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文知识

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在智力、物质条件、社会组织、文化机制等方面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阶段被称为文明时期。文明不仅标志着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取得的进步，也指社会的差异化结构，意味着其成员价值取向及衡量标准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掌握统治权的精英阶层，他们借助文字和艺术运作权力把自己的政治意识系统化，其外部表现形式为宫殿、神庙、管理机构。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认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把文字、祭祀中心和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不少于5000人)视为最基本的元素。在他看来，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促成的多重影响力会催生文明。相比之下，贝恩斯和约菲则更强调精英阶层在文明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借助象征手法创造崭新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文明是高级文化的结晶，是特定人群积累了一定数量象征性资源的结果，尤其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为使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而掌控政治和经济，成为保证社会和自然秩序的主体。按照贝恩斯和约菲的理解，所谓高级文化就是精英阶层演绎出来的一整套交流和传播体系，他们以此确定、彰显和传递自身的意志。知识和风格是高级文化的两个根本因素，精英阶层运用前者控制文化资源，依靠后者与他者划清界限，不仅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视为典范，而且将其与宇宙秩序等同起来，从而赋予其神圣性。象征性资源主要指人造环境，包括王宫、管理机构、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权杖、服饰、武器、首饰，甚至器皿；神话、传说、节日，以及以王表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和叙事。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许多埃及学家认为，建立古埃及最早王朝的人群是从西亚迁徙到埃及的。不少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论倾向的学者无法相信，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他们甚至认为象形文字也是舶来品。最近一段时期，在埃及与西亚交界地区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尽管西奈半岛的地表以沙漠为主，但它并未阻碍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的交往和交流。最新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从非洲经由西奈半岛通往黎凡特的线路，而且也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在物质和观念交换中建立的密切关系。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驯化的谷物和驯养的牲畜已输入埃及。

在古埃及人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进行交往的前期，主动方似乎是后者，只是到了公元前4千纪后半期，埃及人才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如天青石、印章、青铜等实物和泥砖建筑技术、艺术主题等传入埃及，它们被用作区分阶层的标记，或者被用来标志神圣力量。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近些年在埃及以西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并发掘了许多史前遗址。此地游牧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驯养牛。公元前5300年前后，尼罗河河谷以西的草地沙漠化，原来的游牧民在进入尼罗河谷地之后开始农耕生活。从游牧到半游牧，再到定居生活，埃及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适应过程，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各有特色，对后来的文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上埃及居民偏重于非洲的游牧生存模式，下埃及居民很早就采纳了西亚的农耕，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现在看来，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不同地区的居民在适应新的环境，并接受和运用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按照古埃及史家马涅托的记述，把埃及南北两个独立的王国合二为一的国王是美尼斯，他把孟菲斯确立为首都，使古埃及成为统一的王权国家。因此，多数学者将王权国家的诞生视为其文明的起点。比马涅托早大约两个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做了相同的描述，称美尼斯在上埃及与下埃及交界的地方建造都城，把普塔神奉为孟菲斯的主神，并开启了为神祭祀的传统。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把发明文字的功劳也加在了美尼斯的头上。

最近一些年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理解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及其特征。许多证据把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指向希拉孔波利斯。这个城市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尼罗河的东岸和西岸；前者在象形文字中被称为“埃尔卡布”，后者被称为“奈亨”。它们起初是隔河相望，并且是相对独立的聚落；但是早在史前时期，拥有更多肥沃土地的奈亨占据了上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把隼奉为其保护神，他们不仅充分利用尼罗河谷地发展农业，而且他们生产的陶器和啤酒已经超出其需求范围；因为质量优异和品种多样，这些商品逐渐被推销到上埃及各地，不久之后甚至远至尼罗河三角洲和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奈亨的势力逐渐壮大，处在尼罗河谷通往东部干河谷要道的埃尔卡布逐渐被纳入奈亨的麾下。基于这个原因，古典作家把这座历史悠久的双城叫作“隼城”。迄今为止，希拉孔波利斯是在埃及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们在此处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的众多墓葬和文物。在其中一座坟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船只，标志着埃及此时已经与西亚有着贸易往来。专业化的工艺生产和长途贸易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管理阶层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为精英阶层强化自身地位和运作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希拉孔波利斯由很小的聚落演变为规模可观的小型城市，与此同时，上埃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于希拉孔波利斯的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涅伽达和阿比多斯。根据涅伽达出土的器物，学者们把上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的一段时间称为“涅伽达文化”时期，并将其分为三个连续阶段。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期，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上埃及中心城市墓地都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精英阶层坟墓与其他群体的坟墓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另外，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阿比多斯等位于尼罗河岸边的城市借助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强化自身辐射力的时候，在下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史前时期在今开罗周围和尼罗河三角洲起到主导作用的文化被称为“马阿迪文化”，其在开罗周围的重要遗址为马阿迪、塔尔汉、赫勒万和萨卡拉。塔尔汉原来是上埃及众多城市与西亚和黎凡特地区进行长途贸易的必经之地，随着第一王朝的统治者把孟菲斯确立为都城，塔尔汉沦为孟菲斯的附属小镇。

在尼罗河三角洲，重要的史前遗址有布托、泰尔易卜拉欣-阿瓦德、泰尔法卡等。在这些遗址的早期考古层中，只发现了属于马阿迪文化的陶器；处在之上的考古层中，渐次发现了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陶器和其他器物，而且具有涅伽达文化特色的器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从前通常把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器物出现在下埃及遗址的情况解读为上埃及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下埃及并统一埃及全境的标志，而多数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古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属于0王朝的阿比多斯墓地，一座被标注为U-j的墓被学者们视为其中一位国王的陵墓。它的年代大概为公元前3150年，墓室的面积约为66平方米，分为12个隔间。尽管这座墓之前已经被盗挖，考古学家们仍然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骨质、象牙器物和陶器，陶器当中包括大约400件从今巴勒斯坦地区进口的葡萄酒罐。此外，出土的约150个标签上刻写了最早的象形符号。根据发掘人员的解读，从棺材室出土的木质神龛的痕迹和一件象牙权杖模型显示了这位墓主人与神灵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行使的王权。在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经常出现狩猎或战争场面，其中一位首领模样的人徒手制服猛兽，或者用武器击打敌人。这种表现勇士或英雄形象的主题被纳入王权理念之中，表达了国王统一埃及领土并把敌人抵挡在埃及境外的意念和能力。古埃及人使用文字的最早证据来自位于阿比多斯的统治阶层的坟墓。这些象形符号被刻写在标注和标记物品的标签上，记录这些物品的来源、名称和数量。从物品来自埃及各地以及埃及以外的情况判断，此时掌握阿比多斯统治权的墓主人不仅对埃及全境行使有效控制，而且还与埃及以外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在第一王朝即统一的王权国家诞生的前夜，以阿比多斯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首先把希拉孔波利斯和涅伽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把控制权扩展到下埃及。为了更好地掌控上下埃及，并便于与西亚的贸易，该王朝的君主把权力中心从阿比多斯迁到孟菲斯。从第一王朝开始，埃及与黎凡特地区的往来主要借助海路。建造船只所需的松木和制作木乃伊需要的松香，古埃及人必须从今黎巴嫩地区进口。这些需求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而海上运输反过来又加速了造船业的发展。上埃及的城市之间、下埃及的城市之间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通过征服、吞并、联姻等形式壮大各自的力量。这段持续了大约100-150年的时间被学者们定义为“0王朝”。由原来诸多小型城市并存和竞争，演变为首都的一城独大，它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主宰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导致虹吸效应。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此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而且对之后近三千年法老社会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块出土于阿比多斯的饰板上，第一王朝前五位国王的名字依次在列，他们分别是那尔迈、奥哈、哲尔、哲特和登。此外，考古人员在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至尼罗河三角洲的广大区域发现了那尔迈前任的名字：卡。至关重要的是，在孟菲斯墓地的所在地赫勒万出土的两个陶罐上，这位国王的名字被置于表现王宫的图标当中。这个图标在那尔迈调色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突出了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图文的有机结合还形象地表达了国王对宫殿这个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进一步说明，在美尼斯把孟菲斯正式确定为都城之前，这个城市已经存在，甚至可能已经是都城。卡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学者们从中辨认了与国库、税收、税务官等概念相关的象形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在第一王朝建立之前，几乎覆盖埃及全境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

在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超大的调色板，它是那尔迈圆满完成神交付的统治埃及的使命的凭证，从而为统一的领土国家的诞生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调色板两面的顶部都雕刻了两个母牛头，中间夹着那尔迈的名字，而且被置于象征王宫的图标内，既象征国王受神的保护，也宣示了王宫这个重要空间的归属。在调色板的一面，那尔迈戴白色王冠；而在另一面，那尔迈戴红色王冠和白色王冠结合在一起的双王冠。在历史时期，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学者们曾经以为，调色板的一面反映了来自上埃及的那尔迈征服下埃及的开始，另一面强调了那尔迈军事行动的结果，即上下埃及获得统一。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那尔迈行使王权之前，红冠就已经是位于上埃及的涅伽达一带的政权标志。说明红冠起初与下埃及没有关系，只是后来王权概念得到系统化的时候，红冠才被视为下埃及的象征物，白冠和红冠从而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以那尔迈为代表的早期君主开创的政治模式为之后近三千年确立了框架和模式，并定下了政治话语的基调。

根据以色列考古人员的发掘结果，在史前时期，有一定数量的埃及人居住在今巴勒斯坦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他们从事埃及与西亚之间的贸易活动。随着第一王朝的建立和埃及边界的确立，埃及人的据点和居住点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派遣的定期和不定期具有掠夺性质的远征军。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与西奈半岛的交界被历史时期的埃及人视为自然边界，中王国时期的君主甚至沿着这条线路修建了一连串防御工事。

与埃及涅伽达文化大致同时，在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地区，生活着被称为A群落的族群。他们定居在名为库斯图尔的地方，此地出土了许多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其中一件器物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埃及王冠的图标。有的学者曾经因此提出，古埃及文明的火种是从库斯图尔点燃的。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埃及史前时期的精英阶层从非洲内陆通过贸易获得象牙、乌木、香料、兽皮等异域珍稀物品，处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努比亚人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库斯图尔发现了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此地居民在社会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达到了埃及人那种水平的任何痕迹。

学者们认为，努比亚的尼罗河河谷比在埃及境内狭窄许多，无法为一定规模的居民提供耕地，因而也不可能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阶层。另外，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偶尔出现具有努比亚风格的物品，及至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以后，以上物品完全消失了踪迹，这一点也说明，古埃及文明的源头确实是在涅伽达文化当中。第一王朝诞生以后，埃及的东北部边界被确定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与西奈半岛交界处，南部边境则设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尤其是在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埃及统治者建造了类似堡垒的居住区，目的是方便埃及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同时有效控制努比亚人。从此以后，阿斯旺以北的埃及与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

古埃及的地理范围和环境与现在的埃及大致相当；不过，古埃及人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视为国土的南部边界。尼罗河由南向北穿过埃及，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北面濒临地中海，东北面虽然与西亚毗连，但是主要为沙漠的西奈半岛形成了自然屏障。埃及地形的最大特征是南北狭长。古埃及国土由南部的尼罗河谷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构成，二者分别被称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罗河河谷和由尼罗河冲积平原形成的三角洲地区是古埃及人赖以休养生息的主要地域，被古埃及人称为“黑土地”；而尼罗河水达不到，并且几乎无降水的沙漠则被叫作“红土地”。

从史前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以后，统一的欲望和分而治之的趋向构成古埃及人政治思维中始终处在张力的两个因素。埃及祭司马涅托于公元前4世纪为托勒密统治者撰写法老时期的历史，他把这个持续近三千年的文明分为三十个王朝。纵观这些跌宕起伏的朝代，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试图把统治权扩展到领土的各个角落；地方势力则无时不在企图脱离由上而下强加的王权。统一的王权没落，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使整个国家陷入群雄争霸的无序状态，二是为外族入侵并建立异族政权提供条件。埃及学界把马涅托的三十个王朝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长的时期，它们分别为：早王朝时期(第一至第二王朝)、古王国(第三至第八王朝)、第一中间期(第九至第十一王朝)、中王国(第十一至第十四王朝)、第二中间期(第十五至第十七王朝)、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王朝后期(第二十六至第三十王朝)。尽管近来不少学者对这个有些过于粗线条和武断的划分方式提出批评，但它却清晰地勾勒出古埃及政局的主线，凸显了统一与国家兴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所谓的三个中间期，虽然情况并非完全一样，但国势有所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古埃及聚落的空间分布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比较复杂。两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构成了重要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尼罗河每年都定期泛滥，尼罗河河谷的耕地不存在盐碱化问题，这是其他所谓灌溉文明都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尼罗河在最炎热的七月和八月泛滥，等到泛滥水在九月底退去，恰逢播种期，谷物在来年春季成熟，不至于在夏季炎热的气候中枯死，而且对人工灌溉的需求也并不大。除此之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政治模式对聚落的分布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贝恩斯认为，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王权自始至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少学者对王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表示惊讶和不解。最近，另一位埃及学家从古埃及历史中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宗教节日入手，解读了王权与尼罗河水文特征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古埃及人每年期待尼罗河水泛滥，但同时，他们也惧怕泛滥季节出现的各种疾病。古埃及人在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月份举行隆重的祭祀尼罗河的仪式，君主把添加染料的啤酒献给哈托女神，这种啤酒的颜色类似夹带埃塞俄比亚高原泥土的青尼罗河的水色。古埃及人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泛滥的自然现象拟人化，以为这是神作用的结果，因此意在借助这个敬献啤酒的节日祈求哈托女神的恩惠，一方面期待这位河神带来丰足的泛滥水，另一方面希望她免除泛滥水带来的灾难。根据研究结果，埃及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遭遇了严重干旱，尼罗河水位和泛滥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如果把以上因素与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的古埃及最早的酿酒厂和最早的王权萌芽联系在一起，詹森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把尼罗河洪水泛滥与哈托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在内，那么那尔迈调色板两面顶端上的哈托女神的牛头像就很容易理解了。国王借助这一旨在安抚哈托女神的节日获得了对尼罗河水泛滥这个自然现象的管理权，王权通过这个节日拥有了神圣的维度。

王权和国家性宗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骨架，从而生成了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这样的宏大纪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终强调三个主题：国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传统的连续性、以及王权的稳定性与国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历代国王的名字，但是外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女性君主哈特舍普特、发动宗教改革的阿肯那顿等君主因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以王宫和神庙为核心的公共建筑和空间，与宗教节日和国王登基等密切相连的时间观念，以死后复活为最终目标的宗教信仰，以制作木乃伊和厚葬为特征的来世观念，这些都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为支撑每一个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应的神话和文学。这些文明要素发源于埃及特殊的地理和水文环境，同时为古埃及人造就了异常复杂的文化环境。文明既是内部动因的产物，也是借鉴并优化和升华外来因素的结晶。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过几百千米，表面上看，二者均为大河文明，而且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巨大区别却让人感到惊讶。考古学家柴尔德和东方学家法兰克福先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文明形成的路径明显不同，而且之后的发展过程也大相径庭。按照人类学家特里格的理解，两种文明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近与它们在结构上的异同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甚至认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大于印加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特里格的表述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与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本文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1]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当代世界所盛行的核心宪法概念与实践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从三个方面奠定了现代宪法的构成性要素。一是成文宪法。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通过一个成文宪法典将国家根本制度奠定下来。之前，不仅很多国家没有宪政实践，而且即便是英国这样的立宪国，也不认为一国根本制度可以通过一部成文法典确定。美国的成文宪法想象是受到启蒙政治哲学影响的结果，试图通过理性设计为一个国家确立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2]英国并没有把启蒙思想直接运用到政治和宪法领域，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从政治理论上发明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但英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仍然固着于自身不成文的历史传统和“远古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国家的根本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3]

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的另一个宪法概念是权利法案。权利观念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自然法传统，典型地体现在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当中。[4]比如，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在先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具有某种自然赋予的权利。[5]但真正将自然权利落实到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中却是很晚的事情。美国第一次将由启蒙政治哲学总结出来的人的权利写入到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文件当中，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虽然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也曾颁布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1689），并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列举权利的政治文件，但它与美国《权利法案》有很大的区别：一，英国《权利法案》不仅仅列举了个人权利，而且很多篇幅用来规定政府结构；[6]二，英国《权利法案》仅仅是确认了英国历史中形成的、已在传统和习惯上受到保护的古代权利，而非将个人权利建立在理性建构的自然权利理论之上。[7]正是美国《权利法案》对于后来各国的权利法案具有更为强烈的影响；英国的《权利法案》并非后世诸多权利法案（比如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真正先驱。[8]

现代宪法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概念和体制也是美国首创：司法审查。《美国宪法》规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但法院是否有权依据宪法审查代议机关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宪法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9]虽然司法审查体制可以在英国法和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找到渊源，[10]但真正确立司法审查的体制却是在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11]司法审查制度背后有两个根本法理逻辑：一，宪法是法。宪法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可被适用到具体案件的裁判中，由律师和法官依据法律技术来解释和处理；二，阐明宪法的意思乃是法院的权力。法院主要司职法律问题；既然宪法是法，当然应该由法院来处理。

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基本奠定了现代宪法的基本概念和体制，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宪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历史中孤独的先行者。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之间，大多数国家对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少有信念，即便仿行也少有成功。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12]在1945年以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只有美国和挪威两个国家，而且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亦非来自宪法的明确授权，而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美国在1803年最高法院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挪威在1866年Wedel Jarlsberg案中由最高法院确立。[13]1920年《奥地利宪法》确立了司法审查体制，但很少使用，直到1929年停用，1946年才由新宪法恢复。[14]直到1943年，冰岛才加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审查阵营。[15]

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主要国家对于成文宪法控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和司法审查制度表示了较大的怀疑。英国从来就怀疑成文宪法基于启蒙理性主义而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可能性。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在英国人眼中意味着成文宪法所确立起来的共和体制的根本失败。[16]在英国人看来，成文宪法本身甚至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制度。[17]英国宪制中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最高法院，因为其最高司法机构是议会中的上院，更遑论由法院来审查议会的立法，直到2009年英国才建立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法国自从大革命以来，制定了十几部成文宪法，没有一部能够将根本的政治秩序稳定地奠定下来。法国人宁可相信《拿破仑民法典》的作用及其根本地位，也不相信某一部成文宪法的根本作用。并且，法国宪制遵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看做“公意”（general will）的代表，而“公意”是会不犯错误的，因此并不接受、甚至明确拒斥司法机关从事宪法审查的权力。[18]

20世纪30年代，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本身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否决罗斯福新政的诸多立法，[19]罗斯福总统借助自身的民主合法性，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重大挑战。他在国会推动立法，重组美国最高法院，尤其是为每一名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法官配一名年轻法官，其结果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将由九人变为十五人。[20]美国最高法院迫于政治压力，于1937年转而支持新政立法，保住了九个人担任法官的定制。[21]美国最高法院所谓的“及时转向”（switch in time）也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公案。[22]其实际后果是，法院本身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也受到了强烈的怀疑。

（二）战后宪法的新趋势

1945年是世界宪法史的重要节点。启蒙的宪法思维最终席卷了世界：世界各国普遍在战后制定成文宪法，并且几乎都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尤为明显的是，司法权力在二战之后于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兴起的趋势，逐步开始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甚至开始盖过二者的风头。[23]宪法和法院相辅相成的兴起趋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议会至上的原则开始衰落。[24]长久以来，议会至上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并且，英国不承认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否决或者弃置议会的立法”。[25]在法国，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议会亦是最高权力机关。法国长期以来对于法官非常不信任，因为法官在旧制度中一向扮演着专制帮凶的角色。[26]会至上原则的衰落源于两个方面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在二战之前业已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实际的治理权力落于技术专家控制的行政机关和管制机构当中。”另一方面是在二战之后的新趋势：二战的历史伤痛促进了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怀疑。由于纳粹政府正是基于民主渠道上台，并且不断诉诸民主公决来获得极权主义政策的正当性，人们发现民主制本身也会危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同样值得警慑。西欧世界因而经历了由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 ）到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的转变，而后者正是美国一直坚持的理念。宪法至上的观念很快变成了司法至上（ judicial supremacy），因为宪法的适用需要解释，而法院由于其专业优势而逐步宣称并确立自身在宪法解释领域的首要地位。

第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往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所盛行的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开始变得不再流行；各国人民普遍对于政府产生了不信任。[27]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极度削弱了行政机关的宪法形象。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的美国“水门事件”，导致总统权威的极大破损和司法机关公共形象的极大提升。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28]与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相伴的，是对于基本人权的日益重视和对于权利保护机制的强调。这一方面体现在由1945年之后建立的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以及随后制定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用成文的方式体现人权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内部，制定一部能够在政府层面进行分权、拥有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包括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和宪法审查的机制建立）的成文宪法，成为了战后各国的议事日程上的重要事项；而人权保护的制度性因素就是违宪审查体制。

在议会至上和行政管制国家受到怀疑之后，法院成为了宪法与人权的守护者。美国的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模板，虽然并非唯一的模式。虽然各国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未必是直接参照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宪法的影响在三个前法西斯国家尤其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并未直接采纳美国的普通法法院司法审查模式，而是采取了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模式；[29]战后日本新宪法则是直接由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制定，并写入了司法审查制度。[30]甚至连法国这样原先非常拒斥违宪审查的国家，也开始确立宪法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权利法案的重要性。[31]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所创立的欧洲正义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很快变成了一个宪法法院，检查各国的法律是否违反了欧共体的基本规则，尤其是是否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32]此外，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创立也是国际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志。[33]在某种意义上，二战之后的世界走向了法官的时代。法官统治（juristocracy）开始挑战议会主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拒绝了美国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但在议会和法院关系的方面，德法两国同美国一样承认司法机关宪法解释的终局性。[34]

二、潮流

宪法全球化潮流在随后的发展中分为两大支流：一方面是全球领域的制宪活动，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活动中相互借鉴的现象。各国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立宪者一般都设计了权力分立的体制，尤其是提高司法权的地位和形象。新的宪法一般设置一个宪法法院或者从事宪法审查的普通法院对议会和政府进行监督。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法国宪法》一方面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开（因而容易形成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加上了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如今，世界多国都走向了成文宪法加司法审查的宪法体制。即便是英国也已经出台了《人权法案》，并建立了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据统计，截至2007年，世界上19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体制当中有158个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有79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独立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审查体制，60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普通法院审查模式。[35]

（一）制宪

1.制宪浪潮与宪法趋同

1945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制宪活动，各国新宪法多确立了现代成文宪法下的民主宪制结构和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尤其是确立了违宪审查体制，呈现了宪法趋同的现象。“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新宪政体制成为了世界性的大潮流。这一大潮流大致可以分为四次浪潮。

一是后法西斯国家的制宪浪潮。德国是这一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盟军占领区很快合并为西德，并开始制定宪法。在盟军的督促之下，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各邦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36]其宪法被称为“基本法”，是因为原本制宪者将其看作一部临时宪法，适用于德国统一之前；德国统一和恢复主权之后再制定正式宪法。[37]《德国基本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该宪法首先确立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权利法案，居于第一条的就是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且该条款不可更改。二，该宪法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用于执行权利法案。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38]三，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和联邦制，被看做是盟军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复兴的宪法设计举措。[39]后来德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 ）条款成为德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乃至《德国基本法》本身确立为持久宪法的历史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德国宪法法院的努力。《德国基本法》最终确立了德国政治的新的开始：纳粹秩序永不再来；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天条。而其确立的强势权利保护和宪法法院体制也成为了后来多国制宪的参照模式。

意大利在二战之后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同样在1946年《宪法》中确立了议会制和宪法法院主导的司法审查体制。宪法法院同样在战后的意大利扮演了稳定新秩序的重要功能。[40]日本战后的制宪活动也在盟军督导下进行，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在制宪过程中，日本代表仅提交了《明治宪法》的修订版，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拿出了一个全新草案，将日本改造为民主自由的宪法体制，并在草案第九条中禁止日本保持常备军，仅保留自卫队。[41]新宪法最终在1947年通过，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宪法》创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并且设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国虽然并未经历纳粹统治，也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于1958年确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所谓“半总统制”的宪法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宪法委员会的原初功能是保持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平衡，但很快演变为一个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执行权利法案。

战后第二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去殖民化国家。老牌的欧洲列强因为世界大战元气大伤，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进程如火如荼。新独立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宪法，将新的政治秩序制度化。此次制宪潮流的先行者是1948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采用了强议会、弱总统的民主体制，并且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去殖民化后的制宪过程在I960年代走向了顶峰。很多新独立的国家的宪法完全按照前宗主国的模式创建。比如，《科特迪瓦宪法》（1960）基本参照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加纳、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则仿效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 Westminster Model）。虽然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前殖民地，但其宪法基本照抄了《美国宪法》。非洲各国的新宪法基本都建立了某种司法审查制度。[42]

战后第三次大规模制宪活动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后。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1974年至1978年之间相继推翻独裁统治，制定民主宪法，并确立了凯尔森式的宪法法院。[43]拉美诸国也在1980年代推翻独裁政府，开始制定民主宪法，并逐渐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44]此次制宪浪潮也波及到了一些亚洲国家。韩国在1987年推翻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府之后，制定了民主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比如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限制紧急状态权力等），并创立了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45]

第四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其制宪主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诸国，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从匈牙利[46]到保加利亚[47]，从俄罗斯[48]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49]，从波兰[50]到蒙古，[51]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制定新宪法，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建立宪法法院从事违宪审查活动。[52]后冷战时代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制宪事件发生在南非。在结束了长期的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于1990年代初期开始制定新宪法：首先在1993年制定了《临时宪法》，确立了宪法法院及其违宪审查权，并在1996年最终通过了正式宪法，确立了人格尊严、平等、自由、反对种族主义等原则，宪法法院则在新宪法中继续存在。[53]

除了以上的大规模制宪潮流之外，一些传统上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开始了宪法权利成文化和司法审查的实践，形成了一股小的潮流。这一潮流主要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首次将宪法权利成文化，推动了一场加拿大的宪法革命。[54]加拿大最高法院随即开始依据《权利和自由宪章》发展出一种“弱司法审查”（weak-form judicial review）模式。[55]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深深地影响了新西兰和以色列后来权利法案的制定。[56]新西兰1990年制定了《权利法案》，赋予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57]以色列曾是英国的托管地，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没有成文宪法。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 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58]1992年，以色列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宪法革命：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和《职业自由》（Basic Law: Freedom of Occupation）。[59]之前，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判例里积极能动地确立了审查议会立法的权力。[60]在两部人权法案通过后，在著名的巴拉克（Aharon Barak）大法官的领导下，以色列最高法院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能动的违宪审查机构之一。[61]

2.跨国体制的宪法化

除了各个国家的制宪行为和司法审查体制的确立，二战之后的另一大世界现象是区域融合的宪法化进程。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宪法化。[62]1946年，邱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63]1950年，欧洲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七年以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继而通过《罗马公约》，建立了六国之间的统一市场，并更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将“欧洲经济共同体”重新命名为“欧盟”（European Union），并最终在2002年让绝大部分成员国采纳欧元为统一货币。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加入欧盟。

最终，欧盟开始试图制定一部宪法性文件，进一步统一欧洲。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该条约的一大特色是将一些政策领域的欧盟决策机制由全体同意（unanimity）改成了有限制的多数决。该条约同时确立了包括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议会的两院制的欧盟立法机关。更为重要的是，该条约创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人权法案——《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里斯本条约》亦创设了永久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从基本体制结构上来看，欧盟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国际组织。欧盟通过法律方式完成区域整合并最终走向宪法融合的趋势是宪法全球化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

欧洲正义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欧盟宪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代开始，欧洲正义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逐渐将条约解释为具有国家宪法效力的文件，创造了一种成员国公民个人可以直接诉诸的新法律秩序。在1963年Van Gend & Loos案中，欧洲正义法院判定，成员国的公民可以依据欧共体条约所, 创设的权利在国内法院起诉，即便条约本身主要是针对加盟国。[64]在1964年Costa v. ENEL案中，欧洲正义法院进一步宣布，在国内宪法和欧共体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占据主导地位。[65]欧洲正义法院超越了缔约国的原始意图，将欧盟各项条约的意图界定为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融合进程。[66]

除了欧盟之外，国际贸易法也通过国际或区域组织的机制建设，呈现出某种宪法化的趋势。许多国际贸易条约和多边协定开始具备了传统国内宪法的主要特征，如权利保护和司法审查。比如，WTO及其相关协议被认为已经构建了一套全球经济宪法体系：对于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与执行权利保护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的设立和运行。[67]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也开始呈现出宪法特征，其决策体制和权利保护与美国宪法中的联邦制和契约自由保护有着明显的类似，其条约解释也开始逐渐采用美国宪法解释的方法。[68]

（二）释宪：司法审查的全球化

随着各国司法审查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司法权力的全球扩张成为了一股清晰可见的潮流，世界进入了一个司法全球化的时代。在跨国层面，欧洲人权法院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950年，欧洲各国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人权公约》并非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69]《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权利法案，并创设了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各国公民可以依据公约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条约并未强制各国政府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实践当中，签约国基本都接受了；如欧洲正义法院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诉讼和判决将《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为“欧洲在人权领的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件”，并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权威的解释者和执行者。[70]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示范作用，虽然其判决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院并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南非宪法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定死刑违宪的案件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1]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同样在判定肉刑违宪的案件判决中引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2]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多次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先例。[73]

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各国高等法院对于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引用和参考已经蔚然成风，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里甚至明确规定国际法是其国内宪法的一部分。比如，《匈牙利基本法》将受到广泛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确认为具有宪法效力的规范；[74]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南非宪法法院须在解释南非宪法的时候考虑国际法院的类似判决，并被允许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75]英国《人权法案》（1998）要求不列颠地区的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该法案的时候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样要求下级法院在解释《基本法》的时候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77]加拿大最高法院经常在宪法判决中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美国法；[78]印度最高法院也如此。[79]

个人宪法权利保护是司法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高等法院做出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如正当程序权利、隐私权、平等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的宪法判决。各国法官在解释宪法权利时相互援引判例的例子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在司法判词中相互对话，而不仅仅只向本国公民和政府机构说话。[80]南非宪法法院在著名的死刑案件中即引用了德国、加拿大、博茨瓦纳、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牙买加、坦桑尼亚、美国、津巴布韦等国家或地区法院的相关判例。[81]即便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拒斥国际化的美国最高法院也加入了司法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在2002年的Atkins v. Virginia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援引‘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及其普遍废止对于智障人士施以处决的先例，认为对于智障者适用死刑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且异常’的刑罚。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案和Gratz v. Bollinger案涉及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两案都援引了外国法律（包括加拿大、欧盟和南非）或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规定。同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Lawrence v. Texas案中，肯尼迪大法官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Bowers v. Hardwick案认为禁止鸡奸的法案合宪的判决。在2005年的 Roper v. Simmon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教定‘判处未成年人死刑’是否构成‘残酷的刑罚’的问题上，肯尼迪大法官引用了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以及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作为依据。”[82]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甚至超越了权利保护，直接介入极为政治化的纠纷中去。宪法的司法化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司法化，也有可能造成司法的政治化。传统的司法审查有“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s ）教义：有些问题是纯粹政治性的，应该由选举过程或者民选立法和行政机关处理，本身不具备司法可裁决性（justiciability）。[83]但这在当代发生了改变。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的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用来描述当代世界很多国家或许更为合适。[84]法院介入重大政治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争议。[85]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宣判的著名的“布什诉戈尔”案，开创了由法院决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选举结果的先河。[86]随后，各国纷纷仿效：津巴布韦（2002年）、[87]乌克兰（2004年）、[88]意大利（2006年）、[89]墨西哥（2006年）、[90]甚至马达加斯加（2006年）[9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6年）[92]以及肯尼亚（2013）。[93]

二是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重大政治问题。[94]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已经开始突破“政治问题”教义，直接处理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问题。例如，在加拿大通过《权利和自由宪章》（1982）之后，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当中宣布政治和外交问题同样可以由司法进行处理，继而处理加拿大政府允许美国在加拿大领土上进行巡航导弹试验的合宪性问题。[95]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处理了魁北克省单方脱离加拿大的问题。[96]与之类似，俄罗斯宪法法院处理了车臣共和国分离主义的问题，判定俄罗斯宪法反对单方面的分离举动，并认为叶利钦总统发布的镇压令属于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97]

三是政体变化和政权更迭问题。[98]司法机关开始介入政权更替或重大政治改革的合宪性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南非宪法法院在1996年宣布制宪机构起草的宪法条文违反了1993年临时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法院宣布“宪法违宪”。[99]更为激进的是太平洋岛国斐济。斐济上诉法院（the Fijian Court of Appeal）在2001年判定，被新近政变上台的政府废除的《斐济宪法》（1997）仍然有效，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国的最高法院恢复宪法效力。[100]2004年，韩国宪法法院否决了韩国国会针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这是现代历史上一国法院首次介入总统弹劾问题。[101]在政变问题方面，最为著名的案例当属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案。2000年五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出于避免国家走向混乱的“国家必要性”（state necessity）的理由，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但是，长期的军事政府将危害国家利益，因此穆沙拉夫必须在三年之内完成经济政治改革，恢复民主和文人治国，穆沙拉夫需要在三年期限到来之前的九十天以前举行国会选举。[102]

政治的司法化问题需要全面地进行看待。一方面，政治的司法化似乎是政治活动法治化的体现，即试图将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纳入司法的轨道进行解决，抹杀政治活动独立于法律管辖的自由空间。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政治的司法化却是一国政治动荡的产物，并且很多时候会进一步加剧政局的动荡。比如上文提到的斐济和巴基斯坦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越是动乱，就越会出现法院出面裁决重大政治事件的现象。[103]一国内部的政治权力越是分散和碎片化，司法机关就越具有可能性扩张自己的权力。[104]法院的介入非但不能使得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因为法院的判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并非终局性的。甚至有些时候，法院本身会因为介入政治问题（特别是政府权力结构和联邦制问题）而被摧毁。[105]最为知名的例子发生在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宪法》确立的俄罗斯宪法法院积极地介入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甚至出现宪法法院法官经常在公开媒体上抨击总统的现象。1993年俄罗斯宪法危机之后，叶利钦总统签署一项法令，暂停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权力运行，直至新宪法出台。这导致了俄罗斯“第一宪法法院”的灭亡，以及该法院首席法官佐尔金（Valerii Zorkin）的辞职。俄罗斯后来重建宪法法院，史称“第二宪法法院”。[106]该宪法法院开始回到个人权利保护的宪法裁决中，对于政治问题采取避让态度。[107]

（三）学说：新比较宪法的兴起

宪法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比较宪法学的范式变迁。自21世纪以来，当代流行的比较宪法开始以司法机关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以判例为源泉的宪法法理学（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成为了当代比较宪法的核心，开始超越传统比较宪法的范式。

与当代不同，传统的比较宪法研究更多的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延伸。其主要的关注点是各国政府结构的比较。而且，其基本前提是：一国的宪法是政治传统、人民意志、社会价值和文化认同的体现。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可管窥一斑。[108]就现代英文世界而言，戴雪的《宪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是比较宪法的重要著作，其主要内容从政治体制的观察出发（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来对勘英、美、法三国的宪法。[109]十九世纪末，美国比较宪法学开创性的著作的主标题是“政治”，副标题是“比较宪法研究导论”，其范式仍然以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为主。[110]1893年另一部重要的比较宪法学著作、约翰·伯杰斯（John William Burgess）的《政治科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也是如此。伯杰斯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伯杰斯认为，“一部宪法的形成很少是根据既存的法律形式而进展。历史和革命的力量是该工作最为明显和重要的因素……这些很难用法律方法（juristic methods）来处理。”[111]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比较宪法学的主流范式，从王世杰、钱端升到龚祥瑞、沈宗灵等教授，其著作基本也遵循比较政治体制范式。[112]

与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制宪浪潮相伴随的，是学界创造出来的“比较宪法设计”（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或日“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其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为一个国家创造和设计适合该国国情，又符合一般宪法理念的政治体制，实现该国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113]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虽然是宪法设计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问题，甚至不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的是，二战之后参与各国宪法制定的“宪法工程师”都是政治学家，而非法学人士：比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114]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115]林茨（Juan Linz）[116]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17]等；冷战之后制宪浪潮中著名的“宪法工程师”也基本都是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 ）、[118]霍姆斯（Stephen Holmes ）、[119]普泽斯基（Adam Przeworski ）[120]和阿雷托（Andrew Arato）等。[121]

以司法领域为宪法研究核心的比较宪政主义（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晚近十余年方才逐渐成为热点。其主要标志是大量比较宪法刊物的创办和论述的发表，以及相关教材的出版。比如，《国际宪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于2003年创立，专门发表国际化的比较宪法学文章。大量的比较宪法学的专著和文集随后出版面世。[122]以各国宪法判例为基础材料的英文教材也开始涌现。[123]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更是推出了煌煌两千页的比较宪法研究手册。[124]许多法律评论上的文章也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新比较宪法的范式问题，个中重点是比较司法审查和宪法权利的司法解释问题；作者多是各国法学院的教授，而非政治系的学者。[125]专题研究则更多，涉及的主流议题包括：比较人权、[126]比较司法审查制度、[127]比较社会权利、[128]比较宗教权利[129]等。国别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关于比较宪法的教学方式、教学意义、教学目标等方面的讨论也逐渐热门起来。[130]

（四）动力

促进宪法全球化的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从观念上来讲，二战之后自然法的复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为司法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司法审查国际化奠定了意识基础。如著名美国法官波斯纳（Richard Posner）所观察到的，对于那些经常援引、并且提倡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法官而言，如果存在某种自然法，就存在于外国法之中。[131]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一些经济社会因素促进了宪法全球化的进程。据塔什耐特（Mark Tushnet）教授的总结，宪法全球化的动力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是国际性的体制力量促进各国国内宪法趋同；后者是国家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国内宪法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32]

自上而下的趋势有以下因素。其一，各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愈来愈多。[133]一方面，司法审查中的跨国法律援引的兴起。法官日益向其他国家的同行寻求指导。比如，最著名的是南非宪法法院，引用了很多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宪法法院的判决。[134]据一项统计研究显示，南非宪法法院在1995年到2009年期间，引用加拿大最高法院判例850次。[135]法官不再仅仅服务于祖国，而是成为了跨国的职业人士。他们面临共同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开始走向了国际性的司法独立。[136]另一方面是各国法官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比如，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曾言：“法官们经常与在国际法官会议上、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讨论共同的问题…更加亲切的交流现在已经很普遍。我知道，我自己与美国、津巴布韦、南非以及以色列等国法官建立起来的友谊，使我能够与他们就我们法院和他们法院的判决以及跨境的案件进行探讨交流。”[137]法官之间的相互交流超越了传统接受外国法的被动模式；各国法官开始主动地相互交流。[138]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以法治交流的名义开展法官的国际交往。[139]欧盟启动了“欧盟宪法法院会议”（Conference of EU Constitutional Courts），每年召集各国宪法法院法官进行交流。[140]很多欧美法学院在宪法的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一些法学院，特别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全球法律论坛”（Global Law Program）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全球宪政论坛”（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Seminar ）每年邀请世界各国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法官进行交流活动。[141]

其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依据人权观念的意识指引，使得各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靠近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这些NGO会以“规范宪法建议”（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的形式游说各国政府，特别是影响各国的司法机构，使其在裁决某些案件的时候，采纳自己基于人权观念对该问题的理解。[142]

其三，依据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促进各国宪法朝向普遍化的趋势发展[143]。在这个方面，最为鲜明的例子是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决影响欧洲各国。比如，英国部分出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最终建立了独立的最高法院，并通了1998年的《人权法案》。[144]斯洛伐克甚至在其宪法里规定人权公约高于本国宪法。[145]

根据大卫·劳（David Law）教授的分析，自下而上的趋势也有多种推动因素。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很多国家开始进行法律改革，提高对于人权的宪法保护，尤其是通过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 保护财产权，防止随意征用；与此同时，精英人才的国际流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化的经济、法律和管理人才一般希望能够在外国保持自由的个人生活，因而所在国一般会提高对言论自由、隐私权等权利的宪法保护以吸引人才。[146]

三、问题

人们在宪法全球化的潮流中看到的并不全是顺流，听到的也并不全是赞歌。宪法全球化的潮流，尤其跨国的宪法移植与借用运动，同时引发了抵制和质疑。比如，在2004年的Al-Kateb v. Godwin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科比（Michael Kirby）法官认为，在处理《宪法》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时，宪法解释应当遵循既定的国际人权法规范。但这种立场引起了麦克修（Michael McHugh）法官的反对：“声称《宪法》应当遵照国际法规则来进行解读的观点，已经被本法院在几个事件中断然拒绝。就宪法教义而言，它必须被视为异端。”[147]换言之，法院能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引入当代国际法的规范。

宪法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抵制来自于宪法全球化最早的推动者——美国。在国际领域，美国一向以单边主义、美国例外论和双重标准而闻名。美国宪法也是如此。美国主流的宪法学说和司法判例仍然固守自己的宪法传统，执着于自身的宪法文本，而不注意国际的宪法资源。美国最高法院在21世纪初也在宪法判决中引用了外国法，但却引起了政界、法律界和法学界极大的抵制和反对[148]。

（一）民主、主权与法治

对于抵制者而言，宪法全球化的趋势将根本挑战传统宪法的基本前提和正当性基础——特定国家的人民主权和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首先，宪法全球化根本挑战了传统宪法的民主正当性。引用外国法将一些未经人民同意和民主过程确认的法律规则引入法律，因而将毁坏民主过程和法律体系，使得人民服从一种并不来自自己授权制定的法律。法官将变得跟其国际同行法官更为亲近，而疏远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有论者将这一问题总结为“国际反多数难题”（international counter-majoritariandfficulty）:“联邦法官将把特定精英对于良善法律的观点强加给公众……”[149]引用外国法的问题触及到了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司法审查的国际化因而面临着缺少问责（accountability）和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问题。法官在不断地诉诸自己的同行之时，也在不断地疏远自己的同胞。一国的普通民众无法向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问责，因为各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很少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法官从事司法审查本来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正当性基础：诉诸本国人民在过去制定的宪法，以本国人民的名义审查后世人民代表的立法行为。然而，一旦法官超越了本国宪法的范围，诉诸外国的宪法或者国际法来处理案件的时候，其自身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正当性基础，出现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谁来约束他们？他们向谁负责？

其次，如同任何一种全球化一样，宪法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司法判决的自主性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150]引用外国法则会损害一国独特的宪法传统对于宪法裁决的控制。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宪政特殊性命题：比如，美国宪法和宪政传统是独特的、卓越的、例外的；“《美国宪法》是独一无二的，且围绕它的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151]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宪政与其他国家的宪政、尤其是欧洲宪政相比起来，具有极大的不同。[152]随意引用外国法将会威胁一国宪政的独特性。

对于抵制者来说，宪法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民主与主权的问题，而且还有对于法治原则的破坏。对于宪法主权论者而言，引用外国法也有可能损害一国的法治。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Justice Roberts）曾经在接受国会听证的时候说道：“依靠外国司法判例不能限制法官。它不能以国内法上的先例的方式限制法官们…在外国法当中，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你在法国或意大利的判决当中找不到的话，它在索马里或日本或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地方那里。…将目光转向外国法寻求支持就像在一群人当中挑选你的朋友。你能够找到他们。他们就在那里。这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允许法官引入自己的个人偏向并将它们包装在先例的权威之中……”[153]在民主政治当中，法院是非民选的机构，其正当性不来自于人民的直接授权，而来自于恪守法律和先例的美德，引用外国法导致的过度自由裁量权将摧毁法院的正当性基础。[154]

（二）国际价值与民族文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权力的扩张带来了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作为一国精英群体的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权力，将自身所偏好和代表的价值观念确立为固定的宪法原则或者宪法权利（如个人主义、世俗化、言论和出版自由、刑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权、堕胎权利、同性恋权利等等），而反对社群道德、宗教价值、文化传统、社会秩序和集体价值（如宗教权利、劳工权利、工会运动、社会经济权利、财富再分配和国家安全等）。[155]

宪法法院的法官普遍分享着基本的自由主义理念：财产权、正当程序、言论自由、性自由等。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权利的宪法化和司法统治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将决策权力从传统的民主代议机构转移至较为独立的决策者（法院是最典型的机构，此外还有各种独立规制机构），乃至跨国组织（如国际贸易组织、欧洲人权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在有些学者看来，宪法全球化反映的是全球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好。[156]秉承和代表这些意识和价值的国际法官群体构成了“一个智慧与良心的精英共同体”。[157]相反，各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偏好和文化却无法反映到司法审查过程之中；能够反映和代表他们所秉持的价值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决策则受到了司法审查权力的很大限制。

因此，宪法全球化最终触及到了民族文化特殊性问题。当法官通过诉诸外国法和国际法来限制本国民主立法的时候（“别国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抑挫了本国民众所信靠的民族性价值和特殊文化（“我们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美国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反倒强调美国宪法是“我们的法”（our law）[158]；多数欧洲国家乃至以色列、南非和加拿大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则强调，宪法是“人类的共同法”（jus commune）。美国人秉承一种“宪法民族主义”（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一个民族的宪法产生于、并体现和希望持续应对该民族特殊的处境，特别是其历史和政治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一个民族的公民作为一片特定地区的居民和特定文化的继承者，宪法话语当作一种手段，用以形成本民族的自我理解，维护和持续其自身的文化传统。[159]宪法全球化的问题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与特殊、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辩证法。

结语

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也在受到宪法全球化潮流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放在宪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会变得更为清晰。2001年齐玉苓案以来对于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应该在我国推行的讨论，对应的正是冷战之后日益热化的司法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法学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大量对于司法审查的讨论多是基于外国法（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很多具体的宪法问题的讨论会参考外国的判例。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出国访问的中国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对于外国宪法的观察会影响到他们的法律思维。

中国比较宪法学的范式问题需要根据国际的新发展和中国的新进展重新思考。上文已经提及，中国传统的比较宪法学是以政体比较为中心的，直到如今仍然是比较宪法专著或者教材的主流。21世纪以来，以司法审查和外国判例为主要材料的比较宪法研究新方向也逐渐发展起来。比较宪法的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传统的比较政治体制方法的同时，逐渐深入地理解当代新比较宪法学的范式，研读各国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判例。求同存异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比较宪法的材料和学说（尤其是各国的司法判例和教义）并非必然对于中国处理相关有较为直接的借鉴意义，但至少会为中国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思考中国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其引发的问题也会给我们思考宪法问题提供新的启示和灵感。

此外，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法官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全球化的实质乃是精英法官的国际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法官价值与民众价值之间的平衡，比较宪法的视野具有参照意义。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秉承法律所代表的某种普遍性价值，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民众所持有的价值观，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与法官与民众关系问题相关的是政治的司法化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由法院来处理政治问题并不一定会带来法治秩序，而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政治问题的恶化，乃至法院本身被卷入政治斗争。政治的司法化反过来又有可能导致司法的政治化。诉诸良主的政治家会通过政治手段来对待从事司法审查的法官。当法院卷入了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它本身非但无力保护宪法，甚至有可能无力守护自身。对于政治的司法化这一国际现象，不仅需要从司法教义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判，更要在政治视域当中进行研究和评价。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各国宪法体制的趋同现象以及司法审查的国际化趋势是历史境况、社会发展和政治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虽然宪法的全球化体现为各国法院对于宪法资源和法律技术的相互移用，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进程，它也体现了较强的政治化特征。通过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全球化遇到了宪法民族主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双重抵制，体现了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与特定国家的特殊背景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宪法的全球化呼吁普遍的宪法观念和政治价值，并试图通过司法审查的全球散播以达到在各国的实现。另一方面，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它并未完全消解主权国家的边界，未带来历史的终结。毋宁说，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宪法相互碰触的广度、深度和频率，从而加深了各国政治文化和宪法传统之间的差异感。在历史尚未终结的世界中，比较宪法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并未被消解，反而是加深了。

注释:

[1] Anne-Marie Slaughter,“Judicial Globalization,”40 Va. J. Int’ l L.1103，1113-15（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avid Bosco,“Plaintiff’ s Diplomacy,”79 Foreign Affairs 102（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p.65-103.

[2] Paul W. Kahn,“Reason and Will 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98 Yale L. J.449（1989）.

[3] John.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4]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5]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lassic Books,2010（165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690）.

[6]英国《权利法案》前四条是对于政府结构的规定：“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2.近来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或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3.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4.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茵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7]英国《权利法案》确认的个人权利有：向国王请愿和寻求救济的权利（第5条）、新教徒持有武器的权利（第7条）、免受过度保释金、罚款、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权利（第10条）、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第11条）。这些都远非后世之人耳熟能详的生命权、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等。

[8].Donald S. Lutz,“The States and the U. S. Bill of Rights”，16 S. Ill U. L. J.251,251-258（1992）； Donald s. Lutz,“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Pedigree of the U. S. Bill of Rights”22 Publius, Spring 1992, at 19-20,27-29. Lutz教授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并非起源于英国《权利法案》，而是殖民地时期各州所颁布的权利法案，尤其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9]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u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pp.4-14.

[10] Mary Sarah Bilder,“The Corporat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116 Yale L. J.502（2006）.

[11] Marbury v. Madison,5 U.S.137（1803）.

[12]《魏玛宪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宪法设计的缺陷。其一，《魏玛宪法》设定了较为激进的议会制，实行比例代表制，导致了议会政党极为众多的多党制，很难形成稳定的政府。魏玛在十四年之内经历了二十一任政府。对于魏玛议会民主制缺陷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参见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cmocracy, Ellen Kennendy trans.，MIT Press,1988；其二，《魏玛宪法》给与总统巨大的权力，包括解散议会的权力和极为广泛的紧急状态权。在十四年之内，总统运用宪法第48条多达两百五十余次之多。其三，《魏玛宪法》允许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突破宪法的限制制定法律。希特勒正是通过这项制度获得全权，宣布自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袖”（Fuhrer of the Third Reich）。

[13] Judgment of 1 November 1866, reported in UfL VI （1866）165（Wedel Jarlsberg）.1814年《挪威宪法》并没有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参见http://www.stortinget.no/en/In-English/About-the-Storting/The- Constitution/The-Constitution/。

[14] Mauro Cappelletti,“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58 Cal. L. Rev.1017，1038（1970）.

[15] Carsten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Norway as a European Pioneer, in Amicus Curiae 11-13（2000）.

[16] See David Armitage et al, Interchange: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98 J. Ame. Hist.2（2011）.

[17] 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7.

[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See Panama Refining Co.v. Ryan,293 U. S.388（1935）（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违宪）。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三次判定新政立法或行政举措违宪，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Humphrey * 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295 U. S.602（1935）; Louisville Joint Stock Land Bank v. Radford,295 U. S.555（1935）; A. L. A.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295 U. S.495（1935）.

[20] See Michael Pairish, The Hughes Court: Justices, Rulings, and Legac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2002，p.24.2004年，委内瑞拉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授权总统查韦斯重组和清洗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将该法院的法官人数由20人增为32名。See Human Rights Watch,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Venezuela’s Court-Packing Law （ July 2004）, http ://hrw.org/backgrounder/americas/venezuela/2004/.

[21]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300 U. S.379（1937）.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一改之前对于新政的抵制态度，认定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立法合乎宪法。

[22]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3] Neal Tate and Thorsten Vallinder, eds.，The Global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

[24]许崇德、王振民：《从“议会主导”到“行政主导”——评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趋势》，载《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5]Albert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Nabu Press,2010, pp.3-4（1897）.

[26]Jeremy Jennings,“ From ‘ Imperial State to 1’ Etat de Droit ’: Benjamin Constant, Blandine Kriegei and the Reform of the French Constitution,”in Constitutionalism in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ichard Bellamy and Dario Castiglione,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pp.76-78.

[27]Martin Shapiro,“ Globalization of Law”，1 Ind. J. Global Legal Stud.37，pp.45-50（1993）.

[28]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9] Donald 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Mary Volcansek,“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in Italy: American Roots and the Italian Hybrid,” i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89-105（ Donald W. Jackson & C. Neal Tate eds.，1992）.

[30]《日本宪法》（1946）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31] Alec Stone Sweet, 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2] Joseph 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100 Yale L, J.2403-2483（1991）.

[33] Jochen Frowein,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a Vehicle of Integration, in 1 Integration Through Law （M. Cappelletti et al. eds.,1986）.

[34]Mark Tushnet,“Alternative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101 Mich. L. Rev.2781（2003）.

[35] Tom Ginsburg,‘ The Global Spread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Keith E. Whittington, R. Daniel Kelemen & Gregory A. Caldeira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1 and footnote 1.

[36]Gen. Lucious D.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A Personal Report on the Four Crucial Years that Set the Course of Future World History, Doubleday,1950.

[37]最初的1949年《德国基本法》序言如此写道：“意识到其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受到保持其民族政治统一和作为一个统一欧洲的平等成员服务于世界和平的意志的激发，德国各邦人民……依据其制宪权，通过此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给与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以新的秩序。他们也代表那些未被允许参与的德国人行事。全体德国人仍然被号召起来，以自由自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Carl J. Friedrich, Rebuilding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II,43 Am. Pol. Sei. Rev.704,705-06（1949）（ quotin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Grundgesetz ][Gg][ Basic Law], May 23,1949, BGBL I at pmbl.（Ger.）.此处中文译文为笔者试译。

[38] Ralf Rogowski & Thomas Gawron, ed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Comparison: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Berghahn Books,2002.

[39]Juan J. Linz,“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1 Journal of Democracy,84-91（1990）.

[40] Mary L. Volcansek,“Constitutional Courts as Veto Players: Divorce and Decrees in Italy,”39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7（2001）.

[41]Kyoko Inoue, MacArthur’ s Japanese Constitution: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42]Ibrahim Gambri,“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in Thompson, Kenneth W.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 Vol.5. Univ. Press of America,1990, pp.27-53.

[43]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 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Westview Press,1987; Robert Goldwin and Art Kaufman, Constitution Makers on Constitution Making: The Experience of Eight Nations, No.479,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8.

[44]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Keith S. Rosenn,“Judicial Review in Brazil: Developments Under the 1988 Constitution”,7 Sw. J. of L.& Trade Am.291（2000）.

[45] Gavin Healy,“Judicial Activism i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Korea,”.14 Colum. J. Asian L.213（2000）.

[46] Andrew Arato and Zoltan Miklosi,“ Constitution Making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s in Hungary.” in Framing the State in Times of Transition:Case Studies in Constitution Making, Laurel Miller ed.,2005, pp.350-90.

[47] Albert Melone, Creating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48] Robert Ahdieh, Russia, 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1985-1996, Penn State Press,2010.

[49] Jiri Priban, Dissidents of Law, Burlington Ashgate,2002.

[50] Mark Brzezinski and Leszek Garlicki,“Judicial Review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chtsstaat,”31 Stan. J. Int, l L.13（1995）.

[51]Tom Ginsburg and Gombosuren Ganzorig,“When Courts and Politics Collide: Mongolia’ s Constitutional Crisis,”14 Colum. J. Asian L.309（2000）.

[52]Laszlo Solyom and Georg Brunner, eds., Constitutional Judiciary in a New Democracy: The Hungar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 Jon Ester,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Bruce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Herman Schwartz,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53] Hassen Ebrahim, The Soul of a Nation: Constitution-Making in South A?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4] Reiner Knopff and F. L. Morton, Charter Politics, Scarborough, Canada: Nelson,1992.

[55] Stephen Gardbaum, The New Commonwealth Co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pp.97-128; Mark Tushnet,“Weak Form Judicial Review and ‘ Core’ Civil liberties,”41 Harv. C. R-C. L. L. Rev.1（2006）.

[56]Sujit Choudhry,“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74 Ind. L. J.819,821-22（1999）.

[57]Janet L. Hiebert,“Parliamentary Bills of Rights: An Alternative Model?”69 Mod. L. Rev.7（2006）.

[58] Aharon Barak,“A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srael’s Basic Laws”，4 Const. F.83（1992-1993）.

[59]Ran Hirchl,“ Israel’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Entrenched Civil Liberties in an Emerging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46 Am. J. Comp. L.427-452（1998）.

[60] HCJ 98/69 A. Bergman v.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State Comptroller （1969）（I）23 P. D.693.

[61] Eli M. Salzberger, Judicial Activism in Israel, in Brice Dickson ed., Judicial Activism in Common Law Supreme Cou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2] J. H. H. 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100 Yale. L. J.2403（1991）.

[63] Quoted in Ian War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7.

[64] Case 26/62,1963 ECR 1.允许一个荷兰私人进口商直接依据罗马公约中的欧共体统一市场条款挑战荷兰政府。

[65] Case 6/64, E. C. R.585.确定了“直接效力”原则。该原则的讨论参见George Bermann et a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166-203（1993）.

[66] Miguel Maduro, We the Court: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nstitution: A Critical Reading Of Article 30 of the EC Treaty, Oxford: Evanston,111., USA: Hart Pub.，1998.

[67]Deborah Z. Cass,“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12 Eur. J. Int’1 L.39，49-52（2001）.

[68]David Schneiderman,“Constitution or Model Treaty? Struggling over the Interpretive Authority of NAFTA”, in 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Sujit Choudry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294; Lori M. Wallach,“ Accountable .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TO, NAFT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50 U. Kan. L. Rev.823（2002）.

[69]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Nov.5,1950,213 U. N. T. S 222.

[70] Slan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80.

[7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

[72]Ncube v. State,2 s. Afr. L. Rep.702（1988）（Zim b.）.

[73]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p.80-81.

[74]The 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2011,§ Art. Q.

[75]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1996§ Art.39（1）.

[76] Human Rights Act,1998, c.42§2（1）（U. K.）.

[77] G?rgülü v. Germany,111 BVerfGE 307（2004）（F. R. G.）.

[78]See, e. g., Hil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1995]2 S. C. R.1130, paras.122-141（Can…）; R. v. Keegstra,[1990]3 S. C. R.697,738,743（Can.） R. v. Morgentaler,[1988]1 S. C. R.30,52-53（Can.）.

[79]See, e. g., Bijoe Emmanuel v. State of Kerala,（1986）3 S. C. R.518（India）; Satpathy v. Dani, A. I. R.1978 S. C.1025,1036-38（India）; State of Uttar Pradesh v. Pradip Tandon, A. I. R.1975 S. C.563（India）; Rustom Cavasjee Cooper v. Union of India,（1970）3 S. C. R.530，592（India）.

[80] Paul Kah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10 Mich. L. Rev.2677-2705（2003）.

[8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

[82]刘晗：《宪法全球化中的逆流》，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83]Mark Tushnet,“ Law and Prudence in the Law of Justicia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80 N. C. L. Rev.1203（2002）.

[8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0页。

[85]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75 Fordham L. Rev.721,729-730（2006）.

[86] Bush v. Gore,531 U.S.98（2000）.

[87]See Legal Resources Found., Justice in Zimbabwe （ Report）, http://www.swradioafrica.com/Documents/RDC-report.htm （last visited Sept.20,2006）.

[88]See, e, g., Decision of the Ukrain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Dec.3,2004.

[89]Italian Court Rules Prodi Election Winner, Guardian Unlimited, Apr.19,2006, http://www.guardian.co.uk/italy/story/0,,1756970,00.html.

[90]Mexico Court Rejects Fraud Claim, BBC News Online, Aug.29，2006，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5293796, stm.

[91]Madagascar Court Annuls Election, BBC News Online, Apr.17，2002，http://news.bbc.co.uk/2/hi/africa/l935247.stm.

[92]Bobb and Anor.[2006] UKPC 22（Trin.& Tobago）.

[93] Text of Keny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Upholding Election Results,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303300415.html.

[94]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 supra note 85，.721，730-732.

[95]Operation Dismantle v. The Queen,[1985]1 S. C. R.441.

[96]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1998]2 S. C. R.217.

[97]See Russian Federation Constitutional Court, s Ruling Regarding the Legality of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s Degree To Send Troops To [ Chechnya ]，（ Officidl Kremlin International News Broadcast July 31，1995）; Hirschl, supra note 85，at 731.

[98]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 supra note 85,732-734（2006）.

[99] See Certification of the Amended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 Afr.1997（2） SA 97（ CC）; Cer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 Aft.1996（4） SA 744（CC）. See also,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2.

[100] See Republic of Fiji Islands v. Prasad [2001]1 LRC 665（HC）,[2002]2 LRC 743（CA）. See also George Williams,“Republic of Fiji v. Prasad”,2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4,（2001）;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2.

[101]James Brooke,“Constitutional Court Reinstates South Korea’ s Impeached President”，N. Y. Times, May 14,2004; Anthony Faiola,“Court Rejects S. Korean President’s Impeachment”，Wash. Post, May 14，2004; Barbara Demick,“South Korean President Is Reinstated: A Court Rules That His Impeachment Was Unjustified. Meanwhile, New National Assembly Is Set to Take Office”，L. A. Times, May 14，2004. Youngjae Lee,“Law, Politics, and Impeachment: The Impeachment of Roh Moo-hyun From 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53 Am. J. Comp. L.403,403（2005）; Hirschl, supra note 85，at 732-733.

[102]Zafar Ali Shah v. Pervez Musharraf, Chief Executive of Pak.，P. L. D.2000 S. C.869. See also,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33-734.

[103] Carlo Guamieri & Patrizia Pederzoli, The Power of Jud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s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160-82;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44.

[104] Stefan Voigt & Eli M. Salzberger,“ Choosing Not to Choose: When Politicians Choose to Delegate Powers”,55 Kyklos 289,294-95（2002）;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44.

[105] Ran Hirschl,“New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Wordwide”，Hirschl, supra note 85，747（2006）.

[106]Dwight Semlert,“Focus: Crisis in Russia-The End of the First Russian Republic,” E. Eur.2 Const. Rev.107（1993）; Robert Sharlet,“ Russia’s Second Constitutional Court: Politics, Law and Stability,” in Russia in the New Century: Stability or Disorder, Vctoria Bonnell and George Breslauer eds.，Westview Press,2001, pp.59-77.

[107]Lee Epstein et al.,“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mocra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35 Law & Soc’ y Rev.117（2001）; Hirschl, supra note 85, at 751.

[10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09]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supra note 25.中文译名《英宪精义》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该书的比较宪法学性质。

[110] William W. Crane & Bemard Moses,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Forgotten Books,2012（1883）.

[111] John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Government. Vol.2. Ginn,1893.

[11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3] 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2d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

[114]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2n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115] Donald L. Horowitz, Co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16] Juan Linz & Afred Steph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1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18] Jon Elster, Ulysses and Sirens, Cambridge univ. press,1983.

[119] Stephen Holmes,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w. w. Norton&company,1.999;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20]Adam Przeworski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IT Press,1992.这一发现得益于Hirschl的观察。See Ran Hirschl,“Editorial”11 Int’1 J.Con. L.1（2011），pp.4-5.

[122] Sujit Choudhry ed.，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Tom Ginsburg, 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c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23] Norman Dorsen, Michel Rosenfeld, Andras Sajo & Tom Ginsburg,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West,2011； Vicki Jackson & Mark Tushnet,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West,2d.,2006; Norman Dorsen et al.,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Cases and Materials, West,2003.

[124] Michel Rosenfeld & Andras Saj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25] See e. g., Sujit Choudhry,“ 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Justific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74 Indiana L. Rev.820（1999）; Vicki C. Jackson, Foreword-Comment:“Co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Convergence, Resistance, Engagement,”119 Harv. L. Rev.109（2005）; Mark Tushnet,“The Possibilities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108 Yale L. J.1225（1999）.

[126] See e. g.，Kai M?ller, The Global Model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 Press,2014.

[127] See, e. g,，Michael Louis Corrado,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view, Caroline Academic Press,2005.

[128] See, e. g., Mark V.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29] See, e. g, Robert Fatton, Jr.& R. K. ?amazani,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Jefferson ’s Wall Of Sepa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lgrav Macmillan,2009.

[130] See, e. g.，Michel Rosenfeld,“ The Role of Co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 Exchange Among Armin von Bogdandy, Robert Post, Mattias Kumm, and Alex- ander Somek,”9 Int’ L. J. Const. L.361（2009）; Mark Tushnet,“How （and How Not） to Us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n Basic Constitutional Law Courses,”49 St. Louis U. L.J.671（2005）.

[131] Richard Posner,“Foreword: 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 L. Rev.32（2005）.

[132] Mark Tushnet,“The Inevitable Globalizafion of Gonstifutional LawM ,49 Va. J. Int’ l. L 985,988-995（2009）.本节基本分析结构沿用了， Tushnet教授的概括。

[133] Id., at 988-989.

[134] State v. Makwanyane,1995（3） SA 391（ CC）.

[135] See Christa Rautenbach, Presentation at the 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Use of Foreign Precedents by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Judges: Making Sense of Statistics （ Dec.8，2010）.

[136] Paul W. Kahn ,“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Judicial Role”，in Irwin P. Stotzky,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73, Westview Press,1993.

[137] Claire L’Heureux-Dub,“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Rehnquist Court,”34 Tulsa L. J.15,17（1998），at 26.

[138] Anne-Marie Slaughter,“A Global Community of Courts”，44 Harv. Int, l L. J.191（2003）.

[139] Jacques De Lisle,“Lex Americana: United States Legal Assistance, American Legal Models, and Legal Change in the Post- Communist World and Beyond,”20 U. Pa. J. Int, l Econ. L.179（1999）; George P. Fletcher:“‘Search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ake of Communism,”1992 BYU L. Rev.145（1992）.

[140] http://www. confeuconstco.org/home.html.

[141] https://www.nyu.edu/global, html; http://www.law.yale.edu/intellectuallife/globalconstitutionalismseminar.htm.

[142] Mark Tushnet,“ Some Skepticism About 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49 William & Mary L. Rev.1473（2008）; Tushnet, supra note 132, at 989.

[143] Tushnet, supra note 132 at 990.

[144] Council of Europe, doc.9798,28 April 2003,“Office of the Lord Chancellor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available at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Doc03/edoc9798.htm.

[145]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Art.11.

[146] David Law,“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102 NW. U.L. Rev.12771308-1311,1321-1323（2008）; Tushnet, supra note 132,991-995.

[147] Al-Kateb v. Godwin,（2004）208 ALR 124,140（McHugh J）.

[148]前引[82]。

[149] Roger P. Alford,“Misusing International Sources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98 Am. J. Int’ l L.57（2004）.

[150] T. Alexander Aleinikoff,“Thinking Outside the Sovereignty Box: Transnational Law and the U. S. Constitution,”82 Tex. L. Rev.1989,1993（2004）.

[151] Louis J. Blum,“Mixed Signals: The Limited Ro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39 San Diego L. Rev.157,163（2002）.

[152] Jed Rubenfeld,“ Unilat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79 N. Y. U. L. Rev.1971,1995-99（2004）; Emest A. Young: “Foreign Law and the Denominator Problem”,119 Harv. L. Rev.148,161（2005）.

[153]“Court in Transition: From the Hearings”, New York Times, Sept.14，2005，at A26.

[154]前引[82]。

[155]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8.

[156] Id.; Robert H. Bork, Coercing Virtues: Worldwide Rule of Judges, The AEI Press,2003.

[157] Richard Posner,“Foreword: A Political Court,”119 Harv. L. Rev.32,87（2005）.

[158] Jack M.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59] Jü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107,125（Amy Guttmann ed.,1994）.

战争起因
2023.7.23，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联合国官网上刊发文章认为：1950年6月25日，韩国受到朝鲜军队的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安理会同日举行会议，要求停火并吁请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
2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
7月7日，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苏联以中国代表权为由缺席），授权美国指挥联合司令部帮助大韩民国击退北朝鲜军队，并授权联合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

战争开始
当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推进时，麦克阿瑟认为：”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止不前。”
1950年9月，彭德怀率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人如苏联人之愿马上就要跨入朝鲜了，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把他从鸭绿江边召回。原因在于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一个机场。美国人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而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打。于是给毛泽东发去“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对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斯大林解释为：“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建议：“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吧。”
毛泽东最后决定还是出兵。彭德怀表示：“如果我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

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在朝鲜主要打了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奠定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突然性的成功在于美军对中国意图判断的严重失误：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人为争取中国大陆而准备放弃台湾，没有一兵一卒在岛上，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针对朝鲜，而是台湾，马上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其次，中国出兵的突然性，彭德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
1951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数十万人先后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朝鲜人民军已被打散，金日成去向不明。彭德怀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后在一座叫北镇的金矿里见到金日成。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并不知道，但韩国先头部队在遭遇战中已被打散。直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战。这时，美国方面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是否正式参战，美国远东军情报官威洛克认定在朝鲜没有正规有组织的军队。而中国的广播电台则公开承认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
第二次战役。彭德怀把近40万大军隐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将对方诱入包围圈。麦克阿瑟下达全线进攻令后，中国军队突然收紧巨大的包围圈，右翼大韩民国第二军团被歼灭；宋时轮率领的27军、26军、20军把美海军陆战1师包围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接近早晨6时，中国军队撤出战斗。
此后，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毛泽东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6个军的数十万士兵冲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刚来到战场，联合国军全面溃散。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李奇微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的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
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国内报纸到达彭德怀手中时，他认为：“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中国军队的前锋到达了三七线，彭德怀下达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彭德怀回国后回忆第三次战役时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美军却开始了快速反攻。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修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南进的话，将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志愿军的冬天，一个空前流血牺牲的阶段开始了。”
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利用对方东线的一个小疏忽，发动横城反击战，使联合国军的进攻失利，全线动摇（志愿军一个师创1次战斗击毙对方最多纪录，3350人）。在砥平里，志愿军先后投入8个团，伤亡很大（40军的3个团伤亡1830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在志在愿军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下，彭德怀同意了停止进攻。彭德怀回国汇报情况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彭德怀回到第四次战役的战场得到的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李奇微突破了汉江。彭德怀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汉城。中国军队退至三八线以北。双方又回到了战争起始状态。
彭德怀开始策划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他致电毛泽东：“此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战。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周恩来认为：“我们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1个整师、甚至1个团，都难以达到歼灭的目的，而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灭敌人5个师，其中有美军的3个师，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但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这时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接替其原来职务。
1951年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彭德怀发现：60军180师被包围在汉江南岸。连日大雨使汉江江水猛涨，180师1万多中国官兵只能拉着仅有的3根铁丝北渡突围。180师周围是5倍美军的包围。40年后解密的志愿军司令部的资料显示：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中国军队继续北撤，战线距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彭德怀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不能再退了。他决定派63军在朝鲜中部高山险阻之地守住最后的防线。阻击战打了整整10天结束，美军的进攻被挡住。

各方意旨
1951年5月15号，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的布莱德利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反驳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全面扩大战争时说：
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大意即：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扩大战争规模，如果那样，我们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寻求停战
1951年1月13日，志愿军在连续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国军就最早提出停战建议。但当时的毛泽东拒绝了停战协议，指示彭德怀乘胜追击，统一朝鲜半岛。沈志华认为，拒绝和谈的原因在于：第一，中方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美国当时迫于压力提出了和谈，希望就此通过联合国把战争扩大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二，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当时，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1。
沈志华认为，此后签订停战协议时，伤亡比已经反转为2.6:1，而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斯大林突然去世（1953年3月5日），苏联后任领导人继续支持这场战争的意愿不强。
第5次战役后，杜鲁门认为其战略重心不应长期陷在朝鲜战场，急于停战。杜鲁门向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命令并转给在朝鲜的军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朝鲜的敌对行为……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

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号（当地时间），上午10:00 ，签字仪式开始，美国的中将哈里逊将军、朝鲜的南日大将在板门店签字，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分钟，双方没有握手、没有说话。
而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曾有传言，时任联合国军司令官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在签字时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场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等人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他们的签字是在各自的指挥部补签的。
当时南韩领导人李承晚反对，所以韩国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不过韩国在事后还是执行了协议的条款。

各方损益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助”。二战之后，日本变成一片焦土。联合国军在朝鲜参战一个月后，即在横滨设置军事物资采购机构，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被服、军用毛毯、作战沙袋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从1950年到1952年底，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10亿美元。1952年，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坦克等的日本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战争结束后，日本企业仍保持了一定战争红利。到1955年，美军在日本采购军需物资总额度至少有3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经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并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2012.5.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瞪拧拔佬恰钡摹翱琛鄙杏?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笔者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6年，到过全省所有的劳改农场。赛什克农场就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个直属农场。在柴达木盆地的诸多劳改农场中，它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好的年景小麦亩产量最高也就是两三百斤。那么，8000多斤的亩产量是怎么来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青海省劳改单位“大跃进”、粮食放“卫星”情况。这些情况，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主政、纠正原青海省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揭发出来、并被事实证明是确凿无误的。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4415人；1959年死亡“三类人员”12652人；1960年死亡“三类人员”20988人；1961年死亡“三类人员” 11549人（1961年死亡时间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这些“三类人员”中，有刑满就业人员2375人，劳教人员4159人，其余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渔业公司（青海湖盛产湟鱼，肉嫩味美，省劳改局在这里设一个劳改单位，专门捕鱼）共有“三类人员”706人，从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占总人数45%。死的这些人都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掩埋，多数被胡乱扔进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属来信、来访的强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捞遗骨，结果打捞出52具残缺不全的遗骨，无法鉴定，集体掩埋，在墓碑上写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条罪状，墓碑被红卫兵砸烂，遗骨被焚烧。
　　西宁市周边都是山，有十几家劳改、劳教单位，2万多名“三类人员”中死亡8000多人，尸体都是在山上处理掉的。
　　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场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属的597人，没有通知家属的2104人；有棺材、有坟墓、有标志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体掩埋的2550人，一个坑一次埋几十人、几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筑公司，犯人刚开始非正常死亡时，死一个埋一个；后来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挖坑，于是用浮土盖一下，或用石头压住，最后没有办法，用挖掘机挖了几个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尸体。
　　从1963年起，青海省直机关干部在周边山上植树造林，从上海调到青海省高级法院担任院长不久的郑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头，不禁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当他了解这些抛撒在山上遗骨的来源后，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厅劳改局派人将这些骨头收集起来焚烧。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注：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连坐是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之一。从文献记载来看，它起源于夏朝，直到清朝覆灭的前夕，缘坐之制才得以废除。“在中国，迟至1910年公布施行的《大清现行刑律》、1911年公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对族诛、连坐等体现责任牵连的制度才明确予以废除。”此后，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连坐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国内学界对连坐的研究，多集中在法学领域，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间或也有涉及，政治学则鲜有研究。然而，连坐是传统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专制统治制度，缺乏政治学的分析不利于揭示连坐制度的本质。

一、连坐的起源和演变

连坐指一人犯罪导致其特定关系人皆负连带责任而受到集体性的惩罚。先秦已经作为法律术语流行的连坐，在中国政治法律史上还有其他众多不同的称谓，例如缘坐、从坐、相坐、随坐、族诛、族刑、夷族、籍没、门诛、孥戮、收孥和株连等等。《尚书·甘誓》首次出现了“孥戮”一词：“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一般认为，这里的“孥戮”意即连坐：如果胆敢抗命，则戮及子孙。“连坐”一语先秦时期应该已经流行，战国时代的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颁布的法令之一即被后人称为《告奸连坐令》。至于“缘坐”之制，先秦早已行之，但“缘坐之语，已见于后魏。意谓相缘为坐（缘即因缘）”。现代汉语中最为流行的“株连”一词，相对出现较晚，在先秦文献中尚无发现。《辞海》的释义是：“株连”又称“株联”，意即“因一人犯罪而牵连他人”。例如《新唐书》曰：“于是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新唐书·酷吏传·吉温》）。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6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夏王朝就已经施行连坐制度。《尚书·甘誓》载：夏王启与有扈氏决战之前，他对将士说：“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最后一句涉及了连坐：如果你们听命于我，我则在祖宗面前奖赏你们；如果违抗命令，我不仅在祖宗面前对你们本人要处以极刑，而且罪及妻子眷属，也要杀死他们。《尚书·汤誓》也有类似的记载：“不用命，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里所说的“孥戮，是上古时代人们对罪及正犯亲属制度的通称，孥指妻、子，戮为刑罚”。汉朝大儒孔安国以为，“孥戮”是罪及其子——杀死他本人和他的儿子，从而侮辱罪犯本人并累及其心的一种残酷刑罚。因此，通常认为，今文《尚书·甘誓》所载的夏朝“孥戮汝”刑罚，开启了中国连坐历史的先河。

《甘誓》中关于连坐的这个重要片断，保存于被公认为真实可靠的今文《尚书》之中，后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夏本纪》。“由此可以推测，司马迁应是把这条史料所记载的内容视为夏朝的信史来处理的……司马迁的这种处理方式为近代以来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并且基本上形成共识。从清末沈家本开始，法制史学者就将其作为一条可以信从的夏代法律史料来处理作用。”然而，关于“孥戮汝”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戮”的真实意义，学者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戮”就是杀戮或处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戮”只是羞辱家人的刑罚，并非处死。对此，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在引述各种关于《甘誓》的经典释读后有过详细说明：“予则孥戮汝。《史记》‘孥’作‘帑’。《传》：‘帑，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子。言耻累也。’蔡《传》：‘孥戮’与上‘戮’字同义，言若不用命，非但戮及汝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犹《秋官·司厉》‘戮男子以为罪隶’之戮。古人以辱为戮，谓戮辱之以孥耳。古者罚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但是，无论对《甘誓》“孥戮汝”的具体意义有多少争论，古往今来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的连坐或缘坐制度，最早可溯源于传说中的夏王朝。

继夏朝之后的商朝，上古文献中也有关于连坐的明确记载。《尚书·盘庚》篇记录了商王盘庚迁都殷之前发布的训令：“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一段话的大意是，若有人居心不良，违抗不恭，图谋不轨，那么，我不仅要毁灭你们，而且要断绝你们的子孙后代，不让你们这些坏人在新的国都里繁衍后代。《尚书·盘庚》属今文《尚书》的篇目，亦被古典文献学界认为是可信的材料。据此可知，商王朝延续了夏朝的连坐制度。

尽管普遍认为连坐制起源于夏王朝，存续于殷商，然而迄今关于夏朝和商朝连坐的所有文献记载都是间接的转录，尚无原始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比较而言，周代关于连坐的文献记录更加丰富，并且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西周时正式出现了公开反对连坐制度的强大声音，主张“罪不及孥”。例如，《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周文王则被认为是“罪人不孥”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作为一种原始的政治统治手段，周朝无疑传承了夏商的连坐制度。这些反对声音的出现，“并不代表孟子或周文王反对株连亲属”，恰恰从相反的角度反映了西周连坐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至少到了东周王朝和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而且首次出现了对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族”“灭族”和“灭三族”刑罚。《左传》中已经有大量关于春秋时期东周各国的族刑记载，例如，《左传》记载楚国的费无极和鄢将师勾结，制造错杀郤宛的冤案，其中多次提到了“灭族”：“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左传》记楚晋之战：“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

战国是连坐制度的成型时期，秦国是春秋战国连坐制度的集大成者，而商鞅则是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奠基者。确立完善的连坐制度，对臣民推行严厉的连带责任制，以壮大秦国的军事力量，巩固秦国君主的统治地位，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商鞅认为，对那些严重的犯罪，特别是挑战秦王统治地位的行为，不仅对当事人要杀无赦，而且必须罪其连带责任者，同时要鼓励官民举报周围的犯罪行为，这样才能使民众安分守己。他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据此，商鞅发布了《告奸连坐令》等一系列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后的连坐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邻伍连坐……把老百姓编成以什（10户）伍（5户）为单位的小社区，然后强制同伍同什的人互相监督，对犯罪的人进行举告。二是军事连坐，5人为一伍，作战时有一人逃跑的，其余4人受连坐。三是全家连坐，规定家庭主要成员有违法行为，则全家受牵连，即所谓‘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四是职务连坐，这是对担负某种国家职务的人被告的连坐。官吏如果知而不告，就不能免自己的罪，不仅下对上有连坐责任，上对下也有这种责任。”

战国时期，连坐制度已经为各国普遍采用。“不仅秦国，其他国家也都实行连坐制度。”不过，商鞅在秦国确立的连坐制度，包括了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基本要素，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效法的蓝本。秦统一中国后，秦皇不仅全盘继承了商鞅的连坐制度，而且变本加厉，连坐和族刑的范围更加扩大，惩罚更加残酷。例如，秦始皇在《焚书令》中明确规定：“以古非今者族。”“只要用以往事例，或民间各家学说议论现时政策、制度者，便构成以古非今罪，被处以族刑连坐的重刑，如所管官吏知情不纠举，与犯者处同罪。李斯曾有明确说明：‘……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朝，虽然存续的时间不到15年，但却奠定了整个中国专制政治的制度基础。世人称，“百代皆行秦政”，包括连坐在内的其他众多统治制度均被后来的专制君主所效仿。此后的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均推行残酷的连坐制度。

当然，历朝的连坐制度在程序和形式上都会有某种差异，连坐或缘坐的范围及所施刑罚也会有所不同。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连坐制度曾有个重大的进步性改革，明显缩小了连坐的范围，降低了连坐的残酷程序。特别是废除了妇女在本家和夫家的双重缘坐制，并曾一度废除“夷三族”的酷刑。三国之前，已婚妇女“如父母与夫家犯族刑，都要连坐受刑，‘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新律》缩小了连坐范围，规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新律》颁布后，又据主簿程咸上议，修改律令，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开缘坐不及出嫁女之先例。晋《泰始律》进一步缩小连坐范围：‘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曾明确‘除三族刑’”。尽管连坐制度在魏晋时代出现了重大改革，但从秦汉至明清的漫长专制政治客观历史进程来看，不仅族刑没有废除，而且也不能像有些学者想当然地那样得出结论说：连坐的残酷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制王朝的更新而日趋减弱，“缘坐之刑是愈到后代刑责愈轻”。正如戴炎辉所说，“所宜注意者，不能一概说是：愈后代，缘坐人的范围愈狭”。不仅如此，连坐在明清时代甚至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清朝的连坐法律与唐、宋律大体上保持一致，如“谋反大逆”和“谋叛”之罪，皆刑及正犯之同宗三代、祖孙与同居亲属；“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采生折割人”和“造畜蛊毒杀人”等罪，皆刑及妻、子或同居家口。但“清律处罚‘谋反大逆’‘谋叛’的严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唐宋律”。“康熙朝以后，少有收孥之事，但司法实践中及续修的条例中，族刑的适用范围却不断扩大。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论及本朝族刑制度时称：‘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他无有也。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诸项俱缘坐矣，反狱、邪教诸项亦缘坐矣。’”

正如在开头指出的那样，连坐有不同的称谓，如族刑、门诛、相坐、从坐、缘坐、伍坐等等。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对这些刑罚常有不同的法律称谓，学者很难有相同的术语去概括这些律令。因而，有些学者统称为“连坐”或“缘坐”，另一些学者统称为“族刑”或“族诛”，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将它们做出区分。例如，戴炎辉将“缘坐”与“连坐”相区分，认为“缘坐”意谓“相缘为坐”，而“连坐”乃“邻伍（什伍）或同职连带负刑事责任之谓”。罗翔则将“族诛”与“连坐”相区分，他提醒大家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族诛与连坐往往混在一起，两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但到隋唐之后，两者的区别渐趋明显。前者是死刑，族诛之人必死无疑，而后者则未必，父子以外的其他亲属、女眷、从犯很少有处死刑的，大多是被充军、流放、为奴或被阉割。另外，族诛之人主要是同姓血亲，殃及朋友门生只是特例，而连坐者主要是因事牵连，而非血缘关系”。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对这些概念和称谓重新做出界定。“连坐”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居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我们对这些概念做出重新定义，其实也是尝试对连坐进行不同的分类。“所谓连坐，是指刑罚向犯罪者以外第三者的株连，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邻保组织中的连坐，有名的商鞅变法中的什伍制即属此类；二是秦法中以恶法中之恶法与夷三族刑为代表的血缘关系连坐；三是官僚组织内对上司及其同僚的责任连带。”显而易见，“连坐”所包含的范围最为广泛，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个不同子类。

二、缘坐：个人与家族的关系

缘坐是一人犯罪株连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近亲属，这是最重要的连坐惩罚，也是传统连坐制度的原型。在法律和习俗限定的血缘亲属共同体中，只要有一人犯罪，其他成员即使毫不知情和毫无干系，也同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缘坐体现了个人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个人与家族不仅有自然的血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还具有政治和法律关系，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连带责任。缘坐制度典型地反映了传统中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形态。

缘坐不仅是连坐的最重要内容，其实也是连坐的渊源。连坐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孥戮，孥戮就是除处死本人外，还罪及妻子和儿子等家属。一般认为，在历代连坐制度中，唐律关于连坐的法律条文最为完善，而唐律所说的缘坐主要就是指罪及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唐律中的缘坐，是指因血缘、亲属及家庭关系而实行的株连。”缘坐的范围即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宗族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宗为族，家族与宗族在经典文献中常常交互使用。但是，“宗族并不是零零散散的家族的集合，而是祖先在某一个时期分化出来的家族，以分派支系即房的形式有系统地逐步构成的，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父系血族集团的联合和集结”。缘坐的具体范围多大，包括哪些家族成员，虽然在每个朝代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但大体类似。历代缘坐法律所及的连坐对象主要包括三族、五族、九族、同居、同产、门房等。

族的基本单元是家，族与家交织融合，难舍难分，它们自然作为缘坐的直接对象。家庭中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即是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他们构成最亲密的血缘共同体，也就是缘坐中最早出现的“灭三族”或“夷三族”。缘坐刑罚中的“族灭”“族诛”和“门诛”“门房诛”等，首先便是指这个血缘共同体。春秋时期已经零星出现了“三族”的提法，如“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到了战国时期，“三族”之语已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三族”作为缘坐的主要对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商君书》曰：“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吕氏春秋》曰：“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吕氏春秋·开春论》）；《墨子》曰：“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墨子·号令》）。《史记》曰：“（文公）二十年（即公元前746年——引者注），法初有三族之罪”，“（武公）三年（公元前695年——引者注），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史记·秦本纪》）。不过，对于“三族”究竟具体指哪些家族成员，历代并无一致说法，一直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三族”即指父母、子女、孙辈；另一种观点认为，“三族”即是父族、母族、妻族；还有一种说法是父母、兄弟、妻子。无论对“三族”具体成员的理解存在多大的分歧，无可争辩的是，“三族”即是血缘关系最紧密的家族成员。

与“三族”类似，作为缘坐对象出现的还有“五族”“七族”和“九族”等。尤其是“株连九族”，在后世文献中更是经常出现，“九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范围最大的家族血缘共同体。顾名思义，“五族”“七族”和“九族”是对“三族”这一血缘共同体的进一步延伸。关于“三族”和“九族”等家族共同体，族刑研究专家魏道明有过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古文经学派把父、子、孙三代称为“三族”，把同宗高祖至玄孙的上下九代亲属视为“九族”；而今文经学派则把父族、母族和妻族视为“三族”，把内、外有服亲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视作“九族”，其中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他不赞同今文经学派的观点，认为三族、九族不能当三姓、九姓来理解，而应该作同姓三代、九代讲。在他看来，三族、五族、七族、九族分别对应期亲、大功、小功、缌麻等不同的血缘共同体。因此，“所谓三族，族是以己为中心、通过对上下代数的推定来确定亲等的方法而已。具体说来，同父为三族（上下各推一代），同祖为五族（上下各推两代），同曾祖为七族（上下各推三代），同高祖为九族（上下各推四代）”。“九族”作为传统社会最大的血缘共同体，从而也是缘坐导致的最大规模群体性惩罚。明朝靖难之役中殉身的名臣方孝孺被灭九族，其家族血缘宗亲成员因缘坐被诛杀者多达847人，后人称之为“诛十族”。但据清代学者朱彝尊所说，所谓“诛十族”只是“野史之谬”，事实上并未超出株连“九族”的明朝缘坐定制。

除了“三族”“九族”等之外，历代缘坐律令中还经常出现“同居”“同产”“同财”“本房”“室人”“家人”等连坐的惩罚对象。这些称谓大体都是指家庭血缘共同体，但在不同的法律语境中，不同称谓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历朝连坐法律沿用的“同居”，并非本来意义上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的人，而是指户籍意义上登记入册的家族。《睡虎地秦墓竹简》曰：“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作户谓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室人”一般认为是共居一家的父母妻子，但也有人认为并非仅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还包括家中的奴婢。如富谷至解释说，“秦简中散见的‘室人’是指包括家族、奴婢及其他人在内，是在同一个家中居住的人的意思”。“同产”一语也频繁出现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缘坐律令中，《墨子》曰：“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沓父母、妻子、同产”，“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墨子·号令》）。“同产”一般指兄弟姐妹，属“三族”成员。

历代的连坐之罪均为重罪，对缘坐对象的惩罚极其严酷，几乎对正犯的所有刑罚均适用于缘坐成员。首先是诛杀或处死，从肉体上消灭正犯及其最亲近的血缘共同体成员。“灭族”“夷族”“门诛”“灭门”“孥戮”等，皆是杀死正犯及其家族成员的意思，以至“族”在传统法律语境中衍生出了“诛杀家人”“诛灭家族”或“满门抄斩”的特殊语义。对当事犯的各种残酷处死手段，同样也适用于缘坐成员，如弃市、凌迟、腰斩、车裂等。墨子说：“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墨子·号令》）。张家山汉简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唐代的缘坐制度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兄弟之子，并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缘坐非同居者，资财，田宅不在没限。岁同居，非缘坐及缘坐子孙应免流，各准分法应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出养、入道及聘妻未成者，不追坐。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唐律疏议》总第二百四十八条）。

除了诛杀处死的极刑外，适用缘坐对象的刑罚还包括流放、充军、籍没、收帑等。流放特指将犯人从其原居地驱离至边远的异乡，籍没就是抄没家产收归官府，收帑即是将罪犯家属贬为奴隶或罚做奴役。在传统社会，流放和充军被列为“五刑”之一，是仅次于处死的刑事重罚，也是处罚缘坐对象的常见方式。当正犯被处以流放之刑罚后，犯缘坐罪的家族成员也通常随主犯流放他乡。例如，汉文帝行仁政，欲废除残酷的“族刑”连坐制度，并大幅度减免死罪。据史载，汉文帝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废除连坐制度，但此后确实将许多缘坐的死罪减为流刑。例如，“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丙子，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随者，恣听之”（《后汉书》卷2《孝明帝纪》）。《唐律》“犯流应配条”也明文规定，正犯不足处死而被处流刑的，除妻妾必须随主人流放外，“父母、子孙欲随者，听之”（《唐律疏议》卷3《名例律》）。到了明代，充军成为流刑的替代；到了清代，在流放和充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集流放、刺字和劳役为一体的“发遣”，形成了一个刑罚渐次加重的完备流刑体系：“流，流之远方，终身不返。折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三流并杖一百”；“罪重于流者为（充）军，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及烟瘴，皆发四千里，五军均发卫所，改设州县者则发各州县”；“罪又重于（充）军者为发遣”（《清通志》卷75《刑法略·刑制》）。按清制，从流亲属，必须无条件随正犯同流，故有清一代“凡流刑，皆株连亲属”。

缘坐是连坐的主要载体，是连坐的源头和原型，在传统的连坐制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缘坐制的长期存在有其深刻的自然、社会和伦理基础。缘坐的组织基础是家族血缘共同体，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血缘连带责任。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血缘关系具有天然属性，在传统社会中这是最紧密的人类关系。所谓“血浓于水”，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对任何血缘近亲人员的惩罚，都会深刻地触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内心情感，造成重大的心理和情感创伤，从而达到震慑全体家族成员的目的。在古人看来，这就是一种“胁迫从善”：“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

家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家族不仅是血缘共同体，也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尤其是在家族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家族主要成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对家族其他成员的物质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有着直接的影响，家族成员之间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天然利益关系。通过缘坐制度剥夺当事犯其他家族成员的实质性政治和经济利益，极大地有助于强化家族的利益共同体性质，从而有效地从利益关系上实行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

在传统中国，孝与忠是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华夏民族为维护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孝的价值主要用于维护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孝主要用以调节和规范家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在宗法社会中，孝实际上是维持等级秩序和家族内部和睦所不可缺少的伦理规范，因而被称为“礼之始”和“仁之本”。只有人人尽孝，才能维护“父父子子”“长长幼幼”“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宗法秩序。缘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孝的社会功能，它通过惩罚家族其他成员的方式来塑造家族主要成员的孝道，引导对家族成员的忠孝评价。一人犯罪全家人均要遭殃，当事犯往往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痛恨的对象，被视作最大的不孝，受到家族成员的集体声讨，从而对当事犯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缘坐制度也强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助于提高政治统治的效能。家族成员通常生活朝夕相处，不仅相互之间最为了解，而且很难保守违法犯罪的秘密。一人犯罪全家受罚的缘坐制度虽然极不公平，但却可以有效激发家族成员之间的防范意识。“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汉书·刑法志》）。家族成员由于害怕自己无故受罚，平常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动机，在家族内部进行相互规劝，甚至为了明哲保身会检举揭发家族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不可取代的预防犯罪作用。

最后，缘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当事犯家族成员的反抗与复仇。在宗法社会中，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当事犯被处死或受到严重惩罚，自然会引起其家族成员的愤恨与抵抗。尤其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如果政治对手被镇压后，其家族成员安然无事，那就有可能形成家族性的集体反抗力量，成为掌权者莫大的政治隐患。这也是为什么残忍无比的“灭族”尽管一直有人反对，甚至偶而也有个别仁慈的统治者试图废止，但作为缘坐的主要形式，在历朝不仅始终没有废除，而且不断被滥用的重要原因。这种所谓“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统治心理，使得历史上的“灭族”之罚，少则处死数十人，多则数百成千人。史载明太祖朱元璋为削夺相权而制造的“胡惟庸案”，先后诛杀胡惟庸“九族”成员多达3万余人，创造了传统中国“灭族”之最。

三、伍坐：个人与邻里的关系

伍坐，是一人犯罪株连共同居住地的其他无故之人，这是仅次于缘坐的连坐形式。伍坐深刻地反映了个人与其所处地缘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邻里的连带责任，是对个人与其所在地缘共同体相互联系的强制性约束。“在什伍连坐中，成员和犯人要被处相同的刑罚。什伍连坐实际上是一种责任连带，有连带责任者与犯罪者承受同等刑罚。”伍坐累及的地缘共同体成员，在传统社会一般就是居住于同一自然村落的邻里乡亲。对于当事犯来说，其伍坐所及的这些左邻右舍，往往具有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性质。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要繁衍，便有男女之自然结合；男女配偶便组成家庭，家庭是人类满足自然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若干家庭组成村落，村坊是由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自然聚落。家族和村落是个人生活于其内的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缘坐和伍坐分别是对个人与其家族和所在村落这两个共同体相互关系的强制性约束。

伍坐又称“邻里连坐”“邻保连坐”或“邻伍连坐”，作为基于地域共同体之上的强制性连带责任制度，其起源明显要晚于基于家族血缘共同体之上的缘坐制度。从已有的文献材料看，最早确立伍坐制度的是西周。伍坐制的前提，是作为居住共同体的伍保组织的建立和存在。从《尚书》和《逸周书》等可靠的典籍记载看，西周时已经建立了基层社区居住组织“比”“闾”等伍保共同体。按《周礼》所载，西周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六级递进式行政区划体系“比”“闾”“族”“州”“乡”：“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大司徒》）。五家组成比，比是最基层的居住共同体，各家相互担保，即大家之间具有连带责任。五比组成闾，大家之间可以相互托付。四闾组成一族，大家之间在丧葬上相互帮助。五族为党，大家可以相互救助。五党为一州，大家可以相互周济。五州为一乡，大家以宾客相待。

从《周礼》的记载来看，闾以下的基层社区组织已经赋有联保功能，形成了具有连带责任的地缘共同体。这些基层居住共同体的成员一旦违法，同一地域内的其他成员则要承担相应的强制性连带责任，接受某种形式的惩罚。这一点从《周礼》“乡师”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周礼·乡师/比长》）。综合《周礼》“大司徒”和“乡师”中关于伍保的记述，不难发现，《周礼》及其他仅有的几处关于周朝伍保连坐的文献记载，只有原则性的伍保连坐表达，并没有究竟要承担何种连带惩罚责任的具体内容。

虽然《周礼》对西周的伍保体系已经有明确的叙述，但对相传作者为周公旦的《周礼》的可信性一直争议不断。《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但却是最晚出现的经典，它最早出现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在所有先秦的典籍中均无见《周礼》的任何记载，这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故不少学者认为《周礼》系后人伪作。然而，即便是后人伪作，近现代多数专家也认为其成书于战国年间。综合《周礼》及其他古典文献，有理由相信，在商鞅变法前，伍保连坐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推行。例如，一般认为，托管仲之名而作的《管子》，成书也在战国时期。《管子》对伍坐制度的叙述，比《周礼》更为详细。不仅具体指出了“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而且明确指出了什伍之内实行惩罚性的连带责任，“罚有罪不独及”：“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管子·立政》）。

据董仲舒的记载，春秋时期的梁国（公元前821?前641年）就已经推行伍保连坐制：“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后亡者刑’”（《春秋繁露·王道》）。《法经》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其作者相传为战国时期曾任魏国丞相的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所撰。《法经》有这样的一个条文：“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则夷其乡及族”（李悝《法经》）。照此条文，10人以上越城，就要诛杀全乡的人，这是极其残酷的一种伍坐。史称“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资治通鉴·魏纪三》）。商鞅深受李悝的影响，他携带《法经》入秦辅佐秦孝公变法。由此可推论，商鞅在秦国实行“什伍连坐令”，应当学习借鉴了魏国等其他国家的伍坐制度。不过，后人论及伍坐，还是会自然将之归于商鞅：“商鞅保甲诛连坐。”这是因为伍坐制度正式形成的公认文献，仍然是《史记》的《商君列传》以及《商君书》转引的秦国连坐法律：“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秦施行伍坐制，也为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证实：“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韩非子·定法》）。

从文献记载看，先秦和秦汉的伍坐范围已经扩至伍、什、乡，而且伍坐的刑罚包括腰斩处死。但从秦汉的案例证据看，一方面缺少大规模伍坐处死的文献记录与考古证据，另一方面伍坐的刑罚远不仅限于死刑，而包括罚款等。如汉初《二年律令》载：“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二年律令》201）。这种情况使得一些法制史专家对秦汉的伍坐制度产生了某种疑惑：连坐的范围超越伍而达于什，一家有罪若九家不相互举发，则十家连坐。连坐者处以腰斩或与犯罪者“同其罪”，这是“十分苛刻之连坐制。然而秦汉律令中不见民里中什之存在，连坐者刑罚也不限于‘腰斩’或‘同其罪’。不禁让人怀疑从商鞅到睡虎地、张家山时代，连坐制是否已然发生了变化？”伍坐制在秦汉隋唐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尚未见相关研究成果。但伍坐制在北宋时期却发生了实质性转型，这就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推出的保甲法，使得原先的伍坐制转变成了后世影响极大的保甲制。

尽管先秦和秦汉以来的伍保制度，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伍保连坐，已经具备了后世保甲制度的雏形，包含了保甲制度的若干要素，以致一些学者认为保甲制度亦源于商鞅变法。但一般认为，北宋的王安石才是保甲制度的集大成者，“保甲之法，起于宋之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变革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是传说中的古代理想政治和四书五经等政治经典，即使具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罕见的“三不畏”精神的王安石也不例外，他的变法同样也要从“三王五帝”和儒家经典中寻找合法性。他说，推行保甲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源于古代的圣王之道：“《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宋朝熙宁三年（1070年），在王安石的设计并推动下，司农寺正式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先在京畿地区试行，初步成功后继而在河东、河北、陕西等地试行，最后于熙宁六年（1073年）在全国推广。王安石主导的保甲法规定：“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如同保不及五户，听并入别保……本保内户数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应主、客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是农民半为兵也。”

北宋的保甲制度在两个基本的方面承传了先秦以来的伍坐制度。一是“编户齐民”和“四邻为伍”，将相邻的每一户人家和每一个人通过伍保组织，使之联结成一个居住共同体。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初，规定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后重新改为传统的五家一保，五保为大保。二是实行“什伍联保”，使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强制性连带责任。例如，《畿县保甲条制》规定，伍保成员一旦犯罪，同保的其他成员则必须举报告官，否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伍保律。其余事不干己，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毋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

然而，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保甲制与先秦商鞅为代表的伍坐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王安石的保甲制对传统的伍坐制实行了革命性改变，使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商鞅伍坐制的本质功能，是通过伍保的连带责任对邻里共同体的成员实行严酷的集体性刑事惩罚。王安石保甲制的本质功能，是通过保甲的连带责任对邻里共同体履行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王安石自己曾就为何要实行新的保甲法有过多次解释，他说得非常清楚，推行保甲法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治安防盗，联防联治；二是兵农合一，农时为“保”，战时为“甲”；三是节省费用，增加国库收入。他说：“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关于王安石的变法目标有否实现，其变法后果是否有利于宋朝的稳定与繁荣，从变法之初直至现在，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保甲制度设计，处处体现着上述三个主要目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王安石对熙宁保甲的预想实际上已远远突破了普通军事保甲或邻保制度的范畴，而是尝试建构一整套融合军政和民政的全新社会管理体制。据这位研究者的粗略统计，“熙宁、元丰期间保甲法所涵盖的相关立法有：保甲公职、养马、煽摇、恤免、漏丁收丁、捕盗、请给、借贷、赈济、簿籍、都作、器甲什物管理、犯罪、科举、投军、逃匿、伤亡存恤、差用保甲及擅差等多达二十余项，虽尚未全面覆及‘文教’系统，然以编户为基础，军政为指向（“会比保伍，寄诸军政”）的保甲机制却已在很大程度上统摄民政民事，而呈现出‘纲纪’之意”。

王安石的保甲法使得伍坐制度的本质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邻里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重心从互害的刑事惩罚，转为互利的治安联保。此后直至清王朝覆灭的上千年时间中，尽管其间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过不断的反复，但传统中国的伍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北宋的保甲新制。伍坐连带责任的重点主要在基层社区的治安管理，而不再是株连惩罚。例如，明代的里甲制度规定，每里一百一十户，其中丁粮多者十户轮流担任里长，其余百户分十甲，每甲十户。编制里甲的主要功能，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所谓“催征钱粮”，就是每年由一名现年里长率一个现年甲，征收本里税粮，佥派杂役。所谓“勾摄公事”，主要是管理本里成员，拘捕盗犯，维持治安等。“明代的里甲制度以鱼麟图册和赋役黄册为保证，将行政和徭役相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编户民的基层组织和主要服役单位统一编制，固定下来，二者互相牵制。里甲组织保证国家赋役征调，国家通过赋役征调控制了里甲之民。”清代大体沿袭明代的里甲制度，主要职能也在于地方治安与赋役征收。康熙四十七年的“申行保甲之法”规定：“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保长、甲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亦立籍稽查，寺庙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清代保甲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把里甲组织与赋役制度基本分开来进行改革，将里甲组织与地亩分离，向以维护社会治安、社会稳定为主，兼理征收赋税钱粮等杂役的‘保甲法’转变；将赋役制度与编审户丁分离，向以地亩征收赋税钱粮的新赋役法转化”。

一个特别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出现了反常的逆转。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专制王权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逻辑，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制度将彻底终结专制主义的伍坐保甲体制。因此，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后便着手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依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之规定推行之”。然而，直到“训政”结束，国民政府也未能实现地方自治，而且又要面临共产党崛起所带来的执政危机，国民党便开始实质性地偏离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设想。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改进地方自治原则》，正式将“融保甲于地方自治”的政策纳入地方自治，相继出台了《南京市编组保甲规则》《整理乡镇保甲办法》《整理保甲应行注意事项》等一系列保甲制度。这一系列规则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地方自治政策向保甲过渡”，“保甲的推行完全吞没了地方自治。如户口登记调查和异动管理、保甲编组等事务几乎全部取代先前的地方自治事务”。多少出人意外的是，国民党把原先为了清除共产党而实施的《清乡条例》的“联保连坐”内容纳入到了新的保甲制度中，并在全国强制推行，从而使得民国后期的保甲制度在实质上重新退回到了一千多年前被王安石“变法”废除的商鞅式伍保连坐制。换言之，虽然在形式上，民国保甲制度仍然保留着治安联防的职能，但其实质性的功能事实上在于包括死刑在内的连带刑事惩罚。

例如，1948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乡镇保甲实施纵横联保连坐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本联保期内一户有人违反联保事项时，该户长与联保各户户长均连坐，该户户长处以无期徒刑，联保各户户长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违反联保事项之本人，则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该甲甲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亦连坐，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保之内一个月中有两个以上之甲长受连坐处分，而保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保长连坐，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乡镇内一个月中有三个以上之保长受连坐处分，而乡镇长未能于事先查明具报者，乡镇长连坐，处以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乡镇保甲长违反联保事项或有惩治盗匪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之行为者处死刑。”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将作为邻里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重心从互利性治安联保，返回到北宋之前的互害性刑事惩罚，这在政治上是十足的倒行逆施。任何违背人类政治进步潮流的制度，终究要归于失败，民国的保甲制度也不例外。例如，据相关研究，如此严厉的保甲制度，在实践上其实并未取得如期的效果。

在传统社会，对于塑造和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基于血缘之上的家族共同体和基于地缘之上的邻里共同体。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家庭和成长环境，邻里共同体就是人们直接生活于其内的社会环境。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邻里共同体是人们与社会发生互动的基本载体。任何人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何种社会地位，他都是邻里共同体的成员，其行为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邻里共同体的规范和制约，并接受邻里共同体成员的评价。邻里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规制，甚至常常超越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例如，高官和富豪在邻里共同体中也常常难以施展其权力和金钱的影响，他们如果不转换角色，就难以与其他左邻右舍友好相处。

伍保所及的邻里共同体，也属于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这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共同生活环境。这个地缘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仅具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每个成员的行为都深刻地受到这个共同体的规制，甚至他们自己也无法选择这种生存环境。费孝通说：“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在费孝通看来，熟人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作为邻里共同体的成员，伍坐之所以对其有重大的威慑和规制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礼俗对个人的规制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处的“熟人社会”而发生作用的。隆礼致法，礼法合治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统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法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传统中国虽有相当完备的“法制”，却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谓的“礼治”和“德治”，是传统中国主要的政治统治方式。对于维持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来说，礼的作用甚至比法的作用更为重要。“礼”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范畴，尤其对于儒家来说，礼是仁之本、理之源、事之治。在传统中国，“礼”实际上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和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体系。广义的“礼”，既包括约束人们言行的道德规范，也包括限制人们行为的法律准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仪式，也包括不成文的习俗惯例。如果法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主要通过国家实现的话，那么，礼对个人行为的规制则主通过社会而得以实现，其中，个人“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尤其是邻里共同体，有着实质性的决定作用。

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来说，伍坐制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邻里共同体成员很难挣脱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制约。传统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人情关系”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中的一种连带责任关系，任何人一旦处于特定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那么，伍坐的连带性惩罚必然对其有着无形的规制作用。正如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人情首先指的往往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情在熟人社会中是一种机制或制度。“在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这种人情规范的实践者、承担者，也是监督者；既是人情关系的主体，也是人情规范的主体；既受人情关系对方的权力支配，也受人情规范的支配（人情规范的支配，实际上是熟人社会的所有人对某个人的支配关系的合成）。熟人社会的人情机制不断地自我执行和规训，同时也规训他人的机制，从而将村庄整合成了亲密社群。”

伍保制度可以从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激发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引导熟人社会中的公共舆论，从而有效地规制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对个人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舆论，是制约个人行为的重要外部因素。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来自邻里共同体的监督和评价，是最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评价。左邻右舍之间不仅知根知底，而且朝夕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一旦形成一种相互监视的机制，那就能够产生最有效的连带责任效果。此外，每个人可以不重视陌生人对自己的评价，但必定重视周围熟人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在邻里共同体内部形成对某个成员的负面评价，那就会对其形成难以抗衡的舆论压力，从而有效地约束其行为。

伍保连坐极大地强化了邻里组织作为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功能。与基于血缘之上的家族组织一样，基于地缘之上的伍保组织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公共娱乐、红白喜事、救灾互助等方面，邻里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纵使财产最富有和权势最强大的家族和个人，也难以想象可以脱离邻里共同体而独居生活。例如小区的公共治安和公共秩序，任何个别成员都无法单独承担责任，必须依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王安石之所以力推保甲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大者，伍保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小者，伍保制度可以减少村落社区的偷盗犯罪。他说：“民散则多事，什伍之则无事。”“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伍其民，维持之以法制，则天下定；不能维持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因此，商鞅的伍坐令强化了伍保成员之间互害性的连带刑事责任，王安石的保甲法则强化了伍保成员之间互利性的连带治安责任，它们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强化了伍保组织作为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连带责任。

四、职坐：个人与同僚的关系

职坐是职务连坐的简称，主要是指同一官僚机构成员之间的连带惩罚，因而也称官坐。在秦汉以来的中国，“职务连坐即同犯罪主体存在某种法定行政关系的国家官吏所承担的刑事连坐责任。这些连坐关系可以分为上级官员坐部属、部属坐上级官员、平级或非领属官员之间、基层官吏坐所辖人民等”。职坐反映的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个人对业缘共同体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对于个人而言，在传统社会，除了基于血缘基础的家族和地缘基础的伍保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基于业缘基础的职场。绝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养育家人后代，都要从事某种职业以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基本手段。因此，人们或多或少都要参与某种职业共同体，其行为也难免要受到职业共同体的规制。在众多的职业共同体中，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最重要的职业共同体便是各种各样的官方机构。按照历代职务连坐制度的通例，一旦同一官僚共同体中的某个成员触犯法律，其他同僚即使没有参与犯罪，也要受到连带性的惩罚。职坐不同于对共犯的处罚，共犯是两个以上的责任人既有主观意图又有客观后果的共同犯罪，职坐是对同一职务共同体中并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其他成员的连带处罚。职坐深刻地体现了个人与同僚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它极大地强化了职业共同体对其成员行为的强制性约束。

职务连坐随着官僚机构而产生和发展，官僚机构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愈高，职务连坐的作用便愈重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看，家族和邻里共同体要先于官僚共同体而产生，而且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基于血缘的宗法共同体和基于地缘的邻里共同体比基于业缘的职业共同体往往更加重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家族和邻里共同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职业共同体则变得日益重要。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看，职坐制度远晚于缘坐制度，大体与伍坐制度同时产生。前引的《管子》在论及伍保连坐的同时，也谈到了职务连坐：“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管子·立政》）。至迟在战国时期，职坐制度应当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正式法律。《史记》载，秦国的法律规定，凡所荐任官员犯罪的，推荐者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睡虎地秦简的法律条文也大量涉及了职坐的内容，例如，秦律规定：“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垂、佐、史各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这里的令、垂、佐、史均是地方官员，对下属啬夫“货一甲”的失职罪须承担“货一盾”的连带性惩罚。

从连坐的对象看，职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上级犯事，下级僚属均要受到惩罚，它用以强化下级僚属对上级官员的连带责任，激发下级对上级的规约。例如，秦律规定：官员“冗吏”犯事，其属下也要接受惩罚：“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卷，以效少内”（《睡虎地秦简》）。唐律也规定，作为中央决策中枢的门下省长官渎职，其下属也要受到连坐的惩罚：“尚书省应奏之事，须缘门下者，以状牒门下省，准式依令，先门下录事勘，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有乖失者，依法敬正，却牒省司。若实有乖失，不胶正者，录事以上，减省下从一等。既无递减之文，即侍中以下，同减一等”（《唐律疏议·名例律》）。二是下级犯事，上级官员要受到连带惩罚，它用以强化上级官员对其僚属的连带责任，督促上级官员对属下行为的监管。如秦律规定，下级官员犯事，上级主官必须受到法定的惩罚：“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尉计及尉官吏节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睡虎地秦简·效律注释》）。汉律也规定，基层官员对管辖的下属犯罪，不检举揭发，则须接受连坐的惩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三是同一官僚机构内任何人犯事，上下级官员及其他所有同僚均要受到处罚，这类职坐是为了强化整个官僚共同体的连带责任，鼓励官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如唐律规定，官员一旦犯下公共职务罪，那么除了作为首犯的当事人之外，同一官僚系统中的其他各类官员作为从犯均须承担连带责任，并受到法律的惩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唐律·同职犯公坐》）。民国时期的纵横联保制度把伍坐和职坐融为一体，一旦触犯联保法，除当事人外，则保长、甲长、乡长一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保之内一个月中有两个以上之甲长受连坐处分，而保长于事前未能查明具报者，保长连坐，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乡镇内一个月中有三个以上之保长受连坐处分，而乡镇长未能于事先查明具报者，乡镇长连坐，处以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乡镇保甲长违反联保事项或有惩治盗匪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之行为者处死刑。”

从连坐内容看，职坐又可分为职务连坐、科举连坐和举主连坐等类型。在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条件下，各级官员的遴选没有近现代政治中的民主选举，主要依靠科举考试和官僚系统内部的举荐。统治当局为了杜绝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营私舞弊，强化推荐人和担任人的连带责任，以确保被选任官员的政治忠诚和业务素质，逐渐在普通的职务连坐之外，还发展起了特殊的举荐连坐和科举连坐。对举荐人和担保人的失职连坐，最早也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前引的司马迁所言“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属于典型的举荐担保人连坐。从出土的法律文献看，秦律和汉律均有关于举荐连坐的明确规定。例如，秦律规定，对被举荐人失察“不审”，举荐人则要判处“耐”刑或者罚款的惩罚：“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使其弟子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除弟子律”（《睡虎地秦墓竹简·除弟子律》）。汉律关于举荐失当的连带惩罚，则比秦律规定得更加详细和完备。若被荐任人不廉洁、不胜任，举荐人也要被处以连坐的惩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于科举连坐和举荐连坐的法律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臻于完备。

在唐代，举主连坐和科举连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屡屡发布诏令，强调荐人不当，须负连带法律责任。例如，唐太宗在《荐举贤能诏》中强调，若地方官员为朝廷所举荐的官员失当，则须“罪加一等”：“诸州所举，十有一人，联载怀仄席，引入内殿，借以温颜，密访政道，莫能对扬，相顾结舌……宜并放还，各从本色。其举主以举其非人罪，仍加一等”（《唐大诏令集》卷102《政事·举贤上》）。唐玄宗在《处分选人救》中强调，“如其政不能举，行且有遗，岂独败龄厥躬，必将坐朴举主”（《唐大诏令集》卷101《政事·官制上》）。高宗时所颁行的《永徽律疏》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谓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若试不及第，减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永徽律疏》卷九《职律制》）。有论者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制度立法表现出较高立法水平”。一是法律形式多样化。《唐律疏议·职制律》中“贡举非其人”一条从“贡举非其人”的犯罪构成和具体量刑两方面对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做出详细规定，但科举考试之举主连坐的规定也不仅限于该条规定，唐朝历代帝皇因时因地颁布不少诏令对该律条进行修正或补充。二是“法律规定明细化”。从主观意图上将连坐责任进行区分；在连坐的量刑上能从数量角度进行考虑，将相关犯罪的数量作为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代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代的举主连坐和科举连坐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备的“举官连坐”制度。在论及宋代的举荐连坐时，有学者发现，“宋朝的官员们几乎每个人在仕途上都要面对荐举或被荐举，这样就造成了宋朝举官连坐制度的发达”。在宋代，“举主承担连带责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举官犯赃私罪、举官失实、举官不当、举非其人、不如举状等。一言以蔽之，即以荐举行为发生为前提，凡是举主在荐举前后，被荐举人出现违背荐举原则的行为，举主都应为此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宋代的法律，科举考试中如考生出现舞弊和考生信息失实的情况，不仅考生自己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地方官员也要连坐受罚：“州守贰若教授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具实以闻，不实者坐罪有差”（《宋史》卷157《选举志三》）。至于被举荐人枉法犯罪，举荐人必须担负连带刑事责任，对此宋朝的法律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例如，被举荐人贪赃枉法，举主则应根据被荐人的犯罪事实处以连坐的惩罚：“若犯入己赃，举主与同坐（犯赃应除免，若赃轻以除免比罪而坐奏举者，听依私罪法减等），至死者减壹等。私罪徒以上减贰等。举改官或从事郎以上而止循资、若举其他职任并泛言升阶，已用所举关升资序或转官及举恩泽文学已注官者，各又减壹等。其用举主差注入官，又减贰等……以上被举人非故犯私罪，举主不坐”（《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四《荐举总法·职制敕》）。

职坐或官坐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强制性地约束官僚个人与所在官僚共同体的连带责任，规范官员个人及其官僚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维护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不难发现，在整个传统连坐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与缘坐和伍坐相比，职坐或官坐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首先，比较而言，职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直到最后超越缘坐和伍坐，成为最重要的连坐形式。在家族本位的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族坐或族刑长期是最重要的连坐形式，而且在明朝达到了族诛的新高峰。但即使如此，缘坐的对象一直在缩小，妇女儿童在一般性犯罪中很早就不再成为缘坐惩罚的对象。而且在清朝末年，清政府自己宣布了缘坐制度的终结。伍坐的变化更明显，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后，连坐的重点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互害性的刑事惩罚转为互助性的治安联保。虽然在民国时期的伍保连坐有过短暂的复辟，但毕竟昙花一现，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与缘坐和伍坐不同，职坐的对象却一直在扩大，关于职坐的制度也日益完善。在现实生活中，职坐的适用范围甚至常常超越官方的政府机构，扩至其他准官方性质的职场，如官手工业作坊等。

其次，职坐导致的刑事惩罚比起缘坐和伍坐来更轻。缘坐和伍坐的连带惩罚，常常与主犯所受的惩罚相同。与此不同，职坐对象的连带刑事责任通常比当事犯更轻。主犯处以死刑，连坐从犯则常常为流刑或其他更轻的刑罚；如主犯罚钱若干，职坐从犯则罚钱减半等等，依次递减。例如，秦律有载，对主官的处罚常常是一倍于其属官：“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吝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睡虎地秦简》）。又如，汉律有载，对于发生盗贼的刑事追责，间接责任人比直接责任要更轻：“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二年律令·捕律》）。尤其是，对职坐对象的刑事处罚虽然法律上历代都保留着死刑，但实际上职坐官员极少被处死。即使主犯被诛杀，职坐犯也通常不再被处死。例如，唐代法律规定，对下属犯贪赃罪的，上级主官均须连坐处罚，但处罚程度则各不相同。例如，唐开元十年，河南府洛阳县主簿犯贪赃罪，被处以死刑。其上级主官河南尹连坐受罚，但并未处以极刑。唐玄宗有诏：“两台御史、河南尹纵吏轻渔，《春秋》重责帅，其出（韦）凑曹州刺史，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

最后，对职坐对象的处罚逐渐从刑事惩罚，转向行政处罚。缘坐和伍坐的连带处罚，基本上是刑事性质的。而对职坐的处罚，从秦汉开始就采取多种形式，既有与主犯一样被处以死刑和流放等重罪，也有被课以罚金等轻罪，而在唐宋之后则大量被行政处罚所取代。以唐宋时期作为职坐重点的举荐连坐为例，被举荐者一旦犯罪，举荐者均须连坐。然而，即使被举荐者犯了死罪，举主通常也不再被处以刑事惩罚，更不会被处以与主犯相同的重罪。正如一位研究两宋时期举荐保任法的学者所看到的，两宋时期对职坐对象的处罚，与其说是一种刑事惩罚，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处分：“保举连坐虽然经常强调‘同罪’受罚，但这里的同罪不是判以同等之罪，而是连同受罪，在法律上，举主连坐一般都比被举人降等处罚，因此，被举人有判死罪或刺配者，而举主往往只降官阶、落职、罢任或改任远地次等职务，或罚钱。如至知二年十二月，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庐州包拯，因前任陕西转运使时所荐凤翔府监税卢士安犯罪，被‘追一官，降小郡’，改知池州。北宋后期至南宋，保举连坐之罚仍多实行贬降官阶之法，罢任者较少。”

与缘坐和伍坐相比，职坐或官坐之所以有以上这些特征和趋势，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家族本位之上。这种判断当然没有错，因为孝的价值和血缘关系对于维持传统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后，支配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并非家族本位，而是官本位。官本主义，而非家族主义，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官本主义就是权力本位，官僚共同体作为权力共同体掌握着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最重要的利益共同体。对于维持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来说，官僚集团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更加重要。这就决定了基于官职之上的连坐，比起基于血缘和地缘之上的连坐，对于维护王朝利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此外，职坐变得更加重要，也符合政治发展的客观逻辑。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都离不开一个由职业官僚组成的行政科层体系，而行政科层体系的有效性又有赖于官员之间的行政连带责任机制。这一点即使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也不例外，政治与行政的发展，内在地要求不断强化官僚体系内部的连带责任机制。

五、结论：连坐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

就其本来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社会的连坐是一种刑事惩罚。一人犯罪，其所在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并未参与犯罪也要无故受到法律的惩罚。传统中国的连坐是一种国家制度，是国家对个人与其家族、邻里和同僚等连带责任的强制性要求，是国家对个人行为的超强制约束。连坐与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连带责任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行政连带责任仅限于官僚系统，而连坐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还包括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组织和基于地缘关系的伍保组织。即使在官僚机构内部，现代的行政连带责任也仅只限于共同承担行政职能的公职人员，而传统的职坐则包括完全不承担共同行政责任的同僚。进而言之，传统的连坐是一种极端严酷的群体性惩罚，其惩罚的对象不仅是当事犯个人，更包括当事犯所在的群体。特别是惩罚缘坐罪的族刑，更是一种超常规的群体性杀戮，具有无比的残忍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连坐也是国家对个人生存权、自主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的无端剥夺，是国家对个人及与其关系最紧密群体的一种绝对专制。

连坐在传统中国存续了数千年，是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它之所以为历代王朝所袭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维持专制政治统治和巩固现存政治秩序的有效手段。连坐通过剥夺与当事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无故者的生命权和自由权这种野蛮的方式，来遏制和消灭任何对现存秩序的重大挑战，这是最原始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惩罚手段。因而，不难理解，作为族刑最初记载的“孥戮汝”，据学者考证源自夏朝的军法，是战争时期对违抗军令的严厉惩罚。据古典文献记载，即使在传说中的“三代”，“夷三族”这种野蛮的群体性屠杀也被贤明的统治者认为是“不仁之法”。它之所以在数千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屡试不爽，就是因为生命权和自由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害怕失去它们。统治者正是利用人类这种天然的恐惧心理，将这种最严酷的惩罚不仅施予当事犯本人，而且扩展到与当事犯关系最紧密的亲友、邻里和同僚，从而起到最大的震慑作用，使人们自发地恐惧任何对现存专制秩序的重大挑战。

连坐是君主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镇压和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现实的或可能的重大反抗。连坐的范围、对象和刑罚均由朝廷制定，是国家政权对个人和人类共同体的强制性要求，它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基本目标。惨绝人寰的“夷三族”“夷九族”等族诛罪的“罪行”，历朝多少会有些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所谓“十恶”之首罪，即反抗、威胁、挑战和蔑视君主权威的言行。自秦汉至明清，缘坐罪最严重的前三种罪行便是“谋反”“大逆”和“谋叛”，其次才是“肢解人”“造畜蛊毒”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不道”罪。“其中最重者为谋反及大逆，缘坐人的范围广（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妻妾、子之妻妾、伯叔父、兄弟之子），缘坐之刑又重；明清律更扩大缘坐人的范围（加同居人，不分姓之异同，且严其刑）。须附说者，女子限于谋反、大逆，始予缘坐。缘坐刑有绞、斩、没官及流。”即使在最开明的王朝，女子和儿童往往在连坐惩罚中可以网开一面，但一旦事主犯下了“谋反”与“大逆”罪，他们也难以幸免。例如，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唐律疏议·贼盗律》）。

容隐制是对连坐制的补充，而不是对连坐的对抗，两者在本质上不相冲突。容隐就是当事人犯罪，其亲属须为其隐匿，若有告发，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据文献记载，容隐最早也源于周朝。《礼记》载：“事亲有隐无犯”（《礼记·檀弓》）。通常认为，这里的“隐”，被认为指的就是隐瞒亲属的罪恶。不过，关于容隐最有影响的依据来自孔子的以下著名论断：“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孔子这里所说的“隐”被认为不仅仅是指“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包含了父子之间相互隐匿所犯罪过的意思。儒家的这一“亲亲相为隐”的思想理念，到汉宣帝时才首次成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性现实。汉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诏令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汉宣帝的这一法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此，子女、丈夫和子孙为父母、妻子和祖父母隐瞒罪行，不再视为犯罪。到了唐代，关于容隐的法律条文已相当完备。唐律既有“同居相为隐”的总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唐律疏议·名例律》）；又有关于“亲属容隐”的具体规定，这些详细的规定多达十条之外。“这十条规定将总则中‘容隐’原则无微不至地贯彻到具体事情中，且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考虑得如此周到的‘容隐’法规范体系，举世无双。”

从表面上看，容隐制度似乎与连坐制度正相对立，容隐要求亲人之间即使犯罪也要隐匿包庇，缘坐则要求一人犯罪其无故的亲人也要受到刑事惩罚。其实，历代的容隐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共同前提，即威胁君主专制和王朝统治的谋反、叛逆和大逆等罪行除外。例如，唐律明确规定，“若（亲属）犯谋叛以上，不用此（容隐）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自）首法”（《唐律疏·名例律》）。宋律几乎照搬唐律的规定，对一般犯罪子孙若告发父母、祖父母，要处以绞刑，但针对君主和朝廷的谋反等大逆除外：“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勿论……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宋刑统》卷17《贼盗》“谋反逆条”）。明清对谋反叛逆的处罚更加严厉，所有此类犯罪均不在容隐之列。如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之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奴。财产入官”（《大明律》卷18《刑律·贼盗》）。显而易见，在维护王朝统治和君主专制这一点上，容隐和连坐完全不相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在法律制度上体现了“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的传统专制政治形态。容隐体现了“孝”和“家”的价值，它有助于维持社会公共秩序；连坐体现了“忠”和“国”的价值，它主要维持政治统治秩序。当家和国发生冲突，忠孝不能两全，孝必须服从忠，家必须让位于国。

连坐的本质特征不是互利性的连带责任，而是互害性的刑事责任。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都离不开管理者之间，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连带责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社会管理的连带责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互利的。例如，北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对于邻里共同体的治安、消防和救济等更多是互利的。又如，职坐中的行政连带责任，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也是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传统中国连坐制度的本质，传统连坐的本质是群体性的刑事惩罚。这一点在作为连坐制原型的缘坐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诸如“夷三族”和“株灭九族”与作为“激励机制的连带责任”或“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将传统的连坐理解为“激励机制的连带责任”和“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那就完全无法解释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机制的改善，缘坐罪特别是族刑的群体性杀戮，反而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朱元璋灭胡惟庸家族3万多人，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唯一的动因就是扑灭任何对专制君权的威胁和反抗。

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而言，连坐制度不失为一种相当有效的统治手段。连坐对于专制统治的有效性，建立在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生活离不开社会共同体这一人类的基本社会属性之上。唯其如此，连坐作为专制政治的产物具有某种普遍性，并不为传统中国社会所独有。早在公元前18世纪，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包含有连坐的条款：“如果人质在抓他的人家里被打或虐待而死，人质的主人应证实他（指抓人质者）的有罪，如果人质是人的儿子，那么他们应杀死他（指抓人质者）的儿子”。“（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女人），造成那女人死亡，那么应把他的女儿处死。”“除《汉谟拉比法典》外，同样在西方法制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以及古印度的《摩奴法典》等也都存在大量责任牵连之类的规定。”又如，在15世纪的意大利，正式的法律判决文书中还存在着“整个家族都被流放”的现象。不过应当说，连坐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最为发达，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它为历代王朝竞相使用。

连坐是国家对个人社会连带责任的强制性约束，深刻地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属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政治”，其实是“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蜜蜂和大雁像人一样，也是“政治性动物”。作为群体性动物，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群体而单独生活。人一旦离开了群体和社会，“他不是野兽，便是神祇”。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人既然是一种社会动物，就必然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且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当个体没有按照统治当局的要求承担某种社会责任时，统治者就有可能对当事者实行连带性的集体惩罚。在传统中国，连坐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集体惩罚制度。

更进一步说，连坐是对个人生活于其内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体的群体性惩罚。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组成的，每个人必定生活在各种具体的共同体之中，例如家庭、村庄和社群，并且通过这种具体的共同体进入特定的社会。正如滕尼斯所说，共同体和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但与社会相比，共同体的历史更悠久，与个人的关系更为直接。滕尼斯认为，有三类共同体对人类的集体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基于上血缘之上的家族共同体，基于地缘之上的邻里共同体，以及基于友谊和信仰之上的精神共同体。他说：“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表现为直接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这三类共同体都密切相关，任何人的社会生活都离不开这三类共同体：“凡是在人以有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种方式的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因为从前的方式包含着后来的方式，或者后者变为相对独立于前者。因此，可以观察到这些原始的方式的各种很容易理解的名称相互并存：1）亲属；2）邻里；3）友谊。”

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处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强调性规范和约束。更具体地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或曰群己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形态。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奉行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逻辑。传统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和政治逻辑，在连坐制度中得到了十分典型的体现。反过来说，连坐制度明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从连坐的三种主要形式缘坐、伍坐和职坐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对个体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共同体分别是家族、邻里和同僚。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连坐制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

连坐以牺牲大量无故个体的生命自主、自由和尊严等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增进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野蛮政治，与以民主和法治为实质性要素的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自主和尊严等基本人权，实行“罪责自负”的基本法治原则，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在本质上与传统的连坐制度截然对立。因此，推进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摈弃任何形式的连坐政治文化，努力肃清数千年连坐制度残留下来的余毒。

中文版前言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如今，苏联的兴亡史、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我们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赴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来华访问，我也曾当过翻译。我结交了很多苏联朋友，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苏共和苏联的逝去，这些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苏联解体之谜格外关注，对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雷日科夫这些年写过不少书，但他对此书特别重视。他说：“这本书我写了十多年。”书的主题是苏联解体——这是对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叙述苏联发生在1989至1991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备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是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他和整个俄罗斯思想界一样，开始了对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此书。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回答我心灵和理智的呼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清明和超脱。痛定思痛之余，15年来，雷日科夫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他曾同数以千计的本国和国外思想精英交换看法，促膝长谈；也曾无数次深入底层，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还曾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此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全面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很多，以致许多资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
　　雷日科夫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所谓“民主派”为代表的社会上的反对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条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领导权，而苏联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体垮台的。其间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各种社会力量的起伏动荡，各种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阐述十分深刻细致，值得深思，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这本书虽属宏观叙事，但却始终保持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叙事风格，结合了大量历史细节，以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和关于某些问题的悬案，可谓做到了有根有据，深入浅出。而且事事讲来心平气和，有睿智的长者之风，读起来引人入胜，发人警醒。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前苏联7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蕴藏丰厚的研究资源。在当前我国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轮“大国研究热”的当口，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解剖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著作，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此书的翻译出版，定能引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定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苏联研究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是为序。
　　2007年11月
（前言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瓦连京·拉斯普京：序言：真相与后果

　　事情的真相如何，产生的后果又如何？——这就是本书的内容以及意义之所在。它详细讲述了发生于1989—1991年间导致一个强大国家解体的各种事件；它还讲述了各共和国分裂出去后，这些事件对千百万人民造成的后果。这本书读起来太沉重。特别是对于老一代：他们既是这些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他们不由自主会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歉疚。

　　自从1991年12月苏联彻底瓦解以来，15年过去了。15年来，出现了俄罗斯的新一代。对于他们，这些事件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遥远得就像1917年的革命，或者17世纪初波兰的入侵。

　　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改革”高潮时期，叶利钦从莫斯科四郊的科学城搬来十多万支持者，拉到练马场①去搞大游行。那可都是些有教养的成年人啊，而且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把《真理报》上转载的一篇由意大利记者撰写的关于叶利钦在美国耍酒疯的文章撕烂了，扔在练马场的地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又是跺又是踩。那可是事关他们包装着民主之父外衣的偶像，是他们的旗帜，是被他们刚刚拥戴起来的领袖啊！那些人已经不可能接受任何别的形象，也不可能听得进任何别的道理了。几天之后，报纸的总编被解职了。直到现在，我的耳中依然回响着那些发言者的叫喊，回响着那充满火药味的、本能的、振振有词的宣泄和咆哮。

　　我之所以回忆起这个场景，只是为了展示那些“可诅咒的”日子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环境和心理氛围。没错，上帝要惩罚谁，就一定要先把他变成个丧失理智的人。

　　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里对那些年人民代表大会在事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说得很谨慎。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氛围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氛围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是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挡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

　　再后来到了1993年。在炮打白宫之后，这批新主子汇集到克里姆林宫，想再次庆祝选举胜利，但胜利却没有出现。其中的一个，作家卡里亚金，一个最疯狂的家伙，对着镜头喊：“俄罗斯呀，你疯了！”

　　而一贫如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从强加给它的全国规模的疯狂中刚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苏醒。

　　本书作者雷日科夫并不是旧制度、旧体制的卫道士。那些东西驾着已经破损的轮子，如今显然是难以前进了。他主张的是一种逐步的、没有痛苦的向现代经营管理的转变。如果能够接受雷日科夫政府制定的纲领，在6—8年期间，而不是像冒险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在500天之内，把经济转到市场轨道，那么，巨大而沉重的国家大厦就不会垮塌，也不会在自己的废墟中埋进千百万条生命。

　　雷日科夫最有权来写这部令人悲痛的回忆录。他不仅有权写，而且生活赋予他责任，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对于发生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应该自责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装好人左右逢源；谢瓦尔德纳泽是暗地里，而雅科夫列夫则是公然地同情和帮助拆毁大厦的人；利加乔夫只能被迫对无耻的法西斯指控左推右挡，有一段时间还剥夺了他起积极作用的权利；只有雷日科夫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讲坛，召唤理智，希望能够制止解体。

　　每当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现场。在白热化的费尔干纳，他把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从死神手中抢夺出来，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俄罗斯；他以最快的方式调派空运和陆运工具，从巴库运送抢救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在本书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惨事件以完整的逻辑展现出来。苏联解体，没有赢家，无论高加索，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无论乌克兰，还是亚细亚“腹地”，哪里都没有和平，没有幸福。有些人妄自尊大，自我吹嘘，但伴之而来的必然是软弱无力；有些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自贬为无足轻重的臣属之国，前头的苦头还有得吃；还有一种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除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在清除俄语，就像是俄语也成了俄罗斯不讨人喜欢的代理人。这些人原本是在俄罗斯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但却说什么也消停不下来，说什么也舍不得停止吹胡子瞪眼睛：“哼！怎么会有股俄国味儿？”——而且，这股劲头在俄罗斯本土居然也非常盛行。

　　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这回是冲过去保卫俄语，保卫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异国他乡”的千百万我们的同胞。不过，有些人还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罢，不愿也罢，该说的他照样要说。缩头缩脑躲进掩体的事他永远做不来。
（序言作者为俄罗斯作家）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入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订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后来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言论，不由得要对他的真诚，对他的信念，还有他是否正派的问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991年8月23日，当蒙羞的苏联总统在72小时软禁后由福罗斯送回来，跑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耻辱讲坛”发表演说时，他还能说一些他信奉社会主义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党之类的话。可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天，他却……放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再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时，他竟然颠三倒四地说，他的责任是像保护国家公民那样保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免受无根据的法律追究，同时还宣布党自行解散。

　　圈圈终于圆上了。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东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

　　那些日子可是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日子。趾高气扬的还有一帮立马就倒向他们，倒向权力的人，哪还管这权力究竟是什么权力！见风使舵的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信念。看来那些抢到了政权并自称国内唯一民主派的人们，如果他们真是民主派的话，就应该委托同样是“民主”的检察机关，对那些他们认为是70年来把国家搞到丧权辱国一贫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诉才是。难道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诩为为把我国建成真正法制国家而奋斗的最高尚的战士吗？

　　不过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有些人昨天也是共产党员，而且远不是什么党内的小角色，可他们又起过什么作用，该负什么责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这么一个绝对违反法律，违反民主原则的解散苏共的法令呢？1500万共产党员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来，当时真没有几家报纸能忍得住不挖苦说，这个命令是叶利钦在过节的时候给倒台的共产党送的一份厚礼。不过他们“忘记”了，几十年来，这个日子可一直是整个国家的节日，是全民族的节日啊！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则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第1章乱自何来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埋葬”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现在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钱，那就去买纸，就去印刷，如果没有，那你就关门。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利加乔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②：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

　　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它们的责任就在于保证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制订可以为大家都接受的多样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们国家，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众所周知，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为例，那里的沙文主义者为了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或者简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罗斯族从当地排挤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哪！而当那些国家存在于苏联内部的时候，这些俄罗斯人又为国家的发展作过多少贡献啊！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实际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相对立的东西。何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反爱国主义简直都已经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招牌。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把脏水往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头上泼，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把这些概念彻底消灭，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眼里。当局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弹，不过当然是畸形的反弹，那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极端主义组织。

　　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样的概念同爱国主义的概念之间，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很清楚地划出一条界线，更何况年轻人。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

　　最近几年来，我国这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在前线和后方参与过斗争的老战士又开始受到尊敬，人们对自己国家不寻常的历史开始比较尊重。不过，事情总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些昨天还在践踏我们历史和伟大胜利的人开始搞起了爱国主义运动。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类价值”。我也想就此谈一点看法。1987年戈尔巴乔夫把这么个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库，为的是想要“淡化”党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起初，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含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后来，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经济方面，等等。总书记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的反响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而党和经济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则对之充满了疑虑。

　　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财富，却把大多数老百姓搞得一贫如洗；我们祖国的伟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货的排挤，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等等。这就是最近15年来为我们造成的境况。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

　　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在给赫鲁晓夫竖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行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两部分（由黑白两种大理石做成），以此来强调这个人思想行为的矛盾性。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他放松了对文化活动家们创作的监控，另一方面，他又捣毁了练马场大厅的雕塑展，其中就有这个涅依兹韦斯内的作品。他批准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时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给予重创，对苏军给予沉重打击。

　　考虑到这种无法一以贯之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解冻”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伴随着融雪的温暖的天气呢，还是制造泥泞，制造污泥浊水，制造阴雨连绵或者制造雾气弥漫的天气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究竟从什么立场来看这个现象。

　　坐上国家的高位之后，戈尔巴乔夫起初对军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军队始终是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过不久，他就开始向军队发起攻击，甚至动用了一批“分析家”，他们对人民反复宣称，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为大量经费用到了军队身上。

　　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小伙计——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他帮了不少忙。众所周知，这个人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灾难性的痕迹。这位外交官居然宣称，我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9%。后来戈尔巴乔夫拿过来凑了个整数，于是又变成了20%。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国防开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2%，而且从来也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破坏苏军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鲁晓夫的老路。

　　这样一来，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年代，我国军事政治阵地和国防阵地就目标明确地、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装。读者可能会问，那么国家的其他领导成员又到哪里去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读者们也看看今天的情况。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是否了解总统外交谈判和外交决策的情况呢？显然并不了解。苏联那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虽然是内阁成员，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一手操办的。

　　从1945年起，战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两极政治体制：一极是苏联，而另一极则是美国。这种体制为维护和平，避免总体上的武装冲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证，尽管当时一直在搞所谓的“冷战”。由于世界上两个主导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对地缘均势还能得到保持，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时求得最终的政治解决。越南的情况是这样，阿富汗的问题是这样，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国侵略的因素。两级世界垮台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也讲了不少建立多极世界的话，但至今也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配置，对于仅余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起领袖作用，如今目的终于达到，他们的手脚放开了。

　　后果马上显现出来。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就是南斯拉夫。经过十年动乱，一个受到全世界承认的统一国家，被肢解成六个部分，现在又要分裂出来第七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国也找到了把联军开进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却不断要求苏联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后来，他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纠集了一些国家，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在当地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统治。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来将会是黎巴嫩、伊朗、朝鲜和其他所有在某一点上不合乎美国标准的主权国家。

　　今天发生的种种，实际上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当年的英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说得确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搞了妥协。西方以这一行动为法西斯德国奴役欧洲各国、向苏联开战亮起了绿灯。今天，西欧以自己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支持，亲手为它统治世界扫清了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似乎只存在一种文明，那就是美国和西欧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即希腊罗马的，而且还继承了东方的，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价值观体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价值观体系。

　　不过这种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论的炮制者，其虚伪无知也实在惊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一基本的、“无可争议”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没有中国、伊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地位。甚至就连日本和中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展示的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飞跃，也无法动摇拥戴这一理论的许许多多西方政客。

　　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伟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无数个世纪以来友好合作基础上的产物。它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点，它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陆地通道。

　　俄罗斯广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气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长期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维，要善于同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较倾向于仁爱，又倾向于崇拜领导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这些民族自觉意识中的特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同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大国地位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巨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复兴，人民的统一就得不到保证。

　　东正教是俄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许多个世纪之前，正是它，作为一种建设强大国家的思想，促进了俄国社会分散力量的团结，促进了我国国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东正教一支之间的思想冲突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决定了东西方之间斗争的本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对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扩张的形式之一，隐藏在这种东西背后的，首先是领土利益。本书在后面还要讲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以及乌克兰的教会斗争的问题以及它的后果。

　　我们国家在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决定付诸实施之前，一定要考虑到本国人民的思想情绪，它的深层的精神缘由。东正教是俄国人民的国教，唯有它才能比较全面地符合俄国人民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也要求国家对其他宗教信仰给予同样的重视和尊重。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佛教或者犹太教。不过，在尊重我国的这些传统宗教的同时，我想在本章中谈谈东正教问题。

　　今天，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有人说，东正教价值体系不太适合市场经济。暗地里针对东正教也正在开展一场攻击。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

　　在消灭俄国文化的行动中，根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独特传统的努力，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比方说，美国对这个目标就毫不掩饰。近年来，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文化侵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俄国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开性诅咒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觉，他们疯狂顶礼膜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

　　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思想统治者”的支持下，这场进攻战的结果，就是由美国通过它在我国的代理人，实际掌控了俄国电视这一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信息媒体。传统价值观念遭到清洗，“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则和风格被强加到人民头上。头脑健全的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力图抗御这种局面，但遭到俄国电视实际主子的激烈反对。

　　行政和立法当局实际上是在同这种情况妥协。而且，我国文化就整体而言目前已被阴暗、迷信、反科学的观点所淹没。从电视屏幕和“黄色”报刊汹涌而来的蒙昧主义之流是那么的浓稠，以至星星点点的健康思想、端正行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文明之间的边界又回到了历史上原来应该有的老地方，划出了与我们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西方为了促使苏联垮台，树立了一个把欧洲文明分水岭向东推移的目标。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这里指的是他们再次力图消灭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战略老对手——俄国，首先是俄罗斯族——的独特文化的企图。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实际上所有在苏联垮台后感到手足无措的斯拉夫民族，都无情地陷入了从属于西方的境况。他们通过北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机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个例外。之所以会选中它来作为侵略和破坏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同时也爆出了自己就广义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入自己的怀抱。

　　有些接近叶利钦的学者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中止了我国文化的欧化，剥夺了它彻底变革自己的良机。这些学者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毕竟还讨论讨论俄国文化。可是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文化这个概念。

　　毕竟，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对话，才能为人类赢得未来。联合国的活动保障了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归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创建联合国的倡议者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是当今美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对这位先驱者的理想是一种直接的背叛。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苏联解体之后）某些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信任度遭到破坏。今天，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遇到了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深刻危机。

　　素有民族和国家命运主宰之称的北约不顾一切地东移，该军政联盟各成员国脱离联合国监督的实际状况，联合国威望的灾难性丧失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状况，是再也不可能客观地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他们统统都处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沦为美国的工具。他们已无力成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胁面前，人类能找到维护世界平衡机制基础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21世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胁就是那些越积越多的全球文化问题。

　　 “我想，”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世界异常丰富多彩，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当这种对话的机制逐渐消亡的时候，当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趋于结束的时候，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定将不复存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

　　本书试图探讨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如果读者在其中能找到有关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的回答，笔者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不妥当的任命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创纪录的短会。与会者只用18分钟，便一致同意解除领导哈萨克斯坦几近30年的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又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党组织领导人盖纳季·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

　　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实施第20个月。随着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出现了变动：许多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多年的老领导理应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那些对新思想和新活动形式更为敏感的新人。

　　严格说来，明显的干部更换在安德罗波夫领导时便已开始。在契尔年科当政时范围继续扩大。到了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情况表明，从1983年开始，几年内有90%的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被替换。市委和区委书记在80年代后期的轮换，把这一级别党的干部更新了2—3次。

　　第一阶段——即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干部更换，为他掌权扫清了道路。很明显，如果被勃列日涅夫的干部包围，戈尔巴乔夫就很难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交椅。第二阶段即挑选干部来实现改革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登上国内最高职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才得以首先针对党内高层领导着手“清洗”。

　　在1985年7月党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责令其退休。他在中央书记处的职位及相关职责——监管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工作——由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扎依科夫接替。

　　又过了不多时，在同年的12月，首都党组织领导人格里申也被责令退休，此前不久任中央委员会建设部主任、而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的叶利钦接替了他的职务。

　　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却是利加乔夫。正是他把叶利钦这个他未来最凶恶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召到了莫斯科。利加乔夫成为中央书记后，分管党的干部工作，在访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喜欢上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归来后，他固执地、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开始证明，叶利钦这种类型的领导人正是改革所需要的。当然，利加乔夫首先是说服了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同我以及中央其他书记商量过。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是利加乔夫成了建议把叶利钦调进莫斯科的人，把他推上了影响全苏联的道路？我想，应该是他们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吧。但是，他们两个是同类电荷，所以迟早要互相排斥，事实果然如此。

　　有两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党的领导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班子，他们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他们是党内极有威信的人物，不仅进入了勃列日涅夫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在因契尔年科逝世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既不见库纳耶夫，也不见谢尔比茨基。二人没有来得及参加会议，当时一个在阿拉木图，另一个在美国。考虑到他们的缺席，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22日星期一全会召开前，又重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补充一句，这次会议谢尔比茨基也没有赶上。随后几年，关于这件事曾有过不少议论。我不认为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谢尔比茨基参加了，公开表示反对，也不会改变局势。

　　如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库纳耶夫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不仅是一位加盟共和国的，而且也是全苏的著名政治活动家。

　　库纳耶夫是哈萨克人，莫斯科有色金属和黄金学院毕业，当过钻床工、技师和车间主任，巴尔喀什炼铜厂所属科乌布拉达矿矿长和总工程师，里捷尔斯克矿矿长和列宁诺戈尔矿井管理处主任。作为一个生产的天才组织者和精通业务的专家，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后来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论文答辩通过后，他成为技术科学博士、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而后又成为该科学院院长。八枚列宁勋章和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表明他对加盟共和国、对全苏功勋卓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哈萨克斯坦，在该共和国他的名字老幼皆知。

　　上世纪80年代我同库纳耶夫交往甚密。我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担任苏共中央分管经济的书记时，以及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经常同他见面，一起研究过哈萨克斯坦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库纳耶夫是一位聪明、有教养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他在生产、科研和政治活动中的修养。他所具有的那种沉静、坚定、朴实和交往中的随和，使他明显地优于国内党的某些高层领导人。

　　这位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86年12月14日飞到莫斯科，同往常一样下榻在哈萨克常设代表团的宾馆。早晨去了苏共中央，几分钟后得知他已不再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也知道了谁是他的接班人。

　　库纳耶夫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很明白，是到了该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了。他已经上了年纪，现在的领导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套，再加上莫斯科新政权的歧视目光，这些都不能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一丝信心和乐观情绪。

　　后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坦诚地说：“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作出的决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有功也有过。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连续当‘头头’，否则会变得麻木，免不了会有过失，尤其是干部政策。包围自己的不应该是崇拜者，而应该是聪明人，能更新思想观念的聪明人。”

　　苏共中央内部有些人认为，库纳耶夫曾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朋友，戈尔巴乔夫和同他亲近的党内人士对库纳耶夫反感就是由此而来。可他们自己也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过。在他们看来，这位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是“停滞”时代的人，通过多年工作，他在共和国中造就了一个领导帮派，这个帮派具有典型的负面表现——信奉的原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当然，在库纳耶夫周围也难免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会卷入丑闻之中。有人也曾想方设法把腐败的罪名扣到他头上，但最后不了了之。他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但他的无私精神值得许多人学习，而且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尽管库纳耶夫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些作出解除他职务决定的人也要考虑到，这个为共和国做了许多好事谋了不少利益的人，在共和国是享有良好声誉的。此事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既定干部更换政策，要求具有十分审慎细致的态度，可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苏共中央领导根本就没有很好考虑过。

　　更糟糕的是，莫斯科又决定，在该共和国形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一个原则性强的、铁面无私的人——对这一点倒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不知为什么，又规定必须是俄罗斯人。就这样，选择落到了科尔宾身上。

　　我同科尔宾早就认识，对他的劳动生涯了解得很清楚。他的工人生活是从在下塔吉尔——就其规模和重要性而言是中乌拉尔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工厂当制模学徒工开始的。他在那里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和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在随后几年又升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任上结束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家许多奖励和表彰。

　　我们二人的生活道路在许多方面是相符和交叉的。把我和科尔宾联系在一起的是“老乡”的情谊，我们年龄相仿，都在乌拉尔工业部门工作过，那时我们经常在正式场合和私下见面。

　　在他担任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正在乌拉尔机器厂任总工程师，我厂同实力雄厚的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有密切合作，他们的设备基本上由我厂提供。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家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它的名字并没有反映它的全貌，它确实为国家铁路生产了大量车厢，但工厂的第二部分生产的却是坦克。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便是这样，当时生产过传奇坦克T—34，战后阶段也没有停止。在战争期间，乌拉尔机器厂为乌拉尔车辆机械厂提供坦克炮和坦克外壳。战后则为生产各种类型的现代坦克提供坦克炮。有件事说起来很令人痛心：1993年炮打“白宫”，用的就是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和乌拉尔机器厂生产的坦克和大炮。

　　科尔宾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乌拉尔机器总厂的厂长。大家知道，当时的党组织事实上管理着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也不例外。所以，我同监管工业的科尔宾接触很频繁。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勒紧我们嘴里的嚼子”。他对生产业务很懂行，是一个讲原则的、要求严格的领导者，了解工业企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而受到厂内职工的尊敬。

　　巧合的是，我和科尔宾几乎是同时离开乌拉尔，只差一个月。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我则当上了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这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科尔宾经常向我们提出一些有关我们部门在格鲁吉亚的企业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发展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建议。

　　我在苏联计委工作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他在国内各地区任职，在中央代表地区的利益。当时我们也经常来往。科尔宾清楚地看到了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某种片面性，并尽全力促进共和国全方位发展。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由于他精通业务，有工作能力，精力充沛，同人们打交道作风民主，所以在格鲁吉亚享有极高的威信。

　　我也忘不了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活动，包括创建现被称做“阿维阿斯塔尔”的规模宏大的航空综合体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综合体可说是生产高质量飞机的规模最宏大的现代化工厂。全国都为它的创建出过力。可惜的是，它现在的境况非常艰难。还有就是乌里扬诺夫斯克至今仍在建设中的横跨伏尔加的大桥。州委第一书记抓大桥建设抓得非常紧，逼得大家团团转，也多亏他，大桥工程才能上马。这个对该州、对全国都很重要的大工程至今没有竣工，可不是科尔宾的错。

　　然后，就是哈萨克斯坦了……两年半过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推选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到过科尔宾的政绩，而且说这个决定通过得非常及时，他说：“科尔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党的工作经验，考虑到他的政治、道德品质，推荐他担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可是，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有人却又提出了1986年12月的问题。反对科尔宾的谎言劈头盖脸袭来，开始对他目标明确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我不想摘引那些信口雌黄的言论。它们会不由得令人想到福音书中的话：“顽石也会喊叫。”福音书的这句话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怒到了不仅人，就连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要发出愤怒呼喊的程度。

　　讲完我对科尔宾的态度，我还想说，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思想的体现者，他受的就是那样的教育，只能那样生活。这里没有他的任何过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党的理想信念接受教育的。当然，我们对党的某些行为也会抱有怀疑，但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忠于它的。科尔宾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正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开始着手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后来又使这些变革毁于一旦。这也正是那一代人的伟大和悲剧所在。

　　尽管我对科尔宾个人和他的工作经历十分敬重，但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利哈乔夫和当时政治局对他的这次任命，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派往加盟共和国任最高职务的竟是一位俄罗斯人，一位在哈萨克斯坦实际无人知晓的人。科尔宾和库纳耶夫不同，他只是在工作过的地区才有名气和威望，虽说他也是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而在此前，作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斯坦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是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对于该党不仅具有道德心理意义，而且有极为重要的组织政治意义。很自然，这一措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

　　不过，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这套办法在当时不能不引起众怒，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

　　事实上中央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大家是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全会上才知道，共和国要换新领导了：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宣布库纳耶夫辞职——当然是“本人申请”，并代表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委员会推荐科尔宾任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与会者当然也就遵守党的纪律，唯命是从地投票通过了推荐的人选。但是，正是我在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完成这一程序的18分钟，破坏了哈萨克斯坦的安定局面，推动了类似事件后来在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发生。

　　阿拉木图事件的发生发展非常突然而迅速。请注意，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86年12月16日，而17日一早七八点钟，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便出现了第一批青年人，主要是首府高校的学生，约两三百人，打着反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标语，对选举科尔宾表示不满。

　　11时30分游行示威者离开广场，奔向城市各街道。13时30分青年队伍突破卡车筑成的路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游行队伍已增至5000人。没有参加环城游行的好奇的路人也开始在广场聚集，很快又出现了“援军”：一大队青年从和平街方向向广场涌来，从哈萨克大学也来了约600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喊：“阿乌耶利别科夫，纳扎尔巴耶夫！”游行者举着标语牌：“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许多人原以为这是支持改革的例行群众集会，但是另外的标语——比方说“库纳耶夫在哪里？”——推翻了最初的想法。游行者要求库纳耶夫出来见他们，就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言范围受限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用哈萨克语和俄语书写的口号中：“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

　　但是却接到了封锁广场的命令，不准进出。新来的游行队伍企图冲破封锁，进入广场，于是发生了小冲突。广场内的人帮助新来的队伍冲破封锁，紧张的局势便出现了。内务部长沃拉索夫下令将全国八个城市的内务部特种部队派往阿拉木图。部队来到广场，装备是防弹背心、钢盔、盾牌、警棍。两辆专用车上还有专用装备——烟幕弹、信号弹、催泪瓦斯“稠李树”。同军人一起的还有一组执勤犬。从15时到17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执行局的成员卡马利坚诺夫、缅恩德巴耶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一直都站在广场观礼台上。他们呼吁集会群众解散，但回应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雪球和冰块飞上观礼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他说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集会者侮辱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抢他们的帽子。民警从人群中抓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群众又企图把他们抢回去，于是便开始了肢体冲突。士兵接到命令把人群赶出广场，但群众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灰泥块。有人受伤了。

　　此时，观礼台上的卡马利坚诺夫、叶利米索夫、巴萨罗夫一个接一个地呼吁集会者散去，警告说不然将使用武力。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也发表了讲话。但这一切全没奏效。人群谁的话也不听，只坚持一点——赶走科尔宾。所有要求的实质归于一点——让哈萨克人取代俄国人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有人呼吁让库纳耶夫回来，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坚诺夫进共和国领导班子。

　　集会群众同护法机关的冲突渐渐地演变成残酷的恶斗。而后在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大喊大叫地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垮士兵、民警、边防战士的横队。殴斗愈演愈烈。木棒、钢筋、石块全派上了用场。士兵被迫使用皮带和警棍。疯狂的暴徒烧了几辆汽车，捣毁了两个商店的橱窗。打砸抢的人在增加。安抚人群的企图没有奏效。双方都有人受伤。也没能避免死人：纠察队员萨维茨基——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16岁的俄罗斯男孩在远离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被刺。他对乘务员说了句粗鲁话，站在旁边的人就向他心脏捅了一刀。三天后一位在广场殴斗中受伤的哈萨克人死亡。

　　关于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官方报告作了最好的说明：
　　21时—22时，运载专用装备赶赴广场的军车遭到石块袭击，卫兵逃散，专用装备落到广场人群手中。
　　22时，市内务局局长接到命令用消防车驱散游行群众，20辆消防车冲向人群，架起水炮向人群喷射。人群向消防车投掷石块，30辆消防车受损。
　　23时30分—24时，发动了又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12月18日，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

　　主要的骚乱已经过去，但人民没有安定下来。有议论说骚乱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要求共和国拥有主权，说这是一次成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众性公开表现。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阿拉木图事件不论其内幕如何，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果然，几年之后，卡拉巴赫和苏木加伊特、费尔干纳、第比利斯和巴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出事了。最后是苏联的瓦解。“催化剂”虽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不一样，但它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都含有作为国家、社会、人民统一之大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

失乐园

　　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有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不同民族。哈萨克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民族，已有500多年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后半叶。在此之前，存在着几个民族联合体，即哈萨克的三个玉兹——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历史上哈萨克国家的第一个形态是汗国（15—17世纪）。大汗的权力之争、放牧地之争以及其他原因，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土地上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运用了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把它们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哈萨克玉兹并入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用了100年，从1730年到1824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个玉兹的汗都相继向沙皇政权提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罗斯臣民。这样看来，哈萨克人归附俄罗斯的历史，一部分已有两个世纪，另外一部分也已将近一个世纪。

　　同俄罗斯合并之后，哈萨克族取得了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使自己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得到维护。汗国之间经年不断的战事停止了。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成了哈萨克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进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发生了值得肯定的变化。

　　同时，哈萨克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收为国家资源，得以把其中的部分分给中央俄罗斯缺少耕地地区的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正是因为无地可种和生活困难。当然，这也伤害了哈萨克本土居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忽视，移民们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生息劳作，也使它成为了宜于居住的地方（通常这个目的也许要经过几百年才能达到），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文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族的命运也同这一东迁垦荒运动有联系。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矿工。曾祖父是农民，因为无地可种，于19世纪后半叶携家带口来到这广阔的东方土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个名叫“乌拉尔军”的哥萨克屯安家定居了。

　　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特殊的边区。乌拉尔哥萨克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全部土地归村社所有。科罗连科在自己的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整片土地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分配制度……”

　　乌拉尔（1775年前称做雅依克）哥萨克——是一批复杂的矛盾的人。他们的那种特殊性格多半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外来威胁的氛围中。

　　在他们的深层关系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当。自然的经济问题中掺杂着民族问题：外来者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哈萨克人则又是哥萨克人生活环境中的“另类”。对于哥萨克来说，所有从俄罗斯迁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我的曾祖父一家就是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的爷爷，娶了土生土长的哥萨克女人。我的民族属性也由此而生——是世居俄罗斯中部地带的俄罗斯人同热爱自由的乌拉尔军哥萨克人的融合。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了顿巴斯。先是当农民，而后成了矿工。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愿意互做邻居。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俄罗斯名称的村镇和城市。1837年建立了一个哥萨克军事要塞，叫做维尔诺耶（忠诚）。选用这个名称是把它作为一种坚定不移、对俄罗斯国籍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之前那里是一个哈萨克居民点，叫阿拉马特。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城市改称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成了俄国的一部分，对这一事实乃至它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各社会政治阶层的评价远远不同。一部分人——该地区的传统精英分子——常常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看做是对“祖辈神圣精神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期盼俄罗斯民主力量能促进哈萨克人民启蒙思想的发展。

　　从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确立之日起，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新阶段。1920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最初的名称），其中包括若干由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州。到了1924年，中亚地区按民族重新划界，所有的哈萨克族土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国家，1925年又更改了国名，使之符合历史，开始称为哈萨克共和国。

　　哈萨克人约占共和国居民的61%。当时便有人建议，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但这种改革1936年才得以实现。

　　上世纪2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居民状况的措施。比如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分到了耕地和草场，建设了新的工厂，甚至出现了完整的工业部门。当时即便该地区也未能避免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那个因1918年在乌拉尔积极参与枪杀沙皇一家而出了名的戈洛谢金，从1925年起领导了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整整8年，在共和国内也留下了关于他的血腥记忆。由于推行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强制定居的极左的行动，共和国的居民消失了几乎1/5。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经济迅速发展，先是工业，而后是农业。1937年在哈萨克斯坦大工业企业达到2000多家便是明证。1940—1975年间，从事工业生产人数的增长速度等于俄罗斯的2.7倍。当然，这种速度也是受到军事局势的影响，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实行的关注民族共和国全面迅速发展的政策。发展首先涉及经济。经济的建立靠的是全国的资金，同时又靠动员地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矿产正是哈萨克斯坦所富有的。比如，大家知道，仅煤矿就有400多处，铜矿、铁矿、铅锌矿、金铜矿、磷钙土矿、石油、天然气等几十处。在这个有着各种原料的基地，不仅采掘工业，而且冶金业、铝业、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生产50余种有色、稀有、贵金属、稀土及其他金属。遗憾的是金属加工业、重型机械和拖拉机制造业尚欠发达。好在各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同其他共和国的广泛合作联系，补偿了上述这一不足。

　　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经济潜力。我在1987年曾访问该共和国，在埃基巴斯图兹走访了2号地区国营发电站，而后又参观了东方露天采煤场。两个工程规模大得惊人，更令人惊羡的是高端技术装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联合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铝和锌这种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又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污染，这需要具有多么尖端的技术啊！坐落在市郊的村镇中漂亮的个人住房星罗棋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这是我国大城市中第一批真正由个人兴建的独门独院的住宅。

　　在参观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工厂时，我一直觉得我是置身于故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这里的许多车间，其装备都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时我曾是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厂长。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伟大国家高效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的有目共睹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5有经济作为能力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畜牧业的专业化是人们一直认真关注的。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帮助下完成处女地垦荒任务后，哈萨克斯坦成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果说1940年全苏联粮食每38吨中只有一吨是哈萨克斯坦所生产，到了1986年，每7吨中就有一吨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总的说来，很明显，哈萨克斯坦需要加快发展加工工业，深加工工业，但是，可惜，进行这种重要的结构改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哈萨克斯坦在精神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现象已经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学的、艺术的、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了广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网。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共和国发展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在当时成为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辉范例。

　　历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当我们从制订和实现民族政策这一角度研究历史的时候。民族政策直接影响到非常敏感的、隶属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说这里的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过去时代遗留的东西，以及屡屡未能克服的不顾客观情况超前行动的愿望，都对事业造成了根本的伤害。比方说，认为我国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实际过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简单的口号代替。

　　学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们明显过早地强调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谈到每个民族全面发展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小心谨慎对待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人，则被斥为民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各级管理机关在作出有关大民族和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的实际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异。

　　不愿抛弃陈规陋习，不善于更广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酿成悲剧。

　　最近15年证明，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后苏联时期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小。更何况现在这一问题有时还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点。

　　我想，大家还记得，早在1988年末，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已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宣言。这种做法的特别危险之处还在于，它宣示了爱沙尼亚法律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体——这种事情看似荒谬，但坏榜样却具有传染性。到了1990年，这种部分超越整体的论题具有了实际的毁灭性力量。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年，全国刮起了当时被称做“主权大展示”之风。争独立的不仅仅有加盟共和国，还有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区，甚至某些原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在这一刮“主权风”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打击最严重的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宣言，它是由俄罗斯最高法律机关宣布的凌驾于联盟之上的法律。正是这次行动，意味着全苏权力和管理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消亡。这样一来，也就为消灭统一国家创造了一切条件。

　　各方传来的清醒的呼声，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比方说，为了努力保存苏联，哈萨克斯坦议会曾呼吁那些并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现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尽一切可能制止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伟大国家的解体”。他们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也适合于哈萨克斯坦：“联盟的解体必将导致全面崩溃——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急剧下降，将会使我们倒退几十年，将给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权共和国之间签订联盟条约，以此为基础革新联盟，别无他途……”

　　1991年12月1日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全民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当选。

　　纳扎尔巴耶夫上世纪80年代是苏联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其职位，他也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的人，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虽然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显得年轻些。在苏联政府的季度扩大会议上，他通常都要积极发言。当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哈萨克斯坦。他的视野、思维的范围也很广阔。后来他成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后来在苏联和独联体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远在哈萨克斯坦境外地区都拥有威信。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之前，12月8日，在籍籍无名的坐落于离波兰边境3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的白俄罗斯村庄维斯库利，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件：苏联不复存在了。后来才知道，在有关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恕我直言，他们并不是祖国历史上的什么杰出的人物，却把毁灭伟大国家的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是的，甚至他们亲身体验的那种掺和着酒劲儿的政治快感，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明白，他们所干的事其实就是搞政变。对此，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只有我国）表示赞许。这些犯罪分子们宣称，似乎他们只是确认了苏联政治上的死亡。这种骗人的手法有点像一群医生蓄意把患者搞得病入膏肓，然后又弄出个“三人小组”来宣布这个活着的患者已经辞世，并把他送入太平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家伙的真正作用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参加这可耻的别洛韦日事件，政治远见使他没有堕入彀中。但是正如常言所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更因为12月8日已经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其成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所以其他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只好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结果是1991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11个独立国家的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我想，当时这样的文件还是必要的，因为独联体的创立消除了苏联混乱无序崩溃的危险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可惜15年前宣言规定的许多东西，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独联体各国内部以及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已变得日益尖锐的缘故。

　　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答案应该到1991年我国历史突变这一事实中寻找。在那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称为多民族的，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国际主义的国家里，因为这个说法更准确地指明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也是如此，当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了具有悲剧性后果的地震时，全国不是都伸出了援手吗？有些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们把话剧、展览这些东西送到莫斯科来（也送到其他城市去），可是在这些各共和国代表的心目中，莫斯科不就是他们亲爱的家园吗？而那些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家们，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所受到的，不也都是全国人民的承认和爱戴吗？我讲的这些，只不过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各民族真正统一过程中的一鳞半爪。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隶属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可是当我们的共同家园被毁之后，一切就坍塌了。于是大家只好星散，各回各的民族老家。其间出现了政治投机分子、企图攫取政权的冒险家，他们又吹燃了本来已渐趋熄灭的民族主义炭火。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学者们开始连篇累牍地炮制与过去方向完全相悖的文章和课本，政治家们则立刻忘记了他们借以受教育的俄语，发疯似的学习怎样才能用本民族共和国的语言发音正确地喊出有关他们民族利益的新口号。新滋生的“实业人士”掌握了“美丽的”外来语词——“比兹涅斯”、“巴克瑟”、“马尼”等等。对这一切本可以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新思潮东一处西一处很快都化成了反俄罗斯族的、反俄国的声明和行动。它们的性质显而易见：共和国的事业越糟，领导者越是无能克服困难摆脱危机环境，他们就越想讨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这些在本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人，就越是想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武器，找到妨碍他们实现国内外既定目标的敌人。当然，要想“发明”比俄罗斯更合适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目标显著，而且就在身边。当然不可能把它打倒在地，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装出一副为本国人民幸福竭尽全力搏斗的样子……

　　这是一群投向根本就不存在的火焰的政治飞蛾（但他们迟早会烧毁自己的翅膀），遗憾的是各共和国都有部分居民被他们引入歧途。这些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他们在空中飞不了多久，而且他们捞到的荣誉也实在太多。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还有一大堆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居民、操俄语的居民的状况问题，就是他们如何迁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由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得确切些，由那些在新国家内与之利害攸关的人煽动起来的局势。还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复乐园的努力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对外政治任务、科学和文化联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它的俄罗斯居民也不得不经受（现在也是）不少困难，许多人被迫从该共和国迁出。在苏联时代，俄国人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人是该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占70%，这一点就是明证。但是，到了1991—1992年，俄罗斯居民们却突然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占领者”和“殖民者”。讲俄语的学校减少了，共和国用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减少了。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一点可能，俄国人都会想方设法到境外，最好是到俄罗斯，去找工作。人们纷纷抛弃一切，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间的移民过程涉及大批群众，其规模堪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相比。从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迁移的结果，仅1990—1999年间哈萨克斯坦就流失了将近140万人。这一移民潮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超过76万人。在俄罗斯移民总数中，哈萨克斯坦移民所占比重约为40%，约占最近十年间由独联体各国移居俄罗斯总人数的1/4。有一点很有意思，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俄罗斯居住着63.6万哈萨克族人，其中在十年过程中离开我们国家的只有6000人。当前哈萨克斯坦居民中大约只有40%是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大约也占到40%，其他民族占20%。

　　近年来各种事件的发展，令我们有某些理由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历史前景持乐观态度。当前面临的局势对共和国本身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促使共和国领导对国家内外方针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正式声明，采取行动，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我国开设领事馆，等等。从一切迹象看来，比较露骨的、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哈萨克斯坦已成为过去，民族政策基本踏上正常轨道。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俄罗斯居民在共和国稳定居住的充分保证，但总算是可以让俄罗斯人在一个长期阶段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期去适应，并形成保卫自己未来利益的机制。

　　不仅历史经验，而且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的实践也证明，要想消除肆无忌惮的、其实质为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毒素，最好的药方就是国家间、人民间的全面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可惜的是独联体各国未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协作，至今仍令人颇感失望。这就提醒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要寻求更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形式。

　　建立这种新联盟的倡议者之一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提出成立欧亚大陆联盟的必要性。许多俄罗斯的以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对此设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现有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保证遗留的和新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同年的9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科学—实践大会《欧亚大陆：国际潜力及其开发》。

　　苏联解体过去了3年。这期间有一个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这个伟大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把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现今的主权国家重新团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建构？

　　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参加这次大会的邀请之后，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观点，我想了许多。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3年没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阐述我作为公民的观点了。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对经济政策有不同意见，我才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录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
　　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土地上召开这次大会的事实本身，几乎是具有象征性的。最近，正是从这里，发出了后苏维埃广阔土地一体化的倡议。欧亚大陆联盟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立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这种立场的吸引力、对这种立场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苏联国家重组的过程和在这片领土上成立的新国家的改革过程。
　　新的边境和海关，许多居民阶层的无权和贫困，分崩离析的经济联系，难民潮，雪崩一样的犯罪和贪腐，地区冲突，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这些就是我们一度强大的国家崩溃的后果。

　　今日在我们词汇里出现的许多说法，如“近邻外国和远邻外国”、“移民”、“签字国”、“难民”等等，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标志。

　　中央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失控过程演变成为经济的分裂。在几十年漫长时光中一直由互代和互补这样的基本原则起作用的全苏劳动分工体系瓦解了。

　　物质生产的经济条件，各共和国之间早已确立的经贸交流实质内容，尤其是合作关系，雪崩般地崩溃了。由于这个原因，独联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0%到50%……

　　独联体国家把对外经济联系从独联体内部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之间互相供货减少的同时，燃料、金属及其他原料资源源源转向了世界市场。

　　把现今独立国家一体化的必要性硬是同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的经济，在于利用昔日苏联积累起来的强大潜力。这种潜力一定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克服向市场过渡产生的休克现象……

　　严格地讲，“国家一体化”这一概念不完全实用于我们的独联体。在世界实践中这一概念通常是用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国家，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经济调整模式，有对结合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和国防能力）的广阔选择余地。（还是以欧共体为例……）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又一次一体化。这些直接相邻的国家不仅位于欧亚大陆，而且从前苏联统一经济的存在中，继承了全面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关联的合作生产，往往具有垄断水平高而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竞争能力低下，应该承认基本上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市场上找到销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考虑到任何范围中的一体化，都要首先立足于独联体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我又强调说：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早先已存在的经济关系轨道之上。问题只在于这些关系将是混乱无序的，还是应该让我们把它引入协调的经济体系轨道。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只能置于共同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一直是主张开放经济的，但一定要遵循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如果不把我们当做地位平等的伙伴，在制定对外关系战略时，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目前，类似的“游戏”还在继续。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定，即使将来有西方资本投入，主要也是投向原料部门和生态方面不利于西方的部门。首先是投向燃料能源综合体，这是他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促使我们更加依赖西方，促使我们己经严重扭曲的经济长期停滞，使许多经济部门落后于时代。（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话是我1994年说的！）。

　　现在，世界上明显地划分出三个强大的经济发展中心：美国、欧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它们有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也有日益深化的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任务是要在这个“三角”中找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将之变成为自己谋取经济福利的源泉。

　　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学会正确支配自己的巨大潜能，克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时，才能完成。我们具有一切条件，可以成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再结成一体，汇集我们所有的努力，为每个成员谋取幸福……

　　在苏联这个框架内，俄罗斯的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我们“死乞白赖”非起这种作用不可。它在同某些共和国打交道时，充当的是输血者，它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满足了这些国家不少需求。很遗憾，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新的组合结构中，像过去那种由俄罗斯输血的状况不会再有了。新国家以不少代价争取到的独立和主权，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它们必须遵守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12年前讲话的部分内容。

　　从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想法那一刻起，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首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怕在某些方面失去主权的担心，促使他们不敢和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沾边，即便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生活本身坚持要求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联盟。而欧亚大陆联盟的构想，不管怎样，并没有寿终正寝，只是在俄罗斯换了首脑后，这一构想才得到正式承认：2000年10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总统在阿斯坦市签署了关于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及相关条约，2001年5月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批准。

　　200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第一届经济论坛。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本身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民族机构的建立，使我们这些国家有可能比此前在独联体框架中更广泛地提高多方面合作的效率。正如预想的那样，共同体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恰恰就是民族间，首先是国家关系方面矛盾摩擦的明显缓和。实践证明，一体化是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同这种邪恶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现在，当本章的叙述完成之时，我还想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往事的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并就它的实质提出某些结论性看法。上面已经提到，关于12月事件和动乱，派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动乱期间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对有关动乱的种种说法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存在一个组织群众（请注意：基本是青年学生）搞示威游行的专门指挥部，走上街头的有吸毒者、酒鬼和无业游民。但委员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动乱。

　　然而仔细的调查表明，吸毒者和酒鬼作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共和国卫生部资料，经医学检测，被拘留者当中没有一个吸毒者，也没有一个酒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指挥部，这一点也已搞清。还有一个说法：库纳耶夫身边的人有不少都同可疑事件有关联。他们利用了青年人的好冲动，是挑唆破坏法制的人。有个普通工人就说：“应该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大家在这里相处得就像兄弟，谁同谁都没有个人恩怨，这些暴行都是黑社会、刑事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受贿官员干的，他们害怕科尔宾上任后共和国形势会发生变化，那些藏在库纳耶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要为这一切负责。”

　　可以说，在阿拉木图事件中，某些大学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确实起到很大的挑拨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动乱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朝夕相处在一个大家庭中，此时这种影响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写的：“我认为，促使莫斯科的代表把我们完全排除在监控广场事件之外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我们会利用群众的情绪牟取私利。尤其使他们不安的是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虽然如此，臭名昭著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这张牌还是打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领导人都是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有辱人自尊心的命令的腔调来同我谈话。”

　　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缅诺夫说得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历史罕见的罪行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党内非正式的二把手。当时的这个人就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在当时已从首都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但还是中央委员，因为选举他的是党代表大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把中央委员撤下来。

　　在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单就他的发言分析，抛开最后十来年对这个人形成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不说，这个发言的确是极具批判性，也相当尖锐的。虽说发言的词句不是那么华丽，但这一次同上一次著名的全会不同，他谈的问题颇为言之有物。

　　“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叶利钦宣称，“是党内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正在逐步变得越来越糟。当然，也要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改革的整体问题和社会的根本性革新的问题。会议的筹备阶段本身，就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为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改革使人民感到振奋。而且，看来改革也正是应该由党内开始。然后，党才能像过去一样，带领人民前进。若要从改革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党落后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次会议，早就应该召开。”

　　不能不承认，他讲的这些话有的地方很有道理，特别是关于党内问题的说法。可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个有20年党龄的党的活动家，对待党的重大缺点所抱的态度，却仿佛是一个路人。其实，多年来他不也正是处于产生和制造这些缺点的人之列吗？因此也就不由得会产生想法：这个人不真诚，他非常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谋取个人利益。

　　实践证实了我所有的疑虑：要对一个人下断语，只能观其行。看看“后期”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一句圣经上的名言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原形毕露了”。再看看他发言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更能得出结论。

　　我碰巧就知道莫斯科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组织要把多少个百万卢布划拨到中央。可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那些合理的开支之外，还建起了许多豪华住宅、别墅……疗养院的规模搞得那么大，当别的党的代表们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叫人简直是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在物质上支持一下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其中也包括给基层干部发工资吗？然后我们又会对一些党的大干部陷于贪腐感到惊讶，惊讶于他们受贿，谎报成绩，行为不正派，道德败坏，不谦虚谨慎，破坏党内团结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上层腐败波及许多地区，对这一点不应估计不足，简单对待。腐败的程度看来要比有些人估计的更深，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黑社会肯定也存在。

　　还有个社会公正问题。当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引起人们愤怒，降低党的威信，对改革的速度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东西短缺，那这种短缺就要让所有的人在同样程度上分担，不应有例外……

　　发言人的最后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陷入了煽动的狂热。也许他特别害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是好多东西都短缺的人，于是很快他就一头栽进了过去那些恣意妄为的敌人的怀抱，然后又领导了从整体上消灭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行动，开始放手复辟被人民推翻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由社会不公和人剥削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这位“热爱真理”的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争取到了应有尽有的一切，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所愤怒地谴责的内容。而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所带来的则是工业和农业的毁灭，是在国际舞台上把俄罗斯搞成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是把老百姓分化为畸形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把他们逐步引向衰亡，是把科学和文化引向退化。

　　难怪美国人说：赢得大选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忘掉竞选时的承诺。看来，我们的这位令人难忘的叶利钦先生在他的“历史性”出访中也学会了这一招。

　　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在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时候，腐败、贪贿、刑事犯罪，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统统大行其道，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慷慨地为土匪强盗大开方便之门，创建温室条件。当局的亲信和当时同总统过从密切的人士大肆搜刮人民的财产。当叶利钦在最高层当权的时候，人民目睹了，聆听了，也领教了他究竟有多么正派，多么道德高尚，多么谦虚谨慎。

　　不过，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为了那些容易消火的健忘之士，我还是想提上一笔。他早就把到区立医院治病和特意坐着哗啦哗啦作响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进克里姆林宫的事忘记了……

　　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党的领导人生活中许多具体事件受到很大关注。说实话，对于当时那些制度规矩，我也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讲过话，写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当他成为俄国元首之后，却不仅把受批判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而且还变本加厉，加以发展呢？而他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简直更是厚颜无耻，完全是挑衅式的，搞的那一套排场，既毫无品位，又极尽张扬。当老人们半年半年地领不到养老金——那可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来源啊——几乎要饿死的时候，他却大修克里姆林宫的厅堂和自家的官邸，搞得那么豪华，以至法美两国总统见了都惊讶得简直下巴都要掉下来。

　　可以预料，总有一天，会把账目公布出来，为了装修这些厅堂，那座郊区的官邸，还有买那些昂贵的家具，修那些防备自己人民的坚固围墙，我们国家究竟得花多少钱。

　　在全国，在那些“最最民主”的政府办公室里，贪贿成风，腐败盛行，一切都公然大行其道。共产党跟他们怎么能比！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有人怕党委，也畏惧自己的良心，可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连闸都刹不住了……

　　在这位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有一座座宫殿般的别墅，有一排排属于“生活新主人们”的最昂贵的轿车，有多架专机和多艘专用游艇，这些都是遵照叶利钦本人的命令装备和修建起来的。直至今日，当他把一个强大国家彻底捣毁，转入“荣休”之后，还能乘着这些专机飞来飞去，飞到巴黎去出席网球公开赛……还能弄到钱（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租一套私家别墅，等等。这就是“民主”的实际代价，而我们轻信的人民居然就上钩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可是在1988年的夏天，叶利钦还是想回到党和国家政权的上层，他向第19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申请说：

　　代表同志们：提一个不太得体的问题。我想提的要求，就是恢复我在中央十月全会后的政治上的名誉。（会场出现议论声）如果你们认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说了。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说吧，大家请你说呢。（掌声）同志们，我看，关于叶利钦的问题用不着再保守秘密了。就请叶利钦同志把他想说的话都说一说吧。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请吧，叶利钦同志。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的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党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应的社会组织功能中解放出来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使三权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提高国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简单地把自己的交椅从老广场搬进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要保留所有原来的权力，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他复活70年前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

　　在把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的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党应该从管理职能中退出来，只充当政治力量，但同时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锋队”角色。相反，他还特别强调，“没有党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而且，他还确信，一定要把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放到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顺便说一句，恰好是这个观点，在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党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日常领导，包括经济工作领导，那其实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换言之，表面上虽不像过去那样，但实际上苏维埃依然处于党组织毫无限制的、绝对的、说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无法确切地肯定，这种方案是否专为戈尔巴乔夫量身定制，让他将来既能领导最高苏维埃，又能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人就此跟我讨论过。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这项提案好像只是根据必须保留党对经济工作影响力的意见提出来的，而实际上主要目的却是要把总书记和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个职位合二而一，然后，如上所说，再把“全部政权”都交给他。

　　问题的“理论面”已经考虑周全了。在实际做法上，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体制以及代表选举制度，也都已经提交给代表会议，并对之做了讨论。会议之后接着还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还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们还将对把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研究它。现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夸夸其谈，对改革表示支持的发言，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发言中，也响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评调子。其中比较鲜明的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局势的极大不安，就是前线老战士、杰出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发言。我想，过一段时间，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篇发言全文发表出来。现在，我想提纲挈领地复述一下，并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发言出自作家笔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说，在谈到改革产生的破坏作用时，他将之与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毁灭相比，说那是一个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人类的未能实现的友爱的象征：“我们不需要在毁灭自己过去的同时再搭上自己的未来。我们反对把我们的理智变成潜意识，而把疑虑变成狂热。”

　　关于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这一点，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评论：

　　如果说4月这个充满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已经是对于无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的历史逻辑进行深思的时候了。

　　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尽管关于民主，关于扩大公开性，清理垃圾场的辩论和争论进行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于改革的道德目标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团结。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场地。团结一致是唯一的选择。

　　他以极度的不安和痛苦，谈到了道德，谈到了作家、记者、媒体对社会精神生活所负的责任：

　　缺乏道德的书刊不可能教育别人有道德。意识形态中的反道德主义会腐蚀人的精神。也许，并不是所有坐在报刊总编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到或者想认识，公开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纪律约束，而不是恣意妄为；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掌声）③的哲学，改革的革命情感产生于道德信仰，而不是产生于用以代替康复手段的毒药……

　　那些把我们生活的过去，把我们民族的圣土，把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牺牲，把文化传统统统倒进脏水坑，也就是把记忆、信仰和希望从人们意识中抹去的出版物，它们正在为我们一切的思想失误，为我们思想上的、纯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罗斯特拉特④建造一座丑陋的纪念碑，意识形态史定会以羞愧的心情和诅咒来回忆这座纪念碑的诞生……

　　遗憾的是邦达列夫的这种忧心忡忡后来被局势的发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终结以及“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现实所证实。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们早了许多，他能对未来看得很远很远。也许，他的发言是改革诞生三年后敲响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钟。那是一个转折的关头，从那时起，破坏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压过了创造的力量。

　　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匆匆忙忙展开了起草选举法、修改苏联宪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苏维埃制度有关的。可惜事情到此并未止步不前。篡改宪法的工作刚一登场，这个“满含创意”的过程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宪法被看成比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废纸还不如。它受到任意践踏，最后终于寿终正寝。

　　当然，对于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是生活发展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当那些修改对国家有好处的时候。我反对的只是那种匆忙从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当时的做法。我反对对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对别的法律态度也会如此的。

　　以美国宪法为例。众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过的。200年来对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处！再说沙皇俄国，它倒是没有宪法，但却有个所谓的基本国家法。1905年的革命对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几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中，先后通过了四部宪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们都有着相应的名称：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左右条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嘛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愿。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联邦，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来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恩科夫、扎伊科夫。当然，还有“沼泽派”。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认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还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会还选我们。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有些出版物，特别是在纪念改革20周年的时候，居然说我跟卢基扬诺夫千方百计想钻进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苏共距离被查禁的日子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了……

　　我竟然成了最后一代共产党员中入党最早的党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顿巴斯矿上工作。后来我那已经过世的弟弟叶夫盖尼也在那个矿上工作，不过掌子面已经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处。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劳动，并不是为了捞个什么党员的称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矿山是一个劳动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常常还非常危险，在那里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坚强。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杂质就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矿工的劳动又好比是一种日常平凡的英雄行为，他们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回当我假期回家探亲的时候，弟弟见我的手提箱里有一本《星火》杂志，是以戴矿工头盔的赫鲁晓夫像为封面的，便很严肃地问：

　　“这么一副嘴脸，怎么还戴上咱们矿工的头盔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全家人里头，只有我成了苏共党员。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当有人提议要她入党时，她却这样回答：我家已经有一个党员，这就够了。

党内局势(14)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简短发言，他对中央委员们说，现在需要对经济给予特别关注，政治局以为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管经济的书记的职位。接着，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会赞同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

　　全会过后，我立刻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全会，它使我的生命之流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河道。没有那次全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接下来我收到了许多口头和书面祝贺。我还保存着我父母发来的电报，两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亲爱的尼古拉，祝贺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孩子，你的肩头现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你要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祝你身体健康，工作上获得巨大成绩。亲吻你，拥抱你。

　　矿区的普通劳动者距离高层领导和大政治非常遥远，他们表达的是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应该为之活着和工作的人。

　　这一生我始终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负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苏共被出卖了，因此我发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

　　正如所知，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而今天，苏联没有了，代表大会没有了，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们把自己当代表的徽章收进了装那些手头用不着的东西的匣子——留给孙子们作纪念吧。不过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解散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是1991年8月以后“民主派”破坏俄国政权的一系列行动的先声。这件事的执行者是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那个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击下解散的机构……

　　关于代表大会有两个不算太愉快的回忆：第一个回忆——就是萨哈罗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议——要听一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候选人对自己立场的表述——没有得到支持。虽然精神可嘉，但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后来才知道，候选人总共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先当选，然后才作报告。尽管选举之前克里姆林宫会堂的讲坛上已经对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的合理性响起了质疑声，但代表们对这样的发言并不支持。不过有这样的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尔巴乔夫外别无选择。所以著名作家，深孚众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玛托夫，才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选举他当主席肯定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所以当奥波连斯基代表毛遂自荐地出来竞选时，才引起了满堂哄笑。阿帕提特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极地地质研究所试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想跟改革的创始人来一番较量……不过，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他不过是想用自己真诚的公民行动来加强刚刚诞生的民主。我想重复一下他说过的话：“其实我非常清楚，跟戈尔巴乔夫同志竞争，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只希望在我国历史上，在我们大家的实践中，终于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选择的基础，但毕竟是一次选举。”

　　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选票。我们这些代表并不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善于理解，民主一旦诞生，一旦通过这件事宣布了自身的存在，自然就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提出证实它自我存在的要求。甚至是这些细节。特别是这些细节！如果谈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觉得最好还是对此事表示沉默。我不打算猜测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也未必能正确评估奥波连斯基行动的意义。

　　第二个回忆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代表布尔布利斯为了讨好自己的同乡战友叶利钦，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叶利钦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回答，倒也十分耐人寻味：

　　“由于本人从昨天开始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本来是可以同意这样一个提议，认真工作，承认改革的。不过现在我选择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没有忘记这位“忠诚到不肯谄媚”的人物的功绩，把他任命到一个至今人们也搞不大明白、根本不需要的职位上——当上了国务秘书。这真是投桃报李。

　　看来还有个不愉快的回忆，那就是在那真正可称为是永志难忘的日子里，良心受到的钻心般的刺痛。那些日子对我特别难忘：6月7日上午，在苏联新一届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并被批准为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当天我在台上站了很久，报告以后政府活动的纲领，并回答了无数提问。

　　我成了苏联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政府主席。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是一段依样画葫芦的历史。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一切都是破题儿第一遭。错误是从来没犯过的，快乐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还想说一句，后来，在最高苏维埃任命由我提名的政府成员时，代表们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脾气——犟得很，而且还不大讲理。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反对派组织正在会上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干部队伍”、政治方向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手段，同时还看出社会制度正在改变。这个问题我要具体地谈，因为有好多事情在社会的记忆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雾，至于年轻人就更是毫不知情了。

　　好了，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按照宪法规定，它仍同过去一样由两院组成，即联盟院和民族院。这个问题的讨论搞得非常冗长，简直催人欲睡：就拟订名单程序、各加盟共和国额度、提名办法、投票等内容发言的达数十人之多。最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讨论一遍，才把提出的名单提交无记名投票。俄联邦民族院的选票中列出了12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叶利钦。投他的票的代表当中，有1185人赞成，964人反对。其他各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比他都要少得多。就俄联邦代表进行投票时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每个共和国出一个名额，应该是11个名额，但选票上的候选人却有12人。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没有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

　　在组成联盟院的过程中，许多事件也令人难忘。有些人民代表表现得蛮不讲理，破坏议事规程，占着讲坛不下台，抓住话筒不放，对什么问题都评头论足。对他们的投票情况就更是说明问题：比如扎斯拉夫斯卡亚院士，她是“农村无前途论”的提出者，同意她的仅为591票，而反对她的则达到了1558票。支持扎斯拉夫斯基的为829票，反对的为1320票。后来这个人在莫斯科的卡卢加镇由于做生意搞诈骗，大大地出过一回风头，然后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样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落选的有波波夫，后来在首都当上了不走运的市长，他的不走运的副手斯坦凯维奇，以及著名的农业问题评论家切尔尼琴科——这个人在批评我们的农民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口袋里揣着一枚由他创立的，说来惭愧，几乎没有党员的农业党的图章。

　　总之，根据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民代表不支持当时正在出现的反对派，他们隐约地明白或者感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国家的危险。

　　几天之后，一个当选为民族院人民代表的鄂木斯克国立大学劳动法、环境法和农业法副教授卡赞尼克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不经过投票的情况下由叶利钦取代本人进入民族院……同志们，我担心如果再投一次票，叶利钦同志还是通不过，而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发生。”

　　提议被通过了。叶利钦就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乃至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感谢这一行动，叶利钦在当上俄罗斯总统后，随即任命卡赞尼克为国家总检察长。不过这位天真的，看来也正派的人，还是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什么人堆里，于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鄂木斯克。

　　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⑤。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⑥。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个好大好大的牌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苏维埃政权是在我们国家诞生，并成为我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权组织的。它是从千百年来人民集体议事的传统中以再自然不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

　　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放到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这个“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完全可以说，苏维埃已经成了我国野蛮资本主义狂热崇拜者最近阶段的一个牺牲品。

　　我们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无日无时不在经受着摧残，这究竟会把我们国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听一个人说的话——那可是一个最难以归入共产主义信徒乃至对苏维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尔仁尼琴。他说：“我走遍了俄罗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万封来信，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我国民众已成为茫然无助的一群。底层的百姓实际上已经没有活路。我国发生的一切，全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或者俯首帖耳贫贱度日，或者另寻出路，比如说，从事非法行业；要不就欺骗国家，要不就互相欺骗。”

　　萨哈罗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几个人于12月18日参加了在科学院主席团大楼前举行的人民代表同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觉得，如果他还能活着，那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许多情况将会改观。在他去世之后，反对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领袖。构建正常运转的议会体制的机会丧失了。在跨地区议会代表组合中，极端倾向占了上风。不过组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权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还是阿法纳西耶夫，都无法担当这个角色，于是这份“殊荣”就落到了叶利钦头上。

　　首先是以跨地区议员组合为代表的反对派接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用以同党和国家进行斗争，改变社会制度。不过，当它把管理国家的控制阀一旦抓到手上时，议程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前一个口号完全相反的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

　　……1993年9月和10月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把手置于其上宣誓就职的那部宪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脚下。代表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被解散了。为“民主派”治理国家扫清道路的口号，如今被扔进了污水坑。

　　我经常想：如果萨哈罗夫还活着，那反对派会怎样行动？国家究竟是会以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再……当我回顾国内由公开性和“多元化”搅动起来的局势时，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数人民当时是不可能接受渐进的。这一点我从切身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到。我曾就把经济转为市场关系，同时为居民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市场实行国家调控多次提出建议，但却遭到坚决反对：一切马上就要实现，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内，而不是6—8年才实现！
　　看来，这是人们对望眼欲穿的人间福利的一种相当自然的反应。多少年来，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党就一直在宣扬这些福利。而且，总书记和总统戈尔巴乔夫又一再许愿，结果把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搞得荡然无存。这也是老百姓欢迎和支持向他们推荐的那个既颇有拿破仑派头，又带着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叶利钦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们也曾一度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希望。

　　说到叶利钦，我只想提几件所谓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数人还对他位居国家总统期间出尽丑态、所谓国家元首“家族”贪赃枉法，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记忆犹新。偷盗抢劫横行，百姓一贫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领域不断蜕化，犯罪现象泛滥，乃至百姓生活于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让人民“分清良莠”，恐怕还真得有个几年。为了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89年叶利钦完成了美国之行。
　　既然千百万人经过痛苦的切身体验已经确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动，都不外乎是出于乡下草台班子一个无师自通、敝帚自珍的戏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态构成的愚蠢透顶的粗野的杂耍洋相，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或者是不知羞耻的谎话连篇、信口雌黄。我只想引用意大利记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几小段不大为我国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国之夜散发着威士忌和美元的气味，被聚光灯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叶利钦，这个专给戈尔巴乔夫念倒霉咒，专给公开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犹如旋风般在美国上空掠过。他说过的话语在旋转回荡。他在身后留下的痕迹是关于灾难的预言、疯狂的花销、答记者问和著名的黑标签杰克·达尼埃尔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别的气味。他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之邀来到巴尔的摩，住进酒店之后一晚上独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装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车来接他到大学的会场，不禁吓傻了。叶利钦送了他一个醉醺醺的沾满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递到他手上。“为自由干杯！”叶利钦在清晨六点半向他提出了建议，手里挥动着倒满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只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过他是自己把酒干了……

　　还有一件事就远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为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做协调工作的哈利逊在回忆录中写道的：

　　飞机着陆了。叶利钦走下舷梯。不过他没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团致意，却沿着起降区走向飞机尾部，背转身去，开始冲着飞机后轮撒尿。我们大为震惊，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叶利钦走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同官员们一一握手，从一名年轻妇女手上接过一束鲜花，坐进了等候他的高级轿车。

　　说实在话，在引用报刊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位在大洋彼岸解开裤带的我国同胞，他的事迹读起来实在叫人恶心：这是个受到生物本能驱动的人，可是两年之后，竟“经全民选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翻阅那些日子的国外出版物时，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未来的总统讲到自己国家时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谅。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那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回家去谈。

　　还记得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人问了他一个有关他政治对手科尔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短，而且斩钉截铁：“我到莫斯科不是来谈论科尔先生的。这件事我会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当年的《真理报》副主编，在自己的《总统，或者俄国版水门事件》一书中相当鲜明地描述了读者和公众的反应：“这种事不可能，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污蔑。”等等。电视台回放了叶利钦在美国期间的纪录片，掀起了一片叫喊声，都说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恶意造假，是通过合成的办法把单词拉长了等等。而且说，要把他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的讲台拍摄得很正常，而把讲台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说得好听点，拍得脚跟有点不大稳，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术。而且苏联最高苏维埃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举行多次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家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亲爱的人民卫士鲍里斯·叶利钦。

　　是的，当时很难说服人们。他们期待着叶利钦这样的正义斗士，而且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偶像。任何有关叶利钦的负面消息都会立刻被他们否定。套在麻袋里洗澡的事儿人们不相信——那是污蔑；在飞机上睡过了头没能跟爱尔兰总统在香农见面——那是撒谎；到别墅“批阅文件”——那是因为时时想着文件，想着国家。不过，当他在德国喝得醉醺醺地指挥乐队，而一切又通过电视播放出来时，许多人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发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众大会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那些大会都是由“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组织的。顷刻之间，这个组织就把本身作为人民代表的性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得出结论说，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选取了一条夺取国内政权的比较激进的道路——把群众大会、罢工、破坏百姓生活保障系统等作为有效手段来运用。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货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车站停着装运食品和日用品的货柜，可是却有人把钱塞给那些想参加卸货的人，把他们打发回家去。铁路线上出现堵塞，国内的铁路大动脉实际上全被切断。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果园里。各种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关系恶化、罢工等各种情况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冒了出来。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后，政权瘫痪了。

　　这一切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那些为了破坏国家政权威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对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自打那时起，在整整15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反过来证明“民主派”夺取政权有理，电视台一个劲地播放同样的画面：空荡荡的食品柜台。不过现在的那些“独立”媒体的大老板们却羞答答地不愿说出，为什么商店会变得空空荡荡。

　　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叶利钦当权的时候，甚至发生在当今政权之下，那会怎么样？为了让这些人的头脑清醒清醒，会把他们弄进去待上多少年？我说，年头不会少了！这么处理是对的——可不能拿国家人民的命运开玩笑！

　　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可实际上又做不出任何决定。庶民政治把国内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谁在早就极端复杂、极端严重的局势上再火上浇油？是谁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它作为破坏管理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手段？请看名单吧——他们都是把人民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传单，上头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练马场开群众大会：“参加者有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凯维奇、雅库宁。叶利钦将应邀出席。”不过，当这些先生掌权之后，他们很快便把练马场翻修了，搞得丑陋不堪，说得好听点，是搞了个没有品味的商贸中心，目的则是让人没法在“民主时代”再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有些名字（以及他们本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不应该：正是他们构成了第一梯队，完成了连希特勒也无法完成的“伟业”——让这个国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说几句。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有一次声称，消灭苏联共产党的人正是他。他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他在这一毁灭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后来他对自己竭力推举的叶利钦颇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莫斯科市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职位为自己捞好处：他征用了党和国家财产中的一块“大肥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以他为首的私立学校——国际大学。我经常在中央一级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发现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他成了个具有国家观念的活动家、捍卫俄国人民利益的斗士。不过，人的本性是迟早都会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书，里头利用各种资料，收集了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切“恶行”，讲述了某些士兵和军官在德国的不良行为，但却对希特勒暴徒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缄口不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次会议上，常有一个外表整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参加辩论，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凯维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样，自动宣布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凯维奇利用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长的职位大肆中饱私囊。这位“民主浪漫派”有许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组织有着动人的关系，贪贿成性，把前苏联部长帕托利切夫的住宅据为己有等等。所以并不奇怪，早在担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执法机关就对他提出过收受贿赂的指控。只是代表们没有同意剥夺他的豁免权。不过，正如所知，这只馋猫也知道是偷吃了谁家的肉，于是这位“浪漫派”便在代表特权到期之前拿着外交护照偷偷地溜出了国。他先后在美国、德国混了一阵，最后又跑到波兰，国际刑警组织终于探听到他的踪迹。这时“自由派”媒体又是一阵叫嚣，说什么“黑暗势力”开始了对第一批民主浪漫派人士的迫害。

　　凡是掌过权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几乎都有这么一些内容可供谈说。能够经得起权力诱惑的人，说来惭愧，真是少而又少。而且他们那所谓“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层政治外壳而已。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所谓“专制”条件下，群众大会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一个理由就举行的，甚至哪怕跑到卢日尼基去举行也可以。可是到了“民主政权”时期，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硬性限制和行政禁令，使用暴力，挑起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不久法庭对39名年轻人开庭审判，他们一个个铐着双手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指控，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公众接待室组织骚乱，其中8人被判处监禁1年半至3年半不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年“民主派”的行动规模和接待室骚乱之间的差别！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了。根据宪法规定，宣布大会开幕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迄至代表大会开幕日止，当选代表数为1059人，有9个席位空缺。卡扎科夫宣布，出席大会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围绕着代表大会日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们公开分裂成极端敌对的两个阵营：一部分以苏共为导向，另一部分则以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力量集团为归属。这一届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成了一场马拉松。直到5月29日，在最少必须获得531票的情况下，叶利钦获得535票当选。4票，这仅仅是大会代表人数的大约0.5%，最终却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

　　有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政治局就讨论过多次。依我的看法，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推荐的都是一些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显然通不过的候选人——弗拉索夫、博罗兹科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同志都不错，可是代表大会不会支持他们。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位置让给叶利钦，他一点也不想掩盖要成为共和国当时最高政权机关首脑的意图，而这个共和国则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在发言中我说，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个全苏领导人到俄罗斯最高岗位上——雷日科夫也行，利加乔夫也行，或者别的哪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行。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决议。
　　代表大会开幕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俄罗斯联邦主权的问题。讨论进行得很热烈，连续讨论了三天——1990年5月22日、23日、24日。现在，当我检视当时的讨论速记稿时，想要指出一点：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或条文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对这一步骤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正是这样一个步骤，成了苏联历史上致命的一步，因为正是它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土壤。参加讨论的有40个代表，后来又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工作了两周半。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的各色各样方案和无数修正案，其中还包括该共和国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方案，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提交讨论和表决。总表决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同意宣言的票数为907，反对票为13，弃权为9票。共产党员们也都表现得政治上盲目短见，无能预见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时做总结的已经是当选为主席的叶利钦：
　　“决议通过。”（暴风雨般经久不歇的掌声。响起了欢呼声：乌拉！乌拉！）
　　“祝贺全体人民代表和俄联邦各族人民。”（掌声）
　　就这样，俄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破坏伟大国家的主要力量，而1990年6月12日这个被“民主派”宣布为伟大节日的日子，则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日子。

　　俄国代表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才通过这项决议的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主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自己独立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就是说，它拒绝承担结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这一条，就注定了苏联要垮台。不错，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也好，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也好，本来就都是主权国家。而在实际上，它们都把自己的部分功能交给了将它们团结起来的中央政权。宣言炮制者用表面看来完全“高尚”的理由掩盖了真实用意，说是要保障俄罗斯公民“能够体面地生活，享受自由发展，并使用本民族语言”，仿佛这些原则在全苏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不关心所有这些条件的实现似的。

　　政治就是这样，话说得很一般，但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利益。利益是各种各样的，不过依我来看，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摆脱中央权力——其中既包括党，也包括国家——的“关照”。所有那些在精神上鼓舞了和行动上导演了这一事件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俄罗斯同全苏中央对立起来，把苏联“帝国”搞垮。刚刚成立了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害怕触犯主权思想，害怕失去情绪狂热但方向不明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可能不理解俄罗斯的独立，也没有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此外，这个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实际上拥有“主权”地位，即使是为了不受到责难，不承担主动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指示的恶名也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这几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有记名投票结果的名册。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投了赞成票。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向其中有些人提问：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支持俄罗斯主权宣言？唯一的回答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它会让苏联垮台。

　　不过，要想使俄罗斯主权起到消灭苏联及其现行制度的作用，还得赋予这样一个思想以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它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得益于一个从正常逻辑来看有点像白痴的论点：俄罗斯法律高于全苏法律。换言之，“部分”被宣布高于“整体”。这意味着所有组织机构资源及其附属的物资资源、财经资源等，将统统脱离全国中央的管理，这样一来，中央的存在实际上已毫无意义。请想想，在表决之前、表决当时和表决之后，这样一点难道还搞不明白吗？

　　1990年6月13日一大早，我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机场。当时她正在莫斯科访问，准备乘飞机到毁于地震的列宁纳堪（在亚美尼亚）参加英国帮助建设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
　　一坐进汽车她就说：
　　“雷日科夫先生，昨天晚上我从你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有关主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邦法律。您了解情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了解，”我这样回答。“‘主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的权利实际上少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但若对主权再做其他补充，就无论如何也不对了，特别是共和国的法律高过全苏法律这一条。这将是统一国家瓦解的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将无法起作用，而且，紧随俄罗斯之后，其他共和国立刻也会照此办理。”

　　这部法律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次谈话。就连她这个局外人也很清楚，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出现这种事情是不能容许的。她拿这个事件同自己国家做了比照，说了些我看是十分正确的想法。这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它更像一个政治笑话：三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已经是政府首脑——又来到俄罗斯，为了加快改革，她所提出的建议不是别的，恰恰是……解散我们的议会。如果是我，比方说，跑到英国去——我俩的地位可是同样的，都是前首相——提出建议要立即解散他们的议会，有意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样，实际上直接统一国家的问题便画上了句号。我再说一遍，苏联的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瓦解伟大国家的罪魁祸首，俄罗斯的新领导在这里则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伟大的国家由伟人所缔造，但却为卑劣的宵小所毁——这话真说得一点不错。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认出了我，看来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为了让蒙在人们眼睛上、心灵上、思想上的那层纱帘最终能揭下去，让人们本能地听到和意识到提请他们注意的、向他们提出过警示的那些东西，还真得需要经过几个困难苦涩的年头。想当年向人们提出呼唤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遥远的过去。

　　在我多年来主要从事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有过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缺点。我曾不止一次说，逐年来，在许多方面，经济都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起初，当改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那时经济的运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遵循指令计划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想，国内经济生活变得忽冷忽热。他常到全国各地去东走西走，到处许愿。今天加速发展，明天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村问题，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

　　我们也曾试图让他放郑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问题堆成堆，经济势必受到损害。可是不行：“你们不明白，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确有期待，他们渴望国内发生严肃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过经济这个东西是有惯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了三四年，老百姓对改革失望了，于是当局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事情办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济模式当年曾解决过许多全球性的、国家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过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挖光了。然而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解决它们却需要时间。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渐由主张进步的类型“蜕化”成了保守类型。

　　需要找出一种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会引起激烈的震荡。经过好多个月的探讨和细致研究，我们这一届政府于1990年5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经济在必要的国家调控机制下向社会导向的市场关系过渡的纲领。我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新经济模式。

　　其中两种，是作为参考信息制订出来的，指出它们可以存在，但却不是我们所推荐的，因为他们过于激进，为此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便提一句，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模式，过了半年却被叶利钦和盖达尔拿去作为武器，并于1992年1月开始搞他们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于后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犹然感受在身。

　　我们向议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渐进式的，计划花费6年到8年时间向市场关系过渡。此外，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决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在动摇对国家的治理。在弱势政权之下开展激进改革，照我看来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纲领，并委托政府在秋季全会之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说过，为争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政府主席的位置，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有好几个候选人，而且其中的两位是出自我们的“队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罗宁和西拉耶夫。跟过去一样，充当风向标的是俄罗斯原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区布托夫斯基砖厂厂长波恰罗夫是个在选举中为支持叶利钦当选代表出过大力的人，这会儿远远地跑到了前头。不过他也似乎明白，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说得不好听点，水平上总该比一个小砖厂的厂长要高一点才是，所以大家也并不急着让他尝到这个甜头。于是波恰罗夫给自己准备了一张重要的王牌——他宣称：他有一个自己的、在500天之内向市场过渡的纲领。

　　波恰罗夫提请代表大会裁决的这种“超级革命”的新发明我早就领教过。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尔金的小组就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制订过一份向社会导向的市场过渡的政府建议，与此同时我还研究过大量其他方案，要么是由一个单位或团体提出的，要么是由个别学者提出的。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一个叫扎多尔诺夫，一个叫米哈伊洛夫，他们搞了一份供讨论用的纲要，标题就叫《400天》。目的是为这年3月将选出的国家总统提出一个激进行动计划。

　　有一天晚上，当对许多经济改革原则问题进行例行讨论之后，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份文件存在。我对此并没有给予注意，建议不要对一些枝节问题浪费精力。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份纲要落到了波恰罗夫手上。这个人又加进了他的“创造性贡献”：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个阶段上各增加了几天，然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独创方案端了出来。他还把事情做得更绝，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个西伯利亚的出版社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时，这份纲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两位经济学家，还有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过标题是《400天》。亚夫林斯基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尔金院士。

　　总之，剽窃行为昭然若揭。亚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恰罗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的“500天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全苏纲要策划的……”

　　不过，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窃以及围在亚夫林斯基身边低声下气地奔走忙碌，并没有能帮得了波恰罗夫，最后他还是没能当上总理。亚夫林斯基后来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现实的、纯属空想的经济理论，赢得了好响亮的名声。正是在那次答记者问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经验的学者区隔开来：“至于说到拥护“500天纲要”的人当中将会有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像阿巴尔金、沙塔林、亚辛等，我看是一桩好事。”不过亚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亚辛看错了，他们选择了倒向速战速决的“500天纲要”，而沙塔林居然还同他分享了原创者的荣誉：这个纲要被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度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在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出现下降，但会是一种比较平稳，比较和缓的下降。从总体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经济趋向健康的速度也会稍缓慢一些。

　　风雨大作的1990年秋天到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喋喋不休的辩论令人生厌，要求“穷人政府”下台的群众大会不断举行，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下台（反对票1票，弃权票16票），媒体上的批评犹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

　　在向我国政府发起总攻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抗，首先是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尖锐。全苏政权很快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解体过程。我们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怪圈。但所有冲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疯狂的抵制。

　　离开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后才下台？为什么我没有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过之后，或者后来在那次令人感到无比沉痛的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下台？为什么当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当那些跟我并肩走过漫长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时，我还在忍耐？难道我没有自尊心？难道总理的交椅对我就那么宝贵？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责任感支撑着我。最高苏维埃11月全会过后，我就已经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而将它宣布则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届大会开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过是使一切提前了一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页答记者问的记录，已经记不清是回答谁的问题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国报纸的提问。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着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那些靠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过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会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调节因素，人们是否能经受住市场自发势力的打击。有人以此作为赌注，竟说政府无法摆脱保守思维。不对！政府为了有助于摆脱危机，愿意敞开大门。不过，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如果有人责难政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说得客气点，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认为政府的行动有损于社会的利益，那就请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好了。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显然，我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要把事业进行到底，决不投降，不被困难所折服，要尽一切可能，哪怕最后是下台的下场。我也要说一句，就是在我向记者们宣告有可能辞职的那些日子里，部长会议收到了无数电报，要求我们不要屈服。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仅有我的同龄人，最使我感到高兴，并让人对光辉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还有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说：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废……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走。还是逼得我们非走不可。

　　12月初，应我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单独会见了我。会见时我告诉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辞去国家政府首脑的职务。他听到之后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他跟我一样，对这次不太轻松的谈话早有准备。他请我谈谈关于接任者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

　　会见临了，我对戈尔巴乔夫说：
　　“请记住我的话。现在，有人强迫您拿掉政府。这只是许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然后是您自己。请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现在还有点时间……”

　　他从来就是不顺心的话不爱听，最善于对有些问题装聋作哑……

　　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做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战斗时保持了尊严，它并没有被打倒，依然怀着对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宣布主权独立的日子）宣布，将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国、各劳动集体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家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同意参选俄罗斯总统。同各地方各单位的代表会见，最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绝的权力，因为我有个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过一场大病。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打算参加战斗而责备自己。

　　那是一个对于全国来说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视着当天如暴风骤雨般发展着的事件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和苏联各权力部门之间对立的高潮正在到来。如果叶利钦在大选中胜出，那么国家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另一个人胜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么灾难还有避免的可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国家将不会被破坏，局势将得到稳定。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由于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没有好感，由于叶利钦的反对活动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极度混乱，要想胜出也不那么容易。人民将会不知所措。许多人心存幻想，期待着当第501天到来的时候能见到天堂，认为叶利钦才是祖国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们能听到我警示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竞选活动中的一波三折。什么都有了：有诬蔑造谣，有脏水淋头，也有含血喷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尔巴乔夫连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们解释，说实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早已分道扬镳，说他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创业共事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进去。人们投票不仅是为了选叶利钦，而且还是为了反戈尔巴乔夫。而且，我的反对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这件事上也没有少下工夫。

　　为了能对那个时代和当时出现的局势有一个概念，让我来引用一段《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大选两星期前发表的访问记。我通过这份很有权威的出版物于国内旅行期间回答了该报记者别兰所提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的标题《我建议走另外一条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他怎么敢把自己放到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将选举叶利钦。”“您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呢还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愿参选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当了5年的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掌权。我尝够了掌权的滋味，知道掌权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但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危机四伏。我不相信叶利钦现在提出的这个纲领能使局面好转。情况将更为恶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局势发展。这就是我的原因……

　　现在再来谈谈向市场过渡的纲要问题。去年（1990）夏天，你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两个纲要，一个是政府提出的，还有一个就是“500天”纲要。后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休克疗法”纲要。我对这个纲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信，经济必须转上新轨道，而且我还最早提出：硬性计划分配系统潜力已经到头，再按老办法将无法继续前进，需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关系形式了。但我们提出的模式是可调控的市场，是逐步平稳过渡。当旧的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就应该仔细衡量，预测、而不是挥动板斧，速战速决。

　　我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种办法。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几个月之内就要过渡到新经济关系的做法，将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向自由市场过渡，就应该建立相应的结构。如果非要像现在这样说：好了，从新的年度开始就废止国家订货了，你们就自谋出路吧，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眼下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但如果从新的一年开始干脆就不要调控，那大批企业将无法工作。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因为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条：我赞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应该找到一种形式，让人真正成为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于说到小企业，什么手工作坊、快餐店、商业店铺等等，那我们这里还可能出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那些本身就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有优先权，让他们首先能够得到这些企业。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必通过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因为在那种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赚大钱的人。

　　至于说到大型企业，可以有股份制，有集体所有制，比方说，每一个工作的集体成员都可分得生产资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这就叫全民企业。就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在农业中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反对把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自由买卖。（我要说明：我说的是“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当然不是指宅旁地，园田地和别墅用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在土地上劳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想当农庄主吗？请吧；想留在集体农庄吗？随便。我还主张租赁的土地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不过是不是可以买卖呢？……

　　“对于那些不盈利的企业，您怎么看待它们的私有化问题？”“您是个保守派，您反对住房改革。那就是说，您想把我们拖回停滞时期。”

　　——我决不同意那些提出号召要在新年之前跟亏损企业“做个了断”和强行把它们私有化，也就是把它们拍卖的人。这样匆忙从事是非常危险的。

　　就拿煤炭工业来说，它欠了国家230亿卢布的债。可是如果我们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外国的商人们把这些矿山买下来，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去为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着想呢？因此我理解，企业亏损的确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我国经济脖子上的铅坠。但是要提出强制私有化的口号看来还早。今天，我们25%的农场都亏损，那怎么办，难道把集体化再做回去？也许，是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经济重新站起来？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起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嘛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什么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到：把价格一抬高，商店里不就什么都有了！但我赞成用别的办法：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买得起。

　　“你先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又打算当俄罗斯总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觉得，头三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战，又是罢工运动，又是条约关系遭到破坏……

　　是的，从总体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十分如愿，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愿。不过，正如所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认识。一切都走着瞧吧，如果叶利钦胜出的话……

　　“您怎么看叶利钦？”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我跟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过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厂。

　　我不同意他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理解他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在苏共党内得到了提拔重用，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可后来却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来一直在党的纪律协助下宣传推广的一切，放到脚下践踏。这叫什么立场？他还掀起了一场反对中央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觉得有人跟他作对。

　　最后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我会为俄罗斯而斗争，捍卫它的利益。但同时我也要实行一条保全苏联的路线。

　　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说的。读者可以对我当时对叶利钦胜选后的预见性予以评说。有些东西我还是可能估计不足，但就总体而言我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是实现了。在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我在6名候选人中赢得了第二的位置。对于未来总统的竞选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们的战略考虑：可不能给时间让老百姓多思考。于是，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1991年的8月到来了。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苏联垮台过程中的转折点。分析当时的事件可以得出结论：“暴乱分子”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在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通过任何文件，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猝。8月20日大约有2/3的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但书记处却拒绝召集中央全会。8月以后曾立案对党的许多地区领导人和某些书记处成员进行侦查，但统统因为这些组织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而宣告侦结。人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说明他们相信，这只是小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

　　但胜利的一方立即向苏共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叶利钦的最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个条子：

　　“苏共中央内部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下达命令，立即停止苏共中央大楼内的行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他手上拥有执行苏联总统和总书记命令的力量。布尔布利斯”字条上有一条8月23日写的批语：“同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被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受到叶利钦难以名状的羞辱。这位昔日的党内战友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训斥一个淘气的学生。就在全会进行期间，在顷刻间全都变成了反共先锋的代表们的一片哄闹声中，叶利钦签署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

　　电视和广播都对这幕闹剧进行了直播。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已不复存在，他只剩下了一具躯壳。他在这场对全国致命的赌博中大败亏输。六年前在进军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改革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当天，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苏共中央应该通过一个艰难的，但诚实的决议——自动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各自自行决定。”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认可了对党下达的禁令，卸下了总书记的权力，号召党中央自动解散。这样他就埋葬了党——这是他青年时代就加入的党，党指引他走过了一生，引领他登上了国家最高职位。而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开幕。受苏联总统及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委托，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一份特殊的《宣言》。其中建议制订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签署，立即建立经济同盟，以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筹建人民代表苏维埃以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务委员会，吸收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了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协商推进经济改革有关事宜，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为了保存统一的武装力量，预计还要在国防领域缔结集体安全协议。宣言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支持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予以承认，并审议它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会员国地位问题。

　　在这个时刻，代表们全都已经心知肚明，苏联的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架构，之所以还被人提出来，是因为多少还希望能保存一点统一国家的基础。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如那些堕落到只知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所言，是一届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却反而应该是一届战败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了，国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们正以自己的活动从各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大多数代表情绪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说他们非常压抑。看来我们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体葬礼。

　　在这一届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后来在别洛韦日拆散苏联的三个人之一）实际上就支持了经济联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议：为了防止经济混乱，应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国的跨国组织、理事会或委员会，授予全权，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民生需求。不过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就号召过各加盟共和国签署这样一个1991年的经济协议，可是，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提议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领导尝到了他们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破坏性苦果。

　　会上还响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见，比方像南乌拉尔的奥尔洛夫就说：作为一名工业区的代表，他支持建立跨共和国机构，以调节跨国经济关系。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此项建议，那就要请某一个共和国承担起这种调节任务来。否则各共和国将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国在最近的10—15年内是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

　　就总体而言，代表大会的气氛还是处于对社会命运的担忧之中。国家正在受到民族灾难日益加剧的威胁，但又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建议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我还记得，比方说，白俄罗斯的茹拉夫廖夫是这样说的：“从联盟条约草案所建议的框架来看，联盟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它将国非国，邦非邦……联盟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所谓国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顿涅茨州代表萨乌宁警告说：“公民们为苏联的解体、未来对它的瓜分、国境的设立、难民潮的涌现感到不安（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些情况将伴随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制造新的民族冲突，甚至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在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再次仔细研究了该次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我想提醒：超过8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却只有一两个发言的人提到了苏共的问题。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亚工程建筑学院院长亚岑科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他的领导居然搞得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了暴乱……如果一个领导人对谁同你志同道合，谁支持你都既不了解也没有感觉，那还算个什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可是党的总书记，是它的“船长”，可是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逃离了“舰桥”，任凭党和普通党员听由命运摆布。

　　苏联和俄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千方百计想让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议都是时代潮流，它们表达了国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

　　叶利钦在这次非常党代会上的发言是一个胜利者的发言，他被胜利陶醉了。他宣布，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究竟干得怎么样，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最为复杂。他还要想办法保全面子，为国家非常委员会、苏共和苏联的解体，为国内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辩解。看得出来，对于苏联将要变成一个较为模糊不定因而也更为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一点，他是早就已经妥协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候，我要表示我最深刻的信念：我确信目前最中心、最首先要求立即明确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别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科学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也都无法解决。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全民公决时人们表达了保全苏联并予以彻底革新的意愿。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形式，就是主权国家联盟，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就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响应他的都是些应声虫，例如西拉耶夫，后来当上了俄罗斯政府首脑。8月事件和他担当的新角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提出了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毙国家非常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这个政坛新手在发言中颇为得意地宣称：“是的，过去那个统一的苏联死亡了。我们应该对那些为了‘泱泱大国’向隅而泣的人说一句：想要让帝国的僵尸复活么？这不等于是给死人做热敷吗？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思想了！”

　　价值观的确是大不一样了……值钱的东西从老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放进了当代布尔乔亚私人的保险柜里。旧思想的确也被新思想排挤掉了，这新思想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金钱决定一切。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总主教阿列克谢的发言真是发人深省。我真想把他的整篇发言都引用在这里，但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引用几段：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人民代表们：我们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责任真是无比重大。我呼吁各位要深刻感受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当代同胞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先辈的责任，还是对那些并非在随意空想的沙滩上，并非在蛊惑煽动、贪恋权势、自私自利、嫉妒横生的基础上，而是在信仰、忠诚、充满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建造了共同家园的人们的责任。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我们这些代表说话，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希望能在众生迷茫的心灵中唤起乐观情绪，唤起公正解决我国面临各种问题的希望。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无数儿女用自己的功勋、生命、才华和能力，才造就了我们祖国的真正光荣。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我们言行的评判。未来的基础是在过去奠定的。而过去，则是我们历史的共同。它是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否定的。如果对这些事物不屑一顾，如果想否定它，抛弃它，在面临混乱变革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无数因忘记历史而产生的悲惨事例，以及遗忘造成的悲惨后果。

　　我想用我国东正教精神领袖的这番教导来结束我对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叙述。它竟然成了为一个统一大国的覆灭而敲响的丧钟。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曾付出过数百年日复一日胼手胝足的的劳作。

　　三个月后，这个大国就不复存在。虽然当代有许多伟人对此发出过警告。当我结束这一令人心情沉痛的章节时，我想援引我国一位同胞，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俄罗斯大地上的爱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遗骸前不久才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话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是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统一。谁要是想把它分开，谁就是个最可悲的人！……这种可悲之处在于这种盲目而荒谬的做法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将表现在经济上、战略上、国家体制上和民族精神上。而且，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连别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忘记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在自己身上尝到蓄意肢解它的恶果的滋味。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

　　2006年12月8日，是苏联在世界地图上停止存在的15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别洛韦日森林的影片，里面记录了三个领导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文件，破坏苏联的场面。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拒绝到场参加拍摄，但在《俄罗斯报》发表了一个长篇访谈。

　　这篇《自白》，还是当年为自己行为辩解的那些老套子理由。

　　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人，就不能看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所谓苏联解体不可避免，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和粗鄙无理的诽谤。对这15年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也不想搞明白。

　　就让这本书对我们伟大国家的主要破坏者蓄意不言的许多问题作一个回答吧。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对着我们国家的躯体去杀，去砍，毫不顾及它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们竟敢嘲弄自己的母亲，毫不在乎他们的罪孽将永生永世得不到宽恕。

　　苏联的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回忆一下整个的过程。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前面有一章我已经谈到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致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嘛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利斯基，委员为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1991年11月25日，在诺沃奥加廖沃召开了新一轮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准备草签条约。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由于不赞成而没有与会。

　　叶利钦的《总统手记》写道：“关于草签条约的声明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文本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这主要涉及如何把中央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苏联总统先是温和地说服，然后就开始生气、发火了。他说的那些根本不起作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顽固地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独立。不管戈尔巴乔夫来软的还是硬的，也不管他如何坚持，都无法使各加盟共和国尝到了自由甜头的领导人改变主意。当戈尔巴乔夫再次试图坚持自己的表述方式时，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立刻都起来反对他，他实在忍不住了，竟从桌旁跳了起来，径直跑出了会议厅。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厅里出现了短暂而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大家突然全明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诺沃奥加廖沃史诗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了。应该想出点什么新主意来才是。”

　　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是这样阐述当年的事件的：“在诺沃奥加廖沃，出现了联邦问题。我站起来说：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致；如果再往前走，走到反对联盟国家，那我就离开你们走人，由你们自己去决定想要个什么样的联盟，由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又跑来找我——来的是叶利钦和舒什凯维奇。这样，才出现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方案，但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国家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保存国家的保证。”

　　结果到了1991年的11月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和解的联盟条约草案稿——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在该方案中都被称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仅限于该条约参加国自愿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以下的文字就更荒谬了：主权国家联盟依然是国家，它拥有领土、国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主权的宣示仅为在国际关系场合。

　　在这份草案中，还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比如草案说，主权国家联盟不具有自己的财产，它的权力是各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机关的拨款程序要经由特别协商，等等。有的还完全违背了逻辑：拟议中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自己的根本大法……

　　现在很难想象，其实我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当年十分清楚，他们在炮制条约的一个又一个方案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目标明确地为毁掉自己的国家而创造条件。这些只是掩盖他们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他们实在太希望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成为握有全权的主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已事实上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们未来国家的内部。说来也巧，这种情况正好就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也就是在叶利钦说过“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好了！”之后。为了能使地方“吞食主权”的胃口消减，真是耗费了不少年月，好不容易才使得俄罗斯免除了解体之危。时间已过了15年，可是至今仍然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出大笔大笔经费来给某些俄联邦的共和国，以求摆脱被他们“吞食”主权。

　　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同意走这条对于国家来说致命的妥协之路呢？现在他到处讲，他曾为一切形式的国家统一而斗争过。我想，这是他在耍滑头。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政客，以为只要建立一个虚幻的联盟，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了。而且，具有类似政权结构形式和各共和国间相互关系形式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时我国的这位领导人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呢？是希望哪怕是名义上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或者并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而是真的有什么政治动机和打算？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什么动机，最终结果是国家政权垮掉了。各级政治领导一齐动手摧毁了国家，他们在争夺自己大位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局势极度动荡，国家已完全失控。

　　在这种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3日向我国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同意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他写道：

　　这份文件是经过全面考虑和非常认真的分析，并有各主权共和国代表参加，进行长期谈判和认真修改后的产物。各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单独或共同讨论过这份文件。审议时也曾多次作出以扩大联邦特色和民主性为目的的彻底修改。

　　我的立场很明确。我主张新的联盟，即主权国家联盟——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主权国家。我希望在你们作出决定之前，大家都能很好地了解我的这个立场。不能再继续拖延了。丧失时间将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时间已经丧失了。当时，离别洛韦日森林会见只剩下了5天……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1991年12月8日，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离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一个基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下称高层谈判方），”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样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弥天大罪。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是谁干下了这件事？又是怎么干的？

　　为了备足炸毁苏联的爆炸物，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跟恐怖分子一样，早就开始做工作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叶利钦。他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品来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的。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

　　提起这件事，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以及我原来的副手西拉耶夫正式会见的情景。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见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而且送进了彼此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下午约好要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先是跟叶利钦单独谈话，然后再有其他人参加。当时从戈尔巴乔夫电话中感觉这种会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作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见，因为我觉得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想方设法同这些活动家找到共同语言。我还存有一线希望：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毁掉国家统一的经济，置必然会出现的最严重后果于不顾吧……

　　会见预定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三楼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还有政治局会议室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装修的。

　　5点钟时我上到三楼。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和布尔布利斯已经在总统接待室里等着了。我跟布尔布利斯其实并不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物。我曾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见过这个人。这一回是我头一次直接同他发生冲突，在我的眼中，他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总会有一天，会出来一个好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给这个人画一幅肖像。现在，在我的面前站着的，不，准确地说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这个人，两只眼睛也在骨碌骨碌地翻动着。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会在接待室里，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见的人员中并没有他。

　　总统的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一夏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公务办公室里的传统家具被撤下去了，换了很时髦的新家具。墙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苏联国徽，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插着国旗。在一张单独摆放在一旁的更适合于喝茶用的桌子旁，一边坐着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另一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和我。卢基扬诺夫由于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向进来的人通报了他同叶利钦一同讨论如何保持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分裂行动带给俄罗斯的危险、加盟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经济问题的情况。这一系列问题我是按习惯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气氛我也忘不了。与会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方面的思想步调并不一致，他们是一些无论观点还是目标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人。叶利钦说话的调门提得很高，满是一副胜利者同战败者谈话的派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手势、表情和行为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并没有想要利用这次会见，来寻求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之间的共同语言的意思，而只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比较中立，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自己的领袖提出的要求有多么荒谬。西拉耶夫则以谄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新老板，只要老板说什么，就同意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渠道制，即全部税入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再把一小部分上缴中央，以满足全苏财政需要。至于究竟是些什么需要，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先提前说一句，后来，过了不长时间，俄罗斯下面的那些共和国也学着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起破坏作用的原则拿过来当武器。叶利钦那伙人对此表示反对的时候，那可真是义愤填膺哪！可是在当时，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毁掉苏联。至于今后俄罗斯联邦该怎么办，他们还真的不太介意。

　　我提出理由说，在现存的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而且还会引发国家管理中的混乱，所以不应被采纳。

　　后来就更有意思了。提出要把所有外经活动收入全部留在各加盟共和国，而且还要由中央划拨50吨黄金交给俄罗斯支配，授予俄罗斯颁发出口原材料及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像是否应该由中央统一为各加盟共和国采购食品、粮食、某些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由谁来偿付到期的外债等问题，则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求这些问题应该在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并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功能时加以审议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我提出建议，要停止各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的统一金融系统。但回答完全停留在口号水平：说什么俄罗斯已经宣布是主权国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又讨论了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务和银行系统，从事外经活动。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十分沉重的印象。在决定来年即1991年国家生活的许多主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引爆苏联，引发人民对中央政权的更大不满，并通过这个浪潮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越来越尖锐。国家灾难性地飞速成为一个虚幻的、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也希望能稍稍稳定一下局面，但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公然怠工，施加直接影响瓦解了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在这种状况下度过。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舒什凯维奇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决定同希望加入联盟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签约的日期和顺序。

　　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关于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勒斯特条约——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卑鄙下流”之作。而签约的“威胁”则是最后为彻底解决苏联垮台问题抠动了扳机。起初看来一切还相当像模像样。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邀请俄罗斯总统正式访问该共和国（同时还非正式地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打猎），目的是要说服叶利钦供给明斯克更多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快到了。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叶利钦临行之前，同后者有过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到白俄罗斯打算谈什么？他回答说：“我跟白俄罗斯有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一下。顺便再跟乌克兰人谈谈。克拉夫丘克不愿意到这边来，我却同意到那边去。”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星期一要见面吗？把克拉夫丘克请过来就是了。”他回答说：“想跟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说什么。”于是我说：“那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先说好，到白俄罗斯您谈的东西可不能超越联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不一定会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可是独立的。”“那您可以建议他成为一个非正式成员，”我这样说。“那他也不一定同意。”“那就让我们星期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好了，”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就是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就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应该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正是系于此人之身。几个月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将签署联盟条约，那叶利钦也会签。”不过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的气焰和虚荣的狂妄自大，以及以“独立”乌克兰首位总统载入史册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的意图方面一拍即合，对苏联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别洛韦日森林的会见在严守秘密中进行，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诸于世。

　　飞机载着一群苏联的破坏分子于12月7日17时40分向明斯克飞去。到达维斯库利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已先期抵达，不等叶利钦到，就带着随从打猎去了。叶利钦到达后，举行了一次小宴。三位领导被别洛韦日的酒精搞得眼酣耳热之余，联袂出猎。然后，阴谋家们向下属交代了任务：要在一夜之间“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来。

　　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我，可以说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代有意识消灭我国经济的事实。这帮家伙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迫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求达到唆使人民起来对中央造反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搞得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梦寐以求的政权。从这三个国贼的声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参加任何破坏活动。而他们所宣称的共和国法律凌驾于全苏法律之上的说法，禁止把货物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禁令，以及对物价进行的分别调整等等，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其实，正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分裂主义的决定，才把统一的经济空间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加盟共和国，对比方说讲俄语的人口的权利，就根本未予顾及。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略了，当时的外债大约有700亿美元。叶利钦把这么个沉重的包袱加到了元气大伤的俄罗斯一个国家肩上，尽管借来的债款在使用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沾了光。再说，关于克里米亚问题，若是对之视而不见，那要么是醉生梦死，要么就是脑子里缺了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垮台8年之后，为了在别洛韦日“替乌克兰捍卫了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都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坚持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中“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现在清楚了，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洛韦日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俄国人是不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留在自己的版图内了。他们甚至都打算同意让克里米亚划归俄国了。不过，当叶利钦竟连提都没有提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眼时，你说他们该有多惊讶！至于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会有多尖锐，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历经无数世纪而构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点趋于毁灭时，出现的问题真是无可胜数。

　　这样，国家的覆灭终成事实。

　　别洛韦日事件4天之后，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国元首解散苏联的声明作出了反应。指出，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都只是苏联创立国中的一分子，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权力。从那时起，在苏联宪法中，一直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力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起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三国没有权力决定涉及所有加盟苏联的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乃是绝对多数。委员会作出结论：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别洛韦日协议所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遭到破坏，社会无法管理，产生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文件只能看成是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此发出的多次声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仍在继续发展，不久就“胜利”完成。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还不足以合法地把消灭苏联及其所有相应政治法理后果的事实确定下来。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权力中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未经批准这些文件就不具有政治效力。在忙乱之中协议的炮制者和签字人甚至没有觉察有必要提交批准，也没有搞明白这批准程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一切都要取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审议应该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是作为苏联三个缔约主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条约来审议呢，还是作为已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同联盟主体为另一方，其中当时还包括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或者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来审议呢？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发难，要求批准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1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批准协议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便一个一个小时地向后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任代表都就文本提出了大量意见。这些问题必须要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商议才行。直到议会的晚间会议上，克拉夫丘克才得以把问题都协调清楚。

　　他的发言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责难中央使国家解体，以达到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目的。“有人想要教训我们，”克拉夫丘克说，“以为对我们民族的关怀胜过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就在228票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协议，但有所保留。保留的地方有12条，对文件的许多条款都提出了修正。例如，“开放边境”一条就遭到异议，并决定放到以后再说。别洛韦日协议（也叫明斯克协议）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协调活动”，而在基辅公布的文本则被看成只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次咨询活动”。在有关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出现了重要补充。乌克兰议会加上的词句是：“独联体各成员国对驻扎在它们领土上的原苏联武装力量各部进行改造，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共同合作，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到了武装力量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留给中央的仅仅是一些直辖的战略武装力量。

　　白俄罗斯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方面从法律地位上来讲稍微有些复杂。问题在于它同乌克兰不同，没有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样从法律角度来讲共和国的地位就远不是那么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在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简短地介绍了3国首脑在别洛韦日森林工作的结果之后，议会里的“左派”和“右派”突然都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议表示怀疑，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以他们的意见准会把独联体又引向原来的那种一元化的国家。而右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垮台，将会引起国内极度混乱。有些代表则认定舒什凯维奇签署文件是越权行为。不过，尽管起初的问题只不过是应不应该同意成立独联体，但许多代表还是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个立场在263名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反对的只有1票，弃权的2票。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协议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并不具备任何基础从立法层面上来批准由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在维斯库利签署的这份文件。唯一的一个拥有权力就协议和废除联盟条约作出合法决定的机构，就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构。而且，为此还必须通过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但这种方案对于想消灭苏联的一方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在具有专业素养人士中并不占有大多数。因此他们把别洛韦日协议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提了出来，这样，根据宪法，废除它就属于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范围了。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把1922年的联盟条约也提了出来，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当天叶利钦作了个报告。他把白俄罗斯谈判说成是“近期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显然，“联盟制度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自己最后一点活力都投向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对草拟的联盟条约各稿都不断地挑鼻子挑眼。“在这些方案里，”他总是这样说，“搞出来的模式其实还是那种强势中央联盟。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装饰品……只有4月在诺沃奥加廖沃才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共和国才同意达成一致，签署联盟条约……8月以后，苏联解体进入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弥留期……这个阶段我们简直是陷入了无尽无休的谈判和协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交换意见……所有这一切似乎具有了一种恶劣的规律的性质……苏联的3个创始国制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找到了一种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谁在其中也无法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一种说法，就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对自己过去的成员已经无法起到任何正面作用了。国际社会都认为他是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千百年来形成的，而现在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保全……达致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联盟中央——走向了终结，因为它没有能力从过去制度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在手中，就是束缚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

　　在全会上很少能听见批评协议的声音。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已经拥有了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同意188票，反对6票，弃权为7票。当投票结果宣布后，大会速记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这次颠覆国家的行动以及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破坏行动就这样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对叶利钦的发言完全可以进行逐条批驳，但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他的同案犯和帮凶们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消灭后，各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千百万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罪行，为自己政治上的盲从和轻信，付出了而且现在仍在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一次例会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审议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提案。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的是俄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政权党”和“农业党”这两个党的议会党团。

　　在讨论议事日程的时候，正如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行动的那些人都起来反对审议这个问题。其中有“亚布卢”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有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沃伊托夫和尤申科。而且，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代表居然还占到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带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要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⑦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⑧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说过，在订立别洛韦日协议以及协议订立后的那段日子里，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家都出来维护叶利钦。他们总是在说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去毁灭苏联，他们只不过记录了它的瓦解，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既然批准了协议，那自然也就完全洗清了叶利钦身上的一切罪过。可是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则根据这一指控内容的原则条款，非常明确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点：认为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这一点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条约先是由6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联邦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签署，后来又有9个共和国加入，这样就组成了苏联。而且，条约的基本条款又成为苏联1924年宪法的一部分。后来，它的基本条款实际上完整地写进了苏联1936和1937年的宪法和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比如俄罗斯联邦1925、1937和1977年的宪法）。

　　1922年的联盟条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宪法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废除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创始性质的文件。它不是什么国际条约，而是创始性质的条约。创建的是一个新国家。条约中以及后来的宪法中保留了每一个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力。退出的程序在1990年4月3日的苏联法律中有规定。只有履行了与这个法律相一致的全部程序之后，某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才能最终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第二点：别洛韦日协议炮制者们犯下的罪行（我看是最大的重罪）实际上是取消全苏全民公决结果的罪。我要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就是否应该保存革新后的苏联的问题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在1亿8560万有投票权的苏联公民中，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为1亿4850万，占80%。其中有1亿1350万或76.4%的人投票赞成保留苏联。根据全民公决法，这个决定在整个苏联版图上具有强制力，要取消它只有再举行全民公决。法律责成所有国家机关、团体和所有官员都责无旁贷地要履行这一决定。

　　第三点：叶利钦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同时，也破坏了俄联邦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当时有效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苏维埃俄罗斯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全苏联的公民。有70%以上的俄联邦公民于3月17日再次表示，愿意做苏联公民。别洛韦日协议却破坏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最主要基础之一——国籍制度。2500万在自己土地上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外国人。

　　15年过去了，可是国籍问题、难民问题、如何在新居留地安置他们的问题依然还是那么尖锐。由于统一国家解体，各主权国家推行了一种剥夺俄罗斯人公民权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他们被迫又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来侨居。

　　由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迁来的移民，在过去10年中的头5年，每年就达到100多万，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为38万。对于每个移民来说，这样的迁移其实就是生活中一次根本性的大变故，会带来无数异常复杂的问题，说得好听点，这些都是巨大的困难。

　　不过在那酒气熏天的别洛韦日之夜，签署文件的那帮家伙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一定要达到主要目标——瓦解统一国家，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

　　叶利钦和他的同案犯做到了许多国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想做的事：瓦解、消灭我们的国家。至于谁能够从中渔利，这一点不难猜测。例如，1991年12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美国欢迎和支持新的独联体国家所作出的倾向于自由的历史性选择……这些事件虽有可能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它们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早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叶利钦身边的人就在大洋彼岸朋友们的授意下，制定出肢解苏联的计划。这些人经过长期工作，影响了叶利钦政策的形成，这些无疑对1991年12月8日通过的决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由波波夫提出，并经“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到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嘛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嘛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福克兰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开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同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⑨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意义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所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些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⑩，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到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的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库德琳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餐。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联邦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慢性病。到中学毕业时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仅占10%。在儿童身体和心理发育方面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出现障碍的情况，即出现晚熟现象，而不是像苏联时期出现早熟现象。结果年轻人中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服兵役和从事有效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根据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俄联邦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答询时的发言，2005年秋季应征的人员中，大约10%体重不足，因此这批青年本应在入伍后立刻进入军事训练，但却不得不送去“增肥”。而且，由于体重不达标，兵役局还免除了多达9万名17岁青年的兵役。

　　总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得出明确结论：在我国推行所谓“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责任应该由总统叶利钦来负，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他是国家元首，由他来组织政府，领导政府活动，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方向。他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选择不作为，以此造成对国家和俄国人民利益的损害；他实际上把国家杜马排除在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上，他的行为常常同当年对待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态度一样。

　　正是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浓浓的黑雾笼罩了我国大地。自然会有人问：一个国家元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不错，他的确不是内行，这一点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可是他不是有一大群专家学者、生产第一线的第一流专家供他差遣吗？但他却根本不想利用这些人的潜力。作为一个了解他性格的人，我可以说，他就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人民进行报复，只是说不清为了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俄罗斯人民，1991年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投票要他上台的人民，简直就是一堆粪土。他要的是权，眼睛里只有权，为了权他可以炮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他可以消灭人民代表苏维埃。他权欲熏天，权力就是他生命的终极意义，对此他毫不讳言。

　　无疑，叶利钦对他的西方“朋友”，是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就是他置我国科学界的抗议于不顾，执意推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危害极深的经济改革路线，并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改。国外的一群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给他写过类似的论据充分的信，揭示出这种改革对俄罗斯有多深的危害。但结果也是一样。

　　叶利钦改革俄罗斯的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这个目标就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正如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所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今天的领导人继承的俄罗斯，是一个被毁掉的俄罗斯，其中有许多可以想见和难以想见的灾难。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进展，但面临的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希望现在这段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将会出现曙光，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将享受盼望已久的灿烂光明！我们绝不该失去希望！

　　50年前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当时他身处流放之中，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就曾以预言家的敏锐写道：
　　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是不能被随意肢解的。这个机体在地理学上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上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精神、语言和文化上也是一个整体，历史地把俄罗斯民族同它的民族小兄弟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也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洲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

后记

　　这本书写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为了备忘，把发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较重要的、后来又对瓦解这个强大统一国家苏联起着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记录下来。但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惨年头逐渐远去，我跟我的许多同龄人，由于曾经身处我国生活这一最艰苦年代各种事件的旋涡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讨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这种心灵和理智的呼唤。现在，当这项工作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对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个简短明确的表述，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烦言赘语，因为它们跟本书基本内容密切相关。

　　其实，笔者并没有把分析我国解体的所有原因和事实列为本书的任务。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完成。本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导致这一大悲剧发生的某些情况。本书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了我本人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事件的态度。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说中，也对我国15年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了评价，并把它称之为世纪悲剧和灾难。作为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正确的。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远，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甚或领土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质，并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政治地图经过一定历史阶段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化，因为它要反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二战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战胜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开会，后来又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把它的结果固定下来。而这些结果的出发点，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以及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弹，使我们得以在没有大的全球冲突，没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了只不过是短短的20年。可是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欧洲，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苏联，竟出现了24个新国家。而且这个过程还未必就此会打住。现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共和国在等着。

　　苏联垮掉之后，国际力量平衡也被破坏了，强烈的地区震荡的冲击波扩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灭，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北朝鲜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胁。此外，不是还有近东各国之间由于多国利益而发生的多年流血冲突吗？

　　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近15年来发表过许多论著：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学的东西，还有某些对个别事件主观性极强的描述和回忆录等等。不过，每种著作所涉及的，也仅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争议的记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想，最终一定会有人出来，我国领导人也会表现出政治魄力，把客观评价这一灾难的全部复杂原因，把对那股策划并实现了这一灾难的力量进行分析，确立为自己的任务，并完成该任务。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帮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苏联和苏联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过的道路泼脏水的个人想法——现在的“民主派”就喜欢干这种事。为了我国的未来，为了我国人民的未来，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导致1991年各种事件的原因相当多。起作用的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谈到过外部对我国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过的一些话。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话里包含了同我国进行长期斗争的全部指导思想。

　　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地方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行动的。他们千方百计在我国特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为自己寻找“朋友”。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影响的代理人”。应该说，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很卖力气。

　　那场“冷战”的展开也不是偶然的。几十年中，它可把苏联拖苦了，把大量国家资源吸引到军备竞赛中去，而它们本来是可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这一点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没有影响。苏联同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盟友，在经济上较之于美国和它的欧洲仆从要弱一些，因此，为了保持基本军事均势而出现的国防开支，就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了比对方更为容易感知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资源，苏联也作为援助给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出现悲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倒是讲得相当详细和具体。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苏联有过民族问题的纲领，而且也一直在实施之中。对中亚各发展缓慢的共和国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被提到国策的高度。实际上除了白俄罗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补贴。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联邦制共和国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国的现象。这一切为的都是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友谊。

　　应该指出，苏共在民族问题领域内的活动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正面解决的。这些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内部某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构建出一种各加盟共和国参加国家管理、参加议会、参加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关系的牢不可破曾经经受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各民族苏维埃联合体的生命力和威力是胜利的一大重要源泉。无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在最艰苦的考验年代之所以能团结一致，还有一个事实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国当时正面临被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危险。

　　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对以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① 紧靠着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广场，位于亚历山大花园和无名烈士墓旁边。现该广场地下又建有新的购物中心。——译者

　　②本节参考了哲学博士M.C.朱努索夫教授的理论著作。

　　③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译者

　　④ 赫罗斯特拉特是古希腊的一个人，他为了在历史上留名，于公元前356年竟纵火焚烧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品——阿泰密斯神庙。——译者

　　⑤阿法纳西耶夫为历史学家，一度人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曾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帕尔姆不详；波波夫为经济学家，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主席；萨哈罗夫，核物理学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译者

　　⑥索布恰克于1991-1996年间任列宁格勒市（后圣彼得堡市）市长；特拉夫金后创立俄国民主党，任该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一度任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斯坦凯维奇不详；波尔托拉宁原为莫斯科真理报主编，先后任俄联邦出版信息部部长、联邦政府副总理、国家杜马信息政治通讯联络委员会主席；布尔布利斯先后任俄联邦国务秘书、俄联邦总统委员会国务秘书等职。——译者

　　⑦为免除犯下重罪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职务而提出的议案，有一个简短的法律结论，刊载在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文件资料集中。

　　⑧本章的这个部分就是以俄联邦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的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其中有罗季奥诺夫、伊柳亨、维涅季克托夫等人的证词和发言，还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希波夫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兹涅佐夫的研究资料。

　　⑨这部分使用了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维涅季克托夫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⑩这是指到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开会的日期为止。

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目录
前言
创世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火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美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时间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前言

2004 年，内尔·哈比森准备更换他的英国护照，但是他提供的照片却出了问题。英国护照署规定，护照照片“不可包含申请人之外的其他人或物”“不可戴帽子，不可含奶嘴，不可戴有色眼镜”。
但是没有任何一项规定提及天线。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要求哈比森摘掉他头上的“配件”，重新提交换证申请。哈比森解释，他头上的天线不是配件，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大脑的延伸。而且，天线也摘不掉，因为天线已经通过手术被植入他的颅骨。最终，英国政府给哈比森签发了护照。
哈比森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位被正式承认的电子人。
哈比森则称自己为“跨物种”人。在科技的帮助下，他进化成了不一样的人，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已经超出了自然的范畴。
哈比森现在有了超感官认知能力，他可以通过头上的天线“听到”颜色。哈比森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全色盲症，他看不见颜色，眼中的世界全部笼罩在灰色的阴影下。21 岁时，这位艺术生同一名音乐家和几名程序员一起策划开发了一款电子设备，这款设备能够将色彩转化为音符与和弦，从而让他感知色彩。苦寻之下，在 2004 年，哈比森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帮助他将设备植入体内的匿名医生。
哈比森头上有一根可弯曲的黑色天线。天线从他后脑的头发下伸出，向上绕过头顶，垂到额头前。哈比森把头发剪成锅盖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头盔罩在头上。这样的造型进一步模糊了生物人和人造人之间的界限。天线的前端有一只电子眼，可以识别哈比森周围物体的颜色。这些颜色的光波频率会通过天线传送到哈比森头骨中的芯片中。这个芯片可以将传来的光波频率转换成相应的声音频率，帮助哈比森通过头骨“听到”世界的颜色。
植入芯片和天线后，颜色信息如洪水般涌入哈比森的大脑。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他要十分费力地弄懂这些颜色信息，分辨出哪种声音对应哪种颜色。但是，15年过去了，现如今的他生活在“色彩丰富”的交响乐中，甚至连梦境都是彩色的了。哈比森脑内的电子传感器已与他的大脑完美结合，他可以把各种声音当成颜色来体验。后来，哈比森开始尝试将人们的声音和音乐作品绘制成画，从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到 Lady Gaga（美国歌手）的流行音乐都有涉猎。接着，他开始将自己的感知扩展到人类感知范围之外。现在，哈比森能够感知到紫外线、红外线，所以他可以“看见”暗处的东西，欣赏到那些正常人看不到的图案，甚至还能感知到残留在树干上的动物尿液中的紫外线荧光。哈比森还升级了芯片，使芯片可以接入互联网，因此他可以同卫星相连，通过外部设备感知色彩。哈比森说，这个芯片就是一个可以不断进化的器官。
2018 年，哈比森将指南针组件嵌入膝盖中，这使他能够感知地球磁场。他的下一个植入物是他设计的一个冠状装置，他将这个装置称为“时间器官”。这个装置会覆盖他的整个大脑，创造出一个 24 小时围绕头骨不停旋转的热点，使他能够感知时间。换言之，感知地球自转。在他的大脑能够接受并融合这个新器官之后，哈比森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热点运动的速度来拓展或加强他对时间的感知。比如说，如果想要拉长某个瞬间，他可以降低热点的旋转速度。通过这种方式，他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对衰老的感觉，操纵自己对时间的相对体验，活到170 岁。他解释道：“我们有视觉器官，所以可以制造视错觉，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感知时间的器官，我们同样也可以制造时间错觉。”

“电子人”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和内森·克莱恩提出。他们当时描述了一种设想，即增强的人类可以在外星环境中生存。现在，这种设想在哈比森的身上得以实现，在数以亿计的依靠隐形眼镜、人工耳蜗、人工心瓣膜以及其他仿生设备增强身体能力的人的身上得以实现。不管这些工具或者设备是否同人的身体融为一体，它们都帮助人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比如，我们不用翅膀就能飞行，不用鱼鳃就能潜水，甚至还能“死而复生”，或者登陆月球。简单说，这些工具可以是增强牙齿咬碎能力和指甲撕碎食物能力的刀片，也可以是带底的鞋子，让我们在碎石路上跑得更快。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电子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科技发明。
但是，如果只把人类当成拥有高级工具的聪明猩猩，就不会明白人类因何而伟大，也无法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人类发明了纷繁复杂的工具，同时也拥有语言文化、艺术作品、社会群体、基因遗传、风光景致、信仰体系等诸多工具以外的事物。我们创造出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一个社会操作系统。没有它，哈比森的天线根本制造不出来，即便制造出来了，也毫无意义。正是人类赋予了科技存在的意义，推动着创新的发展。我们绝不仅仅是进化的电子人。
我猜你不是光着身子坐在刚果的丛林中的一棵树上读这本书的，而是像我一样穿着衣服。我们衣服的原材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植物。这些植物先通过机器被纺成纱线，然后被织成布，之后被染色，再按照某地某人的设计被剪裁，由多人缝制成衣服。之后衣服会被运到别处，经由他人定价和营销，通过商店等各种渠道，最终成为我们身上的衣服，将我们的皮肤完美地保护起来，就如同动物的皮毛对动物的保护一样。或许你正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其原材料是沉积的海洋生物残骸。这些原材料由钢制工具开采矿石而得，历经爆破、精炼、组装等步骤。在造型方面，更有许多设计师团队独立设计，千年来在不断变换。
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脑海中都在浮现出我写的这些话，就像我在你身边对你讲述一样。这一刻，我们的思想直接相连，哪怕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是用不同的语言写下这一切，哪怕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即便聪明如你，孤单一人时，也会无以存续。可以说我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身边无数的陌生人。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辛勤工作和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吃的午餐，穿的衣服，用的家具，住的房屋，走的道路，居住的城市、国家和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些相互协调合作的陌生人也依赖着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去的人。但是，生活在地球上的 70 亿人之间并没有合同，也没有计划，甚至也没有共同的目标。
几十亿人辛勤忙碌，过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依赖的生活，而这一切居然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千万不要认为这太不可思议，因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从眼睛到脚趾甲，再到有意识的大脑，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一个小小的细胞，并且在几周内就可以长成。当受精卵开始生长和分裂，它可以形成大量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可分化成身体中任何类型的细胞，而分化的结果取决于细胞落脚的地点。如果一个细胞偶然到了囊胚的外胚层，那它有可能会成为脊髓中的神经细胞，而另一个细胞则可能会因为落到了其他位置，而成为一个心脏细胞。进化创造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个简单的细胞就可以构建起一个由相互协作的细胞和器官组成的功能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人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欲望，然而人们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人类进化是一项没有方向和目标的社会工程，却创造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

今天的人类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而且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而我们现存的近亲，也就是如今濒临灭绝的黑猩猩，仍然保持着数百万年不变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但又与其他动物有着相同的进化过程。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着迷，我开始着手了解人类到底为何与众不同，开始探索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让地球发生了改变，将猿转变成人。

下面这个神奇的进化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故事的背景就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间的特殊关系，我将其称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它们互相强化，使人类与众不同——既能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生存，又能推动自身的变化。人类已经脱离了其他动物的进化轨迹，变得更加伟大、更加非凡。其实当我们改变了创造人类的环境时，我们就开始了最伟大的自我超越。
让我来解释一下。
人类是地球的产物，由地球孕育，在地球上出生。地球对人类的塑造作用经常被忽视。但不得不说，是地球使我们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为了适应地球环境，我们开始直立行走，讲有声调的语言，对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力，并形成了文化。所以，我的故事就从“创世纪”的地理起源讲起。所有的生命都由宇宙中的物质构成，人类就是广袤宇宙的一个缩影。沿海岸线分布的石灰石悬崖里的钙，也存在于人类骨骼中，来自恒星。起源于彗星的水，在地球上形成了奔涌的河流，以及流淌在人类身体里的血液。

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经过了生物进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机发生的遗传差异在族群中世世代代积累，最终带来物种演化。如果某些生命体携有更适合生存的基因，那么它们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这些基因传给后代。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压力，也推动物种不断进化，开拓地球上每一处栖息地。

我们的祖先聪慧机敏，社交能力强，适应了他们早期生活的热带雨林。而文化就是他们适应环境的方法之一。“文化”有很多含义，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文化是指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人类的文化依赖于向他人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人类并非唯一进化出文化的物种，但人类文化比其他物种的文化要灵活许多，因为它会不断累积、不断进化。人类不断累积的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能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累积的文化进化改变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是因为环境和基因的变化，文化也成为影响因素。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基因进化依赖于变异、传递和生存差异，这三点也与文化进化有关。不过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生物进化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对文化进化来说，群体选择要比个体选择更重要。同样，人类智慧更多地来源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

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沿着这条进化之路走下去的人类物种——后文还会谈到我们的表亲，但我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种。几十万年前，人类在文化的帮助下，开始摆脱原始的生活环境，突破了物理和生物上的限制——正是这两个限制让其他物种无缘创造力。人类这种非比寻常的进化，由4个关键因素驱动，即火、语言、美和时间，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介绍。

“火”部分描述我们如何为自身的能量消耗找到外部资源，突破生物极限，拓展身体能力。“语言”部分研究信息在人类成功进化中扮演的角色：语言帮助人们准确地传递并存储复杂的文化知识，进行思想交流。语言是一种社会黏合剂，用共通的故事将人类连接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让我们依据社会声誉分辨出谁更值得信任。“美”部分则重点讲述人类活动的重要意义，即让我们通过共同的信仰和身份凝聚在一起。艺术表达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这些联结在阻止遗传物种形成的过程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联系更加紧密、技术更加先进。最后，“时间”部分讲述时间是人类客观、合理解释自然演化过程的基础。知识和好奇心的碰撞让人类比其他所有动物走得更远：我们利用科学来规范世界秩序和自己的位置，让人类遍布全球却又紧密相连。

正是火、语言、美和时间 4 个因素的相互交织造就了人类的与众不同，解释了人类的各种行为：为什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更有创造力？为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那么焦虑？为什么菲律宾说书人有更多的性生活？为什么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为什么欧美人和东亚人看脸的方式不同？这与人类进化相关的三种因素——基因、环境和文化相互影响。比如，你的任意两个朋友彼此可能也是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网传递性，它会影响你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表现。但是这种传递性会受环境的影响，比如与世隔绝的村庄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因为大家互相认识。更重要的是，你朋友的数量会受到你的基因的影响。这大部分归结于机缘巧合：你是谁、你出生的地点和时间可能比你将来做出的任何选择都重要。

人类如何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现在正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好时机。我们在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这些进展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见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物种进化过程的理解。例如，之前有人认为，通过某种认知或基因革命，所谓的行为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首次出现于 2 万（或 4 万）年前，但现在这一观点面临着挑战。2007年，人类首个个体基因组排序完成。从那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解开了自己独特的基因编码。这样一来，我们能更加理解我们的集体历史，理解我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以及我们与最亲密的人类近亲是如何联系的。考古学家使用新的年代测定技术，在最古老的艺术品和古老的技术上有了惊人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进化绝非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正迈入一个新型合作时代：许多来自保护主义研究领域的人首次开始交流，推翻了既定的教条，公开了大量的数据、见解和经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悖论，即为什么我们在生物学上如此相似，在行为上却如此不同。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生物、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
我们会发现，文化进化让我们能解决许多与基因进化相同的适应性问题，而且解决的速度更快，不涉及物种形成。人类反复经历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三位一体，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非凡物种。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可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从而加速我们的文化进化，使其更复杂。而文化进化又会让人类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这是一个相互强化、循环往复的过程。
今天，人类人口规模和连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也使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创造我们的这个星球推入了全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单单是物质变化的累积重量，包括道路、建筑和农田，目前就约有 30 万亿吨，这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的联系无限紧密的地球上。地球人口或将达到 90 亿甚至 100 亿。看看周围：人类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景象的智慧的设计师。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是不受我们影响的，我们甚至开始往太空里扔垃圾。
我将带你们踏上一段旅程，向你们展示人类独特的属性是如何改变人类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属性是如何重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临界点上。文化、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正在高度合作的人类群体中创造一种新生物——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超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这就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故事。

创世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解释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人类对自己的起源充满了好奇，于是编造了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解释类似猿如何学会说话等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重要的是，事情的真相确实意义非凡。
仰望星空，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几百万年前的样子。人类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过去的世界，接收人类诞生之前就有的光和图像，感知早已不复存在的美好。
人类不仅要通过历史，也需要通过科学了解人类起源，毕竟现在的人类是由过去的人类发展而来的。这就好像一个人的酒窝可能遗传自他的曾祖母，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可能源自古时的某场战役，所以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祖先的时代，才能找到驱动当今人类世界发展的各种结构、科学技术和行为的源头。
探索到最后，我们发现，人类同太阳联系密切。我们的创世故事是一个关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故事，这三者共同作用创造了某种物质，而这种物质又控制着这三者。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到地球上的一切，再到地球本身乃至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 137 亿年前的奇点上。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137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产生了足够的物质而非反物质，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
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曾像量子点一样稳定。宇宙大爆炸后，它的产物以无序状态不断膨胀。在地球上，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体同熵进行斗争，试图在无序中创造有序，利用粒子能量形成复杂的物质结构。
物质的产生需要能量。物质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是构成铁块、大象的耳朵还是热带雨林的气味，取决于质子数的不同。1 个氢原子只有 1 个核内质子，而 1 个铅原子则有 82 个核内质子。氢和铅的不同及对我们的用处主要由原子之间的能量转移方式决定。原子的能量转移方式又受到核外电子的影响。这些电子绕原子核运动，遵循量子力学的玄妙法则。
原子间的电子运动伴随着能量的交换，这是地球上每一个化学反应的基础。这些反应可以是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复制，也可以是婴儿的咯咯笑声。我们早餐喝的粥中也含有电子，正是电子运动转换的生物能，才让我们中午有力气吃三明治。电子运动帮助原子形成化学键，构成分子。分子是所有活细胞的基本构成物质，也是构成人类的基础。
宇宙中大约 90%的物质是氢，5%是氦（2 个质子组成的惰性元素）。氢和氦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瞬间产生的元素。恒星发光时，氢原子融合，产生人类世界中质量更大的元素，包括氧、碳和氮。这些元素在宇宙中十分罕见，却是构成人类身体的主要元素。剧烈的宇宙大爆炸带来了人类，也带来了我们珍视的元素。人们佩戴的黄金首饰，很可能是某次足以让整个宇宙随之震颤的恒星碰撞后的残骸。

引力将星际间由氢、氦和宇宙尘构成的云（即星云）汇聚在一起，使这些物质的原子融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新一代恒星。太阳是人类创世故事中最重要的恒星。诞生于 46 亿年前的太阳是一个核反应堆，它在宇宙尘埃云中不断燃烧氢气。日冕层之外，大量矿物质碰撞融合，形成了不同的星球。其中，地球是太阳系由内到外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形成之后，受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的撞击下，被削去很大一部分，削去的部分形成月球。受月球的影响，地球上出现潮汐变化。此外，撞击使地球的地轴倾斜，形成了四季和洋流。地球的位置、木星的引力和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为宇宙间最伟大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坩埚。

水分子仅占地球分子的三百万分之一，但有一点很关键，它们都集中在地表上。40 亿年前，彗星撞击地球，它带来的数种氨基酸是 DNA 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们与地球上的元素结合，促使海洋中孕育出生命，拉开了创世故事的序幕。因为纳米级别的原子质量过小，所受万有引力可忽略不计，所以占主导地位的是分子间作用力，比如静电荷的吸引与排斥。人们吃惊地发现，某些化学过程可以自我复制。单一的 DNA 分子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创造出新生命。这种奇迹是发生了一次还是多次？确切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细胞奇迹般地进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生命，这其中包括人类。而人类品尝了智慧果，现在能够创造自然了。

生物的进化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视、走、飞的能力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生物上，也可能会消失。但复杂的生物进化需要时间。在与人类相似的生物产生之前，其他生物和环境的进化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最初，地球上的大气不能供生命呼吸，因为原始大气由氢气和水蒸气组成，不含氧气。20 亿年后，大气中才含有“生命之气”——氧气。这种改变要归功于蓝绿藻。它们吸收光能，进行二氧化碳同化，制造糖类有机物。在制糖的过程中，氧气作为副产物被释放到大气中。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火山爆发、地质运动以及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距离的远近都会不断影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生命之气”氧气的平衡，改变地球气候，改变海洋的化学和生物结构。在地球形成伊始的 35 亿年间，地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冰川作用。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结束后，结构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形式在地球上激增。

生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将地球变成了一个能呼吸的、极具生命力的系统。植物进化时，其根茎加速了岩石的分解，侵蚀河道，拓宽河流。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化学能，为整个地球提供能量。动物吃掉植物，吸收化学能，释放二氧化碳。动物死后，它们的尸体形成原始岩石的沉积层。

反过来，地球也制约着生物的繁衍，因为生物的进化受到地球地质条件、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的多重影响。在过去 5 亿年间，地球上有 5 次物种大灭绝，主要原因是火山喷发、地壳活动、行星撞击和重大气候变化事件。每一次大灭绝后的幸存者都会重整旗鼓、不断繁殖。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基因随机突变，这些突变后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就像中国耳语游戏。环境迫使生物进化，生物也会选择性地适应环境带来的进化压力，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以植物为例，随着基因的改变，植物逐渐适应了沙漠环境，又反过来把沙漠变成相对湿润的灌木丛林或旱地森林。而这种改变又会影响其他基因和物种在这里生存的可能。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进化似乎是必然的。但并非如此，我们人类的产生没有必然性，其他任何智慧生命的产生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大量的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累积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偶然汇聚成了涓涓细流，带来了不可预料的结果。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章鱼和人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可以共享时空。
我们要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最大的进化突破。6600万年前，6月下旬的某天，一颗令珠穆朗玛峰都相形见绌的巨大陨石以每秒14千米的速度（子弹速度的20倍）坠落在现在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它来势汹汹、速度极快，落到地球表面时完好无损。这颗陨石对地球大气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它坠落到地表之前就已经压迫地面形成了巨坑。坑有约 32 千米深，直穿地幔。这次撞击形成的冲击波波及整个地球，引发了火山喷发、地震、滑坡和火灾。灾难后，即便有幸存下来的生命，它们大多也被随后天谴般的全球气候变化毁灭了。统治地球数百万年的恐龙消失了，随之产生的生物空缺由哺乳类动物的祖先填补。
约1000 万年后，迅速的气候变化使世界变得湿润。热带雨林、棕榈树和红树林向北蔓延至英格兰和加拿大，向南至新西兰。当时的北冰洋水面平静、水流平缓，水温达到 20 多摄氏度。全球海平面上升，动植物大规模迁徙或灭绝。哺乳类动物逐渐多样，出现了许多今天常见物种的祖先，包括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约 2,000 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相互碰撞，板块交界处高高隆起，形成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开始上升，这种上升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板块碰撞形成的新地理情况让该处的生物和气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猿猴分化出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包括东南亚季风气候在内的多种新气候类型形成。同时，非洲之角下方的火山活动在非洲大陆东部撕开了一个南北大裂谷，裂谷两侧隆起高山，其间有一个海拔不断升高的山谷。这一过程破坏了地貌，改变了气候，孕育出大量进化的机会。
人类突出的色觉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此时，已经学会觅食的人类祖先发生了基因突变，进化出额外的（第三种）视锥细胞，使它们可以分辨红色，而大多数猴子只能看见蓝色和绿色。依靠辨色能力，它们可以识别有毒植物和成熟果实。成熟果实含有更多的能量，而且消耗较少的能量便可将其消化吸收。良好的营养促进了大脑发育。有数据表明，吃果实的灵长类动物比吃植物的同类多 25%的大脑组织。
人类进化过程中，另一个关键转折点是我们祖先的栖息地从森林转移到草原，其根源可追溯到300万年前的一次地质活动。当时，漂浮的南美大陆与北美大陆在今天的巴拿马附近冲撞在一起，这改变了洋流路线，分割了太平洋，形成了如今的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热带的温暖海水向北冰洋流动，到了那里水温下降，海水下沉，并向南回流，形成大洋传输带，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这个环流形成了墨西哥湾暖流，为冰封的北极提供水分，多次带来全球冰期，甚至重置了全球降水分布。这使东非气候变得干旱，并在那里产生了全新的热带草原。
在人类祖先逐步适应草原环境的几十万年中，气候变化也使以前的森林栖息地面积逐渐缩小。大多数时间里草原上没有果实，所以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咀嚼植物的根和鳞茎来获取蛋白质，而且越来越依赖群体的帮助。人类这种由可自我复制的细胞编排而成的物种，已准备好开始自我驯化。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直布罗陀巨岩屹立于欧洲南端，即便隔着地中海从非洲望去，这个荒凉的白色地质图腾依然清晰可见。巨岩底部有一个泪滴形裂口，里面便是戈勒姆岩洞，其内部巨大，宛如一座教堂。这里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又是谁，在何时，在这古老的由海浪冲击形成的岩洞内出生、恋爱、工作、生活，直到死去？这个岩洞是我们祖先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最后的家园，它们在此生活了数十万年。

回溯到 35,000 年前：彼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极寒的冰川时期，局部出现了物种灭绝，而本可以迁往气候温暖地区的一些动物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时间里，戈勒姆岩洞着实是一个世外桃源。海平面比别处低上好几米，辽阔的狩猎平原一直延伸到海边。岩石高处会有人放哨，随时提醒下面的人注意猎物或是危险，比如狮子。岩洞前地势开阔，矮丘上碧草如茵，泉源湖波光粼粼。湖附近的湿地是鸟儿和鹿的天堂。半岛周围蛤蜊成群，燧石成丘。附近的洞穴是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

来看看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岸边，孩子们在收集河中的浮木。平原上，两个女人刚刚伏击了一只漂亮的黑羽秃鹫，准备把它带回戈勒姆岩洞。岩洞的中庭有一个大壁炉，人们聚集于此，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准备食物，有的在打磨工具、制作衣服。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正用石刀削着一根笔直的白杨树杈，削下的木屑卷被他踢进了壁炉的柴火堆中。小伙子身边一个红头发的矮胖女人正在剥蛤蜊，并把它们串在一根削尖的骨头上。弄好后，她先送给她虚弱的婶婶吃。婶婶的孩子夭折了，人们已经将孩子埋葬。
这边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另一边，一个年长的男人，好像是个巫师，正在用打来的秃鹫制作漂亮的黑羽披肩和头饰。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还有时间思考和创造艺术。洞穴深处是一间间小卧室，每间卧室都点着用来防御的火堆。一个特殊角落里有一块石雕，上边刻有交叉着的平行线，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相比较来说，偏北部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创造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比如赭色的动物画、手印、鹰爪串成的项链和赭色蛤蜊壳制成的盒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出非洲，有着先进的文化和超强的生存本领，最后仍将走向灭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干旱的气候将适合打猎的茂密森林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不了解的草原。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生育率也不高，婴儿总是生下来就夭折，大人们也更容易染上疾病。或许他们已经遇见了体型稍小的智人，这些人大规模地迁移，来到尼安德特人雄踞已久的地盘上建起他们的家园。这样一想，就觉得人类是如此脆弱。而又是怎样的偶然让今天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子孙呢？

要想回答“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首先要问，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的文化，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化其实是个特例。尽管动物有着越来越多令人着迷的行为，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文化会像人类文化一样复杂和灵活。大多数动物都依赖天生的技能生存，而非相互学习。它们的文化不具有累积性。同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不同，几百万年来动物们使用的简单工具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的改良。

不过，部分动物的文化确实可以在同类之间传播。这些物种必须要足够聪明，能够学习全新的行为，还要有足够的社交能力来传播文化。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使用的工具复杂程度最高。原本，人类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 600 万年前二者出现了分化，走上了各自的进化道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非洲黑猩猩身上发现了 39 种不同的行为（大部分黑猩猩群体有 20 种），其中最复杂的是砸坚果。

文化的累积性是指文化发展像棘轮一样，一环搭一环，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并代代累积下来。而一种文化想要具有累积性，需要达到很高的要求。一只黑猩猩可以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只黑猩猩能学习这种行为（文化）。但是它不需要思考用什么样的石头砸、怎么砸，只知道拿石头砸，坚果基本能被砸开。但是，如果想要让砸坚果变得更有效率，就要考虑选择哪种类型、哪种形状的石头，甚至可能还需要自己磨石头。简言之，就是要增加步骤。黑猩猩要把每个步骤按顺序准确地记下来，然后向另一只黑猩猩展示，让对方学会正确的流程并能教会下一只黑猩猩。久而久之，随着新步骤不断增加，砸坚果的方法得到改良，坚果夹就被发明出来了。同基因进化一样，文化只能在足够精确的复制下才能进化。这就要求某一文化中成功的方法，比如选择合适的石头，必须要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有更好的方法出现。黑猩猩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类对此很在行。
那么，一种拥有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动物，它自身的进化是何时发生的呢？
如果拿着儿时的照片站在镜子前，我们很难把照片中的自己和镜中的成年人对应起来。明明是同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要追溯过去，一探几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大的同理心。事实上那些人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也需要食物、居所和友谊。面对人生的挑战，生活上的也好，技术上的也罢，他们同样需要思考解决方案。他们成功了——有些只是昙花一现，而有些，比如直立人，则延续了100多万年。我们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早已逝去的近亲祖先，但是每次接触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支撑身体奔跑的股骨、容纳智慧大脑的头骨。比起这些身体化石，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留下的遗产：亲手制造的工具和在墙上留下的标记。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装饰的想法了。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存在的痕迹。他们用兽皮和纤维制作衣服和工具，但这些东西最后都腐烂成泥，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体最后也都归还给了养育他们的大自然。但在我们的 DNA 中，在我们的性格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有我们祖先的身影。我们对他们无比好奇，不仅因为他们跟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因为他们是我们文化的祖先。

依据这些线索，包括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在内的许多专家尝试还原地球上某个时期数十种古人类一起生活的场景。1965年，鲁道夫·扎林格绘制了著名的《进化进行曲》。从这幅画看，人类进化就是不同人科动物排队依次行进，远古人类朝着现代人的方向在进化。画中展现的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从左到右，每一个角色都是其左侧角色的直系后代。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进化进行曲》不过是一幅卡通画，唯一接近事实的就是现代人类的诞生时间距今不太久远。《进化进行曲》中描绘的不同形象很多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他们之间并不是继承—进化的关系，有的甚至还是混种繁衍而来。最近的发现表明，这种混种繁衍在以前很常见。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一种特殊的文化出现了。追溯它的出现要从我们和古人类共同的过去中寻找线索。
最早的候选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他们出现的年代最早，大约在 180 万年前。当时，古代人种的大脑体积从 600 立方厘米增长到 1 300 立方厘米。他们有亲社会属性，极其聪慧，可以记忆多步骤的行为，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复杂，不像 300 万年前早期人科动物制造的工具那样简单。这些简单工具一人即可制作，不需要他人帮忙。直立人是非常成功的猎人，他们会生火，能够使用工具，还善于社交，足迹遍布亚非欧。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还会制作简易的船只横渡大海，去小岛探险。从基因上看，直立人非常多样，种群丰富，分布广泛。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其他古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出下一代。120 万年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直立人几乎全军覆没，全世界仅剩下18500人。在长达100多万年的时间中，我们祖先的濒危程度甚至比现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还要严重。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瓶颈，尽管人种的多样性有所减少，我们自身物种的进化反而得到了推动。

我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类，换言之就是有多少“人种”。但是有证据表明，50 万年前，非洲海德堡人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利用大地回春的时节，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及更远的地区。但是到了 30 万年前，他们却停止进入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极寒的冰川时期在撒哈拉创造出了一片茫茫沙漠，隔绝了海德堡人和其他人种的交流。这种隔绝导致基因差异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种。也就是从那时起，非洲首次出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在非洲，智人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新近发现的纳莱迪人（现已灭绝）等其他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生息。而那些离开非洲的人种逐渐适应了欧洲北部较冷的环境，最终成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只能通过遗传学才能被了解的人种。

大约 8 万年前，第一批现代人类家庭成功走出非洲。当时，尼安德特人十分活跃，从西伯利亚到西班牙南部都有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人类现存的基因中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似乎无论在哪里遇到其他人种，都会与他们繁衍后代。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有欧洲血统的人，基因图谱中都有尼安德特人的DNA。其中有多达 20%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或许曾因帮助过人类在欧洲生存下来，现在仍在代代相传。其他古人类也在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留下了遗产。澳大利亚原住民携带着我们所知甚少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还有那些还没能辨别出名字的古人类种族，也影响了世界各地其他人种的基因，包括距今两万年的非洲人种。可能是天性使然，我们的祖先总能从自己遇到的各类人种身上获得有用的适应性基因，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将活动范围成功地扩大至全世界。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遇到那些真正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进行文化试验。我们当时都很脆弱。把生存的“鸡蛋”全都放在了文化一个“篮子”里，要与凶猛的野兽和残酷的天气斗争，人类的进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自身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存都岌岌可危。例如，74,000 年前，印度尼西亚托巴的火山大爆发导致全世界人类数量骤减至几千，濒临灭绝。今天，尽管世界上还有不同种类的类人猿，但存活下来的人类只有一种。

在这场“赌博”里，人类文化赌赢了。人类的近亲全都灭绝了，仅有星星点点的记录表明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几十万年。因此，如果要把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我们的文化，就要认识到，人类的辉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点，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甚至跟我们相比，他们身体更壮，大脑更大，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但到最后，他们还是灭绝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成功存活了下来呢？

有运气的成分在。气候变化对草原猎人十分有利。我们或许携带了欧洲人没有免疫力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在尼安德特人遇上草原猎人之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近亲繁衍，他们的人口总数仅是同时期智人的 1/10。据遗传学家估计，尼安德特人的进化适应度比同一时期的现代人低 40%。进化适应度是衡量一个物种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指标。较低的进化适应度导致尼安德特人的相对人口和基因多样性水平较低。曾有人利用电脑模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互动情况，根据人口数量、迁徙模式和生态因素等资料，电脑演算出，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在人类到达后的12,000 年内灭绝或被完全同化的。

进化的成功最终是通过数量来衡量的——进入欧洲的人类数量更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们比我们的近亲更聪明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事实是，无论是大脑的大小，还是使用的工具，我们都和尼安德特人极其相似。尽管如此，我们的生理或文化中必定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人类的发展可以欣欣向荣，并使人类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毕竟当时世界上多达 1/3 的土地都被冰层覆盖。

基因库的规模和多样性为我们了解文化规模和多样性提供了一条线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人口数量越多，就让人类整体拥有越多可利用的文化知识。相比其他人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可能更擅长社交和互相学习，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尽管尼安德特人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园，而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探索世界。化石记录证明，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遍及全球的分散性会让它们遇到灾难时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正如本书所讲，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存活，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种群规模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扩张或减少都会带来人类的创新和文化活动的大爆发，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幅下降。在这些经历中，我们试验、学习并教会彼此生存的技巧。我们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的基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地球，但随着文化发展，人类开始改造地球家园，控制生育率，直到我们成为唯一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物种。
让我们通过4个关键因素一探变化的究竟。首先，从推动文化进化的火开始。

火

所有生命都需要能量来维持，并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对植物而言，太阳能为其提供能量。人类也能够利用自然形式的能量，让一切变得不同。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类，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能够摆脱环境的限制，扩展我们的身体机能。那么，人类是如何在环境、生物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呢？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12 月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酷暑当头。我沿太平洋高速公路一路驱车而下，经过甘蔗田，穿过空旷的原始森林。黏糊的轮胎在沥青路上转动，路上热气蒸腾，单调的蝉鸣声不绝于耳。热浪猛烈地吹过平地，稀释了甘蔗田甜得发腻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粗糠柴让人沉醉的气味和桉树的刺鼻气味。从车里望出去，低矮的灌木丛如同树林一般。蜥蜴、蛇和鸟（大部分都是尸体）从我眼前飞驰而过。道路笔直，偶尔有个转弯。我就这样以稳定的每小时 80 千米的速度沿着柏油路一路向南。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后才发现路两边的绿植变黑了。我顿觉新奇，也隐约感到了一种宁静。我继续向前开，前方烟雾四起，烟笼罩着烧焦的地面。道路上有许多鸟，黑色鸦科鸟类和猛禽在高速公路上盘旋，寻找从滚烫的树丛中逃出的猎物。黑鸦、黑烟和黑灰连成一片。再往前开，烟雾更浓，车外一片漆黑，我仿佛置身异界，燃烧产生的硫黄臭气很呛鼻。明亮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阴燃的火焰愈燃愈烈，直到路的尽头变成一条舞动的火河。我担心这里可能会很危险。躲在车里的我从挡风玻璃和后视镜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火花飞溅，浓烟四起，让人不知所措。
于是我放慢了车速。
隔着车窗，我看见两边的火池越来越多，火势愈演愈烈，有连成一片之势。我甚至都能听到火的声音，像一条猛龙在咆哮怒吼。一时间，高高的火墙将我包围住，吞噬着车子周围的空气。高温令光线扭曲，火龙的吼声震耳欲聋，浓烟从紧闭的车窗渗了进来。我惊慌失措。
时间仿佛停滞了，每一秒都令人十分煎熬，周围也安静了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的双手紧握方向盘。我猛踩油门，终于在几分钟后穿越火区。在我身后，浓烟滚滚，直冲青天，而在我前面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我降下车窗，呼吸着桉树散发的樟脑味道，享受着绿树蓝天的美景，聆听鸟儿的鸣叫声，我的心也不再怦怦猛跳了。

在被人类驯服的人造世界里，多数情况下大自然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但是火仍然保持着可怕的威力。它破坏环境、毁坏财产，是一个主要杀手。困在大火中的那几分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觉自己到了地狱。火是一种原始产物。
但世界上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火的。那时，地球就像它在太阳系星云中形成时一样，由炽热的液体物质组成，无法维持火的燃烧。
在最初 10 亿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没有火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供燃烧，也没有氧气来帮助燃烧。但是随着地球进化出了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及过了很久之后最初的森林的出现，地球才具备了火燃烧的条件。所有生命都要为其自身毁灭创造环境。
燃烧是一种可见化学反应：氧和燃料混合，散发出光和热能。这同我们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维持生命是一样的化学反应。但在活细胞中，这种反应被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火焰的燃烧快如闪电，释放大量的能量。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取火，并征服了这股原始力量，为自己所用。人类率先利用火改造养育自己的环境，从而扩充了自己的生态位，永久地改变了生态和不可抗力之间的动态关系。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体外能量资源时，我们就超越了生物生命的范围，开启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丰富的体外能量使一种全新的选择性适应形式成为可能，即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这种进化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能够利用外部能量的能力，这样一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认知和社会条件不断加强。由于大脑的发育，人类更善于社交、合作和互相学习。能源推动物种的发展，我们对能源使用效率的追求将加速文化进化，甚至能改变人类基因，让所有人都成为电子人。
所有的一切，都始于数百万年前的一场野火。

大火吞噬了森林，破坏了栖息地，切断了食物来源，但同时也为包括草在内的新植物的生长开辟了空间，改变了其他动植物在食物链上的等级。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大型食草动物越来越多，捕猎它们的食肉动物也越来越多。

火能够改变一个环境中食物的密度，我们的祖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进化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他们开始利用火。早期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和鸟类都发现，火灾过后很容易找到食物。随着原始人渐渐可以直立行走，他们更容易到达广阔地带，这些本来主要吃素食的原始人对肉类越来越感兴趣。有证据表明，在340 万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南方古猿的牙齿和下巴还没进化到能够正常吃肉，但他们已经开始食用牛和山羊大小的动物了。

他们用石器宰杀动物，吃生肉，并敲碎动物的骨头吸食骨髓。咀嚼和消化生肉很困难，而煮熟的肉类（和植物）更美味、食用起来更卫生，还能让人类更有效地获取热量。这是因为火能够让食物发生化学变化，变得更容易消化。吃熟食的人会更健康，存活的时间更长，从而把基因传给下一代，把获取食物的本领传授给其他人，因而生火煮食在我们的祖先的饮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丛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可以吸引来自远方的种群。

久而久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野火生火，让我们与火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在澳大利亚，包括黑鸢在内的一些猛禽也有传播火的文化。有一种被原住民称为“火鹰”的鸟会从野火中衔起燃烧的树枝，然后故意在其他地方点火，以便引出草丛中的猎物。不难想象，数百万年前，我们聪明的祖先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燃烧的余烬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这些火种通过人手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传递到不同的地方。因此，人类对火越来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为亲密。

火是人类的保护伞。人类的祖先最开始为了安全而在树上睡

觉，而后来火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免受食肉动物的侵袭和寒冷的

折磨，他们便可在广阔的草原上睡觉。换句话说，火改变了人类

的生存方式，火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于是人类开始改变周围的

环境。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种改变环境的动物，但其他大多数

动物对环境的改变都是出于本能，也就是它们的基因促使它们以

特定的方式改变环境。比如，海狸可以筑水坝，蚂蚁可以筑复杂

的土丘，但海狸不能筑土丘，蚂蚁也不能筑水坝。相比之下，人

类体内并没有哪类基因决定要对某种特定的环境进行改变，相反，

人类创造力非凡。我们祖先的基因不断进化，从而适应了由文化

主导的全新环境。后来，我们完全靠两足行走，适合攀爬的双足

进化成更适合跑步的平足。这种进化只有在夜间足够安全的情况

下才可行，而火正起到了保证安全的作用。

接下来是生火。这是人类必须学习的技能，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技能。正是由于生火的技能如此重要，所以每种文化里都有精心设计的神话来描述火的起源。古希腊人说火是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偷来的最好的礼物。普罗米修斯因盗取天火而被永世缚在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北极的育空人说乌鸦从水中央的一座火山上偷走了火。尼日利亚的埃科伊人则说火是一个小男孩从创造之神奥巴斯·奥斯奥那里偷来的，这个小男孩教人们生火，但他因为偷窃行为而受到跛足的惩罚。

我想象中的取火非常平淡无奇。两件石器相互摩擦肯定会产生火花。这样一想，我们的祖先能生火也不足以称为一大飞跃。然而，据目前所知，只有人类能生火。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火种来自东非大裂谷颇有考古价值的图尔卡纳遗址。尽管火种保存得不是很好，但它距今已有150万年的历史。

取火可以很简单，钻木就可以取火。我曾在坦桑尼亚与一群哈扎比部落的猎人有过难忘的狩猎经历，在那之后，他们教我如何取火。我坐在地上，把一块又宽又平的木头紧紧夹在两脚之间，这块木头被称为灶台木。他们先是向我展示了如何在木头上磨出一个凹槽，然后给了我一根类似铅笔一样的光滑笔直的木棍。我将木棍的尖端牢牢地插在凹槽里，用手掌来回搓动木棍，让木棍不断摩擦凹槽。几分钟以后就有烟冒出来。随后将油树皮的干木屑放在凹槽里引火。猎人们手捧灶台木，将木屑吹进火里。其实钻木取火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怀疑，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我自己很难摸索出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棍和灶台木，这一点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其中一位哈扎比人把绳子绑在木棍上来回拉动，这就形成了一个钻头，很好地保护了人的手掌。他从别处学到这个方法，又把它传授给其他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几个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有一种特别复杂的点火方式，其中用到了燃点较低的软锰矿（二氧化锰）。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黑色小方块，他们认为这些方块混合了引火菌粉末，需要时就可以随时生火，就像我们今天用火柴一样。但无论一个种群使用哪种方法，都会一代一代地把这个方法传递下去，这些方法和生火材料一样珍贵。

小小的火苗是区分原始人与其他动物的关键。灵长类动物的文化行为很简单，而且对于聪明的个体来说，靠自己很容易实现创新。但对于它们来说生火的步骤烦琐，操作复杂。在 100 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从生火到制造工具，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复杂多样的技能，但是这些方法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的。相反，这些知识之所以能够积累起来，是人们互相学习，不断练习和记忆细节的结果。人类文化建立发展起来，我们祖先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学习了。

那么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大、更聪明了，所以能生火，还是生火让我们拥有了更大、更聪明的大脑呢？答案是二者都有。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进化的结果要到数十万年后才能看到，其间我们的基因、文化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正如希腊人所说，火赋予了人类神一般的力量，让人类凌驾于自然。古人类成为环境的建造师，利用火改善他们喂养的食草动物的生存条件，创造适合他们需求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他们传播文化。他们越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生存环境（及他们子孙的生存环境），代代传递文化信息的优势就越明显。这就是我们创造自己的过程。改造环境后，人类迁徙到大草原。那里能更加容易地捕猎到更大的动物，这些动物有更多的脂肪和肉，能够产生更高的热量。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狩猎的证据大约是在 200 万年前，这标志着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改变了我们祖先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数百万年来，原始人主要是素食者，因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开始食用肉食，之后他们的身体也适应了肉食。到我们祖先的时候，人类已变成了有耐力的猎手，弹跳力强，脚背拱起，臀部和骨盆收窄，臀部肌肉发达，面部宽阔扁平，S 形脊柱支撑着身体。我们的躯干和手臂变长，确保走路平稳。我们还拥有了投掷的新能力。尽管一些灵长类动物偶尔会投掷物体，但只有人类能够在投掷石头或长矛时可以兼备速度和准头，这是因为人类的肩膀和躯干可以支撑投掷动作，解剖学家估计这种进化发生在 200 万年前。

人类体毛减少，汗腺数量大大增加，这让我们在太阳下跑步

时，可以出汗降温，从而保持稳定的体温。体毛减少的原因可能

是某个基因的改变，这让人类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汗腺密度最高，

每天能够产生数升的汗液保持体温稳定。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

的祖先体内出现了一种深色皮肤的基因，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

伤害。人类的基因随着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我们比草原上的其

他动物更长寿，奔跑的耐力比它们更强，还能用投掷的方式捕猎。

伴随着这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人类认知、文化和社会也发

生了转变。饮食方式发生转变，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得更强（换

句话说，身体进化提高了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很明显，

我们的基因进化已经改变了轨迹：与草原上其他的狩猎者不同，

我们的身体条件一般，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但文化和身体结

构的变化让我们成为最具杀伤力的生物。即使是在 200 万年前，

人类的狩猎工具和武器也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样化。驱赶猎物时黑

猩猩只使用棍棒，海豚只使用海绵，而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是

自己制造的。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祖先使用的是一系列的工具

而不是一件工具，而且他们会对捕杀的猎物进行处理，骨头、角

和毛皮都另有用处。在特定的工作中使用特定的工具比保持一身

肌肉更有效。狩猎是后天形成的文化适应，步骤烦琐，经过数千

代人的改进，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机械化肉类生产产业。

反过来，狩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它带来了猎人和采集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且让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更长。与此同时，营火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需要经常关注营火是否还在燃烧，是否需要补充木柴。这意味着，人们在只能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木柴，还要频繁长途奔波，而这必然会带来额外的消耗。为了解决额外劳动力成本消耗，提高狩猎效率，人类社会出现了更大的多代群体。

换句话说，狩猎让人类变得社会化。一次狩猎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合作，如果要猎杀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团队集体作战。一个团队想要成功，每个团队成员都必须能通过想象他人的想法和观点，来预测其他猎人和其他掠食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这要求团队成员必须要有毅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巧、细致的观察和灵活的策略。人类学会了识别和跟踪动物的足迹，看懂它们的行为。每一次狩猎都需要深思熟虑，并且制订出缜密的计划：人类会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比如几个小时后我们会非常口渴，并告诉自己同伴。于是人们在狩猎时会用袋囊或皮囊装水。人类之所以比更强壮的动物活得更久，就是因为汗液蒸发后，人类体内仍有充足的水分供给，也因为人类可通过训练提升耐力。我们有精神策略来鼓励彼此前进，让我们即使身体疲惫，也可继续前进。我们可超越生理局限和阻碍，冲破限制我们的那堵“墙”。在人体因体力消耗或饥饿而不堪重负时，血液优先流向大脑而不是肌肉，因为当我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敏捷的思考能力比快速行动更重要。

狩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活动，对体力要求高，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与狩猎带来的更多热量相比，它消耗的体力不值一提。这种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推动着人类前进。

合作狩猎对智力有严格要求，所以需要更大的额叶皮层，额

叶皮层是大脑中处理社会行为、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区域。这

就是狮子这种唯一成群狩猎的大型猫科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额

叶皮层的原因。母狮的额叶皮层最大，它们在群体中活动的时间

更长，并承担了大多数的捕猎活动。研究还发现，在海豚与渔民

合作狩猎时，那些与渔民合作最好的海豚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力最

强。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从同伴那里学习合作狩猎技

能的概率。只有当动物有足够的社交能力，而且有机会互相模仿

时，新的行为才可以传播。在驯养动物之前，人类利用动物的社

交能力来更有效地获取热量。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部

落，人们会依赖与小蜂鸟的伙伴关系。这种小蜂鸟会回应人类的

呼声，并指引他们去蜂巢。到了蜂巢之后，人类可以用烟把蜜蜂

熏出来，这样人类和小蜂鸟都能采到蜂蜜，而消耗的热量只是一

些狩猎采集群体所消耗的热量的15%。

不过，人类最依赖的还是人类同伴。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狩猎不是只为了自己，他们会把食物带回去，分给同伴。有证据表明，200 万年前人类就会将食物带回自己的居住地。专业化提高了狩猎效率，最好的矛匠可能不是最会用矛的猎人，但制矛和用矛都有利于群体的发展，可以让群体成员捕获更多的猎物。合作和食物分享让一个群体变得更强大，让成员拥有更复杂多样的技能。尽管猎人在20多岁时身体最好，但狩猎能力要到40岁才会达到顶峰，因为对人类来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学习。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中，大多数猎人在 18 岁之前，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其他人了。相比之下，同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黑猩猩大约 5 岁时就能养活自己。即便一个人并非完全依赖群体生存，但如果哪天被赶出群体，或是群体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分享，他挨饿的风险也会增加。群体和彼此合作对群体和个人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帮助，比自力更生更胜一筹。

人类越是能更好地利用集体生活，如照看火种、有策略地用火和合作狩猎，个人能获得的食物就越多，生活就越好，人类的基因就越有可能遗传下去。社交活动要消耗精力和时间，但它能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因此会激发有利于发展的生物进化机制。所有灵长类动物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为彼此梳理毛发。这种身体上的交流，可以建立和维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它们在群体中的阶层地位。梳理毛发能在动物体内释放天然麻醉剂内啡肽，让它们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我们也会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快乐。有一种神经回路通过释放后叶催产素或多巴胺来“奖励”社交行为，因此人们通常会想要再次寻求这样的体验。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同步进行的活动中，比如音乐创作或跳舞，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同样的“药物”，让我们想要寻求下一次刺激。社会排斥会造成伤害，它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就像身体疼痛一样。然而，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宝贵的白天时间花在互相梳理毛发上，而是用火来延长一天的时间，保证在天黑后还能进行社交活动。大多数哺乳动物每天的清醒时间是大约8个小时，而成年人类每天的清醒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更长。傍晚时分是世界各地文化“社交”的开始。

经历文化进化的人类能使用火和工具狩猎，而且颇具策略，但这一切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东非如今只有 6 种大型食肉动物：狮子、豹子、猎豹、斑鬣狗、条纹鬣狗和野狗。200 万年前，那里的食肉动物种类曾多达 18 种，包括熊、麝猫、剑齿虎以及和熊差不多大小的水獭。我们的祖先开始狩猎之后，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类急剧减少，不仅是东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到了约 11,000 年前的更新世，近 500 万人捕杀了约 10 亿只大型动物。即使捕杀没有致它们完全灭绝，人类也会和它们直接竞争，争夺猎物，或者是当其狩猎成功后对其进行驱赶。与大型猫科动物不同，身为杂食动物的人类，在艰苦年代总是可以依靠觅食存活。如此多的顶级食肉动物的消亡改变了东非的生态系统，通过所谓的营养级联，使小型哺乳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降低了森林覆盖率。人类取代了大型食肉动物的位置，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捕食者。如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忌惮投掷物，这是对人类行为的本能反应。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对我们居住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多重影响，改变了许多动植物的进化轨迹。这进而又改变了人类自己的进化过程。食草动物数量减少，而且它们惧怕人类，导致使用长矛狩猎变得更加困难。更擅长长矛狩猎的人有了选择优势，所以历经数代，无论是从生理角度看（优秀的猎人将他优秀的基因传给后代），还是从文化进化角度看，人类都更擅长使用长矛狩猎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练习这种技能，久而久之，自然会越做越好。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让人类能够改变环境，还帮助人类离开了至今仍束缚着很多灵长类动物的热带地区。人类比它们自由多了，“食物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安营地点，还可改变不适合居住的生态系统。直立人是人种中走遍全球的先锋，从热带地区到严寒的高纬度地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几十万年后，智人部落也进行了类似的大迁徙，在罕见的潮湿时期，这些人依靠含水层的泉水补给，冒险离开非洲。这个过程很缓慢：根据考古研究和远古DNA证据显示的时间尺度，智人平均每年移动 1 千米，先进入中东，再继续向东迁移。

一些智人从中东一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与新几内亚相连）。大约 6 万年前，人类大胆地进行了第一次海上航行，那是一次跨越 100 千米的勇敢迁徙，而起因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丛林大火产生的浓烟。因为烟就意味着火，意味着那里有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意味着那里可能既富饶又和平（因为远离部落竞争），这是每个移民都梦寐以求的。人类的这次非凡航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第一批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后，发现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广阔土地，那里只有巨大的有袋类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环境已被火“驯化”，以至需要人类进行定期焚烧。在澳大利亚，“烧荒”的农业耕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大陆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干燥森林和大草原，增加了袋鼠和其他食草有袋类动物的数量，同时促进了可食用水果、花卉和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其他植物的生长。这种管理土地的方式确保了耐火性植物的生存，减少了不必要的“燃料”负荷。因此，澳大利亚如今频繁的大火是相对得到控制的。在非洲，通常每年会烧掉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一半大小的稀树草原。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牧场肥沃，抑制灌木丛的生长。但随着生活在非洲、欧亚草原和南美洲的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烧荒就不断减少了。1998—2015 年，全球烧荒每年减少 24%，减少面积约 70 万平方千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濒危的食肉动物的栖息地面积的减少。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征服和奴役着自然，现在自然的持续发展都要依赖人类。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与火有关的事情都与人类有关。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2018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在美国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地区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埃米莉·戴尔如往常一样洗手，为一台普通的剖宫产手术做准备。准备好之后，她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戴好外科手套，在产房里进行术前讨论。然后，她爬上手术台，仰面躺好，掀起了自己的病号服。

麻醉师先对戴尔进行了麻醉，然后同事们用手术刀划开了她的肚子，但是接生孩子的是她自己。

医生拉着戴尔的手，放到切口处。这时整个产房鸦雀无声，只剩下医疗设备的滴滴声。她小心翼翼地摸着孩子渐渐露出的头，用手托住，接着把孩子滑溜溜的身体一点一点地从自己肚子里拉了出来，动作十分娴熟。当她把粉粉嫩嫩、皱皱巴巴的孩子抱在胸前时，孩子发出了响亮的哭声，产房里的所有人都为她欢呼鼓掌。就这样，这位助产士成功地给自己接生了。

尽管为自己接生非常了不起，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人类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分娩，这是因为与产道宽度相比，孩子的头实在太大。人类的头之所以大，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大部分能量都优先提供给了大脑而非躯干，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环境。和黑猩猩相比，人类身体弱小，但是智慧远远超过它们。通过对火的使用，人类大脑的进化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独立分娩，但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社交能力让自己生存下来。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可以用火改变环境，以及这种改变对人类生理和文化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火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大脑实现进化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大脑的体积。大脑的进化就像是在文化、生物和永恒的物理法则之间跳着一支复杂的舞蹈。

一般来说，随着动物的成长，它们的大脑也会发育。这种发育和智力、社会性以及文化的发展相关。比如说，海豚的一些行为和活动与人类相似。它们会一起玩耍，照顾彼此的孩子，合作捕猎，有自己的名字（代表名字的特征口哨声），还能互相学习。但是只有大脑体积更大的动物才会表现出这种高级的社会性和丰富的文化。动物的大脑和身体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当大脑的大小超出了这一比例，它们就成为更聪明的物种。黑猩猩的大脑体积是与其同体积动物的大脑体积的 2 倍。人类大脑与身体的比例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高的，是正常比例的 7 倍，比黑猩猩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还要高 3 倍。

更大的大脑能促进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而社会性的发展又可

以推动大脑体积的变化。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祖先越来越依赖聪

明才智，他们的大脑体积不断变大，社会性也在不断提升。因为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活得更长久，才能繁衍后代。遗传学家近期发

现了一种只存在于人类体内的基因有 3 个近乎一样的副本。专家

们认为这种基因和大脑的发育有关，正是它促进了人类祖先大脑

体积的增长。在 300 万—400 万年前，这种基因的第一个副本出

现了，当时正是人类祖先开始制作石器工具的时代。后来，这个

基因又复制了两次，形成了如今现代人类所携带的基因版本。在

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基因——和大脑相关

的基因——变化最小。而人类是一个例外。过去的 200 万年里，

人类大脑 90%的基因一直在有规律地进化，进化的效果也不断加

强。

人类的高智商并不仅仅归功于大脑的体积，大脑中所包含的神经元数量及其联系也至关重要。人类的感知、记忆、语言和意识等高级认知功能同人类的大脑皮层有关。大脑皮层是一个只有几毫米厚的褶皱神经组织，但它展开时有 4 张 A4 纸那么大。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 A4 纸大，猴子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明信片那么大，而老鼠的只有一张邮票大小。大脑皮层的厚度和关键部分的大小也很重要。大脑皮层比较薄的人智商就会相对较低，那些大脑前额皮层面积更大的人则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类祖先更喜欢聪明且善于社交的伙伴，而非强壮好斗的人。可以说，是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

但是，人类大脑体积的增加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出于选择

压力，人类的大脑实现了进化，身体随之也出现了变化：臀部变

窄，骨盆变小，人类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行走耗能少、效

率高。雌性黑猩猩直立的时候只有人类女性一半高，但它们的产

道和人类的差不多宽。然而，黑猩猩新生儿的脑容量（大概 155

立方厘米）还不到人类新生儿的一半。大头颅要安全顺利地通过

窄产道，还要保证母子（女）平安，这确实是一个挑战。

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新生儿的死亡都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而母亲的死亡却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对许多动物来说，母亲在

分娩之后会死亡、被吃掉或者很快消失。但是这种情况却不会发

生在哺乳类动物身上，尤其是灵长类动物身上。这是因为拥有文

化的物种更多依赖技术和行为的习得，而非本能，它们需要父母

长时间的关怀和照顾。母亲的存活对于人类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要解决分娩的困境，需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社会性，同时身

体结构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其中就包括暂时缩小胎儿头部的大小，

这是通过胎儿头骨的延迟融合实现的。在母亲分娩的时候，胎儿

的头骨仍然是 6 块独立的骨板，可以重叠和移动，这使头部变形，从而使胎儿通过产道。此时人类新生儿大脑的大小还不到成年时期大脑的 1/3（28%）。而黑猩猩新生儿的大脑有其成年大脑的 40%。人类胎儿在出生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产后的前 3 个

月又被称为“第四孕期”。为了通过骨盆，人类胎儿还进化出了

危险的旋转动作。猿类胎儿能很容易地穿过母亲相对宽的骨盆，

不需要旋转。它们出生的时候脸朝上，头朝着母亲。这样一来，

它们一出生就能被母亲抱着吃奶。阿法南方古猿露西是我们的能

够两足直立行走的祖先，生活在距今 300 万年的时代。她分娩的

时候，胎儿需要旋转一次（45 度），所以胎儿出生的时候会面向

母亲的大腿侧面。而现代人类胎儿必须要在母体中转两次，这就

引发了脐带绕颈的风险，胎儿出生时脸朝母亲的尾椎骨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出生时大脑体积小且未发育成熟，头骨

也未发育完全。虽然人体出现了这些适应性改变，但是地球上所

有的人类依旧需要帮助才能实现顺利分娩。我们超高的社会性需

要庞大的大脑，因此助产必不可少。由此，女性间的友谊和合作

就成为顺利分娩的重中之重，也是整个群体得以生存的强大保障。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即使是在分娩之后，人类母亲也依然需要他人帮助才能保证新生儿存活。在有孩子之前，我一直认为母乳喂养是一种本能。毕竟，母乳喂养作为哺乳类动物的关键特征，应该和呼吸一样平淡无奇。后来我惊讶地发现，吃母乳对孩子来说是一项全新技能，作为母亲的我对母乳喂养也是一头雾水。如何让孩子张嘴、孩子吃奶的位置和哺乳时间都需要学习，还要花时间练习。我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能像哺乳期的黑猩猩一样，自然熟练地进行母乳喂养。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母亲都会在分娩后学习母乳喂养。如果母亲不能进行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会由家族或族群中的其他女性来喂养。到了现代社会，则有模仿母乳营养成分的配方奶粉作为母乳替代品。

人类基因传递和种族生存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娩和哺乳。

但是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困难，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无法独立完成，

而且对母亲和孩子来说事关生死。而从进化角度看，这些都是值

得的，因为人类拥有了更大的大脑、更多的社会性和文化知识。

与人类进化中的其他变化相同，分娩和哺乳的出现伴随着人类对

火的使用。如果没有火的保护，分娩这样困难的事情就无法进行。

因为生活在平原地区就意味着暴露，而人类新生儿不可能像瞪羚

或其他食草动物的幼崽一样，直接跳起来逃命。人类的大脑不断

变大，这是人体结构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也就增加了分娩

的难度。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学会用火之后。

随着成功地适应了相互合作，人类开始将其应用在照顾后代方面。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幼崽在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和奔跑，但是人类新生儿甚至连翻身都不会。由于头骨融合的推迟，人出生两年以后头骨才能变得坚硬，因此，在这两年里，需要有人照顾和保护头骨还比较柔软的婴儿。在刚出生的几年里，人类大脑

的发育比黑猩猩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在这一

时期迅速增强，即脑白质发育迅速。虽然大脑的绝对大小和智力

水平密切相关，但是我们文化学习中的很多部分都是通过建立脑

细胞之间的联系实现的，而不是产生新的脑细胞。人类大脑的生

长和发育至少会持续到 30 岁（这成就了人类非凡的神经可塑性，

扩展了人类的学习能力。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会终生重组并生长

出新的神经连接来处理新信息、适应环境或是应对损伤），所以

即使在孩子断奶和学会走路之后，父母和部落仍然要在孩子们身

上投入时间，提供各类资源，让他们成为有社交能力的成年人，

在部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猿类相比，人类的孕期更长；孩子出生后，人类要花更多

时间和精力关心、照顾孩子。不过，人类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

距比猿小。人类母亲可以每隔一年生育一次，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每隔 2—4 年生育一次。相较之下，黑猩猩每 5 年生育一次。光

是这种差异就说明人类可以繁衍得更快，社会群体扩张得更快、

更复杂，文化也因此更进步。

得益于食物分享以及其他社会支持，人类母亲才能同时照顾多个孩子。食物分享依旧普遍存在于狩猎采集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母亲可以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依靠族人分享的食物存活，也可以在外出采集食物的时候，让别人帮忙照顾孩子。而母猿很少会放下自己的孩子，它们需要一直自己照顾幼崽。在非洲中部一个名叫埃菲的游牧部落中，平均每个新生儿有14个人照顾，我们称之为“替代母亲”。“替代母亲”一般是家庭的直系亲属，比如父亲、姐姐和兄长、姑妈和姨妈、祖父母，还有其他姻亲。能够辨别自己和父系家庭的关系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这一重要行为拓展了我们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儿童的抚育，增加了文化学习的机会，使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中自由传播，同时也丰富了性伴侣的基因库。这样可以减少近亲繁殖，同时也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比如在十几岁时去做学徒。这对姻亲们也有利，尽管他们可能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也可以共享下一代生存发展带来的好处。

合作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实验研究显示，早在孩子 3 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众多玩偶中挑选出有用的玩偶，放弃无用的。几个月之后，他们还会“惩罚”无用的玩偶。对人类幼儿这种分辨物体的早期能力的解释之一就是，人类是唯一一种由不同人来照顾孩子的灵长类动物，因此孩子需要在小时候就能分辨出谁可以信任、从谁那里可以学到东西。

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和畜牧社会中，因为母亲不是只负责照料孩子，所以孩子出生之后，她们很快会回到采集食物的岗位上。数据显示，通过采集植物及其根茎和猎杀小动物，女性能比男性带回更多热量。在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中，比如菲律宾的阿格

塔部落和澳大利亚西部的马尔杜原始部落，女性也是猎人。年纪

大了之后，女性还会继续照顾他人。在哺乳类动物中，人类是除

虎鲸和短肢领航鲸之外唯一会经历更年期的动物。其他物种的雌

性很少能活过生育年龄。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因为祖母效应。祖母

效应是指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家族中年长女性的存在能增加其子

孙的存活概率。比如在哈扎比族群中，年长的女性会比年轻的女

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家人收集食物。

在工业社会中，父母也会依靠外界帮助来照顾孩子，比如把

孩子送到学校这样的正式教育机构；可以到医院生孩子，那里有

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人们寻求外界帮助的方式正在经历大变革，

尤其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城市。社交平台上有本地父母交流

群，群里会收集各位家长的帖子，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分娩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产后恢复的建议。向陌生人求助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怀孕的女性通常都是向家庭成员和朋友寻求

帮助。

社会联系在直接的母子和伴侣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加强，成为更加广泛的亲属和社区关系，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这种社会联系的发展可能来源于母亲的社会依赖性、照看孩子的集中性，以及母系成员对合作网络的追求和维持。同时，这也是人类大脑体积增加带来的直接结果。合作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提高群体在干旱等困难时期的适应力，从而让我们的祖先更容易生存下来。经历几百万年后，人类祖先已经变得十分聪明，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大脑也更加发达，能够结成强大的互助联盟。

在聪明且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中，人类祖先并不是唯一一个拥

有文化技能和文化行为的动物。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周围

的环境和身体结构发生了改变，大脑也在不断发育，但是其他动

物没有做到这一步。它们的大脑和文化几百万年如一日。为什么

其他猿没有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呢？

我个人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持

大脑的发展。大脑会消耗大量能量。神经元需要时刻保持敏捷的

状态，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维持细胞膜上的电荷，清除脑中

的神经碎片，并产生新的神经递质。从这个角度来说，脑细胞比

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大脑越大，需要的能

量就越多。人类大脑只占身体重量的 2%，却消耗了超过 20%的能

量。猿无法给更多的神经元提供能量。因为如果有更多的神经元，

它们就需要花费长得超乎想象的时间来觅食和进食。一项研究观

察了 17 种灵长类动物的体重、饮食和觅食习惯，并且计算出了

它们的神经元数量。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只黑猩猩要有和人类

一样的大脑，那它每天就要花 7 个小时来吃东西，还要把体重控制在 26 千克左右。根据黑猩猩的实际体重，再加上每天 7 小时的进食时间，一只黑猩猩最多可以支持 320 亿个神经元（而人类有 1,000 亿个神经元）。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认知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这带

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进化，从而提高了身体的能量使用效率，保

证关键神经元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这其中就包括大脑中出现的

新基因，它们能够调节葡萄糖和肌酸转运蛋白（肌酸是葡萄糖过

低时的备用能量），而我们肌肉中的基因还和灵长类动物的一样，

这说明进化优化的是大脑而非肌肉。

尽管这些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性能的提升，但是大脑还是因

能量不足而受限。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类祖先仅维持体温，每天

就需要至少 3 500 千卡的热量。据估计，尼安德特人（体型略大）

每天需要 3 360—4 480 千卡的热量来维持体温，以保证冬天能

够出去觅食。古生物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标志性的宽鼻脸型是

为了实现“涡轮式呼吸”，这样可以增加呼吸量、提高呼吸效率。

这样的进化说明，当时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就需

要高热量的饮食。但是除去蜂蜜、水果和偶尔能吃到的肥肉，灵

长类动物的日常饮食并不能算是高热量饮食。这就是灵长类动物

要花大量时间进食，以及它们的大脑和文化没有进一步进化的原

因。

最早的原始人类，比如露西，大脑中至多有 400 亿个神经元。它们的饮食与猿相似，但是要每天进食 7 个小时来维持神经元的活动。直立人（620 亿个神经元）每天则需要 8 个小时以上的饮食摄入。在此之后的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和我们，需要每天进食不少于 9 个小时，这样就会大大削减觅食、打猎、社交和其他所有文化活动的时间。事实是我们都没有时间找到足够吃 9 个小时的食物，更不要说还要花时间来吃完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是火的使用让人类存活了下来。

我们其实可以把生命看成一个简单的化学系统，它从环境和

能源中获取能量。所有生命，如同无生命的物质一样，都围绕这

种关系运转。事实上，自然选择就像一股可以改善生命世界中能

量流动的力量，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决定动物（和植物）在自

然界中角色不变的正是它们的能量消耗。一只猎豹时速最快能达

到 120 千米（短途冲刺跑），但这就是极限了，因为它的速度受

限于肌肉的能量消耗。与之相反，“阿波罗 10 号”载人飞船的

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4 万千米，是迄今人类最快时速（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目前速度最快的人造飞行

器，最快时速约为 26.5 万千米）。黑猩猩没有人类聪明，就是因

为人类大脑消耗的能量更多。我们将消耗成本转移出去，这样就

提高了我们的脑力。

下面让我们暂时回到宇宙大爆炸时期。大爆炸之后，万物都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整个宇宙处于无序状态。为了实现有序的状态，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能量。太阳每天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植物通过太阳获得能量。这种能量的密度比较低，但足够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打破空气中的强化学键，刚够产生数量较少的新植物组织，保证自己的生存、生长和繁衍。细胞数量较少的生物，能依靠光合作用生存，同时，自身蒸腾作用会带来气孔的微弱运动。食草动物通过吃植物，可以获得密度大一点的能量；食肉动物能通过吃其他动物获得密度更大的能量。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归因于我们能比

其他物种更好地利用能量，并且能够将能量的消耗成本转移出去。

我们没有依靠身体通过生化途径消化分解食物，而是利用我们的

文化：我们通过物理方式加工食物或是通过发酵或腌渍的方式让

食物更好消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能生火做饭。

生火需要一个初始的能量爆发——火花——来打破氧气和燃料中的强化学键，将分子重组，释放出能量。人类身体也有类似的情况。食物给予我们能量，但是需要消耗能量打破食物中的分子，形成新的化学键，提供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身体组织。一般情况下，要想获得同样的营养和能量，吃植物要比吃肉类消耗更多能量。牛会花几小时来咀嚼反刍的食物，切断食物中的纤维链，然后食物才会进入它的 4 个胃进行消化分解，最后成为脂肪储存起来。我们的大脑需要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肉类和脂肪正好可以提供这些。获取它们（清洗或捕猎）、处理它们（使用工具、手和牙齿撕碎食物）和打破它们的分子结构（咀嚼、消化和代谢）都存在能量消耗，但是这些能量消耗远低于吃树叶所消耗的能量。

烹饪过的食物更易于消化，因为火已经完成了胃的大部分消化工作。吃熟肉的效率比吃生肉的效率高了 10 倍左右，而且每千克熟食提供的热量也更多。这是因为人体能从熟食中吸收更多的能量——肉类中 40%以上的蛋白质，谷类和根茎类蔬菜中 5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烹饪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从肉类中摄取其他营养成分，比如铁、锌和维生素 B12。这些成分都是建立和维持大脑复杂构造的必要元素。

烹饪的出现也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种类。其他大型动物很少吃难以消化的块茎或草叶，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获取这些植物。我们将草籽碾碎、脱粒，获取其中可食用的蛋白质和谷物。我们把富含淀粉但硬邦邦的根茎类蔬菜煮熟，使其变成高热量且易于消化的食物。人类的消化有别于其他动物。比如狮子会将大块生肉放在胃里花几个小时去消化，而我们将火作为身体外部的胃，从而可以更快地消化食物。因为火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消化工作，所以我们的胃就慢慢缩小了。现在的人类没法再消化太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吃的生树叶或水果。这是一场进化的博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能吃的食物变少了，更容易遭遇饥荒，也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应对植物中的毒素。然而，结肠变小，能让我们将更多宝贵的能量输送给不断变大的大脑。

如今的狩猎采集部落可以从动物制品中获得一半以上所需的能量，剩余的能量则来自采集的蔬菜。所以说烹饪能够大幅减少我们祖先花费在采集、准备和咀嚼食物上的时间。黑猩猩每天花5个小时左右咀嚼食物，而我们每天只花1个小时左右，这就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对于我们的下颌来说，无论是从物理、化学还是能量分解的角度看，烹饪过的食物吃起来都更加简单，而且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撕咬来捕猎了。这就意味着人类不用保留食肉动物的下颌了，所以我们的嘴巴、嘴唇、牙齿和牙齿间隙都有适量的缩小，现在大概和松鼠猴的尺寸一样。由于我们对烹饪的文化适应，人类的下颌不像以前那么强壮，而且没有那么突出了。短肌肉只延伸到耳朵下面（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短肌肉能延伸到头顶），这让我们发声变得更简单。（最后这一点对社交很重要，虽然人类的咀嚼能力有所减弱，但是这种适应性改变却有可能在人类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到了直立人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进化出了缩小的下颌、牙齿和嘴巴，这使得咀嚼生肉更加困难。直立人已经有了体积更大、对能量需求更多的大脑，需要高质量的熟食，同时他们也足够聪明，可以烹饪出熟食。

所以，烹饪文化是驱动人类大脑生物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熟食的能量密度更大，这让人类祖先大脑的增大超越了自然的界限，而肠道得以收缩。这种进化带来的变化会很迅速地表现出来，因为饮食的变化对人类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近一项关于达尔文雀族的研究发现，干旱过后，它们可食用的食物只有一些坚硬的种子。所以只有那些鸟喙比较坚硬的个体得以存活，它们的基因也得以延续。在下一代中，只有15%的鸟有正常的鸟喙。

这种改变发生在1年之内，而它的影响却持续了15年。烹饪的出现不仅可以改变物种的生存方式，在人口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也可以让物种发生改变。这种现象被称为遗传漂变。在这种变化中，基因差异可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平均寿命变短，比如黑猩猩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30 岁。在饥荒等困难时期，个体数量可能会骤降，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摄入足够热量的雌性会停经从而无法生育。它们的孩子可能胎死腹中，或因为没有母乳喂养而早夭。只有那些能在困难环境中获得营养的雌性，才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烹饪使得食物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烹饪还能够分解食物中的毒素，杀死细菌和寄生虫。这样的食物对于断奶的幼儿和儿童来说更加安全，也更有营养。因此，烹饪能大幅提高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概率。

我们知道，大约 200 万—175 万年前，快速且极端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微小的基因变化对生存的影响会被放大，使得某些基因特征更有可能保留下来。如果一个种群所剩生物个体较少，可能就会和其他种群结合，产生新的基因，并且有选择地传播，从而导致种群越来越多样化。换句话说，进化和新物种的形成会加速。事实上，这一现象在牛科动物等很多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人类祖先会用火，进而学会了烹饪，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彻底的变革。通过烹饪，人类获得的能量翻倍，同时减少了能量流失（火减少了夜间的热量流失，还无形中保护我们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由此，我们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灵长类动物，而且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我们不再只是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还会主动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求。

随着低成本获取高热量葡萄糖方法的出现，人类大脑的体积不再受到猿饮食的限制，开始快速发展。到了 20 万年前，我们的大脑发展到了我们骨盆所允许的最大体积，但是我们大脑内的神经连接仍然在不断进化。然而，近几十年来，安全剖宫产手术的出现又带来了新的进化。以前，有些女性因产道太窄无法自然分娩，母亲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这类母亲也可以诞下婴儿，从而让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一来，窄产道的女性越来越普遍：因产道太窄而选择剖宫产的女性数量在过去的 60 年里从 3%增至 3.6%，增长率达到 20%。未来，我们可能会像依赖他人的帮助一样依赖剖宫产手术。另一方面，在过去的 1 万年中，我们大脑的体积缩减了 10%左右，相对于我们的身体体积来说缩小了 3%—4%。有一种理论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太过复杂，导致智商不够高的个体也能生存下来，这些人在小型部落中就无法生存。然而，大脑体积缩小在驯养动物中非常常见，所以这可能是使人类拥有超强社交能力和合作能力的一系列基因变化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人士倾向于少生孩子，这也许是因为智力因素在基因库中的作用有所下降。随着我们将积累的知识储存到文献或电子设备中而非大脑中，我们也许不再需要那么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生存了。

最近流行的生食饮食最能说明人体对烹饪的依赖程度。支持者认为生食更健康，因为人类（遥远的）祖先就这么吃。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每个吃生食的人都会迅速消瘦，然后很快就重新开始吃熟食，虽然现在的加工食品所含热量比几百年前的要高很多。生食的风靡并不新奇。古罗马人就曾经喜欢一种俄罗斯套娃式的生肉宴席。他们把老鼠放进鸡里面，再把鸡放进孔雀里，然后把孔雀放进野猪里……用餐者会用热水沐浴，这是为了用体外的蒸汽把体内的东西弄熟。不出所料，这种时尚引发了严重的疾病，甚至还有死亡事件。从尤维纳利斯到老普林尼等一众公共知识分子都对这一行为嗤之以鼻。

事实上，我们对于在身体外部处理食物这件事非常熟练。我们甚至可以不吃动物食品，而是将需要的所有能量和营养浓缩出来。然而，虽然我们能轻易地放弃肉类，但是如果要让75亿人口中的每个人都以个人的形式获得所需食物以及烹饪所需的燃料，我们的生存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其他动物一生中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吃东西，而火将我们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给予我们时间去发展文化。同时，火也让我们在共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可能和我们的生理习性背道而驰。最新的证据显示，烹饪文化的进化在生理层面上改变了整个人类。20世纪60年代，冷冻快餐和其他创新饮食的出现帮助人们将每天准备食物和做相关家务的时间从平均 4 小时减至 45 分钟。食品工业化彻底改变了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食物的来源和口味。我们不再处理生的原材料，而是直接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此类方便食品中充满了廉价的鲜味剂，比如糖、盐和脂肪。长期食用这些食品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灾难性的损害。事实上，现在很难找到低糖低盐的食物，所以自童年起，我们的味觉就适应了寻找没有添加鲜味剂的食物。人类祖先很少能吃到甜食，比如蜂蜜和枣，而生理反应也显示，对人类来说，更大的威胁是饥饿，而不是肥胖。

给自己提供食物对于人类来说是事关生存的活动，而它和分娩一样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因为烹饪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文化技能。然而，它对我们是有用的。烹饪文化历经了几万年的进化，如今，人类享受着迄今为止最丰富的食物种类，人类的基因也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农耕种群的后代和以非谷物为食的狩猎采集者的后代有着不同的唾液酶和肠道菌群，前者的身体更适合消化淀粉；后者的肠道精准地适应生存环境，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组每年都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同理，喝牛奶和饮酒的种群个体体内也就有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消化这些饮品的基因。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1860 年，原陆军军官、警察督察罗伯特·伯克和测量员威廉·约翰·威尔斯率领一支由 19 个人、26 头骆驼、23 匹马和 6辆马车组成的探险队从澳大利亚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从南向北，穿越整个澳大利亚，前往其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全程 3 250 千米。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贯穿整个澳大利亚的最佳电报线路。

探险队声势浩大地从皇家公园出发，引来 15,000 人驻足围观。

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这次探险只不过是道旁之筑。探险队的 6 辆马车上装了够吃两年的食物、各式各样的家具，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一面重达 20 吨的中国铜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一辆马车还没离开皇家公园就坏了。探险队花了 3 天时间才到达市郊，此时又有两辆马车坏了。到达库珀溪时，探险队已经卸下了大部分装备，其中包括约 230 升朗姆酒，据说这些酒是为了防止骆驼患上坏血病而准备的。库珀溪是当时欧洲人探索澳大利亚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这里，探险队分为两组，其中伯克、威尔斯、水手查尔斯·格雷和士兵约翰·金 4 个人，带着 3 个月的食物，冒着酷暑，向北部海岸继续进发。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原住民。伯克相当警惕，坚决不吃他们给

的鱼，甚至朝原住民的头顶上开枪，还命令其他人把原住民赶走。

就这样，行走了 59 天后，他们已是步履维艰。由于缺吃少喝，

加上沼泽地挡住了去路，他们决定返回。没过多久，他们只能靠

吃骆驼肉续命。格雷染上了痢疾，很快就去世了。不过值得庆幸

的是，剩下的 3 个人最终回到了库珀溪。漂泊了这么久，他们只

希望能和其他队员重聚，却发现营地在几小时前已经被遗弃，探

险队的其他人早已不知所踪。

灾难继续降临在这 3 个人身上，还好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延德

鲁万达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把自己的鱼和豆子拿了出来，还给他

们吃一种叫恩加度的种子做的面包。然而，伯克仍然觉得延德鲁

万达人不怀好意，开枪打伤了一名原住民，最后把所有原住民都

赶走了。这些倒霉的探险者继续上路。他们从一种半水生蕨类植

物中找到了更多的恩加度。起初，这 3 个人试图煮这些种子，后

来他们看见一些原住民能用石臼把种子磨成面粉，3 个人欣喜若

狂，也学着做。他们一连吃了一个月的恩加度面包，每天能吃两

三千克。但奇怪的是，吃得多反而让他们越来越虚弱，还要忍受

着排便困难的痛苦。他们在日记本里写道：“正常来说，吃的那

些面包也不至于拉出这么多，而且好像根本没有消化，吃进去时

什么样拉出来时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写完这篇日记后不到一周，

威尔斯和伯克就相继去世。剩下的约翰·金走投无路，只能向延

德鲁万达人求助，请求他们收留自己，这才活了下来。3 个月后，一支来自墨尔本的搜救队找到了金，把他带了回去。这 3 个月的时间里，金还让一名延德鲁万达女子怀了孕。

和许多欧洲探险家一样，伯克和威尔斯也落入了文化知识陷

阱中。如果他们能利用原住民积累的智慧，就能学会如何用恩加

度为身体提供营养，而不是被恩加度取了性命。恩加度不能在新

鲜发绿的时候采集，必须要等它成熟后采集。之后还必须把它磨

碎，这样人体才能消化。磨碎之后还要用水彻底冲洗干净，过滤

掉维生素 B1 分解酶——这种酶会破坏人体内的维生素 B1。这 3

个人要是肯向原住民学习，他们还会知道要把恩加度面直接放在

灰里烤，这样可以进一步分解酶。可是，这 3 个人根本没有这些

知识，于是便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了自己。

人们往往会相信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和工具。毕竟，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然而，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火，降低自身能量消耗。这样的做法使环境改变，人类身体不断进化，大脑逐渐发达。现在，我们来看看文化杠杆是如何让我们借助外部力量开展日常活动的。我们利用工具提高了身体机能，同时，利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体智慧，一起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累积性文化进化，人类用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利用，这一切都得益于文化杠杆。

技术提高了人类开发地球的效率。我们的手指轻轻一点就可

以调配大量能源。我们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吗？是，也不

是。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只靠体力就能夷平山顶。但是，从生火到

做饭，人类掌握的工具和技能，以及做出的行为，光靠体力是不

够的，还需要认知能力。只有集体智慧才能让体力与认知结合。

毕竟，人类依靠体力就能生存下来，但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

依靠集体智慧。

为了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各类环境，人类没有

选择仅仅在祖先的栖息地上生活，而是选择走出去，所以掌握所

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对人类的进化来说不可或缺。从生态位中解放

出来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完全自力更生：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我们无法适应每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他人，从而获得

生存知识。

一个群体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能够让这个群体收集信息、辨认环境、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和住所。延德鲁万达人有能力发现身边的食物，而欧洲人却发现不了，这就好像一个欧洲人在城市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咖啡馆一样。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在这方面可谓驾轻就熟。正如相片显影液能生成独特的图像，我们的文化显影液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技术和其他文化实践，它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行为、认知、感知、个性、智力、体能等方面。

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由文化塑造的，神经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最近一项研究观测了数百名人类和数百只黑猩猩大脑皮层中控制智力的褶皱。这些褶皱被称为脑沟，在个体出生后继续生长和变化，但人类和黑猩猩的脑沟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大脑褶皱的形状和位置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兄弟姐妹的褶皱几乎相同），而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基因的作用则要小得多，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类相比，黑猩猩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认知能力，所以它们的大脑发育以及学习新行为或技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并没有黑猩猩的大脑发达，但人类大脑会继续发育，这样一来，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更为重要。

人类大脑非凡的可塑性推动了人类祖先智力和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向他人学习。进行文化学习的条件有很多，首先要有一个特别大的大脑，其次要经历漫长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并在这期间认真学习，同时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才能成功完成文化学习。母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天生就依恋母亲，从出生起就会不自觉地辨认和寻找她的声音、面孔，追随她的目光。随着我们不断长大，其他家庭成员、同龄人、长辈和值得信赖的人也会成为我们的老师。

现在，我们习惯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遇到问

题时，我们很少尝试自己解决，而是迅速向他人寻求帮助，但黑

猩猩却不会这样做。直接拿别人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所消耗的体力

和脑力通常比自己摸索着解决问题所消耗的要少得多。黑猩猩必

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每次它们都要从零开始。而文

化进化可以让人类做起事来不仅能采用最合适的方法，而且效率

还更高。黑猩猩的大脑不仅小，而且不够聪明，要花费更多的精

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认知能力很弱，无法将技

能结合起来产生复杂的文化。

当然，因为文化进化本身依赖有效的模仿机制，所以我们只

能依靠集体的知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基因序列的复制是生

物进化的基础一样，模仿是文化进化的基础。如果我们模仿得不

够精准、不够逼真，那么不同的文化实践在一个群体中留存的时

间就不够长。无法供人模仿，也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精准度高

的文化传播大大延长了一个群体中不同文化变体的留存时间，这

能让一个群体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这是因为模仿的东西越

精准，群体中实践的版本就越多，因而对实践进行微小修改和完

善的机会就越多。这些变化会推动人类进化。

通过模仿，我们创造了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文化解决方案、实践和我们使用的技术都不是特意设计的。我们习惯将发明与发明家联系在一起，例如闻名世界的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由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创新和发明通常是出于偶然或是对现有技术反复改进和组合的结果，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事实上，在累积性文化构建其复杂性的模型过程中，一个发明有多少新特性对创新的影响最小，影响最大的是能将多少现有特性组合在一起。精准的模仿确保一种实践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传播，并和其他实践相融合，从而让文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

然而，我们进化出这么大的大脑，主要只是为了互相模仿，这似乎有违常理。对许多专家来说，有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发明还是模仿。毕竟，如果像灵长类动物一样，直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让我们获得第一手且最新的相关知识。

2010 年，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开始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团队设计了一场电脑竞赛。参赛者打造自己的虚拟人物，将他们放置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类似《虚拟人生》和《幸存者》等游戏中的世界。虚拟人物在这个世界里探索，寻求生机，胜者可以赢得 1 万英镑的奖金。100 多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参赛人员包括神经科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虚拟人物编写了程序，使其能够在陌生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一样，拉兰德认为最好的生存策略是将创新和模仿相结合。

不过，比赛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惊奇：在模拟出来的所有情形下，模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创新。拉兰德说：“这次竞赛的参赛者有的采用模仿的方法，有的采用创新的方法，却没有人把创新和模仿相结合。”赢得比赛的是由 2 名研究生、1 名数学家和1 名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他们设计的程序采用了一种模仿策略：当环境快速变化时，虚拟人物会优先模仿发生时间较近的行为，而不会模仿已经过时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会战略性地选择模仿他人。不同情况下，我们选择学习的对象也不同，这样我们可以一直获得最新的可靠消息。

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个人的智慧设计出恩加度的七步处理方

法。它需要几代人不断完善才能形成，每一次完善都被其他人频

繁模仿传播，久而久之人们就摸索出了制作面包最好的方法，这

种文化实践可以直接用于学习模仿。然而，即使一种文化实践经

受住了考验，十分成功，能够代代相传，但它能在文化发展环境

中传递给其他人，可能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实践能给人们带来一

些实际好处，而是因为传统风俗。延德鲁万达人研磨和冲洗恩加

度不是为了免于中毒，只是因为要遵循他们的传统。他们处理恩

加度的时候必须使劲砸很长时间，这样的准备过程十分耗时费力，通常由勤劳的女性来完成。科学家们最近发现，文化进化产生的恩加度七步处理法大大降低了硫胺素酶引起中毒的风险。

我们不需要理解为什么每一步实践都很重要，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些步骤，这是区别人类和其他聪慧动物的关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进化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洛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迈克分别给一个人类幼儿和一只黑猩猩一个装有糖果的盒子，但两个实验对象都没能把糖果从盒子里拿出来。然后，他给实验对象演示了拿出糖果的步骤——一步步地推拉盒子的关卡，最后拿到糖果。在这些步骤中，他还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动作：在做最后一步之前拍了 3 次头。幼儿和黑猩猩都能模仿他的动作，最终拿到奖赏，但只有幼儿做了拍头的动作，而黑猩猩却忽略了这个动作，可能是因为它觉得这个动作和得到食物没有关系。蹒跚学步的孩子相信教她取糖果的那个人教她的每一步都有理由，所以她会全部模仿。事实上，目标越不明确，人类幼儿就越会仔细和精准地模仿，即使模仿的步骤与最终的结果毫不相关。

模仿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模仿，我们的文化和生物机制不断进化，比如说更长的童年期、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更好的记忆力。除了模仿，我们也会教导别人。人类母亲会教她刚出生的孩子如何做一件事。孩子模仿母亲时，母亲会在旁边悉心教导。每进行一步，她都会一遍遍示范，根据孩子的做法，再来调整自己的教法，直到孩子学会才会继续教授下一步。而其他动物不会主动教导幼崽。

通过教学，知识能很准确地得以传播，学生学习的效率远远高于单纯模仿的效率，对于复杂的技能或有精细步骤的操作更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打磨石器的技术。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教学学习的效果是通过其他文

化传播方法的效果的两倍。也许正是教学赋予了人类将知识精准

传递下去的方法，才让累积性文化成为可能。这项打磨石器的研

究可以解释早期的原始人类陷入 70 多万年的技术停滞，只能制

造原始的奥杜威石器工具的原因。这是因为和奥杜威石器工具相

比，阿舍利石器工具更为复杂，制作起来需要更多的步骤，单凭

模仿无法进行，必须有人来教授制作的方法和步骤。所以直到大

约 180 万年前，在直立人的大脑进化到可以通过学习制造工具时，

阿舍利工具才出现。

但是教学对老师来说代价很高，因此只有当学生学习宝贵知识的好处超过老师所消耗的能量时，教学才能逐渐发展。对于像黑猩猩这样聪明的动物来说，成年猩猩不值得在教学上投入，因为年轻猩猩很聪明，自己就能够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简单技能。教学是一种利他行为，蚂蚁和猫鼬等物种会放弃自己的繁殖机会，帮助其他个体繁殖，又称合作繁殖。复杂的文化内容依靠教学实现知识的准确传播，这也让教学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这是因为随着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有价值，仅仅依靠模仿来学习，不仅低效而且也不可靠。此外，在知识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同时，人们拥有的文化知识不断增多，教师的数量就慢慢增加了，所以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来传授学生。在人类另一个进化反馈机制中，教学解释了文化复杂的原因，但教学同时又是复杂文化的产物。

在我们的文化工具箱中积累起来的实践和技术，是几代人通

过无数次模仿得来的结果。环境变化能促进生物进化，同样也会

带来文化变异。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东非出现的一些复杂的

文化特性，比如人们大规模生产锋利的黑曜石刀片，进行频繁的

贸易往来，与大约 32 万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气候和环境变

化有关。发明一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它能说明有新的选

择压力作用于现有的技术和行为，这种新的选择压力能够改变技

术和行为的传播速度。如果陆地上的猎物变得稀少，人们可能会

广泛学习一种以前罕见的鱼钩制作技能，就像澳大利亚 6.5 万年

前草原面积扩大时，磨种子的技能也随之传播开来。与其说进化

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淘汰劣者的过程。加工程序和操

作技术纷繁复杂，经过几代人的实践，有些程序和技术会被渐渐

遗忘或淘汰。剩下的那些会在社会群体中不断被模仿和使用，人

们会慢慢熟悉和适应这些程序和技术。

环境变化会影响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对文化也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会改变集体智慧的发展程度。集体智慧就像一根杠杆，让个人学习变得不那么费力。所以文化杠杆越长，即包含的文化实践越多，集体的能量就能得到更高效地利用，并且加速文化进化。

创新常常来自现有想法的结合，所以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再有

几种新的想法，就可以结合产生更多的想法，从而产生巨大的影

响。试想，3 个条目可以有 6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每个条目

只使用一次），4 个条目可以有 24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 10 个

条目就有 350 多万个组合方式。大型群体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

同样，只有大型群体才拥有所需的物理能量并从中获益。因此，

随着人口的增长，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不断增加。增加到临界点时，

文化多样性会全面爆发，形成文化大爆炸。

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爆发似乎发生在大约 4 万年前的欧洲。一些专家据此认为，现代人类文化，包括人类复杂的语言和工具都出现在那时。他们认为，大约在这个时期，人类远古祖先可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从而改变了基因，这迅速提高了人类祖先的认知能力，行为上的现代人由此出现。但至今也没有可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欧洲看到大量当时的手工制品，并不是因为人类祖先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对这些出土手工制品的遗址的研究要比其他地方更多，而且这些地方通常是凉爽干燥、隐蔽性强的洞穴，所以与热带地区相比，这里能更好地保存古代的物品。

另一个原因是，4 万年前欧洲的人口、社会、环境和文化都

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带动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最近，遗传学

家发现，史前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激增发生在 4 万—5 万年前。

与此同时，另一组遗传学家比较了 4.5 万年前欧洲和 9 万年前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爆炸现象，发现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十分

相似。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越多、文化多样性

越强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这样他们适应文化实践的机

会就越多，社会因此也会变得充满活力，他们的工具和手工制品

及其制作方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种类也多种多样。人口越多，文

化杠杆就越长。同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越紧密，群体

内部关系越和谐，群体中个体获得新的文化实践和技术的机会就

越多。反之，小而孤立的群体也可以经历文化进化，只不过技术

会变得更简单，种类会更少，最终他们的文化也就销声匿迹了。

有时甚至基本的技术也会慢慢消失。由此可见，任何可以增加社

会人口的文化实践——改善营养条件、提高生育率或降低婴儿死

亡率，都有利于实践本身的发展。因此这些文化实践就会传播得

更快、范围更广。这样一来，像生火这样的技术就会迅速普及。

不论是文化技术的发展还是消失，整个社会都在传播一种思

想，那就是群体之间的联系让技术成为可能。我现在正在电脑上

打字，我不需要知道每一个按键是怎样用塑料制成、印上字母、

最后装进键盘的，我也不需要知道字母是如何出现在屏幕上的。

我只需要知道，只要我轻敲键盘，字母就会出现。但在这背后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匠、工厂工人、矿工等，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生活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意义，我不可能知道做每一件事的所有步骤，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动手了。不仅是我，其他人也做不到。一名矿工知道从什么角度击打凿子，也知道应该用凿子敲打什么样的岩石，但是他不知道他取出的石块会被加工成船体还是电子元件。正如我们从生物进化中看到如此多的生态多样性和生命复杂性一样，文化进化也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系统，人类的日常实践一直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把一块打火石放在手里，很难想象这块小小的石头经历了

怎样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它是由微小海洋生物演变而来的。微小

海洋生物把食物的能量转变成自己的骨骼，它们死去之后，骨骼

变成了石英。数百万年后，板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把石英

卷到悬崖之上，形成了火石。这块泪滴状的火石又经过人手的改

造，变成了这把 4 万多年前制造出的斧头。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

境中，人类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东西虽原始粗劣，却能够用来工

作。我的手和这把斧头的制造者的手差不多大小，所以我用起斧

头很顺手。我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形状像是为人体量身打造一般，

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手指扣进凹槽里。如果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斧头，

我就能用它从刚宰杀的鹿身上挖肉，而这可能是它最后一项工作。

手斧在当时就像现在的瑞士军刀一样，是一种必备的万能工

具。斧头由石头打磨而成，用于砍伐、切片、钻孔、塑形、削片、

雕刻木制工具，以及许多原本要花费更多时间的工作。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物质和文化的双杠杆。

现今发现的手斧最早可以追溯到 150 多万年前。直到 20 世

纪，狩猎采集部落中仍或多或少地用着斧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

到北极，斧头随处可见，要么在洞穴里，要么大量出现在悬崖下

方工厂大小的生产基地里。人类想要生存，手斧必不可少。但是

制作一把斧头的难度之大，有些出人意料。工匠们需要别人教他

们怎样寻找石头，如何把石头敲下来，最后还要教他们怎样制作。

别忘了，在这个时候，人类已普遍使用各种各样专门的石器、木

制工具、绳子、带把手的材料、生火的火石和火绒，以及动物毛

皮、内脏和其他动物制品了。“石器时代”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

原始或落后的时代，但是在几十万年前，确切来说是人类出现之

后，石器加工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需要掌握熟练

的工艺，还要有地质学、断裂力学和岩石热性能等相关的知识。

人类学家最近在南非发现了 50 万年前由海德堡人制造的精致的

石矛尖。

制作这样的组合工具需要熟悉不同的材料，而且包括木制的轴和用来固定石矛尖的绳子在内的材料还需要单独制作。如果想要固定得更加结实，还要把树脂胶（取自某些树皮）放在火中软化。制作组合工具需要很高的认知水平，其他动物很难达到这一水平，因为制作这样的工具需要调用大脑的“工作记忆”，同时回忆、处理和记忆好几部分信息。工作记忆用于处理多项任务和制定策略，早期的许多技术都需要这种脑力，例如设置捕捉动物的圈套和陷阱。设置陷阱十分消耗脑力，人们先是要想象如何才能捉到动物，然后按照想法创造出一种装置，过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捉到，以此来检验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制作组合工具除了对认知能力有要求之外，还有生理上的要求。尽管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工具并且有能力完成，但是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会让人十分劳累，搜集材料和制作工具也非常消耗体力。创新源于一次次的尝试和错误，耗费了数小时的精力之后，希望最终得到和预期一样的结果。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是通过新陈代谢从食物中获得能量，所以要想得到更多的能量，就要吃更多的食物，然而寻找食物又要耗费时间和能量。但是人类一旦学会了一件事情，或者熟练掌握了一项技术，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人体所需的能量就会大大降低。

制作工具时，精准的模仿能提高时间和能量使用效率。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技术，随即产生更多提高能量效率的装置和专业设备（如果你曾经用刀拧过螺丝，你就会知道选对工具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要做到精准的模仿，不仅个人要消耗很多时间和能量，整个群体也一样。大规模群体能够抽出专门劳动力（物质杠杆），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这时消耗能量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大规模群体中，只有拥有集体智慧（认知杠杆）的群体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群体规模扩大之前，通过与其他群体建立良好可靠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种规模效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智慧汇集起来，资源和技能的交换可以降低每个群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的群体能发明出更先进的技术的原因所在。

人类之所以能带来复杂技术的文化进化，是因为人类可以通

过群体成员的认知处理能力、记忆力、知识储备和体力完成工作。

文化进化带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本身能达到的。能量的使用

效率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直接影响着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

进程。渐渐地，我们将个人的生理和生物能力与人类改造环境的

能力分离开来。武器和食物处理工具的发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

食肉动物的大颚、牙齿和爪子，社交工具让我们可以做任何其他

动物的生物能力无法企及的事情。从火到回形针，再到苹果手机，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人类能够日益熟练地高效处理能量的

结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理文化杠杆也在不断变化。人类每天摄入 2,000 千卡的食物，保证有足够的能量供身体进行 90瓦功率的活动（以人类的平均代谢率计算），然而我们所消耗的能量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只能够点亮一盏 90 瓦的白炽灯。我现在正在写作，头顶有两盏这样的白炽灯，身后放着一盏台灯，前面是一台正在工作的电脑。除此之外，我的收音机开着，电暖气开着，洗衣机在洗衣服，我一天吃的大部分东西需要用烤箱烤。我的早餐粥提供的能量显然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能量消耗需求。现在英国的人均家庭能量消耗是一个人代谢能力的 4 倍，美国则高达 12 倍。人类现在总共使用大约 17.5 太瓦功率的能量，这样来算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 2 300 瓦的能量消耗，是我们“自然”能力的26 倍，靠我们自身的能力显然是达不到的。在做一些消耗体力还浪费时间的工作时，我们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减少自身的能量消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剩余的能量、食物和时间，人

口数量就会增多，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又会进一步提高能量和资

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劳动力分配可以让擅长不同领域的人发挥

自己的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加速文化实

践的发展。我们的物质文化杠杆在效率和规模上不断进化，直到

我们达到另一个临界点。这时，从食物采集到运输的劳动密集型

工作，不但成本极低，还很容易完成，所以我们就能肆意地开发

地球。人类现在使用着地球上 40%以上的原始产物，其中的能量

都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的（因此也可供地球上其他生命使

用）。

促进能量产生或流动的新实践形式是驱动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新形式会改善人类基因的存续情况。因为对所有动物来说，养育幼崽都需要耗费大量能量，而它们自身新陈代谢能够产生多少能量会决定它们生育能力的高低。然而最终，成功的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存续和基因存续分离开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越富裕，人口出生率就越低。有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太低，已经导致人口总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些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食品和医疗保障。通过文化进化，我们正在推翻生物进化的关键证据。

我们可以利用能量改造环境、改变自身，也可以用能量将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类世界的物品。我们周围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制造的，我们依靠人造的基础设施规划着社会生活中的能量流动和社交活动。我们之所以把一些东西称为人造的，是因为它们来自自然界，之后由人类二次加工，我们不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吗？人类的文化进化是生物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文化进化的产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新地球的一部分一样。

鸟类筑巢，海狸筑坝，它们把自然界的东西重新组合，各得其所。但只有人类能利用世界的原始材料，生产出复杂多样的产品，引发物质的进化。技术通过组合而发展，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因此通过社交网络和技术保证，一种发现或做法可以广泛流传。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灵活的头脑发现新事物，应用新事物。以泥土为例，用泥土可以做出几乎任何东西，这一点人类已经做到了。火让泥土变得持久耐用，让本身柔韧的分子层变成完全不同特性的立体物件，而且十分结实。烧制黏土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变革，也是材料行业的一大飞跃。

陶器可以用来炖菜煮汤，能储存脂肪、海鲜和美酒，还能让人随身携带液体。在陶器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只能用袋囊或皮囊来携带或储存水。所以能装血、牛奶、水、油和动物内脏的坚硬容器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陶器可以用来煮汤。喝汤能帮助婴儿断奶，而且汤羹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基本不含毒素。通过喝汤，婴儿逐渐接触到新的食品，也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食品。比如，在锅里煮鱼汤可以防止鱼肉脂肪流失。鱼肉脂肪中含有有利于婴儿大脑发育和女性生育的 ω-3 脂肪酸。汤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有利于提高存活率，直接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

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发展。很难想象没有陶器的时候人们是如何储存、烹饪或发酵谷物的。有充分证据表明，世界各地陶器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农业水平也迅猛提高。储藏的食物可以被重新分配和拥有，这对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结构、领土和经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机会。

陶器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把自然材料转变成人造材料，揭示了社会和发明之间的反馈关系，因为每一种发明带来的变化都推动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化进化中，世界各地人民创造了纷繁复杂的陶器加工、烧制和装饰技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牛奶罐、小雕像、砖块、瓦片、台灯、抽水马桶、陶瓷电子元件等。制作陶器最耗时耗力的环节是烧制，因为需要收集燃料，并让窑炉一直保持足够的温度，但好处是可以同时烧制多个罐子。这种大规模生产使其制作成本变低，所以制陶的技术很快取代了制作篮子或木箱这样的技术，因为后者很难做到大规模生产。

随着人类群体能支配的能量越来越多，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

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制陶发展起来的窑炉技术，可以为

上釉创造可控制的高温环境，冶金学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人

们将岩石矿物碾碎后用于装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铜珠

在火床上沉积，这些铜珠可以被打碎和熔化。发现可以从岩石中

提炼出铜，这让人们兴奋不已。提炼的方法就是高温熔炼矿石，

比如亮绿色的孔雀石、蓝铜矿石和硫化铜矿石。突然间，我们发

现脚下土地里居然隐藏着新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被制成任何东

西，而这些被制成的东西还可以被制成其他东西，如此往复，实

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为此，人们需要更多的能量：窑炉靠木炭燃烧供热、风箱供氧维持燃烧，以保证温度至少达到 1,000 摄氏度。人们制作出坚固的铜制刀片后，就可以切割骨头、木头甚至石头。伟大的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们用铜凿一点点雕刻石块建成的。据估计，整个工程需要 30 万把凿子，为此开采了大约 1 万吨铜矿，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矿工的寿命维持不到一年。

公元前 3000 年，人们发现在铜中加入锡可以制成青铜，这

是一种更坚硬的合金。青铜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因为锡在地壳

中比较稀有，所以需要从遥远的英国运输。这条贸易路线从锡的

发源地英格兰西南端的康沃尔郡开始，沿着锡的开采路线一路到

达阿富汗。这条路带来了商品，同时也传播了思想。这是第一个

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网络，让新精英阶层变得非常富有。由于游牧

民族的入侵，这条贸易路线在公元前 1200 年被迫中断，人们不

得已开始寻找青铜的替代品。结果人们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每

一块岩石都含有铁，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金属。从此人类进入了铁

器时代，铁器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与冶炼铜相比，冶炼铁矿石需要的温度更高，消耗的能量更

多。人们用古老的熔炉最多只能炼出一种多孔的海绵状物质，叫

作熟铁，这种熟铁并不比铜强多少。熟铁经过反复捶打后可以提

高强度，但仍然无法代替青铜。（尽管如此，到公元前 1500 年，

铁在古埃及已经很常见了。）后来冶炼者发明了一种方法，突破

了技术限制。他们通过在火中添加木炭来提高和控制热量，这样

一来，一种铁和碳的合金就生成了，我们称之为钢，钢是当时最

坚硬的金属。合金中碳的含量至关重要：1%的含碳量可以制成高

强度的钢，4%的含碳量就会让钢变得脆弱易碎。遗憾的是，直到

20 世纪，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为什么有些炼钢工艺行得

通，有些却失败了。

炼钢技术作为一种复杂而神秘的仪式代代相传下来。罗马人

离开英国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铁钉藏起来，也没有公开其他冶

金技术，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怎么制造不易折断的剑、渡槽和

船只。后来，人们在苏格兰发现了一个深坑，里边埋藏着的铁钉

和钢钉重达 7 吨，这是一个罗马军团撤退时埋下的。由于锻造钢

铁关键技术失传，人们把钢铁神化为坚不可摧的武器，比如英国

亚瑟王使用的神剑。

高炉是一种冶炼设备，通过在冶炼矿石的过程中添加木炭，

可以减少矿石中氧的含量，通过空气鼓风提供氧气支持燃烧，最

终得到金属制品。世界各地发明的高炉多种多样，至今仍在广泛

使用。正是因为加工出了铁这种特别又普通的金属，才让铁制工

具创造了现代世界。铁犁耕种土地的效率更高，铁斧砍树比用石

头更快，铁钉、铁质渡槽和桥梁让基础设施更加坚固。因为这些

进步，城镇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环境造就了人类，支撑着

整个社会的运转。然而，为了控制更多的能量，我们改变了环境。

冶金需要用到木炭，所以世界各地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环境遭

到破坏，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也不可能偶然间有这么一个重大发现或是自己发明出从岩石中变出钢铁的方法。每一种技术都包含诸多步骤，这些步骤是几代人学习和传承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文化依赖一个重视教学和学习的社会，还要具有跨越地理区域的强大网络。这个社会规模要足够大，才能有劳动分工，才能有养活劳动者的食物和水源。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和社会得以进化得复杂多样，让人口和社会网络发展到足以支撑所有的能量消耗。

生火和控制火种赋予了人类了不起的能力，可以将地球上的物质转化为人造世界的物质。掌控火种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地球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让地球迈向新行星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永远地改变了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动态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几乎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策略地互相模仿，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进化完全依赖于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些信息被忠实地复制、储存和传播。在生物系统中，基因信息储存在 DNA 中。在人类文化进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是文化知识，它储存在语言中。正如生物进化出了生存策略以改善其基因的繁殖过程一样，人类的文化也产生了适应性方法，帮助其传承发展。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在海边的火光中，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有一个人在唱歌。

他像是在为我歌唱，又好像不是。火光中，只看见那人来回走动

着，时而蹲下，时而起身。他黝黑的皮肤已与黑夜融为一体，但

是身上的油彩却熠熠生辉。当我看清跳舞之人的面貌时，不由得

大吃一惊。他扮成神灵的样子，合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胳膊，跺

着双脚。他眉目间神采飞扬，牙齿也闪闪发亮。他一边唱，一边

敲击着彩绘的棍子。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随着他双脚的律动颤

动了起来。另一位光彩夺目的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着音乐。

舞者的舞姿越发狂野，前后甩着头，手胡乱地抓着空气，却张弛

有度。燃起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周围的人也都加入其中，敲打

着木棍，手里摇晃着干豆荚。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雍古族舞者

还在跳着，唱着。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启明星在天边升起。

歌中唱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在梦幻时代，第一批人类遵循造物主的指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造物主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纳斯，也就是金星（又称启明星）。维纳斯在飞行时，唱了一首有关她一路见闻的歌曲，里边描述了她途经的地标和万物起源的创世故事。雍古族舞者的歌声余音绕梁，舞蹈活灵活现，配合着身上的彩绘，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闭上眼，我似乎也能看到舞者的身姿。舞者脚下律动不停，敲棍声和鼓声笃笃作响，迪吉里杜管乐声悠扬，沙滩之火闪烁不停，引人入胜的歌曲不绝于耳，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难以忘怀又意义非凡的体验。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过。或许从 6 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就开始学习、传唱这些歌曲，口口相传至今。它们就是歌径。

歌径以口述故事的方式记载文化知识，利用共通的文化背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或社会。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歌径也是澳大利亚的“活”地图，绘制了这里交错纵横的无形道路。原住民通过变化的旋律、艺术作品和舞蹈表演展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标志、草木林海、高矮岩壑、天地生灵、气候类型和水源分布，而且这些对周遭世界的认知通常与天上的星座相关。因此，歌径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如果你了解歌径，就会发现，一曲终了，你可以轻易地转到下一曲上，因为歌径中的每一乐句都是歌径地图上的索引。此外，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中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歌径中的乐句（还）是记忆库，指引我们找到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道路。”

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又为何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世界的文化信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靠且节省力气的方法来广泛传播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将其代代相传、不断更新。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

6 万年前，一小队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颇具开创精神，在澳大利亚迅速繁衍生息，建立起欣欣向荣的部落，同时还学习如何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处，以便更好地生存。他们发展出烧荒农业，利用各类材料制造渔叉、猎矛等复杂的工具。旱季和雨季不断交替，各个部落为了获取水源和其他资源，迁徙十分频繁。而且每到一处，他们都详细绘制了当地的地图。故事帮助人们学习知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正如一位原住民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没有书本，我们的历史就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从祖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带我们参观这些圣地，教授我们历史，通过歌曲和舞蹈给我们展示朱库尔帕信仰，也就是梦幻时代信仰。我们用舞蹈演绎故事，这些故事也融入了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朱库尔帕信仰。”通过歌径，朱库尔帕信仰在澳大利亚世代相传，人类在这里繁荣兴旺。

从本质来说，讲故事更像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它需要人们思想相通，愿意搁置现实，探索虚拟时空。虽然歌径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它们将这些部落连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故事、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口述地图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们不仅对保持原住民身份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使原住民免于灭绝。

约 2 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冰盖绵延了 4 500 千米，海平面下降 20米。同时冰盖冻结了大量水分，导致全球各地雨水稀少。随着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以澳大利亚为例，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了 60%。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

某个种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群隔绝了上万年，并且分化成了人数稀少的孤立群体。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的死胡同，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在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都灭绝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原住民不得不更加依赖专门的知识寻找所需资源，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以便生存。2 万年前冰川时代的石臼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擅长加工处理恩加度。成年原住民臼齿化石上特殊的磨痕也表明，他们已经会加工纤维来制作渔网。这些步骤繁多、工序复杂的技艺必须要储存在集体记忆库中，代代相传。即便这些技艺不再有价值，比如当某个群体生活的地方不再有恩加度，它们仍然薪火相传。也许若干代之后，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新发现这些技艺，让它们得以存活下来。

我们“自私的基因”只懂得拷贝自身，而歌径则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在处境糟糕的冰川时期，歌径和其中描述的仪式帮助部落应对孤立无援的状态，而这种孤立也让歌径和那些仪式得以保存。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文化变革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因为歌径可以为所有人理解，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种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 17 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着约 100 万原住民，说着 300种语言。

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全世界，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带来

的诸多挑战，正是故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带领着我们共同面对

挑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故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讲述的内容从叙事者周围的环境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

过程中，故事给予全人类精神力量，让我们坦然面对自然和社会

环境的变革。家喻户晓的故事通常会浓缩成一句文化格言，比如，

用“狼来了”的故事提醒大家不要撒谎，用“三思而后行”规劝

他人谨言慎行。在过去，故事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有人指出荷

马创作的《奥德赛》用诗歌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便于记忆的地中海

地图。同时还有证据表明，大象也可以使用故事地图。与人类相

似，大象的大脑体积占身体体积的比例相当大。生物进化会青睐

那些记忆力更好、更善于沟通与合作的个体。象群中的母象就像

人类的祖母一样，即便在干旱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会记得那个能

拯救集体的遥远水源位于何处。

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的手段，因为它不仅帮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它就像精神世界的思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头脑中模拟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并将得出的结论储存在脑中，供日后参考。其实，我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前往两个不同水源地的路线，不需要真正走一遍，就能权衡出哪条路线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靠近巨石，危险”，我们或许记不真切，也很难因此幸存。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表弟曾坐在巨石旁，结果被睡在那儿的狮子咬掉了脸。”我们或许就会记得更加真切，从而保住性命。故事是文化的记忆库，因为故事提供了语境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分享和储存真实的信息。

研究表明，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 22 倍。这是因为，在讲述故事时，大脑的多个部分都会被激活。单纯地陈述事实只能激活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布罗卡氏区和威尔尼克区，即赋予单词意义的区域）。但如果通过讲故事传递同样的信息，大脑中同叙事有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假如一个故事中提到了跑或跳，大脑的运动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提到了某人的缎质上衣，大脑的感官部分就会被激活。叙事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故事讲述者可以将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听众，让他们感同身受。研究人员对讲故事的人和听众的脑部做过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二者的大脑会产生同步反应。神经学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听说神经耦合”。

换句话说，随着大脑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

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

同进化。人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故事看清世界和自己

的人生。许多人将人类的故事——这个不曾中断过的长篇故事—

—归功于神的旨意。

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复杂的预知系统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进化

过程中产生的一桩怪事。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处理包括眼睛、

耳朵、皮肤和内脏器官等身体其他部分的感官输入信息。大脑通

过这些信息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

界的了解。我们将其统称为意识。人体不断地感知信息，大脑也

不断地更新它的预知工具，并利用预知指导我们和周围环境的互

动，帮助我们趋利避害，繁衍生息。大脑的预知系统让我们意识

到质量重的物体会下落，阴影中的物体看起来颜色更深，液体不

需要咀嚼等。

大脑将接收到的碎片信息收集起来，选择合适的故事模式，构想合适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以碎片信息为主角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被吃了一半的牛，再听到一声狮吼，可以轻易联想到狮子袭击了牛。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会修筑围栏保护牛群，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牛的死亡原因不明，我们心中会有其他思量：可能是牛运气不好，可能是被村里老妇诅咒了，也可能是触怒了神灵。我们无法控制运气这种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下咒的老妇沉塘，或者向神灵献祭，平复他们的愤怒。做完这些之后，如果剩下的牛活了下来，那故事就可以改动了：牛能活下来是因为老妇不在了，是因为神灵对献祭的东西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时来运转。这样，我们就向人类文化知识库里成功添加了一些信仰，这些信仰虽然有用，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人类也会无中生有，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1944 年，在美国

进行的一项研究中，34 名大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动画。视频

里，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来回滚动，一个长方形则在一边保持

不动。当被问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34 名学生中有 33 名都将视

频中的图形拟人化，编了一个故事：圆形代表“焦虑和担忧”，

小三角形代表“无辜稚子”，大三角形则代表“（人）被愤怒和

挫折蒙蔽了双眼”。只有 1 名学生说，他看到的不过是屏幕上的

几何图形。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幻觉”。所以，只需对输入大脑的信息稍加调整，这种幻觉就会被改变。这种调整十分有效，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像上文“牛之死”的故事一样，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后者是因为大脑用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应它从身体获得的感官体验。如果医生给了身体疼痛的病人一片药片，并告诉他，这个药片可以缓解疼痛，那么药片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疼痛之所以得以缓解，可能是因为药片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被人体吸收，抑制了体内的组胺分泌，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希望药片可以起效，从而要求身体减少组胺分泌。我们给自己讲的“药和医生”的故事足以让药片产生生化反应，即使药片只是用糖做的安慰剂。

其实，即便病人知道药是安慰剂，“药”这个字代表的强大治愈作用足以让病人相信“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美好故事，促使大脑产生被治愈的感觉。如果想要病人得到治疗的感觉更加强烈，可以让开“药”的人穿上白大褂、在“药”的包装中塞入用药医嘱、包装外列出药品成分（有的“药”会列出空气的化学成分）或让病人通过相关仪式求药。有时，注射安慰剂比直接服用安慰药片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人们相信，生病时打针比吃药好得快。

安慰剂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药的故事深嵌在人们的文化“显影液”中。不过安慰剂发挥的作用因文化而异。相关实验数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在德国，安慰剂对溃疡的治疗效果比其邻国丹麦和荷兰高了一倍，而对降血压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受到信念的刺激，改变我们对炎症、压力等一系列致病因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的生辰年同最终导致死亡的特定身体器官相关。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比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患有该病的人提前四五年。这个发现令人震惊。随后，研究者又对比了同一年出生的部分美籍华裔人和美籍欧裔人的死亡率，结果证实了这个发现的真实性。部分美籍华人相信“生辰年和疾病”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现实——他们确实更容易死于相关疾病。这样一来，“生辰年和疾病”故事的可信度也随之提高。由此来看，长寿并不由基因决定，而是由相关文化故事的力量决定的。

故事能够说服大脑来治愈疾病。这种力量在其他方面也有体

现。历史上曾有多次报道，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会出现大规模流行

性昏厥和癔症，且无明显病因。其中一例于 2012 年发生在阿富

汗北部塔哈尔省省会塔卢坎市的比比哈耶尔高中。该校的女生和

老师随后住院接受治疗。最开始人们以为病因是塔利班的毒气袭

击，但是，上百人的血检和尿检结果都为正常。之后，世界卫生

组织将此次事件看作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约旦河西岸也

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最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指责，都认为

对方应对事件负责。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该事件也只是一次心

因性疾病。第三个例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当地的歇斯

底里感染（即流行性癔症）后来还引发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以

上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处于十分恐怖的氛围中。对于她们即将面临的危险，她们的大脑用最真实的身体反应给出了回应。60%的病人在准备接受化疗时，会产生预期中的恶心，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化疗会让人恶心”的思维定式。

这种现象叫作“反安慰剂效应”。它与安慰剂效应相反，会

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反安慰剂效应解释了诅咒和黑

魔法为什么能够起效。有些人甚至会因诅咒而亡。据文件记载，

大约 80 年前，在亚拉巴马州，一名男性因伏都教的诅咒而日渐

消瘦。将死之时，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德雷顿·多尔迪的医生。可

他认定自己行将就木，不管多尔迪医生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

法。最后，医生决定用另外一个故事破除伏都教的诅咒。多尔迪

医生给他服下了一种很有用的催吐剂，并在其呕吐时娴熟地从自

己的口袋中变出了一只活蜥蜴。多尔迪医生称伏都教的诅咒就是

这只寄宿在人体内的蜥蜴，并向病人保证，既然现在蜥蜴已经吐

出来了，那身体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结果，病人真的恢复正

常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对内心的感受产生生理反应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吃下了不干净的食物，呕吐和昏厥都是一种警告，让我们尽快逃走或采取相关措施。同样，如果处在安逸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里可以舒缓疼痛、减轻炎症。这点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父母的一个亲吻便可缓解他们摔破膝盖的疼痛。像这样将感官体验与现实（大脑相信的故事）结合起来，也是大脑影响现实体验的一种策略。

为了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人类进化出了故事，将其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我们做的梦是故事，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活动也是故事。我们用自己主演的故事理解世界。历史是我们的暖场表演，而广袤的宇宙是我们的舞台。很多人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我们的目标是“旅行的终点”。在人生旅行中，我们可能会“迷失”，也可能会“处于十字路口”。不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小就会讲故事，这是人类的共性。在学会说话之前，我们用表情和手势讲故事：当我蹒跚学步的孩子给我看一只蝴蝶、兴高采烈地拍着手时，我知道，她正在给我讲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将各种情绪带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这也是故事便于记忆的原因之一。

从几十万年前山洞和岩壁上赭色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在贫瘠荒凉的地球上，人类特意留下手印和其他涂鸦。除了表示划分领地的意思，这些涂鸦还在努力传达着别的东西。它们向我诉说着，人类不但要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如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言：“小说（故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是我对于小说（故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从非洲南部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赭色手印均有广泛分布。这是人类从历史早期甚至是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讲故事手法，从未中断过。2017 年，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杀害原住民男童罪犯的从轻判决，当地原住民在最高法院的玻璃门前印下了赭色的手印。鲜红的颜色表达着人们对正义的呼唤，也让人们回忆起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将其用作文化工具的时代。

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腹地，当地有一处名为萨尔瓦多卡斯蒂略的洞穴群。两条河流流经洞穴，河流之间坐落着三座山谷。这里是动物每年迁徙的必经之路，人类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许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尼安德特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洞穴中。后来，人类的祖先也住了进去。这里成了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的避难所。洞穴内部交错复杂，宛如迷宫。墙上到处都是非同一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由两个人种分别绘制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64,000 年前，但是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画，因为人们根本想不到洞穴深处的房间中还藏有这样的作品。当我参观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时，我让导游把洞穴内的照明灯关掉，因为我想欣赏它最初的壮丽。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恍惚了几秒。随后，在导游手电筒的幽幽光线中，我看见洞穴顶部出现了一头野兽的影子，形象立体，若隐若现。这影子说是野牛，但又像人，看着令人毛骨悚然。当手电筒的光照到洞穴内一根三米高的钟乳石柱时，天花板上半人半兽的影子突然变大，形状也更加扭曲，影子随着光移动，走过了整个天花板。一种混沌原始的感觉从我内心升起，这感觉中掺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这令人惊叹的画面便是史前的电影画面。

至少在 15,000 年前，一位聪明的“动画师”就用这种画面成功

地吸引了观众。他利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和石柱凸起，将光和

影灵活地应用在岩壁的图像上。“动画师”通过移动石灯，让图

像动了起来，赋予了它们生命。这样讲故事会将创作者的思维传

递给观众，进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讲故事为社会的凝聚提供了

史无前例的机会。大家都默许了在讲故事中可以撒谎：我们愿意

以观众的身份先进入连接现实和幻想的故事世界中，再向前走进

幻想世界中。

影院的多重感官体验增强了这种效果。一部分原因是影院的

画面比例，即现代电影中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大脑认知面孔和人体

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每秒 12 帧到 24 帧的画面让人目不暇

接，我们根本不能理性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我们不

确定自己是不是认识银幕上的人，所以通常会觉得电影中的人物

与自己关系密切。）清晰的野牛人兽画像遍布石壁和石柱，造型

各异，或许代表披着野牛皮的萨满巫师。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史前山洞影院的创造者十分清楚这些画面会带

来怎样的感受。那么在这个神秘的黑暗洞穴中，他们到底创造出

了什么样的世界？萨满教让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幻觉，能让人们为

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利用想象出的神灵和魔力解释生活中难以解释的神秘

现象。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线并不明确，甚

至也没有必要区分两个世界。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慰

藉。对于高度依赖社会的人类来说，神灵是我们面对险境时最后

的依赖。比如，地震之后，信教人数就会增多。再比如，向一位

普度众生的神灵祈祷可以减轻压力。祭祀这样的神灵也会让人安

心，还能得到社会支持，这样的心理暗示可以说服大脑缓解身体

的疼痛感。信教人士会更加平和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许是因为

各类宗教都有宿命论的影子，也有神灵负责事情的善后，这样就

能让人们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化

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

不过，那些依据故事产生的习俗虽然看起来不够合理，却可

以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些习俗实际上于人有益。以打猎为例，

世界各地的打猎都有仪式，包括模仿动物、只在规定区域打猎或

者沿着看来不大可能打到猎物的方向打猎。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

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理性打猎是指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

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应用到以后的打猎中。不过，研究人员在分

析打猎的成功案例时发现，同理性打猎相比，仪式导向的打猎是

一种更好的打猎策略。比如选择打猎地点时，理性打猎会回到以

前捕到猎物的地方。但问题是猎物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地方。仪

式导向的打猎则会随机挑选打猎区域，帮助猎人摆脱对某地的偏

爱，而这种偏爱正是人类认知的致命缺点。就拿黑猩猩来说，它们没有这种偏爱，因此它们在打猎地点的选择上就更加随意。

故事也为整个族群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所以难怪泛灵论早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得以广泛传播，或许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早期人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泛灵论下的多数宗教故事都将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犹太派基督教徒凌驾于自然的观点为个例）。西伯利亚雅库特的原住民会猎杀驯鹿，但是他们相信驯鹿的体内存在灵魂，驯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自愿成为人的食物，等待人们捕杀。每一次猎杀驯鹿都有相应的仪式，表示人类会顺从驯鹿灵魂的旨意，并感激它给人类部落带来了礼物。

人类的祖先在这些环境信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化都认为祖先的灵魂栖息在动物身上或以自然界的其他形式存在。已故之人通常会继续在群体中发挥作用，维系代与代之间以及跨生命形式的联系。与死亡相关的习俗是文化故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发现的诸多重要装饰品都用于装饰已故之人。只有文化不断传递下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即便个体去世，他们曾坚持的文化实践也必须有人继续坚持，文化才能进化。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群体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许这就是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的仪式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从纪念碑到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们现在仍用实物创造文化记忆，讲述逝者的故事。

编故事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誉。阿格塔人生活在菲律宾，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这个种群更看重讲故事的能力，看重程度是看重狩猎能力的两倍。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家里人丁最为兴旺。

故事将听众带入其中，让他们一起感受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

从而引发听众的共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火在人类的早期

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延长了一天的时间，让人们之间的

对话充满想象力。人类学家分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现代狩猎

采集者间的对话。他们发现猎人们白天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土

地权益等世俗问题；但到了晚上，人们在篝火旁对话，80%的内

容都是故事。我们将自己对世界的解读和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用

故事、绘画、歌曲和舞蹈传递给他人，这是人们思想间的对话。

大家共同进行的这种仪式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互信

和团结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足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到一起

吟唱的宗教赞美诗，这些一起唱歌跳舞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几分钟

的共同活动。这些活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让人们好

像成了一家人。实验证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个体之间的

合作会更好，会向社会捐助更多的款项，打造对人人有益的社会。

对大脑的预测系统来说，仅仅创作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的故事同群体的故事相一致。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群体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吸引外人加入群体。所以，尽管讲故事并没有给一个群体带来食物和其他有形资源，但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它在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传授文化知识。人类学家发现，在阿格塔人中，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阿格塔人流传的故事里，80%的内容都同合作、性别平等、平均主义、惩恶扬善等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文化行为有关。如果一个群体有关合作的故事较少（相对应地，有关自然的故事可能较多），那这个群体的合作能力就会较差。

因为故事，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社会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

利用故事，我们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人的信息和整个世界的信息，

并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共情、如何规矩行事。通过故事，我

们可以探索世界，了解他人的想法。这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

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有勇气挑战这些信仰和看法。尽管

人类讲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听到故事时，大脑会产生相似

的反应，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更能换位思考。心理学家

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发现，当把同一个故事用英语、波斯语和汉语

讲给人们听时，一旦听众明白了故事的深刻内涵，他们的脑部会

产生相同的脑部活动激活模式。另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增

强人们的同理心，即便大家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

读者越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理心就越强。

在某项研究中，如果研究人员“不小心”弄掉了笔，那些曾“高度沉浸于小说”中的人比其他人捡起笔的概率高了一倍。另一个研究则得出结论，文学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读者感受小说人物主观体验所需的心理过程”。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感

受到不同的情感。这是人们在合作型社会中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

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故事具

有集体性的特征，即分散在一个个小故事里的信息合在一起，才

能完整地表达出集体故事里的信息。因此，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

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

赋予弱势群体力量。兰代是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由两行诗行

构成。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

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比如，

“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她们总是夸赞自己的兄弟/当兄弟们坐在

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或者“用你的炸弹背心拥

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

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

的确，书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

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至今日还在被人引用；托斯卡纳诗

人但丁创作《神曲》（原名《喜剧》）时，选择用意大利语而非当

时主流的拉丁语，这推动了意大利语成为民族统一语言；亚历山

大大帝将荷马的《伊利亚特》看作自己征战的蓝图，据传大帝睡觉时也要枕着这本书。

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感。它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到底是谁，以及如何看待邻邦。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民族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人类想要将世界改变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并想让后人从中受益，童话故事便由此而诞生。文学人类学家发现，包括《美女与野兽》在内的部分欧洲童话故事，其创作时间可追溯到 6,000 年前的古印欧人时期。追溯这些故事的创作时期，可以揭示远古人类数量扩张和位置分布的特点，展现数千年来故事传播带来的非凡力量，比如“人不可貌相”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仍在读希腊奴隶约 2,500 年前创作的《伊索寓言》。

千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会根据听众和时代的不同更新故事的角色和细节。1872 年，当乔治·史密斯破译了古巴比伦石板上复杂的楔形文字后，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篇史诗已有 4,000 年的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其所谓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世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乌特纳比西丁带上自己的妻儿、村子里的工匠、动物幼崽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事实上，当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板还没有被人挖掘

出来时，一位名叫安库的埃及抄写员就指出，现在大家说的东西

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如果我可以说出

没有人说过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说的不是祖先们说过的陈词滥调

就好了！”不过，故事的基本情节或许不多，但在情节有限的情

况下，我们仍然编织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需要创作新

故事，只需根据听众和时代的变化改编原来的故事就能得到新故

事。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

我们创作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着时代的文化背景，为我们了解文化变迁打开了窗口。最初，许多宗教故事与宣扬美好品德、规范行为无关。在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宗教中，神灵拥有凌驾于我们的权力，过着电视剧般精彩的生活。我们通过仪式和献祭安抚他们，有时会因此得到神助。羞愧也是推动我们献祭的重要因素。在《伊利亚特》中，宙斯不在乎公平正义。当时的古希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国家。父亲在世时，即便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仍无法保有自身权利。

到了《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大约 50 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人人自危。战争和经济危机频发，阶级对立情况严重。宗族制度式微，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形成了挑战。希腊人似乎将自己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影射到了宇宙中。《奥德赛》中，宙斯的形象更具有审判性，他抱怨人类“用自己的恶行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宙斯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丧失了人这一属性，人们对古希腊众

神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恐惧。在《伊利亚特》中并没有“敬畏神

明”的说法，但是到了《奥德赛》中，敬畏神明是一种值得称颂

的重要品德。人们之所以改变了对待神灵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空气。可能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害怕空气污染（其实是瘴

气），结果导致净化仪式盛行。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人们只

是象征性地进行净化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就能呼吸新鲜空气

了。在后来的《奥德赛》中，魔鬼成为散播瘴气的罪魁祸首。俄

狄浦斯染上了瘴气，开始四处流浪。一开始，人们觉得瘴气事不

关己，任由它像细菌一样随机感染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就行。但

如果不净化空气，人们就要世世代代都经历感染瘴气的痛苦。被

感染的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难当，而这种情绪要到瘴气被彻底清

除时才能释怀。从这里开始，瘴气成了罪恶的象征。罪是一种意

念上的疾病，大家都害怕陷入其中。于是，净化仪式多了荡涤思

想的环节，形式变得更加复杂。

故事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认知手段，因为通过故事，人类创造了诸如“罪恶”这样的观念，后来还让人类集体信服。这样的方法不断塑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引起对死刑或堕胎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影响人类的繁衍，决定人类的生存。由此，人类在文化上的发明推动着生物进化，比如它可以规定我们与谁共享基因是罪恶的。

所以，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

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地传递下

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储存非故事型的资料也变得越

来越重要，比如，谁欠了谁什么东西。从印加人的结绳记事到刮

花的贝壳、刻痕的黏土，再到石板，非故事型资料通过这种物理

可视的途径储存起来。上万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信息棒”

在广袤的大地上传递信息，内容涵盖邀请、贸易谈判和请求。这

些约 33 厘米的木棍上刻有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同

时也可作为穿越其他地区时的通行证。

约 5,000 年前，人类发明出了一种出色、灵活的信息储存工具——文字。这是迄今为止，管理、储存和忠实传送大量信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累积性文化进化的关键。

但是，学会读写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要从孩子抓起。所以，只有能从中受益的社会才会接受读写。对于那些人数少、分布广、语言多样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进化压力不足以让他们学会书写。土地、麦子、山羊和孩子的数量象征着“财产”，而财产的概念要在人类定居某地后才能发展起来。对很多农耕社会来说，作物的种类也是文化进化的关键。国家更容易对有固定收获季节的谷物征税，比如小麦和稻谷。收税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书写成为有利生存或生存必需的技能。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口有读写能力，而且一般是担任政府官员或宗教领袖的男性。

使用和发展文字的社会通常是定居的部落（社会）。整个部落可以生产足量粮食来养活大量人口。在部落内部，大家开展贸易，还能控制诸多宗族，保证稳定，而避免打仗。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种植了小麦，粮食充足下，世界上第一批人口密集的城邦出现。从宗族部落到匿名个体组成的大城邦，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影响深远。文字在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一旦税收或贸易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城市港口的货物进出情况，统治者的财富及他们多变的法则，胜利的战役等世俗之事被人们永久记录在石板上，“历史”就开始了。从早期苏美尔人的文字记录到如今的脸谱网账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记录生活的心情。信息储存和传递方式的进化让社会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社会变成文化知识的集中网络。

文字可以传递更加复杂的数据（比如表示 4 头牛时，用符号表达取代图片表达），还可以实时传播真实的演讲内容。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文字分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套统一可见的符号代表语音，无数社会都已完成了这意义非凡的一步。大家还会相互借鉴彼此的符号，并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文字系统，比如古代汉字和精简版的字母表。书写系统中一个符号基本代表一个音。字母表只发明过一次，而且根据古希腊人的说法，它是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火的地位。字母表一词的英文是 alphabet，其词源是早期的闪米特语（即腓尼基语）。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的字母。在希腊语字母表中，“Aα”（读作 alpha）、“Bβ”（读作 beta）和其后的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字母。但在腓尼基语中，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希腊语中的 A 转置到一边，该字母名为 aleph，在腓尼基语中是“公牛”的意思，该词从迦南语的“alp”演变而来。腓尼基语第二个字母的写法同希腊语中的 B 类似，象征着尖顶屋。该字母读作 beth，在腓尼基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如今，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看见这种尖顶屋子），该词则可能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屋子”的图像。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腓尼基字母系统是今天使用的多种字母系统的起源。

字母系统还在不断地进化中。英语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丢失了 6 个字母，包括 ð（“eth”，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e 中的发音）、þ（“thorn”，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ing 中的发音）和 ȝ（“yogh”，发音类似 ch 在单词 loch 中的发音）。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文字密不可分，我们很难想象城镇化的大型社会没有文字会是怎样的情形。对代代生活在黑暗中的盲穴鱼来说，它们的视力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最后会逐渐丧失。同理，有些文化也会失去它们的技术和实践，而且缺失的时间会持续上百年。这再次提醒我们，文化的进化没有方向，我们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伴随着一系列毁灭性的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古希腊进入了文化失明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 1200 年，古希腊人生活在他们以前文明的虚墟中，不再具备读写能力。

但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在全民多为文盲的黑暗时代，荷马或许是在仍然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创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这一点非同凡响。如同音乐，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表演。当人们表演诗歌时，诗歌中的文字、比喻、节奏和音乐性都变得生动起来。传奇的盲人诗人荷马凭记忆表演他的诗歌，听众会自行记下诗歌，然后再背给他人听。即便荷马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字。他们周围的寺庙和纪念碑废墟上刻满了文字，他们与腓尼基人等受过教育的群体通商往来。荷马本人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文字这门艺术。诗中，一名信使带着一块折叠的青铜板，上边写着：“杀了送信人。”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书写文字的能力在你生活的地方已经丢失，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此时，就是最合适盲人作家的时代。荷马和他同时代的人依赖另一种认知技巧——记忆力，因为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记忆力更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如今人类记忆能力下降的诧异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时代书写能力丢失的诧异。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遵循严格的格律，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背诵和即兴发挥；同时诗篇中还包含大量重复的内容，所以常见的短语能以合唱的形式穿插在史诗作品中。然而，当时的人们如果要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熟记上千诗行，需要一定的记忆技巧，就像现在伦敦出租车司机熟记各条街道名称和各种路线一样。记忆大量诗行对当时人们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他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比如海马体变大。

希腊人发明了一套关于记忆的复杂艺术，名为“助记符号”。

这是一种文化的习得技巧，其原理就如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径

一样，将一个个故事用风景和星座的形式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

传说，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受邀在一场宴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他表演完之后便离开了会场，可他刚一离开，会场屋顶就塌了，

里边的人无一幸存，他们的尸体也面目全非，无法识别。但是西

摩尼得斯凭借记忆，回忆了会场大厅的情况，记起了每一位宾客

的席位，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以便安葬。据传，西摩尼得斯利

用自己琢磨出的记忆技巧将记忆植入虚拟的“思维宫殿”。也就

是说，记忆技巧利用我们在文化和生物层面共同进化出来的用故

事记忆事物的能力，魔术般地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将需要记忆的

内容都放了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思维宫殿里四处走动，再现某个故事。对背诵一篇公共演讲稿或一篇史诗等需要记忆大量信息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十分适用。

当然，这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读写能力可以减少我们在脑力记忆上的能量消耗，转而依赖人脑外部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储存在图书馆中，最新的方式是储存在互联网上。

同其他的文化习得技能一样，学习读写尽管没有改变我们的遗传规律，但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8 岁左右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发育上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已为阅读“量身打造”了视觉处理系统。这些发生在大脑上的变化逐渐连通了大脑的不同区域，提升了人在物体识别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但是降低了在其他领域的认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精准识别字词，就像狩猎采集者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猎物的踪迹一样。阅读母语文字时，人类会一下子识别出文字组合，无意中就解读了文章的意思。

即便文字或者字母的顺序不对，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脑大可自以动调顺整序。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利用上下文语境重构写作（和演讲）文本。部分原因是熟练的成年读者不会显性阅读，即不会（像孩子们一样）读出声，他们通常高效迅速地直接从文字获取内容。就英语母语人士而言，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230 个单词，到 20 岁时，词汇量约为 42,000 个。20 岁后，一般每天学习一两个新单词。所以退休人士的词汇量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得多。这样一来，依靠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老年人可以丰富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库，使其内容多样化。

书写这个动作本身也会调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广泛的认知效果。把东西写下来不仅是将信息记了纸上，还将其存在了书写者的记忆中，因为这种行为会刺激大脑底部一组负责过滤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细胞。书写可以整理我们脑中的思绪，让朦朦胧胧的感情跃然纸上，使其可以为人理解，与人分享，让深不可测的事物也可为人所见。文本的英文“text”的词源是拉丁语的“texere”（编织），因为组织语言就像编织纺织品一样。

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和商人阶级将各类信息大众化，再加上印刷机的发明和廉价纸张的供应，推动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作家和读者的产生。现在，从 11 岁的儿童开始，阅读已经是人类在读写社会中学习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由于文字可以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我无须和我知道的作家一一见面，但他们的文字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好像他们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一样。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再记那些可以快速搜索到的信息。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在哪里可以获得信息，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就好像我们需要明白谁才是值得模仿的人一样。

比起口头故事，书籍在保存文化信息上更加可靠，储存时间也更长，同时给累积性文化进化提供了新的机制。一方面，书籍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本人的学识之上，另一方面，作者也会参考其他作家的著作。《死海古卷》中的故事可追溯到公元前 250 年，其内容同所谓的《列宁格勒抄本》中的故事基本相同。后者写于前者成书后的 1,000 年左右，由抄写员忠实地抄写前者而成。书中的故事是根据人们口头传唱了 1,000 多年的故事编写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卫王时期，当时希伯来语还没有形成文字。

书写不仅改善了我们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们因文化形成的集体思维模式，提升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

力，减少了人类自身的能量消耗。这个大进步将人类社会和技术

带向了更复杂的阶段。哲学观点、逻辑推理、抽象概念、高等数

学的发展都得益于诸多思想家的努力。不过，思想家们需要将他

们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最后得出相应的观点。这样，每一个观点

都有据可循，还为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同时，与言辞争论相比，

人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理解、分析纸质记录的观点。因

此，社会上的独立实体，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和以货币为基础的

经济体，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书写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组织

体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预期纸张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来看，纸张的使用依然很广泛。现在，数字化的信息储存模式不再根据数字化的音素或字词发音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用于我们书写的、数字化的字母表进行分类，而是根据二进制下 1 和 0 的排列组合，将信息储存在硅基芯片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本身就像能量和物质一样有物理特性；操作、储存、传播信息需要消耗能量，而“忘记”信息——比如清空磁盘——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会利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终极信息储存系统来储存信息，那就是 DNA。现在，人们已经利用 DNA 的结构，解码了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遗传信息。正是这种生物系统创造出了有视觉、创造力和技术文化的人类，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储存自己的思想。

我们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地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会塑造人类的思想、社会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模式。语言宛如货币，是使用语言的人交换故事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语言。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位于副热带地区的火山岛戈梅拉岛属于非洲的加那利群岛。这里山石耸立，怪石嶙峋，崎岖陡峭的悬崖间，是一条条深邃的山谷。岛屿上空，一首由口哨组成的优美二重唱穿云而来，方圆百里都清晰可闻。我安静地等待着。山谷中有动听的鸟鸣，还有羊群在山间行走时偶尔发出的咩咩叫声和用鼻子喷气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头顶的某处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回复刚才的口哨声。

以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就用一种古老的

口哨语言——希尔博语交流。口哨语言帮助这里的人们克服地理

障碍，将话语传过一座座山，传到遥远的田间地头，最远能传到

8 千米以外的地方。就像一位老牧羊人所说，和打电话相比，使

用希尔博语更便宜快捷，而且也不怕没有信号。现在，虽然很多

孩子都把西班牙语作为母语，但是他们仍在戈梅拉岛上的学校学

习希尔博语。这种语言需要含着指关节发声，或学习具体的卷舌

技巧。它听起来很像鸟叫，所以模仿能力很强的乌鸫鸟已经能模

仿希尔博语的对话了。

交流是生物活着的基本特征之一。每一种生命都会通过某种

形式的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植物通过土壤中的真菌网络交流，

头足类动物则依靠改变肤色交流。海豚、猿类和犬类等哺乳类动

物能够非常熟练地和人类进行交流，以至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拥有

某种原始语言。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无

论以哪种形式呈现，要想理解人类语言都需要一定水平的理解能

力，而这正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黑猩猩可以学会吹口哨，但它

们没有乐感，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的交流能力和人类有着

巨大差距。举例来说，黑猩猩只能发出 5 种基本的声音。而且和

人类不一样的是，它们所有的叫声都依赖于语境。如果捕食者不

出现，黑猩猩永远都不会发出“有捕食者”的警告叫声。而人类

所发明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交流工具，规则众多又不失灵活。

语言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系统，更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

的根本。语言即思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内心的独白，想

法也会杂乱无章。我们能体会到的感觉都是我们能用语言描述出

的感觉。患有失语症（指失去语言能力，通常是中风或脑损伤的

后遗症）的人无法跨越时间的桥梁，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预测

未来。他们不能辨别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

他们只能处理眼前的文字，同时还要费力应对人类最基础的思维

过程。所以说，我言故我在。

正如地球上的不同环境推动了基因进化一样，环境压力也引导着语言文化的进化。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受当地地理环境和声学的影响。

在地势陡峭的地区，或在森林、海洋等环境中，远距离交流

比较困难，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口哨语言。与正常语言相比，口哨

传得更远，而且也不容易吓到猎物。大约 7,000 年前，第一批从

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到达戈梅拉岛的人类将口哨语言也带

到了这里。阿特拉斯山脉地区的柏柏尔人现在仍在使用一种名为

塔马塞特语的口哨语言。历史上，在抵抗法国侵略时期，柏柏尔

人利用这种语言传递秘密情报，成效显著。同样，在二战期间，

澳大利亚军队雇用巴布亚新几内亚说沃姆语的原住民，在无线电

中利用口哨传递消息，挫败了日军的窃听。目前，已知仍在使用

口哨语言的族群有 70 个左右。其中包括亚马孙雨林中的狩猎采

集族群、北极地区拥有捕鲸传统的因纽特人和希腊岛民。喜马拉

雅山脉地区的苗族人会用口哨语在森林和耕地间交流。身处不同

房间的苗族情侣悄悄说情话时，也会使用口哨语（因为口哨比其

他语言更难辨别说话者的身份）。

动物世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因为树木会使声音变低或失真，所以与生活在开阔地区的鸟类相比，生活在森林里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变化更少。生物学家最近发现，为了应对城市嘈杂的环境，城市中的一些鸟类会改变它们的叫声。和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类相比，城市中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生理构造也更简单。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语言中也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一种语言中辅音的数量和辅音群在音节中的组合方法，似乎和这种语言发源地的年平均温度、降水量、植被面积、海拔高度和地表的崎岖程度等因素有关。

东南亚等温暖湿润且植物茂密的地区的语言元音多，辅音少，

词汇也大多由简单的音节构成。相比之下，像英语和格鲁吉亚语

这些发源地不是雨林的语言，就会大量使用辅音。高海拔地区的

语言中有更多词汇含有强爆破辅音。干旱的荒漠地区不容易产生

类似汉语（普通话）和越南语这样的声调语言，其中的部分原因

是干燥的环境会对声带运动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一种人体—环境

—文化三位一体的适应。

口头语言本质上是高频辅音（如 f、p 或 t）和低频元音（如

e、o 和 u）等一系列声音的组合。密集的植物或空气中的热浪等

环境障碍会使高频声音失真或消失，从而对语言形成选择压力。

所以，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适应不同环境的表现。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受到影响，因为这些声学上的变化也会

导致人类基因的进化。有证据表明，非声调语言，比如欧洲的一

些语言，在过去的 5 万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两种新型基因变异的

传播，这两种变异与大脑的生长和发育相关。声调是指语言通过

音高、音长和音强来传达语义。在英语这类非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的音值，能帮助听众将长句子断成几部分，便于理解。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汇或短语的真实意思。比如说，汉语（普通话）中的“/ma/”这个音，就可以指“妈”、“麻”、“马”或“骂”，具体含义根据声调而定。苗语有多达 8 个声调，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今，一些声调语言已经演变成了非声调语言。比如，荷马那个时代的希腊语是声调语言，然而现代希腊语却是非声调语言。

对于声调语言来说，音素间（辅音和元音）的细微差别并不

是很重要。所以用音乐（比如口哨）或鼓点传递信息会更加简单。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经聚集着众多用鼓点交流的村落，村落中的每

名村民都懂一维的鼓点语言。利用鼓点语言，一条路上沿线的村

庄可以接替传递消息、诗歌、通知、警告、笑话和祷告，而且传

递范围很广。一个小时内，就可传递到 100 多千米以外，甚至更

远的地方。在电报出现之前，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如此高效地传

递消息。

口哨和鼓点语言迫使说话者在大脑里把语言和旋律结合起

来，这能帮助我们追寻语言起源的线索。大脑中处理音乐和语言

的是同一块区域。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

研究发现，学习音乐能够提高读写能力。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

类的语言起源于一种音乐性的原始语言，比如口哨声，猿类也具

备这种语言能力。苗族人经常用口琴复制口哨语言中的音调，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语言。

文化进步会影响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又和人类的生理结构

息息相关，因此，文化的进步可以引导人类生理结构的变化，反

之亦然。几千年前，在人类开始发展农业之后（变软的食物使人

类可以有较小的下颌和全新的牙齿咬合），人类的下颌发生了变

化。语言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发出“f”和“v”的音，同

时，还推动了新语言中爆破音的出现。然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从来都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文化进化促进语言产

生的过程和它促进烹饪产生的过程如出一辙。就像每天都要做饭

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语言。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复杂

的语言。使用语言是一种进化出的生物本能，虽然我们并不是天

生就会使用语言，而是必须跟他人学习，但是说话的能力是与生

俱来的。按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语言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谜语——

“一半是艺术，一半是本能”。

语言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因为人类大脑中没有“语言”中枢，不仅如此，这种能力也似乎非常模糊。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遍布在我们大脑中，就像它遍布在文化中一样。人类出生几个月后就可以说话了。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语言学习，只是听别人的对话而已。这种非凡的能力几乎每个人都具备，即便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孩子。随着婴儿的成长，这种基因上的天赋也逐渐显现。出生之后，新生儿的身体又小又脆弱，尚未发育完全，需要他人长时间的细心照顾，他们体内的语言基因也需要精心地培养和开发。

那么，人类的近亲猿类是如何开始说话的呢？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口语是从灵长类的叫声进化而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口语是从猿类的手势发展而来的。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口语是这两者的结合体。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些狩猎采集部落还在广泛使用复杂多样的符号语言。举个例子，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洲前，北美洲原住民使用平原手势符号在广袤的北美大陆上交流、讲故事、进行贸易往来。时至今日，全球的听力障碍人群依旧在使用手语。

即使是人类发出的最无意义的声音也是口腔器官高度复杂

的协作的结果，所以在说话之前，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思考想说的

话是否有必要，然后就会变得字字千金，睿智达意。为了发出更

多的声音，我们的祖先在身体构造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

是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后，肋骨和横膈膜（之前用来支撑前肢）得

到了解放，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控制呼吸，同时也打开了声道。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喉咙（喉头）降到了舌头后面。它降到舌头

后面延伸出去的部分，舌头从蹄铁型的舌骨上垂下来。舌骨虽小，

但很重要。这个变化意义非凡，让我们的声道能更好地发声，同

时也在发声时给予舌头更多空间，舌头可以放在更多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能发出元音和辅音。但这种进化风险也很大，喉咙位置降低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同时吞咽和呼吸，而且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容易窒息，因为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喉咙位于鼻腔上方。人类新生儿出生时喉咙的位置比较高，就像潜水时的通气管，所以他们能一边吃奶，一边呼吸。但 3 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咙位置就开始下移。喉咙的下移很有意义，猿类的高喉咙使它们无法像我们一样说话，哪怕经过训练也无法做到。

每个声音都是气流在喉咙中成千上万次微小碰撞的结果。每

次发声都依靠喉咙中一对薄薄的、芦苇状的肌肉——声带。在我

们不说话时，声带会打开，辅助我们呼吸。当我们唱歌或是说话

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向声带，声带的边缘快速合拢，受气流

冲击产生振动，从而发出声音。振动越剧烈，音高就越高。当女

高音发出华丽的高音时，她的声带正以每秒 1,000 次的频率振动，

将她肺部爆发出的一股气流转化为足以震碎玻璃的音乐。

目前尚不清楚人类语言是何时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交流过。尼安德特人的喉头也为了说话而发生过适应性变化，他们也有所谓的语言基因，对应我们人类的 FOXP2 基因（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如果这一基因发生突变，那么人可能会在学习说话、发音、理解句子和造句方面存在障碍。

FOXP2 基因由 740 个碱基组成，存在于许多动物体内。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基因的人类版本和黑猩猩版本出现了两个差异碱基，这个微小的改变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到，和黑猩猩的基因相比，人类基因中的这个微小变化改变了其他 100 多个基因的表达。而这些被影响的基因主要与大脑的发育与机能以及软组织的形成与发育有关，因此，FOXP2 基因和人类的语言认知以及发音能力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把人类的 FOXP2 基因植入老鼠体内，试验结果显示，植入这种基因的老鼠叫得比以前更频繁，叫声也更复杂，而且它们学习解谜的能力也更强。更好的交流和学习能力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存优势，所以有微小变异的 FOXP2基因很快就在整个人类种族中传播开来，人类发明的语言也随之进化。

加拿大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出了“语言本能”

这一概念。具体是说，人类天生就拥有学习语法规则和上千词汇

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交流欲望。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

手，让我们用其他动物不能做的手势进行交流，其中之一就是指

向。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才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到了 12 个月

大的时候，他们就能自己做这个动作了，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

第一次“对话”。指向是非常复杂、独特的人类行为，要求我们

首先要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其次要对别人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

情有非常细致的理解。通过指东西，一个孩子可以就一些具体的

事情进行交流。比如，想要某个东西——给我一个香蕉（命令指

向），解释某件事或分享信息——你可以用这把椅子，又或是要

分享某个经验——看那个气球（陈述指向）。最后一项是在思想碰撞中与他人分享观点。这起源于我们对于合作与生俱来的渴望，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行合作的根本方法。

交流从眼睛开始。哪怕是对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只要母亲

移动眼睛就能影响他注视的方向。相比之下，猿类母亲必须要转

动新生儿的头，才能让它们知道有要看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看

到世界，人类进化出了面积很大的巩膜。我们可以在几米之外察

觉到别人眼球哪怕 1 度的微小移动（相当于注意点周围 5 厘米范

围内的移动，大概是从左眼到右眼的距离）。事实上，眼神交流

是社交认知以及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小孩子

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看不见某人，不代表对方不在场。

你或许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龄前儿童玩捉迷藏的时

候只蒙上眼睛？答案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

不到自己。他们还认为自己听不见耳朵被遮住的人说的话，也没

办法和嘴被捂住的人说话。

小孩子能敏锐地察觉到人类交流的本质，同时，他们也天生就拥有通过联合注意力来学习知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经历一个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相信自我必须通过经历才能被感知到。2003 年美国有一项研究，将幼儿分成 3 组，以视频学习、音频学习和真人教学的方法分别教授普通话。结果显示只有那些真人教授的幼儿才真正学有所成。联合注意力是人类有意识学习的开始。所以幼儿无法通过视频、音频或偶尔听父母对话来学习语言，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像有声机器人或闹钟一样简单地发布消息，我们更期望和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并期望得到回应，哪怕别人只是简单示意他们听到了我们说的话。人类其他情绪性的表达，比如笑和哭，也有非常强烈的交流目的。事实上，笑声极具传染性，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的人笑的时候。

语言作为人类进化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生存技能，也依赖他人

进行学习。在我们童年时期，有一小段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期，如

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处在某种语言环境中，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像

真正的母语者一样使用这门语言。语言学习的过程早在孩子出生

之前就开始了：胎儿能够分辨母亲说话的声音和韵律，而且更喜

欢母亲的声音。儿童要花费几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法和词

汇，还有复杂的肌肉控制和说话所需的运动。就像在文化学习的

其他方面一样，文化环境在语言学习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孩子 3 岁时听到的词汇量就可以预测出他 9 岁时的学业

成就。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一项

研究显示，3 岁儿童听过的词汇量的差异最多可达 3,000 万个。

然而，语言技能的差异并不仅仅由听过单词的多少决定。最近一项针对 4—6 岁儿童的研究显示，无论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儿童听到的话轮数量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语言能力的发展。成年人主要通过模仿和重复婴儿的动作和咿咿呀呀的语言与婴儿交流，这就是幼儿父母普遍使用的妈妈语。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口语训练阶段却可能是人类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妈妈语中，有一种类似话轮的对话韵律：母亲以相同的

顺序，用同样的音调和音高重复婴儿的话。婴儿 3 个月的时候，

就可以和父母一来一往地交流了，而且只需 600 毫秒的反应时间。

话轮比正式的语言出现得早，一些灵长类动物和鸟类也会用

话轮交流。长臂猿就是轮流发出叫声，而类人猿只有动作上的

“话轮”，没有语言上的话轮。存在话轮行为的物种通常都有极

高的社会性，而且大多数都有固定配偶，它们彼此投入，去了解

自己的配偶，了解它们的生存方式和喜好。从交配到合作，话轮

行为在各种事情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人类而言，话轮还增强

了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协作本能。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大

多数人都会遵循话轮行为的潜在规则。除非是和孩子说话，否则

我们很少会明确地指出某个人说得太多，占用了别人说话的时间。

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来让失衡的对话回归正轨，比如打断对话，或

是让别人笑从而停下对话。

如果从话轮在普通对话中的发生速度来看，嘴巴要比大脑反应快。说话者在对话时的平均反应速度为 200 毫秒，这可能是人类最快的回应速度，和眨一次眼睛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声音从耳朵传到大脑，明白其中含义，考虑好如何回应，最后说出来，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600 毫秒。实时对话的进行依赖于人类大脑精密的预测系统。通过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并同时准备好回应，人类最快反应速度能达到 200 毫秒。每一次话轮基本只会持续2—3 秒，所以，当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就必须判断出他将要说什么，以便及时做出回应。神经科学家仍然在研究人类是如何同时做到预测对方要说的话并考虑回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的一大块区域同时参与了说话和倾听。据统计，我们每天要进行大约1,500 轮对话。

在社交世界中遨游，意味着我们要磨炼自己的预测系统，不

仅要探索物理世界，还要探索他人神秘莫测的思维世界。语言可

能已经经历了很好的进化，因为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机制，让我

们能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虽然语

言不会取代其他感官输入，比如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暗示会推翻我

们对别人话语的理解，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能增进互信，建立

联盟，传播美誉，还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好感。话轮在这其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

在对话过程中，我们的预测系统通过一系列元素来判断加入

对话的时机。这其中包括语法线索（比如，“如果”后面经常接

“就”）、面部表情、音高、音调、音量、手势（把手放回膝盖）。

把句子的重要部分放在对话的开头部分会让加入对话的时机提

前，因为这样听者对于对话走向和内容的判断会更加自信。这就

像接力棒的传递过程，其中会有一个临界点（持棒者抬起胳膊的时刻）。此时，听者就开始思考回应的话，等待插入对话的时机。在对话结束之后，说话者会有一个大约 500 毫秒的停顿。如果听者没有在停顿之后做出回应，那说话者就会意识到对话存在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说话者说：“你想去喝杯咖啡吗？”但在之后的

500 毫秒内没有得到回应（北欧人的反应速度会稍慢一些），那么

说话者就会对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推进对话：“或者我们

可以这周晚些时候去？”如果是否定回答，那么之前的停顿时间

更长。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合作，我们更倾向于给出

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很难拒绝别人。影像学研究显示，我们的

大脑会对“不”这个词产生抵触情绪。

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婴儿很擅长。大部分儿

童到 5 岁的时候，都可以流利地说话，掌握上万的词汇，并且能

够非常自然地遵循母语的规则。我们说母语非常流利，不需要学

习语法，不需要了解词源，更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如何说话。这是

一个普遍现象，以天生失聪的儿童为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出一套手语，而且也有复杂的语法规则，和口语一样丰富多样，

也和口语使用相同的神经通路。就像眼球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

进化的结果一样，语言也是文化进化无目的、无意识应对选择压

力的结果，因此人类语言具有诸如发音简单、易学以及随环境变

化等特点。

语言这一极其灵活的交流系统源自事物间复杂的关系。其中

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如果 A=B，且 A=C，那么 B=C。这看似很简

单，但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并非天生就能理解这些关系，必须经

过学习。事物之间有 9 种关系，包括相对关系（上对下）、对等

关系（一幅马的图片和一匹马对应），还有比较关系（大象比老

鼠大）。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以套用这些关系。比如，我们学会

了如何使用比较关系，那么在比较两个物体的大小时，就可以轻

易判断出哪一个更大。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将“比较”的方法

应用于其他新的环境中。儿童 16 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轻松掌握这

项技能，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它是语言认知的核心内容。因为

这些抽象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应用于其他事物上。所以，

“球”这个字指球这个物体，虽然它的读音听上去一点也不

“球”，而且现场也没有实物。最终，我们能够讨论抽象的概念，

比如，踢足球和看别人踢足球哪个更好？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技

能。许多其他物种只能理解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但不能普遍应

用这些规则，即使是受过大量语言训练的黑猩猩也做不到这一点。

人类一旦学会了词语组合和关系的规则，就能用全新的方法

组合这些文字符号，由此语言就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发展，最终

变得多样且复杂，而字词则是语言的基因。

我来讲个故事：
女孩水果摘 转身 猛犸象看见女孩跑 树到达 爬 猛犸象树摇晃 女孩喊叫喊叫 爸爸跑 长矛投掷 猛犸象吼叫 倒下 爸爸石头拿起 肉切 女孩给女孩吃 吃饱 睡觉

这是以色列历史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创作的故事，原文没

有英语语法（事实上是违反了英语语法规则），也没有涉及其他

语言的语法，但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个故事。事实上，

无论用哪一种语言讲这个故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多伊彻用了几

个自然原则创作这个故事，这些原则深植于我们的认知当中。第

一，如果某些东西出现在一起，那么就将表示这些东西的词语组

合在一起（“女孩”和“水果”）；第二，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

对词语进行排序；第三，使用最普通的“主宾谓”语序（研究发

现，人类会按照主语、宾语和动作的顺序思考。只有 10%左右的

语言会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所以“女孩水果摘”要比“水果

女孩摘”或“摘水果女孩”更好理解，尽管它们都没有遵循主谓

宾的语法规则。

不难想象，在语言出现前，人类就已经使用这些简单的组织规则，用手势来讲故事。抽象关系的应用，让我们不再需要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讲故事，我们可以用语言再现所有的故事元素。我们不需要正式的语法组织语言，只需共同掌握部分词汇（上面的故事里有 24 个英文单词），就可以讲故事，而且别人也能听懂。话说回来，现在我们说话时，25 个单词就支撑起了人类 25%的话语表达。世界上超过 2/3 的语言，常用词汇的发音都相似。

自此，文化进化稳步提升着人类原语言的复杂性，词汇体系

和语法规则都在不断完善，语言更清晰易懂。最近有一项研究，

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像人类一样，互相说话，内容不限。结

果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收集所有的语法结构，进行概括总结，

并在之后的对话中加以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输出的句子结构往

往比输入的多。最终，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语言中出现了人类语言

的结构，而这仅仅是通过反复的学习和信息传输实现的。

文字的出现带动了语法上的创新。对英语来说，在过去的5000 年间，类似“之前”（before）、“之后”（after）和“因为”（because of）的连词，让句子结构更长、更复杂。没有这些连词之前，最早的苏美尔语和其他同时代的语言都差不多，读起来枯燥无味。有了这些连词之后，从句就能够顺畅地连接在一起，不至于因为冗长而失去读者。然而，也有一些现存的语言没有表示从属关系的词汇，比如澳大利亚和北极地区的一些语言。和所有积累文化进化的结果一样，只有规模最大、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才能创造更高级版本的语言。因此，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该语言的语音和词汇就越多，而且也会比使用者较少的语言更快地实现多样化。

我们会发现语言的语法化现象。名词和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和副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失去原本

的用法，使用新的意义。比如，气温“火箭式暴涨”。通过在生

活中的运用，词汇的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Nice”（美好的）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无知愚蠢。13 世纪时，这个词带有

侮辱的含义，用来形容愚蠢。随后，其含义又经历了许多变化，

到 18 世纪为止，nice 可以理解为荒唐的、夸张的、优雅的、奇

怪的、谦逊的、稀薄的，以及害羞的或是腼腆的。而现在，这个

词指讨人喜欢的或善良的。然而，语境决定词语真实的含义。在

某些圈子中，这个词是“无聊”的委婉表达。隐喻使得语言具有

歌唱性，在最普通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物种而言，

如果每个个体都认为所有文字只表示字面上的意义，那这个物种

中就永远不会出现抽象的概念。

基因可以在族群间传递，词汇和语言也可以。人类思维灵活，

可以发明语言，比如世界语和供听力障碍者使用的手语。同时，

我们也会偶尔重新使用一些古老的语言或已经灭绝的语言，比如

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以前仅用于礼拜仪式，后来，它作为以色列

的官方语言实现了复兴，以色列人每天都会使用。类似的创造和

重塑十分罕见，但语言一直在稳定地发生变化。就像基因和生物体本身会经历自然选择一样，语法不规则的词语承受着“规则化”的巨大压力，这也是英语中的很多不规则动词都消失了的原因。比如，印欧语的原始语言中的“drove”进化成了日耳曼语中的“drived”。

从全球来看，年轻女性是引领语言变化和创新的主力军。有时候，男性在这方面会落后一代人。这和社会性别歧视有关：女性通常不会身处高位，所以她们说话时无须字正腔圆。同时，年轻女性非常擅长社交，所以她们说的话会被传开。而当男性试图

吸引女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女性创新的语言。举个例子，气

泡音（或“嘶哑音”）是压缩喉咙发出的声音，美国演员梅·韦

斯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使用这种装腔作势的声音说话。现在又

有很多名流重新使用这种说话方式，比如美国名媛金·卡戴珊。

而社会价值观，比如性感，也会成为一种语言特征，所以很多人

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感，也会使用卡戴珊的语言表达方式。西方年

轻女性还带来了其他的语言变化，比如把“像”（like）作为一

种对话中的填充词，或使用升调话语（句子中的音调升高），这

些语言变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新洋泾浜方言是从早先语言词汇和语法的混合体中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基茨德语最初起源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但是现在的年轻德国人，包括没有土耳其血统的人，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外，也普遍会说基茨德语。英国年轻人现在说的“加法伊腔”，是一种混合了牙买加方言、洛杉矶说唱和伦敦南部俚语的语言（被喜剧演员阿里·G 疯狂嘲讽）。基茨德语和这种语言一样，都和说话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紧密相连。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魅力非凡或非常酷，那么无论年轻人属于哪一种族或有何种社会背景，他们都会使用这种语言。

不过，与此同时，在英国，英语口音的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

14 世纪的时候，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人甚至听不懂东部地区诺

福克郡人说的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说英国东南地区的口音，

可能是因为很多富人都是这种口音，这就是萧伯纳在《卖花女》

中描述的那种语言偏见。我们总是会根据交谈对象和对话情景的

不同，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口音，比如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

书面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调整都是为了吸引你的对话对

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们在给贫穷阶层做演讲时，会刻意使

用这类人群更熟悉的“河口英语”。与之相对，《卖花女》中的

女主角伊丽莎·杜利特尔用发音标准的英语和上层阶级交谈，试

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使是英国女王也没能避免这种情况，

她放弃了她坚持了数十年的优雅，不再把 “very” 发 成“veddy”，把“poor”发成“poo-er”。如果英国女王自己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那么又有谁能做到呢？

语言同身份以及文化归属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受到其他因素（如种族）影响之前，小孩子们会模仿说他们母语的人说话。通过和语言习惯相似的人组成团体，年轻女性知道社会上还有人支持她们，她们就能从这个小圈子中获得力量，这也是年轻女性创造新语言的原因之一。生活中，当听到有人和你操着同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语言时，你会自信地认为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社会关系，你们可能都支持某种文化价值观，捍卫某些利益。语言是集体归属感的有力标志，同时也将不同的社会团体区分开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新几内亚岛更能体现语言的多样性了。这里有 800 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地球上语言种类最多的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地理屏障，比如大山、沼泽和河流，都能促进语言在孤立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在这座岛上，有1,000 多个不同的词汇可以表示“水”。岛民们也将语言视为一种强有力的部落身份证明。为了和临近的村落区分开，一个村落集体决定把表示“不”的词从“bia”变成“bune”。为了与邻居的语言相区别，岛上的另一个群落则故意调换了所有词语的阴阳性。

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相同的进程。目前全球一共有 7,000 多种

语言，也就是说，一种哺乳动物的语言数比哺乳类动物的种类还

要多。语言学家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树，用以追溯众多分支语言的

共同源头，比如印欧语系产生了从英语到梵文的众多语言（不包

括巴斯克语）。而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一信息追溯人类的分布和多样性。

一旦可以说话，我们就不会止步于一种语言。地球上大多数

人都至少会两种语言，而一个人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他的大脑、性格和行为。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改变着人类

的生物状态。

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说：“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我

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受语言支配，幽默会变，肢体语言也会变。

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用土耳其语描写悲伤，用英语撰写讽刺作

品。”

语言塑造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记忆引发事件的人或物方面，

英语使用者要比日语使用者表现更好。我们用打碎花瓶这个例子

来说明。英语中会说：“吉米打破了花瓶。”而在日语中，则不

常提到因果关系中的行为人，所以人们会说：“花瓶碎了。”语

言中的固有结构对于塑造我们构建现实的方式发挥着深刻作用。

事实证明，现实和人性会因我们使用的语言产生巨大的差异。我

们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认知会根据大脑接收的文化输入和做出的

回应而发生变化。

用颜色词汇的演变举例，人类群体通常从命名浅色和深色开始，比如黑色和白色，之后出现的通常是红色（大概因为血是红色的）。英语中“红色”这个词过去还指棕色、紫色、粉色、橙色和黄色。然后出现的颜色词通常是黄色或绿色。很多群体都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习了英语之后，他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蓝色这个颜色种类。许多语言都会吸收其他语言中表示蓝色的词。德语中有很多词都表示蓝色，与英语使用者和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相比，德语使用者能更好地分辨蓝色。辛巴族的语言中没有表示蓝色的词，而且他们很难分辨绿色和蓝色。然而，辛巴族拥有更多描述色调深浅的词汇，辛巴族的儿童也比欧洲人更容易分辨颜色的明暗。

换句话说，语言这一文化发明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以及是否）学习将大脑接收的感觉输入（光的波长）变成语言，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体会到这些感觉。当我们有两样除了颜色之外完全相同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表示颜色的词。工业化社会要比狩猎采集社会有更多外形相同的事物需要被描述和选择，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区分绿色的汽车和蓝色的汽车，还要有一个更丰富的颜色词汇库。在自然环境中，选择不同颜色的东西一般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属性，等同于一个标签。某些群体，比如马来半岛的嘉海族很擅长辨别不同的气味，他们的语言中关于颜色的词汇不多，但是有大量关于气味的词汇。

色彩认知、面部表情的解读、时间观念或方向等都是通过语言习得的文化知识，我们认为这些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概念，而其中却也蕴含着令人惊讶的微小差异。给事物命名打开了一扇通往新认知的心灵之门，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希伯来语具有典型的性别化特征，而芬兰语则没有，所以说希伯来语的儿童要比说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知道自己的性别。

各种语言在描述方向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英语中经常使用左右来描述方向，比如“你的左腿”，但是大约 1/3 的语言都不会这样描述方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北部地区，人们使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语，英文中的 kangaroo（袋鼠）这个词正是源自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们用东南西北来描述位置和方向：“站在玛丽北边的男孩是我兄弟。”因为每一次交流都需要报告方位，所以说话者必须一直在脑海中辨别方向，才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就要求说话者在组织语言的方式和空间意识方面发生认知变化。如果你打算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讲一个故事，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就必须记住故事里走近你的人是从东面来还是从西面来的。因为在类似的语言中，所有动作动词都包含方向。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非方向型语言的使用者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美国人类学家莱拉·博罗迪茨基就去学习了古古·伊米德希尔：
在那个社区的第一个月，我感觉自己非常愚蠢，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方向动词，但我不会，大家都很同情我。大约一周后，我一个人散步时，发现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小窗口，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样，我就是那个俯瞰图上的小红点，当我转身时，窗口就会调整方向，朝向我面对的风景。我不由自主地惊叹，这样就简单多了。发现这一点之后，我胆怯地告诉了其他人……他们看着我说，就是这样，要不然呢？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为了在语言社群中自如地生活，大脑就会努力创造让我能正常使用其中语言的方法。

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确定左脑掌管语言，具体分为两个区域：布罗卡氏区（与言语的产生以及发音有关）和威尔尼克区（与理解能力有关）。这两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区域受损都会导致语言和言语方面的障碍，甚至是失语症。然而，在过去 10年中，神经学家们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语言并不仅限于上述两个区域，也不是只存在于大脑的一侧，大脑在我们学习新的语言时会继续发育。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和含义的词汇会和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关联。神经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相同含义的词汇对应大脑中的同一片区域。

双语人士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对应两种语言，而且，不管使用哪一种语言，两个神经通路都表现活跃。因此，双语者会持续地、下意识地压抑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以便能集中精力于正在使用的语言。这一结果首次出现在 1999 年的一项试验中。这一试验要求掌握英俄双语的被试按要求操纵桌子上的物体。主试者用俄语对他们说：“把邮票贴在十字架下面。”但是，在俄语中，邮票一词是“marka”，和英语中的“marker”（马克笔）一词听起来很像。眼动结果显示，被试在听到指令做出正确选择之前，眼睛会在马克笔和邮票之间来回看一看。即使我们在学会了一种语言后并不使用它，但这种语言带来的不同神经模式似乎也会永远印刻在大脑中。加拿大有一些从中国领养的儿童，他们被领养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几年之后，通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虽然完全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的大脑还是会对汉语元音产生神经识别。

具备多语能力已经在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方面展现出了优

势，而且对神经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人类大脑的进化似乎是为

了掌握多语言，人类的远古祖先可能就具备多语能力。现代的狩

猎采集部落普遍是多语社会。很多部落都禁止部落或氏族内部的

通婚，所以每个孩子的父母说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澳大利亚的原

住民仍然使用着 130 多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多语言已经成为当

地的一种风情。当你和原住民在当地散步聊天时，可能只是跨过

了一条小河，但你的同伴突然就开始说另一种语言，这是因为地

区变了，语言也就变了。其他地方也有多语的情况。以比利时为

例，在列日市乘坐火车时，列车广播使用的第一种语言是法语，

然后，当火车经过勒芬市时，首先以荷兰语进行广播，等到了布

鲁塞尔，就又先用法语广播了。

多语能力对大脑和自我意识有惊人的影响。如果你用英语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就会想象自己在伦敦，并且选出我在那里最爱吃的食物。但如果你用法语问我，我就会想象自己身在巴黎，答案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问我同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观点认为，每当你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会有一种新的性格，同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让人有不同的行为。这一观点意义深远。

有一项试验是分别给说英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播放一些视频，视频里的人都在动，比如一位女士走向她的车。说英语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动作上，往往会做出“一位女士在走路”的描述。而说德语的人看待事物则更加全面，他们还会注意到动作的目的，所以会（用德语）说：“一位女士朝她的车走去。”出现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语法系统。与德语不同，英语有——ing 这个后缀，即现在分词，用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动作。这就使得说英语的人不太能像说德语的人一样，在一个目的不明确的场景里注意到动作的目的。然而，对于使用英德双语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动作还是动作目标，取决于在哪个国家接受测试。如果在德国接受测试，他们就会更关注动作的目的；如果在英国接受测试，就会更关注动作本身，而这些与他们使用哪种语言无关。这一研究表明，文化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语言学先驱苏珊·欧文-特里普要求掌握日英双语的女性把一些句子补充完整。研究发现，造句的结果会因为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被试需要补全句子“当我的梦想和家庭产生冲突时……”，用日语补全时，被试会写“我觉得很苦恼”，而用英语则是“我要做我想做的”。通过这个试验，欧文-特里普得出结论，人类的思维是在语言思维中产生的，对于双语者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想法非同寻常，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许多双语使用者也表示，当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然而，当双语者的大脑在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时，两种语言

带来的不同思维模式就会不停地产生矛盾。这种情况就与大脑中

的前扣带皮层有关。前扣带皮层负责执行控制，即让人专注于一

项任务，排除其他任务的干扰。脑成像研究显示，当双语者使用

一种语言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会持续压抑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词

汇和语法的欲望。事实上，仅仅通过观察大脑扫描结果，就可以

将双语者和单语者区分开。双语人群的大脑前扣带皮层中有更多

的灰质，因为他们前扣带皮层的使用频率更高。这使得他们在从

语言和非语言测试到理解他人意思等一系列认知和社交任务中

都表现得更好。双语能力似乎能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一能力在文

化和生物学层面上被保留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们学习新语言很容

易，并且能够在语言间灵活转换，同时还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使用双语的情况很普遍。

许多语言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天生的交流欲望，这种欲望

来自社会驱动型的大脑，我们希望不必独自在茫茫世界中寻求生

存，而是可以组建强大的群体，建立合作，依赖整个群体的力量。

交谈建立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这些人和我们并不是

亲属关系，交谈拓宽了我们的社交支持网。但是，如今全球性社

交网络的成功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语言的灭绝，每 14 天就

有一种语言消失，因为现在世界上 80%的人口只使用 1%的语言进

行交流。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回应我们口头指令的功能，甚至开发和我们交谈的功能。人工智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语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编码信息，而且机器人也只能是非常原始的交流者。原因在于信息和含义之间存在着微妙但又深刻的差异。信息是嵌在词汇和句子里的，最重要的含义都依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所处的语境，即文化显影液。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还不能算人类。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把希望描述成“希望长着羽毛，栖息在灵魂深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则把希望说成“她是所有的国度，我是一切的君主”；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看到森林中的两条小路，说：“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些诗句对于人类来说很好理解，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处理这些信息。顺便一提，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基因信息，因为它的解码要依靠化学分子的“语境”。

语言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能力，来传达无穷无尽的思想。我们用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后文要探讨的内容。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长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农村，还在他妈妈和祖母开办的单班学校里度过了童年，那这个孩子的眼界可能会受限，见识不够广博。毕竟，这个孩子生活的环境是当时发展滞后的美国农村，身边能教导他的人屈指可数。

但是年幼的吉米·威尔士却找到了摆脱这种限制的道路：读《世界百科全书》。在他 3 岁时，他的妈妈从一个旅行推销员那里买来了这套书。可以识字读书后，吉米就被这套书深深地吸引了。书中引人入胜的内容让他欲罢不能，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条目转到下一个条目，就连参考文献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参考文献为他开辟了更多了解世界、获得知识的道路，吉米后来回忆称：“参考文献会让人迷失其中。”

《世界百科全书》的内容每年都会更新，并随书附赠有关新内容的贴纸，吉米和他妈妈每年都会一起将贴纸贴在书中对应的位置。这些经历孕育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0 年后，吉米·威尔士凭借期货交易，身家超过百万美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对百科全书的热爱。他将自己对编码的兴趣和最初的这份热爱结合了起来，准备投资建立一个网络百科全书，并召集相关学者撰写百科条目。一开始，他设计了同行审校程序层层把关，保证条目的质量，但这导致编撰过程缓慢枯燥，而且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威尔士新聘的哲学博士拉里·桑格提议，利用维基这种在网络上开放且可供多人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编撰网络百科全书，这样一来，每个网络用户都可编辑条目内容。区别于自上而下的传统发布结构，维基可以利用每一位用户身上的创造力，迅速产出内容。

2001 年，维基百科正式面世。截至本书写作时，维基百科有

约 71,000 名活跃的条目贡献者，他们用 299 种语言撰写了 4 700

多万个条目，以平均每秒 10 次编辑的速率更新着网站内容。维

基百科英文版目前收纳了 560 多万个条目，大约是《大英百科全

书》的 50 倍。不过，维基百科最为人称道的不是条目的数量，

而是其内容的准确度。维基百科在科学报道领域的准确度和《大

英百科全书》的准确度相差无几。《大英百科全书》聘请了包括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大量专家学者撰写书中的条目，维基百科则

没有聘用任何的条目编撰者，也不要求他们有相关资质。我们大

可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编撰维基百科的过程就是几十万年来

社会不断积累、编辑和更新文化信息这个进程的缩影。

维基百科让我们看到了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语言为这种进化提供了可能性。它能保证人类将翔实具体的文化信息忠实地传递下去，并能让信息同时传递给许多人，从而促进复杂多样的技术、社会、线上条目等其他事物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语言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水平。所以，语言的出现对人类先祖时代的文化进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说，语言其实就是当时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

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和其他所有的交流方式一样，都具有社会性。其他灵长类动物通过一对一的梳毛行为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而语言的产生让人类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能与他人谈天说地、互相恭维，甚至可以彼此八卦，并迅速地将对话内容传播开来。语言以最高效省力的方式，帮助我们维系和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语言有助于凝聚社会，帮助个人生存，并让我们同上百万人展开合作，而不是区区几十人。随着人类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与我们自身并无交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依赖每个人的声誉信息，帮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值得投入精力、时间和资源与之交往的人。

任何人都能编辑维基百科的条目，也可以创建新的条目，不过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条目中添加错误、虚假或带有偏见的信息。但是，维基人随时都做好了更正错误信息或反驳一面之词的准备，而且更正只需几秒钟。维基百科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它的声誉：首先，条目中陈述的内容都附有参考文献或信息来源，以便用户自行判断内容的可信度；其次，维基百科会根据条目编辑者的工作经验给他们排名。此外，维基百科的条目也会影响被收录人物的形象，因为条目内容一方面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曝光有损其形象的丑闻。出于对维基百科的信任，每月都有数亿人访问维基百科。通过在这个体现着集体智慧的网站上搜索，他们减少了个人记忆和研究需要消耗的能量。

如果我们将重要和值得信任的内容传播给大众，那我们就用语言给人类的文化进化施加了极强的选择压力，因为这些声誉信息告诉了我们要模仿谁、要模仿什么、要信仰什么以及要如何行事。

为什么要花费时间编撰维基百科条目？为什么要帮助一群

素不相识的人？最令人信服的回答是，因为人类一直以来依靠社

会群体生存，而包括上述做法在内的利他行为构建了社会的凝聚

力。我们的群体越强大，在和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就能表现得越好，

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概率就越高。对人类基因存续十分重要的

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它让我们形成了公平公正、与人为善的默

认行为模式。而且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我们花费了大量

精力，为这种积极的社会行为打造美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道

德准则，对人类来说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尽管道德准则千差万别，但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尊重彼此的财产权，所以偷盗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社会合作和利他行为是相互配合的两种社会工具，累积性文化进化依靠它们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社会，并利用它们管理社会。

在过去的研究中，生物学家曾认为，人性向善的原因和影响

其他动物进化的因素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人类和其他动物都相

信，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自己的亲属，从而

保证自己基因的存续。蚂蚁等存在利他行为的动物个体之间联系

十分紧密，由此可见，利他行为确实能够帮助动物们延续基因。

对人类来说，无论是人口众多还是人口稀少的群体，这个道理也

同样适用。但是，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这个原因，

并不能解释为何大多数人类群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利他行为，因

为人类群体的规模过于庞大，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交集过多，尤

其是人类体内还有自私的基因。在这种基因的影响下，我们很难

相信人们会做出利他行为。

人类之所以会进化成合作的群体或许还有一个解释，即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就像在原始社会时期一样，你给我挠痒，我也

给你挠痒。这种具有互惠性质的利他行为能很好地解释人与人之

间为什么会有长久的联系，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好

事却不留名，小到给陌生人扶门，大到无偿献血。我们也并不期

望我们帮助过的陌生人哪天找到我们，回报我们。不过，他人会看见并模仿我们善意的举动。大脑进化出了镜像神经元，让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或经历产生共情反应，帮助大脑敏锐地接受社会暗示，促使我们从婴儿时期就能模仿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模仿

他人的社会行为，而且当模仿大家喜欢或尊敬的人所做的事和选

择时，我们会收获很多快乐。换言之，随着更多的人模仿被交口

称赞的人，这些好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项研究发现，当司机主动给十字路口等待通行的车让路后，

那些被让路的司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愿意给其他车让路，算是

一种对当初给他们让路的司机的“回报”。善意总是会这样传递

下去，激励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会在等待时排队，为陌

生人扶门，咳嗽时捂嘴。这些善意的举动每天都会发生，虽然只

是举手之劳，却能创造出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不用担心门会拍到我们脸上。在数千代人的发展中，这些善意的

行为已将我们驯化，让人类普遍学会了合作，让群体之间的凝聚

力得以增强，最终增强了每个人的体质，从而能生存下去。会合

作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而自私的人家族不会兴旺，也不会家财

万贯。

不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一些利他主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意义。2018 年 3 月，在法国西南部的卡尔卡松市，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持枪械，在当地超市里劫持了数名人质。警方成功说服该男子释放其他人质，只留下一位女性人质。男子威胁称，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杀了这名女性。此时，一位名叫阿诺·贝尔特拉姆的警官做出了最高境界的利他行为，他要求用自己去替换那名女人质。最后，贝尔特拉姆警官被歹徒枪杀，那

名女人质活了下来。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对他基因的存续没有

任何好处，因为女人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舍生取义的伟大

行为，鼓励着人们多做善事，使得警察机制建设得以加强。贝尔

特拉姆的行为得到了举国上下的赞许，这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美

誉，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尽管这种极致的利他

行为似乎和基因进化的规则相反，但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说，这

种行为十分合理。在整个事件中，贝尔特拉姆扮演着两个角色，

一个是社会角色——服务法国民众的警官，另一个是宗教角色—

—天主教徒，天主教有舍己为人的教义。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

让他所在的群体（法国人民和天主教徒）更加强大，提升了群体

成员的生存概率。

随着进化过程的推进，合作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天赋。我们

不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与人为善的目的和做法，

因为它慢慢变成了大家默认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出于个人利益的行事对集体利益不利。数据统计显示，合作

才能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双赢，经典的思想实验“囚徒困境”可以

对此进行解释。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被捕，警察将他们关在

不同的牢房里，两人无法交流。虽然知道他们有罪，但检察官在

提审罪犯时，却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于是检察官和罪犯进行了一场交易：要么揭发对方，要么保持沉默。如果罪犯彼此背叛，即互相揭发了对方，那么他们每人各坐两年牢；但是如果只有一人揭发，另一人保持沉默，那么被揭发的一方坐三年牢，揭

发的一方被释放；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那每人各坐一年牢。这

样来看，背叛另一个人似乎是最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只

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两个人最后都会坐两年

牢。如此一来，以个人利益行事的两人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加起

来总共 4 年的刑期。事实上，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都保持沉默。现

实世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合作就逐渐成为我们的默认行

为模式。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

研究。研究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玩家（被试）被分成不同的小组，

并且要给自己的小组捐钱，小组最终筹到的钱款将由所有组员平

分。研究发现，如果要求玩家迅速决定捐多少钱，他们会下意识

地捐出数量较多的钱。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类社会困境和所有合

作一样，都是建立在相信小组中的其他人会和自己一样慷慨解囊

的信任之上。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游戏中

4 人成组，组里每个人拥有的钱数相同，小组最后收到的钱会在

翻倍之后平分给 4 人。此时，如果大家将所有的钱都捐给小组，

最后每个人分到的钱都会加倍。双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能以

一己之力支付的集体项目，比如建医院、挖沟渠，但是每个人都

可以向这些项目贡献一点资金，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每个人在贡献时都有一定的风险。从经济层面来说，人越自私，挣的钱就越多。回到游戏中来看，从个人捐款来说，如果一个玩家捐出1美元，按照游戏规则，1 美元会变成 2 美元，最后分成 4 份，这就意味着组里的人能从 1 美元中得到 50 美分的回报；但如果你捐得比他人少，自然就可以从小组的捐款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一个人会尽可能少地捐款，然后从别人慷慨的捐款中受益，这是有经济原理的。如果给玩家时间思考自己要给小组捐多少钱，他们通常会否决本能驱使下做出的决定，不再慷慨大方。

每当帮助陌生人时，我们都需要解决他们可能会借机利用我们的问题。对此，人类社会的解决办法是“胡萝卜加大棒”。从长远来看，与群体合作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对人类来说，待在群体中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尽管有时与他人合作会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这就给了群体可以控制其成员行为的力量：是否能待在群体中并从中受益，取决于个人在合作中表现的好坏。像人类祖先生活的小规模群体，所有人的互动对象都是未来可能会相见或有交集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声誉威胁。因为不论是善举还是恶行，人们对彼此的行为都很熟悉，因此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不想让声誉受损。这种爱惜让人不过激、不自私。

群体中的合作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从而推动大家进行更多的合作，带来更多的好处，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学坏。人想要合作的天性是由社会决定的。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更好地帮助别人和与他人合作。在公共物品博弈的游戏中，被要求快速决定的玩家大都十分慷慨，收到了可观的分红后，他们更加相信慷慨是值得的。但是，被要求思考后决定的玩家就会比较自私，捐的数额较少，导致整个小组收到的款项较少，最后的分红也不可观。如此，这类玩家就更加确信不能依赖小组。之后，研究人员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实验，他们在快速决定和思考后决定的实验小组中分别选了一些已经进行过几次博弈游戏的玩家，给了他们一笔钱，并问他们会给素昧平生之人捐多少钱。这一次，玩家的捐赠不会有任何金钱上的奖励，也就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善意。

结果显示，玩家的慷慨程度存在很大差异。那些习惯合作的玩家捐赠的钱款数额是那些习惯自私的玩家的 2 倍。仅凭在合作中有或没有获利这一段短暂的经历，在没有任何奖励或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能改变自己内在的行为准则和具体的行为。这表明，人类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文化环境对塑造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即便人类生来就具有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也会受到影响。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还测试了不同国家的人在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的表现，以期发现政府、家庭、教育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对人类个体行为的影响。肯尼亚的公共部门腐败程度较高，美国的相对较低，所以肯尼亚玩家给小组的捐款比美国玩家的少。这表明，社会制度越公平，人们就越具有公共精神；社会制度的可靠性越低，人们就更倾向于保护自己。但是，在玩过了仅一轮合作版（快速决定）的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肯尼亚玩家再次捐出的钱数就和美国玩家的一样了。反过来也一样，美国玩家玩了一轮自私版（思考决定）的游戏之后，捐出的钱少了很多。所以，文化环境的确会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是我们的思想意识足够灵活，能够迅速适应其他社会环境。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社会环境中，人类群体都不是同质个体的

集合体，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个体组成的网络。网络的互联性会影

响行为和信息在其中的传递。有的网络，比如一个人口稀少、位

置偏僻的村落，其中的人紧密相连，村里的人可能认识聚会中的

每个人；而有的网络，比如人口众多的城市，尽管其中的人们住

得更近，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认识聚会中的每个人。不同的人际网

络，性质也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着群体整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其

中个体的行为，这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明显的体现。社会心理学家

正在通过调整人际网络的形态和有影响力的人在其中的位置，研

究人际网络的作用。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

基斯率领其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该实验搭建临时的虚拟社会，

邀请玩家进入其中体验，观察他们的互动方式以及他们会如何对

待彼此。克里斯塔斯基会在游戏中操控人际网络，调整玩家之间

的互动联系。“我可以让玩家对彼此十分友好，合作十分愉快。

玩家在虚拟社会中身心健康，生活幸福，而且愿意合作，”他说，“但对同一批玩家，如果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操控他们的人际网络，他们会对彼此十分刻薄，表现得又蠢又坏，还不会合作，更别提共享信息了。”

在虚拟社会中，克里斯塔斯基还会随机挑选彼此陌生的玩家

组成小组，进行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他说：“一开始的时候，2/3

的人都会选择合作（慷慨解囊），但一些人会利用他人的慷慨捐

款。玩家面临的选择只有继续合作和背叛合作（自私），于是很

多人到最后都会选择背叛合作，因为他们受够了别人一直占自己

的便宜。”到了游戏的最后，他说：“每个人都是坏人。”后来，

克里斯塔斯基稍微改动了一下虚拟社会游戏的规则，即每玩一轮

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玩家可以自行选择接下来要与谁来往。

“玩家需要进行两个选择：我是否要与邻居友善相处，我

是否要和这个邻居待在一起。”克里斯塔斯基解释道。游戏会提

示玩家，他们的邻居在上一轮公共物品博弈中选择了合作还是背

叛。这个小小的改动帮他证明了人会切断自己和背叛者之间的联

系，同合作者建立联系，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网络会自己变成一

个亲社会型的结构，而不是不合作的结构。上述实验都揭示了人

类如何在代代合作中形成了合作型社会。

人类利用声誉维系社会运转。在这种机制下，行为卑劣的人会被惩罚，不与他人合作的人会被移出社交网络。而我们的意识中还会自带声誉警察，监督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共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最近一项实验中，被试需要选择自己或素昧平生之人接受痛苦（但无害）的电击，之后会得到一笔现金。被试拿到钱后，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同一个被试选择他人接受电击时，没有选择自己接受电击

时开心，即便前一种情况拿到的钱更多。在我们的大脑看来，不

义之财不如脚踏实地挣来的钱有价值。在童年时期，我们发展出

了自我意识，它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并根据他人对我们

的认识和看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少数智商较高的群居动物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心智理论能力，不过它们的这种能力并

没有人类的发展得好。但人类也不是天生就具备心智理论能力。

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一位孩童展示了一个娃娃

和两个有盖的盒子。一个成年人进入了实验室，将娃娃藏在了一

个盒子里，随后离开了房间。第二个成年人也进来了，他将娃娃

从原先的盒子中拿了出来，放入另一个盒子里。接着，第一个人

回到房间，准备取出娃娃。当他向旁边一直观察着的孩童询问娃

娃放在哪个盒子里时，孩童会指向装有娃娃的那个盒子。实验发

现，只有当孩童到了 4 岁时，她才会意识到她对房间的认知不同

于问她问题的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和其他人对同一个事物有不

同的看法。一旦孩童意识到了这种不同，她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力

量，并借此操纵他人的想法，向其他人讲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被

编成对她自己有利的内容。说谎需要很强的认知能力。一个人想要说谎，必须编一个虚拟的情况，然后向他人描述；同时他还要记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能够区分谎言和现实。撒谎者首先要明白，听自己说话的人对事情的理解与自己并不相同；其次撒谎者要了解听众知道些什么，听众对事情有着怎样的理解，这会让人筋疲力尽。有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是从一场军备竞赛中培养出了这种说谎的能力，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智慧。灵长类动物专家发现，猿行骗可能性的高低与其大脑大小有关。

对人类这样一个社会性很强的物种来说，能够操纵他人是我

们的进化优势，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优势。人类逐渐成长为

专业的操纵者，操纵能力构成人类社会中笑话、故事、政治和犯

罪的基础。不过，整体来看，人类还是会互帮互助、与人为善，

还是会多多体谅他人，还是会履行道德义务。在人类社会中，诚

实守信、体谅他人和心地善良都是十分珍贵的品质，我们会将其

转换为现实世界的经济利益。

我们都从美好的社会中受益，因为在很多社会制度中，人们

的利益起码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对人类祖先来说，随着群体越来

越大，每个人需要同与自己非亲属关系的人，即对自己幸福生活

投入较少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因此，社交技巧就越来越

重要。处理好大量的社会关系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地生活，让我

们合作开发、共同使用资源，在更大的基因库里找到自己的伴侣，

从而帮助我们提高繁衍的成功率。同时，它还能扩大我们的文化资源库，帮助我们生存。

但是，生活在大规模群体中的人，享受着大群体带来福利的

同时，彼此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承担的压力也更大，这让人们

需要运用更高的认知水平来适应整个群体的社会环境。比如，人

们需要缔结、保护和发展同盟，需要记得每个人的名声和他们在

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哪些人值得信

任，而这要以牺牲自我照顾、打猎和其他活动为代价。因此，在

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的急剧增长主要发生在新皮质区绝不

是巧合。新皮质区主要负责社会认知加工，该区的皮质皱起越多，

语言所需的大脑连通性越强。大群体为语言的进化带来了选择压

力，而语言的进化推动大群体进入下一阶段的进化。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发现，在灵

长类动物间，群体规模的大小和该物种的新皮质面积大小有着十

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邓巴数。由于新皮质面积的限制，

大多数猿的群体规模为 30 只左右，而脑容量较大的黑猩猩的社

交圈则有 50—60 只黑猩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

体积增长了 3 倍多，新皮质面积也随之扩大，帮助我们扩大了社

交网络的规模。人类的有效社交网络规模约为 150 人，其中的社

交关系包括信任和责任，这个数字就是邓巴数。不管是末日村庄

和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每个人的平均朋友数量，还是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圣诞贺卡的平均寄送数，抑或脸谱网用户的平均好友数，都同邓巴数十分吻合。不过，目前有迹象表明，互联网社群会将这一数字扩大至 200 以上（在我们见到的众多面孔中，大脑可以识别5000人左右）。

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来说，梳毛极耗时间，而且在较大

的群体中，梳毛会变得十分复杂、难以应对。人类的群体规模较

大，社会生活复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类进化出了闲聊。确

实，有关猩猩的研究表明，当猩猩在新环境中需要依赖另一只猩

猩一起行动时（梳毛除外），它们仅仅放大了梳毛时所用的叫声

进行交流。由此可见，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梳毛；

同时我们还能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叫

声就越大。闲聊八卦对人类的作用和梳毛对猩猩的作用是一样的。

而且人类的很多闲谈或者玩笑都是客套话，其中的内容本身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借此寻求合作。我们谈论天气是为了建立

和维持社会关系，让我们能够与原先没有关系的人展开合作。闲

谈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听众在闲谈的过程中感觉良好并喜欢

上我们，但它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孩童在这方面总是做得不

好，比如，他们会认真地回答“最近怎么样”这类寒暄性问题。

通过闲聊，人们可以找到共同点，建立于共同点之上的聊天

可以让人们彼此产生好感，进而分享自己的经历。如此一来，原

本需要很多天才能完成的活动便能压缩进短暂的聊天时间里，减

少了缔结重要社会关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随着不断进化，人类逐渐爱上了这种聊天。与他人交流观点、分享信息会激活人类大脑的奖励中枢，让我们心情愉悦。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童年期很长，整体寿命也更长。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总会需要他人的帮助，所以，与直系亲属之外的可靠之人建立人际关系十分有用。

在人类之间的对话中，至少 60%的内容都是关于不在场的第

三方的八卦。我们会在聊天中了解第三方的声誉，甚至会给他们

编排一些事情，影响他们的声誉。声誉由社会创造，既会给我们

的行为带来深远影响，又让我们在与他人开始交往前，就能大概

了解他人，帮助我们节省人际交往时所花的力气。一个人的行为

往往一以贯之，他们过去的表现会是他们未来表现很好的写照。

以贸易为例，进行贸易需要双方的高度信任。如果你准备用

一捆精心制作的箭换取一件皮斗篷，你必须要相信得到自己箭的

那个人能够履行他的承诺，给你带来皮斗篷（他用你的箭射中野

牛，而这头牛的皮就是给你制作皮斗篷的原料）。在规模较小、

联系紧密的群体中，这种以物换物相对容易实现，但随着群体规

模逐渐扩大，它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好名声，

人们必须要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自己所属的不同人际关系

网络需要相互联通。人类的大家庭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人类是唯

一一种通过婚姻将配偶及姻亲看作自己亲戚的灵长目动物，因此

人类可以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人类有语言，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凭借自己或自己朋友的声誉，认识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来层层扩展我们的社交网络，甚至扩展到其他群体中。邓巴数字理论提到的 150 人可以来自不同的群体，我们的社交网络也会涉及不同的群体和文化。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和朋友所属的部落或群体之间竞争激烈，我们和朋友还能以个人身份展开合作。

我们的生存和我们基因的存续取决于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

地位，声誉在这样的世界中起到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好的名

声能够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人际交往中占据先机，即好的名声让我

们更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

照料。相反，坏名声则会带来最严重的社会惩罚，被他人排斥，

甚至导致死亡。但是，尽管我们自身在树立自己声誉的过程中起

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却不能完全控制它，因为即便我们死了，我

们的名声还会在众人口中流传。我们可能流芳百世，也可能遗臭

万年。如果一个人已经听过关于某人的故事，且故事具有说服力，

那么仅仅通过那个人的行为，很难判断此人的好坏，因为我们的

社会学习绝大多数是基于模仿他人，而不是生成自己的新想法和

新观点。实验表明，我们和陌生人一起玩信任游戏时，即便是玩

了几轮之后，和他一起玩过的上一位玩家（上一位玩家和我们同

这位陌生人玩家的游戏时长相近）的说法，依然会影响我们对这

位陌生人的可信任程度的判断（基于游戏经验）。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亲眼看到陌生人在上一轮游戏中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下一轮和陌生人合作的概率约为 60%。如果我们同时听到了一些正面的小道消息，合作概率则会上升到 75%。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好的八卦流言，合作的概率会下降至 50%，即便这些传言同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相悖，即便传出八卦的人根本没玩几轮游戏，我们也依旧会选择相信这些传言。

想要讨人喜欢的想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让我们在与

他人意见相左时，不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我们想被他人

注意到并成为群体中受欢迎的一员。这就导致社交媒体上出现越

来越多的极端观点，导致一个先前名声清白的人可能会因为一点

小事毁了自己的声誉，甚至会导致极端狂热追随者的出现。对于

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来说，成也八卦，败也八卦；对大群体中的

人来说，八卦的风险会更高。古代有拉美西斯二世将每场战役都

说成埃及的胜利，如今有很多新闻媒体和网站被屏蔽，可以说掌

控声誉的战役已经从荒谬走向了极端。我们对通过八卦传递的社

会信息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对那些污蔑某人或某个群体，并想要

借此引发社会变革的人来说，这种依赖让社会信息成为他们的武

器。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反映了这个道理。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

犹太人十分高兴地读着《冲锋队员》，要知道这份报纸可是反犹

刊物，是纳粹分子的宣传阵地。他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于

是他向朋友解释道：“如果你读的是犹太人写的文章，那么整个

世界看起来一片黑暗，没有希望。但你读《冲锋队员》时，就完

全没有这种感觉！在《冲锋队员》的报道中，我们掌控了银行，掌控了国家，甚至还掌控了整个世界！”

文化法令警告我们不要作伪证，不要说别人坏话，这被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称为“语言谋杀”。但是，对于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社会而言，八卦是监管社会的必要工具。它能将做错事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和反社会的人带回正轨，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八卦不好的一面体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者”，但好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可以传播八卦。一个人要想挑战他人，其身体不需要足够强壮，只需要利用八卦就可以挑战。这样一来，八卦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纠正反社会行为。

有人监管时，我们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窃贼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在进入别人家里偷东西时，会把这家人的全家福倒扣在桌上，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看见自己正在做坏事。同理，仅仅是在商店的墙上挂上一幅眼神犀利的照片，就能减少小偷入店行窃的情况发生。

一神教中的神通常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并进行终极审判，根据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是下地狱还是进天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教的三大教派，它们的祈祷书中都有一位可以看透我们思想和内心并对我们进行神圣审判的神灵。比起善行，大多数神灵对恶行更感兴趣。宗教在社会选择的压力下不断发展，其目的是管理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正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诸神一样，一个社会选择哪种宗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类型的监管。规模较大的社会通常会选择在人类事务和道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至高神，因为这类社会通常需要陌生人之间相互配合来创造财富，增加税收。事实上，信奉这类会干涉人类世界、惩罚人类的神灵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手段，以此促进相隔较远的群体之间的大规模合作。近期，社会人类学家用一款网络游戏验证了这个想法。游戏要求有宗教信仰的个人玩家将钱在玩家自己、本地教友、远方教友和一些欧美人较少信奉的宗教的教徒之间进行分配。涉及的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包含万物有灵论及祖先崇拜等教义的宗教。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教徒信奉会惩罚恶行的神灵，那么这些教徒对相距较远的教友会更加慷慨（他们与其他人的共同点对他们本身的行为影响较小，比如彼此住得很近）。这种将神作为道德化身的做法能够帮助人们扩大合作。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可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声誉，这样或许可以弥补由于群体不断扩大带来的社会声誉较弱的缺陷。人们通常认为信教人士会比一般人心地更加善良，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值得信赖。不过，信教人士的这些优秀品质只在和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士的交往中才有所体现。

羞耻和内疚是两种声誉化的情绪。随着人类的生活范围从规模较小的部落逐渐发展到较大的群体，人类文化在不断地利用这两种情绪。猿没有羞耻和内疚这两种情绪，羞耻和内疚是人类与生俱来、普遍拥有的情绪。通过羞辱他人来降低他人的自我评价，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因为人类身体对羞耻的反应和它对物理伤口的反应一样：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飙升，炎症反应加重。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许多社会将羞耻作为左右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因素，比如日本就是耻感文化的代表。在这类文化中，他人的看法比内疚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在美国等罪感文化中，人们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在乎是否羞耻，更多的是做到问心无愧，依靠良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道德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究竟是羞耻还是内疚，主要取决于社会连接的紧密程度与八卦传播之间的关系。关系稳定且紧密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非常熟悉，典型的代表是村民喜欢闲聊天的小村庄。在这样的村庄中，人们喜欢评价他人，常将社会差异归因于人们性格的优缺点。耻感是控制这种族群非常重要的手段，而避免耻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但是，在城市这种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隐私，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大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交圈子，而是游走在多个但有重叠的圈子中。这种模式让生活在个人主义至上社会中的人不喜欢评判他人，因而耻感在保持社会道德水平方面发挥的作用会减弱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内疚感。

当一个人被他人贬低时，他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我们的自尊心取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换句话说，自尊心取决于自己的声誉，而声誉本身驱动着我们的道德行为。同理，如果问心无愧，自尊心就会变强，其他人会认为我们强大的自尊心来自良好的声誉，这样一来我们的自尊心又会增强，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个人的道德品质推动我们采取行动，让别人对我们留下好印象，从而提升自尊心。这样的内省对认知能力要求较高，却能让我们在社交场合中操纵他人。

几年前，一部英国纪录片讽刺了社会对艾滋病传播的态度。

如果一位血友病患者因输血而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他得的就是

“好艾滋”；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性爱或注射毒品染病，那他得

的就是“坏艾滋”。同其他伟大的讽刺作品一样，这部纪录片深

刻揭示了一个荒谬却现实的、有影响力的价值观体系。一项研究

发现，如果携带艾滋病毒的男同性恋患者对社会排斥非常敏感，

而且对感染艾滋病感到十分羞耻，那么他们的病毒载量就比其他

艾滋病患者的要多，免疫细胞机能的下降速度也更快，最后导致

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其他患者少两年。尴尬和羞耻这样的情绪让人

痛苦，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它们证明人类有共情能力，

这个能力在人进行高效的社会学习和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

们还证明人十分重视自己所属族群中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想

要在某个群体中获得归属感，那就必须要遵循这个群体的社会价

值观。被整个社会排斥意味着死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曾表现

出羞耻和尴尬，不在意社会是否会接纳自己，那么这个人会十分

危险，不值得信任和深交。

正如我们所见，到目前为止，利用他人经验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当我们决定要去哪家餐厅吃饭时，我们不需要尝遍所有餐厅，只需要看看大多数人的选择就行，即利用餐厅的人气（声誉）进行选择。选择一家座无虚席而非门可罗雀的餐厅吃饭肯定没问题。不过，这种想要模仿他人的强烈欲望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股市崩盘，但这只是个例。通常情况下，跟风会让某些无伤大雅的事物风靡一时。一般来说，社会信息（闲谈八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可靠的文化信息。
声誉告诉我们哪些人可以模仿。毕竟，如果模仿错了人，我们可能会生病或者营养不良。而且这种糟糕的行为还可能被我们的下一代模仿，导致人类的技术和文化在设计、复杂程度和多样性等层面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糟，最后甚至造成技术的退步和技能的失传。声誉会给文化进化施加选择压力，使其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过滤掉无用的选项，突出可靠的选项。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必须要决定自己的模仿对象，人类在这方面优势明显，而且全世界的人类似乎都在用同一个模仿模式。在婴儿期和幼儿期，我们先模仿父母，然后模仿哥哥姐姐。后来，我们开始模仿和自己相同性别、说相同语言和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到了青少年时期，同龄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模仿对象逐渐变成了同龄人，而不再只是长辈。模仿对象的转变调整了我们通过模仿学习到的内容，使其与时俱进。但是，人类并不一定依据一个人在某项任务中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模仿他。比如，有人曾研究学龄儿童如何选水果。结果显示，他们不会模仿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是选择模仿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不过，如果要求孩子们解谜题，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模仿对象，选择和擅长解谜的孩子一样的答案，即便这个孩子年龄比自己小。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声望转移现象。

声望是一种表现社会地位的特殊形式，只有人类才会辨别。绝大多数动物会注意到占据统治地位的优势，所以它们会想成为群体中力量最大、最有攻击性或者体格最壮硕的。当然这些特质对人类而言也很重要，比如强大的战士在哪里都受人欢迎。声望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有声望的人是指值得其他人模仿的对象，如专家或长者。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享有盛誉，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且影响力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己的领域里。我们很可能会模仿他们所有的选择。声望俨然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可以提升文化传播效益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那他可以成为意见领袖，引导大众的想法。我们想向成功人士学习，哪怕只是以某种方式和他们产生联系，觉得这样就能沾上成功人士的光，这就是人们心甘情愿买高尔夫球星的同款手表的原因。

这可能源于人类文化技术的复杂性。比如，一名优秀的猎人需要以下几项技能：跑得快、会追踪、正确使用武器、与他人配合默契、能够击倒猛兽。模仿者可以分辨出谁是优秀的猎人，但是判断不出哪项技能让他如此优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他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声望就去模仿他的所有行为，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比如，一个名人自杀了，有人可能就会模仿他的自杀行为。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模仿者生前通常没有任何情绪低落或抑郁的表现，其自杀的手法和其他细节都和他们所模仿的名人一模一样。

声望高的人影响力巨大。他们可以重塑社会关系网络，既可以让人们具有亲社会的属性，互相包容，也可以让人们不再合作，变得自私自利。戴安娜王妃拥抱艾滋病患者后，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对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妃一个小举动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病毒学家十几年科普带来的影响。同理，如果一名政治家未能谴责种族仇恨，甚至纵容种族仇恨，其他人就会效仿他，特别是当他是国家总统时，这种行径甚至会颠覆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准则，即文化显影液。
自我价值取决于他人怎么看待我们，因此有声望的人通常相信自己不但能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能将这种优势延续至其他领域。许多名人的社交圈仅局限于其他名人和自己的忠实粉丝，这就导致很多名人过度自信，好像自己能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演员为资质可疑的医疗产品做代言。
不同文化赋予人们声望的方式也不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最好的猎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向老人学习不无道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寿命长，获得的信息更多，而且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寿命长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那时如果有人活到 65 岁，那么自然选择已经将大部分同代人淘汰了，所以活下来的长者进行的各项实践都更有价值。美国进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用人们食用红辣椒的例子清楚地解释了这个事实。想象一下，一个群体有100 人，年龄均为 20—30 岁，其中40%的人每次都会用红辣椒烹制肉类。由于辣椒可以杀菌，所以食用红辣椒可以降低食源性细菌致人死亡的概率。如果年复一年地食用辣椒可以将一个人活到65 岁的概率从 10%提升至 20%，那么该群体中寿命达到 65 岁的人中，有 57%的人是辣椒食用者。如果人们不喜欢学习年轻人做肉的方法，而是更喜欢学习年长者做肉的方法，那么他们有更大的概率习得加辣椒这个能够提高生存概率的方法。经过几代人的文化进化，做肉时加辣椒就会成为该群体准备肉类菜肴时的常规步骤。亨里奇解释道：“基于年龄进行的文化学习可以细化自然选择的步骤，不同的步骤会导致不同的死亡率。”

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普遍偏长，再加上现代科技的飞速变化，年龄失去了原本的优势。文化变化的速度过快降低了社会学习的可信度。向他人学习可能会有风险，因为你学习的可能是已经过时的信息。尽管如此，在一些需要勤学苦练才能熟能生巧的领域，年龄依然是一个优势。对制陶高手来说，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将一件陶器拉制成坯，但是拉制的技巧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熟练掌握。
但是对于所有文化来说，毫无意外，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人是那些掌握最先进知识、最乐于大方分享的人——教师。教学就是交流。为教学发明出的工具加强了人类合作型社会之间的联系，将我们通过共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群体身份都体现在了语言文字中，因此语言也成为弥合文化差异的关键工具。当我们用某个群体的特定语言与该群体中的人交流时，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让我们融入群体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一是因为不同亲社会族群之间的竞争，二是因为跨文化交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这些内容。

美

人类对美的思考成就了自己。人们在生活中找寻意义，而美通过它的表达给了我们目标，甚至让我们不朽。美虽是主观创造，却促进了人类进化。美推动了人类最伟大的合作，它让我们互联互通、互相交流。美创造了人类世界，就像爱默生所说：“世界的存在于灵魂而言，是为了满足对美的渴望。”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卧室的角落里有一个旧衣柜，我在上面安了两个陶瓷把手，

用来挂项链。一串串打磨过的石头、贝壳和金属珠子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生辉。一条条相扣的银环亮光闪闪，照射在上面的阳光

似乎都变得柔和了。由半透明的珠子——如玻璃、塑料和切割过

的石头——串成的项链更是自带魔力，它们把阳光打散成上千种

颜色，透过小小的心形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把沉闷的衣柜变

成了闪烁的彩虹瀑布。

孩子们痴痴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地拿起项链，让它

们像缎带一样从手中倾泻而下。他们仔细检查每一颗珠子，好奇

它们的不同之处，惊讶于它们在阳光下竟能如此清澈。他们对我

说：“求你了妈妈，让我戴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我给他们一

个一个戴上项链。他们高兴极了，昂首挺胸，踮着脚尖朝镜子走

去。

我的项链大都物美价廉。只有一条可以称得上值钱，那是我祖母生前留给我的传家宝。一条镶嵌着一颗漂亮的黑珍珠吊坠的金项链，它虽和我的日常风格很不搭调，但我视它为珍宝，因为它意义非凡。这条项链是我亲爱的祖父送给祖母的，之后我的祖母又把它留给了我。它承载着记忆，是一条非同寻常、完美无瑕的项链。我偶尔会戴着这条项链参加一些令我紧张的活动，脖子

上坚实的重量和它永恒的美让我感到安心。珍珠的形成象征着应

对生活中的挑战：沙砾进入牡蛎的贝壳之后，牡蛎体内的外套膜

受到刺激，便分泌珍珠质，将沙砾一层一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

了珍珠。想要找到珍珠并不容易，人们经常需要在异国的深海中

潜水寻找，尤其是我戴的这颗珍珠，它的尺寸更罕见，寻找起来

可能更加危险。这条项链由不同材质组成，汇集了各个地方手艺

人的智慧。设计项链的人一定想象力十足，才能构思出如何将各

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美妙、珍贵的整体。

我的其他项链是用玻璃、塑料、木头或陶瓷珠子、贝壳、纽

扣和其他便宜的材质串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价值连城。它们很

漂亮，能把我衬托得更漂亮。有些项链是纪念品，看着它们就会

让我想起过去的美好经历。我有一条由色彩斑斓的塑料珠子串成

的项链，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新奥尔良参加狂欢节时有人扔给我的。

这串项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 20 岁出头时，第一次独自穿越美国

的经历。透过珠子，我回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旅程，回想起街上

喧嚣的人群、狂热的舞蹈和音乐，回想起一些刺激危险的时刻。

扔项链是一种沿袭了上百年的传统，起源于法国殖民时期。一般

都是男人向女人扔项链，女人们则以美味的啤酒、妖娆的舞姿和

一闪而过的胴体作为回报。当年，一个赤裸着上身、在阳台上跳舞的帅气男人把这串项链扔给了我。我一把接住了项链，他朝我喊：“给我看看你的胸！”我吓坏了，沿着街道跑进了一个小酒吧。酒吧里，一支三人乐队狂热地弹奏着音乐，一群人配合着音乐有节奏地扭动着身体。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抓着那串珠子，沉浸在狂热的氛围中，音乐流淌过我的心田，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现在，这条廉价的塑料项链是我与那时那地的那个自己的唯一联系。握着它，就仿佛握着我的过去。

我的项链是装饰品，只有我自己或与我非常亲近的人才懂得

它们宝贵的象征意义，这才是它们的不寻常之处。珠宝通常还有

另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财富和身份。佩戴珠宝可以让人知道

佩戴者很富有，也能让人了解佩戴者的身份，如佩戴十字架表示

某人信奉基督教，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表明佩戴者已婚。对我而

言，我佩戴的珠宝也传递着关于我的生活方式、年龄、背景、社

会阶层、性别等微妙信息。

美好的事物会吸引我们停下脚步去打量它们。人们对美有一

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人类文化利用和

发展了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赋予装饰品意义和价值。我们以这种

主观赋予的意义为媒介，通过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社会准则和

各类仪式，形成了有凝聚力的部落社会。社会和环境压力带来了社会准则的进化，这些准则对生物学和基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们重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

在没有遗传关联的人组成的庞大社区里，我们用美来表达归属感。美让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人造表现型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对美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我们到处寻找美的足迹——人

们的脸庞、完美对称的花朵、鸟儿清脆的叫声、自创的艺术作品

——我们通过认出美来获得快乐。美具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它赋

予生活意义与目标，可以增强同理心，让人拥有团体归属感。美

的事物能带来更多的美，因此，以花装点或种有鲜花的社区，能

促使人们让社区变得更美。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发现的美，也有动

力通过美术、音乐、建筑、文学和舞蹈，在物质世界中创造我们

自己的美的表达。事实上，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或制作的大部分

东西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我们设计制作的物品都是为美而生。

我们吃饭时，遵守餐桌礼仪；说话时，音量适中，避免使用“丑

陋”的词语；出门前，精心装扮。

人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美，甚至可以为艺术献身。2015年，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为拒绝透露巴尔米拉古代艺术品的位置而被武装分子斩首。对于这位81岁的老人来说，这个有着2000余年历史的寺庙群里的美丽石像和石柱，值得他用生命来捍卫。

美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工具，然而它来源于主观构想，而非客

观存在。我们对美的创造很可能源于生物学的性选择。孔雀和其

他许多鸟类一样，会利用华丽的外表来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出

于这个原因，雌性孔雀逐渐进化到喜欢羽尾最华丽的雄性孔雀。

如果一种动物能在华而不实的事物上浪费能量，比如色彩斑斓酷

似“眼睛”的羽尾，那就表明它有大量的能量可以浪费。人类与

孔雀不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自己选择性伴侣。所以我们

可以推测，人类在男性和女性的脸上都寻找美的标准，就像孔雀

的标准是漂亮的羽毛一样，人类的脸是健康的标志，很难伪装。

漂亮的脸要有高度对称的面部和完美的肤色。其他灵长类动物也

“以貌取人”，和人类一样，恒河猴也更喜欢面部对称的伴侣，

因为这样可以让后代的质量更高。

科研人员曾根据诸多人脸数据合成了一张人脸，相比单个人

脸，这张合成人脸对大众更有吸引力。这种偏好的进化根源可能

是优质的基因结合之后会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调查中，人

们普遍认为“混血儿”更有吸引力，而近亲繁殖生出的孩子吸引

力较小。生育信号也是吸引人的特征：男性的睾丸素水平越高，

女性的雌激素水平越高，这些信号的表达就越明显。

因此，我们对美的感知不仅仅基于一时的审美冲动。人们更喜欢年轻、健康、生育能力强、没有疾病迹象的伴侣。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会优先激发我们的求偶欲望，让我们认为有这些特征的人更漂亮。有些人擅长发现健康、生育能力强的伴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经过了数千年，人类对美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然而，人类的许多审美偏好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的生物学

上的健康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很多审美好像受时尚引领，源

于一时的冲动。动物世界也有有趣的相似之处。20 世纪 80 年代，

研究斑胸草雀的进化生物学家南希·伯利用不同颜色的标志环

区分实验室不同群组的斑胸草雀。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佩

戴特定颜色标志环的斑胸草雀更容易找到配偶，也会花费更多的

精力养育后代。雌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红色标志环的雄雀，而雄

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黑色和粉色标志环的雌雀。实验室中的斑胸

草雀在短时间内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能吸引异性的方式，伯利

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标志环和健康毫无关系，这说明动物对美

的认知具有随机性。也许有些特征或颜色在它们的大脑中根深蒂

固，当这些特征或颜色出现时，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新的变化。很

多自然界中的多样性和美好事物都源于动物自身对美的欣赏。

这些看似随机的偏好似乎也塑造了人类的外貌。几十万年来，人类生活在不同部落的小群体中，使文化和基因差异得以积累下来。数千年来，从亚洲的斯里兰卡到北欧的瑞典，人们的外貌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小群体中，外貌特征积累的速度正发生改变。因为群体中携带这些基因的人数不够，一些基因类型可能会完全消失；而因为某个群体碰巧有许多携带者，另一些基因可能会变得异常普遍。人类有不同的发色和眼形，而每一种颜色或形状一开始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后来因为当地人喜欢这样的风格，他们按照这种喜好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让这种发色和眼形保留至今。

东亚人头发浓密、汗腺发达、门齿独特、胸部小，所有这些

都与大约 3.5 万年前发生的 EDAR（外异蛋白 A 受体）基因突变

有关。专家们对这种基因迅速传播的原因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

认为是炎热的气候让额外的汗腺变得十分有用，也有人认为是人

们觉得这些特征更有吸引力。拥有白皙皮肤和蓝色眼睛的人曾被

认为具有异国情调，极具吸引力，更容易找到性伴侣，这使得这

些特征在北欧迅速传播。在过去的 2,000 年里，英国人变得个头

更高、头发更加金黄，拥有蓝色眼睛的概率更大。

漂亮的面孔会激活大脑视觉皮层各个独立的部分，这些部分

专门负责处理面孔和物体。与此同时，即使我们不思考美，大脑

的奖赏机制和愉快中枢也会被激活。在我们欣赏美的过程中，道

德因素也起着作用，即使人们没有明确地思考美和“善”，对美

和“善”进行审美判断的神经活动也会发生重叠。这种反射性关

联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激发了美的社会效应。有魅力的人在生活

中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更聪明、更值得信赖，他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受到的惩罚也更轻。

脑部扫描研究显示，与厌恶和疼痛有关的前脑岛对审美有重

要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或许能解释我们对美的感知是如何

进化的：审美过程的关键是对客体价值的评估，判断这个东西对

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这种评估是主观的，取决于个人

当时的生理状态。俗话说，“饿了糠如蜜，饱了蜜不甜”。在人

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审美系统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生物层面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体（包含食物和配偶）的价值判断能力而进

化的。经过文化进化，这套审美系统会扩展到具有社会价值的事

物上，比如绘画和音乐。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事实上，喜欢一块

蛋糕和喜欢一段音乐时，大脑的反应十分相似。

审美能力也很有可能与我们寻求事物发展规律的神经冲动

共同进化，作为指挥注意力的认知信号辅助大脑的预测系统工作，

告诉大脑哪里有需要发现或破译的东西。美具有激励作用，推动

我们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情感反应，是一种非常有力、强烈的

好奇心形式。艺术可以激发这种本能。比如我们在欣赏凡·高的

作品时，大脑审美中枢欣赏到了画中的美，让我们觉得这幅画不

只是色彩的旋涡，还有着深刻的内涵。科学家在一项大脑扫描研

究中发现，人们听一段熟悉的贝多芬作品，在听到自己最喜欢的

部分之前，尾状核（与好奇心有关的大脑区域）就开始活动了。

研究人员说，这表示人们期待即将听到让人心情愉悦的音乐片段，“这可以让人期待兴奋等情绪的到来，产生一种想要满足自己和获得奖励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感觉愉快的荷尔蒙多巴胺会激增。美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帮助大脑感知哪些感觉值得感受，哪些感觉可以忽略。

所以，在生理上，人类对美有反应；在文化上，人类把美看

作一种视觉语言。我们把美的东西变成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人

类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而不仅仅只是具有性吸引力的

异性身体。在审美中体验到的愉悦鼓励我们花费宝贵的时间专注

于思考，关注那些没有实际效益或对生存没有益处的事物，并把

时间、人力和资源投入我们自己对美的表达中。其他生物都做不

到这一点，对于大型动物来说，任何对生存没有益处的活动代价

都很大。就算我们把矛装饰得极其漂亮，它也不会帮助我们捕获

到更多生存所需的食物。然而，所有人类群体都会在装饰上投入

大量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这说明装饰对生存有着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美的象征意义和其自身的意义，我们才在群体中团结一

致，用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同情心和其他情感构建了合作型社

会。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思想和观念的符号化之上的，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视觉符号表达我们创造的观念，并借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后代代相传。货币系统、善恶、政府这种抽象的概念要通过身体装饰、艺术、音乐、建筑、园艺或其他技能等美的载体进行表达。

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也使用象征符号。在乌干

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一群野生黑猩猩，发

现幼年黑猩猩赋予了捡来的木棍特殊的含义，它们经常把木棍当

成“宝宝”，和它们一起玩耍。有记录显示，猩猩幼崽抱着木棍，

并将其带入白天的巢穴，但是用木棍做其他活动时，它们就不会

这样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只年轻的雄性猩猩会为它的“玩偶”

另立巢穴，而一只雌猩猩在看到它的母亲照顾生病的其他小猩猩

时，会像“拍打婴儿的背部”一样拍打木棍。

大约 2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照料捡来的物品。在南非远古人遗迹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块红碧玉岩卵石，上面有明显的“脸”的形状，这是经环境风化形成的。这块所谓的“多面卵石”，很可能是从距离远古人住所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带回来的，并被视为最早的艺术品。这块人脸石在很久之前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用处，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含义。在直立人时代，人们会刻意美化自己的物品，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装饰性的贝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 70 万年前。

当然，人们通过象征符号进行装饰和交流的欲望，始于我们的身体。任何一种当代文化都有身体彩绘的传统，例如给嘴唇涂上口红，或是其他更加夸张的传达方式，在许多史前遗迹中都发现了用于身体装饰的黄棕色矿物染料赭石。身体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一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个人对群体的忠诚。

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科伊人，在装饰的基础上发展出

一种极其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按照传统，埃科伊女性的脸上和

身体上，都有复杂的符号文身，包括用纳斯碧迪神圣语言书写的

神秘记号。这些文身记录了爱情、战争或是神圣的元素，虽然每

个人都能看到暴露在外面的文身，但只有狩猎豹子的克皮族群成

员才能看懂，他们是殖民时期前的统治精英。复杂的文身费时费

力，但像这样清晰的视觉信息只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改变身体的

众多方式之一，他们以此重新塑造自己的外貌，以超越自然的性

选择。我们的外貌由基因决定，但是文化用这种方式重塑了人们

的外貌。

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个人装

饰品，这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从远古时代开始，项链

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项链一来可以彰显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

二来可以作为可穿戴的符号。装饰品虽小巧却影响巨大，它们可

以激发人们的活力、生育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西班牙发现

的尼安德特人佩戴的彩色贝壳珠子，可以追溯到 11.5 万年前。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人类祖先项链是在南非南端的布隆伯

斯洞穴中找到的。这条项链上至少有 65 个小泪滴状的扁虱贝壳，

上面有人为的穿孔痕迹和赭色装饰图案。我们能看出，7.5 万年前这条项链最后的主人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偏好。如果把布隆伯斯洞穴的贝珠和我柜子上的其他项链挂在一起，它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珠宝的设计者从对称性和美学角度精心挑选珠子，这种做法得到了项链佩戴者的认可。

串珠饰品是装饰工艺的一类，通过穿戴者和其所在群体共有

的视觉语言传达信息，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些信息为更多的

人所理解。象征文化依赖于集体信念。在我所处的文化中，人们

理解并接受项链是用来装饰的这一概念，但是在其他文化中，对

项链意义的解读可能会截然不同。有些文化认为珠子的颜色有自

身的意义：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游牧民将黄色的珠子赠予未来

的结婚对象，当地的寡妇则佩戴白色珠子。人类学家将这些共同

的信念定义为社会规范，它们会体现在一个群体对美的共同认知

上，会体现在群体行为中，会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考古学家分析了在布隆博斯洞穴出土的许多贝壳珠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洞穴地层较深的地方发现的贝珠上的磨损痕迹表明，这些贝珠是随意地串在绳子上的，它们扁平、发亮的一面靠在一起。然而，在地层较浅的地方发现的贝珠则是两两打结，发亮的一侧朝上。这个看似微乎其微的变化却是社会规范转变的最早证明。这是一种文化进化，等同于化石中的解剖学差异或手斧的改良，只是这一次证明的是新的社会适应性。通过这样的行为转变，人类发展成为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并且结构复杂的小社会。

不过，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项链的串珠方式发生变化，是因为洞穴的早期居民改变了时尚观念，还是因为他们被另一群喜欢其他串珠方式的早期人类所替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做何解释，这些珠子都像今天的珠宝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规范。

衣着也是如此。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最初用无花果叶子遮挡性器官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否则性器官就

会一直暴露在外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却可以让很多毫

无关联的人簇居一处，还能避免不断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无花

果叶子这样的遮羞布最初是携带婴儿的吊兜或者妇女经期时使

用的腰布。就像我们创造或使用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遮羞布也

会变得具有文化意义和一定的价值，具有装饰作用，被男女都接

受并继续使用。有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穿衣标准，人的地位、性别

和其他重要的文化信息都会通过服饰衣着显示出来，例如忠于部

落、忠于宗教信仰。这让“你”与“我”的差异变得明显，从而

将不同的群体分开，也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因此，衣着

在推动文化发展和进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每一种文化不断

进步，运用各自的技术和专长彼此竞争。总的来说，装饰反映了

社会规范，并用同样的故事将部落成员团结在一起，这就是装饰在文化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

累积性文化具有模仿性，这意味着我们会复制自己的行为和

偏好，因此，我们会制定和遵循社会规范。穿着风格的规范可以

不切实际，可以荒诞不经，但是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在规则之内巧

妙地应付。例如日本曾禁止平民穿着装饰华丽的丝绸和服，为了

避开这个规定，一些女性就将华丽的图案文在身上。装饰规范和

其他社会规范相互交织，因此当女性权利得到保障，女性地位提

高时，其服饰也变得更加实用。自行车的发明加速了女性解放，

推动了女性穿的裤子的出现，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人类不仅美化自己，美化自己制造的物品，还美化社会，试

图通过美让物质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变得井井有条，以满

足人类的需求。社会规范不仅约束我们的服饰，也约束我们的行

为，其目的是既要有视觉上的美感，又要风度翩翩。社会规范源

自群体且由群体实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可以达到如此高

的合作水平了。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统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减少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内部分化

和等级制度开始出现，避免冲突的一个策略就是让社会规范来加

强分化，消除其他选项。例如，按照“规矩”，猎人 14 岁的儿

子“应该”成为猎人而不是去做陶工。如此一来，整个群体就会

串通起来保持这种分化的明确性。在社会规范披上了毋庸置疑的

超自然法则外衣时，这种情况尤甚。仪式通常将社会各行各业毫无关联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强化社会等级制度。人们共同经历艰苦且危险的入会仪式、测试和典礼，此后便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规范还有助于解决人们在共享资源上的冲突。比如，大

部分群体都有关于肉类的规定，包括肉的准备仪式、相关禁忌以

及不同部位的肉与不同人群的对应。也就是说，当一群猎人带回

了捕杀的猎物，根据规范，上等的肉要留给制作箭头的人和哺乳

期的母亲等。这意味着肉不一定会被平均分配，但是每个人都能

得到一些，分配的原则是确保符合整个群体的利益，从而保持群

体的凝聚力并维护社会规范。

在宗族本位的狩猎采集部落中，“订单”和“交付”之间存

在“延误”，通俗来讲就是生产食物付出的努力和最终得到的实

际食物不一定等价，但严格的社会规范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以巴拉圭的亚契部落为例，他们依靠森林养殖甲虫。首先，他们

必须要通过砍树来准备育虫的场所，6 个月后，他们才能从这些

砍倒的树中收获甲虫。由于部落对财产有着严格的规范，因此，

砍树的人会给砍倒的树系上专门的带子表明此树的归属。因纽特

人捕鲸（一项危险但有利可图的活动）时也遵循类似的规范。被

刺的鲸鱼不会立即死亡，几天或数周后才会被冲到岸边或浮到水

面上，这段时间，另一个群体可能会占有它。同样地，根据规范，

鲸鱼上岸时身上插的是谁的矛，鲸鱼就属于谁。

社会规范极其强大，不只规定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还对私人生活提出要求，甚至对我们独处时的行为也有所规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对自慰的大量规定证明了这一点。规范是一种约束，它阻止分歧，限制创新，还可能造成个人损失。尽管规范会带来不便，但我们通常都会遵守规范。因为背离社会规范不仅会玷污个人名誉，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在许多社会群体中，后代会承担上一辈的社会惩罚和债务。

正如服装的时尚，社会规范和仪式其实没有实际价值。我所

在的文化认为吃昆虫很恶心，但是其他文化却认为昆虫很美味。

然而，正如我们将善良与视觉吸引力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将道德

水平与社会吸引力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遵循规范是生来就有的

好行为，所以可以说，遵循规范的人天性良好。这样，社会规范

通过创造共同的道德基础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人

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从而更容易预测他人的行为。

社会规范约束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并不作为世界的物理属性而存在。无论你认同与否，万有引力都永恒不变；在一种文化中，谋杀可能代表罪恶滔天，而在其他文化中，这也许是被推崇的行为。这看似显而易见，然而动机、策略和信仰约束着人类世界的大部分行为，这甚至让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三者均是被发明的社会规范。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些规范，将它们视作人类的特有属性。

相比男性，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这并非因为

男性和女性有巨大的认知差异，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智力水平并不

比男性低，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社会规范阻止女性扮演有声望

的角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限制女性的条条框框无处不在，

以至我们误认为这些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实际上，人类

学和遗传学数据显示，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别平

等才是常态。的确，当人类从灵长类祖先中分离出来之后，性别

平等和配偶制成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进化演变。性别平等

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父母双方的人际网络

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让无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合作更为紧密，

从而加速思想的交流和基因的传递。统治着原始族群的很有可能

是母权社会规范。如今，性别平等在狩猎采集部落中依旧是常态，

这虽然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必须扮演相同的角色，但在这些部

落中没有性别权力失衡现象，要知道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普

遍。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男性和女性对群体的贡献相同，并且

都照看孩子。男性和女性也会对周围环境和身边的人产生相同的

影响，这有助于与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加强合作。

人的性别由生理决定，而人的社会性别则是文化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某种社会倾向。大多数艺术作品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父权社会规范得到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支持和认可。大多数农耕社会都利用各种规范来控制和约束女性性行为，例如遮盖女性身体和杀掉让男性“蒙羞”的女性。宗教为这些做法授权，女性通常要为维护群体的荣誉而付出代价。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印加帝国山脉的寒冰墓穴（今天秘鲁的库斯科附近）发现了女性祭品，为何妻子必须跳进丈夫的火葬柴堆殉葬，为何女儿在雅典要成为祭祀的祭品。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压迫和控制深深影响着社会规范，女性要表现得十分谦卑，男性却可以嚣张跋扈。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古代的女性裹足习俗，到两性在健康和财富方面机遇的失衡。

这种文化熏陶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人们按照规范行事，就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事实上，社会规范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开始发挥作用。研究显示，当告知孕妇胎儿性别后，她们描述胎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如果孕妇得知胎儿是女孩，那她往往把胎动形容为“安静”“非常温柔，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很少用脚踢我”；若得知是男孩，则形容为“活力十足”“拳打脚踢”“动起来犹如天崩地裂”。但如果孕妇不知道胎儿性别，她们形容的胎动则没有区别。

许多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观点都只不过是文化中的社会规范。自由、平等、博爱（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在某些文化中是需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然而对许多社会来说，个人自由并不重要，它们追求的是心灵纯洁。再来谈一下责任感。在我所处的文化中，蓄意伤害他人或损害其财产是比意外伤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因为人们的行为动机难以判断，所以人们不会根据动机对受惩罚的程度进行评判，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后果进行评判。

有些人把我们的行为归因于生物基础，而且不承认社会规范

的本质，即在文化层面进化的可改变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想法很

危险，它会让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还

会受到伤害。（当然，你是否认为人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机会，部

分归结于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规范衍生出奴隶制度、种姓

制度、“荣誉”杀戮以及许多其他的害人行为。然而，许多这类

行为曾一度被认为是生物法则或是由上帝规定的，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这种观点有所改变，而且有时改变还极其迅速。

某些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平

等，反之亦然。在美国，禁止通过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一个人的社

会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总统都开始用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人。

除了社会通过规范对人产生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

人的肤色和性别会对其自身道德或智力产生影响。这点尤为重要，

因为强加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规范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理

机能。

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真理，遵守不同的规范，那么社会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某位领导者提出了社会规范，或者依靠一个集中控制的媒体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实际上，规范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以给新生儿起名字为例，在一项在线实验中，匿名玩家被随机配对，两位玩家就宝宝名字达成一致后，才可以再与其他玩家进行配对。最初，看起来根本不会有哪个名字胜出，因为与前一个搭档选好的名字很快就会被

取代，因为玩家需要与新搭档达成一致，如此往复，想要达成共

识实在困难重重。但仅仅几轮过后，所有玩家就对同一个名字达

成了共识。通过随机配对，规范从无到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网络连通性的变化让一个名字脱颖而出，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在

物理学中被称为对称性破缺。无论参与者是 24 人、48 人还是 96

人，结果都不变。这表明这种对称性破缺可以无限扩大，并可以

解释社会规范如何能够在一个类似国家的大型群体中自然形成。

这个实验也表明，通过调整参与者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操纵达成

共识的过程，这与前文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者的行为类似。社交

网络细微的改变会让人们更容易自发地就一种社会规范达成一

致，因为人们都有从众心理。

但是，那些坚持个性、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可能是感觉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青少年，或者是想要

标新立异的 20 多岁的年轻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外貌

打扮都与社会规范相悖，要么尝试夸张的妆容，要么做个花里胡

哨的发型，甚至连胡子的造型都不放过。但在展示了与众不同之

后，他们发现其实上百万的同龄人都和他们的做法一样，结果是

他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潮人效应。数学模型显

示这种同步性自发行为是多数人的属性。模型显示，大多数人都会遵循现有的规范，但是少数不从众的人对当下的流行趋势的反应会有一个延迟期，在此期间他们会创造新的潮流，在经历一段过渡期后，人们开始追随这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潮流，新的潮流由

此产生。2019 年 3 月，一本科技杂志报道了这项研究，选用了一

张头戴无檐小便帽的“时髦”年轻人的照片。编辑之后收到了一

位愤怒的读者的来信，这名读者指责杂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他的照片，而后来这名读者才发现照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

因为“潮人们看起来都很像，甚至他们本人都说不出自己和别人

的不同之处”。

在遵循同一社会规范的小圈子里，社会规范将我们联系在一

起，即使成员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社会规范也能帮我们找到“家

人”。群体之间会互相竞争，一旦个人的命运与所在群体的存亡

息息相关，那么找到自己群体的成员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服

务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对我们最有好处。着装、装饰、

行为、技能和实践等社会规范都成为展现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并确保我们能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和保护。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某些群体中的极端行为，例如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某些部落曾

盛行的扁头，当地人为了变成扁头，会将木板绑在婴儿头部数年。

一个社会的规范越多，执行得越严格，成员之间就越可能识别彼

此，排除异己。

这是部落主义的起源。我们越了解某些人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就越能预测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判断他们是否可以信任，能否与我们一起创造利益，这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成本。从出生起，我们就有意识或是下意识地学习自己“部落”的规范。生活环境和长辈的教导让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对“部落文化”产生“归属感”。

为了掩盖身份而故意遵从另一种社会规范的人很容易就能

够被发现，例如用工人阶级的“街头”口音隐藏自己特权背景的

政治家，伪装成“暴发户”的趋炎附势者。语言与扁头这样的外

貌特征一样，也是极好的部落标识，因为很难作假。我们的双耳

能敏锐地察觉不同的口音、语法错误以及外来者在措辞上与我们

的细小差异。即使精通某种外语的人可以流利地用这门语言进行

交流，但是依旧瞒不过母语者。移民和那些跨越部落社会规范的

人往往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萧伯纳的《卖花女》和贾维斯·考

克尔的歌曲《普通人》中描述的故事。在欧洲，当犹太人表现出

自己与大部分人不同时，他们得不到社会的信任，而在他们试图

接受和遵从主流文化规范时，更难获取信任。

个人身份与群体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群体到了另一个群体，他可能失去身份认同感，并感觉两个群体都在疏远自己，他的心理健康因此会受到影响（例如，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更高）。但是人们会继续尝试成为新群体中的一员，因为群体不仅能提供保护，而且会带来经济利益。

部落主义意味着我们对待群体内部的人与外部的人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黑猩猩的群体观念强烈，它们敌视外来者，不同群体间冲突的死亡率高达 13%。与黑猩猩不同，人类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各种群体交融在一起，并非所

有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来确定并

维护自己的群体身份，对群体忠诚。我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从幼

儿时期就形成了。对外部群体的敌意尽管不体现在对个体的抵触

上，但会表现在对文化差异的抵触上，实际上这些都是根深蒂固

的认知模式。通过辨别群体外人员，我们会明确自己群体的标准，

并且巩固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与群体中其

他成员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的大脑会对其他成员的痛苦产生

同情反应。然而，人们要是知道对方是群体外的一员，例如，敌

队的粉丝，他们便会停止产生这种反应。大脑扫描显示，在我们

观察一个我们认为是外部群体的人时，大脑的神经放电模式类似

于我们识别物体的模式，而不是识别人的模式，因为我们从认知

上已经将那个人视为物体。其他研究显示，荷尔蒙催产素能促生

利他主义行为，但仅仅是在与群体内成员的相互交流中才奏效；

当与群体外成员交流时，就算是使用同样水平的荷尔蒙催产素，

也没有这种推动作用。

一个部落社会合作的前提是我们可以信任无亲缘关系的人为我们谋求利益，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相信一个不做实事、只知瓜分共同利益的人，或相信一个居心叵测的人更具威胁性了。人的长相越相似，所处的文化环境越相近，群体的识别符号和社会规范就越重要。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样貌和声音都很相似，就像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一样，因此他们便只能依据仪式、禁忌、宗教或食物等社会规范上细小的差别，来判断一个人和自己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我们通过故事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一方，如英雄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从而打造我们群体的身份。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让看起来相似却属于敌对群体之间的人互相残杀。

在群体受到威胁时，成员会联合起来护卫共同的利益，这个

时候即使是 5 岁的孩子也会表现得更加团结和慷慨。一起作战的

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当部队中的每个士兵

都做好了为彼此牺牲的准备时，每个士兵就更有可能活下来。这

可以解释竞争法则中激进的“忠诚证明”仪式的由来。通过和其

他群体的竞争与冲突，这一仪式强化了亲社会的规范和制度，增

强了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这种仪式

的出现表明群体受到了威胁，而这作为一个反馈循环，又让一个

民族确信他们正在遭受外来移民或相邻国家的威胁。然而，一个

国家面临的大部分威胁来源不在外部，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十分

和平。真正的威胁通常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裂和不平等。

群体间冲突一直是对生命的巨大威胁。大部分狩猎采集部落会发生反复不断的冲突，死亡率达到 15%左右，与黑猩猩的死亡率相当。如今，在工业化世界中，冲突带来的死亡率很低，而过去冲突带来的死亡率一度很高，而且大部分冲突都涉及领土争端。

胜利的群体以失败者的牺牲为代价进行扩张，寻求更多的经济利

益，失败者的土地被占领，人民或被奴役，或流离失所，或移居

他地。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推动许多亲社会的规范，但只有最具

合作能力和凝聚力的群体才能在冲突中获胜。群体内部的选择压

力促使外交家出现，这些人能用语言和魅力化解冲突，促进合作。

每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为生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不同，所以出现了践行不同社会规范的人类群体。践行的社会规范不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身体构造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学习改变人的大脑。任何技能的实践都离不开连通神经网络的硬性条件，包括对肌肉的控制和协调、平衡能力以及对速度和距离的判断等。发展到最后，我们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身体自动就能做出反应。一旦我们能够熟练做出某种行为、某个动作或是进行思考，大脑的工作量就会显著减少，为工作记忆腾出更多的空间。那些熟练程度最高的人会成为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在熟练实践的基础上，会对行为或过程的细节进行创新，从而突破人类的极限。无论是学习走路，还是成为钢琴家或是玩杂耍，这些过程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小玩《精灵宝可梦》游戏的人，大脑内会有一块专门识别游戏中人物的区域。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身体构造。例如职业网球运动员惯用手一侧的身体骨骼密度会增加 20%左右；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为了应对氧气稀薄的生存环境，体内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肺也比一般人大。这里需要明确一点，上述情况中发生的不是基因变化，而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生理变化。

有些群体利用社会规范和科技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经济收入，

这样的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其文化实践传给子孙后代。许

多情况下，这种文化上的进化能改变人类的生理构造。比如，泰

国西海岸有一个名为莫肯的海洋游牧民族，部落中的人发展出一

种独特的能力，能让他们像海豚一样在水下看清东西。莫肯族的

孩子大部分时间都会潜水寻找食物，为了适应水下的环境，他们

的视力变得很好，是欧洲孩子的 2倍。一般人在水下，视觉会很

模糊，因为水对光线的折射率和眼角膜对光线的折射率相同，所

以我们无法聚焦光线。而莫肯族的孩子拥有海豹和海豚一样的视

觉，可以适应这种折射。他们的瞳孔缩小到了人类极限，因此增

加了眼睛看到的景深，晶状体的形状也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可以

被视为人类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在生理层面做出的改变，但它们不

是基因的变化。人们在后天无意间习得了这些能力，这意味着任

何孩子都能拥有这项能力，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他

们训练瑞典孩子潜入水下，观看卡片上的花纹，11 个训练期后，

这些孩子拥有了与莫肯族孩子一样敏锐的水下视力。

然而，对另一个海洋游牧民族——印度尼西亚的巴瑶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他

们的基因也发生了改变。遗传学家在调查巴瑶人杰出的潜水技能

时发现，巴瑶人的 DNA 中存在一些基因变体，这些变体让他们的

血液和器官中存有更多氧气，能控制二氧化碳含量，并将含氧血

液的储存器——脾脏——增大了 50%。这些基因似乎是从已经灭

绝的人类近亲丹尼索瓦人处继承而来的，而后在文化进化的压力

下，在诸多基因中得以保留。

文化环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项研究比较了西方人和东亚人的神经处理过程，结果显示文化

塑造了我们看人的方式（西方人主要打量对方的眼睛和嘴巴，观

察的区域呈三角形，而东亚人则集中在一点），也塑造了我们在

背景下看事物的方式（西方人擅长将人和物与其背景分开来看，

不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但在其他大部分文化中，情况

却恰恰相反）。如果要求从“公交车”“火车”“轨道”中选出

两个有联系的词语，西方人可能将交通工具放在一起，选出公交

车和火车，而东亚人更可能选火车和轨道，因为它们相互依存。

研究者认为，东亚人和西方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

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的社会规范主要为个人主义，擅

长处理单个事物并将信息分类。相反，东亚的社会规范更倾向于

集体主义，他们将自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会优先将事物和其背

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文化环境造成了人类大脑通路的差异。不过，一个人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的时间越长，新旧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越小，最后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到下一代时，这种差异会彻底消失。

然而，社会规范可以对人类产生长期的遗传影响，因为它限定了人们与谁繁殖后代。例如，在泰国北部的多数群体中，新婚夫妇会搬去女方家居住，当然更常见的是住在男方家。遗传学家发现，居住方式会对基因的多样性产生影响。若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则家庭中女性数量增多，因此儿子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Y染色体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若婚后居住在女方家庭，虽然人们的 Y 染色体各不相同，但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DNA 线粒体几乎一样。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能解释文化环境是如何造成生理和行

为差异的。在经典的实验“走廊”实验中，一组男学生需要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这些学生一半来自美国北部，一半来自美国南部），

然后将填好的问卷送到走廊尽头的一张桌子上。学生穿过狭窄走

廊时，会经过一个在文件柜前工作的大块头男人，要想过去就需

要大块头让路。他让路的时候，会故意撞到学生，然后低声骂学

生“混蛋”。送问卷的学生要么怒气冲天，血皮质醇和睾丸素飙

升，要么耸耸肩，一笑而过。学生反应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来自哪

个州：大部分北方学生会淡然一笑，而不是气愤万分；而 90%的

南方学生会愤怒不已，压力荷尔蒙上升。如果南方学生随后遇到一个目睹了这场“羞辱”的陌生人，他们会表现得很跋扈，蛮横用力地与陌生人握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陌生人的眼中自己缺乏男子气概。

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要求并激励男性用暴力捍卫自己的财

产、家庭或声誉。不是很严重的轻视行为，比如直呼一个人的名

字，在美国南部都可能导致人们大打出手。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

刚刚送问卷时受到侮辱的学生在返回狭窄的走廊时，会遇到迎面

走来的另一个人，这些学生不得不让路。先前未受到侮辱的南方

学生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在两米开外停下，站到一侧，给陌生人

让路；北方学生会在不到两米处停下。然而，在受到侮辱之后，

北方学生会再多走一步；而南方学生则会在差一点就会撞上对方

的地方（两人相距不到一米）才会让步。

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美国，南方人被认为比北方人更友好，更懂礼貌，而北方人经常表现得很唐突粗鲁。然而，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容易惩罚别人，他们会体罚孩子，并且赞成警察开枪杀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人讲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下，感受着相似的文化，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这是生物差异而并非基因差异。文化环境不同，人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产生差异。“走廊”实验可以解释地区犯罪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人在因受到侮辱而导致的打斗中，更有可能杀死朋友或熟人；南方腹地的谋杀率是全美其他地区的两倍。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影响他的生存。

荣誉文化一般出现在资源匮乏和政府软弱的地方。这类地区对社会规范的选择压力来自权势而非威望。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这种情况的都是一些地处偏隅的游牧群体，这些群体中偷牲畜的盗贼很多，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因而暴力的名声就成为保护自己财产的必要手段。攻击一个人引以为傲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羞耻或耻辱的感觉是大部分暴力行为出现的原因。相比之下，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定居相伴，必须要相互合作、分享土地、共建灌溉水渠等公共基础设施才可以生存，这就导致农业社会重视威望而非权势。偷农作物不如偷牛划算，农民可以依靠更强大的集体行动体系来惩罚违法者，不用出于自卫而使用暴力。阻止邻居攻击自己的办法不是用攻击性的行为来对抗他们（这种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受伤），而是对邻居慷慨大方，并在必要时与之合作。

美国南部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在荒野和山地里放牧，他们实行自治，看重荣誉。尽管他们在很多地方定居，并融入当地农业和城市文化，但在他们的家乡——美国南方腹地的乡村地区——“人人为己”的荣誉文化仍然存在。相比之下，美国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多是德国和荷兰移民，他们种植农作物，社区力量很强大。社会规范很难改变，因为人们觉得社会规范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归根到底，经济因素驱动大部分社会变革。欧洲贵族推崇的

决斗荣誉文化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而消亡。一些解决争端的明智

方式由此出现，让为荣誉而战的做法看起来很荒谬。随着社会制

度变得更加强大，决斗者更容易被指控谋杀，而不是因捍卫自己

的荣誉而受到赞扬。雅兹迪部落曾严格遵守荣誉文化，但最近，

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伊拉克雅兹迪部落女子实施暴行之

后，这种文化发生了转变。数千名被绑架和强奸的幸存者不敢回

到村子，因为当地社会排斥失去贞操的女性。然而，当地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些女性返回伤亡惨重的村庄，这样就带来了社

会规范的变革。村里的人给这些女性举行了“净化”仪式后便重

新接纳了她们，这意味着她们重获自由。暴行之后，这种方式不

仅挽回了大家的面子，而且使村子重新走上正轨。纳迪娅·穆拉

德就是被残害的女性之一，她在这场暴行中的勇气得到了全世界

的认可，并让她获得了 2018 年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文化正在逐渐消亡。恐吓会阻碍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因此倡导荣誉文化的社会往往会解体，逐渐转变为亲社会群体。像美国北部各州那样，倡导威望的文化成为主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社会规范，比如在城市里，人们更能容忍越轨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要表达自我。接触不同的社会规范让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如果从年纪较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这种效果会更显著。研究显示，当孩子所在的学校种族更加多元时，各种族之间会有更强的凝聚力。
部落共同的信仰形成了社会规范，并通过各类装饰来传递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又影响部落的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例如，在北非和中东，一个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文化规范公开同性恋身份，就会受到强烈排斥。这并不是因为两种文化中的同性恋伴侣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在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装饰，因为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
我们通过美创造了一种视觉语言。群体再大，这种语言也能让大家像一个小部落一样紧密合作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身份、社会规范和集体信仰体系。大规模合作带来的能量、经济和生存优势，让我们与其他部落竞争资源。然而，人类文化的巨大悖论就是，尽管我们支持部落主义，但我们还是依靠部落间的合作关系网来交流想法、资源以及传递基因，下一章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1492 年 1 月，一名男子骑着骡子，独自离开了西班牙科尔多瓦。他身后的这座城市曾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而如今，繁华已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正如他现在的境遇：壮年不再，希望渺茫。他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 10 年拿来追求一个疯狂的梦想，却又一次碰了壁，未能筹集到资金，这个已经年至不惑的水手只好向命运低头。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一

个纺织工人家庭。热那亚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周围群山环绕，

远处是一望无尽的大海。当时，前往远一些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要比去近处的意大利米兰或瑞士日内瓦等地更加便捷。哥伦布成

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穿梭于葡萄牙和西非地区

之间的大西洋上，做些小生意。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就

是香料。它们来自神秘的东方，价格高昂，供不应求，催生出利

润丰厚的欧洲香料市场。但当时通向东方的道路都在奥斯曼帝国

把控下，香料的价格和贸易的风险都越来越高。

因此，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前往东方的海上航线。1488 年，一名葡萄牙水手首次成功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到达印度洋地区，但这条线路危机四伏。对此，哥伦布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从欧洲向西航行，直达亚洲，这样就可以避开危险的好望角。在哥伦布

小时候，欧洲就已经有了印刷机，他得以博览群书。通过阅读研

究，他认为地球的周长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长度短 20%左右。然

而，哥伦布辗转多个国家，包括葡萄牙、热那亚、威尼斯、英国，

最后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他关于地球周长的观

点，拒绝给他提供探险基金。几年后，似乎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女王伊莎贝尔一世改变了主意，派遣

了一支皇家卫队，三艘帆船，追随这个骑着骡子的人开始航行。

女王给哥伦布发放年度津贴，并且许诺，如果事情成功的话，他

还能得到许多其他的奖赏，不过要取得成功似乎不太可能。

1492 年 10 月，哥伦布登上了新大陆，这意味着美洲人民结

束了长达一万年的与世隔绝状态（在当时，美洲地区的人口占全

世界人口的 1/3），也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种相互依存将

改变我们的世界。哥伦布大交换把金、银、各种矿产、新的食材、

烟草、梅毒和火鸡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地区。而

对美洲来说，哥伦布的航行带来了疾病、奴役、灭绝、基督教、

牲畜、枪支和人，带来的影响如疾风一般，迅速到达美洲的每一

个角落。美洲曾经先进的文明在几十年内被迅速摧毁，90%的原

住民死于麻疹、天花和流感。在哥伦布的残酷统治下，仅仅在伊

斯帕尼奥拉岛，就有超过 300 万人死去。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航行带来的资源交易和美非两洲的奴

隶交易降低了创新的能源成本，并为创意、技术、建筑、艺术和

贸易的文化爆炸提供了资金支持。仅玻利维亚的赛罗里科山就出

产了 7 万吨白银，这一产量足够支持西班牙超过两个世纪的花销。

欧洲的精英阶层利用从美洲涌入的新财富重塑并巩固了社会阶

层，使得基督教取代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位置，还在当时已知的

世界范围内加快了探索，促进了贸易、殖民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这其中，荷兰和英国受益颇多。两国通过控制东印度群岛，特别

是通过控制其中香料群岛的香料贸易谋取了大量利益，因为这里

是肉豆蔻和丁香的唯一产地。自此，世界爆发了诸多战争，出现

了大规模的殖民行为，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发达、工业

的繁荣和前所未有的扩张，都以扼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

价。这些地区深陷贫困，资源匮乏，当地文化也因此被破坏或者

说是被刻意破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代人积累的文化知识

消失了。部落或四分五裂，或迁移变动，或被迫停止进行自己的

社会仪式。有的地方，新移民取代了原住民，新的文化和语言也

取代了原来的文化和语言。有的地方，人们因为疾病、冲突或饥

荒死亡。时至今日，西方殖民主义早已在一代人之前就分崩瓦解

了，现代全球化经济也已发展了几十年，但殖民时代产生的文化

和经济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让人无法忽视。

哥伦布于 1506 年在西班牙去世。他因为掠夺来的黄金而腰缠万贯，但他永远都无从知晓自己到底发现了什么，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

这种全球范围的文化、环境和基因交换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

香料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帮助欧洲的殖民帝国仅凭一己之力

创造了政治、军事和商业网络。然而，香料的价值完全是随意虚

构的。香料一词在英语中是“spice”，词源是拉丁语的“spec”，

意为“外表”。香料正是因其美丽的外表才受人们追捧。香料虽

然不能提供营养，但它色彩缤纷，芳香诱人，滋味独特，充满异

域风情。它作为防腐剂的任何所谓好处都会被一个事实抵消，那

就是新鲜肉类比香料更便宜、更容易买到。换句话说，胡椒、丁

香、肉桂和肉豆蔻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们文化价

值。一旦这种价值被社会大众接受，购买香料就成为一种炫耀性

的消费，香料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标配，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进行

交易。因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狂热至极，香料贸易在当时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全球性活动。

美不仅是部落归属感的象征，还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赋予事物意义，即社会价值，而不考虑它们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我们重视各种各样的美：香料味等稀有的味道，紫色等难以染出的颜色，丝绸、宝石和金属等有光泽的材料。虽然装饰无用，但我们以此为乐。早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利用人类天生对于美丽的渴望降低贸易成本，建立起了能够增加文化复杂性和改善生存条件的网络。贸易在过去是一种文化杠杆，它让人类这一物种通过合作进行竞争。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资源、基因和技术的交换实现传播。可以说，美促进了贸易。

最早的人类社群就像现在的小型社会一样，在以物易物的基

础上进行交易。尽管每个群体的强大依靠的是对自己的群体的热

爱和对外人的敌视，但其实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就像群体

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一样。部落与部落为资源而合作，为共

同抵抗其他部落而合作，为交换技术和材料而合作。贸易确实十

分重要，基于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可能正是贸易驱动

了语言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语言，哪怕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也十

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都是出于自愿，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

在交换中获得的收益要多于全部自己投资生产的所得，事实上也

确实如此。诚如 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正如

专业化在一个部落中意义重大一样，一个部落自身实现专业化也

具有经济意义。

李嘉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擅长生产食品，更擅长生产服装；另一个国家则不太擅长生产食品，更不擅长生产服装。此时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个国家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就应该让它既生产食品又生产服装，从而忽略了另一个国家。事实上，李嘉图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高效的方法是只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然后通过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易来获得其他产品。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重要。我们进行交易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专业化是最节省自身能量的策略，所以从蚂蚁到人类的脑细胞，整个生物系统中随处可见这一策略。如制作矛头和捕杀鲸鱼这样的专业技能的提升依赖群体之间的以物易物，这也使得文化实践和技术种类更加繁多，内容更加复杂。

如果一个群体不会捕杀鲸鱼，但可以制作矛头，那他们就可

以和一个需要长矛的捕鲸族群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捕鲸群体在进

行交易时还没有鲸鱼肉，需要先获得矛头才能捕获鲸鱼进行交易，

这又如何是好呢？这种情况就是延迟的互惠，它需要贸易双方对

彼此信任，制作矛头的群体在交付自己制作的矛头时，肯定希望

最终能收到鲸鱼肉。虽然技术在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下会发展得更

加迅速，摆脱群体内部社会规范和声誉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对

彼此的依赖性会更强。交易的复杂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制作矛

头的群体附近不是捕鲸的群体，而是采集红薯的群体呢？采集红

薯的人不需要长矛，但是制作矛头的人仍然需要吃饭，此时又该

何去何从呢？

以物易物需要交换双方在供应、技术、偏好和时间上的一致。

在小规模群体中，这些条件容易满足，但在大规模群体中，以物

易物就困难了。所以当群体的规模变大，各种网络变得更加复杂

时，依赖陌生人彼此信任的多方交易就会出现，但是这样一来，

不仅跟踪商品动态和推进后续服务很困难，还会产生十分高昂的

成本。无论是大自然还是贸易伙伴“欠”下的货物，如果只靠声

誉和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延期交货的风险都会很高。声誉可能会

误导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看法和评价，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会

不停地计算交易成本和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理负担会成

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会阻碍双方之间的交易，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以令人向往的事物的形式存在的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

有收集的欲望，就像园丁鸟和喜鹊一样，人类也有收集的本能。

从孩提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收集东西，原因不过就是我们觉得

这些东西好看，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操控着这种冲动。到 3 岁左右

的时候，儿童就有了强烈的占有欲，他们会抗拒别人替换自己的

物品，哪怕是拿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也不可以。当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物品私有化规范帮助人类从装饰自己的人变成拥有装饰

品的人。收藏品的转让和交换取代了声誉，推动着部落之间的交

易。贸易从此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以非洲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中的古代贝壳项链为例。它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收藏品。当人类处于生存边缘时，制作项链需要大量时间和许多技巧。正是因为制作如此耗时费力，所以寻找贝壳和制作项链一定有一个重要的选择优

势。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就是，这些漂亮的小饰品不仅能提升一

个部落的地位，还可以用于交换和收藏，这就是最初的货币形式。

从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到非洲最南端，再到以色列的诸多

遗址，都发现了布隆伯斯洞穴中的那种穿孔贝壳项链。其历史最

早可追溯到 12 万年前，这说明制作和佩戴这种贝壳项链是数千

年里诸多部落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发现海洋贝壳的遗址位

于大陆腹地，所以一定是有人把贝壳带到了这些地方。由此可以

看出，早在那个时候，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的贸易网络已经十分活

跃和广泛，而贝壳项链很可能是创造这些网络的契机和维系网络

运行的动力。这些贸易网络有益于基因和文化的交流，进而加速

了人类的文化进化。人类个体的生存依靠部落，同理，一个部落

的生存也需要依靠其他部落。贸易网络对人类的非洲祖先至关重

要，同样，对离我们近一些的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也同样重要。

（虽然在生物系统中存在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对生物生存影响

力的大小仍充满争议，然而在文化进化中，群体选择通过声誉和

社会规范对社会进化产生驱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文化进

化和基因进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收藏品不菲的价值推动了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资源贸易和开发。美成为一种重要的可交易资源，满足了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资源（食物和领土）交易成本，从而填补了我们身体上的饥饿。贵重物品可以在存在延期补偿的交易中充当抵押品，可以作为彩礼，补偿给嫁女儿的一方，或是作为

战利品安抚敌对部落。一些收藏品还赋予社会角色以权威，比如

王冠是首领的象征，这类收藏品一般会传给下一任接班人，但是

它们象征的权力不变，而且篡权者可以通过在冲突中夺取这些收

藏品以获得它们所象征的权力。拥有者死后，其收藏品可以是分

配给继承人的财富（人类是唯一有“财富”概念的动物），也可

以是被赋予特权和责任的头衔。这意味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

不仅有生物遗传基因，还有社会文化。这两者都会影响我们的基

因（和文化知识）延续的概率。

当有人刻意美化某样东西时，这样东西就会被赋予重要的意

义，哪怕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深意，也依然会承认且重视它。在

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枚镀金的凯尔特人十字架胸针，发

掘于爱尔兰的贝利卡登沼泽地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8—9 世

纪，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中间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玻璃一般的宝石，

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以真主的名义”。当时，爱尔兰西部附近

的港口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很可能是某位穆斯林在这里遗落了这

颗宝石。12 个世纪前，发现它的人根本不可能识字，更别说读懂

阿拉伯语了，但他下意识地认为这颗宝石象征着什么，有一定的

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所以就把它镶嵌在另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物品中。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居无定所，四处打猎、采集或放牧，所以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要尽可能地少。这些少数个人物品通常是珠宝或是地毯、衣服等装饰性纺织品，它们往往都有经济价值和收藏意义。如今，图尔卡纳牧民会珍藏他们的串珠项链，蒙古牧民可能会保留纺织品和精心装饰过的蒙古包的门，因为用这些物品进行交易可以帮助他们四处迁徙，在无法预测的生活中应对突发的变化，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交易中用有价值的收藏品作保，是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装饰物质文化的发展。

在多瑙河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乌尔姆地区，坐落着一个小博

物馆，那里收藏着一尊精美的小雕像，名为“史前狮子人”。它

的原料是一块猛犸象牙，雕刻者于 4 万年前雕刻将其完成。这座

雕像有着穴狮的头颅（穴狮是雕刻者最惧怕的食肉动物）和人类

的身体，是已知最古老的超自然生物形象。狮子人雕像虽然只有

30 厘米高，却使用了极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它的姿态和面孔栩栩

如生、惟妙惟肖，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这样一个小小的物

件散发着强大的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试验表明，一个技术

熟练的人要花 400 多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这尊雕像身上的磨损表明，在雕刻过程中，工匠曾反反复复进行

修改。狮子人雕像是一件很漂亮的装饰品，所以在制造它的时代里，这尊雕像一定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可能代表一位连通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神明。

这个冰河时代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生

物需求，而是像那些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子一样，通过美化，也就

是给装饰品赋予意义而获得了价值。制作这个小雕像的群体重视

创造开发能力，并乐于投入时间和人力来学习和实践这些能力。

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其他的装饰品，比如穿成串的北极狐牙齿和驯

鹿鹿角，这些物品和狮子人雕像一起，被小心地存放在洞穴群的

一个房间里。狮子人雕像的嘴里有一些有机物残留，考古学家认

为是血液。对关系复杂的远古社会来说，狮子人雕像这个人造符

号在集体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强

大的部落，让他们在冰河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穴狮和人类

竞争者的威胁下，求得一线生机。这些第一批欧洲人留下的装饰

品和引人回味的画作刻画了一个富有创意、足智多谋的民族。他

们不仅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还利用强大的贸

易网络，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知识、技术、资源和基因的交流，

超越了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实现了繁荣兴盛。

在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后，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至少增加了 10 倍。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人们很可能进行了财富转移，而利用收藏品进行财富转移效率更高，成功率也更高。尼安德特人也制作过一些装饰品，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利用这些装饰品进行过大规模的交易。我们的祖先跨越千里，收集、购买原材料，用这些材料制造乐器、雕像、珠宝和其他具有附加价值的装饰品，并利用它们开展贸易。贸易让我们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大的团体，数量更多的文化机构，增强了我们对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跨越大陆，占据大片土地，而尼安德特人却从未冒险走出过欧亚大陆。

狩猎采集部落通常在狩猎季节分成几个团队打猎。他们会每

年聚在一起举办几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每次活动持续一周左右。

在这些活动中，不同部落和文化的手工艺品制作者和专业猎人会

相互交流，并借此机会交换肉类、分享故事和其他资源，还会交

流想法，分享技术和各种工具，检验舞蹈、音乐和制作装饰品的

成果，逐渐发展成贸易往来关系。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如今的

狩猎采集部落，比如西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会花费大量时间来

准备和制作可以交易的收藏品，比如鸵鸟蛋壳珠宝。这是对群体

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投资。昆族人用这些收藏品购买的东西之一就

是进入另一个群体领地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权利。收藏品就是昆族

人的未雨绸缪之举，它们就像是昆族人为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

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求得生存。

非洲部落的祖先用收藏品来扩张领地或迁移。贸易推动远古部落进行迁移，因为它可以转移环境风险。如果一个部落领地内的水源干涸导致猎物匮乏，那该部落就有可能与另一个远一些的部落进行贸易以获取食物。迁移是一种适应手段，让人类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得以生存。但是，在迁移过程中，贸然

进入另一个部落的领地是很危险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

祖先的行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例如，黑猩猩对自

己群体之外的所有同类都怀有敌意，它们会攻击任何入侵自己领

地的动物，并且主要通过攻击和杀戮邻居实现领地的扩张。人类

也会武力抢夺领地，但是人类通常使用外交等手段，让整个部落

安全地穿过其他部落，或者和别人共享领地，或通过贸易购得领

地。当人类部落被武力征服时，失败的一方并不一定总是被屠杀，

他们可能会被迫进贡，也可能沦为奴隶，被迫效忠于胜利方，遵

循胜利者的规则，而胜利者则从中获得劳动力和资源。

人类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合作而非敌对，其原因之一是人类

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使得相邻群体之间更容易开展贸易或移民。

我们包含姻亲的大家庭经常跨越群体界限。人类通常不会攻击和

消灭邻居，主要是因为和邻居做生意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因此，

我们制定了群体间互动交流的社会策略。通过友好的语言、提供

代表通行权的收藏品和其他表示善意的信号，我们可以接近一个

陌生的群体，而且不会受到伤害。大多数群体都有欢迎陌生人的

社会规范。如果来访者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慷

慨大方、举止礼貌、富足的部落，这样就能确保部落拥有良好的

声誉，部落领导者拥有一定的威望。这为往来贸易铺平了道路，

也为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这样做的好处在贸易集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就让竞争性冲突的成本与和平合作相比显得毫无吸引力。

当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都还局限于热带森林时，人类的贸

易网络却跨越了部落之间的障碍，使得人类自身和人类思想的流

动不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发展，

也改变了环境和基因。通过绘制现代人类基因标记的出现和频率，

我们能够绘制出古代人类走出非洲后在世界各地迁徙的时间和

路线图。最可能的路径是从现在的吉布提穿越曼德海峡到达也门

附近。其中一些人沿着海岸迅速到达印度，并在大约 65,000 年

前到达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另一群人从阿拉伯半岛

出发，穿过中东，横跨亚洲中南部，向亚洲内陆迁移。从那里开

始，人类各部落开始在北半球进行殖民活动，在大约 8 万年前到

达中国，大约 4 万年前到达欧洲地区。最终，在末次冰盛期，也

就是大约 2 万年前，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 90 米左右，一小群亚

洲猎人走进了冰封的东亚北极区，通过一座冰川大陆桥来到了美

洲。他们又花了 5,000 年到达了北美洲南部没有冰封的地区，不

到 1,000 年之后，他们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样一来，原本

居住在热带地区的类人猿就占领了地球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

大陆。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新世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种群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还限制了分散群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群体规模较小的非洲探险者的后代之间存在的差异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藏族

人的祖先首次在高原上定居时，他们就已经克服了大多数胎盘哺

乳动物基因中的海拔限制，他们体内有一种基因，能够帮助孕妇

应对血氧较低的情况。在藏区，如果女性携有这一基因，那她们

存活下来的孩子数量是没有这一基因的女性的孩子数量的两倍

多，这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自然选择性。在大约 11,000 年前，第

一次有人定居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不

同的基因适应，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升高，改善了其浓缩氧气

的方式。人类的皮肤颜色由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通常随纬度的

变化而变化（纬度越低，黑色素的流失越少），因为不同纬度的

太阳光照强度不同。不同的皮肤颜色是人类祖先迁移行为的外在

证据。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但也限制了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D

（可通过皮肤与阳光反应产生）的数量。不过，我们熟悉的浅肤

色欧洲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根据对西班牙狩猎采集者基因的分

析可知，7,000 年前的欧洲人还是深色皮肤和头发。

欧洲人除了皮肤白皙、有诸多语言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特质，这些都归功于一个非凡的民族，那就是颜那亚人。颜那亚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大陆的贸易网。大约 5500 年前，颜那亚人作为第一批牧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上的黑海和里海向北迁徙，随行带着优质的商品，还有他们自己的商品运输系统。颜那亚人的转变始于由捕猎野马转向驯养野马，马可以帮助他们驮东西，还可以拉战车。随后，车轮的发明使他们在运送货物时走得更远、更快。当他们所生活的草原遭遇干旱时，他们就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牧场和新的贸易机会，其中一些人搭上马车前往中欧和北欧，另一些人则冒险向东进入亚洲。

对于当时的欧洲农民来说，颜那亚人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

线，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深色的瞳孔，白皙的皮肤，戴

着青铜首饰，像战士一样骑着马，拉着轮式马车。颜那亚人所说

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能够制

作用于收藏和装饰的珠宝，以及图案复杂的钟形陶器，被称为比

克陶器。这些艺术品因其时尚的造型而拥有广泛的市场，从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到摩纳哥，多地的考古发掘都出土过这类艺术品。

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颜那亚人会吸食大麻，并且完成

了欧亚大陆上的第一桩大麻贸易。

颜那亚人在畜牧业方面非常成功，他们会驯养一些野生动物，

比如野牛、山羊和绵羊，让它们成为温顺的牲畜，为人类提供食

物、皮革、血液和奶制品。许多牧民都会从动物身上采集血液，

因为活体动物的血液能够有效提供热量和蛋白质，但是颜那亚人

可能是第一个从牲畜身上挤奶的族群。许多比克陶器罐里都能检

测到牛奶残留，这是当时人们制作酸奶、凝乳和奶酪的证据，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至今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文化改变了他们的基因。

虽然哺乳动物在婴儿时期依赖乳汁生存，但他们在断奶之后，

身体就会停止产生能够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的基因，所以在远祖

时，哺乳动物成年之后就不能再喝乳制品了。酸奶和硬奶酪的乳

糖含量很少，所以它们不难消化。但是颜那亚人用未经加工的牛

奶进行了试验，他们的基因对此做出了反应。大约 9,000 年前，

颜那亚人的基因出现了突变，自此，颜那亚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

年人也能消化牛奶。那些遗传了乳糖耐受基因的人可以从牛奶里

的糖分、蛋白质、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中受益，而没有这种基因

的人则会因为喝牛奶而变得十分虚弱。像乳糖耐受基因这类可以

改善人体营养状况的基因变化会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因为这些基

因，一部分人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生育能力更强，他们的孩子更

有可能存活。这样一来，这些变化后的有利基因更有可能传递下

去。人们捕捉到一头野牛，引导它进化，最终将它驯化为家养的

奶牛。人类开始喝牛奶，人体基因逐渐适应牛奶。这就是一种文

化—环境—基因三位一体的进化。

在短短几个世纪中，颜那亚人就彻底变革了欧洲的社会、文化和基因，带领农民迅速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乳糖耐受能力对以往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生存优势。如今，欧洲西北部有大约 98%的成年人可以正常饮用牛奶。浅色的皮肤也是当时农民的优势之一，因为他们很难获取动物肝脏或其他能提供维生素 D 的食物，而浅色皮肤能促进身体产生维生素 D。在人口较少的群体中，无论多么微小的基因优势都能帮

助基因不断扩散。同样，颜那亚这个先进部落的社会规范、制度

和技术也会被其他群体模仿和采用。这就是先进部落的信仰体系、

珠宝、艺术、技术和制度大范围传播的方式。每一个部落在这些

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后融合成了一个皮肤白皙、乳糖耐

受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原始日耳曼语（即包含农业

用语的印欧语系语言）。他们会种植作物、驯养牲畜、生产奶制

品，还发明了石器时代新的陶器工艺——绳纹陶器。这种陶器的

风格让人们回想起颜那亚人装饰的木棺，多由女陶工制作，主要

用来喝啤酒。

颜那亚人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变革意义，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移动群体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贸易能力。颜那亚人利用这个网络在各个大陆

之间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用马车这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运输食

物和水。他们踏上欧洲大陆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当时瘟疫肆

虐，生灵涂炭。这群带着狗牙和狼牙项链的颜那亚男性，纵马如

暴风般横扫欧洲大陆，四处殖民。原住民中的男性被俘虏、屠杀

或驱逐——DNA 证据显示，这些农民最后逃到了现在意大利的撒

丁岛——而女性则或是被强奸，或是成为这些高大健壮的外来者

的伴侣。最终，欧洲大陆原始基因库中大约 90%的部分被颜那亚

人消灭，包括如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所有男性。

颜那亚人作为青铜器时代的牧民，可以算是全球化的先驱。他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交换食物，交流知识、金属加工技术和文化技能。其中一些物品具有实用价值，例如金属工具，但是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装饰品流通广泛，推动了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经济体系的产生。颜那亚人和他们临近的部落共同创造的贸易路线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诸如琥珀、丝绸和香料等价格不菲的收藏品的交换中更是如此。几千年后，这条贸易之路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全球人口只有 500 万的时候，颜那亚人就实现了基因和文化的革命。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全球共有 3.6 亿人口，人口越多，就越具有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各条贸易之路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不再仅仅是简单地输出和引进文化，而是相互传播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信仰，从而加速了文化进化。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雏形早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发明捕捉和

驯养野马的方法前就出现了。大约 7500 年前，中国的工匠们就

开始饲养一种非常小的动物：桑蚕。几个世纪后，他们培育出了

一种体积更大、繁殖更快、产卵更多、产丝量更高的桑蚕品种。

人工培育的蚕蛾无法飞翔，它们完全依靠人类喂养桑叶进行繁殖。

这种蚕蛾在幼虫和成虫阶段都是可食用的，但真正价值连城的是

无比美丽的蚕丝，也就是成虫蜕变过程中形成的茧。蚕丝可以纺

成丝绸，丝绸以光亮美丽、强韧耐用、质量上乘而著称，当然也价格不菲，曾经一度和货币地位相当。一匹丝绸可以是部落之间用于交换的和平礼物，也可以用来支付士兵和其他工人的工资。人类引导野生物种实现的进化是一种人为的生态变化，这种变化

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生物效益，但是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文化价值。

由一只不起眼的虫子“演变”而来的丝绸，是当时中国最有

价值的商品。不仅如此，丝绸还改变了全世界。从埃及到罗马，

人们都十分渴望这种精美的布料，于是他们派遣间谍，试图破解

这种布料的制作秘密。到公元 2 世纪时，颜那亚人古老的贸易之

路已经扩展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网络，覆盖方圆

6,000 多千米的地区，其影响延绵几个世纪。这条贸易之路连接

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经济和智慧，连接着曾经与世隔绝的人群，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到香料、宝石、

金属和陶瓷的交易，都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也传播

了可怕的黑死病。由于干旱，中亚地区的旱獭和沙鼠四窜，它们

身上的跳蚤带有鼠疫杆菌，沿途经过的商队感染了这种细菌。到

1345 年，鼠疫已经蔓延到了黑海的港口，并从这里向君士坦丁

堡、中东、埃及和地中海地区传播。当时的惨状简直无法想象，

欧洲有将近 2/3 的人丧生，其中伦敦有一半的人口死亡，英国东

安格利亚部分地区 7/10 的人口因此命丧黄泉，从诺维奇到佛罗

伦萨，昔日繁华的城市陷入一片荒芜，宛如世界末日。

这无疑是过往世界秩序的终结。传染病和战争会破坏交流网络，迫使人们摆脱“安全”的做事方式，建立新的联系。不同以往的人、思想和技术都会被优先考虑，从而形成新的网络。黑死病之后，社会的重组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样一来，欧洲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成本和风险都明显提高，但也正如前文所说，这催生了美洲大陆的发现。

最终，丝绸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但究竟是一位嫁给于阗国的中国公主把桑蚕和桑树种藏在头巾里偷带了出来，还是两个拜占庭僧侣用竹竿把蚕卵偷运了出来，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从此以后，虽然中国仍然保持着丝绸主要出口国的身份，但失去了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丝绸促进了相距千里、隔山望海的部落之间的文化和基因交流。

如今，基因、人群、文化和技术都在进行规模巨大的融合，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即人类为物品创造价值的偏好。这种价值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价值。贸易带来的利益促使我们与拥有不同社会规范、基因和技术的部落进行合作。如此一来，贸易扩大了人们的交流网络，提升了集体智慧，鼓励人们探索自然环境以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一个部落选择和发展的技术和行为会受到其他群体带来的新选择压力的影响，所以贸易推动了文化进化。这是一个元选择的过程，它会增加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新的思想和技术跟随资源和收藏品进行传播和交流。有时候，人类自身通过迁移或其他方式成为交流沟通过程的一分子，文化也由此产生变化。我们可以用种群遗传学来观察文化中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历史证明，增加群体和社会交流沟通网络的数量能增加文化的复杂性。

社交网络带来了协同效应，使那些已经形成内部组织关系的

群体能够做到临时聚集起来的群体无法做到的事情。哥伦布之所

以能促成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是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有组织

的国际贸易网络中。纵观人类历史，先进的技术往往出现在贸易

网络强大且广泛，以及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而在不满足这一条

件时，文化就会失去其复杂性，有时甚至会消失上千年。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同一区域考古发现中会存在文化差异，而造成这些差

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物品保存得是否良好。

在族群相互孤立的地区，文化（和基因）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整个族群濒临灭绝，或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部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时，这里已经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了至少一万年。岛上的族群规模较小，彼此孤立，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掌握的技术已经非常简化，只有 24 种不同的工具，包括工艺粗糙、漏水严重的小船。他们不再捕鱼。而且，据说因为文化和经济的孤立，他们还失去了生火的能力。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甚至比 4 万年前欧洲人使用的还要粗糙，当然，更无法与他们离开澳大利亚大陆之前使用的工具相提并论。与之相比，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对面巴斯海峡另一边的原住民就完全不同。他们说着帕马-恩永甘语系的语言，拥有数百种复杂且部件繁多的工具、船只、专业服装，还有各种各样用来捕鱼、捕鸟和捕捉其他动物的网和长矛。塔斯马尼亚人的孤立状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被”简化了。

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作为一个已经

适应了北极环境的部落，足智多谋，拥有高超的捕猎驯鹿的技能，

工具的专业程度令人惊叹。大约 6,000 年前，部落中的一小部分

人克服了恶劣环境的影响，跨越冰雪和海洋，从西伯利亚来到了

北美洲。之后的 4,000 年里，他们在加拿大南部避寒，气候温暖

的时候就向更远的地方迁移，成功度过了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寒

冷期，最终在北极的气候变化中幸存。这些古爱斯基摩人的部落

规模小，整体人口可能从未超过 3,000 人。尽管他们和社会高度

复杂的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南部，但爱斯基摩人

利用社会规范，刻意在文化和基因上自我孤立。所以，在美洲原

住民中并没有发现古爱斯基摩人的 DNA。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斯

基摩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机。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身体日益虚弱，

文化形式也趋于简单，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已不复存在。可以说，

生活在加拿大南部的爱斯基摩人已经退化了。后来新的一群爱斯基摩人——所谓的极北人，又名新爱斯基摩人，从西伯利亚来到加拿大南部。虽然从基因层面来说，他们和古爱斯基摩人是相同的人，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会捕鲸的极北人生活

在组织严密的大村庄里，并且为拥有狗拉的雪橇和带筋的弓这样

先进的技术而自豪。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则生活在规模为 20—30

人左右的小村庄里，用不规整的石刀狩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

族群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也许

是在资源争夺中被淘汰，被迫退到了北极地区的边缘，又或许是

因为疾病而灭绝。不管怎样，事实是因为缺乏与其他族群的贸易，

古爱斯基摩人永远消失了。

虽说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区的人更加脆弱，但仅仅一个对

外联系的网络就能够为当地文化的存续提供一线生机。19 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遥远的格陵兰岛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时间上离

我们更近的族群）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疾病夺去了很多知识渊博

的高龄猎人的生命，整个族群由此失去了制造重要且复杂工具的

能力。没有专业的捕鱼长矛（鱼叉）、弓和箭，也不会制造冰屋和

皮艇，这里的因纽特人被困在了格陵兰岛上，孤立无援，无法获

取必需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格陵兰岛上因纽特人的人口持续

减少。1862 年，一群从巴芬岛来的因纽特人到达格陵兰岛，解救

了这里的因纽特人。双方在一次狩猎中相遇，巴芬岛因纽特人还

教授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基本的文化知识。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学会

了巴芬岛因纽特人的所有技术，重获狩猎和迁移的能力。从那时

起，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利用新学习的知识，制作船体更宽的巴芬岛风格皮艇。几十年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岛上其他因纽特族群之间联系频率的增加，他们制作的皮艇风格开始回归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线条更流畅、造型更美观的风格。

文化进化并不总是推动文化进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比如，据达尔文观察，即使大部分藤壶

都进化得越来越复杂，但一些藤壶还是在基因上进化出了相对简

单的形式。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来说，人口规模和连通程度是重

中之重。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口越多，它拥有的

技术种类就越多，技术也更复杂。一项研究比较了太平洋各个岛

屿的人口规模、连通程度、捕鱼工具数量和工具精密程度。马勒

库拉岛上约有 1,000 人，拥有 12 种不同的捕鱼工具；夏威夷岛

上居住着超过 100 万相互联系的居民，有超过 70 种精密的捕鱼

工具。

放眼世界，存活下来的族群都拥有足够多样的基因，保证身

体健康，同时还都有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社会网络，保证文化学

习的复杂性。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

内会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不经意间”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以

羽毛箭的发明为例，假设一个人只靠自己，要活 1,000 次才会有

一次想出给箭装上羽毛的主意。那么，10 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在一

生中想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1%。也就是说，一个 10 人小组要经

历 100 代（2 500 年）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当小组里有 1,000 个人时，他们在一代人之内创造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63%，平均花费 40 年时间。对于 10,000 人的小组来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有人想出这个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学习角度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教师就越多。约瑟夫·亨里奇设计了一项试验，让一位学生向 5 位不同的教师学习图像编辑或打结，让另一些学生只向一位教师学习，然后让他们把学到的技能传授给下一位参与者，如此往复。在这两项任务中，和 5 位教师学习的人在总共10 代被试的试验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技能，然而，只和一位老师学习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却失去了已学到的技能。通过观察群组的规模，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小规模的群组无法长时间保留完成复杂任务或改进简单任务的能力，而大型群组却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同时推动这两种能力的发展。

除了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资源可用性和群体流动性（人们

是否可以轻松迁移到更好的环境）的环境因素对文化复杂程度的

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干旱歉收、火山爆发和海啸都会导致文

化被破坏、人口减少，有时还会带来黑暗时代。但是这些情况也

会改变人们的联系方式，推动人口流动和技术发展，从而引发社

会变革，加速文化进化。现代人类是一个会模仿的物种，而不是

从零开始创新的物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复杂

性，那我们只要接触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就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

文化的复杂性（就像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通过技术交流，通

过代代向其他部落学习，文化可以从中迅速受益。比如，美国原住民平原印第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习得了驯马技术，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水牛狩猎文明。

贸易网络以及在其中传播的资源、基因和文化都受到运输技

术发展的影响。颜那亚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驯养了马匹、建造了

马车，就好像哥伦布拥有帆船一样。当罗马人在帝国内建立起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时，他们的贸易和创新立即实现了飞速发展，

直至 2,000 年后的今天，交通网络产生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建

在罗马道路沿线的城镇依旧富裕，当地人掌握着更加精密复杂的

技术。在贸易集散地，文化总是更多样、更复杂。

随着交际网络和社群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

也在不断发展，黄金、丝绸和贝壳等收藏品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人们用这些东西记录债务。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跟别

人借贷，这样一来债务就增加了。在北美地区，当地原住民的货

币叫作贝壳串珠，就是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当荷兰殖民者来到北

美占领了新英格兰时，他们接受了这种贝壳货币，并从当地的英

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贝壳珠串。1637—1661 年，贝壳串珠成为新

英格兰的法定货币，贸易也因此蓬勃发展。欧洲商人还以不法手

段获得贝壳货币，并操纵殖民地市场，比如，他们将数十亿货贝

投入西非的贝宁共和国，以换取大量的奴隶劳工。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制定了贝壳货币的制式规范，货币的标准尺寸比美观性更为重要，硬币的诞生也经历了同样的步骤。

对于拥有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复杂经济体而言，这种货币形式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国家曾将黄金或其他贵金属作为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时，需计算出与其价值相等的金属量用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随身携带真金白银和一些贵金属碎块。再考虑到金属的纯度问题，用贵金属作为货币就更不方便了。黄金在其自然状态下，经常和银子以及其他金属混在一起，很容易被看作有意为之的掺假。阿基米德著名的浮力原理，即计算物体的密度，成功解决了贵金属的纯度问题。但是如果将其应用于交易，则既耗时又复杂。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铸造用作交易货币的硬币，国家以官方名义发行硬币，并保证硬币的价值。硬币的出现加速了贸易发展，简化了贸易过程。历史上的第一批硬币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土耳其和中国。硬币一经发明，便大获成功，带来了大笔的财富。土耳其吕底亚王国的克洛伊索斯国王设定了世界上第一个黄金纯度标准。当时，炼金术师克服了难题，成功地把黄金中的银子分离出来。黄金被制成硬币，并且上面压印了一头狮子的形象。硬币不仅很快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并且给使用硬币的国家带来了转型。

继硬币之后，货币的下一步发展确实具有革命意义。它将人类对金本位的信任延伸到了本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上。使用纸币需要人们的观念和信仰实现巨大飞跃，并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虽然纸张本身没有价值，也不美观，但国家财政赋予了它相当于黄金的价值。这就要求举国上下不仅要对纸币的价值深信不疑，还要相信保持货币价值不变的相关执行机构具有稳定性。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由桑树皮制成，在中国发行。尽管它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传播迅速，但是在此之后的 1,000 年间，纸币都没有传到欧洲地区。纸币的问题之一是容易被伪造，更严重的问题是使用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古代中国，官府承诺纸币可以在任何时候兑换成等价的硬币，即圆形方孔钱，也就是当时的“现金”，所以人们能够保持对纸币的信任。但是到 15 世纪时，明朝统治者发行过多纸币，导致纸币价值暴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之后，纸币在中国被淘汰，几百年后才恢复使用。不过，纸币着实是好东西，不可能被永远抛弃，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纸币的现代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只漂亮的玻璃碗，用来存放出国旅行剩下的各国货币。以前每次出国前，我都会翻看自己的收藏，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硬币。我的藏品里有法国的法郎、南斯拉夫的第纳尔、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德国的马克等。但目前来看，这些大部分硬币和纸币都已成为陈旧的纪念品，毫无用处和价值。当国家解体，政权更迭，货币就会消失或被替代。不过，在过去 15 年里，我没有再翻动那只布满灰尘的碗，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硬币和纸币已经被新兴技术所取代，货币完全丧失了民族性和物质性。信用卡、电子转账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仅仅按一个按钮或刷一张卡就能实现国际转账。贸易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换漂亮的收藏品，而是要依靠通信和声誉。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从未谋面的大型跨国企业或是陌生人进行交易。

1996 年，皮埃尔·奥米迪亚厌倦了自己解决拍卖网站Auction Web 上的买卖纠纷，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公开的反馈评分系统——用户可以给出+1，–1 和 0_（中立）的评价，还可以留下评论。这种在线信誉系统一经推出便取得成功。当年的这个拍卖网站就是如今每年收益超过 20 亿美元的 eBay_{（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在线信誉评分系统被各类经营者广泛使用，为陌生的交易者架起信任的桥梁。电子转账和信用卡交易可以追踪，且有担保和保险的支持，这些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间陌生人顺利交易的“润滑剂”。如今，我们能在世界范围内从几乎任何人手中买到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依然像自己远古的祖先一样，依赖声誉和我们赋予收藏品的价值来进行交易。
“求合作、不争斗”的决定使得人类开始与亲友之外的群体进行合作。一开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演变成了通过有形的藏品交换债务。现在，我们已经把许多和金融债务相关的工作外包给了社会机构，让它们帮我们记录谁欠了谁什么东西，帮我们分辨谁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对象。现如今，贸易简单了许多，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集体信念来引导贸易往来。然而，用收藏品对生物上无用（即不能养活我们）的材料进行估价、完成交易，可能是人类在观念和信仰上实现的最大飞跃。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切尔卡瑟州位于乌克兰中部，两条河流在该州的一个村庄附近交汇。1965 年，村里的一位农民正在挖地下室。挖着挖着，他感觉自己的铁锹碰上了一个十分坚硬的东西，根本挖不动。定睛一看，原来这个障碍物是猛犸象巨大的下颚骨。农民试图把下颚骨挖出来，但却发现，它与另一具猛犸象的下颚骨交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的农民找来了有关专家。后来，专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 150 具猛犸象的骨头，它们相互交错，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 4 座宏伟的建筑。这些建筑大约在 20,000 年前建成，当时木材十分稀少，人们也很难找到可容身的洞穴。

这 4 座建筑的建造者是一个吃苦耐劳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艰苦的北寒之地，他们在建造过程中克服了坚硬的冰层、暴风雪等险恶的自然条件，成功建造了这 4 座规模宏大的绝美建筑。如今，这些建筑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人类世界最早出现建筑的证明。

这 4 座建筑构造复杂，需要精良巧妙的设计和施工才能建设完成。每座建筑的地基宽约 4 米，由一个完整的猛犸象下颚骨倒置而成，十分坚实；门廊和屋顶则由大约 36 根巨大的象牙做支撑，有些象牙甚至还连着头骨；不同长度的象牙用一个象牙制成的空管连接在一起。如此一来，房屋会异常结实。框架建成后，人们在外边覆上一层兽皮。直到 19 世纪，西伯利亚沿海的猎人还在使用类似的方法建造棚屋，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鲸鱼的皮和骨头。

每一座这样的建筑都需要整个猛犸象群的骨头才能搭建完

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猎杀了整个象群，因为一些象骨上明显

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即便如此，要想将 100 多千克的头骨

运送至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相互

合作。显然，这几座建筑对它们所属的族群来说举足轻重，所以

族群才会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细致规划，利用大批人力建造

它。猛犸象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材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

尺寸巨大，而且有证据表明，它和现在的象牙一样具有珍贵的收

藏价值。

这些建筑内部宝藏颇多，令人着迷，有来自 500 千米之外的琥珀饰品和贝壳类化石，还有来自一面赭色鼓的碎片。这面鼓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鼓身由猛犸象的头骨做成，鼓槌由动物身上的长骨制成。从鼓的磨损情况能看出，它大概被用于仪式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中。专家们还在这里挖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它刻在猛犸象的獠牙上。这张地图不仅从俯视的角度绘制了房屋本身的位置，还标注了附近河流的相对位置，房屋周围或许是一片森林。房屋对居住者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为人们在旷野中开辟了一处家园。

人们用猛犸象骨建造房屋，起初是为了抵御寒冷和狂风。这

些骨屋是文化适应的一种表现，让从热带进化而来的类人猿可以

在严酷的极寒环境中生存下来。人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建造骨屋。

建成之后，每个屋子至多可容纳 100 人。它们的外观、规模和设

计给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古学家指出，这些建筑还有一

定的宗教或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骨屋，

它们往往四五个聚在一起，形成小“村落”。这些骨屋的建造者，

要么是之前提到的那 4 座骨屋的建造者，要么是其他部落中学会

了这种建造技术的人。再往西走，这种过分坚实的建筑就没有必

要了，因为西边的山洞和周围凸起的岩石能为人类提供遮风避雨

的场所。

人类利用美来形成个人和族群的身份特征，随后赋予物体以

价值和意义。人类也用美设计和定义环境。首先，我们寄情于自

然界中的地理结构，比如一座山峰、一处洞穴，然后我们创造出

纪念碑和固定居所，以托付我们的情感。人类既是建造者也是创

造者，建造了各类象征性建筑、家宅和花园，给这些建筑赋予了

全新的意义。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材料，重新打造这些材料，精心设计各类建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由此，人类便改

变了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存方式。我们还利用与其

他物种全然不同的合作方式，在世界各地搭建起紧密的人际网络，

交换彼此的基因、技术和行为方式，实现真正的人际网络全球化。

建一个“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人们在法国西

南部的布吕尼屈厄洞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在 17.6 万年前留下的

建筑——环形矮墙。矮墙位于洞穴深处，由石笋碎片精心堆砌而

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人类全新设计的建筑物。它们可能是

洞穴内部的隔断，以此在洞穴中打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根据洞

穴里用火的痕迹判断，这些矮墙也可能用于举行仪式或有其他用

处。建造住处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会对天然形成的洞穴及其内

部的岩石进行一番装饰，还会利用手头的资源建造自己的住处。

在洞穴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木制隔断和单坡棚顶建筑残骸，

其作用很可能是隔绝寒冷和潮湿。他们还发现了人类祖先用穴狮

的皮做棚顶的证据。

我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部落四处流浪、居无定所，或者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居所，多则可能几代人都定居在一个地方，少则几个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此期间，他们的居住地还是举办节日宴会和宗教仪式的地方，同时也是贸易往来的中心。早期的住所都是营帐的样子，多由棕榈树、普通的木材或竹子等植物制成。在西欧，研究人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远古时期半固定式露天营地遗迹。这些营地似乎是规模较小的猎人族群在夏天时的歇脚地。这些猎人会在冬天时加入更大的族群，共同生活在洞穴中避寒。法国的塞纳河畔有一处名为潘色旺的营地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约 15,000年前。研究人员对这个营地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成果颇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 5 顶用驯鹿鹿皮做的帐篷，小规模的猎人族群会在夏天使用这种帐篷。虽然帐篷的地基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工匠们在帐篷内敲砸的燧石却得以保留，根据燧石的外观可以推测出帐篷的部分外观形状。

洞穴等固定式建筑曾是人类祖先上万年以来的家园，展现了

人类丰富多彩的半定居式生活。洞穴中藏有丰富的艺术作品，包

括尼安德特人于 65,000 年前留下的绘画作品和绘制图案时用到

的模板，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人类于 35,000 多年前绘制的栩栩

如生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之繁多、内容之详尽让人惊讶不已。

从苏拉威西岛手印的大小判断，这些作品可能大多出自女性之手，

它们让洞穴内部变得十分美丽。在把“房子”转化为“家”的过

程中，人类采伐树木，围捕大型动物，不断地改造周围的环境，

最后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工景观。人类会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家”

这个环境产生反应。在家时，我们会感到安心舒适。从外面回家

后，人体的肾上腺素水平、葡萄糖耐性、新陈代谢和呼吸都会发

生显著的变化。家用微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刺激和影响着人类

的睡眠模式、脂肪沉积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生理情况。

我们的祖先曾围着篝火讲述了诸多故事，大家因故事而凝聚

在一起，相互合作，共同面对生存挑战。其中一类故事是关于超

自然力量的神秘故事。它们通常和祖先有关，给天空、岩石、湖

泊和山川等自然界中的标志性景象赋予精神力量。直到现在，万

物有灵论文化依旧崇拜自然界重要的地标，并从中汲取力量。长

期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族群仍然追随着自古流传下来的信

仰，他们相信形状奇怪的岩石、完美的锥形火山或者漂亮的动物

（比如美洲豹）蕴藏的神秘力量。一旦这些物体被赋予的意义为

族群接受，人们就会将它们作为装饰元素，用于各类仪式中，如

澳大利亚原住民会在乌鲁鲁巨石（俗称艾尔斯岩石）一带的岩壁

上作画或是穿上有美洲豹元素的衣服。

后来，人类就开始建造自己的纪念碑。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

将人（及其文化符号）与自然区分开来。哥贝可利山丘位于土耳

其东南部，当地人称其为大腹山。大约 12,000 年前，曾有一个

狩猎采集族群生活于此，并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建筑。

数量众多、体积庞大的石柱排列为圆环形状，矗立在山丘之上。

这些石柱高约 5 米，顶部呈长方形，远看像 T 字形。石柱大多经

过精细的雕琢，刻着造型生动逼真的秃鹫、狐狸、狮子和蝎子等

图案。石柱上雕刻的每一种动物都有重要的文化内涵，这些用于

装饰的石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里，美不再是私人拥有且可

以交易的收藏品，而是变成了某个集体共同拥有、可以团结族群

的人造地标，抑或某个埋葬已逝之人的地方。

由于过度农垦和气候变化，现在哥贝可利山丘附近的土地已

变成一片荒芜贫瘠的褐土。可这里曾经也是富庶的人间天堂，人

们追随动物的脚步，不远万里从黎凡特和非洲迁徙到此。当时，

这里绿意盈盈，种植着野生大麦和小麦，潺潺的河水吸引了大鹅

和候鸟，水果树、坚果树比比皆是，食草动物成群结队聚集于此。

山丘上平均每根都重达 7 吨的石柱绝不是由一群漫步于此

的人临时起意信手开凿和建造的。它们是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以前

所未有的合作规模，努力了几个世纪的结果。石柱上的诸多装饰

元素让这个工程充满象征意义。工程庞大的规模，意味着这个工

程需要上百人一起完成，而这些人要由某个族群提供集体食宿。

后来，随着石柱修建的规模逐渐扩大，声名远播之下，越来越多

的游牧部落加入建设中。有的部落则将这里视为圣地，来这里朝

圣。由此一来，哥贝可利山丘就成为朝圣者、商人和移居者寻找

机会的目的地。山丘附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诸多村落，年复一

年地为这里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其他资源。

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想要创造美的欲望，即创造一个巨大的象征集体意识的物体的欲望，促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永久居所的出现。定居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文化进化，因为定居生活不但影响了人类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即人际网络的形态），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互动。

人类一旦永久地定居在某地，就会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的压

力，因为人们会不断消耗最容易获取的食物，待其消耗殆尽，就

只能依赖不太容易获得的食物。人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多

的准备才能找到这样的食物。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人

类从游牧民转化为村民，开始圈养绵羊和山羊，开垦荒地，种植

谷物和水果，同时剔除那些果实少、味道差的植物。科学家利用

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技术，在距离哥贝可利山丘约 32 千米的史前

村庄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活动痕迹和最古老的家用

小麦品种。这个村庄建于哥贝可利石阵形成之后的 500 年。

在此之后的数千年来，人们不断收集和播撒野生植物的种子，

逐渐改变它们的进化方式，直到新的驯化物种产生。史前时期，

人们培养出宜咀嚼、能发酵的谷物，开始酿酒，这让人类的基因

得以进化——人类可以消化酒精了。酿出酒后，人们对谷物有了

更多的了解，比如说，有的谷物可储存在定居的村子中。储存谷

物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具变革性，选择储存谷物则带来了更伟大的

实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那些脂肪含量高、易脱壳的作物。

正如我们祖先的祖先将狼驯化成狗一样，我们的祖先也开始驯化

草。他们改变了草的基因和进化方式，使它们从随风飘散、落地

生根、自然生长的物种进化成可由人用镰刀收割的物种。新的作

物品种个头大、蛋白质丰富的种子，可以被碾碎制成面粉，然后

烤成面包供人食用。这一过程意义重大，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

泛传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和他人分享一块面包”是件大事。

人类内心对美充满渴望，并希望利用有一定意义的实物，在

视觉上直观地表达自我。对美的渴望带领着人类从蛮荒的部落文

明走向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进入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

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环境人口容量都有显著提升。到了农业文

明时期，人类从土地中可获得的卡路里是狩猎采集时代的 5 倍。

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族群的规模较小，当时，人们每消耗完一处

资源，便会离开去寻找下一个住处。随着物物交换的兴起，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可以用其他地方的资源补充自己家

园短缺的资源，这使得我们祖先的族群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人们在某地永久定居下来之后，很快便依赖农业生存，这让所在

地的环境人口容量进一步提升。所以，尽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

数量并不多，但还是超过了他们定居之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农业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分布在全球的几大文明都独立进化

出了农业文明，并迅速将其传播到其他地方。我们人为建造的世

界根本离不开农业。

我们的祖先或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纪念碑了，只不过有的纪念碑还未被发掘，有的已被岁月埋没。博茨瓦纳有一处犀牛洞，距今已有 7 万年的历史。洞穴中有一块刻了几百个圆洞的大石板，人们会将自己精心制作的矛头在大石板前烧掉或砸烂。

上文提到的哥贝可利石阵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环境不适宜大量人口生存，那么类似石阵这样的大规模工程根本无法建成。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期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非常少，仅有 0.018%，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导致地球上的光合作用效率很低，植物长势并不喜人，植被总量只有如今的一半多。稀薄的植被无法支撑牧群长久地在一个地方生存，2 万年前的游牧民族无法大规模地定居在某处，他们想从牧民发展到农民也就无从谈起。冰河时期根本无法发展农业，而只有农业才能支撑大量定居人口的发展，从而支撑哥贝可利石阵等大型建筑的建设。

约 11,000 年前，地球上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海

水环流模式让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生态系统也随之

活跃起来。在此之后 3,000 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上升至 0.025%，植物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这有助于土壤储存

氮和水，使土壤变得肥沃。野生谷物、水果和其他对人类生存有

帮助的作物得以大量生长，狩猎采集族群中的人类无须再为了食

物跋山涉水，牧群也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人们所需的各

类资源都有了相对稳定的供给。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合作完成

大型纪念碑。就这样，人类一小步又一小步地前进，从居无定所

的原始人变成城邦里的公民，变成帝国的建造者。美改变了人类

和人类世界，但是美带来的文化变革只有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

才有可能发生。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开始居有定所的生活后，生活方式的转

变带来了进一步的环境进化。人类驯化野外动物，使其成为新的

家畜，驯化野生植物，使其成为栽培植物。5,000 年前，我们已

经驯化了今天人类所需的各种家畜和作物。人体每天所需热量的

60%仅来自 3 种作物：小麦、玉米和大米。这种环境——文化进

化还带来了人类基因适应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谷物的

营养，抵御因人口密集带来的疾病。5,000 年前的人类与尼安德

特人的基因非常不同，现代人的基因与 5,000 年前的人类也有很

大不同，而且不同程度远超前者。在这 5,000 年里，也就是 150

代人的时间里，正向选择的发生率是人类以往任何一个进化阶段

的 100 倍。人类进化之所以加速，一是因为饮食和流行病的改变，

二是因为人口数量增加。现在人类体内约 7%的基因都在这一时

期发生了改变。

但农耕，尤其是早期的农耕，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许

多人食不果腹，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野生动植物早晚会被定居

下来的人类消耗殆尽，一旦作物收成不好，人类迁徙到新的牧场

也会更加困难。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上有一处遗迹，其年代

可追溯到 8,000 到 9 100 年前。考古发现表明，尽管当时当地人

口出现显著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出生率上升），但由于他们平

时饮食以淀粉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骨感染

和蛀牙。农业的扩张开始带来社会的崩塌。

农业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且导致社会福利

发生了变化，由此出现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规模宏

大的恰塔霍裕克遗址位于土耳其中部，这里曾是早期人类的定居

点之一，8,000 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这里，数百栋泥

砖单人房鳞次栉比，人们从屋顶进入屋内。遗址中的种种遗迹表

明，这里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社会控制力强，制度森严，禁

止财富积累。不过到了 6,500 年前，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

各家各户之间越发不平等，社会对离经叛道的成员的惩罚也越来

越重。遗迹出土的头骨中，6,500 年前及以后的头骨上出现了殴

打痕迹，虽已愈合，但仍清晰可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性别等级开始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

是，与女性相比，男性上半身的力气更大，犁起地来更方便，而

这意味着男性掌握了食物的支配权。一旦男性可以支配如此关键

的资源，他们就能控制很多其他资源。1970 年，丹麦经济学家埃

斯特·博塞拉普在其著作中指出，因为各个社会的农业技术不尽

相同，所以女性在不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有的社会

是迁徙农业，多使用锄头和挖掘棒等手持工具，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进行耕作，因此女性也能积极参与农耕；而有的社会则用犁翻

土，这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而且犁的使用或控制拉犁的动物都

需要人有很强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再加上用犁耕地无法

与照看孩子兼顾，因此，犁耕农业社会中的男性会专门从事田地

间的农业劳作，而女性则专门在家中做家务。久而久之，这种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好像女性“天生”就应该待在家中做家务一样。现在，经济发展早已超越了农耕时代，但是这种社会规范还在影响女性参与就业等家庭以外的活动。非洲地区的人原先多依赖锄头或轮耕生存，中东地区的人则更习惯于用犁。研究表明，非洲地区的男女平等程度要高于中东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养牛，那里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母系社会仅存在于舌蝇严重阻碍牲畜耕种的地方。由此可见，环境压力会影响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耕种的作物类型会影响其他社会规范。种稻子需要构造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会涉及多个农场，要求人们展开通力合作；种小麦则不需要人们展开较强的合作，因为小麦的生长更多依赖降水。于是稻米种植者会更有集体意识，而小麦种植者更具有个体意识，即所谓的“西式思维”。

不过，不论使用哪类耕种工具，随着我们的祖先逐渐择地定居，开始种植谷物（农田是每个地区生产热量最多的地方），社会规范也逐渐转向父权制。以前，女性的平均寿命不超过 28 岁，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 75%。那时，为了部落的发展，女性需要不停地生养哺育孩子。由于每次迁徙只能带一个新生儿，游牧部落的人们会控制生育孩子的间隔，而农业社会中女性则每年都会生育。由于儿童也可以耕地放牧，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丈夫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妻子的生育。同时，丈夫也会监控妻子的性行为，以保证自己抚养的孩子确系己出，并在积累了一定资源后，确定他们的继承人。以往的部落还会互送女子进行联姻，这让送出去的年轻女子失去了家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和男性亲属建立联盟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会远离部落。居有定所的农业社会导致父系战士部落逐渐占据上风，而没有形成战士阶层的平等族群则日渐式微。一旦爆发战争，男性俘虏统统被杀，而女性和儿童则成为奴隶。总而言之，女性和儿童成了男性的财产。

定居农业还带来了其他巨大的社会影响。首先，为了建设大

型公共设施，如保护部落的城垛，定居农业社会更依赖非亲属间

的合作。一旦人们在一片土地上种了庄稼，有了财产，他们就需

要保护这片土地免遭其他部落侵害。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支撑着城

市和村庄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需要挖掘灌溉渠道，修筑防御性

堤坝和沟渠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此类工程的实施需要人们进行整

体规划，有序组织和管理，并建立完善的等级结构和制度。如此

一来，社交网络和人在其中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人类

的生活。

狩猎采集时代，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对

当时的人们来说，生产有盈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花时间

找来的东西吃不完，不但浪费食物，而且还显得十分愚蠢。但到

了定居农业时代，经济生活中诞生了全新的概念——税收。税收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人口增长；完善的公共设施和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又可以增加税收。对每块田地上的作物征收税款其实很简单，因为作物的成熟时间都有规律可循，而且农作物可用于储存和交易，有时甚至还会发挥货币的作用。如果一个族群出现了税收制度且人丁兴旺，该族群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会掌控国家，用作物盈余和税款收入资助基础设施、军队和城墙等的建设。

以木薯等块茎类植物为主要作物的地区不易形成城邦或国

家，因为木薯等作物通常埋在地下，且收获时间不定，对这类作

物征税并不容易。农业是一种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产业，一旦国家

的发展依赖农业，依赖生产力水平和税收时，劳动力就会像粮食

一样重要，因此精英阶层会毫不留情地管理和控制劳动力资源。

当人的寿命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大幅降低时，精英阶层会选择发

动战争，奴役其他部落的族人，或用“劳务抵债”的方式控制农

民，以保证自己部落的劳动力充足。还有一些国家会用“关税”

供养穷人，这样既能保证这部分人对国家的忠诚，又可以防止骚

乱。比如，古罗马会向战败城邦征税。征收来的税款可以当作罗

马贫穷市民的救济金，这样这部分市民就不用缴税。当时，罗马

城有 200 万人，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为了避免暴徒等危险分子的

出现，古罗马实施“面包与马戏”的政策，即市民可以领到免费

的食物，进行免费的娱乐活动。

农业给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农业帮助人类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开始在大型项目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相信丰收和回报都会到来，尽管这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念碑是人们心中希望的具象表现，代表着一种可以让有缺点的普通人依赖的巨大力量。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我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嵌入国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其中形成统一的族群身份。

那些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由最无可救药的一群人

建成的。从常识上看，如果这群人能把建造纪念碑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养活自己，他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想法低估了建造纪念

碑的意义和价值。纪念碑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合作。复活

节岛上的标志性雕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小岛位于遥远的

南太平洋东部，当地人称其为拉帕努伊岛，岛上有人类早期用于

纪念的雕像——摩艾石像，这些石像无声地诉说着一场悲剧。复

活节岛距离智利本土 3,000 多千米，曾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没有人

类永久居住的荒地。但在 1 300 多年前，聪明的波利尼西亚人掌

握了海洋的秘密（就像非洲中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掌

握了热带草原的秘密一样），乘坐双壳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到了

这里。波利尼西亚人利用自己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技能，如

识别不同的海浪，分析海洋上漂浮的碎片、云层形状和天气的情

况，往返于新西兰和斐济之间的贸易点，甚至还能到达更远的地方。

但到了 16 世纪，拉帕努伊岛上的居民却失去了航海方面的技能，陷入了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不断累积的环境压力降低了农业产量，绝望之下，岛上的居民雕刻了上百座摩艾石像。在他们看来，摩艾能够庇护自己，给予自己力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这一次，人类为了生存，主动选择了文化进化。摩艾石像最高可达 21 米，上面刻有花纹。要想将石像所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回部落，需要人们大量砍伐岛上的森林，制成圆木，方便滚动运输。但是大量伐木导致水土流失、干旱加剧，最终引发了岛上的饥荒，人口也急剧减少。部落和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们将敌对部落的石像推倒，杀死敌人并把他们吃掉充饥。我们可以象当时骂人的狠话很可能是“你妈的肉就在我的牙缝里”。也就在这时，波利尼西亚人不再崇拜摩艾石像，转而崇拜海鸟，并自称“鸟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一个文化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改变了宗教信仰。春天，崇拜海鸟的岛民会举行盛大的祭祀盛典，祈求获得岛上稀缺的自然资源。拉帕伊努岛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进化带来了环境变化，而环境变化又带来了进一步的文化进化。

规模较大的族群要想继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或完善原有的社会机制。声誉机制固然重要，但声誉机制的背后还有等级结构和大族群内部的小族群。族群的规模一旦扩大，等级结构和内部小族群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依靠规模效应，更多的人就能够得到食物。与北美的农业社会相比，亚欧大陆上的农业社会更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亚欧大陆的农业社会驯化了马和牛等型动物充当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亚欧大陆在能源和资源上更占优势。不过，资源引发的竞争让亚欧大陆农业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族群中的等级制度已经深深融入用于凝聚人心的族群故事中，社会规范、装饰用的各类肖像又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使得挑战当权者或正统派变得越来越困难。纪念碑和符号艺术都体现了这些社会规范。掌握大量财富的人经常被视作神或是与神十分接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土地和食物，还掌控着普通人的生计。同理，穷人会被认为不够虔诚、不够善良、不够负责。贫穷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还要对慷慨施舍的富人表达感谢。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时

就已经确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

制度下的印度社会规矩森严，通过印度人基因组中表现出来的近

亲繁殖便可见一斑。虽然印度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在

印度依然根深蒂固。英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职业和收入。当父母将孩子送进精

英学校时，他们支付的不只是高昂的学费，还有社会选择的成本。

精英学校可以被视为精英网络中心，这些孩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将

来会担任政商界领袖或影响社会发展的意见领袖，他们会一直处于社会层级的顶端。社会层级的另一端就是底层阶级，他们地位低下、为人不齿。法国也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卡果人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上百年来，他们只能聚居在破败的贫民窟。

人类天生想要公平，所以在规模较大的族群中，人们总觉得

存在不平等。忙碌的工蜂并不渴望成为雄蜂或蜂后，而人类却总

是渴望在生活中获得美丽、幸福、价值，最好还能有权力。人类

群体中，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百万年

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防止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

反抗。孔子通过研究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公

平、幸福的社会。他认为，管理社会就像管理一个大家族，每个

人都应该在其位、谋其事。王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且要通过

父系传承；社会治理无须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进行，而是为政以德，

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信，互尊互爱。孔子还认为，人

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

会。以上这些理念可以总结为，社会中要存在一种组织，它可以

控制每个人的行为和他们所属的小族群。这种实践哲学构成了世

界上很多著名教育理念的基础，从苏格拉底到耶稣的观点中，我

们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它还教育人们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从

而将失控的社会拉回正轨。从集体角度来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就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善良让我们获得了人

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都成立。

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狩

猎采集时代转瞬即逝，随着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到来，人类先前与

大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定居下来的人们从河床中

挖取泥土建造房屋，修建排水系统，改变河道，砍伐森林，过度

放牧，最后导致水土流失。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创了大规模改变

环境的先河，将大片的森林、湿地和草地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农

业用地，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将自然景观变为人造景观。某块地

一旦被开垦为农田，土壤中的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很快就

会被消耗殆尽，且很难再生。所以，为了耕作，人们要补充土壤

中的营养物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树木和其他植被砍倒并

焚烧，焚烧后形成的草木灰烬变成肥料，用于耕种。这种农业生

产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它很快就改变了欧洲的自然景观，后来

人们还将自己和牲畜的粪便用作土地肥料。与此同时，人们还建

造了第一个人工“洞穴”——面积巨大的长屋，可以同时容纳好

几个家庭。“洞穴”如雨后春笋般在 8,000 年前的欧洲涌现。

人类祖先对环境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大部分的狩猎采集族群认为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下，他们进化出了对应的行为、技术和社会规范。比如，目前所知，狩猎采集族群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或在某个地区会限制人们打猎。这些社会规范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可持续的资源获取方式，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是，一旦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不再将自己和动植物摆在平等的位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当人类不再用动物和自然构造代表神灵，而是选择用人类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和人类形象来象征神灵时，我们也改变了自然与人类的等级地位。当我们建造坚固的建筑抵挡雨雪风霜，当我们改变河道调整水流方向，我们便建造了一个与自然界越发不同的人类世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寒冷、没有潮湿、没有泥泞、没有危险的环境，幸运地摆脱了自然环境带来的不便。同时，我们鼓励大家去自然界

中获取所需的资源，如人工改良的作物品种、可以负重的动物和

其他物质资源。最近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的孩子和

美国原住民梅诺米尼人的孩子与动物玩具的互动方式，探索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实验中，梅诺米尼的一位长老说，让孩子们

脱离生态环境只与动物玩具玩耍是毫无意义的。研究人员遂对研

究进行了调整，将孩子们放置在了一个立体的，有真实树木、草

坪和岩石的环境中。研究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在玩耍过程中会赋

予动物玩具以人的属性，而梅诺米尼人的孩子则将自己想象为动

物。

一旦我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我们就开始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的，并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自然只有在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物品时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对自然环境和无数动物的进化轨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农业技术传播广泛，但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清楚它

的传播模式。它是像货物一样被交换到了世界各地，还是随着迁

徙的人类到达了世界各地呢？中间经历了什么？现在，基因分析

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似乎这两种传播模式都曾发生过。

在新月沃地，农业技术的传播似乎按照第一种模式进行，随着工

具和黑曜石之类的收藏品在当地农民之间传播。而从 DNA 证据可

知，在 7000—9000 年前，一小部分当地农民从安纳托利亚半

岛移居到气候更加寒冷、环境更加恶劣的欧洲，将他们的线纹陶

文化、全新的种子收集和播种技术、酿酒技术和畜牧业也一并带

到了欧洲。当地另一部分农民从黎凡特出发，来到了东非。其中

一个证据就是，目前 1/3 的索马里人的 DNA 来自以前在黎凡特地

区生存的人类。

到达了欧洲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开始与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融合。他们将大麦和黑麦等作物带到了欧洲北部，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大麦和黑麦在中东进化了几百万年，已经习惯了干湿季的变化，但被人类带到欧洲后，它们要生长在刚刚“解冻”没多久的欧洲北部地区。也正是这些经验丰富、乐于实践的农民建造了巨石阵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当时的建筑工人食用的正是在这里生产的第一批农产品，还会时不时补充些野生食物，如野猪和野牛（家养牛的祖先，现已灭绝）。

颜那亚人进入欧洲后，欧洲原先的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逐渐被强有力的新社会规范和新观念同化。新的社会规范强调财产和土地所有权，新观念则指在个人和家庭之间转移财产。这些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微小的基因差异，甚至英国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份精细的英国人 DNA 图谱显示了英国内部族群间的不同。有的族群祖祖辈辈定居一隅，在那里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有的族群祖先则可以追溯至移民英国的诸多外族人中。毫不意外，奥克尼群岛人与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存在基因差异，前者身上有十分明显的挪威维京人的基因。在英国其他地方，看似随意划分的地界两边也存在着基因差异。以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为例，936 年，英格兰国王阿瑟尔斯坦用泰玛河划分了两郡边界，而几个世纪之后，两郡的人口在基因上呈现了巨大差异。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北威尔士地区的人类祖先可以追溯到第一批英国居民——凯尔特人，当地文化也主要受凯尔特文化影响，但是北威尔士人与同样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基因之间并无联系。各种文化发展出来的实践技能，有时像货物一样在人们之间交换，有时被强加给他人，有时因人类的迁徙和融合而传播。人类基因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再加上古 DNA、考古学、古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文化进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根据当地基因库的改变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国后定居在了哪些村庄。罗马人、维京人、诺曼人曾入侵英国，改变了英国的文化，但他们在英国人的 DNA 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遗传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特征。遗传学家

开展了一项涉及 3,000 人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欧洲的地理

地图从二维角度能很好地反映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有一点值

得注意，那就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康沃尔人还是德文

郡人之间，斯里兰卡人还是瑞典人之间，不同族群的基因之间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差异，都只是现代人类这一物种在基因遗传上的

微小差异。现在，人类个体之间十分相似，至少比两只黑猩猩的

相似程度高。这是因为在 20 多万年前，现代人类作为一个相对

较小的族群出现在世界上，后来，由于建立了贸易网络，现代人

类又经历了多次种群崩溃（或遗传瓶颈）和迁徙繁衍。现在，任

意两个人类个体之间的 DNA 碱基对差异仅为 0.1%，这表明，与

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太多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人类按照所处的大陆划分，那么不同大陆的人之

间的基因差异可占全人类基因差异的 90%，而同一大陆的人之间

的差异只占 10%。原因之一就是人类之间有血缘关系，不过这种

血缘关系无须从远古祖先时期寻找，在最近几代人里就能找到。

要想找到我们与他人的血缘关系，无须追溯双方的族谱，也无须

追溯很久远的年代。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有两位父母，4 位祖

父祖母，8 位曾祖父曾祖母，16 位高祖父高祖母。这样推算下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追溯 40 代，即大概 1,000 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的祖先数量就大概是 1 万亿，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口总数，这是因为我们将每个人族谱中共同的祖先也算了进去。如果往前数几代人，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祖先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我们父亲叔祖母的叔祖母也可能是某人的表亲的表亲，也有可能是我们爱人的表亲的表亲。统计学家约瑟夫·张发现，在几代人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族谱就会产生关联，这是一种时间层面的“六度分隔”。

任何有欧洲血统的人都算得上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事实上，

1,000 年前的欧洲人中 80%的人都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当然是

有后代的那 80%。我们最晚只需回到 3,000 年前，就可以找到今

天地球上所有人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不仅是先知的后代，也

是先哲孔子的后代，甚至还是古埃及纳芙蒂蒂王后的后代。同理

可得，如果我的孩子一代代地繁衍下去，终有一天，我也会是地

球上人类共同的祖先。

人类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的基因有了相似性，基因的

相似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混血儿，也意味着人类不存在不同

的种族。不同人之间确实会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与文化差异的影

响比起来，它们对人类行为乃至生理的影响微乎其微。通常情况

下，环境、文化和基因等条件的结合会带来新物种，还会影响新

物种“新”在何处。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祖先需要长时间在食物稀

缺的海洋中航行，为了适应这种文化压力，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在基因上发生了变化。现在，尽管岛国居民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出海，不会面临食物稀缺的情况，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以高热量的进口食品为主要食物，加上他们体内的基因变体，太平洋岛国居民已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极高。其实，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负责新陈代谢，但生活方式才是导致肥胖问题的元凶。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肥胖问题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影响，基因发挥的作用很小。

即便是身高这种 80%都靠遗传决定的身体特征，生活在贫困

地区的营养不良的人和营养良好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战

争和饥饿中长大的父母，身高通常不及他们营养良好的孩子。由

于过去 200 年的经济增长，荷兰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 20 厘米。

在印度，女孩和非长男的个头普遍较矮小，长男通常是一家孩子

中最为高大的，这是因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长男一般会获得最

好的营养。

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平格拉普岛，基因对人类却有着巨大的

影响。1780 年的一场火山爆发几乎消灭了岛上所有的人，只有 20

人幸存了下来。这座岛屿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不鼓励与

外族人通婚的社会规范，使得基因突变在人口中不断累积。现在，

由于近亲繁殖，平格拉普岛上 10%的人出现了基因突变，患有全

色盲症，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白天，全色盲症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到了晚上，全色盲症者的夜视能力要比一般人强，这使得他们擅长夜间捕鱼，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基因能够保留并传递下去。

在狩猎采集时代，族群规模小，相对孤立，族群与族群之间

的基因和文化差异相对明显。一般来说，一旦发展了农业，先前

形成的基因和文化差异就会减少，因为人们生活的村庄不断扩大，

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却有些特殊，尽管当地

已有农业，但是当地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仍十分明显。欧洲、东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十分不同，原因很可能是

这些地区先后经历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炼铜和冶铁技术

的带动下，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和扩张，人们开始四处经商，并改

变了当地的文化。时间一长，一个基因更相似的地域得以形成。

相比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因和语言的多样性程度仍保持了

颜那亚人将印欧语系和金属加工技术带到欧洲之前的水平。现在，

欧洲狩猎采集时代留下的语言遗产仅剩了一种——巴斯克语。

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对人类之间的混居、经商和文化传播都有巨大的影响。亚欧大陆面积广阔，但海拔都不是很高，相同的纬度下气候条件相似，这就为同一种农业绵延数千千米打下了基础。当亚欧大陆的居民到达北美时，他们可以在北美大陆上栽种同样的作物，放养同样的牲畜，南非和澳大利亚也是同理。但是，在非洲南部和北部、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和非热带地区之间就无法这样做，而是需要改良原先的农业技术，从而适应当地的农业发展。从运输方面来说，欧洲水系发达，文化传播也更加容易。而非洲内部和南美洲虽有河流，但这些河流不适合航行，再加上山脉等其他天然屏障，文化传播受到了严重阻碍。

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是影响人类基因混合的一个更加微妙

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具有部分可遗传性，并极受环境的影响。

随着定居农业的兴起，人口逐渐密集，与人或动物密切接触就会

染上的一般传染病开始在各个社群之间传播，而幸存下来的人会

将抗病基因传递下去。肆虐欧洲和亚洲的瘟疫改变了人类发展的

历史进程，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统治，开启了人类文化的新

篇章。灾难性的瘟疫和天花还留下了很有意思的“后遗症”：从

这些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后裔，体内可能携带了抵抗艾滋病

毒的基因。长期的疾病肆虐还使欧洲人迅速征服了澳大利亚大陆

和美洲大陆，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对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和流

感毫无抵抗力，这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欧洲人还在试图征服非洲和亚洲雨林地区，寻找

黄金、钻石和象牙等有价值的收藏品，但他们却被疟疾等当地的

疾病打败了。这两个地方的人普遍能够抵抗疟疾，但他们也是遗

传性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高发人群。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患者的血

红蛋白为奇怪的镰刀状，寄生虫无法在这种蛋白中生存，进而无

法传播疟疾。但血红蛋白的镰刀形状也让体内的血液无法运输充

足的氧气，导致当地人的体质较差。山药种植为可以传播疟疾的

蚊子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对于有山药种植历史的非洲人来说，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发病率较高，疟疾的致死率较低。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己的基因。

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正在缩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基

因不再进化，而是因为不同族群的融合程度比以往更甚。各族群

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被族群之间的交往、通婚、迁徙和

贸易打破。虽然各族群都严令禁止通婚，但基因证据表明，通婚

一直都存在，而且马的驯化和轮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族群间

的通婚。比如，直到 19 世纪，欧洲人仍然和近亲结婚，但自行

车的出现让相距较远的人们有机会通婚，从而大幅减少了近亲结

婚的情况。“一战”之前，法国自行车销量达 400 万辆，这对法

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人与血亲结婚的情况减少，全国人

的平均身高也有了显著提升。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人类纪念碑的终极形式是城市。它是由人类一手打造起来的

景观，其设计和建造表达了当地文化和人民的愿望。城市重新定

义了地球的美，即使在太空中也能看到人类创造的景观。城市的

建造是为了展示美、传递价值，因而牺牲了它的部分功能。城市

生动形象地代表着生活在其中的市民。2019 年 4 月，巴黎圣母

院险些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

烈反响。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当地的基督教徒失去了礼拜的地方，

让宽敞的避难所化为乌有，让当地的旅游业遭受重创，但这都不足以体现这场大火的悲剧性。人类的存在既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历经百余年风雨的巴黎圣母院正是人类文化的见证。面对熊熊大火，悲痛的人类其实是在哀悼自己失去了

组成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火发生后，人们在短短

几天里已经募集了数十万欧元用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在将城市改造为自己居住地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加速人类的

文化进化。就像丝绸之路和大西洋是思想、技术和基因交流的重

要网络一样，城市在跨文化的商业往来中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城市宛如文化工厂，吸引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到一起，推动

着大家进行互动。贸易网络的逐渐形成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和

创新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自从罗马人离开英国，伦敦人

就失去了建造木结构的技术。但是到了 13 世纪，伦敦人从欧洲

其他地区的商人那里重新学习了这种技术，伦敦街头因此出现了

众多多层建筑，人口密度也由此上升。13 世纪末期，伦敦齐普赛

街出现了三层高外加小阁楼的联排别墅。

同其他社会网络一样，城市间也需要合作，联合起来的城市

比孤立的城市更具影响力。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那它

的创造就会提升 115%。城市无法孤立地存在，城市中的商人、外

交官和工匠搭建贸易网络，从其他地方带来全新的资源和思想观

念，支撑着城市的发展。新思想在街道、咖啡厅、大学校园、城市机构中慢慢孕育出来，一步步走到今天。它们不但发展成了种

类繁多的技术、艺术和文化实践，还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让

人们在几个世纪后还能看见它们的影子。约 400 年前，夏阿

姆·姆布尔·恩贡格担任西非库巴人的首领。这位极富魅力的领

袖打造了和平的库巴王国（位于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南部），

将诸多民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完善、规模巨大的

城邦制国家。这里有非常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民选的

政府部门、陪审团、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支持。库巴王

国很快就成为创新之国，繁荣富庶，以艺术作品闻名天下。19 世

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这里时，他们难以相信库巴王国能自己

形成这些欧洲人所熟知的政治制度。他们觉得，库巴人以前肯定

和欧洲人有过接触。后来，库巴王国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其民

族多样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库巴王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并顽强地传到了今天，活在库巴王国后裔的 DNA 中。同该地区的

其他民族相比，库巴王国后裔的遗传基因更具有多样性，他们也

有多个民族的特征。

公民的相对匿名性减轻了人们遵循社会规范时的声誉压力，

这种匿名性再加上小群体的力量，让公民更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社

会规范，包括从性别差异到音乐时尚等方方面面。装饰是重塑社

会规范的关键。以随处可见的陶土瓦为例，数千年以来，陶土瓦

一直被用来装饰地面、墙面和屋顶。从家庭装饰到田园风光再到

宗教故事，装饰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象征着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观念。由于装饰反映了社会规范，它们还可以代表（和塑造）群体身份。668 年，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为了彰显国力，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在当时的首都金城，也就是如今的韩国庆州市，政府细致规划了 18 万间新屋的建设。新屋屋顶用昂贵的瓦片取代原先的茅草，抵抗恶劣天气和火灾。屋脊尽头的瓦片上绘有以龙为主题的各式图案，这很快成为统一新罗时代力量的象征，一直沿用至今。就这样，小小的瓦片成了国家的纪念碑。

城市是人类创造美、征服自然的愿望的最好写照。人类在美

化住所、利用建筑传递意义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乌尔城的塔庙

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哈尔帕音乐厅与会议中心，人类利用各

类珍贵的材料以及宝贵的人力和时间，将摸索出来的生存经验用

在建筑及其装饰上。建筑存在的时间往往会超越人类肉身存在的

时间，甚至基因存在的时间。

人类建造城市，形成易于生存的环境，又在文化的压力下，

不断改变城市的形态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城市反过来也改变了人

类的身体构造、文化进化和自然界的遗传进化。为了适应城市环

境，鸟类进化出了更响亮的叫声，而且为了适应人类的喂食，它

们还进化出了更长的鸟喙，就连全身的羽毛都有所变化。200 年

前，洞穴蛾首次进入欧洲，现在它们已进化成衣蛾，其食物来源

是城市家庭中的装潢陈设。人类自身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极大影响。在营养不良、人口密集的地区，疾病极易肆虐，基础设施不足也会让疾病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比如，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疾病以及铅等有毒金属都可以通过排

水管道进入人体。如今，城市中的大气污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呼

吸道疾病高发，每年造成约 900 万人死亡。这里有必要说明，即

便文化进化产生了更先进的科技和社会制度，也使人口数量越来

越多，但它并不一定能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延长大

部分人的寿命。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进化十分伟大，却对其子民

的健康造成了致命打击。罗马帝国占领英国期间，英国男性的平

均股骨长度有所下降，而在罗马帝国撤离英国后，这一长度迅速

增长。“罗马人取得的进步其实是一个茧，将自己束缚在其中，

并造成了令人困惑的生态后果。”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发

展和健康水平成反比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

市中，但城市的卫生条件较差，而且帝国形成的新网络传播了疾

病。考古学家现在可以根据肠道蠕虫的传播路线来确认罗马帝国

的扩张情况。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卫生一直是个大问题。城市生活会显著缩短市民的寿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好转。城市居民的死亡率奇高，只能依靠不断的外来移民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1861 年，英国利物浦市出生的男性平均寿命为 26 岁，而德文郡奥克汉顿镇的男性平均寿命则为 56 岁。当时人们相信，保持干净最好的办法就是穿一件可以清洗的亚麻衬衫，因为人们觉得洗澡可能会染上瘟疫或其他会致死的疾病。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末期，欧洲人在整整 5 个世纪里都尽量避免洗澡。但是，由于霍乱的肆虐和 1858 年夏天的伦敦大恶臭事件，人们开始愿意保持身体的洁净。再加上细菌理论的出现和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投资，洗澡和保持身体洁净变得简单起来。于是，社会规范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个人是否具有魅力的标准多了“是否干净卫生”一项。保持干净卫生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发明了浴室、厕所、排污系统等一整套工业系统，用于去除人口密集地区会产生的味道，帮助人们打造干净卫生的环境。

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转向依赖农业的城市生活，人类实现了文化转向。这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仅对一小部分精英有利，大部分人群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生态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贸易给西欧带去了财富和思想，但也带去了黑死病。黑死病使西欧的人口数量锐减，自然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减少后，人类的农业活动也随之减少，森林得以恢复，污染减少，平均温度也明显下降。（美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量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人口锐减，当地的平均气温也有所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黑死病导致食物产量下跌，农业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原先开放的公共土地被人圈了起来，农民有了更多的权益，甚至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激励着农民进行创新和投资。先前，耕地都会有一段休耕期，让土地能够恢复养分，此时牲畜会来耕地上吃草。而在土地被圈起来后，农民使用作物轮耕的方法，密集耕种土地。收割完小麦等浅根系作物后，人们会种下甘蓝等深根系块茎作物，最后种下三叶草等豆科类作物，恢复土壤中的氮含量。以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种植根茎类蔬菜，因为种在公共土地里的这种蔬菜很可能会被别人家的牲畜吃掉。农业技术方面，荷兰出现了可调节式无轮犁车（类似中国发明的曲辕犁），有了这种工具，一两头牛就可以耕完原先 6 到 8 头牛才能耕完的松软潮湿的土地，排出沼泽和湿地中的水分。农业总产值激增，成为世界上产值最高的生产方式，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在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进行交易。农业产值的飙升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形成了全新的劳动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现代世界的建造。

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类仍在不断进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问题行为、哮喘等免疫系统疾病的多发，都与人类不断增大的压力有关。城市中的人也有可能产生表观遗传，即基因序列无变化，但是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如果孕妇居住在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的城市，胎儿的大脑、新陈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并可能会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文化—基因—环境（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除去健康风险，城市对人类还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城市象征着人类部落的扩大，代表着金钱和文化财富带来的诸多益处。

互联网就像一座虚拟的城市，它会产生类似城市一样的文化影响，因为它能扩大人们的社交网络。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将电脑比作思想的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结识陌生人。一个数学模型估算出，线上人际网络大幅提升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婚率，大幅降低了离婚率（因为伴侣之间会更加契合）。在美国，自从在线约会网站出现，跨种族婚姻的发生率激增。人类大规模的迁徙、入侵、逃离、奋斗、探险、漂泊、殖民、奴隶贸易，为躲避战乱或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未来而背井离乡，再加上现在的互联网，种种因素促成了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 1,000 年的基因大融合。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北半球缺乏维生素 D 的黑人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正在向一个新的局面发展：人们肉眼可见的差别将不再影响族群内部或外部的偏见和吸引力。换句话说，基于所谓的“种族”区分人类的说法将成为无稽之谈。

动物被寻找食物和伴侣的生理冲动所支配，人类被某种意义和目的所驱动。我们可以在探索美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目的和意义，也可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找到它们，下一章将会详细讲述这个问题。

时间

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文化都是我们祖先的身体和文化不断进化的产物，而我们质疑自己的存在，想知道自己是谁，处于空间和时间的何处。我们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知晓过去、畅想未来。但我们被现实的想法——客观真理困扰着，于是我们追寻着真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试图抓住无形的时间，标记时间，甚至控制时间。我们观察、预测、估量、推理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种种谜团，以此破解未来的奥秘。如此，我们重新创造了世界，也重新创造了身处其中的自己。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1962 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地质学家米歇尔·西弗雷选择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一个洞穴里独自待了两个月。他想要研究人类身体是否需要外界的刺激（比如阳光）来维持自然节奏，或者说，人类身体中是否存在某种计时系统。西弗雷说：“我决定像动物一样生活，不戴手表，不知道时间。”

西弗雷的实验是一场艰辛的耐力测验。他选择了一个满是冰雪的洞穴，这个洞穴和外界仅靠一条长 45 米的 S 形险峻通道连接，要想顺利通行，是很艰难的。西弗雷仅是带着所有的装备到达这个洞穴就历经风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他基本不可能获救。但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坚持要一个人进行这项实验。第一个月，他告诉大家，不管情况如何，都不要救他。在洞中漫长的9 个星期里，他一直仔细地记录着自己的生理体征、吃过的所有东西以及心理状态。在此期间，他的两位同伴一直驻扎在山体上方的洞穴入口处，并且和西弗雷保持单线电话联系。每当西弗雷起床，他就给两位同伴打电话，同伴们会记录下当时的时间。

在对昼夜毫无概念的情况下，西弗雷的身体很快调整了睡眠

时间。尽管西弗雷努力在精神上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他在这个潮

湿冰冷的“家”里越发痛苦不适。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道：“我的设备不够好，脚总是湿的，体温最低降到了 34 摄氏度。

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西弗雷精神上十分孤独，肉体上饱受痛苦。他变得食

欲不振，每天只吃些面包和奶酪。很快，他对自己带去的两张唱

片也失去了兴趣。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宠物——在洞里抓到

的一只蜘蛛。那么他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实验的第

二天早上，西弗雷的时间已经比实际时间慢了两个小时。第十天

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昼夜颠倒。西弗雷在日记中记录了同伴令

人愉快的问好，他觉得同伴接电话时是早上，而且他们已经醒来

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西弗雷是在午夜时分打的电话，而且十

分规律。每次和同伴打电话的时候，西弗雷会测量自己的脉搏，

在两分钟内从 1 数到 120。然而，洞穴外的同伴发现，西弗雷的

两分钟实际上持续了 5 分钟。

西弗雷忍耐着孤独的生活，谨慎地分配自己带的奶酪（这是

他最喜欢的食物），以便能坚持完成实验。可是按照他的计算，

在距离实验结束还有 24 天的时候，外面的同伴突然告诉他实验

结束了。两位同伴宣布两个月时间已到，他们要下去接西弗雷。

这表明西弗雷在洞中对时间的估算和实际时间完全脱节。一共 63

天的时间，他“丢失”了 1/3 左右。一些他自己记录的 10-15 分钟的小憩，其实是 8 个小时的睡眠。因为无从知晓昼夜更替，时间对西弗雷来说变慢了。但对他的身体来说，时间没有变慢。尽管西弗雷觉得很困惑，但是他体内的 DNA 让他的身体在漆黑的地下保持着和地面上一样的运行时间表。

我们都是时间的产物。我们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交织的宇宙中

进化，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运转。人类所有的细胞中都含有

时钟基因，它们就像机械表里的齿轮一样，是基因表达的振荡器。

这些计时器调节着我们的基因、激素、心率、大脑活动、情绪和

身体机能。上午 10 点左右，我们的肠道最活跃；下午 2 点，身

体的协调性最好，对疼痛的忍耐度最高；下午 5 点，我们的身体

处于最佳状态，肌肉力量最强，灵活性最好，心肺功能最佳；晚

上 8 点，我们对酒精的耐受力最强；9 点，睡眠激素开始上升；

凌晨两三点，我们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凌晨四五点，我们的体

温达到最低值。从月经期到妊娠期，女性的身体遵从着生物钟，

极具规律性。

虽然我们的身体进化出了计时能力，但我们的有意识的头脑却没有，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有意识的决策。时间的流逝和太阳系的周期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类必须进化出能跨越时间的认知工具，还要发明出能追踪时间的文化工具。只有通过掌控时间，我们才能创造出精细复杂、顺序严谨的技术以及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语言（词序和语句结构决定意义）。尽管时间是一个抽象虚构的概念，但我们的祖先学会了信仰它、操纵它，人类成了最高级的精神时空旅行者，既能回放过去的片段（即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又能设想未来。

目前来看，人类是唯一明白性和生育之间关系的动物。我们

清楚一次性行为会在 9 个月之后产生结果，因此，我们能够追溯

自己的亲缘关系，从而扩大我们的人际网络。人类也明白死亡的

必然性——人必有一死。也许正是因为感知到时间流逝的不可逆

性，再加上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知，人类有了追求生

活目标的欲望。对人类来说，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渴望

了解万事万物的客观真理。对于生育原因和死亡必然性的认识能

够长期持续地推动人类文化进化。人类掌控了时间，这意味着人

类拥有了历史，并且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文化和环境长久

不断的变迁。我们能够在这种广阔深远的背景下理解生命、文化

工具和实践，我们拥有了更多有价值的集体文化知识可供借鉴。

我们的身体能够进行有规律的进食和睡眠，这不仅让我们的

生物循环和地球的转动联系在一起，还让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和宇

宙的普遍时间始终相契合。为了将自己固定在身边的物理世界中，

人类需要让自己由文化驱动的生活适应客观现实，所以我们从时

间的校准开始，理性地研究时间，这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

西弗雷的试验表明，人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存在一个周期性循环，其时长是 24 小时 31 分钟。自此，人类开启了生物钟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身体主要依靠大脑下丘脑内部持续振荡的神经元进行自动计时。神经元通常根据阳光来校对时间，让我们的生物钟循环周期保持在 24 个小时。

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需要后天学习如何感知时间。婴儿没

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视线范围的世界里，而

且需要几个月才能明白物体具有存续性，也就是说，即使某样东

西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依然存在，能够

再次被看到。然而，我们确实天生就能感知时间的间隔，比如，

婴儿可以分辨 20 秒和 40 秒的差别，他们甚至在出生前就能感知

韵律，这能帮助他们学习语言。但是婴儿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他

们无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事情联系起来，也无法回想过去、

畅想未来。尽管刚出生的孩子有学习能力，但他们没有长期记忆，

要到三四岁时才能“穿越时空”，在精神上逃避到另一个事件的

情景中，想象自己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情绪。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对

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或产生恐惧的情绪，有助于人类管理自己

的情绪。在精神层面进行时间旅行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这一能

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人类用记忆“穿越时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拥有累积性文化，能够记录我们庞大社会族群的发展历史。面对问题时，我们回忆过去，想想以往在相似情景下的解决方法，无须创新，重复以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记忆能让我们想象未来。要想象未来，我们大脑中的预测系统需要依赖

一种复杂的记忆类型，即情景记忆，这种记忆可能只有人类拥有。

大部分的记忆类型都是长时间地记忆某些东西，例如学习新技能

和记忆常识，记住“法国首都是巴黎”。而情景记忆能让我们回

溯过去、展望未来，进入某一个特定事件，还能让我们的记忆个

性化，并将自己置身于事件的场景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一

种微妙的方式从过往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将不同的情绪线索纳入

信息分析中，帮助我们在未来相似的情景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

种进化而来的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我们能

够快速适应多种环境变化，还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比如季节性

事件和食物的获得。

和语言类似，情景记忆依靠的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认知联

系。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创建或回忆一个情景记忆时，

大脑中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活跃网络。猿类不具备这种能力，但至

少在 16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古人类学家发

现，当时人类使用的石质工具会被带到距离工具生产地很远的地

方，这说明制作工具的人类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要使用这些

工具。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提前计划的能力，因为它们无法模拟

还未发生的情景，所以当食物有剩余时，即便过往的经验告诉它

们自己之后会再度饥饿，它们还是会在吃饱后立即把食物丢掉。像松鼠这样会储存食物的动物依靠的是本能而非有意识的决策。

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是由思维、记忆、情绪，以及时间在某处与空间相连的想法主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对时间的生理感觉就是“思维时间”，它是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核心。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如江河一般流逝：我们站在河流中间，身后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是模糊不定的未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已经表明，情绪、畏惧、年龄、孤独、体温、排斥心理和注意力都会影响我们对时间流逝速度的感知。

我们需要根据客观的真实时间来校准自己的思维时间，以便

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祖先的生存活动，包

括寻找居住地、狩猎、农耕和旅行，都高度依赖时令和季节，人

类的文化日历就此出现。仪式、典礼和盛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

了纪念特别吉利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极度脆弱的时

期，比如冬天白昼最短的时候。反过来说，为了将这些文化活动

和自然时钟对应起来，时间记录就显得很重要了。

我们祖先使用的最可靠的钟表是天空中的星体。他们绘制星图，在星体的运转中寻找规律。尽管天空中的天体彻夜旋转，并随着时节循环往复，但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以地球为观测点），而且每年都以同样的顺序升起落下。人们在小石块、骨片或鹿角片上制作轻便的小月历，以便在持续数周的狩猎以及季节性的迁移等长途旅行中携带。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塔杜瓦尔河流域有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壁画，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块刻有图案的鹰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3 万年前。鹰骨上有刻痕和凹痕，表示的是月亮 14 天盈亏变化的周期，包括运行轨道、新月和月牙。在德国阿赫河谷的一个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历史更为久远的文物，它是一块 38,000 年前的猛犸象牙板，上面刻着一个动作像猫的人类形象，这个人双手举起，双腿开立，腰间别着一把剑。专家认为这个图像符合猎户座的样子，象牙板两侧和背面有 86 处清晰的刻痕，可能与生育有关。

在法国拉斯科史前洞穴群中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天文地图令世人瞩目。其中包括一幅有 17,000 年历史的月面图，上面用圆点和正方形描绘了月球这颗地球卫星 29 天的完整周期变化。在这些圆点上面，还有一行圆点。这行圆点一共 13 个，代表弦月，也就是从昴星团在冬天升起的第 1 天往后算 13 天，这段时间通常是马的繁殖期，比较容易被人捕猎。此外，这座洞穴中记录其他重要自然现象的精美壁画中都穿插着星座图。绘制这些详尽的宇宙地图的是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测自然客观现象来理解世界。拉斯科洞穴就是一座绘满星图的史前天文馆。
考古学家们再次观察了史前洞穴中的壁画后发现，星体地图遍布欧洲，那时的人们对宇宙进行了数学和科学观测。狩猎采集族群发展出了一系列空间导航和时间记录技术，比如绘制夜空中的星体地图、用表示影子长度的折线图记录太阳的运行轨迹，从而制造出越来越精细的天文时钟。巨石阵过去可能也是一座追踪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天文台。每到夏至，巨石阵的主轴线都和日出的方向一致。建造巨石阵的人们一定是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建筑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巨石的位置为何如此精确。越过爱尔兰海，在博因河谷有一座历史更悠久的墓穴——纽格莱奇墓，它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天文学的掌握程度。这座墓穴用了 2,000 块左右的石英石板材，这些板材是从 80 千米以外的地方开采然后运到墓穴这里的。大多数时候，位于地下深处的纽格莱奇墓及其 20 米长的通道都是漆黑一片。但每当到了冬至的日出时，一束阳光就会穿过墓穴主入口上方的一处小洞（类似于“车顶箱”），照亮墓室。这座墓穴堪称一座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它的设计师一定非常了解太阳在不同时间的角度、位置和运行情况。

这样的大型建筑是群策群力的产物。修建它们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建造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天文现象，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精准的预测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建造这些建筑的人认为，与他们希望获得的知识相比，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从肯尼亚到澳大利亚，都可以见到这类建筑的踪影。

掌握天文知识是人类适应文化和环境的表现。这类知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变幻的季节，预测在何时何地获得食物。天文观测的结果蕴含在故事和歌曲中，比如代代相传的歌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的维尔盖亚原住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严重的旱灾过后，饿殍遍野，一位名叫玛宾克里克的女性离开部落，为大家寻找食物。很久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蚁穴，挖出了几千个富含营养的蚂蚁幼虫，她的族人因此熬过了冬季。玛宾克里克去世之后，化作了天空中的大角星。如今，每当大角星升起，就意味着到了可以大量捕食蚂蚁幼虫的时节。

澳大利亚的其他原住民部落用故事描述日食、月食的过程，

记录行星与恒星不同的运行方式，解释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关系。

一些具体的星座，比如昴星团等，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占有重

要地位。昴星团地位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参照点：

昴星团的 7 颗明星紧密相连，而且每年都在相同的时间升起。因

此，7 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吉利的数字。因为昴星团每年都会在

丰收季节出现，所以在美洲，玛雅人和印加人将丰收富足与昴星

团联系起来，并且建造了天文台日夜观测昴星团的动向。美国新

墨西哥州的祖尼人将昴星团视为“种子之星”，因为昴星团出现

的时候正是播种的时节。北非的柏柏尔人认为昴星团的出现标志

着季节的冷热交替。古希腊人则认为昴星团出现时，他们就可以

出海，在地中海上安全地航行。

天文学在航海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生理机制，利用月光或磁场感应在大海中遨游而不迷失方向，而人类在海上的航行则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在文化层面进化出的一种能力——在大脑中绘制地图的能力。这些地图根据地理景观的细节和天空中星体的运动轨迹绘制而成，可能会蕴藏在故事中，通过故事进行传播。波利尼西亚人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星星罗盘”，可以记忆大约 220 颗星星的运动轨迹。他们能记住星星的升降顺序，并且记录星星的运动速度、方向和时间。这种能力让波利尼西亚人成为专业的水手，他们在夜晚绘制出星路图，根据星路图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以自然周期和自然事件为基准，我们可以校准自己的神经时钟，还可以观测和预测事件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探索整个星球，进行短期旅行。时间给了我们祖先一个参考网格，一种标记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语言，这种语言切实有用：它允许我们相见，讨论过去，计划未来。这样一来，我们对时间的利用降低了生活中的熵值，即减轻了生活的混乱程度，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还能减少生活中能量的消耗。例如，我们离开生物丰富的热带地区、进入有季节变化的高纬度地区，这时我们需要储备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时期，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许多动物通过基因进化获得储备食物的能力，但对于人类来说，文化进化让我们能够更快地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我们的时间概念逐渐进化，帮助我们组织建设社会群体。我们对于时间概念的使用并不依赖主观意识，而是依赖各个部落间达成一致的客观规范，这些规范都有可衡量的标准。随着社群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人类需要越来越精确的日历，时间设定也成为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在各种文化中，天文专家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受到高度追捧。人们称颂他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例如成功预测丰收的到来，类似的称颂后来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天文专家通常被视为魔法师一般的存在，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改变未来。

与此同时，时间标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千年以来，就一天

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一年有几个月，一天有几个小时这些问题，

人们几乎从未达成一致。天体周期的问题在于，月运周期的天数

和一年中月运周期的次数都不是漂亮的整数，甚至都不是整数。

如果以月运周期计算，一个月有 29.5306 天，一个太阳年平均天

数为 365.2422 天，两者相除就得到了一年有 12.3683 个月，显

然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满意。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竭尽所能解决时

间的计算问题，希望能制作出一份方便普通大众、神职人员和政

府员工使用的日历，而且这份日历要能精准地标注一年的时间。

古罗马人把新年日期从 3 月移至 1 月，之后，其他历法也模仿了这一改动，比如英国在 1752 年将 1 月 1 日定为新年，但也仅使用了一年。在耶稣受难 4 个世纪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重置了历法。他们估算出耶稣生日的日期，并据此设定日历（因为当时还没有数字 0 的概念，所以公元 1 世纪紧跟在公元前1 世纪之后）。时间是相对的，却被视作一种可以量化的资源：1752 年 9 月 2 日，英格兰宣布，为了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保持一致，英格兰将会更新历法。新历法中，即将到来的 9 月 3 日将变为 9 月 14 日。因为调整历法而“丢失”的日子，伦敦和英国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曾经爆发过骚乱。现在，全球普遍使用格里高利历。然而，不同社会中，每个月包含的星期数也不尽相同，比如1792 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尝试过 1 星期 10 天的历法。

在体验和精准测量同一客观天体时间的同时，人类也使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解析社会时间，这是一件颇具启发性的事情。这说

明，虽然我们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丰富，但我们阐释和使用

信息的方式依旧取决于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需求。儒略历由数学

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创立，罗马人自公元前 45 年就开始

使用这一历法。它标志着欧洲人的时间观念从周期性转变为线性。

这个转变意义深远，自此开始，时间的测量开始与天体周期分离

开来，并且为数学等其他抽象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将时间概念应用于生活的是古罗马人，应用方式和现在西方工业社会一样。当时，日晷已经非常精密复杂，而且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合都能见到。大约公元前 3 世纪时，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普劳图斯曾经这样咒骂过：“天知道是谁在这里放了日晷，把我的日子分成一块一块！”而到了公元前 1 世纪时，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能列出 13 种不同的日晷。

然而，因为日晷只在日升月起之间工作，所以日晷所指示的

小时时长会因季节不同而不同。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巴比伦人 1 天

24 小时的时间制度。古巴比伦人使用的是 60 进制，和如今使用

的 10 进制相比，60 进制的数字可以被 2、3、4、5、6 和 12 整

除。但是罗马人假设白天和夜晚各占 12 个小时，那就意味着在

当时的罗马，夏天的 1 小时实际是 75 分钟，冬天的 1 小时则是

45 分钟。重力时钟的出现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古罗

马法庭使用滴漏控制每位律师发言的时间，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

法庭和政治辩论的复兴。

测量时间的技术不断发展，保证了整个社会与客观可测量的

宇宙节奏同步运行。对过去的人类来说，计时还有益于生存，比

如计时能提醒人们获取食物。不过现在，计时完全被主观的社会

规范操控。以前，为了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

天文学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因为这一日期的计算非常复杂，

需要先计算二至点和二分点的日期。基督教历法中包含政治元素，

这些政治元素揭示了人类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们是如何通

过阐释时间来建立人类的文化规范的。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由异教徒的春季庆典演变而来，人们自 2 世纪才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即耶稣受难日）3 天之后复活的。在犹太历中，逾越节是尼散月的第 15 天（即 4 月左右），这一天和春天的第一个满月日期相对应。但是因为犹太历中有一个闰月而非闰日，所以每年逾越节所在的月份都不一样。基督教徒希望把复活节设在基督教的圣日（星期日），还想确保自己的新宗教能和犹太教区别开来，保证基督教的复活节永远不会和逾越节重合。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尤其考虑到逾越节是完整的复活节由来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就是宗教政治。最终，基督教徒决定将复活节定在春分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满月的日期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日期就顺延到下一个星期日。要想确定每年春分的日期，需要一个复杂的天文学和数学运算系统模拟月球、太阳等星体的运动，所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才会几世纪如一日地领导并支持天文学的观测研究。基督教使用的历法仍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也就是与季节同步，但同时也会根据月相庆祝一些节日。

精确的计时方法、历法和年历对伊斯兰教也意义重大，因为

穆斯林每天要做 5 次礼拜，每一次都有具体的时间，而且必须朝

向圣城麦加的方向。这推动了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天文学的发

展，在这一时期，星盘是帝国最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需要不断

改进。作为一种多功能仪器，星盘通过角度和梯度测量天空中星

体的位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计算时间、测量土地、在航

海时计算纬度。

最终，擒纵装置于 14 世纪问世。从此，时间不再和天体的

各种运动息息相关。擒纵装置是一种通过落锤拉动产生旋转，从

而保持自身稳定运动的装置。该装置仅凭一个轮子便可控制一个

齿轮组，并会在整点的时候敲钟（英语中“钟表”一词来源于法

语中的“钟”）。对我来说，钟表里擒纵装置的滴答声就是时间

流动的声音。机械表的发明意味着 1 个小时的长度不再由日晷测

定，不再随季节变化。

英国韦尔斯有一座修建于 14 世纪的美丽的机械钟。钟表上

的装饰图案展现了当时人们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罗列了朔望

月的周期以及月相变化，其中还特别突出了 3、6、9、12 这几个

数字。随着大型公共时钟的修建，时间成为一种贵重的商品。人

们可以听到时间的流逝，时间越是精确，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就越

全面。时间实现了全新的量化发展，这种发展也扩展到了其他领

域。比如，度量衡的精密度有所提高，新的货币标准出现，复式

记账、透视画法和复调音乐也都变得更为精确。在当时的西欧，

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用数字认识事物并进

行分类，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流行开来，而

且带有强迫性。从此，人们认为“浪费”时间的行为不仅愚蠢，更是一种罪过。

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帮助人类掌握时间，但也正是对时间的掌握使社会更大、更复杂，因为掌握时间让贸易变得简单，消除了人类互动中的不确定性（“浪费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成本。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新的认知，那就是时间可以以分钟为单位

进行标记，甚至还可以以秒为单位。这种认知彻底改变了社会，

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计划性更强的世界。时钟成为广场、工

作场所和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人们也开始随身携带怀表。衡

量业务时间的标准不再是一个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一项任务，而

是用了多少工时。时钟出现之前，人们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工作时间主要视自己的需求而定。后来，机器、工业作坊和织机

决定了生产的速度，人们会给这些工具设定相同的开启和关闭时

间，工人们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时间由此成为金钱。人们不再

是度过时间，而是花费时间。对时间的严格把控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了解时间也变得至关重要。时间本身不再与自然周期有

太多的联系。就像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抱怨的

一样，人类已经将时间和自然分离，把它设置成了工作的节奏。

人类发明出的时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使之成为由时间决定的环境，而这也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和生物构造。当自然世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外部线索和刺激时，我们很有可能可以再一次从更符合身体波动周期的角度出发，了解我们自己的自然韵律。普劳图斯两千年前的抱怨揭示出一个道理：一旦时间开始占有一个人，时间也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年幼的孩子像动物一样，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里漫无目的地漂流。他们可能会在游戏中忘记时间，要想从游戏中出来，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生理上的饥饿和疲惫。当孩子们学习社会规范，了解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如何与真实客观的时间相对应时，他们的思维时间也会发生改变。在一些文化中，即使对成年人来说，时间也是相对轻松缓慢的；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闲暇会让人产生负罪感。在一些英语国家，时间主宰人们的生活并被精确校准，“时间”一词比其他任何名词使用的频率都高；而亚马孙雨林的阿莫达瓦人使用的语言中则没有关于时间、月份或是年份的词。

1972 年以来，人们遵循一个公认的时间标准，但文化时间还

保持着多样性。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就

全球 31 个国家人们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观察了人

们的行走速度、时钟精准度以及办事效率（对比了人们在邮局买

一张邮票花费的时间）。结果证实，世界不同地区在按照完全不

同的生活节奏和时区运行。生活节奏最快的国家，经济也最强大；

城市的生活节奏比农村的快；高纬度地区国家的生活节奏比热带

地区国家的快。莱文注意到，生活在大洋洲新几内亚西部高地地

区的卡保库人不会连续工作 2 天，非洲南部的昆族人每周只工作

2.5 天，每天 6 小时左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并不急着

赶时间。公交车不会按时刻表运行，而是满员才发车。在印度，

一个人可以选择放弃工作，进行一次苦旅，寻求精神的启迪和神秘的参悟，社会也认可这种行为，苦旅途中，人们会随身携带食物。但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人则可能因为流浪而被捕。西方人会怀疑和否定无法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工人们也会花很多精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忙。欧洲文化中有很多骷髅头的形象，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时间的宝贵，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无线电工程师们发现了

一个现象：给石英晶体施加电流时，晶体膨胀和收缩的时间长短

相同。石英器件和摆钟部件不同，不会受到大气湿度、温度或运

动的影响，如果将石英器件应用在手表上，可以将手表计时的准

确度提高好几个数量级。很快，计时精确、价格便宜的新型石英

手表就占领了市场。石英表的精确度揭示出，由太阳、地球和月

亮运行决定的天数并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精确，因为每天的

时长会受到潮汐引力、地球熔核的运动，甚至风的类型的影响而

发生波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原子钟的出现，每一天

时长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原子钟里面的电子以准确的节奏跳动，

显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纳秒级，比石英表的微秒级还要精确1,000 倍。

原子钟的使用让一天的时长不再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而是 86,400 原子秒。人类文化发明的时间依赖宇宙物理学，遵循地球生物学设定的时间：为了配合地球轨道的变化，全世界的原子钟时间每年都要重置，以保证原子时间和太阳系的时间相差无几。每年，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中心都会决定是否要增加1“闰秒”，根据地球自转速度波动而损失的时间的多少而定。如果不增加闰秒，几十年后，人类以原子时间为基础的国际时间将与地球时间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将生物时间和文化时间分离开来，让我们的家庭和城市

充满了人造光。人类彻底与自然界的晨昏周期分离，动物和植物

也因此混淆了自然作息，动物在黄昏歌唱，植物则不分季节地开

花。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物时间和卫星向智能手机发送的原

子时间出现了匹配错位的情况。我们会工作到深夜，会在天不亮

时起床。在高纬度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冬天里甚至可能有好

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太阳。许多人一直生活在“时差”中，这不仅

影响我们的健康，比如罹患癌症和抑郁症的人数不断增加，还会

影响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随着旅行时间和交流时间的大幅缩短，曾经分隔族群、阻碍

进化的地理距离也急剧缩小。生活在这个速度更快的世界里，拥

有一个精确运行的时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时间。

人类开始将自己放在自宇宙大爆炸开始算起的宇宙时间中，并由

此出发来理解人类自身。从推算地球形成的年代，到探索我们祖

先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亲缘关系，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在更新我们

对自己的认知，动摇我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信仰。1837 年，达尔文在描述自己关于万世以来生命进化的理论时，在笔记本上写下“我认为……”，并在下面画出了进化树图。一个多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以物理化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 X 射线衍射图为基础，用铅笔绘制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这个结构是一种简单而美丽的“生命本质”，它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传递基因信息。就像岩石中沉积层的条纹标志着地质年代一样，DNA 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基因时钟。
1895 年，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了中篇小说《时间机器》，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早了 10 年。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在数学层面完全掌控时间。讽刺的是，尽管我们对时间有了诸多新的了解，但想象我们死后的世界并规划人类的未来，与以往一样困难。这也许是生物学认知的失败，当然也是文化的失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在希腊海岸帕纳索斯山脚下的岩石上，有一条神圣裂缝，这里供奉的德尔斐神庙至少有 3 500 年的历史了。按照宙斯的说法，这条裂缝通向地球的脐窝，即地球的中心。关于德尔斐地质裂缝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太阳神阿波罗杀死巨蟒皮同的地方。巨蟒被扔入裂缝之后，腐烂的尸体散发出诱人的甜美气味。

据说，有一天，一位名叫科雷塔斯的牧羊人发现他的一只山羊跌跌撞撞地走向德尔斐裂缝，动作十分奇怪。科雷塔斯很好奇，也跟着走过去。进入裂缝之后，他感觉自己被一种神圣的力量附了体，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他感觉自己仿佛插上了时间的翅膀，可以自由地飞翔，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世界。

科雷塔斯的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德尔斐裂缝因此声名远扬，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他们想体验浑身抽搐、精神恍惚又十分兴奋的感觉，据说有些人太过疯狂，直接跳进裂缝，再也没有回来。德尔斐神庙曾是大地之神盖娅的神庙，当地村民会选出一名单身的年轻女子作为神使，获取神谕并将神谕告知众人。后来，太阳神阿波罗成为神庙的主人，神使代表所有神发布指令。神谕出现的时间会根据天文星座的运行提前确定。时间计算好之后，在接受神谕的现场，年轻的神使会深入裂缝，吸入神兽巨蟒散发出的甜蜜气味。然后她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开始狂呼乱叫，而人们则会怀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记录下她说的话。
神使能看到未来，并且具有超凡的预测能力，这一点吸引着那些别无选择只能活在当下的凡人。几个世纪以来，神使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帝王们会向她们请教各种事情，小到爱情，大到战争。她们的预言会改变命运，决定生死。可以说神使是无所不知的。

神使是一股强有力的进化动力，推动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我

们的预测的准确度越高，我们及后代的生存概率就越大。由于无

法真正做到穿越时空，所以人类就运用其他手段预测未来，例如，

我们利用声誉信息来引领社会生活。但是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前进

需要新的认知方式，想要更好地预测世界，就需要通过探索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的运行方式，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更好地理解它。好

奇心让我们不受主观观念的束缚，理性地审视世界，在客观事实

中寻求真理。好奇心还引导我们进行实验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好奇心使我们成为科学家、探险家和工程师。

科学是建立在预测未来和检验理论之上的，由此衍生出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准确和多样的预测，并加速科技的进步。这样的文化进化往往与我们的观念相冲突。它利用人类特有的批判性思维、推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给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模仿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变得复杂，并主导供人学习的社会规范。现在，大部分人都相信，理性思维可以让他们做出更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决定。但是，我们选择遵循的神谕却不可能总是理性的。

知识是文化进化的实质，也是文化进化的单位。它在人与人

之间代代相传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这

些变化可能会带来生存优势，被社会中更多人接受。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变化会推动适应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文化进化，过程

类似于基因进化中的突变。然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充满智慧

的精心设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创新会

显著地推动文化变革的速度。天才凭借一己之力突然创造出令人

震撼的发明，这样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天方夜谭，人类其实

是在文化的摇篮里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创新总是基于他

人的见解，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新的联系。这样的突破，并不是因

为人们选择复制错误而实现的所谓创新，而是实实在在的原创发

明的结果，文化创新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

加。有目的的创新发明加速了文化复杂性的进程。

动物普遍喜爱创新，这与它们不断增大的脑容积有关。很多

生物学家尝试观察动物新的行为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例

如，有生物学家发现英国的鸣禽知道啄碎奶瓶上的箔盖可以吃到

奶油，还发现了能在屋顶上滑雪的乌鸦。与通过缓慢的进化来改

变固有行为相比，创新能够帮助动物们更快地适应环境。一项研

究发现，在人类将鸟类带到新环境之后，具有创新精神的鸟类存

活下来的概率明显更大。我们的祖先频繁地迁徙到世界各地，所

以他们必须拥有创新能力才能生存下来。

主动开展反复试验可能是最原始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毕竟，

我们与世界接触得越多，作为预测系统的大脑就有更好的预测能

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存活概率。婴儿和小孩通过碰触、品尝和观

察物体来探索周边的环境，他们会发现两个物体碰撞可以产生加

速度，比如用脚去踢球，还会发现冰比水冷。但是人类经过文化

进化的大脑会优先考虑模仿式的社会学习而不是创新，因为模仿

已有的成功案例或者根据他人的经验来进行预测，要比局限于个

人有限的思考更有效。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策略，失败率极高，所

以相对来说人们较少运用。曾有一项分析运用在线编程竞赛来研

究文化是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进化的。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

文化进步是通过模仿最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不断调整实现的，只

有极少数的文化进步是通过创新得到的。基于他人方案的调整与

完全自主创新的比例为 16∶1。

尽管文化创新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如

果没有创新，只专注于模仿和改进现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久而久之，文化多样性就会减少。这会让社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

解决方案，在面对环境快速改变等危机时就会束手无策。创新和

模仿两种文化进化过程为集体智慧注入了一系列可能性，拓展了

集体智慧的功能。对现有事物的刻意改变是构成人类累积性文化

的重要因素，这种改变也要面对同样的选择压力，通常最好的解

决方法会被精准复制并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虽然创新的步子比模仿大，但与通过模仿取得的进步一样，

创新也是建立在集体知识基础之上的。发明了轮子之后，人们就

更容易想象出陶工的轮盘、马车、战车、手推车、齿轮和水车。

技术发明更是如此，因为它依赖于物理和生物学的规律，会随着

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加速发展。这表明，对世界的理性理解是

基于实验和客观测量的。随着这种知识文化的发展，创新也在不

断前行。在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充满智慧的设计就像棘轮

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有文化多样性达到一定程度，创新才可能发

生。一旦知道了这一点，社会就会加速进步。

以数学为例，零的发明推动了数学的发展。第一个有关书面数学的证据来自 5,000 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他们发展了数字和测量，以及乘法口诀和几何学，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不断取得进步。7 世纪时人们发明了数字零，这之后开始使用零作为十进制占位符，用阿拉伯数字区分1,000 和 10,000 变得很容易。更复杂的数学变得可行，简单的财务会计等许多实践也都发展起来。零还允许小数点的存在，让数字无限精确，这让牛顿等善于思考的人发展出新的物理定律。（教条主义的基督徒认为，既然上帝代表一切，那么零就是撒旦，他们 1,000 年来一直试图将零驱逐出欧洲，但没有成功。）

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天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工程

师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这让他们

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这些预测是经得住考验的，因为他们

预测时不依靠权威的断言，也不人云亦云、盲从盲信，而是基于

客观的测量与计算。

这与其他领域的文化进化有所不同。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没有

所谓的逻辑等级，你说新娘应该穿白色婚纱，而我说白色是葬礼

时穿的，新娘应该穿红色礼服，这纯粹是选择相信哪种观点的问

题，只能说明不同文化中的民俗不同。不过，东西方提出的重力

科学并没什么不同，没有所谓的“西方”科学，只有纯粹的科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我们在故事和其他文化事件中找到的象征

意义失去作用了。现在，仍然有许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需要

我们不断地通过故事和其他文化解读方式寻求解释，例如什么是

生命的意义，以及什么是意识。一些人认为，科学不能回答这些

问题；另一些人认为，科学终将有一天会从理性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大多数接受和使用科学论据的人仍然会从超自然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并能轻松地将两种角度结合起来看问题。

目前所知，人类第一个能与神使等超自然预言家相媲美的科学家是泰勒斯，他生活在2600年前的古希腊。泰勒斯年轻的时候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学习，回国后，他改革了纯数学领域，提出数学定律必须得到证明才能被称为真的观点。泰勒斯还对尼罗河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现象做出了理性解释，这些解释让那些将自然现象归咎于愤怒神灵的故事站不住脚。正是泰勒斯基于客观事实对农业进行的预测让他变得富有。通过研究爱奥尼亚米利都地区的气象模式，泰勒斯能够准确预测下一季的收成。有一年冬天，他通过计算预测橄榄会大丰收，随即他就付了一小笔定金租下了米利都所有的橄榄压榨设备，为丰收季节做准备。等到来年夏天，种植橄榄的人意识到即将会迎来大丰收的时候，才发现泰勒斯已经租下了所有的压榨设备，泰勒斯通过租赁设备赚得盆满钵满。

知识和创新在社会中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有的社会规范会压制调查研究，有的则鼓励调查研究。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思维，探索和质疑，通过辩论和观察获取知识，这些已经融入他们的智识生活之中。宗教故事因新思想和新发现而充满活力，它们让文化变得包容和理性。不过，哲学和科学探究却成了基督教教义的牺牲品。

耶稣去世后，理性的衰落始于圣保罗。保罗是一个狂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之前，他迫害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他宣扬，希腊哲学家被他们自己的质疑蒙蔽了双眼，会直接下地狱。到了4 世纪时，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圣经》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如果质疑《圣经》，那就是异教徒。罗马也从一个相对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文明社会，变成了等级森严、受规则束缚的集权社会。无论是《圣经》、盖伦、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都能体现出这一点。西方世界从一个信仰多种宗教的哲学理性世界，变成了只有一种宗教贯彻始终的死板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仅会明确拒绝科学和理性思想，还信奉教条主义，经常残忍地惩罚那些不愿意服从的人，这是西方世界的一大标志性转变。

希帕蒂亚是希腊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是古亚

历山大时期最后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是当时少有的女学者，

却不幸遭到了迫害。希帕蒂亚积极传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课程，包括指导学生如何设计星盘。她是

一位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虽与一位著名的基督徒有过一段关系，

但她本人不是基督徒。415 年，希帕蒂亚和往常一样乘马车去讲

学，读经人皮特带领基督教狂热分子把她从马车上拉下来，拖进

了教堂。他们把希帕蒂亚剥得一丝不挂，然后用瓦片割她的皮肉，

将她残忍杀害。希帕蒂亚死后，暴徒们仍不罢手，肢解了她的尸

体，扔进火里焚烧。希帕蒂亚的死只是因为她孜孜不倦的求知精

神。

宗教的不包容程度越高，社会的创造力和技术创新力就越低。

由于社会规范变得更倾向于忠实的复制而非创新思维，集体文化

也随之萎缩。在更为包容的古典时期，人们重视学习，富裕的上

层阶级和从事贸易的中产阶级都受过教育，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

大而活跃的网络。从 5 世纪起，西罗马帝国开始衰败。教会之外，

人们的文化水平直线下降，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封建社

会。神职人员只靠古代手稿混沌度日，不再进行科学研究。由于

缺乏科技创新，这一时代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各种交流的网络不

复存在，文化在很多方面不再进化，逐渐失去了多样性。在这个

如此黑暗的时代里，由于人口锐减，群体孤立，再加上限制信息

流动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人们的思考方式受到了禁锢，导致文化

进化的速度减缓。

然而，在遥远的东方，社会规范却大不相同。无论男女都很

重视读写能力，伊斯兰学者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学方法运用于

科学和医学方面，并引入了波斯和印度的传统。到 8 世纪，在阿

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巴格达成为全球的学习中心。当时的巴格达

拥有 200 万人口，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处，受到各种文化、思

想和经历的影响。正是这种地理上的连通性、对各种思想的开放

包容以及对学习的重视，让这个历史上的伊斯兰黄金时代成为科

学的堡垒。以至于在此后的 700 年间，国际上一直使用阿拉伯语

作为科学语言。

当人们意识到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时，创新通常就

出现了，此外，标准化的广泛应用也推动了社会创新。比如，使

用通用的阿拉伯语意味着知识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知识的传播

带来了更多的“原来是这样”的顿悟与惊叹。在巴格达，阿拉伯

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会了如何造纸，这种纸比其他地方使用的纸

草或羊皮纸更便宜，而且能够更快捷地传播信息。纸的出现，再

加上更为简单的新书写系统，使信息逐渐变得大众化，人们仅靠

写书和卖书就可以谋生。在波斯裔阿拉伯人哈里发艾卜·加法尔

-马蒙的赞助下，人们启动了一个收集世界知识的宏大项目。这

个项目欢迎其他文化的学者加入其中，同时资助阿拉伯使者前往

世界各地收集文献和手稿。那个时候，给战败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不是索要黄金，而是要求敌国把他们图书馆中的书交出来，从中

可见知识和信息在当时的价值。随后，这些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保存于智慧宫中，用于研究学习。智慧宫和 1,000 年前被破坏的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作用基本相同。这样的举措使得大量古代知

识得以保留，否则这些知识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全球性的

传播可以保护物种，让其免于灭绝，让小种群恢复遗传多样性；

同样，图书馆、修道院和实践社区的建立能够保护文化，不让其

消失。

欧洲用了 1000 年的时间才摆脱了狄奥多西王朝统治的影响。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重获新生，很多先进的思想从伊斯兰国家传到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从此欧洲进入了科学和探索的复兴时代。教会领导并控制西方早期的科学探索，但这种情况在 15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再加上欧洲开始使用纸，印刷术得以普及。印刷术的出现，让信息以标准文本的形式传播开来，欧洲各地的人们可以阅读相同的东西，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比较和相互参照。后来，从事印刷和出版的威尼斯人阿图斯·曼纽修斯发明了更小、更便宜的 8 开大小的纸张，信息的传播范围由此变得更为广泛。文字印刷的普及开启了一系列对社会规范的全面改革，鼓励人们进行探索、实验和调查。“敢于求知”成为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好奇心也从愚昧的象征变成了值得称赞的求知欲望。15 世纪后期，学者们纷纷怀疑旧书中的内容是否都是真理，并认为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式来自直接经验：亲身实践。17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事实”这个词。

多运用理性思维会让人越来越擅长思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通过社会交往，我们不仅获得了关于世界的各种事实，知道如何

看待它们，还逐渐建立起了让“事实继承”成为可能的认知过程。

也就是说，文化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随着社会规范的发

展，许多机构诞生了，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大脑，也让

每个人变得更加聪明。决定文化产物先进程度的不是这个文化中

的人天生有多聪明，而是要看他们是否会社交。这就是为什么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大学可以促进思想交流和技术创新。

科学逻辑推理是一种认知处理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

种方式。在理性思维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使用的认知工具，

能引导他们科学地探索知识和寻求解释。这些行为可以看作他们

大脑发生的生物变化，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理性

的想法被赋予了权威。这些人更有可能质疑现状，因此他们的文

化会加速科技变革以及社会变革。

读写能力和时间观念这样的认知工具也有助于技术进步。在

能培养读写能力的社会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依据他人的观点或

者通过改进他人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在生

物学层面上塑造大脑的认知途径，这有时会涉及认知妥协。高等

数学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数字和符号，涉及许多方程式，因此用

数学语言和格式把解题思路写下来的数学逐渐发展了起来，但这

种计算方法在求和时比珠算要慢。珠算用于加减法运算已经近

5,000 年了，进行连加运算时，经过珠算训练并使用算盘的人要

比使用计算器的人快。在世界上一些经常使用算盘的地方，那些

大脑中已经形成虚拟算盘的成年人的心算速度，比依赖语言认知

（用词汇表达数字）的西方大学生快。

我们经常忽视科学探索的物质条件，但人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绝不是脱离肉体，存于知识领域的抽象思想。我们的身体给大脑传递信息，它们相互配合，共同进化。通过感官与大自然打交道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第一步。众所周知，牛顿和达尔文等精英科学家引领人类文化向理性和科学进化，但这种进化依赖的基础却是这些科学家对于最基本的数据、仪器和测量的痴迷。过去 500年里，大量的科学发现不仅应归功于工匠、机械师和工程师，还应归功于哲学家和思想家。事实上，欧洲之所以能引领启蒙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欧洲思想家具有实用主义思维。许多推动英国科学和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并没有上过牛津或剑桥大学，他们只是普通的手艺人或工匠。例如，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的约翰·哈里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木匠和钟表匠，而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是一位仪器制造工人。

科学、技术、金融和其他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快了

人们对新知识的探索速度，但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机构和社会规

范的支持。科学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长期的公共产品项目，需要

赞助人的支持，这些赞助人包括希望获得二至点更准确数据的宗

教机构，需要改进收成预测模式的企业以及需要计算税收的政府

机构。虽然科学概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本领域的科学家接受，

然后再被大众接受，但在科学探索中出现的工具和技术会被人们

更快地采用，并可能对其他领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科学是需要

协作的，时间及其他度量方式的标准化是建立共识的重要过程，

它带来了技术系统的稳定性，让全球贸易和思想交流及零部件交

换成为可能。因此，标准化是加速技术进化的文化杠杆。

科学的原理就是推翻现有理论。托勒密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

地球中心宇宙模型，尝试使用了各种复杂的几何手段，但都没有

取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在有另一个理论能够成功挑战托

勒密的理论之前，托勒密的模型依旧是当时科学家们拥有的最好

的宇宙模型。然而，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客观探索和最新发现并

没有突然照亮集体无知的黑暗。科学理论很难与主观解释区分开

来，人们通过模仿别人来获得自己的信仰。大多数人不会盲目拒

绝接受新事物，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相信那些反科学的故事和宗教

故事。当我们认识到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时，这种宇宙模式就成

了我们宗教和文化故事的一部分。当科学证明地球不是太阳系的

中心，只是太阳系一颗普通的行星时，科学范式发生了转变，也

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身份。地球是上帝创造出来，是放置在宇

宙中心的一颗特殊星球，这个故事不得不重写。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最新的发现，宗教故事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

信徒们直接无视了之前的故事。

观念的改变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当新观念与我们的经验相悖时，需要的时间则更多。从我的角度来看，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位于地球的东边，以弧线的轨迹绕着地球转，一天结束时就正好转到了西边。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在理性层面，我相信日心说，但在感性层面，还是无法割舍之前的想法，因为人们直观的感觉就是太阳随着人们的生活移动。随着科学的解释逐渐变得更加复杂，感性的观点变得与理性的事实更加不符。我从数学的角度理解了量子力学、重力和磁力的基础内容，但直观上完全不能理解。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基本概念，但是我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与我对其他形式的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有很大不同。当然让人更加担忧的是，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通常都不能理解数值极大的数字之间的关系，例如不知道如何在一条数轴上让百万、十亿和万亿这些数字等距排列，而理解这些数字的关系对人们如何看待政府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太会在数值如此大的领域里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对大数的直观理解不如我们对20 以下数字的理解。

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大脑逐渐进化，构建了一个基于自身感知的现实世界，这种感知依赖人类的生理机能、文化经验和周边环境的综合作用。两个人感知现实的方式可以完全不同，大脑必须平衡我们的经验知识和客观知识，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视觉错觉说明大脑很容易误解眼睛接收到的感官信息，我们到的其实是一个改编版的现实。但即便知道是视觉错觉在作祟，我们依然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事实。2015 年，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 的一名记者在网上发了一张条纹连衣裙的照片，配文是：“朋友们快来帮帮我，这条连衣裙是白金色还是蓝黑色？我和朋友争论不下，我们快疯了。”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人就裙子的颜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社交网络充斥着愤怒的回复，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认知与自己的不同。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神圣的事情了，我们的内在想法、身处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意识的基础。只有把控好现实，我们才能远离疯狂。

过去对视觉现象和其他奇怪现象没有科学解释，那时这些现

象都是上帝存在于世间的证据。最近，科学家在德尔斐进行地质

勘查时，发现了两条隐藏的断层线，正好穿过德尔斐的下方。这

些地质裂缝中散发的神经性致幻气体，包括具有甜味的乙烯，只

需轻微的剂量就能让人产生飘飘然的感觉（高剂量会产生麻醉的

感觉），这些气体很有可能就是神使产生幻觉的原因。随着我们

越来越了解大脑神经受体，越来越了解大脑是如何加工视觉数据

“创造”现实的，我们能够越发清楚地理解不同的化学物质是如

何改变人们对现实和宗教的理解与认知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而是大脑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根据接收到的有限信息形成的对现实的认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描述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躯体加工”，即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发出血压改变或心率增加等身体信号，来标记大脑产生的无意识决策（基于过去的经验），大脑会先处理这些信号，做出直觉决策，然后再进行有意识的推理。在分辨连衣裙颜色的那个案例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外的自然光环境下，那么他更偏向于白金色；而如果一个人经常待在室内，那么他就更有可能认为裙子是蓝黑色的。这就是知觉恒常性。婴儿要到大约 4 个月的时候才会发展出知觉恒常性，并且能看到对的颜色。然而，人类大脑现在学会了克服客观不同，达成主观一致。

人类的生理机能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左右着人类对现实的

认知，这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政治选择、信仰和行为。一个社会

群体会通过阻止或谴责其他群体信仰的传播，或通过大力宣传本

群体支持的观点，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群体的信仰系统。社交媒体

就是这种所谓的泡沫效应的典型表现。我们究竟是相信基于经验

的现实还是基于客观的现实呢？毕竟，一个群体认为百分之百正

确的事情，对于另一个群体来说，可能会是疯狂和邪恶的，例如

当今的持枪权、堕胎权、同性婚姻和几十年前的全职太太、国家

兵役或者颅相学。我们通过常识了解世界，但是这些常识一次又

一次地蒙蔽了我们寻找现实的双眼。我们错把直觉感知当成了事

实，不相信我们无法触摸和感知的过程和现象，例如我们穷尽一

生都不会看见的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以及人类难以感知和想象的

亚原子领域的量子力学。

亚里士多德形容人类是“理性动物”，但我们经常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最近，人们揭露出一些上市公司不使用卫星图像和地质知识等最新的科学技术，反而依赖水脉占卜探测的方法来检测漏水点。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十分生气，他们难以想象，21 世纪的人类还在使用这种中世纪的愚昧技术，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也无疑会因为给这种白痴公司花钱而感觉到耻辱。但是这也说明，在我们通过文化学习到的解决方案中，客观理性的方案和故事传说中的方案并非泾渭分明。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在文化发展中形成的认知工具，帮助我们

理性地分析形势，从而形成合理的信仰和判断。但问题是，理性

的解释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得到，它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数据分

析。所以，在面对复杂情况需要快速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

会根据直觉行事，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对认知的要求较低，因此也

就更省力。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描述

了两种思考方式。一个是“快思考”，即无意识地、依靠直觉不

费力地思考；另一个是“慢思考”，即有意识地、依靠分析费力

地思考。他解释说，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大部分决定是理性

的，但事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快思考”。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快思考和慢思考有一定意义。在许多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需要快速做出决定（如果你遇到狮子，还得停下来想一想如何跑过它，那么你已经死了），这种直觉决策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据模式识别、环境线索以及其他有些实用价值的偏见做出的。集体存活也需要快思考，如果一个消防员或者战士在冲过去救援同伴之前还要考虑自身安全，他可能会因为风险大而放弃救援；但如果他选择冲过去救人并且成功了的话，那么更多人就能够存活下来。如果让熟练掌握运动技能的运动员或是熟练掌握其他技能的人在做每一个动作前，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和判断，那么他们的发挥就会受限。情绪是有用的，毕竟恐惧驱使我们快速应对风险，愤怒会促进我们交流，让威胁变得可信，内疚阻止我们做出有违社会规范和危害群体团结的事情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两人一组，商量如何分配他们的资金。一些学生被安排听一些让人生气的音乐，所以在进入实验室的时候他们身上带着更多的怒气，而结果是生气的学生最终带着更多的钱离开了。

尽管文化进化产生的规范让人类可以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合理的决策，但生物进化没有跟上，所以人类的认知还是会受情感的牵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凌驾于理性，而是人们头脑中的偏见。即使是专家也会有偏见，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犯错误，代价就会更大。在一些组织中，成员们坚信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性别歧视思想，自己是凭借技能而非运气获得了如今的职位。而事实上，这样的组织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撞大运的情况却无处不在。

我们做出的决策会受到自身生理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恐惧对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影响为例，研究表明，投票时表现得越保守的人，其大脑恐惧中枢杏仁体就越大。在一项研究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实验室研究中表现得越恐惧，其 20 年后的政治

态度就越保守。恐惧的影响立竿见影。在另一项研究中，自由派

人士在遭受人身威胁时，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会暂时变得保守。

保守派政客和竞选团队就利用了这种心理，他们把移民比作细菌，

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抵御污染和疾病的本能，引发投票者对于移民

问题的恐慌，从而为自己拉选票。这种比喻提出之后，在 H1N1 流

感流行期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醒人们要注意流感病毒带

来的危险，然后再询问他们对移民的态度，最后询问他们是否接

种了流感疫苗。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反对移民政策。

但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提醒人们流感有危险后，立即

给人们提供了洗手液，移民偏见就消失了。让人们感到安全会让

他们在投票时更加宽容。在研究人员要求人们想象自己百害不侵

时，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堕胎和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

更加宽容，理性中充满了感情。这也暗示了文化的复杂性，从艺

术作品到专利申请的几项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越保守、规

范越严格，它的创造力就越低，产生的创新就越少。社会越宽容

开明，技术进步越快。

有时候，凭感觉而不凭理性做决定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因为通过排除大脑预测系统中的干扰，我们非理性的认知偏见通常能很有效地做出与情感有关的复杂决策。例如，统计模型很容易出错，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且带有内在偏见，它们是建立在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矛盾的完美数学情境下的。因此，许多金融模型未能预测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大多数决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决策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银行业内部人士虽然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焦虑，但他们依然会选择保持沉默，不发表批判现实的理性观点，以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在支持者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违背多数人意见投反对票的人就会受到排斥，因为他们违背了社会常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明智地选择忽略理性的证据，而根据感性思维做决定，因为和寻求一个客观正确的答案比起来，社会凝聚力和维持现有的社会网络更能激发我们的积极性。

部族文化比事实更能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人为的气

候变化为例，全球科学界几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美国人

之间却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分歧。民主党人和共和

党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就越大。有大约

25%高中毕业的共和党人非常担心气候变化，但仅有 8%受过大学

教育的共和党人有同样的担心。乍一听，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似乎更应该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

在舆论界，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气

候变化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技术复杂，所以许多美国人采纳

了他们的“部族首领”，也就是政治精英的观点。共和党的政治

精英们缺乏科学头脑，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更多

地接触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信息，但他们同样也更了解党派利益，而且研究表明后者更重要。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 1720 年指出的那样，“理性思考永远无法纠正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从来不曾让人们获得错误观点”。人类获取知识和巩固信仰的主要途径是精准地模仿他人，而不是利用现有的依据和自己的判断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我们很容易因为模仿对象的不可靠而受到影响。更糟糕的是，通过文化进化，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对科学问题的理性解释而不是主观解释，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我们复制模仿的观点是合理的，因此要改变这些观点就非常困难了。

通常，在实际决策时，理性思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做出决策，

而是要证明这些决策是合理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主要还是依

靠盲目的直觉做选择，理性仅仅是在做出决策之后证明决策无误。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我们的潜意识会存在认知偏差，但是与逻辑

思维相比，它更具理性。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几乎没人能够完全

区分主观推断和客观推断，但人工智能却能做到。人工智能合乎

逻辑，但是只能在算法规定好的范围内进行客观推理。很多决策

都具有主观性，其背后有一定的原因。讲究证据的科学基于可测

量的结果帮助我们进行决策，但是社会规范，即整个社会的价值

观念，却决定着我们的最终行为。尽管从统计学来看，持枪权和

枪击犯罪之间的联系是毫无争议的，然而在美国，每次发生大规

模枪击事件后，少数有权势的人就会两手一摊，装腔作势地思考

到底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能够接受错误信息或与已有信息相悖的信息。这意味着，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想象世界的状态与它们当前的现实不符，也无法想象其他个体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然而，人类却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知道其他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仅依据这一点，我们往往断定自己是理智的，而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不理智的。更为稳妥的做法是，我们应当认为即便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也同样理智，只是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目标、背景、信仰和偏好罢了。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本来的面目，而我们的主观想法告诉我们要如何理解世界。但后来，科学也逐渐开始解释我们的主观反应，例如情绪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控制它，记忆是怎么形成的，为何可以编造记忆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开发出越来越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我们能否通过揭开意识中主观部分的神秘面纱，最终达到纯理性选择的地步呢？或许有这个可能。
目前，我们发明的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顶峰”，能够在 1秒钟内完成 20 千万亿次计算，这一运算量需要人类大脑花费 630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顶峰”主要用于天气预测。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公元 12019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你在黎明时分徒步进入深

山，开始了朝圣之旅。走着走着，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处隐藏

的入口。入口处有两道门，第一道由玉制成，门框为不锈钢材质，

第二道则是铁门。这两道门组成了一个简易气阀，隔绝灰尘，同

时防止野生动物闯入其中。你转动门上的圆把手，门开了。进去

之后，你将身后的门牢牢锁上，进入了一条隧道中，眼前一片漆

黑。你不断向前走，最后发现，地面上似乎有一些微弱的光。你

四处寻找着光源，然后发现，在这条宽约 4 米、长约 150 米的垂

直隧道的尽头，似乎有一个小光点。你登上旋转的楼梯，沿着隧

道壁，朝着头顶的光点，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爬。最后，在一片光

明中，你登上了山顶，看到了这趟旅程的终点——由太阳提供动

力的山顶之钟。钟响了，你是第一个听到钟声的人类，因为这座

钟在一万年前建成后，就再也没有响过。

时间一个是相对的概念。各个板块漂移的速度和我们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我们用事物发生的速度来衡量时间的快慢，而人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正在加速时间的流逝。过去，几千万年才可被称作一个地质时期；现在，几十年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地质年代。过去，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需要数天之久，现在只需几

个小时就能结束旅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甚至只需要 1 秒钟。物

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灭绝的1000倍。全球人口翻了一番。

在行星时间的心跳中，人类已经走了很远。5 万年前，1,000

亿个生命之前，现代人类的祖先只是诸多人种中的一种。现在，

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文化复杂性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时间，

将现有的技术与社会体系传承下去也需要时间，而在大部分时间

里，人类都受到了更新世时期恶劣自然环境的限制。研究表明，

在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的时期，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就会更加保守，

创新的频率有所下降；族群成员在逻辑判断、创造性思维等方面

也表现逊色，在做选择时，更依赖情绪而非理性思考。人类 95%

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度过的。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

到的那样，即便是在上个冰川期最冷的时期，人类文化依旧具有

惊人的复杂性。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当食物充裕时，族群成员的

认知能力会显著提升。11,000 年前，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宜居，地

球进入了气候稳定温和的全新世时期。其他人种此时已无福消受，

只有现代人类一路繁荣兴旺至今。在全新世时期，人类可利用的

资源持续增加，我们祖先的人口因此得以增长，贸易网络得以扩

张，这都促进了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使用的任何一种提高效率的

方法，换句话说，任何能够提升能量流动效率的改进方法，都可

以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加速文化进化。以社会复杂性为例，社

会复杂性受制于社会能利用多少资源。所以，当一个社会的可利

用资源主要是人力和牲畜时，国家的活动要么是战争，要么与食

物和安全有关。不过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比如罗马帝国，

其 900 多年的繁荣主要依靠的是奴隶。随着水车等新型能源工具

的出现，各个国家开始发展贸易，从贸易中获得的财富比从战争

中获得的财富要多得多。煤炭的使用使官僚机构不断增多，政府

随之变得更复杂。其他复杂的系统也逐渐出现，彼此相辅相成。

由此一来，现代工业社会便在复杂的能源分配系统中诞生了。

这是因为能源的可利用程度和它的成本成正比。如果利用能

源实现的创新成本过高，这些新方法就无法继续发展进而形成一

个更为复杂的体系。然而在人类历史大多数的时间里，能源都十

分昂贵。以照明为例，1800 年时，每人每年平均使用 1,100 流明

时；200 年后，这个数字上涨到 1 300 万，是原先的 11,800 倍。

这一切要归功于成本的降低。1800 年，一位工人辛苦劳作 60 个

小时产出的微弱烛光（蜡烛由羊脂制成），如果供一人每天使用

2 小时 26 分钟，可以使用一整年。同样的劳动力能产出 54 分钟

的白炽灯光亮。但看看成本的差异：2006 年，英国 100 万流明时

人造光的成本仅为 2.67 英镑；而在 14 世纪，这一成本为 35,000

英镑。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其他提高效率

的方法的使用，能源变得越来越便宜，经济得以加速发展。在更

新世时期，全球经济产值每 25 万年翻一番；在全新世时期，得

益于农业的发展，全球经济产值每 900 年翻一番；自 1950 年开

始，全球经济产值每 15 年翻一番。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数量

也从 150 年前的 10 亿飙升到 77 亿。那么，新增的庞大人类群体

居住在哪里呢？答案是大部分人都聚集在高效的城市系统中，目

前占地球陆地表面 3%的城市中居住着 75%的人类。城市化正在将

人类网络的密集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

特性，例如文化和基因的融合，精心设计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

首次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现象。增长放缓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自愿

限制家庭规模，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们想要更多的资源。如今，在

伦敦出生的婴儿存活到成年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有的

甚至能活到百岁。她可以在联系最密集、规模最大的人类族群中

学习，可以读书认字，知晓车轮、弹簧、杠杆是何物，理解分数、

进化、金钱、民主、感染控制、观察视角等概念。她还会接触到

目前最伟大的认知和科技工具。这意味着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最近几十年，人类进入了“大加速

发展期”。人类活动的加速发展带来了人口数量、全球化程度和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如何通过“基因—环境—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获得了进化的成功，以及人类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非凡物种的。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人类正在变为一个超级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能人，我们先深入土壤，认识一种构造极

其简单且十分古老的单细胞有机体——黏菌。它大概出现在 6 亿

年前，遍布在全球各地的土壤中，和其他单细胞一样生存于世。

有时，成千上万的黏菌会聚集在一起，它们的黏液会组成一个外

壳，里边包裹着一个新形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蠕动爬行，

有脉搏，会长出触须，甚至可以走出迷宫。科学家将这些黏菌的

聚集形式描述为“社会”，因为每一个黏菌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

努力，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黏菌所在的土壤缺少

食物，黏菌会合成一根卷须，爬到阳光下。在那里，一部分黏菌

会牺牲自己，将它们的身体转化为坚硬的纤维素，在地上形成茎。

剩下的黏菌则会顺着茎向上爬，在茎的顶端等待路过的动物。有

动物经过时，它们会附着在这些动物身上，到达新的土壤，继续

生存下去。

人类的大脑有点像黏菌，不过人类的大脑既不能独立存在，也不可以自己移动。独立的大脑细胞（即神经元）本身并没有感知能力。但当 1,000 亿个神经元同时联网共同感知时，大脑感知到的东西远远超过这 1,000 亿个神经元单独工作的效果。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思想、人格或行为是如何在神经网络中扎根生长的，我们也不清楚神经元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过意识就是从这些最普通的“建筑材料”中诞生的。全能人大脑所拥有的智慧、创造性和社会性，可以和全体人类大脑通过相

互连接和沟通建立起来的网络式积累相媲美，而全体人类大脑还

包括给我们留下文化和智慧遗产的祖先的大脑及电脑程序等人

造大脑。全能人的全球帝国由跨国公司控制。我们通过全球社交

平台进行交流，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我们用的是同一个互联网，

在各个城市都能吃到意大利面、比萨和米饭，买牛仔裤，喝可乐，

嚼口香糖，听流行音乐。全能人通过联合国发挥全球政治权威和

司法系统的作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管理医疗卫生，虽然这些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

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面对这样的全球网络时，家庭、部落和国

家的概念都缩小了。人们逐渐将自己看作地球公民而不是某一国

的公民。

到目前为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生理差异，

但未来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未来几十年里，那些不属于超个体

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文化、技术，甚至是身体和认知方面，都

与社会格格不入。举例来说，描述一个人时，我们将越来越频繁

地假定这个人寿命比较长，交流能力比较强，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人将属于一个不同的人类种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亚种。如今，

石器时代人类和现代都市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类似于卡拉哈里野

狗和巴黎贵宾犬之间的差异（不过人和狗不同，来自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文化表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会比其他文化优越或“进化层级更高”。依赖复杂技术的生活不一定比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快乐或更有意义（许多人会认为恰恰

相反）。然而，像狩猎采集这样的社会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

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能源使用效率更高。

随着全能人越来越同质化，我们应该牢记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种生存适应。在过去，它能提供我们需要

的东西，而当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时，它可能会成为无价之宝。这

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所有人类的权利以及人类的居住地，使其不受

自身掠夺成性的超个体的影响。

全能人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物理存在性。人类个体和社群未来

会对居住地或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而我们的超个体对地球的改变

之大已经超过了地球过去 46 亿年中经历的任何事情。地球正进

入另一个地质时代，而这一次是我们改变了地球。地质学家将这

个新时代称为人类世，他们认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球物理力量，

这种力量和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是体积庞大的火山不相上下。

影响人类进化的自然环境已经被人类自己彻底改变了。

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就成为非凡的全球性力量，而且这一力量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地球上 2/5 的土地用于农耕，3/4 的淡水资源掌控在人类手中，地球上不再有“无人之境”，我们甚至可以决定大气的温度。人类，已经从非洲稀树草原上一种濒临灭绝的弱小灵长类动物，成长为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数量位居第二的则是我们培育出的供我们食用、使用的其他动物。我们对自然世界贪婪的掠夺已经导致森林遭受了大规模的砍伐，大量物种惨遭灭绝，生态系统严重崩坏。其他哺乳类动物需要花数百万年（是人类存在时长的 10 倍以上），才能恢复被人类破坏的进化多样性。我们还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需要

几个世纪才能被彻底降解。当我们从海洋中捕食野生鱼类时，我

们也吃下了它们体内人类自己丢弃的塑料垃圾。地球上不再有无

穷无尽的自然美景，所到之处，皆有人迹。未来的几代人将会直

面人类世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人类已经殖民了自己的未来。

文化进化让全能人能够极大地改变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所

有物种的命运。然而，人类的个体生活更多地由人类在全能人

“连接体”（即我们的集体智慧网络）中的位置决定，而不是由

人类生理或基因决定。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的白人男性，出身显赫，家庭富足；还有一位来自南半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肤色难民，身无分文，无权无势。他们将会在同一座城

市里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的智商、身心健康程度、政治信

仰、患病情况、子女数量、未来财富和预期寿命都和他们在“连

接体”中的位置紧密相关。这些差异会通过文化传承“复制给”

他们的后代，至少是下一代。当黏菌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有机体

时，位于中心位置的黏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位于外部的黏菌

则很容易受到攻击。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即基因—环境—文化，都与社会网络

形成的方法有关，这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全能人时代

的来临，表明自由并非如想象般美好。然而我们依旧渴望自由，

因为虽然全能人整体统治着我们，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

影响他人，因此，也会对全能人整体产生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黏菌的超个体，人类的超个体由数十亿个不相关的个体组

成。全能人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产物。

从进化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的延续。我们的祖先

利用文化发展出了一种成功传承基因的方式，得益于此，如今我

们主宰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然而，我们的文化目标——自我决

定，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生物学界限。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基因，

决定别人的生死，甚至还能消灭整个物种。如果人类想生存下去，

那么文化进化就必须迈出下一步，从群体存活走向全球人口存活，

即全能人的存活。

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也许人类世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文化进化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的生物进化。也就是说，如果想看到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就需要保持生物的种群数量和连通性。虽然全能人拥有的巨大网络在技术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上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但这一切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地球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全能人已经使用了地球原始净资源的 1/4。这种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会让我们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然而，如果依靠个人力量减少淡水浪费或减少碳足迹，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能人，但目前看来，我们无法应对地球在人类世时期向人类发出的挑战，而且被人类改变的地球也一定会对全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类世很可能和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地质转变一样，具有文

化变革性。不过上一次的转变花费了数千年，而这一次会在几十

年内就完成转变。在我们子女生活的时代，海平面会上升，这可

能会毁灭人类世界，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过去，气温仅仅升高

1 摄氏度左右就对古罗马文明和玛雅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人类世，气温也有一定幅度的升高，由此产生了战争、地区动荡

和数百万难民。我们的文化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适应我们正在

创造的新世界。

人类的生理机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男性的精子数量已经

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超过 1/3 的成年人被肥胖困扰，而且出现

了一些导致营养不良的新方式。令人诧异的是，现在人们致力于

研究如何减少食物中的卡路里含量，但这与我们过去几十万年中

孜孜不倦追求的进化正好相反。

在科技和社会规范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进化，例如，我们的前额在变大，身高在变高，近视的发病率也在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发生得很缓慢，因为生物层面的进化比文化层面的进化慢。然而，接种疫苗以及在试管授精的过程中使用直接破解 DNA 工具的做法，正在帮助人类加快基因进化。2012 年，人类发明了一种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它就像一把分子剪刀，能把特定的基因剪掉，然后插入其他的基因组片段。CRISPR 可以快速、简单、精准地编辑生命“蓝图”，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人类有能力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从新的作物品种到新的人类，每一次转换一个基因。如今，我们已经有可能消除引发严重疾病的基因。总有一天，我们有可能战胜死神。与此同时，利用遗传和生物特性，再加上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针对不同病人的个性化治疗正在逐步发展。

随着我们不断用人造肢体提升身体能力，类似内尔·哈比森这样的电子人将越来越常见。未来，纳米机器人会监测人体血液和器官的情况，还会根据健康状况，为我们提供靶向药物。人类将越来越成为一件“设计品”。

随着全能人的发展，机械组件在这个超个体中的占比将不断

增加。如今，我们已经和 900 万机器人共享地球，同时，随着我

们将大脑的能量需求，甚至大脑本身外包出去，我们的集体智慧

中也包含了人工智能。人类严重依赖机械记忆和机械处理，人类

每年的数据足迹已达 40 千兆字节，或约 5 泽字节，这是一个难

以想象的二进制数字。随着文化进化，我们有了更多的“拐杖”

帮助我们减轻认知活动的负担，但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笨。几千年前，苏格拉底曾担心书写技能会削弱年轻人的记忆能力。事实证明，苏格拉底是正确的。死记硬背没有多大必要，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更好的表现，比如处理抽象信息，因为我们从小就浸泡在工业化世界中，所以从小就具备了归纳、用符号思考和分类的能力。在过去的 80 年里，人类的平均智商提高了 30（即弗林效应），但认路的技能退化了。

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大脑不断渴求预测能力的最高表现形

式。就预测能力而言，人为设计的计算程序难逢敌手。在许多重

复性的任务中，计算机程序已经呈现出远远优于人类的特点。人

类使用机器的目标是让其独立执行任务、做出决策，这让人工智

能可以完美胜任涉及大量信息采集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统计结

果比主观判断更为重要。与人类相比，机器往往更快、更精确，

因为人类需要较长时间来记忆或查找信息，而且容易产生偏见、

疲劳和厌倦等情绪。

但是人工智能出错时会发生什么呢？目前，人类社会规范允许人类犯错误，却期望机器决策始终百分之百正确。人工智能决策失误的例子已不在少数，由于出现编码错误或者数据偏差，人工智能也会像人类一样犯错误，却无须为此埋单。另一个则是隐私问题，为优化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提供最全面的数据集，而这些数据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的声誉信息。现在个人信息正逐渐被一些跨国公司控制，并可能会反过来被用来针对我们。基因组检测公司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家谱数据库已经可以识别 60%的美国人，即使有些人之前没有做过检测。大数据集让全能人成为一名非常高效的星球玩家，但如果我们的声誉得不到保障，就会面临个人悲剧和更大的社会不公等风险。如今国家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潜入公民的私人生活。有的国家开发出信用评分体系来监督人们的行为，通过行为和友好关系等数据来为个人的“社会信用”排序。分数低的人会被列入黑名单，从而影响买飞机票、找工作和贷款。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正在面临的真实而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能

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人工智能是一个希望与威胁共

存的综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即使是最

先进的机器人也比不上人类的卓越、灵活多变和多才多艺。尽管

人工智能在计算和模拟数据方面能力出众，令人印象深刻，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顶峰。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只

拥有上述能力却缺乏常识或社会意识，他会被诊断为认知障碍。

然而，人类做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机器效率更高，并且正如我们所见，能源使用效率是驱动文

化进化的根本动力。问题是，人类与机器人不同，人类要从工作

中获得使命感、认同感和价值感。如果没有社会规划，人类可能

无法以稳定且人道的方式过渡到下一个经济时代。

我着手写本书的时候，对人类进化的故事有一个模糊的理解，

我认为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我们从最初的悲惨困苦的猿一步一

步变成了享受现代世界的舒适便利的公民。令人吃惊的是，尽管

科技发展了数千年，但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福利才有了真正

的改善。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1500 年，英国伦敦

人与印度德里人一样艰难度日；1950 年，葡萄牙的儿童死亡率为

史上最高，至今都没有国家超越；19 世纪至今，普通民众的健康

得到显著改善，这要归功于农业和医药方面的科技发展。放眼整

个人类历史，如今，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安全、最充足、最实

惠的食品供应。

尽管世界上仍有战争，但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已经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因为战争不再那么残暴，而是因为人口总数有所增长，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过类似经历。）全能人降低了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核威胁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人类在经济、贸易、家庭和文化实践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尽管对人类来说，全能人的世界是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但人类的持续发展是历史必然。

我在新闻中看到，我们与之斗争了上千年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部落主义以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亘古不变的紧张关系。我看到英国试图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合作，却因党派之争而分裂；我看到法西斯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我看到美国总统对其他性别和种族的公民发表充满仇恨的言论；我看到数百万人因为战争和暴力逃离非洲、亚洲和中东；我看到全球在预防环境灾难方面的不作为。尽管我们取得了科技进步，但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倒退，让大型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共处的有效准则正在分崩离析。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意味着利益不一致，他们认为彼此属于不同的阵营，这就导致合作时会产生冲突。尽管人类科技越来越精进，但我们似乎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让错误不再重演，这一切就仿佛人类的文化算法有缺陷一样。

的确，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然而，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看，渺小的人类只是变革海洋中的微波，也许还没来得及实现人权的改善，就又倒退回种族不平等的黑暗时代了。我想知道这些高峰和低谷是否是更伟大的进步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正奔向某个更宏伟、更美好的时代。在黑暗时代，要牢记人类的诸多善举和个人勇气，正是这样的勇气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许多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为现实，如废除奴隶制、尊重女性权利和建立全民医疗卫生体系等。在先驱者的引领下，数百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能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合了数十亿个卓越的人类个体。全球 1/4 以上的人口是儿童，他们仍需要获取文化知识来应对人类未来的重大挑战。他们将开发新的技术，制定新的社会规范，并以新的方式解读社会，与自然界互动。但是，这些孩子只有在善良、合作、包容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自身巨大的人类潜能才能被发掘出来，因为即使我们作为全能人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我们的实际生活范围仍然是只有数百人的社区。只有承认、接纳与我们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所有人，才能创造一个美好宜居的人类世。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遗传、文化进化和环境适应与改造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几乎地球上所有人之间都存在联系。如今的我们是被困在短暂阶段的个体，但同时也是联通的数据流、记忆库和意见领袖，是更伟大的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当下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注定影响深远，关乎我们能否成为未来人的好祖先。因此，做决定时我们要放眼未来，把未来数十亿人的福祉考虑在内，因为这些人将生活在我们亲手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中。几个世纪前，北美原住民易洛魁族的首领创造了“七代管理”这一概念，要求人们考虑每个决定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即未来 7 代人产生的影响。在地球属于我们的这宝贵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享受祖先开辟的花园时，也绝不能从后代那里偷走树荫。

思绪至此，夜空中有一颗永恒的流星划过我的窗前，它就是国际空间站，我们永久占据的外太空家园，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生命形式。人类通过几十万年的合作，实现了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是如此非同寻常，集体文化的迭代将我们带去未知的领域，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它也能带给我们解决方案。毕竟，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