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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征兵、考公务员或事业编、考军校或警校，多数会要求学生三代直系亲属不得有任何犯罪及不良记录。但凡有一人犯罪，全家都会受到影响。独生子女时期，可能受影响的只有子女一人，生育政策放开后，未来家族之间受影响的人数也会随之增长。）

近日，关于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是不是合理的讨论，受到公众关注。持不合理论者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抚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
但也有很多网友支持继续这个规定，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牵连制度可以实现较好的威慑功能，避免犯罪。另外，对于某些犯罪分子的子女，他们从父母身上获得了恩惠，既然不能连坐，那为什么可以连惠，讨论问题不能太过双标。
这些理由自然都有合理的成分。法律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知识，它在人类的知识总量中可能连百分之一都占不到，因此我们没有资格去对拥有普遍性知识的民众评头论足，独断傲慢。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基于专业的忧虑。

惩罚犯罪的支柱，是公正还是功利？

关于惩罚的理论，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有了犯罪，所以才有刑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没有犯罪，所以需要刑罚。
前者强调公正，立足既往，认为罪犯实施犯罪，本身应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报应主义思想。后者关注将来，认为惩罚是为了预防犯罪，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此乃功利主义思想。
报应主义思想最典型的表达，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多人认为报应主义太过感性野蛮，但它其实限缩了刑罚权，张三杀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张三复仇，不能连带张三家人。如果李四认为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把张三家人全部干掉，那显然违反了报应主义倡导的公正。
报应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人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避善从恶、实施犯罪，从道义的立场上必须承担责任。理性的人必须接受内心道德法则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理性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命令，是一种不可违背的绝对命令。
为了声明这种报应主义立场，康德举了一个例子。假定在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彼此分开，散居世界各地。但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名谋杀犯，那必须在处死他以后，才能执行解散决定。因为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不应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那所有人将被认为共同参与了谋杀，这是对正义的公开违反。
功利主义的巨匠，则首推英国哲学家边沁，他的名言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在边沁看来，法律应当以最小的社会痛苦，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给人造成痛苦的犯罪和刑罚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黄金时代，总有一些人会实施犯罪。边沁认为，犯罪和刑罚都会给社会带来痛苦，用刑罚之痛去抵制犯罪之痛，这叫以毒攻毒。如果刑罚之痛小于犯罪之痛，但却能防止更多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正当的。
比如刑罚对社会造成了三个当量的痛苦，而它却遏制了多于三个痛苦当量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合理的。如果刑罚不足以遏制犯罪，那这种刑罚就纯粹是一种浪费，它比多余的刑罚更为有害。边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这就像医生给患者做手术，让病人遭罪但却毫无成效，还不如不做手术。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行为之前，人们会权衡利弊，比较犯罪带来的快乐，与可能遭受的刑罚的痛苦。如果结论是刑罚之痛大于犯罪之乐，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实施犯罪。
功利主义有两种主张，一是一般预防，二是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也就是所谓的杀鸡骇猴，对犯罪人施加惩罚是为了威吓社会公众，让他们不要以身试法，这其实是将犯罪人以外的所有人视为潜在的犯罪人。特殊预防针对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们将来再次犯罪。
公正与功利？谁应该是惩罚的主要支柱呢？
很多朋友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肯定是功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强调功利的时代。
但是，这个选择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人的工具化。惩罚张三犯罪是为了预防张三以外的人犯罪，报应主义认为，这是把罪犯当作一种工具，来实现其他目的，是对罪犯人格的亵渎。
第二，功利主义有冤枉无辜的风险。比如，某地发生数起凶杀案，作案手法非常残忍，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批示，当月必须破案，可到截止日期前一日，仍毫无头绪。于是办案人员与一位死刑犯商量，只要他认下人命案，便许以诸多好处，如给他将要高考的儿子解决免试入校的手续。被告欣然同意，向公众忏悔自己的杀人行为。按照一般预防的观点，这种行为并无不当，因为它可以震慑普罗大众，让他们感到司法机关言出必行办案神速的强大威力。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抵触我们内心某个最柔软的地方。无罪不罚，这是正义的底线。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各有利弊，通行于世的是综合主义，也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
虽说综合主义是取各家之长，但它总应有个主次之分。在我看来，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
做了那么冗长的铺垫，那么牵连制度所说的威慑更倾向于公正还是功利呢？显然，它带有效果论的功利色彩。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这个正义的底线。
有人会认为牵连制度的威慑实现了功利主义倡导的一般预防，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读。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般预防和法家的重刑主义的区别。
法家强调重刑主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对很轻的犯罪也可以实施重刑，就像治普通感冒，却给病人用最猛的抗生素。这和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如果感冒用猛药，说不定把人体的免疫系统给彻底搞坏，反而让其一命呜呼。
同理，如果社会的免疫系统被破坏，那么反而会造成摧毁性的后果。所以老子批评法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盗窃几百块钱也判死刑，那行为人很可能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而连坐制度属于典型的重刑主义，法家的连坐包括亲属连坐、地域连坐、职务连坐，并在范围上不断扩张。因此，牵连制度属于猛药，并不完全符合现代刑罚有节制的功利主义。
至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特殊预防，也即防止犯罪人再犯，牵连制度可能更难实现。如果堵塞了犯罪人改过自新之路，那么他们无法回归社会，很有可能他们出狱后会再次犯罪。当前，服刑人员的再犯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中很少能够找到有牵连制度的踪迹，这里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兵役法》都没有规定家人犯罪就不得录用。至于各种内部规定是否违反上位法，这又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重视平等，却忽视歧视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律最基本的原则，平等既反对特权，也反对歧视。
有趣的现象是，多数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但其实和特权一样，反对歧视也来源人们对自我的尊重。特权是权利的不当膨胀，它是处处高人一等，歧视则是权利的不当剥夺，处处低人一等。
法律上的平等，不是结果上的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的是结果平等，但这只是为了把强者拉到与弱者同等的程度，而不能真正的达到平等。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法律的平等应该是一种规则的平等。也即法律的规则对所有人同等适用，在法律设定规则中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富人穷人，尊贵卑弱，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各种为人的基本权利。
出生是无法选择的，父母的显赫与卑微对于子女自然而然会产生影响，但那只是命运的自然安排，但这与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家境优越的父母肯定会让孩子拥有更多的机会。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来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没有亲眼见过钢琴和小提琴，英语至今也一塌糊涂。同样是出国交流的机会，外语水平好的同学肯定占优势，我这种家乡口音的外语肯定被淘汰。我确实嫉妒过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当有人家道中落，从高处跌落，我的内心也曾暗暗叫好。但是理性让我从嫉妒中不断走出，不断提高自己，改变自己，不在抱怨和苦毒中自我沉沦。
法律既不能人为地强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为父母显贵，处处让其加分；也不能让子女因为父母的过错就雪上加霜，因为父母犯错，处处减分。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上的平等。
当然，法律并不反对合理的区别对待，鉴于人类在起点上存在天赋、财富、个性、教育、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对区别对待。比如考虑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区别对待，这并没有违反平等的精神。然而，因为父母犯罪，就对子女的就业进行限制，这是一种合理对待吗？

每当你出现迷思时，不防降下无知之幕

法治从不幻想在现世建立黄金世界，它只是为了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这也许是法律人一个重要的思维逻辑，凡事都想到最坏，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
法律界为什么担忧牵连制度，就是害怕出现滑坡现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
谁知道哪天不会出现五服以内都受牵连，抑或某个地域一律牵连。甚至商人子弟不能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不能考公会不会滑坡到不能考事业编，甚至不能进入大企业。须知很多企业招聘也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出生之前被一块无知之幕遮挡，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种家庭，不知处于何种阶层、性别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体健康还是病弱，家境贫穷还是富裕，那么你是希望出生在一个父亲贵族儿也贵的身份社会，还是希望出生在一个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牵连，能够独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命不好，但这并不是你说了算。因此，无知之幕理论推导出两种公正原则：
一是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这个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即便你成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无法干涉的，也就是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有谁敢说，你或你的家人就不会跌至谷底呢？但即便你在深渊，法治依然希望保障你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第二种公正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绝对平等的分配，而是为了确保公平，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倾斜调整。通过平等来对自由进行补充，避免自由堕落成强者对弱者的全盘通吃。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但差异原则更多是补偿，而不是剥夺。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很多犯罪也与道德过错无关，刑法中有很多犯罪是没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的。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买鹦鹉也是犯罪（最高可判15年），也不知道从海外买药可能构成走私毒品（最高死刑）。另外，从自然结果来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被害人。一旦父母入狱，他们本身就会受到社会歧视，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赶尽杀绝。更有甚者，子女有时还是父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遗弃子女，出卖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可以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过失犯，对己犯和对他犯，对于某些可以牵连，某些就不应该牵连。
这种折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我们还是担心它会出现滑坡效应，更重要的是它与罪责自负的原理是违背的。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没有人拥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彻底说服。人类各个世代千千万万的人从个人经验中所汇总的海量知识，一定大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法律专家的狭小知识。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说出自己专业的意见。
法律没有最优解，只能提供一个相对较好，或者说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对于西方殖民新大陆的历史不了解，他们觉得是一种国家行为，派大军去征服当地人，如同鞑靼人对外征战一般，动辄屠城灭族，抢夺战利品。
事实上，西方对新大陆的殖民更多是一种商业行为、私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
历史上有两种殖民方式：一种是类似于鞑靼人的，军队出征，打的是灭国之战，以抢夺土地和财富为目的；另一种是英美和欧洲以商业和私人为主的殖民模式。英国、荷兰在东方殖民都是以公司模式进行，东印度公司而非国家是殖民的主力，在北美，最先建立殖民地的也是冒险者和旧大陆逃离者，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也只是出资资助新大陆探险者，并参与分成，类似一个商业项目。
因为是商业和私人行为，赚钱是第一位的，所以英国和欧洲国家在殖民的过程中通常都跟当地势力和土著合作，北美洲也不例外。很多印第安部落都跟英国人有合作关系，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这些部落跟英军一道同美洲殖民者作战。因此美国建国之后，对与英国合作的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报复。印第安部落在英国北美的另一块殖民地加拿大的地位很高，有“第一民族”之称，有不少优待政策。
在过程中有杀戮，但并不像一些白左历史学家说得那样，是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对西方批判最狠的，莫过于白左。
对印第安人的被杀数量的估计，在白左当道之下节节攀升。整个美洲大陆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从1000万到1500万到2500万，甚至有些文章估计在北美地区就有2500万人遇害。
其实美洲印第安人，尚处于渔猎阶段，只有部分地区进入了农耕社会，整个北美地区印第安人没有进入农耕社会，可能只有150万-200万；墨西哥和南美洲地区进入了农耕社会，人数稍多，但估计也不会超过2000万。大国春秋时期人口估计也就在一千万左右，更不用说美洲印第安人农耕技术远远落后，没有青铜器，尚处于石器时代了。
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白左思想理论，白左思想源自进步主义运动，男女平权、福利提高、对少数族裔和群体的保护……这些都与进步运动息息相关。白左的问题是矫枉过正过了头，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保护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过犹不及。反对白左不是要反对进步主义运动，保守主义也不是要回到中世纪。
对于新大陆殖民事件，很多人用白左的理论跟风批判，但首先得认同白左的价值观才能在同一逻辑下评判，很多人认同的是丛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也跟着白左鹦鹉学舌，前后矛盾，殊为可笑。既然认为“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么技不如人受人欺凌又有何怨呢？
关于新大陆殖民事件同样要放在历史背景下分析，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为1492年，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末期，清兵入关是1644年，尚在百余年之后，用后世白左理论来评判数百年前的历史事件是不合适的，可以说是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历史事件需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评判。

关于印第安人的一些真实的谎言。
何谓真实谎言？就是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也夹杂一些真相，但细究之下离事实相去甚远。
很多人觉得印第安人是一个整体，这就像西方人觉得天下亚裔是一家一般可笑。不说东南亚，就是东亚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是黄皮肤，但差异甚大。印第安人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都没有建立过一个国家（中美洲和南美洲有国家的萌芽），而是处于部落阶段，彼此互相仇视。
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如何？极其落后。印第安人依据发展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三块：北美印第安人、中美洲印第安人（包括墨西哥）、南美洲印第安人。总体上，印第安人没有进入青铜器时代，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畜牧农耕、工业文明三大阶段。大约在1万年前，亚非拉大陆上的人类开始从渔猎进入了畜牧农耕阶段，这是一次大飞跃，也是文明的开端。在渔猎阶段，其实人类比起群体捕猎的狼群狮子群高明不了多少，一个狮群10多头狮子，领地面积达到数千平方公里，需要相当大的面积才能养活捕猎者，而且还处于温饱阶段，每天为食物奔波。进入畜牧和农耕阶段后，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剩余出现，社会分工大幅度提高，国家和文明的建立成为可能。
而在1万年前由于冰川融化，白令陆桥断绝，印第安人跟主大陆交流中断，并未进入畜牧和农耕阶段，美洲大陆上原本是有马的，但这些野马被印第安部落捕杀殆尽，而美洲野牛性格暴躁无法驯服，所以印第安人并未驯服任何一种大型动物作为帮手，没有进入畜牧阶段。
没有牛马等大型动物，也影响了农耕。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没有进入农耕阶段，只有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一只脚跨入了农耕阶段，但由于没有大型动物，没有青铜器，所以这两个印第安文明最先进的地区农耕水平其实也相当原始落后，比起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帝国技术还要落后。
还有，虽然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冠以“帝国”之名，但事实上还算不上国家，只能算部落联盟。
两个“帝国”虽然开始使用金属铜，但还没发现青铜，主要还是使用石器；而且没有发明文字，比殷商落后，殷商有青铜武器、有战车、甲骨文，全方位碾压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发展水平大致跟儒家推崇的尧舜禹“三代之治”相当，实施的是“禅让”制度，强势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盟主坐庄。
印第安部落并非像卡梅隆描绘得那般温情脉脉，而是杀人祭祀剥头皮取心脏，这种文化信仰比起后来的殷商“人牲”祭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兹特克神庙落成一次用数万人祭祀，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显示，其杀人行为是每日的必行之事，人的心脏是奉献给太阳神的，尸身则抛弃在金字塔形庙宇的陡峭阶梯上，头颅则割下来陈列在庙宇附近的颅架上。印加帝国也与阿兹特克帝国类似，都信奉同样的神灵，不过祭祀的规模稍小些、对外相对温和些。儒家言必称三代之治，真实的尧舜禹时代大致类似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谓的“三代之治”不过是利用历史迷雾构建的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罢了。

在西方人来到美洲之前，美洲大陆上有多少印第安人？一些白左学者为了夸大对印第安部落的屠杀，在对印第安人口的估计上越吹越大，从1500万到2500万甚至估算北美大陆上就有8000万到1亿印第安人，比同期大明人口还要多，想想这也不可能，以印第安落后数千年的史前文化水平，怎么可能比大明的人口还多？
比较靠谱的估计：北美印第安人，由于处于石器时代渔猎状态，整个地区估计是100万-200万人，中位数150万人左右。
北美其实对史前人类相当不友好，由于美洲大陆的山脉都是南北向的，没有东西向类似秦岭的山脉阻挡寒风，北美从南到北冬天都很冷，前段时间美国得克萨斯都陷入严寒之中，要知道德州可是跟广州纬度相当。渔猎状态需要广袤的地盘提供猎物，养不活太多人口。
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一只脚进入了农耕社会，印第安人文明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地区。中美洲墨西哥一带是美洲大陆最适宜生存的地区，其次是印加帝国的安第斯山脉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有丰富的金银矿产，所以西班牙人首先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南美其余地方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哪怕是现在都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人烟稀少。
以殷商帝国作为对比，这两个帝国估计有数百万人口，其余地区相对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而言是“野人”部落，人口不会太多。所以，估计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整个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口1500万人左右，不会超过两千万。所以说屠杀数千万是无稽之谈，印第安总人口还没这么多。
对美洲的殖民主要有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西班牙人占领和征服了印第安人建立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但来美洲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灭绝印第安人。历史上记载数百人、上千人的西班牙冒险者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真相是这些西班牙人得到了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帮助才得以成功。
阿兹特克和印加并不是国家，而是部落联盟，联盟中的其他部落对阿兹特克和印加不满，因此跟西班牙人合作，推翻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人的统治。不然，哪怕再落后，西班牙人也无法以数百人征服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帝国，对付一个部落还差不多。
这些跟西班牙人合作的印第安部落成为西班牙殖民地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冒险者而言，美洲大陆地广人稀，最重要的是人口，所以后来陆续都给予了这些印第安人公民的身份，而且与之联姻混血。
今日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印第安土著和混血血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有的国家九成以上人口都是印第安混血，除了阿根廷。
阿根廷是美洲最白的国家，这是因为阿根廷本身比较偏僻，原住民人口较少，而在独立后大量的欧洲移民涌入，加上阿根廷采用反向的“一滴血”原则认同身份，即只要你有一丝白人血统也认定为白人，大幅度稀释了原住民的数量。
英国则有所不同，英国占据的北美殖民地本身印第安人数量就较少，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居民也不信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不满英国当局的“反贼”飘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类似于明末清初大量反清复明组织下南洋，满清对南洋侨民一向是警惕防范为主。
英国的国策是在旧大陆维持势力均衡，在新大陆也不例外，所以英国对印第安部落以扶持为主，下过禁令禁止北美十三殖民地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进入印第安部落发展。美国独立之后，废止了这一规定，美国一度想要吞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加拿大，但英军与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合作，打得美军丢盔弃甲，甚至连华盛顿都被英国和印第安部落给烧了，只得熄了吞并加拿大的心思。
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杀戮，但也有不少印第安部落转而跟美国合作，直到1924年，美国给予了印第安人美国公民的身份，美国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告一段落。
关于印第安人，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是西班牙人征服不了印第安人，于是故意传播天花，用疾病消灭了80%以上的印第安人。
西班牙冒险者在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过程中，确实遭遇了不少败绩，1539年西班牙军德索托在墨西哥湾几乎被印第安人全歼，1000余人仅300人生还，德索托也被击毙；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湾的据点几乎全部被印第安人夷平。但西班牙人分化瓦解了印第安人，在跟西班牙合作部落帮助下，西班牙人最终征服了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跟天花没什么关系，天花疫苗牛痘的大规模应用，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6年发现了牛痘疫苗可以防治天花病，1802年，英国议会大规模推广，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然而，却没多少人记得詹纳，以至于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拿破仑与隋那》的文章为之鸣不平。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西方摆脱天花的困扰，已经是19世纪初，这个时候，墨西哥土著已经在闹独立了，西班牙跟印第安混血已经有上百年了。
在这之前，天花对于西方人乃至东方人同样是致死率很高的疾病，满人入关，很多人死于天花，康熙能够当上皇帝，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出过天花，满脸麻子是免疫天花的象征。而且天花的死亡率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约为30%左右，会给印第安人带来伤亡，但最多也就跟入关的满人类似，灭族是不可能的。
再说，疾病的威胁是相互的，欧洲殖民者也深受美洲疾病的困扰，苏格兰在中美洲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就因为黄热病而崩溃，此举导致苏格兰政府破产，并最终被英格兰吞并。

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导致了杀戮，但也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进步，使得他们从史前文明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摆脱了愚昧和被献祭的命运。目前拉美地区就有4000余万印第安人，约占拉美总人口12%，这还不包括印第安混血儿，像墨西哥、秘鲁等印第安人较多的地方，90%是印第安和白人、黑人混血。据2010年统计数据，美国约有印第安人290万人。
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印第安部落也有了飞跃式发展，在英国和墨西哥的支持下，美洲西部的印第安部落有了战马和火枪，跟美国人打得有来有回，甚至在1876年小巨角河战役中歼灭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卡斯特中校被杀。
阿帕奇、黑鹰……这些都是让美军吃了大亏的印第安部落，他们的骁勇善战给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他们用在武器命名上。
对于被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野人”部落而言，虽然西班牙人奴役他们，要他们上缴农产品和矿物，但如果阿兹特克帝国武士抓住他们，可是要整个部落都进神庙被祭祀的，不然阿兹特克帝国一年上万的祭祀品是怎么来的？
印第安并非一个整体，部落之间的残杀从未间断过，其野蛮与残酷程度远甚于历史记载，哪怕是殷商帝国的“人牲”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胜利了印第安部落把失败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杀绝，这是印第安部落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尚处于渔猎阶段的印第安人不需要奴隶。失败者的价值对于文明程度高一些的阿兹特克、印加帝国而言就是祭祀，讨神灵欢心；对于北美印第安部落和“野人”部落则是割头皮，如果觉得俘虏勇敢、强壮的话则是食用，他们相信吃啥补啥。
处于两大帝国外大多数处于渔猎状态的印第安人居无定所，四处迁徙，并没有领土观念，更不用说建立国家了。这些以捕猎为生的印第安部落也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他们认为抢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殖民者种植作物他们并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并没有种植和土地私有的观念，然而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就下山来抢夺，因此屡屡跟定居点居民发生冲突。
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印第安部落也与之开展合作，英、法、西、荷等殖民者之间的战争，均有印第安部落参与。例如1756—1763年英法两国为主体的“七年之战”，其北美战场易洛魁部落站在英国一边、北方其他部落在法国一边、南方印第安部落则与西班牙一起向英国开战。
南北战争中，印第安人也站在南方一边与美军作战， 在英国的暗中支持下，1862年印第安部落苏族和阿帕奇族对美军开战，这使北方军不得不调大军迎战北边的印第安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支援了南方邦联。所以美国人对印第安部落深恶痛绝，南北战争之后开始主动讨伐印第安部落，但在这些战争中，出于部落之间的仇恨，也有不少印第安部落跟美军合作，大量印第安人加入美军，西部印第安最强大的苏族部落酋长坐牛，就是被印第安人杀害的。

印第安部落最为恐惧的是谁？并不是西方殖民者，而是印第安同族。
举个太平洋岛国上的例子吧。新西兰的毛利人和附近岛屿上的莫里奥里人，本是同文同种。大约在1000年前，莫里奥里人从新西兰迁徙到500英里外的查塔姆群岛上，开始独立发展。1835年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船只运来了400个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
毛利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一个莫里奥里的幸存者回忆说，毛利人像宰羊一样屠杀他们，他们吓坏了，逃到溜木丛中，躲进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毛利人的地方。但这都没有用；许多人被发现了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部被杀死。
一个毛利人征服者解释说，“我们占领了此地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我们抓住就杀，我们还杀了其他一些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符合我们的传统”。
印第安人遇到殖民者是不幸的，但他们占据了一个富饶的大陆，却停滞数千年没有发展，犹如小儿持有千金过闹市，一旦被发现总会遭遇不幸；但印第安人又是幸运的，如果他们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被发现，那估计真会被灭绝了。
工业社会的到来，将落后的文明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即可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不需要灭绝之。所以两个文明相遇，优势方的文明等级越高，落后方越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处于同一文明发展阶段而一方掌握了新科技。例如莫里奥里人碰到了毛利人。毛利人跟殖民者先行接触，有了火枪，而他的文明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所以对莫里奥里人威胁巨大。

原文刊于《遗产》第一辑，2019，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间，追求史实复原与心性史体验是很难做确切的切割的。

古代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对这笔宝贵财富，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弃之不用。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凭传世文献寻“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但如何利用，却是个大问题。是文献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各自扎实做好自己的本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分进合击、慎重整合，还是在相关材料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积极做“对号入座”式的证经补史的工作，学者间看法不一、做法不同。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数十年来考古学界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 。在关于夏文化的论战中，同样是用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几个指标来考察，参与讨论的学者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譬如，将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渐变和突变相比附，就见仁见智。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王朝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 ，这一状况直至今日。

回观学术史，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如上引邹衡的相关论著）和新的旁证性考古发现（如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尽管大学考古专业相关课程和教材专著定名经历了从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在1950-1970年代还是“商周考古”，到1980年代始则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采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 。由是，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而19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传世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 。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如前所述，在中国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史前史研究的是尚无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初现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 。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

徐旭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 。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即其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 。

也正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彻底否定徐旭生在60年前首倡的关于二里头属于商汤亳都的推断，无法确证二里头肯定为夏都。如二里头的主体为商，则作为王朝诞生传说地的中原，在二里头之前还没有发现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特征、呈现出“王朝气象”的考古遗存 ，无法对应于后世文献所载兴盛的夏王朝。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是夏，只能是可能为夏，乃至最有可能、极有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仍然都属于推断和假说的范畴。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 。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目前的合流点只能是出土甲骨文的殷墟，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对号入座式的探索，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说，而非实证性研究。

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以及相关都邑所在地的记述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及其邻境地区，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例如，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前1500年 ，历时约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1530年 ，只有约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此外，器物演变呈渐变的趋势，没有如“蛮族入侵”式的文化断裂，大型建筑的方向和都邑兴废的原因等也也都比较复杂。几乎任何问题都没有唯一解，也使得二里头与夏之间的关系变得颇不确定。

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芜杂晚近的文献中的说法，不足以支撑“信史”的成立，仅从现有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学证据出发，更不能对夏朝的存在证明或证伪。诚如朱凤瀚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

而信史之可凭信，当时的“内证性”的文书材料是不可逾越的门槛。类似材料一旦发现，该考古学遗存的族属或王朝归属不证自明，或一证即明。“考古学重建（重新建构）”属于阐释范畴，融入太多当代人的想象，大致适应于史前和原史时代考古，狭义史学意义上的信史是无需这样的重建的。如果在“考古学重建”前某些传说时代的族属或社会组织已被认定为信史，那就与考古学无关，而是文献史学内的单重论证，甚至可归为信念或信仰范畴了。

与文献史学相比，考古学更擅长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时段观察，而拙于对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可以认为，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王朝的纪年等问题只能作粗略的把握。

鉴于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在古代人群族属的探究推断上，宜粗不宜细。蒙文通划分的河洛、江汉和海岱三大部族 ，徐旭生划分的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 ，都可与考古发现情况大致对应，堪称经典。这与以后世文献提供的古史框架为认知前提，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即将考古遗存强为比附、引为“信史”的“对号入座”式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究竟对应于哪些考古学遗存的争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还存在着阶段性的所谓“共识”或“主流观点”，它们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考古学界先是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商王朝的遗存，此后又逐渐形成了以邹衡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所谓“主流观点”或“共识”的取得，都不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问题的症结恰如邹衡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 。准此，则持不同论点者都是把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争论的主要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主流意见”或“共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是无从验证的。据最新的测年结果，测年专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并非如原来推定的那样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这一结论可能又会被认为支持了曾经的“主流”意见也即现下的“非主流”意见，论争也在持续进行。

总体上看，论争各方的认识前提和思路方法大同小异。各方都以夏王朝的真实存在为讨论前提。即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一般是偏早的文献）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个别）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一王朝（族属）而已。

概言之，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考古学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论战。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但目前看来，这类研究恐怕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了。可以认为，“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似乎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

其实，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既不是考古学所擅长，也并不是这个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诚如陈淳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理论方法的进展审视关于夏史的争议,就会发现论证它的存在与否其实并非这两门学科最重要或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当代考古学的历史重建早已不再囿于解决早期国家产生于何时与何地的问题,而是要弄清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的动力。年鉴派史学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个人偶像(孤立地关注个别历史人物)、年表偶像(把完善朝代年表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偶像恰恰是持夏代信史论者的核心议题” 。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我们说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但从狭义的史学角度来说，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在确认它的王朝归属问题上并没有突破。与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让我们的思维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转型为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新阶段 。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可喜的是，新一代学人已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切关注参与这类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研究，学科的关注点已在悄然转移。正如陈淳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 。

最后想强调的是，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中国考古学在传说时代古史探索领域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自警自惕的。深刻地意识到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扬长避短，才能使我们有更大的学术收获。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网易财经”对丁学良的访谈记录，时间约为2013年。

台湾土改开创了发展”奇迹”

网易财经：很多的财富报告都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财富集中度在不断上升，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张速度也非常之快，一份瑞士信贷发布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更是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张速度全球第一，您怎么看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丁学良：从九十年代末，到现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的贫富不均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部分原因是属于跟全球化普遍性的趋势是相关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内地的贫富不均，也有中国自己特有的一些原因。对所有参与全球化的普遍性的原因，我觉得解决起来更难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问题，并不是你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问题，美国、英国、韩国、华人社会都变得非常严重。

对中国大陆特有的那些造成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我觉得更应该注意。

网易财经：哪些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丁学良：第一个就是中国垄断的巨型国有企业和产业部门，同其他的一些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严重的差别。垄断性的，非竞争性的，而他们前面又加上个中字头，比如说金融产业，跟能源有关系的，比如说跟电力以及还有跟航空和铁路这些垄断性的企业。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很深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是一部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灰色和黑色，就是不是牵涉到腐败问题。这个灰色和黑色的收入再加上去的话，也是造成极其严重的贫富不均。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延续的城乡户口的分离制度，这样一个分离制度造成了很多人出生，就使得他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或者很少有办法越过那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我们都知道，要么通过考上很好的大学，要么你当兵，然后在部队里面变成了官，而且你要到一定的级别才行，如果你不到那个级别，等退役以后还是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社会阶层了。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多了一条商业的道路，很多人找到了很好的机遇，也能吃苦，也碰到了好运气，然后通过经商的办法，得到很好的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少数的。对于大面积的，原来出身农村的，农村户口的人，可以讲这种人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他们就命定了，他就是一个永远的弱势群体，包括经济地位很差，包括社会地位很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快速工业化的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城乡户口制度呢？是1958年，因为1958年是大跃进的起点，也是要像斯大林一样，用最短的速度建成强大的工业体系，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能让农民到处跑，你得老老实实待在乡里，生产粮食，提供给城里。

假如农村现在的农民也能够对自己所控制的土地，有完整的产权，那么很多农民马上就富起来了。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前提，就是实行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最最成功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当年孙中山的目标。做好了这个东西，造成了台湾的原来农民从最贫困的水平上能够上来。台湾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末为止，既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增长，也保持了全世界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其他地区很难做到的，长时间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贫富不均的指数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之列。

网易财经：您提到的三个都是根本性的问题。

丁学良：是很根本性的问题。

穷人翻身机会越来越少

网易财经：您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很深，你认为现在穷人翻身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丁学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那十多年里，很多人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但是通过考上好大学，或者通过做生意，或者通过留学，还真有很多人一下子就翻了身了，这个问题从九十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少，国内的学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固化，社会经济地位固化，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网易财经：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丁学良：这当然很糟糕啊，人的一生就那么一段，这一段如果你翻不起来就翻不起来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自己本人的生活经验我就晓得，要么你是官二代，要么你是富二代，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的话，你就是一个平民子女，普通家庭的孩子，你要想翻身，如果到了三十岁左右你还没翻过来，基本上你就没那么多希望了，因为你在这之前无论是当兵也好或者是考公务员也好，或者是考大学也好，基本上在三十岁之前。

对普通人来讲你就在慢车道上就走吧，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了，要不被人家挤下去就不错，某种情况下就给人家挤下去了，比如你家里不好，你遇上一次大的病灾，你就挤下去了，再上上不来了。

网易财经：对，因病而返贫。

丁学良：这问题是很严重的，或者遇上天灾，比如说你家失火了，房子烧掉了，车子烧掉了，是不是？这种事一下子就下去了。

网易财经：是。

大学专业设置与经济结构脱节

网易财经：我记得您回忆说你生活的那个年代，如果不好好读书就会挨饿，但是现在我看来读好书，也不如有一个好爹。

丁学良：从2007年、2008年开始，高校的扩招，这个现象非常严重，高校扩招有它一定的道理，所有工业化的经济体，只要到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以后，都要有一个高校扩招的现象，因为工业化到了中等阶段的时候，就很多的操作者如果不受高等教育的话，他就没办法就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大陆你要讲你是个大学毕业生，人家觉得你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美国去以后，Who cares，你怎么会是知识分子？美国到处都是，就是因为美国老早就工业化到了高级阶段了。

大学高校扩招这一点，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经常出现的，一个合理的事情，最后一定会走得很极端，一个是专业的设置，一个是招生的名额，这两个，一个是质，一个是量，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数量，这两者之间，它跟中国社会里面不断地日新月异的经济的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挂钩，所以说招生只管招生，设置专业只管设置专业，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制造业的经济体，按照总量，第一大还是美国，第二大是中国，中国大陆，你既然是第二大的制造业经济，那么高等教育中间，大部分人都要跟制造业有关系，要提高他的素质，变得非常非常精致，非常非常高档，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来，你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全国都是这样，他要扩大招生规模，他首先去看看哪些专业的成本最低，他就先发展，哪些专业成本最低呢？政治思想教育、传媒。

网易财经：文科类。

丁学良：对，就是我们广义的讲就是文科类或者社会科学，西方讲的humanity society sciences，因为他投资最低。真正跟制造业跟工业有关系的，它要实验室，要设备，还要实习，这个成本很高的。拼命发展那些成本很低的专业，而那些专业恰恰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上升的需求量最大的东西，所以这就造成很多人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担忧了，说我学这些东西出去以后找不到工作。

本来大学里面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很多人是进入这个高档的服务业的，但是因为你控制的太严了。我举个例子，跟教育有关系的，包括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等等，中国的教育是政府垄断的。传媒也是，不是说你几个人，马上就能开一个传媒公司，何况你要没有一定的关系，你挂不了牌做不了执业的。

第三个就是说跟广义的信息有关系，信息服务，然后还有创意，很多创意包括演艺、拍电影、拍电视、跳舞、编电视剧、漫画、印刷，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控制很严的这些部门，而这些东西恰恰正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业去的最多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中国，只要好一点的部门，不是量材用人，要开后门，要看你爸，要看你爷爷，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公平竞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些人学校读的也不错，学校也不错，然后就发现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东西，并不能仅仅，数理化考的怎么样，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

网易财经：对，其实您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人才都往北上广走，其实原因是因为在北上广可能还相对公平一点。

丁学良：越到小地方。

网易财经：越难找到一个好工作。

丁学良：就是地方势力嘛。

权力经济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网易财经：这也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丁学良：越来越不平衡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经济资源的分配是跟着权力走的，刚才我们讲是从个人的角度。你要从整个大的体制来讲，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权力经济，很多时候都是靠权力分配资源，所以一些地方变得资源高度集中，所以这样就导致很多人挤破脑袋也要挤到这几个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去。

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分配，找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地方太少了，就那么一点点。

网易财经：只能选这几个地方。

丁学良：就那么一点。

网易财经：您十年前写的一个著作《什么是一流的大学》在当时引发了一个广泛的讨论。现在十年过去了，您觉得中国的这些大学距离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近了吗？

丁学良：中国大学的改进是有，有些方面的改进是很明显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些改变很明显的地方都是跟硬件有关系，因为以前中国大学很穷，很多东西没有。

我们讲到学科，最近十年中间，有些学科的发展也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些学科的发展很明显，大力的投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出去留学的人，现在全职回来或者半职回来的越来越多，要没有这些在海外经过多少年的搏斗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新鲜血液的话，纯粹靠中国内地培养出来的人，这些专业，也不可能改善那么快，包括医学、生物学、材料学，很多的应用型的学科，包括金融、会计，应用性的，这些进步很快。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学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管理的方法越来越像管理工厂一样，不像管理大学，因为大学是个很活的一个东西，你完全用那种指标性的管理，有些东西是要用指标的，还有一些东西没办法用指标，大学应该有新观念、新思想、新做法，新的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创意产业有新观念。像这些东西都是要靠非常好的学术自由，非常好的教学大纲，非常好的课本、教师和学生之间非常好的互动关系，非常好的教育实验室。但这个东西在中国大学里面很少，中国大学的管理就是看指标，而这个指标都是通过行政衙门定下来的，有些东西是合理的，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这些东西，你是没办法指标化的，因为Creative本身就是新的，它在出来之前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条件都应该出国上学

网易财经：和你们那个时代相比，您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大学生的含金量？

丁学良：中国大陆的大学，本科生中间，特别是比较好的一些大学，本科生中间是有一些很好的苗子的，但是这些很好的苗子都得不到系统的培育和发展，这是很糟糕的，有些人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发现，你怎么样有这些好的想法，还不如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然后人变得很世故，其实你在西方这些社会里面，发达社会里面，你反而倒看到那些大学生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这是很明显的。

网易财经：所以你一直建议学生能够出国上学。

丁学良：是，就是，你不出去的话，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新奇的东西，有多少创造性的东西，你出去以后就感觉到了，真的不一样，我不是说出去，所有人都应该出去，我认为有条件的都要出去，哪怕出去待个一年两年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每天都在变。

网易财经：可以受到一些启发。

丁学良：你能找到以后的一些机会，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可怜，农村里的，中国条件，整体条件也很差，尤其农村里的，没有遇上这些好机会，看了很羡慕。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皖南那个地方，世世代代就讲两个字，耕，农民啊，一个读，你到现在为止你看看那个对联都是什么样的？耕读耕读，上联是耕字开头，下联是读字开头，读书，这是皖南的几百年的传统。

网易财经：很重视读书。

丁学良：耕读，耕的目的是要读书去，种了粮食以后，家里的孩子是要送出去上学的，所以我从小就受这种传统长大的，可惜条件太差，幸亏，英文讲It’s not too late，就是在太晚，没有太晚，没有给最后一班车落下来，落下来就完了，还是赶上了，赶上了就是1977年、1978年开始恢复高考。

网易财经：您那一代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丁学良：是，就是因为是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很多人就是已经丧失了这种奋斗精神了，我们这些人还算比较幸运的，我们还是心里抱着这种希望，还是觉得中国不会老那样的，我们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整个国家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讲it’s not too late，然后赶上这个机会，然后就拼出来了。

网易财经：都是一批很聪明的人。

丁学良：就十几年积累下来的人，不是一年的，十几年没考试，大学没了，研究生没了，然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人，就在这么两三年之内，大家都要最后一次拼了，拼不上从此以后我不讲，像开车一样，你就下道了，你就从道上下去了，所以it’s not too late.

网易财经：后来遇上了出国潮，出国留学。

丁学良：对，也是，碰上了机会，碰上了这个机会，碰上了就是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那一段，国内最最生动活泼的时候，那真是，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想法，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儿，和现在不一样了。

只要看一看学界，满眼都是一堆又一堆绵羊般的个人主义者。——René Girard（1923-2015）

　　 你是否注意到，在横穿繁忙的大马路时，你突然感到有一种迫切的冲动，想加快脚步融入人群之中？无论你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曼谷，新德里还是纽约，你的动物本能告诉你，作为群体一分子要比独自一人冒险更安全得多。恐惧令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证据并不仅仅是逸闻趣事。神经影像学实验表明，当我们作为群体行动时，大脑杏仁体(大脑记忆区域）区域中的激活活动量增加，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都是在那里处理的。我们在独自一人行动时或许感觉到脆弱，容易受到攻击，而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给我们一种受到保护的意识。你本能地意识到在和其他人一起时，被汽车撞上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因为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在群体成员之间。人群越大，风险越小。数量意味着安全性，而且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加入群体也伴随着让人陶醉和痴迷的权力意识：作为群体成员，我们一下子觉得比自己实际上更强大、更勇敢了。有时候我们还会据此行动。同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可能不敢”打死一只苍蝇”，但是在义愤填膺的群体中，他可能毫不犹豫地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或抢劫卖酒的商店。我们这些平时温、规矩、礼貌的人在网络暴力时可能说出最恶毒的评论。群体能创造奇迹，使其单个成员的心理彻底改变，谨慎精明瞬间转变为蠢行，小心谨慎转变为鲁莽行动，文明体面转变为野蛮丑行。一旦陷入骚乱，人们就很难停下来：你看到自己参加进来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义务，任何用私刑处死他人的行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社交媒体上，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在《群众与权力》 (1960)中写到：”与众多其他人一起进行的谋杀，不仅是安全的、被允许的，而且是得到推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抗拒。”

　　 群体也能够给其成员过分膨胀的个人价值意识。无论其个体存在可能多么空虚或悲惨，一旦属于某个群体，马上就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被承认甚至感受到尊重。只要真正投入自己的部落之后，个人生活中的任何坑洞，无论多么大，都能够填满；任何创伤都能得到治愈。难怪邪教和帮派、边缘组织或派别对陷入迷茫和困惑的灵魂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它们能提供一种满足感和承认，这是家人、朋友或职业都无法提供的东西。群体具有的心理疗法作用就像剧毒物品具有治愈效果一样。

　　 群体因而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你很了不起的，这并不因为你融入群体的事实而有任何损害，你了不起反而是因为这个事实。独自一人时，你或许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喽啰，你的人生空虚得就像空壳，而一旦你成功建立起与群体的联系，它那如火山喷发般的无边无际的活力就溢出来流到你身上，把你的心灵填满。你不仅能在群体中找到自己，而且这是你最不需要担忧之处：你现在成为让人感到更伟大、更高贵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远比你那可怜的自我神气多了。你与群体生命的联系不仅填补了内心空虚，而且给你迷茫困惑的生存带来目的意识。个人越是给群体带来迷茫和无所适从，这群体就越发变得充满活力，当然也越来越危险。

　　 这些都是本能性反应。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理性化思考，它们仍然是我们身上隐蔽的生物学运行机制。经济学家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其著作《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2018）中注意到，”我们与其他动物拥有共同的从众本能，集结成群的倾向令人惊讶。”毕竟，那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漫长的进化史已经让人类具有集结成群的本能，只要快速瞄一眼我们最密切的动物亲属就能确认这一点。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研究猿猴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几十年，在其书《妈妈最后的拥抱》（2018）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在群体中是”我们的主要幸存战略。”我们未必卷入宗教崇拜、边缘组织、民粹主义政治之中，但是，我们都有从众与合群的硬连接。我们一直都是在群体中生活：我们一起打仗，我们一起和平，我们一起庆祝，我们一起丧葬，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度假。群体不仅出现在外部，而且出现在我们内心。群体意识在我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

　　 就我们生活中的实际行为和我们活在世上的方式而言，这并非很糟糕的安排。多亏了头脑中的群体意识，我们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他人交流和合作，总体上相互友好相处。因为我们的群体行为特征，我们作为群体成员的生存要比独自一人大得多。当我们开始使用头脑反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能时，麻烦就出现了。当我们的思考不是用来服务于实用性目的，不是让我们的世间存在在某种方式上变得更容易、更舒适，那就是沉思默想式的思考，是要从外部看清赤裸裸的真相。

　　 社会与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

　　 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步，我们就需要将群体意识从头脑中赶出去，坚定地将其推向边缘，虽然这项工作极其困难。这种激进思维方式只能在清除众多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出现：社会压力、政党身份、意识形态偏见、灌输的宗教教义、媒体宣扬的潮流和时尚，唯智论拟态（intellectual mimetism）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主义。这样不相干的因素即便不能完全让我们盲目，至少很容易引导我们误入歧途。难怪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产生新的、真正的知识，不过是循环社会依靠的现有知识（群体批准的和迎合群体的知识）。

　　 这种循环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社会与其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它不仅在机构性核心中得到推崇如教科书、百科全书、学术界、档案馆、博物馆——因而确保其得到最高的敬意，但并没有荣耀和神圣到成为宗教的地步。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社会的现有知识是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其实，这种独特的混合物——虔诚的谎言、方便的半真半假的论调、有用的偏见、自我恭维的陈词滥调的混合体–赋予社会具体文化心态和最终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称赞其现有知识，这个社会也在称赞自己。在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看来，这正是宗教的定义。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1958）中注意到主流知识的传播（他称为”规范性智慧”）类似于一种宗教礼仪。他写到，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大声阅读圣经或到教堂礼拜的认同行为。”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没有礼仪（神圣的、亵渎神圣的，明确的、隐蔽的）的情况下运行和发挥作用，现有知识需要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得到称赞——礼仪性的、大声的、表现出足够尊重的。从这个视角看，学者们聚在一起开会，并不是要分享某些新见解和突破性的理论，而是表现出礼拜天弥撒那样的行为，他们需要向社会和自己保证社会粘合剂仍然紧握在手。加尔布雷思写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构建学术集体来倾听人人之前都听过的优雅论调。”这种礼仪的目的”并非传播知识而是美化学习和学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场合，学者——正如从前的祭司那样——身着特殊的服装，中世纪的王袍或其他巫师般的长袍。只需要想想法兰西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聚集在一起参加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特殊的标准制服（l’habit vert）和有些滑稽的院士佩剑（l’épée d’académicien）就明白了。胆敢嘲笑矫揉造作者必将有灾祸降临。

　　 我发现具有高度重要意义的是，正如我们通常容易认为的那样，西方哲学正是由怪异人士或叛逆者——将嘲弄群体意识视为个人使命和智慧之法者所创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此人将因为其作为而被群体处死。苏格拉底的双面故事就像其他类似故事一样说明激进思考通常涉及到的东西：一方面是怪异性、桀骜不驯、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傲慢自大，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抵抗、怨愤和最终复仇。与社会要求做对的大胆反抗之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血腥镇压–这是哲学思考在西方诞生的方式。这种诞生的创伤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哲学界：后来的任何一次苏格拉底式大胆举动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社会仇视和敌意。哲学家的反叛举动越大胆，社会的回应就越残酷。

　　 说到文学艺术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曾经观察到：
　　 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革命性的威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反抗品质。伟大艺术家必然是”不遵循传统规范的人”，他肯定是顶着时代潮流游泳的逆行者。

　　 纪德说的伟大艺术家品德也适用于伟大哲学家。”顶着潮流游泳”逆行的能力应该被视为思想界绝对的先决条件。一位思想者除非与社会珍视和称赞的现有知识唱反调，揭露不仅在知识制造过程中而且在维持和神圣化这些知识的礼仪中涉及的实质性群体意识，否则将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这通常意味着公然对抗负责维持现有知识的祭司阶级，紧随其后的必然是这位思想家或被逐出教区或遭排斥或被边缘化。依据她做这事的程度高低，她将或公开或隐蔽地把头脑中的群体意识赶出去，抖落掉社会强加给她的思维方式。在此阶段，哲学家或许是彻底的孤独者，身上满是伤疤，甚至被彻底打败，但她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深刻，因为她已经挣脱了群体意识的束缚，获得解放。

　　 因为他们切断了他们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

　　 这就是思想史上的某些最佳时刻所发生之事。苏格拉底的叛逆者指挥棒被传递给一连串哲学叛逆者，他们的丰富多彩就像勇敢大胆一样：从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到希波迪亚（Hypatia）到斯宾诺莎（Spinoza）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尼采（Nietzsche）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以开放的或更受保护的方式与时代的群体思维格格不入，留下一连串的痕迹，有思想异端邪说，有大胆的见解，也有频繁的社会丑闻。

　　 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使得思考在这样一个世界仍然充满活力，其中包括思考在内的一切都已落入模式化和常规陷阱，并逐渐陷入萎缩和死亡。显然，我们被迫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根刺插进肉里，让我们保持精神清醒和智慧活跃。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思想家很愿意为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不舒服。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自由论》（1859）中曾经首先称赞怪异行为等怪癖。他暗示，正是怪癖之人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因为他们慷慨供应了大胆视角、新鲜见解、新鲜观点。他写到，”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僻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怪癖之人越多，这个世界的道德和智慧状况才越好。”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特立独行的怪僻之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怪癖性”是叛逆者大量拥有的东西。他们思维方式的新颖性和犀利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决心公然地或者讲究策略地呆在任何群体圈子之外，划清定义自我的界限和底线。如果听任其不受干涉，叛逆者不仅处于良好的位置观察群体思维、边缘化和被排斥等如何运行，而且他们也不再因为表达或者传播自己的异端观点而丧失任何东西。它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理想——毫不妥协的”社会批评家”，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正是他们的异议性严谨、语言的威力、承诺的严肃性——用纪德的话，他们”偏偏与人做对的品质”——将他们变成如此可敬的伟人。碰巧的是，那也是区分天才叛逆者与普通煽动者的界线，对煽动者来说，挑战当权者不仅仅是思想义务和内心信念的问题，而且首先是寻求关注的形式和表演性强迫症。

　　 叛逆者心灵的特别份额，他们内心对任何权威或者当权者的不信任，他们打破偶像，彻底划清与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的界线，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特殊的机会认识到社会承受不起的更高真理。叛逆者并不在乎时尚潮流、权威人物或等级体系，对任何当权者礼仪很少有耐心。因为他们切断了自己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他们的异议不仅使其获得自由，而且给他们新眼光。

　　 虽然或许已经非常博学多识，斯宾诺莎的哲学构成只是在他正式从教区被驱逐出去之后才变得完整。这个非同寻常的严厉天条（这是根据天使的命令和圣人的统帅，我们开除教籍、驱逐、诅咒巴鲁赫·斯宾诺莎，我们将诅咒写在律法书上，白天诅咒他，晚上诅咒他，他躺下必受咒诅，起来受咒诅，愿主不意欲宽恕他，愿主的暴怒和灼热烘烤他）帮助这位年轻的巴鲁赫成为当今名闻天下的斯宾诺莎。彻底将其从社会中驱逐出去，进入未知的冷酷世界，等同于叛逆者新生。多亏这种严重创伤的行为，他们现在实现充分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激动。叛逆者成为如此勇敢之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占上风并最后取得胜利。虽然他们有神气十足的派头、大无畏的勇气、和偶尔的成功，叛逆者从来不是胜利者。他们可能赢得一两场战斗，但不能赢得战争。因为即使我们最具活力最自发性的行动迟早要屈服于模式和常规，从长远看，最终占上风的是既有体制当权派，即使有时候它在此过程中可能采取策略性退却和调整。作为社会群体思维方式的表现，智慧机构是默许的胜利者。它与叛逆者的交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首先，既有体制将试图摧毁或者镇压挑战者。不是它承受不起对异议者宽容，就像任何形式的有组织权力一样，它需要表现出胸有成竹、稳定可靠和不可战胜的样子。其实，将挑战者边缘化、驱逐出境、使之成为替罪羊等礼仪都是旨在让共同体的团结变得更紧密——使其围绕权力中心聚集起来。通过粗暴地驱逐令人讨厌的家伙，该群体再次向自己确认其正义性和强大威力。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社区领袖将斯宾诺莎驱逐出社区的严厉惩罚是有一定理由的。万一就算付出了最的的努力，驱逐出境的行动仍然失败了，即异议者的声音继续被人听到（来自邻近城市或国外，甚至来自坟墓之外），既有体制将假装将其忽略：得不到我们认可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最后，当这种策略不能奏效变得越来越清楚时，既有体制将采取最严厉的断然措施，这是很少失败的举措：它拥抱叛逆者的话语，然后将其变成主流思想。如果克尔恺郭尔最后证明太难忽略或消除，那就通过将其思想消化在教科书的形式中，然后将其讲授给厌烦得要死的本科生们，以此来终止他的影响力。任何天才的思想都承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如果你不能压制尼采的思想，你就能做一些对他来说更具破坏性之事：将其变成学术研究领域。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荒谬可笑（这是对尼采名言的模仿，”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译注）。尼采本人预测到这个动作并不能让打击的致命性更少一些。

　　 主要是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的讽刺色彩：叛逆者以既有体制为背景定义自己，尖刻地嘲弄它，尽一切努力破坏它。既有体制在做什么呢？它将其变成各种主义，很少有哪种报复比这更甜蜜了。斯宾诺莎一死，就诞生了斯宾诺莎主义。如果尼采今天神奇地复活，他看到我们如何在尼采课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上将其见解”问题化”，很可能感到羞耻和尴尬而再死一次。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资格论文的主题被法兰克福大学认定为不满意，因而没有给他当老师的机会。今天，很少有哪所大学不讲授本雅明的著作——包括其教授资格论文在内，但其著作很少不受制于让灵魂迟钝的”问题化过程”。（1925年，本雅明申请教授资格，将教授资格申请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提交到法兰克福大学文学系。学校教授们评价这篇论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译注）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在活着的时候向大学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他认为大学已经成为公众的危险–“精神的死亡”。学界的教授们开始忙于将其”问题化”。既有体制总是赢得胜利。

　　 这种报复性的”问题化”的终极结果是高度处理过的产品，单调乏味而且很不健康：就像罐头食品一样，这是罐头思维。曾经是新鲜活泼、野性十足、充满激情活力的观点已经被彻底放血、清洗、和消毒——然后淹没在晦涩难解的浓厚术语酱汁中保存下来。在此，术语是关键成分，是嬗变剂。因为它主要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受住它的侵蚀，没有任何东西在历经此次浩劫之后还能保持原样。任何曾经是叛逆者著作中无法还原的个人性的、色彩缤纷的、怪异的东西现在都被还原成非个人性的共同点。术语让人人整齐划一，没有任何区分，不显示任何亲疏远近——没有任何仁慈。它成为陷入疯狂的平等。

　　 若说术语仅仅是一种”学院派风格”是错误的。术语不是一种风格——它是风格的死亡。它是慢性暗杀。淹没在术语中，受制于腐蚀性的著作，叛逆者的风格丰富性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你如果将这种罐头版本的思考放入口中品尝，你感觉不到任何滋味。无论叛逆者本人的东西多么美味或风味独特，无论它们相互之间差别有多大，如今的味道却几乎都一样—处理过的思想的那种毫无例外的相同性。你若有意在叛逆者的作品–同行评审论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博士论文、大学教科书等等中寻找其独特精神的蛛丝马迹–你的搜寻注定徒劳无功：你发现的只能是乏味无聊。

　　 这个系统将它们统统吞噬了，彻底将咀嚼之后再吐出来。叛逆者现在安全了，可以供公众消费了。他们被彻底打败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当今学术界，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加快涌向群体核心？害怕落单，害怕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性，我们愿意做任何事以便挤在最浓密之地。无论是在伦敦还是洛杉矶，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总是竭力融化在学界群体中——就好像这是学者能做的最自然之事。我们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加入群体之中最安全，而不是与群体对着干。其实，要处在群体的核心而不是呆在边缘地带。我们使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建立网络”，虽然它骗不了任何人：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很少遮掩的生存冲动的表现。

　　 为了挤进核心，大部分资源似乎处于最集中的部分，我们愿意做任何事：竭力在进行无论碰巧是什么潮流，无论我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盲目地模仿身处权力和影响力位置的人；采用时髦术语（à la mode）和最新术语，无论多么乏味无聊或者愚蠢，在任何重要之事上都避免冒险，总体上尽量不做任何让我们显眼之事，它将让我们的安全遭遇威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任何渴望拥有真正知识的人——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这种政治游戏是注定失败的秘笈，但是，这并不令我们过于担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个世纪之前曾经注意到，”尘世智慧教导我们按常规方式失败要比非常规方式取得成功更好。”当你的主要理想是呆在群体核心，你能做群体的常规告诉你要做之事–要么名满天下，要么默默无闻。

　　 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

　　 在其对怪异性的怪癖颂歌之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他所处的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回顾起来，密尔的时代看起来是最具叛逆色彩的时代。1859年，《自由论》出版，这也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版的日子。尼采已经开始了他在前一年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的学习，正准备好要引起轰动。克尔恺郭尔已经去世四年，其观点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作者事业的视角:一次直接的沟通》也是在185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刚刚完成其强制性的服兵役，这伴随着他的监狱刑期——他璀璨的文学生涯在等着他。如果密尔的思想时代因为缺乏怪异者而陷入危险中，那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就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们在思考问题上的群体意识，正如在任何别的事情一样，是如此广泛和普遍，我们的思想一致性是如此先进，几乎没有看到密尔的问题。本来应该给我们超脱的空间，让我们和生存本能保持一定距离的思考，现在已经到了和群体意识难以区分的地步了。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为了增加我们支配他人的权力。实际上，因为它是学界权力通过残酷无情和道德化的结合而得以维持下来的本质，我们不惜做出卑躬屈膝的行为，虽然我们声嘶力竭地宣扬种种美德。

　　 欺负他人和哗众取宠。我们为公开信签名，要求开除我们的某个同事，在社交媒体上对他人进行人格刺杀，或者让他人陷入严厉的”批斗会议的挣扎阶段”——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崇高道德和高贵政治的幌子。我们的行为越卑劣，我们唱的调子就越高。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帮暴徒。我们已经堕落成为根本不可能之物：一帮学界混蛋。

　　 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疾病中。稍微有些安慰的是，我们遭遇的条件（慢性热衷交际（gregaritis）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一种疾病不会因为几乎人人都得了，其危害性就变得更少。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1841）中，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注意到”群体思维；将会被看到，他们集体陷入疯狂，而他们只是在很缓慢地醒悟过来，一个一个慢慢醒悟。”如果我们恢复自己的理智，关键是我们学习如何不陷入群体意识中。我们或许拥有群体意识的硬连接，我们的生存都归功于它，但是我们只有在远离群体的时候才能拥有精神上的完整性。生物学本质和精神属于截然相反的两个领域。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今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某种我们这个冲动性、一致性横行的时代最难获得的东西：真正的叛逆者精神。正是从叛逆者、异议者和其他贱民那里，我们能够学到非群体思维的技能，但是，他们太少，而且太遥远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技术我们能成功地抓住他们，他们的治疗方法也是动荡不定的、不确定的和难以持久的。而且，从全局来看，既有体制总是取得胜利。

　　 这更是我们要成为叛逆者的理由。

本文由吴万伟译自：Costica Bradatan：The herd in the head by Costica Bradatan（https://aeon.co/essays/on-nonconformism-or-why-we-need-to-be-seen-and-not-herded）

本文原载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当今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

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

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

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2021年元旦，冯天瑜武昌珞珈山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11年。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 2100 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 760 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 1600 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 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 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 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 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 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本文作者为伊利诺州湖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根据作者2016年10月17日于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店的讲座整理编辑而成，有删节。

　　 ……我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孔飞力的其他几本学术著作的理念和路径。……

　　 《叫魂》

　　 1984年，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受到鞠德源、韦庆远先生等清史专家的热情接待。回到美国以后，孔飞力利用一档的宝贵资料，开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发生在江南的叫魂案。在此基础上，1990年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1768)。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18世纪的中国，被人称道为“繁荣的、进取的、自信的中华帝国”，此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天朝的皇帝们对此茫然无知，此后仅一百多年，整个世界格局幡然一变，当1840年英国人挟炮舰撞开天朝大门时，发现过去那个曾被欧洲人高声称颂的中华帝国，已经衰弱得不堪一击。这一由盛而衰的悲剧性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孔飞力研究“叫魂”案的初衷，是研究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通讯机制如何运作？孔飞力说：“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信息网络几乎覆盖全国，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依然通讯交流不畅，下情不能上达。皇帝因此制定了一套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这一体系所依赖的形式就是“密奏”制度。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有意的隐瞒。通过对密奏制度的研究，孔飞力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规律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国家机器内，无论皇帝还是官僚，都在同一套规章制度打交道：皇帝用它们来约束官僚，确保行政效率，但同时皇帝又得避免异化成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官僚既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又凭借规章制度对抗上司或皇帝的专制管理。长此以往，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这种“两难境地”造成了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不是单纯的官僚制或单纯的君主制，而是一种复杂的东方体制，其中存在着君主与官僚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君主代表的是专制权力，官僚代表的是常规权力。常规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法治的权力，而专制权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人治的权力。中国官僚制度中的常规权力，虽然效率低下、混乱无序，但它对于叫魂妖术的反应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官僚体制既要肯定又要否定，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点，就像一个锚锭，急风暴雨来的时候，毕竟还有一个锚链能够让你稳下来，让你不要脱离轨道。

　　 在对中国官僚君主制分析的基础上，孔飞力提出了1768年叫魂危机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地方官僚和乾隆皇帝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反应，他非常精彩地将其划归为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皇帝版”。乾隆皇帝从一开始就把叫魂案定为“政治罪”。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清朝到乾隆时期已经建国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直到乾隆年间依然在民间传递，这使得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他认为叫魂案给一直想用特殊手段来化解潜在政治危机和借此整顿吏治的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第二个版本是“官僚版”。在中国官僚体制中，地方官在处理地方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也避免被上级问责。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互相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粉饰太平。这种官官相护的做法引起乾隆震怒：案子发生在江南地区，和尚道士乞丐四处游荡，剪辫叫魂，扰乱治安，形同谋反，你两江地方官居然不报，最后由山东巡抚给我报上来，这不是失察是什么！皇帝震怒之后，地方官僚才不得不紧急行动起来。

　　 第三个版本是“普通百姓版”。这个解读是最精彩的。孔飞力说在清朝的权力结构中，只有民众是处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最容易产生群体恐慌，激起社会动荡。而这个时候的清王朝，恰恰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而且为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老百姓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境况。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能从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得到向上移动的机会的话，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甚至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叫魂”案中每个人恐惧的内容是不同的，皇帝恐惧的是谋反，官僚恐惧的是皇帝的震怒，而只有老百姓恐惧的是妖术本身。

　　 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扭曲心态有关。“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信息失控而触发的民众恐慌，可以转变为疯狂而可怕的破坏力量。牛顿曾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是最可怕的破坏力量。

　　 孔飞力家所在地的Ipswich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沿海小镇，靠近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1692年塞勒姆镇曾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案，被贫穷、瘟疫所困扰的当地民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外来者，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压死，最后案件却不了了之。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孔飞力经常在课堂上引用塞勒姆女巫案来说明歇斯底里的盲众心理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毁坏力量。《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就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孔飞力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成功地尝试了几种方法的结合，以叙述故事构建历史的撰史方法和优美的笔调，层层剥笋般地完成了以小见大、以一持万的宏大历史叙事。其画龙点睛之笔就是对“权力的幻觉”的描述，对盛世民众心理的深刻剖析。用他的话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叫魂》一书出版后，孔飞力几乎又是十年磨一剑，直到2002年，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该书是根据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系列讲座为基础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孔在该书中探讨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文人中流”的概念。意思是中国到晚清出现了一股政治参与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心怀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被压抑多年后试图重新介入对国家建设根本性议题的讨论并发挥影响力。但这些读书人越是积极介入政治想影响其走向，就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内外危机的胁迫下，最后大多主张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机器的控制才能达到富国强兵。这条道路一旦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不自觉地交出自由和尊严，以此作为国家昌盛的代价，而无法像西方的近代革命那样，国家的变革与个人自由的获得总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多谈了，重点谈一下他的《市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这篇文章。该文是孔飞力于1991年5月29日至3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美欧论坛——东亚国家与社会”（American-European Symposium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系列讲座中的一部分，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依据这一系列讲座编辑而成。孔飞力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使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体制发展的担心和看法。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探讨了什么是体制发展的问题；2）探讨了“士绅社会”研究模式的缺陷，肯定了关于士绅社会的新近研究成果，同时指出新研究把士绅社会与市民社会相等同的不当性；3）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质，指出哲学家的研究意图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宗旨的差别；4）指出民族主义妨碍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能太过机械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术语。

　　 我为什么对他这篇文章比较重视呢？因为当年孔飞力于该文发表之前就让我们在课堂上精读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史学史的方法理论研讨，他自己把这篇文章称为一场史学方法的“未宣之战”（UndeclaredWar）。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曾经风靡一时，许多美国学者纷纷用该理论模式来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其代表人物是兰金（Mary B.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

　　 这两位学者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都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正在发展被用来表征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孔飞力在课堂上赞许他们引入哈贝马斯理论的同时，并不同意他们用这一观点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解读。他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含义，认为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以观察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术语，是资产阶级拓展的抨击专制权力的舞台，是精英阶层对社会和政治、文学和艺术进行“理性—批判性”思考的领域。孔飞力认为晚近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活跃因素：“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发展。”孔飞力认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要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有必要提醒，哈贝马斯是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来考察欧洲历史的。他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看法是由他对现在和未来的关怀所形成的。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促使他，而是公共领域的‘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忧郁的状况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换言之，孔飞力认为哈贝马斯的立场不是历史学家的立场，而是哲学家的立场，他担忧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的丧失和文化的粗俗。欧洲早期社会的“公共领域”对他来说只是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寄托未来希望的参照点。这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特征又如何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证性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孔飞力还进一步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二者的方法特征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一种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并非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描述”。孔飞力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相比有两个决定性的差别。一个是通讯自由并不存在，国家和士绅们都很留心是否有批评政权的文字，清代法律对私人和公开出版的批评性作品有严格的规定。另一个就是士绅和商业经理人的依附地位。晚清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西方欧洲那样的工业社会生存的条件，史料也不支持它们的存在，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现实是不成熟的。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之大，非一时一事可以概括：一个是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上升期，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君主政权大兴文字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士绅和商业经理人一直处于依附地位，根本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可以放言无忌，知识分子直接参政的历史现象。

　　 总之，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叩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孔飞力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晚近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从西方输入各种思潮，试图模仿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然而，西方思想的输入，不但没有为中国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和专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一再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在历史进程中，官僚制或许会提高和鼓励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地方政治具有更大的参与性，但到头来却是官僚制借“参与”加强了控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参与”和“控制”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终被压在下面的，还是“参与”。对此，孔飞力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看来，参与性和官僚制在一个封闭的历史结构中是有内在关联的。精英要求参政的热情的确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浪潮，但被推到浪尖上的确是官僚国家的制度，这也就是大浪潮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东西。”

本文由俄罗斯《生意人报》2022年12月1日刊载，摘编如下：

在印度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这一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加快思维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为全人类带来利益？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现实塑造着我们的意识。人类在其整个存在历史中始终对各种事物感到不满足。我们为有限的资源交战，毕竟生存取决于是否能阻止他人使用这些资源。思想、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对抗与竞争已成常态。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是这种“零和游戏”思维方式的人质。

当各国争夺领土或资源时，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当生活必需品供应被用作武器时，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当只有少部分人能接种疫苗，而另外数十亿人处于易被感染状态时，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一些人可能会反对，对抗和贪婪不过是人的本性而已。我对此是不同意的。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些主张实现我们所有人基本一致的精神传统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受到广泛推崇呢？

这种传统在印度也很流行。

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将为推广这种全人类一致感而开展工作。我们作为轮值主席国提出的主题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时至今日，我们已拥有进行生产并满足全世界所有人基本需要的一切资源。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为生存而争斗。我们的时代不应是战争时代！

如果我们共同行动，就能通过和平手段而非相互争斗来为我们目前遇到的所有最重大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疫情——找到答案。

幸运的是，现代技术赋予了我们解决全人类问题的能力。

我们现在置身其中的大量虚拟世界展示了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

印度作为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且在语言、宗教、传统和信仰方面拥有庞大多样性的国家，是世界的一个微观宇宙。

今天，印度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们面向公民的治理模式不仅关心最弱势的社会阶层，还为发展本国青年才俊的创造天赋营造条件。

我们努力将国家发展成为公民自己领导的“人民运动”，而非垂直权力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产品。

我们将技术用于创造数字社会福利。这种福利应当是开放的、普惠的和可相互替代的。

这已在诸如社会保障、金融普惠和电子支付等各领域推动革命性进步。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印度的经验可帮助人们对可能出现的全球解决方案形成概念。

我们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将介绍印度的经验、知识和模式以供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我们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事项将在我们与我们的G20伙伴以及全球南方“同路人”的磋商过程中确定。后者的声音通常不被国际社会倾听。

我们的优先事项将集中于“治愈”我们的“同一个地球”，在我们的“同一个家庭”中创造和谐并赋予我们的“同一个未来”希望。

为了“治愈”我们的地球，我们将推广基于印度自然保护传统的无污染、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如同在我们自己家中，需求最多的人应优先受到关注。

为了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我们将鼓励最强国家彼此进行坦率交谈以降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并巩固全球安全。

印度在G20中的工作日程将是兼收并蓄、雄心勃勃、坚决果断和以行动为导向的。

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助印度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带来治愈、和谐和希望。

让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新模式。

Most people who bother with the matter at all would admit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in a bad way, but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we cannot by conscious action do anything about it. Our civilization is decadent and our language — so the argument runs — must inevitably share in the general collapse. It follows that any struggle against the abuse of language is a sentimental archaism, like preferring candles to electric light or hansom cabs to aero planes. Underneath this lies the half-conscious belief that language is a natural growth and not an instrument which we shape for our own purposes.

Now, it is clear that the decline of a language must ultimately ha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uses: it is not due simply to the bad influence of this or that individual writer. But an effect can become a cause, reinforcing the original cause and producing the same effect in an intensified form, and so on indefinitely. A man may take to drink because he feels himself to be a failure, and then fail all the more completely because he drinks. It is rather the same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It becomes ugly and inaccurate because our thoughts are foolish, but the slovenliness of our language makes it easier for us to have foolish thoughts. The point is that the process is reversible. Modern English, especially written English, is full of bad habits which spread by imitation and which can be avoided if one is willing to take the necessary trouble. If one gets rid of these habits one can think more clearly, and to think clearly i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toward political regeneration: so that the fight against bad English is not frivolous and is not the exclusive concern of professional writers. I will come back to this presently, and I hope that by that time the meaning of what I have said here will have become clearer. Meanwhile, here are five specime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it is now habitually written.

These five passages have not been picked out because they are especially bad — I could have quoted far worse if I had chosen — but because they illustrate various of the mental vices from which we now suffer. They are a little below the average, but are fairly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I number them so that I can refer back to them when necessary:

1. 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Professor Harold Laski (Essay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Above all, we cannot play ducks and drakes with a native battery of idioms which prescribes egregious collocations of vocables as the Basic put up with for tolerate, or putat a loss for bewilder.

Professor Lancelot Hogben (Interglossia)

3. On the one side we have the free personality: by definition it is not neurotic, for it has neither conflict nor dream. Its desires, such as they are, are transparent, for they are just what institutional approval keeps in the forefront of consciousness; another institutional pattern would alter their number and intensity; there is little in them that is natural, irreducible, or culturally dangerous.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 social bond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se self-secure integrities. Recall the definition of love. Is not this the very picture of a small academic? Where is there a place in this hall of mirrors for either personality or fraternity?

Essay on psychology in Politics (New York)

4. All the ‘best people’ from the gentlemen’s clubs, and all the frantic fascist captains, united in common hatred of Socialism and bestial horror at the rising tide of the mas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ve turned to acts of provocation, to foul incendiarism, to medieval legends of poisoned wells, to legalize their own de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organizations, and rouse the agitated petty-bourgeoise to chauvinistic fervor on behalf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revolutionary way out of the crisis.

Communist pamphlet

5. If a new spirit is to be infused into this old country, there is one thorny and contentious reform which must be tackled, and that is the humanization and galvanization of the B.B.C. Timidity here will bespeak canker and atrophy of the soul. The heart of Britain may be sound and of strong beat, for instance, but the British lion’s roar at present is like that of Bottom in Shakespeare’s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 as gentle as any sucking dove. A virile new Britain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to be traduced in the eyes or rather ears, of the world by the effete languors of Langham Place, brazenly masquerading as ‘standard English’. When the Voice of Britain is heard at nine o’clock, better far and infinitely less ludicrous to hear aitches honestly dropped than the present priggish, inflated, inhibited, school-ma’amish arch braying of blameless bashful mewing maidens!

Letter in Tribune

Each of these passages has faults of its own, but, quite apart from avoidable ugliness, two qualities are common to all of them. The first is staleness of imagery; the other is lack of precision. The writer either has a meaning and cannot express it, or he inadvertently says something else, or he is almost indifferent as to whether his words mean anything or not. This mixture of vagueness and sheer incompetence is the most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English prose, and especially of any kind of political writing. As soon as certain topics are raised, the concrete melts into the abstract and no one seems able to think of turns of speech that are not hackneyed: prose consists less and less of words chosen for the sake of their meaning, and more and more of phrases tacked together like the sections of a prefabricated hen-house. I list below, with notes and examples,various of the tricks by means of which the work of prose-construction is habitually dodged.

DYING METAPHORS.A newly invented metaphor assists thought by evoking a visual imag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 metaphor which is technically ‘dead’ (e. g. iron resolution) has in effect reverted to being an ordinary word and can generally be used without loss of vividness. But in between these two classes there is a huge dump of worn-out metaphors which have lost all evocative power and are merely used because they save people the trouble of inventing phrases for themselves. Examples are: Ring the changes on, take up the cudgel for, toe the line, ride roughshod over,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play into the hands of, no axe to grind, grist to the mill,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on the order of the day, Achilles’ heel, swan song, hotbed. Many of these are used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ir meaning (what is a ‘rift’, for instance?), and incompatible metaphors are frequently mixed, a sure sign that the writer is not interested in what he is saying. Some metaphors now current have been twisted out of their original meaning without those who use them even being aware of the fact. For example, toe the line is sometimes written as towthe lin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now always used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anvil gets the worst of it. In real life it is always the anvil that breaks the hammer, never the other way about:a writer who stopped to think what he was saying would avoid perverting the original phrase.

OPERATORS OR VERBAL FALSE LIMBS.These save the trouble of picking out appropriate verbs and nou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d each sentence with extra syllables which give it an appearance of symmetry. Characteristic phrases are render inoperative, militate against, make contact with, be subjected to, give rise to, give grounds for, have the effect of, play a leading part (role) in, make itself felt, take effect, exhibit a tendency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etc., etc. The keynote is the elimination of simple verbs. Instead of being a single word, such as break, stop, spoil, mend, kill, a verb becomes a phrase, made up of a noun or adjective tacked on to some general-purpose verb such as prove, serve, form, play, render. In addition, the passive voice is wherever possible used in preference to the active, and noun constructions are used instead of gerunds (by examination of instead of by examining). The range of verbs is further cut down by means of the -ize and de- formations, and the banal statements are given an appearance of profundity by means of the not un- formation. Simple conjunctions and prepositions are replaced by such phrases as with respect to, having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by dint of, in view of, in the interests of, on the hypothesis that; and the ends of sentences are saved by anticlimax by such resounding commonplaces as greatly to be desired, cannot be left out of account, a development to b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 deserving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and so on and so forth.

PRETENTIOUS DICTION.Words like phenomenon, element, individual (as noun), objective, categorical, effective, virtual, basic, primary, promote, constitute, exhibit, exploit, utilize, eliminate, liquidate, are used to dress up a simple statement and give an air of scientific impartiality to biased judgements. Adjectives like epoch-making, epic, historic, unforgettable, triumphant, age-old, inevitable, inexorable, veritable, are used to dignify the sordi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le writing that aims at glorifying war usually takes on an archaic colour, its characteristic words being: realm, throne, chariot, mailedfist, trident, sword, shield, buckler, banner, jackboot, clarion. Foreign words and expressions such as cul de sac, ancien regime, deus ex machina, mutatis mutandis, status quo, gleichschaltung, weltanschauung, are used to give an air of culture and elegance. Except for the useful abbreviations i. e., e. g. and etc., there is no real need for any of the hundreds of foreign phrases now curr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ad writers, and especially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writers, are nearly always haunted by the notion that Latin or Greek words are grander than Saxon ones, and unnecessary words like expedite, ameliorate, predict, extraneous, deracinated, clandestine, subaqueous, and hundreds of others constantly gain ground from their Anglo-Saxon numbers(1). The jargon peculiar to Marxist writing (hyena, hangman, cannibal, petty bourgeois, these gentry, lackey, flunkey, mad dog,White Guard, etc.) consists largely of words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German, or French; but the normal way of coining a new word is to use Latin or Greek root with the appropriate affix and, where necessary, the size formation. It is often easier to make up words of this kind (deregionalize, impermissible, extramarital, non-fragmentaryand so forth) than to think up the English words that will cover one’s meaning. The result, in general, is an increase in slovenliness and vagueness.

MEANINGLESS WORDS.In certain kinds of writing, particularly in art crit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normal to come across long passages which are almost completely lacking in meaning(2). Words like romantic, plastic, values, human, dead, sentimental, natural, vitality, as used in art criticism, are strictly meaningles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not only do not point to any discoverable object, but are hardly ever expected to do so by the reader. When one critic writes,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Mr. X’s work is its living quality’, while another writes, ‘The immediately striking thing about Mr. X’s work is its peculiar deadness’, the reader accepts this as a simple difference opinion. If words like black and white were involved, instead of the jargon words dead and living, he would see at once that language was being used in an improper way. Many political words are similarly abused. The word Fascism has now no meaning except in so far as it signifies ‘something not desirable’. The words democracy, socialism, freedom, patriotic, realistic, justice have each of them several different meanings which cannot be reconciled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case of a word like democracy, not only is there no agreed definition, but the attempt to make one is resisted from all sides. It is almost universally felt that when we call a country democratic we are praising it: consequently the defenders of every kind of regime claim that it is ademocracy, and fear that they might have to stop using that word if it were tied down to any one meaning. Words of this kind are often used in a consciously dishonest way. That is, the person who uses them has his own private definition, but allows his hearer to think he mean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Statements like Marshal Petain was a true patriot, The Soviet press is the freest in the world, The Catholic Church is opposed to persecution, are almost always made with intent to deceive. Other words used in variable meanings, in most cases more or less dishonestly, are: class, totalitarian, science, progressive, reactionary, bourgeois, equality.

Now that I have made this catalogue of swindles and perversions, let me give another example of the kind of writing that they lead to. This time it must of its nature be an imaginary one. I am going to translate a passage of good English into modern English of the worst sort. Here is a well-known verse from Ecclesiastes:

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u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 to them all.

Here it is in modern English:

Obj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is a parody, but not a very gross one. Exhibit (3) above, for instance, contains several patches of the same kind of English. It will be seen that I have not made a full translation.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the sentence follow the original meaning fairly closely, but in the middle the concrete illustrations — race, battle, bread — dissolve into the vague phrases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This had to be so, because no modern writer of the kind I am discussing — no one capable of using phrases like ‘obj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 would ever tabulate his thoughts in that precise and detailed way. The whole tendency of modern prose is away from concreteness. Now analyze these two sentences a little more closely. The first contains forty-nine words but only sixty syllables, and all its words are those of everyday life. The second contains thirty-eight words of ninety syllables: eighteen of those words are from Latin roots, and one from Greek. The first sentence contains six vivid images, and only one phrase (‘time and chance’) that could be called vague. The second contains not a single fresh, arresting phrase, and in spite of its ninety syllables it gives only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first. Yet without a doubt it is the second kind of sentence that is gaining ground in modern English. I do not want to exaggerate. This kind of writing is not yet universal, and outcrops of simplicity will occur here and there in the worst-written page. Still, if you or I were told to write a few lines on the uncertainty of human fortunes, we should probably come much nearer to my imaginary sentence than to the one from Ecclesiastes.

As I have tried to show, modern writing at its worst does not consist in picking out words for the sake of their meaning and inventing images in order to make the meaning clearer. It consists in gumming together long strips of word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set in order by someone else, and making the results presentable by sheer humbug. The attraction of this way of writing is that it is easy. It is easier — even quicker, once you have the habit — to say In my opinion it is not an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 that than to say I think. If you use ready-made phrases, you not only don’t have to hunt about for the words; you also don’t have to bother with the rhythms of your sentences since these phrases are generally so arranged as to be more or less euphonious. When you are composing in a hurry — when you are dictating to a stenographer, for instance, or making a public speech — it is natural to fall into apretentious, Latinized style. Tags like 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 or a conclusion to which all of us would readily assent will save many a sentence from coming down with a bump. By using stale metaphors, similes, and idioms, you save much mental effort, at the cost of leaving your meaning vague, not only for your reader but for yourself.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mixed metaphors. The sole aim of a metaphor is to call up a visual image. When these images clash — as in The Fascist octopus has sung its swan song, the jackboot is thrown into the melting pot — it can be taken as certain that the writer is not seeing a mental image of the objects he is naming; in other words he is not really thinking. Look again at the examples I ga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essay. Professor Laski (1) uses five negatives in fifty three words. One of these is superfluous, making nonsense of the whole passage, an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slip — alien for akin — making further nonsense, and several avoidable pieces of clumsiness which increase the general vagueness. Professor Hogben (2) plays ducks and drakes with a battery which is able to write preions, and, while disapproving of the everyday phrase put up with, is unwilling to look egregious up in the dictionary and see what it means; (3), if one takes an uncharitable attitude towards it,is simply meaningless: probably one could work out its intended meaning by reading the whole of the article in which it occurs. In (4), the writer knows more or less what he wants to say, but an accumulation of stale phrases chokes him like tea leaves blocking a sink. In (5), words and meaning have almost parted company. People who write in this manner usually have a general emotional meaning — they dislike one thing and want to express solidarity with another —but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detail of what they are saying. A scrupulous writer, in every sentence that he writes, will ask himself at least four questions, thus: What am I trying to say? What words will express it? What image or idiom will make it clearer? Is this image fresh enough to have an effect? And he will probably ask himself two more: Could I put it more shortly? Have I said anything that is avoidably ugly? But you are not obliged to go to all this trouble. You can shirk it by simply throwing your mind open and letting the ready-made phrases come crowding in. The will construct your sentences for you — even think your thoughts for you, to a certain extent — and at need they will perform the important service of partially concealing your meaning even from yourself.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special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debasement of language becomes clear.

In our time it is broadly true that political writing is bad writing. Where it is not true, it will generally be found that the writer is some kind of rebel, expressing his private opinions and not a ‘party line’. Orthodoxy, of whatever colour, seems to demand a lifeless, imitative style. The political dialects to be found in pamphlets, leading articles, manifestos, White papers and the speeches of undersecretaries do, of course, vary from party to party, but they are all alike in that one almost never finds in them a fresh, vivid, homemade turn of speech. When one watches some tired hack on the platform mechanically repeating the familiar phrases — bestial, atrocities, ironheel, bloodstained tyranny, 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 one often has a curious feeling that one is not watching a live human being but some kind of dummy: a feeling which suddenly becomes stronger at moments when the light catches the speaker’s spectacles and turns them into blank discs which seem to have no eyes behind them. And this is not altogether fanciful. A speaker who uses that kind of phraseology has gone some distance toward turning himself into a machine. The appropriate noises are coming out of his larynx, but his brain is not involved, as it would be if he were choosing his words for himself. If the speech he is making is one that he is accustomed to make over and over again, he may be almost unconscious of what he is saying, as one is when one utters the responses in church. And this reduc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if not indispensable, is at any rate favourable to political conformity.

In our time, political speech and writing are largely the defence of the indefensible. Things like the continuanc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the Russian purges and deportations, the dropping of the atom bombs on Japan, can indeed be defended, but only by arguments which are too brutal for most people to face,and which do not square with the professed aims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us political language has to consist largely of euphemism, question-begging and sheer cloudy vagueness. Defenceless villages are bombarded from the air, the inhabitants driven out into the countryside, the cattle machine-gunned, the huts set on fire with incendiary bullets: this is called pacification. Millions of peasants are robbed of their farms and sent trudging along the roads with no more than they can carry: this is called transfer of population or rectification of frontiers. People are imprisoned for years without trial, or shot in the back of the neck or sent to die of scurvy in Arctic lumber camps: this is called elimination of unreliable elements. Such phraseology is needed if one wants to name things without calling up mental pictures of them. Consider for instance some comfortable English professor defending Russian totalitarianism. He cannot say outright, ‘I believe in killing off your opponents when you can get good results by doing so’. Probably, therefore, he will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While freely conceding that the Soviet regime exhibits certain features which the humanitarian may be inclined to deplore, we must, I think, agree that a certain curtailment of the right to political opposition is an unavoidable concomitant of transitional periods, and that the rigors which the Russian people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undergo have been amply justified in the sphere of concrete achievement.’

The inflated style itself is a kind of euphemism. A mass of Latin words falls upon the facts like soft snow, blurring the outline and covering up all the details. The great enemy of clear language is insincerity. When there is a gap between one’s real and one’s declared aims, one turns as it were instinctively to long words and exhausted idioms, like a cuttlefish spurting out ink. In our ag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keeping out of politics’. All issues are political issues, and politics itself is a mass of lies, evasions, folly, hatred, and schizophrenia. When the general atmosphere is bad, language must suffer. I should expect to find — this is a guess which I have not sufficient knowledge to verify — that the German, Russian and Italian languages have all deteriorated in the last ten or fifteen years, as a result of dictatorship.

But if thought corrupts language, language can also corrupt thought. A bad usage can spread by tradition and imitation even among people who should and do know better. The debased language that I have been discussing is in some ways very convenient. Phrases like a 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would serve no good purpose, 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 are a continuous temptation, a packet of aspirins always at one’s elbow. Look back through this essay, and for certain you will find that I have again and again committed the very faults I am protesting against. By this morning’s post I have received a pamphlet dealing with conditions in Germany. The author tells me that he ‘felt impelled’ to write it. I open it at random, and here is almost the first sentence I see: ‘[The Allies] have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of achieving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such a way as to avoid a nationalistic reaction in Germany itself, but at the same time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co-operative and unified Europe.’ You see, he ‘feels impelled’ to write — feels, presumably, that he has something new to say— and yet his words, like cavalry horses answering the bugle, group themselves automatically into the familiar dreary pattern. This invasion of one’s mind by ready-made phrases (lay the foundations, achieve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can only be prevented if one is constantly on guard against them, and every such phrase anaesthetizes a portion of one’s brain.

I said earlier that the decadence of our language is probably curable. Those who deny this would argue, if they produced an argument at all, that language merely reflects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at we cannot influence its development by any direct tinkering with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So far as the general tone or spirit of a language goes, this may be true, but it is not true in detail. Silly words and expressions have often disappeared, not through any evolutionary process but owing to the conscious action of a minority. Two recent examples were explore every avenue and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which were killed by the jeers of a few journalists. There is a long list of flyblown metaphors which could similarly be got rid of if enough people would interest themselves in the job; and it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to laugh the not un- formation out of existence(3),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Latin and Greek in the average sentence, to drive out foreign phrases and strayed scientific words, and, in general, to make pretentiousness unfashionable. But all these are minor points. The defenc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mplies more than this, and perhaps it is best to start by saying what it does not imply.

To begin with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rchaism, with the salvaging of obsolete words and turns of speech, or with the setting up of a ‘standardEnglish’ which must never be departed from. On the contrary, it is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scrapping of every word or idiom which has outworn its usefulnes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rrect grammar and syntax, which are of no importance so long as one makes one’s meaning clear, or with the avoidance of Americanisms, or with having what is called a ‘good prose style’. On theother hand, it is not concerned with fake simplicity and the attempt to make written English colloquial. Nor does it even imply in every case preferring the Saxon word to the Latin one, though it does imply using the fewest and shortest words that will cover one’s meaning. What is above all needed is to let the meaning choose the word,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In prose,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do with words is surrender to them. When you think of a concrete object, you think wordlessly, and then, if you want to describe the thing you have been visualising you probably hunt about until you find the exact words that seem to fit it. When you think of something abstract you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words from the start, and unless you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prevent it, the existing dialect will come rushing in and do the job for you, at the expense of blurring or even changing your meaning. Probably it is better to put off using words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get one’s meaning as clear as one can through pictures and sensations. Afterward one can choose — not simply accept —the phrases that will best cover the meaning, and then switch round and decide what impressions one’s words are likely to make on another person. This last effort of the mind cuts out all stale or mixed images, all prefabricated phrases, needless repetitions, and humbug and vagueness generally. But one can often be in doubt about the effect of a word or a phrase, and one needs rules that one can rely on when instinct fails. I think the following rules will cover most cases:

i.Never use ametaphor, simile, or other figure of speech which you are used to seeing in print.

ii. Never use a long word where a short one will do.

iii. If it is possible to cut a word out, always cut it out.

iv. Never use the passive where you can use the active.

v. Never use a foreign phrase, a scientific word, or a jargon word if you can think of an everyday English equivalent.

vi. Break any of these rules sooner than say anything outright barbarous.

These rules sound elementary, and so they are, but they demand a deep change of attitude in anyone who has grown used to writing in the style now fashionable. One could keep all of them and still write bad English, but one could not write the kind of stuff that I quoted in those five specime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I have not here been considering the literary use of language, but merely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for expressing and not for concealing or preventing thought. Stuart Chase and others have come near to claiming that all abstract words are meaningless, and have used this as a pretext for advocating a kind of political quietism. Since you don’t know what Fascism is, how can you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One need not swallow such absurdities as this, but one ought to recognise that the present political chaos is connected with the decay of language, and that one can probably bring about some improvement by starting at the verbal end. If you simplify your English, you are freed from the worst follies of orthodoxy. You cannot speak any of the necessary dialects, and when you make a stupid remark its stupidity will be obvious, even to yourself. Political language — and with variations this is true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from Conservatives to Anarchists — is designed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One cannot change this all in a moment, but one can at least change one’s own habits, and from time to time one can even, if one jeers loudly enough, send some worn-out and useless phrase — some jackboot, Achilles’ heel, hotbed, melting pot, acid test, veritable inferno, or other lump of verbal refuse — into the dustbin where it belongs.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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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 interesting illustration of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English flowernames which were in use till very recently are being ousted by Greek ones, snapdragon becoming antirrhinum, forget-me-not becoming myosotis,etc. It is hard to see any practical reason for this change of fashion: it isprobably due to an instinctive turning-awayfrom the more homely word and avague feeling that the Greek word is scientific.

2)Example: ‘Comfort’s catholicity of perception and image, strangely Whitmanesquein range, almost the exact opposite in aesthetic compulsion, continues to evokethat trembling atmospheric accumulative hinting at a cruel, an inexorablyserene timelessness… Wrey Gardiner scores by aiming at simple bull’s-eyeswith precision. Only they are not so simple, and through this contented sadnessruns more than the surface bitter-sweet of resignation’. (Poetry Quarterly.)

3)One can cure oneself of the not un- formation by memorizing thissentence: A not unblack dog was chasing a not unsmall rabbit across a notungreen field.

　　几年前在丹麦做访问学者，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比较悠闲，并不像很多中国人那样拼命工作，但生活水平却很高，我当时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不努力工作也能过上好日子？后来想明白了，有比努力工作更重要的东西——资本积累。北欧国家早已建立了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数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资本没有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而遭受破坏，因此，他们现在可以坐享丰富的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资本红利”，而中国呢，刚好相反，不是中国人不努力劳动，而是我们一直没有建立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并且历史上频发的战乱和灾难也使本来就很稀少的资本不断地耗减，这样，换算到每个人头上的资本数量就极其有限。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引入大量的外资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至今，这个道理并很多人仍然没有认识到，他们还被一种错误的理论所支配，即“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对立的关系，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或建立工会这样的组织，才能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概而言之，他们认为如要改善劳动者的境遇，人为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有必要予以批驳。

　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劳动者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上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须以资本积累为基础。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凭借银行体系和股份制等企业制度，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是会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相对于资本，劳动变得更为稀缺，人均占有的资本数量不断提高的，相应地，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由于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稀缺性，我们要任何对“劳动力过剩”或“失业”等概念的滥用。“劳动”是劳动者牺牲他的闲暇去交换他的物质生活资料(工资)，失去劳动——劳动力过剩或失业——意味着这些劳动者即便愿意牺牲他们的闲暇，也找不到一份能够满足他们生存的工作，这种情况除非是劳动者为自己设定了最低的生活水准(工资水平)或工作条件，或他们可以不需要通过牺牲闲暇，就能有一份有保障的收入时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中，劳动力过剩或失业总是自愿的。

　　要注意的是，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企业家才能这个关键因素，单独的机器、厂房等物品不是资本，单独的劳动力也不是资本，是企业家用他独特的隐含知识，把这些物品和劳动力组合之后，物品和劳动力才成为了资本，也即它(他)们成为了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达到企业家某个目的的手段，成为了具有某种生产力的东西。可见，如一个社会消灭了企业家才能，那么也就消灭了真正的劳动，尽管他们也许看上去仍然是在“劳动”，这方面，半个世纪前“大跃进”运动中那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提供了最为深刻的例子，那样努力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大饥荒。可见，劳动和美好生活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该褒扬的不是“劳动”，而是对它进行恰当的配置的“企业家才能”，和推动制度的变革，允许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人的心智和勇气。

　最低工资法并无必要

　　资本积累的结果，是现在人们的工资水平早已超过最低生活所需，规定最低工资的做法，是想使人们能够过上一种超过最低生存线之上的、较为体面的生活。若高于市场决定的工资率的最低被强制执行，那么可以想象的结果是“制度性的失业”，企业家宁愿不雇佣工人、不生产，以避免亏损。有人认为，规定一个最低工资，可以把那些只能支付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淘汰掉，而留下那些能支付高工资的优秀企业，这样就可以达到迫使企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这种做法明显是拔苗助长，产业的升级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绝不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的办法就能实现，如这种办法可行，世界上早就没有落后国家了。相反，如最低工资低于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那么最低工资就是无效的、多余的。事实上，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市场的真实工资水平超过了劳动者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准，人们可以少劳动就可以生活得比较舒适，这使最低工资法变得没有必要。

　　在劳动力市场中，每个人都有他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如一般说来，移民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比当地人低，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他愿意接受的工资，从而导致他失业，这就损害了他的利益。若在规定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又有较好的福利保障，那么人们就倾向于选择失业了，这一幕其实正在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国家上演，西班牙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年轻人“失业”，但我们认为，这种失业并非他们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福利，加上他们不工作所享受的闲暇的价值超过了他们工作的价值，所以他们“选择”了失业。

2012年5月2日

　　最低工资法和古典经济学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有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价值理论，他们探究劳动这一要素的价值时，得出的结论是工资取决于“最低的生活费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嘉图。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们才开始改变这种观点，认识到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没有什么两样，都服从边际法则。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论，在理论上虽然已经失效，但却以“最低工资法”这一法律形式保留了下来。在自由的市场中，劳动者可以免于被雇主盘剥，因为市场使劳动者有更多的选择，劳动者可以跳槽，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都是资本家达成其目的之所需要素，两者之间绝非对立的关系，雇主不善待员工，支付一个与劳动的贡献相当的工资，对他也不利。

　　事业单位、政府和国企难贯彻分配正义

　　在正常的自由市场中，工资和劳动的贡献是对应的，如工资高，劳动的贡献也应该是高的。这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没有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尺度。但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工资和劳动的贡献不对应的情况非常常见。在一些垄断的部门中，人浮于事，却享受高工资和高福利，如最近被媒体曝光的山西文水县女副县长王辉“吃空饷”长达十五年就是一例。在这些垄断行业中，较高的工资不是因为劳动的贡献大，而是因为有“制度租金”，或者说“权力租金”。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不是因为公务员这一行业的劳动贡献有多大，从而有更大的回报，而是公务员的权力租金比较高。而这些部门之所以获得了超正常回报，又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

　　我们看到，真正的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在这些垄断行业中，普遍地存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说的“假装就业”的情况，他们并不创造价值，只是显得很忙，但却享受着高福利。这种局面有被打破的迹象，最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发布，对事业单位改革给出了顶层设计和时间表，我们希望这个改革是真正朝着劳动力市场化配置的方向迈进的，事业单位改革完成之后，公务员也要改革。建立在市场中的交换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才可能是正义的，而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国企，都难以贯彻这样的原则，从而人为地制造分配的不正义。

斯万特·帕博与“知识分子”(2016)

已完成对克罗地亚尼人高质量基因组的测序

知识分子：能介绍一下你实验室正在做的工作吗？
帕博：我们正在做的与之前的项目属于一个系列的工作。我们早先对位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Denisova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进行了高质量的测序，它的质量甚至可以和现代人基因组的数据媲美。现在，我们测序了温迪加洞穴（Vindija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也做到了同样高的质量。温迪加洞穴位于欧洲南部的克罗地亚，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欧洲本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回答以下问题：这两个尼安德特人，谁与对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群基因有贡献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很明显，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
我们正在分析这个基因组（注：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的信息，并在上上周把数据上传到了网上（注：网址为ttps://bioinf.eva.mpg.de/jbrowse），这样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把整个基因组下载下来，和已知的现代人群的基因组进行比较。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我们也打算研究更多样的晚期尼安德特人，尤其对45，000至40，000年前的晚期尼安德特人感兴趣——他们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遇见早期现代人。我们想知道是否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发现其祖先与现代人发生基因混合的尼安德特人。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早期的现代人是尼安德特人的近亲，也知道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但如果换个方向思考呢？针对晚期的尼安德特人，早期的现代人对他们是不是有影响？混血的小孩是不是也会在尼安德特人的社会里生存繁衍？

最懂尼安德特人的现代人

知识分子：在遗传学领域，除了你的实验室，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实验室研究尼安德特人吗？
帕博：有，但并不多。我的意思是，其他实验室发表的论文不多。哥本哈根小组发表过一篇关于线粒体基因组的文章，我之前的研究生Johannes Krause（注：Krause曾是帕博的博士研究生，是解析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团队的最重要成员之一，现为德国马普协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图宾根大学考古与古基因组学研究所荣誉教授）可能发表了一篇。所以，在尼安德特人领域，我们几乎已经做了所有的东西。
知识分子：为什么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实验室不多？
帕博：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最早开发技术专门研究尼安德特人，而且我们专注于做尼安德特人。另一个是，尼安德特人供研究的骸骨也不是太多。我们是真正地致力于开发最困难的技术。研究古人类的遗骸在技术上非常难，因为你很难区分出哪些是污染，哪些是你真正要得到的DNA。我的意思是，研究古代的哺乳动物时，如果你找到了一段类似大象的基因，你就基本确定找对了。但如果你研究的是古人类的遗骸，比如说尼安德特人，当你发现一些类似人类基因的DNA序列时，你很难知道这到底是现代人类的DNA序列，还是古人类的DNA序列。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改进技术，将我们能够测到的化石年份向后推进。我们今年1月发表了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的核DNA序列，这是在西班牙发现、距今430，000年的早期尼安德特人。

现代人生存到今天不是偶然

知识分子：在研究尼安德特人的过程中，从开始到现在，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帕博：最让我惊讶的是，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祖先发生了融合，对我们的祖先有基因贡献。更令我兴奋的是这一事实，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身上存有我们近亲的基因。如果将地球上所有的人类视作一个整体，从演化上来说，我们最近的亲人就是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因此，我们可以研究今天每一个人的基因组，看看我们共有而尼安德特人没有的基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对未来更重要的东西。
现代人和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灭绝的人群不同，他们开始发明技术，比如弓，人口的规模也开始变大。尼安德特人在某个时期可能有成千上万人，其他已经灭绝的人群也是如此，而现代人从过去的几百万最后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亿。这是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有助于我们找到现代人与他们结局不同的原因，我认为这也是关于尼安德特人最重要的东西。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灭绝了，而现代人存活并继续繁衍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更幸运吗？
帕博：如果 “幸运” 这个词指的是偶然的话，我认为现代人生存下来不是偶然。因为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灭绝了，丹尼索瓦人也灭绝了，弗洛勒斯人也灭绝了。在距今4万年以后，就没有其他形式的人类存在了。这和现代人类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知识分子：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帕博：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与现代人发展文化和技术的能力有关。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帕博：啊，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对尼安德特人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身材高还是矮，骨骼的特征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古老的尼安德特人是40万年前出现的，最晚的可能是24万年前，但具体取决于怎么定义。尼安德特人的出现是一个积累、连续的过程，不是说一瞬间，Bang，所有的特质都出现了。

人类进化过程中特有的基因突变

知识分子：除了尼安德特人，你还研究什么？
帕博：哇，还有很多呢。这十年来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人类进化上。我们之前也研究过灭绝的动物，比如猛犸象、土懒（ground sloth）、袋狼（marsupial wolves）等，但我们后面就集中研究人类进化了。一方面是重新得到古人类的基因组，另一方面是研究现代人特有的突变，通过将这些突变引入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也就是将细胞变回我们的祖先的状态，然后观察表型，或者在实验室的小鼠身上观察，这些突变发生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知识分子：你们如何做到在老鼠的身上表达现代人类的基因突变，并得到这些基因的功能？
帕博：一些基因和蛋白在人类和小鼠之间（演化上）很保守，如果人类身上的某个蛋白发生变异，同时这个蛋白在小鼠中很保守，我们就可以通过小鼠研究这个蛋白的功能，其中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将来，我希望可以实现在小鼠身上建立起古人类中的一整条通路，或者把整个系统的一些组成部分换成类似古人类的。比如说，如果有一系列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把小鼠中的这些酶都换成人类的，这样这只小鼠在某些生物学方面的表型就会类似人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个叫做FOXP2的基因，我们将人类身上FOXP2特有的两种突变放在小鼠身上，观察小鼠的变化，发现这个蛋白质看上去有可能与人类的语言能力相关。这是这个蛋白质的功能之一。
知识分子：这个基因突变影响到了老鼠的语言功能？
帕博：是的。当我们把在老鼠体内引入这两个突变后，老鼠发出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而且它学习的速度在提高。因此，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研究老鼠理解人类身上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毕竟实验的对象是老鼠而不是人类。
知识分子：尼安德特人身上也有FOXP2的这两个突变，这是否说明尼安德特人拥有像现代人类一样的语言能力或学习能力？
帕博：我们不知道。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来看，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拥有这两个突变，但是影响语言或发音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我们目前并不是都很清楚。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基因突变到底会对尼安德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古DNA研究 “让我可以回到过去”

知识分子：研究古DNA最令你激动的是什么？
帕博：某种程度来说，是我们能够回到过去，通过自己的技术解密古人类的遗传信息。在此之前，我们能做的只是研究现代人的DNA序列，使用不同的模型，猜测其背后的意义。现在，我可以真的回到过去，检测过去的信息，而且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过去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例如，巧妹研究了冰川时期欧洲人群的迁徙过程，而此前你并不知道这一过程，它只是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一个猜测，而现在你可以找到答案了。
知识分子：你们实验室检测过的最早的人类的DNA是什么？
帕博：我们检测过的最早的古人类DNA是生活在43万年前，在西班牙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发现的。
知识分子：43万年是你们实验室能够检测到的最早的古人类DNA，其他实验室呢？
帕博：最古老的DNA，我觉得可信的是生活在70万年前的一匹马的DNA，它是在加拿大的冰冻土层发现的，并一直持续处于冷冻的状态。哥本哈根一个实验室做的这个工作。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论文声称能够做到几百万年前的DNA，但是我认为它们都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为什么？古DNA研究有时间限制吗？
帕博：如果要我说一个极限的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大概在百万年左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DNA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之后就没办法继续保存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到40万年前的DNA，已经让我很惊讶了。我可能还会再惊讶一次（看到更早的DNA），但是我认为自然界的永久冻土也不能把DNA保存百万年。

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要靠数据说话

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今天的现代人身上有1%-2%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贡献。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现代人的起源了吗？
帕博：哇，如果一直往前回溯的话，人类和类人猿、猴子等哺乳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而现代人作为一个群体，在骨骼上和今天的人类区别不大。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他们最早出现在非洲，然后扩散到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和其他的群体或人群混合，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
知识分子：“出非洲”和“多地起源”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两个不同的假说，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呈现出一个相互掐架的状态。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帕博：这样的掐架是媒体制造出来的 “假象”。实际上，这就像是碳14的测年方法，它可以让你从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发现中获取更多信息，知道其他的测年方法，比如铀-钍测年无法得到的信息。
我们要看到数据呈现出现的信息，不能一开始就觉得“有这两种假说，要么这个要么那个，肯定有一个是对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拿现代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古DNA的方法揭示了更多根本没人想到过的问题。它清楚地显示出现代人不仅仅来自于非洲，因为我们体内也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但是在我们发现之前，我想没有人认为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澳大利亚人身上能找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因为根据连续性假说，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只应该在欧洲发现。所以这一发现真的根本没有基于任何之前的想法。
知识分子：数据也有可能推翻以前的一些假说？
帕博：某种意义上说，分子遗传学家的长处是可以根据数据判断。好的研究不需要也从不从试图证明一个假说入手。你看到数据显示的东西，然后试着提出一些模型，解释你看到的变化。

古DNA研究需要更多考古学家的参与

知识分子：古DNA技术在不断改进，古遗传学（paleogenetics）这个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成果。研究古人类，对考古学家的需求是不是没有以前多了？
帕博：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考古学家找到材料进行我们的研究，不是吗？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考古学技术，比如在取样本做DNA研究时，要如何避免处理样本时引入现代DNA的污染。但是，我们对考古学的需要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
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对于研究古人类来说，古遗传学的技术可能更先进，因此比考古学的方法更有优势。您如何评价这种意见？
帕博：这就好比说，碳测年技术出来的时候，给考古学带来了许多变化，但这并没有让考古学变得不那么有趣。实际上，考古变得更加有趣了，因为你可以从考古学家发现的东西上得到更多的信息。现在，古DNA技术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技术从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而这让考古变得更有意思。我们是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基础上做出发现的，如果没有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什么研究都做不了。

更多的实验室，更多的合作

知识分子：现在世界有很多做古DNA研究的小组，比如丹麦的Eske Willerslev小组，美国的David Reich组，澳大利亚的Alan Cooper小组。古DNA研究这个领域的竞争是否很激烈？
帕博：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切看成是竞争上呢？我们一直一起工作、合作，比如我们和David Reich小组合作，一起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依靠彼此。你不必把这些都看成是竞争。越来越多的小组一起研究古DNA，这是一件好事。
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从开始到现在，出现许多优秀的团队是件好事。二十年前，有许多发表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这让人感觉非常糟糕。我在我的书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点，我曾有过一种感觉，我们可以信赖的可能只有自己的结果，其他人发表的结果可能都是错误的。今天依然有错误的工作发表出来，但是你提到的那些研究小组都很优秀，发表的都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知识分子：你认为错误的东西比竞争还要让人沮丧？
帕博：我当然认为已发表的、很有说服力的东西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些优秀的小组发表好的东西，也是非常美好的。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有人和你恰好在同样的研究（课题），而且他先发表了，你也会感到恼火。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这个领域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做。
知识分子：你和哈佛医学院David Reich的实验室合作非常多，媒体也经常报道你们两个团队。你如何评价你和Reich实验室的合作？
帕博：我们两个实验室各有所长。他们（Reich实验室）在群体遗传学和分析数据上很有优势。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分析了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他们在数据分析上给予我们帮助，我们在古DNA的技术上帮助他们。当然，两个实验室都是独立运转的。

遗传学的强项不是解释文明

知识分子：关于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有一些猜想：有人说是在东亚的现代人来自非洲，然后迁徙到东亚，有人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由东亚的直立人连续进化而来。如果遗传学的证据显示东亚现代人的祖先来自非洲，这是否会有损中国的文明？
帕博：我想了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不需要遗传学。这里有文字的记载，有文化的证据。文化的历史不是遗传学的强项。
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个问题放在欧洲历史也是一样。比如，我来自北欧，当我来到希腊，站在那些古老的神庙前，不由赞叹，哦，那是民主的起源，那是建筑的起源。我感到这就像是我生命的起源，但是我自己的遗传信息并不来自于希腊，我的祖先也不是来自希腊。但是这并不重要，文化的历史才更重要。大部分的文化与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但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真正的文化不是由DNA决定的，不是由分子决定的，对不？
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民族而言，文化是更重要的因素，而不是遗传信息。
帕博：当然，民族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我的母亲（注：帕博的母亲为爱沙尼亚人）二战期间来到瑞典，我出生在瑞典，我也认为自己是个瑞典人，但是往前数一代人，我的DNA并不在瑞典。所以，文化更为重要。
历史上人类各个方向的迁徙都会产生基因流动。比如，去年德国接纳了超过一百万来自中东的移民，但这不会改变所谓的德国文化或文明。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基因。历史久远的尼安德特人，或者现代人起源的问题研究，我们缺少文字的记载，文化方面的研究证据，比如石器，也不多——石器是能够体现不同种族特征的研究内容。而对于近几千年来的人类迁徙历史研究，遗传学证据能够阐明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也不是最有趣的部分。如果你研究埃及，可以找到有文字记载的材料，通过阅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了解关于法老的历史，这可能会有趣的多。

与中国实验室的合作计划

知识分子：刚才我们谈了您自己的研究，那么您与中国的合作怎么样呢？比如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IVPP）或者与付巧妹的合作？
帕博：我很高兴巧妹回到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拥有做这些工作所需的所有技术，并且做的相当不错。我认为在中国有个同一领域的实验室，能跟我的实验室做得同样好，会颇有成果。
知识分子：能告诉我一些您的合作计划吗？
帕博：我的理解是，我们实验室的强项是开发和改进技术。当我们开发出新技术或者做出新改进时，我们很乐意把技术转到这里，这样巧妹就可以用它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当然也对这些问题和结果很感兴趣。我们想看看，比如，尼安德特人分布在欧洲和阿尔泰山脉的年代，你们中国的人群分布在哪里。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也希望巧妹能用我们的技术回答这个问题。
知识分子：你认为中国在古DNA研究领域最有前景的是哪个方面？
帕博：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中国地域辽阔，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灭绝的动物相关的，比如熊猫的历史等等，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这有点像，古DNA技术是一项可以广泛应用的技术。也有点像考古学中的碳定年法，可以应用于很多不同问题。（比如说，古DNA技术还可以应用在）病原菌的演化中，看几千年前存在哪些细菌和病毒。
知识分子：中国境内存在尼安德特人吗？
帕博：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古DNA研究的工作将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地点延伸到了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距离中国很近。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在中国，而古DNA的研究将在未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历史上有哪些人群消失了，比如在5万年前或10万年前；这些消失的人群与尼安德特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学上是否亲近。

《尼安德特人》是为家人而写

知识分子：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了。您的著作《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明年就要在中国大陆发行了。你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你有没有写其它书的计划？
帕博：没有，我不打算写别的书了。《尼安德特人》最后成了一个视角非常私人化的书，记述了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一开始打算写一个严肃很多的科学书，但发现这样太无趣，工作量又很大。然后有一次我决定，不，我宁愿写一本我的两个小孩长大后能看懂的书，这样他们就知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在做什么了。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为他们写的，其他人想看也行。所以到最后，这本书的视角就显得很私人、私密。现在它已经被翻译成16种语言了，我挺惊讶的。

安东·蔡林格与“三联生活周刊”（2018.9）

这个世界是被数学规则所限定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过，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被父母拴在了一座塔上，因此你每天只能好奇地四处看着各种东西。
　　蔡林格：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我不是被父母拴在一座塔上，而是在乡下的一个城堡里。这个城堡大约在维也纳西边100公里的位置。因为我爸爸当时在那里做老师，所以我们家都住在那个城堡的二层。我当时喜欢到处看，而我的父母又担心我会掉下去，所以他们就把我拴在了窗户边上。我只能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窗边——或许是更久的时间吧——只是出于好奇，到处看。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仍然对一切都还感到好奇吗？
　　蔡林格：是的，绝对还是这样。我相信，只要观察得足够近，那么一切事物都会是非常有趣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否也是你后来决定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原因？
　　蔡林格：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从童年的时候起，我就希望能够弄清楚所有东西的运转原理，我总是很好奇。我也不是一个工程师类型的人，因为每次我把东西拆开，我总是没法把它装回原样。另一方面，我觉得把东西拆开就可以理解它工作的原理，但是再把它组装成原样其实就学不到什么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相比于工程师，你更是一个物理学家。
　　蔡林格：是这样的。在大学时我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但我又总是想和现实联系起来。所以在大学时代，我总是在思考我应该更专注于理论还是更专注于实验。正是因为我更希望与现实有所联系，我才选择了实验物理学。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说过“我研究物理学的主要原因是我喜欢基础性的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最重要、也最令你困惑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呢？
　　蔡林格：我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数学，这样一种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理论，能够如此准确地描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我想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答案。这个世界是被数学规则所限定的，一些规则是概率性的，另一些规则是决定性的，但总是会有各种数学规则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数学规则为什么如此准确？
　　想象一下，人们都会坐飞机，全世界每年要售出20亿~30亿张飞机票。人们乘坐飞机旅行，是因为人们相信那些物理学法则——不仅仅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伯努利方程，还要运用其他的物理学法则，比如关于飞机引擎的理论等。这些理论真的在起作用！但究竟是为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是否觉得这个世界的规则归根结底是由某种数学语言书写的呢？尽管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它。
　　蔡林格：我想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开始利用中子进行实验，后来又改用光子，这是因为光子更容易操纵吗？
　　蔡林格：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最开始我利用中子进行实验，同时我也对一些基础性实验感兴趣。之后在大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开始对量子纠缠实验感兴趣，于是我开始尝试，是否能够利用中子进行量子纠缠实验。但是我发现即使是在最高的流量中，中子的相空间密度（Phase Space Density）也太低了，不可能进行量子纠缠实验。这种情况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在核弹中（中子的相空间密度会很高），但你可没办法在实验室里进行这种实验！
　　所以我开始很清楚地认识到，想要进行量子纠缠研究，光子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者也可以利用原子。所以我开始同时对光子和原子都产生了兴趣。我尝试进行了原子干涉实验、分子干涉实验，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氦原子进行一种难度非常高的量子纠缠实验。这样的实验将会是对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Einstein-Podolsky-Rosen paradox），也就是在“EPR论文”中提出的假想态（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都处于纠缠态）进行最直接的验证。
　　对于这样的假想态也有等效实验。人们可以利用光子进行量子纠缠实验，这在数学上等效于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都处于纠缠态，但在物理学上这两个实验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试图利用氦原子直接进行量子纠缠实验。只要我确定利用氦原子的量子纠缠实验能够行得通，就像我们利用光子进行很多量子纠缠实验一样，接下来有很多新的实验我们可以利用氦原子进行了。（注：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三位物理学家在1935年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全的吗？》，提出了一个假想实验以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这篇论文在学术界引发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这也是物理学界最著名的论文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探索量子世界和经典世界之间的界限，你有没有试着利用活细胞进行量子双缝干涉实验？
　　蔡林格：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实验，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实验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从根本的原则来说，使用细菌进行双缝干涉实验是可以成功的，当然这也需要纳米工程学的进展。我们需要纳米材料来保护实验过程中的细菌能够存活。这些条件我们都有可能达到。随着纳米技术的进展，这样的量子干涉效应是会被观测到的。

　　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之间并没有界限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请你用简单的语言介绍一下什么是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
　　蔡林格：对我来说，可以把量子纠缠比喻为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基因的两个人。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看上去完全一样，所以当我看到其中的一个人，那么我立即就知道了另外一个人的特性也与我看到的这个人完全一样——比如说眼睛的颜色——无论另一个双胞胎身在何处。
　　如果这是两个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的双胞胎，那么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并没有基因可以决定一对处于量子纠缠态的双胞胎的眼睛颜色，它们是不确定的。当我看到其中一个双胞胎的眼睛颜色，我所看到的他的眼睛的颜色是随机的，同时另外一个双胞胎的眼睛也获得了相同的颜色——无论他距离我有多远。

　　我们通过很多次不同种类的实验明白了，这种量子纠缠现象，没有通过一种所谓的“基因的隐藏属性”来解释，同样也不能通过双胞胎之间存在着某种通信来解释，因为它们之间沟通的“速度”远超光速。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常理，利用日常的语言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学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量子力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某种神奇的物理现象，但它确实会挑战我们的日常认知。（注：量子纠缠现象是在微观量子领域存在的一种令人极其费解的自然现象。人类至今没有理解量子纠缠现象的本质，但是已经可以利用量子纠缠进行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一个喜欢进行哲学思辨的物理学家吗？在量子力学中蕴含的一些哲学思想是否会让你感到苦恼？你是否需要思考在物理学之后所蕴含的哲学问题？
　　蔡林格：哲学是一个大问题，而量子力学（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我想要理解的问题是，从最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原理来考虑，为什么会存在量子力学？
　　比如说在相对论中，我们对于相对论的基础，也就是相对性原理理解得已经很透彻了。在一个惯性系里，你无法判断自己是处于静止状态还是处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比如你是静止不动还是坐在一辆匀速行驶的火车里。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力向下拉拽你，你也无法判断自己是处于一个重力场中还是在做加速运动——比如在一个电梯里。（相对论）的基本原理都是非常合理的。我相信，如果在量子力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基本原理，我们一定会发现它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诠释，我并没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还不知道量子力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那么对于量子力学有不同的理解就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能给我们带来灵感。我个人倾向于（对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但是只要还存在其他不同的诠释，你就无法通过实验辨别出其中的区别——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改变量子力学的形式，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之所以最倾向于哥本哈根诠释是因为它使用了最少的概念。它不会假设粒子的位置，也不会假设存在很多不同的宇宙，诸如此类。因此它是最为基础的诠释，也就意味着它最具有开放性。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在维也纳学习和工作的奥地利人，你是否也受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影响？
　　蔡林格：是的。我发现自己不仅受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维也纳实证主义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是在1977年的时候才发现的，那一年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时间。我忽然意识到，维也纳的氛围是非常独特的。在维也纳，你可以对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发问，同时维也纳的风气也更加哲学化，即使在物理学界也是如此。这真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环境。

　　在美国，人们都更加实际。大多数研究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的。有些人认为量子力学的隐藏参量是以某种复杂的形式存在的。这种态度也并无不可，可以说整个美国文化的成功就是建立在从一种实际的角度出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从最开始，从美国研究量子力学的开创性人物开始，他们就有一种更实际的态度，这是好事。但是我想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有另外一种研究理念，这也是一件好事。

　　三联生活周刊：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同样来自维也纳，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性理论，但后来他发生了转变，与爱因斯坦看待量子力学的观念相似，并不相信所谓量子力学的波函数。你是否也受到了薛定谔的影响？

　　蔡林格：埃尔温·薛定谔是一位非常非常复杂的物理学家。我认为他与爱因斯坦并不一样。如果你去读一下他的书《生命是什么》，就能够在其中了解到他对于世界的哲学看法。他在书里写他认为人类是处于一种物质和意识共存的状态，这与当今大多数物理学家的看法相反。薛定谔还写了一些更加激进的内容，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一个整体意识，而我们都是这个整体意识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爱因斯坦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会把人的意识放在量子力学中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吗？

　　蔡林格：只有你先告诉我人的意识是什么，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信息。信息与知识不同，它是一种让人获得知识的可能性。所谓的波函数是一种关于量子状态的可能性，可能取得的实验结果的描述，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人们获得某种知识的可能性。这需要人的意识参与其中。这为什么需要人类意识的参与？意识的角色为什么如此特殊？这些都是开放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你是否会和哲学家们一起工作？

　　蔡林格：我曾经邀请过哲学家进行合作。从美国的一个科学基金获得支持之后，我曾经邀请哲学家来实验室访问，而且与哲学家的谈话总是非常有趣。让哲学家参观我们的实验并且给出建议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你完成了很多的量子力学实验，并且把量子力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极限。那么你是否观察到在量子世界和日常的所谓经典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界限？

　　蔡林格：两者之间并没有界限。尼尔斯·玻尔有一句名言：所谓的经典物体就是我们能够用日常语言来谈论的对象。当谈到量子对象，玻尔说他没有办法谈论量子对象，因为并没有合适的语言——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明了什么？当一个所谓的经典物体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它就有越来越大的可能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而每一次相互作用都让（这个物体的）信息向周围的环境流动。所以说你与周围环境的接触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显得像是一个“经典物体”。

　　但是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之间并没有一个界限。就像我们利用富勒烯分子进行量子实验，在实验中富勒烯是一个量子物体，而在其他的实验中它又是一种经典物体。通过一个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观察，你可以知道一个富勒烯分子在哪里，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和一切细节，因为你和富勒烯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所谓的量子世界和经典世界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一个物体属于量子物体还是经典物体，这取决于实验的设置，与周围环境的分隔。你永远无法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来。
　　我期待着把量子世界的范围一直向经典世界推进，从非常非常小的单个物体，逐渐发展到越来越大的分子，然后再继续推进。我不知道这其中真正的限制会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让一只猫呈现出量子态纯粹是幻想了。

　　三联生活周刊：理查德·费曼曾经说过，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你仍然认为自己也不理解量子力学吗？

　　蔡林格：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量子力学进行一些实验和工作。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我认为正如费曼所说，为什么会出现量子力学，这一点我们都不理解。这与我们对于相对论的理解程度完全不同。费曼也说过，一开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理解相对论，但是随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它。量子力学则完全不同。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对它有更清晰的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在爱因斯坦著名的“EPR论文”中，他提出量子力学是正确的，但可能是不完备的。作为一个量子力学专家，今天你会如何向他解释他提出的“EPR悖论”呢？
　　蔡林格：我会说，很抱歉，爱因斯坦先生，你的结论是错误的。我的一位同事，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霍恩（Mike Horne），多年前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就证明了，“EPR悖论”中关于隐含变量一定存在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我会直接告诉爱因斯坦，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否抛弃了事物的局域性和因果性？
　　蔡林格：问题就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得不抛弃事物的真实性和局域性概念的两者之一，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也会非常小心，我不会认为完全抛弃因果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抛弃真实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你通过实验来测量物体的某一个特性之前，这项特性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所谓的实在性概念有一个问题，局域性概念同样也有问题，因为（在量子世界）相互作用的速度远超光速，这（在经典世界中）是不允许的。我的个人观点是我们需要理解，所谓的真实性和局域性问题已经不再重要，这些都是“旧问题”，应该把它们都抛弃掉。

　　中国是量子通信领域的领跑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正试着利用处于纠缠态的光子建造一个安全的通信网络。
　　蔡林格：这样的量子通信网络已经建成了，（在这个领域）目前中国是领跑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首先在维也纳建造了量子通信网络，之后你的学生潘建伟又在中国建造了一套量子通信网络，现在又在利用卫星进行量子通信实验，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蔡林格：量子网络已经不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了。人类用网络来交换信息，而量子通信网络可以保证通信的安全性。人们想要在城市之间通信，比如在不同的大使馆里，就可以建立安全的量子通信网络。这在很多对安全性要求高的通信中都非常有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人类会建造出一个全球性的量子通信网络吗？

　　蔡林格：我相信会建成这样的量子通信网络，而且不会只有一家。中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都在建造量子通信网络。以后可能还会有私人企业参与进来。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有人批评量子通信网络的造价太高，而且容易受到攻击。
　　蔡林格：如果采用正确的方式建造，那么量子通信网络就只会受到外界的攻击而被打断，造成双方无法通信。但是进行攻击的第三方也无法获得通信信息。我相信在很多场合，信息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们愿意付高价以保障通信安全。一些高度机密的商业谈判，比如在航空公司购买商业航线的谈判中，人们就会希望通信绝对保密，不会被竞争对手知晓本方的出价。所以说，量子通信技术有很大的商业前景，更不用提它的军事价值了！
　　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会像电脑一样，最初只有三四台电脑被用于军事用途，而现在每个房间里几乎都有一台电脑。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进步了，它可以实现很多人们预想不到的功能；第二个原因就是价格下降了。在量子通信领域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虽然在本质上相同，但我认为在实验领域却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部分实验越来越复杂，花费也越来越大，比如量子卫星实验需要国家级别的投入；而另一个方向则非常简单，例如通过双缝干涉实验来研究微观干涉现象。你更倾向于通过哪一类实验来进行研究？
　　蔡林格：我仍然对基础问题非常感兴趣。现在一些重要的实验项目涉及实现多离子或多光子的纠缠态等。目前潘建伟实现了最多光子数的纠缠，而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多于两个光子的纠缠态实验就是在维也纳进行的，当时潘建伟也参与了这个实验。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基础研究。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在实验室里见到过多于两个光子的量子纠缠，而现在这项技术对于量子通信非常重要，这也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我一向对基础科学问题感兴趣，当然也和其他的研究者，比如潘建伟，进行过一些应用方面的研究。但我对于发展技术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对我来说基础问题更有趣。研究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检查不同的理论漏洞，这都是对于量子加密技术是否安全的重要条件。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也都是开放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很多著名的实验，哪一个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蔡林格：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实验是实现三个粒子和四个粒子的纠缠态。因为这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比如量子加密。实现多粒子纠缠态实验是一个让人激动的事情。我们与格林伯格和欧文共同发现了多粒子纠缠可能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希望能够在实验室里实现这个量子态。这花了我将近10年的时间。
　　在今天看来实现这个实验很简单，但是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三个或者四个粒子处于纠缠状态。我们在1987年或是1988年发现了“GHZ态”，之后又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行光子纠缠实验，我的研究组需要学习量子纠缠，还有相关的技术。在这方面，罗切斯特大学的伦纳德·曼德尔（Leonardo Mandel）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给我们很多无私的建议，他总是对我在实验方面的问题毫无保留。我们最终在1994年、1995年，首次实现了“GHZ量子纠缠实验”。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在全世界有很多实验室都在进行类似的量子实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
　　蔡林格：我们之间有些是竞争关系，有些是合作关系，而有些是两者兼备。
　　三联生活周刊：在物理学界你已经赢得了很多的奖项，你是否期待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
　　蔡林格：对于任何一个物理学家来说，赢得诺贝尔奖都是极高的荣誉。有太多出色的科学家配得上诺贝尔奖，对于诺贝尔委员会来说会很难做出决定。我想我在20年前已经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光子纠缠实验——这项实验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量子隐态传输实验；我们同样做了一些关于量子门和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些就是我最重要的成就了。
　　我现在仍然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就是因为我真心地喜欢这项工作。虽然名义上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仍然每天都来实验室，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引导年轻人对科学感到激动，并且进行一些有趣的研究。

沙普利斯在天津大学的演讲

美国化学家卡尔·巴里·沙普利斯分别与2001年与2022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8年11月，沙普利斯在中国天津大学的 Honeywell Nobel Lecture（霍尼韦尔—诺贝尔获奖者讲座系列）上作了一场演讲。报告的题目是：“How to find something new”（如何发现新事物）。沙普利斯说这场演讲是自己数十年科研工作中最精华的一次总结和自述，并不是关于化学，而是关于科研方法和他自己关于科研创新的思考。

如何发现新事物

经常有人问我，“您如何找到新的反应？您是从哪里得到那些新的想法的？”我认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必须非常热情且充满好奇。同时，他若想成功，野心也必不可少。然而，科学家的种类很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瓦爵士曾说：“科学家中有收藏家、分类者和强迫症患者。从性格上讲，他们之间许多是侦探，许多是探险家；有些是艺术家，有些则是工匠。”
我基本上是一位探险家。即使探索未知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我相信各种性格的科学家都可以学习去探索。我想帮助在座各位变得更有创造力，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能有更多的机遇，并且也许能体会到科学发现带来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受。
如果你想发现新事物，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并学会接受失败如常，因为寻找未知事物的风险就像成为一名从不系安全绳的高空杂技演员一样大。并不能保证何时、甚至是否一定有新发现，也没有任何可能预测你所找到的新事物是否就是你希望寻找的。根据新事物的定义，在已知范围内推理出真正的新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你必须踏上通往未知之路。
我的性格使我乐观拥抱不确定性。实际上，我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额外做了几年（相当于三个博士学位论文工作量的）研究，因为我热爱完全的自由——只需在实验室中开反应或在图书馆中进行研究，除此之外没有文书工作、授课或撰写研究基金的的职责。在做化学反应的闲暇时，我喜欢与其他化学家在黑板上进行 “粉笔交谈”。我从不担心个人的安全感或未来将给我带来什么。
我的博士导师范塔梅伦（E.E. van Tamelen）是他这一代中最具创造力的化学家之一，他所想的都是化学中的重要问题，同时这些科学问题往往也是最难的，因此和他共事更使我乐观拥抱不确定性。当你踏入未知世界时，就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所谓的失败才是永恒的伴侣。我很幸运，范塔梅伦教授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他并未就我实验室的工作制定明确的方向。这有助于我获得独立性，增强信心和成熟度。
当我在实验台上工作时，我的大多数反应都行不通，但我从来没有将它们视为失败。我行不通的想法总会给我带来关于下一步尝试的更多想法。因此，我的词典里没有 “失败” 这个概念。从1920年到1947年，查尔斯·凯特林曾担任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通用汽车的研发总裁（他被誉为创新之父），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明智地失败” 是一个很棒的概念。你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失败。
凯特林说，一位发明家 “尝试后可能会失败上千次。”而根据我的经验，失败的数量更接近上万次。对于新的发现来说，失败才是真正的通向成功之路，我认为对你们在坐的大多数人来说，听到这个道理真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一定不能将失败视为浪费时间。我亲身的经历和汉弗莱·戴维爵士的经历相近：“我的失败启发了我最重要的发现。”

迎接SERENDIPITY（意外发现）的到来

当理解了SERENDIPITY（意外发现）在发现新事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后，失败转变为成功是不矛盾的。Serendipity通常指的是在寻找完全不同的事物时的偶然幸运发现。寻找新事物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真正的新事物是未知的——根据定义，未知事物不可能被描述或被预测。因此，意外发现在科学发现中无处不在。例如，开普勒对椭圆形行星轨道的证明源于他对酒桶的面积和体积进行测量的尝试。同样地，几乎当今所有最有价值的化学过程的发现都有意外的因素。实际上，现代化学工业的诞生完全是出于意外的发现。
1856年，珀金（Perkins）还是一名18岁的学生，他正在试图合成奎宁。他的反应失败了，这在实验室中稀松平常，他最后在烧瓶底部得到了一块令人不悦的黑色固体残渣。在清洗烧瓶时，他发现该固体残渣中含有一种可溶于乙醇的紫色化合物。珀金对这个奇怪而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进行了跟踪，他发现该化合物可以用于给纺织纤维染色。他为新染料申请了专利，并创建了自己的染料工厂。通过纯粹的意外发现，珀金发现了第一种苯胺煤焦油染料。正是通过抓住这个意外发现的机会，珀金才成为现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意外发现的例子几乎是无止境的：哥伦布在寻找东印度群岛时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聚丙烯的偶然发现将石油带进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特氟龙、青霉素、化学疗法、X射线、巴氏涂片、疫苗接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安全玻璃、人造甜味剂、硫化橡胶、宇宙大爆炸理论、橡皮泥、冰棒、可口可乐、DNA的发现，甚至是电话——它们都是在人们寻找其他事物时偶然发现的。许多常见的药物在创制初期的目的都是用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治疗心绞痛的候选药物由于其显著的副作用——后来被称为“伟哥”，而被人们更加熟知！
很遗憾的是，“serendipity” 被选为英语翻译中最困难的十个单词之一。我希望它能被很好地译成中文，因为其几乎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欠她（serendipity）一个巨大的人情。如果你想有新发现，则必须积极主动地开门邀请serendipity进入。
我认为有一个人将这件事描述得最好。1854年，路易斯·巴斯德曾写下他的名言：在观察所及的领域内，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也许你知道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她一生从未离家，从未结婚，也从未外出旅行，但她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却最为出名，其揭示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鲜为人知的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名叫艾米丽·狄金森的隐居年轻女士，她和沃尔特·惠特曼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
简·奥斯丁的天才之处在于对人性的理解。艾米莉·狄金森的天才之处在于她可以理解人类创造力和发现的本质。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她描述得更加精妙。她诗中的这些句子很好地表达了意外发现在生活以及科学中的作用：

幸运与勇者为友。
幸运不是偶然,而是辛劳；
幸运之神昂贵的微笑是靠辛劳赢得的。

不知何时黎明会来，我打开了所有的门。希望意味着时刻为尚未出生的事物做好准备。
称其为意外发现、好运、机会或运气吧。如果你想发现新事物，请遵循它。放弃你固执的计划，欢迎好运上门吧。
我有时会说，如果你想被汽车撞到，请站在高速公路的中间。我毕生的 “站在高速公路中间” 的研究方法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我读研究生时，曾在研讨会上听过一次来自加州理工的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教授的演讲。他是一个真正的特立独行者，他所说的内容在当时的被视为异端，因为在那时，有机化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合成复杂的天然产物及相关类似物。
哈蒙德教授那时说的是：“ 关注过程，而不是产品。” 他的话引发了我的共鸣，就像一场宗教转变。尽管实际上他的观点与当时有机化学的惯例相反，但他所说的却是非常合理的。虽然现在我知道，那时的我在违背当年有机化学的“圣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样想。我偏离了公认的常识，并正在解放思想。
他后来写道：“合成最根本和最持久的目标并不是合成新的化合物，而是合成新的功能。” 生产意味着过程。此外，若想在化学中找到新的东西，那么我相信研究过程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这条古老的建议至今仍然成立——找到过程之中漏洞并将它们填补。

治好你的 “瘟疫”

想象每个人都患有 “瘟疫”，而 “瘟疫” 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和症状。继续想象每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任何症状，因为人们即使在患 “瘟疫” 时也能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实际上，“正常” 意味着患有 “瘟疫”！还要想象一下，当有人发现其症状时，他对医生说：“我觉得我病了”，而所有的医生都说：“不，你很正常，你没得病。” 这才是问题所在：大多数医生都不知道 “瘟疫” 的存在；一些医生只是听说过 “瘟疫”，但并不相信它真正存在，因为在医学院上课时，没人教过他们这类 “瘟疫”。一些医生确实了解 “瘟疫”，但他们的同事们像对待疯子一样对待他们，因此这些医生的观点无法发表出来。
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不能发表？因为管理医学期刊和控制政府研究资金的那些非常有能力的医生要么不相信，要么，更糟的是，尽管他们知道 “瘟疫” 的存在，但承认他们所知道的会损害其利益。对我而言，“瘟疫” 是扼杀创造力、发现和科学进步的所有精神障碍的隐喻。创造性思维的最大障碍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所有没有被意识到的思维上的包袱。我们都非常、非常容易被欺骗。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

你们能看到方格相交处的所有小灰点吗？它们似乎四处移动。我可以看到它们——你们可以吗？现在只关注其中一个交点，专注于一个小灰点。它还在吗？不，当然不在，因为所有这些小灰点都是视觉错觉，方格之间并没有任何东西。你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乐趣——只需在Web浏览器中输入 “VISUAL ILLUSIONS（视觉错觉）”，就可以找到成百上千个例子。
看到被欺骗是多么容易了吗？这一直在你身上发生。视觉错觉是一种生理现象。我们的大脑为我们做出了无意识的预设，但它们并非总是正确的。这些预设中有很多是你们已经学到的，但也有很多使你们本来容易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我愿重申：创造性思维的最大障碍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所有没有被意识到的思维上的包袱。我称其为 “瘟疫”。期望、傲慢、偏颇、恐惧、幻觉、妄想、神话、偏见、圣律、政治、资助、非理性的忠诚（其中最糟糕的是父母的爱——最不理性地对你的想法照单全收）……我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这些就是 “瘟疫” 的病因。如果你想痊愈，就必须靠自己——这不是在课堂上能教的。
理查德·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我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曾说：“首要原则是，切勿自欺欺人—而你自己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人。” 他还说过：“我很聪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傻。” 我强烈建议你们阅读费曼的自传和传记。我想你们会看到费曼的童年，尤其是他与父亲的关系如何赋予他如此清晰的洞见力，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通过犯错而习得。
当他们散步时，他的父亲会指向一只鸟，二人一同观察。此外他的父亲会告诉年轻的理查德关于这只鸟他所知道的一切。费曼后来写道：你可以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描述这只鸟的名字，但除此之外你还是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让我们观察一下这只鸟在做什么——这才是有价值的。
我很早就学到了知道某物的名称和真正知道某物的区别。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就有可能落入有很多错误的陷阱。文献可能是错误的。一门学科衰败而另一门学科兴起带来了心理上的障碍。当前研究的 “时尚” 可能是基金驱动、个人崇拜甚至是期刊编辑偏见的结果。这才是我想知道的事情：有机化学专注于一件事（复杂合成）已经50多年了，但那些我们日常使用中的最重要化学反应均在此之前就被发现了。这传递出什么信息？有机化学和穿着5英寸高跟鞋的女性是否都可能是 “时尚” 的受害者？
不希望其他同事认为你很愚蠢，这可能是创造性思考的最大障碍。这就是我所谓的 “第一步” 的必然结果，即学会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如果你不能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过分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那么就无法发挥创造力。即使当你缺乏同事的充分尊重时，也必须继续相信自己和你的目标。你必须要在你自己想做什么和其他人认为你应该做什么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探险家，你将不会孤单——的确有人愿意遵循发现之路，也的确有真正的榜样可以为你提供支持和指导。
除了范塔梅伦教授，我最杰出的榜样是斯坦福大学的亨利·陶布（Henry Taube），吉姆·科尔曼（Jim Collman）和比尔·约翰逊（Bill Johnson）、帝国理工的德里克·巴顿（Derek Barton）、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尔伯特·斯托克（Gilbert Stork）、瑞士联邦理工的阿尔伯特·埃申莫瑟（Albert Eschenmoser）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索尔·温斯坦（Saul Winstein）。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时，我就认识了他们，从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
陶布和巴顿教授后来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我希望我的列表上还会有更多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些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以思维广度和重要的科学发现为特征。因此，要成为一名探索者，就需要寻找好的导师和志同道合的当代人，并学会在没有主流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研究。

复杂不是美德

科学家们最难以摆脱的狂热之一是复杂性崇拜。因其研究方向的高智力需求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真正的问题是，已完成的哪些工作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国际象棋天才乔治·斯坦纳曾说，“将大量的，难以被理解的智力天赋和努力集中在一个最终微不足道的人类事业上。” 恐怕我们许多所谓的一流科学家都有超常的智力天赋，但他们把它浪费在 “最终微不足道的人类事业” 上。
人——包括科学家在内，不理性地抗拒改变。我们都抗拒改变—始终跟随主流很容易。但掉头开创你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却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整个系统都在抗拒改变—资助机构不想资助风险大的研究；一群科学家创建了永存的科研帝国体系。正如彼得·梅达瓦爵士所说：“人脑对待一个新想法的方式就像身体对待一种陌生蛋白质一样：拒绝它。” 要成为发现者，我们必须能够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改变计划。
我曾经使我的课题组陷入疯狂，因为我的研究情况经常改变！如果小组成员中做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我可能会在24小时内让每个人都放下他们现有的课题，转入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当新的研究线索崩溃时，当然，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线索确实崩溃了，每个人都可能会在几天内再次改变他们的课题，要么是继续研究已经发现的新机会，要么是回到之前的课题。
我并不是说这是管理课题组的好方法—并不是！但这是覆盖新科学领域的最快方法。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的团队成员历来都是顽强的。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就像我一样，对出色的科学本身感到兴奋，这种追求胜过发表文章或找工作的确定性。祝福他们！
彼得爵士再次一语中的：“我无法给任何年龄的科学家提供比这更好的建议：关于一个假设成立的信念的强烈程度与该假设事实上是否真的成立成立毫无关系。” 如何应对我们认为我们所 “知道的” 是正确的这一错觉？如果你是化学家，则意味着你必须花时间将反应一直追溯到所做的假设链的起源。这很枯燥，但有必要。
我知道我曾经在发表的文章中仅犯过一次真正的错误，这是由于结构上的错误所致。我和我的同事们接受了文献中某结构的绝对构型，但它是错的，我们本应该检查一下。在实验室中的后续工作中发现了该错误后，我们立即发布了撤稿声明。我经常看到结构的错误，但我很少看到有人撤稿。
作为科学家，如果你发现结果中有任何可疑之处，则必须通过重复实验，将假设一直追溯到其起源。这很枯燥，就像在金字塔的底部工作一样。但是，这是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所必需的素质。我认识一人，因为相信文献中的某些错误而毁了他的事业。这破坏了他研究的准确性，并使他失去了其天赋配得上的职务。

了解极限

了解极限，必须假定自己会被误解。我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不是将所发现的成果立即发表，而是在证明了该反应真正的可靠之处后再等待发表。之后，我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指南以说明如何进行反应。我尝试将反应覆盖至所有明显的潜在应用。我试图找到该反应效用的极限所在并将其发表出来。
然而，一次又一次，我会看到一些文章抱怨我的反应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知道我的文章一开始就提供了正确的信息，若正确阅读可防止糟糕的结果和时间的浪费。然而，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不可能以不被误解的某种方式表达观点。” 发表的文章过多，但实际价值却提得太少，以至于发表的文章中许多内容根本没用。在发现反应真正可靠之前，很少有科学家会将发现视为追求。在当今的化学领域，大多数作者甚至都不承认他们的主张与已发表文献中的主张类似，更不用说进行比较了。这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不那么道德的自我推销。
需要知道的是，从何时开始，你错过的将不再重要。需要记住的是，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你发现的。在发现的过程中，速度就是一切。请记住，在找到重要的结果之前，会有成千上万次的失败。当我的组员不知道何时停止时，看到他们把时间浪费了真的令我很沮丧。
思维定势的人很难学习两件事：首先，只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立即继续前进——过分关注没有意义的细节耗时费力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其次，当你的 “病人”（研究对象，假设等）死亡时停止。处理掉 “尸体”，不要费心解剖尸体。以后总有机会复活。其实可以发现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够用。
我同意美国19世纪伟大小说《白鲸》的作者赫尔曼·麦尔维尔在书中所写：“在某些事业中，谨慎的无序才是真正的方法。” “谨慎的无序” 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
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不科学，因此不要证明，而是证伪。你曾经学过的但需要忘记的最明显例子是所谓的 “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是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证明它。实际上，优秀的科学家应该始终在脑海中有多个可行的平行假设，其目的是证伪它们。每当我在实验室中取得好结果时，我就下意识地认为哪里出了问题。还记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说的话吗？“如果我有上千个想法，而最终只有一个想法是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实际上，试验的结果越令人兴奋，它们出错的可能性就越高。
我之前提过的斯坦福导师亨利·陶比在开研讨会时总会坐在前排。我记得他经常对当天的演讲者说：“这让我感到担心，结果太好了倒不像是真的——大自然并没有那么精明。” 尝试扼杀好的结果，尝试把它们弄成碎片。在推进至下一步之前，请尽可能去证伪。戴维·里斯曼曾说：“关注那些所有看似真实的句子并质疑它们。”
康拉德·洛伦茨曾说：科学中的真理可以定义为能够为通往下一个更好的理论开辟通道的最适合假说。对于科学家来说，每天早餐前放弃自己喜欢的假设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这使他们的思想保持年轻。伟大的卡尔·波普尔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好的实验会扼杀有缺陷的理论；但我们的思想仍然活跃，可以再次猜测。” 波普尔还说过：“每当一个理论在你看来是唯一可能的解释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一个征兆：说明你既不理解该理论，也没有理解你打算解决的问题。”

不要爱上你自己的理论

别爱上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理论就像你的孩子，你爱他们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你倾向于忽视缺点，放大优点。此外，你最不想发生的事就是你孩子的离世。
1890年，美国地质学家张伯伦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种解决这种自我欺骗的方法：多重假说研究法。每个科研人员都应该学习这种方法。多重工作假说不仅让你保持诚实，而且也是一种实用的发现技巧。
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情：“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然后自己拥有它，是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当一个人形成一个理论的时候，他的想象力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只能够符合这个理论。” 梅达瓦的话一如既往地正确：“那些作者之所以为自己的不诚实找借口，只是因为在欺骗他人之前，他已经费尽心思欺骗了自己。”

变得更有创造力

有没有可能使自己更有创造力？毫无疑问，可以！
创造力和大脑功能障碍有明显的联系，如阅读障碍、注意力缺陷障碍、自闭症、亚斯普杰氏症候群（注：常发生在小学低年级学生中的精神紊乱，症状为社交能力差和重复性的行为模式）、抑郁症等。似乎创造力往往是由于其存在心理缺陷，或与有心理缺陷家庭成员一起成长的结果。不能快速给出正确答案的孩子正探索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也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许多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正被研究。
因此，创造力更多的是关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是严格确定性的对立面，是连接两点之间的最短线。因为我相信创造力更多的是由经验积累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变得更有创造力。多年来，这在我的研究小组屡见不鲜。我的一个学生把它描述为 “学习如何奇思妙想”。
要学会拥有创造力，就必须灵活变通，忘记你知道的那么多知识，并使你的大脑忘记如何连点成线，练习跳出框架思考，把每一个问题都看得好像你从来没有见过之前类似的问题一样。有书籍可以指导你完成这个过程，但最简单的学习方法是与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工作，并与他们交谈、交谈、再交谈。
以下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关于创造力的名言。我最喜欢的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曾说：“倾诉实情，然有侧重。”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有些孩子在街上玩耍，他们可以帮我解决物理上的一些大问题，因为他们有我很久以前失去的感知模式。”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曾说：“理性越多，创造越少。”
阿尔伯特·森特—吉奥吉，发现维生素C的生物化学家曾说：“发现包括和其他人观察一样的事情，想着不一样的答案。” 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说：“一个人必须达到迷醉的顶峰，才能催生他善舞者的本能。” “许多人只是因为记忆力太好而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剧作家、哲学家乔治·萧伯纳曾说：“世人所说的独创性只不过是一种不正常的 “挠痒” 办法。” 埃里克·弗罗姆曾说：“创造力需要勇气去放弃确定性。” 最后，弗里德里希·冯·席勒曾说：“如果智力在灵感涌现时过于仔细地检查，就会阻碍大脑的创造性工作。” 席勒在这里谈到了创造力和直觉之间的微妙关系。
直觉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被传授，但你可以尝试学会接受直觉的洞察力。直觉被定义为在不使用理性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认识或感知的行为或能力。描述它的其他方法是直觉、有根据地猜测、凭直觉行事和跳跃性思维。
当前的研究表明，直觉是一种非语言或超语言思维。但这是科学家们嘲笑的品质，因为这既不是一个理性过程，又不是可以被衡量的品质，例如学校的表现或智商。有人说我很有直觉，这其实同时明显地在暗示我并不像他那么聪明。但是爱因斯坦说：“直觉是上天的恩赐，理性只是它那忠实的仆人。然而我们营造的社会，却把荣耀赠给了仆人，遗忘了那最可宝贵的恩赐。”

2001年的一课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2001年的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如此。
奈保尔曾说：“我相信凭直觉就能找到这些主题，我只凭直觉写作。当刚有想法时我仅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我几年后才能完全理解自己当时的作品。” 将脑袋直接放在淋浴器下洗个长澡是我获得直觉的最好时机之一。我的潜意识会（常常是转瞬即逝）揭示出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事物的令人兴奋的新直觉。
基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富有直觉的思想家。她的理论首先被拒绝，然后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但最终被普遍接受了。她无法向同事证明自己的理论，因为该过程是直觉的——潜意识的，不可能翻译成口头语言。在她的工作得以合理的、理性的解释之前，其他科学家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去证实她的理论。麦克林托克将其描述为一种 “对生命体的感觉”。
我妻子告诉我，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告诉她我可以像一个分子一样思考。我记不得了，所以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有这种感觉！
威廉·詹姆斯的观察尤其适用于科学发现：
每个发现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当它首次公布时，人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久之后，当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否认时，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此后，如果它的重要性变得足够明显，他们会说，无论如何，这不是新的发现。
马克思·普朗克持类似观点：“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说服反对者并让他们看到光明而胜利，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逝去了，而新一代的人却熟知新的真理。”
抗拒新事物，抗拒改变—为什么 “正常” 人这么难接受它们？
直觉是最难理解的心理过程，因为它不能用语言表达。史蒂芬·霍金所说的 “填补中间步骤” 并不容易。就我而言，我给研究团队的任务通常是填补已知化学和我的直觉之间缺少的东西。还记得奈保尔所描述的，有时他需要多少年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潜意识是惊人的，似乎创造力的开关总是打开的！
我已经描述了一些发现所需的技能，接下来是我个人最爱的一些研究技巧。

寻找异常

没有什么比异常更令人兴奋了！在你们的研究和文献中寻找那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些文献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现在仍然在做—我一直在寻找意外的化学反应性带来的启示。当我阅读文献中的研究论文并了解反应条件时，我期望看到一系列的最终产物化学结构。当文章中出现的结构与我脑海中的结构之间存在差异时，我发现的触角开始振动！该结构实际上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化合物—聚合物、脂质、蛋白质、糖、酶—随便啥—我对结果应该是什么有一种感觉。
开拓性的遗传学家阿尔弗雷德·斯特蒂文特于1913年构建了第一个染色体遗传图谱。他饲养了果蝇，并记录了每一代的特征，他寻找的是其中的异常情况。染色体异常正是斯特蒂文特发展其理论的线索。你们都知道斯蒂芬·金是谁，不是吗？知道的举手？他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小说已售出超过3.5亿册。有人曾经问他做过噩梦吗，他说：“不！我把噩梦都留给你们。”
几年之前，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最有效的发现技巧一直是在那些所谓的黑暗，可怕的地方寻找新的化学反应性。在这里，你们会发现新的领域和充足的可探索的空间。我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利用其他科学家的害怕和恐惧——这其中许多是不科学或是基于误解的。我把别人的恐惧症变成了自己的发现。

我需要兴奋

我想走这条路是因为，小时候，我喜欢惊讶，喜欢震惊，也喜欢惊恐的感觉。当我长大后，化学实验室是我唯一仍能得到小时候喜欢的那种快感的地方。化学的优点在于其无限的可能性和惊喜。人们经常问：“如此惊奇的发现难道不会令你感到兴奋吗？”
不，那不是我。我昨天所做的一切今天都将消逝。我一直在寻找下一件事。我把很多恐惧症变成了自己的机会。
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仅两年后，我就凭借硒化学的研究发现而享誉国际。由于之前科学界对硒毒性存在广泛的误解，该领域现已广为开放。对我来说，这就像走过一块遍地是宝石的田野，然后顺手捡起那些而已。
对于硒（硫-SuFEx）、过氧（环氧化）、水（on water）、锇（双羟化）、叠氮（CuAAC）、肼、氮杂环丙烷、端炔的恐惧症—而我正是从它们中收获颇丰！几十年来，当我的研究系统性地漫游元素周期表时，我几乎甚至没有碰到竞争者，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研究这些。
简单就是更好，所以请遵循KISS原则：KISS是KEEP IT SHORT& SIMPLE（大道至简）的缩写。一般而言，广泛而有用的过程相当简单。从经济角度讲，随着成本下降，有用性上升。那么，当简单性通常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时，变得复杂有什么好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我的精神导师，他的《失控》（out of control）对我来说就像一本圣经。科学家花了太多的时间来试图理解那些虚弱的人类思维根本难以理解的复杂体系。凯利说：“这有效，你还担心什么呢？” 是人生最深的哲学。复杂性只能从已经可用的简单体系中产生，我们只能从愚蠢的事情中学到聪明的东西。记住 “KISS” 原则，“大道至简”。
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当找寻简单的事物同样容易，而且更加有用时，为什么要寻找复杂的事物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一切都应该极简，直到不能更简。雷奥纳多·达芬奇说，简单是终极的复杂。

放手去做！

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难教会我的研究小组成员的发现技巧是：放手去做！
通常，所谓那些 “最聪明” 的学生（就读最好的大学并获得最高成绩的本科生）在进行探索性发现研究方面最困难。我会说 “尝试一下这个”，他们会给我一百万个为什么我要求他们做的事情行不通的理由。当他们花时间说服自己为什么我要他们做的事情行不通时，如果使用同样的时间去尝试，可能已经够开上一百个反应。
我比大多数化学家成功的原因，换句话说，我比大多数化学家有更多发现的原因是，我什么都愿意尝试！因此，最重要的是进入实验室并放手去做！有句中国谚语概括了这一切：耍嘴皮子不能把饭煮熟。
放手去做！你做的试验越多，尝试的事情越多，那么你就更可能有更好的想法了。这在莱纳斯·鲍林身上应验，他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我的导师和榜样之一德里克·巴顿是一位非常苛刻的研究主管，他希望他的小组成员每天整天（直到深夜）都在实验室里。他说 “从未听说过一个学生因过度劳累而死”。当然，这是事实：工作越努力，你在实验室中投入的时间越多，可以进行的试验越多，就会发现更多。
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将为你们提供最后的建议，这来自有史以来西方最伟大的探险家、发现家之一，“奋进” 号船长詹姆斯·库克：“如果你打算开展发现之旅，请选择一艘吃水浅的快船。” 速度，灵活性，机动性—这是开始进行发现时的基本特征。对于你们自己进入未知世界的旅程，请选择一种灵活，快速的小船，并始终将所有窗户打开，使意外发现涌入。
祝你们好运！

伯南克对话张军，2015年5月25日

当日，伯南克出席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与张军展开对话。对话稿“张军对话伯南克：金融危机时很孤独，不后悔选择QE”，收录于张军的《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一书。

紧缩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

张军：您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知道这是不幸的还是幸运的。但我知道，实际上您做过很多有关美国大萧条的研究工作，也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你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否让你更好地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是的，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当时研究了很多关于经济危机的课题，包括19世纪的金融恐慌，当然还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原因有几个：
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金融恐慌，在结构上和动机上都和我们一百年前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最近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一个金融系统更加全球化，技术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还是花了点时间才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的。我们看到银行挤兑和回购市场，我们说商业票据回购市场发生的事情跟19世纪的央行很相似，当时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给银行提供借款来应对来自于存款人的需求，以此应对恐慌，而美联储则通过借钱给金融系统来应对恐慌，所以了解100多年前的金融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恐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大萧条也让我们看到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我在MIT读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当时读的第一本重要的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写的《美国货币史》。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时候的朋友。这本书非常受用，它有提到，货币供应跟不上，在通货紧缩期间危机频发，是一个导致大萧条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抗击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所增长，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所以才有我们当时的种种举措。同时，我也从大萧条中学到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作为最后贷款人，二是要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地适应和支持金融体系。
张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的目标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或者有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这是从研究大萧条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吗？
伯南克：我们知道在193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货币供应坍塌而导致了美国通货紧缩，物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下跌，人们都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卖东西，农作物价格暴跌，根本卖不出价钱，可见紧缩对于萧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弗里德曼的建议就是增加货币供应，但货币供应和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美的。那么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设定一个通胀的目标，保证时刻有小范围的通胀，但是又不给经济带来损害，避免过分接近大规模的通胀。弗里德曼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
张军：美联储在经济危机时使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宽松，您怎么看这些非传统的一些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来说货币政策靠调整短期利率来达到目的。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短期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了零，已经没有削减空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别的地方下功夫。日本的量化宽松在他们购买政府债券和提高货币供应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因为日本的举措不算卓有成效，我不觉得他们是往降低长期利率这个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在2008年秋至2009年初，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就是QE1，大力稳定了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因而200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当时的经济开始缓慢增长，但我们依然担心会出现紧缩，因此做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大部分学术研究表明这个举措对美国的经济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欧洲最近才开始量化宽松，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济与欧洲对比，实际上美国相比其它的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和日本来说复苏速度更快。我们在美国没有出现任何的紧缩问题，但是欧洲和日本都在面临这些问题。可见量化宽松并非灵丹妙药，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今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张军：所以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有着很大的益处？
伯南克：对。
张军：您也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信贷宽松”，是想与日本的量化宽松有所区别，你认为美国的QE与日本银行的QE真有区别吗？
伯南克：是的，我们和日本的政策不同。日本非常关注货币供应，通过购买债券就可以有钱，但是这些钱存在银行里，并不是流通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提高长期的利率，来刺激信用的创造，因此我创造了“信用宽松”这个说法，而不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尽管人们称之为量化宽松，但两者是有差异的。我们和日本也有差异，安倍经济我们看到了很多变动，其中有一个变动比较激进。我跟黑田东彦行长是朋友，我们也聊过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是在参考美国的做法。尽管现在他们仍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但经济已有好转。

如果时光倒流，还会选择QE

张军：作为美联储主席有些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困难时刻，需要做出困难的决策，那么对您来说这些困难的时刻指哪些呢？
伯南克：我当时也不知道会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我在2006年担任主席，当时经济还在发展，没人知道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毅然答应接受这个职位。显然，金融危机在2008年秋走到了最糟糕的时候。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有人说是我们放任它倒闭的，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没有法律权威去阻止这件事发生。一旦它发生了，金融系统也开始恐慌，谁也不肯借钱出去，整个系统都停滞了，而经济也开始受到影响。那是相当可怕的一周，雷曼兄弟，AIG，许多保险公司，还有四五家巨头企业都濒临倒闭。雷曼兄弟倒台之后，下一个面临倒闭的是一家叫AIG的保险公司。跟雷曼公司不同的是，我们最后帮助了AIG。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抵押贷款，雷曼倒闭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抵押物，但AIG不一样，尽管它亏了很多钱，但它是一个万亿级的保险集团，有许多下属的保险公司可以抵押，所以我们借给他们850亿美元的贷款，因而他们可以偿还赔款并最终幸免于难。但我记得最难的一天是周二下午，我和美国财长鲍尔森去见布什总统的时候。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得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贷款850亿美元给一家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布什总统问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说没有了，这是唯一的选择，这家保险公司跟整个金融系统都有关联，不然我们就得面临大萧条了。布什总统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也会全力支持，但他得和国会汇报。我和鲍尔森安排了当晚与国会十来位资深的成员会谈，并且也给整个国会写了信。我们跟他们解释我们在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提供这些贷款的必要性是什么。他们也问了许多问题，问我们是否行之有效，能不能把钱收回来，等等。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但希望如此”。会议之后，在场的一位资深议员就看着我们说，伯克南先生，还有财长先生，感谢你们过来告诉我们那么多资讯，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知道，今天晚上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话，都不代表国会赞同你们所做的事。他说，这是你们的决定，你们自己承担责任。我当时倍感孤独，觉得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与金融危机做斗争，还要和政治做斗争。当时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整个系统就会崩盘。两周后我去巴西圣保罗，他们说一开始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但是一下子雷曼兄弟倒了，整个经济都停滞了。可见不仅美国如此，它已经演变成一个全球危机了。所以如果时光倒流的话，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政治实在太麻烦了。
张军：有人说你们让雷曼倒闭，但却拯救了AIG。你刚才讲到了AIG的情况。但你也曾经说AIG这件事让你感到非常生气，是什么原因？
伯南克：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推移，AIG亏损非常多，我们只好多次重组。AIG在政治成本上让我们花费最大，因为大家都对它感到了非常震怒。而我们愤怒的原因是因为AIG在下一个很糟糕的赌注，基本上他们的策略就是，事态变好了，他们可以赚很多钱，如果变得更糟，政府会来救他们。后来这种事情的确也发生了。当然我们除了帮他们收拾烂摊子，也没有别的办法。但AIG的所为的确非常不负责任。保险公司就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但AIG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在危机面前他们亏了很多钱，没有办法支付各种费用，然后只好找政府。像我说的，对我们来说成本是非常大的，因为公众很愤怒，而之后我们也没办法做其他应该做的事。

做格林斯潘继任者诚惶诚恐，耶伦经验比我更丰富

张军：刚才来这里的路上你说你不能对你的前任和继任者发表评论。但说到这里我还是想听听你对你的前任格林斯潘和继任者耶伦的评论，你们的关系应该不错吧?
伯南克：我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去了华盛顿，我之前是大学教授，一直在学校里，从来没想过要当主席，以前也没有在政府任职。2002年过去的时候，担任美联储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主席是艾伦·格林斯潘。我记得在2006年成为主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因为格林斯潘声望非常好，做他的继任者我很诚惶诚恐。所以当我刚开始上任的时候，我经常强调说我们会延续许多之前的政策，美联储也有很多的人才，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唯一在经营美联储的人。事实上我也做到了默默无闻，因为我女儿秋天去上大学的时候，她的室友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女儿说我父亲就是美联储主席。然后她的同学就说:“你的爸爸是亚伦·格林斯潘？！”有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一开始第一年要建立起自己的声誉挺不容易的，当然随后名声也随着我的工作而逐渐建立了。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女士的经验比我更丰富，因为她之前一直担任官员，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所以我跟她已经共事了三年，整个过渡非常顺利。一年前我离职后她接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执行我们当年共同制定的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等等，都在不断推行，所以很顺利。我觉得耶伦女士非常出色，也是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工作关系很紧密，而且彼此沟通也很顺畅。我非常高兴她是新的主席，我也可以退休了。

退出QE，要与市场保持沟通

张军：说到你的继任者，我还是想问问关于关于QE退出的问题。你是如何来看待退出时间的？
伯南克：说到量化宽松，它确实是发挥了一些效用，但是如果现在继续推行，也有更大的难度，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我们的经验并不丰富，所以我们不知道也不太好预测具体的后果是怎样的。另外的问题是与市场的沟通。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靠市场政策来判断短期内以及未来我们该怎么做。例如，你如果告诉市场你要长期保持低利率，他们会相信你，然后为此做一个长期的准备，所以和市场的沟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缺乏市场经验和量化宽松的经验，所以和市场保持沟通是很不容易的。两年前的2013年，我们购买了政府的国债进行QE3，也说过会不断做QE3直到就业市场有实质的进展，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市场的恢复。我也非常谨慎地解释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减缓国债购入，当时是两年前的6月份。如果经济不断发展，达到通胀目标，那么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减缓量化宽松。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当时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我们也很开诚布公来解释我们的政策，但是市场上有人误解为QE3是永久性政策，不会有截止日期。这说明他们没有听我们的解释。有人紧张了，有一些人觉得要放宽，开始走两极化，然后有人开始卖国债，从而导致市场的不稳定。事实上，这种事情不只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一些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当投资人说美国的利率就要上调时，有人觉得这些钱应该回到美国，所以这时资金就撤出了这些快速发展的市场，回到西方。事实上，在新兴国家甚至是金砖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在解释过我们在做什么之后，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波动，但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2014年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经济最好的一年，所以经济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但是的确有波动。有趣的是，这些波动是在我们减缓国债购买之前发生的，因为我们有说将来也许会“开始缩减”持债。在2013年12月份的时候，当我们宣布要开始减缓购买国债时，市场并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大家都已经预料到了。国内市场走高，新兴国家市场也没有受到影响，2014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十分顺利地完成了购买。所以这表明说，沟通，特别是和市场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我一直都强调要尽可能地透明化，因为沟通越好，政策的效果也会越好。对于政府的货币政策来说，透明化尤为重要。

美联储不可能包揽一切

张军：市场一直在猜测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你觉得这种可能有多大？如果加息，你认为美国的股市会出现拐点吗？
伯南克：其实很难做预测，我希望整个劳动力市场不断恢复，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可以不断发展。我们也看到市场完全是依赖于期望值的，所以我刚刚也讲到沟通非常重要，我常说市场每次只能理解一件事情，超出一件事情的话，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清晰地做出解释，而市场也有责任倾听，这样才能理解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在金融界，很多发生的事情，比如QE的结束，还有整个减持的过程，其实都是有效市场。所以如果市场结果在我们的预测范围内，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但是现在遇到其他问题，比如市场或者说很多公司，他们会做市，有的时候在买方和卖家之间成为做市商。当然由于监管等等原因，波动不会像以前那样，但是在卖这些金融产品的时候，他们在做市的过程中，会随着价格浮动而创造出一些市场波动。所以应该说在整个缓慢退出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波动的风险，但如果经济足够强大，沟通足够好的话，我认为加息是有利的。
张军：拉里·萨默斯最近说，你不能指望美国经济还能增长多好，因为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他认为，美联储长期把利率压那么低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徒劳的。在中国，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我们也把它解释为新常态。不知道萨默斯是否实际上在隐含地批评美联储的政策，至少他认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最终只会造成大量金融泡沫的情况，你觉得我们是否需要担心这一点？
伯南克：回到刚才的话题。首先，中国和美国其实情况很不相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经济增速在放缓。美国的发展很慢，经济增长非常之慢，有些人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不会有太多潜在的增长，因为技术发展不够快。我本人持一些保留意见，同时还有很多的讨论说到短期的现象，叫做二次制造。二次制造的概念是因为资本投资的需求太低，投资机会很少，经济甚至不能够保证足够的就业，所以即使美联储降息到零利率还是不够刺激投资，拉动就业市场。我不是在批评美联储，其实想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每个人想要美联储包揽一切，降低利率到0，这在将来可能会是一种风险，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或者经济泡沫，因此建议不是让美联储不做这些事情，而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应该发挥作用，所以建议我们的财政政策应该要花更多的钱在基础建设、学校教育等等，这样才能在不把利率降到那么低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就业机会。这里的问题就是这个想法到底正确与否，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有道理的地方，但是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很多主要经济体，像欧洲、日本，也是就业不足，美国已向他们逼近，失业率已经超过10%。另外，我不否认他的说法，但他没有注意到国际格局，很明显美国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全球经济增长来帮助美国经济增长，同时我们还要确保对于美国的国际投资机会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个悖论，就是资本的流动，近年来更多的资本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流入到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但其实应该反过来。比方说，中国的改革让资本从流出变为流入，所以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入到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经济体，这也应该是正确的做法。美国在国外有更多投资机会的话，比较而言国内机会不足就不是太大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底线，一是我们要有更多财政支出来支持我们的货币政策。另外一点是，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去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以保证足够多的投资机会，使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流出能够注入到新兴经济体，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出路。

靠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应该覆盖更多人群

张军：那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您觉得长期增长趋势是什么，生产率每年还能增长大概百分之几呢？
伯南克：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告诉你以前有什么做错了，但没办法对未来做出预测。有些我们知道的问题，比如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会降低。还有一个问题是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还有教育水平，我们的教育水平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多年，所以劳动力的增长并不是非常快，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增长也不快，所以说我们将来的经济增长会减缓。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它究竟会使工人的产出变得更高或者减少？这是个难题。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国的生产率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在金融危机之后很难建立新的公司，或者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研发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希望随着信贷流动的进一步正常化，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投入、研发基金，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初创企业出现，而我们的生产力也逐渐回升。往前看的话，我们必须看到回归常态之后新的技术是什么。对于技术的发展，我们过去并不能准确做出预测，过去有人说我们已经发明了所有能发明的东西，未来也没办法再发明什么了。我自己本人非常乐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些技术发展在经济上来我们变得日益重要，我感觉未来更加如此。我的一些个人观察是，首先，我们很难对科技公司的产出做一个估值，比如Facebook毫无疑问很有价值，人们使用它并从中获利，它的服务却是免费的，所以它对我们GDP的贡献到底是多少，很难做出计算。另外，更棘手的问题是，这些新的技术出现以后，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不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经济的增长在人群中如何分配，也难以评估。比如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在这个技术世界里，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教育和技能支持，就得不到好的工作，因为即使是最基本的工作，也需要会使用电脑或者其它的设备。如果你没有这些相应的培训，就很难胜任。如果我们不断发明类似机器人这样的新技术，我们的经济会变得更强，但这也意味着缺乏技术的人，不再有就业机会，所以不公平性将会更凸显。
张军：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不能够从技术创新和进步中收益更多。
伯南克：对，有很多因素导致不公平的存在，全球化、经济开放，还有技术转化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种福利，这就增加了全球的不公平性出现。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技能培训，帮助解决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从一定程度来讲，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和政治。两百年之前，当新技术比如纺织机出现的时候，原有产业的工作力已经被颠覆，有人因此失业。所以我们希望靠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而不是少数人。过去几年到现在，因为危机和赤字等原因，许多国家的公债更高了。现在，即使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在实施低利率政策，所以投资人一点也不恐慌。另外是在美国，还有一些其它国家，长期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老龄人口有关。在美国，人们说联邦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拥有军队的保险公司，就是这些保险公司让一些人为别人一半的医疗支出买单。再看一下医疗保健在美国的支出成本，非常之高，最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质量上乘但价格昂贵。随着我们不断开发新药和新的诊断技术，以及整个行业的产出增加，相应的成本也在增长。但在过去的多年间，美国医疗保健的成本增长不快，而且很慢。我们不是太理解原因，但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和保持下去，会是个很好的迹象，因为政府就不需要为老龄化群体花费更多的钱，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长期赤字问题。

中国走的道路非常正确

张军：现在让我转入关于增长预测方面的话题。人们对经济的未来增长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只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比如医疗失控，老龄化、教育入学率停滞，公共债务过大等，所以不看好美国的经济。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另一面，美国的技术创新，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认为美国经济能行。我们再看一下全球经济，尤其看一下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情况。人们也经常会表达悲观的情绪，有关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些时候他们觉得经济会崩溃，你觉得会发生吗？如果出现中国经济硬着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是如何？
伯南克：我不会做预测，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我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降缓，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不可能永远每年都是10%的增长，随着经济体变得更庞大更复杂，你很难持续两位数的增长。我们也会预见这样的情况，就是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也看到前沿技术会不断发展，然后整体实力会更加强劲。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模式发生了非常实质性的转变，之前很多年中国主要依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还有重工业和国有企业，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必须要造的桥梁，是以前的增长模式，政府在其中扮演更多角色。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走的道路非常正确，从重工业和出口进行转向，因为这样的发展无法持续。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更多关注包括消费品、服务、高科技在内的产品，要管理好这些，其实和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因为现在更多要依靠市场和企业家的能力。这样的转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现在在这方面的转变做得非常出色。当然无可避免地，这也意味着经济增幅要下降，而且更难预测。在未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从低端开始让经济有机地增长起来，是很重要的。当然，中国现在要面临的挑战非常多，在金融改革和经济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也要处理资产负债表、影子银行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要一一解决，还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这些也是有待政府解决的。未来肯定会越来越难，就像奥运会跑步运动员，一开始接受训练会进步很快，但是训练过后成为运动员了，就很难再加快了，这就是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还是很少，大概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所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同时它也面临许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但在这个不断富裕的过程中，已经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资本了。很穷的时候，只要确保温饱，很多其他问题都可以忽略。但当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会说我有一些财富，我想让环境变得更好。现在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过渡。在这个领域中，中美也是相互依赖的，还有在技术层面也是。说到环境，其实是个全球化的议题，所以要我们共同尊重环境，在环境和技术方面，中美之间也可以有很好的合作。
张军：在去年的时候IMF也是预测中国经济体的GDP，根据购买力来说，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可比GDP，你是怎么来看待的？
伯南克：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重要和最具活力的两个经济体。首先，有很多方法可以衡量规模，比如经济体的购买力，这是一个指标。在美国付出的价格和中国不一样，所以购买力可比价是一个指标。他们也可以根据汇率的角度，从人均GDP进行对比。所以这并不是一场竞赛。在我们产业来说，可能美国的潜力是最大的。美国和日本、欧洲不一样，美国的人口还在增加，我们拥有技术和顶尖的大学，所以说美国的整体活力很大。而新兴国家中，中国是最大最具有活力的。IMF的对比只是表明中美两个国家相互依赖度会更大，需要更多的合作，我觉得这两个经济体未来发展的方向会极大地影响到全球的经济。这个对比其实也告诉我们，两个国家应该更多携手合作，因为他们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了。

新兴经济体应该有自己的担当

张军：说到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和印度，像你刚才说到的，他们也是遇到了资金又回流到美国的问题，因为美国的经济在恢复，这也是毫无避免的，您觉得我们是否要考虑一下对于新兴经济体，那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考虑，比如说新兴经济体如果要改变利率的话，其实也都会对这些新经济体产生影响？
伯南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更多的资金流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这些新兴经济体，因为回报会更大。其实在200年前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些短期的热钱流动非常快，回报却很小，这其实会有破坏性。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减持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美联储来说，一旦利率收紧，美国的经济就会变好，而美国经济变好，对于其它国家经济也是有帮助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地，美联储也要尽其所能，来明确地沟通它的计划。如果美联储能更好地沟通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市场的反应也会更好。另外，对于新兴国家来说，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担当，比如说宏观经济方面，还有稳健的金融制度，这都是新兴国家应该承担的。比如墨西哥就在美国的旁边，虽然经济比较弱，但是在贸易、货币、财政政策中，是管理得比较好的。我认为，对于快速发展的市场来说，真正的本质是，全球的利率和货币政策会有起伏波动，所以要制定长期计划，吸引长期资本进入本地市场。然后，我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有好的政策和稳定的经济，这样万一真的有不稳定因素，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张军：您是否相信新兴国家过早开放他们的资本型项目会有巨大的风险？
伯南克：确实是，如果不开放资本型项目，市场的资金就不能很好地流动起来，经济也不会有增长，所以开放资本型项目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点。但同时也要认真考虑，确保金融体系非常健全，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金，而且有能力应对资金外流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双刃剑，你需要资金的流入，也要进行妥善的资金管理，否则会遇到负债。如果贷款的话，我们都知道，借了钱应该明智用钱，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用得好，所以管理很重要。
张军：对于中国来说我们20年前就考虑资本项目开放，但我们一直希望外资进入中国，帮助我们的制造业，但是我们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我们要做上海自贸区，自贸区是试点，鼓励我们的外商投资者投资于金融市场。
伯南克：这个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翼翼，长期和短期资本在健康的经济发展中都有自己的角色，但如果经济如果不够强劲，那些短期的波动就可能会带来破坏，所以要非常小心。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1988），物理学家。本文是费曼在美国科学院的演讲，李沉简译。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理查德·费曼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一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堂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二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这种享受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三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极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四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