福决定派出他的私人顾问和 密友霍普金斯访问伦敦和莫斯科 考察苏联的状况 并与英国协调援助苏联的问题。

    霍普金斯的访问非常成功 7 30 31日两天的会谈中 霍普 金斯转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次承诺美国将毫无保留地向苏联提供一切 帮助 斯大林向霍普金斯详细说明了军事形势 达了苏联战胜法西斯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是具体地讲述了苏联对美国提供援助的直接和长期 要求 斯大林还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 10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 英三国代表会议 讨论并协调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I斯大林 直率而强硬 谈话风格以及顽强的战斗意志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 他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表示 坚信俄罗斯不会崩溃 对于援助 物资的考虑将不再因担心苏联失败而蒙上阴影 2就连一向悲观的斯坦哈 特大使也为此所激动 他相信这次访问将 美苏关系产生最有利的影 大地鼓舞苏联的斗志 3莫斯科也对会谈的结果感到振奋 7 31 理报 在头版公布了霍普金斯到达莫斯科的消息 8 1 理报 又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接见霍普金斯的消息以及两人的大幅照 而在第四版刊登了 纽约时报 转载的赞颂红军的报道。

    这次访问是战时美苏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也给罗斯福吃了一颗定心 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开展对苏联的援助事业 8 1 罗斯福在内 阁会议上发表了 45分钟激昂慷慨的演说 严厉批评国务院和战争部在援 助苏联的问题上行动迟缓 效率低下 并要求他们把满足苏联的要求放 在援助工作的首位 5第二天 韦尔斯照会乌曼斯基 美国政府决定提供一 切可行的经济援助 以加强苏联的反侵略斗争 务院将把苏联急需的 物资置于优先地位 迸发放 无限制的许可证 同时 有关机构也同意使用美国的航运设施加快为苏联运送物资。

    8月底罗斯福再次直接干预对苏援助工作 他在8 30日的备忘录 中指出 只要苏联能够 续有效地打击轴心国 对美国的安全就是 至关重要 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 英国和美国必须对苏联作 出这种性质的实质的和全面的承诺 为此 他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在 10天之内列出美国可以在1942 6 30日之前援助苏联的长期物资清单，以供英美代表事先讨论。

     尽管一些保守的议员和孤立主义者仍然反对援助苏联 但到9月的 第三次民意调查显示 同意延长对苏贷款以购买美国物资的人已上升到 49% 而反对者则下降到44% 就连强烈反共的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也表达了对援助苏联的支持 3援助苏联已呈大势所趋 接下来的问题是采 取怎样的援助方式。

    在1941年6月23日和24日的记者会上 韦尔斯和罗斯福都回避了 对苏联援助是否根据租借法案进行的问题 4就当时的美苏经济关系而言 如前所述 首先要排除的是对苏禁运和资产冻结的障碍 6 24 务院新闻稿宣布 批准对苏联及其国民的贸易发放一般许可证 5此前苏 在美国采购的物资因禁运令而积压在仓库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均被放 价值大约900万美元 6也是在这一天 苏联在美国的大约4000万美 元资产被解冻 6 25 罗斯福又宣布 立法 的规定不适用于苏 这就意 允许苏联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7于是 6 29 苏联提出了第一个希望美国援助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3000架轰炸机 3000 战斗机 20000门高射炮及大量的机器设备 莫洛托夫要求乌曼斯基立即 去见罗斯福或韦尔斯 并建议美国为此提供5年的贷款 I当天下午 莫洛 托夫又迫不及待地召见美国大使 知他苏联的订单将通过使馆递交美 2第二天 乌曼斯基向韦尔斯交付了所需物资清单 并强调指出 苏联 希望得到5年的贷款 因为 比任何根据 租借法案 采取的做法都 要好 而且实际上是两国政府在1933年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的延续 尔斯表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3看起来 苏联对租借援助还缺乏了解 现金或贷款支付毕竟更直接 也更简单一些 同时莫斯科可能也希望藉 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美苏经济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鉴于此前为苏联组织出口和生产物资工作的混乱状况 在接到苏联 订单的当天 韦尔斯批准成立了一个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官员组成的临时 委员会 副国务卿特别助理Р柯蒂斯任主席 负责协调对苏出口的政 策和组织工作 4经核算 苏联这笔订单总额超过18.365亿美元 主要是 军事装备和物资 17.565亿美元 经过柯蒂斯委员会的审议和调查 7 18日韦尔斯向总统和内阁提交了处理意见 只有1568万美元的物资 可立即装运 未来12个月内可批准额外的1.72亿美元 其余16.487 美元则有待进一步审查 这主要是委员会权限以外的军事物资 后来实 际签发出口许可证的仅900万美元的物资 5罗斯福对这个临时委员会的工 作效率很不满意 决定让霍普金斯另起炉灶 除了霍普金斯直接对总统负责外 罗斯福指示国防援助报告处主任伯恩斯主管对苏供应 恩斯 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并选择曾任驻苏武官 2r费蒙维尔上校主 此人是苏联政权坚定的拥护者 1 个新机构的建立表明 罗斯福 此时很可能已经有意将对苏援助纳入租借系统了 2不过 考虑到国会的压 考虑通过立法将苏联排除在租借协议之外 并迫使美国对苏联实 施中立法案 和第一笔租借拨款70 美元几乎告罄 目前也只能先采取现金和贷款的支付方式解决问题。

    对苏援助事项转入新机构后 7 21 罗斯福命令伯恩斯在48 时内报告可在10 1日前向苏联发货的物资清单 第二天下午提交的清 单有所进步 可以装运的物资增加到4000万美元 其中10 1日前可 以装运物资2194万美 17.5 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物资仍需等待军 方处理 47 23日莫洛托夫指示乌曼斯基 向美国提出贷款问题 苏联 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贷款规模5亿美元 首期2 期落实 苏联承兑汇票为凭证发放 款期限5 利率2% — 3% 贷款以外物 签署贸易协议 采取向美国出口商品 铭矿 麻等 的方式解 决;此前对美贸易股份公司订购的货物继续以现金支付方式供货 5霍普金 访苏后 苏之间立即开始了贷款业务 9 1 莫洛托夫要乌曼斯基尽快与美国签署协议 以获得斯大林建议的首批5000万美元贷款。

    然而 很明显的事实是 从长期来看 苏联所需要的援助物资依靠 现金支付 货物进口和贷款的方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截至9 1 经批准的美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总额增长到近2.5亿美元1 这已经超过 苏联要求的首期贷款的额度 且不说还有17.5亿美元的飞机和军用物 而仅此一项就超过了苏联所有的黄金储备 2苏联可以支付的美元现 数量也很有限 3至于贸易方式 尽管罗斯福同意为从苏联进口原料提 1亿美元的货款4 但苏联实际的供货能力却差得很远 5直到此时苏联 人才有所醒悟 或许租借方式才是可行的 9 4 乌曼斯基感慨地告诉 С赫尔国务卿 他犯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错误 即没有同意接受租借的优 惠条件 却采取了支付现金或供应等价物品的方式 而这与苏联最急需的军事物资要求相距何其遥远。

     在这方面首先做出表示的又是英国 1941 8 16 苏联和英国 签订了商业周转 信贷和结算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 英国首期向苏联提 100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 为期5 年息3% 7不过 丘吉尔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 9 5日给斯大林回信说 在来信中，「 使用了 一词 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也永远不会考虑付钱的事 如果我们给贵方提供的一切帮助都是建立在美国租借法案所倡导的友谊 基础上 即无需任何形式的货币结算 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了 1自1941 9 6 以后 所有英国对苏其余的援助都是根据租借计划提供的 2 国这样做是否经过罗斯福的授意或双方商议 目前不得而知3 但的确给 美国走向对苏租借政策提供了推动力 9 9 赫尔通知英国 国正在 准备全面扩大军工生产的 利计划 一旦启动即可将生产与需求结合 起来 解决对盟国的援助安排问题 为此 罗斯福要求将三国代表的莫 斯科会议提前至9 25 召开。

    莫斯科比华盛顿还要着急。斯大林9 13日回复丘吉尔 对他的建 议表示 非常欢迎 5此前 乌曼斯基在莫斯科的命令下请求面见罗斯 9 11 美国总统自1939年以后首次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会晤 曼斯基说 苏联需要立即得到援助 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数额太小 也还 没有到位 第一批只有5000万美元 现在 苏联要求加入租借计划 罗斯福明白苏联对现金支付和出口贸易不再感兴趣 所以答应可以为苏 联战后提供的原料提前支付美金 这相当于贷款 不过对于租借问题 没有正面答复 斯福只是解释了他所面临的 端困难 这需要经过 国会批准 而在国会中存在 对苏联的 见和敌视 6罗斯福的顾虑确有道理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向苏联提供信贷和出售军事物资 8 月份的民意测验显示 赞成和反对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援助的人大体 相同 分别为38% 39% 1而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还在继续攻击苏联 甚至提出了禁止对苏租借的新提案 9 12 美苏签订了贷款协议 国能做的只是尽快实现贷款 而对苏租借问题目前必须低调处理 29 18 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 59 美元的第二次租借拨款议案 几乎同时发布了与苏联的贷款协议 以及向苏联交付的黄金预付1000万美元的消息。其用意显然是向国会和公众暗示 对苏援助并未与租借连接 斯科想 要得到租借优惠 还需耐心等待。

    战争最初的3个多月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寥寥无几 根据美方的估 6 22日到9月底 美国出口到苏联的物资总共只有4100万美 自黄金预付款1000万美元和向苏联进口货物的预付款5000万美 16.87万吨 主要是石油产品 机器设备 汽车 金属材料 化学和爆炸品以及食品等 只有少量的武器装备 79辆轻型坦克和59 40战斗机等 还是从英国的租借物资中转移的 4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 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不过必须看到 对希特勒突如 其来的闪电攻势 增强武装力量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的是抵抗意志和胜利 信念 惟其如此 大林在7月底会见霍普金斯时才私下提出希望美国加入对德作战 他说 只要美国对德宣战 也许不开一枪就能扭转局势 I当 时莫斯科更看重的 然是能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实力大国结为盟友。

    第一租借协议 莫斯科协议 1941 10 1日至1942 6 30日

    第一次对苏租借协议是在莫斯科会谈结束时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签订 2会谈从9 29日正式开始 分六个委员会同时进行 夜不停 联非常重视这次三方会谈。

    从9 28日到10 1 大林连续三个晚上与美国代表团团 总统派驻伦敦租借管理人A.哈里曼和英国代表团团长 供应大 W. 弗布鲁克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坦率地谈论了战局的严重性 并详 细介绍了苏联所需要的军事装备 美英代表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二战场和 战后目标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 这不是他们能够回应的问题 而斯大 林似乎也没有重视哈里曼提到的美国公众舆论对总统决策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不能马上对苏联实行租借政策 3 有些学 者想当然地认为的不一样 际上莫斯科协议本身并没有确定将租借法 案扩展到苏联 而只是明确了到1942 6 30日为止美英两国向苏联 提供援助物资的品种和数量 10 1日三方签署的协议规定 9个月 的时间里 应运给苏联150万吨货物 其中包括3600架飞机 4500辆坦 1368门高射炮及弹药 1256门反坦克炮及弹药 90000辆卡车，及其他设备 物资和食品 不过 定中并没有涉及援助的方式。

    莫斯科会谈第一次体现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为消除援助苏联的障 碍而设计的 条件援助 政策 与其他所有租借国不同 莫斯科要求 的物资订单不需要说明理由 也无需提供详细信息和任何数据 按照美 代表团团长哈里曼的话来说 就是 我们应该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 他给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的建议是 给予 给予和给予 不要期 望任何回报 也不要考虑交换条件。」在国内的赫尔国务卿则拒绝了国会议员的提议— 国人必须先偿清旧债 然后才能获得租借。

    苏联的确值得为会议成果感到骄傲 理报 此发表了社论 2 洛托夫在最后一次会谈中的发言异常激动 我们目前所做的共同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同希特勒斗争的最终胜利 /从斯大林毫不掩饰 热情中 哈里曼感觉到 对这次会谈的结果也 常满 哈里曼 报告说 果与斯大林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美苏 国政府之间存 在的猜疑很可能会消除 4斯大林也对哈里曼印象深刻 为会议的审议工作 迅速而有 有赖于罗斯福派出这样的 权威人物 来莫斯科 。哈里曼的确为苏联取得租借地位出了大力 他在最后一份关于莫斯科会 议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在协议中的承诺超过10亿美元 而苏联已无法为此提供资金 应该 可能早地 让苏联使用租借资金。

    莫斯科会议后 苏联继续以出售黄金 换取美元 的方式支付美国 事物资的费用 10 9 莫斯科通知苏联驻美大使馆 同意向美国 运送30吨黄金 7罗斯福也不想就对苏租借问题急于表态 他在会晤国会领导人时 否认有立即向苏联提供租借的任何意图 罗斯福要解决的问 题首先是在第二轮租借拨款中将对苏联的贷款纳入其中 所以他强调 如果租借拨款将莫斯科排除在外 会对苏联的士气造成巨大打击 并坚 持说 战争的不确定性要求他不能 以任何方式束缚自己的双 府官员和民主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也反复重申这一立场 I这一策略取得 了成功 10月底 就在莫斯科和列格勒郊区发生最激烈和最紧张战斗 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成租借拨款可以允许用于对苏援助 10 28日总统顺利签署了国会关于59.85亿美元作为第二次租借拨款的议 这个议案还将确定租借国家的权力赋予了总统 同一天 在总统紧 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租借管理办公室 罗斯福任命斯退丁纽 斯作为主管官员 就在几天前 与国会过从甚密的斯退丁纽斯被任命为 总统特别助理 主管租借计划 而重病缠身的霍普斯金退居幕后 10 30 罗斯福通知斯大林 莫斯科会议的所有援助项目已获批准 建议 避免财政困难 美国准备在租借拨款中向苏联提供10 美元的 息贷款 从战后第六年开始分十年偿还 最后 显然是接受了哈里曼 的建议 罗斯福提出希望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 2值得注意的是 在罗 斯福将这一喜讯告知斯大林时 美国国会和公众尚不知道准备给苏联贷 款的事情 以至美国大使叮嘱副外交人民委员A. 辛斯基暂不要向记者 透露 4 斯大林发出了一封 不胜感激 的回信 并表示很愿 意与罗斯福建立私人之间的直接联系 几天后 国和苏联公布了两位 最高领导人的通信 4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月7 罗斯福宣布保卫苏联对美国的国防 至关重要 遂将苏联正式列为 租借法案 实施的对 I对苏租借的政策终于落地了。

    然而 第一租借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航运 11 月中旬 尔不得不告诉苏联人 因缺乏必要的船只 成给苏联的发 货延误 联大使馆为此多次向租借管理办公室投诉 2运输船只的问题尚 未彻底解决 平洋战争爆发 一时中断了租借业务 别是对苏联的 援助 1942 1月民意测验显示 于是否同意即使减少美国军队的装 也要尽可能援助苏联的问题 赞同者26% 反对者66% 3战争部和海 部曾发出命令 乎停止所有租借物资的运输和发货 尽管白宫很快 正了这种做法 还是对苏联造成了一些影响 4美国军方的抵制态度是一 个重要障碍 一则出于对苏军抵抗能力的怀疑 则对苏方采购人员的 无理抱怨感到愤怒 战争部和海军部的官员 常常对总统的命令虚与委 甚至借口美国参战而要求修改莫斯科协议 5工作初期经验不足 理不善以及美苏双方执行人员的矛盾纠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苏方申 请的供货缺乏相关技术要求或规格不确 方不习惯苏联采购人员讨价还价的作风 以及美国供货机构复杂多变等。

    以上情况严重干扰了租借协议初期的执行进度 莫斯科协议头三个 月的执行情况令苏联人感到愤怒 主管租借工作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米高扬抱怨说 承诺的705辆坦克只收到16 600架飞机只收到85 21942 1 31 哈里曼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 租借物 资前四个月的运送结果 令人沮丧 3而这一时期正是莫斯科战线最紧张 也是苏军最需要补充武器装备的时刻 1941年底苏军22 600辆坦克只 2100 20 000架作战飞机只剩2100 112 800门火炮还剩1280 774万支步枪和卡宾枪还剩224万支 遗憾的是 苏联靠本身军工制 造业可以弥补的 只有作战飞机的55% 火炮的57% 坦克的27%和步 兵武器的30%。

    罗斯福见此状况心急如焚 他对摩根索说 有什么比俄罗斯崩溃 更糟糕的了 我宁愿失去新西兰 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东西也不愿看 到俄罗斯崩溃 53 12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来信 后者在信中保证 他与罗斯福已专门发出指令 要求 任何人不得中断和延误 其所 承诺的对苏供应 6罗斯福确实采取了行动 他在3月中旬向斯退丁纽斯和 军事部门首长发出一系列措辞激烈的命令 给苏联的租借物资 须在 装运中占据首要地位 尽早放行 不管这样做 我们战争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 I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下达这些命令的时候 本军队正在藉助偷袭成功的优势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 2有研究者指出 实证明 对苏租借计划优先执行的结果 不仅减缓了美国的军事建设 也对其他租借国的军事地位造成严重影响 3不过 总统的亲自干预确实 再次产生了效果 如果说1942年的前两个月向苏联的发货不超过每月10 那么3月就达到21.4万吨 4 则超过44万吨 4对此 纽约时报 报道 罗斯福将对苏运输排在了最优先的位置。5 真理报 也以“美国加快步伐”为题做了报道。

     应该说 苏联在美国采购机构的改变也对提高援助效率发挥了积极 作用 由于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名义上还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商业公司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直接与苏联政府机构打交道 1942 2 21 米高扬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呈交报告 建议在美国成立苏联政府采购委 员会 以替代原来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处理一切租借物资的采购业务 样既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简化手续 2 24日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采 购委员会 任命国防委员会代表1.别利亚耶夫少将为主席 对美贸易 公司董事长k1.卢卡舍夫为副主席 73 2 苏联使馆通知美方，这个新委员会将接替对美贸易公司的工作 而后者继续作为纯商业机构活动。

     至于莫斯科协议最后执行的结果 因各种统计数据的品种 单位 时间等都有差异 最主要的是协议在执行中有很多型号 数量方面的修 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 方公布的大体情况是 1942 6 30 日协议终止日期 根据美国方面战后的报告 美国发货129.40万吨 英国和加拿大发货14.90万吨 总计144.31万吨 占协定发货量150 吨的96.21% 扣除海上损失的31.16万吨 实际到货占协议发货量的 75.43% 1根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美国供货145.1万吨 英国供 33.6万吨总计178.7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119.1% 抵达苏联的货物 总计96.88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64.59% 2后文将会谈到 造成这种差距 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运输中的损失 但无论如何 从实际效果看 莫斯 科协议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尤其是苏联急需的武器装备 因美国生产能 力所限 只占所有运送物资价值的53% 3 必须指出的是 此期租借援 助对于苏联的政治意义和长远利益远远大于暂时的军事效果。

    在莫斯科协议期间 美国迈出了对苏援助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 于苏联订购的武器和物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 2 12日罗斯福致函斯 大林 提出再给苏联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 条件如前 中暗示 美苏协议的财务安排可能会根据形势变化有所修改 42 20日斯大林回 了表示感谢外 希望美苏能在确定的时间内修改目前签订的财务 协议 5 里讨论的修改 财务安排 务条款 指的就是将目前援 苏联的 形式转为同英国一样的 形式 2 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召见苏联新任大使м. м.利瓦伊诺夫 达了罗斯福给斯大 林的口信 在适当的时机 美国愿意与苏联重议租借协议的财务条款 韦尔斯通知说 国与英国刚刚签署了新的租借协议 国希望 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加入类似的协议。

    3 18 美国国务院商业政策与协议司司长Н.с霍金斯建议与 苏联也签订一项类似于同英国签订的租借主协定 理由是 与英国相比 不能对苏联有 显的歧视 苏联的支付能力而言 还贷款将造成 重的战争债务 结果会导致美苏商业关系紧张 最重要的是 新协 定要求苏联在目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按照美国倡导的原则进行合作 25 26 赫尔将美国拟定的租借总协议草案交给利瓦伊诺夫 并说明其条 款与美英租借协议 几乎完全相同 谈话后 赫尔感到苏联大使 似乎很感兴趣”。

    6 11日美苏签署了 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 则的协定 即租借总协议 4在承认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前提下 美国对 联的援助终于如罗斯福常说的那样抛弃了 愚蠢 可笑和陈旧的美元符号”——苏联已经用掉了10亿美元和刚刚得到的10亿美元贷款均不必偿还 联的承诺只是尽量向美国提供物品 服务 设备和情报 二条 未经许可不得将援助物资移交他人 第三条 及战争结束后 保存良好且仍可为美国国防所用的物资应予以归还 五条 56 14 理报 为此发表社论 题目是 不可战胜的联 17日的报道则把美国称为 希特勒阵线民主国家的军火库 1此后不久 6 27 苏联与英国也签署了类似租借供应协议 从而免除了自苏德战争以来对英国提供的援助物资的债务。

    从此 美苏战时经济关系真正进入了租借援助的框架 苏联驻美使 馆的政治报告曾认定 租借法构成了 整个1941年美国与英国之间关系 的主要内容 使美英 济和政治合作达到了顶点 3现在 美苏经济 关系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在第一协议到期半个多月前签署的这个租借 总协议 不仅改变了莫斯科协议的性质 且为以后所有的对苏援助协 议确定了原则 方向和方式。

    第二租借协议 华盛顿协议 1942 7 1日至1943 6 30日

    第二次协议的执行日期始于1942 7 1 但其交涉至少在三 个月前就开始了 不过 在这个协议签署前 苏联提出首先解决双边贸 易的法律问题 这涉及苏联出口美国货物的关税 如乌曼斯基在6 27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的 租借总协定第七条只谈到战后将清除贸 易壁垒 对所有国家实行 歧视 待遇 但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贸易条 约保障 美国有可能对苏联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 41937年8月美苏曾 签订了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规定双方提供最惠国待遇 但须逐年续约 1942 7 28 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使馆将延长现行美苏贸易协议的 草案提交给美国 要求无限期延长1937年生效的互惠贸易协议 5问题解决得很顺利 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 8 1日延长现行美苏贸易的协议正 式生效 并注明在1943 8 6日到期后继续生效 直到被更全面的贸 易协议所取代。

    早在1942 3 24 罗斯福就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尽快起草可 以在7 1日至明年6 30 供应苏联的物资清单 而那时军人们正在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 美国终于在5月底之前完成了第二租借协议的初 步方案 困扰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有限的运输力无法同时满足欧洲东方战 线和第二战场的需要 3此时 莫洛托夫为解决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来 到华盛顿 5 29 美方将拟议的方案交给苏方 在第二租借期 国可提供物资大约700万吨 180万吨工业材料和设备 111万吨军事 装备和弹药 430万吨粮食 英国可提供80 — 100万吨 但是 因受 到运输能力的限制 苏联只能在这个清单中选择440万吨物资 如果苏 联希望自己提供运输 则可以获得额外的供应品 草案特别指出 支付 式将按照美苏租借总协议的财务安排进行 4 5 29日至6 1日罗 斯福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 辟第二战场与第二期租借物资清单之间的 关系成为主题 在会谈中 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数字 实际可 以向苏联的提供的物资只有410万吨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为第二战场 输物资 罗斯福还恳切地要求莫洛托夫同意将苏联需要的非军事物资 再减少160万吨 这就是说 第二协议可以保障交付苏联的物资只有250万吨 不过还是比第一协定多100万吨 1 辟第二战场是斯大林的迫切 要求 罗斯福也是真心促成此事 所以莫洛托夫没有提出异议 白宫新 闻稿说 会谈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已达成谅解 美国保证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双方在讨论的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 苏联并没有给予正式的答复 斯科显然是在等待伦敦对开 辟欧洲第二战场采取实际行动 6 6日斯大林让利瓦伊诺夫通知罗斯福 苏联政府同意减少我们吨位的申 因为这可能会加速与英国达成在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3第一租借协议的期限日益临近 6 12 霍普金斯请在莫斯科的费蒙维尔考虑 是否可以向苏联提出在华盛顿召 一次美英苏三方会议 讨论这个问题 4等不及莫斯科的答复 第二天 罗斯福就致函莫洛托夫 表明继续援助苏联的决心 并提交了关于美英 起草的协议的说明 其内容与从前的协议草案大体相同 只是将发货的 吨位提高到440万短吨 399.2万吨 还说明以后如有可能增加 随时修改 56 25 华盛顿指示费蒙维尔 敦促俄国人尽快做 出选 67 7 即第二协议已经生效一周 斯科通过使馆分别向 美国和英国作出答复 联政府满意地接受 第二协议 同时提出了几 希望 美国尽可能增加飞机的交付 国能像第一协议那样每月供 10吨金属错 除制成品外 是否有可能安排每月400吨镍的供应 重要的是 苏联要求第二租借期的对苏供应量能达到440万净吨 苏联大使可以代表政府签署协议 但希望将上述 愿望 列入协议文本 I苏联 希望 与美国的方案差别不大 而且口气十分缓和 看起来只要做 些技术处理 成协议应该问题不大 然而 情况却发生了突然变化。

    7 18日丘吉尔来信告知 英国已下令停止在北极航线护航 并将 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推迟到1943 斯大林对此愤怒至极 他在7 23 日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这些做法 不可理 法解释 容忍 2 联对于第二租借协议的态度也由此变得十分强硬 7 29 北极航线停运 美国要求改变运输计划的时间安排 遭到苏联的 激烈反对 随后 美国人发现 苏联发来关于工业设备的请购数量 大超过了协议的承诺 预期到货的数量也超过了协议承诺 别利亚耶夫 还告诉美国人 苏联要求的440万吨物资 包括经太平洋运输的6 吨货物 3不过 苏联人的怨气主要是针对英国人的 在对苏联援助的政策 理解上 英国与美国确有分歧 他们不理解为何美国对苏联的物资供应 政策与对待英国不同 因此纠缠于协定文本的表述和措辞 一再拖延签 苏联的不满则在于英国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和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甚至在 理报 刊出漫画 指责英国人胆怯并与纳粹遥相呼应 9月下 利瓦伊诺夫反复给国务院打电话 迈斯基也不断催促艾登 要求尽快 签署第二租借协议 美国驻英国大使上0.维南特认为 国人如此施加 压力 是因为英国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4斯大林也公开出面了 他利用10 3日书面回答美联社记者问题的机会 指责盟国对苏联帮助的效果暂时还是小的 并要求盟国 完全地 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 I在这些 问题上 美国的确感觉有愧于苏联 所以对莫斯科的要求表示理解和接 他们不仅不再坚持修改生产和运输计划 霍普斯金还提出了对苏增 50万吨供应的新方案 10 2 罗斯福下令 尽一切努力补足向苏 联北方的配额 做好所有必要的安排 包括优先为苏联生产 履行协定的承诺。

    在罗斯福的亲自干预下 第二租借协议10 6 在华盛顿签署 方可为苏联生产和提供的物资总计700万吨 价值30亿美元 其中军事 物资20 业设备4 粮食和食品6 不过 美英负责运送的物 资只有440万吨 超过部分由苏联自己运输 3至于苏联提出的飞机和金属 应的额外要求 也按照苏方提议列为第二协议的附件三 其中规定 增加飞机供应的问题再行商议 英国承诺继续按每月2000吨的速度供 应铝 直到1942年底 美国承诺每月提供10吨错 美英还同意在1942 年第四季度将镍的供应量 制成品除外 提高到每月700短吨 4 大林对 此还不满足 10 7日直接致函罗斯福 望美国保证每月交付500 战斗机 8000 — 10000辆卡车 5000吨铝 一年内供应200万吨粮食 此外 还特别要求美国为苏联的运输船队增加20 — 30艘货轮 5在美国政 府讨论这些要求时 10 10日霍普金斯传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虑到 战略形势 总统认为积极答复斯大林十分必要 结果是 除了飞机只能增加300 10 即起运276 其他基本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I斯 大林对此十分满意 他在11 6日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报告中宣 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 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从谈判的过程可以看出 第二租借协议期间的困难和矛盾主要不在 于美苏之间的政治关系 1942年和1943 在欧洲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压 力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承担的 而且以巨大的牺牲顽强地坚持下来 这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 也对罗斯福的决策有很大影响 因此 在开辟第二战 场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倾向于站在斯大林一边 也是他在英国出尔反 尔后愿意并主动在租借物资清单上向苏联让步的主要原因 同时 美国 的国内政治也对进一步推动援助苏联的政策有利 1943 1 美国 民众普遍支持租借援助政策 对于盖洛普的提问 你支持还是反对继 续实行租借计划 赞同者达到空前的82% 3 国的生产能力也已经不是问 据苏联对美贸易公司提供的报告 1943 国的整个工业都已 经动员起来 粗钢产量为8062万吨 制造飞机85 946 比上年增长 79% 的月产量已到1.254亿美元 汽车的月产量80 000 船能力也达到了 2000万总吨 4对苏租借援助计划的瓶颈实际上就在运输 问题 无论是在谈判中还是在执行中

    美国租借物资运往苏联主要是通过五条海上航线 即远东航线 方航线 波斯湾航线 黑海航线和北极航线 其中以前三条为主 分别 承担的运输量为47.1% 23.8% 22.7% 5远东航线因有苏日中立条约而最安全 但距离较远 波斯湾航线距离太远 15000英里 卸船后还 要转长途陆运 时最长 北方航线距离最短 5000英里 然是理 的航线 1然而 北方航线处于德国潜艇猖獗活动的区域 给运输带来极 大损失 别是在1942 上半年229艘轮船运送的122.6万吨货物 沉入海底的竟达29.6万吨 还有12.9万吨被迫滞留英国港口 正是如此 重大的损失 导致1942 10—11月以及1943 4 —6月整条航线完 全停运 2这既是如前所述第二协议谈判形成紧张局面的原因 也给后面计 划的执行带来了很大困难 改变航线 主要转向波斯湾 固然减少了损 3 也大大影响了运输量 波斯湾航线不仅路途遥远 而且港口设施和 运载工具都准备不足 大量货物转运至此 完全超出了港口卸货和清关 的能力 而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和积压 4再者 波斯湾和太平洋供应线的 扩展和改进当然可以在未来一年内增加运输量 但远水难救近火 就在 1942 11月底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将要大举反攻的紧要关头 按计划预 定的145.88万吨物资 只送到了 76.20万吨 到年底 第二协议的运输 量只完成了计划的55% 运输量的紧张造成了保障苏联战场供给和开辟 第二战场的矛盾 美国军方估计 如果按照罗斯福的要求满足苏联的 要求 国可以再挤出156艘货轮 但代价是运往英国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美军就要减少37.5万人。

    为了抵制反对派的意见和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他在给丘吉尔电报所说的 必须向斯大林证明我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履行了义务 1 罗斯福再次 改组了对苏租借机构 1942 10 30 在总统办公室下设立了对苏 协议执行委员会 SPC 负责全面协调和履行对苏协议计划 霍普金斯 任主席 恩斯继续担当具体负责人 2由此 对苏租借成了名副其实由 罗斯福本人亲自掌管和监督的事务 也被赋予了更加特殊的地位 罗斯 福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修改 条件援助 政策的意见 不仅无视新任 大使H.斯坦德利关于苏联正在利用美国的 慷慨 的警告 而且拒 绝了空军关于限制向苏联提供飞机的建议 还阻止了军方试图以租借换 取回报的努力 11 25日召开的对苏协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 普金斯表示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政策虽然有些令人不安 但它是经过 广泛讨论而制定的 这一政策将保持不变 而不应该提出重新思考 3美国 内部的确存在 对这个新机构的不满 苏联人的感觉非常好 员会 常都会批准 苏联的申请 随后与各有关部门会商 置订货并把类 似合同的文件发给供货商 于采购委员会的坚持 以及对苏协议执委 会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帮助 苏联几乎完成了第二协议期间的全部采购 工作 4正如苏联代办葛罗米柯在一份报告里指出的 个新委员会成立后 美国的供货情况很快就好转了。

    如果看百分比 第二协议计划完成的情况远不如第一协议 从吨位 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材料 计划供应408.30万吨 调整后的 实际供应310.33万吨 完成76% 1 金额看 联采购委员会报告的通过租 借渠道订购的物资总计31.43亿美元2 而美国报纸刊登的罗斯福在报告中 提到的实际支出的金额为24.44亿美元3 即完成了计划的77.76% 如果按 协议的30 美元算 则占81.47% 实际上 第二期租借援助的工作比 第一期大有改善 计划完成的情况不如前期 主要是因为总体计划供货 量从150万吨猛增到400多万吨 应该说 因运输的障碍 苏联强烈要 求而美国勉强承诺的这个总吨位超出了美国的供应能力。

    在第二协议的后半期 即苏联度过了最艰难时期的时候 美国内 部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声音渐渐表露出来 国会强调的主要还是对总 统权力的限制 指责政府在美国人忍受生活困苦时却把大量物资运往苏 4战争部1943 1 23日的备忘录建议 继续向苏联提供所有可能 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必须让美国对它 充满信 5就连一向主张对苏援助 的哈里曼也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挑战 他不仅支持英国的建议 以在苏 联北方建立空军基地换取恢复对北方航线的护航 而且坚决反对向苏联 提供直到战后才可使用的工业设备 6其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斯坦德利 事件 3 8 这位大使从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 对一 迎他的美国记者道出了一段他憋在心里已经很久的话 自从来到苏联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证明俄罗斯人从英国和我们这里得到了很多物质帮助……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俄罗斯当局似乎想掩 盖他们得到外部帮助的事实 显然 他们希望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是在 单独打这场战 第二天 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报道 1 时国会 正在辩论即将到期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的问题 斯坦德利的言论及其在 美国社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对苏租借政策的大辩论 立主义 者赞扬大使的 勇气和坦 并主张对援助苏联的问题展开调查 自由主义者则怀疑这是一次反苏阴谋 并要求斯坦德利辞职。

    不过 于这个讲话违背了基本事实 其负面影响很快就烟消云散 为了防止引发美苏关系的政治危机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立即采取措 避免事态扩大 副国务卿韦尔斯第二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声明这个讲 话事先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 美国政府不赞成斯坦德利的言论 3斯退丁 纽斯则急忙准备了一个报告 证明大量物资已被运往苏联且正在用于战 苏联对此是赞赏的 3 14日的 纽约时报 刊出了其中很多内 4罗斯福也没有公开指责斯坦德利 只是悄悄地寻找继任者 到半年 后事态完全平息才撤换了驻苏大使 5 联方面虽然感到愤怒6 但处理得十 分冷静 莫洛托夫在3 9日晚上与斯坦德利的谈话中 坦率地表示不 意后者的看法 但并没有任何指责 甚至认为这个讲话不会影响苏美 关系 7利瓦伊诺夫3 11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说 赞扬美国根据租借协议提 供给苏联的援助 真理报 很快就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 町月12日苏联 报刊了大量有关对苏租借援助的消息或讲话 众议院通过延长租借法案的消息被刊登在显着位置 15日的 真理报 用半版篇幅刊登了斯退丁纽斯关于租借法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包括对苏援助的具体数据。

    尽管斯坦德利的讲话有违事实 其表达方式也有失外交官的风度 但实际上他讲出或者引起了很多人同样的感觉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援 援助多少 而在于为什么只能是 条件 的援助 在事件发生后 一周后 里曼致电霍普金斯说 伦敦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斯坦德 利的讲话暗自高兴 即使这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这里有一种越来越 烈的感觉:如果我们任由俄国人摆 将来会有麻烦 3 5 21 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到苏联拒绝与美国分享情报的消息是 属实时 前驻苏大使 戴维斯回答 国人正在向美国提供所需 的全部信息 美国记者们事前已从军方领导人那里了解到实际情况 此对这个答案十分不满 斯坦德利报告说 现场的 气氛非常紧张和敌 4斯退丁纽斯也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的慷慨大方 他向霍普金斯建 对苏联优先的做法在起初或许是必要的 但现在 要一种坚定而强硬的态度。”

    面对已经出现的情绪和分歧 罗斯福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无条件援 助政策是否继续执行下去 5 28 霍普金斯在备忘录中解释说 争期间保持美苏友谊 至关重 国人必须感激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 大牺牲 而且必须认识到 美国援助苏联是为了帮助它打败敌人 不是 它那里获取它不愿意提供的情报 恩斯也警告租借管理办公室的官员 对外 提供信息 是俄罗斯三百年的传统 对此提出挑战 是徒劳的 必须信任他们 他们会做得很好 歇尔则对新成立的美 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 r迪恩将军明确指示 不要试图从俄国人身 上窃取情报 1尽管如此 正如赫林所说 1943年春季和初夏许多美 国人开始质疑政府对苏联的租借政策 2这也是第三租借协议开始谈判时面 临的困境。

    第三租借协定 伦敦协定 1943 7 1日至1944 6 30

    从逻辑上讲 苏第三次租借协议是否能够签订 首先取决于美国 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有效 1941 6月通过的租借法案有效期两年 1943 1月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 持续约4 辩论是 否延期问题 2 26 委员会通过了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 并提交国会 批准 3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看 租借法延期没有任何障碍 4问题是应该延 长几年 争论的焦点在于 战争结束后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继续 按照租借政策的原则和方式处理 围绕这个问题 形成了两派完全对立 的意见 租借法案的起草者考克斯 租借管理办公室主任斯退丁纽斯 驻英国大使维南特和著名记者W.李普曼等人主张 租借机制对于和平 时期具有很大价值 以在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重建中发挥作用 但这 种看法在国会受到严重质疑 很多议员都警告说 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 绝不能用于战后经济重建 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业期刊和贸易机构也 认为 久性 租借安排将对世界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产生有害影响 双方的意见很难统一 但战争还在继续 租借必须延长 最后国会接受了斯退丁纽斯的折中意见 租借法案只延长一年 3月10日众议院以407票对6票、3月11日参议院以82票对0票顺利通过了租借法延长议案。

    考虑到需要提前安排生产 斯退丁纽斯在1 7日通知利瓦伊诺夫 要求苏联提供1943 7 1日至1944 6 30日所需物资清单 31 18 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了所拟供应计划草案 总量为570万吨 3 15 米高扬将经过斯大林批准的草案发给了莫洛托夫 但报告和清单 都没有给出总吨位 4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讨论 6 14 美国将第三协 定草案及说明正式交给苏联代办葛罗米柯 美国可以提供708 短吨货 但考虑运输力量只能供应450万短吨 408.24公吨 副国务卿艾 奇逊乐观地认为 协定 后将在伦敦签署 5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6 米高扬特别提出 美国拒绝批准部分水电站设备和全部驳船项目 联表示不理解 要求无论将来协议如何确定 于这些 有最高 优先权 货物应该先行安排交付。7月8日，葛罗米柯提交了苏联修改的 协议草案 其中将供货总吨位提高到600万短吨 544.32万公 还坚 持要求供应某些军舰 77 14 苏联再次提出修改供货清单 将供应 总量增加到600万公吨 并认为苏联有充分理由获得更多租借物资 联还要求美国批准提供 急需的 雷舰和潜水艇 满足对P-39г飞蛇 战斗机的数量要求 这是苏联飞行员最喜欢的机型 7 23日美国 答复 同意大西洋航线增加到240万短吨 太平洋航线增加到270短吨（总计462.67公吨），但舰艇的问题再行考虑。直到9 1 联大使 馆才回复美国：“同意将美国政府提出的第三协议供应方案从708万吨减少到560万吨，其中包括50万吨的库存和结转 物资 。

    联这种完全是外交辞令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迷惑人 乎是苏 联做出了重大让步 148万吨 其实不然 首先 美国最初提出的708 万短吨 不是公吨 是有能力提供的物资 而不是实际供应的吨位 米高扬最初的要求是570万吨 后来提交给美国的数量提升到600 万吨 再次 美国最初允诺的供货量为408.24万吨 后来答应增加到 462.67万吨 所以 苏联最后提出的560万吨 际上只比其最初要求 少了 10万吨 而比美国最初允诺的则多出151.76万吨 使按照双方修 改过的数字算 联的要求也比美国的承诺多137.33万吨 如此算来，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应该是美国 9 22 美国接受了苏联的最后方案。10月19日，伦敦协议签字 值得注意的条款和内容还有 运输量的一半 由苏联接管 英国和加拿大承担了 100多万吨援助物资 在苏联要求的 供货中 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工业设备和材料占有重要位置；同以前一样 苏联提出的要求无需详细地提供 使用者的正当理由。

    这次谈判从1943 1月初开始 一直持续到10 19 整整10 个月 导致谈判拖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 条件 原则是否继续实 英国要求在第三协议中必须加入新的条款 即苏联允许在摩尔曼斯 克附近为皇家空军提供基地 美国对此坚决抵制 最后 霍普金斯和对 苏协议执委会说服英国撤回了提议 此外 美国军方要求在协议中应强调驻苏武官和观察员享有与苏联同行在西方的同样权利 们可以 行战场访问并获取军事情报 马歇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此表示反 因为 白宫的政策是 对苏联的租借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基础 。还有人提出 苏联的租借协议也应像英法一样加入互惠或反向租借的 内容 即向美国海外军队提供货物 服务 运和军事设施 艾奇逊 认为 既没有美军在苏德前线服役 苏联也尚未参加对日作战 故目前 不宜提出这个问题 2第二个因素涉及 优先事项 的争议 早在苏联最 初准备协议草案 即斯大林战役开始反攻的时候 斯大林就确定了一个 新方针 缩减军用物资的供应总量 而增加满足战后需求的工业设备 的供应 米高扬呈送的第三协议草案已经减少了军事装备 如以前急需 坦克完全没有列入 而增加了工业设备 斯大林在修改时又减少了扫 雷舰 22艘减至15 舰载火炮 1710门减至330 却明显增加 了车 1.8万台加至2.4万台 各种工业设备 1.08亿美元加至1.2 美元 力设备 1.2亿美元加至1.35 美元 大林还特别提出要 讨论战后急需的机车和车厢的问题 3苏联在第三协议清单中大量增加的 业设备生产周期较长 很可能交付时战争已经结束 后来实际情况确 实如 是否应该作为战时 优先事项 供应 在美国租借管理办公室 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哈里曼表示坚决反对批准这些请求 而苏联供应处 8. 斯帕丁却强烈主张对苏联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复。到1943 9-10月，战争向西推进 斯大林的关注点更加倾向战后重建所需设备和 物资 而美国人对此则愈加敏感 尽管有人提出满足苏联的要求不仅可以确保战后与苏联的良好关系 而且有利于解决美国战后的商业繁荣和 工人就业问题 但对外经济管理局(FEA)局长I克劳利和该局苏联分 部主任韦森都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怀疑 并认为美国的援助不得用于与 战争目的无关的其他用途 有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谴责租借物资就是 额救济 2影响谈判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军方提出在分配物资时应该更 多地考虑自己的需求 国军队在欧洲战争中负担的增长和在对日 作战中担任主要角色 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严格把握对外援助的标准，只有申请国无法自己生产的物资才能核准装运。

    在内部分歧和反对意见不断的情况下 总统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 罗斯福首先要澄清租借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租借物资是不会大规 归还的 1943 8 25 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租借法工作报告(第 11号) 他在说明信中指出 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 经明白地告诉人们 美国不想要新的战争债务 而危害行将来临的和 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唯一货币 4其次 斯福强调战时和战后加强美苏合作和友谊的重要性 为了平息斯坦德利 事件的影响 他在9月一次面对记者的谈话中说 俄国人没有为美国的 助表示感恩 并不意味 他们缺乏欣赏力 那只是他们的处事 5在罗斯福看来 联不再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乞求者 而是承担起 了罗斯福长期以来设想的角色 一个确保战胜德国和日本 确保他所希 望的持久和平的必要伙伴。最后 罗斯福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机构改组和人事调动 推进第三协议谈判和未来任务的顺利执行 9 25 罗斯 福将战时生产 借管理 救济和战后重建等部门合并起来 成立了对 外经济管理局 下简称外经 命与保守派议员保持密切联系的银 行家克劳利为局长 而斯退丁纽斯升任副国务卿 罗斯福任命对 苏无条件援助的发起人哈里曼为驻苏大使 取代了斯坦德利 还取消了 使馆的武官职位 而成立了驻苏军事使团 任命参谋长联席 会议秘书迪恩为团长 于大使的直接领导下 个新机构的主要职责 是保证加速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促进美苏之间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合 2这些举措不仅消除了部门之间权限和管理的混乱 而且把租借与战时经济 战后重建统合为一个机构 有利于缓解租借物资分配之中的矛盾。

    有研究者认为 由于克劳利与保守派的关系以及军事使团工作人员 和性 取代了公开亲苏的费蒙维尔 因而这次机构改组体现了 罗斯福政策转变的 过渡 4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1944年初以哈里 曼为代表的一些参与租借工作的高层官员确实对 条件租借 政策提出 了意见 并未对罗斯福和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影响 少在第三租借 期内是如此 1943 7 — 9 盟军发动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本土作 导致意大利投降 这次战役尽管未如斯大林所愿发生在法国 但毕 大大缓解了东部战线的压力 10月下旬 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和决 定了战时及战后盟国经济合作的诸多事宜 12月初结束的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实现了美苏首脑第一次会晤 也把双方合作推向了高潮 那么 租借协议前半期盟国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对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了 什么影响 从逻辑上讲 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顺利推进 苏联在军 事上的作用自然相对降低 在租借援助中的优先地位也就失去了基础 正如赫林所说 1944年初引起 条件援助 政策的条件 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或完全消失 1最先看到这一点的有影响的人物 恰恰是最早 提出无条件援助政策的哈里曼 1944 1 — 3 哈里曼不断向国务院 和白宫提出他的新看法和建议 哈里曼依然非常重视并全力支持加强与 苏联的关系和对苏联的援助 也支持满足苏联对战后重建的要求 但这 一切已经不能再是 条件 的了 一方面 哈里曼认为 俄国的军事 危机已经过 现在美国有理由要求苏联为他们的急需物资提出 合理 的证据 2另一方面 里曼担心苏联势力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扩展 而经 济援助是 可以使用的最有效武器之 3哈里曼的看法得到了迪恩 军和外经局的支持 4但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领导的对苏协议执委会反对改 变目前的方针 在霍普金斯的建议下 2 14日总统向国务卿发送了一 份明确的备忘录 罗斯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向苏联提 供最多数量的物资 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53 16日国务卿客气 地通知哈里曼 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关系 目前采取任何改变对苏租借工作程序的做法都是 不明智的 。

     无条件援助政策的持续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三协议的圆满履 1944 6月底 美国向苏联交付物资550.22万吨 加共交付33.57万吨 总计583.79万吨 超过了计划的560万吨 1据卢卡舍夫报 1943年底 苏联在美国对外租借项下所占比例27.2% 已经超过 了英国 12.3% 1942年相比租借物资的增长速度 114% 也超过 了英国 100% 2苏联对此非常满意 1944 6 11日的 理报 表社论 高度赞扬美苏租借总协定签订两年来取得的成就 并在第一版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援助苏联的详细数据。

    然而 在第三协议期间经总统高压政策勉强解决的难题 第四次 对苏租借协议的谈判中继续发酵 并且成为主要的障碍。

     第四租借协定 渥太华协定 1944 7 1日至1945 5 12

    第四次租借协定的法律前提仍然是租借法能否再次延长 1944 5 17 在参议院以63票对1票通过后约一个星期 罗斯福签署了第 二次延长租借的法案 在国会辩论时 几乎没有人质疑继续租借的必要 议员们最关注也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于如何制约总统的权力 免浪费国家资源 特别是禁止以租借方式为战后对外经济签订任何协议 或承担任何义务 4与第一次延长租借法案最大的不同是 次有一个重要 的修正 在总统有权确认援助条件和偿还方式的条款中加了一句 段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授权总统在战后经济政策 战后军事政策或 任何涉及国际关系的战后政策方面承担或产生任何义务 除非遵照既定 的宪法程序 5其实 这正是第四协议谈判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还在第三协议签署之时 苏联就已经开始关注战后经济恢复问题 1943 9 7 斯坦德利报告 因对苏联要求的16座电站设备 美国 批准了 11 苏联政府为此提出交涉 希望国务卿出面帮助加快批准 所有要求的项目 10 12日和15日与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会 谈时 莫洛托夫询问苏美可在怎样的金融条件下发展经济关系 斯大林 则对纳尔逊的建议 组建美苏联合委员会解决战后双方经济合作问 很感兴趣 并认为应尽快建立 21944 2月以后 苏联党政最高 机构做出一系列决议 旨在启动从战时经济向国民经济重建与和平建设 过渡的计划 3米高扬并非无意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正在筹备一个15年的 重建计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人发现 在开始讨论第四租借协议时 苏联对工业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 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 5斯退丁 纽斯认为 第四协议签署一再延迟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坚持要求以租借方 式供应就生产周期而言只能在战后才可能交付的远程工业 设备 6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 1944 6 10日举行的午餐会上 莫洛 托夫一边大力赞扬美国工业和租借对苏联军事胜利做出的成就 一边明 确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希望 借制 在战后能够继续下去 里曼巧 妙地回答说 美国衷心赞成在战后继续 这种租借合作的精神 7哈里曼的答复也是实在的 因为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

     1943 10月莫斯科会议外长在涉及苏联战后重建的问题上 美国人 示愿意 在苏联的重建和复兴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求苏联提供 所需设备的数量 品种和规格 尚未言及援助的方式 1因为那时 罗斯福 对战后总统是否在租借问题上仍可行使权力还不确定 2直到1944年初 国务院对租借援助是否可以扩展到战后重建的问题还在犹豫 处事十分 谨慎 3租借本身就是一种战时援助措施 这一点在法理上非常清楚 定而明确申明这一原则的就是外经局局长克劳利 他在众议院外交委 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不止一次地声明 租借是一项战争紧 急措施 应在战争结束后 快终 助理国务卿迪艾奇逊也支持这 一说法 克劳利后来向询问者保证 他绝不会故意允许租借资金用于重 4这种立场在国会里得到大力支持 著名共和党保守派参议院范登堡 警告说 不能把 分钟或一美元延长到战后时期 外交委员会主席工 康纳利参议员则声明 国会从未打算将租借 于任何目的 除了协助 军事行动进行这场战争 5因此 罗斯福本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多次谈 他从未主张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所能做的 只是为保持盟 国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支持那些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

    在美国内部 租借援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霍普金斯 伯尔尼 斯帕丁 他们都是租借政策的执行者 并且同罗斯福一样对苏联充满期望和善意 但是到1944 普斯金和伯恩斯年老体弱 重病在 而斯帕丁远在莫斯科 他们对参与华盛顿的决策都已感到无能为 1考克斯和斯退丁纽斯也希望尽量延续租借政策 但他们只能提出一些 体措施 而在原则上无法反对国会的立场 2哈里曼非常重视苏联的战后 重建问题 并认为这是美国加强与苏联友好关系的重要方面 他坚决 反对任何以租借形式向苏联提供战后所需物资的做法 3正如苏联政府采购 委员会主席l0.鲁登科的报告所说 1945年初从国会到总统和政府 官员 国人始终强调 租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措施 长租借法的议 案禁止授权总统处理战后援助事务 除了那些已签署合同且对美国国防 不太重要的剩余物资。

    在第四租借期 对美苏经济或金融谈判以及租借政策的执行造成严 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和情绪 这主要是指对 系列东欧事件的反应 兵临城下的苏军对华沙起义军民见死不救 联单方承认波兰的卢布尔临时政府 以及在处理罗马尼亚 加利亚 匈牙利等原轴心国问题时排除美国的政治参与 联在这些事件中的所 作所为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政治关系 陷入紧张状态 5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在莫斯科负责租借援助工作的哈里 曼和迪恩 虽然他们仍坚持必须与苏联合作 但一致认为 东欧发生的 情表明 苏联在接近战争胜利时开始漠视盟国的利益 采取单边主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把美国的慷慨大方视为软弱无能 对此 美国需 要表明既合作 硬的立场 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必须放弃 而应该用限 制性更 的援助政策取而代之 1国会里的保守派和孤立主义议员因此而异 常活跃 攻击白宫外交政策的无效和无能 2 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首长和 外经局的文职官员也进一步表示对 照顾苏联的方针不满 敦促应对莫斯科采取 坚定 的政策

    哈里曼的建议在华盛顿尤其是国务院引起了广泛注意 而罗斯福仍 然固执己见。

    对于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也显得无能为力 但罗斯福坚 反对把经济援助作为 讨价还价 的武器 在他看来 得战争胜利依 然是当前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 利用经济压力达到政治目的的 试可能会损害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5 此同时 大林在东欧问题上针 锋相对 步不让 在斯大林看来 既然西方已经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 力范围 就没有道理再在这里指手画脚 况且莫斯科也从来不干预北美 和拉丁美洲的事务 6在经济问题上 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与美国 人的会谈中多次暗示 美国为取得某些战略物资 特别是解决战后的就 业问题 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 联寻求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 实际是在帮助美国 I这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苏联人在第四协议谈判中的立场 和策略 漫天要价 镒铢必较。

     上述所有情况构成了第四租借协议谈判的背景 预示了其结果 这次谈判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美国人早在第三协议签署后 个月 1943 11 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到第四租借协议法定 截止日期前两个多月 1945 4 17 0 正式签署协议 历时近 15个月 至超过了协议本身的执行期 次租借谈判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是用于经济恢复和战后重建那部分援助物资是否应该在租借的框架内 供应 也就是如何界定租借法的实施范围 所以谈判基本上是围绕如何 落实美国租借法案第3-0条款进行的 2期间还穿插或混同 关于国际货币 基金协议 世界银行协议和对苏联贷款问题的谈判3 关于美苏租借总协议 第七条的谈判4 再加上关于 程碑 M 叩0前 计划 日作战物资 供应计划 的谈判 实令研究者有些眼花缭乱。

    1943 11 考克斯作为外经局的顾问 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 方案 即利用租借法案第3-c条款 与苏联签订一项协议 对于在战争结 束时已签有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 美国承诺继续供应 而苏联则以现金、黄金或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付款 1944 1 考克斯进一步完善了 他的计划 并提交给克劳利和霍普金斯 1考克斯的方案确实可以将租借物 资和重建物资分开 但问题是苏联是否具有这样的支付能力 里曼有 不同的主张 他认为签署3- 协议的方向没错 这只是 权宜之 里曼多次提出利用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信用贷款的方式 这是苏联 感兴趣的方式 既可以全面满足苏联的战后重建需求 又可以此作为 经济杠杆寻求苏联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 2 里曼方案的缺陷在于美国战 后信贷机制的建立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方面专门从事对外贷款的美 国进出口银行金额受到限制 只有7亿美 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 立尚待时日 另一方面 1934年的 约翰逊法案 禁止向未履行对美国政府义务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 而苏联恰在其列。

    权衡利弊之后 1944 3 6 斯退丁纽斯和克劳利联名向罗斯 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作为第四租借协议 也适用于第三协议未完成部 一般政策 他们认为 鉴于无法确定战争何时结束 为了保 作战物资不间断供应 应以目前提出请求之时起18个月 除个别例 为期限 此期限内均作为租借物资安排生产和供应 但到战争结 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则以非租借方式结算 此需要与受援国签订单独的 付款协议 在战后信贷机制正常建立后 将该协议纳入新的银行贷款 范畴 为此 他们建议 根据租借法案3-0条款的授权 即与苏联代表 谈判 签订一份付款协议 4第二天 斯退丁纽斯将经过总统批准的这个方 案告知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 并说明政府正在考虑向国会提出增加进出口银行贷款能力和废除约翰逊法案的立法要求 以解决付款协议中的法 律问题 同时 希望哈里曼与米高扬讨论这一方案 并要求苏联迅速提 供两份尽可能详尽的清单 一份是租借物资清单 一份是重建计划所需 求的物资清单。

    在3月17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米高扬答复 美国提出的方案苏联 将予以考虑 目前正在编制1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清单 并会很快提供 哈里曼判断 米高扬下次会谈要问的问题是 战争结束后未交付物资的 偿还条件是什么 2美国很快就做出了答复。

     3 18 国务卿赫尔将美苏互助协定 租借总协定 的补充协定草 案发给哈里曼 征求意见 并希望他就这一问题与米高扬会谈 补充协 定的核心内容是 在美国总统确定针对共同敌人的积极军事行动停止 美国承诺继续提供已签订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和工业设备 而苏 联承诺以美元向美国政府支付上述物资和设备的全部费用 并从交付之日 起按照一定的年利率支付利息 赫尔解释说 在这个总原则下 美国同意 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既有战争用途也可用于战后经济建设的工业设备 但以生产 运输和安装周期不超过18个月为限 至于年利率 国务院倾向于与美国政府长期证券的现行利率挂 介于2.5% 3%之间。

    正如哈里曼估计的 苏联原则上赞同签署3- 条款的协议 但关键是 支付的条件 在哈里曼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的初步意见是贷款期限 5 — 30 年利率2% — 3%之间 战争结束后5年开始分期偿还 苏联 的要求是年利率0・5% 战争结束后16年开始偿还 20年内等额分期偿 4双方差距甚远 针对苏联的态度和国会的质询 克劳利3 2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 非签署3-0协议 立即终止签署所 有的新合同 审查正在执行的合同 除非接收者愿意支付费用 否则应取 消合同 努力与非3-0协议国家就战后物资的处置作出安排 1美国的立场 已经十分清楚 不签署解决战后重建物资支付问题的3-0协议 对苏联的 租借协议便难以为继 但困难在于 美苏双方提出的支付条件 息和 摊销 差距实在是天壤之别 4 14日米高扬发表声明 苏联同意美国 的建议 为战争结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定期支付双方商定的本金和利息 但希望美国政府为上述订单提供 最优惠的待遇 25 24 务院向 苏联大使馆递交了经过修改的租借总协议的补充协议 其中有关必须偿 还的费用规定 本金应在交付物资第4年开始偿还 首次支付5% 以后 每年支付同等数额 直到本金还完为止 息应在交付物资后次月支付 以后每年支付一次 利率略高于上一年美国公债的平均利率 1944 适用的利率为2.1% 3 国人以为苏联会接受这个已经让步的条件 哈里 乐观地对葛罗米柯说 四租借协议的问题已经解决 只待执行了 4 际上 难的谈判才刚刚开始。

     1944 7 27 结束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不久的苏联副外贸人民 委员M.工斯捷潘诺夫来到华盛顿 与美国开始了 3-0协议的谈判 苏联 带来的方案是 允许苏联使用美元或黄金 金的价格不得低于35美元/ 盎司 行支付 统一的利率为2%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浮动利率 宽限 开始还款 1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3 摊销期还应再延长 美国立即作出响应 同意采取固定利率2.5% 同意宽限期延长至5年，同意摊销期延长至25 年。在以后6 星期的时间里 双方举行了 13 会谈 尽管美国再次将利率降为2.375% 将宽限期延长至9 但斯捷 潘诺夫坚持利率不得超过2% 摊销期还要延长到34 又提出制成品 降价20% 原材料降价15%的要求 并坚持美国应负责全部运输工作 无论艾奇逊怎样耐心劝导和严厉警告 捷潘诺夫就是一口价，「毫不动 2 判进入僵局后 美国财政部建议可以进一步向苏联做出让步 至可以取消利息 但国务院和驻苏使馆坚决反对 军方也纷纷要求采取强硬态度 把租借协议作为在军事和政治上针对苏联的一张“王牌”。

     经过最后一轮谈判和交涉 国对原方案稍作了一些调整 9 14 日提交给苏方的最后方案确定为 定年利率仍为2.375% 宽限期仍为 9 摊销期延长至30 允许苏联以美元或黄金支付 但黄金价格应 按照每次交割时的有效黄金购买价计算 物资价格原则上按照现行销售 格或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定价 以较低者为准 果现行销售价格无法 确定 则在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基础上降低5% 4美国谈判代表态度坚定地 这是美国的最后建议 苏联代表或者获取莫斯科的指示后在华盛顿 签字 或者回国去请示批准 艾奇逊再次警告 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否则所有工业设备的订单无法以租借的方式下达 5 捷潘诺夫当时没有做 出回应 9 18 哈里曼致函米高扬 希望苏联尽快批准3-0协议 以确保不中断向苏联提供所需物资 69 20 尔又将第四协议草案 和清单交给葛罗米柯 并说明此方案已得到美 三国政府批准。然而，莫斯科一直没有答复 捷潘诺夫也在几天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 回国了。

    美苏租借谈判就此中断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 和军方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然与波兰临时政府 华沙起义和对德索 赔等政治问题有关2 但美国毕竟还是一再做出了让步 而苏联在谈判中却 步不让 这种立场 如前所说 应该是源于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认知 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他们有求于苏联市场来帮助解决 失业等问题 莫斯科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 美国人迟早还会做出让步 此同时 苏联想到通过另一条途径解决租借协议的问题 那就是对日作战。

    1944 10 中旬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了著名的 百分比协议 3 国人对英苏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这个 协议 并不感兴 令他们兴奋的是在会谈中斯大林全面而详细地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 作战的问题 据迪恩回忆 于美国提到的对日作战问题 斯大林显然 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在10 15日会谈时 面对地图仔细介绍了苏 军的集结地 出发地和物资储备地 并亲自回答了美英代表的问题 军参谋长安东诺夫还提出 苏联在远东的作战部队将从30个师增加到60 个师 最后 大林答应在远东为盟国提供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也同 意立即 手制定美苏联合作战计划 条件是盟国必须提供100万吨的 对日作战物资 迪恩注意到 其中包括许多用于战后建设的港口机械和铁路设备 110月17 美苏之间商定了苏联对日作战的远东供应计划 程碑 计划 2据俄国档案记载 斯大林10 16日会谈时交给哈里 曼的物资列表价值10亿美元 其中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订购的设备和物资 6.85亿美元 3 此可见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正式答应对日作战前四个 月就提出的物资列表 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解决战后重建问题 然而 正如迪恩感觉到的 联此时实际上并未认真对待远东作战问题 也没 有履行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为美国远东作战提供基地和援助的承诺 4 程碑计划制定后很长时间没有落实 直到1945 4月作为附件三加入第四租借协议。

    与此同时 苏联还试图再寻找一条避开租借谈判而得到战后重建物资的途径 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人早就知道在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5 和约翰逊法案等法律问题解决之前 不可能得到来自美国的大量贷款。尽管如此 葛罗米柯还是在10 30日给国务卿的照会中提出 苏联政 希望通过长期信贷的方式解决美国政府在第四租借协议中讨论的工业 设备供应问题 将尽快提出具体建议 7哈里曼评论说 联如此重视贷 款问题 要求美国通过长期信用贷款安排苏联所需工业设备的生产和供 乎正在尝试以长期贷款的新提案替代美国关于3Р框架内租借贷款 的提案 因此他向国务院建议 立即通知苏联政府 必须将租借贷款与 战后长期贷款分开 必须就美国提出的租借贷款最后条件达成协议，才能将苏联所要求的工业设备投入生产 I哈里曼的建议得到克劳利 斯退丁 纽斯 克莱顿和史汀生的支持 2甚至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放弃了他所建议的 3-0无息贷款协议 尽管仍然坚持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31 27日美国 正式答复苏联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之前 无法就长期贷款问题达成 何明确的协议 目前 苏联政府从本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 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 苏联政府必须就是否接受美国的3- 协议方 案做出明确表态 不能再有延误 下一财政年度的生产和预算 将在 多大程度上满足苏联的需 都取决于苏联政府的答复。

    然而 苏联人考虑的就是如何更多地获取战后重建物资 并不愿意 单纯纠缠于租借协议谈判 早在1944 1 11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 的报告中就谈到 战后取得美英的经济援助对苏联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 形式有三种 租借 款和正常贸易 其中 最为理想 的方式是租 5 在租借方式谈不下去 苏联自然就转向贷款了 1945 2 8 下午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不无用意地专门谈到了租借政策 认为这 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有它胜利就会被推 这话让罗斯福非常受 并引发了他的回忆 在晚餐会上 斯大林再次指出 租借是 总统 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6 表面上盛赞租 借政策的同时 苏联实际上仍试图抛开3- 条款谈判而通过信用贷款获取 建物资 2 20日苏联代办n. V.诺维科夫与副国务卿 e. 鲁举行 会谈 并提交了对美国第四租借协议草案的答复 苏联的建议开宗明义地挑明 苏联政府希望根据一项与租借协议无关的 期贷款特别协议”得到第五类物资 械和设备 甚至4.8亿多美元的远程设备 可以在没有租借法案财政援助的情况下订购 不过 苏联希望在美国列 入第四协议共六类物资总计594.4万短吨 539.24万吨 60万短吨 工业设备可在1945 7 1日以后发运 1 鲁认为 这实际上 可以 解释为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3-0协议 的最后条件 2果然 3 10 会谈中 葛罗米柯表示 苏联已经准备好在第四租借协议上签字 前提是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条款 苏联政府并不同意缔结租借总协议 的补充协议 3p协议 而是希望依照1 3日莫洛托夫提出的长期贷条件来解决交货问题。

     对于苏联的顽固立场 国人十分恼怒 此时 国国会正在讨 第三次延长租借法案的议案 政府与共和党反对派达成一项妥协修正 确指出租借资金不得用于重建贷款 但允许用于执行在3- 框架内 已达成的协议 4既然苏联拒绝3-0协议 且欧洲战场已显露出最后战胜德 的迹象 英美军越过莱茵河 苏军准备进攻柏林 国务院 经局和 苏使馆都倾向撤回给苏联的3-0协议建议 他们担心根据3-0协议启动 一个需要长时间制造 运输和安装的工业设备的采购计划 可能会被国 会误认为是利用租借法帮助苏联进行战后重建 哈里曼还认为 苏联在 经济恢复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 所以即使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至于破 坏双边关系 问题在于要迫使苏联在承认两国实力差距的基础上与美国 合作 5经总统批准 3 24 国务院照会苏联使馆 鉴于有关租借法案补充协议 即3-c协议 的谈判已拖延了 10个月 而苏联从未表示愿意 接受美国提出的最后条件 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建议 经失效 应从第 四协议中删除 美国希望两国政府尽快签署第四协议 就战争结束后 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用于战争的物资和库存物资达成协议 至于 长期信用贷款问题 必须通过国会的其他立法 这需要 当长的时间 才能实施”。

    到1945年初 还有一个问题令美国人无法忍受 并困扰 租借谈 即苏联违反租借协议私自处理租借物资的做法 早在1943年初美国 使馆人员就发现在古比雪夫的商店 饭店和黑市中出现了美国的进口商 1944 初又出现将租借物资转移给第三国 主要是被解放的东欧国 的问题 只是出于维护盟国团结和 避免惹恼斯大林 的考虑 务院建议不要特别重视苏联违反协议的事实 2 1945 1 —2 情况 愈发严重 苏联转让给波兰的汽车在1944 10月至1945 1月已有 4343 1945 1 —2 与芬兰交换了 3万吨粮食 1000吨糖 计划向 华沙提供6万吨粮食 向南斯拉夫转让了部分物资 联随意处理租 借物资 有些甚至纳入了苏联的贸易系统 这让美国不得不提出政府高 层交涉 3 里曼在3 22 向国务院建议 迪恩附 如果苏联继续反规定 美国将停止运送相关的物资。

    信用贷款谈判无法进行 3-0协议谈判又因租借贷款条件谈不拢而遭 遇破裂 美苏经济关系显露出危机的苗头 租借法案的原则是只为战争本身服务 1944年底战争接近尾声时 借援助物资的性质问题就突 显出来 但实际上很多设备和材料是难以在战争物资与重建物资之间做 出严格区分的 美国提出对租借法案3- 条款进行修正 意就是要解决 这一难题 即以战争结束为限 此后完好无损或继续供应的物资 无论 军用还是民用 需要以贷款的方式供应和偿还 这就是在租借框架内的贷 而这在美国是没有法律障碍的 苏联要求长期信用贷款 考虑到 期需求的物资大多为战后重建所用 如能都包括在租借范围内最好 否则 与其在租借谈判中纠缠 如索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这样 对于美国是存在法律障碍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 无论租借贷款还是 用贷款 关键都在于贷款条件 利率 年限 宽限期 摊销期等 也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苏联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 是误以为美国最终还 会做出让步 但此时的美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再退让 于导致3-0谈判破裂 第四租借协议也无法签署 结果是 一旦第四协 定的有效期终止或战争突然结束 何处理尚且完好的已发货物资和尚 未发货甚至尚未生产的物资 都会遇到极大麻烦 并且很可能导致美国 止发货 这对苏联极为不利。

     恰在此时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最坚定地贯彻对苏无 条件租借援助 且最有权威的人物不在了 期待美国再次做出让步已 经无望 4 17 也就是有效期终止两个多月前 苏联代表不得不 渥太华签署了第四租借协议 效期仍然始于1944 7 1 1 程碑 计划作为附件三列入第四协议 而罗斯福要求的第五协议谈判则无疾而终。

    完全巧合的是 也在4 17日这一天 刚上任4 的新总统杜鲁 门签署了第三次租借法的延长法案 与前两次延长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 优势通过的情形不同 最后一次延长租借法案遇到重重阻力 过百般 努力在众议院通过的议案 到参议院又遭遇阻击 著名的保守派参议员 rA.塔夫脱提出战争结束时必须停止一切租借行为 坚决反对众议院修 案将继续执行3-0协议作为例外 他认为2 28日与法国临时政府签 署的3- 协议就是一笔 战后贷款 他提出的修正案得到很多议员的赞 在投票时竟然形成 平局 如果不是杜鲁门当时作为副总统 参议 院议长投下关键的一票 3- 条款就将被排除在租借法之外 而整个后期 租借的历史就要重写 2不过 这种情形也正是后期租借政策实施的真实写 正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所言 了赢得最后胜 继续实行租借制是必不可少的 借法案 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证租借协议不用于战后救济 战后恢复或战后重建目的。”

    尽管协议谈判很不顺利 供应并未中断 1945 1 5 罗斯 福重申了对苏联供应的重要性 要求各部门将交付苏联的物资放在 次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作战需求 的地位。1月18日，克劳利在给总统的 忘录中 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时的对苏租借政策：「提供苏联所要求的一切可以生产 可以租借和可以运输的东西 1 国答应此期给苏联的 总供应量594.4万短吨 539.24万公吨 其中美国承诺运输570万短吨 517.10万公吨 2据韦森的报告 1945 3月底已装运484.94 即完成前九个月计划的110%。预计总出货量将达到660万吨 为协 定承诺的114% 35 10 克劳利在报纸上宣称 此时的租借货物运输 总量已到达第四租借协议的110%。

    就在第四协议尚未到期而计划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 德国宣布无条 件投降 欧洲胜利日 V正 的突然到来 不仅造成租借援助的中止 给美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1945 5 8 就在同盟国代表齐聚旧金山讨论 联合国宪章 期间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根据租借法案的原则 特别是第三次延长租 法案的修正案 此时对欧洲战场的租借援助可以停止了 然而 美国 发布的停止对苏联租借援助的命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 5 9日上午 务卿斯退丁纽斯在旧金山召 集国务院官员开会 讨论租借政策以及与苏联争执的波兰临时政府组建 问题 最后 主要是根据哈里曼的建议形成了结论 在租借问题上应缩 减对苏联的援助 在波兰问题上要让斯大林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但不应将二者联系起来 会后 斯退丁纽斯致电在国内的代理国务卿格鲁 请他将会议讨论的结果通报总统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该优先于苏联 应该立即开始消减对苏租借物资的运输量 仔细审查7 1日后的发货 请求 里程碑计划应继续大力推进 并给予尽可能高的优先级 在租借 及类似问题上对苏联应采取坚定态度 但避免任何威胁的暗示或任何政 治谈判的迹象 同时 哈里曼返回华盛顿直接向总统汇报 25 10日下 哈里曼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 集参与对苏租借计划有关机构的代 表开会 讨论为总统起草处理租借问题的备忘录 与会者原则上同意在 旧金山会议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备忘录 以及通知苏联将立即调整租借 计划的照会 会上有代表特意指出 对苏租借政策用词应谨慎 可用“调整”而不用“消减”。会议委托格鲁和克劳利起草备忘录。

     然而 作为老牌外交家 格鲁一向厌恶苏联 是对苏联采取强硬政 的最 烈倡导者之一 4克劳利也认为无条件援助政策不再具有合理性 而主张在V由日后修改对苏租借政策 55 11 在国务院开会讨论备 录时 格鲁支持助理国务卿克莱顿的说法 对苏租借计划 该非常 灵活 时可以切断 他还特别提出 赁援助是本届政府对付苏联 的唯一筹码 因此 国不应对未来作出承诺 6当晚 鲁和克劳利将 他们起草的备忘录直接送交给杜鲁门 备忘录指出 鉴于欧洲有组织的 抵抗已经结束 该对目前援助苏联的物资运输工作 即作出调整 要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预期不变 就应该继续执行第四协议附件三的计划 支持苏联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 在满足苏联开展上述军事 行动所需的范围内 继续交付苏联已订购的其他补给品 包括尚未完工 的工业设备 现有计划中的其他援苏物资 要操作上可能 应该立即 停止运送 其让出的运输吨位可给与已获批准的援助西欧的项目 现行 未来的对苏援助项目 应根据苏方提出的在军事补给上理由充足的要 求和数据制定 而无需再签署第五租借协议 I杜鲁门当即批准了这个政策 建议 强调应以苏联将会加入对日作战为前提 2虽然都提到 即削 即停 但旧金山会议建议强调的是 细审查7 1日后 发货请求 正如后来哈里曼所说 他打算停止的是新供应品的生产 而不是已经列入计划的物资的装运 “旦格鲁和克劳利的备忘录却给出了一 个难以确定的概念 太平洋军事行动所需的范围 这样 就给执行者 下了随意发挥的空间。

    这一新政策的执行部门是外经局的苏联分部 该部负责人韦森一直 强烈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政策 并且自1944 8月德国战败以来就鼓 吹大幅削减对苏供应计划 5 11 清晨 刚一得到备忘录 等总统 批准 成指令 韦森就通知财政部采购主管 有任何与苏联的合同 停止继续执行 也不要再签署任何新合同 4随后 韦森又对运输部门作 出安排 5 12日上午对苏协议执委会运输小组讨论如何实施总统指令 韦森不顾具体执行任务的军方官员的反对 坚决主张按照指令字面 的解释 有与远东作战无关的物资必须停运 括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有疑问 处理的办法是 而不是 在对苏协定执委会代理主席工约克的支持下 韦森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后 输小组向大西 洋和海湾各港口下达了命令 停止为苏联装运物资 并召回已经驶往苏 联的海上船只 1中午1 30 命令开始实施 在午餐的国务院财政 融事务办公室 DFMA 主任E科拉多得到消息后 认为这是对总统 指令的曲解 立即打电话告诉哈里曼 哈里曼 对这次行动感到震惊 并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纠正 克莱顿得知这一情况后 也认为不应召回 海上的船只 须告诉韦森改变命令 天下午情况开始改变 东海岸 各港口被允许继续装载已经分配的物资 经出发的船只获准继续前往 苏联 2然而 此时关于对苏租借政策改变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并且很快 传到了苏联人耳朵里。

    根据诺维科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2日中午12 在采购委员会 和苏联使馆均未接到通知的情况下 纽约港口接到命令 停止按照第四 协议向苏联运送物资 两个小时后美国的照会送达使馆 照会没有任何 停运 的字样 只是说应立即修改目前向苏联供应物资的租借计划 根据军事形势变化做出调整后 续运送苏联订购且可以使用的物资 未来的租借计划在没有缔结第五协议的情况下应满足苏联的基本军事要 同时要求苏联提交 1945年剩余时间所有租借供应的范围以及新军 事形势下关于这些需求的相关信 此同时 据采购委员会代理主 席N. A. 列明说 克先是在与他的会谈中承认 确有停止供货和要求 海上船只返回美国的命令 打过一个电话后又否认存在船只返航的命 下午5时左右 鲁在与诺维科夫的谈话中说 关于停止装载的命 是谣言 将此事推给了克莱顿 下午6 30 诺维科夫与克莱顿会 克莱顿承认确有停止装载的命令 只是一个误会 并且已经发出了消除误会的新命令 I同一天 列明也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发电 报了除里程碑计划外美国停止发货的决定 2从事后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 的报告可以看出 12 下午美国确实发出了新命令 东海岸各港口继续 装运 已在途中的船只继续前往苏联 于西海岸的运输则达成协议 里程碑计划外 四协议所列物资也继续运送 3这就是说 尽管格鲁试 图遮掩美国曾下令停运和返航的事实真相 但韦森的命令的确在12日当 天即被撤销 不过 5 11日的总统指令并未撤销。

    为了消除运输小组命令造成的对总统5 11日指令的误解 以及在 对苏租借政策执行中造成的混乱 5 14 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了几乎 所有参与者都出席的会议 过简短讨论 会议对按照总统指令解释对 苏租借削减达成一致意见 4当日 国务院印发了由代理国务卿 财政部长 和外经局局长联合署名的 欧洲胜利日之后的租借政策 其中规定 英国和英联邦应执行1944年讨论的计划 并调整供需 随时进行审查 对苏联执行5 11 总统批准的政策指令 也需调整计划 而对签署 3-0协议的三个国家则 额交付 即法国约16亿美元 利时3.25 亿美元 荷兰2.42亿美元 5因此可以判断 虽然撤销了韦森命令 但欧 洲胜利日后调整租借政策也是事实 不过 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未签署3-0 协议的苏联和英国 6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苏联签署了 3Р协议 可能就 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

     5 15 美国各港口接到指示 继续向苏联运送根据租借协议计 划在5 —6月发送的物资和武器 5 18 克劳利致函叶列明说 国已批准继续向苏联交付订购单中的工厂 并已部分发货 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需支付现金 5 21 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正式应邀采 购美国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1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美国已经撤销了停止装 运和返航的命令 苏联也完全了解这一情况 苏联大使馆却在此后而不是此前发来一个正式照会 苏联政府对于美国5 12日照会提出 终止 向苏联发送租借物资 完全出乎意料 但“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其他办法 苏联政府准备接受美国政府的决定 2值得注意的是 苏联照会原文使用的是 终止 ，美国在英译文里使用的却是 中止 。 显然 美国希望淡化此事 而苏联则有意无意地把问 看得十分严重 在向苏联使馆发出这一照会的电报中 莫洛托夫使用 了更加严厉的措辞 不要乞 果美国决意停止对苏联的物资供 倒霉的将是他们 3实际上 从政策上讲 美国确实没有 终止 全面停止租借的意思 止装运和返航的命令是执行官员出于对苏联的 厌恶和敌意而有意歪曲了总统指令 不过 调整对苏租借计划和要求苏 对其所需作出说明的新做法都表明 对苏联 条件 租借的方针从 这时起已经放弃了。

     的确 杜鲁门非常担心这一事件会破坏战时美苏关系 毕竟战争还 有结束 一方面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并非要取消发货，而只是在德国崩溃后调整租借条件 他还保证美国会兑现每一项承诺 I 一方面 把还在病重休养的霍普金斯派往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 5月下旬的两次谈话中 大林接受了霍普金斯的解释 也发 泄了对美国的不满 他严肃地说 果美国试图以租借援助对苏联人施 加压力 那就是 一个根本的错误 斯大林对美国在欧洲战事结束后调 整租借政策表示理解 但他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即未经任何事先商议就突然采取行动 对苏联来说不仅是态度上的“轻蔑”和粗暴 而且存在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 因为苏联的经济是 建立在划之上”。

     租借停运风波终于过去了 普金斯的访问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5 27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交了由米高扬起草的决议草案及1945 7 1日至年底苏联要求美国供应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540万吨军用物 77.3万吨原材料 含石油产品6万吨 和价值9800 美元的工业设 35 28 莫洛托夫将这份清单交给了哈里曼 会谈中 哈里曼提醒米 高扬 根据租借法的规定 受援国必须说明其所需货物的理由 只有苏 例外 现在由于形势 而不是政策 的变化 要求苏联也必须提供相 关的说明 4不过 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 为了避免在国会引起争论 提出1945年预算时 杜鲁门将分配给苏联的9.36亿美元与准备给法国 比利时和荷兰的资金一起 隐藏 在应急基金中 55 29 美国政府 的照会送到苏联使馆 只是简单重复了 5 12日照会的内容 美国将继续执行里程碑计划 根据能够说明其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向苏联运 现有的或已订购的其他物资 1到1945年年中 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已 经十分不利于苏联 大概除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和迪恩外 华盛顿几乎 没有人再热心对苏联的租借工作了。

     5 8 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报告说 苏联拒绝对他们所 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清单作出详细说明 只是一再宣称这些武器都是远东 战场急需的 不过 他和哈里曼经过认真研究 绝对相信 这些物资大 部分都有助于对日作战 为避免延误 即使苏联不提供详细理由 他们 也建议将其运抵苏联 与米高扬长谈后 里曼更详细地阐述了他们支 持苏联5 28 列表所列大部分项目的理由 2此时莫斯科洋溢 一种乐 观情绪 似乎是为了打破美苏关系沉闷的气氛 斯大林在租借总协定签 订三周年之际致函杜鲁门 对租借法案大加赞誉 3莫洛托夫也致电斯退丁纽斯 对他在租借工作中的贡献及美苏在战时的合作表示赞赏和祝愿。

     然而 华盛顿的态度与莫斯科大相径庭 罗斯福去世和霍普金 斯年老体衰 对苏租借援助的实际职权已经从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转移 到崇尚 族主义 的外经局和坚持 守成规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5 里曼和迪恩的要求和一再催促虽得到对苏协议执委会的响应 却被外经 局和参联会搁置半月有余 直到6 27 波茨坦会议前 格鲁才答复苏 于局势的紧迫性 美国政府同意发货 但根据5 12 照会和 现有拨款及军需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只能批准在8 31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不过 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那一天 为了维持盟国之间 合作 7 17 美国通知苏联 6 27日照会中提到的期限延长 一个月 即供应9 30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美国5 12日照会所限制的主要是可能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够完成 制造的设备 而此前计划的租借物资供应正常 6 30日第四协议终 止时 根据美国的资料 运往苏联的货物已达720万吨 根据苏联的资 运到苏联的货物为660万吨。2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对日战争何时结 8 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个原子弹 苏联在8 8 突然下 达对日作战命令 150万苏军扑向满洲和朝鲜 这两个突发事件导致日本 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3日本投降比德国投降来的还要突然 也导致美国最后终止租借援助的程序出现了紧张而混乱的局面。

     8 10日东京广播电台的消息透露出日本投降的最初迹象后 美国 政府就在考虑结束租借 当天 克劳利建议外经局各部门对租借请购单 行审查 准备取消V-J日(对日作战胜利日) 不需要的物资 第二 克劳利又批准了下列措施 一旦宣布终止敌对行动 除已装载的轮 船可以起航 应立即停止向开往苏联的船只装载货物 止其他船只继 续装载租借物资 韦森则要求财政部采购部门在宣布V-J日后取消苏联 的租借请购单和合同 13 韦森又进一步指示 立即中止所有请购单 的处理 停签署任何其他合同 14 杜鲁门非正式地指示克劳利 立即开始终止租借 8 15 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 克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将立即采取行动 的方式 调整 租借 业务。

    两天庆祝战争胜利的假日过后 8 17日杜鲁门召集会议讨论租借 事务 除财政部长F. M.文森外 多数意见主张立即结束租借 当晚杜鲁 门批准了外经局起草的备忘录 命令在停止对日敌对行动后 不得再签 订任何租借合同 对签有3- 协议的国家可以在合同的范围内继续供货 而未签署3-0协议的国家只能根据美国批准的条款支付货款后才能得到供 尽管有不少人警告应谨慎行事 需要与受援国进行商议 以避免再 次陷入被动 但由于没有及时明确宣布V-J日是哪一天 又没有详细的 具体部署 以至各机构各行其是 还是出现了混乱局面 2虽然终止租借 是大势所趋 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多数赞同3 但是出于意识形态 的敌意 华盛顿对苏联还是设计了 特殊照顾 根据对苏协议执委会8 17日发出的命令 实际上立即停止了对开往苏联船只的装运 其中美 国船只甚至开始卸货 而对其他受援国的停运则是在V-J日开始的 外经局苏联分部主任 №哈扎德的说法 这个差别是 制造的 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反向租借协议 也没有按照美 国的要求调整租借物资清单 4但一周后 据鲁登科报告 8 25日克劳 利又发表声明说 对苏租借物资的运送将持续到正式宣布的胜利日 9 2 为止 此后30天内美国海军将继续提供运输工具 声明发表后即 恢复了对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工作 58 27 克劳利将声明的内容正通知了鲁登科 19月2日克劳利又通知苏联 再延长18天以 清空管道 ，租借终止期为9 20日。

    至于美国在此期间改变对苏终止租借援助具体安排的原因 笔者相 马特尔的判断 在已知的美国各种史料中 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样 种观点 8 17日美国决定停止租借是蓄意向苏联施加压力 以求 得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没有证据表明 8 25 恢复租借是因为苏联 某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3这充其量是某种情绪的宣泄 就政策层面来看 虽然美苏矛盾加深 国政治已经向右倾斜 但战后初期双方对未来的 大国合作仍然有所期待 1945 5 12日至9 20 西方盟国交 付给苏联的租借物资共177.15万吨 其中9 2日以后44 776 4比 里程碑计划的80万吨翻了一番还多 9 20 有运往苏联租借物资 最后一条船离开美国 同一天 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解散 一周后，对外经济管理局撤销 其租借业务转交国务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了 是由于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3- 战后如何处理大批通过租借协议订购的物资 包括尚未生产 正在 生产和尚未运出的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及原材料 终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V正日后便出现了 V I日后仍未解决 同样未签署3-0协议 的英国 历数月与美国的艰苦谈判 1946年初终于通过信用贷款方 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6苏联的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信用贷款 开始是苏联从纯粹经济角度考虑 不愿接受美国的贷款条件 后来是美国从政治角度 考虑 并以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条件 给贷款问题设置了重重障碍 I 个问题的最后解决 际上又回到了 3-0 租借贷款 的道路。

     停运 风波过去后 美国首先提出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处理租借剩余 物资和战后重建物资 5 19 韦森致函叶列明 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用现金支付租借物资之外 目前正在生产或库存的工业设备和材料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 是美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以现金购买剩余设 备的问题 且美国人正在与其他国家代表谈判如何分配总计3.25亿美 元的工业设备 而这批设备是苏联第四协议订购但在5 12日前尚未交 付的 35月底克劳利再次向鲁登科强调 美国可以交付苏联订购的工业设 但苏联必须支付现金 并且详细说明了现金支付的程序和条件 4面对 压力 苏联被迫开始考虑接受美国的要求 5 26 米高扬报告申请 600万美元的设备支付现金 5 5 28 副外贸人民委员Ad克鲁 季科夫也提议 对于美国尚未交付的3.533亿美元列入租借计划的工业设 要求美方以租借方式提供2270万美元的配套设备 保留苏联订购的 其他设备 如果美国不同意交付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则苏联将挑出其中最重要 最需要的设备 用现金购买。

    不过 支付现金对苏联来说毕竟困难重重 且无法解决全部需求 5 30 米高扬在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出 希望美国不要把苏联订购的 3亿多美元设备转给其他国家 哈里曼强调 这是由于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前未能签署3-0 定造成的局面 米高扬表示 联急切希望找到打破 前僵局的办法 哈里曼答应将谈话内容报告政府 并在给国务卿的电 报中要求华盛顿尽快表明对剩余设备的处理意见 是否可以做出支付现 金以外的任何安排 %月2日格鲁答复哈里曼 对于5 11日备忘录中 所提到的工业设备 了现金支付外 不能作出任何安排 格鲁还通知 务院和财政部不反对苏联通过出售黄金的方式获得美元 正在就扩大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和废除约翰逊法案问题进行讨论 以便将来可以与苏联讨论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

    华盛顿似乎开放了信用贷款这条路 不过 里曼认为在美国立法 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在与米高扬交谈后 他提出了新建 即通过谈判新的3- 协议 租借贷款 来解决问题 特别是在苏联 对日宣战的情况下 3克劳利和格鲁反对哈里曼的建议 坚持必须支付现 鲁告诉哈里曼 只要苏联没有积极参与对日作战 就不会重启 谈判 担任总统参谋长的W. D李海也支持克劳利和格鲁的意见 4 7 中旬 由于一致认为信用贷款可以作为要求苏联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 济杠杆 白宫和国会都同意给予苏联10亿美元的贷款 甚至报纸上也 披露出消息 5 立法问题的逐步解决 8 初国务院指示哈里曼 通知 苏联人可以讨论银行贷款问题了 6 此同时 苏联对日宣战也为3Р谈判 开启了大门 8 20日外经局通知鲁登科 美国 希望立即 与苏联 停止租借援助进行讨论和谈判 对此 美国考虑的一般原则是 不再签 新的租借协议 目前正在美国制造 库存 待运的物资需按照适当的条件以付款的方式取得 目前由苏联控制的正在运输或库存中的租借物 资需要双方确定数额和付款条件。

    苏联立即有了反应 8 21日米高扬建议国防委员会 与美国政府 谈判 通过租借贷款解决3.34亿美元的指定设备订单 与进出口银行谈 通过信用贷款解决10亿美元的新的设备和材料的订单 同时制定 与加拿大政府贷款谈判的方案 2米高扬是想两条腿走路 租借贷款和信 用贷款并进 8 28日鲁登科向克劳利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两个建 第一 苏联申请4亿美元贷款购买租借物资 期限30 偿还宽限 9 年利率2.375% 商品价格在政府与企业合同价格的基础上扣减 10% 美国政府发生的仓储费按实际成本支付 运输费按出口费率支付 第二 苏联希望从进出口银行得到1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条件同上 者与美国1944 9月提出的3-0草案最后条件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 国很快就基本条件统一了意见 对于租借贷款 除价格问题另议外 部同意 对于信用贷款 美国提出 进出口银行的利率必须对所有国家 一致 向银行董事会的建议是3% 3 9 24 克劳利将美国的答复交 给鲁登科 对苏联方案的修改主要是重新编制了物资清单 经与采购委 员会反复商议 最后确定的可以供给苏联的物资总额 大大低于4亿美元”。其次是仓储费和内陆运输费的计算方式需要改变。

    10 15日美苏签署了 管道 协议 其中租借贷款的条件 年限 宽限期 利率 与苏联最初的草案完全一致 只是贷款总额减少为2.927 亿美元 并商定品种和数量可以随时修改 最后实际确定提供给苏联的设备和材料总值2.402亿美元 1签署协议时还商定 为加快运输 美国同 意提供17艘轮船帮助苏联运输 时间到10 31日为止 后因短途运输 延误的责任在美方 美国又将提供船舶的期限推迟至11 15 2不过 关于10亿美元信用贷款的谈判 据鲁登科的报告 由于克劳利和韦森 千方百计 的阻挠而拖延下来 3按照克莱顿的说法 对于苏联要求的长 期贷款 美国政府 有做出任何承诺 由于 务院一直奉行不积极 讨论的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

    战时租借的善后工作到此结束 至于 协议的执行情况 苏联外贸部经济核算司后来的统计 根据该协议 10 15日至12 31 美国向苏联交付的货物总计27.34万吨 其中9.16万吨尚在途中 2.134亿美元 其中全苏车 进口联合公司发现一笔计2500美元的车未供应。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在整个美苏冷战对峙的年代 战时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首 先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如本章开篇所言 抹黑 贬低者有之 高估者亦有之 但是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这终归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必须要把基本史实和数据搞清楚。

     要说明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 首先需要确定两个问题 苏租借物资在美国整个租借援助中以及在苏联战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于租借援助物资吨位和价值的统计 目前披露的数据不是太少而是太 I由于统计时间 量单位 算方法 物资来源以及物品的范围和 念不同 美苏两国政府曾经公布的数据五花八门 学者使用和读者阅 读时需谨慎挑选和仔细鉴别 述所引各阶段对苏租借物资的数字 绝对值的意义上未必准确 笔者更在意的是从比较的角度说明过程的变 不过 总体上来观察 问题要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 美国战时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国总统1945年的租借 报告 战争期间国会共六次授权总统使用的租借拨款共计306.974 98 美元 战争部 军部和其他部门的军事拨款359.7亿美元 2其中向各 国交付的租借物资总额401.966 77亿美元 提供服务 装卸 输等 37.551 28亿美元计入外国政府账户的支出总计439.518 05亿美元未 记账的还有20.882 49亿美元 如此算来 美国战时的租借付出总额为 460.400 54亿美元 3租借支出占美国战时军费的比重从1941 12%增加 1944年的17% 平均15% 4被宣布享有租借援助资格的国家44 实际接受租借援助的国家37 5按租借物资出口计算 如果减去反向租借，英国占约40% 苏联占32% 1也就是说 其余35个国家获取的租借 物资占28% 如果考虑到参战时间和国内资源的因素 英国获取的租借 物资多于苏联就很容理解了。

     至于具体数字 先看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方数据 国供应 苏联的物资为1679.51万吨 2据鲁登科1946年的报告 美国运送给苏联 的物资1734.9万吨 减去途中损失45.5万吨 1689.4万吨 3双方数字 接近 如果按价值计算 按照美国官方数据 价值总额94.79亿美元 上服务费用 总计108亿美元 4这也是苏联认可的数字 米高扬等人在 1946 5 2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 引用的正是这些数字 并且建议以 此为依据准备与美国开始租借清算谈判 5另据苏联外贸部1946年披露的 资料 美国按照租借协议交付的物资总计95.757亿美元 扣除途中损失 实际收到92.346亿美元 6美苏两方公布的数字也很相近 如果加上服务 费用 总额应该在110亿美元左右 7再看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 据美 国数据 盟国对苏租借物资总计1778.18万吨 8按价值计算 美国的统计为104.01亿美元 1苏联外贸部1955年的统计为109.47亿美元 其中包括 了英国和加拿大提供的租借物资 14.66 1.468亿美元 2两者相差不 如果加上服务费 13亿美元 西方提供给苏联的租借物资总值 应在120亿美元左右。

     不过 有一点不能忘记 最能体现对苏租借在美国租借政策中特殊 地位的还不在于这些数字 如前所述 而是苏联享受的优先权和“无条件”援助。

     第二个问题 谈到租借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研究者大多会注意 到苏联经济学家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那句关于4% 的名言 无论同意与否 在最近几十年各国学者的研究中 很多争论都 是围绕 沃兹涅先斯基的这个判断展开的 3这至少说明 沃兹涅先斯基提 出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果将盟国向 苏联提供的工业品与同期苏联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进行比较 能看出 在战时经济期间这些供应品仅占国内产品的4% 4其实 这句 话之所以引发争论 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个百分比的数字 实际上在于作 者没有提供确定的时间范围和可比的具体数据 很显然 此书在1948 出版时冷战刚刚开启不久 者为了贬低美国和西方盟国的作用 可能有意模糊了这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该忽视的计算条件 I按照沃兹涅先 斯基的对比方法 同时把比较时段设定在整个战争时期 如果确定苏联 获取的租借物资总额 含服务费 120亿美元 那么剩下的就是要确 定战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了 但笔者遍查苏联统计资料 没有找到1941 1945年工业总产值的具体数据 不过 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 数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提供的数据 1926/27年不变价格 计算 苏联工业总产值1940 1385亿卢布1945 1270亿卢布 2 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数字 1940年工业品产值为基 100 1942— 1945 年分别为 77 90 104 92 1941 年数 3那么可以算出 1942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066.45亿卢布 1943年为 1246.5亿卢布 1944年为1440.4亿卢布 1945年为1274.2亿卢布 1941年的数据 沃兹涅先斯基提供了一个参考值 1941 6月到 11 苏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52.38% 4如此可以估算出1941年下半年的 工业总产值约为1940年的四分之一 346.25亿卢布 这样 苏联战时 工业总产值大概应是5373.8亿卢布 如果按当时美元与卢布的官方汇率 1 5.3计算 约合1014亿美元 如果按照俄国学者n.布捷尼娜做法 考虑到美苏通货膨胀率差别的因素 将实际汇率定为1比6.275 则约合 857亿美元 如此估算下来 租借物资 120亿美元计 占苏联国产 工业品的比例按实际汇率算就是14.00% 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 也是11.83% 这个计算结果 大大高于沃兹涅先斯基的4% 也高于金博尔的 7%1 但低于巴比钦科的20%2 更低于纳特提供的数字3 比较接近于赫林 10% — 尽管计算方法不同。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可比数据 租借物资与苏联战时固定资产损失 的比较 经济学家m.哈里森认为 联公布的官方数字夸大了战争物质损失 按照他的计算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固定资产损失为5660亿卢布。按官方汇率换算为1067.9亿美元 按实际汇率换算为902.7亿美元 以上统计和估算数字可以看出 苏联在战时获取的租借物资占盟国租借 物资总价值的近三分之一 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损失的十分 之一以上 足见其分量和意义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总体观察和统计数字 说到底 租借就是战争期间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 所有租借物资都是苏联 自己挑选的 大部分也是苏联急需的 即多是 产品 因此 从这些进口物资的实物形式及其品种和技术含量分析 或许更能说 明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军事方面

     就运抵苏联的数量和时间看 上所述 最艰苦的时期 1942 年初 寥寥无几的租借武器装备对苏联能够挺过难关 了在精神上鼓舞士气外 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 1在军事对峙时期(到1943年初) 外来武器装备资有所增加 租借物资开始发挥作用 2 主要是在反攻 时期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无疑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军事准备和反攻速 这一点连斯大林都不能否定 3实际上 美国供应的很多武器装备和军 用物资因其特性而对加强苏军作战能力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 弥补了苏军短缺的装备和物资 在这方面苏联人谈的最多就 是汽车 战争期间美国供应了 36.2万辆租借卡车 4.7万辆吉普车和几 千辆各种类型的机动车 而苏联战时的总产量只有26.56万辆 4 大大提 高了苏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 苏联著名的 秋莎 火箭 炮就安装在美国的 斯图巴克 型六轮驱动卡车上 在苏 军中备受欢迎 以至 图巴克 竟成了 奇迹 的代名词 5苏联最短 缺的物资之一就是汽油 特别是高辛烷值的航空汽油 联的石油产量 居世界前列 但加工能力很弱 战前苏联高辛烷值汽油的计划产量45 仅为国防委员会要求的7.5% ( 6-78 ) — 12% ( 6-74 ) 6这对苏联空军 的作战能力影响极大 战争爆发后 尤其是德军占领高加索油田后 一危机进一步加剧 1943 3月斯大林得到报告 苏联国内的航空燃料 最多只能保证50% — 60%的军事需求 7战争期间 盟国(含英国在伊朗 的阿巴丹炼油厂)供应的各种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总计284.92万吨，其中46.34%为航空汽油 高辛烷值汽油116.35万吨 其他航空汽油15.68 万吨 1根据俄国学者的估计 租借供应的航空汽油约占战时苏联国内产 量的1.4 2在通讯设备和器材方面 租借也弥补了苏军的不足 野战电 电话线 线电台等通讯器材的短缺对苏军的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 的运作十分不利 1941 9 撤离到后方的197厂按照国防委员会的 命令恢复电话机生产 计划月产量5000 但实际上只有1000 联不得不要求盟国每月提供6000 1942年美国和英国运送 23 311部野战电话和28 公里的电话线 3在第二租借协定期间 借援助的无线电台足以装备150个师 而野战电话则可提供329个师使 同时 苏联的重型坦克也都装备了美制无线电台 4越到战争后期 战役规模越大 就越需要加强通讯指挥 1944 底以前 美国提供了 4万多部无线电台 38万多部野战电话 100多万英里长的电线以及其他 通信器材 51944 — 1945 通讯器材的租借超过以往时期的1.4倍，进口的无线电台已可供360个师使用 而野战电话则可装备511个师。

    其次 供大量急需的后勤保障物资 这主要是指食品和皮靴 未动粮草先行 而苏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最头疼的就是食品 有学者计 算过 苏联战时的食品储备达到58.76亿吨面包 31万吨糖和4.2万吨肉 按照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1941 9 12日第662/健号决议中批准 的日粮标准 1000万人的苏军来说 这些国家储备的面包可维持691 糖可维持885 肉类仅能维持28 7因此 1941 10月的第一租借协议中 苏联就要求盟国每月提供20万吨小麦 7万吨糖和1500 吨可可 1942 7 苏联收到了 39.2万吨粮食 1在是年春播前 国还为苏联空运了 9000吨种子 2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统计 从战争开 始至1945年底 美国共进口糖68.35万吨 肉制品79.21万吨 动物 脂肪60.31万吨 3由于美国运送的大都是压缩食品 所以其作用很难以吨 来评估 4俄国学者m.N.苏普伦采用了热量计算法 按他的计算 借食品净重总计491.58万吨 含总热量为675 024.744亿千卡 如果按照 平均每天每人4000千卡计算 则提供给苏联的租借食品足够1000万人 的部队食用4年半 5另一种重要的军用物资是防滑防水的靴子 这对于 在冬季和雪地作战的苏联士兵来说 也是必需品 由于皮革严重缺乏 在第一协议的申请单中 了武器 粮食和金属材料外 苏联要求最多 的就是军靴和皮革 每月40万双和1500 6根据这个协议 英两国 1942年供应了 10 500吨皮革和450万双军靴 7 1944 11 已经 1100万双军靴和600万双高筒军靴发往苏联 当年苏联的产量只恢复到400万双。

    再有 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 苏联的军工生产能力一向不弱 即使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 复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1然而 就许多主要武器装 备的性能和技术指针而言 苏联与西方还是有些差距的 正是在这一点 租借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看飞机 按朱可夫的说法 战前苏联 拥有国产飞机17 745 其中只有21% 3743架是新型飞机 与德 国空军相比 苏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但在质量 速度和火力 方面 却明显逊于对方 2战时美英提供的租借飞机共14 203 9438架战 斗机中 性能先进的机型占绝大多数 p39 飞蛇 4746 P-40 2097 P-63 眼镜王蛇 2400 3771架轰炸机都深受苏联 飞行员欢迎 它们是2908 ^20 波士顿 轻型轰炸机和862 6-25 米切尔 中型轰炸机 而唯一的一架重型轰炸机 24 解放者 则是美 国刚刚研制的带有自动驾驶仪的最新机型 3再看军舰 苏联的造船能力 和技术都比较落后 战前苏联海军只有各种舰船745 3艘战列舰 8艘巡洋舰 过租借 苏联海军得到491艘军舰 输船和补给船 以吨位计算则翻了一番 4特别是在对日作战中 租借舰船使苏联太平洋 舰队的力量加 4 —5 美国实际上为苏联打造了一支新的太平洋 舰队 5而这些租借军舰的技术装备和作战性能 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部报告所说 在适航性 机动性 耐久性 防空和反潜能力 以及生活 舒适性等各方面 都超过了当时苏联国内制造的舰船 6再看坦克 联很重视坦克 1939年至战前就生产了 75000 但其中新型坦克较少，1940年只生产了 246 KV重型坦克和115 1-34中型坦克 1 从战争爆发到1942 6月底总计生产了 15 827 截至1941年底红 军尚有7700辆坦克 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只有1400 此期英国交付 的坦克总数仅占苏军坦克总数的6.5% 不过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比例 则高达33%以上 3 1944年派往前线的5611辆装甲车中 59%是租借 来的 在战争最后阶段 美国交付的2714辆坦克中有2148辆都是最先 进的谢尔曼 型坦克 以这种坦克装备的苏联第六装甲军横扫 欧洲平原 被誉为 支擅长穿越的快速战斗部队 4总之 在西方盟国 的援助下 苏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据统计 新型号和新式 武器的份额 在小型武器中达到42.3% 在炮兵中达到83% 在装甲兵中达到80%以上，在航空兵中达到67%。

    二、经济方面

    租借对苏联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也发挥了 要作用 这里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苏联战时工业结构的变化 国防工业大幅上升而民用工业直线下降 6这种情况既解释了战争后期苏联 在租借要求中提高工业设备和食品份额的原因 也说明了租借物资对于 苏联战时经济维持和发展的作用 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替代形式 租借 资中工业机器 设备和原材料的规模 数量及品种 人惊叹 据美 国总统1945年第21号租借报告 租借项目终止 在美国供应苏联的总计94.79亿美元物资中 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共为30.40亿美元 36.29% 1这就是说 苏联从美国租借的援助物资 三分之一以上是用于 工业 含军事工业 建设的 其品种从轴承 测量仪器到各种机 多达 数千种 把战争结束时苏联得到的某些租借设备与1945年苏联生产的同 类设备进行数量上比较 可以明显看出这类供应的重要性 各种机 2.35万台 后者3.84万台 起重机和挖掘机前者1526 后者13台; 冶金设备前者4.92万吨 后者2.69万吨 1945年底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观的美国工程师发现 该企业一半的设备都是租借来的。

     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战时盟国租借给苏联的 各种切削机 4.43万台 占国内产量 11.54万台 38.39% 3仅仅数 字比较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关键是很多精密机 是苏联自己无法生产 1942 7月第150号飞机厂进口 40台机 使该厂的生产在两 个月内就达到了设计能力 4工业原材料 在整个战争期间 西方供应的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占苏联国内生产的比重 铜为75% —82% 铝为 125% 错为138% 锡为223% 5作为制造1-34坦克的特种钢材 1942 的租借提供占苏联平均月产量的46.7% 6对于苏联短缺的战略物资橡胶 英国提供了 10.35万吨 7发电设备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 战争期间向 苏联发送了用于17个热电站和23个水电站的设备 装机容量145.73万千瓦 价值1.78亿美元 一说2.63亿美元 1已知战时苏联发电容量损 失约500万千瓦2 恢复和新建发电站功率为470万千瓦3 那么租借物资 就弥补了发电容量损失的29.15% 而占新增容量的31% 炼油设备 据第二租借协议和后续协议 美国向苏联提供了4个炼油厂和两个附属 工厂的全套设备 总价值5890万美元 并指派15名工程师前往苏联协 助施工 所有工厂运行所需设备到1945 5月前已全部出口 后期补充 设备的92%也在9 20 前交付给苏联 4铁路运输设备 由于转向武 器制造 战争期间苏联几乎停止了一切铁路车辆的生产 只有92台机车 1000节车厢 租借物资填补了这一空白 美国提供了 1981台机车和11156节车厢。

    此外 还运送了 62.2万吨的铁轨 占苏联国内总产量的56.5% 11万吨的车轮和车轴 以及可以覆盖3000公里的铁路自动信号系统 的设备 6可以想象 有租借物资 联的铁路将处于半瘫痪状态。

    从生产的角度看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为苏联释放出可观的隐形 劳动力 由于大量领土被占领和大规模征兵 造成苏联的劳动力严重缺 据统计 战争初期苏联的产业工人数量从1100 人降到700万人 即减少了 400万人 特别是一些国防工业行业 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 工人 美国分析家在1943年甚至担心 劳动力和物资的严重短缺很可能导致苏联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能力的下降 I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第三租借 协议期开始租借物资的大幅度增加 大大缓解了苏联工业劳动力短缺的 压力 按照布捷尼娜的计算 平均每年进口的租借物资可以释放出劳动力按官方汇率算是58.4万人 或按实际汇率算是69.0万人。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 供应品不仅有助于增加生产 而且在许 多经济领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 可能是关键的利润率 3根据苏联官方 资料 从租借进口和其他非公开援助中收取的海关收入 以官方汇率计 1944年为4.2亿美元 1945年为2.8亿美元 其他年份未提供 ” 如果比较一下从战争开始至1945年底苏联的全部出口收入 不足5.97 美元У 即可看出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 另据俄国经济学家V. 波波夫的研究 1945年苏联政府的预算中 16.2%的国家收入来自 租借法案 这说明 苏联领导人赋予租借问题以重大的意义 论是出于经济方面 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 6上述对历史过程的讨论也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联政府将租借与信用贷款和战后经济恢复连 接在一起。

     三、科学技术方面

    世界贸易促成各国之间科技交流是不言而喻的 租借既然是一种特 殊的国际贸易 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功能 战争为苏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 尽管美国人完全了解高科技产品租借给苏联的后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1943年也曾几次讨论对苏租借中涉及的技术情 报问题 但军人的建议很少得到批准 也从未取得效果 毕竟 罗斯福 条件援助 的总体政策为苏联敞开了技术大门 直到战争接近尾声 美国才拒绝了苏联的某些要求。

    苏联人很清楚如何利用进口先进装备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1943 6 12 航空工业人民委员A1.沙胡林向斯大林报告 为了充分利 用国外飞机最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成果 必须马上获得英国和美国飞机的 样机进行研究 为此 应立即购买这些飞机 建立由 专业水平最 高的工程师 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2在很快获取情报后 沙胡林于28日再 次报告 英国的 5p好 式高空截击机性能优越 应以最快的 度订购10 斯大林当即批示给米高扬 我完全同意 3 10 3 大林亲自写信给丘吉尔 要求尽快提供这种飞机С 4 1943年初第一批喷火 式飞机运抵苏联后 即在莫斯科上空拦截德国高空侦察机的战斗中显 示出独特的优越性 随后 苏联空军 急决定 由航空设计局立即开 始研制高空战斗机 5战争期间苏联的国产飞机大都使用的是进口发动机 13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中 只有三种是国产的 但也均是对外国发动机的复制 根据技术转让许可证在苏联境内组装而已。

    雷达和声呐装置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战争的第一年 英国就向 苏联提供了代表雷达技术的GL-2装置 苏联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所以对此非常重视 国防委员会1942 2 10日下达了仿制GL-2装置的命令 并为此专门进口了 100台特殊机 以便开始生产 11943 12 28 海军人民委员N. 0.库兹涅佐夫向斯大林报告 即向英美订购 带有雷达装置的战舰 以便加快开发苏联的雷达技术 2米高扬曾叹 为涉及国家机密 如果不是战争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雷达。

    最令人震惊的也许是1943 2 1 列入租借物资清单中核原料 到战争结束时 美国至少分三次向苏联运送了 750公斤蚀235 1100 氧化笊 重水 83.5万磅锦金属2.5万磅针 以及1380万磅用来把蚀 提炼成 的精炼铝管 据租借航空联络官R.乔丹少校看到的文件目 列入核材料项下的还有皱金属 9681 锦合金 72 535 铝管 13 766 472 锦金属 834 989 错矿石和精矿 33 600 错金属和含错废料 806 941 以及皱和锦化合物 4这些租借物资的运抵 无疑大大推动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

    直到战后初期 通过租借方式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技术情 报部门从美国和英国得到了 258部军事技术影片 636分技术报告 2500 本教科书 手册和其他类似的科技出版物 6 过大规模仿制 租借援助的 确为苏联带来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 苏联经济为此而收到的效益从战后重建一直延续到50年代 1可以说 借是继20年代苏联的租让制后 方科学技术第二次向苏联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

    最后要说的是 实际上 对租借作用估计再高 也不能忽视欧洲东 方战线作为二战主战场之一的作用 更无法抹杀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 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同样 无论怎样贬低租借的意义 也无 法否定这种援助对苏德战争取得胜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几点结论

    （一）租借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胜利武器 。

    战争归根结蒂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拥有世界上将近一半生产能力 美国加入对抗法西斯的阵营 完全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别是在 罗斯福总统的倡导下 美国实行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金融政 除了 美元符号 的租借使美国成为联合国家的取之不尽的 为盟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至于苏德战场 须指出 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主要依靠的还是自 的力量和优势 这种力量和优势 除了顽强的民族精神 主要在于两 个方面 资源优势 广袤的地域 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制优势 超强的动员能力和统筹机制 舍此 联早就像其他欧洲国 家一样在德国的闪电战攻势面前灰飞烟灭了 不过也必须看到 战争初 期丧失半壁江山使苏联的自身优势受到极大限制 来自外部的援助此时 发挥了重大作用 舍此 苏联也无法在短短两年内组织起快速反击，并直捣柏林 说到底 外因是条件 内因是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租借使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租借是反映和体现战时美苏经济关系的外在形式 与战前相比 这种关系在租借框架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过租借 苏联走出了战前与 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在作为西方强国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 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 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的物资需要是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 在这一过程中 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 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特殊 的对外贸易 “938年苏联进出口贸易额5.31亿美元 占世界贸易总额 1.16% 苏联对美国贸易总额0.91亿美元 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如果说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参与国际贸易 那么美国也是第一次如 此广泛地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 的轨道 通过与各国 的租借谈判 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 物资 控制计划和组件调度(component scheduling)计划 1943年底前 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 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I 值得注 意的的是 正如学者A.2多布森所说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已有的 国家 订购 形式 促进了罗斯福 理念的国际化 以推动战后新版本 门户开放 政策 2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这种在美国经济霸权 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 除了取代大英帝国的英镑统治和特惠制 还试 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联系的新机制 一种新型国际经 济合作的形式 3或者说 将苏联重新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尝试 1922年英国曾经试图做的一样。

    （三） 对无条件援助苏联政策的历史评判。

     尽管罗斯福对苏联实行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在当时受到重重阻力和抵 在后来受到诸多历史研究者出于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和指责 但是 须指出 战胜法西斯 这一政策的目标指向无疑是正确的 苏联是 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 这一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法西斯德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上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 苏联无论 战败 降还是媾和 民主阵营 都是一场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因为英美未能及时开辟第二战场 必须将苏联放在租借援助的 先地位 而且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任何条件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同时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完全符合租借政策的基本理念 罗斯福在提 交国会的第五次租借报告中指出 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衡量 无法比较、也无法用金钱来支付的 它们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汗水来支付。”同中国在亚洲战场一样 苏联在欧洲战场付出了最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代价 用血肉筑起了抵抗法西斯德国的欧洲 长城 为最后胜 利争取了时间 难道对他们的援助还要讲究条件 至于到战争后期是否 还需要继续执行无条件援助政策 是可以讨论的 德国战败后 对苏援 助的军事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在对日作战的策划中还把苏联作为主力的 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1从战后美苏政治合作出发的考虑可能是罗斯福坚持继 续实行无条件援助的重点 这个考虑是带有战略性的 但从策略上讲 战争后期继续 无条件 确实助长和鼓励了苏联的 野心 实际上 斯大林积极要求参加对日作战 主动提出为美军提供远东军事基地的情 况看 苏联此时是可以也愿意接受 有条件 援助的 从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 斯大林被罗斯福惯坏了 他无法接受杜鲁门的 严苛

    （四）苏联对租借援助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变化。

     苏联从最初拒绝考虑以租借的方式接受美国援助 而求助于信用贷 到最后极力要求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后 以解决经济恢复和重建的 问题 其认知和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体来讲 由于是 无条 件援助 租借对苏联只有好处 没有伤害 像英国那样 所以苏联对 这一政策十分满意 求之不得 至于美苏在租借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分歧 和矛盾 就苏联方面而言 究其原因 主要是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缺乏 深入的了解 初期拒绝租借的原因目前没有史料说明 但显然是出于不 信任 也很可能是得知美国对英国援助的苛刻条件 要求英国以海 外军事基地换取驱逐舰 说到信用贷款 苏联人当时不知道 由于存在法律障碍 美国对苏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至于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 后的愿望 根本就是违背租借法案本身的 在政治层面 苏联过于关注 美国政府 特别是罗斯福个人 而不甚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政府 受制于国会 而社会舆论又对国会投票有很大影响 从上述历史过程的 描述也可以看出 白宫任何新政策的提出 都需要事先与国会沟通 前做大量工作 国会针对每次议案的投票大都与民意调查的结果相符 因此 莫斯科更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树立苏联良好的国际形象 而不是把 功夫全用到总统和白宫身上 哈里曼和迪恩对苏联态度的转变 斯坦德 利事件 以及罗斯福去世给莫斯科带来的失望 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 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观察 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只关注租借带来的经 济利益 希望把这种形式延续到战后 而没有看到租借作为一种特殊的 对外贸易方式改变了美苏战时的经济关系 并且为苏联战后融入世界贸 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恰恰是苏联经济发展最短缺 也是最需要的。

    （五）租借未能成为昔日盟友战后的 和平工具 。

    虽然罗斯福期待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 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也未能成为美苏战后政治合作 与和平相处的工具 美国学界对租借政策的批评 或者集中于罗斯福的 天真想法 善良愿望 激发了苏联的扩张意图 以传统学派为主 或者重点在杜鲁门的中止租借命令刺激了苏联的对抗心态 以修正学派 为主 实际上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 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无法实现 而中止租借并非杜鲁门的政策本 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白宫的错误只是其 处事方式没有顾及盟友的感情和尊严 在租借政策后期 美国的关键问 题在于把援助作为 经济杠杆 试图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做出 10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让步 这种方针没有也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 从意识形态出发 苏联绝 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经济杠杆」的 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了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这一方针的根源在于对苏联战 略意图的判断失误 罗斯福以后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倾向于认为 苏联在 控制了东欧以后将继续扩张 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 事实是 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说明苏 联具有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苏联在租借谈判尤其是3-0协议谈判中的态度和立场无疑引起了美 国的极大反感和失望 也是租借合作精神难以为继的重要因素 这种态 度和立场同样源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 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在战后的贷款谈判和马歇尔计划谈判中亦如此 1对苏联战时经济 体制盲目自信 对世界贸易的意义和战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缺乏清醒认 这恐怕是苏联战后未能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和不愿加入国际经济体 系的认知基础。

    租借没有成为”和平工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环节 即苏联拒绝 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章 错失良机：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不可否认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 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 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 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特别是经济体制。

    对于一个自称开辟了世界新纪元的国家 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 行怎样的经济政策 自然是革命政权面对的全新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对 此曾做过不同的选择 1918-1921年的 军事共产主义 是布尔什维克 党政治理念与战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1921-1927年的 新经济政策 是列宁在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大胆尝试 其结果是苏联 经济得以恢复和重建 1928年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 首先 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了执政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未曾遇到的 麻烦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借口 帝国主义的包围 和封锁 斯大林决心 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而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 义经济体制 所谓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就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模式的确在30年代创造了经济辉煌 特别是与同期西方 大萧条 相比 但从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的历史来看 那只是“昙花一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苏联经济发展后续乏力 创新不足的问 题已经暴露出来 靠高压手段和宣传鼓动唤起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激情 不可能长久。实际上，30年代末开始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体 制的弊端 反而为它注入了 因为这种经济模式最易于转入战时 体制 也最能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显现出优势。

     然而 战争结束后苏联经济将向何处去 是继续战前实行并在战争 中得到加强的原有体制 还是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探讨一条新路？从国际背景看 由于共同反抗法西斯的立场 苏联在战争中摆脱了“孤岛”状态 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佳状态 这种 新型大国 关系 无疑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另一方面 战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在实力对比上又显示出一种极不对称的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 2那么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面对发展道路选择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国际关系史(而非经济史) 角度看 这实际上是冷战起源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冷战起源的问题 也是笔者研究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 1这里涉 及国际货币 金融 贸易体系以及贷款 赔偿 关税等诸多问题 本章 主要考察的是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问题。

     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笔者看来 就是在二战后期逐步建立起来 的国际货币 金融和贸易体系 1944 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 顿森林度假村召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而得名 2这个体系的目标是建 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 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 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称世界银行 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 贸易组织——后长期表现为 关税和贸易总协议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把世界贸易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笔者对历史 过程的梳理显示 国际货币 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三者关系极为密切，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 不仅美国在设计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时就把货币 金融和贸易紧紧捆绑在一起 并为此一再放宽苏联作为创始国加入国际 经济组织的期限 而且苏联虽然对稳定货币不感兴趣 迟迟不愿正式 宣布放弃加入国际货币组织 要考虑的也是对外贸易问题 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 国际货币金融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的结算和支 付问题 而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 如杰克逊所说 在一定程度上货 币和贸易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关贸 总协议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般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 I所以 有人把这三者称为 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 ，就不足为怪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布雷顿森林会议及其签署的协议 其核心是稳 定货币和汇率 建立国际贷款机制 只是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的第一 而非全部内容 同理 70年代初美元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改 行浮动汇率制 牙买加体系 也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 而非整个国 际货币金融贸易体系的改制 事实上 世界银行的扩展和世界贸易组织 的成立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及其成员的不断增加 别是80 — 9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纷纷加入以及中国积极要求恢复在 这些机构中的席位 恰恰说明了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优势和稳定 尽管存在 种种缺陷 广义上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毕竟保证了战后 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其所遵循的多边主义原则 所追求的经济全球 化愿景 所倡导的国际经济合作范式 所确立的自由开放和非歧视的国 际经济秩序 都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保障 也是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舍此认识 本章讨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其历史前提。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西方学者的研究基 本上 眼于美国 英国或者美英关系的角度 “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起步较晚 成果不多 但特点是大量使用了俄国的档案文献 重点在 于描述苏联的立场和态度 2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且角度各有不 其中涉及苏联的只有一篇 3总体上讲 关于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 立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到位 一些重要问题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有些基本史实还没有说清楚 如苏联对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究竟是什 么态度?4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将苏联置于何种地位 5苏联为什 么拒绝参加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苏联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抵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苏联的选择是否合理 是否正确 1这种选择与冷战起源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将注意力集中于1944 7月的布雷顿森 林会议 对于此前美苏之间的沟通 特别是苏联内部对美国和英国的战 后国际货币方案的讨论 较少研究 对于1946年苏联对美国关于建立国 际贸易秩序和组织的建议反应如何则更少涉及 本文在大量利用美国和 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 梳理1942 —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全 过程 特别是其中美苏关系及苏联立场的变化 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拟回答的基本问题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初设计是否包容不同的经济 体制 苏联最后决定拒绝参加国际货币 融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何 苏联与国际经济体系彻底切割的长期后果是什么 战后初期美苏经 关系的变化与冷战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怀特的计划：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倡导和推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是美国 而关键人物就是总 罗斯福 国务卿赫尔 财政部长摩根索及其部长助理H. D•怀特 后者也是美国建立国际平准基金 Fund 称稳定基金 计划的 设计者 该计划史称 怀特计划 。

     19世纪末 美国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大力主张 门户开放 政策 20世纪以来 美国领导人越来越赞同 多边主义 原则 提倡国家之间 的合作 以鼓励自由流动的世界贸易 赞同最惠国待遇原则 2而世界贸 易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是具有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关于这 个道理 早在一战后的布鲁塞尔会议 1920 和热那亚会议 1922 各国经济专家们已经有所认知 并制定了相应的协议和公约 但是 由于各国政府缺乏合作诚意 两次国际金融会议收效甚微 31929 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 在国际经济秩序遭到 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1931年英国和德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 中止本国货 币兑换黄金 任凭汇率自由浮动 随后各国纷纷效仿 导致30年代中期 以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制彻底崩溃 4于是 重商主义重现 经济民族主义盛行 破坏性的经济竞争终于导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战争开始后不久 人们就在筹划战后的货币和经济秩序 1941 4 著名经济学家 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M.凯恩斯宣布 英国打算建立 一个 以商品和服务贸易为中心的国际交换体系 通过 当的汇率政 策和贸易自由化的经常账户 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5 16 罗斯福致信赫尔 敦促国务院与英国就战后经济政策展开谈判 七月14 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表关于战争目的和战后体制原则的联合宣言 洋宪章 其中谈到 希望战后在经济领域实现所有国家之间最充分的合作 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世界贸易。

    1941 12 8 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 为罗斯福的密 友和政治伙伴 摩根索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会议 在会上 摩根索宣布 将货币研究部主任怀特提升为部长助理 将财政部的一切对外业务统 一交由怀特掌控 3 特是摩根索信赖和倚赖的业务顾问 也是他的私人 朋友 他们有 共同的价值观 对苏联及其体制抱有很大期待。12月 14 摩根索指示怀特 并准备一份有关建立盟国间平准基金的备 录和计 以便 在战时用于向实际和潜在的盟友提供援助并牵制敌国；为战后国际货币的稳定安排奠定基础 为战后提供一种国际货币 。“怀特计划 由此启程。早有准备的怀特在12 30日便起草了一份简短 的草案 名为 币与银行联合行动建议方案 草案建议设立两个相互 协调但各自独立的机构 一个是稳定外汇市场的基金 一个是为战后重 建提供信贷和担保的银行 6这一计划草案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合作和机会 均等的基础上推进战后世界贸易 正如怀特在1942 1 6日的备忘录 中所说 设计平准基金是为了便于 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经济目标 成员资格只向赞同宪章目标的国家开放。

    1942 4 怀特完成了计划初稿 关于联合国家及联系国家 平准基金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初步建议草案 怀特在引言中提出 战后世 将面临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何防止外汇市场和货币信贷体系崩溃 如何保证对外贸易的恢复 如何为各国重建和经济恢复提供所需的大量 资金 怀特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拟订详细可行的计划 并设立 具有足够权力和资源的机构 要做到这一点 只能通过国际合作 特设想建立的国际平准基金将拥有至少50 美元的资本金 其构成是会 员国根据各自所承担的基金份额而认缴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政府证券 基金的作用不是提供一般经济贷款 而是帮助各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目的就是通过短期贷款稳定汇率 为此 基金组织成员国被要求放弃所 有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 外汇管制和汇率自由调整 并需要向基金组织 提供章程所规定的本国经济信息 怀特设想的复兴开发银行将拥有100 美元的资本金 同样由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构成 基金组织不同 银行的作用是向各成员国提供为重建和经济发展而需要的长期贷款 可以为私人银行的大额贷款提供担保 不过 取得复兴开发银行贷款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5 8日怀特将计划交给摩根索 并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国家的财政部 长会议 以推进建立这两个机构的计划 他还敦促摩根索采取主动，以便由财政部来主要负责未来的谈判。5月15日，摩根索将计划文本送给 罗斯福 并在信中说 时推出这样一个计划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 经济意义 摩根索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财长会议 讨论这 个计划 2第二天 罗斯福答复 建议财政部继续与国务院 战时经济局 (BEW) 出口银行研究 并取得国务院的意见后 行商讨 3摩根索 即与国务卿赫尔联系 并确定5 25日进行会商 4财政部预期召开的 跨部门联席会议十分成功 会议对怀特计划的总体原则形成了惊人的一 致看法 商务部长 斯甚至称赞这个主意 棒极了 务院负责战后 规划的专家I 斯沃斯基表示 怀特计划 非常适合 于政府内部及 与其他国家技术专家讨论的基础 5会后成立了一个专门讨论基金问题的跨 部门技术委员会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大家一致认为基金和银行的目 标和宗旨都是可取的 国务院也承认财政部在货币事务中的首要地位 不过 在推行这一计划的程序上出现了两种立场 怀特和财政部其他代 主张召开国际财长会议进行讨论 而国务院更倾向于与英国金融和货 币专家举行双边预备性技术会谈 最后 双方达成妥协 美国将分别与 各有关国家举行双边会谈 先是与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大利害关系的英 国和苏联谈判 同时 向各国技术专家发出邀请 总之 应在战争结 束前设立基金和银行这两个机构 6当然 这些分歧和辩论只是在方法和手 段上 7月份 技术委员会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怀特计划的目的和 原则已经达成了一种 际货币共识 美国经济的特点要求多边主义这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繁荣 稳定的汇率是多边贸易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 建立和管理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一个国际的或超国家的权威机构。

    怀特计划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其他货币都将与美元挂 而美元 则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汇率与黄金挂 即实现黄金— 本位制 毋庸置疑 这一设想的基础在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战争 中的领导地位 1940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当年价格 997亿美元 1941年增长到1245亿美元 无论怎么计算 远远超过苏联 国和其 他国家 2美国的钢产量1940年已达6700万短吨 苏联和英国分别只有 1831.7万吨和1318.3万吨 3 1940年底 美国黄金储备为219.95亿美元 按当时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官价计算约为19 546.42 约占世 界黄金储备的80% 4凭借这种经济实力 美国加入战争才从根本上改变了 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力量对比 同时 确如波拉德说的 济实力提供了 最具成本效益和政治上可接受的确保战略目标的手 5经济实力和领导 位自然导致美国在战后货币体系设计中要维护美元优势 并进一步打 造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正是由此出发 怀特在1943 年便预言 美国 能会成为战后稳定货币结构的基石 6不过必须看到 的是 当美国占据领导地位的同时 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 国国务 院特别研究部1942 7月报告 自欧战爆发以来 美国的国际主义有了

    显着发 在各种民意调查中 80%的人赞同建立 种形式的战后 国际组 1就连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夫脱参议员也表示 了成为 种国际组织的领导成员 美国没有未来 2所谓领导责任 首要的就是 推动国际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 恰如怀特所说 我们有机会 实施一项基本原则 它必须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的基础 这项原则认 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 一些冷战史专家想象的不同 怀特计划 首先遇到的 最坚决的反对者不是苏联 而是英国 早在怀特计划出台 前一年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就采取行动了 1941 9 8日著名经济学 家凯恩斯起草的清算联盟计划初稿开始在英国财政部内分发 1942 2 11日该计划第四稿提交给内阁 4这一计划史称 凯恩斯计 英美 两国计划基本目标和路径是相同的 即在管制性开放经济秩序中 建立 一个稳定的汇率体制 并通过一个专门的国际货币组织保障之 但凯恩 斯与怀特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却十分不同 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表现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 例如 际货币组织是否需要拥有实际资本 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通过 还是 购买 汇率变动是否与 黄金挂 汇是否可以自由兑换 汇率调整的权力由谁控制 国际账 户结算采取双边制还是多边制 等等 与苏联相比 美国同英国的经济 分歧要大得多 别是在战争中 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国际问题是国际责任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

    债权国 而英国则沦落为欧洲主要的债务国之一 他们对于战后经济规 则的构想当然要从各自的经济地位出发 1941年春季美国接受英国为 租借法案 受援国 1946年夏季美国完成 国际贸易组织章程 起草 再到1947年秋季签署 税和贸易总协议 迫使英国放弃帝国 惠制并削弱英镑区势力始终是美国在与英国各方面经济谈判中的基本 要求 1分歧的本质在于立场不同 英国要尽力维持日益衰落的 不落帝 的经济地位 而美国则要以美元替代英镑 确立其国际金融的霸权 地位 2需要补充的是 尽管 为其 凯恩斯和怀特的私人关系相当 不错 在英美专家谈判时凯恩斯曾说过:除了怀特 他谁也不见 3另外 怀特在对计划进行修改的过程中 的确吸纳了凯恩斯的不少构思4 而英国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亏得有凯恩斯的不懈努力 5毕竟 在稳定货币 这一点上 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正如伊肯伯里所言 两个计 1943年至1944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谈判提供了框 如果说美国政府早已预料到怀特计划将遭遇来自英国的反对 那么 他们对苏联则充满了期望 苏德战争爆发前 苏联在美国人眼里就是希

    尽管 多妥协是依照美国计划的方向达成 6 1 24

    特勒的 融前线 并对其实行了 德禁 I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后 国立即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1941 6 24 罗斯福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愿意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援助苏联 29 24 苏联在 伦敦签署了 大西洋宪章 1942 6 11 美苏签署了关于在进行 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议 作为盟友 美国领导人对英 国难以接受的莫斯科的种种言行表示理解和宽容 罗斯福在1942 7 对丘吉尔说：「 斯大林打交道必须全神贯注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我们盟 友的存在 以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 在战后东西方合作建立国际秩 序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是期望打造一个 济联合国 4他提出的框架包 括集体安全 边主义 建立在平等互利 自由贸易和货币可兑换基础 上的经贸关系 罗斯福相信 苏联将在设想中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建 设性作用 并成为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 5从经济关系讲 这些正是怀特 计划的出发点 在草拟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计划时 怀特非常重视苏联的地位和作 他认为 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 拒绝苏联加 ，「 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 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贸和 汇率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 更有理由尝试让它们加入这场通过合作稳 定国际经济关系 提高贸易水平的行动中来 通过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苏联 既可以贡献也可以受益 。

    1943 2 1 美国同时向英国 苏联和中国大使馆正式递交了 基金计划草案 说明这些文件并非政府的正式意见 是美国技术专 家准备的供讨论的基础 1英国立即作出反应 2 8日英国财政部驻华 盛顿代表ё菲利普斯转达了政府的意见 希望美国不要将基金计划通知 三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建议英美两国先将各自的计划协调 起来 美国则表示 打算按照原计划召开会议 讨论货币问题 2为了争取 苏联的支持 2 20 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将国际清算联盟的方案交 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 3凯恩斯见到苏联驻英大使迈斯 基时 恳求他们从莫斯科派出一两个人与我们进行真正的对 凯恩 斯认识到 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苏联参与讨论战后国际金融和 货币问题，「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全世界都将是有价值的 4在美 英两个计划陷入竞争状态时5 苏联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 然而 斯科的最初反应却显得十分冷漠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斯大林对美国的经济援助寄予很大希望。在整个战争期间 美国的确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了大规模物资援助 1 不过 考虑到战后安排问题 斯大林就谨慎多了 早在1942年初 苏联 成立了战后安排方案委员会 联共 中央政治局1 28 的决议 规定了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数据筹备委员会的任务 其中在经济问 题方面 要求委员会研究和整理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 包括 税同化 消除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建立货币集团以 及工农业生产 等各种方案 2此时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出现 自然会 引起苏联各方面的注意 有关部门纷纷表达了意见。

     1943 2 20 收到英国的清算联盟方案后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 经济司专家A.阿鲁秋 尼扬特别指出 美英的目的是通过清算联盟 将战后世界重建的领导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清算联盟理事会的表决权由各国战前三年对外贸 易水平决定的份额来确定 这两点对苏联来说是 无法接受 3不知何 阿鲁秋尼扬认定清算联盟计划草案是美国和英国共同编写的 这至 少说明当时苏联对美英讨论战后货币问题的内情还不甚清楚 外交人民委员部经济顾问M.巴拉诺夫斯基也认为 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治家和商业界代表正在制定各种战后重建计划 其目标的共同 特征是限制苏联在战后世界安排中的作用以及在欧洲的影响力 而确保 美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将欧洲变成美英资本的内部市场 立清算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过将苏联纳入清算联盟系统 资本 家打算限制苏联的对外贸易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苏联经济的发展。为此 他们试图打破苏联的对外贸易垄断 以便向英美出口开放苏联市 不过 拉诺夫斯基也看到了战后英美之间的矛盾 认为通过建立 清算联盟 英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美国在经济扩张 巴拉诺夫斯基 的结论是 虽然苏联加入清算联盟的条件不利 但也可以通过联盟获得 优惠的无息贷款和消除双边清算中的不利因素 可以降低关税 为取 得最惠国待遇创造条件 苏联可以在坚持经济政策原则的情况下 就加 入清算联盟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否可行 只有从政治利益上进行评估 因为清算联盟给苏联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会很多 I显然 外交部门考虑更多 的是政治问题。

     副财政人民委员A. 0.兹韦列夫5 6 的报告同时评估了美英两国 的方案 对于清算联盟 兹韦列夫的看法更加乐观一些 他认为 只要 能够推进对外贸易结算和扩大世界贸易市场 清算联盟的一般原则以及 相关规定和程序苏联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前提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实 力为苏联提供更公平 更充分的份额 如果超过债务限额 允许苏联不 以本国货币而用国库券或外汇期票形式的政府有价证券进行担保 至于 怀特计划 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 由于稳定货币与苏联受到管制的货币 流通关系不大 美国的平准基金项目不能为苏联提供任何重大利益 加入基金组织 仅仅是因为这是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的前提条件 即使加 入基金组织 也必须改变该项目与苏联政治和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内容 如认缴份额的分配和构成 对货币管制的限制等问题 复兴开发银行旨 通过贷款提供战后经济援助 在特定的条件下苏联应该加入 2看来 政部门的意见要务实一些。

     5 22日苏联国家银行代理行长V. N.叶姆琴科也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认为 美国设想的平准基金有诸多条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如卢 布汇率由基金组织确定 以预付会费和外币兑换的形式向基金提供苏联 货币 取消外汇限制以及苏联在基金组织管理方面不适当的地位等 于英国的计划 报告认为 与双边清算协议相比 清算联盟系统具有某 些优势 且不会影响苏联的外汇垄断 苏联还可以通过任何外币进行多 边结算 但是苏联无法接受清算联盟的贷款条件和程序 特别是苏联在 清算联盟理事会的投票数只是英美的十分之一和十三分之一 甚至少于 丹麦等小国 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叶姆琴科的结论是 苏联可以参与 讨论 关键是必须与组织国际长期贷款联系起来 1 从上述苏联各职能部门的分析和报告看 无论是怀特计划还是凯 斯计划 总体来说对苏联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这些 方案被视为对苏联有不良居心 从经济角度看 虽然可能获利 但必须 对条款和条件进行根本性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最高决策层没有决 联是不可能积极参与战后金融货币问题的讨论的 6 15 — 17 日摩根索召集的联合国家技术专家会议上 19国代表讨论了平准基金草 苏联借口对邀请函的理解有误 已来不及派遣专家只是从驻美使 馆派出了几个 观察 尽管没有参加讨论 但莫斯科还是掌握了各国 对怀特计划看法的基本信息 27 12 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根据 驻美国使馆的通报 向莫洛托夫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美国在这次会 议上拿出的方案与以前交给苏联的方案相比 有几处重要修改 首先令 苏联感兴趣的是 定份额规模的新公式 在这个计算公式中对一个国 家的国民收入规模赋予了更大权重 如此苏联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就有了大幅提升 即从原先的1.64亿美元提高到7.63亿美元 从而使苏联在 基金理事会的表决权从2.85%升至6.1% 次是给予成员国决定使用本 国货币还是政府有价证券缴纳份额的权利 但是 也有令苏联不满的地 如新方案增加了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 25%升至50% 会议根 本没有讨论成立银行的问题 维辛斯基认为 基金根本无法解决苏联最 关心的长期贷款问题 苏联份额的增长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尚有 很多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苏联才有可能参加基金 组织 由于会议拿出了大量与战后货币相关的数据和文件 维辛斯基建 苏联应该派出财政 外贸和银行方面的专家各一人前往美国研究这 些资料 在行前由莫洛托夫召集会议 讨论这些问题 1 尽管在5月和整个夏天美国不断催促苏联派专家来参加关于基金问 的讨论 新任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一再保证苏联对正在进行的谈判感 兴趣 但直到10 苏联专家代表团始终没有在华盛顿露面 2实际上 此期苏联内部的讨论还在紧张进行当中 尚未拿定主意 直到9 18 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才将各部门 专家讨论的 呈送莫洛托夫 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最新基金 案的主要内容 对苏联来说比较重要的有利修改有 缴份额中的黄 金比重虽提高到50% 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则降至规定额度 的四分之三 22.5% —37.5% 当事国在与基金组织协商的基础上 内可以在10%的幅度内调整汇率 外汇管制可以暂时保留 待条件成 时再予以取消 不过 专家们仍然认为 需缴纳会费 的清 联盟对苏联更为有利 体来说 英两个计划对苏联的 意义都是 有限 因为苏联需求的是长期贷款 如果接受怀特计划 苏联在谈判

    中必须实现三个目标 苏联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大致限定在3亿美元 确保苏联更大程度地参与基金管理 基金组织不得干预外汇管制等苏联 在这份报告中 意识形态的色彩已经大为减弱 讨论的主要 如何在基金组织中保障苏联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莫斯科向怀特计划迈进了一步

     1943 10 上旬 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受到莫洛 托夫和斯大林的热情接见 12日的谈话中 莫洛托夫反复询问美苏在 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 3斯大林在15 的会谈中则大谈战后苏美之间的贸 易问题 对贷款和赊购表现出极大兴趣 甚至提出成立美苏贸易联合委 员会的建议 4美国使馆对这次访问做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纳尔逊先生 在莫斯科停留10 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 凡的合作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中 10 14 米高扬致函莫洛托夫 示了苏联应参加基金组织的想法 前提是能确保 利参与基金领导机 的工作(不少于10%的表决权) 6此后不久 苏联最高领导层就做出 决定。

    推动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是1943 10 19 — 30日举行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会议期间 10 23 摩根索致电美国驻苏大使哈里 曼说 各国专家关于基金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但苏联技术人员还未出 而如果没有与苏联专家商议 在联合国家内部对战后货币问题进行 何正式的讨论 都是不幸的 24日 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直接赫尔致函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转达了摩根索的殷切希望 请苏联派专家到华盛顿 讨论基金问题 信中还说 联专家前往华盛顿参加此次谈判 将会给 我们两国富有成效的交流提供另一个机会 希望我们两国能在战后世界 福利的相关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 赫尔要求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能够 会议期间 赫尔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 忘录 其中包括在非歧视基础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建立可靠 的国际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 正在讨论的国际平准基金问题 促进需 要国际援助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 进行恢复和改善国际航运的谈 等等 备忘录特别提到 就货币稳定 国际投资 贸易政策等重要 问题 英国代表已应邀来美国进行了非正式的 卓有成效的沟通 希望 近期苏联也派专家来华盛顿进行磋商 3 10 25 美国又提出了一项 提案 承诺美国将来战后苏联经济恢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愿意 与苏联谈判，「 快确定所需的物资和设备的数量 性质 技术细节和计 4此外 莫斯科外长会议也解决了斯大林一直担忧的开辟第二战场问 会议公报宣称：「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决定 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开

    得知苏联的决定

    始进行 1 一切促使苏联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 里姆林宫没有理由再 拖延了 会议秘密议定书提到 们认为 将在较长时间内进行的复兴 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 为此 美国的经济和财政专家们初 步研究了创建国际贷款机构的可能性 附件八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 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为此 前正在联合国家之间讨论有关建立 国际稳定基金的问题 附件九 2会议结束的当天 莫洛托夫答复赫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近期将向华盛顿派遣专家 参与国际平准基金 实际上 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10 14 米高扬就给莫洛托 夫递交了一份报告 关于苏联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问题 报告提出 1. 认加入计划中的国际货币组织的可能性 2.以美国专家制定的国际稳定 基金的草案为基础 3.派遣苏联专家参加该组织草案的讨论 4.在讨论 该草案时应要求不干涉苏联内部的经济政策 尤其是货币政策 5•尽可 能减少苏联向稳定基金缴纳黄金的比例 15% 6.提议黄金储备中央基 地包括美国 英国 苏联和中国 7.建议美英苏中四国在基金的份额至 个月后 苏联开始考虑其专家赴华盛顿参加非正式谈判的方针和 立场 11 29 米高扬提交了给专家指示的初步方案 主要内容包 苏联专家在讨论中的意见不能被视为官方言论 苏联专家应避免发 表可能被误解为苏联拒绝其他国家 英国 加拿大等 该方案的言论

    的谈判 3 少占10% 同意苏联代表成为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3

    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其他国家对美国计划的修改意见 以及美 国对苏联修改意见的态度 苏联专家在谈判中提出的声明和建议应围绕 以下几个目标提出 确保基金不会干预苏联的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 少苏联应缴纳的黄金数量 争取将基金信贷用于支付苏联的商业债务 加强苏联在基金领导机构中的影响力等 同时 米高扬还以一问一答的形 12 7 国家银行副行长N.F・契楚林 外贸人民委员部货币司 司长N.莫罗佐夫 财政人民委员部货币司司长ld兹洛宾提交了根 据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示所作的将下发给专家的指示草案修改稿 修改 稿增加和修改的内容主要是 允许苏联专家表态 苏联有可能参加作为 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中黄金缴纳比例应降低至 15% 为领土被占领国提供50%的特别优惠 在向苏联提供大量长期 贷款的条件下 可以表态苏联同意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等 3在这里 苏联加 基金和银行的意向更加明确 但条件也提高了 12 11 契楚林等人又呈上了一份修改稿 12 7 稿的措 辞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改 4同一天 维辛斯基汇总各部门意见后向莫洛托夫 提交了关于平准基金 清算联盟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初步结论 平准 基金方案对苏联没有经济意义 反而增加了苏联的经济负担 限制了 苏联发展对外经济的自由 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但由于基金与旨在提供 长期贷款的银行捆绑在一起 如果苏联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被接受

    式提供了技术专家对所提问题如何回答的具体内容 2 那么苏联可以接受怀特计划 而不是凯恩斯计划 5 1 3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12日契楚林和莫罗佐夫再次呈送了一份补充报告 详细分析了基金 份额的问题 认为设立庞大的基金份额对苏联不利 建议给苏联专家的 指示中再增加一点 声明苏联认为50亿美元的资本金已经足以支持基金 完成任务 莫洛托夫把最后形成的指示发给前任驻美大使利瓦伊诺 征询他的意见 2利瓦伊诺夫实际上持积极态度 尽管没有提出具体修改 意见 只是强调苏联专家应及时通报谈判情况 以便苏联调整自己的建 但他还是指出 维护战后世界和平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经济秩 序的稳定 因而自然应为四大国提供对国际金融政策施加其相应影响的 16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两份报告 一份报告主要是对关于复兴 开发银行方案的指示的措辞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4另一份报告主要谈份 额问题 为基金份额在3—4亿美元之间 就可以满足苏联的需求 而银行份额有两种计算方法 其结果苏联应缴份额分别是1.85亿美元 12 30 关于苏联专家在华盛顿谈判的方针最后定稿 除增加了 对苏联关于怀特计划修改方案理由的几点说明外 主要内容未变 6同一 契楚林等人又补充了两点意见 在战争结束一年内 领土被占领国 家可以自行确定本国的货币方针 员国之间不得签署双边清算协议的 显然 在美国的推动下 此时苏联已经开始转向合作的立场 12 1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2-215. 2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4-210. 3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2-203. 4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21-228. 5 ABПPa), 4). 06, oп. 6, 17, 170, 229-231. 6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6-220. 7 ABПPa),6.06, oп. 6, 11. 17, 4. 170, 232,这两点建议是否被接受 从文件上看不出来 按照被占领地区给予50%折扣的标准 4亿美元 5 机会 3 义务不适于个别国家因处理外贸关系而签署的支付协议 7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5 初结束的德黑兰会议也起了很大作用 虽然会议没有 重讨论战后经济 问题 但这次会议对于促进三大国战时军事合作和战后政治合作发挥了 重大影响 1更重要的是 次会议实现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面 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会晤 不仅 真理报 首先全文发表了会议宣言 斯大林还亲自修改了塔斯社对会议结果报道的题目 把中性的 苏美英 政府首脑会议 改为更具合作意味的 三大盟国领导人会议 2在会后的 此时苏联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12 31 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莫洛托 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非常重要的报告 报告在分析莫 斯科会议美国国务卿提交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指出 德黑兰会议已经确定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原则 赫尔的建议涵盖了战后合作的基本问题 苏联的利益不相抵触 甚至可以满足苏联的某些特殊利益 战争赔偿 因此 苏联政府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 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体包括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谈判 同意缔结国际贸易公约 消除贸易 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 殊商品和私人贸易的国际协议 关于航空运输的谈判等 报告还提到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问题 经给在美国的苏联代 表团下达了指示 4从这个报告也可以看出 苏联对于战后与西方的经济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罗斯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斯大林是什么类型的人 时说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3 13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合作 最感兴趣和最看重的 是开展对外贸易问题 而在美国人的逻辑 发展世界贸易的前提是稳定货币 这一点 莫斯科的政府官员或许 没有注意到 但经济学家看得很清楚 1943 12 1日苏联政府的官方英文刊物 战争与工人阶级 刊登 著名经济学家Е. 瓦尔加的一篇文章 文章对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 尽管两者都不可能对苏联的经济政策产生 影响 但就货币和汇率稳定而言 怀特计划优于凯恩斯计划 瓦尔加明 确指出 苏联只对那些可以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项目和措施感兴 不过他承认 苏联将受益于一个建立在 金含量固定的货币 为美元与黄金挂 里指的应该就是美元 笔者 础上的贸易体 并暗示苏联政府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考虑参加货币谈判 1 1944 1 莫斯科的 世界经济和国际政策 杂志又发表经济学家1.特拉赫金 伯格的文章 其中写道：「 们对外国货币的稳定感兴趣 既有接受 我们出口商品的国家 也有我们从那里进口商品的国家 我们对世界贸 易的发展感兴趣 无论任何措施 其中包括货币措施 要在某种程度 上有助于上述任务的解决 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苏联在这个时候公 开发表这些文章 特别是瓦尔加的文章 不无用意 3结合上述苏联内部讨 论的情况 以断言 莫斯科在苏联技术专家启程去美国参加谈判之际 想要向西方透露的信息实际是 只要能够提供大额长期贷款 接受对

     草案的修改意见 苏联愿意加入怀特计划 1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1944 1月初 苏联两名技术专家先期抵达华盛顿 21 29 契楚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全部到达美国 其中包括莫罗佐夫和兹洛宾 3 此期间 1 11 怀特已将英美技术专家共同起草的关于平准基金的 方案交给苏联代表团 尽管提供了英美两套不同方案 但双方都视美国 方案为主要方案 4 2月到5 美苏技术专家的谈判基本上也是围绕美 国方案进行的 实际上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 通过差不多同时 进行的美英谈判和美苏谈判 有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 以下简称 基金协议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以下简称 银行协议 基本条款已经形成 美英谈判确定了基金协议草案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苏联对基金组织旨在解决的根本问题 即汇率稳定和多边支付制度不感 兴趣 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银行的成本 苏联 能够得到多少贷款 基金组织成员的义务对苏联经济政策和贸易制度的 收到苏联代表团2 13 的报告5天以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向莫洛托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接受专家的建议 同意美方提出

     影响 苏联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影响力 5 1 3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为25% 苏联的方案是15% 或黄金储备的 10% 同时坚持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在此基础上再降低50% 领土被占领国家可以用本国货币从基金兑换必需的外汇 而无需以黄金 支付一半款项 关于向基金组织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 说明不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通报本国的经济信息需通过协商 的方式 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贷款应提供更优惠的条件等 1 为了推动美苏经济谈判达成共识 争取尽快召开有关基金问题的国 际会议 美国总统也出来说话了 对三大国正在 就此问题预先交换 意见 的情况 2 23日罗斯福致信斯大林说 切需要一个联合国 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 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 应予以 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 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 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 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 /与此同时 1944 3月的联共 中央机关刊物 共产党人 又发表了瓦尔加关于货币稳定计划的修改稿 其中明显地表示出对怀特 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 美苏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 照苏联代表团 在报告中的说法 美方几乎否定了苏联所有的修改方案 但都会提出新 建议 少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比如 为增强借款能力 投票权 1

     计划的赞同 4

     23 10 斯大林回信：「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 和对理事会的影响力 苏联要求保证其在基金总份额中至少占10% 国表示同意 但拒绝在协议中指名基金理事会的执行董事 怀特承认莫 斯科是基金组织的黄金存放地之一 但其他存放地的问题留给理事会处 美国不接受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实行50%的折扣 但同意 给予25%的折扣 关于确定和变动汇率的问题 美国同意在一定时期内 苏联可以自主决定卢布平价 关于向基金组织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国拒绝苏联的修改 但建议在章程中列出一些必要的指标 如果成员国 政府认为基金组织建议的措施是不必要的 则它们没有义务执行这些措 怀特还同意在协议中按苏联的建议写上 基金组织不应提出任何建 要求改变成员国经济组织的根本性质 过谈判 苏联代表团得出 结论 尽管不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苏联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却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 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参与解决国际 金融问题的能力方面 1至3月下旬 怀特感觉讨论进展顺利 虽然还不能 然而 在莫斯科的领导机构却有不同感受 4 4 财政人民委员 部和国家银行向莫洛托夫报告说 参与谈判的苏联专家的观点是 苏联 加入基金组织不能给自身带来实质性的直接经济利益 苏联加入的理由 出于政治考虑 增加苏联的影响力并通过基金组织获得金融信息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的看法是 美国专家拒绝苏联关于自主确定货币平 价和基金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修正意见 实质上造成 了苏联代表在基金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时依赖美国支持的局面 苏联的经 济利益也在减少 但参与基金组织依然可以具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由于

    确定 但对技术人员来说 有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达成协议 2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联合国家专家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的联 合声明草案 签署在即 他们建议应指示在美国的苏联专家 如果不答 应苏联的最后条件 苏联专家就不可能在 联合声明 上签字 如果美 国专家仍坚持原来的意见 苏联专家在拒绝签字的同时应声明 苏联对 加入基金组织持积极态度 至于加入的条件 苏联专家还要与相关部门 协商作出最后决定 随后 报告详细列举了苏联的最后条件 如坚持维 护国家贸易垄断 独立确定卢布平价 不反对与基金协商调整汇率的幅 度问题 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黄金应享受25% —50%折扣的优惠”尽量 争取向基金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在未来五年内不适用于曾 被占领的国家 向基金上缴的黄金不包括本地新开采的黄金 通过调整 份额计算公式中的指数(主要指国民收入)将苏联的份额增加三分之一 以保证苏联在基金总份额中的比例达到10% 确保苏联在基金理事会的 执行董事席位等 1在递交报告的同时 依据上述意见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 美国的确急于在联合国家代表中正式讨论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 行的方案 以便通过一个共同的协议 尽早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3但召开正式国际会议的前提是美英苏三大国首先达成共识 早在上 年的10月美国就将 联合声明 的草案发给了英国人4 但迟迟没有回音 4 5 赫尔向英国转交了摩根索的信 告知美国总统希望在5月召开 1

    科还作为附件呈递了他们起草的给在美专家的指示稿

     一次联合国家和有关国家政府的代表会议 讨论建立平准基金和复兴开 发银行的问题 为此必须提前发布 联合声明 求英国尽快对此问题 做出决定 但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政府被迫表态 将在英国议会引起混 1面对英国继续拖延的态度 美国立即于4 10日将 联合声明 案发给了苏联 摩根索在信中说 苏联代表团在契楚林先生的领导下 与美国专家的讨论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 苏联专家显示出高超的技术 能力和对建议的透彻理解 摩根索要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尽快 此时苏联已经了解到美英之间存 大分歧 4 12 给莫洛 托夫的报告中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认为 由于苏联参与世界贸易的程 度有限 种分歧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但如果苏联未能及时与美国和 英国协调立场 则美国和英国可以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发表 联合 声明 而不会考虑到苏联的意愿 3 联的这种心态 无意中配合了美国 的策略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 联合声明 的发表 4 16日美国驻英国大使维南特通知国务卿 英国同意发表 联合 声明 但前提是目前专家讨论中的未决问题已达成协议 “4 17 摩根索又向英国通报了由美国以联合国家专家的名义起草的 关于建立 复兴开发银行的声 5 天午夜 务卿赫尔要美国大使转告英国财政 大臣 美国将在华盛顿时间4 21日晚8时向新闻界公布关于复兴开发 银行的 联合声明 根据此前与英方商议的安排 要求苏联和中国在 同一时间发表声明 果届时没有收到英国的肯定性答复 美国将单独发表声明。

    就发表 联合声明 做出决定

    在向英国施加压力的同时 美国给莫斯科送去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信 4 17日晚上10 摩根索要求哈里曼大使向苏联财政部通报 英国已经同意就建立国际货币基金发表 联合声明 未说明英国的前提 条件 预计该声明将在华盛顿 伦敦和重庆同时发表 时间安排在4 21日晚8 如果莫斯科也同时发表声明 显然是十分可取的 24 18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驻美使馆分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对摩根索 来函的答复草案 前者要求苏联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向美方提交苏联对 合声明 草案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后者则认为摩根索回避苏美之间的 分歧 苏联的答复应指出这些分歧 并声明 在获悉专家们进行的谈判 结果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将把关于发表共同声明问题的意见通报给美国 财政部长 3苏联最高决策者对此作何反应 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史料 第二天 苏联驻美使馆又发来一封加急电报 转告了美方关于 联合声 中包含的几个条件 可能是与苏联专家最后协商的结果 其中部分满足了苏联的最后要求 如经商议后允许成员国外汇平 价有10%的浮动 若事先得到基金组织批准还可以有更大浮动 拥有份 额最多的五个国家的代表自然成为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 在三年过渡期 内允许成员国继续保持一定的汇兑限制 使馆请求将以上情况紧急告知 财政人民委员 并转达了美国国务卿的 挚期 希望苏联将这些条 款加入即将发表的声明 4华盛顿时间19日上午10 莫斯科时间凌晨3 摩根索要通了莫斯科的电话 敦促哈里曼竭尽全力获得苏联人的同意。同时，他 还致电苏联驻美使馆 要求他们提供一切支持。

    面对如此紧张而微妙的局面 苏联在最后一刻作出了答复 20 晚莫洛托夫紧急召见哈里曼 向他宣读并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声明 声明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条款 美苏专家之间存在 重大分 部分苏联专家对一些条款表示反对 而苏联政府尚未及对上述主 条款进行研究 但是 如果美国政府需要苏联表明态度 便保证 在外部世界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话 么苏联政府同意对自己的专家下达 命令 让他们同意摩根索先生的方 2华盛顿收到哈里曼的电报 是当地时间21日凌晨4 18 3苏联政府的做法为自己保留了足够 外交转圜空间 虽有些勉强 但还是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合作诚意 4 美国政府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在4 20日同一天 国政府 表示同意就基金问题发表 联合声明 尽管有关银行问题还要与美国进一步磋商。

     4 21 美国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式公布了 于建立联合 国家和联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 64 23 苏联 消息报 4版刊登了 联合声明 7苏联批准了 联合声明 ，并表示愿意参加国际货币会议 预示 美苏两国有可能在战后展开更紧 更具建设性的合作 美国也有理由为此感到兴奋 不过 摩根索有 些过于乐观了 他在4 21日给罗斯福的信函中说 国务院和财政部都 为苏联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表明 们希望在世界的眼中与我们 系在一 1这个判断未免有点言过其实 言之过早 甚至可以说是 厢情愿 斯大林的确非常愿意在战后与美国继续合作 也正是因为如 苏联才同意参加它并不感兴趣的国际货币会议 但是 从莫洛托夫 颇具外交辞令的答复来看 问题涉及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发生改变 苏联领导人是不是能有远见 有气魄地闯过这一关还很难说 苏联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就是以这种心态走向布雷顿森林的 联合声明 表以后 美国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国际会议 美国 原来的安排是5 1日发出邀请 5 10日左右在华盛顿召开起草委员 会会议 准备国际金融会议的议程和协议草案 5 26日左右召开国际 融会议 2实际上 摩根索和怀特心里清楚 莫斯科和伦敦接受美国的 基金计划都有些勉强 26日晚上的内部会议上 怀特担心苏联因其要 求未得到满足可能会采取抵制态度 他主张 如果英国和苏联都拒绝参 不要召开会议 如果只是苏联拒绝 也要推迟召开会议 不是 因为苏联在经济上很重要 而是苏联缺席会使整个计划的成果 变酸 在摩根索看来 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对苏联和英国在战后与美国合作意愿 的考验 尤其是莫斯科 外部事务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 这是 4 25 摩根索将美国的日程安排告诉了莫斯科 并特别说明 总统指派他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 而他 诚地希望 苏联也

    它以前从没有做过的

    能派财政部长来参加会议 2 27 国务卿又发电报 催促苏联给予明 确的答复 2但此时苏联内部还在就参加基金的最后条件进行讨论 4 29 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国家司司长 X察拉普金和巴拉诺夫斯基 鲁秋尼扬联名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一份报告 对于 联合声明 所列条款 提出了修改意见 除了坚持莫斯科应成为黄金储存中心之一 苏联份额 应增加三分之一 向基金缴纳的黄金不包括本国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 不会提出成员国改变其经济结构基本性质的建议等 最主要的让步是 苏联同意向基金组织提供除黄金开采数据以外的其他经济数据 此外 报告还建议 将已在美国参加谈判的专家纳入苏联代表团 任命财政人 民委员兹韦列夫为团长 3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最后一项建议未被采纳 5 2 克里姆林宫告知美方 苏联接受邀请 将派代表团去华盛顿 但财 政人民委员无法出席 因为他 太忙了 4 5 5 契楚林等专家向莫斯科提交了他们与美国谈判基金问题的 总结报告 在详细介绍基金的原则 宗旨和政策 并逐条对比美苏两国 专家的分歧意见和谈判结果后 报告总结说 苏联参加国际基金组织有 七点间接好处 利用对基金贷款的管理增强苏联的影响力 表明了苏联 愿意与美国合作的立场 稳定汇率将为扩大资本输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有利于苏联战后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重建的需求 参与基金管理机构 有利于苏联及时了解国际金融状况 有资格加入复兴开发银行 从而使 苏联可以得到长期贷款 加强黄金作为国际结算的作用 有利于苏联作 为黄金生产和出口国在国际黄金市场发挥影响 若苏联不参加基金可能 会招来国际经济组织对苏联外贸活动的打击 专家们还提出了对基金协

    议草案的最后处理意见 其中建议做出让步的条款有 不再坚持删除成 员国汇率调整必须经过基金组织批准的条款 只提议增加如下内容 商议确定国营贸易国家的货币平价时 基金将考虑到其经济的具体结 不再坚持删除那些黄金和外汇储备超过其份额的国家需用黄金回购 外汇的条款 只提议在领土被占领国家推迟三年执行这一条款 接受成 员国货币的平价将以黄金表示的条款 要求新增加的建议有 保证苏联 在基金拥有10亿美元的份额 以接近美英的份额 美国29 英国13 坚持要求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的黄金给予25% —50%的折扣 视其遭受损失的程度而定 给予四大国每个国家不少于10%的投票权 而无论其份额多少 为了保证苏联在理事会中相对较大的影响力 不再 增加执行董事的名额 1 5 15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他们与美国专家讨论银行问题的 报告 在这方面 美苏专家的分歧意见不大 苏联的建议是在认缴份 获得长期贷款以及贷款条件等方面应对被侵略国家给予优惠 美国 都表示同意 只是优惠的程度问题 如苏联要求股本认购给予50%的折 美国只答应给予25%的折扣 而且要限定年限 4 —5 最多10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 主要是成员国向银行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总之 苏联专家认为，「鉴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和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联加入复兴开发银行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还可以获得如同加入基 金组织一样的间接利益 苏联专家提出的对银行草案的修改意见 大体 与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相同 唯一让专家感到为难的是 由于银行的 份额认购额度与贷款额度没有关联 故应尽量减少在银行的份额 但考 虑到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而苏联已提出在基金的份

    额占有10亿美元 恐不便在银行提出较少的份额 27 苏联国家 银行提出了对复兴开发银行组织草案的修改意见 基本原则与苏联专家 的意见相同 即在各方面为被侵略国家提供优惠条件 只是更为详细 至于专家们的难题— 苏联在复兴开发银行资本金中的份额 报告明确 由于英国的拖延 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国际会议只能推迟召开 35 25 国务卿赫尔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 告知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是7 1 还特意提到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领队 45 30日美国大使馆 得到通知 苏联代表团将由副外贸人民委员M. 斯捷潘诺夫率领 56月 5日美国使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通报了会议地 期限和费用负担等会务事宜 沼月9 摩根索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 信中授权摩根索可以同意对基金和银行协议生效至关重要的修改 但条件是这种修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联合声明 中所载的原则 美国 代表团的责任是 向世界证明战后国际合作是可能的 76 10 美国 技术专家与英国 苏联和中国商议后 邀请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的技术 包括美国在内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大西洋城会议于6 24日正 式召开 除了拟定国际会议的议程 还讨论的关于基金的 联合声明 和复兴开发银行草案 在持续5天的会议上 代表们提出了 70多项修正 主要讨论的是份额 投票权 黄金 汇率 债权人的责任以及复兴

    专家于6 24 在美国大西洋城会晤 以便商讨国际会议的议程 8 提出应与基金份额一致 10亿美元 占总份额的10% 2 14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开发银行的贷款原则等问题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没有积极参与讨论 在一些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认购额消减50% 为新开采的黄金提供一项特 殊条款 卢布汇率由苏联自行掌握以及修改成员国向基金提供经济信息 的义务等 作为国际金融会议的预备会议 对于所有的修正案只是提出 和讨论 没有做出决定 其中最具争议 也是各国代表最感兴趣的问 即基金份额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 不在这次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 怀特设计的分配份额的计算公式也没有展示给各国代表 有这些 其是份额问题 在正式国际会议上讨论决定 1 5 29 在大西洋城会议结束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夕 罗斯 福给与会代表发来一封贺信 信中说 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战后世界秩 序与和谐所需的诸多阶段之一 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罗斯福 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一个证据 证明不同国籍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1944 7 1 来自44 国家的730名代表和专家 其中包括 16个国家的财政部长 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 出席有史以 来最成功的一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主持

    调整可能存在的分歧 以及如何作为朋友一起工作 2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49 苏联代表团团长斯捷潘诺夫被选为会议第一副主席 怀特被选为第一委 员会 基金 主席 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是第二委员会 银行 主席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 苏联代表团还有另 5名成员 即A马列京 副财政人民委员 契楚林 兹洛宾 鲁秋尼扬和莫罗佐夫 3 顾问及其他工作人员 1 会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解决各国临时性支付困难的基金组织和一个 提供结构性国际融资的银行 并为此签署国际协议 会议第一天的新闻 稿指出 1943 5月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召开的粮食和农业会议 1943 11 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召开的救济和重建会议之后 这是45 个联合国家和联系国家举办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如何保证战后国际货币 的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世界贸易 实现繁荣与和平 们在 这里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并调和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中始终存在 的合理分歧 2应该说 次会议的成功 分体现了联合国家之间团结 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尽管如前所述苏联对会议的主题 稳定货币等不感兴趣 但苏 联代表团还是积极参加了每个阶段和所有问题的讨论 在私下会谈时 斯捷潘诺夫坦率地对摩根索承认 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无法通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来解决 虽然货币自由兑换是可取的 但苏联的经济由国 家控制 不需要国际组织来安排稳定汇率 取消支付限制和形成多边贸 不过 苏联代表也看到了参加基金组织在两方面可能得到的好处 一是获取战后重建的经济援助 二是提高作为大国的政治声望 因此

    美国人感到 如果可以做到这两点 而不必付出巨大代价和受到国际组 的制约 苏联似乎倾向于加入基金组织 1美国代表团在内部会议上讨论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苏联有意在战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商业关系 2 由于存在诸多分歧 达到这些目的 就需要美国和苏联两国代表 团在谈判中付出极大的努力 正像美国代表e.埃克斯所说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 证明了 己的谈判技巧 顽强精神以及不知疲倦和不屈不挠的作风 们凭借 苏联红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坚持己见 不会做出让步 3与会者普遍感觉与苏联人的沟通比较困难 还有两个重 要原因 一是语言障碍 苏联代表的英语水平不高 译人员又不足 临时从外贸学院调派了六名学生担任口译助理4 以至于出生于俄罗斯的凯 恩斯夫人一度不得不出面做非官方翻译 5二是授权有限 代表团级别不 凡事必须请示莫斯科 他们 没有与政府通过电话或电报协商的 情况下不敢迈出一 6所以 出席会议的美联储货币专家e A.戈登魏 泽有一句研究者常引用的 名言 他感觉苏联代表一直 行刑队与英 语之间挣扎 7苏联代表既没有决定权 又面临语言障碍 在谈判中步履

     维艰 说如此 苏联代表团还是尽其所能 基本上完成了莫斯科交代 的任务 苏联在会议上参与讨论和争论最多的 还是会前提出的有关苏联 切身利益的那些问题 而且 虽然面对几十个国家 但是要真正解决问 题也只能通过与美国代表的私下会谈 下面列举的主要争议问题及其解 反映了苏联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分歧和妥协的基本情况。

    关于基金份额

     份额是国际基金组织的核心概念和内容 由成员国向基金 缴纳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有价证券构成 份额对成员国意 基金认 购的资本额 可利用的基金资源和在基金内拥有的投票权 也就是说 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内的权力 责任和利益因此 一般国家都希望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份额 但基金资本总额有限 此增彼 所以份额的分配和确定必将存在激烈竞争 这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 美国为分配和确定份额设定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准 即战后 将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并承担主要责任的四个大国 四大 必须拥有最大的份额 而由罗斯福和赫尔安排的顺序是美国 英国 联和中国3 另一个是经济标准 即以国民收入 黄金储备 进出口贸易额 等经济因素作为权重形成的计算公式 而这两个标准之间是有冲突的 这种冲突在计算苏联的份额时表现的最为明显 先是苏联的黄金储备

    会议上面对的 最重要 也是 最困难和最麻烦的问题 2

    军事机密 1926 起就不再公布 2 次是对苏联的国民收入有不 同统计 很难确定 3最后是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小的可怜 甚至少于中国 且常有逆差 4按照美国专家最初的计算 联在基金的份额仅有1.64 总份额80 美元的2% 这显然不符合罗斯福的政治标准 与苏 联的大国地位也很不相称 财政部主张把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元 (相应的份额是美国35 英国及其殖民地15 中国5亿) R.e 克塞尔等专家1943 5 24 报告说 大量的数据测试表明 这样 华盛顿联合国家专家会议前 6 13 美国专家拿出的数字是 苏联份额7.63亿美元(美国29.29 英国及其殖民地12.75亿) 6美国 人主动做出的努力使苏联份额 有了大幅提 但维辛斯基在惊喜之余 通过谈判 1944 5 国同意将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 元左右 以确保10%的投票权 8在此之前 怀特计划中基金总份额都是 感到 这仍然不够 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太大。

    分配有困难

     100亿美元 到大西洋城会议结束时 根据摩根索的指示和怀特的意见 美国专家提出了交给国际会议的份额方案 在总份额80亿美元的基础 美国占27.5 25 英国及其殖民地13 12.5 苏联8 中国5 4.5 时预留10% 10 美元 以便于在各国之间 进行调整 1这个变化激怒了苏联代表 会议刚刚开幕 得知苏联的份额只有8亿美元 斯捷潘诺夫向美国 人提出了质疑 7 3 下午的对话中 美国代表感觉苏联人 常不 他们希望在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 或大约提升到10 亿美元 当晚8 30 美国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份额问题 争论十分 热烈 于苏联的份额 怀特解释说 给苏联10%份额的原则没有变 只是总份额降为80亿后 联的份额就是8亿了 会议形成三种意见 主张答应苏联的要求 国务卿艾奇逊 财政部长摩根索 对无条 件满足苏联要求 财政部副部长文森 应苏联对份额的要求 但在 其他问题上不再让步 尤其是黄金认购额和新开采的黄金问题 美联 储主席m. 8.埃克尔斯和怀特 会议通过了给苏联代表团的备忘录 管存在 令人遗憾的误 美国代表团 证将与苏联代表团一起努 增加苏联的份额 2随后立即举行了美苏两国代表团的会谈 在听过 怀特的解释后 斯捷潘诺夫强调 计算份额必须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外的 因素 且应基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的统计数据 苏联政府对份额的印象是 苏联将得到10亿美元或更多的份额 略低于英国 但是在会谈接近尾声 当斯捷潘诺夫得知英国的份额是12.5亿美元后立即声称 这种情况下 联的份额应该大约是12亿美元。

    美国代表团7 5日和6 反复讨论了份额问题 最终决定同意给 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以换取苏联在其他有争议问题上的让步 例如 苏联曾要求 份额中只有25%必须用黄金支付 而怀特坚持要求不低于 50% 如果苏联拒绝将份额与其他让步联系起来 美国将把对苏联的援助 限制在10亿美元以内 7 美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这一决定正式 通知了苏联代表团 值得注意的是 从谈判策略出发 备忘录的替代方 案对苏联的份额限制是9亿美元 而不是美国代表团内部讨论时经常提 到的10亿美元 同时还具体列举了新的基金方案中11个苏联必须遵守 的条款 2第二天 苏联代表团将美国的立场报告给莫斯科 7 11 莫洛托夫亲自给斯捷潘诺夫回电指出 苏联的份额不能少于12亿美元 时还要确保 对于苏联代表团提议而遭到拒绝的相关问题 在商定的 苏联份额正式固定下来之后 能够得到审议 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的建议 莫洛托夫确认了在获得12亿美元份额同时苏联要继续坚 持的几项内容 要包括 争取消减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 最高 25% 尽量做到基金组织40%的黄金放在份额最大的其他三个国家 7 11 下午与苏联代表团的会谈中 摩根索对苏联毫不妥协的 态度 感到非常震惊 他认为 价还价式的交易 不是美国政府 理这个问题的指导精神 这话说的有点言不由衷 笔者 斯捷潘 诺夫语气谦和 但态度坚定 摩根索再次要求苏联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一 斯捷潘诺夫响应说 正在等待莫斯科的直接答复 并建议美国可

    不影响国际交易的情况下苏联可以自行调整卢布平价等

    以直接与莫斯科联系 I收到国务院的电报后 驻苏大使哈里曼给莫洛托夫 写了一封信 并与维辛斯基通了电话 但是 直到13日夜里11时哈里 曼发出电报时 莫斯科还是没有任何答复 2 7 14日中午美苏代表团再 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遗憾地通报说 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消息 为等待 答复他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摩根索焦急地说 整个会议都被耽误了 即将召开的关于份额问题的代表大会上 美国代表必须公开表态 美国的 最后意见是 支持给予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并同意新开采的黄金不计入 国家的国家储备 但减少25%黄金缴纳额的条件不能答应 斯捷潘诺夫表 应斯捷潘诺夫的要求 7 15日下午全体会议前 美苏代表团进 行了又一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一上来就长篇大论讲述苏联对认缴黄金和 自主处理汇率平价问题的理由 摩根索坐立不安 最后 摩根索说 常遗憾 美国代表团不支持任何关于减少黄金认缴额的建议 在斯捷潘 诺夫进一步的追问下 怀特表示 对于苏联的建议 美国代表在大会上 7 15日下午4 第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该委员 会下属份额特别委员会主席文森提交的关于各国份额的分配方案 份额 3亿以上的国家有 美国 27.5 英国 13 苏联 12 中国 5.5 法国 4.5 印度 4 加拿大 3 大会一 致通过了这个建议方案 但中国 法国 印度等六个国家持保留意见 文森在报告时解释说 份额分配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 困难重重 为解 决这些问题 总份额已从80亿美元增长到88亿美元 经过深入讨论，

    示感谢 但关于缴纳黄金的问题 还是要等政府的答复 3 尽量不投反对票 但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 我们将不得不表示反对 4 1 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委员会投票批准了该报告 苏联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附加方案 建议 对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减少25% 经过一番辩论 该建议尽管得到 12 的支持 还是被委员会否决了 苏联代表要求在备忘录中记录记下 它的保留意见 1 份额问题到此结束 按照这个结果 苏联在份额问题上实现了 12 的目标 在总份额中的比例也大大提高了 达到13.6% 2为解决苏联的问 除了总份额增加外 美国还不得不对中国和法国的份额分别消减了 5000万美元 3这样 不仅保障了苏联的经济利益 提高了苏联对基金组 织的影响力 而且充分显示了苏联在战后的大国地位 了把苏联拉入 基金组织 合理地 抬高其地位 美国把苏联的份额从最初计算 纯经济因素 1.64亿美元拔高到12亿美元 专家们为此确实花费了一 番功夫 别是要按结果来调整苏联相关的经济数据 负责份额计算的 美国专家米克塞尔后来回忆说 最终确定的苏联份额 其在世界贸易 中的重要性几乎毫无关系 而完全是为了承认苏联在政治上和潜在的经 毫无疑问 苏联在基金组织中最主要 关键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关于黄金问题

     黄金问题主要包括份额中黄金的认缴数额 员国回购本国货币需 用黄金的义务 黄金储备是否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以及基金组织的黄 存放地问题等 沙皇俄国曾是黄金的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 但连年的

    济上的重要

     战争和内战导致黄金储备大量消耗和黄金产量大规模减少 以至到20 代中期 苏联与外国账户结算的部分黄金还要从国外购买 1 30年代苏联的黄金生产再度膨胀 1929年至1936 黄金产量 增长了约5 使苏联在世界黄金产量的排名从第4位升至第2 大林非常重视黄金生产 并对19世纪末的 金热 印象深刻 据称 斯大林曾说过 美国的西部 一开始就是靠黄金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开拓的 2所以在与美国的谈判中 黄金的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如果说莫 斯科要在份额问题上彰显苏联的大国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那么黄金问题 涉及的诸多因素都与苏联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怀特设计的基金份额由黄金和本国货币 或政府有价证券 构成 其中苏联最关心的是黄金缴纳额的比重 当美国把黄金比重从25%提高 50% 维辛斯基惊呼 按照份额7.63亿美元计算 苏联就要交出 338吨黄金 大致等于苏联4年所输出的黄金 3经过多次谈判 到国际 会议召开前 规定的黄金比重又降到25% 或黄金储备额的10% 以较 小的数额为准 在此基础上 苏联要求对被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再给 50%的折扣 美国则坚持只有25%的折扣 4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 前说述 苏联要求将其份额从原来分配的8亿美元增长至12亿美元 国同意了这一要求 但取消了在黄金认缴上给苏联的折扣 在大会表决 前的最后谈判中 苏联坚持一定要对被侵略国家给予黄金缴纳的优惠 折扣可不超过25% 甚至提出可在新开采黄金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摩根 索和怀特不愿再做出任何妥协 第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决了苏联的修正案

     斯捷潘诺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要求在协议备忘录中记上苏联有保留 意见 1事已至此 莫斯科仍然耿耿于怀 7 18 苏联驻美国使馆在 给赫尔的信函中要求 美国财政部有必要在声明中表明 4 12日拟定 而不是4 22日发表 联合声明 本将作为专家声明的正式文 因为美国媒体报道时 了其中给予被侵略国家缴纳黄金25% 联合声明 规定 成员国从基金回购本国货币必须使用黄金 成员 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超过其份额时 该年度所购外汇之一半需支付黄 成员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在年终已有增长时 其增长数额之一半 需用来回购本国货币 3苏联在谈判中提出 一条款不应适用于新开采的 黄金 因为这些黄金不是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果 不会对其他国家的黄 金储备造成压力 后来又建议 用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要求 协议生 的前五年不应适用于在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新开采黄金 美国 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 为了早日解决12亿美元的份额问题 7 10 斯科同意苏联代表团撤回关于减免25% —50%黄金份额和新开采 黄金的修正案 但仍然坚持份额中黄金的缴纳给予苏联不超过25%折扣 的要求 14日的会谈中 摩根索通报了美国的正相反的意见 25% 扣的要求不能同意 但可以接受苏联关于新开采黄金的建议 6然而 美国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列入已经答应的问题 于是 苏联代表团就把

     折扣的内容 2 专家倾向允许给苏联两到三年的过渡期

    减免黄金份额和新开采黄金的问题提上了特别委员会会议 会议经过辩 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 基本上通过了苏联的提案 表述上有些差 即关于用黄金购买外汇和用新开采的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义务 五年内不适用于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在大会审议前 美苏两国代表团 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谈判 最后 美国原则上同意了苏联的 方案 尽管增加一些附加条款 I 基金协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比较复 早在1944 1月与美国谈判时 苏联专家就提出了基金组织的黄金 存放地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留给基金管理机构解决 无论认购的黄金放在哪里 基金组织都可以自由处置 3到了布雷顿 森林 苏联表示同意将黄金的一半放在美国 剩下的黄金40%放在其他 三大国 10%可以放在基金组织认可的任何地方 47 10日莫斯科明确 指示 代表团应提出一项修正案 了基金组织总部所在的国家 黄金 40%应存放在其他三个大国 5莫洛托夫11 来电也坚持这个意见 6 私下谈判时 苏联代表又增加了一个要求 基金组织在苏联保存的黄金 应为15%左右 无论如何不能少于苏联在份额中缴纳的黄金 7美国提交 给大会的方案基本接受了苏联的意见 但是也在最后加了一条 在紧急 情况下 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将基金持有的全部或任何部分黄金转 移到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任何国家 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否决了

    但基本上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苏联要删去最后一句话的修正案 但记录了苏联代表团的保留意见 I苏联 意思是 无论规定什么条款 苏联的黄金都不会走出国境 国的理 念是基金组织的黄金终归是要统一管理的 可谓针锋相对

    关于外汇管制和汇率平价

    苏联实行外贸垄断和外汇管制 卢布汇率的贬值或升值从来就是 由政府操控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要求的就是稳定汇率 实现外汇 平价 也就是说各国的汇率调整应交由基金组织决定 际经济合作就 意味 各国要想实现平稳和平等的交易 必然需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 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做到 但与苏联的计划 经济体制完全是南辕北辙 这是苏联对国际货币基金不感兴趣的根源之 也是在谈判中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 美国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尽管基金的宗旨在于 消除妨碍世界贸易发展之外汇管制 但由于 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 很难在战争结束时一下子取 联合宣言 特意设立了 过渡办法 的条款 许会员国在过 渡时期内继续实行外汇管制 但应尽快 以渐进的方式将有碍多边清算 之管制制度撤销 如果基金成立后三年内仍采取限制措施者 应就此问 题与基金组织进行解释和商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 基金协议 汇率平价的问题要复杂一些 还在1944 春天的华盛顿谈判时 联专家就提出 于卢布不在国际贸易中流通 布汇率只是内部记账 的问题 了旅游 对国际贸易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苏联不应受基金组

    留了 过渡时期 一章 只是规定更为详尽

    织关于维持外汇平价规定的约束 对此 美国专家表示认同 I到大西洋城 再谈 美苏双方对卢布汇率的意义仍然没有不同看法 美国专家只是强 允许苏联自行调整汇率并不意味 剥夺基金组织决定汇率调整的权 然卢布汇率变化不会影响国际贸易 基金组织也就不会不批准苏 联调整汇率 2 联合声明 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 成员国加入基金组织 时双方应议定该国货币平价 黄金表示 成员国为解决国际收支严重 失衡或因国内政治或政策原因而需要改变货币平价 应征得基金组织核 基金组织应予以同意 调整幅度不得超过10% 3显然 这样的条款 基本符合但没有完整表达莫斯科的意愿 所以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争 论的 只是如何措辞的问题。

     美国在协议草案中有关汇率调整的说法是 如果已证明进行的修改 对消除现有的不平衡是必要的 或者其对相关成员国的国际业务不会产 生影 基金组织将会同意修改 如果基金组织对证明的结果感到不 并且认为建议对基金组织的工作来说是不正确的 么基金组织应 当对提出的修改意见予以反 4莫斯科认为 这种表述没有免除苏联调 外汇平价须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务 莫洛托夫的指示要求改为 如果 外汇平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则免除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 5 14日美苏代表团私下会晤时 美方同意将措辞改为 如果外汇平 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以在未经该基金会同意的情况下 改动货币平价 双方都认为这两种说法实质相同 但都坚持自己的措 斯捷潘诺夫说 如果采用美国的措辞 还要等待莫斯科来电同意。大会召开在即 摩根索只得表示妥协 I苏联代表团颇为满意地向莫斯科汇 报说 美国 此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表述 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 以至 大多数参加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代表团都没有明白 这一措辞修改的实 关于投票权 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显示了其对基金管理的影响力 苏联参 与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政治考虑 所以对这个问题格外重视 如前说述 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是 拥有不少于10%的投票权 成为 基金理事会的当然执行董事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英国的主张与此相 美国对前两点没有异议 但不同意第三点 苏联的立场是 在确定 投票权时 主要应考虑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专家认为 投票权分配上可以给予苏联等大国足够的照顾 但就一般原则和对大多 苏联的顾虑是担心投票权分散会削弱自己在基金组织的决定权和影 响力 一点与美国不谋而合 4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 们赞同通 削弱大会的职权来最大限度地扩大领导机构的职权 代表团的主要责 的同意就通过我们必须遵守的决议 莫斯科还建议代表团私下与美国 接触 应该让美国人知道 们是多么希望美国参与欧洲事务 5对于

    质是什么 2 数国家来说 参与基金管理的程度必须与其向基金提供的资源成比例 3

    任就是 不许出现这样的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 国际组织 不经我们 美国在会上提出的关于投票权新的计算方法 即每个国家250 此外 10万美元份额增加一票 莫斯科来电认为 这种变化有利于包括苏联 在内的份额较大的国家 应予支持 1如此安排的结果是 9.9万张总票 数中美国占28% »英国占13.4% »苏联占12% »中国占5.8% 法国占

    苏联的投票权比原来的设想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自然十分满意。

     关于提供经济信息

    如上所述 怀特在一开始设计平准基金方案时就提出了成员国有义 务向基金组织提供各种经济信息和数据的问题 无论是分配份额 确定 平价 缴纳黄金 还是对以后各项业务的开展而言 提出这一要求的合 性和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对苏联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因为 它的很多经济资料从不对外公布 些还被列为国家机密 特别是前面 提到的关于黄金的资料 苏联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提供相关 信息 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 国际会议前 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7 8日审议基金组织与管理的会议上 美苏分别提交了关于信 息问题的方案 美国的方案把向基金组织提供信息作为成员国的义务 但成员国不承担提供那些会暴露个人或公司业务信息的任何义务 而且 当基金要求会员国提供信息时 应顾及各会员国提供此项材料之不同能 美国要求各成员国提供的经济信息共12 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储备 黄金的开采量和进出口量 商品的进出口量 批发 零售和进出口 价格指数 以及汇率和外汇管理的数据等 苏联的方案比会前退让了一步同意提供黄金和外汇储备的信息 投资 外贸 汇率以及收支平衡 变化的情况 而其他信息的提供需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达成协议 I在美国 有条件地同意给予苏联12亿美元份额的后 代表团向莫斯科提议 可以 接受美国提出的信息清单 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对于提供如此 广泛的信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 并建议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莫洛托夫支持了后者的立场 并在7 11 电报中要求代表团坚持以前 给他们的指示 2然而 7 14日与摩根索的会谈中 苏联代表团的态 度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斯捷潘诺夫表示 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外公布 如此多的国家信息 而得到这些数据预计也会遭遇很多困难 不过 了避免苏美代表团之间在信息问题上出现的这些分歧 苏联准备接受美国 目前尚未看到在此期间代表团与莫斯科上级机关有任何沟通或请示 的史料 不过 苏联代表在没有接到指示的情况下就在如此重大问题上 自作主张 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 在会议期间其他更为细小 如用词 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来 无论如何 大概是美苏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谈判中解决最顺利的一个问题 也是苏联做出让步最明显的一项条 关于银行份额 复兴开发银行是苏联比较向往的机构 主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战后重 建的长期贷款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向银行缴纳份额 资本金 的数量

     的方案 包括提供国民收入数据和国内物价指数等新增加的内容 3 最后 基金协议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表述了美国方案

    用美国代表埃克斯的话说 关于苏联银行份额的谈判 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最艰难的谈判 I事实上 这也是整个会议直到最后一刻才解决的 问题 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与投票权相关联 份额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管理权问题 不同之处在于 金份额决定了 为稳 定货币的 贷款额度 而成员国在银行的信用贷款能力则取决于需要而 不是份额 承担较大的银行份额只是表明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国要承担更 的责任和风险 因此 苏联在会前就强烈表示 赞成减少那些遭受重 大损失的国家在银行的资本认缴额 同时又不要相应地减小其投票权 美国专家则认为 银行份额的首期交付只有20% 其中10%还可以在需 要时再交付 济压力并不大 认缴额的大部分 可达80% 将以资本 实际上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关于复兴开发银行诸多事项的审议中 苏联并没有提出什么方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在英国方案和美国方 案之间做选择而已 3苏联代表团关心的 只是银行份额问题 负责银行 项目的凯恩斯在7 17日的一封电报中说 过讨论 所有主要代表 团都认可了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同等的原则 了苏联 他们坚持 的政策是得到所有的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4 联在基金的份 额已争取到12亿美元 但在银行只愿意认缴9亿美元 这样 银行资 本金将短缺3亿美元 凯恩斯作为银行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难题甩给

    形式保留下来 以支付银行的担保 所以经济风险也不大

    了美国人 1 7 19日晚 美国代表团正副团长与斯捷潘诺夫会晤 劝说他接 12亿美元的银行认购 摩根索试图用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益增长的国际影响以及美苏友谊来打动斯捷潘诺夫 但斯捷潘诺夫坚持 认为 由于战争带来的损害 9亿美元对苏联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极限 最后 苏联代表答应再给莫斯科发电报请示 220日上午 美国代表团开 专门讨论苏联的银行份额问题 文森介绍了与斯捷潘诺夫进行的艰 苦谈判的情况 尽管摩根索为此贡献了 1夸脱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联代表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对苏联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 代表们讨 21日上午9点半召开的内部会议上 美国代表团发生了意见分 摩根索主张应坚持让苏联承担12亿美元的份额 怀特也认为应该继 续努力 但苏联有可能接受的是10亿美元 其他缺额可由美国补上 多数代表主张向苏联让步 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Е布朗指出 苏联的份额认购对银行影响不大 因为私人货币市场对苏联的担保没有 信心 相反 如果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份额 会导致苏联退出银行和基 结果将危及基金组织的建立 4紧接 10 15 文森召集包括苏 联在内的部分国家代表团团长研究这个难题 由于苏联份额的下降还可 能导致其他一些小国份额的缩减 要达到银行总资本的差额就不止3 美元了 文森介绍了情况以后首先表态 为了弥补缺额 美国愿意承担 2.5亿美元 会议开到这时有点像 拍卖 会了 波兰代表 举牌 表示 可以增加2500万美元 中国代表同意将认购增加5000万美元，古

    论了各种替代方案 但一筹莫展

     巴代表也表示请示政府后份额有望增加 最后 加拿大代表承诺 说服 政府增加2500万美元 只有印度代表表示 如果苏联的份额减少 印度 政府恐怕也难以接受现有的份额 凯恩斯看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苏联 代表 忍不住讽刺说，「如此坚定 毫不妥协 的表现 似乎 有违大国 的荣誉和形象 斯捷潘诺夫被迫起来讲话 但除了表达谢意和解释苏联 苦难外 他仍然坚持莫斯科给予的授权只有9亿美元 1在下午召开的 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 森宣布 苏联代表仍然没有接到莫斯科的答 但中国 波兰 加拿大 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意增加自己的 份额 而使银行总资本能够保持在预计的88亿美元 2 联的顽固态度 22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闭幕大会安排在晚上9 45 4就在此前 两个多小时 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晚上7 斯捷潘诺夫在与摩根 的紧急会见中告诉他 斯科已经同意12亿美元的银行份额 惊喜过 望的摩根索再三追问 斯捷潘诺夫转达了莫洛托夫特意要他转告美国人 的话 斯科之所以同意份额的规模 是因为摩根索先生要求苏联代表 团这样做 摩根索高兴地说 次会议几乎是成功的 现在是完全成 5有学者说苏联代表在当天上午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 意搁置 了几个小时 6此事是纯属巧合还是故弄玄虚 由于作者没有提供准确的文 献来源 故而无法查证 但可以断定 表团不会不将21日下午会议的

    引起很多会议代表的强烈不满

    结果及时上报 所以 莫斯科的指示应该是得知苏联的要求已经被接受 情况下做出的 无论如何 结局都是皆大欢喜 摩根索迫不及待地将 这一消息电告了罗斯福 并认为 这是苏联愿意同美国在一项维护世界 和平与繁荣的计划中进行全心全意合作的重要证 I他又一次过度乐观 地解读了斯大林的善意 来自莫斯科的最后消息确实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所有与会国代表都签署了 基金协议 银行协议 及会议最后通 过的各种文件 而一些国家的保留意见 大家都接受了凯恩斯的要求 只记录在不公开发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记录中 不作为最后文件的附 苏联代表也声明表示赞成 2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一片欢乐的祝贺和赞 美声中结束 次会议 成功地完成了摆在面前的任务 美国代表 或许已经完成了比最后文件所体现的意义更大的事情 国代表 历史上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法国代表 是一次 重大的历史性成 加拿大代表 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久和平和世界 繁荣 所作的共同努力和新贡献 苏联代表 3罗斯福则在祝贺信中 指出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两个协议 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结构进一步奠定了两块基石

     基金 银行两个协议的签署及会议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 苏两国之间的妥协 这是美苏基本立场一致的结果 本章上述对会议争 议问题的详细梳理 否定了俄国学者最新研究的结论 似乎只是苏联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了 重大让步 I关于美苏相互妥协的问题 综合 审视两个协议的讨论过程和最后条款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美国完全或 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要求 基金份额 最核心的问题 卢布平价和基 金投票权 苏联被迫接受了美国意见 黄金认缴和提供信息 美国首 先做出让步 而苏联在最后一刻接受了美国方案 银行份额 其结果 是全体成员国受益 银行增加了 3亿美元总资本 双方妥协 其他 要问题 即新开采黄金 黄金存放地 外汇管制 事实上 在所有争 问题上最后达成协议 是双方采取妥协与合作态度的结果 如果谈到 让步 恐怕还是美国大一些 2其原因 主要在于美苏两国对会议的方针 和态度不同 说到美国对苏联的让步 就涉及一个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 建立躲不过去的问题 怀特间谍案 早在1944年春天 即布雷顿森 林会议召开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收到怀特是苏联间谍的举报 并随后 展开了详细而彻底的调查 包括窃听 监视 邮检 正因为如此 怀特 未能担任本来非他莫属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 1948 8 13 已感到 身体不适的怀特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关于共产主 义间谍活动 的听证会接受调查 并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 听证会后 第三天 怀特死于心脏病 r麦卡锡时代 怀特再次被指控为苏联 间谍 甚至把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牵涉进来 但也因证据不足而 了了之 时隔多年 1995年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公布了大量关于苏联 间谍案件的解密文件 证耻惘 一次掀起了怀特间谍案的讨论热潮 尽管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关于苏联间谍案文件多达1.3万页 但并没有怀特

    本人是间谍的可靠证据 仅仅因为在苏联情报中发现了怀特的代号 学家 律师和理查德 并不能证明他就是间谍 毕竟 包括总统罗斯福 代号卡皮坦 在内美国政府的几十名官员都出现在解密文件中 苏联得 到的情报中也确有怀特间接提供的消息和材料 但没有证据表明怀特知 道他所接触的对像是苏联情报员 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1 实际上 现在关于怀特案件的讨论已完全失去了法律意义 但对于 历史研究而言 然是引人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对布雷顿森林会议 特别是其间美苏关系的评价 2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确定 于怀特 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和美国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却 命于莫斯科 的说 法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 怀特主张对苏联友好 与苏联合作的立场和主 张也是确定无疑的 尽管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3 使如此 人们也无法 将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归结于怀特或某个个人 在这里 不应该忘记那个 时代的政治背景 在冷战全面爆发以前 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时期 美苏

    关系正处在最佳状态I 他们不仅努力加强战时合作 而且期望 战后的 期合作 而这种合作的经济基础 如罗斯福本人所说 正是布雷顿森 林会议提出的建议 如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建议是 政治合作的奠基石一样 2至于这种政策和方针的认知基础 奥乔伊的分析 认为就在于 趋同理 很多左翼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 在大萧条时 资本主义开始转向 国家社会主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意识 文章发表于1944 4 2日的 纽约时报 趋同理论在美国达到了新 的高度 第二天 纽约时报 的社论指出了这样一个 美国经 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俄罗斯却在走向 国家资本主 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实践和技术上 今天的俄罗斯甚至比美国还要资 在美国政府和官员中 赞成 同论 的也不在少数 国前驻苏大使 ( 1936— 1938年)戴维斯就曾指出 俄罗斯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 产主义在这里将会失 现在苏联的制度是 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主义(a Type of Capitalistic State Socialism ) j ° 4 罗斯福也认为 莫斯科 在走向 种改良的国家社会主 而美国正在走向 真正的政治和 社会公正 5所以 正如波拉德指出的 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 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

    本主义化 就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争论 3 态正在减弱而变得务实起来 篇题为 共产主义教条基本修正 1 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I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怀特的那句名言: 金组织需要苏联 如同 不能让一艘战舰上的大炮不被绑住 否则 造成很大伤害 2怀特强调美国希望并应创造条件让苏联加入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 非按照字面的理解是要在战后控制 苏联经济 而是 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坐在一条船上 那么就必须 守同样的航海规则 正因为如此 美国起草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为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而苏联也看到了这一点 虽然注意到战后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美好前景 但是莫斯 科更关切的不是如何实现和延续这种合作 而是如何通过这种合作扩大 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并从中获取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和新技 些观点 1944年提供苏联最高层决策参考的两个报告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 3从上述苏联各部门官员所提交的请示报告也可以看出 们大都认为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关系 苏联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就是为了提 升政治影响力和获取贷款 苏联的谈判方针主要是如何避免政治和经济 风险 减少经济负担 从莫洛托夫同意派代表参加谈判和最后批准增加 银行份额的言辞看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都显得有些勉强和被 乎只是为了顾全美国的面子 表示苏联愿意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如果将苏联同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情况 做个比较可以看出 里姆林宫对建立联合国并作为创始国的兴趣显然 大大超过前者 首先 俄国档案文献显示 无论是苏联内部参加联合国

     题讨论的层级 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代表团规格 还是下达指示 的机构 都高于布雷顿森林会议 其次 联为了提高在联合国的发言 是要求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成为正式成员国 被拒绝后又提 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必须作为成员国加入联合国 在布雷顿森林 代表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最后 于联合国问题 苏美最高领导 人多次通过往来函电讨论 苏联内部的文件也大多送斯大林本人批阅 而关于国际基金组织问题基本上就是莫洛托夫出面处理 罗斯福与斯大 之间也只有一封电报间接提到此事 1 正是由于缺乏根本的驱动力 当美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莫斯科感到无 望取得美国贷款后 苏联政府最后没有批准已经签字的国际协议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摩根索知道还 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国会是否能够投票通过基金和银行协议还是未知 国和苏联的态度也令他担忧 2凯恩斯在闭幕大会的发言讲得更明 我们必须在热情和信仰的鼓舞下 这里离开 下来的任务就 说服整个世界 3根据协议的规定 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银行建立的 条件是 1945 12 31日之前 批准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协议签署国 份额总计分别达到总份额的65% 4因此 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能否成

    分别拥有28% 31.4%投票权的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立法这一关就是 最关键的因素 1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美国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其 秘性 协议文本所 使用的法律和金融术语让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和社会大众很难明白其中 的真正含义 况且有些条文还是起草者 意使其含糊不清 避免引 发不必要的争议 2由于不理解 公众舆论和很多国会议员都对广泛讨论这 些问题 根本没有兴趣 3民意测验显示 甚至到1945 5 29 只有23%的公众能够明白布雷顿森林与国际事务的关系 4其次是在政治 上遭遇的障碍 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 银行家和商人从一开始就结成联 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 保守派怀疑这是自由派的阴谋 试图在国际 领域实行 特别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坚决反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 他指责说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像把资金倒进下水道一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国务院和财政部费尽心思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 员和宣传活动 摩根索托人设计的 方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政 府机构为取得立法支持而进行的最详尽 最复杂的工程之一 他们不仅 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组织信息午餐会 还为大众准备了广播剧本 册子 和文章 甚至播放补贴短片 通过激发公众参与 造社会舆论 争取

    所有可能影响国会的精英团体和个人的支持 I尤其是大力争取经济学家和 各方面专家的支持 2这些活动的效果是明显的 截止5 中旬 众议院银 行和货币委员会收到的支持信件有25000 反对信件只有42 3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摩根索 怀特和其他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 才会对议员们产生重要影响 4罗斯福也出来站台 总统让国会面临的 选择是 世界或者是走向统一和广泛分享的繁荣 或者是分别走向必然 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 我们作为合众国的公民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 5 24 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以23票对3票通过了布雷顿森 林立法 66 7 议院以345票对18 对美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 银行投票表示赞成 7 7 19 议院以61票对16票通过了一项法 授权总统批准美国加入这两个组织 町月31 美国新总统杜鲁门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英国也受到阻力 要求是在租借停止后得到美 的贷款 否则英国议院无法通过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 英美金 融协议终于在1945 12 6日签署 英国得到了朝思暮想的37.5亿美

     批准了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促成一个更统一和合作的世界 5在美国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下 1945 元贷款 而美国提出的条件 除了要英国承诺在一年内取消对英镑可兑 换的限制外 就是必须批准布雷顿森林文件 42 15 英国下议院以 314票对50 12 17日上议院以90票对8 半数议员弃权 在美国和英国的带动下 拉丁美洲和英联邦国家纷纷行动起来 12 27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议签字仪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宣布成立 3到限定日期的最后一天 12 31 共有30 国家完成了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正式手续 还有5个国家将在 次年初完成 4 35个国家在基金和国际银行的份额分别为73.24亿美 83.23% 76.00亿美元 83.52% 5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然而 在所有这些作为创始成员的国家中 却没有首先参与建立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讨论 也是美国最期盼加入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大 苏联的决策程序与英美完全不同 里不需要立法机构辩论和批 也无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而只要最高决策者拍板即可 但莫斯科 做出决定同样不易 且经历了一个从冷漠 积极 犹疑再到最后拒绝 的复杂过程 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就最初在学术界似乎反映出一种

    苏联 6 过了英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议案

    乐观情绪 1944 9 12 联共 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 发表 了苏联教授乙6.阿特拉斯的文章 第二天的 纽约时报 对此进行了报 文章对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原则表示支持 作者认为 尽管国际 货币平准基金和其他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矛 这些机构在目前可以促进欧洲经济战后重建的进程 1不过此后几个 月的时间 没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在关注战后国际经济机构建立的问题 1945年初 即雅尔塔会议召开前 苏联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1 3 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主 要成员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 关于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告指出 如果苏联有意参加这 两个机构 就必须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决断 即卢布的平价形式 黄金 或美元 卢布的起始平价 苏联国家银行在开展外汇业务方面的权利 苏联国内黄金买卖的价格 基金章程所允许的外汇平价汇率偏差 根据 章程规定向基金组织通报的信息等十个金融方面的技术问题 同时 必须解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问题 如确定加入的时间 参与国际金融业 务的国家机构 骨干工作人员的培训及准备相关法律文件等 为此 捷潘诺夫等人提交了为人民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责成由兹 韦列夫 维辛斯基 0. 科夏琴科 国家计委 A. D克鲁季科夫 贸人民委员部 和叶姆琴科 国家银行 组成委员会 三个月内就上 述问题提出建议 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1 26 莫洛托夫在文件上 据俄罗斯学者m.А李普金提供的材料 3 5日这个委员会正式成 负责人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 不过 参加委员会

    批示 询问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 1 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成员不是维辛斯基 而是更专业一些的人员 外交 人民委员部经济司司长V. 格拉申科和副司长阿鲁秋尼扬 委员会责成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准 备建议 这个建议于4 8 提交给委员会 1作者没有提供苏联代表团 提交的建议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也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不过 李普金提 了另一个文件 1945年春天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准备的关于布雷 中写道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草案和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上通过的其他决定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讲苏联是可以接受的。」 告还提出了为履行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应采取 然而 雅尔塔会议以后美苏之间不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令莫斯科 的态度转向迟疑 1945 8 10 即美国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批准后10 曼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美国希望尽快获知苏联政府在批准布雷顿森林 协议方面 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3 8 17日维辛斯基答复: 9 27 美国使馆再次发出照会 催问苏联对批准基金协议和银 行协议的立场 5由于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2 7日美国使馆又 发出口头声明 希望苏联政府在12 31日前签署这些协议 6最后签字

    的具体措施 2 顿森林会议的报告 与几个月前的迟疑态度不同 报告在 结论和建议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苏联相关机构正在审议中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79 期限日益迫近 莫斯科仍然没有动静 12 20日哈里曼不得不再次催 他在给维辛斯基的信中巧妙地换了一个说法 美国打算在1945 12 27日签署协议 特邀贵政府参加美国签署仪式 其他在布雷顿森 林会议文件上签名的国家 也将受邀参加这个仪式 这个建议是出于这 样一种考虑 即贵国政府可能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 就包括批准 和签署协议在内的一些问题尽快进行讨论 里曼还提醒说 如果签 署协议 苏联政府应按照规定 向美国政府和国际银行分别缴纳1% 基金份额和1%的银行认购额 24万美元 1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21 美国国务卿又直接向莫洛托夫询问 苏联批准文件是否存在 直到此时 莫斯科才感到不得不加快研究和决策的步伐 各种报告 和决议草案接踵而至 й月27 沃兹涅先斯基委员会向莫洛托夫提交 了正式报告 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报告对1 3日斯捷潘诺夫报告所 列问题 依次提出了答复 卢布平价必须以黄金表示 宣布卢布与黄金 的比价为1 0.1676735 在苏联以不超过卢布平价正负一定范围 由基 金组织规定 内的价格买卖黄金 基金组织的这一要求并不妨碍苏联在 世界市场上买卖黄金 苏联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时以黄金和硬通货支持的 问题与苏联参加这两个机构没有直接关系 苏联国家银行在进行货币交 易时继续享有专有权 向基金组织通报的苏联黄金和外汇储备应以财政 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收支平衡表为准 可以同意基金组织自由处置以 卢布表示的苏联份额 但不能自行决定从卢布账户中提取卢布 可以遵 从基金组织章程允许的外币汇率与平价之间的偏差 可以同意基金协议 关于转移性支出的限制 但苏联转移支出的适度规模由自己决定 章程

    法律问题

    规定必须向基金组织提供的信息只能由国家银行经政府批准后提供 果确定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好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加入后的业务操作应委托给苏联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应为在国际经济机 构工作的苏联员工举办特别培训 因这两个机构不在苏联落地 不存在 其官员的豁免权问题 最后 作为先决条件 报告重申了苏联代表团所 声明的有关黄金存放地 黄金缴纳额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财务负担等保 留条件 1通篇看下来 虽然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 但委员会的出发点是倾 向于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莫洛托夫一直没有响应 12 8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再次 提交报告 鉴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美国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立 英国下议院也将在12 12 讨论布雷顿森林协议 并一定会通 再加上美国政府不断催促苏联速做决定 该报告以委员会的名义要 如果原则上决定了苏联加入 就应该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4天以后 12 12 莫洛托夫在报告上批示 送维辛斯基 同志和杰卡诺佐夫同志 应予以讨论 /此二人均非委员会成员 莫洛托 夫显然是要再听取专家以外外交人员的意见 没有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 维辛斯基和杰卡诺佐夫的任何回复 而据塔斯社20 的报道 美国副 国务卿艾奇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12 27日将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布 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协议 为此 12 20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 又一次向莫洛托夫呈交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在通报了已经签署和将要签 署协议的国家名单 20 他们 请求加快研究我国对上述协议的 如果说此前有关机构和个人的报告都没有明确表示苏联是否应该参

    态度问题

    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意见 那么12 21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 苏联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则立场鲜明地提出 苏联应该加入这两个国际经 济机构 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以及具体的金融业务几个方面 详细分析了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有利因素 既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应对国际收支逆差 取得贷款担保和直接长期贷款等 又可以获取间 接的政治好处 影响国际金融政策 显示苏联的国际合作态度 了解国 际金融信息等 报告还特别提到 按照章程的规定 苏联加入这些机构 并不存在金融风险 如黄金外流 卢布平价受到外界干预等 1 12 23 新任国家银行行长¥. 1.戈列夫与斯捷潘诺夫 格拉申 阿鲁秋尼扬 契楚林联名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另一份关于苏联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报告 并附有决议草案 报告简 述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协议的内容后指出 美国政府认为 目前同 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国家数量 即使不包括苏联 已经足够使 这两个机构得以成立 报告随后列举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应 承担的六项金融责任 以及加入后给苏联带来的四个方面的好处 结论 尽管加入这两个机构对苏联而言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意义 但如果 苏联不加入 则会导致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被人利用做出不利苏联的事 决议草案综合了 11 27日报告和12 21日报告的主要内容 后一句话是：「授权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诺维科夫同志签署成立基金组织和 银行的协议 2根据苏联外交决策的程序和习惯 没有上级领导人 这里指的就是莫洛托夫 的同意 一般是不可能提交决议草案的 很可能也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在26 以同样的题目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报告和决议草案 报告增加了大量

     篇幅论证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必要性 报告指出 美国拥有 的高比例份额足以使其操纵这两个机构 支持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 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苏联对建立这样的经济机构不感兴趣的原因 这些机构的成立已不可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苏联拒绝加入 就可能 被那些影响战后国际贷款的组织所孤 并引起 苏联向国际 市场出售黄金和获取贷款 方面的困难 美国同意向英国贷款正是 以加入基金组织为条件的 另一方面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家银行 以更了解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情况 维护苏联及对苏友好国家的 利益 此外 考虑到这两个机构都是专门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宪章 又规定它们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E03500 苏联作为联 合国的主要成员之一 很难置身事外 报告也提到了苏联加入进去可能 面临的困难 并认为 在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也指出，「在必要时 苏联和任何其他成员国可以随时退出基金组织和 国际银行 同时可以取回原先投入的资金 决议草案没有重要改动 是更突出了苏联政府必须发表的一个声明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机构在莫斯科储备的黄 不少于苏联支付给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数额 1 就是说 12 27日华盛顿举行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字仪式前 照时差莫斯科比华盛顿早7小时 苏联内部已经形成一致意见 同意加 入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等对外宣布了 然而 在当天美国国务 院会议室参加签字仪式的28个国家代表中 却没有见到苏联人的身影 也没有听到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消息 2尽管如此 华盛顿仍然沉浸在乐观的 气氛中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 倾向于相信 苏联会在周二的最

     后期限之前采取行动 1满怀期待心情的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12 28 阿鲁秋尼扬替莫洛托夫起草了一封给美国大使的回函 苏联 政府认为 目前签署在布雷顿森林制订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草案没有可能性 苏联政府必须在最近时期形 第二天 29 正是这位杰卡诺佐夫重新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 其结论突然变得十分消 报告认为 苏联参加这些组织的缺点远远大于优点 比如在没有得 到贷款的情况下加入上述组织会被认为是苏联示弱 美国压力下 被迫采取的步骤 加入国际银行要承担金融风险等 因此 苏联目前可 以等等看这两个机构的运行情况 在必要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加入 杰卡 诺佐夫还乐观地预期 如果对苏联加入这些组织感兴趣 主要盟国会进 一步发出邀请 3值得注意的是 随报告提交的决议草案 标明修改自26 日的草案 却没有什么变化 是对第4点和第10点的文字略有修改 最后一句话仍然是授权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签署协议文件 4笔者认为 这样 做的动机应该是考虑到苏联最终还是要加入这些组织 只不过还要等待 更好的时机 同一天 格拉申科也提交了一份报告 与杰卡诺佐夫的结论大体一 不过语气缓和一些 更像是对自己26日的报告的修改稿 报告分 别讨论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优缺点 与以前的说法差别不 但结论却很不相同 格拉申科谈到 苏联的加入将提高这些机构的

    成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 对这个方案涉及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 文件在首页特别标注 草案已与杰卡诺佐夫同志协商一致 2

    信誉 也是对美国倡议的 重大政治支持 但是 英国和法国的加入都 获得了美国的高额贷款 而对苏联的同样要求 美国却一直未表现出要 给苏联贷款的意愿 因此 这样的条件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不适宜的 报告的结论是 只有当美国同意在有利于 苏联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贷款时 这一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 1 正是在12 29 莫洛托夫将前一天准备好的信件交给了美国 大使馆 表明苏联目前尚不能签署文件 是把收件人由大使哈里曼改 为了代办凯南 2 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 莫洛托夫的这个表态 不意味 苏联此时已经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因为截至1945年底苏联 不是唯一没有签署协议的国家 况且莫斯科也没有阻止波兰 捷克斯洛 伐克和南斯拉夫加入这两个机构 3 者通过对上述俄国档案文献的分析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显然 苏联财政 银行 外贸机构的官员和专家普 遍赞同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然他们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 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矛盾 但是作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最主要的成 员国 苏联应该也必须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所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 何况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还会给苏联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问题是 加入的时机 笔者推断 很可能是在最后时刻 莫洛托夫 更可能是斯 大林4 出于对美苏关系和美国对苏贷款前景尚不明晰的考虑 认为此时

     加入并非最佳时机 于是才会出现外交部门突然修改报告的举动 根据苏联决策程序的惯例判断 这些突然转向的报告和文件必定是受命 而为 另外 从最后的报告和草案内容看 苏联也并没完全关闭进入国 际经济组织的大门 至于草案是否通过和下发 目前不得而知 但事实 吸收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过程1946年初仍 在继续 正如本章在引言中讲到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对战后国际经济 秩序的完整设计 发展世界贸易是其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也是最终目 国际货币基金协议 第二条的规定即是 进国际贸易 的扩大和平衡发展 1因此 签署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协议的进程尚未开 美国便开始 手组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工作了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交流 从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 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的共识 20世纪发 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更让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识到 有建立自由的 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 给予所有的国家不受歧视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机 才能消除爆发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避免灾难重演 为此 一个世 如上文所说 早在1943 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美国提交 的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忘录中 就包含 非歧视基础 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的建议 对此 联也是赞同的 外贸 人民委员部10 14日报告和外交人民委员部12 31日的报告认为 可以同意美国的建议 缔结国际贸易公约(消除贸易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殊商品和私人贸易

    界性贸易组织的产生就成为必然

    的国际协议 I布雷顿森林会议没有提出解决国际贸易组织的任务 只是人 们基于1933年伦敦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失败的教训 有意识地将货币与 易问题分开处理而已 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世界自由贸易的基石 早有学者指出 美国战后的最终经济目标是 相对稳定和可互换 的货币基础上 建一个可行的多边贸易体系 3 1934年至1945 美国签订了 32项双边互惠贸易协议 其中许多条款预示了后来关贸 协议中的内容 4 1943 10月英美专家讨论基金问题的华盛顿会议 期间 他们就研究了未来国际贸易的原则问题 并建议设立一个 国际 经济咨询总部 5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后 1945 5 29 济发展委员会6公布了一份关于国家政策 的政策 7布雷顿森林协议在国会立法以后 美国政府从9 开始通报有 关国家 将启动一项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项目 并为此召开一次国际会 2 5日和14日国务院分别向驻有关国家使馆发出通函 要求向驻在国通报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并确定1946 年

    但如果二者同时讨论 则将一事无成 2 的评估报告 其中提议 在世界各国推行 大国际贸易和保障就业

    夏天召开国际贸易会议 接到邀请的有英国 苏联 中国 捷克斯洛伐 克等15个国家 1 美国国务院11月印发了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的宣传 呼吁联合国不迟于1946年夏天召开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 商定各国 战后贸易政策 以防止世界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经济集团 宣传册包含由 副国务卿克莱顿组织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提案 其中指出 为了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如国家规定的关税和进口额度 私人集团 和康采恩 卡特尔的商业垄断 国际市场混乱 生产和就业无常等 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 其成员承诺将根据组织的章程推行自己的 国际贸易政策 2克莱顿希望这个建议可以得到各联合国家的同意 并作 为会议讨论的基础 312 6 美国政府将召开国际贸易会议的相关文 件交给苏联使馆 12日美国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提请苏联政府注意美国 关于扩大国际贸易活动的建议 并提出为保证这次国际会议成功 将在 1946 3月或4月先召开初步会议希望苏联政府1945 12 31 前确定是否出席预备会议 发表与美国政府会谈的意向性声明 信中 还说 美国将对公开声明中附带的商品清单给予贸易优惠 按照这份清 苏联将成为美国的主要供货商 4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要求苏联答复 的日期 12 31 与布雷顿森林文件签署的最后期限完全重合 这应 该不是巧合 对此苏联的反应比较快 12 31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向莫洛 托夫提交了关于美国扩大贸易活动建议的报告 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

     章程草案中涉及要求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歧视待遇政策的如下内容: 责成对外贸易实行垄断的国家 1.每年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协议商品 2.把对外贸易仅当作商业行为 3.取消出口补贴等 并认为这些是苏联 对外贸易不能接受的 外贸人民委员部打算重新开始工作 就苏联感兴 趣的战后国际贸易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建议 为了摸清美国及 成员国对苏贸易的意图 努力消除章程对苏联贸易活动的不利影响 解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冲突 报告认为 苏联可以同意参加 出席1946 3月或4月的预备会议 但不承诺参加国际贸易组织 告对美国政府把国际贸易问题的最初讨论与关税优惠挂 很感兴趣 认为需要研究美国可能会提出什么让步条件 最后 报告提交了外交人 委员部经济司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贸易合同司共同起草的对美国来 函的答复草案 其中特别提到 苏联政府欣慰的是 美国政府将就降低 苏联商品向美国出口的关税税率问题主动发表与苏联政府会谈意向的声 同时 希望美国政府在发表上述声明之前通知对苏联政府可减让关 税的货物清单 J 4946 1 3 莫洛托夫在这个文件上批注 请提 米高扬是否拿出了草案 目前不得而知 但就在1946年初对外贸 易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 对外贸易 发表了一篇署名匸 的文章 说以缩写字母署名发表文章的 一般是该部门的负责人 题目是 国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文章以客观描述的方式 详细介绍了 美国拟定的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 未加褒贬 3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供一份经米高扬同意的草案

     会理事会2 18日的一项决议 苏联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 并经美 波等国的私下讨论和交涉 在美国建议初稿的基础 2 苏联并没有表示不出席国际贸易会议 2实际上 未等苏联做出是 否参加国际贸易会议的答复 美国又催问苏联对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 行的态度 2 21 美国政府将一份照会交给苏联 在同意有条件 其中包 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建议 中提出的问题 恢复对苏贷款谈判的同 邀请苏联派 观察员 参加定于3 8日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 行的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第一次会议 并特别指出 美国打算建议基金 组织和国际银行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 允许那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但未能在1946 应为1945 笔者 12 31日前签署 文件 的国家 在有限的时间内 以与1945 12 31日以前签字的成员国相 据俄罗斯学者考察 苏联有关部门在是否出席萨瓦纳会议的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外交部阿鲁秋尼扬和外贸部克鲁季科夫认为 苏联不应在 美国的压力下出席会议 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则主张派遣观察员的适宜 因为苏联并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尽管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 已受命准备拒绝美国邀请的答复草案 但最终结果还是财政部的意见占 了上风 决定派苏联采购委员会驻华盛顿办事处专员贝ёН斯特罗夫以

    形成迸发表了 国际贸易组织建议宪章 （Suggested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1 这说明 尽管十分谨慎 至少到 1946 同条件加入 3 纽约时报 后来报道了这一消息 4

    察员的身份带队前往萨瓦纳 1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如期召 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开幕式 并在讲演中称布雷顿森林计划是新 经济世界的 基石 新任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则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比作 济大宪章 他们都呼吁已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但尚未获得批准的 8个国家 均有观察员出席会议 坚持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的立 2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延长已签署协议的国家以同等条件加入基金组 织和国际银行 美国提议的延长期为半年 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则为一 结果 后者得以通过 3毫无疑问 这显示出大会对苏联等国家加入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热情期待 但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却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积极态度 全不同 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而且对苏联 是否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缄默不语 4在答记者问时 苏联外贸 部代表e P.贝斯特罗夫回答说 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我们 4 18 在一份关于美苏贷款谈判的照会中 美国国务院再次提 醒苏联驻美使馆 望苏联政府不久能够 利用理事会提供的机会 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后这段话是根据财政部长文森的要求和批准

    仍在继续研究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复杂问题 5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1 而增加的 它想表明的意思是 直到1946 12 31 苏联仍然有 资格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其条件与在1945 12 31日签署布雷顿 森林协议的成员国享有的条件相同 17日莫斯科答复 如果按照 苏联的要求修改贷款谈判的内容 苏联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但没有提 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 2不过 在苏联的内部文件中 还是提到了 这个问题 5 23 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同美国就贷 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举行谈判的指示草案 其中提到 在促进国际贸易的 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合作的 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相矛盾 还说 如果贷款和租借清算谈判顺利 代表团可以将附件(6) 中的声明交给美国人 必要时也可以在报刊发表 3附件(8)针对美国关 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提出 应拒绝关于外贸垄断国家和出口补 贴的规定 但不应反对国际贸易协议的总原则 因为参加这一协议对苏 联的进出口有好处 4指示草案最后说 如果美国政府同意这些建议 并签 署了贷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 显然 苏联的立场非常明确 苏联 加入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按照苏联的条件签订贷 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而美国的立场恰恰相反 苏联的上述意见尚未传递 出去 6 13 美国发来了对5 17日照会的答复 美国政府仍然坚

     4 18日照会的条件 并再次强 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有助于顺利完成拟议中的 美苏贷款和经济谈判 1 苏联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美国则 把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双方针锋相 持不下 在美苏政治关系已经大为恶化的背景下 1946 7 双方关于准备贷款谈判的讨论无果而终 2 此之后 管克里姆林宫 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拒绝加入国际基金 行和贸易组织 但苏联也再没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到冷战结束前 苏联始终没有 也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 也没有在关贸总协议上签字 对于苏联在如此优惠的条件下拒绝加入这 国际经济组织 绝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美国当局感到困惑 他们认 作为 家贸易制度的主要代 苏联的加入非常重要 不仅有 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对苏联本身 特别是作为原始成员国 也大 有益处 4于是 对于苏联拒绝加入的原因就出现了各种 猜测 没有得

    有正式提出过这些问题 更没有与这些机构进行任何联系

    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家 当然 苏联 到贷款 不愿提供经济 其是黄金 信息 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对资 本主义金融机构不信任; 适合苏联的经济体制 等等 不一而足 I后来 的研究者对个中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2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上述说法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诸多因素中 那些表面的或作为借口和谈判筹码的理由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更重 要的是 苏联在战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上 一种合理的选择吗 或者说 斯大林战后经济决策的结果对苏联 是否有利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布雷顿森林文件设计的战后国 际经济体系是否兼容 即国际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贸易组织的运行机 制和规则是否适合于具有外贸垄断 率管制 息控制等特征的计划 经济体制 出席1945 12 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官员对外宣称 布雷 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对苏联经济体系的干预和破坏 克里姆林宫坚持在世 界事务中保持其行动的独立性 3有些历史学家也认同苏联官方的这种解 4 而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备忘录中记录的 保留意见 似乎 证明这种担心是合理的 不过 笔者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首先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 布雷顿 森林体系也的确是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设计的 然而，第一，

    当时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部分工业国有化和强调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 I包括美国 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实行战时体制 都在一定程 上保留了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并增加了国营贸易和政府赞助的大宗采 购和销售安排 2更何况 以租借援助为纽带的战时美苏经济关系本身就 带有很大的计划性 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 第二 怀特在设计方案时显 然已经意识到两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差异 但他赞成和遵从罗斯福的 际主 希望苏联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逐步摆脱 自给自足 经济体制 因此 第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议 要求其成员国或缔约方完全取消外汇管制 基金协议第8条第2 关贸总协议第15条第9 对经济信息的公布也有让步条件 特别是 基金协议还设计出3 — 5年的 过渡期 条款 14 以便这些国 家能够逐步适应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 很多国家的 过渡期 延续了 15 — 20 3第四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和南斯拉夫 都作为原始成员国加入了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全 实行计划经济 已经纳入苏联的控制范围 而波兰 1950 和捷 克斯洛伐克 1954 的退出 际上是出于政治原因 南斯拉夫则始 终是其成员国 4在世界贸易体系中 捷克斯洛伐克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 的原始签署国波兰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则分别于1967 1971年和 1973年加入关贸总协议 而这些东欧国家都在40年后期移植了苏联的经 济模式 第五 苏联最初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上签字 以及后来几份关于

    同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请示报告 都说明以苏联官方当时的观 实行国有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不可逾越的 障碍 所谓 留意 不过是未来谈判的筹码 其次 涉及苏联的经济安全问题 毫无疑问 雷顿森林协议标志 美国首次对世界经济进行重组的重大尝试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体现了美国的 霸权优势 这是实力差别形成的客观事实 正如凯 南在1948 2 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的: 我们只有世界人口的6.3% 却拥有世界财富的50%左右 2有学者认为 在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系 统中 苏联甚至不可能成为华盛顿的初级合作伙伴 3但伊肯伯里的研 究证明 这种 霸权秩序 有开放 自由 妥协和互惠的性质 各国 参与而不是抵制战后秩序 可以更好地确保其利益的实现 相比单一 和封闭的体系而言 这种多元化和分权化的机制更有利于其他国家发挥 影响力 4在决策程序上 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 国际经济组织不存在 决权 的问题 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多数票的决定 5 德斯塔德或许因此而 认为 在这种国际机构中 基本的决定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关注 外国人至少影响了决策的范围和时 6 然这里是针对英国等西欧国

    而言的 但同样适合于苏联及其盟国 美国是战后最大的债权国 苏联与其他多数国家 包括英国 的经济要求是一致的 都感到美元短 需要大量的重建资金 同时 苏联在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投票 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苏联当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虽然很小 但其具 不可忽视的黄金优势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苏联 将能够以更加有效 的方式影响这些机构的运 I更多的国家加入 无疑将稀释美国在这些 机构中的决策影响力 事实上 金组织成员国的不断增加 后来 美国的投票权已经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 2相反 苏联游离于国 际经济体系之外 只能更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 于苏联的缺席 讨论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哈瓦那会议 1947 11月召开 无法就有关贸易垄 断国家 联是其典型 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做出任何规定 从而失 去了 为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贸易合作找到技术解决方案 的机会 3 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认知未必全面 必合理 同时也不应该 记怀特设想并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创立原则 国际合作而限制国家主权中某些特定的经济要素 对于国际平准基金 再次 正如史料显示及许多学者指出的 贷款问题的确是苏联加入 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的 直接的障碍 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 对这 问题也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里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一个是

    此看来 然克里姆林宫对经济安全和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后 寄人篱下 成功地发挥有益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945年底 美苏关系逐步恶化导致苏联在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前犹豫不 一个是1946年中 美国终止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导致莫斯科不再考虑 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时及战后初期盟国之间的确存在不少分歧 但美 和西方对苏联主要的不满和抱怨集中反映在东欧问题上 即苏军对华 沙起义 见死不救 苏联在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上 意孤行 及在罗马尼亚 加利亚和匈牙利选举问题上违背雅尔塔会议约定 关门 政策 同时 伦敦外长会议也显示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讨论陷 入僵局 在美国人看来 莫斯科的做法无疑是把东欧和巴尔干视为自己 力范 并准备与西方盟国分道扬镶 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 1对 这些问题的负面看法影响了美国的社会舆论 国会立法和白宫决策 致美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和倾向急剧增强 尤其是在罗斯福去世以后 2 国开始调整对苏政策 经济援助 作为 响符合我们原则的 政治行动的主要实际杠杆之一 最有效的武 进一步 强经济 政策与对苏政治政策之间的协调 里曼语 图逼迫苏联回到盟国 合作的轨道 3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再拖延并最终停止了对苏联的贷款 显然 由于政治右倾 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政策取向上犯了错误 如帕特森指出的 将贷款作为外交武 4就这一点而言 苏联的确是 把贷款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而美国 则以加入基金组织掩盖了其拒绝贷款的难以启齿的真实目的 逼迫苏 联改变其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政策

    不过也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受到凯南 长电报 广泛传播和丘 吉尔的 演说的影响 在当时美国社会舆论和国会议员普遍对苏 联反感的情况下 使美国行政机构的政策不变 美苏贷款谈判取得成 怕也很难在国会通过 1再者 苏联在贷款问题上死死抱住美国政府 这条渠道不放 恐怕是咽不下英国和法国得到大量美国贷款这口气 取得贷款并非美国政府这一个通道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恰恰是为各国提 供战后重建贷款而设立的 早在1945 4 国务院经济司国际财政与 发展事务处 OFD 就建议 未来向苏联提供额外长期信贷的可行性 而言 应考虑至少部分通过布雷顿森林银行 而不是完全通过进出口银 副国务卿克莱顿对此表示赞同 2国务院照会提到批准布雷顿森林文 即可得到贷款 该指的正是这条通道 此而言 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是自己切断了获取最优惠条件长期贷款的正常渠道 如此看来 苏联把贷款问题作为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障碍 即便是 真实的考虑 也是很不明智的 顺便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 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 分歧捆绑起来 最后 在笔者看来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 最深层 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 苏联 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 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

    的经济组织 全没有必要性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合作是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保证 以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而著称 而战争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自由 经济企业施加了严格限制 特别是对价格 工资和税收的控制 I苏联著名 经济学家瓦尔加在其1946年出版的专著中敏锐地指出 在国际经济组织 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功能 是战后 资本主义经济中主 要的和新的契机 2 一方面 对于苏联的经济体制 在很多美国人 括罗斯福 看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 在走向 一种改良的国家社 主义 因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为 正在变化 的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联经济制度的不同 性质并未被视为一体化的障碍 3摩根索则在1945 2 指出 布雷顿 然而 对于两种不同经济机制趋同发展的前景 莫斯科的决策者缺 乏清醒认识 除少数经济学家和业务官员外 苏联党内普遍存在一种理 论上的误区 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 经济 而且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总危机必然要到来 5他们没有 看到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 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 产党宣言 克思 恩格斯 提出要消灭的那个资本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现在 的社会主义也不是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 国家与革命 列宁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形成了一种趋势 美国在战前推行的罗斯福 森林体系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 他们看到的只是苏联经济体制的优势 因为自 诞生以来世界一直处于紧张和战争的状态1 而没有认识到 从根本上 种具有高度中央集权 排斥市场经济的特质的体制是一种战时经 济体制 它在特定的时期相比一般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优势 30年代 西方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时期 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却是一种成本高 效益差而缺乏动力机制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理论认知的基础上 苏联战后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计 划经济体制 1946 3 18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1946 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五年计划的法令 3 27 联共 央又做出配合五年计划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23 20日国家计划委 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副主席 3熟悉苏联情 况的凯南指出 此前这类计划只在党的会议上宣布 这次由刚刚选出的 最高苏维埃批准是 创了先例 而五年计划的宣传活动与声势浩大的 选举紧密相连 目的是 突出苏联的工业成就 以说明 只有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 会有经济安 4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值得 注意 次五年计划没有列入对外贸易工作 对外贸易部认为 只有根 据贸易合同才能 实地规划收益和支付 而计划定额将 导致无法利 用国外市场的行情 部长会议外汇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 并于9 6 将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第二天 部长会议做出决议 责成对外贸易部同

     财政部和国家银行一样 必须在计划开始前提交年度和季度计划草案 I如 此加强广泛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拒绝进入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趋 势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苏联最终未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遗憾 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的结果看 都是苏联经济发展战 略中的一次错误决策 从经济上讲 这一决策最直接的后果是断绝了苏联取得期待已久的 美国长期贷款的可能性 从而导致美苏贸易额断崖式下降 而苏联一直 企望从美国进口中获取亟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鉴于1947 4 即马 歇尔计划启动前不久 斯大林还没有放弃对得到美国贷款的希望2 这种 结果对苏联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1946 美国对苏出口额3.58亿美元进口额1.00亿美元7947年分别降为1.49 亿和0.77亿美元 3 加上不久后美国实行对苏禁运政策 根据苏联自己 的统计 美苏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46年的2.13亿卢布直线下跌到1950 更重要的是 这一决策使苏联错过了历史上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 行改革的最佳机遇 二战结束时 苏联具备了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的一切有利条件 在国内 由于开放和自由 相对于战前 心思变 当时苏联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矛盾而有趣的现象 人们对现存经济制度

    年的720万卢布和1953 40万卢布

    尤其是生活条件极度不满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却空前高涨 1 这恰是改革的社会基础 在国外 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处于历 上的最好时期 国际安全组织 联合国 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在构建中 而加入国际货币和金融组织正是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也是融入战后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开端 这恰是改革的国际条件 2相反 苏联未能加入这 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反而在1947年拒绝马歇尔计划 主动与世界经 济体系切割 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为以后苏联的经济体制变革 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讲 这一决策加速了正在形成的冷战格 特别是在美国造成了对苏联而言的 者痛 仇者快 的结果 国属多元政治 在白宫和国会都存在 明显的左翼 亲苏派 和右翼 苏派 管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开始右倾 但主张战后继续与苏联合 作的力量仍不可小觑 1945 11月美苏友好集会上 副国务卿艾奇 逊发表讲话 申战后和平与合作的必要性 强调美苏可以通过商业往 来互相帮助 商务部长H.A.华莱士也指出 那些企图对我们的盟友产 生怀疑 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战时白宫下属的苏联 委员会主席拉蒙特则认为 与苏联合作 促进和平与相互贸易 美国唯一明智的选 3很多学者 别是经济学家 更是对此充满热情 和希望 4就在莫洛托夫12 29日递交照会前 美国国务院与驻苏使馆之 就对苏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 艾奇逊要求给予苏联经济帮助以促 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而哈里曼则坚决反对 除非苏联 停止对东欧的

    经济剥削 。1946年初 美国经济顾问会议讨论对苏经济政策 论是美 国应坚持完全互惠 并应保证苏联的利益 26 华莱士还致函米高扬 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谈 表示美国商务部将 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推动 苏联最终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疑是对美国亲苏力量的无情 打击 而受到鼓舞的却是反苏的右翼势力 与罗斯福 摩根索 怀特等 人的主张相反 美国的右翼势力恰恰期盼苏联拒绝加入 如美国驻苏大 使w.6.史密斯所说 他们担心苏联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会给美国带来麻 坏和削弱这些机构 4在谈到吸收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问题时 凯南在回忆录里以嘲笑的口吻说 对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希望 有哪个部门比财政部 彻底 更天真 更执拗 或者可以说是更残 因此 当莫斯科做出拒绝加入基金组织的决定时 财政部 梦想 破灭了 迸发出一声 困惑而痛苦的呼喊 5最能体现美国右翼人士对 联这一决策反应的就是著名的凯南 长电报 其在政界引发的反苏 波澜 凯南认为 苏联在国际经济领域政策目标是追求在其控制地区的 绝对主导地位 除非得到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官方 对国际经济 作的基本原则会采取漠视的态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的 起点的电报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强烈反响和赞誉 一时间似乎成了

     两国广泛的经济合作 ? 深蒂固的 不安全感 其特征就是 扩张 6这封后来成为 遏制理论

    美国决策者的圣 I 以看出 苏联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冷战到来 进程。

     关于这一点 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有一个广为同行引用的判断 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或放松其控制地区的贸易壁垒 是冷 战的结果 而不是冷战爆发的原因 2当然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 矛盾是导致苏联做出上述决定的重要原因 但如果认为当时冷战已成 定局未免言过其实 应该说直到1947年夏秋 美国发表杜鲁门宣言和马 歇尔计划而苏联建立起共产党情报局 冷战格局才在欧洲最终形成 3 际上 无论对苏联还是美国来说 全决策和经济决策都是一个互动过 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 联决定迈出与国际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步 既是此前美 苏政治分歧的结果 也是此后冷战形成的原因 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 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只有联合的安全机制 有联合的经济机制 这是 冷战在战后两年时间迅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4因此 美苏冷战起源 的根基不在安全问题 而在经济问题 意识形态当然重要 战略性互疑 也是美苏分歧产生的源头 不过它所导致的安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虚 幻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分裂的基础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 组织和世界经济秩序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苏关系的 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计划 战略物资禁运 巴黎统筹委员会 踵而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是为推动战后国际经

     济合作设计的 结果却成为苏联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冷战爆发 的前奏 如果拉长历史的镜头 对苏联战后经济战略和发展战略中这一 决策的后果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大林去世不久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 被迫移植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开始了改革的历史进 1天长日久 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2 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好处则历历在目3 波兰 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国家冲破 苏联的阻力 纷纷要求并先后加入了关贸总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些还享受了最惠国待遇 高潮出现在70 — 80年代 4最后 苏联自己也 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提出 新思维 联也启动了迟到的经济体制 改革计划 并要求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因冷战宿怨而遇到重重阻力 1985 12 苏联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望加入关贸总 协议 1990 3月则正式申请观察员地位 但在5月理事会审议时受阻 国和日本不同意 51991 7 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5日，仅得到一个特殊的 准成员国 资格 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1月初在莫斯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 212 9 国正式宣布给予苏联 最惠国待遇 3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犹疑和抵制 苏联终于开始进入世界经 体系了 然而不幸的是 十几天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就解体了。

    面对冷酷而尴尬的现实 顾历史 不能不说苏联在战后错失了 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良机 同时还要看到 从现实经济要求的角度 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 最重要的渠道。

  • 朝鲜战争：史料与观点

    战争起因
    2023.7.23，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联合国官网上刊发文章认为：1950年6月25日，韩国受到朝鲜军队的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安理会同日举行会议，要求停火并吁请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
    2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
    7月7日，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苏联以中国代表权为由缺席），授权美国指挥联合司令部帮助大韩民国击退北朝鲜军队，并授权联合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

    战争开始
    当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推进时，麦克阿瑟认为：”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止不前。”
    1950年9月，彭德怀率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人如苏联人之愿马上就要跨入朝鲜了，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把他从鸭绿江边召回。原因在于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一个机场。美国人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而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打。于是给毛泽东发去“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对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斯大林解释为：“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建议：“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吧。”
    毛泽东最后决定还是出兵。彭德怀表示：“如果我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

    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在朝鲜主要打了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奠定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突然性的成功在于美军对中国意图判断的严重失误：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人为争取中国大陆而准备放弃台湾，没有一兵一卒在岛上，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针对朝鲜，而是台湾，马上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其次，中国出兵的突然性，彭德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
    1951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数十万人先后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朝鲜人民军已被打散，金日成去向不明。彭德怀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后在一座叫北镇的金矿里见到金日成。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并不知道，但韩国先头部队在遭遇战中已被打散。直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战。这时，美国方面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是否正式参战，美国远东军情报官威洛克认定在朝鲜没有正规有组织的军队。而中国的广播电台则公开承认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
    第二次战役。彭德怀把近40万大军隐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将对方诱入包围圈。麦克阿瑟下达全线进攻令后，中国军队突然收紧巨大的包围圈，右翼大韩民国第二军团被歼灭；宋时轮率领的27军、26军、20军把美海军陆战1师包围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接近早晨6时，中国军队撤出战斗。
    此后，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毛泽东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6个军的数十万士兵冲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刚来到战场，联合国军全面溃散。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李奇微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的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
    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国内报纸到达彭德怀手中时，他认为：“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中国军队的前锋到达了三七线，彭德怀下达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彭德怀回国后回忆第三次战役时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美军却开始了快速反攻。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修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南进的话，将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志愿军的冬天，一个空前流血牺牲的阶段开始了。”
    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利用对方东线的一个小疏忽，发动横城反击战，使联合国军的进攻失利，全线动摇（志愿军一个师创1次战斗击毙对方最多纪录，3350人）。在砥平里，志愿军先后投入8个团，伤亡很大（40军的3个团伤亡1830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在志在愿军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下，彭德怀同意了停止进攻。彭德怀回国汇报情况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彭德怀回到第四次战役的战场得到的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李奇微突破了汉江。彭德怀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汉城。中国军队退至三八线以北。双方又回到了战争起始状态。
    彭德怀开始策划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他致电毛泽东：“此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战。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周恩来认为：“我们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1个整师、甚至1个团，都难以达到歼灭的目的，而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灭敌人5个师，其中有美军的3个师，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但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这时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接替其原来职务。
    1951年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彭德怀发现：60军180师被包围在汉江南岸。连日大雨使汉江江水猛涨，180师1万多中国官兵只能拉着仅有的3根铁丝北渡突围。180师周围是5倍美军的包围。40年后解密的志愿军司令部的资料显示：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中国军队继续北撤，战线距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彭德怀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不能再退了。他决定派63军在朝鲜中部高山险阻之地守住最后的防线。阻击战打了整整10天结束，美军的进攻被挡住。

    各方意旨
    1951年5月15号，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的布莱德利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反驳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全面扩大战争时说：
    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大意即：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扩大战争规模，如果那样，我们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寻求停战
    1951年1月13日，志愿军在连续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国军就最早提出停战建议。但当时的毛泽东拒绝了停战协议，指示彭德怀乘胜追击，统一朝鲜半岛。沈志华认为，拒绝和谈的原因在于：第一，中方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美国当时迫于压力提出了和谈，希望就此通过联合国把战争扩大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二，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当时，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1。
    沈志华认为，此后签订停战协议时，伤亡比已经反转为2.6:1，而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斯大林突然去世（1953年3月5日），苏联后任领导人继续支持这场战争的意愿不强。
    第5次战役后，杜鲁门认为其战略重心不应长期陷在朝鲜战场，急于停战。杜鲁门向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命令并转给在朝鲜的军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朝鲜的敌对行为……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

    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号（当地时间），上午10:00 ，签字仪式开始，美国的中将哈里逊将军、朝鲜的南日大将在板门店签字，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分钟，双方没有握手、没有说话。
    而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曾有传言，时任联合国军司令官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在签字时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场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等人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他们的签字是在各自的指挥部补签的。
    当时南韩领导人李承晚反对，所以韩国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不过韩国在事后还是执行了协议的条款。

    各方损益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助”。二战之后，日本变成一片焦土。联合国军在朝鲜参战一个月后，即在横滨设置军事物资采购机构，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被服、军用毛毯、作战沙袋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从1950年到1952年底，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10亿美元。1952年，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坦克等的日本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战争结束后，日本企业仍保持了一定战争红利。到1955年，美军在日本采购军需物资总额度至少有3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经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并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 吕思勉：论宗教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那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他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与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著。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

    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做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像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著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氏》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

    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的远了。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指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燿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

    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按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

    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著一地方去祭他。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

    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概祭饗他一次。（见《郊特牲》）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它。诸如此类，悉数难终。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

    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么？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某些宗教家的顽固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两字，古每连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他当做某人，用箭去射他，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不来的诸侯去射他，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擒，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谓术。

    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的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左氏》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他。（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

    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藉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缪，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

    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

    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

    此等杂多的迷信，旁薄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公元423年。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羌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脩。脩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脩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脩，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

    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

    元寿元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十三年，即西历公元前2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4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

    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征《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

    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思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不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思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甚么影响。

    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民国纪元前一〇六七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财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

    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相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历六三八，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

    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相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

    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

    教禁之起，实由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

    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藉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民国纪元前九六五至九六二，西历九四七至九五〇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民国纪元前七四九，西历一一六三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300余。宣统元年200余。民国八年，止有120余人。初来时凡17姓，清初，存者止有7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藉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藉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是。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

    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 尹曙生：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2012.5.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瞪拧拔佬恰钡摹翱琛鄙杏?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笔者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6年，到过全省所有的劳改农场。赛什克农场就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个直属农场。在柴达木盆地的诸多劳改农场中，它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好的年景小麦亩产量最高也就是两三百斤。那么，8000多斤的亩产量是怎么来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青海省劳改单位“大跃进”、粮食放“卫星”情况。这些情况，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主政、纠正原青海省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揭发出来、并被事实证明是确凿无误的。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4415人；1959年死亡“三类人员”12652人；1960年死亡“三类人员”20988人；1961年死亡“三类人员” 11549人（1961年死亡时间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这些“三类人员”中，有刑满就业人员2375人，劳教人员4159人，其余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渔业公司（青海湖盛产湟鱼，肉嫩味美，省劳改局在这里设一个劳改单位，专门捕鱼）共有“三类人员”706人，从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占总人数45%。死的这些人都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掩埋，多数被胡乱扔进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属来信、来访的强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捞遗骨，结果打捞出52具残缺不全的遗骨，无法鉴定，集体掩埋，在墓碑上写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条罪状，墓碑被红卫兵砸烂，遗骨被焚烧。
    　　西宁市周边都是山，有十几家劳改、劳教单位，2万多名“三类人员”中死亡8000多人，尸体都是在山上处理掉的。
    　　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场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属的597人，没有通知家属的2104人；有棺材、有坟墓、有标志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体掩埋的2550人，一个坑一次埋几十人、几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筑公司，犯人刚开始非正常死亡时，死一个埋一个；后来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挖坑，于是用浮土盖一下，或用石头压住，最后没有办法，用挖掘机挖了几个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尸体。
    　　从1963年起，青海省直机关干部在周边山上植树造林，从上海调到青海省高级法院担任院长不久的郑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头，不禁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当他了解这些抛撒在山上遗骨的来源后，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厅劳改局派人将这些骨头收集起来焚烧。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注：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 俞可平：从“连坐”看传统中国的群己关系

    连坐是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之一。从文献记载来看，它起源于夏朝，直到清朝覆灭的前夕，缘坐之制才得以废除。“在中国，迟至1910年公布施行的《大清现行刑律》、1911年公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对族诛、连坐等体现责任牵连的制度才明确予以废除。”此后，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连坐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国内学界对连坐的研究，多集中在法学领域，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间或也有涉及，政治学则鲜有研究。然而，连坐是传统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专制统治制度，缺乏政治学的分析不利于揭示连坐制度的本质。

    一、连坐的起源和演变

    连坐指一人犯罪导致其特定关系人皆负连带责任而受到集体性的惩罚。先秦已经作为法律术语流行的连坐，在中国政治法律史上还有其他众多不同的称谓，例如缘坐、从坐、相坐、随坐、族诛、族刑、夷族、籍没、门诛、孥戮、收孥和株连等等。《尚书·甘誓》首次出现了“孥戮”一词：“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一般认为，这里的“孥戮”意即连坐：如果胆敢抗命，则戮及子孙。“连坐”一语先秦时期应该已经流行，战国时代的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颁布的法令之一即被后人称为《告奸连坐令》。至于“缘坐”之制，先秦早已行之，但“缘坐之语，已见于后魏。意谓相缘为坐（缘即因缘）”。现代汉语中最为流行的“株连”一词，相对出现较晚，在先秦文献中尚无发现。《辞海》的释义是：“株连”又称“株联”，意即“因一人犯罪而牵连他人”。例如《新唐书》曰：“于是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新唐书·酷吏传·吉温》）。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6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夏王朝就已经施行连坐制度。《尚书·甘誓》载：夏王启与有扈氏决战之前，他对将士说：“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最后一句涉及了连坐：如果你们听命于我，我则在祖宗面前奖赏你们；如果违抗命令，我不仅在祖宗面前对你们本人要处以极刑，而且罪及妻子眷属，也要杀死他们。《尚书·汤誓》也有类似的记载：“不用命，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里所说的“孥戮，是上古时代人们对罪及正犯亲属制度的通称，孥指妻、子，戮为刑罚”。汉朝大儒孔安国以为，“孥戮”是罪及其子——杀死他本人和他的儿子，从而侮辱罪犯本人并累及其心的一种残酷刑罚。因此，通常认为，今文《尚书·甘誓》所载的夏朝“孥戮汝”刑罚，开启了中国连坐历史的先河。

    《甘誓》中关于连坐的这个重要片断，保存于被公认为真实可靠的今文《尚书》之中，后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夏本纪》。“由此可以推测，司马迁应是把这条史料所记载的内容视为夏朝的信史来处理的……司马迁的这种处理方式为近代以来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并且基本上形成共识。从清末沈家本开始，法制史学者就将其作为一条可以信从的夏代法律史料来处理作用。”然而，关于“孥戮汝”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戮”的真实意义，学者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戮”就是杀戮或处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戮”只是羞辱家人的刑罚，并非处死。对此，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在引述各种关于《甘誓》的经典释读后有过详细说明：“予则孥戮汝。《史记》‘孥’作‘帑’。《传》：‘帑，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子。言耻累也。’蔡《传》：‘孥戮’与上‘戮’字同义，言若不用命，非但戮及汝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犹《秋官·司厉》‘戮男子以为罪隶’之戮。古人以辱为戮，谓戮辱之以孥耳。古者罚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但是，无论对《甘誓》“孥戮汝”的具体意义有多少争论，古往今来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的连坐或缘坐制度，最早可溯源于传说中的夏王朝。

    继夏朝之后的商朝，上古文献中也有关于连坐的明确记载。《尚书·盘庚》篇记录了商王盘庚迁都殷之前发布的训令：“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一段话的大意是，若有人居心不良，违抗不恭，图谋不轨，那么，我不仅要毁灭你们，而且要断绝你们的子孙后代，不让你们这些坏人在新的国都里繁衍后代。《尚书·盘庚》属今文《尚书》的篇目，亦被古典文献学界认为是可信的材料。据此可知，商王朝延续了夏朝的连坐制度。

    尽管普遍认为连坐制起源于夏王朝，存续于殷商，然而迄今关于夏朝和商朝连坐的所有文献记载都是间接的转录，尚无原始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比较而言，周代关于连坐的文献记录更加丰富，并且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西周时正式出现了公开反对连坐制度的强大声音，主张“罪不及孥”。例如，《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周文王则被认为是“罪人不孥”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作为一种原始的政治统治手段，周朝无疑传承了夏商的连坐制度。这些反对声音的出现，“并不代表孟子或周文王反对株连亲属”，恰恰从相反的角度反映了西周连坐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至少到了东周王朝和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而且首次出现了对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族”“灭族”和“灭三族”刑罚。《左传》中已经有大量关于春秋时期东周各国的族刑记载，例如，《左传》记载楚国的费无极和鄢将师勾结，制造错杀郤宛的冤案，其中多次提到了“灭族”：“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左传》记楚晋之战：“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

    战国是连坐制度的成型时期，秦国是春秋战国连坐制度的集大成者，而商鞅则是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奠基者。确立完善的连坐制度，对臣民推行严厉的连带责任制，以壮大秦国的军事力量，巩固秦国君主的统治地位，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商鞅认为，对那些严重的犯罪，特别是挑战秦王统治地位的行为，不仅对当事人要杀无赦，而且必须罪其连带责任者，同时要鼓励官民举报周围的犯罪行为，这样才能使民众安分守己。他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据此，商鞅发布了《告奸连坐令》等一系列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后的连坐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邻伍连坐……把老百姓编成以什（10户）伍（5户）为单位的小社区，然后强制同伍同什的人互相监督，对犯罪的人进行举告。二是军事连坐，5人为一伍，作战时有一人逃跑的，其余4人受连坐。三是全家连坐，规定家庭主要成员有违法行为，则全家受牵连，即所谓‘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四是职务连坐，这是对担负某种国家职务的人被告的连坐。官吏如果知而不告，就不能免自己的罪，不仅下对上有连坐责任，上对下也有这种责任。”

    战国时期，连坐制度已经为各国普遍采用。“不仅秦国，其他国家也都实行连坐制度。”不过，商鞅在秦国确立的连坐制度，包括了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基本要素，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效法的蓝本。秦统一中国后，秦皇不仅全盘继承了商鞅的连坐制度，而且变本加厉，连坐和族刑的范围更加扩大，惩罚更加残酷。例如，秦始皇在《焚书令》中明确规定：“以古非今者族。”“只要用以往事例，或民间各家学说议论现时政策、制度者，便构成以古非今罪，被处以族刑连坐的重刑，如所管官吏知情不纠举，与犯者处同罪。李斯曾有明确说明：‘……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朝，虽然存续的时间不到15年，但却奠定了整个中国专制政治的制度基础。世人称，“百代皆行秦政”，包括连坐在内的其他众多统治制度均被后来的专制君主所效仿。此后的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均推行残酷的连坐制度。

    当然，历朝的连坐制度在程序和形式上都会有某种差异，连坐或缘坐的范围及所施刑罚也会有所不同。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连坐制度曾有个重大的进步性改革，明显缩小了连坐的范围，降低了连坐的残酷程序。特别是废除了妇女在本家和夫家的双重缘坐制，并曾一度废除“夷三族”的酷刑。三国之前，已婚妇女“如父母与夫家犯族刑，都要连坐受刑，‘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新律》缩小了连坐范围，规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新律》颁布后，又据主簿程咸上议，修改律令，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开缘坐不及出嫁女之先例。晋《泰始律》进一步缩小连坐范围：‘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曾明确‘除三族刑’”。尽管连坐制度在魏晋时代出现了重大改革，但从秦汉至明清的漫长专制政治客观历史进程来看，不仅族刑没有废除，而且也不能像有些学者想当然地那样得出结论说：连坐的残酷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制王朝的更新而日趋减弱，“缘坐之刑是愈到后代刑责愈轻”。正如戴炎辉所说，“所宜注意者，不能一概说是：愈后代，缘坐人的范围愈狭”。不仅如此，连坐在明清时代甚至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清朝的连坐法律与唐、宋律大体上保持一致，如“谋反大逆”和“谋叛”之罪，皆刑及正犯之同宗三代、祖孙与同居亲属；“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采生折割人”和“造畜蛊毒杀人”等罪，皆刑及妻、子或同居家口。但“清律处罚‘谋反大逆’‘谋叛’的严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唐宋律”。“康熙朝以后，少有收孥之事，但司法实践中及续修的条例中，族刑的适用范围却不断扩大。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论及本朝族刑制度时称：‘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他无有也。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诸项俱缘坐矣，反狱、邪教诸项亦缘坐矣。’”

    正如在开头指出的那样，连坐有不同的称谓，如族刑、门诛、相坐、从坐、缘坐、伍坐等等。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对这些刑罚常有不同的法律称谓，学者很难有相同的术语去概括这些律令。因而，有些学者统称为“连坐”或“缘坐”，另一些学者统称为“族刑”或“族诛”，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将它们做出区分。例如，戴炎辉将“缘坐”与“连坐”相区分，认为“缘坐”意谓“相缘为坐”，而“连坐”乃“邻伍（什伍）或同职连带负刑事责任之谓”。罗翔则将“族诛”与“连坐”相区分，他提醒大家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族诛与连坐往往混在一起，两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但到隋唐之后，两者的区别渐趋明显。前者是死刑，族诛之人必死无疑，而后者则未必，父子以外的其他亲属、女眷、从犯很少有处死刑的，大多是被充军、流放、为奴或被阉割。另外，族诛之人主要是同姓血亲，殃及朋友门生只是特例，而连坐者主要是因事牵连，而非血缘关系”。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对这些概念和称谓重新做出界定。“连坐”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居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我们对这些概念做出重新定义，其实也是尝试对连坐进行不同的分类。“所谓连坐，是指刑罚向犯罪者以外第三者的株连，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邻保组织中的连坐，有名的商鞅变法中的什伍制即属此类；二是秦法中以恶法中之恶法与夷三族刑为代表的血缘关系连坐；三是官僚组织内对上司及其同僚的责任连带。”显而易见，“连坐”所包含的范围最为广泛，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个不同子类。

    二、缘坐：个人与家族的关系

    缘坐是一人犯罪株连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近亲属，这是最重要的连坐惩罚，也是传统连坐制度的原型。在法律和习俗限定的血缘亲属共同体中，只要有一人犯罪，其他成员即使毫不知情和毫无干系，也同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缘坐体现了个人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个人与家族不仅有自然的血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还具有政治和法律关系，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连带责任。缘坐制度典型地反映了传统中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形态。

    缘坐不仅是连坐的最重要内容，其实也是连坐的渊源。连坐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孥戮，孥戮就是除处死本人外，还罪及妻子和儿子等家属。一般认为，在历代连坐制度中，唐律关于连坐的法律条文最为完善，而唐律所说的缘坐主要就是指罪及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唐律中的缘坐，是指因血缘、亲属及家庭关系而实行的株连。”缘坐的范围即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宗族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宗为族，家族与宗族在经典文献中常常交互使用。但是，“宗族并不是零零散散的家族的集合，而是祖先在某一个时期分化出来的家族，以分派支系即房的形式有系统地逐步构成的，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父系血族集团的联合和集结”。缘坐的具体范围多大，包括哪些家族成员，虽然在每个朝代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但大体类似。历代缘坐法律所及的连坐对象主要包括三族、五族、九族、同居、同产、门房等。

    族的基本单元是家，族与家交织融合，难舍难分，它们自然作为缘坐的直接对象。家庭中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即是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他们构成最亲密的血缘共同体，也就是缘坐中最早出现的“灭三族”或“夷三族”。缘坐刑罚中的“族灭”“族诛”和“门诛”“门房诛”等，首先便是指这个血缘共同体。春秋时期已经零星出现了“三族”的提法，如“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到了战国时期，“三族”之语已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三族”作为缘坐的主要对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商君书》曰：“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吕氏春秋》曰：“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开春论》）；《墨子》曰：“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墨子·号令》）。《史记》曰：“（文公）二十年（即公元前746年——引者注），法初有三族之罪”，“（武公）三年（公元前695年——引者注），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史记·秦本纪》）。不过，对于“三族”究竟具体指哪些家族成员，历代并无一致说法，一直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三族”即指父母、子女、孙辈；另一种观点认为，“三族”即是父族、母族、妻族；还有一种说法是父母、兄弟、妻子。无论对“三族”具体成员的理解存在多大的分歧，无可争辩的是，“三族”即是血缘关系最紧密的家族成员。

    与“三族”类似，作为缘坐对象出现的还有“五族”“七族”和“九族”等。尤其是“株连九族”，在后世文献中更是经常出现，“九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范围最大的家族血缘共同体。顾名思义，“五族”“七族”和“九族”是对“三族”这一血缘共同体的进一步延伸。关于“三族”和“九族”等家族共同体，族刑研究专家魏道明有过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古文经学派把父、子、孙三代称为“三族”，把同宗高祖至玄孙的上下九代亲属视为“九族”；而今文经学派则把父族、母族和妻族视为“三族”，把内、外有服亲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视作“九族”，其中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他不赞同今文经学派的观点，认为三族、九族不能当三姓、九姓来理解，而应该作同姓三代、九代讲。在他看来，三族、五族、七族、九族分别对应期亲、大功、小功、缌麻等不同的血缘共同体。因此，“所谓三族，族是以己为中心、通过对上下代数的推定来确定亲等的方法而已。具体说来，同父为三族（上下各推一代），同祖为五族（上下各推两代），同曾祖为七族（上下各推三代），同高祖为九族（上下各推四代）”。“九族”作为传统社会最大的血缘共同体，从而也是缘坐导致的最大规模群体性惩罚。明朝靖难之役中殉身的名臣方孝孺被灭九族，其家族血缘宗亲成员因缘坐被诛杀者多达847人，后人称之为“诛十族”。但据清代学者朱彝尊所说，所谓“诛十族”只是“野史之谬”，事实上并未超出株连“九族”的明朝缘坐定制。

    除了“三族”“九族”等之外，历代缘坐律令中还经常出现“同居”“同产”“同财”“本房”“室人”“家人”等连坐的惩罚对象。这些称谓大体都是指家庭血缘共同体，但在不同的法律语境中，不同称谓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历朝连坐法律沿用的“同居”，并非本来意义上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的人，而是指户籍意义上登记入册的家族。《睡虎地秦墓竹简》曰：“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作户谓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室人”一般认为是共居一家的父母妻子，但也有人认为并非仅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还包括家中的奴婢。如富谷至解释说，“秦简中散见的‘室人’是指包括家族、奴婢及其他人在内，是在同一个家中居住的人的意思”。“同产”一语也频繁出现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缘坐律令中，《墨子》曰：“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沓父母、妻子、同产”，“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墨子·号令》）。“同产”一般指兄弟姐妹，属“三族”成员。

    历代的连坐之罪均为重罪，对缘坐对象的惩罚极其严酷，几乎对正犯的所有刑罚均适用于缘坐成员。首先是诛杀或处死，从肉体上消灭正犯及其最亲近的血缘共同体成员。“灭族”“夷族”“门诛”“灭门”“孥戮”等，皆是杀死正犯及其家族成员的意思，以至“族”在传统法律语境中衍生出了“诛杀家人”“诛灭家族”或“满门抄斩”的特殊语义。对当事犯的各种残酷处死手段，同样也适用于缘坐成员，如弃市、凌迟、腰斩、车裂等。墨子说：“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墨子·号令》）。张家山汉简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唐代的缘坐制度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兄弟之子，并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缘坐非同居者，资财，田宅不在没限。岁同居，非缘坐及缘坐子孙应免流，各准分法应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出养、入道及聘妻未成者，不追坐。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唐律疏议》总第二百四十八条）。

    除了诛杀处死的极刑外，适用缘坐对象的刑罚还包括流放、充军、籍没、收帑等。流放特指将犯人从其原居地驱离至边远的异乡，籍没就是抄没家产收归官府，收帑即是将罪犯家属贬为奴隶或罚做奴役。在传统社会，流放和充军被列为“五刑”之一，是仅次于处死的刑事重罚，也是处罚缘坐对象的常见方式。当正犯被处以流放之刑罚后，犯缘坐罪的家族成员也通常随主犯流放他乡。例如，汉文帝行仁政，欲废除残酷的“族刑”连坐制度，并大幅度减免死罪。据史载，汉文帝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废除连坐制度，但此后确实将许多缘坐的死罪减为流刑。例如，“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丙子，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随者，恣听之”（《后汉书》卷2《孝明帝纪》）。《唐律》“犯流应配条”也明文规定，正犯不足处死而被处流刑的，除妻妾必须随主人流放外，“父母、子孙欲随者，听之”（《唐律疏议》卷3《名例律》）。到了明代，充军成为流刑的替代；到了清代，在流放和充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集流放、刺字和劳役为一体的“发遣”，形成了一个刑罚渐次加重的完备流刑体系：“流，流之远方，终身不返。折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三流并杖一百”；“罪重于流者为（充）军，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及烟瘴，皆发四千里，五军均发卫所，改设州县者则发各州县”；“罪又重于（充）军者为发遣”（《清通志》卷75《刑法略·刑制》）。按清制，从流亲属，必须无条件随正犯同流，故有清一代“凡流刑，皆株连亲属”。

    缘坐是连坐的主要载体，是连坐的源头和原型，在传统的连坐制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缘坐制的长期存在有其深刻的自然、社会和伦理基础。缘坐的组织基础是家族血缘共同体，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血缘连带责任。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血缘关系具有天然属性，在传统社会中这是最紧密的人类关系。所谓“血浓于水”，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对任何血缘近亲人员的惩罚，都会深刻地触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内心情感，造成重大的心理和情感创伤，从而达到震慑全体家族成员的目的。在古人看来，这就是一种“胁迫从善”：“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

    家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家族不仅是血缘共同体，也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尤其是在家族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家族主要成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对家族其他成员的物质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有着直接的影响，家族成员之间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天然利益关系。通过缘坐制度剥夺当事犯其他家族成员的实质性政治和经济利益，极大地有助于强化家族的利益共同体性质，从而有效地从利益关系上实行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

    在传统中国，孝与忠是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华夏民族为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孝的价值主要用于维护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孝主要用以调节和规范家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在宗法社会中，孝实际上是维持等级秩序和家族内部和睦所不可缺少的伦理规范，因而被称为“礼之始”和“仁之本”。只有人人尽孝，才能维护“父父子子”“长长幼幼”“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宗法秩序。缘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孝的社会功能，它通过惩罚家族其他成员的方式来塑造家族主要成员的孝道，引导对家族成员的忠孝评价。一人犯罪全家人均要遭殃，当事犯往往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痛恨的对象，被视作最大的不孝，受到家族成员的集体声讨，从而对当事犯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缘坐制度也强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助于提高政治统治的效能。家族成员通常生活朝夕相处，不仅相互之间最为了解，而且很难保守违法犯罪的秘密。一人犯罪全家受罚的缘坐制度虽然极不公平，但却可以有效激发家族成员之间的防范意识。“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汉书·刑法志》）。家族成员由于害怕自己无故受罚，平常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动机，在家族内部进行相互规劝，甚至为了明哲保身会检举揭发家族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不可取代的预防犯罪作用。

    最后，缘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当事犯家族成员的反抗与复仇。在宗法社会中，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当事犯被处死或受到严重惩罚，自然会引起其家族成员的愤恨与抵抗。尤其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如果政治对手被镇压后，其家族成员安然无事，那就有可能形成家族性的集体反抗力量，成为掌权者莫大的政治隐患。这也是为什么残忍无比的“灭族”尽管一直有人反对，甚至偶而也有个别仁慈的统治者试图废止，但作为缘坐的主要形式，在历朝不仅始终没有废除，而且不断被滥用的重要原因。这种所谓“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统治心理，使得历史上的“灭族”之罚，少则处死数十人，多则数百成千人。史载明太祖朱元璋为削夺相权而制造的“胡惟庸案”，先后诛杀胡惟庸“九族”成员多达3万余人，创造了传统中国“灭族”之最。

    三、伍坐：个人与邻里的关系

    伍坐，是一人犯罪株连共同居住地的其他无故之人，这是仅次于缘坐的连坐形式。伍坐深刻地反映了个人与其所处地缘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邻里的连带责任，是对个人与其所在地缘共同体相互联系的强制性约束。“在什伍连坐中，成员和犯人要被处相同的刑罚。什伍连坐实际上是一种责任连带，有连带责任者与犯罪者承受同等刑罚。”伍坐累及的地缘共同体成员，在传统社会一般就是居住于同一自然村落的邻里乡亲。对于当事犯来说，其伍坐所及的这些左邻右舍，往往具有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性质。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要繁衍，便有男女之自然结合；男女配偶便组成家庭，家庭是人类满足自然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若干家庭组成村落，村坊是由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自然聚落。家族和村落是个人生活于其内的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缘坐和伍坐分别是对个人与其家族和所在村落这两个共同体相互关系的强制性约束。

    伍坐又称“邻里连坐”“邻保连坐”或“邻伍连坐”，作为基于地域共同体之上的强制性连带责任制度，其起源明显要晚于基于家族血缘共同体之上的缘坐制度。从已有的文献材料看，最早确立伍坐制度的是西周。伍坐制的前提，是作为居住共同体的伍保组织的建立和存在。从《尚书》和《逸周书》等可靠的典籍记载看，西周时已经建立了基层社区居住组织“比”“闾”等伍保共同体。按《周礼》所载，西周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六级递进式行政区划体系“比”“闾”“族”“州”“乡”：“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大司徒》）。五家组成比，比是最基层的居住共同体，各家相互担保，即大家之间具有连带责任。五比组成闾，大家之间可以相互托付。四闾组成一族，大家之间在丧葬上相互帮助。五族为党，大家可以相互救助。五党为一州，大家可以相互周济。五州为一乡，大家以宾客相待。

    从《周礼》的记载来看，闾以下的基层社区组织已经赋有联保功能，形成了具有连带责任的地缘共同体。这些基层居住共同体的成员一旦违法，同一地域内的其他成员则要承担相应的强制性连带责任，接受某种形式的惩罚。这一点从《周礼》“乡师”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周礼·乡师/比长》）。综合《周礼》“大司徒”和“乡师”中关于伍保的记述，不难发现，《周礼》及其他仅有的几处关于周朝伍保连坐的文献记载，只有原则性的伍保连坐表达，并没有究竟要承担何种连带惩罚责任的具体内容。

    虽然《周礼》对西周的伍保体系已经有明确的叙述，但对相传作者为周公旦的《周礼》的可信性一直争议不断。《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但却是最晚出现的经典，它最早出现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在所有先秦的典籍中均无见《周礼》的任何记载，这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故不少学者认为《周礼》系后人伪作。然而，即便是后人伪作，近现代多数专家也认为其成书于战国年间。综合《周礼》及其他古典文献，有理由相信，在商鞅变法前，伍保连坐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推行。例如，一般认为，托管仲之名而作的《管子》，成书也在战国时期。《管子》对伍坐制度的叙述，比《周礼》更为详细。不仅具体指出了“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而且明确指出了什伍之内实行惩罚性的连带责任，“罚有罪不独及”：“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管子·立政》）。

    据董仲舒的记载，春秋时期的梁国（公元前821?前641年）就已经推行伍保连坐制：“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后亡者刑’”（《春秋繁露·王道》）。《法经》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其作者相传为战国时期曾任魏国丞相的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所撰。《法经》有这样的一个条文：“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则夷其乡及族”（李悝《法经》）。照此条文，10人以上越城，就要诛杀全乡的人，这是极其残酷的一种伍坐。史称“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资治通鉴·魏纪三》）。商鞅深受李悝的影响，他携带《法经》入秦辅佐秦孝公变法。由此可推论，商鞅在秦国实行“什伍连坐令”，应当学习借鉴了魏国等其他国家的伍坐制度。不过，后人论及伍坐，还是会自然将之归于商鞅：“商鞅保甲诛连坐。”这是因为伍坐制度正式形成的公认文献，仍然是《史记》的《商君列传》以及《商君书》转引的秦国连坐法律：“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秦施行伍坐制，也为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证实：“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韩非子·定法》）。

    从文献记载看，先秦和秦汉的伍坐范围已经扩至伍、什、乡，而且伍坐的刑罚包括腰斩处死。但从秦汉的案例证据看，一方面缺少大规模伍坐处死的文献记录与考古证据，另一方面伍坐的刑罚远不仅限于死刑，而包括罚款等。如汉初《二年律令》载：“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二年律令》201）。这种情况使得一些法制史专家对秦汉的伍坐制度产生了某种疑惑：连坐的范围超越伍而达于什，一家有罪若九家不相互举发，则十家连坐。连坐者处以腰斩或与犯罪者“同其罪”，这是“十分苛刻之连坐制。然而秦汉律令中不见民里中什之存在，连坐者刑罚也不限于‘腰斩’或‘同其罪’。不禁让人怀疑从商鞅到睡虎地、张家山时代，连坐制是否已然发生了变化？”伍坐制在秦汉隋唐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尚未见相关研究成果。但伍坐制在北宋时期却发生了实质性转型，这就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推出的保甲法，使得原先的伍坐制转变成了后世影响极大的保甲制。

    尽管先秦和秦汉以来的伍保制度，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伍保连坐，已经具备了后世保甲制度的雏形，包含了保甲制度的若干要素，以致一些学者认为保甲制度亦源于商鞅变法。但一般认为，北宋的王安石才是保甲制度的集大成者，“保甲之法，起于宋之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变革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是传说中的古代理想政治和四书五经等政治经典，即使具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罕见的“三不畏”精神的王安石也不例外，他的变法同样也要从“三王五帝”和儒家经典中寻找合法性。他说，推行保甲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源于古代的圣王之道：“《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宋朝熙宁三年（1070年），在王安石的设计并推动下，司农寺正式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先在京畿地区试行，初步成功后继而在河东、河北、陕西等地试行，最后于熙宁六年（1073年）在全国推广。王安石主导的保甲法规定：“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如同保不及五户，听并入别保……本保内户数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应主、客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是农民半为兵也。”

    北宋的保甲制度在两个基本的方面承传了先秦以来的伍坐制度。一是“编户齐民”和“四邻为伍”，将相邻的每一户人家和每一个人通过伍保组织，使之联结成一个居住共同体。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初，规定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后重新改为传统的五家一保，五保为大保。二是实行“什伍联保”，使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强制性连带责任。例如，《畿县保甲条制》规定，伍保成员一旦犯罪，同保的其他成员则必须举报告官，否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伍保律。其余事不干己，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毋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

    然而，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保甲制与先秦商鞅为代表的伍坐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王安石的保甲制对传统的伍坐制实行了革命性改变，使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商鞅伍坐制的本质功能，是通过伍保的连带责任对邻里共同体的成员实行严酷的集体性刑事惩罚。王安石保甲制的本质功能，是通过保甲的连带责任对邻里共同体履行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王安石自己曾就为何要实行新的保甲法有过多次解释，他说得非常清楚，推行保甲法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治安防盗，联防联治；二是兵农合一，农时为“保”，战时为“甲”；三是节省费用，增加国库收入。他说：“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关于王安石的变法目标有否实现，其变法后果是否有利于宋朝的稳定与繁荣，从变法之初直至现在，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保甲制度设计，处处体现着上述三个主要目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王安石对熙宁保甲的预想实际上已远远突破了普通军事保甲或邻保制度的范畴，而是尝试建构一整套融合军政和民政的全新社会管理体制。据这位研究者的粗略统计，“熙宁、元丰期间保甲法所涵盖的相关立法有：保甲公职、养马、煽摇、恤免、漏丁收丁、捕盗、请给、借贷、赈济、簿籍、都作、器甲什物管理、犯罪、科举、投军、逃匿、伤亡存恤、差用保甲及擅差等多达二十余项，虽尚未全面覆及‘文教’系统，然以编户为基础，军政为指向（“会比保伍，寄诸军政”）的保甲机制却已在很大程度上统摄民政民事，而呈现出‘纲纪’之意”。

    王安石的保甲法使得伍坐制度的本质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邻里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重心从互害的刑事惩罚，转为互利的治安联保。此后直至清王朝覆灭的上千年时间中，尽管其间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过不断的反复，但传统中国的伍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北宋的保甲新制。伍坐连带责任的重点主要在基层社区的治安管理，而不再是株连惩罚。例如，明代的里甲制度规定，每里一百一十户，其中丁粮多者十户轮流担任里长，其余百户分十甲，每甲十户。编制里甲的主要功能，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所谓“催征钱粮”，就是每年由一名现年里长率一个现年甲，征收本里税粮，佥派杂役。所谓“勾摄公事”，主要是管理本里成员，拘捕盗犯，维持治安等。“明代的里甲制度以鱼麟图册和赋役黄册为保证，将行政和徭役相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编户民的基层组织和主要服役单位统一编制，固定下来，二者互相牵制。里甲组织保证国家赋役征调，国家通过赋役征调控制了里甲之民。”清代大体沿袭明代的里甲制度，主要职能也在于地方治安与赋役征收。康熙四十七年的“申行保甲之法”规定：“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保长、甲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亦立籍稽查，寺庙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清代保甲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把里甲组织与赋役制度基本分开来进行改革，将里甲组织与地亩分离，向以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稳定为主，兼理征收赋税钱粮等杂役的‘保甲法’转变；将赋役制度与编审户丁分离，向以地亩征收赋税钱粮的新赋役法转化”。

    一个特别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出现了反常的逆转。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专制王权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逻辑，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制度将彻底终结专制主义的伍坐保甲体制。因此，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后便着手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依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之规定推行之”。然而，直到“训政”结束，国民政府也未能实现地方自治，而且又要面临共产党崛起所带来的执政危机，国民党便开始实质性地偏离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设想。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改进地方自治原则》，正式将“融保甲于地方自治”的政策纳入地方自治，相继出台了《南京市编组保甲规则》《整理乡镇保甲办法》《整理保甲应行注意事项》等一系列保甲制度。这一系列规则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地方自治政策向保甲过渡”，“保甲的推行完全吞没了地方自治。如户口登记调查和异动管理、保甲编组等事务几乎全部取代先前的地方自治事务”。多少出人意外的是，国民党把原先为了清除共产党而实施的《清乡条例》的“联保连坐”内容纳入到了新的保甲制度中，并在全国强制推行，从而使得民国后期的保甲制度在实质上重新退回到了一千多年前被王安石“变法”废除的商鞅式伍保连坐制。换言之，虽然在形式上，民国保甲制度仍然保留着治安联防的职能，但其实质性的功能事实上在于包括死刑在内的连带刑事惩罚。

    例如，1948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乡镇保甲实施纵横联保连坐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本联保期内一户有人违反联保事项时，该户长与联保各户户长均连坐，该户户长处以无期徒刑，联保各户户长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违反联保事项之本人，则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该甲甲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亦连坐，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保之内一个月中有两个以上之甲长受连坐处分，而保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保长连坐，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乡镇内一个月中有三个以上之保长受连坐处分，而乡镇长未能于事先查明具报者，乡镇长连坐，处以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乡镇保甲长违反联保事项或有惩治盗匪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之行为者处死刑。”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将作为邻里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重心从互利性治安联保，返回到北宋之前的互害性刑事惩罚，这在政治上是十足的倒行逆施。任何违背人类政治进步潮流的制度，终究要归于失败，民国的保甲制度也不例外。例如，据相关研究，如此严厉的保甲制度，在实践上其实并未取得如期的效果。

    在传统社会，对于塑造和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基于血缘之上的家族共同体和基于地缘之上的邻里共同体。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家庭和成长环境，邻里共同体就是人们直接生活于其内的社会环境。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邻里共同体是人们与社会发生互动的基本载体。任何人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何种社会地位，他都是邻里共同体的成员，其行为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邻里共同体的规范和制约，并接受邻里共同体成员的评价。邻里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规制，甚至常常超越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例如，高官和富豪在邻里共同体中也常常难以施展其权力和金钱的影响，他们如果不转换角色，就难以与其他左邻右舍友好相处。

    伍保所及的邻里共同体，也属于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这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共同生活环境。这个地缘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仅具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每个成员的行为都深刻地受到这个共同体的规制，甚至他们自己也无法选择这种生存环境。费孝通说：“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在费孝通看来，熟人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作为邻里共同体的成员，伍坐之所以对其有重大的威慑和规制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礼俗对个人的规制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处的“熟人社会”而发生作用的。隆礼致法，礼法合治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统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法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传统中国虽有相当完备的“法制”，却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谓的“礼治”和“德治”，是传统中国主要的政治统治方式。对于维持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来说，礼的作用甚至比法的作用更为重要。“礼”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范畴，尤其对于儒家来说，礼是仁之本、理之源、事之治。在传统中国，“礼”实际上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和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体系。广义的“礼”，既包括约束人们言行的道德规范，也包括限制人们行为的法律准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仪式，也包括不成文的习俗惯例。如果法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主要通过国家实现的话，那么，礼对个人行为的规制则主通过社会而得以实现，其中，个人“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尤其是邻里共同体，有着实质性的决定作用。

    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来说，伍坐制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邻里共同体成员很难挣脱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制约。传统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人情关系”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中的一种连带责任关系，任何人一旦处于特定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那么，伍坐的连带性惩罚必然对其有着无形的规制作用。正如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人情首先指的往往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情在熟人社会中是一种机制或制度。“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这种人情规范的实践者、承担者，也是监督者；既是人情关系的主体，也是人情规范的主体；既受人情关系对方的权力支配，也受人情规范的支配（人情规范的支配，实际上是熟人社会的所有人对某个人的支配关系的合成）。熟人社会的人情机制不断地自我执行和规训，同时也规训他人的机制，从而将村庄整合成了亲密社群。”

    伍保制度可以从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激发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引导熟人社会中的公共舆论，从而有效地规制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对个人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舆论，是制约个人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来自邻里共同体的监督和评价，是最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评价。左邻右舍之间不仅知根知底，而且朝夕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一旦形成一种相互监视的机制，那就能够产生最有效的连带责任效果。此外，每个人可以不重视陌生人对自己的评价，但必定重视周围熟人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在邻里共同体内部形成对某个成员的负面评价，那就会对其形成难以抗衡的舆论压力，从而有效地约束其行为。

    伍保连坐极大地强化了邻里组织作为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功能。与基于血缘之上的家族组织一样，基于地缘之上的伍保组织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公共娱乐、红白喜事、救灾互助等方面，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纵使财产最富有和权势最强大的家族和个人，也难以想象可以脱离邻里共同体而独居生活。例如小区的公共治安和公共秩序，任何个别成员都无法单独承担责任，必须依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王安石之所以力推保甲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大者，伍保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小者，伍保制度可以减少村落社区的偷盗犯罪。他说：“民散则多事，什伍之则无事。”“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伍其民，维持之以法制，则天下定；不能维持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因此，商鞅的伍坐令强化了伍保成员之间互害性的连带刑事责任，王安石的保甲法则强化了伍保成员之间互利性的连带治安责任，它们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强化了伍保组织作为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连带责任。

    四、职坐：个人与同僚的关系

    职坐是职务连坐的简称，主要是指同一官僚机构成员之间的连带惩罚，因而也称官坐。在秦汉以来的中国，“职务连坐即同犯罪主体存在某种法定行政关系的国家官吏所承担的刑事连坐责任。这些连坐关系可以分为上级官员坐部属、部属坐上级官员、平级或非领属官员之间、基层官吏坐所辖人民等”。职坐反映的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个人对业缘共同体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对于个人而言，在传统社会，除了基于血缘基础的家族和地缘基础的伍保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基于业缘基础的职场。绝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养育家人后代，都要从事某种职业以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基本手段。因此，人们或多或少都要参与某种职业共同体，其行为也难免要受到职业共同体的规制。在众多的职业共同体中，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最重要的职业共同体便是各种各样的官方机构。按照历代职务连坐制度的通例，一旦同一官僚共同体中的某个成员触犯法律，其他同僚即使没有参与犯罪，也要受到连带性的惩罚。职坐不同于对共犯的处罚，共犯是两个以上的责任人既有主观意图又有客观后果的共同犯罪，职坐是对同一职务共同体中并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其他成员的连带处罚。职坐深刻地体现了个人与同僚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它极大地强化了职业共同体对其成员行为的强制性约束。

    职务连坐随着官僚机构而产生和发展，官僚机构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愈高，职务连坐的作用便愈重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看，家族和邻里共同体要先于官僚共同体而产生，而且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基于血缘的宗法共同体和基于地缘的邻里共同体比基于业缘的职业共同体往往更加重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家族和邻里共同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职业共同体则变得日益重要。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看，职坐制度远晚于缘坐制度，大体与伍坐制度同时产生。前引的《管子》在论及伍保连坐的同时，也谈到了职务连坐：“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管子·立政》）。至迟在战国时期，职坐制度应当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正式法律。《史记》载，秦国的法律规定，凡所荐任官员犯罪的，推荐者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睡虎地秦简的法律条文也大量涉及了职坐的内容，例如，秦律规定：“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垂、佐、史各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这里的令、垂、佐、史均是地方官员，对下属啬夫“货一甲”的失职罪须承担“货一盾”的连带性惩罚。

    从连坐的对象看，职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上级犯事，下级僚属均要受到惩罚，它用以强化下级僚属对上级官员的连带责任，激发下级对上级的规约。例如，秦律规定：官员“冗吏”犯事，其属下也要接受惩罚：“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卷，以效少内”（《睡虎地秦简》）。唐律也规定，作为中央决策中枢的门下省长官渎职，其下属也要受到连坐的惩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有乖失者，依法敬正，却牒省司。若实有乖失，不胶正者，录事以上，减省下从一等。既无递减之文，即侍中以下，同减一等”（《唐律疏议·名例律》）。二是下级犯事，上级官员要受到连带惩罚，它用以强化上级官员对其僚属的连带责任，督促上级官员对属下行为的监管。如秦律规定，下级官员犯事，上级主官必须受到法定的惩罚：“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尉计及尉官吏节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睡虎地秦简·效律注释》）。汉律也规定，基层官员对管辖的下属犯罪，不检举揭发，则须接受连坐的惩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三是同一官僚机构内任何人犯事，上下级官员及其他所有同僚均要受到处罚，这类职坐是为了强化整个官僚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鼓励官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如唐律规定，官员一旦犯下公共职务罪，那么除了作为首犯的当事人之外，同一官僚系统中的其他各类官员作为从犯均须承担连带责任，并受到法律的惩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唐律·同职犯公坐》）。民国时期的纵横联保制度把伍坐和职坐融为一体，一旦触犯联保法，除当事人外，则保长、甲长、乡长一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保之内一个月中有两个以上之甲长受连坐处分，而保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保长连坐，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乡镇内一个月中有三个以上之保长受连坐处分，而乡镇长未能于事先查明具报者，乡镇长连坐，处以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乡镇保甲长违反联保事项或有惩治盗匪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之行为者处死刑。”

    从连坐内容看，职坐又可分为职务连坐、科举连坐和举主连坐等类型。在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条件下，各级官员的遴选没有近现代政治中的民主选举，主要依靠科举考试和官僚系统内部的举荐。统治当局为了杜绝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营私舞弊，强化推荐人和担任人的连带责任，以确保被选任官员的政治忠诚和业务素质，逐渐在普通的职务连坐之外，还发展起了特殊的举荐连坐和科举连坐。对举荐人和担保人的失职连坐，最早也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前引的司马迁所言“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属于典型的举荐担保人连坐。从出土的法律文献看，秦律和汉律均有关于举荐连坐的明确规定。例如，秦律规定，对被举荐人失察“不审”，举荐人则要判处“耐”刑或者罚款的惩罚：“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使其弟子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除弟子律”（《睡虎地秦墓竹简·除弟子律》）。汉律关于举荐失当的连带惩罚，则比秦律规定得更加详细和完备。若被荐任人不廉洁、不胜任，举荐人也要被处以连坐的惩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于科举连坐和举荐连坐的法律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臻于完备。

    在唐代，举主连坐和科举连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屡屡发布诏令，强调荐人不当，须负连带法律责任。例如，唐太宗在《荐举贤能诏》中强调，若地方官员为朝廷所举荐的官员失当，则须“罪加一等”：“诸州所举，十有一人，联载怀仄席，引入内殿，借以温颜，密访政道，莫能对扬，相顾结舌……宜并放还，各从本色。其举主以举其非人罪，仍加一等”（《唐大诏令集》卷102《政事·举贤上》）。唐玄宗在《处分选人救》中强调，“如其政不能举，行且有遗，岂独败龄厥躬，必将坐朴举主”（《唐大诏令集》卷101《政事·官制上》）。高宗时所颁行的《永徽律疏》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谓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若试不及第，减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永徽律疏》卷九《职律制》）。有论者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制度立法表现出较高立法水平”。一是法律形式多样化。《唐律疏议·职制律》中“贡举非其人”一条从“贡举非其人”的犯罪构成和具体量刑两方面对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做出详细规定，但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的规定也不仅限于该条规定，唐朝历代帝皇因时因地颁布不少诏令对该律条进行修正或补充。二是“法律规定明细化”。从主观意图上将连坐责任进行区分；在连坐的量刑上能从数量角度进行考虑，将相关犯罪的数量作为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代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代的举主连坐和科举连坐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备的“举官连坐”制度。在论及宋代的举荐连坐时，有学者发现，“宋朝的官员们几乎每个人在仕途上都要面对荐举或被荐举，这样就造成了宋朝举官连坐制度的发达”。在宋代，“举主承担连带责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举官犯赃私罪、举官失实、举官不当、举非其人、不如举状等。一言以蔽之，即以荐举行为发生为前提，凡是举主在荐举前后，被荐举人出现违背荐举原则的行为，举主都应为此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宋代的法律，科举考试中如考生出现舞弊和考生信息失实的情况，不仅考生自己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地方官员也要连坐受罚：“州守贰若教授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具实以闻，不实者坐罪有差”（《宋史》卷157《选举志三》）。至于被举荐人枉法犯罪，举荐人必须担负连带刑事责任，对此宋朝的法律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例如，被举荐人贪赃枉法，举主则应根据被荐人的犯罪事实处以连坐的惩罚：“若犯入己赃，举主与同坐（犯赃应除免，若赃轻以除免比罪而坐奏举者，听依私罪法减等），至死者减壹等。私罪徒以上减贰等。举改官或从事郎以上而止循资、若举其他职任并泛言升阶，已用所举关升资序或转官及举恩泽文学已注官者，各又减壹等。其用举主差注入官，又减贰等……以上被举人非故犯私罪，举主不坐”（《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四《荐举总法·职制敕》）。

    职坐或官坐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强制性地约束官僚个人与所在官僚共同体的连带责任，规范官员个人及其官僚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维护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不难发现，在整个传统连坐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与缘坐和伍坐相比，职坐或官坐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首先，比较而言，职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直到最后超越缘坐和伍坐，成为最重要的连坐形式。在家族本位的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族坐或族刑长期是最重要的连坐形式，而且在明朝达到了族诛的新高峰。但即使如此，缘坐的对象一直在缩小，妇女儿童在一般性犯罪中很早就不再成为缘坐惩罚的对象。而且在清朝末年，清政府自己宣布了缘坐制度的终结。伍坐的变化更明显，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后，连坐的重点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互害性的刑事惩罚转为互助性的治安联保。虽然在民国时期的伍保连坐有过短暂的复辟，但毕竟昙花一现，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与缘坐和伍坐不同，职坐的对象却一直在扩大，关于职坐的制度也日益完善。在现实生活中，职坐的适用范围甚至常常超越官方的政府机构，扩至其他准官方性质的职场，如官手工业作坊等。

    其次，职坐导致的刑事惩罚比起缘坐和伍坐来更轻。缘坐和伍坐的连带惩罚，常常与主犯所受的惩罚相同。与此不同，职坐对象的连带刑事责任通常比当事犯更轻。主犯处以死刑，连坐从犯则常常为流刑或其他更轻的刑罚；如主犯罚钱若干，职坐从犯则罚钱减半等等，依次递减。例如，秦律有载，对主官的处罚常常是一倍于其属官：“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吝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睡虎地秦简》）。又如，汉律有载，对于发生盗贼的刑事追责，间接责任人比直接责任要更轻：“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二年律令·捕律》）。尤其是，对职坐对象的刑事处罚虽然法律上历代都保留着死刑，但实际上职坐官员极少被处死。即使主犯被诛杀，职坐犯也通常不再被处死。例如，唐代法律规定，对下属犯贪赃罪的，上级主官均须连坐处罚，但处罚程度则各不相同。例如，唐开元十年，河南府洛阳县主簿犯贪赃罪，被处以死刑。其上级主官河南尹连坐受罚，但并未处以极刑。唐玄宗有诏：“两台御史、河南尹纵吏轻渔，《春秋》重责帅，其出（韦）凑曹州刺史，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

    最后，对职坐对象的处罚逐渐从刑事惩罚，转向行政处罚。缘坐和伍坐的连带处罚，基本上是刑事性质的。而对职坐的处罚，从秦汉开始就采取多种形式，既有与主犯一样被处以死刑和流放等重罪，也有被课以罚金等轻罪，而在唐宋之后则大量被行政处罚所取代。以唐宋时期作为职坐重点的举荐连坐为例，被举荐者一旦犯罪，举荐者均须连坐。然而，即使被举荐者犯了死罪，举主通常也不再被处以刑事惩罚，更不会被处以与主犯相同的重罪。正如一位研究两宋时期举荐保任法的学者所看到的，两宋时期对职坐对象的处罚，与其说是一种刑事惩罚，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处分：“保举连坐虽然经常强调‘同罪’受罚，但这里的同罪不是判以同等之罪，而是连同受罪，在法律上，举主连坐一般都比被举人降等处罚，因此，被举人有判死罪或刺配者，而举主往往只降官阶、落职、罢任或改任远地次等职务，或罚钱。如至知二年十二月，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庐州包拯，因前任陕西转运使时所荐凤翔府监税卢士安犯罪，被‘追一官，降小郡’，改知池州。北宋后期至南宋，保举连坐之罚仍多实行贬降官阶之法，罢任者较少。”

    与缘坐和伍坐相比，职坐或官坐之所以有以上这些特征和趋势，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家族本位之上。这种判断当然没有错，因为孝的价值和血缘关系对于维持传统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后，支配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并非家族本位，而是官本位。官本主义，而非家族主义，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官本主义就是权力本位，官僚共同体作为权力共同体掌握着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最重要的利益共同体。对于维持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来说，官僚集团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更加重要。这就决定了基于官职之上的连坐，比起基于血缘和地缘之上的连坐，对于维护王朝利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此外，职坐变得更加重要，也符合政治发展的客观逻辑。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都离不开一个由职业官僚组成的行政科层体系，而行政科层体系的有效性又有赖于官员之间的行政连带责任机制。这一点即使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也不例外，政治与行政的发展，内在地要求不断强化官僚体系内部的连带责任机制。

    五、结论：连坐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

    就其本来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社会的连坐是一种刑事惩罚。一人犯罪，其所在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并未参与犯罪也要无故受到法律的惩罚。传统中国的连坐是一种国家制度，是国家对个人与其家族、邻里和同僚等连带责任的强制性要求，是国家对个人行为的超强制约束。连坐与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连带责任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行政连带责任仅限于官僚系统，而连坐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还包括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组织和基于地缘关系的伍保组织。即使在官僚机构内部，现代的行政连带责任也仅只限于共同承担行政职能的公职人员，而传统的职坐则包括完全不承担共同行政责任的同僚。进而言之，传统的连坐是一种极端严酷的群体性惩罚，其惩罚的对象不仅是当事犯个人，更包括当事犯所在的群体。特别是惩罚缘坐罪的族刑，更是一种超常规的群体性杀戮，具有无比的残忍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连坐也是国家对个人生存权、自主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的无端剥夺，是国家对个人及与其关系最紧密群体的一种绝对专制。

    连坐在传统中国存续了数千年，是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它之所以为历代王朝所袭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维持专制政治统治和巩固现存政治秩序的有效手段。连坐通过剥夺与当事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无故者的生命权和自由权这种野蛮的方式，来遏制和消灭任何对现存秩序的重大挑战，这是最原始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惩罚手段。因而，不难理解，作为族刑最初记载的“孥戮汝”，据学者考证源自夏朝的军法，是战争时期对违抗军令的严厉惩罚。据古典文献记载，即使在传说中的“三代”，“夷三族”这种野蛮的群体性屠杀也被贤明的统治者认为是“不仁之法”。它之所以在数千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屡试不爽，就是因为生命权和自由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害怕失去它们。统治者正是利用人类这种天然的恐惧心理，将这种最严酷的惩罚不仅施予当事犯本人，而且扩展到与当事犯关系最紧密的亲友、邻里和同僚，从而起到最大的震慑作用，使人们自发地恐惧任何对现存专制秩序的重大挑战。

    连坐是君主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镇压和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现实的或可能的重大反抗。连坐的范围、对象和刑罚均由朝廷制定，是国家政权对个人和人类共同体的强制性要求，它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基本目标。惨绝人寰的“夷三族”“夷九族”等族诛罪的“罪行”，历朝多少会有些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所谓“十恶”之首罪，即反抗、威胁、挑战和蔑视君主权威的言行。自秦汉至明清，缘坐罪最严重的前三种罪行便是“谋反”“大逆”和“谋叛”，其次才是“肢解人”“造畜蛊毒”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不道”罪。“其中最重者为谋反及大逆，缘坐人的范围广（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妻妾、子之妻妾、伯叔父、兄弟之子），缘坐之刑又重；明清律更扩大缘坐人的范围（加同居人，不分姓之异同，且严其刑）。须附说者，女子限于谋反、大逆，始予缘坐。缘坐刑有绞、斩、没官及流。”即使在最开明的王朝，女子和儿童往往在连坐惩罚中可以网开一面，但一旦事主犯下了“谋反”与“大逆”罪，他们也难以幸免。例如，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唐律疏议·贼盗律》）。

    容隐制是对连坐制的补充，而不是对连坐的对抗，两者在本质上不相冲突。容隐就是当事人犯罪，其亲属须为其隐匿，若有告发，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据文献记载，容隐最早也源于周朝。《礼记》载：“事亲有隐无犯”（《礼记·檀弓》）。通常认为，这里的“隐”，被认为指的就是隐瞒亲属的罪恶。不过，关于容隐最有影响的依据来自孔子的以下著名论断：“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孔子这里所说的“隐”被认为不仅仅是指“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包含了父子之间相互隐匿所犯罪过的意思。儒家的这一“亲亲相为隐”的思想理念，到汉宣帝时才首次成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性现实。汉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诏令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汉宣帝的这一法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此，子女、丈夫和子孙为父母、妻子和祖父母隐瞒罪行，不再视为犯罪。到了唐代，关于容隐的法律条文已相当完备。唐律既有“同居相为隐”的总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唐律疏议·名例律》）；又有关于“亲属容隐”的具体规定，这些详细的规定多达十条之外。“这十条规定将总则中‘容隐’原则无微不至地贯彻到具体事情中，且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考虑得如此周到的‘容隐’法规范体系，举世无双。”

    从表面上看，容隐制度似乎与连坐制度正相对立，容隐要求亲人之间即使犯罪也要隐匿包庇，缘坐则要求一人犯罪其无故的亲人也要受到刑事惩罚。其实，历代的容隐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共同前提，即威胁君主专制和王朝统治的谋反、叛逆和大逆等罪行除外。例如，唐律明确规定，“若（亲属）犯谋叛以上，不用此（容隐）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自）首法”（《唐律疏·名例律》）。宋律几乎照搬唐律的规定，对一般犯罪子孙若告发父母、祖父母，要处以绞刑，但针对君主和朝廷的谋反等大逆除外：“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勿论……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宋刑统》卷17《贼盗》“谋反逆条”）。明清对谋反叛逆的处罚更加严厉，所有此类犯罪均不在容隐之列。如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之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奴。财产入官”（《大明律》卷18《刑律·贼盗》）。显而易见，在维护王朝统治和君主专制这一点上，容隐和连坐完全不相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在法律制度上体现了“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的传统专制政治形态。容隐体现了“孝”和“家”的价值，它有助于维持社会公共秩序；连坐体现了“忠”和“国”的价值，它主要维持政治统治秩序。当家和国发生冲突，忠孝不能两全，孝必须服从忠，家必须让位于国。

    连坐的本质特征不是互利性的连带责任，而是互害性的刑事责任。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都离不开管理者之间，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连带责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社会管理的连带责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互利的。例如，北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对于邻里共同体的治安、消防和救济等更多是互利的。又如，职坐中的行政连带责任，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也是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本质，传统连坐的本质是群体性的刑事惩罚。这一点在作为连坐制原型的缘坐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诸如“夷三族”和“株灭九族”与作为“激励机制的连带责任”或“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将传统的连坐理解为“激励机制的连带责任”和“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那就完全无法解释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机制的改善，缘坐罪特别是族刑的群体性杀戮，反而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朱元璋灭胡惟庸家族3万多人，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唯一的动因就是扑灭任何对专制君权的威胁和反抗。

    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而言，连坐制度不失为一种相当有效的统治手段。连坐对于专制统治的有效性，建立在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生活离不开社会共同体这一人类的基本社会属性之上。唯其如此，连坐作为专制政治的产物具有某种普遍性，并不为传统中国社会所独有。早在公元前18世纪，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包含有连坐的条款：“如果人质在抓他的人家里被打或虐待而死，人质的主人应证实他（指抓人质者）的有罪，如果人质是人的儿子，那么他们应杀死他（指抓人质者）的儿子”。“（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女人），造成那女人死亡，那么应把他的女儿处死。”“除《汉谟拉比法典》外，同样在西方法制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以及古印度的《摩奴法典》等也都存在大量责任牵连之类的规定。”又如，在15世纪的意大利，正式的法律判决文书中还存在着“整个家族都被流放”的现象。不过应当说，连坐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最为发达，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它为历代王朝竞相使用。

    连坐是国家对个人社会连带责任的强制性约束，深刻地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属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政治”，其实是“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蜜蜂和大雁像人一样，也是“政治性动物”。作为群体性动物，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群体而单独生活。人一旦离开了群体和社会，“他不是野兽，便是神祇”。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人既然是一种社会动物，就必然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且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当个体没有按照统治当局的要求承担某种社会责任时，统治者就有可能对当事者实行连带性的集体惩罚。在传统中国，连坐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集体惩罚制度。

    更进一步说，连坐是对个人生活于其内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体的群体性惩罚。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组成的，每个人必定生活在各种具体的共同体之中，例如家庭、村庄和社群，并且通过这种具体的共同体进入特定的社会。正如滕尼斯所说，共同体和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但与社会相比，共同体的历史更悠久，与个人的关系更为直接。滕尼斯认为，有三类共同体对人类的集体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基于上血缘之上的家族共同体，基于地缘之上的邻里共同体，以及基于友谊和信仰之上的精神共同体。他说：“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表现为直接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这三类共同体都密切相关，任何人的社会生活都离不开这三类共同体：“凡是在人以有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种方式的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因为从前的方式包含着后来的方式，或者后者变为相对独立于前者。因此，可以观察到这些原始的方式的各种很容易理解的名称相互并存：1）亲属；2）邻里；3）友谊。”

    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处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强调性规范和约束。更具体地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或曰群己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形态。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奉行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逻辑。传统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和政治逻辑，在连坐制度中得到了十分典型的体现。反过来说，连坐制度明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从连坐的三种主要形式缘坐、伍坐和职坐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对个体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共同体分别是家族、邻里和同僚。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连坐制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

    连坐以牺牲大量无故个体的生命自主、自由和尊严等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增进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野蛮政治，与以民主和法治为实质性要素的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自主和尊严等基本人权，实行“罪责自负”的基本法治原则，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在本质上与传统的连坐制度截然对立。因此，推进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摈弃任何形式的连坐政治文化，努力肃清数千年连坐制度残留下来的余毒。

  • 马克斯·韦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亦非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例如英雄人物斯提利科（365？—408，罗马将领，395—402年率部击败哥持人和汪达尔人的入侵）就集日耳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外交手段于—身。然则为何日后那些土头土脑的封建部落诸如墨洛温人（450—751年法兰克王朝，由墨洛温建立）、加洛林（751年建立的法兰克王朝，由矮子裴品推翻加洛林王朝后所建；裴品之子即查理曼大帝．查理死后帝国分裂为三；该王朝在今德国境内存在到911年，在今法国境内则存在到987年）以及撒克逊人（原为西日尔曼部落的一支，于第五和第六世纪侵入不列颠）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撤拉森人和匈奴人的凶猛进攻，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油却已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答曰：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衰落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不过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事实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却在古典文明衰落几世纪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

    再过一个半世纪即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退化为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蛮族的入侵并末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基本上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由此我们不能不问：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就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则从正确前提导出错误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在位的普鲁士专制君主，18世纪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宣称，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再有一种解释则将重心放在罗马妇女的解放上，即认为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这只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反动者仍然在不断重复当年那位有偏见的反动者即史家塔西陀关于所谓日耳曼妇女的故事，实际上这妇女乃是一个作战农民的悲惨奴隶罢了。真正讲来，这种理化的“日耳曼妇女”与日耳曼人最终荡平罗马几乎浑不相干，就像广为人知的“普鲁士小学教师”与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战役（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军队大败奥地利军队之役，此战为伸斯麦统一德国铺平道路）中取胜一样不相干。事实上，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宁说与社会下层阶级之间家庭纽带的重建有关。

    还有一种解释同样来自一位古代人的证言，即老普林尼的名言：“大地产毁掉了意大利”。一位现代学者由是说：“看吧，毁掉罗马帝国的正是罗马的容克贵族们”。对立的一方则答辩说，“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是因为大地产本身已被进口谷物所毁掉。设若当时罗马能高筑关税以保护农业，帝国或将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下面立即会看到，古典文明的覆灭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之开端。

    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自然更不会缺乏。近来一直都有人论证，自然选择过程当时乃逆向而行，因为当时的征兵制使得最强者都成了独身，从而导致罗马种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质化。但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事实上当时军队乃日益从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这种发展趋势恰恰加速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是怎样回答古典文明为何覆灭这一问题的。以下我将对方法问题先略作评论，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个说故事的人要能引起听众的高度兴趣通常总要使听众相信这故事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关，从而最后能引出某种教训。我要讲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之间，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讲的故事只有纯粹的历史兴趣。但尽管如此，这故事却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所形成的。

    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两者间的差异无非是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地区在气候和种族上的差异，就像今天英国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国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

    从经济上讲，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种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市工艺产品来与其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古代史家芬利曾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城邦自给白足，其“城邦”乃是将城市与内陆、城镇与乡下作为一个统一单位来说的）。

    诚然，在这种本地贸易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发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广，交换品种亦多。由此，历来关于古代史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拥有船队从事国际贸易的城邦，从而常常使我们忘记，这种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欧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历史记录因此压倒性地首先是关于沿海城邦的历史。然而，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经济，即内陆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这些农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长的支配下。当时正常稳定的国际贸易只能依赖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没有与内陆的贸易，更谈不上与中世纪的内陆贸易相比。备受推崇的罗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罗马的邮政亦非为商业服务。当时内陆土地的地租与河岸一带土地的地租有极大的差异。靠近罗马大道被看成是一种倒霉而非运气，因为这意味着要常受军人驻扎借宿之骚扰。简言之，罗马大道乃为军队开，而非为商业开。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经济很少受到触动，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贸易事实上只限于数量很少的贵重品，诸如贵金属、琥珀、精美纺织品，以及铁器和陶器之类。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奢侈品，由于其价格极高，因此尽管营运费昂贵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现代商业相提并论，因为这就像是说今天的贸易只有香槟、丝绸之类而无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统计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日贸易的大宗都是大众消费品。

    诚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罗马曾依赖进口来保证其谷物供应。但这些例子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给公共权威；古代城邦不会也不能把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号去做。

    由此，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阶层。换言之，在古代西方，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个典型特征，即这种贫富分化在当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与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

    从一开始，城市中的自由劳动与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就同时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世纪一样，一方面存在着为城镇市场产品交换而进行生产的自由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在乡村庄园生产而且只为乡村庄园生产的非自由劳动。也与中世纪一样，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天然对立乃与日俱增。

    一般而言，经济的进步是靠扩大劳动分工来达到的。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亦即在外延上把新的地理区域纳入交换经济，在内涵上则把更多的人口纳入交换经济；因此古代西方的城镇居民总是力图打破乡村庄园并把庄园的农奴整合到自由市场中。反之，当非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乃靠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来达到，因为能调动的奴隶或农奴越多，非自由经营也就越能专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世纪，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自由劳动和产品自由交换这一方，而在古代西方，斗争的结局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道理就像在古代西方技术发展必然是有限的一样：因为古代文明以相互攻伐为常务的特点使人力的获得最为廉价。古代战争乃是掳取奴隶的战争。这些战争不断为奴隶市场供应奴隶，从而也就不断推动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部分和劳动力的积累达到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则是自由劳动这一部分不再扩展，手工业则无法走向由无产者的雇佣劳动来为消费者生产的阶段。

    但在古代西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给自足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反而日益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只有奴隶主才能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生产，而且只有奴隶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古代西方的状况由此日益演变为，只有奴隶经营者才能在满足自己需求后为市场生产。

    这就决定了古代西方的经济发展大不相同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在中世纪社会，劳动的自由分工首先在城镇以内的经济区域中发展自己的市场，面向本地市场和本地顾客的需要而生产。其后，随着与外地市场的贸易之增加，又发展起来了各地之间的生产分工。首先是外包工制度，随后是制造业，各种以供应外部市场及雇用自由劳动为目的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由此无可避免地乃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联，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

    在古代西方，情况正好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大奴隶制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交换经济在古代就像是某种上层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层建筑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在这种自然经济中，需求的满足无须依靠交换，因为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其范围，另一方面则并不依靠市场而是以奴隶庄园本身的生产来满足奴隶的消费需要。唯当奴隶主上层阶级的消费越提高，贸易才越向外扩张，但这样的对外贸易越扩张，它所涉及的人口反而越少。这样，在古代西方，贸易越来越变成覆盖在一个庞大的自然经济之上的薄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薄网的网孔就变得越细，网线就变得越脆。

    在中世纪西方，经济的轨迹是从为本地需求而生产发展到为跨地区的市场而生产。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及竞争原则逐渐渗透本地经济结构的结果。在古代西方，正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促成庄园经济——即以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壮大，而这种庄园经济的坐大反过来正窒息了本地交换经济的基础。

    古代西方的这种发展轨迹在罗马治下达到极点。在公元前287年的平民革命胜利后（该年罗马通过“霍滕修斯法案”决议，确定罗马“平民大会”的“平民决议”对罗马贵族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个武装农民的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由自耕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这些非长子们没有继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谋得片草寸土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然而，一旦罗马的扩张延伸到海外领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罗马农民并无意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的动力已不是来自罗马农民，而是来自于罗马贵族搜刮海外领土的贪欲。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掠夺奴隶并将掠夺来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转成地产后又出租给富裕的承包者。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十分之一，这一罗马农民阶级没落的结果几乎可称为汉尼拔的迟到报复。随后的格拉古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自此以后，已是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因为只有他们是提高生活水准和增大消费需求的唯一得益者。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企业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罗马农业作家由此都想当然地认定劳动组织必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最后，当罗马帝国把广大的内陆地区——西班牙、高卢、伊里利亚及多瑙河流域——都并入罗马版图后，奴隶劳动在古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人口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古代西方文明由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地域转移，即从沿海文明转变成了一种内陆文明。古代社会现在的经济活动已覆盖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域，这个地域是如此广大以至即使经历数百年之久也不足以将之同化到商品制度和货币经济之中去，后者本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发展的。因为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这些沿海地带，跨地区的商业往来也只不过是一张薄网，这种商业活动越是向内陆地区伸张，这张薄网也就被拉得越稀薄、越脆弱。事实上，在这些内陆地域，要想文明的发展沿着以自由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商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经历了一个以奴隶所有制为基础而以非自由劳动来发展自给自足庄园的土地贵族制之后，这些广大的内陆地域才能逐渐走上地中海文明的轨道。在内陆地区，货运交通远比在沿海地带昂贵，因此内陆商业最初都是纯粹只为一小撮人即富裕奴隶主提供奢侈消费品的。与此相似，为向市场出售而生产商品的可能性也只限于很小数目的大奴隶企业。

    这样，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奴隶主成了经济的领头人，而奴隶劳动则成了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因此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奴隶劳动制的独特性上来。

    就目前资料所及，我们现在了解最多的是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不管怎样，大地产永远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因为即使用于投机的货币也来自于地产，而且通常大投机商也是大地主。这必然如此，因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都需要以地产来担保，例如包税、租赁，以及承包公共工程等。

    一般而言，罗马的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的庄园。相反，这些地主乃是城镇居民，主要以政治为业，而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地租。经营庄园的事务一般都交给非自由身份的管事。由此导致的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大体如下：

    为市场而生产谷物通常都无利可图。罗马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潜在市场，因为首都的谷物供应乃由国家机构监督，而且出售谷物的价钱尚不足以抵偿从内陆地区运到罗马的交通运费。更进一步讲，奴隶劳动并不适合种植谷物，这尤其因为罗马的耕种技术需要非常仔细的劳动从而高度依赖于劳动者对此的兴趣。由于这些因素，罗马谷物种植的一般方式都是至少部分地将土地以小块方式出租给所谓“拓殖农”，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田地的原自耕农的子孙。从一开始，这些拓殖农就不是独立的佃农、亦即他们管理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是由地主提供种子与工具，而且由地主的管事监督收割。此外，也是从—开始起，拓殖农就不得不经常为地主提供劳役，农忙时尤其如此。总之，出租土地给拓殖农被看成是一个地主得以经营其庄园的方式之一，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叫作“假手拓殖农”来耕种。

    但庄园经营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地主直接为向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庄园生产，主要是高价产物例如橄榄油和葡萄酒，再就是蔬菜、饲料、家禽，以及奢侈品，都是专为有钱人家生产的，因为只有这些人家才会用钱来买这些东西。庄园中最好的土地都是用于这种生产的，只有剩下来的土地才租给拓殖农去种植谷物。直接经营的这部分庄园基本上是一个种植园，其劳动力乃由奴隶组成，这些奴隶被看成是其主人的家产的一部分。在罗马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大庄园经济都是由奴隶和拓殖农这两部分劳动者所组成。

    让我们首先来看奴隶人口。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

    只要看一眼罗马农业手册这类有关理想的种植园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奴隶乃与牲口比邻而居，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牲口则被称为“半会说话的工具”；在奴隶居住之处，除了宿舍之外，还包括一个诊所、一个看守所，以及一个供庄园工匠之用的手工间。我想凡是服过兵役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肯定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就是兵营。事实上，一个奴隶的生活确与一个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隶乃在地主的管事之监督下同吃同住在一个公房中。他们较好的衣服则由管事之妻另加专门保管，而且每个月对号检查一次。奴隶的工作是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进行的，每天早晨他们都编成“班”并由奴隶工头带往工地。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用非自由劳动来为市场生产，除了皮鞭从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奴隶处境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乃在于：这些过着兵营生活的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生活。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结合为所谓奴隶婚姻，颇类似于今日兵营中那种带家眷的军曹。事实上，按照农业手册的说法，从庄园主的利益出发，庄园的管事最好是有家的人。然而，只要有家庭，那也就必然有私人财产，这两者总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有奴隶婚姻，那就有奴隶财产。庄园管事（按农业手册只有这些管事）因此可以有些私人财产，即所谓peculium；正如Peculium这个词的词根（pecu意为“牲口”）所表明，管事的私产最初是指管事在地主的牧场中有他自己的牲畜，就像今日德国东部大庄园中的农工一样。

    但管事以外的奴隶大众却没有任何私产，恰如他们没有—夫一妻的生活一样。这些奴隶大众的性生活至多是偶有性交机会，那些能生育的女奴会有些外快，有些在生了三个孩子后可以获得自由。

    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人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传种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营中的奴隶则无从再生产自身。奴隶营需要不断补充新人手，因此也就必须不断去购买新的奴隶。事实上，在古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定期购买奴隶乃被看成是庄园的日常开销。古代种植园之消费奴隶就像现代炼钢需要消费煤炭一样。因此一个能定期和大量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乃是一个从事市场生产的奴隶营得以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购买奴隶者大多吝嗇。瓦罗（公元前116—27年在世，罗马时代学者，相传有著述六百卷之多）曾建议最好买那些犯过罪的及类似的便宜货。其理由颇为独特：“罪犯更机灵”。总之，罗马的种植园乃依赖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但是，如果这个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将势必影响到奴隶营本身是否还能生存，就像今天如果煤矿倒闭必将影响炼铁厂一样。

    事实上这恰恰正是古代西方实际发生之事。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古代西方文明发展中的这个转折点。

    如果要问罗马强权和罗马文明的衰落始于何日，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说，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其在条顿堡（今德国西北部；公元9年，日耳曼人阿米尼乌斯在此击败罗马的个兵团，把日耳曼人从罗马统治下解放出来）之战中败于德国人的祖先。尽管这听来颇有悖史实，因为罗马帝国乃在图拉真时代（罗马皇帝，公元98—117年在位，以大兴土木和广济穷人闻名）才达其强盛颠峰，然而民间的流行观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条顿堡战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场战役本身，因为罗马在此战中的失利只不过是任何征服民族在深入不毛之地时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的挫折。决定性的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即罗马皇帝提比略（奥古斯都选定的接班人，公元14—37年为罗马皇帝）在此战后决定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地区，而以后哈德良（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曾试图消除罗马与其外省之差别）在撤出达契亚（原为罗马行省，区域相当于今罗马尼亚，罗马帝国于270年放弃达契亚给哥特人）后又作出类似的决定，即放弃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地区。这些帝国政策实际意味着罗马帝国已停止向外扩张。古代文明的疆域所及由此已在内部并且相当大程度上在外部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也就停止了。早在提比略时代这一结果似就已经初显苗头，即人力严重短缺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从文献可知提比略曾不得不下令检查各大庄园，因为大地主们已开始不择手段任意劫获人丁。

    但更重要的是，要维持那种以奴隶营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奴隶营乃需要不断补充，而这已不再可能。当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营也就注定要绝迹。

    国库既然以实物为税收来源，亦以实物为其支出方式。帝国正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其最低的两项开支：官僚与军队。但正是在这里，自然经济暴露了其局限。

    一个面积广大的大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付薪的官僚阶层，而这样一种要付薪的官僚阶层恰是古代城邦闻所未闻之事。自戴克里先（285—305，罗马皇帝）建朝起，罗马国家的官吏多以实物为收入就像今日梅克伦堡庄园的长工一样，只不过数量多一点：几千蒲式耳的谷物，数目相当的牛羊，一定数额的盐、油及日常用品，都由帝国的仓库供给。作为对实物供应的补充，官吏们也有一点现金收入，但数目是极小的。

    然而，不管罗马是如何倾向于以实物支付，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等级官僚阶层仍需相当可观的货币支出。但更耗费帝国货币供应的其实倒还不在于维持一个官僚阶层，而在于要维持一支军队。

    一个有邻国为敌的大陆国家必须有一支常备军。罗马古代的军队是从公民中召集的，这些公民都有自己的田产并自备武装，但到了罗马共和后期，军队已由国家提供装备而且是从无产业者中征募，凯撒的军队就是如此组成的。到了帝国时期，常备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是一个职业团体。但要维持一支职业军队，两件事缺一不可：人和钱。正因为如此，在近世开明专制时代，正是征兵的需要使得崇尚重商主义的君主们例如腓特烈二世和特蕾西亚女王（1717－1780，1740－1780年期间的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女王，在位时历经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及七年战争（1756－1763））要抑制大规模农业企业并禁止圈并公共土地。这些政策并非出于对农民的人道主义考虑，更非保护个体农民的权利，真正的理由毋宁如腓特烈威廉—世所言，他的兵源乃来自“过剩的农家子弟”。但这就意味着，人口必须有过剩，也因此圈并农民的土地必须禁止，因为这将导致农家人口减少和农村地区人口递减，从而使征兵更困难。

    出于完全相似的理由，罗马皇帝们同样干预那些影响到拓殖农处境的安排，例如禁止任何增加他们负担的措施。但在其他许多方面，近世欧洲重商主义君主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怕就是罗马闻所未闻的了。特别是，重商主义君主们都大力扶植大规模制造业以容纳更多人口并使货币流入乡间。腓特烈大帝由此诏令逮捕离开乡间的工人和制造业主就像他诏令逮捕逃兵一般。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为罗马的皇帝们所摹仿，因为以自由劳动为市场生产大规模工业产品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当商业和城市没落，整个社会倒退回自然经济时，农村地区更越来越难以筹到足够的货币数量来满足税政所需。在商业和城市没落的同时，由于奴隶市场的倒闭，乡间劳工分外短缺，因此国家从拓殖农中征兵对庄园生产而言已成最大负担，庄园主们纷纷设法帮他们的农民逃避征兵。逃避征兵的人由此从已破落的城市逃到乡下，宁做农奴以求安全，因为大地主们急需劳工而愿意匿藏逃兵。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们之全力阻止城市人逃到乡下去，恰如后期霍亨斯陶芬王朝（日耳曼家族，于1138－1208和1215－1254年时期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西西利于1194一1268年时期亦在其治下）之全力阻止乡下农奴逃进城市一般。

    帝国军队的兵力来源由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从韦斯巴辛（69－79，罗马皇帝）时代起，意大利地区已免除征兵义务；而自哈德良时代起，帝国军队的单位已不再是混编组成，而是每一单位尽可能从其驻扎地征募新兵，以节省货币之用，此实为帝国瓦解的最初征兆。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从连续几百年的军人退伍证明书来观察士兵的出生地，那我们立即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士兵都是“兵营子弟”，在帝国时期，这种士兵来源在士兵总数中的比例从最初只占百分之几上升到占一半左右。换言之，罗马的军队也已自我繁殖。恰如以往那种没有妻室住在奴隶营中的奴隶已让位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一样，一向住在兵营中的独身士兵现在至少部分地也成了带家眷的士兵，这些士兵事实上已成为世袭的职业雇佣兵。

    与此相似，罗马帝国日后日益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其目的主要就在于节省农村地区特别是大庄园的劳动力。这些野蛮民族为罗马巡守边界，而罗马则以赠与土地作为酬报，这自然是最地道的自然经济的传统交易方式，同时还可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已看到“采邑”之雏形。这种土地转让方式变得日益流行。

    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对帝国命运举足轻重的军队变成了一帮野蛮人，而与罗马本土的纽带日益疏远。因此当罗马境外的野蛮部落最终胜利侵入帝国境内时，对罗马外省的居民而言似乎只不过是换了一支部队驻防而已，而且事实上，罗马的驻防制度也确实为野蛮人所继续沿用。在高卢，入侵的野蛮人并没有被恐怖地看成是征服者，许多人反而欢迎他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从罗马的压迫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的解放者，这当然不难理解。

    日益衰败中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只是无法从罗马本民族中征兵。当帝国越来越退化为自然经济时，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但同时，货币却又为维持一支雇佣军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施政的目标日益集中在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在另一方面又再清楚不过，那些大庄园主正因为现在都只为自己庄园之需要而生产，哪里有足够的货币来纳税！诚然，我们或可认为，这问题本不难解决，因为皇帝只要对庄园主们这样说：“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你们就应该让自己的拓殖农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和我一起来保卫国家。”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若如此，那就意味着封建军队之创生；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世纪已开始！

    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在野蛮民族入侵后，这一趋势曾被短暂打断，因为入侵的日耳曼武装农民一度为瓜分土地而争战不休。但很快原先的趋势就恢复了势头，到喀噜琳时代，一个封建制社会已然成型。

    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但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帝国的统一或在绵延数百里的边界挡住掠夺者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可能采取封建军队体制的原因，尽管这种封建军队制本更适合其自然经济体制。由此，为了维持帝国，戴克里先不得不力图以统一的货币税为基础来重组公共财政，而为此目的城市就必须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层单位。然则罗马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础此时早已枯竭，它们的主要功能已经只是用钱养国家官僚而已，而在这些城市之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纳入了一个由领主庄园所组成的网络。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经济之扩展。就其实质而言，帝国的瓦解只不过意味着，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西方日后政治统一之重建，正是以这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为基础，这就是查理曼大帝所完成的事业。戴克里先未能完成之事业五百年后终于由查理曼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完成。任何人只要读一下查理曼对其领地管事的训令就可一眼看出查理曼帝国是如何以自然经济为全部基础。这些训令，即著名的“领地管事须知”，以其对家务管理的面面俱到而又娓娓道来而闻名，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那些效敕令。例如，在“领地管事须知”中，王后的角色乃与国王并立，因为作为王室的女主人，王后就是国王的财政部长。这实在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查理曼的财政事务主要就是备齐国王的餐桌并保证王室一家丰衣足食。王室的收入和支出也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管事们之“须知”无非就是要知道朝廷所需：面、肉、布，还有那不知为何数量特大的肥皂，总而言之，都是关于国王的需要、国王的亲信的需要或国王的仆人的需要，诸如马和战车之类。

    在查理曼的“领地管事须知”中无影无踪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常备军和支薪官吏，也因此，罗马帝国的税，事实上税的概念都已经消失。国王以他自己的餐桌供养他的官吏或把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部分。军队则由那些自己提供装备的人组成，基本上变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亦即军事已成为领主兼骑士们的事务。

    跨地区的商业已全然绝迹；以往连接各个自足经济单位的商业纽带已经切断，贸易已退化到只有小贩的水准而且都是异乡人即希腊人与犹太人之事。更根本的是，城市本身已经消失。说来或许难以相信，加洛林时代的行政法词汇中根本都没有城市这个词。文明的中心乃是领主庄园，因为正是这些庄园养活了修道院。庄园领主们就是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国王在乡村各地有其城堡，但决无他自己的首府，作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来维持供养，周游得远比现代君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得从一个城堡吃到另一个城堡，这样储藏在那里的东西就不会坏。

    一句话，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

    回首加洛林时代，我们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盘丧失。正如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样，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价值似乎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艺术、文学、科学以及他们的商法。与此同时，在地主和领主们的庄园上，中古的民谣则还远未诞生。

    面对这样一种景象，谁不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要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物质基础的丧失而枯萎！然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的身份恢复到了属人的身份，基督教的兴起赋予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罗马帝国后期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认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权利。

    诚然，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先的自由人降到了准农奴的地位，而古典西方的贵族文明则已野蛮化。尤其是，自然经济现在已成主导。这种自然经济虽然历来就是古典文明的下层建筑，但非自由奴隶劳动的扩展曾一度使其处以从属地位，尽管奴隶创造的财富越多奴隶的数量也越增。然而，当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当奴隶供养枯竭，自然经济终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封建制度。

    这样，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坍，西欧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特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康茂德，罗马皇帝，180一192年在位。
    Ostrogoth为东哥特人部落之一，于493—555年侵入并统治意大利。

    本文原为韦伯于1896年对弗莱堡学术协会所作的讲座，同年以Die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为题发表于Die Wahrheit杂志，vol．5（May 1896）。韦伯去世后其遗孀玛丽安娜·韦伯将其收入1924年在图宾根出版的《韦伯社会经济史文集》。现有两种英译，一为C．Mackaur所译，载Journal of Cenral Education 5（1950）：75—88；另一为R.l.Frank 所译，载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Vesor 1988。
    原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斯·韦伯著，甘阳译，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19—33页。

  •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中文版前言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如今，苏联的兴亡史、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我们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赴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来华访问，我也曾当过翻译。我结交了很多苏联朋友，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苏共和苏联的逝去，这些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苏联解体之谜格外关注，对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雷日科夫这些年写过不少书，但他对此书特别重视。他说：“这本书我写了十多年。”书的主题是苏联解体——这是对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叙述苏联发生在1989至1991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备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是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他和整个俄罗斯思想界一样，开始了对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此书。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回答我心灵和理智的呼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清明和超脱。痛定思痛之余，15年来，雷日科夫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他曾同数以千计的本国和国外思想精英交换看法，促膝长谈；也曾无数次深入底层，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还曾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此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全面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很多，以致许多资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
    　　雷日科夫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所谓“民主派”为代表的社会上的反对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条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领导权，而苏联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体垮台的。其间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各种社会力量的起伏动荡，各种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阐述十分深刻细致，值得深思，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这本书虽属宏观叙事，但却始终保持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叙事风格，结合了大量历史细节，以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和关于某些问题的悬案，可谓做到了有根有据，深入浅出。而且事事讲来心平气和，有睿智的长者之风，读起来引人入胜，发人警醒。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前苏联7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蕴藏丰厚的研究资源。在当前我国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轮“大国研究热”的当口，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解剖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著作，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此书的翻译出版，定能引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定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苏联研究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是为序。
    　　2007年11月
    （前言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瓦连京·拉斯普京：序言：真相与后果

    　　事情的真相如何，产生的后果又如何？——这就是本书的内容以及意义之所在。它详细讲述了发生于1989—1991年间导致一个强大国家解体的各种事件；它还讲述了各共和国分裂出去后，这些事件对千百万人民造成的后果。这本书读起来太沉重。特别是对于老一代：他们既是这些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他们不由自主会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歉疚。

    　　自从1991年12月苏联彻底瓦解以来，15年过去了。15年来，出现了俄罗斯的新一代。对于他们，这些事件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遥远得就像1917年的革命，或者17世纪初波兰的入侵。

    　　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改革”高潮时期，叶利钦从莫斯科四郊的科学城搬来十多万支持者，拉到练马场①去搞大游行。那可都是些有教养的成年人啊，而且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把《真理报》上转载的一篇由意大利记者撰写的关于叶利钦在美国耍酒疯的文章撕烂了，扔在练马场的地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又是跺又是踩。那可是事关他们包装着民主之父外衣的偶像，是他们的旗帜，是被他们刚刚拥戴起来的领袖啊！那些人已经不可能接受任何别的形象，也不可能听得进任何别的道理了。几天之后，报纸的总编被解职了。直到现在，我的耳中依然回响着那些发言者的叫喊，回响着那充满火药味的、本能的、振振有词的宣泄和咆哮。

    　　我之所以回忆起这个场景，只是为了展示那些“可诅咒的”日子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环境和心理氛围。没错，上帝要惩罚谁，就一定要先把他变成个丧失理智的人。

    　　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里对那些年人民代表大会在事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说得很谨慎。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氛围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氛围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是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挡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

    　　再后来到了1993年。在炮打白宫之后，这批新主子汇集到克里姆林宫，想再次庆祝选举胜利，但胜利却没有出现。其中的一个，作家卡里亚金，一个最疯狂的家伙，对着镜头喊：“俄罗斯呀，你疯了！”

    　　而一贫如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从强加给它的全国规模的疯狂中刚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苏醒。

    　　本书作者雷日科夫并不是旧制度、旧体制的卫道士。那些东西驾着已经破损的轮子，如今显然是难以前进了。他主张的是一种逐步的、没有痛苦的向现代经营管理的转变。如果能够接受雷日科夫政府制定的纲领，在6—8年期间，而不是像冒险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在500天之内，把经济转到市场轨道，那么，巨大而沉重的国家大厦就不会垮塌，也不会在自己的废墟中埋进千百万条生命。

    　　雷日科夫最有权来写这部令人悲痛的回忆录。他不仅有权写，而且生活赋予他责任，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对于发生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应该自责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装好人左右逢源；谢瓦尔德纳泽是暗地里，而雅科夫列夫则是公然地同情和帮助拆毁大厦的人；利加乔夫只能被迫对无耻的法西斯指控左推右挡，有一段时间还剥夺了他起积极作用的权利；只有雷日科夫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讲坛，召唤理智，希望能够制止解体。

    　　每当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现场。在白热化的费尔干纳，他把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从死神手中抢夺出来，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俄罗斯；他以最快的方式调派空运和陆运工具，从巴库运送抢救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在本书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惨事件以完整的逻辑展现出来。苏联解体，没有赢家，无论高加索，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无论乌克兰，还是亚细亚“腹地”，哪里都没有和平，没有幸福。有些人妄自尊大，自我吹嘘，但伴之而来的必然是软弱无力；有些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自贬为无足轻重的臣属之国，前头的苦头还有得吃；还有一种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除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在清除俄语，就像是俄语也成了俄罗斯不讨人喜欢的代理人。这些人原本是在俄罗斯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但却说什么也消停不下来，说什么也舍不得停止吹胡子瞪眼睛：“哼！怎么会有股俄国味儿？”——而且，这股劲头在俄罗斯本土居然也非常盛行。

    　　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这回是冲过去保卫俄语，保卫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异国他乡”的千百万我们的同胞。不过，有些人还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罢，不愿也罢，该说的他照样要说。缩头缩脑躲进掩体的事他永远做不来。
    （序言作者为俄罗斯作家）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入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订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后来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言论，不由得要对他的真诚，对他的信念，还有他是否正派的问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991年8月23日，当蒙羞的苏联总统在72小时软禁后由福罗斯送回来，跑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耻辱讲坛”发表演说时，他还能说一些他信奉社会主义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党之类的话。可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天，他却……放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再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时，他竟然颠三倒四地说，他的责任是像保护国家公民那样保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免受无根据的法律追究，同时还宣布党自行解散。

    　　圈圈终于圆上了。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东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

    　　那些日子可是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日子。趾高气扬的还有一帮立马就倒向他们，倒向权力的人，哪还管这权力究竟是什么权力！见风使舵的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信念。看来那些抢到了政权并自称国内唯一民主派的人们，如果他们真是民主派的话，就应该委托同样是“民主”的检察机关，对那些他们认为是70年来把国家搞到丧权辱国一贫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诉才是。难道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诩为为把我国建成真正法制国家而奋斗的最高尚的战士吗？

    　　不过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有些人昨天也是共产党员，而且远不是什么党内的小角色，可他们又起过什么作用，该负什么责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这么一个绝对违反法律，违反民主原则的解散苏共的法令呢？1500万共产党员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来，当时真没有几家报纸能忍得住不挖苦说，这个命令是叶利钦在过节的时候给倒台的共产党送的一份厚礼。不过他们“忘记”了，几十年来，这个日子可一直是整个国家的节日，是全民族的节日啊！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则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第1章乱自何来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埋葬”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现在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钱，那就去买纸，就去印刷，如果没有，那你就关门。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利加乔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②：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

    　　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它们的责任就在于保证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制订可以为大家都接受的多样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们国家，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众所周知，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为例，那里的沙文主义者为了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或者简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罗斯族从当地排挤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哪！而当那些国家存在于苏联内部的时候，这些俄罗斯人又为国家的发展作过多少贡献啊！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实际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相对立的东西。何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反爱国主义简直都已经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招牌。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把脏水往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头上泼，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把这些概念彻底消灭，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眼里。当局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弹，不过当然是畸形的反弹，那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极端主义组织。

    　　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样的概念同爱国主义的概念之间，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很清楚地划出一条界线，更何况年轻人。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

    　　最近几年来，我国这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在前线和后方参与过斗争的老战士又开始受到尊敬，人们对自己国家不寻常的历史开始比较尊重。不过，事情总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些昨天还在践踏我们历史和伟大胜利的人开始搞起了爱国主义运动。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类价值”。我也想就此谈一点看法。1987年戈尔巴乔夫把这么个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库，为的是想要“淡化”党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起初，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含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后来，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经济方面，等等。总书记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的反响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而党和经济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则对之充满了疑虑。

    　　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财富，却把大多数老百姓搞得一贫如洗；我们祖国的伟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货的排挤，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等等。这就是最近15年来为我们造成的境况。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

    　　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在给赫鲁晓夫竖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行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两部分（由黑白两种大理石做成），以此来强调这个人思想行为的矛盾性。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他放松了对文化活动家们创作的监控，另一方面，他又捣毁了练马场大厅的雕塑展，其中就有这个涅依兹韦斯内的作品。他批准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时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给予重创，对苏军给予沉重打击。

    　　考虑到这种无法一以贯之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解冻”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伴随着融雪的温暖的天气呢，还是制造泥泞，制造污泥浊水，制造阴雨连绵或者制造雾气弥漫的天气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究竟从什么立场来看这个现象。

    　　坐上国家的高位之后，戈尔巴乔夫起初对军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军队始终是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过不久，他就开始向军队发起攻击，甚至动用了一批“分析家”，他们对人民反复宣称，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为大量经费用到了军队身上。

    　　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小伙计——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他帮了不少忙。众所周知，这个人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灾难性的痕迹。这位外交官居然宣称，我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9%。后来戈尔巴乔夫拿过来凑了个整数，于是又变成了20%。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国防开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2%，而且从来也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破坏苏军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鲁晓夫的老路。

    　　这样一来，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年代，我国军事政治阵地和国防阵地就目标明确地、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装。读者可能会问，那么国家的其他领导成员又到哪里去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读者们也看看今天的情况。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是否了解总统外交谈判和外交决策的情况呢？显然并不了解。苏联那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虽然是内阁成员，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一手操办的。

    　　从1945年起，战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两极政治体制：一极是苏联，而另一极则是美国。这种体制为维护和平，避免总体上的武装冲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证，尽管当时一直在搞所谓的“冷战”。由于世界上两个主导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对地缘均势还能得到保持，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时求得最终的政治解决。越南的情况是这样，阿富汗的问题是这样，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国侵略的因素。两级世界垮台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也讲了不少建立多极世界的话，但至今也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配置，对于仅余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起领袖作用，如今目的终于达到，他们的手脚放开了。

    　　后果马上显现出来。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就是南斯拉夫。经过十年动乱，一个受到全世界承认的统一国家，被肢解成六个部分，现在又要分裂出来第七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国也找到了把联军开进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却不断要求苏联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后来，他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纠集了一些国家，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在当地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统治。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来将会是黎巴嫩、伊朗、朝鲜和其他所有在某一点上不合乎美国标准的主权国家。

    　　今天发生的种种，实际上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当年的英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说得确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搞了妥协。西方以这一行动为法西斯德国奴役欧洲各国、向苏联开战亮起了绿灯。今天，西欧以自己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支持，亲手为它统治世界扫清了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似乎只存在一种文明，那就是美国和西欧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即希腊罗马的，而且还继承了东方的，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价值观体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价值观体系。

    　　不过这种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论的炮制者，其虚伪无知也实在惊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一基本的、“无可争议”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没有中国、伊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地位。甚至就连日本和中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展示的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飞跃，也无法动摇拥戴这一理论的许许多多西方政客。

    　　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伟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无数个世纪以来友好合作基础上的产物。它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点，它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陆地通道。

    　　俄罗斯广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气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长期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维，要善于同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较倾向于仁爱，又倾向于崇拜领导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这些民族自觉意识中的特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同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大国地位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巨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复兴，人民的统一就得不到保证。

    　　东正教是俄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许多个世纪之前，正是它，作为一种建设强大国家的思想，促进了俄国社会分散力量的团结，促进了我国国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东正教一支之间的思想冲突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决定了东西方之间斗争的本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对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扩张的形式之一，隐藏在这种东西背后的，首先是领土利益。本书在后面还要讲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以及乌克兰的教会斗争的问题以及它的后果。

    　　我们国家在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决定付诸实施之前，一定要考虑到本国人民的思想情绪，它的深层的精神缘由。东正教是俄国人民的国教，唯有它才能比较全面地符合俄国人民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也要求国家对其他宗教信仰给予同样的重视和尊重。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佛教或者犹太教。不过，在尊重我国的这些传统宗教的同时，我想在本章中谈谈东正教问题。

    　　今天，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有人说，东正教价值体系不太适合市场经济。暗地里针对东正教也正在开展一场攻击。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

    　　在消灭俄国文化的行动中，根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独特传统的努力，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比方说，美国对这个目标就毫不掩饰。近年来，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文化侵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俄国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开性诅咒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觉，他们疯狂顶礼膜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

    　　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思想统治者”的支持下，这场进攻战的结果，就是由美国通过它在我国的代理人，实际掌控了俄国电视这一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信息媒体。传统价值观念遭到清洗，“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则和风格被强加到人民头上。头脑健全的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力图抗御这种局面，但遭到俄国电视实际主子的激烈反对。

    　　行政和立法当局实际上是在同这种情况妥协。而且，我国文化就整体而言目前已被阴暗、迷信、反科学的观点所淹没。从电视屏幕和“黄色”报刊汹涌而来的蒙昧主义之流是那么的浓稠，以至星星点点的健康思想、端正行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文明之间的边界又回到了历史上原来应该有的老地方，划出了与我们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西方为了促使苏联垮台，树立了一个把欧洲文明分水岭向东推移的目标。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这里指的是他们再次力图消灭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战略老对手——俄国，首先是俄罗斯族——的独特文化的企图。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实际上所有在苏联垮台后感到手足无措的斯拉夫民族，都无情地陷入了从属于西方的境况。他们通过北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机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个例外。之所以会选中它来作为侵略和破坏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同时也爆出了自己就广义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入自己的怀抱。

    　　有些接近叶利钦的学者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中止了我国文化的欧化，剥夺了它彻底变革自己的良机。这些学者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毕竟还讨论讨论俄国文化。可是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文化这个概念。

    　　毕竟，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对话，才能为人类赢得未来。联合国的活动保障了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归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创建联合国的倡议者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是当今美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对这位先驱者的理想是一种直接的背叛。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苏联解体之后）某些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信任度遭到破坏。今天，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遇到了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深刻危机。

    　　素有民族和国家命运主宰之称的北约不顾一切地东移，该军政联盟各成员国脱离联合国监督的实际状况，联合国威望的灾难性丧失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状况，是再也不可能客观地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他们统统都处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沦为美国的工具。他们已无力成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胁面前，人类能找到维护世界平衡机制基础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21世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胁就是那些越积越多的全球文化问题。

    　　 “我想，”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世界异常丰富多彩，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当这种对话的机制逐渐消亡的时候，当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趋于结束的时候，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定将不复存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

    　　本书试图探讨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如果读者在其中能找到有关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的回答，笔者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不妥当的任命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创纪录的短会。与会者只用18分钟，便一致同意解除领导哈萨克斯坦几近30年的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又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党组织领导人盖纳季·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

    　　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实施第20个月。随着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出现了变动：许多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多年的老领导理应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那些对新思想和新活动形式更为敏感的新人。

    　　严格说来，明显的干部更换在安德罗波夫领导时便已开始。在契尔年科当政时范围继续扩大。到了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情况表明，从1983年开始，几年内有90%的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被替换。市委和区委书记在80年代后期的轮换，把这一级别党的干部更新了2—3次。

    　　第一阶段——即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干部更换，为他掌权扫清了道路。很明显，如果被勃列日涅夫的干部包围，戈尔巴乔夫就很难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交椅。第二阶段即挑选干部来实现改革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登上国内最高职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才得以首先针对党内高层领导着手“清洗”。

    　　在1985年7月党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责令其退休。他在中央书记处的职位及相关职责——监管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工作——由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扎依科夫接替。

    　　又过了不多时，在同年的12月，首都党组织领导人格里申也被责令退休，此前不久任中央委员会建设部主任、而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的叶利钦接替了他的职务。

    　　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却是利加乔夫。正是他把叶利钦这个他未来最凶恶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召到了莫斯科。利加乔夫成为中央书记后，分管党的干部工作，在访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喜欢上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归来后，他固执地、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开始证明，叶利钦这种类型的领导人正是改革所需要的。当然，利加乔夫首先是说服了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同我以及中央其他书记商量过。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是利加乔夫成了建议把叶利钦调进莫斯科的人，把他推上了影响全苏联的道路？我想，应该是他们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吧。但是，他们两个是同类电荷，所以迟早要互相排斥，事实果然如此。

    　　有两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党的领导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班子，他们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他们是党内极有威信的人物，不仅进入了勃列日涅夫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在因契尔年科逝世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既不见库纳耶夫，也不见谢尔比茨基。二人没有来得及参加会议，当时一个在阿拉木图，另一个在美国。考虑到他们的缺席，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22日星期一全会召开前，又重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补充一句，这次会议谢尔比茨基也没有赶上。随后几年，关于这件事曾有过不少议论。我不认为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谢尔比茨基参加了，公开表示反对，也不会改变局势。

    　　如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库纳耶夫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不仅是一位加盟共和国的，而且也是全苏的著名政治活动家。

    　　库纳耶夫是哈萨克人，莫斯科有色金属和黄金学院毕业，当过钻床工、技师和车间主任，巴尔喀什炼铜厂所属科乌布拉达矿矿长和总工程师，里捷尔斯克矿矿长和列宁诺戈尔矿井管理处主任。作为一个生产的天才组织者和精通业务的专家，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后来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论文答辩通过后，他成为技术科学博士、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而后又成为该科学院院长。八枚列宁勋章和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表明他对加盟共和国、对全苏功勋卓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哈萨克斯坦，在该共和国他的名字老幼皆知。

    　　上世纪80年代我同库纳耶夫交往甚密。我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担任苏共中央分管经济的书记时，以及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经常同他见面，一起研究过哈萨克斯坦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库纳耶夫是一位聪明、有教养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他在生产、科研和政治活动中的修养。他所具有的那种沉静、坚定、朴实和交往中的随和，使他明显地优于国内党的某些高层领导人。

    　　这位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86年12月14日飞到莫斯科，同往常一样下榻在哈萨克常设代表团的宾馆。早晨去了苏共中央，几分钟后得知他已不再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也知道了谁是他的接班人。

    　　库纳耶夫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很明白，是到了该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了。他已经上了年纪，现在的领导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套，再加上莫斯科新政权的歧视目光，这些都不能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一丝信心和乐观情绪。

    　　后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坦诚地说：“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作出的决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有功也有过。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连续当‘头头’，否则会变得麻木，免不了会有过失，尤其是干部政策。包围自己的不应该是崇拜者，而应该是聪明人，能更新思想观念的聪明人。”

    　　苏共中央内部有些人认为，库纳耶夫曾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朋友，戈尔巴乔夫和同他亲近的党内人士对库纳耶夫反感就是由此而来。可他们自己也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过。在他们看来，这位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是“停滞”时代的人，通过多年工作，他在共和国中造就了一个领导帮派，这个帮派具有典型的负面表现——信奉的原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当然，在库纳耶夫周围也难免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会卷入丑闻之中。有人也曾想方设法把腐败的罪名扣到他头上，但最后不了了之。他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但他的无私精神值得许多人学习，而且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尽管库纳耶夫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些作出解除他职务决定的人也要考虑到，这个为共和国做了许多好事谋了不少利益的人，在共和国是享有良好声誉的。此事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既定干部更换政策，要求具有十分审慎细致的态度，可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苏共中央领导根本就没有很好考虑过。

    　　更糟糕的是，莫斯科又决定，在该共和国形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一个原则性强的、铁面无私的人——对这一点倒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不知为什么，又规定必须是俄罗斯人。就这样，选择落到了科尔宾身上。

    　　我同科尔宾早就认识，对他的劳动生涯了解得很清楚。他的工人生活是从在下塔吉尔——就其规模和重要性而言是中乌拉尔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工厂当制模学徒工开始的。他在那里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和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在随后几年又升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任上结束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家许多奖励和表彰。

    　　我们二人的生活道路在许多方面是相符和交叉的。把我和科尔宾联系在一起的是“老乡”的情谊，我们年龄相仿，都在乌拉尔工业部门工作过，那时我们经常在正式场合和私下见面。

    　　在他担任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正在乌拉尔机器厂任总工程师，我厂同实力雄厚的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有密切合作，他们的设备基本上由我厂提供。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家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它的名字并没有反映它的全貌，它确实为国家铁路生产了大量车厢，但工厂的第二部分生产的却是坦克。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便是这样，当时生产过传奇坦克T—34，战后阶段也没有停止。在战争期间，乌拉尔机器厂为乌拉尔车辆机械厂提供坦克炮和坦克外壳。战后则为生产各种类型的现代坦克提供坦克炮。有件事说起来很令人痛心：1993年炮打“白宫”，用的就是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和乌拉尔机器厂生产的坦克和大炮。

    　　科尔宾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乌拉尔机器总厂的厂长。大家知道，当时的党组织事实上管理着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也不例外。所以，我同监管工业的科尔宾接触很频繁。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勒紧我们嘴里的嚼子”。他对生产业务很懂行，是一个讲原则的、要求严格的领导者，了解工业企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而受到厂内职工的尊敬。

    　　巧合的是，我和科尔宾几乎是同时离开乌拉尔，只差一个月。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我则当上了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这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科尔宾经常向我们提出一些有关我们部门在格鲁吉亚的企业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发展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建议。

    　　我在苏联计委工作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他在国内各地区任职，在中央代表地区的利益。当时我们也经常来往。科尔宾清楚地看到了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某种片面性，并尽全力促进共和国全方位发展。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由于他精通业务，有工作能力，精力充沛，同人们打交道作风民主，所以在格鲁吉亚享有极高的威信。

    　　我也忘不了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活动，包括创建现被称做“阿维阿斯塔尔”的规模宏大的航空综合体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综合体可说是生产高质量飞机的规模最宏大的现代化工厂。全国都为它的创建出过力。可惜的是，它现在的境况非常艰难。还有就是乌里扬诺夫斯克至今仍在建设中的横跨伏尔加的大桥。州委第一书记抓大桥建设抓得非常紧，逼得大家团团转，也多亏他，大桥工程才能上马。这个对该州、对全国都很重要的大工程至今没有竣工，可不是科尔宾的错。

    　　然后，就是哈萨克斯坦了……两年半过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推选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到过科尔宾的政绩，而且说这个决定通过得非常及时，他说：“科尔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党的工作经验，考虑到他的政治、道德品质，推荐他担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可是，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有人却又提出了1986年12月的问题。反对科尔宾的谎言劈头盖脸袭来，开始对他目标明确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我不想摘引那些信口雌黄的言论。它们会不由得令人想到福音书中的话：“顽石也会喊叫。”福音书的这句话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怒到了不仅人，就连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要发出愤怒呼喊的程度。

    　　讲完我对科尔宾的态度，我还想说，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思想的体现者，他受的就是那样的教育，只能那样生活。这里没有他的任何过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党的理想信念接受教育的。当然，我们对党的某些行为也会抱有怀疑，但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忠于它的。科尔宾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正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开始着手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后来又使这些变革毁于一旦。这也正是那一代人的伟大和悲剧所在。

    　　尽管我对科尔宾个人和他的工作经历十分敬重，但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利哈乔夫和当时政治局对他的这次任命，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派往加盟共和国任最高职务的竟是一位俄罗斯人，一位在哈萨克斯坦实际无人知晓的人。科尔宾和库纳耶夫不同，他只是在工作过的地区才有名气和威望，虽说他也是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而在此前，作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斯坦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是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对于该党不仅具有道德心理意义，而且有极为重要的组织政治意义。很自然，这一措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

    　　不过，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这套办法在当时不能不引起众怒，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

    　　事实上中央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大家是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全会上才知道，共和国要换新领导了：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宣布库纳耶夫辞职——当然是“本人申请”，并代表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委员会推荐科尔宾任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与会者当然也就遵守党的纪律，唯命是从地投票通过了推荐的人选。但是，正是我在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完成这一程序的18分钟，破坏了哈萨克斯坦的安定局面，推动了类似事件后来在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发生。

    　　阿拉木图事件的发生发展非常突然而迅速。请注意，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86年12月16日，而17日一早七八点钟，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便出现了第一批青年人，主要是首府高校的学生，约两三百人，打着反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标语，对选举科尔宾表示不满。

    　　11时30分游行示威者离开广场，奔向城市各街道。13时30分青年队伍突破卡车筑成的路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游行队伍已增至5000人。没有参加环城游行的好奇的路人也开始在广场聚集，很快又出现了“援军”：一大队青年从和平街方向向广场涌来，从哈萨克大学也来了约600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喊：“阿乌耶利别科夫，纳扎尔巴耶夫！”游行者举着标语牌：“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许多人原以为这是支持改革的例行群众集会，但是另外的标语——比方说“库纳耶夫在哪里？”——推翻了最初的想法。游行者要求库纳耶夫出来见他们，就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言范围受限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用哈萨克语和俄语书写的口号中：“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

    　　但是却接到了封锁广场的命令，不准进出。新来的游行队伍企图冲破封锁，进入广场，于是发生了小冲突。广场内的人帮助新来的队伍冲破封锁，紧张的局势便出现了。内务部长沃拉索夫下令将全国八个城市的内务部特种部队派往阿拉木图。部队来到广场，装备是防弹背心、钢盔、盾牌、警棍。两辆专用车上还有专用装备——烟幕弹、信号弹、催泪瓦斯“稠李树”。同军人一起的还有一组执勤犬。从15时到17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执行局的成员卡马利坚诺夫、缅恩德巴耶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一直都站在广场观礼台上。他们呼吁集会群众解散，但回应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雪球和冰块飞上观礼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他说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集会者侮辱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抢他们的帽子。民警从人群中抓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群众又企图把他们抢回去，于是便开始了肢体冲突。士兵接到命令把人群赶出广场，但群众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灰泥块。有人受伤了。

    　　此时，观礼台上的卡马利坚诺夫、叶利米索夫、巴萨罗夫一个接一个地呼吁集会者散去，警告说不然将使用武力。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也发表了讲话。但这一切全没奏效。人群谁的话也不听，只坚持一点——赶走科尔宾。所有要求的实质归于一点——让哈萨克人取代俄国人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有人呼吁让库纳耶夫回来，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坚诺夫进共和国领导班子。

    　　集会群众同护法机关的冲突渐渐地演变成残酷的恶斗。而后在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大喊大叫地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垮士兵、民警、边防战士的横队。殴斗愈演愈烈。木棒、钢筋、石块全派上了用场。士兵被迫使用皮带和警棍。疯狂的暴徒烧了几辆汽车，捣毁了两个商店的橱窗。打砸抢的人在增加。安抚人群的企图没有奏效。双方都有人受伤。也没能避免死人：纠察队员萨维茨基——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16岁的俄罗斯男孩在远离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被刺。他对乘务员说了句粗鲁话，站在旁边的人就向他心脏捅了一刀。三天后一位在广场殴斗中受伤的哈萨克人死亡。

    　　关于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官方报告作了最好的说明：
    　　21时—22时，运载专用装备赶赴广场的军车遭到石块袭击，卫兵逃散，专用装备落到广场人群手中。
    　　22时，市内务局局长接到命令用消防车驱散游行群众，20辆消防车冲向人群，架起水炮向人群喷射。人群向消防车投掷石块，30辆消防车受损。
    　　23时30分—24时，发动了又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12月18日，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

    　　主要的骚乱已经过去，但人民没有安定下来。有议论说骚乱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要求共和国拥有主权，说这是一次成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众性公开表现。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阿拉木图事件不论其内幕如何，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果然，几年之后，卡拉巴赫和苏木加伊特、费尔干纳、第比利斯和巴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出事了。最后是苏联的瓦解。“催化剂”虽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不一样，但它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都含有作为国家、社会、人民统一之大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

    失乐园

    　　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有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不同民族。哈萨克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民族，已有500多年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后半叶。在此之前，存在着几个民族联合体，即哈萨克的三个玉兹——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历史上哈萨克国家的第一个形态是汗国（15—17世纪）。大汗的权力之争、放牧地之争以及其他原因，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土地上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运用了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把它们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哈萨克玉兹并入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用了100年，从1730年到1824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个玉兹的汗都相继向沙皇政权提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罗斯臣民。这样看来，哈萨克人归附俄罗斯的历史，一部分已有两个世纪，另外一部分也已将近一个世纪。

    　　同俄罗斯合并之后，哈萨克族取得了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使自己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得到维护。汗国之间经年不断的战事停止了。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成了哈萨克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进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发生了值得肯定的变化。

    　　同时，哈萨克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收为国家资源，得以把其中的部分分给中央俄罗斯缺少耕地地区的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正是因为无地可种和生活困难。当然，这也伤害了哈萨克本土居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忽视，移民们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生息劳作，也使它成为了宜于居住的地方（通常这个目的也许要经过几百年才能达到），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文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族的命运也同这一东迁垦荒运动有联系。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矿工。曾祖父是农民，因为无地可种，于19世纪后半叶携家带口来到这广阔的东方土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个名叫“乌拉尔军”的哥萨克屯安家定居了。

    　　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特殊的边区。乌拉尔哥萨克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全部土地归村社所有。科罗连科在自己的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整片土地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分配制度……”

    　　乌拉尔（1775年前称做雅依克）哥萨克——是一批复杂的矛盾的人。他们的那种特殊性格多半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外来威胁的氛围中。

    　　在他们的深层关系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当。自然的经济问题中掺杂着民族问题：外来者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哈萨克人则又是哥萨克人生活环境中的“另类”。对于哥萨克来说，所有从俄罗斯迁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我的曾祖父一家就是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的爷爷，娶了土生土长的哥萨克女人。我的民族属性也由此而生——是世居俄罗斯中部地带的俄罗斯人同热爱自由的乌拉尔军哥萨克人的融合。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了顿巴斯。先是当农民，而后成了矿工。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愿意互做邻居。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俄罗斯名称的村镇和城市。1837年建立了一个哥萨克军事要塞，叫做维尔诺耶（忠诚）。选用这个名称是把它作为一种坚定不移、对俄罗斯国籍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之前那里是一个哈萨克居民点，叫阿拉马特。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城市改称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成了俄国的一部分，对这一事实乃至它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各社会政治阶层的评价远远不同。一部分人——该地区的传统精英分子——常常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看做是对“祖辈神圣精神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期盼俄罗斯民主力量能促进哈萨克人民启蒙思想的发展。

    　　从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确立之日起，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新阶段。1920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最初的名称），其中包括若干由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州。到了1924年，中亚地区按民族重新划界，所有的哈萨克族土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国家，1925年又更改了国名，使之符合历史，开始称为哈萨克共和国。

    　　哈萨克人约占共和国居民的61%。当时便有人建议，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但这种改革1936年才得以实现。

    　　上世纪2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居民状况的措施。比如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分到了耕地和草场，建设了新的工厂，甚至出现了完整的工业部门。当时即便该地区也未能避免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那个因1918年在乌拉尔积极参与枪杀沙皇一家而出了名的戈洛谢金，从1925年起领导了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整整8年，在共和国内也留下了关于他的血腥记忆。由于推行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强制定居的极左的行动，共和国的居民消失了几乎1/5。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经济迅速发展，先是工业，而后是农业。1937年在哈萨克斯坦大工业企业达到2000多家便是明证。1940—1975年间，从事工业生产人数的增长速度等于俄罗斯的2.7倍。当然，这种速度也是受到军事局势的影响，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实行的关注民族共和国全面迅速发展的政策。发展首先涉及经济。经济的建立靠的是全国的资金，同时又靠动员地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矿产正是哈萨克斯坦所富有的。比如，大家知道，仅煤矿就有400多处，铜矿、铁矿、铅锌矿、金铜矿、磷钙土矿、石油、天然气等几十处。在这个有着各种原料的基地，不仅采掘工业，而且冶金业、铝业、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生产50余种有色、稀有、贵金属、稀土及其他金属。遗憾的是金属加工业、重型机械和拖拉机制造业尚欠发达。好在各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同其他共和国的广泛合作联系，补偿了上述这一不足。

    　　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经济潜力。我在1987年曾访问该共和国，在埃基巴斯图兹走访了2号地区国营发电站，而后又参观了东方露天采煤场。两个工程规模大得惊人，更令人惊羡的是高端技术装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联合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铝和锌这种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又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污染，这需要具有多么尖端的技术啊！坐落在市郊的村镇中漂亮的个人住房星罗棋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这是我国大城市中第一批真正由个人兴建的独门独院的住宅。

    　　在参观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工厂时，我一直觉得我是置身于故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这里的许多车间，其装备都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时我曾是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厂长。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伟大国家高效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的有目共睹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5有经济作为能力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畜牧业的专业化是人们一直认真关注的。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帮助下完成处女地垦荒任务后，哈萨克斯坦成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果说1940年全苏联粮食每38吨中只有一吨是哈萨克斯坦所生产，到了1986年，每7吨中就有一吨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总的说来，很明显，哈萨克斯坦需要加快发展加工工业，深加工工业，但是，可惜，进行这种重要的结构改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哈萨克斯坦在精神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现象已经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学的、艺术的、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了广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网。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共和国发展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在当时成为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辉范例。

    　　历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当我们从制订和实现民族政策这一角度研究历史的时候。民族政策直接影响到非常敏感的、隶属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说这里的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过去时代遗留的东西，以及屡屡未能克服的不顾客观情况超前行动的愿望，都对事业造成了根本的伤害。比方说，认为我国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实际过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简单的口号代替。

    　　学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们明显过早地强调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谈到每个民族全面发展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小心谨慎对待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人，则被斥为民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各级管理机关在作出有关大民族和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的实际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异。

    　　不愿抛弃陈规陋习，不善于更广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酿成悲剧。

    　　最近15年证明，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后苏联时期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小。更何况现在这一问题有时还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点。

    　　我想，大家还记得，早在1988年末，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已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宣言。这种做法的特别危险之处还在于，它宣示了爱沙尼亚法律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体——这种事情看似荒谬，但坏榜样却具有传染性。到了1990年，这种部分超越整体的论题具有了实际的毁灭性力量。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年，全国刮起了当时被称做“主权大展示”之风。争独立的不仅仅有加盟共和国，还有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区，甚至某些原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在这一刮“主权风”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打击最严重的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宣言，它是由俄罗斯最高法律机关宣布的凌驾于联盟之上的法律。正是这次行动，意味着全苏权力和管理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消亡。这样一来，也就为消灭统一国家创造了一切条件。

    　　各方传来的清醒的呼声，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比方说，为了努力保存苏联，哈萨克斯坦议会曾呼吁那些并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现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尽一切可能制止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伟大国家的解体”。他们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也适合于哈萨克斯坦：“联盟的解体必将导致全面崩溃——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急剧下降，将会使我们倒退几十年，将给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权共和国之间签订联盟条约，以此为基础革新联盟，别无他途……”

    　　1991年12月1日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全民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当选。

    　　纳扎尔巴耶夫上世纪80年代是苏联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其职位，他也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的人，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虽然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显得年轻些。在苏联政府的季度扩大会议上，他通常都要积极发言。当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哈萨克斯坦。他的视野、思维的范围也很广阔。后来他成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后来在苏联和独联体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远在哈萨克斯坦境外地区都拥有威信。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之前，12月8日，在籍籍无名的坐落于离波兰边境3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的白俄罗斯村庄维斯库利，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件：苏联不复存在了。后来才知道，在有关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恕我直言，他们并不是祖国历史上的什么杰出的人物，却把毁灭伟大国家的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是的，甚至他们亲身体验的那种掺和着酒劲儿的政治快感，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明白，他们所干的事其实就是搞政变。对此，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只有我国）表示赞许。这些犯罪分子们宣称，似乎他们只是确认了苏联政治上的死亡。这种骗人的手法有点像一群医生蓄意把患者搞得病入膏肓，然后又弄出个“三人小组”来宣布这个活着的患者已经辞世，并把他送入太平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家伙的真正作用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参加这可耻的别洛韦日事件，政治远见使他没有堕入彀中。但是正如常言所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更因为12月8日已经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其成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所以其他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只好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结果是1991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11个独立国家的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我想，当时这样的文件还是必要的，因为独联体的创立消除了苏联混乱无序崩溃的危险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可惜15年前宣言规定的许多东西，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独联体各国内部以及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已变得日益尖锐的缘故。

    　　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答案应该到1991年我国历史突变这一事实中寻找。在那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称为多民族的，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国际主义的国家里，因为这个说法更准确地指明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也是如此，当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了具有悲剧性后果的地震时，全国不是都伸出了援手吗？有些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们把话剧、展览这些东西送到莫斯科来（也送到其他城市去），可是在这些各共和国代表的心目中，莫斯科不就是他们亲爱的家园吗？而那些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家们，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所受到的，不也都是全国人民的承认和爱戴吗？我讲的这些，只不过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各民族真正统一过程中的一鳞半爪。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隶属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可是当我们的共同家园被毁之后，一切就坍塌了。于是大家只好星散，各回各的民族老家。其间出现了政治投机分子、企图攫取政权的冒险家，他们又吹燃了本来已渐趋熄灭的民族主义炭火。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学者们开始连篇累牍地炮制与过去方向完全相悖的文章和课本，政治家们则立刻忘记了他们借以受教育的俄语，发疯似的学习怎样才能用本民族共和国的语言发音正确地喊出有关他们民族利益的新口号。新滋生的“实业人士”掌握了“美丽的”外来语词——“比兹涅斯”、“巴克瑟”、“马尼”等等。对这一切本可以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新思潮东一处西一处很快都化成了反俄罗斯族的、反俄国的声明和行动。它们的性质显而易见：共和国的事业越糟，领导者越是无能克服困难摆脱危机环境，他们就越想讨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这些在本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人，就越是想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武器，找到妨碍他们实现国内外既定目标的敌人。当然，要想“发明”比俄罗斯更合适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目标显著，而且就在身边。当然不可能把它打倒在地，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装出一副为本国人民幸福竭尽全力搏斗的样子……

    　　这是一群投向根本就不存在的火焰的政治飞蛾（但他们迟早会烧毁自己的翅膀），遗憾的是各共和国都有部分居民被他们引入歧途。这些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他们在空中飞不了多久，而且他们捞到的荣誉也实在太多。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还有一大堆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居民、操俄语的居民的状况问题，就是他们如何迁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由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得确切些，由那些在新国家内与之利害攸关的人煽动起来的局势。还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复乐园的努力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对外政治任务、科学和文化联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它的俄罗斯居民也不得不经受（现在也是）不少困难，许多人被迫从该共和国迁出。在苏联时代，俄国人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人是该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占70%，这一点就是明证。但是，到了1991—1992年，俄罗斯居民们却突然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占领者”和“殖民者”。讲俄语的学校减少了，共和国用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减少了。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一点可能，俄国人都会想方设法到境外，最好是到俄罗斯，去找工作。人们纷纷抛弃一切，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间的移民过程涉及大批群众，其规模堪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相比。从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迁移的结果，仅1990—1999年间哈萨克斯坦就流失了将近140万人。这一移民潮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超过76万人。在俄罗斯移民总数中，哈萨克斯坦移民所占比重约为40%，约占最近十年间由独联体各国移居俄罗斯总人数的1/4。有一点很有意思，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俄罗斯居住着63.6万哈萨克族人，其中在十年过程中离开我们国家的只有6000人。当前哈萨克斯坦居民中大约只有40%是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大约也占到40%，其他民族占20%。

    　　近年来各种事件的发展，令我们有某些理由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历史前景持乐观态度。当前面临的局势对共和国本身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促使共和国领导对国家内外方针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正式声明，采取行动，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我国开设领事馆，等等。从一切迹象看来，比较露骨的、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哈萨克斯坦已成为过去，民族政策基本踏上正常轨道。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俄罗斯居民在共和国稳定居住的充分保证，但总算是可以让俄罗斯人在一个长期阶段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期去适应，并形成保卫自己未来利益的机制。

    　　不仅历史经验，而且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的实践也证明，要想消除肆无忌惮的、其实质为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毒素，最好的药方就是国家间、人民间的全面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可惜的是独联体各国未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协作，至今仍令人颇感失望。这就提醒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要寻求更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形式。

    　　建立这种新联盟的倡议者之一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提出成立欧亚大陆联盟的必要性。许多俄罗斯的以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对此设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现有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保证遗留的和新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同年的9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科学—实践大会《欧亚大陆：国际潜力及其开发》。

    　　苏联解体过去了3年。这期间有一个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这个伟大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把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现今的主权国家重新团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建构？

    　　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参加这次大会的邀请之后，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观点，我想了许多。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3年没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阐述我作为公民的观点了。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对经济政策有不同意见，我才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录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
    　　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土地上召开这次大会的事实本身，几乎是具有象征性的。最近，正是从这里，发出了后苏维埃广阔土地一体化的倡议。欧亚大陆联盟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立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这种立场的吸引力、对这种立场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苏联国家重组的过程和在这片领土上成立的新国家的改革过程。
    　　新的边境和海关，许多居民阶层的无权和贫困，分崩离析的经济联系，难民潮，雪崩一样的犯罪和贪腐，地区冲突，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这些就是我们一度强大的国家崩溃的后果。

    　　今日在我们词汇里出现的许多说法，如“近邻外国和远邻外国”、“移民”、“签字国”、“难民”等等，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标志。

    　　中央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失控过程演变成为经济的分裂。在几十年漫长时光中一直由互代和互补这样的基本原则起作用的全苏劳动分工体系瓦解了。

    　　物质生产的经济条件，各共和国之间早已确立的经贸交流实质内容，尤其是合作关系，雪崩般地崩溃了。由于这个原因，独联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0%到50%……

    　　独联体国家把对外经济联系从独联体内部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之间互相供货减少的同时，燃料、金属及其他原料资源源源转向了世界市场。

    　　把现今独立国家一体化的必要性硬是同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的经济，在于利用昔日苏联积累起来的强大潜力。这种潜力一定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克服向市场过渡产生的休克现象……

    　　严格地讲，“国家一体化”这一概念不完全实用于我们的独联体。在世界实践中这一概念通常是用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国家，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经济调整模式，有对结合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和国防能力）的广阔选择余地。（还是以欧共体为例……）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又一次一体化。这些直接相邻的国家不仅位于欧亚大陆，而且从前苏联统一经济的存在中，继承了全面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关联的合作生产，往往具有垄断水平高而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竞争能力低下，应该承认基本上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市场上找到销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考虑到任何范围中的一体化，都要首先立足于独联体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我又强调说：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早先已存在的经济关系轨道之上。问题只在于这些关系将是混乱无序的，还是应该让我们把它引入协调的经济体系轨道。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只能置于共同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一直是主张开放经济的，但一定要遵循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如果不把我们当做地位平等的伙伴，在制定对外关系战略时，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目前，类似的“游戏”还在继续。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定，即使将来有西方资本投入，主要也是投向原料部门和生态方面不利于西方的部门。首先是投向燃料能源综合体，这是他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促使我们更加依赖西方，促使我们己经严重扭曲的经济长期停滞，使许多经济部门落后于时代。（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话是我1994年说的！）。

    　　现在，世界上明显地划分出三个强大的经济发展中心：美国、欧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它们有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也有日益深化的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任务是要在这个“三角”中找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将之变成为自己谋取经济福利的源泉。

    　　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学会正确支配自己的巨大潜能，克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时，才能完成。我们具有一切条件，可以成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再结成一体，汇集我们所有的努力，为每个成员谋取幸福……

    　　在苏联这个框架内，俄罗斯的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我们“死乞白赖”非起这种作用不可。它在同某些共和国打交道时，充当的是输血者，它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满足了这些国家不少需求。很遗憾，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新的组合结构中，像过去那种由俄罗斯输血的状况不会再有了。新国家以不少代价争取到的独立和主权，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它们必须遵守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12年前讲话的部分内容。

    　　从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想法那一刻起，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首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怕在某些方面失去主权的担心，促使他们不敢和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沾边，即便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生活本身坚持要求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联盟。而欧亚大陆联盟的构想，不管怎样，并没有寿终正寝，只是在俄罗斯换了首脑后，这一构想才得到正式承认：2000年10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总统在阿斯坦市签署了关于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及相关条约，2001年5月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批准。

    　　200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第一届经济论坛。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本身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民族机构的建立，使我们这些国家有可能比此前在独联体框架中更广泛地提高多方面合作的效率。正如预想的那样，共同体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恰恰就是民族间，首先是国家关系方面矛盾摩擦的明显缓和。实践证明，一体化是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同这种邪恶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现在，当本章的叙述完成之时，我还想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往事的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并就它的实质提出某些结论性看法。上面已经提到，关于12月事件和动乱，派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动乱期间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对有关动乱的种种说法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存在一个组织群众（请注意：基本是青年学生）搞示威游行的专门指挥部，走上街头的有吸毒者、酒鬼和无业游民。但委员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动乱。

    　　然而仔细的调查表明，吸毒者和酒鬼作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共和国卫生部资料，经医学检测，被拘留者当中没有一个吸毒者，也没有一个酒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指挥部，这一点也已搞清。还有一个说法：库纳耶夫身边的人有不少都同可疑事件有关联。他们利用了青年人的好冲动，是挑唆破坏法制的人。有个普通工人就说：“应该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大家在这里相处得就像兄弟，谁同谁都没有个人恩怨，这些暴行都是黑社会、刑事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受贿官员干的，他们害怕科尔宾上任后共和国形势会发生变化，那些藏在库纳耶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要为这一切负责。”

    　　可以说，在阿拉木图事件中，某些大学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确实起到很大的挑拨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动乱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朝夕相处在一个大家庭中，此时这种影响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写的：“我认为，促使莫斯科的代表把我们完全排除在监控广场事件之外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我们会利用群众的情绪牟取私利。尤其使他们不安的是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虽然如此，臭名昭著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这张牌还是打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领导人都是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有辱人自尊心的命令的腔调来同我谈话。”

    　　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缅诺夫说得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历史罕见的罪行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党内非正式的二把手。当时的这个人就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在当时已从首都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但还是中央委员，因为选举他的是党代表大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把中央委员撤下来。

    　　在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单就他的发言分析，抛开最后十来年对这个人形成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不说，这个发言的确是极具批判性，也相当尖锐的。虽说发言的词句不是那么华丽，但这一次同上一次著名的全会不同，他谈的问题颇为言之有物。

    　　“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叶利钦宣称，“是党内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正在逐步变得越来越糟。当然，也要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改革的整体问题和社会的根本性革新的问题。会议的筹备阶段本身，就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为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改革使人民感到振奋。而且，看来改革也正是应该由党内开始。然后，党才能像过去一样，带领人民前进。若要从改革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党落后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次会议，早就应该召开。”

    　　不能不承认，他讲的这些话有的地方很有道理，特别是关于党内问题的说法。可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个有20年党龄的党的活动家，对待党的重大缺点所抱的态度，却仿佛是一个路人。其实，多年来他不也正是处于产生和制造这些缺点的人之列吗？因此也就不由得会产生想法：这个人不真诚，他非常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谋取个人利益。

    　　实践证实了我所有的疑虑：要对一个人下断语，只能观其行。看看“后期”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一句圣经上的名言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原形毕露了”。再看看他发言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更能得出结论。

    　　我碰巧就知道莫斯科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组织要把多少个百万卢布划拨到中央。可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那些合理的开支之外，还建起了许多豪华住宅、别墅……疗养院的规模搞得那么大，当别的党的代表们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叫人简直是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在物质上支持一下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其中也包括给基层干部发工资吗？然后我们又会对一些党的大干部陷于贪腐感到惊讶，惊讶于他们受贿，谎报成绩，行为不正派，道德败坏，不谦虚谨慎，破坏党内团结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上层腐败波及许多地区，对这一点不应估计不足，简单对待。腐败的程度看来要比有些人估计的更深，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黑社会肯定也存在。

    　　还有个社会公正问题。当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引起人们愤怒，降低党的威信，对改革的速度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东西短缺，那这种短缺就要让所有的人在同样程度上分担，不应有例外……

    　　发言人的最后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陷入了煽动的狂热。也许他特别害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是好多东西都短缺的人，于是很快他就一头栽进了过去那些恣意妄为的敌人的怀抱，然后又领导了从整体上消灭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行动，开始放手复辟被人民推翻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由社会不公和人剥削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这位“热爱真理”的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争取到了应有尽有的一切，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所愤怒地谴责的内容。而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所带来的则是工业和农业的毁灭，是在国际舞台上把俄罗斯搞成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是把老百姓分化为畸形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把他们逐步引向衰亡，是把科学和文化引向退化。

    　　难怪美国人说：赢得大选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忘掉竞选时的承诺。看来，我们的这位令人难忘的叶利钦先生在他的“历史性”出访中也学会了这一招。

    　　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在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时候，腐败、贪贿、刑事犯罪，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统统大行其道，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慷慨地为土匪强盗大开方便之门，创建温室条件。当局的亲信和当时同总统过从密切的人士大肆搜刮人民的财产。当叶利钦在最高层当权的时候，人民目睹了，聆听了，也领教了他究竟有多么正派，多么道德高尚，多么谦虚谨慎。

    　　不过，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为了那些容易消火的健忘之士，我还是想提上一笔。他早就把到区立医院治病和特意坐着哗啦哗啦作响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进克里姆林宫的事忘记了……

    　　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党的领导人生活中许多具体事件受到很大关注。说实话，对于当时那些制度规矩，我也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讲过话，写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当他成为俄国元首之后，却不仅把受批判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而且还变本加厉，加以发展呢？而他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简直更是厚颜无耻，完全是挑衅式的，搞的那一套排场，既毫无品位，又极尽张扬。当老人们半年半年地领不到养老金——那可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来源啊——几乎要饿死的时候，他却大修克里姆林宫的厅堂和自家的官邸，搞得那么豪华，以至法美两国总统见了都惊讶得简直下巴都要掉下来。

    　　可以预料，总有一天，会把账目公布出来，为了装修这些厅堂，那座郊区的官邸，还有买那些昂贵的家具，修那些防备自己人民的坚固围墙，我们国家究竟得花多少钱。

    　　在全国，在那些“最最民主”的政府办公室里，贪贿成风，腐败盛行，一切都公然大行其道。共产党跟他们怎么能比！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有人怕党委，也畏惧自己的良心，可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连闸都刹不住了……

    　　在这位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有一座座宫殿般的别墅，有一排排属于“生活新主人们”的最昂贵的轿车，有多架专机和多艘专用游艇，这些都是遵照叶利钦本人的命令装备和修建起来的。直至今日，当他把一个强大国家彻底捣毁，转入“荣休”之后，还能乘着这些专机飞来飞去，飞到巴黎去出席网球公开赛……还能弄到钱（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租一套私家别墅，等等。这就是“民主”的实际代价，而我们轻信的人民居然就上钩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可是在1988年的夏天，叶利钦还是想回到党和国家政权的上层，他向第19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申请说：

    　　代表同志们：提一个不太得体的问题。我想提的要求，就是恢复我在中央十月全会后的政治上的名誉。（会场出现议论声）如果你们认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说了。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说吧，大家请你说呢。（掌声）同志们，我看，关于叶利钦的问题用不着再保守秘密了。就请叶利钦同志把他想说的话都说一说吧。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请吧，叶利钦同志。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的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党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应的社会组织功能中解放出来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使三权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提高国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简单地把自己的交椅从老广场搬进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要保留所有原来的权力，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他复活70年前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

    　　在把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的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党应该从管理职能中退出来，只充当政治力量，但同时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锋队”角色。相反，他还特别强调，“没有党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而且，他还确信，一定要把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放到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顺便说一句，恰好是这个观点，在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党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日常领导，包括经济工作领导，那其实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换言之，表面上虽不像过去那样，但实际上苏维埃依然处于党组织毫无限制的、绝对的、说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无法确切地肯定，这种方案是否专为戈尔巴乔夫量身定制，让他将来既能领导最高苏维埃，又能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人就此跟我讨论过。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这项提案好像只是根据必须保留党对经济工作影响力的意见提出来的，而实际上主要目的却是要把总书记和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个职位合二而一，然后，如上所说，再把“全部政权”都交给他。

    　　问题的“理论面”已经考虑周全了。在实际做法上，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体制以及代表选举制度，也都已经提交给代表会议，并对之做了讨论。会议之后接着还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还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们还将对把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研究它。现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夸夸其谈，对改革表示支持的发言，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发言中，也响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评调子。其中比较鲜明的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局势的极大不安，就是前线老战士、杰出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发言。我想，过一段时间，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篇发言全文发表出来。现在，我想提纲挈领地复述一下，并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发言出自作家笔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说，在谈到改革产生的破坏作用时，他将之与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毁灭相比，说那是一个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人类的未能实现的友爱的象征：“我们不需要在毁灭自己过去的同时再搭上自己的未来。我们反对把我们的理智变成潜意识，而把疑虑变成狂热。”

    　　关于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这一点，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评论：

    　　如果说4月这个充满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已经是对于无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的历史逻辑进行深思的时候了。

    　　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尽管关于民主，关于扩大公开性，清理垃圾场的辩论和争论进行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于改革的道德目标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团结。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场地。团结一致是唯一的选择。

    　　他以极度的不安和痛苦，谈到了道德，谈到了作家、记者、媒体对社会精神生活所负的责任：

    　　缺乏道德的书刊不可能教育别人有道德。意识形态中的反道德主义会腐蚀人的精神。也许，并不是所有坐在报刊总编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到或者想认识，公开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纪律约束，而不是恣意妄为；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掌声）③的哲学，改革的革命情感产生于道德信仰，而不是产生于用以代替康复手段的毒药……

    　　那些把我们生活的过去，把我们民族的圣土，把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牺牲，把文化传统统统倒进脏水坑，也就是把记忆、信仰和希望从人们意识中抹去的出版物，它们正在为我们一切的思想失误，为我们思想上的、纯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罗斯特拉特④建造一座丑陋的纪念碑，意识形态史定会以羞愧的心情和诅咒来回忆这座纪念碑的诞生……

    　　遗憾的是邦达列夫的这种忧心忡忡后来被局势的发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终结以及“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现实所证实。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们早了许多，他能对未来看得很远很远。也许，他的发言是改革诞生三年后敲响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钟。那是一个转折的关头，从那时起，破坏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压过了创造的力量。

    　　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匆匆忙忙展开了起草选举法、修改苏联宪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苏维埃制度有关的。可惜事情到此并未止步不前。篡改宪法的工作刚一登场，这个“满含创意”的过程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宪法被看成比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废纸还不如。它受到任意践踏，最后终于寿终正寝。

    　　当然，对于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是生活发展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当那些修改对国家有好处的时候。我反对的只是那种匆忙从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当时的做法。我反对对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对别的法律态度也会如此的。

    　　以美国宪法为例。众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过的。200年来对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处！再说沙皇俄国，它倒是没有宪法，但却有个所谓的基本国家法。1905年的革命对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几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中，先后通过了四部宪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们都有着相应的名称：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左右条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嘛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愿。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联邦，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来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恩科夫、扎伊科夫。当然，还有“沼泽派”。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认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还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会还选我们。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有些出版物，特别是在纪念改革20周年的时候，居然说我跟卢基扬诺夫千方百计想钻进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苏共距离被查禁的日子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了……

    　　我竟然成了最后一代共产党员中入党最早的党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顿巴斯矿上工作。后来我那已经过世的弟弟叶夫盖尼也在那个矿上工作，不过掌子面已经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处。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劳动，并不是为了捞个什么党员的称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矿山是一个劳动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常常还非常危险，在那里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坚强。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杂质就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矿工的劳动又好比是一种日常平凡的英雄行为，他们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回当我假期回家探亲的时候，弟弟见我的手提箱里有一本《星火》杂志，是以戴矿工头盔的赫鲁晓夫像为封面的，便很严肃地问：

    　　“这么一副嘴脸，怎么还戴上咱们矿工的头盔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全家人里头，只有我成了苏共党员。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当有人提议要她入党时，她却这样回答：我家已经有一个党员，这就够了。

    党内局势(14)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简短发言，他对中央委员们说，现在需要对经济给予特别关注，政治局以为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管经济的书记的职位。接着，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会赞同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

    　　全会过后，我立刻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全会，它使我的生命之流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河道。没有那次全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接下来我收到了许多口头和书面祝贺。我还保存着我父母发来的电报，两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亲爱的尼古拉，祝贺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孩子，你的肩头现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你要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祝你身体健康，工作上获得巨大成绩。亲吻你，拥抱你。

    　　矿区的普通劳动者距离高层领导和大政治非常遥远，他们表达的是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应该为之活着和工作的人。

    　　这一生我始终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负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苏共被出卖了，因此我发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

    　　正如所知，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而今天，苏联没有了，代表大会没有了，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们把自己当代表的徽章收进了装那些手头用不着的东西的匣子——留给孙子们作纪念吧。不过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解散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是1991年8月以后“民主派”破坏俄国政权的一系列行动的先声。这件事的执行者是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那个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击下解散的机构……

    　　关于代表大会有两个不算太愉快的回忆：第一个回忆——就是萨哈罗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议——要听一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候选人对自己立场的表述——没有得到支持。虽然精神可嘉，但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后来才知道，候选人总共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先当选，然后才作报告。尽管选举之前克里姆林宫会堂的讲坛上已经对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的合理性响起了质疑声，但代表们对这样的发言并不支持。不过有这样的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尔巴乔夫外别无选择。所以著名作家，深孚众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玛托夫，才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选举他当主席肯定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所以当奥波连斯基代表毛遂自荐地出来竞选时，才引起了满堂哄笑。阿帕提特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极地地质研究所试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想跟改革的创始人来一番较量……不过，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他不过是想用自己真诚的公民行动来加强刚刚诞生的民主。我想重复一下他说过的话：“其实我非常清楚，跟戈尔巴乔夫同志竞争，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只希望在我国历史上，在我们大家的实践中，终于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选择的基础，但毕竟是一次选举。”

    　　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选票。我们这些代表并不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善于理解，民主一旦诞生，一旦通过这件事宣布了自身的存在，自然就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提出证实它自我存在的要求。甚至是这些细节。特别是这些细节！如果谈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觉得最好还是对此事表示沉默。我不打算猜测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也未必能正确评估奥波连斯基行动的意义。

    　　第二个回忆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代表布尔布利斯为了讨好自己的同乡战友叶利钦，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叶利钦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回答，倒也十分耐人寻味：

    　　“由于本人从昨天开始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本来是可以同意这样一个提议，认真工作，承认改革的。不过现在我选择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没有忘记这位“忠诚到不肯谄媚”的人物的功绩，把他任命到一个至今人们也搞不大明白、根本不需要的职位上——当上了国务秘书。这真是投桃报李。

    　　看来还有个不愉快的回忆，那就是在那真正可称为是永志难忘的日子里，良心受到的钻心般的刺痛。那些日子对我特别难忘：6月7日上午，在苏联新一届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并被批准为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当天我在台上站了很久，报告以后政府活动的纲领，并回答了无数提问。

    　　我成了苏联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政府主席。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是一段依样画葫芦的历史。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一切都是破题儿第一遭。错误是从来没犯过的，快乐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还想说一句，后来，在最高苏维埃任命由我提名的政府成员时，代表们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脾气——犟得很，而且还不大讲理。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反对派组织正在会上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干部队伍”、政治方向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手段，同时还看出社会制度正在改变。这个问题我要具体地谈，因为有好多事情在社会的记忆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雾，至于年轻人就更是毫不知情了。

    　　好了，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按照宪法规定，它仍同过去一样由两院组成，即联盟院和民族院。这个问题的讨论搞得非常冗长，简直催人欲睡：就拟订名单程序、各加盟共和国额度、提名办法、投票等内容发言的达数十人之多。最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讨论一遍，才把提出的名单提交无记名投票。俄联邦民族院的选票中列出了12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叶利钦。投他的票的代表当中，有1185人赞成，964人反对。其他各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比他都要少得多。就俄联邦代表进行投票时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每个共和国出一个名额，应该是11个名额，但选票上的候选人却有12人。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没有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

    　　在组成联盟院的过程中，许多事件也令人难忘。有些人民代表表现得蛮不讲理，破坏议事规程，占着讲坛不下台，抓住话筒不放，对什么问题都评头论足。对他们的投票情况就更是说明问题：比如扎斯拉夫斯卡亚院士，她是“农村无前途论”的提出者，同意她的仅为591票，而反对她的则达到了1558票。支持扎斯拉夫斯基的为829票，反对的为1320票。后来这个人在莫斯科的卡卢加镇由于做生意搞诈骗，大大地出过一回风头，然后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样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落选的有波波夫，后来在首都当上了不走运的市长，他的不走运的副手斯坦凯维奇，以及著名的农业问题评论家切尔尼琴科——这个人在批评我们的农民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口袋里揣着一枚由他创立的，说来惭愧，几乎没有党员的农业党的图章。

    　　总之，根据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民代表不支持当时正在出现的反对派，他们隐约地明白或者感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国家的危险。

    　　几天之后，一个当选为民族院人民代表的鄂木斯克国立大学劳动法、环境法和农业法副教授卡赞尼克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不经过投票的情况下由叶利钦取代本人进入民族院……同志们，我担心如果再投一次票，叶利钦同志还是通不过，而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发生。”

    　　提议被通过了。叶利钦就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乃至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感谢这一行动，叶利钦在当上俄罗斯总统后，随即任命卡赞尼克为国家总检察长。不过这位天真的，看来也正派的人，还是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什么人堆里，于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鄂木斯克。

    　　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⑤。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⑥。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个好大好大的牌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苏维埃政权是在我们国家诞生，并成为我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权组织的。它是从千百年来人民集体议事的传统中以再自然不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

    　　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放到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这个“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完全可以说，苏维埃已经成了我国野蛮资本主义狂热崇拜者最近阶段的一个牺牲品。

    　　我们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无日无时不在经受着摧残，这究竟会把我们国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听一个人说的话——那可是一个最难以归入共产主义信徒乃至对苏维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尔仁尼琴。他说：“我走遍了俄罗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万封来信，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我国民众已成为茫然无助的一群。底层的百姓实际上已经没有活路。我国发生的一切，全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或者俯首帖耳贫贱度日，或者另寻出路，比如说，从事非法行业；要不就欺骗国家，要不就互相欺骗。”

    　　萨哈罗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几个人于12月18日参加了在科学院主席团大楼前举行的人民代表同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觉得，如果他还能活着，那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许多情况将会改观。在他去世之后，反对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领袖。构建正常运转的议会体制的机会丧失了。在跨地区议会代表组合中，极端倾向占了上风。不过组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权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还是阿法纳西耶夫，都无法担当这个角色，于是这份“殊荣”就落到了叶利钦头上。

    　　首先是以跨地区议员组合为代表的反对派接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用以同党和国家进行斗争，改变社会制度。不过，当它把管理国家的控制阀一旦抓到手上时，议程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前一个口号完全相反的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

    　　……1993年9月和10月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把手置于其上宣誓就职的那部宪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脚下。代表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被解散了。为“民主派”治理国家扫清道路的口号，如今被扔进了污水坑。

    　　我经常想：如果萨哈罗夫还活着，那反对派会怎样行动？国家究竟是会以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再……当我回顾国内由公开性和“多元化”搅动起来的局势时，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数人民当时是不可能接受渐进的。这一点我从切身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到。我曾就把经济转为市场关系，同时为居民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市场实行国家调控多次提出建议，但却遭到坚决反对：一切马上就要实现，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内，而不是6—8年才实现！
    　　看来，这是人们对望眼欲穿的人间福利的一种相当自然的反应。多少年来，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党就一直在宣扬这些福利。而且，总书记和总统戈尔巴乔夫又一再许愿，结果把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搞得荡然无存。这也是老百姓欢迎和支持向他们推荐的那个既颇有拿破仑派头，又带着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叶利钦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们也曾一度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希望。

    　　说到叶利钦，我只想提几件所谓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数人还对他位居国家总统期间出尽丑态、所谓国家元首“家族”贪赃枉法，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记忆犹新。偷盗抢劫横行，百姓一贫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领域不断蜕化，犯罪现象泛滥，乃至百姓生活于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让人民“分清良莠”，恐怕还真得有个几年。为了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89年叶利钦完成了美国之行。
    　　既然千百万人经过痛苦的切身体验已经确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动，都不外乎是出于乡下草台班子一个无师自通、敝帚自珍的戏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态构成的愚蠢透顶的粗野的杂耍洋相，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或者是不知羞耻的谎话连篇、信口雌黄。我只想引用意大利记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几小段不大为我国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国之夜散发着威士忌和美元的气味，被聚光灯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叶利钦，这个专给戈尔巴乔夫念倒霉咒，专给公开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犹如旋风般在美国上空掠过。他说过的话语在旋转回荡。他在身后留下的痕迹是关于灾难的预言、疯狂的花销、答记者问和著名的黑标签杰克·达尼埃尔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别的气味。他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之邀来到巴尔的摩，住进酒店之后一晚上独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装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车来接他到大学的会场，不禁吓傻了。叶利钦送了他一个醉醺醺的沾满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递到他手上。“为自由干杯！”叶利钦在清晨六点半向他提出了建议，手里挥动着倒满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只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过他是自己把酒干了……

    　　还有一件事就远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为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做协调工作的哈利逊在回忆录中写道的：

    　　飞机着陆了。叶利钦走下舷梯。不过他没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团致意，却沿着起降区走向飞机尾部，背转身去，开始冲着飞机后轮撒尿。我们大为震惊，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叶利钦走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同官员们一一握手，从一名年轻妇女手上接过一束鲜花，坐进了等候他的高级轿车。

    　　说实在话，在引用报刊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位在大洋彼岸解开裤带的我国同胞，他的事迹读起来实在叫人恶心：这是个受到生物本能驱动的人，可是两年之后，竟“经全民选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翻阅那些日子的国外出版物时，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未来的总统讲到自己国家时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谅。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那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回家去谈。

    　　还记得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人问了他一个有关他政治对手科尔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短，而且斩钉截铁：“我到莫斯科不是来谈论科尔先生的。这件事我会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当年的《真理报》副主编，在自己的《总统，或者俄国版水门事件》一书中相当鲜明地描述了读者和公众的反应：“这种事不可能，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污蔑。”等等。电视台回放了叶利钦在美国期间的纪录片，掀起了一片叫喊声，都说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恶意造假，是通过合成的办法把单词拉长了等等。而且说，要把他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的讲台拍摄得很正常，而把讲台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说得好听点，拍得脚跟有点不大稳，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术。而且苏联最高苏维埃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举行多次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家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亲爱的人民卫士鲍里斯·叶利钦。

    　　是的，当时很难说服人们。他们期待着叶利钦这样的正义斗士，而且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偶像。任何有关叶利钦的负面消息都会立刻被他们否定。套在麻袋里洗澡的事儿人们不相信——那是污蔑；在飞机上睡过了头没能跟爱尔兰总统在香农见面——那是撒谎；到别墅“批阅文件”——那是因为时时想着文件，想着国家。不过，当他在德国喝得醉醺醺地指挥乐队，而一切又通过电视播放出来时，许多人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发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众大会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那些大会都是由“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组织的。顷刻之间，这个组织就把本身作为人民代表的性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得出结论说，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选取了一条夺取国内政权的比较激进的道路——把群众大会、罢工、破坏百姓生活保障系统等作为有效手段来运用。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货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车站停着装运食品和日用品的货柜，可是却有人把钱塞给那些想参加卸货的人，把他们打发回家去。铁路线上出现堵塞，国内的铁路大动脉实际上全被切断。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果园里。各种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关系恶化、罢工等各种情况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冒了出来。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后，政权瘫痪了。

    　　这一切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那些为了破坏国家政权威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对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自打那时起，在整整15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反过来证明“民主派”夺取政权有理，电视台一个劲地播放同样的画面：空荡荡的食品柜台。不过现在的那些“独立”媒体的大老板们却羞答答地不愿说出，为什么商店会变得空空荡荡。

    　　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叶利钦当权的时候，甚至发生在当今政权之下，那会怎么样？为了让这些人的头脑清醒清醒，会把他们弄进去待上多少年？我说，年头不会少了！这么处理是对的——可不能拿国家人民的命运开玩笑！

    　　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可实际上又做不出任何决定。庶民政治把国内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谁在早就极端复杂、极端严重的局势上再火上浇油？是谁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它作为破坏管理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手段？请看名单吧——他们都是把人民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传单，上头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练马场开群众大会：“参加者有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凯维奇、雅库宁。叶利钦将应邀出席。”不过，当这些先生掌权之后，他们很快便把练马场翻修了，搞得丑陋不堪，说得好听点，是搞了个没有品味的商贸中心，目的则是让人没法在“民主时代”再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有些名字（以及他们本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不应该：正是他们构成了第一梯队，完成了连希特勒也无法完成的“伟业”——让这个国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说几句。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有一次声称，消灭苏联共产党的人正是他。他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他在这一毁灭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后来他对自己竭力推举的叶利钦颇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莫斯科市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职位为自己捞好处：他征用了党和国家财产中的一块“大肥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以他为首的私立学校——国际大学。我经常在中央一级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发现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他成了个具有国家观念的活动家、捍卫俄国人民利益的斗士。不过，人的本性是迟早都会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书，里头利用各种资料，收集了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切“恶行”，讲述了某些士兵和军官在德国的不良行为，但却对希特勒暴徒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缄口不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次会议上，常有一个外表整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参加辩论，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凯维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样，自动宣布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凯维奇利用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长的职位大肆中饱私囊。这位“民主浪漫派”有许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组织有着动人的关系，贪贿成性，把前苏联部长帕托利切夫的住宅据为己有等等。所以并不奇怪，早在担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执法机关就对他提出过收受贿赂的指控。只是代表们没有同意剥夺他的豁免权。不过，正如所知，这只馋猫也知道是偷吃了谁家的肉，于是这位“浪漫派”便在代表特权到期之前拿着外交护照偷偷地溜出了国。他先后在美国、德国混了一阵，最后又跑到波兰，国际刑警组织终于探听到他的踪迹。这时“自由派”媒体又是一阵叫嚣，说什么“黑暗势力”开始了对第一批民主浪漫派人士的迫害。

    　　凡是掌过权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几乎都有这么一些内容可供谈说。能够经得起权力诱惑的人，说来惭愧，真是少而又少。而且他们那所谓“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层政治外壳而已。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所谓“专制”条件下，群众大会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一个理由就举行的，甚至哪怕跑到卢日尼基去举行也可以。可是到了“民主政权”时期，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硬性限制和行政禁令，使用暴力，挑起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不久法庭对39名年轻人开庭审判，他们一个个铐着双手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指控，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公众接待室组织骚乱，其中8人被判处监禁1年半至3年半不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年“民主派”的行动规模和接待室骚乱之间的差别！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了。根据宪法规定，宣布大会开幕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迄至代表大会开幕日止，当选代表数为1059人，有9个席位空缺。卡扎科夫宣布，出席大会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围绕着代表大会日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们公开分裂成极端敌对的两个阵营：一部分以苏共为导向，另一部分则以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力量集团为归属。这一届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成了一场马拉松。直到5月29日，在最少必须获得531票的情况下，叶利钦获得535票当选。4票，这仅仅是大会代表人数的大约0.5%，最终却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

    　　有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政治局就讨论过多次。依我的看法，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推荐的都是一些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显然通不过的候选人——弗拉索夫、博罗兹科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同志都不错，可是代表大会不会支持他们。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位置让给叶利钦，他一点也不想掩盖要成为共和国当时最高政权机关首脑的意图，而这个共和国则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在发言中我说，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个全苏领导人到俄罗斯最高岗位上——雷日科夫也行，利加乔夫也行，或者别的哪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行。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决议。
    　　代表大会开幕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俄罗斯联邦主权的问题。讨论进行得很热烈，连续讨论了三天——1990年5月22日、23日、24日。现在，当我检视当时的讨论速记稿时，想要指出一点：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或条文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对这一步骤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正是这样一个步骤，成了苏联历史上致命的一步，因为正是它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土壤。参加讨论的有40个代表，后来又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工作了两周半。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的各色各样方案和无数修正案，其中还包括该共和国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方案，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提交讨论和表决。总表决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同意宣言的票数为907，反对票为13，弃权为9票。共产党员们也都表现得政治上盲目短见，无能预见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时做总结的已经是当选为主席的叶利钦：
    　　“决议通过。”（暴风雨般经久不歇的掌声。响起了欢呼声：乌拉！乌拉！）
    　　“祝贺全体人民代表和俄联邦各族人民。”（掌声）
    　　就这样，俄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破坏伟大国家的主要力量，而1990年6月12日这个被“民主派”宣布为伟大节日的日子，则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日子。

    　　俄国代表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才通过这项决议的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主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自己独立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就是说，它拒绝承担结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这一条，就注定了苏联要垮台。不错，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也好，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也好，本来就都是主权国家。而在实际上，它们都把自己的部分功能交给了将它们团结起来的中央政权。宣言炮制者用表面看来完全“高尚”的理由掩盖了真实用意，说是要保障俄罗斯公民“能够体面地生活，享受自由发展，并使用本民族语言”，仿佛这些原则在全苏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不关心所有这些条件的实现似的。

    　　政治就是这样，话说得很一般，但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利益。利益是各种各样的，不过依我来看，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摆脱中央权力——其中既包括党，也包括国家——的“关照”。所有那些在精神上鼓舞了和行动上导演了这一事件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俄罗斯同全苏中央对立起来，把苏联“帝国”搞垮。刚刚成立了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害怕触犯主权思想，害怕失去情绪狂热但方向不明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可能不理解俄罗斯的独立，也没有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此外，这个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实际上拥有“主权”地位，即使是为了不受到责难，不承担主动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指示的恶名也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这几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有记名投票结果的名册。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投了赞成票。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向其中有些人提问：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支持俄罗斯主权宣言？唯一的回答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它会让苏联垮台。

    　　不过，要想使俄罗斯主权起到消灭苏联及其现行制度的作用，还得赋予这样一个思想以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它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得益于一个从正常逻辑来看有点像白痴的论点：俄罗斯法律高于全苏法律。换言之，“部分”被宣布高于“整体”。这意味着所有组织机构资源及其附属的物资资源、财经资源等，将统统脱离全国中央的管理，这样一来，中央的存在实际上已毫无意义。请想想，在表决之前、表决当时和表决之后，这样一点难道还搞不明白吗？

    　　1990年6月13日一大早，我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机场。当时她正在莫斯科访问，准备乘飞机到毁于地震的列宁纳堪（在亚美尼亚）参加英国帮助建设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
    　　一坐进汽车她就说：
    　　“雷日科夫先生，昨天晚上我从你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有关主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邦法律。您了解情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了解，”我这样回答。“‘主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的权利实际上少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但若对主权再做其他补充，就无论如何也不对了，特别是共和国的法律高过全苏法律这一条。这将是统一国家瓦解的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将无法起作用，而且，紧随俄罗斯之后，其他共和国立刻也会照此办理。”

    　　这部法律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次谈话。就连她这个局外人也很清楚，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出现这种事情是不能容许的。她拿这个事件同自己国家做了比照，说了些我看是十分正确的想法。这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它更像一个政治笑话：三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已经是政府首脑——又来到俄罗斯，为了加快改革，她所提出的建议不是别的，恰恰是……解散我们的议会。如果是我，比方说，跑到英国去——我俩的地位可是同样的，都是前首相——提出建议要立即解散他们的议会，有意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样，实际上直接统一国家的问题便画上了句号。我再说一遍，苏联的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瓦解伟大国家的罪魁祸首，俄罗斯的新领导在这里则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伟大的国家由伟人所缔造，但却为卑劣的宵小所毁——这话真说得一点不错。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认出了我，看来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为了让蒙在人们眼睛上、心灵上、思想上的那层纱帘最终能揭下去，让人们本能地听到和意识到提请他们注意的、向他们提出过警示的那些东西，还真得需要经过几个困难苦涩的年头。想当年向人们提出呼唤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遥远的过去。

    　　在我多年来主要从事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有过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缺点。我曾不止一次说，逐年来，在许多方面，经济都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起初，当改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那时经济的运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遵循指令计划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想，国内经济生活变得忽冷忽热。他常到全国各地去东走西走，到处许愿。今天加速发展，明天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村问题，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

    　　我们也曾试图让他放郑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问题堆成堆，经济势必受到损害。可是不行：“你们不明白，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确有期待，他们渴望国内发生严肃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过经济这个东西是有惯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了三四年，老百姓对改革失望了，于是当局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事情办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济模式当年曾解决过许多全球性的、国家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过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挖光了。然而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解决它们却需要时间。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渐由主张进步的类型“蜕化”成了保守类型。

    　　需要找出一种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会引起激烈的震荡。经过好多个月的探讨和细致研究，我们这一届政府于1990年5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经济在必要的国家调控机制下向社会导向的市场关系过渡的纲领。我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新经济模式。

    　　其中两种，是作为参考信息制订出来的，指出它们可以存在，但却不是我们所推荐的，因为他们过于激进，为此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便提一句，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模式，过了半年却被叶利钦和盖达尔拿去作为武器，并于1992年1月开始搞他们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于后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犹然感受在身。

    　　我们向议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渐进式的，计划花费6年到8年时间向市场关系过渡。此外，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决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在动摇对国家的治理。在弱势政权之下开展激进改革，照我看来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纲领，并委托政府在秋季全会之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说过，为争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政府主席的位置，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有好几个候选人，而且其中的两位是出自我们的“队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罗宁和西拉耶夫。跟过去一样，充当风向标的是俄罗斯原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区布托夫斯基砖厂厂长波恰罗夫是个在选举中为支持叶利钦当选代表出过大力的人，这会儿远远地跑到了前头。不过他也似乎明白，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说得不好听点，水平上总该比一个小砖厂的厂长要高一点才是，所以大家也并不急着让他尝到这个甜头。于是波恰罗夫给自己准备了一张重要的王牌——他宣称：他有一个自己的、在500天之内向市场过渡的纲领。

    　　波恰罗夫提请代表大会裁决的这种“超级革命”的新发明我早就领教过。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尔金的小组就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制订过一份向社会导向的市场过渡的政府建议，与此同时我还研究过大量其他方案，要么是由一个单位或团体提出的，要么是由个别学者提出的。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一个叫扎多尔诺夫，一个叫米哈伊洛夫，他们搞了一份供讨论用的纲要，标题就叫《400天》。目的是为这年3月将选出的国家总统提出一个激进行动计划。

    　　有一天晚上，当对许多经济改革原则问题进行例行讨论之后，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份文件存在。我对此并没有给予注意，建议不要对一些枝节问题浪费精力。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份纲要落到了波恰罗夫手上。这个人又加进了他的“创造性贡献”：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个阶段上各增加了几天，然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独创方案端了出来。他还把事情做得更绝，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个西伯利亚的出版社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时，这份纲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两位经济学家，还有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过标题是《400天》。亚夫林斯基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尔金院士。

    　　总之，剽窃行为昭然若揭。亚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恰罗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的“500天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全苏纲要策划的……”

    　　不过，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窃以及围在亚夫林斯基身边低声下气地奔走忙碌，并没有能帮得了波恰罗夫，最后他还是没能当上总理。亚夫林斯基后来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现实的、纯属空想的经济理论，赢得了好响亮的名声。正是在那次答记者问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经验的学者区隔开来：“至于说到拥护“500天纲要”的人当中将会有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像阿巴尔金、沙塔林、亚辛等，我看是一桩好事。”不过亚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亚辛看错了，他们选择了倒向速战速决的“500天纲要”，而沙塔林居然还同他分享了原创者的荣誉：这个纲要被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度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在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出现下降，但会是一种比较平稳，比较和缓的下降。从总体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经济趋向健康的速度也会稍缓慢一些。

    　　风雨大作的1990年秋天到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喋喋不休的辩论令人生厌，要求“穷人政府”下台的群众大会不断举行，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下台（反对票1票，弃权票16票），媒体上的批评犹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

    　　在向我国政府发起总攻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抗，首先是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尖锐。全苏政权很快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解体过程。我们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怪圈。但所有冲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疯狂的抵制。

    　　离开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后才下台？为什么我没有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过之后，或者后来在那次令人感到无比沉痛的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下台？为什么当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当那些跟我并肩走过漫长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时，我还在忍耐？难道我没有自尊心？难道总理的交椅对我就那么宝贵？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责任感支撑着我。最高苏维埃11月全会过后，我就已经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而将它宣布则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届大会开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过是使一切提前了一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页答记者问的记录，已经记不清是回答谁的问题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国报纸的提问。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着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那些靠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过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会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调节因素，人们是否能经受住市场自发势力的打击。有人以此作为赌注，竟说政府无法摆脱保守思维。不对！政府为了有助于摆脱危机，愿意敞开大门。不过，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如果有人责难政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说得客气点，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认为政府的行动有损于社会的利益，那就请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好了。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显然，我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要把事业进行到底，决不投降，不被困难所折服，要尽一切可能，哪怕最后是下台的下场。我也要说一句，就是在我向记者们宣告有可能辞职的那些日子里，部长会议收到了无数电报，要求我们不要屈服。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仅有我的同龄人，最使我感到高兴，并让人对光辉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还有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说：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废……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走。还是逼得我们非走不可。

    　　12月初，应我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单独会见了我。会见时我告诉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辞去国家政府首脑的职务。他听到之后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他跟我一样，对这次不太轻松的谈话早有准备。他请我谈谈关于接任者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

    　　会见临了，我对戈尔巴乔夫说：
    　　“请记住我的话。现在，有人强迫您拿掉政府。这只是许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然后是您自己。请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现在还有点时间……”

    　　他从来就是不顺心的话不爱听，最善于对有些问题装聋作哑……

    　　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做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战斗时保持了尊严，它并没有被打倒，依然怀着对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宣布主权独立的日子）宣布，将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国、各劳动集体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家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同意参选俄罗斯总统。同各地方各单位的代表会见，最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绝的权力，因为我有个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过一场大病。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打算参加战斗而责备自己。

    　　那是一个对于全国来说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视着当天如暴风骤雨般发展着的事件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和苏联各权力部门之间对立的高潮正在到来。如果叶利钦在大选中胜出，那么国家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另一个人胜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么灾难还有避免的可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国家将不会被破坏，局势将得到稳定。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由于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没有好感，由于叶利钦的反对活动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极度混乱，要想胜出也不那么容易。人民将会不知所措。许多人心存幻想，期待着当第501天到来的时候能见到天堂，认为叶利钦才是祖国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们能听到我警示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竞选活动中的一波三折。什么都有了：有诬蔑造谣，有脏水淋头，也有含血喷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尔巴乔夫连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们解释，说实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早已分道扬镳，说他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创业共事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进去。人们投票不仅是为了选叶利钦，而且还是为了反戈尔巴乔夫。而且，我的反对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这件事上也没有少下工夫。

    　　为了能对那个时代和当时出现的局势有一个概念，让我来引用一段《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大选两星期前发表的访问记。我通过这份很有权威的出版物于国内旅行期间回答了该报记者别兰所提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的标题《我建议走另外一条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他怎么敢把自己放到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将选举叶利钦。”“您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呢还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愿参选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当了5年的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掌权。我尝够了掌权的滋味，知道掌权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但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危机四伏。我不相信叶利钦现在提出的这个纲领能使局面好转。情况将更为恶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局势发展。这就是我的原因……

    　　现在再来谈谈向市场过渡的纲要问题。去年（1990）夏天，你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两个纲要，一个是政府提出的，还有一个就是“500天”纲要。后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休克疗法”纲要。我对这个纲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信，经济必须转上新轨道，而且我还最早提出：硬性计划分配系统潜力已经到头，再按老办法将无法继续前进，需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关系形式了。但我们提出的模式是可调控的市场，是逐步平稳过渡。当旧的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就应该仔细衡量，预测、而不是挥动板斧，速战速决。

    　　我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种办法。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几个月之内就要过渡到新经济关系的做法，将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向自由市场过渡，就应该建立相应的结构。如果非要像现在这样说：好了，从新的年度开始就废止国家订货了，你们就自谋出路吧，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眼下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但如果从新的一年开始干脆就不要调控，那大批企业将无法工作。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因为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条：我赞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应该找到一种形式，让人真正成为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于说到小企业，什么手工作坊、快餐店、商业店铺等等，那我们这里还可能出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那些本身就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有优先权，让他们首先能够得到这些企业。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必通过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因为在那种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赚大钱的人。

    　　至于说到大型企业，可以有股份制，有集体所有制，比方说，每一个工作的集体成员都可分得生产资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这就叫全民企业。就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在农业中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反对把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自由买卖。（我要说明：我说的是“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当然不是指宅旁地，园田地和别墅用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在土地上劳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想当农庄主吗？请吧；想留在集体农庄吗？随便。我还主张租赁的土地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不过是不是可以买卖呢？……

    　　“对于那些不盈利的企业，您怎么看待它们的私有化问题？”“您是个保守派，您反对住房改革。那就是说，您想把我们拖回停滞时期。”

    　　——我决不同意那些提出号召要在新年之前跟亏损企业“做个了断”和强行把它们私有化，也就是把它们拍卖的人。这样匆忙从事是非常危险的。

    　　就拿煤炭工业来说，它欠了国家230亿卢布的债。可是如果我们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外国的商人们把这些矿山买下来，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去为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着想呢？因此我理解，企业亏损的确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我国经济脖子上的铅坠。但是要提出强制私有化的口号看来还早。今天，我们25%的农场都亏损，那怎么办，难道把集体化再做回去？也许，是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经济重新站起来？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起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嘛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什么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到：把价格一抬高，商店里不就什么都有了！但我赞成用别的办法：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买得起。

    　　“你先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又打算当俄罗斯总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觉得，头三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战，又是罢工运动，又是条约关系遭到破坏……

    　　是的，从总体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十分如愿，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愿。不过，正如所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认识。一切都走着瞧吧，如果叶利钦胜出的话……

    　　“您怎么看叶利钦？”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我跟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过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厂。

    　　我不同意他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理解他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在苏共党内得到了提拔重用，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可后来却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来一直在党的纪律协助下宣传推广的一切，放到脚下践踏。这叫什么立场？他还掀起了一场反对中央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觉得有人跟他作对。

    　　最后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我会为俄罗斯而斗争，捍卫它的利益。但同时我也要实行一条保全苏联的路线。

    　　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说的。读者可以对我当时对叶利钦胜选后的预见性予以评说。有些东西我还是可能估计不足，但就总体而言我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是实现了。在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我在6名候选人中赢得了第二的位置。对于未来总统的竞选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们的战略考虑：可不能给时间让老百姓多思考。于是，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1991年的8月到来了。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苏联垮台过程中的转折点。分析当时的事件可以得出结论：“暴乱分子”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在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通过任何文件，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猝。8月20日大约有2/3的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但书记处却拒绝召集中央全会。8月以后曾立案对党的许多地区领导人和某些书记处成员进行侦查，但统统因为这些组织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而宣告侦结。人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说明他们相信，这只是小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

    　　但胜利的一方立即向苏共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叶利钦的最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个条子：

    　　“苏共中央内部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下达命令，立即停止苏共中央大楼内的行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他手上拥有执行苏联总统和总书记命令的力量。布尔布利斯”字条上有一条8月23日写的批语：“同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被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受到叶利钦难以名状的羞辱。这位昔日的党内战友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训斥一个淘气的学生。就在全会进行期间，在顷刻间全都变成了反共先锋的代表们的一片哄闹声中，叶利钦签署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

    　　电视和广播都对这幕闹剧进行了直播。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已不复存在，他只剩下了一具躯壳。他在这场对全国致命的赌博中大败亏输。六年前在进军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改革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当天，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苏共中央应该通过一个艰难的，但诚实的决议——自动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各自自行决定。”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认可了对党下达的禁令，卸下了总书记的权力，号召党中央自动解散。这样他就埋葬了党——这是他青年时代就加入的党，党指引他走过了一生，引领他登上了国家最高职位。而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开幕。受苏联总统及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委托，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一份特殊的《宣言》。其中建议制订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签署，立即建立经济同盟，以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筹建人民代表苏维埃以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务委员会，吸收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了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协商推进经济改革有关事宜，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为了保存统一的武装力量，预计还要在国防领域缔结集体安全协议。宣言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支持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予以承认，并审议它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会员国地位问题。

    　　在这个时刻，代表们全都已经心知肚明，苏联的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架构，之所以还被人提出来，是因为多少还希望能保存一点统一国家的基础。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如那些堕落到只知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所言，是一届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却反而应该是一届战败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了，国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们正以自己的活动从各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大多数代表情绪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说他们非常压抑。看来我们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体葬礼。

    　　在这一届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后来在别洛韦日拆散苏联的三个人之一）实际上就支持了经济联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议：为了防止经济混乱，应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国的跨国组织、理事会或委员会，授予全权，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民生需求。不过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就号召过各加盟共和国签署这样一个1991年的经济协议，可是，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提议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领导尝到了他们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破坏性苦果。

    　　会上还响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见，比方像南乌拉尔的奥尔洛夫就说：作为一名工业区的代表，他支持建立跨共和国机构，以调节跨国经济关系。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此项建议，那就要请某一个共和国承担起这种调节任务来。否则各共和国将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国在最近的10—15年内是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

    　　就总体而言，代表大会的气氛还是处于对社会命运的担忧之中。国家正在受到民族灾难日益加剧的威胁，但又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建议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我还记得，比方说，白俄罗斯的茹拉夫廖夫是这样说的：“从联盟条约草案所建议的框架来看，联盟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它将国非国，邦非邦……联盟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所谓国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顿涅茨州代表萨乌宁警告说：“公民们为苏联的解体、未来对它的瓜分、国境的设立、难民潮的涌现感到不安（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些情况将伴随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制造新的民族冲突，甚至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在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再次仔细研究了该次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我想提醒：超过8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却只有一两个发言的人提到了苏共的问题。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亚工程建筑学院院长亚岑科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他的领导居然搞得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了暴乱……如果一个领导人对谁同你志同道合，谁支持你都既不了解也没有感觉，那还算个什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可是党的总书记，是它的“船长”，可是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逃离了“舰桥”，任凭党和普通党员听由命运摆布。

    　　苏联和俄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千方百计想让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议都是时代潮流，它们表达了国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

    　　叶利钦在这次非常党代会上的发言是一个胜利者的发言，他被胜利陶醉了。他宣布，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究竟干得怎么样，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最为复杂。他还要想办法保全面子，为国家非常委员会、苏共和苏联的解体，为国内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辩解。看得出来，对于苏联将要变成一个较为模糊不定因而也更为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一点，他是早就已经妥协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候，我要表示我最深刻的信念：我确信目前最中心、最首先要求立即明确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别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科学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也都无法解决。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全民公决时人们表达了保全苏联并予以彻底革新的意愿。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形式，就是主权国家联盟，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就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响应他的都是些应声虫，例如西拉耶夫，后来当上了俄罗斯政府首脑。8月事件和他担当的新角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提出了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毙国家非常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这个政坛新手在发言中颇为得意地宣称：“是的，过去那个统一的苏联死亡了。我们应该对那些为了‘泱泱大国’向隅而泣的人说一句：想要让帝国的僵尸复活么？这不等于是给死人做热敷吗？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思想了！”

    　　价值观的确是大不一样了……值钱的东西从老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放进了当代布尔乔亚私人的保险柜里。旧思想的确也被新思想排挤掉了，这新思想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金钱决定一切。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总主教阿列克谢的发言真是发人深省。我真想把他的整篇发言都引用在这里，但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引用几段：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人民代表们：我们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责任真是无比重大。我呼吁各位要深刻感受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当代同胞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先辈的责任，还是对那些并非在随意空想的沙滩上，并非在蛊惑煽动、贪恋权势、自私自利、嫉妒横生的基础上，而是在信仰、忠诚、充满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建造了共同家园的人们的责任。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我们这些代表说话，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希望能在众生迷茫的心灵中唤起乐观情绪，唤起公正解决我国面临各种问题的希望。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无数儿女用自己的功勋、生命、才华和能力，才造就了我们祖国的真正光荣。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我们言行的评判。未来的基础是在过去奠定的。而过去，则是我们历史的共同。它是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否定的。如果对这些事物不屑一顾，如果想否定它，抛弃它，在面临混乱变革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无数因忘记历史而产生的悲惨事例，以及遗忘造成的悲惨后果。

    　　我想用我国东正教精神领袖的这番教导来结束我对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叙述。它竟然成了为一个统一大国的覆灭而敲响的丧钟。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曾付出过数百年日复一日胼手胝足的的劳作。

    　　三个月后，这个大国就不复存在。虽然当代有许多伟人对此发出过警告。当我结束这一令人心情沉痛的章节时，我想援引我国一位同胞，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俄罗斯大地上的爱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遗骸前不久才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话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是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统一。谁要是想把它分开，谁就是个最可悲的人！……这种可悲之处在于这种盲目而荒谬的做法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将表现在经济上、战略上、国家体制上和民族精神上。而且，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连别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忘记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在自己身上尝到蓄意肢解它的恶果的滋味。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

    　　2006年12月8日，是苏联在世界地图上停止存在的15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别洛韦日森林的影片，里面记录了三个领导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文件，破坏苏联的场面。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拒绝到场参加拍摄，但在《俄罗斯报》发表了一个长篇访谈。

    　　这篇《自白》，还是当年为自己行为辩解的那些老套子理由。

    　　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人，就不能看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所谓苏联解体不可避免，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和粗鄙无理的诽谤。对这15年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也不想搞明白。

    　　就让这本书对我们伟大国家的主要破坏者蓄意不言的许多问题作一个回答吧。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对着我们国家的躯体去杀，去砍，毫不顾及它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们竟敢嘲弄自己的母亲，毫不在乎他们的罪孽将永生永世得不到宽恕。

    　　苏联的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回忆一下整个的过程。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前面有一章我已经谈到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致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嘛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利斯基，委员为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1991年11月25日，在诺沃奥加廖沃召开了新一轮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准备草签条约。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由于不赞成而没有与会。

    　　叶利钦的《总统手记》写道：“关于草签条约的声明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文本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这主要涉及如何把中央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苏联总统先是温和地说服，然后就开始生气、发火了。他说的那些根本不起作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顽固地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独立。不管戈尔巴乔夫来软的还是硬的，也不管他如何坚持，都无法使各加盟共和国尝到了自由甜头的领导人改变主意。当戈尔巴乔夫再次试图坚持自己的表述方式时，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立刻都起来反对他，他实在忍不住了，竟从桌旁跳了起来，径直跑出了会议厅。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厅里出现了短暂而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大家突然全明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诺沃奥加廖沃史诗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了。应该想出点什么新主意来才是。”

    　　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是这样阐述当年的事件的：“在诺沃奥加廖沃，出现了联邦问题。我站起来说：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致；如果再往前走，走到反对联盟国家，那我就离开你们走人，由你们自己去决定想要个什么样的联盟，由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又跑来找我——来的是叶利钦和舒什凯维奇。这样，才出现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方案，但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国家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保存国家的保证。”

    　　结果到了1991年的11月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和解的联盟条约草案稿——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在该方案中都被称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仅限于该条约参加国自愿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以下的文字就更荒谬了：主权国家联盟依然是国家，它拥有领土、国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主权的宣示仅为在国际关系场合。

    　　在这份草案中，还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比如草案说，主权国家联盟不具有自己的财产，它的权力是各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机关的拨款程序要经由特别协商，等等。有的还完全违背了逻辑：拟议中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自己的根本大法……

    　　现在很难想象，其实我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当年十分清楚，他们在炮制条约的一个又一个方案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目标明确地为毁掉自己的国家而创造条件。这些只是掩盖他们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他们实在太希望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成为握有全权的主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已事实上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们未来国家的内部。说来也巧，这种情况正好就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也就是在叶利钦说过“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好了！”之后。为了能使地方“吞食主权”的胃口消减，真是耗费了不少年月，好不容易才使得俄罗斯免除了解体之危。时间已过了15年，可是至今仍然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出大笔大笔经费来给某些俄联邦的共和国，以求摆脱被他们“吞食”主权。

    　　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同意走这条对于国家来说致命的妥协之路呢？现在他到处讲，他曾为一切形式的国家统一而斗争过。我想，这是他在耍滑头。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政客，以为只要建立一个虚幻的联盟，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了。而且，具有类似政权结构形式和各共和国间相互关系形式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时我国的这位领导人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呢？是希望哪怕是名义上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或者并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而是真的有什么政治动机和打算？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什么动机，最终结果是国家政权垮掉了。各级政治领导一齐动手摧毁了国家，他们在争夺自己大位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局势极度动荡，国家已完全失控。

    　　在这种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3日向我国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同意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他写道：

    　　这份文件是经过全面考虑和非常认真的分析，并有各主权共和国代表参加，进行长期谈判和认真修改后的产物。各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单独或共同讨论过这份文件。审议时也曾多次作出以扩大联邦特色和民主性为目的的彻底修改。

    　　我的立场很明确。我主张新的联盟，即主权国家联盟——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主权国家。我希望在你们作出决定之前，大家都能很好地了解我的这个立场。不能再继续拖延了。丧失时间将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时间已经丧失了。当时，离别洛韦日森林会见只剩下了5天……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1991年12月8日，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离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一个基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下称高层谈判方），”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样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弥天大罪。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是谁干下了这件事？又是怎么干的？

    　　为了备足炸毁苏联的爆炸物，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跟恐怖分子一样，早就开始做工作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叶利钦。他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品来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的。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

    　　提起这件事，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以及我原来的副手西拉耶夫正式会见的情景。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见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而且送进了彼此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下午约好要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先是跟叶利钦单独谈话，然后再有其他人参加。当时从戈尔巴乔夫电话中感觉这种会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作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见，因为我觉得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想方设法同这些活动家找到共同语言。我还存有一线希望：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毁掉国家统一的经济，置必然会出现的最严重后果于不顾吧……

    　　会见预定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三楼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还有政治局会议室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装修的。

    　　5点钟时我上到三楼。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和布尔布利斯已经在总统接待室里等着了。我跟布尔布利斯其实并不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物。我曾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见过这个人。这一回是我头一次直接同他发生冲突，在我的眼中，他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总会有一天，会出来一个好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给这个人画一幅肖像。现在，在我的面前站着的，不，准确地说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这个人，两只眼睛也在骨碌骨碌地翻动着。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会在接待室里，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见的人员中并没有他。

    　　总统的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一夏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公务办公室里的传统家具被撤下去了，换了很时髦的新家具。墙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苏联国徽，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插着国旗。在一张单独摆放在一旁的更适合于喝茶用的桌子旁，一边坐着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另一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和我。卢基扬诺夫由于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向进来的人通报了他同叶利钦一同讨论如何保持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分裂行动带给俄罗斯的危险、加盟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经济问题的情况。这一系列问题我是按习惯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气氛我也忘不了。与会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方面的思想步调并不一致，他们是一些无论观点还是目标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人。叶利钦说话的调门提得很高，满是一副胜利者同战败者谈话的派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手势、表情和行为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并没有想要利用这次会见，来寻求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之间的共同语言的意思，而只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比较中立，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自己的领袖提出的要求有多么荒谬。西拉耶夫则以谄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新老板，只要老板说什么，就同意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渠道制，即全部税入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再把一小部分上缴中央，以满足全苏财政需要。至于究竟是些什么需要，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先提前说一句，后来，过了不长时间，俄罗斯下面的那些共和国也学着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起破坏作用的原则拿过来当武器。叶利钦那伙人对此表示反对的时候，那可真是义愤填膺哪！可是在当时，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毁掉苏联。至于今后俄罗斯联邦该怎么办，他们还真的不太介意。

    　　我提出理由说，在现存的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而且还会引发国家管理中的混乱，所以不应被采纳。

    　　后来就更有意思了。提出要把所有外经活动收入全部留在各加盟共和国，而且还要由中央划拨50吨黄金交给俄罗斯支配，授予俄罗斯颁发出口原材料及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像是否应该由中央统一为各加盟共和国采购食品、粮食、某些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由谁来偿付到期的外债等问题，则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求这些问题应该在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并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功能时加以审议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我提出建议，要停止各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的统一金融系统。但回答完全停留在口号水平：说什么俄罗斯已经宣布是主权国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又讨论了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务和银行系统，从事外经活动。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十分沉重的印象。在决定来年即1991年国家生活的许多主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引爆苏联，引发人民对中央政权的更大不满，并通过这个浪潮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越来越尖锐。国家灾难性地飞速成为一个虚幻的、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也希望能稍稍稳定一下局面，但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公然怠工，施加直接影响瓦解了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在这种状况下度过。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舒什凯维奇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决定同希望加入联盟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签约的日期和顺序。

    　　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关于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勒斯特条约——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卑鄙下流”之作。而签约的“威胁”则是最后为彻底解决苏联垮台问题抠动了扳机。起初看来一切还相当像模像样。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邀请俄罗斯总统正式访问该共和国（同时还非正式地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打猎），目的是要说服叶利钦供给明斯克更多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快到了。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叶利钦临行之前，同后者有过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到白俄罗斯打算谈什么？他回答说：“我跟白俄罗斯有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一下。顺便再跟乌克兰人谈谈。克拉夫丘克不愿意到这边来，我却同意到那边去。”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星期一要见面吗？把克拉夫丘克请过来就是了。”他回答说：“想跟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说什么。”于是我说：“那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先说好，到白俄罗斯您谈的东西可不能超越联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不一定会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可是独立的。”“那您可以建议他成为一个非正式成员，”我这样说。“那他也不一定同意。”“那就让我们星期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好了，”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就是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就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应该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正是系于此人之身。几个月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将签署联盟条约，那叶利钦也会签。”不过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的气焰和虚荣的狂妄自大，以及以“独立”乌克兰首位总统载入史册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的意图方面一拍即合，对苏联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别洛韦日森林的会见在严守秘密中进行，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诸于世。

    　　飞机载着一群苏联的破坏分子于12月7日17时40分向明斯克飞去。到达维斯库利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已先期抵达，不等叶利钦到，就带着随从打猎去了。叶利钦到达后，举行了一次小宴。三位领导被别洛韦日的酒精搞得眼酣耳热之余，联袂出猎。然后，阴谋家们向下属交代了任务：要在一夜之间“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来。

    　　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我，可以说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代有意识消灭我国经济的事实。这帮家伙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迫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求达到唆使人民起来对中央造反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搞得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梦寐以求的政权。从这三个国贼的声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参加任何破坏活动。而他们所宣称的共和国法律凌驾于全苏法律之上的说法，禁止把货物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禁令，以及对物价进行的分别调整等等，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其实，正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分裂主义的决定，才把统一的经济空间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加盟共和国，对比方说讲俄语的人口的权利，就根本未予顾及。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略了，当时的外债大约有700亿美元。叶利钦把这么个沉重的包袱加到了元气大伤的俄罗斯一个国家肩上，尽管借来的债款在使用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沾了光。再说，关于克里米亚问题，若是对之视而不见，那要么是醉生梦死，要么就是脑子里缺了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垮台8年之后，为了在别洛韦日“替乌克兰捍卫了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都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坚持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中“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现在清楚了，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洛韦日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俄国人是不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留在自己的版图内了。他们甚至都打算同意让克里米亚划归俄国了。不过，当叶利钦竟连提都没有提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眼时，你说他们该有多惊讶！至于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会有多尖锐，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历经无数世纪而构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点趋于毁灭时，出现的问题真是无可胜数。

    　　这样，国家的覆灭终成事实。

    　　别洛韦日事件4天之后，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国元首解散苏联的声明作出了反应。指出，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都只是苏联创立国中的一分子，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权力。从那时起，在苏联宪法中，一直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力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起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三国没有权力决定涉及所有加盟苏联的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乃是绝对多数。委员会作出结论：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别洛韦日协议所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遭到破坏，社会无法管理，产生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文件只能看成是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此发出的多次声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仍在继续发展，不久就“胜利”完成。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还不足以合法地把消灭苏联及其所有相应政治法理后果的事实确定下来。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权力中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未经批准这些文件就不具有政治效力。在忙乱之中协议的炮制者和签字人甚至没有觉察有必要提交批准，也没有搞明白这批准程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一切都要取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审议应该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是作为苏联三个缔约主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条约来审议呢，还是作为已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同联盟主体为另一方，其中当时还包括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或者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来审议呢？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发难，要求批准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1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批准协议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便一个一个小时地向后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任代表都就文本提出了大量意见。这些问题必须要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商议才行。直到议会的晚间会议上，克拉夫丘克才得以把问题都协调清楚。

    　　他的发言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责难中央使国家解体，以达到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目的。“有人想要教训我们，”克拉夫丘克说，“以为对我们民族的关怀胜过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就在228票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协议，但有所保留。保留的地方有12条，对文件的许多条款都提出了修正。例如，“开放边境”一条就遭到异议，并决定放到以后再说。别洛韦日协议（也叫明斯克协议）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协调活动”，而在基辅公布的文本则被看成只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次咨询活动”。在有关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出现了重要补充。乌克兰议会加上的词句是：“独联体各成员国对驻扎在它们领土上的原苏联武装力量各部进行改造，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共同合作，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到了武装力量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留给中央的仅仅是一些直辖的战略武装力量。

    　　白俄罗斯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方面从法律地位上来讲稍微有些复杂。问题在于它同乌克兰不同，没有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样从法律角度来讲共和国的地位就远不是那么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在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简短地介绍了3国首脑在别洛韦日森林工作的结果之后，议会里的“左派”和“右派”突然都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议表示怀疑，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以他们的意见准会把独联体又引向原来的那种一元化的国家。而右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垮台，将会引起国内极度混乱。有些代表则认定舒什凯维奇签署文件是越权行为。不过，尽管起初的问题只不过是应不应该同意成立独联体，但许多代表还是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个立场在263名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反对的只有1票，弃权的2票。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协议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并不具备任何基础从立法层面上来批准由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在维斯库利签署的这份文件。唯一的一个拥有权力就协议和废除联盟条约作出合法决定的机构，就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构。而且，为此还必须通过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但这种方案对于想消灭苏联的一方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在具有专业素养人士中并不占有大多数。因此他们把别洛韦日协议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提了出来，这样，根据宪法，废除它就属于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范围了。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把1922年的联盟条约也提了出来，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当天叶利钦作了个报告。他把白俄罗斯谈判说成是“近期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显然，“联盟制度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自己最后一点活力都投向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对草拟的联盟条约各稿都不断地挑鼻子挑眼。“在这些方案里，”他总是这样说，“搞出来的模式其实还是那种强势中央联盟。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装饰品……只有4月在诺沃奥加廖沃才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共和国才同意达成一致，签署联盟条约……8月以后，苏联解体进入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弥留期……这个阶段我们简直是陷入了无尽无休的谈判和协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交换意见……所有这一切似乎具有了一种恶劣的规律的性质……苏联的3个创始国制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找到了一种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谁在其中也无法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一种说法，就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对自己过去的成员已经无法起到任何正面作用了。国际社会都认为他是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千百年来形成的，而现在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保全……达致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联盟中央——走向了终结，因为它没有能力从过去制度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在手中，就是束缚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

    　　在全会上很少能听见批评协议的声音。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已经拥有了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同意188票，反对6票，弃权为7票。当投票结果宣布后，大会速记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这次颠覆国家的行动以及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破坏行动就这样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对叶利钦的发言完全可以进行逐条批驳，但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他的同案犯和帮凶们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消灭后，各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千百万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罪行，为自己政治上的盲从和轻信，付出了而且现在仍在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一次例会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审议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提案。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的是俄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政权党”和“农业党”这两个党的议会党团。

    　　在讨论议事日程的时候，正如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行动的那些人都起来反对审议这个问题。其中有“亚布卢”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有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沃伊托夫和尤申科。而且，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代表居然还占到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带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要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⑦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⑧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说过，在订立别洛韦日协议以及协议订立后的那段日子里，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家都出来维护叶利钦。他们总是在说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去毁灭苏联，他们只不过记录了它的瓦解，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既然批准了协议，那自然也就完全洗清了叶利钦身上的一切罪过。可是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则根据这一指控内容的原则条款，非常明确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点：认为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这一点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条约先是由6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联邦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签署，后来又有9个共和国加入，这样就组成了苏联。而且，条约的基本条款又成为苏联1924年宪法的一部分。后来，它的基本条款实际上完整地写进了苏联1936和1937年的宪法和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比如俄罗斯联邦1925、1937和1977年的宪法）。

    　　1922年的联盟条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宪法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废除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创始性质的文件。它不是什么国际条约，而是创始性质的条约。创建的是一个新国家。条约中以及后来的宪法中保留了每一个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力。退出的程序在1990年4月3日的苏联法律中有规定。只有履行了与这个法律相一致的全部程序之后，某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才能最终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第二点：别洛韦日协议炮制者们犯下的罪行（我看是最大的重罪）实际上是取消全苏全民公决结果的罪。我要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就是否应该保存革新后的苏联的问题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在1亿8560万有投票权的苏联公民中，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为1亿4850万，占80%。其中有1亿1350万或76.4%的人投票赞成保留苏联。根据全民公决法，这个决定在整个苏联版图上具有强制力，要取消它只有再举行全民公决。法律责成所有国家机关、团体和所有官员都责无旁贷地要履行这一决定。

    　　第三点：叶利钦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同时，也破坏了俄联邦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当时有效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苏维埃俄罗斯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全苏联的公民。有70%以上的俄联邦公民于3月17日再次表示，愿意做苏联公民。别洛韦日协议却破坏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最主要基础之一——国籍制度。2500万在自己土地上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外国人。

    　　15年过去了，可是国籍问题、难民问题、如何在新居留地安置他们的问题依然还是那么尖锐。由于统一国家解体，各主权国家推行了一种剥夺俄罗斯人公民权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他们被迫又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来侨居。

    　　由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迁来的移民，在过去10年中的头5年，每年就达到100多万，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为38万。对于每个移民来说，这样的迁移其实就是生活中一次根本性的大变故，会带来无数异常复杂的问题，说得好听点，这些都是巨大的困难。

    　　不过在那酒气熏天的别洛韦日之夜，签署文件的那帮家伙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一定要达到主要目标——瓦解统一国家，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

    　　叶利钦和他的同案犯做到了许多国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想做的事：瓦解、消灭我们的国家。至于谁能够从中渔利，这一点不难猜测。例如，1991年12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美国欢迎和支持新的独联体国家所作出的倾向于自由的历史性选择……这些事件虽有可能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它们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早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叶利钦身边的人就在大洋彼岸朋友们的授意下，制定出肢解苏联的计划。这些人经过长期工作，影响了叶利钦政策的形成，这些无疑对1991年12月8日通过的决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由波波夫提出，并经“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到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嘛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嘛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福克兰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开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同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⑨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意义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所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些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⑩，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到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的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库德琳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餐。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联邦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慢性病。到中学毕业时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仅占10%。在儿童身体和心理发育方面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出现障碍的情况，即出现晚熟现象，而不是像苏联时期出现早熟现象。结果年轻人中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服兵役和从事有效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根据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俄联邦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答询时的发言，2005年秋季应征的人员中，大约10%体重不足，因此这批青年本应在入伍后立刻进入军事训练，但却不得不送去“增肥”。而且，由于体重不达标，兵役局还免除了多达9万名17岁青年的兵役。

    　　总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得出明确结论：在我国推行所谓“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责任应该由总统叶利钦来负，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他是国家元首，由他来组织政府，领导政府活动，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方向。他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选择不作为，以此造成对国家和俄国人民利益的损害；他实际上把国家杜马排除在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上，他的行为常常同当年对待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态度一样。

    　　正是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浓浓的黑雾笼罩了我国大地。自然会有人问：一个国家元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不错，他的确不是内行，这一点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可是他不是有一大群专家学者、生产第一线的第一流专家供他差遣吗？但他却根本不想利用这些人的潜力。作为一个了解他性格的人，我可以说，他就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人民进行报复，只是说不清为了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俄罗斯人民，1991年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投票要他上台的人民，简直就是一堆粪土。他要的是权，眼睛里只有权，为了权他可以炮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他可以消灭人民代表苏维埃。他权欲熏天，权力就是他生命的终极意义，对此他毫不讳言。

    　　无疑，叶利钦对他的西方“朋友”，是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就是他置我国科学界的抗议于不顾，执意推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危害极深的经济改革路线，并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改。国外的一群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给他写过类似的论据充分的信，揭示出这种改革对俄罗斯有多深的危害。但结果也是一样。

    　　叶利钦改革俄罗斯的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这个目标就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正如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所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今天的领导人继承的俄罗斯，是一个被毁掉的俄罗斯，其中有许多可以想见和难以想见的灾难。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进展，但面临的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希望现在这段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将会出现曙光，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将享受盼望已久的灿烂光明！我们绝不该失去希望！

    　　50年前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当时他身处流放之中，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就曾以预言家的敏锐写道：
    　　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是不能被随意肢解的。这个机体在地理学上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上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精神、语言和文化上也是一个整体，历史地把俄罗斯民族同它的民族小兄弟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也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洲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

    后记

    　　这本书写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为了备忘，把发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较重要的、后来又对瓦解这个强大统一国家苏联起着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记录下来。但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惨年头逐渐远去，我跟我的许多同龄人，由于曾经身处我国生活这一最艰苦年代各种事件的旋涡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讨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这种心灵和理智的呼唤。现在，当这项工作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对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个简短明确的表述，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烦言赘语，因为它们跟本书基本内容密切相关。

    　　其实，笔者并没有把分析我国解体的所有原因和事实列为本书的任务。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完成。本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导致这一大悲剧发生的某些情况。本书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了我本人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事件的态度。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说中，也对我国15年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了评价，并把它称之为世纪悲剧和灾难。作为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正确的。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远，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甚或领土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质，并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政治地图经过一定历史阶段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化，因为它要反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二战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战胜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开会，后来又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把它的结果固定下来。而这些结果的出发点，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以及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弹，使我们得以在没有大的全球冲突，没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了只不过是短短的20年。可是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欧洲，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苏联，竟出现了24个新国家。而且这个过程还未必就此会打住。现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共和国在等着。

    　　苏联垮掉之后，国际力量平衡也被破坏了，强烈的地区震荡的冲击波扩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灭，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北朝鲜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胁。此外，不是还有近东各国之间由于多国利益而发生的多年流血冲突吗？

    　　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近15年来发表过许多论著：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学的东西，还有某些对个别事件主观性极强的描述和回忆录等等。不过，每种著作所涉及的，也仅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争议的记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想，最终一定会有人出来，我国领导人也会表现出政治魄力，把客观评价这一灾难的全部复杂原因，把对那股策划并实现了这一灾难的力量进行分析，确立为自己的任务，并完成该任务。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帮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苏联和苏联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过的道路泼脏水的个人想法——现在的“民主派”就喜欢干这种事。为了我国的未来，为了我国人民的未来，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导致1991年各种事件的原因相当多。起作用的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谈到过外部对我国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过的一些话。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话里包含了同我国进行长期斗争的全部指导思想。

    　　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地方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行动的。他们千方百计在我国特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为自己寻找“朋友”。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影响的代理人”。应该说，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很卖力气。

    　　那场“冷战”的展开也不是偶然的。几十年中，它可把苏联拖苦了，把大量国家资源吸引到军备竞赛中去，而它们本来是可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这一点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没有影响。苏联同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盟友，在经济上较之于美国和它的欧洲仆从要弱一些，因此，为了保持基本军事均势而出现的国防开支，就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了比对方更为容易感知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资源，苏联也作为援助给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出现悲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倒是讲得相当详细和具体。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苏联有过民族问题的纲领，而且也一直在实施之中。对中亚各发展缓慢的共和国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被提到国策的高度。实际上除了白俄罗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补贴。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联邦制共和国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国的现象。这一切为的都是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友谊。

    　　应该指出，苏共在民族问题领域内的活动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正面解决的。这些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内部某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构建出一种各加盟共和国参加国家管理、参加议会、参加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关系的牢不可破曾经经受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各民族苏维埃联合体的生命力和威力是胜利的一大重要源泉。无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在最艰苦的考验年代之所以能团结一致，还有一个事实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国当时正面临被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危险。

    　　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对以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① 紧靠着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广场，位于亚历山大花园和无名烈士墓旁边。现该广场地下又建有新的购物中心。——译者

    　　②本节参考了哲学博士M.C.朱努索夫教授的理论著作。

    　　③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译者

    　　④ 赫罗斯特拉特是古希腊的一个人，他为了在历史上留名，于公元前356年竟纵火焚烧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品——阿泰密斯神庙。——译者

    　　⑤阿法纳西耶夫为历史学家，一度人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曾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帕尔姆不详；波波夫为经济学家，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主席；萨哈罗夫，核物理学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译者

    　　⑥索布恰克于1991-1996年间任列宁格勒市（后圣彼得堡市）市长；特拉夫金后创立俄国民主党，任该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一度任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斯坦凯维奇不详；波尔托拉宁原为莫斯科真理报主编，先后任俄联邦出版信息部部长、联邦政府副总理、国家杜马信息政治通讯联络委员会主席；布尔布利斯先后任俄联邦国务秘书、俄联邦总统委员会国务秘书等职。——译者

    　　⑦为免除犯下重罪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职务而提出的议案，有一个简短的法律结论，刊载在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文件资料集中。

    　　⑧本章的这个部分就是以俄联邦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的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其中有罗季奥诺夫、伊柳亨、维涅季克托夫等人的证词和发言，还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希波夫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兹涅佐夫的研究资料。

    　　⑨这部分使用了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维涅季克托夫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⑩这是指到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开会的日期为止。

  • 加亚·文斯《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目录
    前言
    创世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火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美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时间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前言

    2004 年，内尔·哈比森准备更换他的英国护照，但是他提供的照片却出了问题。英国护照署规定，护照照片“不可包含申请人之外的其他人或物”“不可戴帽子，不可含奶嘴，不可戴有色眼镜”。
    但是没有任何一项规定提及天线。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要求哈比森摘掉他头上的“配件”，重新提交换证申请。哈比森解释，他头上的天线不是配件，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大脑的延伸。而且，天线也摘不掉，因为天线已经通过手术被植入他的颅骨。最终，英国政府给哈比森签发了护照。
    哈比森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位被正式承认的电子人。
    哈比森则称自己为“跨物种”人。在科技的帮助下，他进化成了不一样的人，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已经超出了自然的范畴。
    哈比森现在有了超感官认知能力，他可以通过头上的天线“听到”颜色。哈比森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全色盲症，他看不见颜色，眼中的世界全部笼罩在灰色的阴影下。21 岁时，这位艺术生同一名音乐家和几名程序员一起策划开发了一款电子设备，这款设备能够将色彩转化为音符与和弦，从而让他感知色彩。苦寻之下，在 2004 年，哈比森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帮助他将设备植入体内的匿名医生。
    哈比森头上有一根可弯曲的黑色天线。天线从他后脑的头发下伸出，向上绕过头顶，垂到额头前。哈比森把头发剪成锅盖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头盔罩在头上。这样的造型进一步模糊了生物人和人造人之间的界限。天线的前端有一只电子眼，可以识别哈比森周围物体的颜色。这些颜色的光波频率会通过天线传送到哈比森头骨中的芯片中。这个芯片可以将传来的光波频率转换成相应的声音频率，帮助哈比森通过头骨“听到”世界的颜色。
    植入芯片和天线后，颜色信息如洪水般涌入哈比森的大脑。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他要十分费力地弄懂这些颜色信息，分辨出哪种声音对应哪种颜色。但是，15年过去了，现如今的他生活在“色彩丰富”的交响乐中，甚至连梦境都是彩色的了。哈比森脑内的电子传感器已与他的大脑完美结合，他可以把各种声音当成颜色来体验。后来，哈比森开始尝试将人们的声音和音乐作品绘制成画，从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到 Lady Gaga（美国歌手）的流行音乐都有涉猎。接着，他开始将自己的感知扩展到人类感知范围之外。现在，哈比森能够感知到紫外线、红外线，所以他可以“看见”暗处的东西，欣赏到那些正常人看不到的图案，甚至还能感知到残留在树干上的动物尿液中的紫外线荧光。哈比森还升级了芯片，使芯片可以接入互联网，因此他可以同卫星相连，通过外部设备感知色彩。哈比森说，这个芯片就是一个可以不断进化的器官。
    2018 年，哈比森将指南针组件嵌入膝盖中，这使他能够感知地球磁场。他的下一个植入物是他设计的一个冠状装置，他将这个装置称为“时间器官”。这个装置会覆盖他的整个大脑，创造出一个 24 小时围绕头骨不停旋转的热点，使他能够感知时间。换言之，感知地球自转。在他的大脑能够接受并融合这个新器官之后，哈比森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热点运动的速度来拓展或加强他对时间的感知。比如说，如果想要拉长某个瞬间，他可以降低热点的旋转速度。通过这种方式，他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对衰老的感觉，操纵自己对时间的相对体验，活到170 岁。他解释道：“我们有视觉器官，所以可以制造视错觉，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感知时间的器官，我们同样也可以制造时间错觉。”

    “电子人”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和内森·克莱恩提出。他们当时描述了一种设想，即增强的人类可以在外星环境中生存。现在，这种设想在哈比森的身上得以实现，在数以亿计的依靠隐形眼镜、人工耳蜗、人工心瓣膜以及其他仿生设备增强身体能力的人的身上得以实现。不管这些工具或者设备是否同人的身体融为一体，它们都帮助人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比如，我们不用翅膀就能飞行，不用鱼鳃就能潜水，甚至还能“死而复生”，或者登陆月球。简单说，这些工具可以是增强牙齿咬碎能力和指甲撕碎食物能力的刀片，也可以是带底的鞋子，让我们在碎石路上跑得更快。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电子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科技发明。
    但是，如果只把人类当成拥有高级工具的聪明猩猩，就不会明白人类因何而伟大，也无法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人类发明了纷繁复杂的工具，同时也拥有语言文化、艺术作品、社会群体、基因遗传、风光景致、信仰体系等诸多工具以外的事物。我们创造出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一个社会操作系统。没有它，哈比森的天线根本制造不出来，即便制造出来了，也毫无意义。正是人类赋予了科技存在的意义，推动着创新的发展。我们绝不仅仅是进化的电子人。
    我猜你不是光着身子坐在刚果的丛林中的一棵树上读这本书的，而是像我一样穿着衣服。我们衣服的原材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植物。这些植物先通过机器被纺成纱线，然后被织成布，之后被染色，再按照某地某人的设计被剪裁，由多人缝制成衣服。之后衣服会被运到别处，经由他人定价和营销，通过商店等各种渠道，最终成为我们身上的衣服，将我们的皮肤完美地保护起来，就如同动物的皮毛对动物的保护一样。或许你正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其原材料是沉积的海洋生物残骸。这些原材料由钢制工具开采矿石而得，历经爆破、精炼、组装等步骤。在造型方面，更有许多设计师团队独立设计，千年来在不断变换。
    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脑海中都在浮现出我写的这些话，就像我在你身边对你讲述一样。这一刻，我们的思想直接相连，哪怕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是用不同的语言写下这一切，哪怕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即便聪明如你，孤单一人时，也会无以存续。可以说我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身边无数的陌生人。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辛勤工作和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吃的午餐，穿的衣服，用的家具，住的房屋，走的道路，居住的城市、国家和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些相互协调合作的陌生人也依赖着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去的人。但是，生活在地球上的 70 亿人之间并没有合同，也没有计划，甚至也没有共同的目标。
    几十亿人辛勤忙碌，过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依赖的生活，而这一切居然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千万不要认为这太不可思议，因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从眼睛到脚趾甲，再到有意识的大脑，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一个小小的细胞，并且在几周内就可以长成。当受精卵开始生长和分裂，它可以形成大量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可分化成身体中任何类型的细胞，而分化的结果取决于细胞落脚的地点。如果一个细胞偶然到了囊胚的外胚层，那它有可能会成为脊髓中的神经细胞，而另一个细胞则可能会因为落到了其他位置，而成为一个心脏细胞。进化创造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个简单的细胞就可以构建起一个由相互协作的细胞和器官组成的功能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人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欲望，然而人们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人类进化是一项没有方向和目标的社会工程，却创造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

    今天的人类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而且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而我们现存的近亲，也就是如今濒临灭绝的黑猩猩，仍然保持着数百万年不变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但又与其他动物有着相同的进化过程。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着迷，我开始着手了解人类到底为何与众不同，开始探索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让地球发生了改变，将猿转变成人。

    下面这个神奇的进化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故事的背景就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间的特殊关系，我将其称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它们互相强化，使人类与众不同——既能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生存，又能推动自身的变化。人类已经脱离了其他动物的进化轨迹，变得更加伟大、更加非凡。其实当我们改变了创造人类的环境时，我们就开始了最伟大的自我超越。
    让我来解释一下。
    人类是地球的产物，由地球孕育，在地球上出生。地球对人类的塑造作用经常被忽视。但不得不说，是地球使我们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为了适应地球环境，我们开始直立行走，讲有声调的语言，对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力，并形成了文化。所以，我的故事就从“创世纪”的地理起源讲起。所有的生命都由宇宙中的物质构成，人类就是广袤宇宙的一个缩影。沿海岸线分布的石灰石悬崖里的钙，也存在于人类骨骼中，来自恒星。起源于彗星的水，在地球上形成了奔涌的河流，以及流淌在人类身体里的血液。

    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经过了生物进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机发生的遗传差异在族群中世世代代积累，最终带来物种演化。如果某些生命体携有更适合生存的基因，那么它们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这些基因传给后代。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压力，也推动物种不断进化，开拓地球上每一处栖息地。

    我们的祖先聪慧机敏，社交能力强，适应了他们早期生活的热带雨林。而文化就是他们适应环境的方法之一。“文化”有很多含义，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文化是指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人类的文化依赖于向他人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人类并非唯一进化出文化的物种，但人类文化比其他物种的文化要灵活许多，因为它会不断累积、不断进化。人类不断累积的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能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累积的文化进化改变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是因为环境和基因的变化，文化也成为影响因素。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基因进化依赖于变异、传递和生存差异，这三点也与文化进化有关。不过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生物进化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对文化进化来说，群体选择要比个体选择更重要。同样，人类智慧更多地来源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

    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沿着这条进化之路走下去的人类物种——后文还会谈到我们的表亲，但我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种。几十万年前，人类在文化的帮助下，开始摆脱原始的生活环境，突破了物理和生物上的限制——正是这两个限制让其他物种无缘创造力。人类这种非比寻常的进化，由4个关键因素驱动，即火、语言、美和时间，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介绍。

    “火”部分描述我们如何为自身的能量消耗找到外部资源，突破生物极限，拓展身体能力。“语言”部分研究信息在人类成功进化中扮演的角色：语言帮助人们准确地传递并存储复杂的文化知识，进行思想交流。语言是一种社会黏合剂，用共通的故事将人类连接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让我们依据社会声誉分辨出谁更值得信任。“美”部分则重点讲述人类活动的重要意义，即让我们通过共同的信仰和身份凝聚在一起。艺术表达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这些联结在阻止遗传物种形成的过程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联系更加紧密、技术更加先进。最后，“时间”部分讲述时间是人类客观、合理解释自然演化过程的基础。知识和好奇心的碰撞让人类比其他所有动物走得更远：我们利用科学来规范世界秩序和自己的位置，让人类遍布全球却又紧密相连。

    正是火、语言、美和时间 4 个因素的相互交织造就了人类的与众不同，解释了人类的各种行为：为什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更有创造力？为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那么焦虑？为什么菲律宾说书人有更多的性生活？为什么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为什么欧美人和东亚人看脸的方式不同？这与人类进化相关的三种因素——基因、环境和文化相互影响。比如，你的任意两个朋友彼此可能也是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网传递性，它会影响你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表现。但是这种传递性会受环境的影响，比如与世隔绝的村庄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因为大家互相认识。更重要的是，你朋友的数量会受到你的基因的影响。这大部分归结于机缘巧合：你是谁、你出生的地点和时间可能比你将来做出的任何选择都重要。

    人类如何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现在正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好时机。我们在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这些进展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见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物种进化过程的理解。例如，之前有人认为，通过某种认知或基因革命，所谓的行为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首次出现于 2 万（或 4 万）年前，但现在这一观点面临着挑战。2007年，人类首个个体基因组排序完成。从那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解开了自己独特的基因编码。这样一来，我们能更加理解我们的集体历史，理解我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以及我们与最亲密的人类近亲是如何联系的。考古学家使用新的年代测定技术，在最古老的艺术品和古老的技术上有了惊人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进化绝非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正迈入一个新型合作时代：许多来自保护主义研究领域的人首次开始交流，推翻了既定的教条，公开了大量的数据、见解和经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悖论，即为什么我们在生物学上如此相似，在行为上却如此不同。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生物、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
    我们会发现，文化进化让我们能解决许多与基因进化相同的适应性问题，而且解决的速度更快，不涉及物种形成。人类反复经历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三位一体，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非凡物种。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可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从而加速我们的文化进化，使其更复杂。而文化进化又会让人类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这是一个相互强化、循环往复的过程。
    今天，人类人口规模和连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也使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创造我们的这个星球推入了全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单单是物质变化的累积重量，包括道路、建筑和农田，目前就约有 30 万亿吨，这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的联系无限紧密的地球上。地球人口或将达到 90 亿甚至 100 亿。看看周围：人类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景象的智慧的设计师。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是不受我们影响的，我们甚至开始往太空里扔垃圾。
    我将带你们踏上一段旅程，向你们展示人类独特的属性是如何改变人类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属性是如何重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临界点上。文化、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正在高度合作的人类群体中创造一种新生物——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超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这就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故事。

    创世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解释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人类对自己的起源充满了好奇，于是编造了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解释类似猿如何学会说话等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重要的是，事情的真相确实意义非凡。
    仰望星空，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几百万年前的样子。人类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过去的世界，接收人类诞生之前就有的光和图像，感知早已不复存在的美好。
    人类不仅要通过历史，也需要通过科学了解人类起源，毕竟现在的人类是由过去的人类发展而来的。这就好像一个人的酒窝可能遗传自他的曾祖母，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可能源自古时的某场战役，所以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祖先的时代，才能找到驱动当今人类世界发展的各种结构、科学技术和行为的源头。
    探索到最后，我们发现，人类同太阳联系密切。我们的创世故事是一个关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故事，这三者共同作用创造了某种物质，而这种物质又控制着这三者。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到地球上的一切，再到地球本身乃至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 137 亿年前的奇点上。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137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产生了足够的物质而非反物质，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
    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曾像量子点一样稳定。宇宙大爆炸后，它的产物以无序状态不断膨胀。在地球上，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体同熵进行斗争，试图在无序中创造有序，利用粒子能量形成复杂的物质结构。
    物质的产生需要能量。物质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是构成铁块、大象的耳朵还是热带雨林的气味，取决于质子数的不同。1 个氢原子只有 1 个核内质子，而 1 个铅原子则有 82 个核内质子。氢和铅的不同及对我们的用处主要由原子之间的能量转移方式决定。原子的能量转移方式又受到核外电子的影响。这些电子绕原子核运动，遵循量子力学的玄妙法则。
    原子间的电子运动伴随着能量的交换，这是地球上每一个化学反应的基础。这些反应可以是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复制，也可以是婴儿的咯咯笑声。我们早餐喝的粥中也含有电子，正是电子运动转换的生物能，才让我们中午有力气吃三明治。电子运动帮助原子形成化学键，构成分子。分子是所有活细胞的基本构成物质，也是构成人类的基础。
    宇宙中大约 90%的物质是氢，5%是氦（2 个质子组成的惰性元素）。氢和氦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瞬间产生的元素。恒星发光时，氢原子融合，产生人类世界中质量更大的元素，包括氧、碳和氮。这些元素在宇宙中十分罕见，却是构成人类身体的主要元素。剧烈的宇宙大爆炸带来了人类，也带来了我们珍视的元素。人们佩戴的黄金首饰，很可能是某次足以让整个宇宙随之震颤的恒星碰撞后的残骸。

    引力将星际间由氢、氦和宇宙尘构成的云（即星云）汇聚在一起，使这些物质的原子融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新一代恒星。太阳是人类创世故事中最重要的恒星。诞生于 46 亿年前的太阳是一个核反应堆，它在宇宙尘埃云中不断燃烧氢气。日冕层之外，大量矿物质碰撞融合，形成了不同的星球。其中，地球是太阳系由内到外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形成之后，受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的撞击下，被削去很大一部分，削去的部分形成月球。受月球的影响，地球上出现潮汐变化。此外，撞击使地球的地轴倾斜，形成了四季和洋流。地球的位置、木星的引力和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为宇宙间最伟大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坩埚。

    水分子仅占地球分子的三百万分之一，但有一点很关键，它们都集中在地表上。40 亿年前，彗星撞击地球，它带来的数种氨基酸是 DNA 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们与地球上的元素结合，促使海洋中孕育出生命，拉开了创世故事的序幕。因为纳米级别的原子质量过小，所受万有引力可忽略不计，所以占主导地位的是分子间作用力，比如静电荷的吸引与排斥。人们吃惊地发现，某些化学过程可以自我复制。单一的 DNA 分子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创造出新生命。这种奇迹是发生了一次还是多次？确切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细胞奇迹般地进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生命，这其中包括人类。而人类品尝了智慧果，现在能够创造自然了。

    生物的进化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视、走、飞的能力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生物上，也可能会消失。但复杂的生物进化需要时间。在与人类相似的生物产生之前，其他生物和环境的进化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最初，地球上的大气不能供生命呼吸，因为原始大气由氢气和水蒸气组成，不含氧气。20 亿年后，大气中才含有“生命之气”——氧气。这种改变要归功于蓝绿藻。它们吸收光能，进行二氧化碳同化，制造糖类有机物。在制糖的过程中，氧气作为副产物被释放到大气中。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火山爆发、地质运动以及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距离的远近都会不断影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生命之气”氧气的平衡，改变地球气候，改变海洋的化学和生物结构。在地球形成伊始的 35 亿年间，地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冰川作用。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结束后，结构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形式在地球上激增。

    生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将地球变成了一个能呼吸的、极具生命力的系统。植物进化时，其根茎加速了岩石的分解，侵蚀河道，拓宽河流。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化学能，为整个地球提供能量。动物吃掉植物，吸收化学能，释放二氧化碳。动物死后，它们的尸体形成原始岩石的沉积层。

    反过来，地球也制约着生物的繁衍，因为生物的进化受到地球地质条件、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的多重影响。在过去 5 亿年间，地球上有 5 次物种大灭绝，主要原因是火山喷发、地壳活动、行星撞击和重大气候变化事件。每一次大灭绝后的幸存者都会重整旗鼓、不断繁殖。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基因随机突变，这些突变后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就像中国耳语游戏。环境迫使生物进化，生物也会选择性地适应环境带来的进化压力，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以植物为例，随着基因的改变，植物逐渐适应了沙漠环境，又反过来把沙漠变成相对湿润的灌木丛林或旱地森林。而这种改变又会影响其他基因和物种在这里生存的可能。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进化似乎是必然的。但并非如此，我们人类的产生没有必然性，其他任何智慧生命的产生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大量的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累积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偶然汇聚成了涓涓细流，带来了不可预料的结果。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章鱼和人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可以共享时空。
    我们要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最大的进化突破。6600万年前，6月下旬的某天，一颗令珠穆朗玛峰都相形见绌的巨大陨石以每秒14千米的速度（子弹速度的20倍）坠落在现在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它来势汹汹、速度极快，落到地球表面时完好无损。这颗陨石对地球大气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它坠落到地表之前就已经压迫地面形成了巨坑。坑有约 32 千米深，直穿地幔。这次撞击形成的冲击波波及整个地球，引发了火山喷发、地震、滑坡和火灾。灾难后，即便有幸存下来的生命，它们大多也被随后天谴般的全球气候变化毁灭了。统治地球数百万年的恐龙消失了，随之产生的生物空缺由哺乳类动物的祖先填补。
    约1000 万年后，迅速的气候变化使世界变得湿润。热带雨林、棕榈树和红树林向北蔓延至英格兰和加拿大，向南至新西兰。当时的北冰洋水面平静、水流平缓，水温达到 20 多摄氏度。全球海平面上升，动植物大规模迁徙或灭绝。哺乳类动物逐渐多样，出现了许多今天常见物种的祖先，包括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约 2,000 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相互碰撞，板块交界处高高隆起，形成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开始上升，这种上升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板块碰撞形成的新地理情况让该处的生物和气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猿猴分化出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包括东南亚季风气候在内的多种新气候类型形成。同时，非洲之角下方的火山活动在非洲大陆东部撕开了一个南北大裂谷，裂谷两侧隆起高山，其间有一个海拔不断升高的山谷。这一过程破坏了地貌，改变了气候，孕育出大量进化的机会。
    人类突出的色觉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此时，已经学会觅食的人类祖先发生了基因突变，进化出额外的（第三种）视锥细胞，使它们可以分辨红色，而大多数猴子只能看见蓝色和绿色。依靠辨色能力，它们可以识别有毒植物和成熟果实。成熟果实含有更多的能量，而且消耗较少的能量便可将其消化吸收。良好的营养促进了大脑发育。有数据表明，吃果实的灵长类动物比吃植物的同类多 25%的大脑组织。
    人类进化过程中，另一个关键转折点是我们祖先的栖息地从森林转移到草原，其根源可追溯到300万年前的一次地质活动。当时，漂浮的南美大陆与北美大陆在今天的巴拿马附近冲撞在一起，这改变了洋流路线，分割了太平洋，形成了如今的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热带的温暖海水向北冰洋流动，到了那里水温下降，海水下沉，并向南回流，形成大洋传输带，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这个环流形成了墨西哥湾暖流，为冰封的北极提供水分，多次带来全球冰期，甚至重置了全球降水分布。这使东非气候变得干旱，并在那里产生了全新的热带草原。
    在人类祖先逐步适应草原环境的几十万年中，气候变化也使以前的森林栖息地面积逐渐缩小。大多数时间里草原上没有果实，所以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咀嚼植物的根和鳞茎来获取蛋白质，而且越来越依赖群体的帮助。人类这种由可自我复制的细胞编排而成的物种，已准备好开始自我驯化。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直布罗陀巨岩屹立于欧洲南端，即便隔着地中海从非洲望去，这个荒凉的白色地质图腾依然清晰可见。巨岩底部有一个泪滴形裂口，里面便是戈勒姆岩洞，其内部巨大，宛如一座教堂。这里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又是谁，在何时，在这古老的由海浪冲击形成的岩洞内出生、恋爱、工作、生活，直到死去？这个岩洞是我们祖先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最后的家园，它们在此生活了数十万年。

    回溯到 35,000 年前：彼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极寒的冰川时期，局部出现了物种灭绝，而本可以迁往气候温暖地区的一些动物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时间里，戈勒姆岩洞着实是一个世外桃源。海平面比别处低上好几米，辽阔的狩猎平原一直延伸到海边。岩石高处会有人放哨，随时提醒下面的人注意猎物或是危险，比如狮子。岩洞前地势开阔，矮丘上碧草如茵，泉源湖波光粼粼。湖附近的湿地是鸟儿和鹿的天堂。半岛周围蛤蜊成群，燧石成丘。附近的洞穴是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

    来看看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岸边，孩子们在收集河中的浮木。平原上，两个女人刚刚伏击了一只漂亮的黑羽秃鹫，准备把它带回戈勒姆岩洞。岩洞的中庭有一个大壁炉，人们聚集于此，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准备食物，有的在打磨工具、制作衣服。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正用石刀削着一根笔直的白杨树杈，削下的木屑卷被他踢进了壁炉的柴火堆中。小伙子身边一个红头发的矮胖女人正在剥蛤蜊，并把它们串在一根削尖的骨头上。弄好后，她先送给她虚弱的婶婶吃。婶婶的孩子夭折了，人们已经将孩子埋葬。
    这边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另一边，一个年长的男人，好像是个巫师，正在用打来的秃鹫制作漂亮的黑羽披肩和头饰。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还有时间思考和创造艺术。洞穴深处是一间间小卧室，每间卧室都点着用来防御的火堆。一个特殊角落里有一块石雕，上边刻有交叉着的平行线，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相比较来说，偏北部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创造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比如赭色的动物画、手印、鹰爪串成的项链和赭色蛤蜊壳制成的盒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出非洲，有着先进的文化和超强的生存本领，最后仍将走向灭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干旱的气候将适合打猎的茂密森林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不了解的草原。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生育率也不高，婴儿总是生下来就夭折，大人们也更容易染上疾病。或许他们已经遇见了体型稍小的智人，这些人大规模地迁移，来到尼安德特人雄踞已久的地盘上建起他们的家园。这样一想，就觉得人类是如此脆弱。而又是怎样的偶然让今天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子孙呢？

    要想回答“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首先要问，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的文化，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化其实是个特例。尽管动物有着越来越多令人着迷的行为，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文化会像人类文化一样复杂和灵活。大多数动物都依赖天生的技能生存，而非相互学习。它们的文化不具有累积性。同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不同，几百万年来动物们使用的简单工具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的改良。

    不过，部分动物的文化确实可以在同类之间传播。这些物种必须要足够聪明，能够学习全新的行为，还要有足够的社交能力来传播文化。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使用的工具复杂程度最高。原本，人类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 600 万年前二者出现了分化，走上了各自的进化道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非洲黑猩猩身上发现了 39 种不同的行为（大部分黑猩猩群体有 20 种），其中最复杂的是砸坚果。

    文化的累积性是指文化发展像棘轮一样，一环搭一环，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并代代累积下来。而一种文化想要具有累积性，需要达到很高的要求。一只黑猩猩可以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只黑猩猩能学习这种行为（文化）。但是它不需要思考用什么样的石头砸、怎么砸，只知道拿石头砸，坚果基本能被砸开。但是，如果想要让砸坚果变得更有效率，就要考虑选择哪种类型、哪种形状的石头，甚至可能还需要自己磨石头。简言之，就是要增加步骤。黑猩猩要把每个步骤按顺序准确地记下来，然后向另一只黑猩猩展示，让对方学会正确的流程并能教会下一只黑猩猩。久而久之，随着新步骤不断增加，砸坚果的方法得到改良，坚果夹就被发明出来了。同基因进化一样，文化只能在足够精确的复制下才能进化。这就要求某一文化中成功的方法，比如选择合适的石头，必须要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有更好的方法出现。黑猩猩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类对此很在行。
    那么，一种拥有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动物，它自身的进化是何时发生的呢？
    如果拿着儿时的照片站在镜子前，我们很难把照片中的自己和镜中的成年人对应起来。明明是同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要追溯过去，一探几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大的同理心。事实上那些人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也需要食物、居所和友谊。面对人生的挑战，生活上的也好，技术上的也罢，他们同样需要思考解决方案。他们成功了——有些只是昙花一现，而有些，比如直立人，则延续了100多万年。我们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早已逝去的近亲祖先，但是每次接触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支撑身体奔跑的股骨、容纳智慧大脑的头骨。比起这些身体化石，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留下的遗产：亲手制造的工具和在墙上留下的标记。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装饰的想法了。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存在的痕迹。他们用兽皮和纤维制作衣服和工具，但这些东西最后都腐烂成泥，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体最后也都归还给了养育他们的大自然。但在我们的 DNA 中，在我们的性格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有我们祖先的身影。我们对他们无比好奇，不仅因为他们跟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因为他们是我们文化的祖先。

    依据这些线索，包括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在内的许多专家尝试还原地球上某个时期数十种古人类一起生活的场景。1965年，鲁道夫·扎林格绘制了著名的《进化进行曲》。从这幅画看，人类进化就是不同人科动物排队依次行进，远古人类朝着现代人的方向在进化。画中展现的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从左到右，每一个角色都是其左侧角色的直系后代。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进化进行曲》，鲁道夫·扎林格绘制

    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进化进行曲》不过是一幅卡通画，唯一接近事实的就是现代人类的诞生时间距今不太久远。《进化进行曲》中描绘的不同形象很多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他们之间并不是继承—进化的关系，有的甚至还是混种繁衍而来。最近的发现表明，这种混种繁衍在以前很常见。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一种特殊的文化出现了。追溯它的出现要从我们和古人类共同的过去中寻找线索。
    最早的候选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他们出现的年代最早，大约在 180 万年前。当时，古代人种的大脑体积从 600 立方厘米增长到 1 300 立方厘米。他们有亲社会属性，极其聪慧，可以记忆多步骤的行为，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复杂，不像 300 万年前早期人科动物制造的工具那样简单。这些简单工具一人即可制作，不需要他人帮忙。直立人是非常成功的猎人，他们会生火，能够使用工具，还善于社交，足迹遍布亚非欧。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还会制作简易的船只横渡大海，去小岛探险。从基因上看，直立人非常多样，种群丰富，分布广泛。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其他古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出下一代。120 万年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直立人几乎全军覆没，全世界仅剩下18500人。在长达100多万年的时间中，我们祖先的濒危程度甚至比现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还要严重。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瓶颈，尽管人种的多样性有所减少，我们自身物种的进化反而得到了推动。

    我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类，换言之就是有多少“人种”。但是有证据表明，50 万年前，非洲海德堡人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利用大地回春的时节，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及更远的地区。但是到了 30 万年前，他们却停止进入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极寒的冰川时期在撒哈拉创造出了一片茫茫沙漠，隔绝了海德堡人和其他人种的交流。这种隔绝导致基因差异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种。也就是从那时起，非洲首次出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在非洲，智人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新近发现的纳莱迪人（现已灭绝）等其他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生息。而那些离开非洲的人种逐渐适应了欧洲北部较冷的环境，最终成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只能通过遗传学才能被了解的人种。

    大约 8 万年前，第一批现代人类家庭成功走出非洲。当时，尼安德特人十分活跃，从西伯利亚到西班牙南部都有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人类现存的基因中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似乎无论在哪里遇到其他人种，都会与他们繁衍后代。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有欧洲血统的人，基因图谱中都有尼安德特人的DNA。其中有多达 20%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或许曾因帮助过人类在欧洲生存下来，现在仍在代代相传。其他古人类也在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留下了遗产。澳大利亚原住民携带着我们所知甚少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还有那些还没能辨别出名字的古人类种族，也影响了世界各地其他人种的基因，包括距今两万年的非洲人种。可能是天性使然，我们的祖先总能从自己遇到的各类人种身上获得有用的适应性基因，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将活动范围成功地扩大至全世界。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遇到那些真正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进行文化试验。我们当时都很脆弱。把生存的“鸡蛋”全都放在了文化一个“篮子”里，要与凶猛的野兽和残酷的天气斗争，人类的进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自身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存都岌岌可危。例如，74,000 年前，印度尼西亚托巴的火山大爆发导致全世界人类数量骤减至几千，濒临灭绝。今天，尽管世界上还有不同种类的类人猿，但存活下来的人类只有一种。

    在这场“赌博”里，人类文化赌赢了。人类的近亲全都灭绝了，仅有星星点点的记录表明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几十万年。因此，如果要把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我们的文化，就要认识到，人类的辉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点，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甚至跟我们相比，他们身体更壮，大脑更大，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但到最后，他们还是灭绝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成功存活了下来呢？

    有运气的成分在。气候变化对草原猎人十分有利。我们或许携带了欧洲人没有免疫力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在尼安德特人遇上草原猎人之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近亲繁衍，他们的人口总数仅是同时期智人的 1/10。据遗传学家估计，尼安德特人的进化适应度比同一时期的现代人低 40%。进化适应度是衡量一个物种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指标。较低的进化适应度导致尼安德特人的相对人口和基因多样性水平较低。曾有人利用电脑模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互动情况，根据人口数量、迁徙模式和生态因素等资料，电脑演算出，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在人类到达后的12,000 年内灭绝或被完全同化的。

    进化的成功最终是通过数量来衡量的——进入欧洲的人类数量更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们比我们的近亲更聪明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事实是，无论是大脑的大小，还是使用的工具，我们都和尼安德特人极其相似。尽管如此，我们的生理或文化中必定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人类的发展可以欣欣向荣，并使人类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毕竟当时世界上多达 1/3 的土地都被冰层覆盖。

    基因库的规模和多样性为我们了解文化规模和多样性提供了一条线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人口数量越多，就让人类整体拥有越多可利用的文化知识。相比其他人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可能更擅长社交和互相学习，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尽管尼安德特人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园，而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探索世界。化石记录证明，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遍及全球的分散性会让它们遇到灾难时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正如本书所讲，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存活，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种群规模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扩张或减少都会带来人类的创新和文化活动的大爆发，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幅下降。在这些经历中，我们试验、学习并教会彼此生存的技巧。我们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的基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地球，但随着文化发展，人类开始改造地球家园，控制生育率，直到我们成为唯一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物种。
    让我们通过4个关键因素一探变化的究竟。首先，从推动文化进化的火开始。

    火

    所有生命都需要能量来维持，并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对植物而言，太阳能为其提供能量。人类也能够利用自然形式的能量，让一切变得不同。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类，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能够摆脱环境的限制，扩展我们的身体机能。那么，人类是如何在环境、生物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呢？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12 月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酷暑当头。我沿太平洋高速公路一路驱车而下，经过甘蔗田，穿过空旷的原始森林。黏糊的轮胎在沥青路上转动，路上热气蒸腾，单调的蝉鸣声不绝于耳。热浪猛烈地吹过平地，稀释了甘蔗田甜得发腻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粗糠柴让人沉醉的气味和桉树的刺鼻气味。从车里望出去，低矮的灌木丛如同树林一般。蜥蜴、蛇和鸟（大部分都是尸体）从我眼前飞驰而过。道路笔直，偶尔有个转弯。我就这样以稳定的每小时 80 千米的速度沿着柏油路一路向南。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后才发现路两边的绿植变黑了。我顿觉新奇，也隐约感到了一种宁静。我继续向前开，前方烟雾四起，烟笼罩着烧焦的地面。道路上有许多鸟，黑色鸦科鸟类和猛禽在高速公路上盘旋，寻找从滚烫的树丛中逃出的猎物。黑鸦、黑烟和黑灰连成一片。再往前开，烟雾更浓，车外一片漆黑，我仿佛置身异界，燃烧产生的硫黄臭气很呛鼻。明亮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阴燃的火焰愈燃愈烈，直到路的尽头变成一条舞动的火河。我担心这里可能会很危险。躲在车里的我从挡风玻璃和后视镜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火花飞溅，浓烟四起，让人不知所措。
    于是我放慢了车速。
    隔着车窗，我看见两边的火池越来越多，火势愈演愈烈，有连成一片之势。我甚至都能听到火的声音，像一条猛龙在咆哮怒吼。一时间，高高的火墙将我包围住，吞噬着车子周围的空气。高温令光线扭曲，火龙的吼声震耳欲聋，浓烟从紧闭的车窗渗了进来。我惊慌失措。
    时间仿佛停滞了，每一秒都令人十分煎熬，周围也安静了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的双手紧握方向盘。我猛踩油门，终于在几分钟后穿越火区。在我身后，浓烟滚滚，直冲青天，而在我前面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我降下车窗，呼吸着桉树散发的樟脑味道，享受着绿树蓝天的美景，聆听鸟儿的鸣叫声，我的心也不再怦怦猛跳了。

    在被人类驯服的人造世界里，多数情况下大自然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但是火仍然保持着可怕的威力。它破坏环境、毁坏财产，是一个主要杀手。困在大火中的那几分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觉自己到了地狱。火是一种原始产物。
    但世界上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火的。那时，地球就像它在太阳系星云中形成时一样，由炽热的液体物质组成，无法维持火的燃烧。
    在最初 10 亿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没有火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供燃烧，也没有氧气来帮助燃烧。但是随着地球进化出了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及过了很久之后最初的森林的出现，地球才具备了火燃烧的条件。所有生命都要为其自身毁灭创造环境。
    燃烧是一种可见化学反应：氧和燃料混合，散发出光和热能。这同我们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维持生命是一样的化学反应。但在活细胞中，这种反应被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火焰的燃烧快如闪电，释放大量的能量。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取火，并征服了这股原始力量，为自己所用。人类率先利用火改造养育自己的环境，从而扩充了自己的生态位，永久地改变了生态和不可抗力之间的动态关系。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体外能量资源时，我们就超越了生物生命的范围，开启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丰富的体外能量使一种全新的选择性适应形式成为可能，即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这种进化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能够利用外部能量的能力，这样一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认知和社会条件不断加强。由于大脑的发育，人类更善于社交、合作和互相学习。能源推动物种的发展，我们对能源使用效率的追求将加速文化进化，甚至能改变人类基因，让所有人都成为电子人。
    所有的一切，都始于数百万年前的一场野火。

    大火吞噬了森林，破坏了栖息地，切断了食物来源，但同时也为包括草在内的新植物的生长开辟了空间，改变了其他动植物在食物链上的等级。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大型食草动物越来越多，捕猎它们的食肉动物也越来越多。

    火能够改变一个环境中食物的密度，我们的祖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进化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他们开始利用火。早期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和鸟类都发现，火灾过后很容易找到食物。随着原始人渐渐可以直立行走，他们更容易到达广阔地带，这些本来主要吃素食的原始人对肉类越来越感兴趣。有证据表明，在340 万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南方古猿的牙齿和下巴还没进化到能够正常吃肉，但他们已经开始食用牛和山羊大小的动物了。

    他们用石器宰杀动物，吃生肉，并敲碎动物的骨头吸食骨髓。咀嚼和消化生肉很困难，而煮熟的肉类（和植物）更美味、食用起来更卫生，还能让人类更有效地获取热量。这是因为火能够让食物发生化学变化，变得更容易消化。吃熟食的人会更健康，存活的时间更长，从而把基因传给下一代，把获取食物的本领传授给其他人，因而生火煮食在我们的祖先的饮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丛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可以吸引来自远方的种群。

    久而久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野火生火，让我们与火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在澳大利亚，包括黑鸢在内的一些猛禽也有传播火的文化。有一种被原住民称为“火鹰”的鸟会从野火中衔起燃烧的树枝，然后故意在其他地方点火，以便引出草丛中的猎物。不难想象，数百万年前，我们聪明的祖先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燃烧的余烬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这些火种通过人手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传递到不同的地方。因此，人类对火越来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为亲密。

    火是人类的保护伞。人类的祖先最开始为了安全而在树上睡

    觉，而后来火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免受食肉动物的侵袭和寒冷的

    折磨，他们便可在广阔的草原上睡觉。换句话说，火改变了人类

    的生存方式，火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于是人类开始改变周围的

    环境。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种改变环境的动物，但其他大多数

    动物对环境的改变都是出于本能，也就是它们的基因促使它们以

    特定的方式改变环境。比如，海狸可以筑水坝，蚂蚁可以筑复杂

    的土丘，但海狸不能筑土丘，蚂蚁也不能筑水坝。相比之下，人

    类体内并没有哪类基因决定要对某种特定的环境进行改变，相反，

    人类创造力非凡。我们祖先的基因不断进化，从而适应了由文化

    主导的全新环境。后来，我们完全靠两足行走，适合攀爬的双足

    进化成更适合跑步的平足。这种进化只有在夜间足够安全的情况

    下才可行，而火正起到了保证安全的作用。

    接下来是生火。这是人类必须学习的技能，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技能。正是由于生火的技能如此重要，所以每种文化里都有精心设计的神话来描述火的起源。古希腊人说火是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偷来的最好的礼物。普罗米修斯因盗取天火而被永世缚在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北极的育空人说乌鸦从水中央的一座火山上偷走了火。尼日利亚的埃科伊人则说火是一个小男孩从创造之神奥巴斯·奥斯奥那里偷来的，这个小男孩教人们生火，但他因为偷窃行为而受到跛足的惩罚。

    我想象中的取火非常平淡无奇。两件石器相互摩擦肯定会产生火花。这样一想，我们的祖先能生火也不足以称为一大飞跃。然而，据目前所知，只有人类能生火。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火种来自东非大裂谷颇有考古价值的图尔卡纳遗址。尽管火种保存得不是很好，但它距今已有150万年的历史。

    取火可以很简单，钻木就可以取火。我曾在坦桑尼亚与一群哈扎比部落的猎人有过难忘的狩猎经历，在那之后，他们教我如何取火。我坐在地上，把一块又宽又平的木头紧紧夹在两脚之间，这块木头被称为灶台木。他们先是向我展示了如何在木头上磨出一个凹槽，然后给了我一根类似铅笔一样的光滑笔直的木棍。我将木棍的尖端牢牢地插在凹槽里，用手掌来回搓动木棍，让木棍不断摩擦凹槽。几分钟以后就有烟冒出来。随后将油树皮的干木屑放在凹槽里引火。猎人们手捧灶台木，将木屑吹进火里。其实钻木取火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怀疑，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我自己很难摸索出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棍和灶台木，这一点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其中一位哈扎比人把绳子绑在木棍上来回拉动，这就形成了一个钻头，很好地保护了人的手掌。他从别处学到这个方法，又把它传授给其他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几个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有一种特别复杂的点火方式，其中用到了燃点较低的软锰矿（二氧化锰）。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黑色小方块，他们认为这些方块混合了引火菌粉末，需要时就可以随时生火，就像我们今天用火柴一样。但无论一个种群使用哪种方法，都会一代一代地把这个方法传递下去，这些方法和生火材料一样珍贵。

    小小的火苗是区分原始人与其他动物的关键。灵长类动物的文化行为很简单，而且对于聪明的个体来说，靠自己很容易实现创新。但对于它们来说生火的步骤烦琐，操作复杂。在 100 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从生火到制造工具，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复杂多样的技能，但是这些方法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的。相反，这些知识之所以能够积累起来，是人们互相学习，不断练习和记忆细节的结果。人类文化建立发展起来，我们祖先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学习了。

    那么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大、更聪明了，所以能生火，还是生火让我们拥有了更大、更聪明的大脑呢？答案是二者都有。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进化的结果要到数十万年后才能看到，其间我们的基因、文化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正如希腊人所说，火赋予了人类神一般的力量，让人类凌驾于自然。古人类成为环境的建造师，利用火改善他们喂养的食草动物的生存条件，创造适合他们需求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他们传播文化。他们越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生存环境（及他们子孙的生存环境），代代传递文化信息的优势就越明显。这就是我们创造自己的过程。改造环境后，人类迁徙到大草原。那里能更加容易地捕猎到更大的动物，这些动物有更多的脂肪和肉，能够产生更高的热量。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狩猎的证据大约是在 200 万年前，这标志着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改变了我们祖先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数百万年来，原始人主要是素食者，因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开始食用肉食，之后他们的身体也适应了肉食。到我们祖先的时候，人类已变成了有耐力的猎手，弹跳力强，脚背拱起，臀部和骨盆收窄，臀部肌肉发达，面部宽阔扁平，S 形脊柱支撑着身体。我们的躯干和手臂变长，确保走路平稳。我们还拥有了投掷的新能力。尽管一些灵长类动物偶尔会投掷物体，但只有人类能够在投掷石头或长矛时可以兼备速度和准头，这是因为人类的肩膀和躯干可以支撑投掷动作，解剖学家估计这种进化发生在 200 万年前。

    人类体毛减少，汗腺数量大大增加，这让我们在太阳下跑步

    时，可以出汗降温，从而保持稳定的体温。体毛减少的原因可能

    是某个基因的改变，这让人类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汗腺密度最高，

    每天能够产生数升的汗液保持体温稳定。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

    的祖先体内出现了一种深色皮肤的基因，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

    伤害。人类的基因随着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我们比草原上的其

    他动物更长寿，奔跑的耐力比它们更强，还能用投掷的方式捕猎。

    伴随着这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人类认知、文化和社会也发

    生了转变。饮食方式发生转变，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得更强（换

    句话说，身体进化提高了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很明显，

    我们的基因进化已经改变了轨迹：与草原上其他的狩猎者不同，

    我们的身体条件一般，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但文化和身体结

    构的变化让我们成为最具杀伤力的生物。即使是在 200 万年前，

    人类的狩猎工具和武器也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样化。驱赶猎物时黑

    猩猩只使用棍棒，海豚只使用海绵，而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是

    自己制造的。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祖先使用的是一系列的工具

    而不是一件工具，而且他们会对捕杀的猎物进行处理，骨头、角

    和毛皮都另有用处。在特定的工作中使用特定的工具比保持一身

    肌肉更有效。狩猎是后天形成的文化适应，步骤烦琐，经过数千

    代人的改进，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机械化肉类生产产业。

    反过来，狩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它带来了猎人和采集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且让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更长。与此同时，营火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需要经常关注营火是否还在燃烧，是否需要补充木柴。这意味着，人们在只能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木柴，还要频繁长途奔波，而这必然会带来额外的消耗。为了解决额外劳动力成本消耗，提高狩猎效率，人类社会出现了更大的多代群体。

    换句话说，狩猎让人类变得社会化。一次狩猎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合作，如果要猎杀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团队集体作战。一个团队想要成功，每个团队成员都必须能通过想象他人的想法和观点，来预测其他猎人和其他掠食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这要求团队成员必须要有毅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巧、细致的观察和灵活的策略。人类学会了识别和跟踪动物的足迹，看懂它们的行为。每一次狩猎都需要深思熟虑，并且制订出缜密的计划：人类会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比如几个小时后我们会非常口渴，并告诉自己同伴。于是人们在狩猎时会用袋囊或皮囊装水。人类之所以比更强壮的动物活得更久，就是因为汗液蒸发后，人类体内仍有充足的水分供给，也因为人类可通过训练提升耐力。我们有精神策略来鼓励彼此前进，让我们即使身体疲惫，也可继续前进。我们可超越生理局限和阻碍，冲破限制我们的那堵“墙”。在人体因体力消耗或饥饿而不堪重负时，血液优先流向大脑而不是肌肉，因为当我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敏捷的思考能力比快速行动更重要。

    狩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活动，对体力要求高，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与狩猎带来的更多热量相比，它消耗的体力不值一提。这种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推动着人类前进。

    合作狩猎对智力有严格要求，所以需要更大的额叶皮层，额

    叶皮层是大脑中处理社会行为、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区域。这

    就是狮子这种唯一成群狩猎的大型猫科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额

    叶皮层的原因。母狮的额叶皮层最大，它们在群体中活动的时间

    更长，并承担了大多数的捕猎活动。研究还发现，在海豚与渔民

    合作狩猎时，那些与渔民合作最好的海豚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力最

    强。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从同伴那里学习合作狩猎技

    能的概率。只有当动物有足够的社交能力，而且有机会互相模仿

    时，新的行为才可以传播。在驯养动物之前，人类利用动物的社

    交能力来更有效地获取热量。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部

    落，人们会依赖与小蜂鸟的伙伴关系。这种小蜂鸟会回应人类的

    呼声，并指引他们去蜂巢。到了蜂巢之后，人类可以用烟把蜜蜂

    熏出来，这样人类和小蜂鸟都能采到蜂蜜，而消耗的热量只是一

    些狩猎采集群体所消耗的热量的15%。

    不过，人类最依赖的还是人类同伴。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狩猎不是只为了自己，他们会把食物带回去，分给同伴。有证据表明，200 万年前人类就会将食物带回自己的居住地。专业化提高了狩猎效率，最好的矛匠可能不是最会用矛的猎人，但制矛和用矛都有利于群体的发展，可以让群体成员捕获更多的猎物。合作和食物分享让一个群体变得更强大，让成员拥有更复杂多样的技能。尽管猎人在20多岁时身体最好，但狩猎能力要到40岁才会达到顶峰，因为对人类来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学习。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中，大多数猎人在 18 岁之前，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其他人了。相比之下，同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黑猩猩大约 5 岁时就能养活自己。即便一个人并非完全依赖群体生存，但如果哪天被赶出群体，或是群体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分享，他挨饿的风险也会增加。群体和彼此合作对群体和个人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帮助，比自力更生更胜一筹。

    人类越是能更好地利用集体生活，如照看火种、有策略地用火和合作狩猎，个人能获得的食物就越多，生活就越好，人类的基因就越有可能遗传下去。社交活动要消耗精力和时间，但它能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因此会激发有利于发展的生物进化机制。所有灵长类动物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为彼此梳理毛发。这种身体上的交流，可以建立和维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它们在群体中的阶层地位。梳理毛发能在动物体内释放天然麻醉剂内啡肽，让它们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我们也会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快乐。有一种神经回路通过释放后叶催产素或多巴胺来“奖励”社交行为，因此人们通常会想要再次寻求这样的体验。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同步进行的活动中，比如音乐创作或跳舞，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同样的“药物”，让我们想要寻求下一次刺激。社会排斥会造成伤害，它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就像身体疼痛一样。然而，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宝贵的白天时间花在互相梳理毛发上，而是用火来延长一天的时间，保证在天黑后还能进行社交活动。大多数哺乳动物每天的清醒时间是大约8个小时，而成年人类每天的清醒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更长。傍晚时分是世界各地文化“社交”的开始。

    经历文化进化的人类能使用火和工具狩猎，而且颇具策略，但这一切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东非如今只有 6 种大型食肉动物：狮子、豹子、猎豹、斑鬣狗、条纹鬣狗和野狗。200 万年前，那里的食肉动物种类曾多达 18 种，包括熊、麝猫、剑齿虎以及和熊差不多大小的水獭。我们的祖先开始狩猎之后，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类急剧减少，不仅是东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到了约 11,000 年前的更新世，近 500 万人捕杀了约 10 亿只大型动物。即使捕杀没有致它们完全灭绝，人类也会和它们直接竞争，争夺猎物，或者是当其狩猎成功后对其进行驱赶。与大型猫科动物不同，身为杂食动物的人类，在艰苦年代总是可以依靠觅食存活。如此多的顶级食肉动物的消亡改变了东非的生态系统，通过所谓的营养级联，使小型哺乳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降低了森林覆盖率。人类取代了大型食肉动物的位置，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捕食者。如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忌惮投掷物，这是对人类行为的本能反应。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对我们居住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多重影响，改变了许多动植物的进化轨迹。这进而又改变了人类自己的进化过程。食草动物数量减少，而且它们惧怕人类，导致使用长矛狩猎变得更加困难。更擅长长矛狩猎的人有了选择优势，所以历经数代，无论是从生理角度看（优秀的猎人将他优秀的基因传给后代），还是从文化进化角度看，人类都更擅长使用长矛狩猎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练习这种技能，久而久之，自然会越做越好。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让人类能够改变环境，还帮助人类离开了至今仍束缚着很多灵长类动物的热带地区。人类比它们自由多了，“食物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安营地点，还可改变不适合居住的生态系统。直立人是人种中走遍全球的先锋，从热带地区到严寒的高纬度地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几十万年后，智人部落也进行了类似的大迁徙，在罕见的潮湿时期，这些人依靠含水层的泉水补给，冒险离开非洲。这个过程很缓慢：根据考古研究和远古DNA证据显示的时间尺度，智人平均每年移动 1 千米，先进入中东，再继续向东迁移。

    一些智人从中东一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与新几内亚相连）。大约 6 万年前，人类大胆地进行了第一次海上航行，那是一次跨越 100 千米的勇敢迁徙，而起因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丛林大火产生的浓烟。因为烟就意味着火，意味着那里有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意味着那里可能既富饶又和平（因为远离部落竞争），这是每个移民都梦寐以求的。人类的这次非凡航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第一批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后，发现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广阔土地，那里只有巨大的有袋类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环境已被火“驯化”，以至需要人类进行定期焚烧。在澳大利亚，“烧荒”的农业耕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大陆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干燥森林和大草原，增加了袋鼠和其他食草有袋类动物的数量，同时促进了可食用水果、花卉和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其他植物的生长。这种管理土地的方式确保了耐火性植物的生存，减少了不必要的“燃料”负荷。因此，澳大利亚如今频繁的大火是相对得到控制的。在非洲，通常每年会烧掉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一半大小的稀树草原。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牧场肥沃，抑制灌木丛的生长。但随着生活在非洲、欧亚草原和南美洲的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烧荒就不断减少了。1998—2015 年，全球烧荒每年减少 24%，减少面积约 70 万平方千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濒危的食肉动物的栖息地面积的减少。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征服和奴役着自然，现在自然的持续发展都要依赖人类。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与火有关的事情都与人类有关。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2018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在美国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地区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埃米莉·戴尔如往常一样洗手，为一台普通的剖宫产手术做准备。准备好之后，她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戴好外科手套，在产房里进行术前讨论。然后，她爬上手术台，仰面躺好，掀起了自己的病号服。

    麻醉师先对戴尔进行了麻醉，然后同事们用手术刀划开了她的肚子，但是接生孩子的是她自己。

    医生拉着戴尔的手，放到切口处。这时整个产房鸦雀无声，只剩下医疗设备的滴滴声。她小心翼翼地摸着孩子渐渐露出的头，用手托住，接着把孩子滑溜溜的身体一点一点地从自己肚子里拉了出来，动作十分娴熟。当她把粉粉嫩嫩、皱皱巴巴的孩子抱在胸前时，孩子发出了响亮的哭声，产房里的所有人都为她欢呼鼓掌。就这样，这位助产士成功地给自己接生了。

    尽管为自己接生非常了不起，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人类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分娩，这是因为与产道宽度相比，孩子的头实在太大。人类的头之所以大，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大部分能量都优先提供给了大脑而非躯干，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环境。和黑猩猩相比，人类身体弱小，但是智慧远远超过它们。通过对火的使用，人类大脑的进化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独立分娩，但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社交能力让自己生存下来。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可以用火改变环境，以及这种改变对人类生理和文化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火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大脑实现进化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大脑的体积。大脑的进化就像是在文化、生物和永恒的物理法则之间跳着一支复杂的舞蹈。

    一般来说，随着动物的成长，它们的大脑也会发育。这种发育和智力、社会性以及文化的发展相关。比如说，海豚的一些行为和活动与人类相似。它们会一起玩耍，照顾彼此的孩子，合作捕猎，有自己的名字（代表名字的特征口哨声），还能互相学习。但是只有大脑体积更大的动物才会表现出这种高级的社会性和丰富的文化。动物的大脑和身体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当大脑的大小超出了这一比例，它们就成为更聪明的物种。黑猩猩的大脑体积是与其同体积动物的大脑体积的 2 倍。人类大脑与身体的比例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高的，是正常比例的 7 倍，比黑猩猩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还要高 3 倍。

    更大的大脑能促进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而社会性的发展又可

    以推动大脑体积的变化。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祖先越来越依赖聪

    明才智，他们的大脑体积不断变大，社会性也在不断提升。因为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活得更长久，才能繁衍后代。遗传学家近期发

    现了一种只存在于人类体内的基因有 3 个近乎一样的副本。专家

    们认为这种基因和大脑的发育有关，正是它促进了人类祖先大脑

    体积的增长。在 300 万—400 万年前，这种基因的第一个副本出

    现了，当时正是人类祖先开始制作石器工具的时代。后来，这个

    基因又复制了两次，形成了如今现代人类所携带的基因版本。在

    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基因——和大脑相关

    的基因——变化最小。而人类是一个例外。过去的 200 万年里，

    人类大脑 90%的基因一直在有规律地进化，进化的效果也不断加

    强。

    人类的高智商并不仅仅归功于大脑的体积，大脑中所包含的神经元数量及其联系也至关重要。人类的感知、记忆、语言和意识等高级认知功能同人类的大脑皮层有关。大脑皮层是一个只有几毫米厚的褶皱神经组织，但它展开时有 4 张 A4 纸那么大。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 A4 纸大，猴子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明信片那么大，而老鼠的只有一张邮票大小。大脑皮层的厚度和关键部分的大小也很重要。大脑皮层比较薄的人智商就会相对较低，那些大脑前额皮层面积更大的人则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类祖先更喜欢聪明且善于社交的伙伴，而非强壮好斗的人。可以说，是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

    但是，人类大脑体积的增加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出于选择

    压力，人类的大脑实现了进化，身体随之也出现了变化：臀部变

    窄，骨盆变小，人类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行走耗能少、效

    率高。雌性黑猩猩直立的时候只有人类女性一半高，但它们的产

    道和人类的差不多宽。然而，黑猩猩新生儿的脑容量（大概 155

    立方厘米）还不到人类新生儿的一半。大头颅要安全顺利地通过

    窄产道，还要保证母子（女）平安，这确实是一个挑战。

    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新生儿的死亡都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而母亲的死亡却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对许多动物来说，母亲在

    分娩之后会死亡、被吃掉或者很快消失。但是这种情况却不会发

    生在哺乳类动物身上，尤其是灵长类动物身上。这是因为拥有文

    化的物种更多依赖技术和行为的习得，而非本能，它们需要父母

    长时间的关怀和照顾。母亲的存活对于人类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要解决分娩的困境，需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社会性，同时身

    体结构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其中就包括暂时缩小胎儿头部的大小，

    这是通过胎儿头骨的延迟融合实现的。在母亲分娩的时候，胎儿

    的头骨仍然是 6 块独立的骨板，可以重叠和移动，这使头部变形，从而使胎儿通过产道。此时人类新生儿大脑的大小还不到成年时期大脑的 1/3（28%）。而黑猩猩新生儿的大脑有其成年大脑的 40%。人类胎儿在出生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产后的前 3 个

    月又被称为“第四孕期”。为了通过骨盆，人类胎儿还进化出了

    危险的旋转动作。猿类胎儿能很容易地穿过母亲相对宽的骨盆，

    不需要旋转。它们出生的时候脸朝上，头朝着母亲。这样一来，

    它们一出生就能被母亲抱着吃奶。阿法南方古猿露西是我们的能

    够两足直立行走的祖先，生活在距今 300 万年的时代。她分娩的

    时候，胎儿需要旋转一次（45 度），所以胎儿出生的时候会面向

    母亲的大腿侧面。而现代人类胎儿必须要在母体中转两次，这就

    引发了脐带绕颈的风险，胎儿出生时脸朝母亲的尾椎骨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出生时大脑体积小且未发育成熟，头骨

    也未发育完全。虽然人体出现了这些适应性改变，但是地球上所

    有的人类依旧需要帮助才能实现顺利分娩。我们超高的社会性需

    要庞大的大脑，因此助产必不可少。由此，女性间的友谊和合作

    就成为顺利分娩的重中之重，也是整个群体得以生存的强大保障。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即使是在分娩之后，人类母亲也依然需要他人帮助才能保证新生儿存活。在有孩子之前，我一直认为母乳喂养是一种本能。毕竟，母乳喂养作为哺乳类动物的关键特征，应该和呼吸一样平淡无奇。后来我惊讶地发现，吃母乳对孩子来说是一项全新技能，作为母亲的我对母乳喂养也是一头雾水。如何让孩子张嘴、孩子吃奶的位置和哺乳时间都需要学习，还要花时间练习。我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能像哺乳期的黑猩猩一样，自然熟练地进行母乳喂养。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母亲都会在分娩后学习母乳喂养。如果母亲不能进行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会由家族或族群中的其他女性来喂养。到了现代社会，则有模仿母乳营养成分的配方奶粉作为母乳替代品。

    人类基因传递和种族生存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娩和哺乳。

    但是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困难，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无法独立完成，

    而且对母亲和孩子来说事关生死。而从进化角度看，这些都是值

    得的，因为人类拥有了更大的大脑、更多的社会性和文化知识。

    与人类进化中的其他变化相同，分娩和哺乳的出现伴随着人类对

    火的使用。如果没有火的保护，分娩这样困难的事情就无法进行。

    因为生活在平原地区就意味着暴露，而人类新生儿不可能像瞪羚

    或其他食草动物的幼崽一样，直接跳起来逃命。人类的大脑不断

    变大，这是人体结构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也就增加了分娩

    的难度。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学会用火之后。

    随着成功地适应了相互合作，人类开始将其应用在照顾后代方面。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幼崽在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和奔跑，但是人类新生儿甚至连翻身都不会。由于头骨融合的推迟，人出生两年以后头骨才能变得坚硬，因此，在这两年里，需要有人照顾和保护头骨还比较柔软的婴儿。在刚出生的几年里，人类大脑

    的发育比黑猩猩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在这一

    时期迅速增强，即脑白质发育迅速。虽然大脑的绝对大小和智力

    水平密切相关，但是我们文化学习中的很多部分都是通过建立脑

    细胞之间的联系实现的，而不是产生新的脑细胞。人类大脑的生

    长和发育至少会持续到 30 岁（这成就了人类非凡的神经可塑性，

    扩展了人类的学习能力。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会终生重组并生长

    出新的神经连接来处理新信息、适应环境或是应对损伤），所以

    即使在孩子断奶和学会走路之后，父母和部落仍然要在孩子们身

    上投入时间，提供各类资源，让他们成为有社交能力的成年人，

    在部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猿类相比，人类的孕期更长；孩子出生后，人类要花更多

    时间和精力关心、照顾孩子。不过，人类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

    距比猿小。人类母亲可以每隔一年生育一次，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每隔 2—4 年生育一次。相较之下，黑猩猩每 5 年生育一次。光

    是这种差异就说明人类可以繁衍得更快，社会群体扩张得更快、

    更复杂，文化也因此更进步。

    得益于食物分享以及其他社会支持，人类母亲才能同时照顾多个孩子。食物分享依旧普遍存在于狩猎采集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母亲可以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依靠族人分享的食物存活，也可以在外出采集食物的时候，让别人帮忙照顾孩子。而母猿很少会放下自己的孩子，它们需要一直自己照顾幼崽。在非洲中部一个名叫埃菲的游牧部落中，平均每个新生儿有14个人照顾，我们称之为“替代母亲”。“替代母亲”一般是家庭的直系亲属，比如父亲、姐姐和兄长、姑妈和姨妈、祖父母，还有其他姻亲。能够辨别自己和父系家庭的关系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这一重要行为拓展了我们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儿童的抚育，增加了文化学习的机会，使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中自由传播，同时也丰富了性伴侣的基因库。这样可以减少近亲繁殖，同时也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比如在十几岁时去做学徒。这对姻亲们也有利，尽管他们可能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也可以共享下一代生存发展带来的好处。

    合作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实验研究显示，早在孩子 3 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众多玩偶中挑选出有用的玩偶，放弃无用的。几个月之后，他们还会“惩罚”无用的玩偶。对人类幼儿这种分辨物体的早期能力的解释之一就是，人类是唯一一种由不同人来照顾孩子的灵长类动物，因此孩子需要在小时候就能分辨出谁可以信任、从谁那里可以学到东西。

    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和畜牧社会中，因为母亲不是只负责照料孩子，所以孩子出生之后，她们很快会回到采集食物的岗位上。数据显示，通过采集植物及其根茎和猎杀小动物，女性能比男性带回更多热量。在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中，比如菲律宾的阿格

    塔部落和澳大利亚西部的马尔杜原始部落，女性也是猎人。年纪

    大了之后，女性还会继续照顾他人。在哺乳类动物中，人类是除

    虎鲸和短肢领航鲸之外唯一会经历更年期的动物。其他物种的雌

    性很少能活过生育年龄。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因为祖母效应。祖母

    效应是指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家族中年长女性的存在能增加其子

    孙的存活概率。比如在哈扎比族群中，年长的女性会比年轻的女

    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家人收集食物。

    在工业社会中，父母也会依靠外界帮助来照顾孩子，比如把

    孩子送到学校这样的正式教育机构；可以到医院生孩子，那里有

    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人们寻求外界帮助的方式正在经历大变革，

    尤其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城市。社交平台上有本地父母交流

    群，群里会收集各位家长的帖子，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分娩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产后恢复的建议。向陌生人求助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怀孕的女性通常都是向家庭成员和朋友寻求

    帮助。

    社会联系在直接的母子和伴侣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加强，成为更加广泛的亲属和社区关系，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这种社会联系的发展可能来源于母亲的社会依赖性、照看孩子的集中性，以及母系成员对合作网络的追求和维持。同时，这也是人类大脑体积增加带来的直接结果。合作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提高群体在干旱等困难时期的适应力，从而让我们的祖先更容易生存下来。经历几百万年后，人类祖先已经变得十分聪明，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大脑也更加发达，能够结成强大的互助联盟。

    在聪明且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中，人类祖先并不是唯一一个拥

    有文化技能和文化行为的动物。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周围

    的环境和身体结构发生了改变，大脑也在不断发育，但是其他动

    物没有做到这一步。它们的大脑和文化几百万年如一日。为什么

    其他猿没有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呢？

    我个人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持

    大脑的发展。大脑会消耗大量能量。神经元需要时刻保持敏捷的

    状态，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维持细胞膜上的电荷，清除脑中

    的神经碎片，并产生新的神经递质。从这个角度来说，脑细胞比

    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大脑越大，需要的能

    量就越多。人类大脑只占身体重量的 2%，却消耗了超过 20%的能

    量。猿无法给更多的神经元提供能量。因为如果有更多的神经元，

    它们就需要花费长得超乎想象的时间来觅食和进食。一项研究观

    察了 17 种灵长类动物的体重、饮食和觅食习惯，并且计算出了

    它们的神经元数量。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只黑猩猩要有和人类

    一样的大脑，那它每天就要花 7 个小时来吃东西，还要把体重控制在 26 千克左右。根据黑猩猩的实际体重，再加上每天 7 小时的进食时间，一只黑猩猩最多可以支持 320 亿个神经元（而人类有 1,000 亿个神经元）。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认知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这带

    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进化，从而提高了身体的能量使用效率，保

    证关键神经元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这其中就包括大脑中出现的

    新基因，它们能够调节葡萄糖和肌酸转运蛋白（肌酸是葡萄糖过

    低时的备用能量），而我们肌肉中的基因还和灵长类动物的一样，

    这说明进化优化的是大脑而非肌肉。

    尽管这些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性能的提升，但是大脑还是因

    能量不足而受限。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类祖先仅维持体温，每天

    就需要至少 3 500 千卡的热量。据估计，尼安德特人（体型略大）

    每天需要 3 360—4 480 千卡的热量来维持体温，以保证冬天能

    够出去觅食。古生物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标志性的宽鼻脸型是

    为了实现“涡轮式呼吸”，这样可以增加呼吸量、提高呼吸效率。

    这样的进化说明，当时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就需

    要高热量的饮食。但是除去蜂蜜、水果和偶尔能吃到的肥肉，灵

    长类动物的日常饮食并不能算是高热量饮食。这就是灵长类动物

    要花大量时间进食，以及它们的大脑和文化没有进一步进化的原

    因。

    最早的原始人类，比如露西，大脑中至多有 400 亿个神经元。它们的饮食与猿相似，但是要每天进食 7 个小时来维持神经元的活动。直立人（620 亿个神经元）每天则需要 8 个小时以上的饮食摄入。在此之后的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和我们，需要每天进食不少于 9 个小时，这样就会大大削减觅食、打猎、社交和其他所有文化活动的时间。事实是我们都没有时间找到足够吃 9 个小时的食物，更不要说还要花时间来吃完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是火的使用让人类存活了下来。

    我们其实可以把生命看成一个简单的化学系统，它从环境和

    能源中获取能量。所有生命，如同无生命的物质一样，都围绕这

    种关系运转。事实上，自然选择就像一股可以改善生命世界中能

    量流动的力量，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决定动物（和植物）在自

    然界中角色不变的正是它们的能量消耗。一只猎豹时速最快能达

    到 120 千米（短途冲刺跑），但这就是极限了，因为它的速度受

    限于肌肉的能量消耗。与之相反，“阿波罗 10 号”载人飞船的

    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4 万千米，是迄今人类最快时速（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目前速度最快的人造飞行

    器，最快时速约为 26.5 万千米）。黑猩猩没有人类聪明，就是因

    为人类大脑消耗的能量更多。我们将消耗成本转移出去，这样就

    提高了我们的脑力。

    下面让我们暂时回到宇宙大爆炸时期。大爆炸之后，万物都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整个宇宙处于无序状态。为了实现有序的状态，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能量。太阳每天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植物通过太阳获得能量。这种能量的密度比较低，但足够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打破空气中的强化学键，刚够产生数量较少的新植物组织，保证自己的生存、生长和繁衍。细胞数量较少的生物，能依靠光合作用生存，同时，自身蒸腾作用会带来气孔的微弱运动。食草动物通过吃植物，可以获得密度大一点的能量；食肉动物能通过吃其他动物获得密度更大的能量。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归因于我们能比

    其他物种更好地利用能量，并且能够将能量的消耗成本转移出去。

    我们没有依靠身体通过生化途径消化分解食物，而是利用我们的

    文化：我们通过物理方式加工食物或是通过发酵或腌渍的方式让

    食物更好消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能生火做饭。

    生火需要一个初始的能量爆发——火花——来打破氧气和燃料中的强化学键，将分子重组，释放出能量。人类身体也有类似的情况。食物给予我们能量，但是需要消耗能量打破食物中的分子，形成新的化学键，提供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身体组织。一般情况下，要想获得同样的营养和能量，吃植物要比吃肉类消耗更多能量。牛会花几小时来咀嚼反刍的食物，切断食物中的纤维链，然后食物才会进入它的 4 个胃进行消化分解，最后成为脂肪储存起来。我们的大脑需要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肉类和脂肪正好可以提供这些。获取它们（清洗或捕猎）、处理它们（使用工具、手和牙齿撕碎食物）和打破它们的分子结构（咀嚼、消化和代谢）都存在能量消耗，但是这些能量消耗远低于吃树叶所消耗的能量。

    烹饪过的食物更易于消化，因为火已经完成了胃的大部分消化工作。吃熟肉的效率比吃生肉的效率高了 10 倍左右，而且每千克熟食提供的热量也更多。这是因为人体能从熟食中吸收更多的能量——肉类中 40%以上的蛋白质，谷类和根茎类蔬菜中 5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烹饪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从肉类中摄取其他营养成分，比如铁、锌和维生素 B12。这些成分都是建立和维持大脑复杂构造的必要元素。

    烹饪的出现也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种类。其他大型动物很少吃难以消化的块茎或草叶，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获取这些植物。我们将草籽碾碎、脱粒，获取其中可食用的蛋白质和谷物。我们把富含淀粉但硬邦邦的根茎类蔬菜煮熟，使其变成高热量且易于消化的食物。人类的消化有别于其他动物。比如狮子会将大块生肉放在胃里花几个小时去消化，而我们将火作为身体外部的胃，从而可以更快地消化食物。因为火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消化工作，所以我们的胃就慢慢缩小了。现在的人类没法再消化太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吃的生树叶或水果。这是一场进化的博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能吃的食物变少了，更容易遭遇饥荒，也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应对植物中的毒素。然而，结肠变小，能让我们将更多宝贵的能量输送给不断变大的大脑。

    如今的狩猎采集部落可以从动物制品中获得一半以上所需的能量，剩余的能量则来自采集的蔬菜。所以说烹饪能够大幅减少我们祖先花费在采集、准备和咀嚼食物上的时间。黑猩猩每天花5个小时左右咀嚼食物，而我们每天只花1个小时左右，这就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对于我们的下颌来说，无论是从物理、化学还是能量分解的角度看，烹饪过的食物吃起来都更加简单，而且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撕咬来捕猎了。这就意味着人类不用保留食肉动物的下颌了，所以我们的嘴巴、嘴唇、牙齿和牙齿间隙都有适量的缩小，现在大概和松鼠猴的尺寸一样。由于我们对烹饪的文化适应，人类的下颌不像以前那么强壮，而且没有那么突出了。短肌肉只延伸到耳朵下面（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短肌肉能延伸到头顶），这让我们发声变得更简单。（最后这一点对社交很重要，虽然人类的咀嚼能力有所减弱，但是这种适应性改变却有可能在人类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到了直立人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进化出了缩小的下颌、牙齿和嘴巴，这使得咀嚼生肉更加困难。直立人已经有了体积更大、对能量需求更多的大脑，需要高质量的熟食，同时他们也足够聪明，可以烹饪出熟食。

    所以，烹饪文化是驱动人类大脑生物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熟食的能量密度更大，这让人类祖先大脑的增大超越了自然的界限，而肠道得以收缩。这种进化带来的变化会很迅速地表现出来，因为饮食的变化对人类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近一项关于达尔文雀族的研究发现，干旱过后，它们可食用的食物只有一些坚硬的种子。所以只有那些鸟喙比较坚硬的个体得以存活，它们的基因也得以延续。在下一代中，只有15%的鸟有正常的鸟喙。

    这种改变发生在1年之内，而它的影响却持续了15年。烹饪的出现不仅可以改变物种的生存方式，在人口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也可以让物种发生改变。这种现象被称为遗传漂变。在这种变化中，基因差异可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平均寿命变短，比如黑猩猩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30 岁。在饥荒等困难时期，个体数量可能会骤降，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摄入足够热量的雌性会停经从而无法生育。它们的孩子可能胎死腹中，或因为没有母乳喂养而早夭。只有那些能在困难环境中获得营养的雌性，才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烹饪使得食物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烹饪还能够分解食物中的毒素，杀死细菌和寄生虫。这样的食物对于断奶的幼儿和儿童来说更加安全，也更有营养。因此，烹饪能大幅提高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概率。

    我们知道，大约 200 万—175 万年前，快速且极端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微小的基因变化对生存的影响会被放大，使得某些基因特征更有可能保留下来。如果一个种群所剩生物个体较少，可能就会和其他种群结合，产生新的基因，并且有选择地传播，从而导致种群越来越多样化。换句话说，进化和新物种的形成会加速。事实上，这一现象在牛科动物等很多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人类祖先会用火，进而学会了烹饪，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彻底的变革。通过烹饪，人类获得的能量翻倍，同时减少了能量流失（火减少了夜间的热量流失，还无形中保护我们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由此，我们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灵长类动物，而且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我们不再只是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还会主动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求。

    随着低成本获取高热量葡萄糖方法的出现，人类大脑的体积不再受到猿饮食的限制，开始快速发展。到了 20 万年前，我们的大脑发展到了我们骨盆所允许的最大体积，但是我们大脑内的神经连接仍然在不断进化。然而，近几十年来，安全剖宫产手术的出现又带来了新的进化。以前，有些女性因产道太窄无法自然分娩，母亲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这类母亲也可以诞下婴儿，从而让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一来，窄产道的女性越来越普遍：因产道太窄而选择剖宫产的女性数量在过去的 60 年里从 3%增至 3.6%，增长率达到 20%。未来，我们可能会像依赖他人的帮助一样依赖剖宫产手术。另一方面，在过去的 1 万年中，我们大脑的体积缩减了 10%左右，相对于我们的身体体积来说缩小了 3%—4%。有一种理论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太过复杂，导致智商不够高的个体也能生存下来，这些人在小型部落中就无法生存。然而，大脑体积缩小在驯养动物中非常常见，所以这可能是使人类拥有超强社交能力和合作能力的一系列基因变化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人士倾向于少生孩子，这也许是因为智力因素在基因库中的作用有所下降。随着我们将积累的知识储存到文献或电子设备中而非大脑中，我们也许不再需要那么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生存了。

    最近流行的生食饮食最能说明人体对烹饪的依赖程度。支持者认为生食更健康，因为人类（遥远的）祖先就这么吃。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每个吃生食的人都会迅速消瘦，然后很快就重新开始吃熟食，虽然现在的加工食品所含热量比几百年前的要高很多。生食的风靡并不新奇。古罗马人就曾经喜欢一种俄罗斯套娃式的生肉宴席。他们把老鼠放进鸡里面，再把鸡放进孔雀里，然后把孔雀放进野猪里……用餐者会用热水沐浴，这是为了用体外的蒸汽把体内的东西弄熟。不出所料，这种时尚引发了严重的疾病，甚至还有死亡事件。从尤维纳利斯到老普林尼等一众公共知识分子都对这一行为嗤之以鼻。

    事实上，我们对于在身体外部处理食物这件事非常熟练。我们甚至可以不吃动物食品，而是将需要的所有能量和营养浓缩出来。然而，虽然我们能轻易地放弃肉类，但是如果要让75亿人口中的每个人都以个人的形式获得所需食物以及烹饪所需的燃料，我们的生存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其他动物一生中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吃东西，而火将我们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给予我们时间去发展文化。同时，火也让我们在共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可能和我们的生理习性背道而驰。最新的证据显示，烹饪文化的进化在生理层面上改变了整个人类。20世纪60年代，冷冻快餐和其他创新饮食的出现帮助人们将每天准备食物和做相关家务的时间从平均 4 小时减至 45 分钟。食品工业化彻底改变了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食物的来源和口味。我们不再处理生的原材料，而是直接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此类方便食品中充满了廉价的鲜味剂，比如糖、盐和脂肪。长期食用这些食品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灾难性的损害。事实上，现在很难找到低糖低盐的食物，所以自童年起，我们的味觉就适应了寻找没有添加鲜味剂的食物。人类祖先很少能吃到甜食，比如蜂蜜和枣，而生理反应也显示，对人类来说，更大的威胁是饥饿，而不是肥胖。

    给自己提供食物对于人类来说是事关生存的活动，而它和分娩一样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因为烹饪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文化技能。然而，它对我们是有用的。烹饪文化历经了几万年的进化，如今，人类享受着迄今为止最丰富的食物种类，人类的基因也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农耕种群的后代和以非谷物为食的狩猎采集者的后代有着不同的唾液酶和肠道菌群，前者的身体更适合消化淀粉；后者的肠道精准地适应生存环境，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组每年都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同理，喝牛奶和饮酒的种群个体体内也就有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消化这些饮品的基因。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1860 年，原陆军军官、警察督察罗伯特·伯克和测量员威廉·约翰·威尔斯率领一支由 19 个人、26 头骆驼、23 匹马和 6辆马车组成的探险队从澳大利亚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从南向北，穿越整个澳大利亚，前往其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全程 3 250 千米。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贯穿整个澳大利亚的最佳电报线路。

    探险队声势浩大地从皇家公园出发，引来 15,000 人驻足围观。

    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这次探险只不过是道旁之筑。探险队的 6 辆马车上装了够吃两年的食物、各式各样的家具，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一面重达 20 吨的中国铜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一辆马车还没离开皇家公园就坏了。探险队花了 3 天时间才到达市郊，此时又有两辆马车坏了。到达库珀溪时，探险队已经卸下了大部分装备，其中包括约 230 升朗姆酒，据说这些酒是为了防止骆驼患上坏血病而准备的。库珀溪是当时欧洲人探索澳大利亚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这里，探险队分为两组，其中伯克、威尔斯、水手查尔斯·格雷和士兵约翰·金 4 个人，带着 3 个月的食物，冒着酷暑，向北部海岸继续进发。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原住民。伯克相当警惕，坚决不吃他们给

    的鱼，甚至朝原住民的头顶上开枪，还命令其他人把原住民赶走。

    就这样，行走了 59 天后，他们已是步履维艰。由于缺吃少喝，

    加上沼泽地挡住了去路，他们决定返回。没过多久，他们只能靠

    吃骆驼肉续命。格雷染上了痢疾，很快就去世了。不过值得庆幸

    的是，剩下的 3 个人最终回到了库珀溪。漂泊了这么久，他们只

    希望能和其他队员重聚，却发现营地在几小时前已经被遗弃，探

    险队的其他人早已不知所踪。

    灾难继续降临在这 3 个人身上，还好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延德

    鲁万达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把自己的鱼和豆子拿了出来，还给他

    们吃一种叫恩加度的种子做的面包。然而，伯克仍然觉得延德鲁

    万达人不怀好意，开枪打伤了一名原住民，最后把所有原住民都

    赶走了。这些倒霉的探险者继续上路。他们从一种半水生蕨类植

    物中找到了更多的恩加度。起初，这 3 个人试图煮这些种子，后

    来他们看见一些原住民能用石臼把种子磨成面粉，3 个人欣喜若

    狂，也学着做。他们一连吃了一个月的恩加度面包，每天能吃两

    三千克。但奇怪的是，吃得多反而让他们越来越虚弱，还要忍受

    着排便困难的痛苦。他们在日记本里写道：“正常来说，吃的那

    些面包也不至于拉出这么多，而且好像根本没有消化，吃进去时

    什么样拉出来时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写完这篇日记后不到一周，

    威尔斯和伯克就相继去世。剩下的约翰·金走投无路，只能向延

    德鲁万达人求助，请求他们收留自己，这才活了下来。3 个月后，一支来自墨尔本的搜救队找到了金，把他带了回去。这 3 个月的时间里，金还让一名延德鲁万达女子怀了孕。

    和许多欧洲探险家一样，伯克和威尔斯也落入了文化知识陷

    阱中。如果他们能利用原住民积累的智慧，就能学会如何用恩加

    度为身体提供营养，而不是被恩加度取了性命。恩加度不能在新

    鲜发绿的时候采集，必须要等它成熟后采集。之后还必须把它磨

    碎，这样人体才能消化。磨碎之后还要用水彻底冲洗干净，过滤

    掉维生素 B1 分解酶——这种酶会破坏人体内的维生素 B1。这 3

    个人要是肯向原住民学习，他们还会知道要把恩加度面直接放在

    灰里烤，这样可以进一步分解酶。可是，这 3 个人根本没有这些

    知识，于是便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了自己。

    人们往往会相信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和工具。毕竟，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然而，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火，降低自身能量消耗。这样的做法使环境改变，人类身体不断进化，大脑逐渐发达。现在，我们来看看文化杠杆是如何让我们借助外部力量开展日常活动的。我们利用工具提高了身体机能，同时，利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体智慧，一起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累积性文化进化，人类用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利用，这一切都得益于文化杠杆。

    技术提高了人类开发地球的效率。我们的手指轻轻一点就可

    以调配大量能源。我们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吗？是，也不

    是。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只靠体力就能夷平山顶。但是，从生火到

    做饭，人类掌握的工具和技能，以及做出的行为，光靠体力是不

    够的，还需要认知能力。只有集体智慧才能让体力与认知结合。

    毕竟，人类依靠体力就能生存下来，但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

    依靠集体智慧。

    为了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各类环境，人类没有

    选择仅仅在祖先的栖息地上生活，而是选择走出去，所以掌握所

    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对人类的进化来说不可或缺。从生态位中解放

    出来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完全自力更生：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我们无法适应每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他人，从而获得

    生存知识。

    一个群体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能够让这个群体收集信息、辨认环境、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和住所。延德鲁万达人有能力发现身边的食物，而欧洲人却发现不了，这就好像一个欧洲人在城市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咖啡馆一样。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在这方面可谓驾轻就熟。正如相片显影液能生成独特的图像，我们的文化显影液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技术和其他文化实践，它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行为、认知、感知、个性、智力、体能等方面。

    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由文化塑造的，神经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最近一项研究观测了数百名人类和数百只黑猩猩大脑皮层中控制智力的褶皱。这些褶皱被称为脑沟，在个体出生后继续生长和变化，但人类和黑猩猩的脑沟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大脑褶皱的形状和位置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兄弟姐妹的褶皱几乎相同），而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基因的作用则要小得多，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类相比，黑猩猩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认知能力，所以它们的大脑发育以及学习新行为或技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并没有黑猩猩的大脑发达，但人类大脑会继续发育，这样一来，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更为重要。

    人类大脑非凡的可塑性推动了人类祖先智力和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向他人学习。进行文化学习的条件有很多，首先要有一个特别大的大脑，其次要经历漫长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并在这期间认真学习，同时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才能成功完成文化学习。母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天生就依恋母亲，从出生起就会不自觉地辨认和寻找她的声音、面孔，追随她的目光。随着我们不断长大，其他家庭成员、同龄人、长辈和值得信赖的人也会成为我们的老师。

    现在，我们习惯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遇到问

    题时，我们很少尝试自己解决，而是迅速向他人寻求帮助，但黑

    猩猩却不会这样做。直接拿别人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所消耗的体力

    和脑力通常比自己摸索着解决问题所消耗的要少得多。黑猩猩必

    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每次它们都要从零开始。而文

    化进化可以让人类做起事来不仅能采用最合适的方法，而且效率

    还更高。黑猩猩的大脑不仅小，而且不够聪明，要花费更多的精

    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认知能力很弱，无法将技

    能结合起来产生复杂的文化。

    当然，因为文化进化本身依赖有效的模仿机制，所以我们只

    能依靠集体的知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基因序列的复制是生

    物进化的基础一样，模仿是文化进化的基础。如果我们模仿得不

    够精准、不够逼真，那么不同的文化实践在一个群体中留存的时

    间就不够长。无法供人模仿，也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精准度高

    的文化传播大大延长了一个群体中不同文化变体的留存时间，这

    能让一个群体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这是因为模仿的东西越

    精准，群体中实践的版本就越多，因而对实践进行微小修改和完

    善的机会就越多。这些变化会推动人类进化。

    通过模仿，我们创造了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文化解决方案、实践和我们使用的技术都不是特意设计的。我们习惯将发明与发明家联系在一起，例如闻名世界的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由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创新和发明通常是出于偶然或是对现有技术反复改进和组合的结果，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事实上，在累积性文化构建其复杂性的模型过程中，一个发明有多少新特性对创新的影响最小，影响最大的是能将多少现有特性组合在一起。精准的模仿确保一种实践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传播，并和其他实践相融合，从而让文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

    然而，我们进化出这么大的大脑，主要只是为了互相模仿，这似乎有违常理。对许多专家来说，有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发明还是模仿。毕竟，如果像灵长类动物一样，直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让我们获得第一手且最新的相关知识。

    2010 年，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开始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团队设计了一场电脑竞赛。参赛者打造自己的虚拟人物，将他们放置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类似《虚拟人生》和《幸存者》等游戏中的世界。虚拟人物在这个世界里探索，寻求生机，胜者可以赢得 1 万英镑的奖金。100 多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参赛人员包括神经科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虚拟人物编写了程序，使其能够在陌生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一样，拉兰德认为最好的生存策略是将创新和模仿相结合。

    不过，比赛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惊奇：在模拟出来的所有情形下，模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创新。拉兰德说：“这次竞赛的参赛者有的采用模仿的方法，有的采用创新的方法，却没有人把创新和模仿相结合。”赢得比赛的是由 2 名研究生、1 名数学家和1 名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他们设计的程序采用了一种模仿策略：当环境快速变化时，虚拟人物会优先模仿发生时间较近的行为，而不会模仿已经过时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会战略性地选择模仿他人。不同情况下，我们选择学习的对象也不同，这样我们可以一直获得最新的可靠消息。

    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个人的智慧设计出恩加度的七步处理方

    法。它需要几代人不断完善才能形成，每一次完善都被其他人频

    繁模仿传播，久而久之人们就摸索出了制作面包最好的方法，这

    种文化实践可以直接用于学习模仿。然而，即使一种文化实践经

    受住了考验，十分成功，能够代代相传，但它能在文化发展环境

    中传递给其他人，可能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实践能给人们带来一

    些实际好处，而是因为传统风俗。延德鲁万达人研磨和冲洗恩加

    度不是为了免于中毒，只是因为要遵循他们的传统。他们处理恩

    加度的时候必须使劲砸很长时间，这样的准备过程十分耗时费力，通常由勤劳的女性来完成。科学家们最近发现，文化进化产生的恩加度七步处理法大大降低了硫胺素酶引起中毒的风险。

    我们不需要理解为什么每一步实践都很重要，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些步骤，这是区别人类和其他聪慧动物的关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进化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洛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迈克分别给一个人类幼儿和一只黑猩猩一个装有糖果的盒子，但两个实验对象都没能把糖果从盒子里拿出来。然后，他给实验对象演示了拿出糖果的步骤——一步步地推拉盒子的关卡，最后拿到糖果。在这些步骤中，他还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动作：在做最后一步之前拍了 3 次头。幼儿和黑猩猩都能模仿他的动作，最终拿到奖赏，但只有幼儿做了拍头的动作，而黑猩猩却忽略了这个动作，可能是因为它觉得这个动作和得到食物没有关系。蹒跚学步的孩子相信教她取糖果的那个人教她的每一步都有理由，所以她会全部模仿。事实上，目标越不明确，人类幼儿就越会仔细和精准地模仿，即使模仿的步骤与最终的结果毫不相关。

    模仿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模仿，我们的文化和生物机制不断进化，比如说更长的童年期、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更好的记忆力。除了模仿，我们也会教导别人。人类母亲会教她刚出生的孩子如何做一件事。孩子模仿母亲时，母亲会在旁边悉心教导。每进行一步，她都会一遍遍示范，根据孩子的做法，再来调整自己的教法，直到孩子学会才会继续教授下一步。而其他动物不会主动教导幼崽。

    通过教学，知识能很准确地得以传播，学生学习的效率远远高于单纯模仿的效率，对于复杂的技能或有精细步骤的操作更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打磨石器的技术。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教学学习的效果是通过其他文

    化传播方法的效果的两倍。也许正是教学赋予了人类将知识精准

    传递下去的方法，才让累积性文化成为可能。这项打磨石器的研

    究可以解释早期的原始人类陷入 70 多万年的技术停滞，只能制

    造原始的奥杜威石器工具的原因。这是因为和奥杜威石器工具相

    比，阿舍利石器工具更为复杂，制作起来需要更多的步骤，单凭

    模仿无法进行，必须有人来教授制作的方法和步骤。所以直到大

    约 180 万年前，在直立人的大脑进化到可以通过学习制造工具时，

    阿舍利工具才出现。

    但是教学对老师来说代价很高，因此只有当学生学习宝贵知识的好处超过老师所消耗的能量时，教学才能逐渐发展。对于像黑猩猩这样聪明的动物来说，成年猩猩不值得在教学上投入，因为年轻猩猩很聪明，自己就能够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简单技能。教学是一种利他行为，蚂蚁和猫鼬等物种会放弃自己的繁殖机会，帮助其他个体繁殖，又称合作繁殖。复杂的文化内容依靠教学实现知识的准确传播，这也让教学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这是因为随着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有价值，仅仅依靠模仿来学习，不仅低效而且也不可靠。此外，在知识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同时，人们拥有的文化知识不断增多，教师的数量就慢慢增加了，所以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来传授学生。在人类另一个进化反馈机制中，教学解释了文化复杂的原因，但教学同时又是复杂文化的产物。

    在我们的文化工具箱中积累起来的实践和技术，是几代人通

    过无数次模仿得来的结果。环境变化能促进生物进化，同样也会

    带来文化变异。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东非出现的一些复杂的

    文化特性，比如人们大规模生产锋利的黑曜石刀片，进行频繁的

    贸易往来，与大约 32 万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气候和环境变

    化有关。发明一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它能说明有新的选

    择压力作用于现有的技术和行为，这种新的选择压力能够改变技

    术和行为的传播速度。如果陆地上的猎物变得稀少，人们可能会

    广泛学习一种以前罕见的鱼钩制作技能，就像澳大利亚 6.5 万年

    前草原面积扩大时，磨种子的技能也随之传播开来。与其说进化

    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淘汰劣者的过程。加工程序和操

    作技术纷繁复杂，经过几代人的实践，有些程序和技术会被渐渐

    遗忘或淘汰。剩下的那些会在社会群体中不断被模仿和使用，人

    们会慢慢熟悉和适应这些程序和技术。

    环境变化会影响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对文化也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会改变集体智慧的发展程度。集体智慧就像一根杠杆，让个人学习变得不那么费力。所以文化杠杆越长，即包含的文化实践越多，集体的能量就能得到更高效地利用，并且加速文化进化。

    创新常常来自现有想法的结合，所以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再有

    几种新的想法，就可以结合产生更多的想法，从而产生巨大的影

    响。试想，3 个条目可以有 6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每个条目

    只使用一次），4 个条目可以有 24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 10 个

    条目就有 350 多万个组合方式。大型群体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

    同样，只有大型群体才拥有所需的物理能量并从中获益。因此，

    随着人口的增长，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不断增加。增加到临界点时，

    文化多样性会全面爆发，形成文化大爆炸。

    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爆发似乎发生在大约 4 万年前的欧洲。一些专家据此认为，现代人类文化，包括人类复杂的语言和工具都出现在那时。他们认为，大约在这个时期，人类远古祖先可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从而改变了基因，这迅速提高了人类祖先的认知能力，行为上的现代人由此出现。但至今也没有可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欧洲看到大量当时的手工制品，并不是因为人类祖先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对这些出土手工制品的遗址的研究要比其他地方更多，而且这些地方通常是凉爽干燥、隐蔽性强的洞穴，所以与热带地区相比，这里能更好地保存古代的物品。

    另一个原因是，4 万年前欧洲的人口、社会、环境和文化都

    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带动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最近，遗传学

    家发现，史前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激增发生在 4 万—5 万年前。

    与此同时，另一组遗传学家比较了 4.5 万年前欧洲和 9 万年前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爆炸现象，发现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十分

    相似。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越多、文化多样性

    越强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这样他们适应文化实践的机

    会就越多，社会因此也会变得充满活力，他们的工具和手工制品

    及其制作方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种类也多种多样。人口越多，文

    化杠杆就越长。同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越紧密，群体

    内部关系越和谐，群体中个体获得新的文化实践和技术的机会就

    越多。反之，小而孤立的群体也可以经历文化进化，只不过技术

    会变得更简单，种类会更少，最终他们的文化也就销声匿迹了。

    有时甚至基本的技术也会慢慢消失。由此可见，任何可以增加社

    会人口的文化实践——改善营养条件、提高生育率或降低婴儿死

    亡率，都有利于实践本身的发展。因此这些文化实践就会传播得

    更快、范围更广。这样一来，像生火这样的技术就会迅速普及。

    不论是文化技术的发展还是消失，整个社会都在传播一种思

    想，那就是群体之间的联系让技术成为可能。我现在正在电脑上

    打字，我不需要知道每一个按键是怎样用塑料制成、印上字母、

    最后装进键盘的，我也不需要知道字母是如何出现在屏幕上的。

    我只需要知道，只要我轻敲键盘，字母就会出现。但在这背后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匠、工厂工人、矿工等，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生活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意义，我不可能知道做每一件事的所有步骤，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动手了。不仅是我，其他人也做不到。一名矿工知道从什么角度击打凿子，也知道应该用凿子敲打什么样的岩石，但是他不知道他取出的石块会被加工成船体还是电子元件。正如我们从生物进化中看到如此多的生态多样性和生命复杂性一样，文化进化也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系统，人类的日常实践一直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把一块打火石放在手里，很难想象这块小小的石头经历了

    怎样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它是由微小海洋生物演变而来的。微小

    海洋生物把食物的能量转变成自己的骨骼，它们死去之后，骨骼

    变成了石英。数百万年后，板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把石英

    卷到悬崖之上，形成了火石。这块泪滴状的火石又经过人手的改

    造，变成了这把 4 万多年前制造出的斧头。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

    境中，人类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东西虽原始粗劣，却能够用来工

    作。我的手和这把斧头的制造者的手差不多大小，所以我用起斧

    头很顺手。我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形状像是为人体量身打造一般，

    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手指扣进凹槽里。如果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斧头，

    我就能用它从刚宰杀的鹿身上挖肉，而这可能是它最后一项工作。

    手斧在当时就像现在的瑞士军刀一样，是一种必备的万能工

    具。斧头由石头打磨而成，用于砍伐、切片、钻孔、塑形、削片、

    雕刻木制工具，以及许多原本要花费更多时间的工作。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物质和文化的双杠杆。

    现今发现的手斧最早可以追溯到 150 多万年前。直到 20 世

    纪，狩猎采集部落中仍或多或少地用着斧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

    到北极，斧头随处可见，要么在洞穴里，要么大量出现在悬崖下

    方工厂大小的生产基地里。人类想要生存，手斧必不可少。但是

    制作一把斧头的难度之大，有些出人意料。工匠们需要别人教他

    们怎样寻找石头，如何把石头敲下来，最后还要教他们怎样制作。

    别忘了，在这个时候，人类已普遍使用各种各样专门的石器、木

    制工具、绳子、带把手的材料、生火的火石和火绒，以及动物毛

    皮、内脏和其他动物制品了。“石器时代”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

    原始或落后的时代，但是在几十万年前，确切来说是人类出现之

    后，石器加工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需要掌握熟练

    的工艺，还要有地质学、断裂力学和岩石热性能等相关的知识。

    人类学家最近在南非发现了 50 万年前由海德堡人制造的精致的

    石矛尖。

    制作这样的组合工具需要熟悉不同的材料，而且包括木制的轴和用来固定石矛尖的绳子在内的材料还需要单独制作。如果想要固定得更加结实，还要把树脂胶（取自某些树皮）放在火中软化。制作组合工具需要很高的认知水平，其他动物很难达到这一水平，因为制作这样的工具需要调用大脑的“工作记忆”，同时回忆、处理和记忆好几部分信息。工作记忆用于处理多项任务和制定策略，早期的许多技术都需要这种脑力，例如设置捕捉动物的圈套和陷阱。设置陷阱十分消耗脑力，人们先是要想象如何才能捉到动物，然后按照想法创造出一种装置，过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捉到，以此来检验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制作组合工具除了对认知能力有要求之外，还有生理上的要求。尽管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工具并且有能力完成，但是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会让人十分劳累，搜集材料和制作工具也非常消耗体力。创新源于一次次的尝试和错误，耗费了数小时的精力之后，希望最终得到和预期一样的结果。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是通过新陈代谢从食物中获得能量，所以要想得到更多的能量，就要吃更多的食物，然而寻找食物又要耗费时间和能量。但是人类一旦学会了一件事情，或者熟练掌握了一项技术，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人体所需的能量就会大大降低。

    制作工具时，精准的模仿能提高时间和能量使用效率。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技术，随即产生更多提高能量效率的装置和专业设备（如果你曾经用刀拧过螺丝，你就会知道选对工具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要做到精准的模仿，不仅个人要消耗很多时间和能量，整个群体也一样。大规模群体能够抽出专门劳动力（物质杠杆），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这时消耗能量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大规模群体中，只有拥有集体智慧（认知杠杆）的群体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群体规模扩大之前，通过与其他群体建立良好可靠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种规模效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智慧汇集起来，资源和技能的交换可以降低每个群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的群体能发明出更先进的技术的原因所在。

    人类之所以能带来复杂技术的文化进化，是因为人类可以通

    过群体成员的认知处理能力、记忆力、知识储备和体力完成工作。

    文化进化带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本身能达到的。能量的使用

    效率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直接影响着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

    进程。渐渐地，我们将个人的生理和生物能力与人类改造环境的

    能力分离开来。武器和食物处理工具的发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

    食肉动物的大颚、牙齿和爪子，社交工具让我们可以做任何其他

    动物的生物能力无法企及的事情。从火到回形针，再到苹果手机，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人类能够日益熟练地高效处理能量的

    结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理文化杠杆也在不断变化。人类每天摄入 2,000 千卡的食物，保证有足够的能量供身体进行 90瓦功率的活动（以人类的平均代谢率计算），然而我们所消耗的能量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只能够点亮一盏 90 瓦的白炽灯。我现在正在写作，头顶有两盏这样的白炽灯，身后放着一盏台灯，前面是一台正在工作的电脑。除此之外，我的收音机开着，电暖气开着，洗衣机在洗衣服，我一天吃的大部分东西需要用烤箱烤。我的早餐粥提供的能量显然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能量消耗需求。现在英国的人均家庭能量消耗是一个人代谢能力的 4 倍，美国则高达 12 倍。人类现在总共使用大约 17.5 太瓦功率的能量，这样来算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 2 300 瓦的能量消耗，是我们“自然”能力的26 倍，靠我们自身的能力显然是达不到的。在做一些消耗体力还浪费时间的工作时，我们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减少自身的能量消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剩余的能量、食物和时间，人

    口数量就会增多，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又会进一步提高能量和资

    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劳动力分配可以让擅长不同领域的人发挥

    自己的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加速文化实

    践的发展。我们的物质文化杠杆在效率和规模上不断进化，直到

    我们达到另一个临界点。这时，从食物采集到运输的劳动密集型

    工作，不但成本极低，还很容易完成，所以我们就能肆意地开发

    地球。人类现在使用着地球上 40%以上的原始产物，其中的能量

    都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的（因此也可供地球上其他生命使

    用）。

    促进能量产生或流动的新实践形式是驱动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新形式会改善人类基因的存续情况。因为对所有动物来说，养育幼崽都需要耗费大量能量，而它们自身新陈代谢能够产生多少能量会决定它们生育能力的高低。然而最终，成功的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存续和基因存续分离开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越富裕，人口出生率就越低。有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太低，已经导致人口总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些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食品和医疗保障。通过文化进化，我们正在推翻生物进化的关键证据。

    我们可以利用能量改造环境、改变自身，也可以用能量将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类世界的物品。我们周围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制造的，我们依靠人造的基础设施规划着社会生活中的能量流动和社交活动。我们之所以把一些东西称为人造的，是因为它们来自自然界，之后由人类二次加工，我们不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吗？人类的文化进化是生物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文化进化的产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新地球的一部分一样。

    鸟类筑巢，海狸筑坝，它们把自然界的东西重新组合，各得其所。但只有人类能利用世界的原始材料，生产出复杂多样的产品，引发物质的进化。技术通过组合而发展，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因此通过社交网络和技术保证，一种发现或做法可以广泛流传。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灵活的头脑发现新事物，应用新事物。以泥土为例，用泥土可以做出几乎任何东西，这一点人类已经做到了。火让泥土变得持久耐用，让本身柔韧的分子层变成完全不同特性的立体物件，而且十分结实。烧制黏土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变革，也是材料行业的一大飞跃。

    陶器可以用来炖菜煮汤，能储存脂肪、海鲜和美酒，还能让人随身携带液体。在陶器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只能用袋囊或皮囊来携带或储存水。所以能装血、牛奶、水、油和动物内脏的坚硬容器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陶器可以用来煮汤。喝汤能帮助婴儿断奶，而且汤羹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基本不含毒素。通过喝汤，婴儿逐渐接触到新的食品，也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食品。比如，在锅里煮鱼汤可以防止鱼肉脂肪流失。鱼肉脂肪中含有有利于婴儿大脑发育和女性生育的 ω-3 脂肪酸。汤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有利于提高存活率，直接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

    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发展。很难想象没有陶器的时候人们是如何储存、烹饪或发酵谷物的。有充分证据表明，世界各地陶器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农业水平也迅猛提高。储藏的食物可以被重新分配和拥有，这对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结构、领土和经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机会。

    陶器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把自然材料转变成人造材料，揭示了社会和发明之间的反馈关系，因为每一种发明带来的变化都推动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化进化中，世界各地人民创造了纷繁复杂的陶器加工、烧制和装饰技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牛奶罐、小雕像、砖块、瓦片、台灯、抽水马桶、陶瓷电子元件等。制作陶器最耗时耗力的环节是烧制，因为需要收集燃料，并让窑炉一直保持足够的温度，但好处是可以同时烧制多个罐子。这种大规模生产使其制作成本变低，所以制陶的技术很快取代了制作篮子或木箱这样的技术，因为后者很难做到大规模生产。

    随着人类群体能支配的能量越来越多，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

    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制陶发展起来的窑炉技术，可以为

    上釉创造可控制的高温环境，冶金学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人

    们将岩石矿物碾碎后用于装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铜珠

    在火床上沉积，这些铜珠可以被打碎和熔化。发现可以从岩石中

    提炼出铜，这让人们兴奋不已。提炼的方法就是高温熔炼矿石，

    比如亮绿色的孔雀石、蓝铜矿石和硫化铜矿石。突然间，我们发

    现脚下土地里居然隐藏着新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被制成任何东

    西，而这些被制成的东西还可以被制成其他东西，如此往复，实

    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为此，人们需要更多的能量：窑炉靠木炭燃烧供热、风箱供氧维持燃烧，以保证温度至少达到 1,000 摄氏度。人们制作出坚固的铜制刀片后，就可以切割骨头、木头甚至石头。伟大的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们用铜凿一点点雕刻石块建成的。据估计，整个工程需要 30 万把凿子，为此开采了大约 1 万吨铜矿，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矿工的寿命维持不到一年。

    公元前 3000 年，人们发现在铜中加入锡可以制成青铜，这

    是一种更坚硬的合金。青铜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因为锡在地壳

    中比较稀有，所以需要从遥远的英国运输。这条贸易路线从锡的

    发源地英格兰西南端的康沃尔郡开始，沿着锡的开采路线一路到

    达阿富汗。这条路带来了商品，同时也传播了思想。这是第一个

    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网络，让新精英阶层变得非常富有。由于游牧

    民族的入侵，这条贸易路线在公元前 1200 年被迫中断，人们不

    得已开始寻找青铜的替代品。结果人们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每

    一块岩石都含有铁，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金属。从此人类进入了铁

    器时代，铁器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与冶炼铜相比，冶炼铁矿石需要的温度更高，消耗的能量更

    多。人们用古老的熔炉最多只能炼出一种多孔的海绵状物质，叫

    作熟铁，这种熟铁并不比铜强多少。熟铁经过反复捶打后可以提

    高强度，但仍然无法代替青铜。（尽管如此，到公元前 1500 年，

    铁在古埃及已经很常见了。）后来冶炼者发明了一种方法，突破

    了技术限制。他们通过在火中添加木炭来提高和控制热量，这样

    一来，一种铁和碳的合金就生成了，我们称之为钢，钢是当时最

    坚硬的金属。合金中碳的含量至关重要：1%的含碳量可以制成高

    强度的钢，4%的含碳量就会让钢变得脆弱易碎。遗憾的是，直到

    20 世纪，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为什么有些炼钢工艺行得

    通，有些却失败了。

    炼钢技术作为一种复杂而神秘的仪式代代相传下来。罗马人

    离开英国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铁钉藏起来，也没有公开其他冶

    金技术，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怎么制造不易折断的剑、渡槽和

    船只。后来，人们在苏格兰发现了一个深坑，里边埋藏着的铁钉

    和钢钉重达 7 吨，这是一个罗马军团撤退时埋下的。由于锻造钢

    铁关键技术失传，人们把钢铁神化为坚不可摧的武器，比如英国

    亚瑟王使用的神剑。

    高炉是一种冶炼设备，通过在冶炼矿石的过程中添加木炭，

    可以减少矿石中氧的含量，通过空气鼓风提供氧气支持燃烧，最

    终得到金属制品。世界各地发明的高炉多种多样，至今仍在广泛

    使用。正是因为加工出了铁这种特别又普通的金属，才让铁制工

    具创造了现代世界。铁犁耕种土地的效率更高，铁斧砍树比用石

    头更快，铁钉、铁质渡槽和桥梁让基础设施更加坚固。因为这些

    进步，城镇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环境造就了人类，支撑着

    整个社会的运转。然而，为了控制更多的能量，我们改变了环境。

    冶金需要用到木炭，所以世界各地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环境遭

    到破坏，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也不可能偶然间有这么一个重大发现或是自己发明出从岩石中变出钢铁的方法。每一种技术都包含诸多步骤，这些步骤是几代人学习和传承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文化依赖一个重视教学和学习的社会，还要具有跨越地理区域的强大网络。这个社会规模要足够大，才能有劳动分工，才能有养活劳动者的食物和水源。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和社会得以进化得复杂多样，让人口和社会网络发展到足以支撑所有的能量消耗。

    生火和控制火种赋予了人类了不起的能力，可以将地球上的物质转化为人造世界的物质。掌控火种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地球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让地球迈向新行星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永远地改变了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动态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几乎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策略地互相模仿，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进化完全依赖于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些信息被忠实地复制、储存和传播。在生物系统中，基因信息储存在 DNA 中。在人类文化进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是文化知识，它储存在语言中。正如生物进化出了生存策略以改善其基因的繁殖过程一样，人类的文化也产生了适应性方法，帮助其传承发展。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在海边的火光中，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有一个人在唱歌。

    他像是在为我歌唱，又好像不是。火光中，只看见那人来回走动

    着，时而蹲下，时而起身。他黝黑的皮肤已与黑夜融为一体，但

    是身上的油彩却熠熠生辉。当我看清跳舞之人的面貌时，不由得

    大吃一惊。他扮成神灵的样子，合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胳膊，跺

    着双脚。他眉目间神采飞扬，牙齿也闪闪发亮。他一边唱，一边

    敲击着彩绘的棍子。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随着他双脚的律动颤

    动了起来。另一位光彩夺目的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着音乐。

    舞者的舞姿越发狂野，前后甩着头，手胡乱地抓着空气，却张弛

    有度。燃起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周围的人也都加入其中，敲打

    着木棍，手里摇晃着干豆荚。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雍古族舞者

    还在跳着，唱着。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启明星在天边升起。

    歌中唱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在梦幻时代，第一批人类遵循造物主的指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造物主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纳斯，也就是金星（又称启明星）。维纳斯在飞行时，唱了一首有关她一路见闻的歌曲，里边描述了她途经的地标和万物起源的创世故事。雍古族舞者的歌声余音绕梁，舞蹈活灵活现，配合着身上的彩绘，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闭上眼，我似乎也能看到舞者的身姿。舞者脚下律动不停，敲棍声和鼓声笃笃作响，迪吉里杜管乐声悠扬，沙滩之火闪烁不停，引人入胜的歌曲不绝于耳，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难以忘怀又意义非凡的体验。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过。或许从 6 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就开始学习、传唱这些歌曲，口口相传至今。它们就是歌径。

    歌径以口述故事的方式记载文化知识，利用共通的文化背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或社会。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歌径也是澳大利亚的“活”地图，绘制了这里交错纵横的无形道路。原住民通过变化的旋律、艺术作品和舞蹈表演展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标志、草木林海、高矮岩壑、天地生灵、气候类型和水源分布，而且这些对周遭世界的认知通常与天上的星座相关。因此，歌径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如果你了解歌径，就会发现，一曲终了，你可以轻易地转到下一曲上，因为歌径中的每一乐句都是歌径地图上的索引。此外，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中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歌径中的乐句（还）是记忆库，指引我们找到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道路。”

    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又为何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世界的文化信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靠且节省力气的方法来广泛传播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将其代代相传、不断更新。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

    6 万年前，一小队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颇具开创精神，在澳大利亚迅速繁衍生息，建立起欣欣向荣的部落，同时还学习如何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处，以便更好地生存。他们发展出烧荒农业，利用各类材料制造渔叉、猎矛等复杂的工具。旱季和雨季不断交替，各个部落为了获取水源和其他资源，迁徙十分频繁。而且每到一处，他们都详细绘制了当地的地图。故事帮助人们学习知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正如一位原住民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没有书本，我们的历史就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从祖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带我们参观这些圣地，教授我们历史，通过歌曲和舞蹈给我们展示朱库尔帕信仰，也就是梦幻时代信仰。我们用舞蹈演绎故事，这些故事也融入了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朱库尔帕信仰。”通过歌径，朱库尔帕信仰在澳大利亚世代相传，人类在这里繁荣兴旺。

    从本质来说，讲故事更像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它需要人们思想相通，愿意搁置现实，探索虚拟时空。虽然歌径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它们将这些部落连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故事、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口述地图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们不仅对保持原住民身份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使原住民免于灭绝。

    约 2 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冰盖绵延了 4 500 千米，海平面下降 20米。同时冰盖冻结了大量水分，导致全球各地雨水稀少。随着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以澳大利亚为例，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了 60%。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

    某个种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群隔绝了上万年，并且分化成了人数稀少的孤立群体。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的死胡同，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在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都灭绝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原住民不得不更加依赖专门的知识寻找所需资源，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以便生存。2 万年前冰川时代的石臼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擅长加工处理恩加度。成年原住民臼齿化石上特殊的磨痕也表明，他们已经会加工纤维来制作渔网。这些步骤繁多、工序复杂的技艺必须要储存在集体记忆库中，代代相传。即便这些技艺不再有价值，比如当某个群体生活的地方不再有恩加度，它们仍然薪火相传。也许若干代之后，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新发现这些技艺，让它们得以存活下来。

    我们“自私的基因”只懂得拷贝自身，而歌径则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在处境糟糕的冰川时期，歌径和其中描述的仪式帮助部落应对孤立无援的状态，而这种孤立也让歌径和那些仪式得以保存。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文化变革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因为歌径可以为所有人理解，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种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 17 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着约 100 万原住民，说着 300种语言。

    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全世界，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带来

    的诸多挑战，正是故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带领着我们共同面对

    挑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故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讲述的内容从叙事者周围的环境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

    过程中，故事给予全人类精神力量，让我们坦然面对自然和社会

    环境的变革。家喻户晓的故事通常会浓缩成一句文化格言，比如，

    用“狼来了”的故事提醒大家不要撒谎，用“三思而后行”规劝

    他人谨言慎行。在过去，故事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有人指出荷

    马创作的《奥德赛》用诗歌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便于记忆的地中海

    地图。同时还有证据表明，大象也可以使用故事地图。与人类相

    似，大象的大脑体积占身体体积的比例相当大。生物进化会青睐

    那些记忆力更好、更善于沟通与合作的个体。象群中的母象就像

    人类的祖母一样，即便在干旱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会记得那个能

    拯救集体的遥远水源位于何处。

    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的手段，因为它不仅帮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它就像精神世界的思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头脑中模拟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并将得出的结论储存在脑中，供日后参考。其实，我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前往两个不同水源地的路线，不需要真正走一遍，就能权衡出哪条路线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靠近巨石，危险”，我们或许记不真切，也很难因此幸存。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表弟曾坐在巨石旁，结果被睡在那儿的狮子咬掉了脸。”我们或许就会记得更加真切，从而保住性命。故事是文化的记忆库，因为故事提供了语境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分享和储存真实的信息。

    研究表明，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 22 倍。这是因为，在讲述故事时，大脑的多个部分都会被激活。单纯地陈述事实只能激活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布罗卡氏区和威尔尼克区，即赋予单词意义的区域）。但如果通过讲故事传递同样的信息，大脑中同叙事有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假如一个故事中提到了跑或跳，大脑的运动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提到了某人的缎质上衣，大脑的感官部分就会被激活。叙事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故事讲述者可以将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听众，让他们感同身受。研究人员对讲故事的人和听众的脑部做过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二者的大脑会产生同步反应。神经学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听说神经耦合”。

    换句话说，随着大脑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

    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

    同进化。人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故事看清世界和自己

    的人生。许多人将人类的故事——这个不曾中断过的长篇故事—

    —归功于神的旨意。

    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复杂的预知系统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进化

    过程中产生的一桩怪事。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处理包括眼睛、

    耳朵、皮肤和内脏器官等身体其他部分的感官输入信息。大脑通

    过这些信息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

    界的了解。我们将其统称为意识。人体不断地感知信息，大脑也

    不断地更新它的预知工具，并利用预知指导我们和周围环境的互

    动，帮助我们趋利避害，繁衍生息。大脑的预知系统让我们意识

    到质量重的物体会下落，阴影中的物体看起来颜色更深，液体不

    需要咀嚼等。

    大脑将接收到的碎片信息收集起来，选择合适的故事模式，构想合适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以碎片信息为主角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被吃了一半的牛，再听到一声狮吼，可以轻易联想到狮子袭击了牛。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会修筑围栏保护牛群，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牛的死亡原因不明，我们心中会有其他思量：可能是牛运气不好，可能是被村里老妇诅咒了，也可能是触怒了神灵。我们无法控制运气这种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下咒的老妇沉塘，或者向神灵献祭，平复他们的愤怒。做完这些之后，如果剩下的牛活了下来，那故事就可以改动了：牛能活下来是因为老妇不在了，是因为神灵对献祭的东西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时来运转。这样，我们就向人类文化知识库里成功添加了一些信仰，这些信仰虽然有用，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人类也会无中生有，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1944 年，在美国

    进行的一项研究中，34 名大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动画。视频

    里，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来回滚动，一个长方形则在一边保持

    不动。当被问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34 名学生中有 33 名都将视

    频中的图形拟人化，编了一个故事：圆形代表“焦虑和担忧”，

    小三角形代表“无辜稚子”，大三角形则代表“（人）被愤怒和

    挫折蒙蔽了双眼”。只有 1 名学生说，他看到的不过是屏幕上的

    几何图形。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幻觉”。所以，只需对输入大脑的信息稍加调整，这种幻觉就会被改变。这种调整十分有效，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像上文“牛之死”的故事一样，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后者是因为大脑用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应它从身体获得的感官体验。如果医生给了身体疼痛的病人一片药片，并告诉他，这个药片可以缓解疼痛，那么药片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疼痛之所以得以缓解，可能是因为药片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被人体吸收，抑制了体内的组胺分泌，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希望药片可以起效，从而要求身体减少组胺分泌。我们给自己讲的“药和医生”的故事足以让药片产生生化反应，即使药片只是用糖做的安慰剂。

    其实，即便病人知道药是安慰剂，“药”这个字代表的强大治愈作用足以让病人相信“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美好故事，促使大脑产生被治愈的感觉。如果想要病人得到治疗的感觉更加强烈，可以让开“药”的人穿上白大褂、在“药”的包装中塞入用药医嘱、包装外列出药品成分（有的“药”会列出空气的化学成分）或让病人通过相关仪式求药。有时，注射安慰剂比直接服用安慰药片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人们相信，生病时打针比吃药好得快。

    安慰剂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药的故事深嵌在人们的文化“显影液”中。不过安慰剂发挥的作用因文化而异。相关实验数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在德国，安慰剂对溃疡的治疗效果比其邻国丹麦和荷兰高了一倍，而对降血压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受到信念的刺激，改变我们对炎症、压力等一系列致病因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的生辰年同最终导致死亡的特定身体器官相关。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比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患有该病的人提前四五年。这个发现令人震惊。随后，研究者又对比了同一年出生的部分美籍华裔人和美籍欧裔人的死亡率，结果证实了这个发现的真实性。部分美籍华人相信“生辰年和疾病”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现实——他们确实更容易死于相关疾病。这样一来，“生辰年和疾病”故事的可信度也随之提高。由此来看，长寿并不由基因决定，而是由相关文化故事的力量决定的。

    故事能够说服大脑来治愈疾病。这种力量在其他方面也有体

    现。历史上曾有多次报道，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会出现大规模流行

    性昏厥和癔症，且无明显病因。其中一例于 2012 年发生在阿富

    汗北部塔哈尔省省会塔卢坎市的比比哈耶尔高中。该校的女生和

    老师随后住院接受治疗。最开始人们以为病因是塔利班的毒气袭

    击，但是，上百人的血检和尿检结果都为正常。之后，世界卫生

    组织将此次事件看作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约旦河西岸也

    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最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指责，都认为

    对方应对事件负责。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该事件也只是一次心

    因性疾病。第三个例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当地的歇斯

    底里感染（即流行性癔症）后来还引发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以

    上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处于十分恐怖的氛围中。对于她们即将面临的危险，她们的大脑用最真实的身体反应给出了回应。60%的病人在准备接受化疗时，会产生预期中的恶心，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化疗会让人恶心”的思维定式。

    这种现象叫作“反安慰剂效应”。它与安慰剂效应相反，会

    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反安慰剂效应解释了诅咒和黑

    魔法为什么能够起效。有些人甚至会因诅咒而亡。据文件记载，

    大约 80 年前，在亚拉巴马州，一名男性因伏都教的诅咒而日渐

    消瘦。将死之时，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德雷顿·多尔迪的医生。可

    他认定自己行将就木，不管多尔迪医生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

    法。最后，医生决定用另外一个故事破除伏都教的诅咒。多尔迪

    医生给他服下了一种很有用的催吐剂，并在其呕吐时娴熟地从自

    己的口袋中变出了一只活蜥蜴。多尔迪医生称伏都教的诅咒就是

    这只寄宿在人体内的蜥蜴，并向病人保证，既然现在蜥蜴已经吐

    出来了，那身体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结果，病人真的恢复正

    常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对内心的感受产生生理反应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吃下了不干净的食物，呕吐和昏厥都是一种警告，让我们尽快逃走或采取相关措施。同样，如果处在安逸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里可以舒缓疼痛、减轻炎症。这点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父母的一个亲吻便可缓解他们摔破膝盖的疼痛。像这样将感官体验与现实（大脑相信的故事）结合起来，也是大脑影响现实体验的一种策略。

    为了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人类进化出了故事，将其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我们做的梦是故事，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活动也是故事。我们用自己主演的故事理解世界。历史是我们的暖场表演，而广袤的宇宙是我们的舞台。很多人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我们的目标是“旅行的终点”。在人生旅行中，我们可能会“迷失”，也可能会“处于十字路口”。不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小就会讲故事，这是人类的共性。在学会说话之前，我们用表情和手势讲故事：当我蹒跚学步的孩子给我看一只蝴蝶、兴高采烈地拍着手时，我知道，她正在给我讲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将各种情绪带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这也是故事便于记忆的原因之一。

    从几十万年前山洞和岩壁上赭色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在贫瘠荒凉的地球上，人类特意留下手印和其他涂鸦。除了表示划分领地的意思，这些涂鸦还在努力传达着别的东西。它们向我诉说着，人类不但要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如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言：“小说（故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是我对于小说（故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从非洲南部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赭色手印均有广泛分布。这是人类从历史早期甚至是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讲故事手法，从未中断过。2017 年，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杀害原住民男童罪犯的从轻判决，当地原住民在最高法院的玻璃门前印下了赭色的手印。鲜红的颜色表达着人们对正义的呼唤，也让人们回忆起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将其用作文化工具的时代。

    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腹地，当地有一处名为萨尔瓦多卡斯蒂略的洞穴群。两条河流流经洞穴，河流之间坐落着三座山谷。这里是动物每年迁徙的必经之路，人类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许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尼安德特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洞穴中。后来，人类的祖先也住了进去。这里成了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的避难所。洞穴内部交错复杂，宛如迷宫。墙上到处都是非同一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由两个人种分别绘制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64,000 年前，但是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画，因为人们根本想不到洞穴深处的房间中还藏有这样的作品。当我参观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时，我让导游把洞穴内的照明灯关掉，因为我想欣赏它最初的壮丽。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恍惚了几秒。随后，在导游手电筒的幽幽光线中，我看见洞穴顶部出现了一头野兽的影子，形象立体，若隐若现。这影子说是野牛，但又像人，看着令人毛骨悚然。当手电筒的光照到洞穴内一根三米高的钟乳石柱时，天花板上半人半兽的影子突然变大，形状也更加扭曲，影子随着光移动，走过了整个天花板。一种混沌原始的感觉从我内心升起，这感觉中掺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这令人惊叹的画面便是史前的电影画面。

    至少在 15,000 年前，一位聪明的“动画师”就用这种画面成功

    地吸引了观众。他利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和石柱凸起，将光和

    影灵活地应用在岩壁的图像上。“动画师”通过移动石灯，让图

    像动了起来，赋予了它们生命。这样讲故事会将创作者的思维传

    递给观众，进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讲故事为社会的凝聚提供了

    史无前例的机会。大家都默许了在讲故事中可以撒谎：我们愿意

    以观众的身份先进入连接现实和幻想的故事世界中，再向前走进

    幻想世界中。

    影院的多重感官体验增强了这种效果。一部分原因是影院的

    画面比例，即现代电影中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大脑认知面孔和人体

    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每秒 12 帧到 24 帧的画面让人目不暇

    接，我们根本不能理性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我们不

    确定自己是不是认识银幕上的人，所以通常会觉得电影中的人物

    与自己关系密切。）清晰的野牛人兽画像遍布石壁和石柱，造型

    各异，或许代表披着野牛皮的萨满巫师。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史前山洞影院的创造者十分清楚这些画面会带

    来怎样的感受。那么在这个神秘的黑暗洞穴中，他们到底创造出

    了什么样的世界？萨满教让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幻觉，能让人们为

    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利用想象出的神灵和魔力解释生活中难以解释的神秘

    现象。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线并不明确，甚

    至也没有必要区分两个世界。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慰

    藉。对于高度依赖社会的人类来说，神灵是我们面对险境时最后

    的依赖。比如，地震之后，信教人数就会增多。再比如，向一位

    普度众生的神灵祈祷可以减轻压力。祭祀这样的神灵也会让人安

    心，还能得到社会支持，这样的心理暗示可以说服大脑缓解身体

    的疼痛感。信教人士会更加平和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许是因为

    各类宗教都有宿命论的影子，也有神灵负责事情的善后，这样就

    能让人们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化

    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

    不过，那些依据故事产生的习俗虽然看起来不够合理，却可

    以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些习俗实际上于人有益。以打猎为例，

    世界各地的打猎都有仪式，包括模仿动物、只在规定区域打猎或

    者沿着看来不大可能打到猎物的方向打猎。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

    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理性打猎是指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

    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应用到以后的打猎中。不过，研究人员在分

    析打猎的成功案例时发现，同理性打猎相比，仪式导向的打猎是

    一种更好的打猎策略。比如选择打猎地点时，理性打猎会回到以

    前捕到猎物的地方。但问题是猎物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地方。仪

    式导向的打猎则会随机挑选打猎区域，帮助猎人摆脱对某地的偏

    爱，而这种偏爱正是人类认知的致命缺点。就拿黑猩猩来说，它们没有这种偏爱，因此它们在打猎地点的选择上就更加随意。

    故事也为整个族群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所以难怪泛灵论早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得以广泛传播，或许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早期人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泛灵论下的多数宗教故事都将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犹太派基督教徒凌驾于自然的观点为个例）。西伯利亚雅库特的原住民会猎杀驯鹿，但是他们相信驯鹿的体内存在灵魂，驯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自愿成为人的食物，等待人们捕杀。每一次猎杀驯鹿都有相应的仪式，表示人类会顺从驯鹿灵魂的旨意，并感激它给人类部落带来了礼物。

    人类的祖先在这些环境信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化都认为祖先的灵魂栖息在动物身上或以自然界的其他形式存在。已故之人通常会继续在群体中发挥作用，维系代与代之间以及跨生命形式的联系。与死亡相关的习俗是文化故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发现的诸多重要装饰品都用于装饰已故之人。只有文化不断传递下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即便个体去世，他们曾坚持的文化实践也必须有人继续坚持，文化才能进化。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群体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许这就是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的仪式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从纪念碑到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们现在仍用实物创造文化记忆，讲述逝者的故事。

    编故事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誉。阿格塔人生活在菲律宾，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这个种群更看重讲故事的能力，看重程度是看重狩猎能力的两倍。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家里人丁最为兴旺。

    故事将听众带入其中，让他们一起感受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

    从而引发听众的共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火在人类的早期

    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延长了一天的时间，让人们之间的

    对话充满想象力。人类学家分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现代狩猎

    采集者间的对话。他们发现猎人们白天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土

    地权益等世俗问题；但到了晚上，人们在篝火旁对话，80%的内

    容都是故事。我们将自己对世界的解读和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用

    故事、绘画、歌曲和舞蹈传递给他人，这是人们思想间的对话。

    大家共同进行的这种仪式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互信

    和团结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足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到一起

    吟唱的宗教赞美诗，这些一起唱歌跳舞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几分钟

    的共同活动。这些活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让人们好

    像成了一家人。实验证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个体之间的

    合作会更好，会向社会捐助更多的款项，打造对人人有益的社会。

    对大脑的预测系统来说，仅仅创作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的故事同群体的故事相一致。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群体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吸引外人加入群体。所以，尽管讲故事并没有给一个群体带来食物和其他有形资源，但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它在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传授文化知识。人类学家发现，在阿格塔人中，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阿格塔人流传的故事里，80%的内容都同合作、性别平等、平均主义、惩恶扬善等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文化行为有关。如果一个群体有关合作的故事较少（相对应地，有关自然的故事可能较多），那这个群体的合作能力就会较差。

    因为故事，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社会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

    利用故事，我们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人的信息和整个世界的信息，

    并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共情、如何规矩行事。通过故事，我

    们可以探索世界，了解他人的想法。这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

    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有勇气挑战这些信仰和看法。尽管

    人类讲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听到故事时，大脑会产生相似

    的反应，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更能换位思考。心理学家

    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发现，当把同一个故事用英语、波斯语和汉语

    讲给人们听时，一旦听众明白了故事的深刻内涵，他们的脑部会

    产生相同的脑部活动激活模式。另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增

    强人们的同理心，即便大家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

    读者越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理心就越强。

    在某项研究中，如果研究人员“不小心”弄掉了笔，那些曾“高度沉浸于小说”中的人比其他人捡起笔的概率高了一倍。另一个研究则得出结论，文学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读者感受小说人物主观体验所需的心理过程”。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感

    受到不同的情感。这是人们在合作型社会中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

    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故事具

    有集体性的特征，即分散在一个个小故事里的信息合在一起，才

    能完整地表达出集体故事里的信息。因此，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

    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

    赋予弱势群体力量。兰代是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由两行诗行

    构成。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

    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比如，

    “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她们总是夸赞自己的兄弟/当兄弟们坐在

    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或者“用你的炸弹背心拥

    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

    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

    的确，书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

    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至今日还在被人引用；托斯卡纳诗

    人但丁创作《神曲》（原名《喜剧》）时，选择用意大利语而非当

    时主流的拉丁语，这推动了意大利语成为民族统一语言；亚历山

    大大帝将荷马的《伊利亚特》看作自己征战的蓝图，据传大帝睡觉时也要枕着这本书。

    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感。它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到底是谁，以及如何看待邻邦。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民族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人类想要将世界改变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并想让后人从中受益，童话故事便由此而诞生。文学人类学家发现，包括《美女与野兽》在内的部分欧洲童话故事，其创作时间可追溯到 6,000 年前的古印欧人时期。追溯这些故事的创作时期，可以揭示远古人类数量扩张和位置分布的特点，展现数千年来故事传播带来的非凡力量，比如“人不可貌相”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仍在读希腊奴隶约 2,500 年前创作的《伊索寓言》。

    千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会根据听众和时代的不同更新故事的角色和细节。1872 年，当乔治·史密斯破译了古巴比伦石板上复杂的楔形文字后，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篇史诗已有 4,000 年的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其所谓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世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乌特纳比西丁带上自己的妻儿、村子里的工匠、动物幼崽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事实上，当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板还没有被人挖掘

    出来时，一位名叫安库的埃及抄写员就指出，现在大家说的东西

    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如果我可以说出

    没有人说过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说的不是祖先们说过的陈词滥调

    就好了！”不过，故事的基本情节或许不多，但在情节有限的情

    况下，我们仍然编织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需要创作新

    故事，只需根据听众和时代的变化改编原来的故事就能得到新故

    事。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

    我们创作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着时代的文化背景，为我们了解文化变迁打开了窗口。最初，许多宗教故事与宣扬美好品德、规范行为无关。在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宗教中，神灵拥有凌驾于我们的权力，过着电视剧般精彩的生活。我们通过仪式和献祭安抚他们，有时会因此得到神助。羞愧也是推动我们献祭的重要因素。在《伊利亚特》中，宙斯不在乎公平正义。当时的古希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国家。父亲在世时，即便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仍无法保有自身权利。

    到了《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大约 50 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人人自危。战争和经济危机频发，阶级对立情况严重。宗族制度式微，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形成了挑战。希腊人似乎将自己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影射到了宇宙中。《奥德赛》中，宙斯的形象更具有审判性，他抱怨人类“用自己的恶行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宙斯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丧失了人这一属性，人们对古希腊众

    神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恐惧。在《伊利亚特》中并没有“敬畏神

    明”的说法，但是到了《奥德赛》中，敬畏神明是一种值得称颂

    的重要品德。人们之所以改变了对待神灵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空气。可能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害怕空气污染（其实是瘴

    气），结果导致净化仪式盛行。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人们只

    是象征性地进行净化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就能呼吸新鲜空气

    了。在后来的《奥德赛》中，魔鬼成为散播瘴气的罪魁祸首。俄

    狄浦斯染上了瘴气，开始四处流浪。一开始，人们觉得瘴气事不

    关己，任由它像细菌一样随机感染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就行。但

    如果不净化空气，人们就要世世代代都经历感染瘴气的痛苦。被

    感染的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难当，而这种情绪要到瘴气被彻底清

    除时才能释怀。从这里开始，瘴气成了罪恶的象征。罪是一种意

    念上的疾病，大家都害怕陷入其中。于是，净化仪式多了荡涤思

    想的环节，形式变得更加复杂。

    故事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认知手段，因为通过故事，人类创造了诸如“罪恶”这样的观念，后来还让人类集体信服。这样的方法不断塑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引起对死刑或堕胎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影响人类的繁衍，决定人类的生存。由此，人类在文化上的发明推动着生物进化，比如它可以规定我们与谁共享基因是罪恶的。

    所以，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

    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地传递下

    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储存非故事型的资料也变得越

    来越重要，比如，谁欠了谁什么东西。从印加人的结绳记事到刮

    花的贝壳、刻痕的黏土，再到石板，非故事型资料通过这种物理

    可视的途径储存起来。上万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信息棒”

    在广袤的大地上传递信息，内容涵盖邀请、贸易谈判和请求。这

    些约 33 厘米的木棍上刻有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同

    时也可作为穿越其他地区时的通行证。

    约 5,000 年前，人类发明出了一种出色、灵活的信息储存工具——文字。这是迄今为止，管理、储存和忠实传送大量信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累积性文化进化的关键。

    但是，学会读写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要从孩子抓起。所以，只有能从中受益的社会才会接受读写。对于那些人数少、分布广、语言多样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进化压力不足以让他们学会书写。土地、麦子、山羊和孩子的数量象征着“财产”，而财产的概念要在人类定居某地后才能发展起来。对很多农耕社会来说，作物的种类也是文化进化的关键。国家更容易对有固定收获季节的谷物征税，比如小麦和稻谷。收税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书写成为有利生存或生存必需的技能。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口有读写能力，而且一般是担任政府官员或宗教领袖的男性。

    使用和发展文字的社会通常是定居的部落（社会）。整个部落可以生产足量粮食来养活大量人口。在部落内部，大家开展贸易，还能控制诸多宗族，保证稳定，而避免打仗。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种植了小麦，粮食充足下，世界上第一批人口密集的城邦出现。从宗族部落到匿名个体组成的大城邦，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影响深远。文字在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一旦税收或贸易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城市港口的货物进出情况，统治者的财富及他们多变的法则，胜利的战役等世俗之事被人们永久记录在石板上，“历史”就开始了。从早期苏美尔人的文字记录到如今的脸谱网账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记录生活的心情。信息储存和传递方式的进化让社会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社会变成文化知识的集中网络。

    文字可以传递更加复杂的数据（比如表示 4 头牛时，用符号表达取代图片表达），还可以实时传播真实的演讲内容。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文字分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套统一可见的符号代表语音，无数社会都已完成了这意义非凡的一步。大家还会相互借鉴彼此的符号，并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文字系统，比如古代汉字和精简版的字母表。书写系统中一个符号基本代表一个音。字母表只发明过一次，而且根据古希腊人的说法，它是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火的地位。字母表一词的英文是 alphabet，其词源是早期的闪米特语（即腓尼基语）。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的字母。在希腊语字母表中，“Aα”（读作 alpha）、“Bβ”（读作 beta）和其后的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字母。但在腓尼基语中，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希腊语中的 A 转置到一边，该字母名为 aleph，在腓尼基语中是“公牛”的意思，该词从迦南语的“alp”演变而来。腓尼基语第二个字母的写法同希腊语中的 B 类似，象征着尖顶屋。该字母读作 beth，在腓尼基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如今，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看见这种尖顶屋子），该词则可能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屋子”的图像。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腓尼基字母系统是今天使用的多种字母系统的起源。

    字母系统还在不断地进化中。英语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丢失了 6 个字母，包括 ð（“eth”，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e 中的发音）、þ（“thorn”，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ing 中的发音）和 ȝ（“yogh”，发音类似 ch 在单词 loch 中的发音）。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文字密不可分，我们很难想象城镇化的大型社会没有文字会是怎样的情形。对代代生活在黑暗中的盲穴鱼来说，它们的视力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最后会逐渐丧失。同理，有些文化也会失去它们的技术和实践，而且缺失的时间会持续上百年。这再次提醒我们，文化的进化没有方向，我们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伴随着一系列毁灭性的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古希腊进入了文化失明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 1200 年，古希腊人生活在他们以前文明的虚墟中，不再具备读写能力。

    但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在全民多为文盲的黑暗时代，荷马或许是在仍然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创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这一点非同凡响。如同音乐，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表演。当人们表演诗歌时，诗歌中的文字、比喻、节奏和音乐性都变得生动起来。传奇的盲人诗人荷马凭记忆表演他的诗歌，听众会自行记下诗歌，然后再背给他人听。即便荷马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字。他们周围的寺庙和纪念碑废墟上刻满了文字，他们与腓尼基人等受过教育的群体通商往来。荷马本人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文字这门艺术。诗中，一名信使带着一块折叠的青铜板，上边写着：“杀了送信人。”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书写文字的能力在你生活的地方已经丢失，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此时，就是最合适盲人作家的时代。荷马和他同时代的人依赖另一种认知技巧——记忆力，因为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记忆力更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如今人类记忆能力下降的诧异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时代书写能力丢失的诧异。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遵循严格的格律，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背诵和即兴发挥；同时诗篇中还包含大量重复的内容，所以常见的短语能以合唱的形式穿插在史诗作品中。然而，当时的人们如果要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熟记上千诗行，需要一定的记忆技巧，就像现在伦敦出租车司机熟记各条街道名称和各种路线一样。记忆大量诗行对当时人们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他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比如海马体变大。

    希腊人发明了一套关于记忆的复杂艺术，名为“助记符号”。

    这是一种文化的习得技巧，其原理就如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径

    一样，将一个个故事用风景和星座的形式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

    传说，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受邀在一场宴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他表演完之后便离开了会场，可他刚一离开，会场屋顶就塌了，

    里边的人无一幸存，他们的尸体也面目全非，无法识别。但是西

    摩尼得斯凭借记忆，回忆了会场大厅的情况，记起了每一位宾客

    的席位，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以便安葬。据传，西摩尼得斯利

    用自己琢磨出的记忆技巧将记忆植入虚拟的“思维宫殿”。也就

    是说，记忆技巧利用我们在文化和生物层面共同进化出来的用故

    事记忆事物的能力，魔术般地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将需要记忆的

    内容都放了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思维宫殿里四处走动，再现某个故事。对背诵一篇公共演讲稿或一篇史诗等需要记忆大量信息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十分适用。

    当然，这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读写能力可以减少我们在脑力记忆上的能量消耗，转而依赖人脑外部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储存在图书馆中，最新的方式是储存在互联网上。

    同其他的文化习得技能一样，学习读写尽管没有改变我们的遗传规律，但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8 岁左右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发育上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已为阅读“量身打造”了视觉处理系统。这些发生在大脑上的变化逐渐连通了大脑的不同区域，提升了人在物体识别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但是降低了在其他领域的认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精准识别字词，就像狩猎采集者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猎物的踪迹一样。阅读母语文字时，人类会一下子识别出文字组合，无意中就解读了文章的意思。

    即便文字或者字母的顺序不对，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脑大可自以动调顺整序。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利用上下文语境重构写作（和演讲）文本。部分原因是熟练的成年读者不会显性阅读，即不会（像孩子们一样）读出声，他们通常高效迅速地直接从文字获取内容。就英语母语人士而言，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230 个单词，到 20 岁时，词汇量约为 42,000 个。20 岁后，一般每天学习一两个新单词。所以退休人士的词汇量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得多。这样一来，依靠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老年人可以丰富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库，使其内容多样化。

    书写这个动作本身也会调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广泛的认知效果。把东西写下来不仅是将信息记了纸上，还将其存在了书写者的记忆中，因为这种行为会刺激大脑底部一组负责过滤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细胞。书写可以整理我们脑中的思绪，让朦朦胧胧的感情跃然纸上，使其可以为人理解，与人分享，让深不可测的事物也可为人所见。文本的英文“text”的词源是拉丁语的“texere”（编织），因为组织语言就像编织纺织品一样。

    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和商人阶级将各类信息大众化，再加上印刷机的发明和廉价纸张的供应，推动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作家和读者的产生。现在，从 11 岁的儿童开始，阅读已经是人类在读写社会中学习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由于文字可以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我无须和我知道的作家一一见面，但他们的文字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好像他们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一样。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再记那些可以快速搜索到的信息。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在哪里可以获得信息，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就好像我们需要明白谁才是值得模仿的人一样。

    比起口头故事，书籍在保存文化信息上更加可靠，储存时间也更长，同时给累积性文化进化提供了新的机制。一方面，书籍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本人的学识之上，另一方面，作者也会参考其他作家的著作。《死海古卷》中的故事可追溯到公元前 250 年，其内容同所谓的《列宁格勒抄本》中的故事基本相同。后者写于前者成书后的 1,000 年左右，由抄写员忠实地抄写前者而成。书中的故事是根据人们口头传唱了 1,000 多年的故事编写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卫王时期，当时希伯来语还没有形成文字。

    书写不仅改善了我们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们因文化形成的集体思维模式，提升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

    力，减少了人类自身的能量消耗。这个大进步将人类社会和技术

    带向了更复杂的阶段。哲学观点、逻辑推理、抽象概念、高等数

    学的发展都得益于诸多思想家的努力。不过，思想家们需要将他

    们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最后得出相应的观点。这样，每一个观点

    都有据可循，还为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同时，与言辞争论相比，

    人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理解、分析纸质记录的观点。因

    此，社会上的独立实体，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和以货币为基础的

    经济体，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书写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组织

    体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预期纸张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来看，纸张的使用依然很广泛。现在，数字化的信息储存模式不再根据数字化的音素或字词发音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用于我们书写的、数字化的字母表进行分类，而是根据二进制下 1 和 0 的排列组合，将信息储存在硅基芯片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本身就像能量和物质一样有物理特性；操作、储存、传播信息需要消耗能量，而“忘记”信息——比如清空磁盘——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会利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终极信息储存系统来储存信息，那就是 DNA。现在，人们已经利用 DNA 的结构，解码了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遗传信息。正是这种生物系统创造出了有视觉、创造力和技术文化的人类，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储存自己的思想。

    我们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地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会塑造人类的思想、社会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模式。语言宛如货币，是使用语言的人交换故事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语言。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位于副热带地区的火山岛戈梅拉岛属于非洲的加那利群岛。这里山石耸立，怪石嶙峋，崎岖陡峭的悬崖间，是一条条深邃的山谷。岛屿上空，一首由口哨组成的优美二重唱穿云而来，方圆百里都清晰可闻。我安静地等待着。山谷中有动听的鸟鸣，还有羊群在山间行走时偶尔发出的咩咩叫声和用鼻子喷气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头顶的某处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回复刚才的口哨声。

    以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就用一种古老的

    口哨语言——希尔博语交流。口哨语言帮助这里的人们克服地理

    障碍，将话语传过一座座山，传到遥远的田间地头，最远能传到

    8 千米以外的地方。就像一位老牧羊人所说，和打电话相比，使

    用希尔博语更便宜快捷，而且也不怕没有信号。现在，虽然很多

    孩子都把西班牙语作为母语，但是他们仍在戈梅拉岛上的学校学

    习希尔博语。这种语言需要含着指关节发声，或学习具体的卷舌

    技巧。它听起来很像鸟叫，所以模仿能力很强的乌鸫鸟已经能模

    仿希尔博语的对话了。

    交流是生物活着的基本特征之一。每一种生命都会通过某种

    形式的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植物通过土壤中的真菌网络交流，

    头足类动物则依靠改变肤色交流。海豚、猿类和犬类等哺乳类动

    物能够非常熟练地和人类进行交流，以至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拥有

    某种原始语言。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无

    论以哪种形式呈现，要想理解人类语言都需要一定水平的理解能

    力，而这正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黑猩猩可以学会吹口哨，但它

    们没有乐感，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的交流能力和人类有着

    巨大差距。举例来说，黑猩猩只能发出 5 种基本的声音。而且和

    人类不一样的是，它们所有的叫声都依赖于语境。如果捕食者不

    出现，黑猩猩永远都不会发出“有捕食者”的警告叫声。而人类

    所发明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交流工具，规则众多又不失灵活。

    语言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系统，更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

    的根本。语言即思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内心的独白，想

    法也会杂乱无章。我们能体会到的感觉都是我们能用语言描述出

    的感觉。患有失语症（指失去语言能力，通常是中风或脑损伤的

    后遗症）的人无法跨越时间的桥梁，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预测

    未来。他们不能辨别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

    他们只能处理眼前的文字，同时还要费力应对人类最基础的思维

    过程。所以说，我言故我在。

    正如地球上的不同环境推动了基因进化一样，环境压力也引导着语言文化的进化。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受当地地理环境和声学的影响。

    在地势陡峭的地区，或在森林、海洋等环境中，远距离交流

    比较困难，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口哨语言。与正常语言相比，口哨

    传得更远，而且也不容易吓到猎物。大约 7,000 年前，第一批从

    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到达戈梅拉岛的人类将口哨语言也带

    到了这里。阿特拉斯山脉地区的柏柏尔人现在仍在使用一种名为

    塔马塞特语的口哨语言。历史上，在抵抗法国侵略时期，柏柏尔

    人利用这种语言传递秘密情报，成效显著。同样，在二战期间，

    澳大利亚军队雇用巴布亚新几内亚说沃姆语的原住民，在无线电

    中利用口哨传递消息，挫败了日军的窃听。目前，已知仍在使用

    口哨语言的族群有 70 个左右。其中包括亚马孙雨林中的狩猎采

    集族群、北极地区拥有捕鲸传统的因纽特人和希腊岛民。喜马拉

    雅山脉地区的苗族人会用口哨语在森林和耕地间交流。身处不同

    房间的苗族情侣悄悄说情话时，也会使用口哨语（因为口哨比其

    他语言更难辨别说话者的身份）。

    动物世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因为树木会使声音变低或失真，所以与生活在开阔地区的鸟类相比，生活在森林里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变化更少。生物学家最近发现，为了应对城市嘈杂的环境，城市中的一些鸟类会改变它们的叫声。和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类相比，城市中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生理构造也更简单。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语言中也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一种语言中辅音的数量和辅音群在音节中的组合方法，似乎和这种语言发源地的年平均温度、降水量、植被面积、海拔高度和地表的崎岖程度等因素有关。

    东南亚等温暖湿润且植物茂密的地区的语言元音多，辅音少，

    词汇也大多由简单的音节构成。相比之下，像英语和格鲁吉亚语

    这些发源地不是雨林的语言，就会大量使用辅音。高海拔地区的

    语言中有更多词汇含有强爆破辅音。干旱的荒漠地区不容易产生

    类似汉语（普通话）和越南语这样的声调语言，其中的部分原因

    是干燥的环境会对声带运动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一种人体—环境

    —文化三位一体的适应。

    口头语言本质上是高频辅音（如 f、p 或 t）和低频元音（如

    e、o 和 u）等一系列声音的组合。密集的植物或空气中的热浪等

    环境障碍会使高频声音失真或消失，从而对语言形成选择压力。

    所以，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适应不同环境的表现。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受到影响，因为这些声学上的变化也会

    导致人类基因的进化。有证据表明，非声调语言，比如欧洲的一

    些语言，在过去的 5 万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两种新型基因变异的

    传播，这两种变异与大脑的生长和发育相关。声调是指语言通过

    音高、音长和音强来传达语义。在英语这类非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的音值，能帮助听众将长句子断成几部分，便于理解。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汇或短语的真实意思。比如说，汉语（普通话）中的“/ma/”这个音，就可以指“妈”、“麻”、“马”或“骂”，具体含义根据声调而定。苗语有多达 8 个声调，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今，一些声调语言已经演变成了非声调语言。比如，荷马那个时代的希腊语是声调语言，然而现代希腊语却是非声调语言。

    对于声调语言来说，音素间（辅音和元音）的细微差别并不

    是很重要。所以用音乐（比如口哨）或鼓点传递信息会更加简单。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经聚集着众多用鼓点交流的村落，村落中的每

    名村民都懂一维的鼓点语言。利用鼓点语言，一条路上沿线的村

    庄可以接替传递消息、诗歌、通知、警告、笑话和祷告，而且传

    递范围很广。一个小时内，就可传递到 100 多千米以外，甚至更

    远的地方。在电报出现之前，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如此高效地传

    递消息。

    口哨和鼓点语言迫使说话者在大脑里把语言和旋律结合起

    来，这能帮助我们追寻语言起源的线索。大脑中处理音乐和语言

    的是同一块区域。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

    研究发现，学习音乐能够提高读写能力。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

    类的语言起源于一种音乐性的原始语言，比如口哨声，猿类也具

    备这种语言能力。苗族人经常用口琴复制口哨语言中的音调，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语言。

    文化进步会影响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又和人类的生理结构

    息息相关，因此，文化的进步可以引导人类生理结构的变化，反

    之亦然。几千年前，在人类开始发展农业之后（变软的食物使人

    类可以有较小的下颌和全新的牙齿咬合），人类的下颌发生了变

    化。语言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发出“f”和“v”的音，同

    时，还推动了新语言中爆破音的出现。然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从来都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文化进化促进语言产

    生的过程和它促进烹饪产生的过程如出一辙。就像每天都要做饭

    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语言。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复杂

    的语言。使用语言是一种进化出的生物本能，虽然我们并不是天

    生就会使用语言，而是必须跟他人学习，但是说话的能力是与生

    俱来的。按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语言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谜语——

    “一半是艺术，一半是本能”。

    语言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因为人类大脑中没有“语言”中枢，不仅如此，这种能力也似乎非常模糊。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遍布在我们大脑中，就像它遍布在文化中一样。人类出生几个月后就可以说话了。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语言学习，只是听别人的对话而已。这种非凡的能力几乎每个人都具备，即便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孩子。随着婴儿的成长，这种基因上的天赋也逐渐显现。出生之后，新生儿的身体又小又脆弱，尚未发育完全，需要他人长时间的细心照顾，他们体内的语言基因也需要精心地培养和开发。

    那么，人类的近亲猿类是如何开始说话的呢？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口语是从灵长类的叫声进化而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口语是从猿类的手势发展而来的。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口语是这两者的结合体。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些狩猎采集部落还在广泛使用复杂多样的符号语言。举个例子，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洲前，北美洲原住民使用平原手势符号在广袤的北美大陆上交流、讲故事、进行贸易往来。时至今日，全球的听力障碍人群依旧在使用手语。

    即使是人类发出的最无意义的声音也是口腔器官高度复杂

    的协作的结果，所以在说话之前，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思考想说的

    话是否有必要，然后就会变得字字千金，睿智达意。为了发出更

    多的声音，我们的祖先在身体构造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

    是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后，肋骨和横膈膜（之前用来支撑前肢）得

    到了解放，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控制呼吸，同时也打开了声道。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喉咙（喉头）降到了舌头后面。它降到舌头

    后面延伸出去的部分，舌头从蹄铁型的舌骨上垂下来。舌骨虽小，

    但很重要。这个变化意义非凡，让我们的声道能更好地发声，同

    时也在发声时给予舌头更多空间，舌头可以放在更多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能发出元音和辅音。但这种进化风险也很大，喉咙位置降低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同时吞咽和呼吸，而且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容易窒息，因为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喉咙位于鼻腔上方。人类新生儿出生时喉咙的位置比较高，就像潜水时的通气管，所以他们能一边吃奶，一边呼吸。但 3 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咙位置就开始下移。喉咙的下移很有意义，猿类的高喉咙使它们无法像我们一样说话，哪怕经过训练也无法做到。

    每个声音都是气流在喉咙中成千上万次微小碰撞的结果。每

    次发声都依靠喉咙中一对薄薄的、芦苇状的肌肉——声带。在我

    们不说话时，声带会打开，辅助我们呼吸。当我们唱歌或是说话

    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向声带，声带的边缘快速合拢，受气流

    冲击产生振动，从而发出声音。振动越剧烈，音高就越高。当女

    高音发出华丽的高音时，她的声带正以每秒 1,000 次的频率振动，

    将她肺部爆发出的一股气流转化为足以震碎玻璃的音乐。

    目前尚不清楚人类语言是何时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交流过。尼安德特人的喉头也为了说话而发生过适应性变化，他们也有所谓的语言基因，对应我们人类的 FOXP2 基因（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如果这一基因发生突变，那么人可能会在学习说话、发音、理解句子和造句方面存在障碍。

    FOXP2 基因由 740 个碱基组成，存在于许多动物体内。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基因的人类版本和黑猩猩版本出现了两个差异碱基，这个微小的改变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到，和黑猩猩的基因相比，人类基因中的这个微小变化改变了其他 100 多个基因的表达。而这些被影响的基因主要与大脑的发育与机能以及软组织的形成与发育有关，因此，FOXP2 基因和人类的语言认知以及发音能力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把人类的 FOXP2 基因植入老鼠体内，试验结果显示，植入这种基因的老鼠叫得比以前更频繁，叫声也更复杂，而且它们学习解谜的能力也更强。更好的交流和学习能力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存优势，所以有微小变异的 FOXP2基因很快就在整个人类种族中传播开来，人类发明的语言也随之进化。

    加拿大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出了“语言本能”

    这一概念。具体是说，人类天生就拥有学习语法规则和上千词汇

    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交流欲望。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

    手，让我们用其他动物不能做的手势进行交流，其中之一就是指

    向。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才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到了 12 个月

    大的时候，他们就能自己做这个动作了，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

    第一次“对话”。指向是非常复杂、独特的人类行为，要求我们

    首先要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其次要对别人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

    情有非常细致的理解。通过指东西，一个孩子可以就一些具体的

    事情进行交流。比如，想要某个东西——给我一个香蕉（命令指

    向），解释某件事或分享信息——你可以用这把椅子，又或是要

    分享某个经验——看那个气球（陈述指向）。最后一项是在思想碰撞中与他人分享观点。这起源于我们对于合作与生俱来的渴望，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行合作的根本方法。

    交流从眼睛开始。哪怕是对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只要母亲

    移动眼睛就能影响他注视的方向。相比之下，猿类母亲必须要转

    动新生儿的头，才能让它们知道有要看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看

    到世界，人类进化出了面积很大的巩膜。我们可以在几米之外察

    觉到别人眼球哪怕 1 度的微小移动（相当于注意点周围 5 厘米范

    围内的移动，大概是从左眼到右眼的距离）。事实上，眼神交流

    是社交认知以及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小孩子

    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看不见某人，不代表对方不在场。

    你或许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龄前儿童玩捉迷藏的时

    候只蒙上眼睛？答案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

    不到自己。他们还认为自己听不见耳朵被遮住的人说的话，也没

    办法和嘴被捂住的人说话。

    小孩子能敏锐地察觉到人类交流的本质，同时，他们也天生就拥有通过联合注意力来学习知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经历一个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相信自我必须通过经历才能被感知到。2003 年美国有一项研究，将幼儿分成 3 组，以视频学习、音频学习和真人教学的方法分别教授普通话。结果显示只有那些真人教授的幼儿才真正学有所成。联合注意力是人类有意识学习的开始。所以幼儿无法通过视频、音频或偶尔听父母对话来学习语言，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像有声机器人或闹钟一样简单地发布消息，我们更期望和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并期望得到回应，哪怕别人只是简单示意他们听到了我们说的话。人类其他情绪性的表达，比如笑和哭，也有非常强烈的交流目的。事实上，笑声极具传染性，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的人笑的时候。

    语言作为人类进化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生存技能，也依赖他人

    进行学习。在我们童年时期，有一小段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期，如

    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处在某种语言环境中，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像

    真正的母语者一样使用这门语言。语言学习的过程早在孩子出生

    之前就开始了：胎儿能够分辨母亲说话的声音和韵律，而且更喜

    欢母亲的声音。儿童要花费几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法和词

    汇，还有复杂的肌肉控制和说话所需的运动。就像在文化学习的

    其他方面一样，文化环境在语言学习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孩子 3 岁时听到的词汇量就可以预测出他 9 岁时的学业

    成就。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一项

    研究显示，3 岁儿童听过的词汇量的差异最多可达 3,000 万个。

    然而，语言技能的差异并不仅仅由听过单词的多少决定。最近一项针对 4—6 岁儿童的研究显示，无论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儿童听到的话轮数量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语言能力的发展。成年人主要通过模仿和重复婴儿的动作和咿咿呀呀的语言与婴儿交流，这就是幼儿父母普遍使用的妈妈语。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口语训练阶段却可能是人类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妈妈语中，有一种类似话轮的对话韵律：母亲以相同的

    顺序，用同样的音调和音高重复婴儿的话。婴儿 3 个月的时候，

    就可以和父母一来一往地交流了，而且只需 600 毫秒的反应时间。

    话轮比正式的语言出现得早，一些灵长类动物和鸟类也会用

    话轮交流。长臂猿就是轮流发出叫声，而类人猿只有动作上的

    “话轮”，没有语言上的话轮。存在话轮行为的物种通常都有极

    高的社会性，而且大多数都有固定配偶，它们彼此投入，去了解

    自己的配偶，了解它们的生存方式和喜好。从交配到合作，话轮

    行为在各种事情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人类而言，话轮还增强

    了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协作本能。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大

    多数人都会遵循话轮行为的潜在规则。除非是和孩子说话，否则

    我们很少会明确地指出某个人说得太多，占用了别人说话的时间。

    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来让失衡的对话回归正轨，比如打断对话，或

    是让别人笑从而停下对话。

    如果从话轮在普通对话中的发生速度来看，嘴巴要比大脑反应快。说话者在对话时的平均反应速度为 200 毫秒，这可能是人类最快的回应速度，和眨一次眼睛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声音从耳朵传到大脑，明白其中含义，考虑好如何回应，最后说出来，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600 毫秒。实时对话的进行依赖于人类大脑精密的预测系统。通过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并同时准备好回应，人类最快反应速度能达到 200 毫秒。每一次话轮基本只会持续2—3 秒，所以，当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就必须判断出他将要说什么，以便及时做出回应。神经科学家仍然在研究人类是如何同时做到预测对方要说的话并考虑回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的一大块区域同时参与了说话和倾听。据统计，我们每天要进行大约1,500 轮对话。

    在社交世界中遨游，意味着我们要磨炼自己的预测系统，不

    仅要探索物理世界，还要探索他人神秘莫测的思维世界。语言可

    能已经经历了很好的进化，因为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机制，让我

    们能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虽然语

    言不会取代其他感官输入，比如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暗示会推翻我

    们对别人话语的理解，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能增进互信，建立

    联盟，传播美誉，还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好感。话轮在这其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

    在对话过程中，我们的预测系统通过一系列元素来判断加入

    对话的时机。这其中包括语法线索（比如，“如果”后面经常接

    “就”）、面部表情、音高、音调、音量、手势（把手放回膝盖）。

    把句子的重要部分放在对话的开头部分会让加入对话的时机提

    前，因为这样听者对于对话走向和内容的判断会更加自信。这就

    像接力棒的传递过程，其中会有一个临界点（持棒者抬起胳膊的时刻）。此时，听者就开始思考回应的话，等待插入对话的时机。在对话结束之后，说话者会有一个大约 500 毫秒的停顿。如果听者没有在停顿之后做出回应，那说话者就会意识到对话存在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说话者说：“你想去喝杯咖啡吗？”但在之后的

    500 毫秒内没有得到回应（北欧人的反应速度会稍慢一些），那么

    说话者就会对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推进对话：“或者我们

    可以这周晚些时候去？”如果是否定回答，那么之前的停顿时间

    更长。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合作，我们更倾向于给出

    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很难拒绝别人。影像学研究显示，我们的

    大脑会对“不”这个词产生抵触情绪。

    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婴儿很擅长。大部分儿

    童到 5 岁的时候，都可以流利地说话，掌握上万的词汇，并且能

    够非常自然地遵循母语的规则。我们说母语非常流利，不需要学

    习语法，不需要了解词源，更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如何说话。这是

    一个普遍现象，以天生失聪的儿童为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出一套手语，而且也有复杂的语法规则，和口语一样丰富多样，

    也和口语使用相同的神经通路。就像眼球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

    进化的结果一样，语言也是文化进化无目的、无意识应对选择压

    力的结果，因此人类语言具有诸如发音简单、易学以及随环境变

    化等特点。

    语言这一极其灵活的交流系统源自事物间复杂的关系。其中

    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如果 A=B，且 A=C，那么 B=C。这看似很简

    单，但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并非天生就能理解这些关系，必须经

    过学习。事物之间有 9 种关系，包括相对关系（上对下）、对等

    关系（一幅马的图片和一匹马对应），还有比较关系（大象比老

    鼠大）。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以套用这些关系。比如，我们学会

    了如何使用比较关系，那么在比较两个物体的大小时，就可以轻

    易判断出哪一个更大。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将“比较”的方法

    应用于其他新的环境中。儿童 16 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轻松掌握这

    项技能，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它是语言认知的核心内容。因为

    这些抽象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应用于其他事物上。所以，

    “球”这个字指球这个物体，虽然它的读音听上去一点也不

    “球”，而且现场也没有实物。最终，我们能够讨论抽象的概念，

    比如，踢足球和看别人踢足球哪个更好？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技

    能。许多其他物种只能理解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但不能普遍应

    用这些规则，即使是受过大量语言训练的黑猩猩也做不到这一点。

    人类一旦学会了词语组合和关系的规则，就能用全新的方法

    组合这些文字符号，由此语言就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发展，最终

    变得多样且复杂，而字词则是语言的基因。

    我来讲个故事：
    女孩水果摘 转身 猛犸象看见女孩跑 树到达 爬 猛犸象树摇晃 女孩喊叫喊叫 爸爸跑 长矛投掷 猛犸象吼叫 倒下 爸爸石头拿起 肉切 女孩给女孩吃 吃饱 睡觉

    这是以色列历史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创作的故事，原文没

    有英语语法（事实上是违反了英语语法规则），也没有涉及其他

    语言的语法，但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个故事。事实上，

    无论用哪一种语言讲这个故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多伊彻用了几

    个自然原则创作这个故事，这些原则深植于我们的认知当中。第

    一，如果某些东西出现在一起，那么就将表示这些东西的词语组

    合在一起（“女孩”和“水果”）；第二，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

    对词语进行排序；第三，使用最普通的“主宾谓”语序（研究发

    现，人类会按照主语、宾语和动作的顺序思考。只有 10%左右的

    语言会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所以“女孩水果摘”要比“水果

    女孩摘”或“摘水果女孩”更好理解，尽管它们都没有遵循主谓

    宾的语法规则。

    不难想象，在语言出现前，人类就已经使用这些简单的组织规则，用手势来讲故事。抽象关系的应用，让我们不再需要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讲故事，我们可以用语言再现所有的故事元素。我们不需要正式的语法组织语言，只需共同掌握部分词汇（上面的故事里有 24 个英文单词），就可以讲故事，而且别人也能听懂。话说回来，现在我们说话时，25 个单词就支撑起了人类 25%的话语表达。世界上超过 2/3 的语言，常用词汇的发音都相似。

    自此，文化进化稳步提升着人类原语言的复杂性，词汇体系

    和语法规则都在不断完善，语言更清晰易懂。最近有一项研究，

    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像人类一样，互相说话，内容不限。结

    果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收集所有的语法结构，进行概括总结，

    并在之后的对话中加以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输出的句子结构往

    往比输入的多。最终，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语言中出现了人类语言

    的结构，而这仅仅是通过反复的学习和信息传输实现的。

    文字的出现带动了语法上的创新。对英语来说，在过去的5000 年间，类似“之前”（before）、“之后”（after）和“因为”（because of）的连词，让句子结构更长、更复杂。没有这些连词之前，最早的苏美尔语和其他同时代的语言都差不多，读起来枯燥无味。有了这些连词之后，从句就能够顺畅地连接在一起，不至于因为冗长而失去读者。然而，也有一些现存的语言没有表示从属关系的词汇，比如澳大利亚和北极地区的一些语言。和所有积累文化进化的结果一样，只有规模最大、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才能创造更高级版本的语言。因此，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该语言的语音和词汇就越多，而且也会比使用者较少的语言更快地实现多样化。

    我们会发现语言的语法化现象。名词和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和副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失去原本

    的用法，使用新的意义。比如，气温“火箭式暴涨”。通过在生

    活中的运用，词汇的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Nice”（美好的）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无知愚蠢。13 世纪时，这个词带有

    侮辱的含义，用来形容愚蠢。随后，其含义又经历了许多变化，

    到 18 世纪为止，nice 可以理解为荒唐的、夸张的、优雅的、奇

    怪的、谦逊的、稀薄的，以及害羞的或是腼腆的。而现在，这个

    词指讨人喜欢的或善良的。然而，语境决定词语真实的含义。在

    某些圈子中，这个词是“无聊”的委婉表达。隐喻使得语言具有

    歌唱性，在最普通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物种而言，

    如果每个个体都认为所有文字只表示字面上的意义，那这个物种

    中就永远不会出现抽象的概念。

    基因可以在族群间传递，词汇和语言也可以。人类思维灵活，

    可以发明语言，比如世界语和供听力障碍者使用的手语。同时，

    我们也会偶尔重新使用一些古老的语言或已经灭绝的语言，比如

    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以前仅用于礼拜仪式，后来，它作为以色列

    的官方语言实现了复兴，以色列人每天都会使用。类似的创造和

    重塑十分罕见，但语言一直在稳定地发生变化。就像基因和生物体本身会经历自然选择一样，语法不规则的词语承受着“规则化”的巨大压力，这也是英语中的很多不规则动词都消失了的原因。比如，印欧语的原始语言中的“drove”进化成了日耳曼语中的“drived”。

    从全球来看，年轻女性是引领语言变化和创新的主力军。有时候，男性在这方面会落后一代人。这和社会性别歧视有关：女性通常不会身处高位，所以她们说话时无须字正腔圆。同时，年轻女性非常擅长社交，所以她们说的话会被传开。而当男性试图

    吸引女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女性创新的语言。举个例子，气

    泡音（或“嘶哑音”）是压缩喉咙发出的声音，美国演员梅·韦

    斯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使用这种装腔作势的声音说话。现在又

    有很多名流重新使用这种说话方式，比如美国名媛金·卡戴珊。

    而社会价值观，比如性感，也会成为一种语言特征，所以很多人

    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感，也会使用卡戴珊的语言表达方式。西方年

    轻女性还带来了其他的语言变化，比如把“像”（like）作为一

    种对话中的填充词，或使用升调话语（句子中的音调升高），这

    些语言变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新洋泾浜方言是从早先语言词汇和语法的混合体中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基茨德语最初起源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但是现在的年轻德国人，包括没有土耳其血统的人，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外，也普遍会说基茨德语。英国年轻人现在说的“加法伊腔”，是一种混合了牙买加方言、洛杉矶说唱和伦敦南部俚语的语言（被喜剧演员阿里·G 疯狂嘲讽）。基茨德语和这种语言一样，都和说话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紧密相连。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魅力非凡或非常酷，那么无论年轻人属于哪一种族或有何种社会背景，他们都会使用这种语言。

    不过，与此同时，在英国，英语口音的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

    14 世纪的时候，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人甚至听不懂东部地区诺

    福克郡人说的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说英国东南地区的口音，

    可能是因为很多富人都是这种口音，这就是萧伯纳在《卖花女》

    中描述的那种语言偏见。我们总是会根据交谈对象和对话情景的

    不同，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口音，比如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

    书面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调整都是为了吸引你的对话对

    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们在给贫穷阶层做演讲时，会刻意使

    用这类人群更熟悉的“河口英语”。与之相对，《卖花女》中的

    女主角伊丽莎·杜利特尔用发音标准的英语和上层阶级交谈，试

    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使是英国女王也没能避免这种情况，

    她放弃了她坚持了数十年的优雅，不再把 “very” 发 成“veddy”，把“poor”发成“poo-er”。如果英国女王自己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那么又有谁能做到呢？

    语言同身份以及文化归属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受到其他因素（如种族）影响之前，小孩子们会模仿说他们母语的人说话。通过和语言习惯相似的人组成团体，年轻女性知道社会上还有人支持她们，她们就能从这个小圈子中获得力量，这也是年轻女性创造新语言的原因之一。生活中，当听到有人和你操着同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语言时，你会自信地认为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社会关系，你们可能都支持某种文化价值观，捍卫某些利益。语言是集体归属感的有力标志，同时也将不同的社会团体区分开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新几内亚岛更能体现语言的多样性了。这里有 800 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地球上语言种类最多的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地理屏障，比如大山、沼泽和河流，都能促进语言在孤立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在这座岛上，有1,000 多个不同的词汇可以表示“水”。岛民们也将语言视为一种强有力的部落身份证明。为了和临近的村落区分开，一个村落集体决定把表示“不”的词从“bia”变成“bune”。为了与邻居的语言相区别，岛上的另一个群落则故意调换了所有词语的阴阳性。

    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相同的进程。目前全球一共有 7,000 多种

    语言，也就是说，一种哺乳动物的语言数比哺乳类动物的种类还

    要多。语言学家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树，用以追溯众多分支语言的

    共同源头，比如印欧语系产生了从英语到梵文的众多语言（不包

    括巴斯克语）。而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一信息追溯人类的分布和多样性。

    一旦可以说话，我们就不会止步于一种语言。地球上大多数

    人都至少会两种语言，而一个人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他的大脑、性格和行为。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改变着人类

    的生物状态。

    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说：“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我

    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受语言支配，幽默会变，肢体语言也会变。

    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用土耳其语描写悲伤，用英语撰写讽刺作

    品。”

    语言塑造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记忆引发事件的人或物方面，

    英语使用者要比日语使用者表现更好。我们用打碎花瓶这个例子

    来说明。英语中会说：“吉米打破了花瓶。”而在日语中，则不

    常提到因果关系中的行为人，所以人们会说：“花瓶碎了。”语

    言中的固有结构对于塑造我们构建现实的方式发挥着深刻作用。

    事实证明，现实和人性会因我们使用的语言产生巨大的差异。我

    们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认知会根据大脑接收的文化输入和做出的

    回应而发生变化。

    用颜色词汇的演变举例，人类群体通常从命名浅色和深色开始，比如黑色和白色，之后出现的通常是红色（大概因为血是红色的）。英语中“红色”这个词过去还指棕色、紫色、粉色、橙色和黄色。然后出现的颜色词通常是黄色或绿色。很多群体都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习了英语之后，他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蓝色这个颜色种类。许多语言都会吸收其他语言中表示蓝色的词。德语中有很多词都表示蓝色，与英语使用者和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相比，德语使用者能更好地分辨蓝色。辛巴族的语言中没有表示蓝色的词，而且他们很难分辨绿色和蓝色。然而，辛巴族拥有更多描述色调深浅的词汇，辛巴族的儿童也比欧洲人更容易分辨颜色的明暗。

    换句话说，语言这一文化发明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以及是否）学习将大脑接收的感觉输入（光的波长）变成语言，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体会到这些感觉。当我们有两样除了颜色之外完全相同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表示颜色的词。工业化社会要比狩猎采集社会有更多外形相同的事物需要被描述和选择，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区分绿色的汽车和蓝色的汽车，还要有一个更丰富的颜色词汇库。在自然环境中，选择不同颜色的东西一般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属性，等同于一个标签。某些群体，比如马来半岛的嘉海族很擅长辨别不同的气味，他们的语言中关于颜色的词汇不多，但是有大量关于气味的词汇。

    色彩认知、面部表情的解读、时间观念或方向等都是通过语言习得的文化知识，我们认为这些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概念，而其中却也蕴含着令人惊讶的微小差异。给事物命名打开了一扇通往新认知的心灵之门，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希伯来语具有典型的性别化特征，而芬兰语则没有，所以说希伯来语的儿童要比说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知道自己的性别。

    各种语言在描述方向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英语中经常使用左右来描述方向，比如“你的左腿”，但是大约 1/3 的语言都不会这样描述方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北部地区，人们使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语，英文中的 kangaroo（袋鼠）这个词正是源自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们用东南西北来描述位置和方向：“站在玛丽北边的男孩是我兄弟。”因为每一次交流都需要报告方位，所以说话者必须一直在脑海中辨别方向，才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就要求说话者在组织语言的方式和空间意识方面发生认知变化。如果你打算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讲一个故事，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就必须记住故事里走近你的人是从东面来还是从西面来的。因为在类似的语言中，所有动作动词都包含方向。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非方向型语言的使用者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美国人类学家莱拉·博罗迪茨基就去学习了古古·伊米德希尔：
    在那个社区的第一个月，我感觉自己非常愚蠢，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方向动词，但我不会，大家都很同情我。大约一周后，我一个人散步时，发现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小窗口，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样，我就是那个俯瞰图上的小红点，当我转身时，窗口就会调整方向，朝向我面对的风景。我不由自主地惊叹，这样就简单多了。发现这一点之后，我胆怯地告诉了其他人……他们看着我说，就是这样，要不然呢？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为了在语言社群中自如地生活，大脑就会努力创造让我能正常使用其中语言的方法。

    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确定左脑掌管语言，具体分为两个区域：布罗卡氏区（与言语的产生以及发音有关）和威尔尼克区（与理解能力有关）。这两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区域受损都会导致语言和言语方面的障碍，甚至是失语症。然而，在过去 10年中，神经学家们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语言并不仅限于上述两个区域，也不是只存在于大脑的一侧，大脑在我们学习新的语言时会继续发育。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和含义的词汇会和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关联。神经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相同含义的词汇对应大脑中的同一片区域。

    双语人士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对应两种语言，而且，不管使用哪一种语言，两个神经通路都表现活跃。因此，双语者会持续地、下意识地压抑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以便能集中精力于正在使用的语言。这一结果首次出现在 1999 年的一项试验中。这一试验要求掌握英俄双语的被试按要求操纵桌子上的物体。主试者用俄语对他们说：“把邮票贴在十字架下面。”但是，在俄语中，邮票一词是“marka”，和英语中的“marker”（马克笔）一词听起来很像。眼动结果显示，被试在听到指令做出正确选择之前，眼睛会在马克笔和邮票之间来回看一看。即使我们在学会了一种语言后并不使用它，但这种语言带来的不同神经模式似乎也会永远印刻在大脑中。加拿大有一些从中国领养的儿童，他们被领养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几年之后，通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虽然完全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的大脑还是会对汉语元音产生神经识别。

    具备多语能力已经在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方面展现出了优

    势，而且对神经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人类大脑的进化似乎是为

    了掌握多语言，人类的远古祖先可能就具备多语能力。现代的狩

    猎采集部落普遍是多语社会。很多部落都禁止部落或氏族内部的

    通婚，所以每个孩子的父母说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澳大利亚的原

    住民仍然使用着 130 多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多语言已经成为当

    地的一种风情。当你和原住民在当地散步聊天时，可能只是跨过

    了一条小河，但你的同伴突然就开始说另一种语言，这是因为地

    区变了，语言也就变了。其他地方也有多语的情况。以比利时为

    例，在列日市乘坐火车时，列车广播使用的第一种语言是法语，

    然后，当火车经过勒芬市时，首先以荷兰语进行广播，等到了布

    鲁塞尔，就又先用法语广播了。

    多语能力对大脑和自我意识有惊人的影响。如果你用英语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就会想象自己在伦敦，并且选出我在那里最爱吃的食物。但如果你用法语问我，我就会想象自己身在巴黎，答案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问我同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观点认为，每当你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会有一种新的性格，同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让人有不同的行为。这一观点意义深远。

    有一项试验是分别给说英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播放一些视频，视频里的人都在动，比如一位女士走向她的车。说英语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动作上，往往会做出“一位女士在走路”的描述。而说德语的人看待事物则更加全面，他们还会注意到动作的目的，所以会（用德语）说：“一位女士朝她的车走去。”出现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语法系统。与德语不同，英语有——ing 这个后缀，即现在分词，用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动作。这就使得说英语的人不太能像说德语的人一样，在一个目的不明确的场景里注意到动作的目的。然而，对于使用英德双语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动作还是动作目标，取决于在哪个国家接受测试。如果在德国接受测试，他们就会更关注动作的目的；如果在英国接受测试，就会更关注动作本身，而这些与他们使用哪种语言无关。这一研究表明，文化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语言学先驱苏珊·欧文-特里普要求掌握日英双语的女性把一些句子补充完整。研究发现，造句的结果会因为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被试需要补全句子“当我的梦想和家庭产生冲突时……”，用日语补全时，被试会写“我觉得很苦恼”，而用英语则是“我要做我想做的”。通过这个试验，欧文-特里普得出结论，人类的思维是在语言思维中产生的，对于双语者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想法非同寻常，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许多双语使用者也表示，当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然而，当双语者的大脑在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时，两种语言

    带来的不同思维模式就会不停地产生矛盾。这种情况就与大脑中

    的前扣带皮层有关。前扣带皮层负责执行控制，即让人专注于一

    项任务，排除其他任务的干扰。脑成像研究显示，当双语者使用

    一种语言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会持续压抑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词

    汇和语法的欲望。事实上，仅仅通过观察大脑扫描结果，就可以

    将双语者和单语者区分开。双语人群的大脑前扣带皮层中有更多

    的灰质，因为他们前扣带皮层的使用频率更高。这使得他们在从

    语言和非语言测试到理解他人意思等一系列认知和社交任务中

    都表现得更好。双语能力似乎能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一能力在文

    化和生物学层面上被保留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们学习新语言很容

    易，并且能够在语言间灵活转换，同时还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使用双语的情况很普遍。

    许多语言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天生的交流欲望，这种欲望

    来自社会驱动型的大脑，我们希望不必独自在茫茫世界中寻求生

    存，而是可以组建强大的群体，建立合作，依赖整个群体的力量。

    交谈建立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这些人和我们并不是

    亲属关系，交谈拓宽了我们的社交支持网。但是，如今全球性社

    交网络的成功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语言的灭绝，每 14 天就

    有一种语言消失，因为现在世界上 80%的人口只使用 1%的语言进

    行交流。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回应我们口头指令的功能，甚至开发和我们交谈的功能。人工智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语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编码信息，而且机器人也只能是非常原始的交流者。原因在于信息和含义之间存在着微妙但又深刻的差异。信息是嵌在词汇和句子里的，最重要的含义都依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所处的语境，即文化显影液。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还不能算人类。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把希望描述成“希望长着羽毛，栖息在灵魂深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则把希望说成“她是所有的国度，我是一切的君主”；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看到森林中的两条小路，说：“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些诗句对于人类来说很好理解，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处理这些信息。顺便一提，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基因信息，因为它的解码要依靠化学分子的“语境”。

    语言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能力，来传达无穷无尽的思想。我们用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后文要探讨的内容。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长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农村，还在他妈妈和祖母开办的单班学校里度过了童年，那这个孩子的眼界可能会受限，见识不够广博。毕竟，这个孩子生活的环境是当时发展滞后的美国农村，身边能教导他的人屈指可数。

    但是年幼的吉米·威尔士却找到了摆脱这种限制的道路：读《世界百科全书》。在他 3 岁时，他的妈妈从一个旅行推销员那里买来了这套书。可以识字读书后，吉米就被这套书深深地吸引了。书中引人入胜的内容让他欲罢不能，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条目转到下一个条目，就连参考文献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参考文献为他开辟了更多了解世界、获得知识的道路，吉米后来回忆称：“参考文献会让人迷失其中。”

    《世界百科全书》的内容每年都会更新，并随书附赠有关新内容的贴纸，吉米和他妈妈每年都会一起将贴纸贴在书中对应的位置。这些经历孕育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0 年后，吉米·威尔士凭借期货交易，身家超过百万美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对百科全书的热爱。他将自己对编码的兴趣和最初的这份热爱结合了起来，准备投资建立一个网络百科全书，并召集相关学者撰写百科条目。一开始，他设计了同行审校程序层层把关，保证条目的质量，但这导致编撰过程缓慢枯燥，而且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威尔士新聘的哲学博士拉里·桑格提议，利用维基这种在网络上开放且可供多人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编撰网络百科全书，这样一来，每个网络用户都可编辑条目内容。区别于自上而下的传统发布结构，维基可以利用每一位用户身上的创造力，迅速产出内容。

    2001 年，维基百科正式面世。截至本书写作时，维基百科有

    约 71,000 名活跃的条目贡献者，他们用 299 种语言撰写了 4 700

    多万个条目，以平均每秒 10 次编辑的速率更新着网站内容。维

    基百科英文版目前收纳了 560 多万个条目，大约是《大英百科全

    书》的 50 倍。不过，维基百科最为人称道的不是条目的数量，

    而是其内容的准确度。维基百科在科学报道领域的准确度和《大

    英百科全书》的准确度相差无几。《大英百科全书》聘请了包括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大量专家学者撰写书中的条目，维基百科则

    没有聘用任何的条目编撰者，也不要求他们有相关资质。我们大

    可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编撰维基百科的过程就是几十万年来

    社会不断积累、编辑和更新文化信息这个进程的缩影。

    维基百科让我们看到了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语言为这种进化提供了可能性。它能保证人类将翔实具体的文化信息忠实地传递下去，并能让信息同时传递给许多人，从而促进复杂多样的技术、社会、线上条目等其他事物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语言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水平。所以，语言的出现对人类先祖时代的文化进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说，语言其实就是当时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

    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和其他所有的交流方式一样，都具有社会性。其他灵长类动物通过一对一的梳毛行为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而语言的产生让人类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能与他人谈天说地、互相恭维，甚至可以彼此八卦，并迅速地将对话内容传播开来。语言以最高效省力的方式，帮助我们维系和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语言有助于凝聚社会，帮助个人生存，并让我们同上百万人展开合作，而不是区区几十人。随着人类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与我们自身并无交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依赖每个人的声誉信息，帮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值得投入精力、时间和资源与之交往的人。

    任何人都能编辑维基百科的条目，也可以创建新的条目，不过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条目中添加错误、虚假或带有偏见的信息。但是，维基人随时都做好了更正错误信息或反驳一面之词的准备，而且更正只需几秒钟。维基百科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它的声誉：首先，条目中陈述的内容都附有参考文献或信息来源，以便用户自行判断内容的可信度；其次，维基百科会根据条目编辑者的工作经验给他们排名。此外，维基百科的条目也会影响被收录人物的形象，因为条目内容一方面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曝光有损其形象的丑闻。出于对维基百科的信任，每月都有数亿人访问维基百科。通过在这个体现着集体智慧的网站上搜索，他们减少了个人记忆和研究需要消耗的能量。

    如果我们将重要和值得信任的内容传播给大众，那我们就用语言给人类的文化进化施加了极强的选择压力，因为这些声誉信息告诉了我们要模仿谁、要模仿什么、要信仰什么以及要如何行事。

    为什么要花费时间编撰维基百科条目？为什么要帮助一群

    素不相识的人？最令人信服的回答是，因为人类一直以来依靠社

    会群体生存，而包括上述做法在内的利他行为构建了社会的凝聚

    力。我们的群体越强大，在和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就能表现得越好，

    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概率就越高。对人类基因存续十分重要的

    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它让我们形成了公平公正、与人为善的默

    认行为模式。而且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我们花费了大量

    精力，为这种积极的社会行为打造美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道

    德准则，对人类来说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尽管道德准则千差万别，但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尊重彼此的财产权，所以偷盗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社会合作和利他行为是相互配合的两种社会工具，累积性文化进化依靠它们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社会，并利用它们管理社会。

    在过去的研究中，生物学家曾认为，人性向善的原因和影响

    其他动物进化的因素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人类和其他动物都相

    信，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自己的亲属，从而

    保证自己基因的存续。蚂蚁等存在利他行为的动物个体之间联系

    十分紧密，由此可见，利他行为确实能够帮助动物们延续基因。

    对人类来说，无论是人口众多还是人口稀少的群体，这个道理也

    同样适用。但是，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这个原因，

    并不能解释为何大多数人类群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利他行为，因

    为人类群体的规模过于庞大，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交集过多，尤

    其是人类体内还有自私的基因。在这种基因的影响下，我们很难

    相信人们会做出利他行为。

    人类之所以会进化成合作的群体或许还有一个解释，即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就像在原始社会时期一样，你给我挠痒，我也

    给你挠痒。这种具有互惠性质的利他行为能很好地解释人与人之

    间为什么会有长久的联系，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好

    事却不留名，小到给陌生人扶门，大到无偿献血。我们也并不期

    望我们帮助过的陌生人哪天找到我们，回报我们。不过，他人会看见并模仿我们善意的举动。大脑进化出了镜像神经元，让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或经历产生共情反应，帮助大脑敏锐地接受社会暗示，促使我们从婴儿时期就能模仿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模仿

    他人的社会行为，而且当模仿大家喜欢或尊敬的人所做的事和选

    择时，我们会收获很多快乐。换言之，随着更多的人模仿被交口

    称赞的人，这些好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项研究发现，当司机主动给十字路口等待通行的车让路后，

    那些被让路的司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愿意给其他车让路，算是

    一种对当初给他们让路的司机的“回报”。善意总是会这样传递

    下去，激励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会在等待时排队，为陌

    生人扶门，咳嗽时捂嘴。这些善意的举动每天都会发生，虽然只

    是举手之劳，却能创造出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不用担心门会拍到我们脸上。在数千代人的发展中，这些善意的

    行为已将我们驯化，让人类普遍学会了合作，让群体之间的凝聚

    力得以增强，最终增强了每个人的体质，从而能生存下去。会合

    作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而自私的人家族不会兴旺，也不会家财

    万贯。

    不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一些利他主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意义。2018 年 3 月，在法国西南部的卡尔卡松市，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持枪械，在当地超市里劫持了数名人质。警方成功说服该男子释放其他人质，只留下一位女性人质。男子威胁称，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杀了这名女性。此时，一位名叫阿诺·贝尔特拉姆的警官做出了最高境界的利他行为，他要求用自己去替换那名女人质。最后，贝尔特拉姆警官被歹徒枪杀，那

    名女人质活了下来。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对他基因的存续没有

    任何好处，因为女人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舍生取义的伟大

    行为，鼓励着人们多做善事，使得警察机制建设得以加强。贝尔

    特拉姆的行为得到了举国上下的赞许，这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美

    誉，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尽管这种极致的利他

    行为似乎和基因进化的规则相反，但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说，这

    种行为十分合理。在整个事件中，贝尔特拉姆扮演着两个角色，

    一个是社会角色——服务法国民众的警官，另一个是宗教角色—

    —天主教徒，天主教有舍己为人的教义。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

    让他所在的群体（法国人民和天主教徒）更加强大，提升了群体

    成员的生存概率。

    随着进化过程的推进，合作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天赋。我们

    不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与人为善的目的和做法，

    因为它慢慢变成了大家默认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出于个人利益的行事对集体利益不利。数据统计显示，合作

    才能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双赢，经典的思想实验“囚徒困境”可以

    对此进行解释。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被捕，警察将他们关在

    不同的牢房里，两人无法交流。虽然知道他们有罪，但检察官在

    提审罪犯时，却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于是检察官和罪犯进行了一场交易：要么揭发对方，要么保持沉默。如果罪犯彼此背叛，即互相揭发了对方，那么他们每人各坐两年牢；但是如果只有一人揭发，另一人保持沉默，那么被揭发的一方坐三年牢，揭

    发的一方被释放；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那每人各坐一年牢。这

    样来看，背叛另一个人似乎是最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只

    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两个人最后都会坐两年

    牢。如此一来，以个人利益行事的两人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加起

    来总共 4 年的刑期。事实上，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都保持沉默。现

    实世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合作就逐渐成为我们的默认行

    为模式。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

    研究。研究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玩家（被试）被分成不同的小组，

    并且要给自己的小组捐钱，小组最终筹到的钱款将由所有组员平

    分。研究发现，如果要求玩家迅速决定捐多少钱，他们会下意识

    地捐出数量较多的钱。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类社会困境和所有合

    作一样，都是建立在相信小组中的其他人会和自己一样慷慨解囊

    的信任之上。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游戏中

    4 人成组，组里每个人拥有的钱数相同，小组最后收到的钱会在

    翻倍之后平分给 4 人。此时，如果大家将所有的钱都捐给小组，

    最后每个人分到的钱都会加倍。双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能以

    一己之力支付的集体项目，比如建医院、挖沟渠，但是每个人都

    可以向这些项目贡献一点资金，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每个人在贡献时都有一定的风险。从经济层面来说，人越自私，挣的钱就越多。回到游戏中来看，从个人捐款来说，如果一个玩家捐出1美元，按照游戏规则，1 美元会变成 2 美元，最后分成 4 份，这就意味着组里的人能从 1 美元中得到 50 美分的回报；但如果你捐得比他人少，自然就可以从小组的捐款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一个人会尽可能少地捐款，然后从别人慷慨的捐款中受益，这是有经济原理的。如果给玩家时间思考自己要给小组捐多少钱，他们通常会否决本能驱使下做出的决定，不再慷慨大方。

    每当帮助陌生人时，我们都需要解决他们可能会借机利用我们的问题。对此，人类社会的解决办法是“胡萝卜加大棒”。从长远来看，与群体合作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对人类来说，待在群体中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尽管有时与他人合作会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这就给了群体可以控制其成员行为的力量：是否能待在群体中并从中受益，取决于个人在合作中表现的好坏。像人类祖先生活的小规模群体，所有人的互动对象都是未来可能会相见或有交集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声誉威胁。因为不论是善举还是恶行，人们对彼此的行为都很熟悉，因此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不想让声誉受损。这种爱惜让人不过激、不自私。

    群体中的合作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从而推动大家进行更多的合作，带来更多的好处，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学坏。人想要合作的天性是由社会决定的。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更好地帮助别人和与他人合作。在公共物品博弈的游戏中，被要求快速决定的玩家大都十分慷慨，收到了可观的分红后，他们更加相信慷慨是值得的。但是，被要求思考后决定的玩家就会比较自私，捐的数额较少，导致整个小组收到的款项较少，最后的分红也不可观。如此，这类玩家就更加确信不能依赖小组。之后，研究人员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实验，他们在快速决定和思考后决定的实验小组中分别选了一些已经进行过几次博弈游戏的玩家，给了他们一笔钱，并问他们会给素昧平生之人捐多少钱。这一次，玩家的捐赠不会有任何金钱上的奖励，也就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善意。

    结果显示，玩家的慷慨程度存在很大差异。那些习惯合作的玩家捐赠的钱款数额是那些习惯自私的玩家的 2 倍。仅凭在合作中有或没有获利这一段短暂的经历，在没有任何奖励或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能改变自己内在的行为准则和具体的行为。这表明，人类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文化环境对塑造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即便人类生来就具有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也会受到影响。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还测试了不同国家的人在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的表现，以期发现政府、家庭、教育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对人类个体行为的影响。肯尼亚的公共部门腐败程度较高，美国的相对较低，所以肯尼亚玩家给小组的捐款比美国玩家的少。这表明，社会制度越公平，人们就越具有公共精神；社会制度的可靠性越低，人们就更倾向于保护自己。但是，在玩过了仅一轮合作版（快速决定）的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肯尼亚玩家再次捐出的钱数就和美国玩家的一样了。反过来也一样，美国玩家玩了一轮自私版（思考决定）的游戏之后，捐出的钱少了很多。所以，文化环境的确会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是我们的思想意识足够灵活，能够迅速适应其他社会环境。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社会环境中，人类群体都不是同质个体的

    集合体，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个体组成的网络。网络的互联性会影

    响行为和信息在其中的传递。有的网络，比如一个人口稀少、位

    置偏僻的村落，其中的人紧密相连，村里的人可能认识聚会中的

    每个人；而有的网络，比如人口众多的城市，尽管其中的人们住

    得更近，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认识聚会中的每个人。不同的人际网

    络，性质也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着群体整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其

    中个体的行为，这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明显的体现。社会心理学家

    正在通过调整人际网络的形态和有影响力的人在其中的位置，研

    究人际网络的作用。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

    基斯率领其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该实验搭建临时的虚拟社会，

    邀请玩家进入其中体验，观察他们的互动方式以及他们会如何对

    待彼此。克里斯塔斯基会在游戏中操控人际网络，调整玩家之间

    的互动联系。“我可以让玩家对彼此十分友好，合作十分愉快。

    玩家在虚拟社会中身心健康，生活幸福，而且愿意合作，”他说，“但对同一批玩家，如果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操控他们的人际网络，他们会对彼此十分刻薄，表现得又蠢又坏，还不会合作，更别提共享信息了。”

    在虚拟社会中，克里斯塔斯基还会随机挑选彼此陌生的玩家

    组成小组，进行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他说：“一开始的时候，2/3

    的人都会选择合作（慷慨解囊），但一些人会利用他人的慷慨捐

    款。玩家面临的选择只有继续合作和背叛合作（自私），于是很

    多人到最后都会选择背叛合作，因为他们受够了别人一直占自己

    的便宜。”到了游戏的最后，他说：“每个人都是坏人。”后来，

    克里斯塔斯基稍微改动了一下虚拟社会游戏的规则，即每玩一轮

    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玩家可以自行选择接下来要与谁来往。

    “玩家需要进行两个选择：我是否要与邻居友善相处，我

    是否要和这个邻居待在一起。”克里斯塔斯基解释道。游戏会提

    示玩家，他们的邻居在上一轮公共物品博弈中选择了合作还是背

    叛。这个小小的改动帮他证明了人会切断自己和背叛者之间的联

    系，同合作者建立联系，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网络会自己变成一

    个亲社会型的结构，而不是不合作的结构。上述实验都揭示了人

    类如何在代代合作中形成了合作型社会。

    人类利用声誉维系社会运转。在这种机制下，行为卑劣的人会被惩罚，不与他人合作的人会被移出社交网络。而我们的意识中还会自带声誉警察，监督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共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最近一项实验中，被试需要选择自己或素昧平生之人接受痛苦（但无害）的电击，之后会得到一笔现金。被试拿到钱后，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同一个被试选择他人接受电击时，没有选择自己接受电击

    时开心，即便前一种情况拿到的钱更多。在我们的大脑看来，不

    义之财不如脚踏实地挣来的钱有价值。在童年时期，我们发展出

    了自我意识，它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并根据他人对我们

    的认识和看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少数智商较高的群居动物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心智理论能力，不过它们的这种能力并

    没有人类的发展得好。但人类也不是天生就具备心智理论能力。

    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一位孩童展示了一个娃娃

    和两个有盖的盒子。一个成年人进入了实验室，将娃娃藏在了一

    个盒子里，随后离开了房间。第二个成年人也进来了，他将娃娃

    从原先的盒子中拿了出来，放入另一个盒子里。接着，第一个人

    回到房间，准备取出娃娃。当他向旁边一直观察着的孩童询问娃

    娃放在哪个盒子里时，孩童会指向装有娃娃的那个盒子。实验发

    现，只有当孩童到了 4 岁时，她才会意识到她对房间的认知不同

    于问她问题的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和其他人对同一个事物有不

    同的看法。一旦孩童意识到了这种不同，她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力

    量，并借此操纵他人的想法，向其他人讲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被

    编成对她自己有利的内容。说谎需要很强的认知能力。一个人想要说谎，必须编一个虚拟的情况，然后向他人描述；同时他还要记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能够区分谎言和现实。撒谎者首先要明白，听自己说话的人对事情的理解与自己并不相同；其次撒谎者要了解听众知道些什么，听众对事情有着怎样的理解，这会让人筋疲力尽。有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是从一场军备竞赛中培养出了这种说谎的能力，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智慧。灵长类动物专家发现，猿行骗可能性的高低与其大脑大小有关。

    对人类这样一个社会性很强的物种来说，能够操纵他人是我

    们的进化优势，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优势。人类逐渐成长为

    专业的操纵者，操纵能力构成人类社会中笑话、故事、政治和犯

    罪的基础。不过，整体来看，人类还是会互帮互助、与人为善，

    还是会多多体谅他人，还是会履行道德义务。在人类社会中，诚

    实守信、体谅他人和心地善良都是十分珍贵的品质，我们会将其

    转换为现实世界的经济利益。

    我们都从美好的社会中受益，因为在很多社会制度中，人们

    的利益起码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对人类祖先来说，随着群体越来

    越大，每个人需要同与自己非亲属关系的人，即对自己幸福生活

    投入较少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因此，社交技巧就越来越

    重要。处理好大量的社会关系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地生活，让我

    们合作开发、共同使用资源，在更大的基因库里找到自己的伴侣，

    从而帮助我们提高繁衍的成功率。同时，它还能扩大我们的文化资源库，帮助我们生存。

    但是，生活在大规模群体中的人，享受着大群体带来福利的

    同时，彼此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承担的压力也更大，这让人们

    需要运用更高的认知水平来适应整个群体的社会环境。比如，人

    们需要缔结、保护和发展同盟，需要记得每个人的名声和他们在

    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哪些人值得信

    任，而这要以牺牲自我照顾、打猎和其他活动为代价。因此，在

    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的急剧增长主要发生在新皮质区绝不

    是巧合。新皮质区主要负责社会认知加工，该区的皮质皱起越多，

    语言所需的大脑连通性越强。大群体为语言的进化带来了选择压

    力，而语言的进化推动大群体进入下一阶段的进化。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发现，在灵

    长类动物间，群体规模的大小和该物种的新皮质面积大小有着十

    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邓巴数。由于新皮质面积的限制，

    大多数猿的群体规模为 30 只左右，而脑容量较大的黑猩猩的社

    交圈则有 50—60 只黑猩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

    体积增长了 3 倍多，新皮质面积也随之扩大，帮助我们扩大了社

    交网络的规模。人类的有效社交网络规模约为 150 人，其中的社

    交关系包括信任和责任，这个数字就是邓巴数。不管是末日村庄

    和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每个人的平均朋友数量，还是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圣诞贺卡的平均寄送数，抑或脸谱网用户的平均好友数，都同邓巴数十分吻合。不过，目前有迹象表明，互联网社群会将这一数字扩大至 200 以上（在我们见到的众多面孔中，大脑可以识别5000人左右）。

    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来说，梳毛极耗时间，而且在较大

    的群体中，梳毛会变得十分复杂、难以应对。人类的群体规模较

    大，社会生活复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类进化出了闲聊。确

    实，有关猩猩的研究表明，当猩猩在新环境中需要依赖另一只猩

    猩一起行动时（梳毛除外），它们仅仅放大了梳毛时所用的叫声

    进行交流。由此可见，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梳毛；

    同时我们还能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叫

    声就越大。闲聊八卦对人类的作用和梳毛对猩猩的作用是一样的。

    而且人类的很多闲谈或者玩笑都是客套话，其中的内容本身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借此寻求合作。我们谈论天气是为了建立

    和维持社会关系，让我们能够与原先没有关系的人展开合作。闲

    谈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听众在闲谈的过程中感觉良好并喜欢

    上我们，但它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孩童在这方面总是做得不

    好，比如，他们会认真地回答“最近怎么样”这类寒暄性问题。

    通过闲聊，人们可以找到共同点，建立于共同点之上的聊天

    可以让人们彼此产生好感，进而分享自己的经历。如此一来，原

    本需要很多天才能完成的活动便能压缩进短暂的聊天时间里，减

    少了缔结重要社会关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随着不断进化，人类逐渐爱上了这种聊天。与他人交流观点、分享信息会激活人类大脑的奖励中枢，让我们心情愉悦。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童年期很长，整体寿命也更长。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总会需要他人的帮助，所以，与直系亲属之外的可靠之人建立人际关系十分有用。

    在人类之间的对话中，至少 60%的内容都是关于不在场的第

    三方的八卦。我们会在聊天中了解第三方的声誉，甚至会给他们

    编排一些事情，影响他们的声誉。声誉由社会创造，既会给我们

    的行为带来深远影响，又让我们在与他人开始交往前，就能大概

    了解他人，帮助我们节省人际交往时所花的力气。一个人的行为

    往往一以贯之，他们过去的表现会是他们未来表现很好的写照。

    以贸易为例，进行贸易需要双方的高度信任。如果你准备用

    一捆精心制作的箭换取一件皮斗篷，你必须要相信得到自己箭的

    那个人能够履行他的承诺，给你带来皮斗篷（他用你的箭射中野

    牛，而这头牛的皮就是给你制作皮斗篷的原料）。在规模较小、

    联系紧密的群体中，这种以物换物相对容易实现，但随着群体规

    模逐渐扩大，它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好名声，

    人们必须要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自己所属的不同人际关系

    网络需要相互联通。人类的大家庭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人类是唯

    一一种通过婚姻将配偶及姻亲看作自己亲戚的灵长目动物，因此

    人类可以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人类有语言，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凭借自己或自己朋友的声誉，认识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来层层扩展我们的社交网络，甚至扩展到其他群体中。邓巴数字理论提到的 150 人可以来自不同的群体，我们的社交网络也会涉及不同的群体和文化。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和朋友所属的部落或群体之间竞争激烈，我们和朋友还能以个人身份展开合作。

    我们的生存和我们基因的存续取决于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

    地位，声誉在这样的世界中起到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好的名

    声能够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人际交往中占据先机，即好的名声让我

    们更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

    照料。相反，坏名声则会带来最严重的社会惩罚，被他人排斥，

    甚至导致死亡。但是，尽管我们自身在树立自己声誉的过程中起

    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却不能完全控制它，因为即便我们死了，我

    们的名声还会在众人口中流传。我们可能流芳百世，也可能遗臭

    万年。如果一个人已经听过关于某人的故事，且故事具有说服力，

    那么仅仅通过那个人的行为，很难判断此人的好坏，因为我们的

    社会学习绝大多数是基于模仿他人，而不是生成自己的新想法和

    新观点。实验表明，我们和陌生人一起玩信任游戏时，即便是玩

    了几轮之后，和他一起玩过的上一位玩家（上一位玩家和我们同

    这位陌生人玩家的游戏时长相近）的说法，依然会影响我们对这

    位陌生人的可信任程度的判断（基于游戏经验）。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亲眼看到陌生人在上一轮游戏中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下一轮和陌生人合作的概率约为 60%。如果我们同时听到了一些正面的小道消息，合作概率则会上升到 75%。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好的八卦流言，合作的概率会下降至 50%，即便这些传言同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相悖，即便传出八卦的人根本没玩几轮游戏，我们也依旧会选择相信这些传言。

    想要讨人喜欢的想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让我们在与

    他人意见相左时，不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我们想被他人

    注意到并成为群体中受欢迎的一员。这就导致社交媒体上出现越

    来越多的极端观点，导致一个先前名声清白的人可能会因为一点

    小事毁了自己的声誉，甚至会导致极端狂热追随者的出现。对于

    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来说，成也八卦，败也八卦；对大群体中的

    人来说，八卦的风险会更高。古代有拉美西斯二世将每场战役都

    说成埃及的胜利，如今有很多新闻媒体和网站被屏蔽，可以说掌

    控声誉的战役已经从荒谬走向了极端。我们对通过八卦传递的社

    会信息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对那些污蔑某人或某个群体，并想要

    借此引发社会变革的人来说，这种依赖让社会信息成为他们的武

    器。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反映了这个道理。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

    犹太人十分高兴地读着《冲锋队员》，要知道这份报纸可是反犹

    刊物，是纳粹分子的宣传阵地。他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于

    是他向朋友解释道：“如果你读的是犹太人写的文章，那么整个

    世界看起来一片黑暗，没有希望。但你读《冲锋队员》时，就完

    全没有这种感觉！在《冲锋队员》的报道中，我们掌控了银行，掌控了国家，甚至还掌控了整个世界！”

    文化法令警告我们不要作伪证，不要说别人坏话，这被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称为“语言谋杀”。但是，对于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社会而言，八卦是监管社会的必要工具。它能将做错事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和反社会的人带回正轨，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八卦不好的一面体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者”，但好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可以传播八卦。一个人要想挑战他人，其身体不需要足够强壮，只需要利用八卦就可以挑战。这样一来，八卦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纠正反社会行为。

    有人监管时，我们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窃贼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在进入别人家里偷东西时，会把这家人的全家福倒扣在桌上，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看见自己正在做坏事。同理，仅仅是在商店的墙上挂上一幅眼神犀利的照片，就能减少小偷入店行窃的情况发生。

    一神教中的神通常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并进行终极审判，根据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是下地狱还是进天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教的三大教派，它们的祈祷书中都有一位可以看透我们思想和内心并对我们进行神圣审判的神灵。比起善行，大多数神灵对恶行更感兴趣。宗教在社会选择的压力下不断发展，其目的是管理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正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诸神一样，一个社会选择哪种宗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类型的监管。规模较大的社会通常会选择在人类事务和道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至高神，因为这类社会通常需要陌生人之间相互配合来创造财富，增加税收。事实上，信奉这类会干涉人类世界、惩罚人类的神灵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手段，以此促进相隔较远的群体之间的大规模合作。近期，社会人类学家用一款网络游戏验证了这个想法。游戏要求有宗教信仰的个人玩家将钱在玩家自己、本地教友、远方教友和一些欧美人较少信奉的宗教的教徒之间进行分配。涉及的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包含万物有灵论及祖先崇拜等教义的宗教。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教徒信奉会惩罚恶行的神灵，那么这些教徒对相距较远的教友会更加慷慨（他们与其他人的共同点对他们本身的行为影响较小，比如彼此住得很近）。这种将神作为道德化身的做法能够帮助人们扩大合作。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可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声誉，这样或许可以弥补由于群体不断扩大带来的社会声誉较弱的缺陷。人们通常认为信教人士会比一般人心地更加善良，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值得信赖。不过，信教人士的这些优秀品质只在和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士的交往中才有所体现。

    羞耻和内疚是两种声誉化的情绪。随着人类的生活范围从规模较小的部落逐渐发展到较大的群体，人类文化在不断地利用这两种情绪。猿没有羞耻和内疚这两种情绪，羞耻和内疚是人类与生俱来、普遍拥有的情绪。通过羞辱他人来降低他人的自我评价，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因为人类身体对羞耻的反应和它对物理伤口的反应一样：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飙升，炎症反应加重。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许多社会将羞耻作为左右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因素，比如日本就是耻感文化的代表。在这类文化中，他人的看法比内疚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在美国等罪感文化中，人们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在乎是否羞耻，更多的是做到问心无愧，依靠良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道德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究竟是羞耻还是内疚，主要取决于社会连接的紧密程度与八卦传播之间的关系。关系稳定且紧密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非常熟悉，典型的代表是村民喜欢闲聊天的小村庄。在这样的村庄中，人们喜欢评价他人，常将社会差异归因于人们性格的优缺点。耻感是控制这种族群非常重要的手段，而避免耻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但是，在城市这种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隐私，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大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交圈子，而是游走在多个但有重叠的圈子中。这种模式让生活在个人主义至上社会中的人不喜欢评判他人，因而耻感在保持社会道德水平方面发挥的作用会减弱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内疚感。

    当一个人被他人贬低时，他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我们的自尊心取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换句话说，自尊心取决于自己的声誉，而声誉本身驱动着我们的道德行为。同理，如果问心无愧，自尊心就会变强，其他人会认为我们强大的自尊心来自良好的声誉，这样一来我们的自尊心又会增强，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个人的道德品质推动我们采取行动，让别人对我们留下好印象，从而提升自尊心。这样的内省对认知能力要求较高，却能让我们在社交场合中操纵他人。

    几年前，一部英国纪录片讽刺了社会对艾滋病传播的态度。

    如果一位血友病患者因输血而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他得的就是

    “好艾滋”；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性爱或注射毒品染病，那他得

    的就是“坏艾滋”。同其他伟大的讽刺作品一样，这部纪录片深

    刻揭示了一个荒谬却现实的、有影响力的价值观体系。一项研究

    发现，如果携带艾滋病毒的男同性恋患者对社会排斥非常敏感，

    而且对感染艾滋病感到十分羞耻，那么他们的病毒载量就比其他

    艾滋病患者的要多，免疫细胞机能的下降速度也更快，最后导致

    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其他患者少两年。尴尬和羞耻这样的情绪让人

    痛苦，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它们证明人类有共情能力，

    这个能力在人进行高效的社会学习和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

    们还证明人十分重视自己所属族群中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想

    要在某个群体中获得归属感，那就必须要遵循这个群体的社会价

    值观。被整个社会排斥意味着死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曾表现

    出羞耻和尴尬，不在意社会是否会接纳自己，那么这个人会十分

    危险，不值得信任和深交。

    正如我们所见，到目前为止，利用他人经验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当我们决定要去哪家餐厅吃饭时，我们不需要尝遍所有餐厅，只需要看看大多数人的选择就行，即利用餐厅的人气（声誉）进行选择。选择一家座无虚席而非门可罗雀的餐厅吃饭肯定没问题。不过，这种想要模仿他人的强烈欲望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股市崩盘，但这只是个例。通常情况下，跟风会让某些无伤大雅的事物风靡一时。一般来说，社会信息（闲谈八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可靠的文化信息。
    声誉告诉我们哪些人可以模仿。毕竟，如果模仿错了人，我们可能会生病或者营养不良。而且这种糟糕的行为还可能被我们的下一代模仿，导致人类的技术和文化在设计、复杂程度和多样性等层面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糟，最后甚至造成技术的退步和技能的失传。声誉会给文化进化施加选择压力，使其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过滤掉无用的选项，突出可靠的选项。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必须要决定自己的模仿对象，人类在这方面优势明显，而且全世界的人类似乎都在用同一个模仿模式。在婴儿期和幼儿期，我们先模仿父母，然后模仿哥哥姐姐。后来，我们开始模仿和自己相同性别、说相同语言和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到了青少年时期，同龄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模仿对象逐渐变成了同龄人，而不再只是长辈。模仿对象的转变调整了我们通过模仿学习到的内容，使其与时俱进。但是，人类并不一定依据一个人在某项任务中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模仿他。比如，有人曾研究学龄儿童如何选水果。结果显示，他们不会模仿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是选择模仿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不过，如果要求孩子们解谜题，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模仿对象，选择和擅长解谜的孩子一样的答案，即便这个孩子年龄比自己小。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声望转移现象。

    声望是一种表现社会地位的特殊形式，只有人类才会辨别。绝大多数动物会注意到占据统治地位的优势，所以它们会想成为群体中力量最大、最有攻击性或者体格最壮硕的。当然这些特质对人类而言也很重要，比如强大的战士在哪里都受人欢迎。声望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有声望的人是指值得其他人模仿的对象，如专家或长者。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享有盛誉，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且影响力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己的领域里。我们很可能会模仿他们所有的选择。声望俨然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可以提升文化传播效益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那他可以成为意见领袖，引导大众的想法。我们想向成功人士学习，哪怕只是以某种方式和他们产生联系，觉得这样就能沾上成功人士的光，这就是人们心甘情愿买高尔夫球星的同款手表的原因。

    这可能源于人类文化技术的复杂性。比如，一名优秀的猎人需要以下几项技能：跑得快、会追踪、正确使用武器、与他人配合默契、能够击倒猛兽。模仿者可以分辨出谁是优秀的猎人，但是判断不出哪项技能让他如此优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他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声望就去模仿他的所有行为，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比如，一个名人自杀了，有人可能就会模仿他的自杀行为。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模仿者生前通常没有任何情绪低落或抑郁的表现，其自杀的手法和其他细节都和他们所模仿的名人一模一样。

    声望高的人影响力巨大。他们可以重塑社会关系网络，既可以让人们具有亲社会的属性，互相包容，也可以让人们不再合作，变得自私自利。戴安娜王妃拥抱艾滋病患者后，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对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妃一个小举动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病毒学家十几年科普带来的影响。同理，如果一名政治家未能谴责种族仇恨，甚至纵容种族仇恨，其他人就会效仿他，特别是当他是国家总统时，这种行径甚至会颠覆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准则，即文化显影液。
    自我价值取决于他人怎么看待我们，因此有声望的人通常相信自己不但能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能将这种优势延续至其他领域。许多名人的社交圈仅局限于其他名人和自己的忠实粉丝，这就导致很多名人过度自信，好像自己能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演员为资质可疑的医疗产品做代言。
    不同文化赋予人们声望的方式也不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最好的猎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向老人学习不无道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寿命长，获得的信息更多，而且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寿命长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那时如果有人活到 65 岁，那么自然选择已经将大部分同代人淘汰了，所以活下来的长者进行的各项实践都更有价值。美国进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用人们食用红辣椒的例子清楚地解释了这个事实。想象一下，一个群体有100 人，年龄均为 20—30 岁，其中40%的人每次都会用红辣椒烹制肉类。由于辣椒可以杀菌，所以食用红辣椒可以降低食源性细菌致人死亡的概率。如果年复一年地食用辣椒可以将一个人活到65 岁的概率从 10%提升至 20%，那么该群体中寿命达到 65 岁的人中，有 57%的人是辣椒食用者。如果人们不喜欢学习年轻人做肉的方法，而是更喜欢学习年长者做肉的方法，那么他们有更大的概率习得加辣椒这个能够提高生存概率的方法。经过几代人的文化进化，做肉时加辣椒就会成为该群体准备肉类菜肴时的常规步骤。亨里奇解释道：“基于年龄进行的文化学习可以细化自然选择的步骤，不同的步骤会导致不同的死亡率。”

    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普遍偏长，再加上现代科技的飞速变化，年龄失去了原本的优势。文化变化的速度过快降低了社会学习的可信度。向他人学习可能会有风险，因为你学习的可能是已经过时的信息。尽管如此，在一些需要勤学苦练才能熟能生巧的领域，年龄依然是一个优势。对制陶高手来说，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将一件陶器拉制成坯，但是拉制的技巧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熟练掌握。
    但是对于所有文化来说，毫无意外，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人是那些掌握最先进知识、最乐于大方分享的人——教师。教学就是交流。为教学发明出的工具加强了人类合作型社会之间的联系，将我们通过共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群体身份都体现在了语言文字中，因此语言也成为弥合文化差异的关键工具。当我们用某个群体的特定语言与该群体中的人交流时，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让我们融入群体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一是因为不同亲社会族群之间的竞争，二是因为跨文化交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这些内容。

    美

    人类对美的思考成就了自己。人们在生活中找寻意义，而美通过它的表达给了我们目标，甚至让我们不朽。美虽是主观创造，却促进了人类进化。美推动了人类最伟大的合作，它让我们互联互通、互相交流。美创造了人类世界，就像爱默生所说：“世界的存在于灵魂而言，是为了满足对美的渴望。”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卧室的角落里有一个旧衣柜，我在上面安了两个陶瓷把手，

    用来挂项链。一串串打磨过的石头、贝壳和金属珠子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生辉。一条条相扣的银环亮光闪闪，照射在上面的阳光

    似乎都变得柔和了。由半透明的珠子——如玻璃、塑料和切割过

    的石头——串成的项链更是自带魔力，它们把阳光打散成上千种

    颜色，透过小小的心形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把沉闷的衣柜变

    成了闪烁的彩虹瀑布。

    孩子们痴痴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地拿起项链，让它

    们像缎带一样从手中倾泻而下。他们仔细检查每一颗珠子，好奇

    它们的不同之处，惊讶于它们在阳光下竟能如此清澈。他们对我

    说：“求你了妈妈，让我戴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我给他们一

    个一个戴上项链。他们高兴极了，昂首挺胸，踮着脚尖朝镜子走

    去。

    我的项链大都物美价廉。只有一条可以称得上值钱，那是我祖母生前留给我的传家宝。一条镶嵌着一颗漂亮的黑珍珠吊坠的金项链，它虽和我的日常风格很不搭调，但我视它为珍宝，因为它意义非凡。这条项链是我亲爱的祖父送给祖母的，之后我的祖母又把它留给了我。它承载着记忆，是一条非同寻常、完美无瑕的项链。我偶尔会戴着这条项链参加一些令我紧张的活动，脖子

    上坚实的重量和它永恒的美让我感到安心。珍珠的形成象征着应

    对生活中的挑战：沙砾进入牡蛎的贝壳之后，牡蛎体内的外套膜

    受到刺激，便分泌珍珠质，将沙砾一层一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

    了珍珠。想要找到珍珠并不容易，人们经常需要在异国的深海中

    潜水寻找，尤其是我戴的这颗珍珠，它的尺寸更罕见，寻找起来

    可能更加危险。这条项链由不同材质组成，汇集了各个地方手艺

    人的智慧。设计项链的人一定想象力十足，才能构思出如何将各

    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美妙、珍贵的整体。

    我的其他项链是用玻璃、塑料、木头或陶瓷珠子、贝壳、纽

    扣和其他便宜的材质串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价值连城。它们很

    漂亮，能把我衬托得更漂亮。有些项链是纪念品，看着它们就会

    让我想起过去的美好经历。我有一条由色彩斑斓的塑料珠子串成

    的项链，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新奥尔良参加狂欢节时有人扔给我的。

    这串项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 20 岁出头时，第一次独自穿越美国

    的经历。透过珠子，我回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旅程，回想起街上

    喧嚣的人群、狂热的舞蹈和音乐，回想起一些刺激危险的时刻。

    扔项链是一种沿袭了上百年的传统，起源于法国殖民时期。一般

    都是男人向女人扔项链，女人们则以美味的啤酒、妖娆的舞姿和

    一闪而过的胴体作为回报。当年，一个赤裸着上身、在阳台上跳舞的帅气男人把这串项链扔给了我。我一把接住了项链，他朝我喊：“给我看看你的胸！”我吓坏了，沿着街道跑进了一个小酒吧。酒吧里，一支三人乐队狂热地弹奏着音乐，一群人配合着音乐有节奏地扭动着身体。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抓着那串珠子，沉浸在狂热的氛围中，音乐流淌过我的心田，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现在，这条廉价的塑料项链是我与那时那地的那个自己的唯一联系。握着它，就仿佛握着我的过去。

    我的项链是装饰品，只有我自己或与我非常亲近的人才懂得

    它们宝贵的象征意义，这才是它们的不寻常之处。珠宝通常还有

    另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财富和身份。佩戴珠宝可以让人知道

    佩戴者很富有，也能让人了解佩戴者的身份，如佩戴十字架表示

    某人信奉基督教，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表明佩戴者已婚。对我而

    言，我佩戴的珠宝也传递着关于我的生活方式、年龄、背景、社

    会阶层、性别等微妙信息。

    美好的事物会吸引我们停下脚步去打量它们。人们对美有一

    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人类文化利用和

    发展了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赋予装饰品意义和价值。我们以这种

    主观赋予的意义为媒介，通过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社会准则和

    各类仪式，形成了有凝聚力的部落社会。社会和环境压力带来了社会准则的进化，这些准则对生物学和基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们重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

    在没有遗传关联的人组成的庞大社区里，我们用美来表达归属感。美让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人造表现型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对美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我们到处寻找美的足迹——人

    们的脸庞、完美对称的花朵、鸟儿清脆的叫声、自创的艺术作品

    ——我们通过认出美来获得快乐。美具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它赋

    予生活意义与目标，可以增强同理心，让人拥有团体归属感。美

    的事物能带来更多的美，因此，以花装点或种有鲜花的社区，能

    促使人们让社区变得更美。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发现的美，也有动

    力通过美术、音乐、建筑、文学和舞蹈，在物质世界中创造我们

    自己的美的表达。事实上，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或制作的大部分

    东西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我们设计制作的物品都是为美而生。

    我们吃饭时，遵守餐桌礼仪；说话时，音量适中，避免使用“丑

    陋”的词语；出门前，精心装扮。

    人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美，甚至可以为艺术献身。2015年，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为拒绝透露巴尔米拉古代艺术品的位置而被武装分子斩首。对于这位81岁的老人来说，这个有着2000余年历史的寺庙群里的美丽石像和石柱，值得他用生命来捍卫。

    美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工具，然而它来源于主观构想，而非客

    观存在。我们对美的创造很可能源于生物学的性选择。孔雀和其

    他许多鸟类一样，会利用华丽的外表来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出

    于这个原因，雌性孔雀逐渐进化到喜欢羽尾最华丽的雄性孔雀。

    如果一种动物能在华而不实的事物上浪费能量，比如色彩斑斓酷

    似“眼睛”的羽尾，那就表明它有大量的能量可以浪费。人类与

    孔雀不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自己选择性伴侣。所以我们

    可以推测，人类在男性和女性的脸上都寻找美的标准，就像孔雀

    的标准是漂亮的羽毛一样，人类的脸是健康的标志，很难伪装。

    漂亮的脸要有高度对称的面部和完美的肤色。其他灵长类动物也

    “以貌取人”，和人类一样，恒河猴也更喜欢面部对称的伴侣，

    因为这样可以让后代的质量更高。

    科研人员曾根据诸多人脸数据合成了一张人脸，相比单个人

    脸，这张合成人脸对大众更有吸引力。这种偏好的进化根源可能

    是优质的基因结合之后会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调查中，人

    们普遍认为“混血儿”更有吸引力，而近亲繁殖生出的孩子吸引

    力较小。生育信号也是吸引人的特征：男性的睾丸素水平越高，

    女性的雌激素水平越高，这些信号的表达就越明显。

    因此，我们对美的感知不仅仅基于一时的审美冲动。人们更喜欢年轻、健康、生育能力强、没有疾病迹象的伴侣。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会优先激发我们的求偶欲望，让我们认为有这些特征的人更漂亮。有些人擅长发现健康、生育能力强的伴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经过了数千年，人类对美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然而，人类的许多审美偏好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的生物学

    上的健康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很多审美好像受时尚引领，源

    于一时的冲动。动物世界也有有趣的相似之处。20 世纪 80 年代，

    研究斑胸草雀的进化生物学家南希·伯利用不同颜色的标志环

    区分实验室不同群组的斑胸草雀。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佩

    戴特定颜色标志环的斑胸草雀更容易找到配偶，也会花费更多的

    精力养育后代。雌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红色标志环的雄雀，而雄

    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黑色和粉色标志环的雌雀。实验室中的斑胸

    草雀在短时间内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能吸引异性的方式，伯利

    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标志环和健康毫无关系，这说明动物对美

    的认知具有随机性。也许有些特征或颜色在它们的大脑中根深蒂

    固，当这些特征或颜色出现时，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新的变化。很

    多自然界中的多样性和美好事物都源于动物自身对美的欣赏。

    这些看似随机的偏好似乎也塑造了人类的外貌。几十万年来，人类生活在不同部落的小群体中，使文化和基因差异得以积累下来。数千年来，从亚洲的斯里兰卡到北欧的瑞典，人们的外貌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小群体中，外貌特征积累的速度正发生改变。因为群体中携带这些基因的人数不够，一些基因类型可能会完全消失；而因为某个群体碰巧有许多携带者，另一些基因可能会变得异常普遍。人类有不同的发色和眼形，而每一种颜色或形状一开始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后来因为当地人喜欢这样的风格，他们按照这种喜好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让这种发色和眼形保留至今。

    东亚人头发浓密、汗腺发达、门齿独特、胸部小，所有这些

    都与大约 3.5 万年前发生的 EDAR（外异蛋白 A 受体）基因突变

    有关。专家们对这种基因迅速传播的原因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

    认为是炎热的气候让额外的汗腺变得十分有用，也有人认为是人

    们觉得这些特征更有吸引力。拥有白皙皮肤和蓝色眼睛的人曾被

    认为具有异国情调，极具吸引力，更容易找到性伴侣，这使得这

    些特征在北欧迅速传播。在过去的 2,000 年里，英国人变得个头

    更高、头发更加金黄，拥有蓝色眼睛的概率更大。

    漂亮的面孔会激活大脑视觉皮层各个独立的部分，这些部分

    专门负责处理面孔和物体。与此同时，即使我们不思考美，大脑

    的奖赏机制和愉快中枢也会被激活。在我们欣赏美的过程中，道

    德因素也起着作用，即使人们没有明确地思考美和“善”，对美

    和“善”进行审美判断的神经活动也会发生重叠。这种反射性关

    联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激发了美的社会效应。有魅力的人在生活

    中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更聪明、更值得信赖，他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受到的惩罚也更轻。

    脑部扫描研究显示，与厌恶和疼痛有关的前脑岛对审美有重

    要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或许能解释我们对美的感知是如何

    进化的：审美过程的关键是对客体价值的评估，判断这个东西对

    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这种评估是主观的，取决于个人

    当时的生理状态。俗话说，“饿了糠如蜜，饱了蜜不甜”。在人

    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审美系统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生物层面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体（包含食物和配偶）的价值判断能力而进

    化的。经过文化进化，这套审美系统会扩展到具有社会价值的事

    物上，比如绘画和音乐。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事实上，喜欢一块

    蛋糕和喜欢一段音乐时，大脑的反应十分相似。

    审美能力也很有可能与我们寻求事物发展规律的神经冲动

    共同进化，作为指挥注意力的认知信号辅助大脑的预测系统工作，

    告诉大脑哪里有需要发现或破译的东西。美具有激励作用，推动

    我们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情感反应，是一种非常有力、强烈的

    好奇心形式。艺术可以激发这种本能。比如我们在欣赏凡·高的

    作品时，大脑审美中枢欣赏到了画中的美，让我们觉得这幅画不

    只是色彩的旋涡，还有着深刻的内涵。科学家在一项大脑扫描研

    究中发现，人们听一段熟悉的贝多芬作品，在听到自己最喜欢的

    部分之前，尾状核（与好奇心有关的大脑区域）就开始活动了。

    研究人员说，这表示人们期待即将听到让人心情愉悦的音乐片段，“这可以让人期待兴奋等情绪的到来，产生一种想要满足自己和获得奖励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感觉愉快的荷尔蒙多巴胺会激增。美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帮助大脑感知哪些感觉值得感受，哪些感觉可以忽略。

    所以，在生理上，人类对美有反应；在文化上，人类把美看

    作一种视觉语言。我们把美的东西变成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人

    类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而不仅仅只是具有性吸引力的

    异性身体。在审美中体验到的愉悦鼓励我们花费宝贵的时间专注

    于思考，关注那些没有实际效益或对生存没有益处的事物，并把

    时间、人力和资源投入我们自己对美的表达中。其他生物都做不

    到这一点，对于大型动物来说，任何对生存没有益处的活动代价

    都很大。就算我们把矛装饰得极其漂亮，它也不会帮助我们捕获

    到更多生存所需的食物。然而，所有人类群体都会在装饰上投入

    大量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这说明装饰对生存有着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美的象征意义和其自身的意义，我们才在群体中团结一

    致，用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同情心和其他情感构建了合作型社

    会。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思想和观念的符号化之上的，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视觉符号表达我们创造的观念，并借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后代代相传。货币系统、善恶、政府这种抽象的概念要通过身体装饰、艺术、音乐、建筑、园艺或其他技能等美的载体进行表达。

    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也使用象征符号。在乌干

    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一群野生黑猩猩，发

    现幼年黑猩猩赋予了捡来的木棍特殊的含义，它们经常把木棍当

    成“宝宝”，和它们一起玩耍。有记录显示，猩猩幼崽抱着木棍，

    并将其带入白天的巢穴，但是用木棍做其他活动时，它们就不会

    这样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只年轻的雄性猩猩会为它的“玩偶”

    另立巢穴，而一只雌猩猩在看到它的母亲照顾生病的其他小猩猩

    时，会像“拍打婴儿的背部”一样拍打木棍。

    大约 2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照料捡来的物品。在南非远古人遗迹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块红碧玉岩卵石，上面有明显的“脸”的形状，这是经环境风化形成的。这块所谓的“多面卵石”，很可能是从距离远古人住所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带回来的，并被视为最早的艺术品。这块人脸石在很久之前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用处，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含义。在直立人时代，人们会刻意美化自己的物品，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装饰性的贝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 70 万年前。

    当然，人们通过象征符号进行装饰和交流的欲望，始于我们的身体。任何一种当代文化都有身体彩绘的传统，例如给嘴唇涂上口红，或是其他更加夸张的传达方式，在许多史前遗迹中都发现了用于身体装饰的黄棕色矿物染料赭石。身体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一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个人对群体的忠诚。

    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科伊人，在装饰的基础上发展出

    一种极其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按照传统，埃科伊女性的脸上和

    身体上，都有复杂的符号文身，包括用纳斯碧迪神圣语言书写的

    神秘记号。这些文身记录了爱情、战争或是神圣的元素，虽然每

    个人都能看到暴露在外面的文身，但只有狩猎豹子的克皮族群成

    员才能看懂，他们是殖民时期前的统治精英。复杂的文身费时费

    力，但像这样清晰的视觉信息只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改变身体的

    众多方式之一，他们以此重新塑造自己的外貌，以超越自然的性

    选择。我们的外貌由基因决定，但是文化用这种方式重塑了人们

    的外貌。

    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个人装

    饰品，这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从远古时代开始，项链

    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项链一来可以彰显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

    二来可以作为可穿戴的符号。装饰品虽小巧却影响巨大，它们可

    以激发人们的活力、生育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西班牙发现

    的尼安德特人佩戴的彩色贝壳珠子，可以追溯到 11.5 万年前。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人类祖先项链是在南非南端的布隆伯

    斯洞穴中找到的。这条项链上至少有 65 个小泪滴状的扁虱贝壳，

    上面有人为的穿孔痕迹和赭色装饰图案。我们能看出，7.5 万年前这条项链最后的主人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偏好。如果把布隆伯斯洞穴的贝珠和我柜子上的其他项链挂在一起，它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珠宝的设计者从对称性和美学角度精心挑选珠子，这种做法得到了项链佩戴者的认可。

    串珠饰品是装饰工艺的一类，通过穿戴者和其所在群体共有

    的视觉语言传达信息，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些信息为更多的

    人所理解。象征文化依赖于集体信念。在我所处的文化中，人们

    理解并接受项链是用来装饰的这一概念，但是在其他文化中，对

    项链意义的解读可能会截然不同。有些文化认为珠子的颜色有自

    身的意义：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游牧民将黄色的珠子赠予未来

    的结婚对象，当地的寡妇则佩戴白色珠子。人类学家将这些共同

    的信念定义为社会规范，它们会体现在一个群体对美的共同认知

    上，会体现在群体行为中，会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考古学家分析了在布隆博斯洞穴出土的许多贝壳珠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洞穴地层较深的地方发现的贝珠上的磨损痕迹表明，这些贝珠是随意地串在绳子上的，它们扁平、发亮的一面靠在一起。然而，在地层较浅的地方发现的贝珠则是两两打结，发亮的一侧朝上。这个看似微乎其微的变化却是社会规范转变的最早证明。这是一种文化进化，等同于化石中的解剖学差异或手斧的改良，只是这一次证明的是新的社会适应性。通过这样的行为转变，人类发展成为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并且结构复杂的小社会。

    不过，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项链的串珠方式发生变化，是因为洞穴的早期居民改变了时尚观念，还是因为他们被另一群喜欢其他串珠方式的早期人类所替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做何解释，这些珠子都像今天的珠宝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规范。

    衣着也是如此。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最初用无花果叶子遮挡性器官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否则性器官就

    会一直暴露在外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却可以让很多毫

    无关联的人簇居一处，还能避免不断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无花

    果叶子这样的遮羞布最初是携带婴儿的吊兜或者妇女经期时使

    用的腰布。就像我们创造或使用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遮羞布也

    会变得具有文化意义和一定的价值，具有装饰作用，被男女都接

    受并继续使用。有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穿衣标准，人的地位、性别

    和其他重要的文化信息都会通过服饰衣着显示出来，例如忠于部

    落、忠于宗教信仰。这让“你”与“我”的差异变得明显，从而

    将不同的群体分开，也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因此，衣着

    在推动文化发展和进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每一种文化不断

    进步，运用各自的技术和专长彼此竞争。总的来说，装饰反映了

    社会规范，并用同样的故事将部落成员团结在一起，这就是装饰在文化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

    累积性文化具有模仿性，这意味着我们会复制自己的行为和

    偏好，因此，我们会制定和遵循社会规范。穿着风格的规范可以

    不切实际，可以荒诞不经，但是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在规则之内巧

    妙地应付。例如日本曾禁止平民穿着装饰华丽的丝绸和服，为了

    避开这个规定，一些女性就将华丽的图案文在身上。装饰规范和

    其他社会规范相互交织，因此当女性权利得到保障，女性地位提

    高时，其服饰也变得更加实用。自行车的发明加速了女性解放，

    推动了女性穿的裤子的出现，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人类不仅美化自己，美化自己制造的物品，还美化社会，试

    图通过美让物质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变得井井有条，以满

    足人类的需求。社会规范不仅约束我们的服饰，也约束我们的行

    为，其目的是既要有视觉上的美感，又要风度翩翩。社会规范源

    自群体且由群体实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可以达到如此高

    的合作水平了。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统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减少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内部分化

    和等级制度开始出现，避免冲突的一个策略就是让社会规范来加

    强分化，消除其他选项。例如，按照“规矩”，猎人 14 岁的儿

    子“应该”成为猎人而不是去做陶工。如此一来，整个群体就会

    串通起来保持这种分化的明确性。在社会规范披上了毋庸置疑的

    超自然法则外衣时，这种情况尤甚。仪式通常将社会各行各业毫无关联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强化社会等级制度。人们共同经历艰苦且危险的入会仪式、测试和典礼，此后便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规范还有助于解决人们在共享资源上的冲突。比如，大

    部分群体都有关于肉类的规定，包括肉的准备仪式、相关禁忌以

    及不同部位的肉与不同人群的对应。也就是说，当一群猎人带回

    了捕杀的猎物，根据规范，上等的肉要留给制作箭头的人和哺乳

    期的母亲等。这意味着肉不一定会被平均分配，但是每个人都能

    得到一些，分配的原则是确保符合整个群体的利益，从而保持群

    体的凝聚力并维护社会规范。

    在宗族本位的狩猎采集部落中，“订单”和“交付”之间存

    在“延误”，通俗来讲就是生产食物付出的努力和最终得到的实

    际食物不一定等价，但严格的社会规范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以巴拉圭的亚契部落为例，他们依靠森林养殖甲虫。首先，他们

    必须要通过砍树来准备育虫的场所，6 个月后，他们才能从这些

    砍倒的树中收获甲虫。由于部落对财产有着严格的规范，因此，

    砍树的人会给砍倒的树系上专门的带子表明此树的归属。因纽特

    人捕鲸（一项危险但有利可图的活动）时也遵循类似的规范。被

    刺的鲸鱼不会立即死亡，几天或数周后才会被冲到岸边或浮到水

    面上，这段时间，另一个群体可能会占有它。同样地，根据规范，

    鲸鱼上岸时身上插的是谁的矛，鲸鱼就属于谁。

    社会规范极其强大，不只规定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还对私人生活提出要求，甚至对我们独处时的行为也有所规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对自慰的大量规定证明了这一点。规范是一种约束，它阻止分歧，限制创新，还可能造成个人损失。尽管规范会带来不便，但我们通常都会遵守规范。因为背离社会规范不仅会玷污个人名誉，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在许多社会群体中，后代会承担上一辈的社会惩罚和债务。

    正如服装的时尚，社会规范和仪式其实没有实际价值。我所

    在的文化认为吃昆虫很恶心，但是其他文化却认为昆虫很美味。

    然而，正如我们将善良与视觉吸引力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将道德

    水平与社会吸引力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遵循规范是生来就有的

    好行为，所以可以说，遵循规范的人天性良好。这样，社会规范

    通过创造共同的道德基础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人

    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从而更容易预测他人的行为。

    社会规范约束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并不作为世界的物理属性而存在。无论你认同与否，万有引力都永恒不变；在一种文化中，谋杀可能代表罪恶滔天，而在其他文化中，这也许是被推崇的行为。这看似显而易见，然而动机、策略和信仰约束着人类世界的大部分行为，这甚至让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三者均是被发明的社会规范。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些规范，将它们视作人类的特有属性。

    相比男性，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这并非因为

    男性和女性有巨大的认知差异，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智力水平并不

    比男性低，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社会规范阻止女性扮演有声望

    的角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限制女性的条条框框无处不在，

    以至我们误认为这些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实际上，人类

    学和遗传学数据显示，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别平

    等才是常态。的确，当人类从灵长类祖先中分离出来之后，性别

    平等和配偶制成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进化演变。性别平等

    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父母双方的人际网络

    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让无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合作更为紧密，

    从而加速思想的交流和基因的传递。统治着原始族群的很有可能

    是母权社会规范。如今，性别平等在狩猎采集部落中依旧是常态，

    这虽然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必须扮演相同的角色，但在这些部

    落中没有性别权力失衡现象，要知道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普

    遍。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男性和女性对群体的贡献相同，并且

    都照看孩子。男性和女性也会对周围环境和身边的人产生相同的

    影响，这有助于与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加强合作。

    人的性别由生理决定，而人的社会性别则是文化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某种社会倾向。大多数艺术作品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父权社会规范得到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支持和认可。大多数农耕社会都利用各种规范来控制和约束女性性行为，例如遮盖女性身体和杀掉让男性“蒙羞”的女性。宗教为这些做法授权，女性通常要为维护群体的荣誉而付出代价。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印加帝国山脉的寒冰墓穴（今天秘鲁的库斯科附近）发现了女性祭品，为何妻子必须跳进丈夫的火葬柴堆殉葬，为何女儿在雅典要成为祭祀的祭品。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压迫和控制深深影响着社会规范，女性要表现得十分谦卑，男性却可以嚣张跋扈。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古代的女性裹足习俗，到两性在健康和财富方面机遇的失衡。

    这种文化熏陶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人们按照规范行事，就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事实上，社会规范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开始发挥作用。研究显示，当告知孕妇胎儿性别后，她们描述胎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如果孕妇得知胎儿是女孩，那她往往把胎动形容为“安静”“非常温柔，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很少用脚踢我”；若得知是男孩，则形容为“活力十足”“拳打脚踢”“动起来犹如天崩地裂”。但如果孕妇不知道胎儿性别，她们形容的胎动则没有区别。

    许多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观点都只不过是文化中的社会规范。自由、平等、博爱（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在某些文化中是需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然而对许多社会来说，个人自由并不重要，它们追求的是心灵纯洁。再来谈一下责任感。在我所处的文化中，蓄意伤害他人或损害其财产是比意外伤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因为人们的行为动机难以判断，所以人们不会根据动机对受惩罚的程度进行评判，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后果进行评判。

    有些人把我们的行为归因于生物基础，而且不承认社会规范

    的本质，即在文化层面进化的可改变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想法很

    危险，它会让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还

    会受到伤害。（当然，你是否认为人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机会，部

    分归结于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规范衍生出奴隶制度、种姓

    制度、“荣誉”杀戮以及许多其他的害人行为。然而，许多这类

    行为曾一度被认为是生物法则或是由上帝规定的，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这种观点有所改变，而且有时改变还极其迅速。

    某些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平

    等，反之亦然。在美国，禁止通过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一个人的社

    会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总统都开始用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人。

    除了社会通过规范对人产生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

    人的肤色和性别会对其自身道德或智力产生影响。这点尤为重要，

    因为强加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规范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理

    机能。

    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真理，遵守不同的规范，那么社会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某位领导者提出了社会规范，或者依靠一个集中控制的媒体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实际上，规范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以给新生儿起名字为例，在一项在线实验中，匿名玩家被随机配对，两位玩家就宝宝名字达成一致后，才可以再与其他玩家进行配对。最初，看起来根本不会有哪个名字胜出，因为与前一个搭档选好的名字很快就会被

    取代，因为玩家需要与新搭档达成一致，如此往复，想要达成共

    识实在困难重重。但仅仅几轮过后，所有玩家就对同一个名字达

    成了共识。通过随机配对，规范从无到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网络连通性的变化让一个名字脱颖而出，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在

    物理学中被称为对称性破缺。无论参与者是 24 人、48 人还是 96

    人，结果都不变。这表明这种对称性破缺可以无限扩大，并可以

    解释社会规范如何能够在一个类似国家的大型群体中自然形成。

    这个实验也表明，通过调整参与者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操纵达成

    共识的过程，这与前文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者的行为类似。社交

    网络细微的改变会让人们更容易自发地就一种社会规范达成一

    致，因为人们都有从众心理。

    但是，那些坚持个性、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可能是感觉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青少年，或者是想要

    标新立异的 20 多岁的年轻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外貌

    打扮都与社会规范相悖，要么尝试夸张的妆容，要么做个花里胡

    哨的发型，甚至连胡子的造型都不放过。但在展示了与众不同之

    后，他们发现其实上百万的同龄人都和他们的做法一样，结果是

    他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潮人效应。数学模型显

    示这种同步性自发行为是多数人的属性。模型显示，大多数人都会遵循现有的规范，但是少数不从众的人对当下的流行趋势的反应会有一个延迟期，在此期间他们会创造新的潮流，在经历一段过渡期后，人们开始追随这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潮流，新的潮流由

    此产生。2019 年 3 月，一本科技杂志报道了这项研究，选用了一

    张头戴无檐小便帽的“时髦”年轻人的照片。编辑之后收到了一

    位愤怒的读者的来信，这名读者指责杂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他的照片，而后来这名读者才发现照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

    因为“潮人们看起来都很像，甚至他们本人都说不出自己和别人

    的不同之处”。

    在遵循同一社会规范的小圈子里，社会规范将我们联系在一

    起，即使成员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社会规范也能帮我们找到“家

    人”。群体之间会互相竞争，一旦个人的命运与所在群体的存亡

    息息相关，那么找到自己群体的成员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服

    务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对我们最有好处。着装、装饰、

    行为、技能和实践等社会规范都成为展现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并确保我们能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和保护。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某些群体中的极端行为，例如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某些部落曾

    盛行的扁头，当地人为了变成扁头，会将木板绑在婴儿头部数年。

    一个社会的规范越多，执行得越严格，成员之间就越可能识别彼

    此，排除异己。

    这是部落主义的起源。我们越了解某些人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就越能预测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判断他们是否可以信任，能否与我们一起创造利益，这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成本。从出生起，我们就有意识或是下意识地学习自己“部落”的规范。生活环境和长辈的教导让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对“部落文化”产生“归属感”。

    为了掩盖身份而故意遵从另一种社会规范的人很容易就能

    够被发现，例如用工人阶级的“街头”口音隐藏自己特权背景的

    政治家，伪装成“暴发户”的趋炎附势者。语言与扁头这样的外

    貌特征一样，也是极好的部落标识，因为很难作假。我们的双耳

    能敏锐地察觉不同的口音、语法错误以及外来者在措辞上与我们

    的细小差异。即使精通某种外语的人可以流利地用这门语言进行

    交流，但是依旧瞒不过母语者。移民和那些跨越部落社会规范的

    人往往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萧伯纳的《卖花女》和贾维斯·考

    克尔的歌曲《普通人》中描述的故事。在欧洲，当犹太人表现出

    自己与大部分人不同时，他们得不到社会的信任，而在他们试图

    接受和遵从主流文化规范时，更难获取信任。

    个人身份与群体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群体到了另一个群体，他可能失去身份认同感，并感觉两个群体都在疏远自己，他的心理健康因此会受到影响（例如，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更高）。但是人们会继续尝试成为新群体中的一员，因为群体不仅能提供保护，而且会带来经济利益。

    部落主义意味着我们对待群体内部的人与外部的人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黑猩猩的群体观念强烈，它们敌视外来者，不同群体间冲突的死亡率高达 13%。与黑猩猩不同，人类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各种群体交融在一起，并非所

    有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来确定并

    维护自己的群体身份，对群体忠诚。我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从幼

    儿时期就形成了。对外部群体的敌意尽管不体现在对个体的抵触

    上，但会表现在对文化差异的抵触上，实际上这些都是根深蒂固

    的认知模式。通过辨别群体外人员，我们会明确自己群体的标准，

    并且巩固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与群体中其

    他成员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的大脑会对其他成员的痛苦产生

    同情反应。然而，人们要是知道对方是群体外的一员，例如，敌

    队的粉丝，他们便会停止产生这种反应。大脑扫描显示，在我们

    观察一个我们认为是外部群体的人时，大脑的神经放电模式类似

    于我们识别物体的模式，而不是识别人的模式，因为我们从认知

    上已经将那个人视为物体。其他研究显示，荷尔蒙催产素能促生

    利他主义行为，但仅仅是在与群体内成员的相互交流中才奏效；

    当与群体外成员交流时，就算是使用同样水平的荷尔蒙催产素，

    也没有这种推动作用。

    一个部落社会合作的前提是我们可以信任无亲缘关系的人为我们谋求利益，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相信一个不做实事、只知瓜分共同利益的人，或相信一个居心叵测的人更具威胁性了。人的长相越相似，所处的文化环境越相近，群体的识别符号和社会规范就越重要。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样貌和声音都很相似，就像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一样，因此他们便只能依据仪式、禁忌、宗教或食物等社会规范上细小的差别，来判断一个人和自己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我们通过故事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一方，如英雄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从而打造我们群体的身份。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让看起来相似却属于敌对群体之间的人互相残杀。

    在群体受到威胁时，成员会联合起来护卫共同的利益，这个

    时候即使是 5 岁的孩子也会表现得更加团结和慷慨。一起作战的

    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当部队中的每个士兵

    都做好了为彼此牺牲的准备时，每个士兵就更有可能活下来。这

    可以解释竞争法则中激进的“忠诚证明”仪式的由来。通过和其

    他群体的竞争与冲突，这一仪式强化了亲社会的规范和制度，增

    强了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这种仪式

    的出现表明群体受到了威胁，而这作为一个反馈循环，又让一个

    民族确信他们正在遭受外来移民或相邻国家的威胁。然而，一个

    国家面临的大部分威胁来源不在外部，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十分

    和平。真正的威胁通常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裂和不平等。

    群体间冲突一直是对生命的巨大威胁。大部分狩猎采集部落会发生反复不断的冲突，死亡率达到 15%左右，与黑猩猩的死亡率相当。如今，在工业化世界中，冲突带来的死亡率很低，而过去冲突带来的死亡率一度很高，而且大部分冲突都涉及领土争端。

    胜利的群体以失败者的牺牲为代价进行扩张，寻求更多的经济利

    益，失败者的土地被占领，人民或被奴役，或流离失所，或移居

    他地。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推动许多亲社会的规范，但只有最具

    合作能力和凝聚力的群体才能在冲突中获胜。群体内部的选择压

    力促使外交家出现，这些人能用语言和魅力化解冲突，促进合作。

    每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为生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不同，所以出现了践行不同社会规范的人类群体。践行的社会规范不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身体构造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学习改变人的大脑。任何技能的实践都离不开连通神经网络的硬性条件，包括对肌肉的控制和协调、平衡能力以及对速度和距离的判断等。发展到最后，我们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身体自动就能做出反应。一旦我们能够熟练做出某种行为、某个动作或是进行思考，大脑的工作量就会显著减少，为工作记忆腾出更多的空间。那些熟练程度最高的人会成为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在熟练实践的基础上，会对行为或过程的细节进行创新，从而突破人类的极限。无论是学习走路，还是成为钢琴家或是玩杂耍，这些过程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小玩《精灵宝可梦》游戏的人，大脑内会有一块专门识别游戏中人物的区域。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身体构造。例如职业网球运动员惯用手一侧的身体骨骼密度会增加 20%左右；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为了应对氧气稀薄的生存环境，体内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肺也比一般人大。这里需要明确一点，上述情况中发生的不是基因变化，而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生理变化。

    有些群体利用社会规范和科技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经济收入，

    这样的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其文化实践传给子孙后代。许

    多情况下，这种文化上的进化能改变人类的生理构造。比如，泰

    国西海岸有一个名为莫肯的海洋游牧民族，部落中的人发展出一

    种独特的能力，能让他们像海豚一样在水下看清东西。莫肯族的

    孩子大部分时间都会潜水寻找食物，为了适应水下的环境，他们

    的视力变得很好，是欧洲孩子的 2倍。一般人在水下，视觉会很

    模糊，因为水对光线的折射率和眼角膜对光线的折射率相同，所

    以我们无法聚焦光线。而莫肯族的孩子拥有海豹和海豚一样的视

    觉，可以适应这种折射。他们的瞳孔缩小到了人类极限，因此增

    加了眼睛看到的景深，晶状体的形状也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可以

    被视为人类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在生理层面做出的改变，但它们不

    是基因的变化。人们在后天无意间习得了这些能力，这意味着任

    何孩子都能拥有这项能力，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他

    们训练瑞典孩子潜入水下，观看卡片上的花纹，11 个训练期后，

    这些孩子拥有了与莫肯族孩子一样敏锐的水下视力。

    然而，对另一个海洋游牧民族——印度尼西亚的巴瑶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他

    们的基因也发生了改变。遗传学家在调查巴瑶人杰出的潜水技能

    时发现，巴瑶人的 DNA 中存在一些基因变体，这些变体让他们的

    血液和器官中存有更多氧气，能控制二氧化碳含量，并将含氧血

    液的储存器——脾脏——增大了 50%。这些基因似乎是从已经灭

    绝的人类近亲丹尼索瓦人处继承而来的，而后在文化进化的压力

    下，在诸多基因中得以保留。

    文化环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项研究比较了西方人和东亚人的神经处理过程，结果显示文化

    塑造了我们看人的方式（西方人主要打量对方的眼睛和嘴巴，观

    察的区域呈三角形，而东亚人则集中在一点），也塑造了我们在

    背景下看事物的方式（西方人擅长将人和物与其背景分开来看，

    不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但在其他大部分文化中，情况

    却恰恰相反）。如果要求从“公交车”“火车”“轨道”中选出

    两个有联系的词语，西方人可能将交通工具放在一起，选出公交

    车和火车，而东亚人更可能选火车和轨道，因为它们相互依存。

    研究者认为，东亚人和西方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

    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的社会规范主要为个人主义，擅

    长处理单个事物并将信息分类。相反，东亚的社会规范更倾向于

    集体主义，他们将自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会优先将事物和其背

    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文化环境造成了人类大脑通路的差异。不过，一个人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的时间越长，新旧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越小，最后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到下一代时，这种差异会彻底消失。

    然而，社会规范可以对人类产生长期的遗传影响，因为它限定了人们与谁繁殖后代。例如，在泰国北部的多数群体中，新婚夫妇会搬去女方家居住，当然更常见的是住在男方家。遗传学家发现，居住方式会对基因的多样性产生影响。若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则家庭中女性数量增多，因此儿子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Y染色体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若婚后居住在女方家庭，虽然人们的 Y 染色体各不相同，但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DNA 线粒体几乎一样。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能解释文化环境是如何造成生理和行

    为差异的。在经典的实验“走廊”实验中，一组男学生需要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这些学生一半来自美国北部，一半来自美国南部），

    然后将填好的问卷送到走廊尽头的一张桌子上。学生穿过狭窄走

    廊时，会经过一个在文件柜前工作的大块头男人，要想过去就需

    要大块头让路。他让路的时候，会故意撞到学生，然后低声骂学

    生“混蛋”。送问卷的学生要么怒气冲天，血皮质醇和睾丸素飙

    升，要么耸耸肩，一笑而过。学生反应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来自哪

    个州：大部分北方学生会淡然一笑，而不是气愤万分；而 90%的

    南方学生会愤怒不已，压力荷尔蒙上升。如果南方学生随后遇到一个目睹了这场“羞辱”的陌生人，他们会表现得很跋扈，蛮横用力地与陌生人握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陌生人的眼中自己缺乏男子气概。

    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要求并激励男性用暴力捍卫自己的财

    产、家庭或声誉。不是很严重的轻视行为，比如直呼一个人的名

    字，在美国南部都可能导致人们大打出手。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

    刚刚送问卷时受到侮辱的学生在返回狭窄的走廊时，会遇到迎面

    走来的另一个人，这些学生不得不让路。先前未受到侮辱的南方

    学生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在两米开外停下，站到一侧，给陌生人

    让路；北方学生会在不到两米处停下。然而，在受到侮辱之后，

    北方学生会再多走一步；而南方学生则会在差一点就会撞上对方

    的地方（两人相距不到一米）才会让步。

    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美国，南方人被认为比北方人更友好，更懂礼貌，而北方人经常表现得很唐突粗鲁。然而，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容易惩罚别人，他们会体罚孩子，并且赞成警察开枪杀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人讲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下，感受着相似的文化，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这是生物差异而并非基因差异。文化环境不同，人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产生差异。“走廊”实验可以解释地区犯罪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人在因受到侮辱而导致的打斗中，更有可能杀死朋友或熟人；南方腹地的谋杀率是全美其他地区的两倍。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影响他的生存。

    荣誉文化一般出现在资源匮乏和政府软弱的地方。这类地区对社会规范的选择压力来自权势而非威望。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这种情况的都是一些地处偏隅的游牧群体，这些群体中偷牲畜的盗贼很多，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因而暴力的名声就成为保护自己财产的必要手段。攻击一个人引以为傲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羞耻或耻辱的感觉是大部分暴力行为出现的原因。相比之下，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定居相伴，必须要相互合作、分享土地、共建灌溉水渠等公共基础设施才可以生存，这就导致农业社会重视威望而非权势。偷农作物不如偷牛划算，农民可以依靠更强大的集体行动体系来惩罚违法者，不用出于自卫而使用暴力。阻止邻居攻击自己的办法不是用攻击性的行为来对抗他们（这种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受伤），而是对邻居慷慨大方，并在必要时与之合作。

    美国南部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在荒野和山地里放牧，他们实行自治，看重荣誉。尽管他们在很多地方定居，并融入当地农业和城市文化，但在他们的家乡——美国南方腹地的乡村地区——“人人为己”的荣誉文化仍然存在。相比之下，美国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多是德国和荷兰移民，他们种植农作物，社区力量很强大。社会规范很难改变，因为人们觉得社会规范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归根到底，经济因素驱动大部分社会变革。欧洲贵族推崇的

    决斗荣誉文化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而消亡。一些解决争端的明智

    方式由此出现，让为荣誉而战的做法看起来很荒谬。随着社会制

    度变得更加强大，决斗者更容易被指控谋杀，而不是因捍卫自己

    的荣誉而受到赞扬。雅兹迪部落曾严格遵守荣誉文化，但最近，

    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伊拉克雅兹迪部落女子实施暴行之

    后，这种文化发生了转变。数千名被绑架和强奸的幸存者不敢回

    到村子，因为当地社会排斥失去贞操的女性。然而，当地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些女性返回伤亡惨重的村庄，这样就带来了社

    会规范的变革。村里的人给这些女性举行了“净化”仪式后便重

    新接纳了她们，这意味着她们重获自由。暴行之后，这种方式不

    仅挽回了大家的面子，而且使村子重新走上正轨。纳迪娅·穆拉

    德就是被残害的女性之一，她在这场暴行中的勇气得到了全世界

    的认可，并让她获得了 2018 年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文化正在逐渐消亡。恐吓会阻碍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因此倡导荣誉文化的社会往往会解体，逐渐转变为亲社会群体。像美国北部各州那样，倡导威望的文化成为主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社会规范，比如在城市里，人们更能容忍越轨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要表达自我。接触不同的社会规范让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如果从年纪较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这种效果会更显著。研究显示，当孩子所在的学校种族更加多元时，各种族之间会有更强的凝聚力。
    部落共同的信仰形成了社会规范，并通过各类装饰来传递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又影响部落的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例如，在北非和中东，一个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文化规范公开同性恋身份，就会受到强烈排斥。这并不是因为两种文化中的同性恋伴侣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在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装饰，因为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
    我们通过美创造了一种视觉语言。群体再大，这种语言也能让大家像一个小部落一样紧密合作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身份、社会规范和集体信仰体系。大规模合作带来的能量、经济和生存优势，让我们与其他部落竞争资源。然而，人类文化的巨大悖论就是，尽管我们支持部落主义，但我们还是依靠部落间的合作关系网来交流想法、资源以及传递基因，下一章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1492 年 1 月，一名男子骑着骡子，独自离开了西班牙科尔多瓦。他身后的这座城市曾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而如今，繁华已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正如他现在的境遇：壮年不再，希望渺茫。他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 10 年拿来追求一个疯狂的梦想，却又一次碰了壁，未能筹集到资金，这个已经年至不惑的水手只好向命运低头。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一

    个纺织工人家庭。热那亚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周围群山环绕，

    远处是一望无尽的大海。当时，前往远一些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要比去近处的意大利米兰或瑞士日内瓦等地更加便捷。哥伦布成

    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穿梭于葡萄牙和西非地区

    之间的大西洋上，做些小生意。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就

    是香料。它们来自神秘的东方，价格高昂，供不应求，催生出利

    润丰厚的欧洲香料市场。但当时通向东方的道路都在奥斯曼帝国

    把控下，香料的价格和贸易的风险都越来越高。

    因此，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前往东方的海上航线。1488 年，一名葡萄牙水手首次成功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到达印度洋地区，但这条线路危机四伏。对此，哥伦布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从欧洲向西航行，直达亚洲，这样就可以避开危险的好望角。在哥伦布

    小时候，欧洲就已经有了印刷机，他得以博览群书。通过阅读研

    究，他认为地球的周长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长度短 20%左右。然

    而，哥伦布辗转多个国家，包括葡萄牙、热那亚、威尼斯、英国，

    最后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他关于地球周长的观

    点，拒绝给他提供探险基金。几年后，似乎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女王伊莎贝尔一世改变了主意，派遣

    了一支皇家卫队，三艘帆船，追随这个骑着骡子的人开始航行。

    女王给哥伦布发放年度津贴，并且许诺，如果事情成功的话，他

    还能得到许多其他的奖赏，不过要取得成功似乎不太可能。

    1492 年 10 月，哥伦布登上了新大陆，这意味着美洲人民结

    束了长达一万年的与世隔绝状态（在当时，美洲地区的人口占全

    世界人口的 1/3），也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种相互依存将

    改变我们的世界。哥伦布大交换把金、银、各种矿产、新的食材、

    烟草、梅毒和火鸡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地区。而

    对美洲来说，哥伦布的航行带来了疾病、奴役、灭绝、基督教、

    牲畜、枪支和人，带来的影响如疾风一般，迅速到达美洲的每一

    个角落。美洲曾经先进的文明在几十年内被迅速摧毁，90%的原

    住民死于麻疹、天花和流感。在哥伦布的残酷统治下，仅仅在伊

    斯帕尼奥拉岛，就有超过 300 万人死去。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航行带来的资源交易和美非两洲的奴

    隶交易降低了创新的能源成本，并为创意、技术、建筑、艺术和

    贸易的文化爆炸提供了资金支持。仅玻利维亚的赛罗里科山就出

    产了 7 万吨白银，这一产量足够支持西班牙超过两个世纪的花销。

    欧洲的精英阶层利用从美洲涌入的新财富重塑并巩固了社会阶

    层，使得基督教取代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位置，还在当时已知的

    世界范围内加快了探索，促进了贸易、殖民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这其中，荷兰和英国受益颇多。两国通过控制东印度群岛，特别

    是通过控制其中香料群岛的香料贸易谋取了大量利益，因为这里

    是肉豆蔻和丁香的唯一产地。自此，世界爆发了诸多战争，出现

    了大规模的殖民行为，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发达、工业

    的繁荣和前所未有的扩张，都以扼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

    价。这些地区深陷贫困，资源匮乏，当地文化也因此被破坏或者

    说是被刻意破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代人积累的文化知识

    消失了。部落或四分五裂，或迁移变动，或被迫停止进行自己的

    社会仪式。有的地方，新移民取代了原住民，新的文化和语言也

    取代了原来的文化和语言。有的地方，人们因为疾病、冲突或饥

    荒死亡。时至今日，西方殖民主义早已在一代人之前就分崩瓦解

    了，现代全球化经济也已发展了几十年，但殖民时代产生的文化

    和经济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让人无法忽视。

    哥伦布于 1506 年在西班牙去世。他因为掠夺来的黄金而腰缠万贯，但他永远都无从知晓自己到底发现了什么，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

    这种全球范围的文化、环境和基因交换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

    香料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帮助欧洲的殖民帝国仅凭一己之力

    创造了政治、军事和商业网络。然而，香料的价值完全是随意虚

    构的。香料一词在英语中是“spice”，词源是拉丁语的“spec”，

    意为“外表”。香料正是因其美丽的外表才受人们追捧。香料虽

    然不能提供营养，但它色彩缤纷，芳香诱人，滋味独特，充满异

    域风情。它作为防腐剂的任何所谓好处都会被一个事实抵消，那

    就是新鲜肉类比香料更便宜、更容易买到。换句话说，胡椒、丁

    香、肉桂和肉豆蔻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们文化价

    值。一旦这种价值被社会大众接受，购买香料就成为一种炫耀性

    的消费，香料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标配，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进行

    交易。因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狂热至极，香料贸易在当时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全球性活动。

    美不仅是部落归属感的象征，还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赋予事物意义，即社会价值，而不考虑它们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我们重视各种各样的美：香料味等稀有的味道，紫色等难以染出的颜色，丝绸、宝石和金属等有光泽的材料。虽然装饰无用，但我们以此为乐。早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利用人类天生对于美丽的渴望降低贸易成本，建立起了能够增加文化复杂性和改善生存条件的网络。贸易在过去是一种文化杠杆，它让人类这一物种通过合作进行竞争。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资源、基因和技术的交换实现传播。可以说，美促进了贸易。

    最早的人类社群就像现在的小型社会一样，在以物易物的基

    础上进行交易。尽管每个群体的强大依靠的是对自己的群体的热

    爱和对外人的敌视，但其实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就像群体

    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一样。部落与部落为资源而合作，为共

    同抵抗其他部落而合作，为交换技术和材料而合作。贸易确实十

    分重要，基于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可能正是贸易驱动

    了语言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语言，哪怕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也十

    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都是出于自愿，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

    在交换中获得的收益要多于全部自己投资生产的所得，事实上也

    确实如此。诚如 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正如

    专业化在一个部落中意义重大一样，一个部落自身实现专业化也

    具有经济意义。

    李嘉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擅长生产食品，更擅长生产服装；另一个国家则不太擅长生产食品，更不擅长生产服装。此时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个国家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就应该让它既生产食品又生产服装，从而忽略了另一个国家。事实上，李嘉图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高效的方法是只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然后通过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易来获得其他产品。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重要。我们进行交易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专业化是最节省自身能量的策略，所以从蚂蚁到人类的脑细胞，整个生物系统中随处可见这一策略。如制作矛头和捕杀鲸鱼这样的专业技能的提升依赖群体之间的以物易物，这也使得文化实践和技术种类更加繁多，内容更加复杂。

    如果一个群体不会捕杀鲸鱼，但可以制作矛头，那他们就可

    以和一个需要长矛的捕鲸族群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捕鲸群体在进

    行交易时还没有鲸鱼肉，需要先获得矛头才能捕获鲸鱼进行交易，

    这又如何是好呢？这种情况就是延迟的互惠，它需要贸易双方对

    彼此信任，制作矛头的群体在交付自己制作的矛头时，肯定希望

    最终能收到鲸鱼肉。虽然技术在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下会发展得更

    加迅速，摆脱群体内部社会规范和声誉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对

    彼此的依赖性会更强。交易的复杂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制作矛

    头的群体附近不是捕鲸的群体，而是采集红薯的群体呢？采集红

    薯的人不需要长矛，但是制作矛头的人仍然需要吃饭，此时又该

    何去何从呢？

    以物易物需要交换双方在供应、技术、偏好和时间上的一致。

    在小规模群体中，这些条件容易满足，但在大规模群体中，以物

    易物就困难了。所以当群体的规模变大，各种网络变得更加复杂

    时，依赖陌生人彼此信任的多方交易就会出现，但是这样一来，

    不仅跟踪商品动态和推进后续服务很困难，还会产生十分高昂的

    成本。无论是大自然还是贸易伙伴“欠”下的货物，如果只靠声

    誉和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延期交货的风险都会很高。声誉可能会

    误导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看法和评价，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会

    不停地计算交易成本和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理负担会成

    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会阻碍双方之间的交易，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以令人向往的事物的形式存在的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

    有收集的欲望，就像园丁鸟和喜鹊一样，人类也有收集的本能。

    从孩提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收集东西，原因不过就是我们觉得

    这些东西好看，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操控着这种冲动。到 3 岁左右

    的时候，儿童就有了强烈的占有欲，他们会抗拒别人替换自己的

    物品，哪怕是拿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也不可以。当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物品私有化规范帮助人类从装饰自己的人变成拥有装饰

    品的人。收藏品的转让和交换取代了声誉，推动着部落之间的交

    易。贸易从此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以非洲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中的古代贝壳项链为例。它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收藏品。当人类处于生存边缘时，制作项链需要大量时间和许多技巧。正是因为制作如此耗时费力，所以寻找贝壳和制作项链一定有一个重要的选择优

    势。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就是，这些漂亮的小饰品不仅能提升一

    个部落的地位，还可以用于交换和收藏，这就是最初的货币形式。

    从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到非洲最南端，再到以色列的诸多

    遗址，都发现了布隆伯斯洞穴中的那种穿孔贝壳项链。其历史最

    早可追溯到 12 万年前，这说明制作和佩戴这种贝壳项链是数千

    年里诸多部落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发现海洋贝壳的遗址位

    于大陆腹地，所以一定是有人把贝壳带到了这些地方。由此可以

    看出，早在那个时候，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的贸易网络已经十分活

    跃和广泛，而贝壳项链很可能是创造这些网络的契机和维系网络

    运行的动力。这些贸易网络有益于基因和文化的交流，进而加速

    了人类的文化进化。人类个体的生存依靠部落，同理，一个部落

    的生存也需要依靠其他部落。贸易网络对人类的非洲祖先至关重

    要，同样，对离我们近一些的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也同样重要。

    （虽然在生物系统中存在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对生物生存影响

    力的大小仍充满争议，然而在文化进化中，群体选择通过声誉和

    社会规范对社会进化产生驱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文化进

    化和基因进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收藏品不菲的价值推动了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资源贸易和开发。美成为一种重要的可交易资源，满足了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资源（食物和领土）交易成本，从而填补了我们身体上的饥饿。贵重物品可以在存在延期补偿的交易中充当抵押品，可以作为彩礼，补偿给嫁女儿的一方，或是作为

    战利品安抚敌对部落。一些收藏品还赋予社会角色以权威，比如

    王冠是首领的象征，这类收藏品一般会传给下一任接班人，但是

    它们象征的权力不变，而且篡权者可以通过在冲突中夺取这些收

    藏品以获得它们所象征的权力。拥有者死后，其收藏品可以是分

    配给继承人的财富（人类是唯一有“财富”概念的动物），也可

    以是被赋予特权和责任的头衔。这意味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

    不仅有生物遗传基因，还有社会文化。这两者都会影响我们的基

    因（和文化知识）延续的概率。

    当有人刻意美化某样东西时，这样东西就会被赋予重要的意

    义，哪怕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深意，也依然会承认且重视它。在

    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枚镀金的凯尔特人十字架胸针，发

    掘于爱尔兰的贝利卡登沼泽地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8—9 世

    纪，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中间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玻璃一般的宝石，

    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以真主的名义”。当时，爱尔兰西部附近

    的港口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很可能是某位穆斯林在这里遗落了这

    颗宝石。12 个世纪前，发现它的人根本不可能识字，更别说读懂

    阿拉伯语了，但他下意识地认为这颗宝石象征着什么，有一定的

    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所以就把它镶嵌在另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物品中。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居无定所，四处打猎、采集或放牧，所以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要尽可能地少。这些少数个人物品通常是珠宝或是地毯、衣服等装饰性纺织品，它们往往都有经济价值和收藏意义。如今，图尔卡纳牧民会珍藏他们的串珠项链，蒙古牧民可能会保留纺织品和精心装饰过的蒙古包的门，因为用这些物品进行交易可以帮助他们四处迁徙，在无法预测的生活中应对突发的变化，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交易中用有价值的收藏品作保，是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装饰物质文化的发展。

    在多瑙河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乌尔姆地区，坐落着一个小博

    物馆，那里收藏着一尊精美的小雕像，名为“史前狮子人”。它

    的原料是一块猛犸象牙，雕刻者于 4 万年前雕刻将其完成。这座

    雕像有着穴狮的头颅（穴狮是雕刻者最惧怕的食肉动物）和人类

    的身体，是已知最古老的超自然生物形象。狮子人雕像虽然只有

    30 厘米高，却使用了极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它的姿态和面孔栩栩

    如生、惟妙惟肖，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这样一个小小的物

    件散发着强大的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试验表明，一个技术

    熟练的人要花 400 多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这尊雕像身上的磨损表明，在雕刻过程中，工匠曾反反复复进行

    修改。狮子人雕像是一件很漂亮的装饰品，所以在制造它的时代里，这尊雕像一定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可能代表一位连通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神明。

    这个冰河时代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生

    物需求，而是像那些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子一样，通过美化，也就

    是给装饰品赋予意义而获得了价值。制作这个小雕像的群体重视

    创造开发能力，并乐于投入时间和人力来学习和实践这些能力。

    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其他的装饰品，比如穿成串的北极狐牙齿和驯

    鹿鹿角，这些物品和狮子人雕像一起，被小心地存放在洞穴群的

    一个房间里。狮子人雕像的嘴里有一些有机物残留，考古学家认

    为是血液。对关系复杂的远古社会来说，狮子人雕像这个人造符

    号在集体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强

    大的部落，让他们在冰河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穴狮和人类

    竞争者的威胁下，求得一线生机。这些第一批欧洲人留下的装饰

    品和引人回味的画作刻画了一个富有创意、足智多谋的民族。他

    们不仅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还利用强大的贸

    易网络，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知识、技术、资源和基因的交流，

    超越了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实现了繁荣兴盛。

    在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后，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至少增加了 10 倍。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人们很可能进行了财富转移，而利用收藏品进行财富转移效率更高，成功率也更高。尼安德特人也制作过一些装饰品，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利用这些装饰品进行过大规模的交易。我们的祖先跨越千里，收集、购买原材料，用这些材料制造乐器、雕像、珠宝和其他具有附加价值的装饰品，并利用它们开展贸易。贸易让我们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大的团体，数量更多的文化机构，增强了我们对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跨越大陆，占据大片土地，而尼安德特人却从未冒险走出过欧亚大陆。

    狩猎采集部落通常在狩猎季节分成几个团队打猎。他们会每

    年聚在一起举办几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每次活动持续一周左右。

    在这些活动中，不同部落和文化的手工艺品制作者和专业猎人会

    相互交流，并借此机会交换肉类、分享故事和其他资源，还会交

    流想法，分享技术和各种工具，检验舞蹈、音乐和制作装饰品的

    成果，逐渐发展成贸易往来关系。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如今的

    狩猎采集部落，比如西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会花费大量时间来

    准备和制作可以交易的收藏品，比如鸵鸟蛋壳珠宝。这是对群体

    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投资。昆族人用这些收藏品购买的东西之一就

    是进入另一个群体领地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权利。收藏品就是昆族

    人的未雨绸缪之举，它们就像是昆族人为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

    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求得生存。

    非洲部落的祖先用收藏品来扩张领地或迁移。贸易推动远古部落进行迁移，因为它可以转移环境风险。如果一个部落领地内的水源干涸导致猎物匮乏，那该部落就有可能与另一个远一些的部落进行贸易以获取食物。迁移是一种适应手段，让人类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得以生存。但是，在迁移过程中，贸然

    进入另一个部落的领地是很危险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

    祖先的行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例如，黑猩猩对自

    己群体之外的所有同类都怀有敌意，它们会攻击任何入侵自己领

    地的动物，并且主要通过攻击和杀戮邻居实现领地的扩张。人类

    也会武力抢夺领地，但是人类通常使用外交等手段，让整个部落

    安全地穿过其他部落，或者和别人共享领地，或通过贸易购得领

    地。当人类部落被武力征服时，失败的一方并不一定总是被屠杀，

    他们可能会被迫进贡，也可能沦为奴隶，被迫效忠于胜利方，遵

    循胜利者的规则，而胜利者则从中获得劳动力和资源。

    人类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合作而非敌对，其原因之一是人类

    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使得相邻群体之间更容易开展贸易或移民。

    我们包含姻亲的大家庭经常跨越群体界限。人类通常不会攻击和

    消灭邻居，主要是因为和邻居做生意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因此，

    我们制定了群体间互动交流的社会策略。通过友好的语言、提供

    代表通行权的收藏品和其他表示善意的信号，我们可以接近一个

    陌生的群体，而且不会受到伤害。大多数群体都有欢迎陌生人的

    社会规范。如果来访者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慷

    慨大方、举止礼貌、富足的部落，这样就能确保部落拥有良好的

    声誉，部落领导者拥有一定的威望。这为往来贸易铺平了道路，

    也为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这样做的好处在贸易集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就让竞争性冲突的成本与和平合作相比显得毫无吸引力。

    当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都还局限于热带森林时，人类的贸

    易网络却跨越了部落之间的障碍，使得人类自身和人类思想的流

    动不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发展，

    也改变了环境和基因。通过绘制现代人类基因标记的出现和频率，

    我们能够绘制出古代人类走出非洲后在世界各地迁徙的时间和

    路线图。最可能的路径是从现在的吉布提穿越曼德海峡到达也门

    附近。其中一些人沿着海岸迅速到达印度，并在大约 65,000 年

    前到达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另一群人从阿拉伯半岛

    出发，穿过中东，横跨亚洲中南部，向亚洲内陆迁移。从那里开

    始，人类各部落开始在北半球进行殖民活动，在大约 8 万年前到

    达中国，大约 4 万年前到达欧洲地区。最终，在末次冰盛期，也

    就是大约 2 万年前，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 90 米左右，一小群亚

    洲猎人走进了冰封的东亚北极区，通过一座冰川大陆桥来到了美

    洲。他们又花了 5,000 年到达了北美洲南部没有冰封的地区，不

    到 1,000 年之后，他们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样一来，原本

    居住在热带地区的类人猿就占领了地球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

    大陆。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新世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种群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还限制了分散群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群体规模较小的非洲探险者的后代之间存在的差异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藏族

    人的祖先首次在高原上定居时，他们就已经克服了大多数胎盘哺

    乳动物基因中的海拔限制，他们体内有一种基因，能够帮助孕妇

    应对血氧较低的情况。在藏区，如果女性携有这一基因，那她们

    存活下来的孩子数量是没有这一基因的女性的孩子数量的两倍

    多，这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自然选择性。在大约 11,000 年前，第

    一次有人定居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不

    同的基因适应，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升高，改善了其浓缩氧气

    的方式。人类的皮肤颜色由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通常随纬度的

    变化而变化（纬度越低，黑色素的流失越少），因为不同纬度的

    太阳光照强度不同。不同的皮肤颜色是人类祖先迁移行为的外在

    证据。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但也限制了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D

    （可通过皮肤与阳光反应产生）的数量。不过，我们熟悉的浅肤

    色欧洲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根据对西班牙狩猎采集者基因的分

    析可知，7,000 年前的欧洲人还是深色皮肤和头发。

    欧洲人除了皮肤白皙、有诸多语言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特质，这些都归功于一个非凡的民族，那就是颜那亚人。颜那亚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大陆的贸易网。大约 5500 年前，颜那亚人作为第一批牧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上的黑海和里海向北迁徙，随行带着优质的商品，还有他们自己的商品运输系统。颜那亚人的转变始于由捕猎野马转向驯养野马，马可以帮助他们驮东西，还可以拉战车。随后，车轮的发明使他们在运送货物时走得更远、更快。当他们所生活的草原遭遇干旱时，他们就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牧场和新的贸易机会，其中一些人搭上马车前往中欧和北欧，另一些人则冒险向东进入亚洲。

    对于当时的欧洲农民来说，颜那亚人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

    线，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深色的瞳孔，白皙的皮肤，戴

    着青铜首饰，像战士一样骑着马，拉着轮式马车。颜那亚人所说

    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能够制

    作用于收藏和装饰的珠宝，以及图案复杂的钟形陶器，被称为比

    克陶器。这些艺术品因其时尚的造型而拥有广泛的市场，从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到摩纳哥，多地的考古发掘都出土过这类艺术品。

    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颜那亚人会吸食大麻，并且完成

    了欧亚大陆上的第一桩大麻贸易。

    颜那亚人在畜牧业方面非常成功，他们会驯养一些野生动物，

    比如野牛、山羊和绵羊，让它们成为温顺的牲畜，为人类提供食

    物、皮革、血液和奶制品。许多牧民都会从动物身上采集血液，

    因为活体动物的血液能够有效提供热量和蛋白质，但是颜那亚人

    可能是第一个从牲畜身上挤奶的族群。许多比克陶器罐里都能检

    测到牛奶残留，这是当时人们制作酸奶、凝乳和奶酪的证据，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至今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文化改变了他们的基因。

    虽然哺乳动物在婴儿时期依赖乳汁生存，但他们在断奶之后，

    身体就会停止产生能够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的基因，所以在远祖

    时，哺乳动物成年之后就不能再喝乳制品了。酸奶和硬奶酪的乳

    糖含量很少，所以它们不难消化。但是颜那亚人用未经加工的牛

    奶进行了试验，他们的基因对此做出了反应。大约 9,000 年前，

    颜那亚人的基因出现了突变，自此，颜那亚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

    年人也能消化牛奶。那些遗传了乳糖耐受基因的人可以从牛奶里

    的糖分、蛋白质、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中受益，而没有这种基因

    的人则会因为喝牛奶而变得十分虚弱。像乳糖耐受基因这类可以

    改善人体营养状况的基因变化会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因为这些基

    因，一部分人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生育能力更强，他们的孩子更

    有可能存活。这样一来，这些变化后的有利基因更有可能传递下

    去。人们捕捉到一头野牛，引导它进化，最终将它驯化为家养的

    奶牛。人类开始喝牛奶，人体基因逐渐适应牛奶。这就是一种文

    化—环境—基因三位一体的进化。

    在短短几个世纪中，颜那亚人就彻底变革了欧洲的社会、文化和基因，带领农民迅速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乳糖耐受能力对以往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生存优势。如今，欧洲西北部有大约 98%的成年人可以正常饮用牛奶。浅色的皮肤也是当时农民的优势之一，因为他们很难获取动物肝脏或其他能提供维生素 D 的食物，而浅色皮肤能促进身体产生维生素 D。在人口较少的群体中，无论多么微小的基因优势都能帮

    助基因不断扩散。同样，颜那亚这个先进部落的社会规范、制度

    和技术也会被其他群体模仿和采用。这就是先进部落的信仰体系、

    珠宝、艺术、技术和制度大范围传播的方式。每一个部落在这些

    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后融合成了一个皮肤白皙、乳糖耐

    受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原始日耳曼语（即包含农业

    用语的印欧语系语言）。他们会种植作物、驯养牲畜、生产奶制

    品，还发明了石器时代新的陶器工艺——绳纹陶器。这种陶器的

    风格让人们回想起颜那亚人装饰的木棺，多由女陶工制作，主要

    用来喝啤酒。

    颜那亚人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变革意义，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移动群体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贸易能力。颜那亚人利用这个网络在各个大陆

    之间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用马车这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运输食

    物和水。他们踏上欧洲大陆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当时瘟疫肆

    虐，生灵涂炭。这群带着狗牙和狼牙项链的颜那亚男性，纵马如

    暴风般横扫欧洲大陆，四处殖民。原住民中的男性被俘虏、屠杀

    或驱逐——DNA 证据显示，这些农民最后逃到了现在意大利的撒

    丁岛——而女性则或是被强奸，或是成为这些高大健壮的外来者

    的伴侣。最终，欧洲大陆原始基因库中大约 90%的部分被颜那亚

    人消灭，包括如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所有男性。

    颜那亚人作为青铜器时代的牧民，可以算是全球化的先驱。他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交换食物，交流知识、金属加工技术和文化技能。其中一些物品具有实用价值，例如金属工具，但是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装饰品流通广泛，推动了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经济体系的产生。颜那亚人和他们临近的部落共同创造的贸易路线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诸如琥珀、丝绸和香料等价格不菲的收藏品的交换中更是如此。几千年后，这条贸易之路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全球人口只有 500 万的时候，颜那亚人就实现了基因和文化的革命。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全球共有 3.6 亿人口，人口越多，就越具有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各条贸易之路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不再仅仅是简单地输出和引进文化，而是相互传播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信仰，从而加速了文化进化。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雏形早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发明捕捉和

    驯养野马的方法前就出现了。大约 7500 年前，中国的工匠们就

    开始饲养一种非常小的动物：桑蚕。几个世纪后，他们培育出了

    一种体积更大、繁殖更快、产卵更多、产丝量更高的桑蚕品种。

    人工培育的蚕蛾无法飞翔，它们完全依靠人类喂养桑叶进行繁殖。

    这种蚕蛾在幼虫和成虫阶段都是可食用的，但真正价值连城的是

    无比美丽的蚕丝，也就是成虫蜕变过程中形成的茧。蚕丝可以纺

    成丝绸，丝绸以光亮美丽、强韧耐用、质量上乘而著称，当然也价格不菲，曾经一度和货币地位相当。一匹丝绸可以是部落之间用于交换的和平礼物，也可以用来支付士兵和其他工人的工资。人类引导野生物种实现的进化是一种人为的生态变化，这种变化

    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生物效益，但是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文化价值。

    由一只不起眼的虫子“演变”而来的丝绸，是当时中国最有

    价值的商品。不仅如此，丝绸还改变了全世界。从埃及到罗马，

    人们都十分渴望这种精美的布料，于是他们派遣间谍，试图破解

    这种布料的制作秘密。到公元 2 世纪时，颜那亚人古老的贸易之

    路已经扩展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网络，覆盖方圆

    6,000 多千米的地区，其影响延绵几个世纪。这条贸易之路连接

    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经济和智慧，连接着曾经与世隔绝的人群，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到香料、宝石、

    金属和陶瓷的交易，都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也传播

    了可怕的黑死病。由于干旱，中亚地区的旱獭和沙鼠四窜，它们

    身上的跳蚤带有鼠疫杆菌，沿途经过的商队感染了这种细菌。到

    1345 年，鼠疫已经蔓延到了黑海的港口，并从这里向君士坦丁

    堡、中东、埃及和地中海地区传播。当时的惨状简直无法想象，

    欧洲有将近 2/3 的人丧生，其中伦敦有一半的人口死亡，英国东

    安格利亚部分地区 7/10 的人口因此命丧黄泉，从诺维奇到佛罗

    伦萨，昔日繁华的城市陷入一片荒芜，宛如世界末日。

    这无疑是过往世界秩序的终结。传染病和战争会破坏交流网络，迫使人们摆脱“安全”的做事方式，建立新的联系。不同以往的人、思想和技术都会被优先考虑，从而形成新的网络。黑死病之后，社会的重组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样一来，欧洲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成本和风险都明显提高，但也正如前文所说，这催生了美洲大陆的发现。

    最终，丝绸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但究竟是一位嫁给于阗国的中国公主把桑蚕和桑树种藏在头巾里偷带了出来，还是两个拜占庭僧侣用竹竿把蚕卵偷运了出来，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从此以后，虽然中国仍然保持着丝绸主要出口国的身份，但失去了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丝绸促进了相距千里、隔山望海的部落之间的文化和基因交流。

    如今，基因、人群、文化和技术都在进行规模巨大的融合，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即人类为物品创造价值的偏好。这种价值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价值。贸易带来的利益促使我们与拥有不同社会规范、基因和技术的部落进行合作。如此一来，贸易扩大了人们的交流网络，提升了集体智慧，鼓励人们探索自然环境以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一个部落选择和发展的技术和行为会受到其他群体带来的新选择压力的影响，所以贸易推动了文化进化。这是一个元选择的过程，它会增加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新的思想和技术跟随资源和收藏品进行传播和交流。有时候，人类自身通过迁移或其他方式成为交流沟通过程的一分子，文化也由此产生变化。我们可以用种群遗传学来观察文化中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历史证明，增加群体和社会交流沟通网络的数量能增加文化的复杂性。

    社交网络带来了协同效应，使那些已经形成内部组织关系的

    群体能够做到临时聚集起来的群体无法做到的事情。哥伦布之所

    以能促成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是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有组织

    的国际贸易网络中。纵观人类历史，先进的技术往往出现在贸易

    网络强大且广泛，以及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而在不满足这一条

    件时，文化就会失去其复杂性，有时甚至会消失上千年。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同一区域考古发现中会存在文化差异，而造成这些差

    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物品保存得是否良好。

    在族群相互孤立的地区，文化（和基因）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整个族群濒临灭绝，或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部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时，这里已经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了至少一万年。岛上的族群规模较小，彼此孤立，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掌握的技术已经非常简化，只有 24 种不同的工具，包括工艺粗糙、漏水严重的小船。他们不再捕鱼。而且，据说因为文化和经济的孤立，他们还失去了生火的能力。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甚至比 4 万年前欧洲人使用的还要粗糙，当然，更无法与他们离开澳大利亚大陆之前使用的工具相提并论。与之相比，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对面巴斯海峡另一边的原住民就完全不同。他们说着帕马-恩永甘语系的语言，拥有数百种复杂且部件繁多的工具、船只、专业服装，还有各种各样用来捕鱼、捕鸟和捕捉其他动物的网和长矛。塔斯马尼亚人的孤立状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被”简化了。

    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作为一个已经

    适应了北极环境的部落，足智多谋，拥有高超的捕猎驯鹿的技能，

    工具的专业程度令人惊叹。大约 6,000 年前，部落中的一小部分

    人克服了恶劣环境的影响，跨越冰雪和海洋，从西伯利亚来到了

    北美洲。之后的 4,000 年里，他们在加拿大南部避寒，气候温暖

    的时候就向更远的地方迁移，成功度过了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寒

    冷期，最终在北极的气候变化中幸存。这些古爱斯基摩人的部落

    规模小，整体人口可能从未超过 3,000 人。尽管他们和社会高度

    复杂的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南部，但爱斯基摩人

    利用社会规范，刻意在文化和基因上自我孤立。所以，在美洲原

    住民中并没有发现古爱斯基摩人的 DNA。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斯

    基摩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机。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身体日益虚弱，

    文化形式也趋于简单，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已不复存在。可以说，

    生活在加拿大南部的爱斯基摩人已经退化了。后来新的一群爱斯基摩人——所谓的极北人，又名新爱斯基摩人，从西伯利亚来到加拿大南部。虽然从基因层面来说，他们和古爱斯基摩人是相同的人，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会捕鲸的极北人生活

    在组织严密的大村庄里，并且为拥有狗拉的雪橇和带筋的弓这样

    先进的技术而自豪。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则生活在规模为 20—30

    人左右的小村庄里，用不规整的石刀狩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

    族群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也许

    是在资源争夺中被淘汰，被迫退到了北极地区的边缘，又或许是

    因为疾病而灭绝。不管怎样，事实是因为缺乏与其他族群的贸易，

    古爱斯基摩人永远消失了。

    虽说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区的人更加脆弱，但仅仅一个对

    外联系的网络就能够为当地文化的存续提供一线生机。19 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遥远的格陵兰岛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时间上离

    我们更近的族群）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疾病夺去了很多知识渊博

    的高龄猎人的生命，整个族群由此失去了制造重要且复杂工具的

    能力。没有专业的捕鱼长矛（鱼叉）、弓和箭，也不会制造冰屋和

    皮艇，这里的因纽特人被困在了格陵兰岛上，孤立无援，无法获

    取必需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格陵兰岛上因纽特人的人口持续

    减少。1862 年，一群从巴芬岛来的因纽特人到达格陵兰岛，解救

    了这里的因纽特人。双方在一次狩猎中相遇，巴芬岛因纽特人还

    教授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基本的文化知识。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学会

    了巴芬岛因纽特人的所有技术，重获狩猎和迁移的能力。从那时

    起，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利用新学习的知识，制作船体更宽的巴芬岛风格皮艇。几十年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岛上其他因纽特族群之间联系频率的增加，他们制作的皮艇风格开始回归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线条更流畅、造型更美观的风格。

    文化进化并不总是推动文化进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比如，据达尔文观察，即使大部分藤壶

    都进化得越来越复杂，但一些藤壶还是在基因上进化出了相对简

    单的形式。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来说，人口规模和连通程度是重

    中之重。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口越多，它拥有的

    技术种类就越多，技术也更复杂。一项研究比较了太平洋各个岛

    屿的人口规模、连通程度、捕鱼工具数量和工具精密程度。马勒

    库拉岛上约有 1,000 人，拥有 12 种不同的捕鱼工具；夏威夷岛

    上居住着超过 100 万相互联系的居民，有超过 70 种精密的捕鱼

    工具。

    放眼世界，存活下来的族群都拥有足够多样的基因，保证身

    体健康，同时还都有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社会网络，保证文化学

    习的复杂性。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

    内会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不经意间”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以

    羽毛箭的发明为例，假设一个人只靠自己，要活 1,000 次才会有

    一次想出给箭装上羽毛的主意。那么，10 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在一

    生中想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1%。也就是说，一个 10 人小组要经

    历 100 代（2 500 年）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当小组里有 1,000 个人时，他们在一代人之内创造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63%，平均花费 40 年时间。对于 10,000 人的小组来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有人想出这个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学习角度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教师就越多。约瑟夫·亨里奇设计了一项试验，让一位学生向 5 位不同的教师学习图像编辑或打结，让另一些学生只向一位教师学习，然后让他们把学到的技能传授给下一位参与者，如此往复。在这两项任务中，和 5 位教师学习的人在总共10 代被试的试验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技能，然而，只和一位老师学习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却失去了已学到的技能。通过观察群组的规模，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小规模的群组无法长时间保留完成复杂任务或改进简单任务的能力，而大型群组却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同时推动这两种能力的发展。

    除了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资源可用性和群体流动性（人们

    是否可以轻松迁移到更好的环境）的环境因素对文化复杂程度的

    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干旱歉收、火山爆发和海啸都会导致文

    化被破坏、人口减少，有时还会带来黑暗时代。但是这些情况也

    会改变人们的联系方式，推动人口流动和技术发展，从而引发社

    会变革，加速文化进化。现代人类是一个会模仿的物种，而不是

    从零开始创新的物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复杂

    性，那我们只要接触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就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

    文化的复杂性（就像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通过技术交流，通

    过代代向其他部落学习，文化可以从中迅速受益。比如，美国原住民平原印第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习得了驯马技术，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水牛狩猎文明。

    贸易网络以及在其中传播的资源、基因和文化都受到运输技

    术发展的影响。颜那亚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驯养了马匹、建造了

    马车，就好像哥伦布拥有帆船一样。当罗马人在帝国内建立起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时，他们的贸易和创新立即实现了飞速发展，

    直至 2,000 年后的今天，交通网络产生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建

    在罗马道路沿线的城镇依旧富裕，当地人掌握着更加精密复杂的

    技术。在贸易集散地，文化总是更多样、更复杂。

    随着交际网络和社群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

    也在不断发展，黄金、丝绸和贝壳等收藏品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人们用这些东西记录债务。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跟别

    人借贷，这样一来债务就增加了。在北美地区，当地原住民的货

    币叫作贝壳串珠，就是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当荷兰殖民者来到北

    美占领了新英格兰时，他们接受了这种贝壳货币，并从当地的英

    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贝壳珠串。1637—1661 年，贝壳串珠成为新

    英格兰的法定货币，贸易也因此蓬勃发展。欧洲商人还以不法手

    段获得贝壳货币，并操纵殖民地市场，比如，他们将数十亿货贝

    投入西非的贝宁共和国，以换取大量的奴隶劳工。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制定了贝壳货币的制式规范，货币的标准尺寸比美观性更为重要，硬币的诞生也经历了同样的步骤。

    对于拥有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复杂经济体而言，这种货币形式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国家曾将黄金或其他贵金属作为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时，需计算出与其价值相等的金属量用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随身携带真金白银和一些贵金属碎块。再考虑到金属的纯度问题，用贵金属作为货币就更不方便了。黄金在其自然状态下，经常和银子以及其他金属混在一起，很容易被看作有意为之的掺假。阿基米德著名的浮力原理，即计算物体的密度，成功解决了贵金属的纯度问题。但是如果将其应用于交易，则既耗时又复杂。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铸造用作交易货币的硬币，国家以官方名义发行硬币，并保证硬币的价值。硬币的出现加速了贸易发展，简化了贸易过程。历史上的第一批硬币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土耳其和中国。硬币一经发明，便大获成功，带来了大笔的财富。土耳其吕底亚王国的克洛伊索斯国王设定了世界上第一个黄金纯度标准。当时，炼金术师克服了难题，成功地把黄金中的银子分离出来。黄金被制成硬币，并且上面压印了一头狮子的形象。硬币不仅很快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并且给使用硬币的国家带来了转型。

    继硬币之后，货币的下一步发展确实具有革命意义。它将人类对金本位的信任延伸到了本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上。使用纸币需要人们的观念和信仰实现巨大飞跃，并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虽然纸张本身没有价值，也不美观，但国家财政赋予了它相当于黄金的价值。这就要求举国上下不仅要对纸币的价值深信不疑，还要相信保持货币价值不变的相关执行机构具有稳定性。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由桑树皮制成，在中国发行。尽管它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传播迅速，但是在此之后的 1,000 年间，纸币都没有传到欧洲地区。纸币的问题之一是容易被伪造，更严重的问题是使用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古代中国，官府承诺纸币可以在任何时候兑换成等价的硬币，即圆形方孔钱，也就是当时的“现金”，所以人们能够保持对纸币的信任。但是到 15 世纪时，明朝统治者发行过多纸币，导致纸币价值暴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之后，纸币在中国被淘汰，几百年后才恢复使用。不过，纸币着实是好东西，不可能被永远抛弃，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纸币的现代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只漂亮的玻璃碗，用来存放出国旅行剩下的各国货币。以前每次出国前，我都会翻看自己的收藏，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硬币。我的藏品里有法国的法郎、南斯拉夫的第纳尔、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德国的马克等。但目前来看，这些大部分硬币和纸币都已成为陈旧的纪念品，毫无用处和价值。当国家解体，政权更迭，货币就会消失或被替代。不过，在过去 15 年里，我没有再翻动那只布满灰尘的碗，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硬币和纸币已经被新兴技术所取代，货币完全丧失了民族性和物质性。信用卡、电子转账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仅仅按一个按钮或刷一张卡就能实现国际转账。贸易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换漂亮的收藏品，而是要依靠通信和声誉。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从未谋面的大型跨国企业或是陌生人进行交易。

    1996 年，皮埃尔·奥米迪亚厌倦了自己解决拍卖网站Auction Web 上的买卖纠纷，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公开的反馈评分系统——用户可以给出+1，–1 和 0（中立）的评价，还可以留下评论。这种在线信誉系统一经推出便取得成功。当年的这个拍卖网站就是如今每年收益超过 20 亿美元的 eBay（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在线信誉评分系统被各类经营者广泛使用，为陌生的交易者架起信任的桥梁。电子转账和信用卡交易可以追踪，且有担保和保险的支持，这些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间陌生人顺利交易的“润滑剂”。如今，我们能在世界范围内从几乎任何人手中买到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依然像自己远古的祖先一样，依赖声誉和我们赋予收藏品的价值来进行交易。
    “求合作、不争斗”的决定使得人类开始与亲友之外的群体进行合作。一开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演变成了通过有形的藏品交换债务。现在，我们已经把许多和金融债务相关的工作外包给了社会机构，让它们帮我们记录谁欠了谁什么东西，帮我们分辨谁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对象。现如今，贸易简单了许多，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集体信念来引导贸易往来。然而，用收藏品对生物上无用（即不能养活我们）的材料进行估价、完成交易，可能是人类在观念和信仰上实现的最大飞跃。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切尔卡瑟州位于乌克兰中部，两条河流在该州的一个村庄附近交汇。1965 年，村里的一位农民正在挖地下室。挖着挖着，他感觉自己的铁锹碰上了一个十分坚硬的东西，根本挖不动。定睛一看，原来这个障碍物是猛犸象巨大的下颚骨。农民试图把下颚骨挖出来，但却发现，它与另一具猛犸象的下颚骨交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的农民找来了有关专家。后来，专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 150 具猛犸象的骨头，它们相互交错，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 4 座宏伟的建筑。这些建筑大约在 20,000 年前建成，当时木材十分稀少，人们也很难找到可容身的洞穴。

    这 4 座建筑的建造者是一个吃苦耐劳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艰苦的北寒之地，他们在建造过程中克服了坚硬的冰层、暴风雪等险恶的自然条件，成功建造了这 4 座规模宏大的绝美建筑。如今，这些建筑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人类世界最早出现建筑的证明。

    这 4 座建筑构造复杂，需要精良巧妙的设计和施工才能建设完成。每座建筑的地基宽约 4 米，由一个完整的猛犸象下颚骨倒置而成，十分坚实；门廊和屋顶则由大约 36 根巨大的象牙做支撑，有些象牙甚至还连着头骨；不同长度的象牙用一个象牙制成的空管连接在一起。如此一来，房屋会异常结实。框架建成后，人们在外边覆上一层兽皮。直到 19 世纪，西伯利亚沿海的猎人还在使用类似的方法建造棚屋，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鲸鱼的皮和骨头。

    每一座这样的建筑都需要整个猛犸象群的骨头才能搭建完

    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猎杀了整个象群，因为一些象骨上明显

    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即便如此，要想将 100 多千克的头骨

    运送至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相互

    合作。显然，这几座建筑对它们所属的族群来说举足轻重，所以

    族群才会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细致规划，利用大批人力建造

    它。猛犸象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材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

    尺寸巨大，而且有证据表明，它和现在的象牙一样具有珍贵的收

    藏价值。

    这些建筑内部宝藏颇多，令人着迷，有来自 500 千米之外的琥珀饰品和贝壳类化石，还有来自一面赭色鼓的碎片。这面鼓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鼓身由猛犸象的头骨做成，鼓槌由动物身上的长骨制成。从鼓的磨损情况能看出，它大概被用于仪式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中。专家们还在这里挖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它刻在猛犸象的獠牙上。这张地图不仅从俯视的角度绘制了房屋本身的位置，还标注了附近河流的相对位置，房屋周围或许是一片森林。房屋对居住者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为人们在旷野中开辟了一处家园。

    人们用猛犸象骨建造房屋，起初是为了抵御寒冷和狂风。这

    些骨屋是文化适应的一种表现，让从热带进化而来的类人猿可以

    在严酷的极寒环境中生存下来。人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建造骨屋。

    建成之后，每个屋子至多可容纳 100 人。它们的外观、规模和设

    计给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古学家指出，这些建筑还有一

    定的宗教或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骨屋，

    它们往往四五个聚在一起，形成小“村落”。这些骨屋的建造者，

    要么是之前提到的那 4 座骨屋的建造者，要么是其他部落中学会

    了这种建造技术的人。再往西走，这种过分坚实的建筑就没有必

    要了，因为西边的山洞和周围凸起的岩石能为人类提供遮风避雨

    的场所。

    人类利用美来形成个人和族群的身份特征，随后赋予物体以

    价值和意义。人类也用美设计和定义环境。首先，我们寄情于自

    然界中的地理结构，比如一座山峰、一处洞穴，然后我们创造出

    纪念碑和固定居所，以托付我们的情感。人类既是建造者也是创

    造者，建造了各类象征性建筑、家宅和花园，给这些建筑赋予了

    全新的意义。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材料，重新打造这些材料，精心设计各类建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由此，人类便改

    变了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存方式。我们还利用与其

    他物种全然不同的合作方式，在世界各地搭建起紧密的人际网络，

    交换彼此的基因、技术和行为方式，实现真正的人际网络全球化。

    建一个“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人们在法国西

    南部的布吕尼屈厄洞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在 17.6 万年前留下的

    建筑——环形矮墙。矮墙位于洞穴深处，由石笋碎片精心堆砌而

    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人类全新设计的建筑物。它们可能是

    洞穴内部的隔断，以此在洞穴中打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根据洞

    穴里用火的痕迹判断，这些矮墙也可能用于举行仪式或有其他用

    处。建造住处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会对天然形成的洞穴及其内

    部的岩石进行一番装饰，还会利用手头的资源建造自己的住处。

    在洞穴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木制隔断和单坡棚顶建筑残骸，

    其作用很可能是隔绝寒冷和潮湿。他们还发现了人类祖先用穴狮

    的皮做棚顶的证据。

    我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部落四处流浪、居无定所，或者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居所，多则可能几代人都定居在一个地方，少则几个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此期间，他们的居住地还是举办节日宴会和宗教仪式的地方，同时也是贸易往来的中心。早期的住所都是营帐的样子，多由棕榈树、普通的木材或竹子等植物制成。在西欧，研究人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远古时期半固定式露天营地遗迹。这些营地似乎是规模较小的猎人族群在夏天时的歇脚地。这些猎人会在冬天时加入更大的族群，共同生活在洞穴中避寒。法国的塞纳河畔有一处名为潘色旺的营地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约 15,000年前。研究人员对这个营地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成果颇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 5 顶用驯鹿鹿皮做的帐篷，小规模的猎人族群会在夏天使用这种帐篷。虽然帐篷的地基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工匠们在帐篷内敲砸的燧石却得以保留，根据燧石的外观可以推测出帐篷的部分外观形状。

    洞穴等固定式建筑曾是人类祖先上万年以来的家园，展现了

    人类丰富多彩的半定居式生活。洞穴中藏有丰富的艺术作品，包

    括尼安德特人于 65,000 年前留下的绘画作品和绘制图案时用到

    的模板，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人类于 35,000 多年前绘制的栩栩

    如生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之繁多、内容之详尽让人惊讶不已。

    从苏拉威西岛手印的大小判断，这些作品可能大多出自女性之手，

    它们让洞穴内部变得十分美丽。在把“房子”转化为“家”的过

    程中，人类采伐树木，围捕大型动物，不断地改造周围的环境，

    最后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工景观。人类会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家”

    这个环境产生反应。在家时，我们会感到安心舒适。从外面回家

    后，人体的肾上腺素水平、葡萄糖耐性、新陈代谢和呼吸都会发

    生显著的变化。家用微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刺激和影响着人类

    的睡眠模式、脂肪沉积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生理情况。

    我们的祖先曾围着篝火讲述了诸多故事，大家因故事而凝聚

    在一起，相互合作，共同面对生存挑战。其中一类故事是关于超

    自然力量的神秘故事。它们通常和祖先有关，给天空、岩石、湖

    泊和山川等自然界中的标志性景象赋予精神力量。直到现在，万

    物有灵论文化依旧崇拜自然界重要的地标，并从中汲取力量。长

    期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族群仍然追随着自古流传下来的信

    仰，他们相信形状奇怪的岩石、完美的锥形火山或者漂亮的动物

    （比如美洲豹）蕴藏的神秘力量。一旦这些物体被赋予的意义为

    族群接受，人们就会将它们作为装饰元素，用于各类仪式中，如

    澳大利亚原住民会在乌鲁鲁巨石（俗称艾尔斯岩石）一带的岩壁

    上作画或是穿上有美洲豹元素的衣服。

    后来，人类就开始建造自己的纪念碑。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

    将人（及其文化符号）与自然区分开来。哥贝可利山丘位于土耳

    其东南部，当地人称其为大腹山。大约 12,000 年前，曾有一个

    狩猎采集族群生活于此，并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建筑。

    数量众多、体积庞大的石柱排列为圆环形状，矗立在山丘之上。

    这些石柱高约 5 米，顶部呈长方形，远看像 T 字形。石柱大多经

    过精细的雕琢，刻着造型生动逼真的秃鹫、狐狸、狮子和蝎子等

    图案。石柱上雕刻的每一种动物都有重要的文化内涵，这些用于

    装饰的石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里，美不再是私人拥有且可

    以交易的收藏品，而是变成了某个集体共同拥有、可以团结族群

    的人造地标，抑或某个埋葬已逝之人的地方。

    由于过度农垦和气候变化，现在哥贝可利山丘附近的土地已

    变成一片荒芜贫瘠的褐土。可这里曾经也是富庶的人间天堂，人

    们追随动物的脚步，不远万里从黎凡特和非洲迁徙到此。当时，

    这里绿意盈盈，种植着野生大麦和小麦，潺潺的河水吸引了大鹅

    和候鸟，水果树、坚果树比比皆是，食草动物成群结队聚集于此。

    山丘上平均每根都重达 7 吨的石柱绝不是由一群漫步于此

    的人临时起意信手开凿和建造的。它们是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以前

    所未有的合作规模，努力了几个世纪的结果。石柱上的诸多装饰

    元素让这个工程充满象征意义。工程庞大的规模，意味着这个工

    程需要上百人一起完成，而这些人要由某个族群提供集体食宿。

    后来，随着石柱修建的规模逐渐扩大，声名远播之下，越来越多

    的游牧部落加入建设中。有的部落则将这里视为圣地，来这里朝

    圣。由此一来，哥贝可利山丘就成为朝圣者、商人和移居者寻找

    机会的目的地。山丘附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诸多村落，年复一

    年地为这里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其他资源。

    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想要创造美的欲望，即创造一个巨大的象征集体意识的物体的欲望，促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永久居所的出现。定居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文化进化，因为定居生活不但影响了人类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即人际网络的形态），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互动。

    人类一旦永久地定居在某地，就会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的压

    力，因为人们会不断消耗最容易获取的食物，待其消耗殆尽，就

    只能依赖不太容易获得的食物。人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多

    的准备才能找到这样的食物。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人

    类从游牧民转化为村民，开始圈养绵羊和山羊，开垦荒地，种植

    谷物和水果，同时剔除那些果实少、味道差的植物。科学家利用

    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技术，在距离哥贝可利山丘约 32 千米的史前

    村庄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活动痕迹和最古老的家用

    小麦品种。这个村庄建于哥贝可利石阵形成之后的 500 年。

    在此之后的数千年来，人们不断收集和播撒野生植物的种子，

    逐渐改变它们的进化方式，直到新的驯化物种产生。史前时期，

    人们培养出宜咀嚼、能发酵的谷物，开始酿酒，这让人类的基因

    得以进化——人类可以消化酒精了。酿出酒后，人们对谷物有了

    更多的了解，比如说，有的谷物可储存在定居的村子中。储存谷

    物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具变革性，选择储存谷物则带来了更伟大的

    实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那些脂肪含量高、易脱壳的作物。

    正如我们祖先的祖先将狼驯化成狗一样，我们的祖先也开始驯化

    草。他们改变了草的基因和进化方式，使它们从随风飘散、落地

    生根、自然生长的物种进化成可由人用镰刀收割的物种。新的作

    物品种个头大、蛋白质丰富的种子，可以被碾碎制成面粉，然后

    烤成面包供人食用。这一过程意义重大，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

    泛传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和他人分享一块面包”是件大事。

    人类内心对美充满渴望，并希望利用有一定意义的实物，在

    视觉上直观地表达自我。对美的渴望带领着人类从蛮荒的部落文

    明走向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进入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

    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环境人口容量都有显著提升。到了农业文

    明时期，人类从土地中可获得的卡路里是狩猎采集时代的 5 倍。

    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族群的规模较小，当时，人们每消耗完一处

    资源，便会离开去寻找下一个住处。随着物物交换的兴起，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可以用其他地方的资源补充自己家

    园短缺的资源，这使得我们祖先的族群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人们在某地永久定居下来之后，很快便依赖农业生存，这让所在

    地的环境人口容量进一步提升。所以，尽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

    数量并不多，但还是超过了他们定居之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农业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分布在全球的几大文明都独立进化

    出了农业文明，并迅速将其传播到其他地方。我们人为建造的世

    界根本离不开农业。

    我们的祖先或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纪念碑了，只不过有的纪念碑还未被发掘，有的已被岁月埋没。博茨瓦纳有一处犀牛洞，距今已有 7 万年的历史。洞穴中有一块刻了几百个圆洞的大石板，人们会将自己精心制作的矛头在大石板前烧掉或砸烂。

    上文提到的哥贝可利石阵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环境不适宜大量人口生存，那么类似石阵这样的大规模工程根本无法建成。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期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非常少，仅有 0.018%，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导致地球上的光合作用效率很低，植物长势并不喜人，植被总量只有如今的一半多。稀薄的植被无法支撑牧群长久地在一个地方生存，2 万年前的游牧民族无法大规模地定居在某处，他们想从牧民发展到农民也就无从谈起。冰河时期根本无法发展农业，而只有农业才能支撑大量定居人口的发展，从而支撑哥贝可利石阵等大型建筑的建设。

    约 11,000 年前，地球上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海

    水环流模式让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生态系统也随之

    活跃起来。在此之后 3,000 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上升至 0.025%，植物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这有助于土壤储存

    氮和水，使土壤变得肥沃。野生谷物、水果和其他对人类生存有

    帮助的作物得以大量生长，狩猎采集族群中的人类无须再为了食

    物跋山涉水，牧群也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人们所需的各

    类资源都有了相对稳定的供给。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合作完成

    大型纪念碑。就这样，人类一小步又一小步地前进，从居无定所

    的原始人变成城邦里的公民，变成帝国的建造者。美改变了人类

    和人类世界，但是美带来的文化变革只有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

    才有可能发生。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开始居有定所的生活后，生活方式的转

    变带来了进一步的环境进化。人类驯化野外动物，使其成为新的

    家畜，驯化野生植物，使其成为栽培植物。5,000 年前，我们已

    经驯化了今天人类所需的各种家畜和作物。人体每天所需热量的

    60%仅来自 3 种作物：小麦、玉米和大米。这种环境——文化进

    化还带来了人类基因适应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谷物的

    营养，抵御因人口密集带来的疾病。5,000 年前的人类与尼安德

    特人的基因非常不同，现代人的基因与 5,000 年前的人类也有很

    大不同，而且不同程度远超前者。在这 5,000 年里，也就是 150

    代人的时间里，正向选择的发生率是人类以往任何一个进化阶段

    的 100 倍。人类进化之所以加速，一是因为饮食和流行病的改变，

    二是因为人口数量增加。现在人类体内约 7%的基因都在这一时

    期发生了改变。

    但农耕，尤其是早期的农耕，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许

    多人食不果腹，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野生动植物早晚会被定居

    下来的人类消耗殆尽，一旦作物收成不好，人类迁徙到新的牧场

    也会更加困难。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上有一处遗迹，其年代

    可追溯到 8,000 到 9 100 年前。考古发现表明，尽管当时当地人

    口出现显著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出生率上升），但由于他们平

    时饮食以淀粉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骨感染

    和蛀牙。农业的扩张开始带来社会的崩塌。

    农业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且导致社会福利

    发生了变化，由此出现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规模宏

    大的恰塔霍裕克遗址位于土耳其中部，这里曾是早期人类的定居

    点之一，8,000 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这里，数百栋泥

    砖单人房鳞次栉比，人们从屋顶进入屋内。遗址中的种种遗迹表

    明，这里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社会控制力强，制度森严，禁

    止财富积累。不过到了 6,500 年前，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

    各家各户之间越发不平等，社会对离经叛道的成员的惩罚也越来

    越重。遗迹出土的头骨中，6,500 年前及以后的头骨上出现了殴

    打痕迹，虽已愈合，但仍清晰可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性别等级开始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

    是，与女性相比，男性上半身的力气更大，犁起地来更方便，而

    这意味着男性掌握了食物的支配权。一旦男性可以支配如此关键

    的资源，他们就能控制很多其他资源。1970 年，丹麦经济学家埃

    斯特·博塞拉普在其著作中指出，因为各个社会的农业技术不尽

    相同，所以女性在不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有的社会

    是迁徙农业，多使用锄头和挖掘棒等手持工具，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进行耕作，因此女性也能积极参与农耕；而有的社会则用犁翻

    土，这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而且犁的使用或控制拉犁的动物都

    需要人有很强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再加上用犁耕地无法

    与照看孩子兼顾，因此，犁耕农业社会中的男性会专门从事田地

    间的农业劳作，而女性则专门在家中做家务。久而久之，这种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好像女性“天生”就应该待在家中做家务一样。现在，经济发展早已超越了农耕时代，但是这种社会规范还在影响女性参与就业等家庭以外的活动。非洲地区的人原先多依赖锄头或轮耕生存，中东地区的人则更习惯于用犁。研究表明，非洲地区的男女平等程度要高于中东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养牛，那里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母系社会仅存在于舌蝇严重阻碍牲畜耕种的地方。由此可见，环境压力会影响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耕种的作物类型会影响其他社会规范。种稻子需要构造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会涉及多个农场，要求人们展开通力合作；种小麦则不需要人们展开较强的合作，因为小麦的生长更多依赖降水。于是稻米种植者会更有集体意识，而小麦种植者更具有个体意识，即所谓的“西式思维”。

    不过，不论使用哪类耕种工具，随着我们的祖先逐渐择地定居，开始种植谷物（农田是每个地区生产热量最多的地方），社会规范也逐渐转向父权制。以前，女性的平均寿命不超过 28 岁，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 75%。那时，为了部落的发展，女性需要不停地生养哺育孩子。由于每次迁徙只能带一个新生儿，游牧部落的人们会控制生育孩子的间隔，而农业社会中女性则每年都会生育。由于儿童也可以耕地放牧，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丈夫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妻子的生育。同时，丈夫也会监控妻子的性行为，以保证自己抚养的孩子确系己出，并在积累了一定资源后，确定他们的继承人。以往的部落还会互送女子进行联姻，这让送出去的年轻女子失去了家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和男性亲属建立联盟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会远离部落。居有定所的农业社会导致父系战士部落逐渐占据上风，而没有形成战士阶层的平等族群则日渐式微。一旦爆发战争，男性俘虏统统被杀，而女性和儿童则成为奴隶。总而言之，女性和儿童成了男性的财产。

    定居农业还带来了其他巨大的社会影响。首先，为了建设大

    型公共设施，如保护部落的城垛，定居农业社会更依赖非亲属间

    的合作。一旦人们在一片土地上种了庄稼，有了财产，他们就需

    要保护这片土地免遭其他部落侵害。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支撑着城

    市和村庄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需要挖掘灌溉渠道，修筑防御性

    堤坝和沟渠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此类工程的实施需要人们进行整

    体规划，有序组织和管理，并建立完善的等级结构和制度。如此

    一来，社交网络和人在其中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人类

    的生活。

    狩猎采集时代，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对

    当时的人们来说，生产有盈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花时间

    找来的东西吃不完，不但浪费食物，而且还显得十分愚蠢。但到

    了定居农业时代，经济生活中诞生了全新的概念——税收。税收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人口增长；完善的公共设施和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又可以增加税收。对每块田地上的作物征收税款其实很简单，因为作物的成熟时间都有规律可循，而且农作物可用于储存和交易，有时甚至还会发挥货币的作用。如果一个族群出现了税收制度且人丁兴旺，该族群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会掌控国家，用作物盈余和税款收入资助基础设施、军队和城墙等的建设。

    以木薯等块茎类植物为主要作物的地区不易形成城邦或国

    家，因为木薯等作物通常埋在地下，且收获时间不定，对这类作

    物征税并不容易。农业是一种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产业，一旦国家

    的发展依赖农业，依赖生产力水平和税收时，劳动力就会像粮食

    一样重要，因此精英阶层会毫不留情地管理和控制劳动力资源。

    当人的寿命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大幅降低时，精英阶层会选择发

    动战争，奴役其他部落的族人，或用“劳务抵债”的方式控制农

    民，以保证自己部落的劳动力充足。还有一些国家会用“关税”

    供养穷人，这样既能保证这部分人对国家的忠诚，又可以防止骚

    乱。比如，古罗马会向战败城邦征税。征收来的税款可以当作罗

    马贫穷市民的救济金，这样这部分市民就不用缴税。当时，罗马

    城有 200 万人，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为了避免暴徒等危险分子的

    出现，古罗马实施“面包与马戏”的政策，即市民可以领到免费

    的食物，进行免费的娱乐活动。

    农业给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农业帮助人类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开始在大型项目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相信丰收和回报都会到来，尽管这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念碑是人们心中希望的具象表现，代表着一种可以让有缺点的普通人依赖的巨大力量。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我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嵌入国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其中形成统一的族群身份。

    那些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由最无可救药的一群人

    建成的。从常识上看，如果这群人能把建造纪念碑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养活自己，他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想法低估了建造纪念

    碑的意义和价值。纪念碑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合作。复活

    节岛上的标志性雕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小岛位于遥远的

    南太平洋东部，当地人称其为拉帕努伊岛，岛上有人类早期用于

    纪念的雕像——摩艾石像，这些石像无声地诉说着一场悲剧。复

    活节岛距离智利本土 3,000 多千米，曾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没有人

    类永久居住的荒地。但在 1 300 多年前，聪明的波利尼西亚人掌

    握了海洋的秘密（就像非洲中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掌

    握了热带草原的秘密一样），乘坐双壳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到了

    这里。波利尼西亚人利用自己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技能，如

    识别不同的海浪，分析海洋上漂浮的碎片、云层形状和天气的情

    况，往返于新西兰和斐济之间的贸易点，甚至还能到达更远的地方。

    但到了 16 世纪，拉帕努伊岛上的居民却失去了航海方面的技能，陷入了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不断累积的环境压力降低了农业产量，绝望之下，岛上的居民雕刻了上百座摩艾石像。在他们看来，摩艾能够庇护自己，给予自己力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这一次，人类为了生存，主动选择了文化进化。摩艾石像最高可达 21 米，上面刻有花纹。要想将石像所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回部落，需要人们大量砍伐岛上的森林，制成圆木，方便滚动运输。但是大量伐木导致水土流失、干旱加剧，最终引发了岛上的饥荒，人口也急剧减少。部落和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们将敌对部落的石像推倒，杀死敌人并把他们吃掉充饥。我们可以象当时骂人的狠话很可能是“你妈的肉就在我的牙缝里”。也就在这时，波利尼西亚人不再崇拜摩艾石像，转而崇拜海鸟，并自称“鸟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一个文化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改变了宗教信仰。春天，崇拜海鸟的岛民会举行盛大的祭祀盛典，祈求获得岛上稀缺的自然资源。拉帕伊努岛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进化带来了环境变化，而环境变化又带来了进一步的文化进化。

    规模较大的族群要想继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或完善原有的社会机制。声誉机制固然重要，但声誉机制的背后还有等级结构和大族群内部的小族群。族群的规模一旦扩大，等级结构和内部小族群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依靠规模效应，更多的人就能够得到食物。与北美的农业社会相比，亚欧大陆上的农业社会更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亚欧大陆的农业社会驯化了马和牛等型动物充当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亚欧大陆在能源和资源上更占优势。不过，资源引发的竞争让亚欧大陆农业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族群中的等级制度已经深深融入用于凝聚人心的族群故事中，社会规范、装饰用的各类肖像又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使得挑战当权者或正统派变得越来越困难。纪念碑和符号艺术都体现了这些社会规范。掌握大量财富的人经常被视作神或是与神十分接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土地和食物，还掌控着普通人的生计。同理，穷人会被认为不够虔诚、不够善良、不够负责。贫穷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还要对慷慨施舍的富人表达感谢。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时

    就已经确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

    制度下的印度社会规矩森严，通过印度人基因组中表现出来的近

    亲繁殖便可见一斑。虽然印度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在

    印度依然根深蒂固。英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职业和收入。当父母将孩子送进精

    英学校时，他们支付的不只是高昂的学费，还有社会选择的成本。

    精英学校可以被视为精英网络中心，这些孩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将

    来会担任政商界领袖或影响社会发展的意见领袖，他们会一直处于社会层级的顶端。社会层级的另一端就是底层阶级，他们地位低下、为人不齿。法国也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卡果人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上百年来，他们只能聚居在破败的贫民窟。

    人类天生想要公平，所以在规模较大的族群中，人们总觉得

    存在不平等。忙碌的工蜂并不渴望成为雄蜂或蜂后，而人类却总

    是渴望在生活中获得美丽、幸福、价值，最好还能有权力。人类

    群体中，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百万年

    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防止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

    反抗。孔子通过研究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公

    平、幸福的社会。他认为，管理社会就像管理一个大家族，每个

    人都应该在其位、谋其事。王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且要通过

    父系传承；社会治理无须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进行，而是为政以德，

    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信，互尊互爱。孔子还认为，人

    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

    会。以上这些理念可以总结为，社会中要存在一种组织，它可以

    控制每个人的行为和他们所属的小族群。这种实践哲学构成了世

    界上很多著名教育理念的基础，从苏格拉底到耶稣的观点中，我

    们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它还教育人们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从

    而将失控的社会拉回正轨。从集体角度来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就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善良让我们获得了人

    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都成立。

    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狩

    猎采集时代转瞬即逝，随着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到来，人类先前与

    大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定居下来的人们从河床中

    挖取泥土建造房屋，修建排水系统，改变河道，砍伐森林，过度

    放牧，最后导致水土流失。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创了大规模改变

    环境的先河，将大片的森林、湿地和草地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农

    业用地，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将自然景观变为人造景观。某块地

    一旦被开垦为农田，土壤中的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很快就

    会被消耗殆尽，且很难再生。所以，为了耕作，人们要补充土壤

    中的营养物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树木和其他植被砍倒并

    焚烧，焚烧后形成的草木灰烬变成肥料，用于耕种。这种农业生

    产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它很快就改变了欧洲的自然景观，后来

    人们还将自己和牲畜的粪便用作土地肥料。与此同时，人们还建

    造了第一个人工“洞穴”——面积巨大的长屋，可以同时容纳好

    几个家庭。“洞穴”如雨后春笋般在 8,000 年前的欧洲涌现。

    人类祖先对环境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大部分的狩猎采集族群认为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下，他们进化出了对应的行为、技术和社会规范。比如，目前所知，狩猎采集族群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或在某个地区会限制人们打猎。这些社会规范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可持续的资源获取方式，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是，一旦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不再将自己和动植物摆在平等的位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当人类不再用动物和自然构造代表神灵，而是选择用人类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和人类形象来象征神灵时，我们也改变了自然与人类的等级地位。当我们建造坚固的建筑抵挡雨雪风霜，当我们改变河道调整水流方向，我们便建造了一个与自然界越发不同的人类世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寒冷、没有潮湿、没有泥泞、没有危险的环境，幸运地摆脱了自然环境带来的不便。同时，我们鼓励大家去自然界

    中获取所需的资源，如人工改良的作物品种、可以负重的动物和

    其他物质资源。最近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的孩子和

    美国原住民梅诺米尼人的孩子与动物玩具的互动方式，探索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实验中，梅诺米尼的一位长老说，让孩子们

    脱离生态环境只与动物玩具玩耍是毫无意义的。研究人员遂对研

    究进行了调整，将孩子们放置在了一个立体的，有真实树木、草

    坪和岩石的环境中。研究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在玩耍过程中会赋

    予动物玩具以人的属性，而梅诺米尼人的孩子则将自己想象为动

    物。

    一旦我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我们就开始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的，并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自然只有在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物品时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对自然环境和无数动物的进化轨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农业技术传播广泛，但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清楚它

    的传播模式。它是像货物一样被交换到了世界各地，还是随着迁

    徙的人类到达了世界各地呢？中间经历了什么？现在，基因分析

    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似乎这两种传播模式都曾发生过。

    在新月沃地，农业技术的传播似乎按照第一种模式进行，随着工

    具和黑曜石之类的收藏品在当地农民之间传播。而从 DNA 证据可

    知，在 7000—9000 年前，一小部分当地农民从安纳托利亚半

    岛移居到气候更加寒冷、环境更加恶劣的欧洲，将他们的线纹陶

    文化、全新的种子收集和播种技术、酿酒技术和畜牧业也一并带

    到了欧洲。当地另一部分农民从黎凡特出发，来到了东非。其中

    一个证据就是，目前 1/3 的索马里人的 DNA 来自以前在黎凡特地

    区生存的人类。

    到达了欧洲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开始与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融合。他们将大麦和黑麦等作物带到了欧洲北部，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大麦和黑麦在中东进化了几百万年，已经习惯了干湿季的变化，但被人类带到欧洲后，它们要生长在刚刚“解冻”没多久的欧洲北部地区。也正是这些经验丰富、乐于实践的农民建造了巨石阵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当时的建筑工人食用的正是在这里生产的第一批农产品，还会时不时补充些野生食物，如野猪和野牛（家养牛的祖先，现已灭绝）。

    颜那亚人进入欧洲后，欧洲原先的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逐渐被强有力的新社会规范和新观念同化。新的社会规范强调财产和土地所有权，新观念则指在个人和家庭之间转移财产。这些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微小的基因差异，甚至英国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份精细的英国人 DNA 图谱显示了英国内部族群间的不同。有的族群祖祖辈辈定居一隅，在那里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有的族群祖先则可以追溯至移民英国的诸多外族人中。毫不意外，奥克尼群岛人与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存在基因差异，前者身上有十分明显的挪威维京人的基因。在英国其他地方，看似随意划分的地界两边也存在着基因差异。以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为例，936 年，英格兰国王阿瑟尔斯坦用泰玛河划分了两郡边界，而几个世纪之后，两郡的人口在基因上呈现了巨大差异。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北威尔士地区的人类祖先可以追溯到第一批英国居民——凯尔特人，当地文化也主要受凯尔特文化影响，但是北威尔士人与同样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基因之间并无联系。各种文化发展出来的实践技能，有时像货物一样在人们之间交换，有时被强加给他人，有时因人类的迁徙和融合而传播。人类基因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再加上古 DNA、考古学、古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文化进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根据当地基因库的改变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国后定居在了哪些村庄。罗马人、维京人、诺曼人曾入侵英国，改变了英国的文化，但他们在英国人的 DNA 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遗传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特征。遗传学家

    开展了一项涉及 3,000 人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欧洲的地理

    地图从二维角度能很好地反映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有一点值

    得注意，那就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康沃尔人还是德文

    郡人之间，斯里兰卡人还是瑞典人之间，不同族群的基因之间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差异，都只是现代人类这一物种在基因遗传上的

    微小差异。现在，人类个体之间十分相似，至少比两只黑猩猩的

    相似程度高。这是因为在 20 多万年前，现代人类作为一个相对

    较小的族群出现在世界上，后来，由于建立了贸易网络，现代人

    类又经历了多次种群崩溃（或遗传瓶颈）和迁徙繁衍。现在，任

    意两个人类个体之间的 DNA 碱基对差异仅为 0.1%，这表明，与

    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太多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人类按照所处的大陆划分，那么不同大陆的人之

    间的基因差异可占全人类基因差异的 90%，而同一大陆的人之间

    的差异只占 10%。原因之一就是人类之间有血缘关系，不过这种

    血缘关系无须从远古祖先时期寻找，在最近几代人里就能找到。

    要想找到我们与他人的血缘关系，无须追溯双方的族谱，也无须

    追溯很久远的年代。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有两位父母，4 位祖

    父祖母，8 位曾祖父曾祖母，16 位高祖父高祖母。这样推算下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追溯 40 代，即大概 1,000 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的祖先数量就大概是 1 万亿，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口总数，这是因为我们将每个人族谱中共同的祖先也算了进去。如果往前数几代人，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祖先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我们父亲叔祖母的叔祖母也可能是某人的表亲的表亲，也有可能是我们爱人的表亲的表亲。统计学家约瑟夫·张发现，在几代人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族谱就会产生关联，这是一种时间层面的“六度分隔”。

    任何有欧洲血统的人都算得上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事实上，

    1,000 年前的欧洲人中 80%的人都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当然是

    有后代的那 80%。我们最晚只需回到 3,000 年前，就可以找到今

    天地球上所有人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不仅是先知的后代，也

    是先哲孔子的后代，甚至还是古埃及纳芙蒂蒂王后的后代。同理

    可得，如果我的孩子一代代地繁衍下去，终有一天，我也会是地

    球上人类共同的祖先。

    人类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的基因有了相似性，基因的

    相似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混血儿，也意味着人类不存在不同

    的种族。不同人之间确实会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与文化差异的影

    响比起来，它们对人类行为乃至生理的影响微乎其微。通常情况

    下，环境、文化和基因等条件的结合会带来新物种，还会影响新

    物种“新”在何处。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祖先需要长时间在食物稀

    缺的海洋中航行，为了适应这种文化压力，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在基因上发生了变化。现在，尽管岛国居民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出海，不会面临食物稀缺的情况，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以高热量的进口食品为主要食物，加上他们体内的基因变体，太平洋岛国居民已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极高。其实，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负责新陈代谢，但生活方式才是导致肥胖问题的元凶。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肥胖问题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影响，基因发挥的作用很小。

    即便是身高这种 80%都靠遗传决定的身体特征，生活在贫困

    地区的营养不良的人和营养良好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战

    争和饥饿中长大的父母，身高通常不及他们营养良好的孩子。由

    于过去 200 年的经济增长，荷兰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 20 厘米。

    在印度，女孩和非长男的个头普遍较矮小，长男通常是一家孩子

    中最为高大的，这是因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长男一般会获得最

    好的营养。

    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平格拉普岛，基因对人类却有着巨大的

    影响。1780 年的一场火山爆发几乎消灭了岛上所有的人，只有 20

    人幸存了下来。这座岛屿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不鼓励与

    外族人通婚的社会规范，使得基因突变在人口中不断累积。现在，

    由于近亲繁殖，平格拉普岛上 10%的人出现了基因突变，患有全

    色盲症，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白天，全色盲症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到了晚上，全色盲症者的夜视能力要比一般人强，这使得他们擅长夜间捕鱼，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基因能够保留并传递下去。

    在狩猎采集时代，族群规模小，相对孤立，族群与族群之间

    的基因和文化差异相对明显。一般来说，一旦发展了农业，先前

    形成的基因和文化差异就会减少，因为人们生活的村庄不断扩大，

    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却有些特殊，尽管当地

    已有农业，但是当地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仍十分明显。欧洲、东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十分不同，原因很可能是

    这些地区先后经历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炼铜和冶铁技术

    的带动下，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和扩张，人们开始四处经商，并改

    变了当地的文化。时间一长，一个基因更相似的地域得以形成。

    相比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因和语言的多样性程度仍保持了

    颜那亚人将印欧语系和金属加工技术带到欧洲之前的水平。现在，

    欧洲狩猎采集时代留下的语言遗产仅剩了一种——巴斯克语。

    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对人类之间的混居、经商和文化传播都有巨大的影响。亚欧大陆面积广阔，但海拔都不是很高，相同的纬度下气候条件相似，这就为同一种农业绵延数千千米打下了基础。当亚欧大陆的居民到达北美时，他们可以在北美大陆上栽种同样的作物，放养同样的牲畜，南非和澳大利亚也是同理。但是，在非洲南部和北部、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和非热带地区之间就无法这样做，而是需要改良原先的农业技术，从而适应当地的农业发展。从运输方面来说，欧洲水系发达，文化传播也更加容易。而非洲内部和南美洲虽有河流，但这些河流不适合航行，再加上山脉等其他天然屏障，文化传播受到了严重阻碍。

    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是影响人类基因混合的一个更加微妙

    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具有部分可遗传性，并极受环境的影响。

    随着定居农业的兴起，人口逐渐密集，与人或动物密切接触就会

    染上的一般传染病开始在各个社群之间传播，而幸存下来的人会

    将抗病基因传递下去。肆虐欧洲和亚洲的瘟疫改变了人类发展的

    历史进程，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统治，开启了人类文化的新

    篇章。灾难性的瘟疫和天花还留下了很有意思的“后遗症”：从

    这些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后裔，体内可能携带了抵抗艾滋病

    毒的基因。长期的疾病肆虐还使欧洲人迅速征服了澳大利亚大陆

    和美洲大陆，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对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和流

    感毫无抵抗力，这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欧洲人还在试图征服非洲和亚洲雨林地区，寻找

    黄金、钻石和象牙等有价值的收藏品，但他们却被疟疾等当地的

    疾病打败了。这两个地方的人普遍能够抵抗疟疾，但他们也是遗

    传性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高发人群。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患者的血

    红蛋白为奇怪的镰刀状，寄生虫无法在这种蛋白中生存，进而无

    法传播疟疾。但血红蛋白的镰刀形状也让体内的血液无法运输充

    足的氧气，导致当地人的体质较差。山药种植为可以传播疟疾的

    蚊子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对于有山药种植历史的非洲人来说，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发病率较高，疟疾的致死率较低。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己的基因。

    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正在缩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基

    因不再进化，而是因为不同族群的融合程度比以往更甚。各族群

    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被族群之间的交往、通婚、迁徙和

    贸易打破。虽然各族群都严令禁止通婚，但基因证据表明，通婚

    一直都存在，而且马的驯化和轮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族群间

    的通婚。比如，直到 19 世纪，欧洲人仍然和近亲结婚，但自行

    车的出现让相距较远的人们有机会通婚，从而大幅减少了近亲结

    婚的情况。“一战”之前，法国自行车销量达 400 万辆，这对法

    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人与血亲结婚的情况减少，全国人

    的平均身高也有了显著提升。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人类纪念碑的终极形式是城市。它是由人类一手打造起来的

    景观，其设计和建造表达了当地文化和人民的愿望。城市重新定

    义了地球的美，即使在太空中也能看到人类创造的景观。城市的

    建造是为了展示美、传递价值，因而牺牲了它的部分功能。城市

    生动形象地代表着生活在其中的市民。2019 年 4 月，巴黎圣母

    院险些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

    烈反响。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当地的基督教徒失去了礼拜的地方，

    让宽敞的避难所化为乌有，让当地的旅游业遭受重创，但这都不足以体现这场大火的悲剧性。人类的存在既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历经百余年风雨的巴黎圣母院正是人类文化的见证。面对熊熊大火，悲痛的人类其实是在哀悼自己失去了

    组成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火发生后，人们在短短

    几天里已经募集了数十万欧元用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在将城市改造为自己居住地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加速人类的

    文化进化。就像丝绸之路和大西洋是思想、技术和基因交流的重

    要网络一样，城市在跨文化的商业往来中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城市宛如文化工厂，吸引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到一起，推动

    着大家进行互动。贸易网络的逐渐形成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和

    创新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自从罗马人离开英国，伦敦人

    就失去了建造木结构的技术。但是到了 13 世纪，伦敦人从欧洲

    其他地区的商人那里重新学习了这种技术，伦敦街头因此出现了

    众多多层建筑，人口密度也由此上升。13 世纪末期，伦敦齐普赛

    街出现了三层高外加小阁楼的联排别墅。

    同其他社会网络一样，城市间也需要合作，联合起来的城市

    比孤立的城市更具影响力。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那它

    的创造就会提升 115%。城市无法孤立地存在，城市中的商人、外

    交官和工匠搭建贸易网络，从其他地方带来全新的资源和思想观

    念，支撑着城市的发展。新思想在街道、咖啡厅、大学校园、城市机构中慢慢孕育出来，一步步走到今天。它们不但发展成了种

    类繁多的技术、艺术和文化实践，还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让

    人们在几个世纪后还能看见它们的影子。约 400 年前，夏阿

    姆·姆布尔·恩贡格担任西非库巴人的首领。这位极富魅力的领

    袖打造了和平的库巴王国（位于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南部），

    将诸多民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完善、规模巨大的

    城邦制国家。这里有非常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民选的

    政府部门、陪审团、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支持。库巴王

    国很快就成为创新之国，繁荣富庶，以艺术作品闻名天下。19 世

    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这里时，他们难以相信库巴王国能自己

    形成这些欧洲人所熟知的政治制度。他们觉得，库巴人以前肯定

    和欧洲人有过接触。后来，库巴王国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其民

    族多样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库巴王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并顽强地传到了今天，活在库巴王国后裔的 DNA 中。同该地区的

    其他民族相比，库巴王国后裔的遗传基因更具有多样性，他们也

    有多个民族的特征。

    公民的相对匿名性减轻了人们遵循社会规范时的声誉压力，

    这种匿名性再加上小群体的力量，让公民更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社

    会规范，包括从性别差异到音乐时尚等方方面面。装饰是重塑社

    会规范的关键。以随处可见的陶土瓦为例，数千年以来，陶土瓦

    一直被用来装饰地面、墙面和屋顶。从家庭装饰到田园风光再到

    宗教故事，装饰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象征着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观念。由于装饰反映了社会规范，它们还可以代表（和塑造）群体身份。668 年，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为了彰显国力，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在当时的首都金城，也就是如今的韩国庆州市，政府细致规划了 18 万间新屋的建设。新屋屋顶用昂贵的瓦片取代原先的茅草，抵抗恶劣天气和火灾。屋脊尽头的瓦片上绘有以龙为主题的各式图案，这很快成为统一新罗时代力量的象征，一直沿用至今。就这样，小小的瓦片成了国家的纪念碑。

    城市是人类创造美、征服自然的愿望的最好写照。人类在美

    化住所、利用建筑传递意义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乌尔城的塔庙

    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哈尔帕音乐厅与会议中心，人类利用各

    类珍贵的材料以及宝贵的人力和时间，将摸索出来的生存经验用

    在建筑及其装饰上。建筑存在的时间往往会超越人类肉身存在的

    时间，甚至基因存在的时间。

    人类建造城市，形成易于生存的环境，又在文化的压力下，

    不断改变城市的形态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城市反过来也改变了人

    类的身体构造、文化进化和自然界的遗传进化。为了适应城市环

    境，鸟类进化出了更响亮的叫声，而且为了适应人类的喂食，它

    们还进化出了更长的鸟喙，就连全身的羽毛都有所变化。200 年

    前，洞穴蛾首次进入欧洲，现在它们已进化成衣蛾，其食物来源

    是城市家庭中的装潢陈设。人类自身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极大影响。在营养不良、人口密集的地区，疾病极易肆虐，基础设施不足也会让疾病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比如，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疾病以及铅等有毒金属都可以通过排

    水管道进入人体。如今，城市中的大气污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呼

    吸道疾病高发，每年造成约 900 万人死亡。这里有必要说明，即

    便文化进化产生了更先进的科技和社会制度，也使人口数量越来

    越多，但它并不一定能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延长大

    部分人的寿命。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进化十分伟大，却对其子民

    的健康造成了致命打击。罗马帝国占领英国期间，英国男性的平

    均股骨长度有所下降，而在罗马帝国撤离英国后，这一长度迅速

    增长。“罗马人取得的进步其实是一个茧，将自己束缚在其中，

    并造成了令人困惑的生态后果。”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发

    展和健康水平成反比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

    市中，但城市的卫生条件较差，而且帝国形成的新网络传播了疾

    病。考古学家现在可以根据肠道蠕虫的传播路线来确认罗马帝国

    的扩张情况。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卫生一直是个大问题。城市生活会显著缩短市民的寿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好转。城市居民的死亡率奇高，只能依靠不断的外来移民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1861 年，英国利物浦市出生的男性平均寿命为 26 岁，而德文郡奥克汉顿镇的男性平均寿命则为 56 岁。当时人们相信，保持干净最好的办法就是穿一件可以清洗的亚麻衬衫，因为人们觉得洗澡可能会染上瘟疫或其他会致死的疾病。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末期，欧洲人在整整 5 个世纪里都尽量避免洗澡。但是，由于霍乱的肆虐和 1858 年夏天的伦敦大恶臭事件，人们开始愿意保持身体的洁净。再加上细菌理论的出现和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投资，洗澡和保持身体洁净变得简单起来。于是，社会规范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个人是否具有魅力的标准多了“是否干净卫生”一项。保持干净卫生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发明了浴室、厕所、排污系统等一整套工业系统，用于去除人口密集地区会产生的味道，帮助人们打造干净卫生的环境。

    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转向依赖农业的城市生活，人类实现了文化转向。这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仅对一小部分精英有利，大部分人群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生态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贸易给西欧带去了财富和思想，但也带去了黑死病。黑死病使西欧的人口数量锐减，自然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减少后，人类的农业活动也随之减少，森林得以恢复，污染减少，平均温度也明显下降。（美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量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人口锐减，当地的平均气温也有所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黑死病导致食物产量下跌，农业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原先开放的公共土地被人圈了起来，农民有了更多的权益，甚至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激励着农民进行创新和投资。先前，耕地都会有一段休耕期，让土地能够恢复养分，此时牲畜会来耕地上吃草。而在土地被圈起来后，农民使用作物轮耕的方法，密集耕种土地。收割完小麦等浅根系作物后，人们会种下甘蓝等深根系块茎作物，最后种下三叶草等豆科类作物，恢复土壤中的氮含量。以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种植根茎类蔬菜，因为种在公共土地里的这种蔬菜很可能会被别人家的牲畜吃掉。农业技术方面，荷兰出现了可调节式无轮犁车（类似中国发明的曲辕犁），有了这种工具，一两头牛就可以耕完原先 6 到 8 头牛才能耕完的松软潮湿的土地，排出沼泽和湿地中的水分。农业总产值激增，成为世界上产值最高的生产方式，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在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进行交易。农业产值的飙升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形成了全新的劳动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现代世界的建造。

    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类仍在不断进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问题行为、哮喘等免疫系统疾病的多发，都与人类不断增大的压力有关。城市中的人也有可能产生表观遗传，即基因序列无变化，但是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如果孕妇居住在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的城市，胎儿的大脑、新陈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并可能会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文化—基因—环境（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除去健康风险，城市对人类还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城市象征着人类部落的扩大，代表着金钱和文化财富带来的诸多益处。

    互联网就像一座虚拟的城市，它会产生类似城市一样的文化影响，因为它能扩大人们的社交网络。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将电脑比作思想的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结识陌生人。一个数学模型估算出，线上人际网络大幅提升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婚率，大幅降低了离婚率（因为伴侣之间会更加契合）。在美国，自从在线约会网站出现，跨种族婚姻的发生率激增。人类大规模的迁徙、入侵、逃离、奋斗、探险、漂泊、殖民、奴隶贸易，为躲避战乱或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未来而背井离乡，再加上现在的互联网，种种因素促成了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 1,000 年的基因大融合。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北半球缺乏维生素 D 的黑人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正在向一个新的局面发展：人们肉眼可见的差别将不再影响族群内部或外部的偏见和吸引力。换句话说，基于所谓的“种族”区分人类的说法将成为无稽之谈。

    动物被寻找食物和伴侣的生理冲动所支配，人类被某种意义和目的所驱动。我们可以在探索美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目的和意义，也可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找到它们，下一章将会详细讲述这个问题。

    时间

    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文化都是我们祖先的身体和文化不断进化的产物，而我们质疑自己的存在，想知道自己是谁，处于空间和时间的何处。我们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知晓过去、畅想未来。但我们被现实的想法——客观真理困扰着，于是我们追寻着真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试图抓住无形的时间，标记时间，甚至控制时间。我们观察、预测、估量、推理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种种谜团，以此破解未来的奥秘。如此，我们重新创造了世界，也重新创造了身处其中的自己。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1962 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地质学家米歇尔·西弗雷选择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一个洞穴里独自待了两个月。他想要研究人类身体是否需要外界的刺激（比如阳光）来维持自然节奏，或者说，人类身体中是否存在某种计时系统。西弗雷说：“我决定像动物一样生活，不戴手表，不知道时间。”

    西弗雷的实验是一场艰辛的耐力测验。他选择了一个满是冰雪的洞穴，这个洞穴和外界仅靠一条长 45 米的 S 形险峻通道连接，要想顺利通行，是很艰难的。西弗雷仅是带着所有的装备到达这个洞穴就历经风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他基本不可能获救。但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坚持要一个人进行这项实验。第一个月，他告诉大家，不管情况如何，都不要救他。在洞中漫长的9 个星期里，他一直仔细地记录着自己的生理体征、吃过的所有东西以及心理状态。在此期间，他的两位同伴一直驻扎在山体上方的洞穴入口处，并且和西弗雷保持单线电话联系。每当西弗雷起床，他就给两位同伴打电话，同伴们会记录下当时的时间。

    在对昼夜毫无概念的情况下，西弗雷的身体很快调整了睡眠

    时间。尽管西弗雷努力在精神上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他在这个潮

    湿冰冷的“家”里越发痛苦不适。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道：“我的设备不够好，脚总是湿的，体温最低降到了 34 摄氏度。

    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西弗雷精神上十分孤独，肉体上饱受痛苦。他变得食

    欲不振，每天只吃些面包和奶酪。很快，他对自己带去的两张唱

    片也失去了兴趣。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宠物——在洞里抓到

    的一只蜘蛛。那么他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实验的第

    二天早上，西弗雷的时间已经比实际时间慢了两个小时。第十天

    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昼夜颠倒。西弗雷在日记中记录了同伴令

    人愉快的问好，他觉得同伴接电话时是早上，而且他们已经醒来

    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西弗雷是在午夜时分打的电话，而且十

    分规律。每次和同伴打电话的时候，西弗雷会测量自己的脉搏，

    在两分钟内从 1 数到 120。然而，洞穴外的同伴发现，西弗雷的

    两分钟实际上持续了 5 分钟。

    西弗雷忍耐着孤独的生活，谨慎地分配自己带的奶酪（这是

    他最喜欢的食物），以便能坚持完成实验。可是按照他的计算，

    在距离实验结束还有 24 天的时候，外面的同伴突然告诉他实验

    结束了。两位同伴宣布两个月时间已到，他们要下去接西弗雷。

    这表明西弗雷在洞中对时间的估算和实际时间完全脱节。一共 63

    天的时间，他“丢失”了 1/3 左右。一些他自己记录的 10-15 分钟的小憩，其实是 8 个小时的睡眠。因为无从知晓昼夜更替，时间对西弗雷来说变慢了。但对他的身体来说，时间没有变慢。尽管西弗雷觉得很困惑，但是他体内的 DNA 让他的身体在漆黑的地下保持着和地面上一样的运行时间表。

    我们都是时间的产物。我们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交织的宇宙中

    进化，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运转。人类所有的细胞中都含有

    时钟基因，它们就像机械表里的齿轮一样，是基因表达的振荡器。

    这些计时器调节着我们的基因、激素、心率、大脑活动、情绪和

    身体机能。上午 10 点左右，我们的肠道最活跃；下午 2 点，身

    体的协调性最好，对疼痛的忍耐度最高；下午 5 点，我们的身体

    处于最佳状态，肌肉力量最强，灵活性最好，心肺功能最佳；晚

    上 8 点，我们对酒精的耐受力最强；9 点，睡眠激素开始上升；

    凌晨两三点，我们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凌晨四五点，我们的体

    温达到最低值。从月经期到妊娠期，女性的身体遵从着生物钟，

    极具规律性。

    虽然我们的身体进化出了计时能力，但我们的有意识的头脑却没有，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有意识的决策。时间的流逝和太阳系的周期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类必须进化出能跨越时间的认知工具，还要发明出能追踪时间的文化工具。只有通过掌控时间，我们才能创造出精细复杂、顺序严谨的技术以及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语言（词序和语句结构决定意义）。尽管时间是一个抽象虚构的概念，但我们的祖先学会了信仰它、操纵它，人类成了最高级的精神时空旅行者，既能回放过去的片段（即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又能设想未来。

    目前来看，人类是唯一明白性和生育之间关系的动物。我们

    清楚一次性行为会在 9 个月之后产生结果，因此，我们能够追溯

    自己的亲缘关系，从而扩大我们的人际网络。人类也明白死亡的

    必然性——人必有一死。也许正是因为感知到时间流逝的不可逆

    性，再加上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知，人类有了追求生

    活目标的欲望。对人类来说，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渴望

    了解万事万物的客观真理。对于生育原因和死亡必然性的认识能

    够长期持续地推动人类文化进化。人类掌控了时间，这意味着人

    类拥有了历史，并且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文化和环境长久

    不断的变迁。我们能够在这种广阔深远的背景下理解生命、文化

    工具和实践，我们拥有了更多有价值的集体文化知识可供借鉴。

    我们的身体能够进行有规律的进食和睡眠，这不仅让我们的

    生物循环和地球的转动联系在一起，还让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和宇

    宙的普遍时间始终相契合。为了将自己固定在身边的物理世界中，

    人类需要让自己由文化驱动的生活适应客观现实，所以我们从时

    间的校准开始，理性地研究时间，这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

    西弗雷的试验表明，人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存在一个周期性循环，其时长是 24 小时 31 分钟。自此，人类开启了生物钟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身体主要依靠大脑下丘脑内部持续振荡的神经元进行自动计时。神经元通常根据阳光来校对时间，让我们的生物钟循环周期保持在 24 个小时。

    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需要后天学习如何感知时间。婴儿没

    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视线范围的世界里，而

    且需要几个月才能明白物体具有存续性，也就是说，即使某样东

    西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依然存在，能够

    再次被看到。然而，我们确实天生就能感知时间的间隔，比如，

    婴儿可以分辨 20 秒和 40 秒的差别，他们甚至在出生前就能感知

    韵律，这能帮助他们学习语言。但是婴儿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他

    们无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事情联系起来，也无法回想过去、

    畅想未来。尽管刚出生的孩子有学习能力，但他们没有长期记忆，

    要到三四岁时才能“穿越时空”，在精神上逃避到另一个事件的

    情景中，想象自己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情绪。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对

    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或产生恐惧的情绪，有助于人类管理自己

    的情绪。在精神层面进行时间旅行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这一能

    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人类用记忆“穿越时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拥有累积性文化，能够记录我们庞大社会族群的发展历史。面对问题时，我们回忆过去，想想以往在相似情景下的解决方法，无须创新，重复以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记忆能让我们想象未来。要想象未来，我们大脑中的预测系统需要依赖

    一种复杂的记忆类型，即情景记忆，这种记忆可能只有人类拥有。

    大部分的记忆类型都是长时间地记忆某些东西，例如学习新技能

    和记忆常识，记住“法国首都是巴黎”。而情景记忆能让我们回

    溯过去、展望未来，进入某一个特定事件，还能让我们的记忆个

    性化，并将自己置身于事件的场景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一

    种微妙的方式从过往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将不同的情绪线索纳入

    信息分析中，帮助我们在未来相似的情景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

    种进化而来的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我们能

    够快速适应多种环境变化，还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比如季节性

    事件和食物的获得。

    和语言类似，情景记忆依靠的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认知联

    系。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创建或回忆一个情景记忆时，

    大脑中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活跃网络。猿类不具备这种能力，但至

    少在 16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古人类学家发

    现，当时人类使用的石质工具会被带到距离工具生产地很远的地

    方，这说明制作工具的人类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要使用这些

    工具。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提前计划的能力，因为它们无法模拟

    还未发生的情景，所以当食物有剩余时，即便过往的经验告诉它

    们自己之后会再度饥饿，它们还是会在吃饱后立即把食物丢掉。像松鼠这样会储存食物的动物依靠的是本能而非有意识的决策。

    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是由思维、记忆、情绪，以及时间在某处与空间相连的想法主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对时间的生理感觉就是“思维时间”，它是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核心。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如江河一般流逝：我们站在河流中间，身后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是模糊不定的未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已经表明，情绪、畏惧、年龄、孤独、体温、排斥心理和注意力都会影响我们对时间流逝速度的感知。

    我们需要根据客观的真实时间来校准自己的思维时间，以便

    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祖先的生存活动，包

    括寻找居住地、狩猎、农耕和旅行，都高度依赖时令和季节，人

    类的文化日历就此出现。仪式、典礼和盛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

    了纪念特别吉利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极度脆弱的时

    期，比如冬天白昼最短的时候。反过来说，为了将这些文化活动

    和自然时钟对应起来，时间记录就显得很重要了。

    我们祖先使用的最可靠的钟表是天空中的星体。他们绘制星图，在星体的运转中寻找规律。尽管天空中的天体彻夜旋转，并随着时节循环往复，但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以地球为观测点），而且每年都以同样的顺序升起落下。人们在小石块、骨片或鹿角片上制作轻便的小月历，以便在持续数周的狩猎以及季节性的迁移等长途旅行中携带。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塔杜瓦尔河流域有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壁画，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块刻有图案的鹰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3 万年前。鹰骨上有刻痕和凹痕，表示的是月亮 14 天盈亏变化的周期，包括运行轨道、新月和月牙。在德国阿赫河谷的一个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历史更为久远的文物，它是一块 38,000 年前的猛犸象牙板，上面刻着一个动作像猫的人类形象，这个人双手举起，双腿开立，腰间别着一把剑。专家认为这个图像符合猎户座的样子，象牙板两侧和背面有 86 处清晰的刻痕，可能与生育有关。

    在法国拉斯科史前洞穴群中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天文地图令世人瞩目。其中包括一幅有 17,000 年历史的月面图，上面用圆点和正方形描绘了月球这颗地球卫星 29 天的完整周期变化。在这些圆点上面，还有一行圆点。这行圆点一共 13 个，代表弦月，也就是从昴星团在冬天升起的第 1 天往后算 13 天，这段时间通常是马的繁殖期，比较容易被人捕猎。此外，这座洞穴中记录其他重要自然现象的精美壁画中都穿插着星座图。绘制这些详尽的宇宙地图的是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测自然客观现象来理解世界。拉斯科洞穴就是一座绘满星图的史前天文馆。
    考古学家们再次观察了史前洞穴中的壁画后发现，星体地图遍布欧洲，那时的人们对宇宙进行了数学和科学观测。狩猎采集族群发展出了一系列空间导航和时间记录技术，比如绘制夜空中的星体地图、用表示影子长度的折线图记录太阳的运行轨迹，从而制造出越来越精细的天文时钟。巨石阵过去可能也是一座追踪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天文台。每到夏至，巨石阵的主轴线都和日出的方向一致。建造巨石阵的人们一定是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建筑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巨石的位置为何如此精确。越过爱尔兰海，在博因河谷有一座历史更悠久的墓穴——纽格莱奇墓，它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天文学的掌握程度。这座墓穴用了 2,000 块左右的石英石板材，这些板材是从 80 千米以外的地方开采然后运到墓穴这里的。大多数时候，位于地下深处的纽格莱奇墓及其 20 米长的通道都是漆黑一片。但每当到了冬至的日出时，一束阳光就会穿过墓穴主入口上方的一处小洞（类似于“车顶箱”），照亮墓室。这座墓穴堪称一座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它的设计师一定非常了解太阳在不同时间的角度、位置和运行情况。

    这样的大型建筑是群策群力的产物。修建它们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建造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天文现象，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精准的预测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建造这些建筑的人认为，与他们希望获得的知识相比，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从肯尼亚到澳大利亚，都可以见到这类建筑的踪影。

    掌握天文知识是人类适应文化和环境的表现。这类知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变幻的季节，预测在何时何地获得食物。天文观测的结果蕴含在故事和歌曲中，比如代代相传的歌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的维尔盖亚原住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严重的旱灾过后，饿殍遍野，一位名叫玛宾克里克的女性离开部落，为大家寻找食物。很久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蚁穴，挖出了几千个富含营养的蚂蚁幼虫，她的族人因此熬过了冬季。玛宾克里克去世之后，化作了天空中的大角星。如今，每当大角星升起，就意味着到了可以大量捕食蚂蚁幼虫的时节。

    澳大利亚的其他原住民部落用故事描述日食、月食的过程，

    记录行星与恒星不同的运行方式，解释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关系。

    一些具体的星座，比如昴星团等，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占有重

    要地位。昴星团地位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参照点：

    昴星团的 7 颗明星紧密相连，而且每年都在相同的时间升起。因

    此，7 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吉利的数字。因为昴星团每年都会在

    丰收季节出现，所以在美洲，玛雅人和印加人将丰收富足与昴星

    团联系起来，并且建造了天文台日夜观测昴星团的动向。美国新

    墨西哥州的祖尼人将昴星团视为“种子之星”，因为昴星团出现

    的时候正是播种的时节。北非的柏柏尔人认为昴星团的出现标志

    着季节的冷热交替。古希腊人则认为昴星团出现时，他们就可以

    出海，在地中海上安全地航行。

    天文学在航海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生理机制，利用月光或磁场感应在大海中遨游而不迷失方向，而人类在海上的航行则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在文化层面进化出的一种能力——在大脑中绘制地图的能力。这些地图根据地理景观的细节和天空中星体的运动轨迹绘制而成，可能会蕴藏在故事中，通过故事进行传播。波利尼西亚人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星星罗盘”，可以记忆大约 220 颗星星的运动轨迹。他们能记住星星的升降顺序，并且记录星星的运动速度、方向和时间。这种能力让波利尼西亚人成为专业的水手，他们在夜晚绘制出星路图，根据星路图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以自然周期和自然事件为基准，我们可以校准自己的神经时钟，还可以观测和预测事件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探索整个星球，进行短期旅行。时间给了我们祖先一个参考网格，一种标记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语言，这种语言切实有用：它允许我们相见，讨论过去，计划未来。这样一来，我们对时间的利用降低了生活中的熵值，即减轻了生活的混乱程度，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还能减少生活中能量的消耗。例如，我们离开生物丰富的热带地区、进入有季节变化的高纬度地区，这时我们需要储备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时期，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许多动物通过基因进化获得储备食物的能力，但对于人类来说，文化进化让我们能够更快地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我们的时间概念逐渐进化，帮助我们组织建设社会群体。我们对于时间概念的使用并不依赖主观意识，而是依赖各个部落间达成一致的客观规范，这些规范都有可衡量的标准。随着社群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人类需要越来越精确的日历，时间设定也成为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在各种文化中，天文专家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受到高度追捧。人们称颂他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例如成功预测丰收的到来，类似的称颂后来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天文专家通常被视为魔法师一般的存在，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改变未来。

    与此同时，时间标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千年以来，就一天

    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一年有几个月，一天有几个小时这些问题，

    人们几乎从未达成一致。天体周期的问题在于，月运周期的天数

    和一年中月运周期的次数都不是漂亮的整数，甚至都不是整数。

    如果以月运周期计算，一个月有 29.5306 天，一个太阳年平均天

    数为 365.2422 天，两者相除就得到了一年有 12.3683 个月，显

    然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满意。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竭尽所能解决时

    间的计算问题，希望能制作出一份方便普通大众、神职人员和政

    府员工使用的日历，而且这份日历要能精准地标注一年的时间。

    古罗马人把新年日期从 3 月移至 1 月，之后，其他历法也模仿了这一改动，比如英国在 1752 年将 1 月 1 日定为新年，但也仅使用了一年。在耶稣受难 4 个世纪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重置了历法。他们估算出耶稣生日的日期，并据此设定日历（因为当时还没有数字 0 的概念，所以公元 1 世纪紧跟在公元前1 世纪之后）。时间是相对的，却被视作一种可以量化的资源：1752 年 9 月 2 日，英格兰宣布，为了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保持一致，英格兰将会更新历法。新历法中，即将到来的 9 月 3 日将变为 9 月 14 日。因为调整历法而“丢失”的日子，伦敦和英国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曾经爆发过骚乱。现在，全球普遍使用格里高利历。然而，不同社会中，每个月包含的星期数也不尽相同，比如1792 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尝试过 1 星期 10 天的历法。

    在体验和精准测量同一客观天体时间的同时，人类也使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解析社会时间，这是一件颇具启发性的事情。这说

    明，虽然我们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丰富，但我们阐释和使用

    信息的方式依旧取决于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需求。儒略历由数学

    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创立，罗马人自公元前 45 年就开始

    使用这一历法。它标志着欧洲人的时间观念从周期性转变为线性。

    这个转变意义深远，自此开始，时间的测量开始与天体周期分离

    开来，并且为数学等其他抽象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将时间概念应用于生活的是古罗马人，应用方式和现在西方工业社会一样。当时，日晷已经非常精密复杂，而且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合都能见到。大约公元前 3 世纪时，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普劳图斯曾经这样咒骂过：“天知道是谁在这里放了日晷，把我的日子分成一块一块！”而到了公元前 1 世纪时，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能列出 13 种不同的日晷。

    然而，因为日晷只在日升月起之间工作，所以日晷所指示的

    小时时长会因季节不同而不同。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巴比伦人 1 天

    24 小时的时间制度。古巴比伦人使用的是 60 进制，和如今使用

    的 10 进制相比，60 进制的数字可以被 2、3、4、5、6 和 12 整

    除。但是罗马人假设白天和夜晚各占 12 个小时，那就意味着在

    当时的罗马，夏天的 1 小时实际是 75 分钟，冬天的 1 小时则是

    45 分钟。重力时钟的出现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古罗

    马法庭使用滴漏控制每位律师发言的时间，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

    法庭和政治辩论的复兴。

    测量时间的技术不断发展，保证了整个社会与客观可测量的

    宇宙节奏同步运行。对过去的人类来说，计时还有益于生存，比

    如计时能提醒人们获取食物。不过现在，计时完全被主观的社会

    规范操控。以前，为了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

    天文学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因为这一日期的计算非常复杂，

    需要先计算二至点和二分点的日期。基督教历法中包含政治元素，

    这些政治元素揭示了人类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们是如何通

    过阐释时间来建立人类的文化规范的。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由异教徒的春季庆典演变而来，人们自 2 世纪才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即耶稣受难日）3 天之后复活的。在犹太历中，逾越节是尼散月的第 15 天（即 4 月左右），这一天和春天的第一个满月日期相对应。但是因为犹太历中有一个闰月而非闰日，所以每年逾越节所在的月份都不一样。基督教徒希望把复活节设在基督教的圣日（星期日），还想确保自己的新宗教能和犹太教区别开来，保证基督教的复活节永远不会和逾越节重合。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尤其考虑到逾越节是完整的复活节由来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就是宗教政治。最终，基督教徒决定将复活节定在春分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满月的日期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日期就顺延到下一个星期日。要想确定每年春分的日期，需要一个复杂的天文学和数学运算系统模拟月球、太阳等星体的运动，所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才会几世纪如一日地领导并支持天文学的观测研究。基督教使用的历法仍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也就是与季节同步，但同时也会根据月相庆祝一些节日。

    精确的计时方法、历法和年历对伊斯兰教也意义重大，因为

    穆斯林每天要做 5 次礼拜，每一次都有具体的时间，而且必须朝

    向圣城麦加的方向。这推动了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天文学的发

    展，在这一时期，星盘是帝国最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需要不断

    改进。作为一种多功能仪器，星盘通过角度和梯度测量天空中星

    体的位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计算时间、测量土地、在航

    海时计算纬度。

    最终，擒纵装置于 14 世纪问世。从此，时间不再和天体的

    各种运动息息相关。擒纵装置是一种通过落锤拉动产生旋转，从

    而保持自身稳定运动的装置。该装置仅凭一个轮子便可控制一个

    齿轮组，并会在整点的时候敲钟（英语中“钟表”一词来源于法

    语中的“钟”）。对我来说，钟表里擒纵装置的滴答声就是时间

    流动的声音。机械表的发明意味着 1 个小时的长度不再由日晷测

    定，不再随季节变化。

    英国韦尔斯有一座修建于 14 世纪的美丽的机械钟。钟表上

    的装饰图案展现了当时人们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罗列了朔望

    月的周期以及月相变化，其中还特别突出了 3、6、9、12 这几个

    数字。随着大型公共时钟的修建，时间成为一种贵重的商品。人

    们可以听到时间的流逝，时间越是精确，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就越

    全面。时间实现了全新的量化发展，这种发展也扩展到了其他领

    域。比如，度量衡的精密度有所提高，新的货币标准出现，复式

    记账、透视画法和复调音乐也都变得更为精确。在当时的西欧，

    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用数字认识事物并进

    行分类，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流行开来，而

    且带有强迫性。从此，人们认为“浪费”时间的行为不仅愚蠢，更是一种罪过。

    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帮助人类掌握时间，但也正是对时间的掌握使社会更大、更复杂，因为掌握时间让贸易变得简单，消除了人类互动中的不确定性（“浪费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成本。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新的认知，那就是时间可以以分钟为单位

    进行标记，甚至还可以以秒为单位。这种认知彻底改变了社会，

    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计划性更强的世界。时钟成为广场、工

    作场所和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人们也开始随身携带怀表。衡

    量业务时间的标准不再是一个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一项任务，而

    是用了多少工时。时钟出现之前，人们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工作时间主要视自己的需求而定。后来，机器、工业作坊和织机

    决定了生产的速度，人们会给这些工具设定相同的开启和关闭时

    间，工人们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时间由此成为金钱。人们不再

    是度过时间，而是花费时间。对时间的严格把控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了解时间也变得至关重要。时间本身不再与自然周期有

    太多的联系。就像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抱怨的

    一样，人类已经将时间和自然分离，把它设置成了工作的节奏。

    人类发明出的时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使之成为由时间决定的环境，而这也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和生物构造。当自然世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外部线索和刺激时，我们很有可能可以再一次从更符合身体波动周期的角度出发，了解我们自己的自然韵律。普劳图斯两千年前的抱怨揭示出一个道理：一旦时间开始占有一个人，时间也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年幼的孩子像动物一样，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里漫无目的地漂流。他们可能会在游戏中忘记时间，要想从游戏中出来，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生理上的饥饿和疲惫。当孩子们学习社会规范，了解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如何与真实客观的时间相对应时，他们的思维时间也会发生改变。在一些文化中，即使对成年人来说，时间也是相对轻松缓慢的；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闲暇会让人产生负罪感。在一些英语国家，时间主宰人们的生活并被精确校准，“时间”一词比其他任何名词使用的频率都高；而亚马孙雨林的阿莫达瓦人使用的语言中则没有关于时间、月份或是年份的词。

    1972 年以来，人们遵循一个公认的时间标准，但文化时间还

    保持着多样性。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就

    全球 31 个国家人们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观察了人

    们的行走速度、时钟精准度以及办事效率（对比了人们在邮局买

    一张邮票花费的时间）。结果证实，世界不同地区在按照完全不

    同的生活节奏和时区运行。生活节奏最快的国家，经济也最强大；

    城市的生活节奏比农村的快；高纬度地区国家的生活节奏比热带

    地区国家的快。莱文注意到，生活在大洋洲新几内亚西部高地地

    区的卡保库人不会连续工作 2 天，非洲南部的昆族人每周只工作

    2.5 天，每天 6 小时左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并不急着

    赶时间。公交车不会按时刻表运行，而是满员才发车。在印度，

    一个人可以选择放弃工作，进行一次苦旅，寻求精神的启迪和神秘的参悟，社会也认可这种行为，苦旅途中，人们会随身携带食物。但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人则可能因为流浪而被捕。西方人会怀疑和否定无法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工人们也会花很多精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忙。欧洲文化中有很多骷髅头的形象，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时间的宝贵，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无线电工程师们发现了

    一个现象：给石英晶体施加电流时，晶体膨胀和收缩的时间长短

    相同。石英器件和摆钟部件不同，不会受到大气湿度、温度或运

    动的影响，如果将石英器件应用在手表上，可以将手表计时的准

    确度提高好几个数量级。很快，计时精确、价格便宜的新型石英

    手表就占领了市场。石英表的精确度揭示出，由太阳、地球和月

    亮运行决定的天数并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精确，因为每天的

    时长会受到潮汐引力、地球熔核的运动，甚至风的类型的影响而

    发生波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原子钟的出现，每一天

    时长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原子钟里面的电子以准确的节奏跳动，

    显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纳秒级，比石英表的微秒级还要精确1,000 倍。

    原子钟的使用让一天的时长不再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而是 86,400 原子秒。人类文化发明的时间依赖宇宙物理学，遵循地球生物学设定的时间：为了配合地球轨道的变化，全世界的原子钟时间每年都要重置，以保证原子时间和太阳系的时间相差无几。每年，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中心都会决定是否要增加1“闰秒”，根据地球自转速度波动而损失的时间的多少而定。如果不增加闰秒，几十年后，人类以原子时间为基础的国际时间将与地球时间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将生物时间和文化时间分离开来，让我们的家庭和城市

    充满了人造光。人类彻底与自然界的晨昏周期分离，动物和植物

    也因此混淆了自然作息，动物在黄昏歌唱，植物则不分季节地开

    花。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物时间和卫星向智能手机发送的原

    子时间出现了匹配错位的情况。我们会工作到深夜，会在天不亮

    时起床。在高纬度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冬天里甚至可能有好

    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太阳。许多人一直生活在“时差”中，这不仅

    影响我们的健康，比如罹患癌症和抑郁症的人数不断增加，还会

    影响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随着旅行时间和交流时间的大幅缩短，曾经分隔族群、阻碍

    进化的地理距离也急剧缩小。生活在这个速度更快的世界里，拥

    有一个精确运行的时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时间。

    人类开始将自己放在自宇宙大爆炸开始算起的宇宙时间中，并由

    此出发来理解人类自身。从推算地球形成的年代，到探索我们祖

    先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亲缘关系，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在更新我们

    对自己的认知，动摇我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信仰。1837 年，达尔文在描述自己关于万世以来生命进化的理论时，在笔记本上写下“我认为……”，并在下面画出了进化树图。一个多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以物理化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 X 射线衍射图为基础，用铅笔绘制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这个结构是一种简单而美丽的“生命本质”，它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传递基因信息。就像岩石中沉积层的条纹标志着地质年代一样，DNA 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基因时钟。
    1895 年，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了中篇小说《时间机器》，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早了 10 年。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在数学层面完全掌控时间。讽刺的是，尽管我们对时间有了诸多新的了解，但想象我们死后的世界并规划人类的未来，与以往一样困难。这也许是生物学认知的失败，当然也是文化的失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在希腊海岸帕纳索斯山脚下的岩石上，有一条神圣裂缝，这里供奉的德尔斐神庙至少有 3 500 年的历史了。按照宙斯的说法，这条裂缝通向地球的脐窝，即地球的中心。关于德尔斐地质裂缝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太阳神阿波罗杀死巨蟒皮同的地方。巨蟒被扔入裂缝之后，腐烂的尸体散发出诱人的甜美气味。

    据说，有一天，一位名叫科雷塔斯的牧羊人发现他的一只山羊跌跌撞撞地走向德尔斐裂缝，动作十分奇怪。科雷塔斯很好奇，也跟着走过去。进入裂缝之后，他感觉自己被一种神圣的力量附了体，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他感觉自己仿佛插上了时间的翅膀，可以自由地飞翔，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世界。

    科雷塔斯的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德尔斐裂缝因此声名远扬，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他们想体验浑身抽搐、精神恍惚又十分兴奋的感觉，据说有些人太过疯狂，直接跳进裂缝，再也没有回来。德尔斐神庙曾是大地之神盖娅的神庙，当地村民会选出一名单身的年轻女子作为神使，获取神谕并将神谕告知众人。后来，太阳神阿波罗成为神庙的主人，神使代表所有神发布指令。神谕出现的时间会根据天文星座的运行提前确定。时间计算好之后，在接受神谕的现场，年轻的神使会深入裂缝，吸入神兽巨蟒散发出的甜蜜气味。然后她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开始狂呼乱叫，而人们则会怀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记录下她说的话。
    神使能看到未来，并且具有超凡的预测能力，这一点吸引着那些别无选择只能活在当下的凡人。几个世纪以来，神使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帝王们会向她们请教各种事情，小到爱情，大到战争。她们的预言会改变命运，决定生死。可以说神使是无所不知的。

    神使是一股强有力的进化动力，推动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我

    们的预测的准确度越高，我们及后代的生存概率就越大。由于无

    法真正做到穿越时空，所以人类就运用其他手段预测未来，例如，

    我们利用声誉信息来引领社会生活。但是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前进

    需要新的认知方式，想要更好地预测世界，就需要通过探索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的运行方式，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更好地理解它。好

    奇心让我们不受主观观念的束缚，理性地审视世界，在客观事实

    中寻求真理。好奇心还引导我们进行实验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好奇心使我们成为科学家、探险家和工程师。

    科学是建立在预测未来和检验理论之上的，由此衍生出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准确和多样的预测，并加速科技的进步。这样的文化进化往往与我们的观念相冲突。它利用人类特有的批判性思维、推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给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模仿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变得复杂，并主导供人学习的社会规范。现在，大部分人都相信，理性思维可以让他们做出更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决定。但是，我们选择遵循的神谕却不可能总是理性的。

    知识是文化进化的实质，也是文化进化的单位。它在人与人

    之间代代相传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这

    些变化可能会带来生存优势，被社会中更多人接受。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变化会推动适应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文化进化，过程

    类似于基因进化中的突变。然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充满智慧

    的精心设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创新会

    显著地推动文化变革的速度。天才凭借一己之力突然创造出令人

    震撼的发明，这样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天方夜谭，人类其实

    是在文化的摇篮里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创新总是基于他

    人的见解，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新的联系。这样的突破，并不是因

    为人们选择复制错误而实现的所谓创新，而是实实在在的原创发

    明的结果，文化创新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

    加。有目的的创新发明加速了文化复杂性的进程。

    动物普遍喜爱创新，这与它们不断增大的脑容积有关。很多

    生物学家尝试观察动物新的行为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例

    如，有生物学家发现英国的鸣禽知道啄碎奶瓶上的箔盖可以吃到

    奶油，还发现了能在屋顶上滑雪的乌鸦。与通过缓慢的进化来改

    变固有行为相比，创新能够帮助动物们更快地适应环境。一项研

    究发现，在人类将鸟类带到新环境之后，具有创新精神的鸟类存

    活下来的概率明显更大。我们的祖先频繁地迁徙到世界各地，所

    以他们必须拥有创新能力才能生存下来。

    主动开展反复试验可能是最原始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毕竟，

    我们与世界接触得越多，作为预测系统的大脑就有更好的预测能

    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存活概率。婴儿和小孩通过碰触、品尝和观

    察物体来探索周边的环境，他们会发现两个物体碰撞可以产生加

    速度，比如用脚去踢球，还会发现冰比水冷。但是人类经过文化

    进化的大脑会优先考虑模仿式的社会学习而不是创新，因为模仿

    已有的成功案例或者根据他人的经验来进行预测，要比局限于个

    人有限的思考更有效。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策略，失败率极高，所

    以相对来说人们较少运用。曾有一项分析运用在线编程竞赛来研

    究文化是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进化的。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

    文化进步是通过模仿最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不断调整实现的，只

    有极少数的文化进步是通过创新得到的。基于他人方案的调整与

    完全自主创新的比例为 16∶1。

    尽管文化创新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如

    果没有创新，只专注于模仿和改进现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久而久之，文化多样性就会减少。这会让社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

    解决方案，在面对环境快速改变等危机时就会束手无策。创新和

    模仿两种文化进化过程为集体智慧注入了一系列可能性，拓展了

    集体智慧的功能。对现有事物的刻意改变是构成人类累积性文化

    的重要因素，这种改变也要面对同样的选择压力，通常最好的解

    决方法会被精准复制并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虽然创新的步子比模仿大，但与通过模仿取得的进步一样，

    创新也是建立在集体知识基础之上的。发明了轮子之后，人们就

    更容易想象出陶工的轮盘、马车、战车、手推车、齿轮和水车。

    技术发明更是如此，因为它依赖于物理和生物学的规律，会随着

    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加速发展。这表明，对世界的理性理解是

    基于实验和客观测量的。随着这种知识文化的发展，创新也在不

    断前行。在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充满智慧的设计就像棘轮

    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有文化多样性达到一定程度，创新才可能发

    生。一旦知道了这一点，社会就会加速进步。

    以数学为例，零的发明推动了数学的发展。第一个有关书面数学的证据来自 5,000 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他们发展了数字和测量，以及乘法口诀和几何学，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不断取得进步。7 世纪时人们发明了数字零，这之后开始使用零作为十进制占位符，用阿拉伯数字区分1,000 和 10,000 变得很容易。更复杂的数学变得可行，简单的财务会计等许多实践也都发展起来。零还允许小数点的存在，让数字无限精确，这让牛顿等善于思考的人发展出新的物理定律。（教条主义的基督徒认为，既然上帝代表一切，那么零就是撒旦，他们 1,000 年来一直试图将零驱逐出欧洲，但没有成功。）

    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天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工程

    师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这让他们

    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这些预测是经得住考验的，因为他们

    预测时不依靠权威的断言，也不人云亦云、盲从盲信，而是基于

    客观的测量与计算。

    这与其他领域的文化进化有所不同。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没有

    所谓的逻辑等级，你说新娘应该穿白色婚纱，而我说白色是葬礼

    时穿的，新娘应该穿红色礼服，这纯粹是选择相信哪种观点的问

    题，只能说明不同文化中的民俗不同。不过，东西方提出的重力

    科学并没什么不同，没有所谓的“西方”科学，只有纯粹的科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我们在故事和其他文化事件中找到的象征

    意义失去作用了。现在，仍然有许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需要

    我们不断地通过故事和其他文化解读方式寻求解释，例如什么是

    生命的意义，以及什么是意识。一些人认为，科学不能回答这些

    问题；另一些人认为，科学终将有一天会从理性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大多数接受和使用科学论据的人仍然会从超自然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并能轻松地将两种角度结合起来看问题。

    目前所知，人类第一个能与神使等超自然预言家相媲美的科学家是泰勒斯，他生活在2600年前的古希腊。泰勒斯年轻的时候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学习，回国后，他改革了纯数学领域，提出数学定律必须得到证明才能被称为真的观点。泰勒斯还对尼罗河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现象做出了理性解释，这些解释让那些将自然现象归咎于愤怒神灵的故事站不住脚。正是泰勒斯基于客观事实对农业进行的预测让他变得富有。通过研究爱奥尼亚米利都地区的气象模式，泰勒斯能够准确预测下一季的收成。有一年冬天，他通过计算预测橄榄会大丰收，随即他就付了一小笔定金租下了米利都所有的橄榄压榨设备，为丰收季节做准备。等到来年夏天，种植橄榄的人意识到即将会迎来大丰收的时候，才发现泰勒斯已经租下了所有的压榨设备，泰勒斯通过租赁设备赚得盆满钵满。

    知识和创新在社会中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有的社会规范会压制调查研究，有的则鼓励调查研究。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思维，探索和质疑，通过辩论和观察获取知识，这些已经融入他们的智识生活之中。宗教故事因新思想和新发现而充满活力，它们让文化变得包容和理性。不过，哲学和科学探究却成了基督教教义的牺牲品。

    耶稣去世后，理性的衰落始于圣保罗。保罗是一个狂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之前，他迫害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他宣扬，希腊哲学家被他们自己的质疑蒙蔽了双眼，会直接下地狱。到了4 世纪时，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圣经》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如果质疑《圣经》，那就是异教徒。罗马也从一个相对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文明社会，变成了等级森严、受规则束缚的集权社会。无论是《圣经》、盖伦、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都能体现出这一点。西方世界从一个信仰多种宗教的哲学理性世界，变成了只有一种宗教贯彻始终的死板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仅会明确拒绝科学和理性思想，还信奉教条主义，经常残忍地惩罚那些不愿意服从的人，这是西方世界的一大标志性转变。

    希帕蒂亚是希腊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是古亚

    历山大时期最后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是当时少有的女学者，

    却不幸遭到了迫害。希帕蒂亚积极传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课程，包括指导学生如何设计星盘。她是

    一位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虽与一位著名的基督徒有过一段关系，

    但她本人不是基督徒。415 年，希帕蒂亚和往常一样乘马车去讲

    学，读经人皮特带领基督教狂热分子把她从马车上拉下来，拖进

    了教堂。他们把希帕蒂亚剥得一丝不挂，然后用瓦片割她的皮肉，

    将她残忍杀害。希帕蒂亚死后，暴徒们仍不罢手，肢解了她的尸

    体，扔进火里焚烧。希帕蒂亚的死只是因为她孜孜不倦的求知精

    神。

    宗教的不包容程度越高，社会的创造力和技术创新力就越低。

    由于社会规范变得更倾向于忠实的复制而非创新思维，集体文化

    也随之萎缩。在更为包容的古典时期，人们重视学习，富裕的上

    层阶级和从事贸易的中产阶级都受过教育，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

    大而活跃的网络。从 5 世纪起，西罗马帝国开始衰败。教会之外，

    人们的文化水平直线下降，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封建社

    会。神职人员只靠古代手稿混沌度日，不再进行科学研究。由于

    缺乏科技创新，这一时代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各种交流的网络不

    复存在，文化在很多方面不再进化，逐渐失去了多样性。在这个

    如此黑暗的时代里，由于人口锐减，群体孤立，再加上限制信息

    流动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人们的思考方式受到了禁锢，导致文化

    进化的速度减缓。

    然而，在遥远的东方，社会规范却大不相同。无论男女都很

    重视读写能力，伊斯兰学者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学方法运用于

    科学和医学方面，并引入了波斯和印度的传统。到 8 世纪，在阿

    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巴格达成为全球的学习中心。当时的巴格达

    拥有 200 万人口，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处，受到各种文化、思

    想和经历的影响。正是这种地理上的连通性、对各种思想的开放

    包容以及对学习的重视，让这个历史上的伊斯兰黄金时代成为科

    学的堡垒。以至于在此后的 700 年间，国际上一直使用阿拉伯语

    作为科学语言。

    当人们意识到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时，创新通常就

    出现了，此外，标准化的广泛应用也推动了社会创新。比如，使

    用通用的阿拉伯语意味着知识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知识的传播

    带来了更多的“原来是这样”的顿悟与惊叹。在巴格达，阿拉伯

    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会了如何造纸，这种纸比其他地方使用的纸

    草或羊皮纸更便宜，而且能够更快捷地传播信息。纸的出现，再

    加上更为简单的新书写系统，使信息逐渐变得大众化，人们仅靠

    写书和卖书就可以谋生。在波斯裔阿拉伯人哈里发艾卜·加法尔

    -马蒙的赞助下，人们启动了一个收集世界知识的宏大项目。这

    个项目欢迎其他文化的学者加入其中，同时资助阿拉伯使者前往

    世界各地收集文献和手稿。那个时候，给战败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不是索要黄金，而是要求敌国把他们图书馆中的书交出来，从中

    可见知识和信息在当时的价值。随后，这些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保存于智慧宫中，用于研究学习。智慧宫和 1,000 年前被破坏的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作用基本相同。这样的举措使得大量古代知

    识得以保留，否则这些知识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全球性的

    传播可以保护物种，让其免于灭绝，让小种群恢复遗传多样性；

    同样，图书馆、修道院和实践社区的建立能够保护文化，不让其

    消失。

    欧洲用了 1000 年的时间才摆脱了狄奥多西王朝统治的影响。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重获新生，很多先进的思想从伊斯兰国家传到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从此欧洲进入了科学和探索的复兴时代。教会领导并控制西方早期的科学探索，但这种情况在 15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再加上欧洲开始使用纸，印刷术得以普及。印刷术的出现，让信息以标准文本的形式传播开来，欧洲各地的人们可以阅读相同的东西，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比较和相互参照。后来，从事印刷和出版的威尼斯人阿图斯·曼纽修斯发明了更小、更便宜的 8 开大小的纸张，信息的传播范围由此变得更为广泛。文字印刷的普及开启了一系列对社会规范的全面改革，鼓励人们进行探索、实验和调查。“敢于求知”成为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好奇心也从愚昧的象征变成了值得称赞的求知欲望。15 世纪后期，学者们纷纷怀疑旧书中的内容是否都是真理，并认为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式来自直接经验：亲身实践。17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事实”这个词。

    多运用理性思维会让人越来越擅长思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通过社会交往，我们不仅获得了关于世界的各种事实，知道如何

    看待它们，还逐渐建立起了让“事实继承”成为可能的认知过程。

    也就是说，文化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随着社会规范的发

    展，许多机构诞生了，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大脑，也让

    每个人变得更加聪明。决定文化产物先进程度的不是这个文化中

    的人天生有多聪明，而是要看他们是否会社交。这就是为什么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大学可以促进思想交流和技术创新。

    科学逻辑推理是一种认知处理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

    种方式。在理性思维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使用的认知工具，

    能引导他们科学地探索知识和寻求解释。这些行为可以看作他们

    大脑发生的生物变化，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理性

    的想法被赋予了权威。这些人更有可能质疑现状，因此他们的文

    化会加速科技变革以及社会变革。

    读写能力和时间观念这样的认知工具也有助于技术进步。在

    能培养读写能力的社会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依据他人的观点或

    者通过改进他人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在生

    物学层面上塑造大脑的认知途径，这有时会涉及认知妥协。高等

    数学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数字和符号，涉及许多方程式，因此用

    数学语言和格式把解题思路写下来的数学逐渐发展了起来，但这

    种计算方法在求和时比珠算要慢。珠算用于加减法运算已经近

    5,000 年了，进行连加运算时，经过珠算训练并使用算盘的人要

    比使用计算器的人快。在世界上一些经常使用算盘的地方，那些

    大脑中已经形成虚拟算盘的成年人的心算速度，比依赖语言认知

    （用词汇表达数字）的西方大学生快。

    我们经常忽视科学探索的物质条件，但人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绝不是脱离肉体，存于知识领域的抽象思想。我们的身体给大脑传递信息，它们相互配合，共同进化。通过感官与大自然打交道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第一步。众所周知，牛顿和达尔文等精英科学家引领人类文化向理性和科学进化，但这种进化依赖的基础却是这些科学家对于最基本的数据、仪器和测量的痴迷。过去 500年里，大量的科学发现不仅应归功于工匠、机械师和工程师，还应归功于哲学家和思想家。事实上，欧洲之所以能引领启蒙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欧洲思想家具有实用主义思维。许多推动英国科学和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并没有上过牛津或剑桥大学，他们只是普通的手艺人或工匠。例如，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的约翰·哈里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木匠和钟表匠，而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是一位仪器制造工人。

    科学、技术、金融和其他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快了

    人们对新知识的探索速度，但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机构和社会规

    范的支持。科学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长期的公共产品项目，需要

    赞助人的支持，这些赞助人包括希望获得二至点更准确数据的宗

    教机构，需要改进收成预测模式的企业以及需要计算税收的政府

    机构。虽然科学概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本领域的科学家接受，

    然后再被大众接受，但在科学探索中出现的工具和技术会被人们

    更快地采用，并可能对其他领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科学是需要

    协作的，时间及其他度量方式的标准化是建立共识的重要过程，

    它带来了技术系统的稳定性，让全球贸易和思想交流及零部件交

    换成为可能。因此，标准化是加速技术进化的文化杠杆。

    科学的原理就是推翻现有理论。托勒密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

    地球中心宇宙模型，尝试使用了各种复杂的几何手段，但都没有

    取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在有另一个理论能够成功挑战托

    勒密的理论之前，托勒密的模型依旧是当时科学家们拥有的最好

    的宇宙模型。然而，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客观探索和最新发现并

    没有突然照亮集体无知的黑暗。科学理论很难与主观解释区分开

    来，人们通过模仿别人来获得自己的信仰。大多数人不会盲目拒

    绝接受新事物，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相信那些反科学的故事和宗教

    故事。当我们认识到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时，这种宇宙模式就成

    了我们宗教和文化故事的一部分。当科学证明地球不是太阳系的

    中心，只是太阳系一颗普通的行星时，科学范式发生了转变，也

    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身份。地球是上帝创造出来，是放置在宇

    宙中心的一颗特殊星球，这个故事不得不重写。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最新的发现，宗教故事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

    信徒们直接无视了之前的故事。

    观念的改变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当新观念与我们的经验相悖时，需要的时间则更多。从我的角度来看，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位于地球的东边，以弧线的轨迹绕着地球转，一天结束时就正好转到了西边。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在理性层面，我相信日心说，但在感性层面，还是无法割舍之前的想法，因为人们直观的感觉就是太阳随着人们的生活移动。随着科学的解释逐渐变得更加复杂，感性的观点变得与理性的事实更加不符。我从数学的角度理解了量子力学、重力和磁力的基础内容，但直观上完全不能理解。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基本概念，但是我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与我对其他形式的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有很大不同。当然让人更加担忧的是，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通常都不能理解数值极大的数字之间的关系，例如不知道如何在一条数轴上让百万、十亿和万亿这些数字等距排列，而理解这些数字的关系对人们如何看待政府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太会在数值如此大的领域里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对大数的直观理解不如我们对20 以下数字的理解。

    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大脑逐渐进化，构建了一个基于自身感知的现实世界，这种感知依赖人类的生理机能、文化经验和周边环境的综合作用。两个人感知现实的方式可以完全不同，大脑必须平衡我们的经验知识和客观知识，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视觉错觉说明大脑很容易误解眼睛接收到的感官信息，我们到的其实是一个改编版的现实。但即便知道是视觉错觉在作祟，我们依然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事实。2015 年，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 的一名记者在网上发了一张条纹连衣裙的照片，配文是：“朋友们快来帮帮我，这条连衣裙是白金色还是蓝黑色？我和朋友争论不下，我们快疯了。”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人就裙子的颜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社交网络充斥着愤怒的回复，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认知与自己的不同。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神圣的事情了，我们的内在想法、身处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意识的基础。只有把控好现实，我们才能远离疯狂。

    过去对视觉现象和其他奇怪现象没有科学解释，那时这些现

    象都是上帝存在于世间的证据。最近，科学家在德尔斐进行地质

    勘查时，发现了两条隐藏的断层线，正好穿过德尔斐的下方。这

    些地质裂缝中散发的神经性致幻气体，包括具有甜味的乙烯，只

    需轻微的剂量就能让人产生飘飘然的感觉（高剂量会产生麻醉的

    感觉），这些气体很有可能就是神使产生幻觉的原因。随着我们

    越来越了解大脑神经受体，越来越了解大脑是如何加工视觉数据

    “创造”现实的，我们能够越发清楚地理解不同的化学物质是如

    何改变人们对现实和宗教的理解与认知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而是大脑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根据接收到的有限信息形成的对现实的认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描述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躯体加工”，即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发出血压改变或心率增加等身体信号，来标记大脑产生的无意识决策（基于过去的经验），大脑会先处理这些信号，做出直觉决策，然后再进行有意识的推理。在分辨连衣裙颜色的那个案例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外的自然光环境下，那么他更偏向于白金色；而如果一个人经常待在室内，那么他就更有可能认为裙子是蓝黑色的。这就是知觉恒常性。婴儿要到大约 4 个月的时候才会发展出知觉恒常性，并且能看到对的颜色。然而，人类大脑现在学会了克服客观不同，达成主观一致。

    人类的生理机能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左右着人类对现实的

    认知，这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政治选择、信仰和行为。一个社会

    群体会通过阻止或谴责其他群体信仰的传播，或通过大力宣传本

    群体支持的观点，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群体的信仰系统。社交媒体

    就是这种所谓的泡沫效应的典型表现。我们究竟是相信基于经验

    的现实还是基于客观的现实呢？毕竟，一个群体认为百分之百正

    确的事情，对于另一个群体来说，可能会是疯狂和邪恶的，例如

    当今的持枪权、堕胎权、同性婚姻和几十年前的全职太太、国家

    兵役或者颅相学。我们通过常识了解世界，但是这些常识一次又

    一次地蒙蔽了我们寻找现实的双眼。我们错把直觉感知当成了事

    实，不相信我们无法触摸和感知的过程和现象，例如我们穷尽一

    生都不会看见的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以及人类难以感知和想象的

    亚原子领域的量子力学。

    亚里士多德形容人类是“理性动物”，但我们经常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最近，人们揭露出一些上市公司不使用卫星图像和地质知识等最新的科学技术，反而依赖水脉占卜探测的方法来检测漏水点。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十分生气，他们难以想象，21 世纪的人类还在使用这种中世纪的愚昧技术，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也无疑会因为给这种白痴公司花钱而感觉到耻辱。但是这也说明，在我们通过文化学习到的解决方案中，客观理性的方案和故事传说中的方案并非泾渭分明。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在文化发展中形成的认知工具，帮助我们

    理性地分析形势，从而形成合理的信仰和判断。但问题是，理性

    的解释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得到，它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数据分

    析。所以，在面对复杂情况需要快速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

    会根据直觉行事，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对认知的要求较低，因此也

    就更省力。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描述

    了两种思考方式。一个是“快思考”，即无意识地、依靠直觉不

    费力地思考；另一个是“慢思考”，即有意识地、依靠分析费力

    地思考。他解释说，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大部分决定是理性

    的，但事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快思考”。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快思考和慢思考有一定意义。在许多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需要快速做出决定（如果你遇到狮子，还得停下来想一想如何跑过它，那么你已经死了），这种直觉决策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据模式识别、环境线索以及其他有些实用价值的偏见做出的。集体存活也需要快思考，如果一个消防员或者战士在冲过去救援同伴之前还要考虑自身安全，他可能会因为风险大而放弃救援；但如果他选择冲过去救人并且成功了的话，那么更多人就能够存活下来。如果让熟练掌握运动技能的运动员或是熟练掌握其他技能的人在做每一个动作前，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和判断，那么他们的发挥就会受限。情绪是有用的，毕竟恐惧驱使我们快速应对风险，愤怒会促进我们交流，让威胁变得可信，内疚阻止我们做出有违社会规范和危害群体团结的事情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两人一组，商量如何分配他们的资金。一些学生被安排听一些让人生气的音乐，所以在进入实验室的时候他们身上带着更多的怒气，而结果是生气的学生最终带着更多的钱离开了。

    尽管文化进化产生的规范让人类可以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合理的决策，但生物进化没有跟上，所以人类的认知还是会受情感的牵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凌驾于理性，而是人们头脑中的偏见。即使是专家也会有偏见，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犯错误，代价就会更大。在一些组织中，成员们坚信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性别歧视思想，自己是凭借技能而非运气获得了如今的职位。而事实上，这样的组织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撞大运的情况却无处不在。

    我们做出的决策会受到自身生理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恐惧对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影响为例，研究表明，投票时表现得越保守的人，其大脑恐惧中枢杏仁体就越大。在一项研究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实验室研究中表现得越恐惧，其 20 年后的政治

    态度就越保守。恐惧的影响立竿见影。在另一项研究中，自由派

    人士在遭受人身威胁时，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会暂时变得保守。

    保守派政客和竞选团队就利用了这种心理，他们把移民比作细菌，

    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抵御污染和疾病的本能，引发投票者对于移民

    问题的恐慌，从而为自己拉选票。这种比喻提出之后，在 H1N1 流

    感流行期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醒人们要注意流感病毒带

    来的危险，然后再询问他们对移民的态度，最后询问他们是否接

    种了流感疫苗。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反对移民政策。

    但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提醒人们流感有危险后，立即

    给人们提供了洗手液，移民偏见就消失了。让人们感到安全会让

    他们在投票时更加宽容。在研究人员要求人们想象自己百害不侵

    时，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堕胎和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

    更加宽容，理性中充满了感情。这也暗示了文化的复杂性，从艺

    术作品到专利申请的几项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越保守、规

    范越严格，它的创造力就越低，产生的创新就越少。社会越宽容

    开明，技术进步越快。

    有时候，凭感觉而不凭理性做决定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因为通过排除大脑预测系统中的干扰，我们非理性的认知偏见通常能很有效地做出与情感有关的复杂决策。例如，统计模型很容易出错，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且带有内在偏见，它们是建立在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矛盾的完美数学情境下的。因此，许多金融模型未能预测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大多数决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决策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银行业内部人士虽然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焦虑，但他们依然会选择保持沉默，不发表批判现实的理性观点，以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在支持者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违背多数人意见投反对票的人就会受到排斥，因为他们违背了社会常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明智地选择忽略理性的证据，而根据感性思维做决定，因为和寻求一个客观正确的答案比起来，社会凝聚力和维持现有的社会网络更能激发我们的积极性。

    部族文化比事实更能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人为的气

    候变化为例，全球科学界几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美国人

    之间却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分歧。民主党人和共和

    党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就越大。有大约

    25%高中毕业的共和党人非常担心气候变化，但仅有 8%受过大学

    教育的共和党人有同样的担心。乍一听，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似乎更应该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

    在舆论界，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气

    候变化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技术复杂，所以许多美国人采纳

    了他们的“部族首领”，也就是政治精英的观点。共和党的政治

    精英们缺乏科学头脑，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更多

    地接触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信息，但他们同样也更了解党派利益，而且研究表明后者更重要。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 1720 年指出的那样，“理性思考永远无法纠正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从来不曾让人们获得错误观点”。人类获取知识和巩固信仰的主要途径是精准地模仿他人，而不是利用现有的依据和自己的判断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我们很容易因为模仿对象的不可靠而受到影响。更糟糕的是，通过文化进化，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对科学问题的理性解释而不是主观解释，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我们复制模仿的观点是合理的，因此要改变这些观点就非常困难了。

    通常，在实际决策时，理性思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做出决策，

    而是要证明这些决策是合理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主要还是依

    靠盲目的直觉做选择，理性仅仅是在做出决策之后证明决策无误。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我们的潜意识会存在认知偏差，但是与逻辑

    思维相比，它更具理性。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几乎没人能够完全

    区分主观推断和客观推断，但人工智能却能做到。人工智能合乎

    逻辑，但是只能在算法规定好的范围内进行客观推理。很多决策

    都具有主观性，其背后有一定的原因。讲究证据的科学基于可测

    量的结果帮助我们进行决策，但是社会规范，即整个社会的价值

    观念，却决定着我们的最终行为。尽管从统计学来看，持枪权和

    枪击犯罪之间的联系是毫无争议的，然而在美国，每次发生大规

    模枪击事件后，少数有权势的人就会两手一摊，装腔作势地思考

    到底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能够接受错误信息或与已有信息相悖的信息。这意味着，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想象世界的状态与它们当前的现实不符，也无法想象其他个体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然而，人类却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知道其他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仅依据这一点，我们往往断定自己是理智的，而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不理智的。更为稳妥的做法是，我们应当认为即便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也同样理智，只是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目标、背景、信仰和偏好罢了。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本来的面目，而我们的主观想法告诉我们要如何理解世界。但后来，科学也逐渐开始解释我们的主观反应，例如情绪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控制它，记忆是怎么形成的，为何可以编造记忆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开发出越来越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我们能否通过揭开意识中主观部分的神秘面纱，最终达到纯理性选择的地步呢？或许有这个可能。
    目前，我们发明的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顶峰”，能够在 1秒钟内完成 20 千万亿次计算，这一运算量需要人类大脑花费 630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顶峰”主要用于天气预测。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公元 12019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你在黎明时分徒步进入深

    山，开始了朝圣之旅。走着走着，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处隐藏

    的入口。入口处有两道门，第一道由玉制成，门框为不锈钢材质，

    第二道则是铁门。这两道门组成了一个简易气阀，隔绝灰尘，同

    时防止野生动物闯入其中。你转动门上的圆把手，门开了。进去

    之后，你将身后的门牢牢锁上，进入了一条隧道中，眼前一片漆

    黑。你不断向前走，最后发现，地面上似乎有一些微弱的光。你

    四处寻找着光源，然后发现，在这条宽约 4 米、长约 150 米的垂

    直隧道的尽头，似乎有一个小光点。你登上旋转的楼梯，沿着隧

    道壁，朝着头顶的光点，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爬。最后，在一片光

    明中，你登上了山顶，看到了这趟旅程的终点——由太阳提供动

    力的山顶之钟。钟响了，你是第一个听到钟声的人类，因为这座

    钟在一万年前建成后，就再也没有响过。

    时间一个是相对的概念。各个板块漂移的速度和我们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我们用事物发生的速度来衡量时间的快慢，而人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正在加速时间的流逝。过去，几千万年才可被称作一个地质时期；现在，几十年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地质年代。过去，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需要数天之久，现在只需几

    个小时就能结束旅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甚至只需要 1 秒钟。物

    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灭绝的1000倍。全球人口翻了一番。

    在行星时间的心跳中，人类已经走了很远。5 万年前，1,000

    亿个生命之前，现代人类的祖先只是诸多人种中的一种。现在，

    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文化复杂性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时间，

    将现有的技术与社会体系传承下去也需要时间，而在大部分时间

    里，人类都受到了更新世时期恶劣自然环境的限制。研究表明，

    在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的时期，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就会更加保守，

    创新的频率有所下降；族群成员在逻辑判断、创造性思维等方面

    也表现逊色，在做选择时，更依赖情绪而非理性思考。人类 95%

    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度过的。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

    到的那样，即便是在上个冰川期最冷的时期，人类文化依旧具有

    惊人的复杂性。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当食物充裕时，族群成员的

    认知能力会显著提升。11,000 年前，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宜居，地

    球进入了气候稳定温和的全新世时期。其他人种此时已无福消受，

    只有现代人类一路繁荣兴旺至今。在全新世时期，人类可利用的

    资源持续增加，我们祖先的人口因此得以增长，贸易网络得以扩

    张，这都促进了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使用的任何一种提高效率的

    方法，换句话说，任何能够提升能量流动效率的改进方法，都可

    以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加速文化进化。以社会复杂性为例，社

    会复杂性受制于社会能利用多少资源。所以，当一个社会的可利

    用资源主要是人力和牲畜时，国家的活动要么是战争，要么与食

    物和安全有关。不过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比如罗马帝国，

    其 900 多年的繁荣主要依靠的是奴隶。随着水车等新型能源工具

    的出现，各个国家开始发展贸易，从贸易中获得的财富比从战争

    中获得的财富要多得多。煤炭的使用使官僚机构不断增多，政府

    随之变得更复杂。其他复杂的系统也逐渐出现，彼此相辅相成。

    由此一来，现代工业社会便在复杂的能源分配系统中诞生了。

    这是因为能源的可利用程度和它的成本成正比。如果利用能

    源实现的创新成本过高，这些新方法就无法继续发展进而形成一

    个更为复杂的体系。然而在人类历史大多数的时间里，能源都十

    分昂贵。以照明为例，1800 年时，每人每年平均使用 1,100 流明

    时；200 年后，这个数字上涨到 1 300 万，是原先的 11,800 倍。

    这一切要归功于成本的降低。1800 年，一位工人辛苦劳作 60 个

    小时产出的微弱烛光（蜡烛由羊脂制成），如果供一人每天使用

    2 小时 26 分钟，可以使用一整年。同样的劳动力能产出 54 分钟

    的白炽灯光亮。但看看成本的差异：2006 年，英国 100 万流明时

    人造光的成本仅为 2.67 英镑；而在 14 世纪，这一成本为 35,000

    英镑。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其他提高效率

    的方法的使用，能源变得越来越便宜，经济得以加速发展。在更

    新世时期，全球经济产值每 25 万年翻一番；在全新世时期，得

    益于农业的发展，全球经济产值每 900 年翻一番；自 1950 年开

    始，全球经济产值每 15 年翻一番。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数量

    也从 150 年前的 10 亿飙升到 77 亿。那么，新增的庞大人类群体

    居住在哪里呢？答案是大部分人都聚集在高效的城市系统中，目

    前占地球陆地表面 3%的城市中居住着 75%的人类。城市化正在将

    人类网络的密集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

    特性，例如文化和基因的融合，精心设计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

    首次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现象。增长放缓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自愿

    限制家庭规模，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们想要更多的资源。如今，在

    伦敦出生的婴儿存活到成年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有的

    甚至能活到百岁。她可以在联系最密集、规模最大的人类族群中

    学习，可以读书认字，知晓车轮、弹簧、杠杆是何物，理解分数、

    进化、金钱、民主、感染控制、观察视角等概念。她还会接触到

    目前最伟大的认知和科技工具。这意味着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最近几十年，人类进入了“大加速

    发展期”。人类活动的加速发展带来了人口数量、全球化程度和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如何通过“基因—环境—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获得了进化的成功，以及人类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非凡物种的。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人类正在变为一个超级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能人，我们先深入土壤，认识一种构造极

    其简单且十分古老的单细胞有机体——黏菌。它大概出现在 6 亿

    年前，遍布在全球各地的土壤中，和其他单细胞一样生存于世。

    有时，成千上万的黏菌会聚集在一起，它们的黏液会组成一个外

    壳，里边包裹着一个新形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蠕动爬行，

    有脉搏，会长出触须，甚至可以走出迷宫。科学家将这些黏菌的

    聚集形式描述为“社会”，因为每一个黏菌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

    努力，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黏菌所在的土壤缺少

    食物，黏菌会合成一根卷须，爬到阳光下。在那里，一部分黏菌

    会牺牲自己，将它们的身体转化为坚硬的纤维素，在地上形成茎。

    剩下的黏菌则会顺着茎向上爬，在茎的顶端等待路过的动物。有

    动物经过时，它们会附着在这些动物身上，到达新的土壤，继续

    生存下去。

    人类的大脑有点像黏菌，不过人类的大脑既不能独立存在，也不可以自己移动。独立的大脑细胞（即神经元）本身并没有感知能力。但当 1,000 亿个神经元同时联网共同感知时，大脑感知到的东西远远超过这 1,000 亿个神经元单独工作的效果。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思想、人格或行为是如何在神经网络中扎根生长的，我们也不清楚神经元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过意识就是从这些最普通的“建筑材料”中诞生的。全能人大脑所拥有的智慧、创造性和社会性，可以和全体人类大脑通过相

    互连接和沟通建立起来的网络式积累相媲美，而全体人类大脑还

    包括给我们留下文化和智慧遗产的祖先的大脑及电脑程序等人

    造大脑。全能人的全球帝国由跨国公司控制。我们通过全球社交

    平台进行交流，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我们用的是同一个互联网，

    在各个城市都能吃到意大利面、比萨和米饭，买牛仔裤，喝可乐，

    嚼口香糖，听流行音乐。全能人通过联合国发挥全球政治权威和

    司法系统的作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管理医疗卫生，虽然这些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

    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面对这样的全球网络时，家庭、部落和国

    家的概念都缩小了。人们逐渐将自己看作地球公民而不是某一国

    的公民。

    到目前为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生理差异，

    但未来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未来几十年里，那些不属于超个体

    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文化、技术，甚至是身体和认知方面，都

    与社会格格不入。举例来说，描述一个人时，我们将越来越频繁

    地假定这个人寿命比较长，交流能力比较强，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人将属于一个不同的人类种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亚种。如今，

    石器时代人类和现代都市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类似于卡拉哈里野

    狗和巴黎贵宾犬之间的差异（不过人和狗不同，来自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文化表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会比其他文化优越或“进化层级更高”。依赖复杂技术的生活不一定比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快乐或更有意义（许多人会认为恰恰

    相反）。然而，像狩猎采集这样的社会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

    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能源使用效率更高。

    随着全能人越来越同质化，我们应该牢记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种生存适应。在过去，它能提供我们需要

    的东西，而当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时，它可能会成为无价之宝。这

    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所有人类的权利以及人类的居住地，使其不受

    自身掠夺成性的超个体的影响。

    全能人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物理存在性。人类个体和社群未来

    会对居住地或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而我们的超个体对地球的改变

    之大已经超过了地球过去 46 亿年中经历的任何事情。地球正进

    入另一个地质时代，而这一次是我们改变了地球。地质学家将这

    个新时代称为人类世，他们认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球物理力量，

    这种力量和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是体积庞大的火山不相上下。

    影响人类进化的自然环境已经被人类自己彻底改变了。

    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就成为非凡的全球性力量，而且这一力量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地球上 2/5 的土地用于农耕，3/4 的淡水资源掌控在人类手中，地球上不再有“无人之境”，我们甚至可以决定大气的温度。人类，已经从非洲稀树草原上一种濒临灭绝的弱小灵长类动物，成长为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数量位居第二的则是我们培育出的供我们食用、使用的其他动物。我们对自然世界贪婪的掠夺已经导致森林遭受了大规模的砍伐，大量物种惨遭灭绝，生态系统严重崩坏。其他哺乳类动物需要花数百万年（是人类存在时长的 10 倍以上），才能恢复被人类破坏的进化多样性。我们还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需要

    几个世纪才能被彻底降解。当我们从海洋中捕食野生鱼类时，我

    们也吃下了它们体内人类自己丢弃的塑料垃圾。地球上不再有无

    穷无尽的自然美景，所到之处，皆有人迹。未来的几代人将会直

    面人类世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人类已经殖民了自己的未来。

    文化进化让全能人能够极大地改变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所

    有物种的命运。然而，人类的个体生活更多地由人类在全能人

    “连接体”（即我们的集体智慧网络）中的位置决定，而不是由

    人类生理或基因决定。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的白人男性，出身显赫，家庭富足；还有一位来自南半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肤色难民，身无分文，无权无势。他们将会在同一座城

    市里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的智商、身心健康程度、政治信

    仰、患病情况、子女数量、未来财富和预期寿命都和他们在“连

    接体”中的位置紧密相关。这些差异会通过文化传承“复制给”

    他们的后代，至少是下一代。当黏菌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有机体

    时，位于中心位置的黏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位于外部的黏菌

    则很容易受到攻击。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即基因—环境—文化，都与社会网络

    形成的方法有关，这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全能人时代

    的来临，表明自由并非如想象般美好。然而我们依旧渴望自由，

    因为虽然全能人整体统治着我们，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

    影响他人，因此，也会对全能人整体产生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黏菌的超个体，人类的超个体由数十亿个不相关的个体组

    成。全能人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产物。

    从进化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的延续。我们的祖先

    利用文化发展出了一种成功传承基因的方式，得益于此，如今我

    们主宰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然而，我们的文化目标——自我决

    定，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生物学界限。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基因，

    决定别人的生死，甚至还能消灭整个物种。如果人类想生存下去，

    那么文化进化就必须迈出下一步，从群体存活走向全球人口存活，

    即全能人的存活。

    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也许人类世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文化进化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的生物进化。也就是说，如果想看到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就需要保持生物的种群数量和连通性。虽然全能人拥有的巨大网络在技术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上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但这一切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地球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全能人已经使用了地球原始净资源的 1/4。这种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会让我们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然而，如果依靠个人力量减少淡水浪费或减少碳足迹，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能人，但目前看来，我们无法应对地球在人类世时期向人类发出的挑战，而且被人类改变的地球也一定会对全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类世很可能和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地质转变一样，具有文

    化变革性。不过上一次的转变花费了数千年，而这一次会在几十

    年内就完成转变。在我们子女生活的时代，海平面会上升，这可

    能会毁灭人类世界，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过去，气温仅仅升高

    1 摄氏度左右就对古罗马文明和玛雅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人类世，气温也有一定幅度的升高，由此产生了战争、地区动荡

    和数百万难民。我们的文化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适应我们正在

    创造的新世界。

    人类的生理机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男性的精子数量已经

    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超过 1/3 的成年人被肥胖困扰，而且出现

    了一些导致营养不良的新方式。令人诧异的是，现在人们致力于

    研究如何减少食物中的卡路里含量，但这与我们过去几十万年中

    孜孜不倦追求的进化正好相反。

    在科技和社会规范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进化，例如，我们的前额在变大，身高在变高，近视的发病率也在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发生得很缓慢，因为生物层面的进化比文化层面的进化慢。然而，接种疫苗以及在试管授精的过程中使用直接破解 DNA 工具的做法，正在帮助人类加快基因进化。2012 年，人类发明了一种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它就像一把分子剪刀，能把特定的基因剪掉，然后插入其他的基因组片段。CRISPR 可以快速、简单、精准地编辑生命“蓝图”，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人类有能力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从新的作物品种到新的人类，每一次转换一个基因。如今，我们已经有可能消除引发严重疾病的基因。总有一天，我们有可能战胜死神。与此同时，利用遗传和生物特性，再加上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针对不同病人的个性化治疗正在逐步发展。

    随着我们不断用人造肢体提升身体能力，类似内尔·哈比森这样的电子人将越来越常见。未来，纳米机器人会监测人体血液和器官的情况，还会根据健康状况，为我们提供靶向药物。人类将越来越成为一件“设计品”。

    随着全能人的发展，机械组件在这个超个体中的占比将不断

    增加。如今，我们已经和 900 万机器人共享地球，同时，随着我

    们将大脑的能量需求，甚至大脑本身外包出去，我们的集体智慧

    中也包含了人工智能。人类严重依赖机械记忆和机械处理，人类

    每年的数据足迹已达 40 千兆字节，或约 5 泽字节，这是一个难

    以想象的二进制数字。随着文化进化，我们有了更多的“拐杖”

    帮助我们减轻认知活动的负担，但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笨。几千年前，苏格拉底曾担心书写技能会削弱年轻人的记忆能力。事实证明，苏格拉底是正确的。死记硬背没有多大必要，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更好的表现，比如处理抽象信息，因为我们从小就浸泡在工业化世界中，所以从小就具备了归纳、用符号思考和分类的能力。在过去的 80 年里，人类的平均智商提高了 30（即弗林效应），但认路的技能退化了。

    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大脑不断渴求预测能力的最高表现形

    式。就预测能力而言，人为设计的计算程序难逢敌手。在许多重

    复性的任务中，计算机程序已经呈现出远远优于人类的特点。人

    类使用机器的目标是让其独立执行任务、做出决策，这让人工智

    能可以完美胜任涉及大量信息采集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统计结

    果比主观判断更为重要。与人类相比，机器往往更快、更精确，

    因为人类需要较长时间来记忆或查找信息，而且容易产生偏见、

    疲劳和厌倦等情绪。

    但是人工智能出错时会发生什么呢？目前，人类社会规范允许人类犯错误，却期望机器决策始终百分之百正确。人工智能决策失误的例子已不在少数，由于出现编码错误或者数据偏差，人工智能也会像人类一样犯错误，却无须为此埋单。另一个则是隐私问题，为优化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提供最全面的数据集，而这些数据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的声誉信息。现在个人信息正逐渐被一些跨国公司控制，并可能会反过来被用来针对我们。基因组检测公司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家谱数据库已经可以识别 60%的美国人，即使有些人之前没有做过检测。大数据集让全能人成为一名非常高效的星球玩家，但如果我们的声誉得不到保障，就会面临个人悲剧和更大的社会不公等风险。如今国家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潜入公民的私人生活。有的国家开发出信用评分体系来监督人们的行为，通过行为和友好关系等数据来为个人的“社会信用”排序。分数低的人会被列入黑名单，从而影响买飞机票、找工作和贷款。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正在面临的真实而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能

    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人工智能是一个希望与威胁共

    存的综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即使是最

    先进的机器人也比不上人类的卓越、灵活多变和多才多艺。尽管

    人工智能在计算和模拟数据方面能力出众，令人印象深刻，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顶峰。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只

    拥有上述能力却缺乏常识或社会意识，他会被诊断为认知障碍。

    然而，人类做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机器效率更高，并且正如我们所见，能源使用效率是驱动文

    化进化的根本动力。问题是，人类与机器人不同，人类要从工作

    中获得使命感、认同感和价值感。如果没有社会规划，人类可能

    无法以稳定且人道的方式过渡到下一个经济时代。

    我着手写本书的时候，对人类进化的故事有一个模糊的理解，

    我认为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我们从最初的悲惨困苦的猿一步一

    步变成了享受现代世界的舒适便利的公民。令人吃惊的是，尽管

    科技发展了数千年，但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福利才有了真正

    的改善。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1500 年，英国伦敦

    人与印度德里人一样艰难度日；1950 年，葡萄牙的儿童死亡率为

    史上最高，至今都没有国家超越；19 世纪至今，普通民众的健康

    得到显著改善，这要归功于农业和医药方面的科技发展。放眼整

    个人类历史，如今，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安全、最充足、最实

    惠的食品供应。

    尽管世界上仍有战争，但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已经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因为战争不再那么残暴，而是因为人口总数有所增长，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过类似经历。）全能人降低了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核威胁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人类在经济、贸易、家庭和文化实践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尽管对人类来说，全能人的世界是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但人类的持续发展是历史必然。

    我在新闻中看到，我们与之斗争了上千年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部落主义以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亘古不变的紧张关系。我看到英国试图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合作，却因党派之争而分裂；我看到法西斯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我看到美国总统对其他性别和种族的公民发表充满仇恨的言论；我看到数百万人因为战争和暴力逃离非洲、亚洲和中东；我看到全球在预防环境灾难方面的不作为。尽管我们取得了科技进步，但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倒退，让大型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共处的有效准则正在分崩离析。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意味着利益不一致，他们认为彼此属于不同的阵营，这就导致合作时会产生冲突。尽管人类科技越来越精进，但我们似乎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让错误不再重演，这一切就仿佛人类的文化算法有缺陷一样。

    的确，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然而，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看，渺小的人类只是变革海洋中的微波，也许还没来得及实现人权的改善，就又倒退回种族不平等的黑暗时代了。我想知道这些高峰和低谷是否是更伟大的进步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正奔向某个更宏伟、更美好的时代。在黑暗时代，要牢记人类的诸多善举和个人勇气，正是这样的勇气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许多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为现实，如废除奴隶制、尊重女性权利和建立全民医疗卫生体系等。在先驱者的引领下，数百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能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合了数十亿个卓越的人类个体。全球 1/4 以上的人口是儿童，他们仍需要获取文化知识来应对人类未来的重大挑战。他们将开发新的技术，制定新的社会规范，并以新的方式解读社会，与自然界互动。但是，这些孩子只有在善良、合作、包容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自身巨大的人类潜能才能被发掘出来，因为即使我们作为全能人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我们的实际生活范围仍然是只有数百人的社区。只有承认、接纳与我们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所有人，才能创造一个美好宜居的人类世。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遗传、文化进化和环境适应与改造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几乎地球上所有人之间都存在联系。如今的我们是被困在短暂阶段的个体，但同时也是联通的数据流、记忆库和意见领袖，是更伟大的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当下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注定影响深远，关乎我们能否成为未来人的好祖先。因此，做决定时我们要放眼未来，把未来数十亿人的福祉考虑在内，因为这些人将生活在我们亲手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中。几个世纪前，北美原住民易洛魁族的首领创造了“七代管理”这一概念，要求人们考虑每个决定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即未来 7 代人产生的影响。在地球属于我们的这宝贵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享受祖先开辟的花园时，也绝不能从后代那里偷走树荫。

    思绪至此，夜空中有一颗永恒的流星划过我的窗前，它就是国际空间站，我们永久占据的外太空家园，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生命形式。人类通过几十万年的合作，实现了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是如此非同寻常，集体文化的迭代将我们带去未知的领域，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它也能带给我们解决方案。毕竟，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