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观点

作为一种分配资源的重要制度，配额制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引起过多次政策争论。然而，不像选举制度和市场制度，很少有学者对配额制的功能和代价进行理论性的考察。本文不揣浅陋，借助科举和其他制度实例，试图说明配额制产生的原因、运行的机制和导致的后果。

本文第一部分界定配额制的概念，强调它与类似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并为几种具体类别命名；第二部分简略介绍和评价配额制在科举史上的制度变迁；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科举制中配额制的功能，并从政治角度解释配额制的动因；第四部分讨论配额制导致的代价，包括伦理问题和效率损失；第五部分简要总结，并指出政策启示。

▍配额制与类似制度

指出一种事物的外延，通常易于界定它的内涵。在给出配额制的定义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种具体的配额制。为了发展国产电影业，韩国政府于1966年修正了《电影法》，次年开始实施“电影配额制”(screen quotas)。配额制要求每年进口的外国影片不得超过国产影片上映数量的1/3。1973年，《电影法》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定，要求每家影院每年国产影片的“义务上映天数”不得低于1/3(121天)。这一规定在1981年升至165天，1985年下降到146天，2006年又降至73天(李宗禧，2010：35)。

从韩国电影配额制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制度的四个要素。一是划分的依据。韩国政府认为电影属于文化领域的特殊行业，国产影片应当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四成以上，以抵制外国影片的主导势力。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不可能达到这一份额时，政府就以配额强制院线保证国产片市场。二是划分的资源。韩国的电影法开始仅要求划分片数，后改为划分天数，因为后者可以更有效地切割电影市场。三是划分的比例。韩国电影法规定的义务上映天数比例最高接近1/2(165天)，最低降至1/5(73天)，说明政府干预力度的变化范围。四是划分的群体。一部影片有多种属性，电影配额制最看重影片的产地，依此将所有电影分为两类。这也涉及如何界定国产片的问题，比如合拍片是否属于国产片。

根据以上四个要素，我们可以简要定义电影配额制：一种为保护国内电影业，规定影院将放映天数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的制度。类似地，可以将中国教育部正在实施的“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定义为一种为减少阶层不平等，要求重点大学每年在相关地区的招生数量达到一定比例的制度。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配额制可以定义为出于某种政策目的，施政主体将公共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不同属性的社会群体的制度。这里的“公共资源”具有抽象意义，可以是物品和服务，也可以是权利和机会。

在采取配额制的前后，存在两种分配结果，本文将前者称为“自发状态”，后者称为“干预状态”。干预状态越是偏离自发状态，配额制的政策力度也就越大。实施配额制后，有些群体得到了更多资源，如韩国的国产影业和中国贫困地区考生，笔者将其称为“增方”；另一些则得到了更少资源，如外国影片公司和非贫困地区考生，可称为“减方”。增方多占有资源总是以减方少占有资源为代价，可增方未必真正从中受益(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因此不宜被称为“受益方”。

有些配额制会使用搭配法，即要求两个或多个群体的成员按某种条件配对分享资源。例如，清政府推行“满汉复职制”，重要岗位一职两官，满汉并设，以保证两大民族对等分配行政权力(东亚研究所，1964：181)。大部分配额制并不会采取如此严格的措施，只要求按照某种比例分配资源，为此可以设立多条分配渠道，或者在同一渠道中采取多重选取标准。本文将前者称为“分渠法”，后者称为“差格法”。

如果施政主体对分配比例不做硬性规定，只是优先将资源分配给某些群体的成员，配额制就变成了偏好制。例如，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普遍实施“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优先录取黑人和拉美裔背景的申请者。中国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制度也属此类。尽管偏好制没有规定分配比例，在偏好倾向强烈的情况下——如黑人学生在成绩明显低于白人学生时仍被录取——增方的比例就高出自发状态很多，产生类似配额制的政策效果(Cohen & Sterba，2003：51)。考虑到两者作用机制相似，本文之后的分析也会涉及与偏好制有关的案例。

配额制与两种类似制度具有区别和联系。某些政策并未规定划分资源的比例，只是限制总量规模。例如，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求将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配额制并非不关注总量，可它的核心问题在于构成比例。限额制没有类似规定，某些情况下却可能起到类似效果。例如，美国的移民法规定，除了一些签证类别，每年移民人数不得超过67.5万(Wasem，2010：2)，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配给制是另一种与配额制类似的制度。它按个体而非群体分配社会资源(尽管群体之间也有差别)，可以看作配额制个体化后的极端形式。配给制包括战争期间某些国家实行的军事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下的票证供应制度和民主国家的普选制。它们都不同于自由市场体制——票证供应的商品和政府分发的选票都不允许随意买卖。配额制与配给制的区别在于，它关注资源在群体间分配的比例，而不考虑每一群体内部如何分配资源。

配额制存在于很多政策领域，很多国家都采用了配额制。英国、韩国、巴西、意大利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实施了电影配额制，而这些国家的风俗文化、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见，配额制是一种常用的制度性工具，各国执政者都可以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由于科举制历史漫长，曾采取过数种配额制，本文重点分析配额制如何改变了科举制的考试结果，以说明这一制度的功能和缘由。

▍科举中的配额制

科举制作为“抡才大典”，自唐代至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13个世纪。科举制何时采用了本文定义的配额制，却是个不甚明了的问题。Kracke(1976：310)将科举制的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二七九年宋朝的灭亡，在一个意义上显示中国考试制度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那种全国境内较没有限制的自由竞争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区域配额制度。现在的考试者除了在高名次以外，实际只算与他同一区域的对手竞争。各区域名额的分配现在成为政治上的决定。”萧启庆(2008：iii)也认为：“科举中的地域配额制度原是为维持考试之公平竞争而又兼顾偏远落后地区考生而设计，真正开始实行的是元朝。”本文不能同意这一结论。

作为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中国在汉代的察举制中已经采用了配额制。察举制的选官方法一般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皇帝诏告天下。其次，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根据科目察举人才。再次，受到推荐的人选集中到京城，由皇帝亲自策问。最后，中央政府根据候选人员回答的水平，依次授予他们官职(陈茂同，1997：56)。在第二个环节，起初只规定地方官员具有推荐人才的资格，后来进一步明确了各地的荐才指标。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向皇帝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班固，1962：2513)汉成帝曾要求“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班固，1962：326)。可见汉初的选官配额制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大郡小郡都有相同的额度，类似美国联邦制下的参议员选举制，笔者称其为“等额法”。

然而，由于各郡人口不一，事实上减少了大郡居民的任职机会。东汉的和帝意识到这一问题，遂采纳了大臣根据户籍人口确定配额的建议：“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许嘉璐，2004：880)这种按人口规模进行分配的方法可称为“基数法”。魏晋时代继承了这种察举制，如魏文帝曾下诏：“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张旭华，2004：146)后一句强调特殊人才不受配额限制。

宋代的司马光主张“逐路取人”，便以比例配额制为依据：“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胡娟等，2012：179)余英时(2006：181)更是予以高度评价：“这一条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汉和帝后来增加了北方边疆地区的察举配额：“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许嘉璐，2004：80～81)。增加的理由有二。一是边疆官员的升迁机会较少，二是他们熟悉北方游牧民族，需要选拔充当外交人才。前一条强调照顾，后一条重视技能。

察举制及其后的九品中正制，就其本质而言与区域配额制相适宜，因为候选人的资格建立在地方声望或地方官员的品评之上。察举制虽具有考察和口试环节，就其理性化和普遍性而言，自然不如统一命题和考试的科举制。要实现选拔人才的功能，科举制无须附加配额制。因为选才的依据在于考试成绩，统一的考试标准也体现了公正性。然而，由于中国各地文教水平差异很大，通过科举录用的人才必然集中在某些发达地区。唐代推行的科举制范围有限，尚不至于构成一个问题，到宋代就演变为重大政策议题。

宋代推行全面的科考制度后，南方士人逐渐崛起，北宋时期已经在官僚体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引发了有关政策目标的争论——科举的公平应施于地区还是个人(贾志扬，1995：180～181)？宋代，中央一级的省试中从未施行过地区配额制，可从1009年开始，在地方层面的发解试中规定“限岁贡之常数”(裴淑姬，2000：122)。宋代士人通过发解试后，将解送礼部参加省试，各地解送的额度被称为“解额”。这种解额制一直延续到清代，不妨称之为“资格配额制”。

根据《宋会要·选举》的记载，解额的分配依据有三：“本州元额之广狭，逐处文物之盛衰，科举登第之多寡。”(裴淑姬，2000：122)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北方诸省受到了明显的照顾。欧阳修在奏文中即称东南各州的州试考生获得解额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而西北诸州的选取比例高达十分之一(胡娟等，2012：182)。此外，国都开封府地区的解额比例也很高，甚至占到全部解额的一半(裴淑姬，2000：123)。资格配额制虽然不干预进士一级的最终考试结果，但解额的分配会帮助朝廷拉拢地方精英，并间接影响社会流动的速率和范围。

为确立异族统治的主导地位，元朝开国后对科举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不仅按照族群分配会试名额，而且采取了两种内容不同的考试。一种适用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另一种适用于汉人和南人，前者较易，后者较难(箭内亘，1932：71)。各级考试录取的名额四等分，考虑到汉人和南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大大提高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登科的概率，甚于宋朝对首都地区的政策倾斜。虽然这一族群配额制并未严格执行，南人的录取人数有时多于其他族群，但每科平均录取的南人进士也不超过20人(萧启庆，2008：155)。此外，元代还在族群配额制之内，进一步规定了分省额度，江浙省份受到严重排挤(萧启庆，2008：180～181)。元代科举制采取了分渠法和等额法，以及族群加地域的“结果配额制”，这是历朝中干预强度最大的。

由于北宋时期南方士人已经通过科举形成统治力量，南宋的政权转移到临安后，并未引起权力转换的动荡。宋金的南北分治使两国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科举，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地区平衡的问题。及至元灭，明朝政府面对统一的帝国，又面临了新的政策选择。明代中央一级的会试起初没有设置地区配额，洪武三十年录取的考生全为南方人，引发北方士人抗议，这便是科举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刘海峰、李兵，2004：295～297)。这一事件说明区域平衡与唯才是举的矛盾重新爆发，然而明朝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配额制。直到几十年后，明仁宗才决定分区取士，规定南人占六成，北人占四成，之后又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域(陈茂同，1997：294)。

清朝在建政之初沿袭了明朝会试的大区配额制，后细化为分省配额制。康熙皇帝在诏书中解释了这一决策的理由：“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甚属不均……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数取。”(夏卫东：2006：37)何炳棣在其著述中指出，18世纪初，清政府以三次考试的考生人数为基数，按省区分配进士名额，使江苏和安徽两省受到很大打击，而受到保护的北方省份则从中受益。在清初的近60年间，甘肃从未考取过一名进士，分省配额制实施后却产生了255名进士(Ho，1976：233-236)。后有官员反对这种做法，乾隆皇帝对此批复道：“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凭才取士)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省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刘海峰、李兵，2004：372)

▍政治解释与制度功能

上文简略回顾了科举制中配额制的历史沿革。根据这些案例，本部分从政治角度提出一种功能性的解释。科举史上的配额制功能具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它可被用于扩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势力，如宋代解额制对首都地区的优待和元朝统治者对蒙古人的恩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于提高落后群体的社会地位，如清代增加了边远省份的进士名额。在今天的高考制度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政治功能的对应物，前者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录取优惠政策，后者如针对少数民族和贫困省份的照顾政策。就科举制而言，为权势阶层扩大配额的做法是容易理解的——统治集团总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于照顾落后省份的政策缘由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科举研究专家郑若玲(2009：6)认为：“科举录取的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博弈长达六百余年，最终，出于达成地域平衡、照顾弱势群体的政治考虑，统治者选择了后者。”我们先来看配额制是否照顾“弱势群体”。司马光曾主张照顾边远地区的考生，理由并非他们生活在贫穷落后地区，而是路途遥远，赴京城就考不易(胡娟等，2012：177)。元代设定进士配额也会“度郡县之远近”(萧启庆，2008：180)。尽管如此，两宋均未采取进士一级的结果配额制。元代的族群配额制不能说是“照顾弱势群体”，乡试一级的大区配额制则不会优待区内落后地区(萧启庆，2008：181)，明代会试的大区配额制同样如此。唯有清代制定了划分细致的区域配额制，依康熙(甚属不均)和乾隆(就地取才)的说法，他们更在意均衡各省，而非保护弱者。

身份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并非如此，我们不应将当今社会的流行观念套用在古人身上。事实上，科举制一直排斥出身贱籍的人口，不允许他们参与科考，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也被排除在外。如果说科举制关怀弱势群体，为何没有保护少数民族或中下阶层？清初的确曾试行过官民分卷制度，康熙上谕称：“迩来数次考试，取中者大臣官员子弟居多，贫寒之士取中者甚少。嗣后科举，将现在大臣官员子弟另编字号，另入考试，以人数多寡各分定额数取中。”这的确是一次保护弱势群体的尝试，可结果却发现官生录取人数较多，违背了政策初衷(刘海峰、李兵，2004：372～373)。

再来看“地区平衡”的解释。主流的看法认为科举的区域配额制有利于加强各个地区对王朝的效忠。在余英时(2006：181～183)看来，汉代的孝廉举荐制具有统合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仍然不得不继续采用此规定的基本原则”，“无论东汉‘孝廉’还是宋、明、清‘进士’，都是在各地区均衡分配的大原则下产生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至少宋朝进士不是在这一原则下产生的。

实行大区配额制之初，明仁宗与大臣杨士奇有段对话。杨士奇主张“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驳道：“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杨士奇答：“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刘海峰、李兵，2004：297)这个答案很奇怪，因为中国的人才在宋以前多出自北方，宋代开始逐渐南移。民国学者丁文江根据《二十四史》统计，出身河南的历史人物在东汉高达37%，到了明代仅占7%(丁文江，2000：104～105)。不过仁宗立即接受了这个答案，同意南北分卷而试，多半另有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具有代议制的功能。19世纪末的美国观察家丁韪良即认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权”，民国政治学者何永佶也将它看作“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配额制显然强化了这种功能。然而，历史学家吴晗早就批驳了这种观点：进士们满足于做官，既不“代”，也不“议”(刘海峰，2005：161～162)。科举制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中央政府提供官员人选。考选的官员被分配到中国各地任职，他们效忠于皇帝，而不是家乡百姓。余英时(2006：183)也承认：“这(区域配额制)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间接功能不能等同于它被选择的原因，否则我们就陷入了目的论的窠臼。

另一种观点认为照顾边疆地区的配额制有利于加强帝国的统治，将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保留给地方士人。不过，皇权时代的政治威胁来自边疆地区的分裂，也来自内地省份的叛乱。欧阳修在反对“逐路取士”时就雄辩地指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胡娟等，2012：183)从黄巢到洪秀全，历代都有因科举落第而揭竿而起的人物，他们不见得都出自边远省份，因此我们不宜将巩固边地视为实施配额制的唯一原因。

康熙皇帝认为凭卷取士的结果“一省偏多，一省偏少”，可见在统治者的眼中，“偏多”和“偏少”都是问题。后人多注意到科举配额保护“偏少”地区的功能，而忽视了其削减“偏多”地区的实效，其实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来自某一集团的官僚人数过多，就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君主统治。Kracke(1976：298)指出，早在科举出现的唐代，“武则天利用考试的手段来促进其篡夺计划，不只是将政府职位向广大群众开放，同时由于引入东南方的新人与首都地区的人士抗争，她也在不断地加强君主势力”。

当东南省份的士人通过科举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来源后，统治者便需要利用配额制来节制其政治势力坐大。贾志扬(1995：230)在分析宋代士人的地理分布后总结说，“在宋朝对各个地区约束极少的条件下”，某些地区在科举中占据了巨大优势，“富有者的学术战略，教育，以及特殊考试都起了作用，难怪以后各朝在北方的统治势力都力图抑制曾经为完善其统治出力的东南人”。元朝和清朝的配额制较宋明两朝干预更为有力，恐怕也出于异族统治者对东南士人的猜疑之心。配额制的这一政治功能不宜明确写入官方文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隐功能”，对应照顾落后地区的“显功能”。至于何者为主功能，何者为副功能，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由科举制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配额制的实施原因大都是政治性的，其功能在于干预自发状态，按照统治者认为更合意的方式分配资源。在现代政治中，意识形态更多地促使政府采用配额制，并为其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以高等教育的招生政策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一些名校曾采用配额制限制犹太学生的录取人数和比例，以保证传统生源的既得利益(卡拉贝尔，2014)，这种做法在当时已经难以明目张胆地实施了。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兴起，多个国家的平权运动推动政府采取了基于“教育公平”的配额制。这些制度将某一个或几个“弱势群体”设为增方，提高了他们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例如，印度为低阶层的种姓和部族推出了优惠性的录取措施；巴西以社会融合的名义为少数族群设置了专门的大学配额；尼日利亚要求高教部门反映出“联邦特色”，即按照人口中的族群比例分配教育资源(Gerapetritis，2016：第四章)。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虽然没有使用配额制，可这种强调“种族偏好”(racial preference)的录取制度取得了类似的政策效果(Sander & Taylor，2012)。

最近几十年，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采取了促进女性参政的配额制(Krook & Zetterberg，2014：3)。它们主要包括三类制度——保留席位，候选人配额和政党配额，有些同时使用了资格和结果配额制。女性参选的配额制在短时期内遍及全球，Krook(2010：9-11)将其原因归结为四点：女性自身的推动力量、政治精英的竞争策略、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的国际传播。本文后面并不想讨论导致配额制的意识形态自身是否合理——那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而是指出这类制度付出的巨大代价。

▍配额制的代价

某项政策的鼓吹者一般喜欢宣传其社会效益，而不重视成本和代价。配额制的支持者便习惯于强调增方的利益——“提高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性”，或者对整个社会的好处——“保证大学教育环境的多元性”，而忽视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配额制必然使减方的利益受损。增加北方士人的科举名额，就意味着减少南方举子的入仕机会；录取政策向少数族群倾斜，就意味着对主流族群的歧视。任何制度都要付出代价，配额制的难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将代价正当化。

尽管很多配额制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其特殊主义的政策干预首先破坏了普遍主义的选择标准。科举制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采取诸种措施，保证开放而一致的晋升机制。欧阳修这样论述宋代科举的普遍主义特征：“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胡娟等，2012：182)“逐路取士”则强调区域背景的身份特殊性，必然有悖于“凭才取士”的统一标准。高考分省招生和针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相冲突。规定院线播放一定天数的国产电影，违反了自由买卖的贸易准则。选举官员时考虑性别和族群等身份因素，也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面对普遍主义的诘难，配额制的支持者主要采用了两种辩护手段。第一种辩护手段是指出增方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如边疆士人的地方性知识，女性议员推动平等议题的特别作用，少数族群学生对社会融合的特殊价值等。受配额制保护的增方是否为社会做出了特殊贡献，这种贡献是否值得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然而就笔者所见，有关的研究或付诸阙如，或存在争议。如Sowell(2004：115)指出，美国自由派普遍认为肯定性行动有利于族群关系和睦，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第二种辩护手段是强调群体平等，凸显按性别、族群、地域等界限划分的“代表性差异”。配额制的支持者常常引用统计数据，说明相对于总人口占比，某些群体在社会精英或领导阶层中的代表性偏低(under-representativeness)。在他们看来，只有当不同群体具有相同概率的向上流动机会，一个社会才达到了正常状态。这里配额制的支持者将政策制定的原则从基于个体的“标准公平”转化为着眼群体的“结果平等”。如果黑人和白人、北京人和新疆人都有进入名校的相同机会，这似乎也在普遍意义上实现了平等。

然而，这种群体平等观依然面对着普遍主义的挑战，因为需要解释为何采取特定的界限划分配额，而非另外一些界限。配额制的制定者可以指出性别、种族、省份和城乡的重要性，可是这些界限的差别并非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既然女性和黑人同属于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在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之间分配资源？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群体平等观将趋于承认所有存在代表性问题的群体界限，因此配额制包含的目标人口将越来越广泛，不得不做出进一步区分，而且受保护的群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在美国实施肯定性行动后，很多“弱势群体”，如因纽特人，都要求政策向其倾斜，导致肯定性行动的覆盖面扩大。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政策的目标群体中，美国黑人仍然占据2/3，可二三十年后就降到了一半，这还不包括女性(Sowell，2004：137)。在中国，高考优惠政策根据族群、地域和语言进行了细致区分：宁夏给予回族考生加20分，其他少数民族则加10分。如果新疆考生的父母均属于维吾尔族，他们可得到50分优惠；如果父母只有一方属于这些民族，则只能得10分。户籍在河北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20分，而在汉族地区的同类考生则只能获得10分。有些省份也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汉族考生加分，另一些省份则为接受不同语言教学的考生制定了不同加分规则(Wang，2009：73-74)。

从政策效果来看，配额制最大的代价在于效率损失。在自发状态，增方的平均资质一般低于减方，否则就不会出现代表性偏低的问题。不论使用标准不同的差格法，还是内容不同的分渠法，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配额制会提高减方的适用标准，同时降低增方的标准，在自发状态下不可能得到资源的一部分增方成员便替代了数量相当的减方成员，由此拉低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资质。欧阳修在批评“逐路取才”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胡娟等，2012：183)由于科考成绩与行政能力并不一定高度相关，进士被任用后还要根据政绩考核，这一代价在科举时代也许并不明显。

在美国，肯定性行动采取的种族偏好制产生了类似效果，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源质量的下降。美国医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1992年发表报告称，某些医学院录取的黑人学生的平均成绩比录取的白人学生低18%，比未录取的白人学生低4%。1991年，哈佛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的SAT平均分比白人学生低160分(Cohen & Sterba，2003：111-112)。尽管配额制拓宽了弱势群体的晋升渠道，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福利代价。20世纪末，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削弱肯定性行动的决定，加州大学从1997年开始也不再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Rubio，2001：175，180)。

由于配额制使用双重标准分配资源，增方的资格标准降低，而减方的则被提升，这就导致双方的平均差距加大。减方很可能不满于此，歧视甚至憎恨增方。在美国，每隔几年就有白人学生控告大学因为肤色原因拒其入学；印度的医学院曾采取照顾低级种姓者的配额制，结果引发暴力冲突事件，导致几十人死亡；在斯里兰卡，受配额制压制的泰米尔人要求独立，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爆发了内战(Sowell，2004：17-19)。以群体平衡和社会和谐为宗旨的配额制却产生了对立与纷争，可以视为由善意引发恶果的又一例证。

人们普遍认为享受到更多资源的增方是配额制的受益者，然而他们也可能因“错配效应”(mismatch effect)成为受害者。20世纪70年代，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效应(Summers，1970)。他的观察基于美国的种族偏好录取制度，不过我们可以将其推广至一般的招生配额制。假设某国政府要求所有公立大学采取照顾特定群体的配额制，这一群体中原本只能考入二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了一流大学，只能考入三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了二流大学。依次类推，受惠于配额制的考生都进入了超过他们实际报考能力的大学。由于学习能力与学校档次不匹配，种族偏好的录取制使这些学生一入学就成为差等生。很多人表现得成绩低下，缺乏自信，甚至毕不了业，这就是使增方受害的错配效应。Sander和Taylor(2012)对这一效应进行了目前为止最详尽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因偏好制进入较好大学的黑人学生在学业和职业发展方面都受到了很大伤害。

此外，配额制还会面临假冒身份的问题，使相关政策施于不应受到照顾的个体。早在宋代，解额较少地区的士人就会转移到较多的地区应试，被时人称为“冒贯寄应”。虽然朝廷下令惩处，这种做法仍然屡禁不止，甚至引发了冒籍者与本地考生之间的暴力冲突(裴淑姬，2000：125)。由于元代南人的进士配额很少，不少士人远赴北方就试，“由江以南就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也有举人冒充蒙古人、色目人参加考试(萧启庆，2008：156～157)。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采取针对少数民族的录取优惠政策后，有几百万人将他们的身份从汉族改为其他民族(Sautman，1999：293)。美国采取肯定性行动后，也有很多白人根据祖先种族将自己的身份改为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数量大增(Sowell，2004：8)。假冒身份在理论上可以禁止，但真正杜绝这种现象却要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结论与启示

配额制是一种历史悠久和应用广泛的制度工具。本文通过分析科举制与其他案例，说明了配额制的原因、机制和后果。笔者将配额制定义为“出于某种政策目的，施政主体将公共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不同属性的社会群体的制度”。执政者之所以通过配额制进行政策干预，原因在于自发状态不能产生他们理想中的分配结果，而其他政策工具又不如配额制这样方便、快捷和有效。根据制度特征和干预力度，本文对配额制进行了几种分类(见表1)，可用于后续研究。

由于科举制在历史上使用过数种配额制，本文重点分析了配额制在中国选官制度上的实例，并对一些主流观点进行了辩驳和批评。配额制的出现早于科举制，汉代的察举制已经先后采用等额法和基数法。在科举存在的13个世纪中，就最重要的进士考试而言，宋代从未实行过配额制，元代虽有区域方面的划分，主要特征则是族群配额。明代按照南北中三大区域分配地区额度，仅清代就有两百年实行了较细致的分省配额制。相对而言，异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推行了干预力度较大的配额制，宋明两代的政策则偏于凭才取士。我们不应认为科举制的发展体现为一种历史趋势，必然走向清代严格的分省配额制。

科举制中的区域配额制具有间接的代议功能，但这并非统治者采取这种制度的主要原因。作为一种评价体系，科举制脱离了地方政治影响，选取的官员基本忠于皇权。由于人才分布在地理上很不平衡，科举人才的来源集中于东南省份。为了拉拢落后边远地区的士人，也为了防止东南地区的政治势力坐大，明清两朝采取了“地区平衡”的区域配额制。配额制的实施原因大都是政治性的，现代国家更多由于意识形态而采取这种制度。

本文还指出了配额制的几种代价。特殊主义的配额制破坏了普遍主义的选择标准。配额制的支持者将政策制定的原则从基于个体的“标准公平”转化为着眼群体的“结果平等”，但仍然难以解释为何特定群体才享有配额。为此，配额制包含的目标人口越来越广泛，还必须进行程度上的区分。由于一部分增方成员替代了数量相当的减方成员，配额制降低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资质，使全社会为此付出了代价。此外，配额制还会产生增减双方的对立与纷争，并因“错配效应”伤害到被保护的群体。

中国目前在入学、就业、提干和参政等方面存在多种配额制。例如，大学招生制度就采取了分省配额制，针对少数民族的偏好制，以及近几年照顾贫困农村地区的专项计划。这些政策与古代科举的配额制有作用类似之处，也有价值相异之处。对配额制功能和代价的深入研究，将帮助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实例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改进和完善当前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笔者期待本文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引发更多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思考和批判。

本文原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先澄清一下，“正名”不等于肯定，但确实有部分（未必全盘）肯定的意思。经过数十年前后左右上下正反的无死角洗脑，这个国家许多事情都需要“正名”。原来以为经历了四十年半开放，一部分人民智已开，但是从近年对国内外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这部分人也只是半开。虽然中国和大部分世界一样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和知识流通都相当发达，但网络也有网络的劣势。各种网络“快餐”、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几分钟带你读完一本经典……确实产生了信息和知识爆炸，但也在洗脑留下的极简思维模式基底上生成了许多偏见甚至基本错误。我们不仅对西方宪政民主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准，而且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没有超越“文革”式“贴标签”的境界，全盘否定传统思想的大有人在。

     因此，儒、道、墨、法都需要“正名”。之所以首先为法家正名，一是我自己就在法学院；除了少数没有法律素养的“法学教授”之外，基本上都是“法家”——当然，不需要是秦国的法家。看到某些法学同行都在诅咒法家，不啻在“吃法家的饭，砸法家的锅”，真有点“情何以堪”之感。二是我也想借此消除近四十年对“法治”的误解，给这个被炒得过火的貌似“天然正确”的概念降降温。

     第三当然是为法家去污名化。当然，我自己并不喜欢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我的《为了人的尊严》谈了儒家、墨家和道家，唯独没有谈法家。2002年在英国做讲座的时候，牛津大学中国专家邦宁(Nick Bunin)教授建议我也写点法家的尊严思想。我说法家提倡工具理性，没什么可写的。今天我仍然是这个看法，但是看到社会对法家的态度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法家和秦始皇是受追捧的；历史上，法家和“秦制”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确实应该批判。也正因为此，法家又成为“秦制”、极权、专政的代名词。这就太简单了，拉低了整个华语知识圈的智商。许多人听一两个讲座，也不看商鞅、韩非究竟写了什么，就贴个标签：法家是坏人！这种极简思维方式就和“川普是好人”一样，都是“文革”残留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把法家拿出来作为中国历史的替罪羊，就和说“‘文革’是‘四人帮’搞的”一样，显然把元凶漏掉了。今天声讨法家的种种“罪恶”，又成了一个伪命题。本文就算是我在“‘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一个伪问题”之后，接着“问题打假”吧。“正名”也可算作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回归某种思潮的本来面目，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回避问题，而是要把问题的源头找出来。

一、战国法家怎么说

先看看下面几段话，有没有毛病：
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号召“人人学雷锋”就是意淫；
统治者立法要依循人性民情，赏罚分明、扬善抑恶；
治理国家要依法，而不是靠道德、礼仪或统治者的英明决断；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律应当公开透明，让老百姓知道，以防他们被官吏愚弄盘剥；
治国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

     没毛病吧？这些话可都是商鞅、韩非这些战国法家的意思，只不过他们表达得更精辟——当然，也更极端。

自私人性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那么这种“早熟”首先反映在古代法家的治国哲学上。和儒、墨乃至道家理论相比，法家学说不仅在形式上简洁优美，而且在内容上也可以说是极为现代的。它和我们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理性选择理论——分享共同的人类行为假定，并已具备今天依然流行的行为主义理论之雏形。事实上，作为荀子的学生，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制度设计者。儒家相信人类道德向上的能力，法家则主张凡人都受一己私利的驱使，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趋炎附势。如果大众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引起争斗与混乱。不过，人的欲望不只是动乱的根源，同时也为实现统治和秩序提供了必备手段。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1]

     如果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期望，并合理利用其所垄断的满足需要的手段，那么他就可以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实现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方式是设计一种奖惩机制，进而调整和控制大众的行为动机。如果在计算利弊得失之后，人人都理性选择守法，自觉规避统治者通过法律明确禁止的“有害”或“异端”行为，那么社会秩序就自然实现了。只要违法必究且惩罚犯罪足够严厉，那么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选择违背统治者的律法或命令，甚至根本不需要动用任何刑罚就可以实现秩序与和谐，从而达到“重刑去刑”的理想效果。

     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当代西方法治的基本思维。1897年，最著名的美国联邦大法官霍姆斯发表了一篇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名作“法律的道路”。[2] 这篇名作开篇就语出惊人：法律是为“坏人”设计的。事实上，“坏人”才需要法律约束。如果你是“好人”，你不会成天想着在违法边缘徘徊吧？因此，好人是不需要法律的，因为好人的境界远在法律底线之上。好人就是儒家的“君子”，君子是要做官的，所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子”和刑罚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要受到刑法制裁，那么他已经不是君子，而是堕落为“庶民”——“小人”了，而和后者谈论仁义礼智是“对牛弹琴”。问题是，凡人都不是上帝；每个人或许都有君子的一面，但也都有小人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再说即便你说自己是“活雷锋”，我也没法知道你究竟是真雷锋，还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伪装成乐于助人的“雷锋”。因此，法律只能把我们都当作是潜在的“坏人”，对所有人平等适用。

     “法律的道路”把法律比喻为一份“菜单”，上面每个“菜”都有价格——杀人死罪，盗窃20年……换言之，你其实是有犯罪“自由”的，只不过和去饭店点菜一样，每个罪名都有代价；对社会伤害越大，代价肯定越高，就和“好菜”更贵一样。从霍姆斯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国家也就只能做到这个份上——它没法禁绝犯罪，因为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在每个人脚下画个圈圈，把每个人禁闭在法律的框框里，因而只能用刑罚告诫每个潜在的罪犯——我们都是：行为要谨慎，违法有风险！刑法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害怕法律的惩罚；明知要受到法律惩罚还知法犯法，那是白痴。我们都不是白痴，所以法律对我们有用。当然，中国某些朝代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人民都和白痴一样“飞蛾扑火”，那么法律也就没什么用了。譬如最近那个“灭门案”的欧金中，明知杀人死罪还照杀不误。社会发展到这么不理性的地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依法治国

     既然法律和惩罚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必要与充分手段，儒家仁义学说就显得多余、无用甚至成了大国治理的障碍。法家只问儒家一句话：治国到底为了谁——为了少数“君子”还是多数“小人”？儒家就得停下来想半天再说，因为儒家同意法家的事实前提，那就是任何社会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多、克己奉公的“君子”少——至少那个年代是这样，今天其实也差不多。既如此，法家接着来：统治难道不应该考虑如何统治为数众多的“小人”，而不是寥寥无几、真伪难辨的“君子”吗？“小人”短视自私，只在乎利益，不在乎道德；你和他讲道德，那是“鸡同鸭讲”，只能被他耻笑。既然大众都是趋利避害的“小人”，治理大众的办法只有用“刑德”——刑是罚，让他们不敢为非；德是赏，劝他们行善。

     在法家看来，等到每个人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再来谈治国，显然是荒诞可笑的；儒家通过“礼”的规范体系改善每个人的德性，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奢望。毕竟，修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而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成功，对于控制多数人的欲望来说似乎徒劳无益。秦晖老师前阵子也指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儒表法里”现象，但这并不只是一个“表面”和“里子”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套人性分层的二元世界观。在贵族精英（哪怕只是道德贵族）圈子，儒家至少自认为是有德性的；出了这个圈子，对众庶就无所谓伦理和礼仪了。因此，儒法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现实主义。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区分“官”和“吏”：县官属于儒生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司法权；吏则是被雇来执行决定的差使，像捕头武松那样，这些人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可以很如狼似虎的。反正，“小人”虽然得被好好养着，但他们的本性和趋利避害的动物差不多，治国实践也就顾不得这么多礼数了。儒家并不否定刑法的必要性，只是不认为它是治国根本而已。

      儒法的分歧是在于儒家认为自己还有存在的社会必要，法家则坚持“道德无用论”。既然道德对小人完全无用，养着这帮“君子”只是“吃闲饭”，时不时还来“砸锅”、“妄议”，有害无益。韩非指出，国家的惟一要务就是统治大众：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道，而行必然之道。[3]

     两千多年之前的战国法家就有这等见识，令人拍案！法家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显然不是一个“坏人”的标签就能抹杀的。

法律公开透明、简明易懂

    当然，以上假定了老百姓至少知道法律禁止什么以及违禁的后果。如果老百姓连法律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有些官员把“红头文件”、“内部规定”当作“国家机密”，不让老百姓知道，那么法律对百姓就起不到惩戒作用了；等到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法，再拿法律来惩治百姓，那就十分不地道了，等于给老百姓设陷阱，用孔子的话说是“罔民”。因此，法家十分重视法令公开。

    天子置三法官……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用一铢。[4]

     另外，法律还必须简明易懂，不能过于复杂深奥；否则，即便公布了法律，没有经过法律训练的老百姓也看不懂，法律还是起不到抑恶扬善的作用。只有当所有老百姓不论智愚、贤不肖都懂法，才会主动规避法律禁止的有害行为，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5]

     老百姓都知道“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实现大治。说得多好！这就是霍姆斯“菜单”隐喻的境界，近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思想正是让法律能调整理性人的行为选择，惩罚恶行、奖励善行，实现社会良性自治。事实上，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禁止恶行，而非奖励善行；当代文明国家都接受“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不禁止的事情国民自己去做即可。韩非从他的角度，也论证了刑胜赏简的必要性：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6]

     法律不仅对老百姓必须简单明了，而且也必须有利于统治者施行。和儒家的“君子—小人”人性二元论不同，法家和当代西方法治国家一样设定了人性一元论——所有人都是“小人”，君主也好不到哪里去。儒家还念念不忘尧舜禹这类“明君”，“君子”似乎不是人——不是“小人”，改变了人性，所以不需要受到制度约束。对于法家来说，这一套统统是不知所云的“中国梦”。就和法律是为“小人”而非“君子”设计的一样，制度是为平庸的统治者而非“明君”设计的，因为尧舜这样的“明君”是可遇不可求的。资质平庸的君主只要守住法律底线，就能实现秩序：“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7]

限制公权、官民平等

     和儒家相比，战国法家对于官吏滥用公权的可能性更加警惕。之所以设置“法官”，也是为了公正释法、执法、司法，以防官吏违法欺骗百姓。法律必须官民平等，官员、贵族不能搞特权。什么“刑不上大夫”？党员经过纪检、开除党籍，照样移交司法治罪。又是商鞅说的：“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8]

     法家尤其介意君主被群臣蒙蔽，因而对治民和治官同样重视。韩非特别注重君主不受大臣之蒙蔽，而排除权力阶层的中间盘剥偶尔会对下民有点好处：“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9] 韩非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官员有“政绩工程”心理的法治思想家。在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中，君主受制于信息蔽塞，往往不能了解群臣的真实政绩和能力，这样就会助长臣子的“小人之心”，造成瞒上欺下、阳奉阴违、滥竽充数等各种问题：

     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10]

     韩非把驾驭人臣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11] 如果官员权势太大，那么不仅会欺压百姓，而且会蒙蔽君主，法治也就无法实现了。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12]

     然而，如何驾驭群臣是一门大学问，韩非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御臣妙术。分权制衡似乎也不足以让群臣服服帖帖，君主很难明了宫廷斗争的是是非非。说来说去，还是只有劝说君主严格依法办事：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能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13]

     偶尔，法家也会和道家合流，主张“无为而治”，让群臣在下面忙乎，自己躲在幕后静观：“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主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14] 不过这个境界要求的“段位”较高，似乎不是平庸的君主所能做到。归根结底，法家并没有对依法行政提出令人信服的学说。如下所述，这是法家学说的内在局限造成的必然结果。

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另一个条件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大家都知道法律可有可无、形同虚设，犯法无需付出代价，这样的“法治”无异于儿戏。国家必须向人民保证，法律将得到公正和无情的执行。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法家只有不厌其烦地强调“法必行”：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韩非也精辟指出：“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15] 不过除了统治者自己的决心之外，韩非或其他法家都没有解释如何使得惩罚变得确定可靠。这正是法家的致命短板，儒家抓住后自然也穷追不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家理论体系貌似严密，却在“执法必严”这个问题上一败涂地。

二、法家毛病在哪里？

     今天重读《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再对照斯密、边沁、霍姆斯的现代学说，任何学过法的人都会感到何其似曾相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以上引用的法家经典不仅没毛病，而且很精辟！然而，法家学说当然是有毛病的，而且是大毛病！在中国历史上，法家主义的命运可以被总结为短期成功、长期失败。秦朝的迅速崛起和暴终表明，法家理论貌似严密，其实并不符合社会现实。虽然法家政策可以给国家带来一时的军事强盛，在和平时期维持统治则要困难得多。法家成功的短命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理性自私的结果计算和得失权衡本身并不足以使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守法。事实上，正是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智慧的人得以规避法律惩罚，并最终对过度压迫公开诉诸暴力反叛。在汉朝关于官办盐铁政策的争论中，儒家准确揭示了法家逻辑的“短板”：“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纲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16]

理性主义的内在局限

     法家认为人之所以守法，无非是出于自我利益，而这种理性主义思维却难以自圆其说。最高统治者确实可以制定严刑峻法，但是有什么能保证这些法律得到如实执行呢？法家理论其实包含着一系列值得商榷的假定。法家逻辑是建立在王位稳定的基础上，但是没有任何法家论证过如何保证王位稳定继承。在没有任何制度或道德约束的情况下，王朝继位是否可能平稳连续？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法家声称要设置一个庸君也能驾御的制度，但是代代相传的世袭君主是否可能达到法家所期许的那种开明程度？

      除了这些显然的问题之外，法家所预设的自私人性虽然可以在现代行为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却很可能挫败自己的治国学说。如果每个人都纯粹受一己私利所驱使，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防止所有层次的官员滥用职权，也没有什么能防止平民百姓逃避法律惩罚，尤其在他们对法律熟悉到足以利用文本漏洞的程度之后。为了控制大众，法家不得不诉诸众多极权国家和极端人治所特有的高压专制，结果恰和其所期待的开明法治背道而驰。中国的漫长历史证明，法家提倡的这些措施都是无效或短命的。事实上，在法家当政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宫廷内部的大规模迫害，有时甚至殃及整个社会。迫害必然引起报复，过度压迫必然导致暴力抵制，结果恰恰走向法治与稳定的反面；法家政策的初衷是给社会带来稳定和秩序，但是结果却诱发了无所不在的斗争和暴动。

      因此，法律制度是秩序与和谐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条件。无论某项法律对于某个群体的整体利益看起来如何理性，其中特定的人总是会发现违法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 由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如此复杂，任何特定的人类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此众多，而人类的预见能力如此有限，统治者的强制实施和监督又往往力不从心，以至于人几乎从来都可以对违法发现某种“理性”。尽管后果看似可怕且代价高昂，法家主张的严厉机制仍然无法得到实施并发挥作用。和法家预期恰好相反，严苛的律法和沉重的处罚并没有对犯罪动机产生威慑作用。在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法不责众的环境下，它们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法家政策不仅没有挽救秦朝的覆亡，反而鼓励执政者滥用权力并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历史上的法家主义复兴几乎全部都验证了同样的悲剧，总是伴随着大规模迫害和个人暴政并引发同样剧烈的社会报复。

“道德无用论”的逻辑困境

     由此可见，制度与法律固然是为了理性自私的人设计的，但是如果走到战国法家的“道德无用论”极端，把人完全视为趋利避害的动物，纯粹靠刑罚威慑才免于犯罪，那么这样的国家注定是维持不下去的。理性制度的有效运转必然依靠一个愿意并能够按规则办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群体，而他们一定能依法办事吗？法家固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事实上，为了防止贪赃枉法，他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乃至严酷的机制，使人处于相互牵制的恐惧状态之中。例如他们设置了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地方政府以及臭名昭著的“连坐”体制，让老百姓相互揭发，知情不报者按同罪论处：“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17] 然而，由于内在的逻辑缺陷，如此严酷的法家治国方案却依然不能防止官民对法律规则的背离。在此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违规行为——平民违法和官员违法，而法家方案对防止其中任何一种都无能为力。

     首先，法家假定人性自私，因而普通人只要发现有利可图就会钻政治和法律体制的空子，而不会自愿守法；如果不严格实施禁止偷盗的法律，那么社会必然是盗贼横行。然而，即使我们同意法家的某些假定——最高统治者是善意（具备促进公共利益的意愿）和明智的（能选择有效的手段实现良好的目的），法治的社会成本也是如此之高，以至在实践中完全不可行。 假如每个人确实都是蠢蠢欲动的潜在罪犯，只是出于对法律惩罚的畏惧而不敢出手，社会还能维持下去吗？正如儒家所主张的，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局限性。每一部法律的设计者都假定，违法只是例外而非规则；否则，一旦所有人都成了违法者，谁来实施这部法律呢？这样的法律还可能得到实施吗？正如儒家指出，秦朝的法律不可谓不具体、不公开、不严厉，但是面对屡禁不止的犯罪却显得无可奈何。要让惩罚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首先必须调查并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而这假定了执法人员的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然而，即便假定整个执法系统有能力、负责任并严格依法办事，如果人民决定联合起来欺骗政府、违法变得无所不在，它也会无能为力。要纯粹依靠法律来约束一群无孔不入的盗贼，惟一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全能政府——如此全知全能，以至这种政府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或许永远不可能存在。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需要刑法和法家的严格监督，谁才有资格监督法家监督者呢？如果监督者自己腐败，在权衡风险之后发现接受贿赂比严格执法更有利，那又怎么办呢？从一个普遍腐败的人群中，显然没有任何理由期望会出现一个圣人一般的公正无偏的政治精英阶层。事实上，法家自己也假定大大小小的帝国官员都是理性自私的，随时准备占国王和王国的便宜，因而不能被指望会自愿严格执法。在此我们遭遇了企业内部的主从(principal-agent)关系问题，其中经理和老板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家设计了许多策略帮助国王更有效地控制各级官员。由于君主在资源、能力和远见等方面捉襟见肘，法家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法家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将问题推到更高的层次。

      如果不能信任所有层次的大小官员自觉维护国家制度，那么最终希望只能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因为君主应该有理性动机对他自己“拥有”的国家采取有利的措施，保证国泰民安。法家在此假定君主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总是一致的，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而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完全忽视儒家对统治者的道德教育，情况只会变得糟糕得多。即使君主个人想促进秩序、合作与繁荣，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也很可能缺乏足够的个人和制度能力达到目的。不论哪种情况，如果君主自己是平庸、无能、腐败甚至暴虐的，那么法家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由社会跟着一道衰败。

      因此，沿着理性选择的逻辑，战国法家从法治开始，却以极端的人治告终，君主一人的意愿和能力成为决定整个社会兴衰的关键因素。由于否定了儒家主张的通过道德教育生成社会内在的道德资源及自愿合作的潜力，法家被迫将所有的社会责任和控制权全部交给政府；由于自私官员也不能被信任，他们进一步将所有责任推到君主一个人身上，从而为个人专制和暴政铺平了道路。归根结底，法家的理想社会遭遇了理性自私和缺乏互信的个人之间无所不在的背信弃义，从而陷入了没有出路、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纯粹的法律或政治方案是不够的。一群相互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团结起来，互相信任并避免相互侵渔，更不用说自愿相互合作；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利维坦(Leviathan)，而它所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在高压专制之下，包括统治者自己的生活都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样“贫困、龌蹉、野蛮、短命”。

      要维持长期稳定、繁荣与和谐，社会成员不能仅依靠法律规定和国家实施的一套理性设计的奖惩制度，而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互信、荣誉感、责任感以及遵纪守法的内在动机，进而建构“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的社会契约。可惜，这一切都不在战国法家的选项之中。

极权国家的雏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理性主义人性假定成就了法家的法治理论，也注定了法家和儒家一样走“上层路线”而不是契约路线。事实上，法家在这方面比儒家还极端得多。儒家尚且认为少数“君子”是道德可靠的统治者，法家则认为“君子”只是虚伪的小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有害，因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最靠不住的那个人——君主——身上，从而反讽地从法治走向人治的极端。和孟、荀等儒家一样，法家把老百姓想象为道德和智力均不成熟的“婴儿”：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18]

     “婴儿”当然是无力自治的，他们注定只能被统治。儒家屡屡批评法家法令严苛、横征暴敛，法家则屡屡批评儒家“妇人之仁”、“慈母败子”，因为“小人”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严刑峻法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好。法家的批评者常常责难他们充当统治者的酷吏走狗，一心只为君主卖命。这真的是冤枉他们了，法家的终极出发点确实是为了黎民百姓。但是在每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小人”的逻辑体系中，他们真的找不到支撑法律大厦的力量，最后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毕竟，他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土地、财产、人身都系在他一人身上；为了他自己和世代相传的家业，他总得有动机把国家治好吧？其实，法家在这里已经犯了一个不起眼的方法论整体主义错误：“国家”不是一个囫囵吞枣的整体，而是一个由亿兆臣民个体组成的集体，君主能代表他的每一个臣民吗？他至多只能代表一部分人——事实上，按照法家的逻辑，他连朝廷都代表不了，君臣之间都有各种勾心斗角的矛盾。在什么意义上，他能代表整个国家呢？

     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法家世界中不仅不会有民主——“小人”统治必定天下大乱，而且只能有极端的专制。这首先体现在法家对“公—私”截然二分的定义上：“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19] 法家一下子穿越到卢梭的启蒙时代，把法和“公”划等号——当然，“公”的代表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具体的君主。言下之意，“私”就是非法，非法就是黑恶；公、私彼此对立，不共戴天。通过法治，法家要以公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20] 本来严刑峻法也就罢了，这下有了点意识形态，法家就直奔极权而去了。

     既然法代表“公”、代表君，法不仅不能违，也是不能批的。“妄议”法律就是冒犯君主，必然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于国家法治秩序危害极大：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21]

     法家认为，“妄议”就是要离间君臣、分裂国家。本来，在法治的“公天下”之下，人人一心为公；“妄议”者就是有私心，“妄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私利。官员与民争利，民众怨恨朝廷；国家就出现了“缝隙”，不再团结一心。这样，凡是“妄议”法律的都是分裂国家的奸臣、蛀虫、“坏蛋”：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私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22]

    韩非断言国有“五蠹”，“五蠹”之首就是喜欢“妄议”、“砸锅”的儒家：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取、上、下，四相反也……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言谈、带剑、患御、商工：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23]

     按照法家逻辑，要富国强兵，就得严禁言论：“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24] 只有人民被彻底洗脑之后，才能简单“纯朴”，一心为国家效力；否则，人民被各种不同言论、信息包围，就会“开窍”，就会为自己谋私利，也就不会好好为“国家”服务了。按这个“逻辑”继续推，民不仅要“朴”，而且要“弱”，否则“国家”就弱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法家的“国”和“民”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人：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25]

    本来说好的要“富国强兵”，但民不能富，富了之后赏罚就不管用了；也不能有尊严感或荣誉感，因为你有尊严，官在你眼里就没有尊严，瞧不起官就不会听话。因此，治国只有让人民过贫穷、卑贱、屈辱的生活，才能实现井然有序。这听上去很过分，实际上和法家理性主义逻辑一脉相承，因为这就是法家的人性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动物，也唯有此赏罚才管用。跑来一个自以为是、牛逼哄哄、死心塌地的“君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连国君说话他都不听，国法还能对他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多了，谁都敢对国君和国法说“不”，国家不就乱了，法治还能维持吗？

    对于依法治国，这样的人不仅无用——就和不听使唤的牛马对于主人无用一样，而且影响极坏，应该杀掉！“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26] 没几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就执行法家建议，“焚书坑儒”了。

三、法家秦制化的原因及其改造

    “没毛病”的法家怎么变成了这样？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韩非与霍姆斯怎么差那么大呢？一个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丰碑，一个却被指责为儒家师门的“叛徒”；一个告诫最高法院不要干预民主议会制定立法保护民生，一个则鼓吹严刑峻法、穷兵黩武、愚民弱民；一个奠定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法理基础，一个却要把“妄议”朝政的儒生赶尽杀绝……

刀制、水治，恶法、良法

    造成“西橘东枳”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某些表面化的所谓“原因”是不成立的。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战国法家主张的不是“法治”，而是“法制”，也就是“刀制”而非“水治”；“刀制”是“厉害了，我的国！”，“水治”则是很人性、很“温柔”的。1980年代初期，中国曾发生过“刀—水”之争。至少从1999年修宪开始，“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成为既定追求目标。相对无法无天的人治，法治无疑是巨大进步。然而，法治的大力推行也造成神化法治的倾向；一旦“法治”被神化，不但许多问题说不清，而且也会模糊视线、误导方向。“法治”成了包罗万象的“聚宝盆”，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敢直说自由、民主，用法治一“代言”，好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假如法治等同于自由、民主，我们似乎就既不需要追求自由，也不再需要追求民主，只需要“依法治国”就行了。但我们已经看到，“法治”之法既可以是良法，也可以是恶法。“法治”既可以治官，也可以治民；如果只治民不治官，这样的“法治”也值得追求吗？

    实际上很简单，法治就是“法治”，也就是依“法”治国，而不是“民主”、“自由”、“尊严”的代名词。至少理论上，即便一个专制甚至极权国家也可以有法乃至法治。看看高度极权“大一统”的秦朝，严刑峻法还尤其之多；如果官吏严格执法，未尝不能使这些“恶法”落到实处，而这样的社会也未必不能被称为“法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刀制”、“水治”之争非但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反而模糊了法治本身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法”和“法治”本身是道德中性、作用有限的概念。就和法律可能是“恶法”而非“良法”一样，法治也未必能保证良治、遏制恶政；法治既可以和大众民主联手压迫少数人，也可以由少数僭主篡权压迫多数人。秦朝之所以走向暴政，不在于其是否有“法治”，而是因为它欠缺法治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专制体制下制定的法也是“法”。虽然这样的法可能是侵犯自由的“恶法”，但是“恶法”至少在形式上仍不失为“法”，而一部法在实体上究竟是“良法”还是“恶法”，往往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可能在法治框架内得到答案。要保证法是“良法”、保证政府依“良法”而治，必须解决法治之外的一系列制度问题：“法”由谁制定，由谁执行？为谁服务？这么来看，马克思的法律工具论也没有错：法确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关键在于谁是控制法律公器的“统治阶级”。

     在某种意义上，法是政治的“婢女”；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当然，对于某些特殊政体，确实可能存在“有良法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的奇特现象，但是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恶政出恶法，善政出善治，也就良法之治。至于法的善恶，并不是由法本身决定的，也不是由法家决定的。战国法家只不过是为特定时代的特定体制出谋划策的术士，只能算“帮凶”而非“元凶”。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法家、法学甚至“法治”不会成为专制乃至极权的帮凶。不独战国法家是如此，西方也不例外，纳粹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即为一例。法学本身是一门技术活，法律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性质；相反，它们都是被决定的对象。取决于政治体制，“法治”完全可以是“刀制”，“刀制”也不意味着战国法家提倡的不是“法治”。

“刀制”—“水治”这样的文字游戏可以休矣。

法家问题的源头

    这也意味着法家并非不可救药。不论东西，今天的法律人基本上都是“法家”，他们完全可以提倡一种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换一种体制，韩非可能就成了霍姆斯。全盘否定法家，也就否定了法治。毕竟，法家的理性主义人性论是各国普遍接受的法治观念。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主张依法治国的法家会走向极权国家？既然法家的推理貌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问题的源头还是要回到理性主义人性假定本身。法家在这里犯了几个不起眼的错误，但恰恰是这些错误让他们向极权国家一路狂奔。

     首先，法家把理性主义人性论推向极端，以至于陷入“道德无用论”。不错，人主要是理性自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动物。孟子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7]事实上，即便动物界也普遍存在一定的利他行为。人在经过学习、教育、实践之后，完全可以成长为具有道德底线的“君子”。人的道德本能并不否定法治的必要性，但至少说明“道德无用论”是错误和有害的。人类道德是实现自由、自立、自治的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源，舍此就只能走向绝对国家和极权体制。法家的“道德无用论”及其天衣无缝的“逻辑”推演恰恰证明，极权国家是绝对理性主义的必然归宿。

    其次，法家的人性一元论值得称道，却在落入“道德无用论”陷阱之后变得过于消极。事实上，儒家起初也是人性一元论，仁义礼智“四端”人人都有，只是在后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君子”—“小人”的差异，从而实际上变成二元论。儒家二元论尚且有“君子”、有“小人”，法家一元论则更加极端，每个人都成了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相互伤害的“小人”。遍地“小人”们不能自治自立，事事都得依靠“国家”——法家也不问问“国家”是谁？为什么靠得住？因为这个问题在法家世界里根本就是无解的，所以才不得不“上层路线”越走越高，直到不得不自毁法治逻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最后，法家把自己逼到犯下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方法论整体主义。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当然是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当然是指个人；这堆人生活在一起就成了“国家”，他们每个人的私利之和就成了“公益”。“国家”怎么会变成和他们不相干甚至对着干的整体呢？怎么能说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这样的昏话呢？国家就是人民，穷民哪来富国？军队也来自人民，弱民怎么可能强兵呢？但因为谁都是不可信、靠不住的“小人”，法家硬是把自己逼疯了，只能寄全部希望于君，于是“国”就成了“君”，法就成了“公”，私就成了“恶”——倒是和“人性恶”的前提假定高度一致，只是这样一个走投无路、处处是“恶”的国家理论只能构筑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间地狱。

如何改造法家

     法家当然是没有必要犯这些错误的。即便从纯粹理性主义视角来看，国家当然是人民的，人民是理性自私的；国家治理得好不好，难道不应该问问人民自己过得好不好？“民强国强，民弱国弱”的基本逻辑先要摆正吧？既然每个人都自私，就不可能指望不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者会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好好统治。“雷锋”是不存在的！这是法家的基本逻辑。如果我没有某种手段控制你，你凭什么为我做好事？统治者凭什么制定并实施对人民有利的“良法”，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的“恶法”？我们如何控制统治者？用枪？用炮？对不起，这些恰恰在统治者手里。我们手里只有选票。实现法家理想的最好方式难道不正是让人民用选票把代表他们利益的立法者选出来，让他们制定的法律统治国家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法治”。真正的“理性”选择意味着人民的国家最终只能由人民自己来统治。

      法家一定会问，“人民”行吗？人民未必行，但没有他们肯定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儒法都一再重蹈覆辙；现在还有人大力主张“贤能制”(meritocracy)、反对民主制，好像民主了就不“贤能”了似的。他们都必须“洗心革面”，彻底反思“君子”—“小人”之分及其对“小人”的偏见。“小人”怎么了？自私自利有什么错？当然，自私过头、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是不对的，但是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有什么错？至少自亚当斯密之后的普遍共识是，正当谋利不仅无罪，而且对社会有功。这也是中国市场改革的共识。就和“君子”并不是不会犯错的上帝、圣人一样，“小人”也未必是没有底线的纯粹利己动物；凡人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的一面，都有自私自利的冲动、也都有克制守法的能力。换言之，人是可以有自由的，正如他们可以有道德；自由不等于“恶”，自私不是“原罪”，“小人”也可以是“君子”。人民完全有能力选举对他们负责的代表，制定代表他们利益的法律，实行尊重他们自由的法治。

     战国法家当然看不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发展，我们也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苛求他们，而法家学说并非不可修正和改善。他们要坚持人性一元论，但没有必要把人性设定得那么幽暗；他们要坚持法治的必要性，但没有必要主张“道德无论用”；他们要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并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在普罗大众而非某个孤家寡人身上。换言之，他们只有把理性主义法治理论建立在自由民主政治基础上，才能走出战国法家无法摆脱的自相矛盾的困境。

     还是回到一开始说的尊严问题。法家可以没有自己的尊严理论，但是不能否定人的内在尊严。如果还是像战国法家那样把人想象为自私、短视、愚昧的“两脚动物”，那就永远离不开他们为人类精心设计打造的“动物庄园”。

1]《商君书·算地》。
[2] 霍姆斯（Oliver Wendle Holmes）：“法律的道路”，张千帆等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 年秋季号，第 6-19 页。 
[3]《韩非子·显学》。
[4]《商君书·定分》。 
[5]同上。
[6]《韩非子·心度》。 

[7]同上。 

[8]《商君书·赏刑》。 [9]《韩非子·备内》。 

[10]《韩非子·奸劫弑臣》。 

[11]《韩非子·人主》。 [12]《韩非子·八经》。 [13]《韩非子·南面》。 [14]《韩非子·主道》。 

[15]《韩非子·五蠹》。 [16]《盐铁论·刑德》。 [17]《商君书·垦令》。 [18]《韩非子·显学》。 

[19]《韩非子·五蠹》。 

[20]《韩非子·诡使》。 [21]《商君书·定分》。 [22]《商君书·修权》。 

[23]《韩非子·五蠹》。 [24]《商君书·农战》。 [25]《商君书·弱民》。 [26]《韩非子·外储》。 

[27]《孟子·离娄下》。 

【本文为2021年10月18日“亦律沙龙”同名讲座文字稿，FT中文网2021年10月20日首发。】

本文为2022年初作者录制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专题视频讲座的文字记录稿。

当今世界的一个全局性、时代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央行货币政策扩张，科技快速进步，所有这些所带来的巨量的增量财富，主要为富人和精英所获得，而它的冲击和代价，则由中产和底层人民所承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切中时代脉搏，而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美欧有那么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思想，也就是说给他们本国的所有老百姓发钱，而且他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不同方式的试验。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理念值得借鉴，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改进。考虑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的竞争态势，并且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几位朋友一块提出来“未来起点收入”这样一种构想，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中国版和改进版，以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备选路径之一。

一、中国的国情特点

首先我们要说说中国当前的国情特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开始，三十年来我们所依靠的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明显优势，工业产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过剩。美、欧、日近十亿人的消费对中国制造业的带动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从相对体量来看，还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的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配。（配图）因为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爬坡，存在一定的滞后。那么这种滞后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形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招工难，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双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的之一。（配图）中国民众所获得的福利开支，政府的财政开支中，给民众的福利开支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整体的储蓄率偏高，但是劳动者所得占据整体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贫富分化和地区失衡都比较严重，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仍在扩张，但是增速在持续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持我们本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竞争。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迁，正在对中下层年轻人的生计和前景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中国是最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资本和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大学生工资曲线和人均GDP曲线的背离，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将发现，自己在智能机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竞争力。越来越多劳动者，他的知识积累和工作技能，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技术进步而价值归零。

二、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要点

基于以上的国情特点，我们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点：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从新生儿开始一直发到35岁；第二，是对于18到35岁的有劳动能力，但是还在能力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中国整体的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形势，而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第三，35岁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应该获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训的资助，从而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发钱，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为国家治理赋能；第五，资金来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们认为，以“未来起点收入”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给每个中国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对平等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的机会。首先，给年轻人发钱，就是给普通和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的参赛资格。其次，给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之下，有一次重启人生咸鱼翻身的机会。最后，而给幼儿和青少年发钱，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且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这一方案可以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点公平的机会，分别是孩子的成长、青年的谋生和中年职业转型。

未来到底能发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种版本是居中的；第三种版本是最激进的。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逻辑来确认这个资金规模。第一种最保守的逻辑，是看在不改变目前的通胀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给老百姓发多少钱。以2021年为例，我们贸易盈余大约有3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我们把这3万亿人民币全部用来给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发钱，那么国际收支改变，但是通胀没有变化。第一种最保守方案的做法，是从2025年起给最年轻的六亿人发放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起点收入，此后的十年里稳步上涨，到2035年起稳定在每月1000元左右，这样的金额可以让我们每年出现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左右，目前的外汇储备足够支持三十年。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输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带来任何通胀，而是通过把顺差变为逆差，逐步花掉外汇储备，让别国承担本来他们应该承担的通胀。

换言之，起点收入赋予中国公民的购买力，对应着中国本身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服务，也就是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有一期节目，我一个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对话剧，讲的是东海龙王的故事，东海国国民他们非常喜欢收集龙王的贝壳，所以他们把每年生产的一部分商品扔到东海里边去祭祀龙王，然后在海边捡贝壳回来，储存这个贝壳，然后还觉得自己挣到了钱。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资源，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换成别人可以无穷印刷的纸片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要这贝壳了，我们不要美元了，我们不囤积额外的美元了，把现在的贸易顺差让它归零的话，我们算下来第一种保守方案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胀。

第二种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低福利的工业国，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那么国民的福利理应跟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相适应。假设到2035年，中国社会的福利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目前OECD国家的整体水平，也就是它的GDP的20%是用来给老百姓发福利的。

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持续上升，向OECD国家的水平靠拢，它的增量部分用于发放给年轻人和孩子的未来起点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算下来大概是从2025年开始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匀速的上涨到2035年，到2035年之后就稳定。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块钱，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里边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应该压低本国民众的福利来换取出口。国家其实就是放大的家庭，我自己的岳父的案例，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夫妻俩其实都是吃财政饭的人，事业单位的人。他们非常辛苦，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挺优秀，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我岳父管钱，他管钱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别的抠门，特别的节省。但是其实作为双职工，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么他三个孩子从小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顿吃南瓜糊糊，实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馒头配白菜。三个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长得都偏矮。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他长身体的阶段，你没有给予足够的营养。我的岳父岳母这一辈子下来，他们有没有因为勤俭节约而富足呢？实际情况是他攒钱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钱的速度。为什么呢？比如说在80年代，攒下了1000块钱的话，那你到现在这1000块钱连本带息无非就是两三千，可是当年一整年的积蓄，你牺牲了孩子的营养所换来的1000块钱，到了今天你这两三千块钱无非就是请客一顿饭的事。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他把钱存银行的利息远远低于印钞票的速度。我只好恭喜他，我说您压低了家庭的福利，牺牲了孩子的身高，给人民银行做出了额外的贡献。

同样的逻辑，咱们国家攒钱换到的也不过是美国、欧洲的兑付承诺而已，也就是美国央行、欧洲央行所印的纸片，或者说美国政府、欧洲主权政府所发行的主权国债，而且其中的购买力还在不断缩水。这个思维水平岂不是跟我的岳父一个档次吗？好在2013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增长，我们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开始强调全面脱贫，这方向和思路就对了。但是以我的标准来看，恐怕力度还要更强一些，胆子还要更大一些，步子还要更快一些，配套措施还要系统一些，落实过程还要扎实一些。

再说第三种方案，就是更加激进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方案，不是从贸易盈余的角度，也不是从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债务率的角度，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货币史的知识。以前我们把债务看作问题，但假如你把债务看作一种好事的话——请注意，一定是用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才是好事，这个前提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用本币计价的国债它其实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这一点下边我会专门讲。假如你改变了对待债务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认识到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假设我们2035年中国一般的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IMF的统计口径），匀速上涨到发达国家整体水平的122%，新增部分里边的大头投资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补贴科技研发等等，因此我们把增量债务部分只有3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假如我们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率在2025年达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2025达到71.39%，2035达到122%，这意味着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给全国的6亿年轻人发放每个月300多块钱，然后匀速上涨到2035年涨到每个月9200多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强了。

三、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下边我再来说说“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本人的理论体系，我自己起了个名叫“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理念跟咱们今天所说的“未来起点收入”相关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民本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物和贵金属的痴迷，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仍然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的早期经验，从而形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基因性缺陷。那么借助两个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完全应该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改造，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而应该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全过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

第二点，民本主义关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辩证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决定了精英产生于大众，精英又离不开大众。所谓精英相对大众固然有巨大的价值和优势，人跟人的天赋和努力差别的确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驱动的、有创造天赋的精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远大于人数成百上千倍但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在市场竞争的规则下，一个精英一天挣的钱可能就等于普通人一年挣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代际遗传的长周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这就是“均值回归”的规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运动天赋大概率是向整个族群的平均值回归的，这就是天道的作用。再优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被老天爷收取一个不菲的“遗传税”。比如我经常喜欢说的一个段子，姚明跟叶丽的女儿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叶丽高；而潘长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们夫妻俩都高。古人说“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来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脚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数足够巨大。

第三个方面，民本主义主张竞争和优胜劣汰带来的持续改进和先进性，所以我们倡导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和保持竞争。极左翼的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义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追求结果平等，打压了竞争。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们前30年认真学习苏联模式，对其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痛切的体会。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教育、医疗、法律资源的按财富分配，剥夺了大多数家庭的下一代参与竞争的资格。所以竞争其实也很不充分。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这个人的人品不错，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测试只有90多，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总统。他能上名校、做总统主要原因不是他为人好，而是他家庭的财富和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所以中国要想在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胜出，并且不断地取得优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每一代年轻人中间，那些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个阶层的各方面的天才给挖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创造奇迹的必要的机会。因此，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那些社会，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更有竞争力。我们相信，给优秀的年轻人以出路，给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以活路，先富起来的人才有后路，而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坚实的复兴之路，未来起点收入是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新时代是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他们都符合“正题-反题-合题”的这样一个辩证发展逻辑。）

第四，民本主义将政府和国债视为“善”而不是“恶，”，认为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政府和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认为国家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但是通过实证的全球数据的检验，我们发现对于它本国的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而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一种“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恶”的因素。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有效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扩展了，市场就会萎缩；市场扩展了，国家必须退缩。这样一种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两分逻辑是错误的。而国家债务在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只要债务增加，无论谁的债务，无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债务增加就意味着宏观风险和利息负担。但是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国家的股权”，而不是债权。无论是利率还是还款期限都没有了硬约束。更加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它就是全球的货币基础，如果大国的国债不扩张或者扩张速度不够快，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只能导致通缩而不是繁荣。（请联想当下的中国经济。）

最后，民本主义把可贸易品视为财富，而把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定义为财富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内部的再分配过程。举个例子来讲，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要想过得好，一定是当地有那么一个买卖或者几个买卖，让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挣来钱；当地有一批人因为这个买卖而挣钱，挣了钱之后，他们吃饭理发都会付得起高价，哪怕是给他们搓个澡，所有当地的那些不可贸易的那种服务，其实都是这个社区内部的其他人，分享他们从外边挣来的钱。

但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贸易了。这就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它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这样一个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

四、“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实践价值

“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还有利于加速中国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4.1，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经济

从经济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的制度创设，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首先，相比西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领域的传统福利支出，我们为受益者保留了个人和家庭支配资金的选择权，发给你这笔钱，究竟你是想买药看病，还是想改善住房，究竟在哪个医院看病，在哪里住，在哪里学，你有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从而保留并且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空间。

其次，这种再分配过程简单而且比较少腐败，潜在的跑冒滴漏发生的地方无非就是身份和年龄造假，但是通过数字货币转账和支付路径，加上消费大数据与身份信息系统的匹配和自动识别，要找到那些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来起点收入制度，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为它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能精准地把购买力输送到政策链条的末端，它还提升国民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

第四，由于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因而能鼓励国民的生育，延缓中国社会现在愈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经济指标上看，这个政策将推迟中国经济的零利率、负利率的出现，也能够为国内总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它还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它不仅会加速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普及，而且还会扩大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现在全球政府的外汇储备和养老金都需要足够广度和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一个资产池子，尤其是优质的资产池。但问题是，欧洲国债市场是分割的，德国国债、法国国债、意大利国债、西班牙国债相互之间是分割开的。日本国债是负利率，欧洲也有很多负利率债券。所以以前大家寻找优质的无风险的足够大足够深的资产池的时候，主流基本上就是买美国国债。最近几年，人民币定价的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球储蓄者的一个新的选择。世界各国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储蓄分流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里边，而不需要担心美国找个理由把他们的资产、存款全部冻结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个大胆猜想，如果中国能顺利实施未来起点收入，那么人民币国债有可能比欧洲国债更吃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欧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为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它将年轻人中的那部分天才从谋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有了未来起点收入，炎黄子孙就很难再被各路资本所剥削，年轻人不会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伤害自己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谓工作了。工资上涨就会迫使资本方不得不去运用更多的高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类似于中世纪末期欧洲劳动力减少所驱动的技术进步，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循环。

从需求侧来看，科技产品的迭代演进依靠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驱动力。以前，全球科技创新依靠的需求来自于美、欧、日的十亿人，尤其是这十亿人中间一半的那个五亿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的生存发展非常困难，它除了依赖西方的此前积累的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之外，还需要依赖美、欧、日的那五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有效需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欲望加上人的购买力，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效需求。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需求难以扩张的矛盾，就在于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有钱；而中老年人有储蓄，但是欲望在萎缩。当今世界的总需求扩张的瓶颈就在于，中心国家可以无穷地创造货币，创造国家信用，创造购买力。但他们的人在变老，而且他们的政府不想带咱们玩了。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他们人口很年轻，但他们很穷，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为什么他们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无法创造被生产方，也就是被东亚国家愿意接受的那种信用货币，通俗地讲，就是他们印的钱咱不认。中国发放未来起点收入之后，将有六亿充满欲望的年轻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他们将为中国本国的高价的高科技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七，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由于资金是中央掏的，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视同仁，所以有利于减缓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费市场将获得大幅增长，带动本地的投资和税收的增长。

4.2，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与国际关系

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再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问题。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制度的创设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首先它将有力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边转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顶端小底下少，中间肚子大的那么一个橄榄型社会。它可以加大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扩大中产阶级规模，缓解已露苗头的民粹浪潮，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党的长期执政。

其次，它能普遍地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体的治理成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未来起点收入普及之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它出现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我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的Sciences Po巴黎高政做交换博士生。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建筑或者其它的设施环境，而是他们的每个厕所里边，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还是宿舍楼里边，每个厕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费的卫生纸，根本不担心有人来偷。所以我就充分地体会到那句话，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我相信随着未来起点收入的普遍发放，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基本体面生活之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将会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于保持社会团结和阶层之间的妥协。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许多富人就很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了削峰填谷、劫富济贫式的存量博弈，以至于多个部门都站出来，反复地澄清和安抚，说共同富裕不会搞平均主义，我们不会搞劫富济贫。未来起点收入用本币计价的增量国债来做大蛋糕，各阶层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支付能力和成长机会，而富人则能获得更大的本土市场来做大他们的买卖。共同富裕的游戏就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存量博弈变成了增量博弈，从而赢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国内的团结。

第四，有利于减缓乃至逆转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恶化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全世界来看无不如此。人跟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都是这种马太效应。未来起点收入给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轻人一笔钱，虽然不宽裕，但是能够相当稳定地支持他们的成长，或者说，其实是给他们一种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区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华人的回流。当别人再质问你：你爱国，这个国家爱你吗？你可以非常自豪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真的爱我，这个国家真的有恩于我，这个国家真的培养了我。

第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可以把它视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慎地实践“共产”和“大同”的一种初步探索。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道路的各种元素，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再到自主创新等等等等，它都可以从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原先领先于我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各种启发。那么“未来起点收入”将是我们真正原创的领先于全球的制度进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

最后，“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在同西方的合作和斗争中取得优势。它会有力地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长趋于停滞的问题。到2035年左右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等于乃至于超过美、日、欧三家之和，带来强大的国际谈判地位。其实我们回顾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两百年历史，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市场即权力。谁的市场更大，谁掌握更大的消费市场，谁就拥有权力。未来起点收入将会大大改变中国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的要素，原本我们输出的是通缩，因为每年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后我们将转变为输出通胀，通过采购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将为广大穷国创造更多就业，让大家意识到谁跟着中国走，谁就能发财。未来起点收入也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使美国人更多地自食其力。

五、对质疑的回应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未来起点收入”它的功能、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担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给年轻人发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没有代价吗？难道就没有后果吗？下边我们重点以较大的篇幅来分别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权衡它的得失利弊。下边我们将以较大的篇幅重点展开对代价和风险讨论，并且对各路担忧和质疑提供初步的一种回应。

第一种最常见的担心，是说你大面积地借债和给年轻人发钱，是不是会带来更高的通胀？大面积借债和发钱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低生产效率部门，一个是高生产效率部门。古典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胀。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而且各个行业影响不一。低效率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弱，它是有供给瓶颈的，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的价格上涨。高生产率的部门，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门、工业化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掏钱订购，它的供给扩张能力很强，分分钟就可以扩产，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的时候，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反应不一样？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里边，它的低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占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效率部门仍然表现为通胀，（你比如说你印的钞票多了，我相信理发的价格肯定会涨，因为理发师的能力，他无法因为你利率的下降，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大幅提升他的效率），但是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生产电脑的、生产服装的，这些部门你一旦货币宽松了，或者给老百姓发钱了，这些部门的扩产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角度也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日本、欧洲、美国这些经济体大规模的印钱，但是它们仍然面临通缩。当然美国，由于特殊情况，在去年通胀起来了。（2023年注：即便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给老百姓发了那么多现金，美国的通胀也只不过冲到年化10%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夏季，已经掉到3%的正常水平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你比如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经济体，你只要敢稍微印点钞票，哪怕印得不是特别多，它那个通胀立刻形成一个爆发的完全失控。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中国怎么样？中国刚才我们讲过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业部类广，而且我们经济体里边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

在少子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的新增需求越来越萎缩，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其实是无穷的，因为你可以不断地用新的自动化的机器，甚至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通胀难以维持高位。十几年来，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实践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且少子老龄化最严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存在持续的大缺口，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202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3万亿人民币，如果让这个顺差归零，也就是说把本来运到海外交给美国人，交给欧洲人，交给东南亚人去消费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在结构略作调整之后，留下来给本国的年轻人用，那么，中国国内通胀率几乎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只不过是把贸易顺差归零而已。换言之，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劳动和资源换美元国债了，让美国和世界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较高的通胀率，而留下这些东西来让我们自己多生一点孩子，让我们国内少一点留守儿童，少一点失学儿童。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本土需求扩张，考虑到用工成本上涨，可以刺激本土的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以及考虑到合意的适度通胀（也就是每年你应该通胀2%到3%，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再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通胀压力很大部分可以对外转移，就可以去考虑实施较为激进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种质疑。第二种质疑是说你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变懒呢？不愿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难免会换取国人关于过去“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这样一些不良记忆和担忧。但是“未来起点收入”它不是“大锅饭”，因为它不给中老年人发，所以人生的结局仍然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因为它不同于失业补贴，失业补贴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领钱，有些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因此就愿意赖在家里不工作。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仅跟你的年龄有关，而跟你是否有工作无关，也就是说你的工作会带来增量收入，那就形成了正向激励。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各种实验了，这些实验，这些量化统计研究发现，基本收入的发放并不会降低工作意愿，甚至在某些领域提升人们去做更有挑战性的那些工作的意愿。更何况未来起点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后，你要靠年轻时候积累的能力和储蓄来生活，而不工作就不会有储蓄，不工作也不会提升你的能力。

所以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了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但是它的金额肯定不会很高，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富足地享受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你就没这个东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事实上，未来起点收入发放将导致年轻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原本残酷的金字塔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里边，只有来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才有资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岗位的竞争。而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竞争，这个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躺平，而且谁也不能光靠着父辈的支持，你就可以继续高居在社会的顶端。

这里我们还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就是对“玩”的态度。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会有一批孩子，他会先玩，这是人性。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来，无论是玩篮球还是玩乒乓球，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玩别的什么滑板，只要你玩得好，你也可以挣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需要树立一个新观念，就是玩的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非常快，真正财富分配得合理的话，其实你本来只需要家里边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创造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就是前面我说的，消费它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质疑是给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首先，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放的起点收入将很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这种财政收支的螺旋镖（飞去来器）效应就是，你把钱发出去给年轻人了，比如说每增加1万亿支出，这1万亿带动的消费和新增的投资，因为市场繁荣了，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加投资，那么你各级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扔出去1万亿，可能回来个5000亿，所以你的债务实际的增量只有5000亿，那么它导致财政赤字的积累并不快。只给年轻人发钱，使未来起点收入相比于西方他们所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或者现行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在财政上为什么更加可持续？原因就在这儿。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全部都加上，也明显的低于其它工业化国家，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根据IMF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66%，如果我们再把各种隐形债务，比如说名义上不是政府的，但是由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的负债我们全部给它算进去，当然这是尽可能宽口径了，那也是80%不到。它跟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123%左右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国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债务率较高的工业化经济体，那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公共债务尚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国债多了会导致宏观风险，这种观念是完全错的，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只要了解了世界货币演进史，只要了解了今天我们这个货币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

我们的量化研究发现，国债风险的高低，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到底在谁手里。那么这一点连“去杠杆”理论的最著名的旗手瑞·达里欧，他也不得不在书里边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原本不知道这一点，是经过了类似于我这样的这批朋友，我们一直在反驳这类观点，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在书里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无论他怎么修改，他无法改变整个他自身的理论的底层逻辑的错误（用杠杆率解释一切，把现象当原因）。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硬锚的信用货币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我计算过1971年到现在50多年，央行资产负债表它的扩张速度复利，利滚利是每年扩张9%左右，但它的债务偿付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融资的，只需要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债即可。甚至可以在通胀比较低的时候，把基准利率降为负数，因而并不存在违约风险。债务扩张，主权债务扩张到底有没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币计价，只要本币不跟贵金属或者不跟实物挂钩，那么理论上你的国债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债务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债就是钱，国债就是货币，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只有咱们14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增加国债，14亿人整体上就根本无法挣到更多钱。他们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他们生产得越努力通缩就越厉害，萧条就越严重。这一点，我知道超出了绝大部分听众、普通人对货币的想象。要想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题关系我在这儿不多展开，在网上的不少视频中间，我曾经讲过”翟币“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种质疑是说人工，中国的人工可能因为你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而变得更贵。人工变得更贵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发展制造业，不利于我们的就业。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制造业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给倒置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错配，要解决这种错配需要的不是为保留低端产业而压低本国年轻人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是要创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从美、日、欧等等经济体手中去争夺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科技的应用，这是欧洲工业化历史所揭示的核心机理，这也意味着体力劳动的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设备采购，从而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写字楼里的那些研发、设计、营销、融资等领域的工作岗位。当然了，在中国年轻人获得起点收入的庇护之后，一部分无法支付较高收入水平，而又无法用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的那些出口行业，将会加速从中国本土消失。它们会顺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地理扩张而转移到周边小国，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员国，但是这种转移会给周边小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提升它们的国际收入，增加它们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它们就想要买手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是我们在买它的商品，我们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用从我们这边挣来钱去买手机吗？那你不能歧视华为手机。在东亚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就业置换可以增加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助于为中国的年轻人创造写字楼里的工作。

第五种质疑是，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你印钞票多了嘛，股价、房价就涨，最终是不是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呢？与之类似的质疑是，你们反复提倡的扩大国债、人民币要国际化、给老百姓要发钱，岂不是在重走美国道路吗？那我们的回应是，美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中国要吸取它的教训，但我们说美国道路有问题，美国体制有问题，并不是说凡是美国干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能战胜欧洲和苏联，能在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存在这么多的先天缺陷的前提之下，仍能够维持今天的国际地位，维持全球顶级的人均收入水平，说明美国一定是做对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对于它做得高明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虚心地学习。比如说用长期的双赤字政策支持货币国际化，大家以前对双赤字有各种批判，这种批判它的口径，它的说法来自于哪里？恰恰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批判其实错的。对于它所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要坚决摒弃，比如说信奉自由主义而纵容贫富分化。

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市场和计划元素的多寡，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美国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印了钞票给本国老百姓发的钱，其实是很少的比例，主要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那些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换言之，他们向全世界的储蓄者征收了铸币税，大头不是补贴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本国的大资本集团，补贴给了富人，补贴给了精英。而中国的未来起点收入则是把国债所筹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而不是用来拉抬资产价格。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印不印钞票，而在印了钞票你给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遗产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给年轻人发了钱之后，富人也是能获益的，但他们获益之后我们一定要收遗产税，收移民脱籍税，配合这些税收措施，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将会进入一个缓慢而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种质疑是你只给年轻人发钱，不给中老年人发钱，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对他们似乎也不公平。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权力其实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会内部的对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这个群体所掌握。所以我们认为给中老年发钱是对权力的奉承和对资历的奖赏。而给年轻人发钱，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未来的投资。我本身也是中年男性，我呼吁中国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要把责任放在权利之前。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他奋斗的价值寄托之所在。在信奉那些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间，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是在高储蓄率的、信奉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质疑还有一些其它的担心，比如说年轻人有了起点收入之后，脏活累活就没人干了，水管工工资和蔬菜价格将会因此而大涨，因为蔬菜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偷渡和难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识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得不错，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富人利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从中国赚到更多钱，然后移民或者转移资产，以躲避高税率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够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它的负面代价。比如说除了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之外，也给中国最年长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300多万最年长的那些人也象征性发点养老钱。这个自动可以算出来，全国的人口数据实名数据库建立之后，用数字货币基础来建立之后，你完全可以计算，谁是最年长的1%的人，在爱幼的同时也适度的尊老，从而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未来起点收入的金额先少后多，在5到10年内逐步上升到目标水平，从而允许供给侧的产能有时间稳步的扩张，避免短期内对物价形成脉冲冲击；强化对富人的遗产、赠与和移民脱籍税征收；每一对夫妇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超过部分由你父母额外交税来补足；加强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减少对外部廉价劳动力需求，等等，我们有足够多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潜在的、负面的代价。

六：结语

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现，必然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惯性。要理解和接受我们这套新主张，除了要求大家要有开放的头脑去思考，还需要我们反思并且更新，我们原本大家一贯所接受的对一系列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知，包括：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通胀，什么是顺差，什么是科技进步，什么是社会有效需求，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价值本位，等等这些概念，它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等多个学科。

其实归根结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拴在机器边或者餐桌边去拧螺丝或者擦桌子的。作为智商最高的人类大的族群，我们其实更适合承担写字楼里边的研发、设计、营销工作。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宗教、各种族群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今天中国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交给还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的那些穷国的孩子去做，从而也带动他们的发展改善。

2013年以前的现实，其实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我们用高房价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几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努力打工养家糊口，牺牲本国的环境和工人血汗换取别人印的纸片，还自以为有了这层利益关系，中国和世界霸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压舱石，就能够长期稳定。这种背景之下，由于本国的低福利、低收入，本国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续地移民到发达国家为别人效力。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跟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高工资、高福利；只有在那里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的环境。因为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决定的。

而我所构思和描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均衡，是给本国的年轻人赋能，让他们使劲地消费，让他们成长，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场，用他们的需求拉动本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让其中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以自由成长。与其让美国、欧洲、日本替我们和全世界印钞票，不如我们来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货币和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最优质的人口；由于中国拥有70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由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给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从低层次的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

在新时代，我们要想推进共同富裕，要想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想做大本土市场规模，以实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要想缓解新生儿数量急速下降的趋势；要想推进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等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我们国际斗争能力，要想确保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要想实现上述所有这些目标，就必须要认真对地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我们认为，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而实现“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一纲举而众目张，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其实凝结着对苏共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鉴，扎根于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未来，经过学界和政策界同行们互相的砥砺和改进，我们相信，它最终能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9日。

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

承包寺庙，已成为一些旅游景区真实的现象。出资人与寺庙管理者——政府职能部门或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前者拥有规定期限内的寺庙管理经营权，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再通过香火等收入赚取利润。

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堪比白领。

寺庙被承包，宗教场所变身经营场所，不仅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侵入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更是由于对寺庙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及各级利益方均想通过“宗教搭台”让“经济唱戏”，最终使得信众的“信仰”迷失在商业的“承包”之中。

很难想象，一座建于AAA级旅游景区的寺庙，一年的承包费竟高达720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寺中那些为游客解签占卜的出家人几乎全是“冒牌货”。

广西游客欧朋知道真相后，颇为吃惊，尽管他与寺中“大师”曾“短兵相接”，甚至被“大师”强迫捐出23400元的功德钱，但他还是不敢相信，佛门内还会有假和尚。

像欧朋一样，那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跨入这些寺院的门槛的瞬间，就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多则几万。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承包者的口袋。

寺庙承包大约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处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寺院便成了“香饽饽”，私人向寺庙主管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后，采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经营寺庙，再请来僧侣，通过功德钱和香火钱赚取利益。然而，这一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利益驱动之下不断发展壮大，承包费用逐年攀高，经营者开始聘用社会闲杂人员通过欺骗和讹诈的方式盈利。

欧朋去的昆明岩泉寺便是其中之一。

刷卡烧高香

2011年10月12日，到昆明出差的欧朋带着妻子和两位亲友报了去石林的一日游的旅游团，每人160元。大约上午11点左右，在逛了几个购物点后，欧朋们被拉到了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这里距昆明市区60公里，是去石林的必经之地。

岩泉寺位于宜良县县城，倚靠伏狮山，因岩中涌泉而得名，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期间多次被毁，数次修复扩建，特别是文革中损毁殆尽。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建，1995年12月，宜良县政府批准其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对外开放;1999年，昆明世博会和云南省旅游局将其定为旅游定点接待单位。2008年12月，岩泉寺晋升为AAA级景区。

导游告诉欧朋，岩泉寺求签颇为灵验，当年名妓陈圆圆在此求签，大师言其必皈依佛门，最终一语成谶，故此地也有“滇南第一签”之誉，游客到此都会求签请大师释疑。

下车之后，导游换成了岩泉寺的工作人员，并给每个人一个胸贴——免门票和用餐的标识。欧朋跟着导游进了寺庙，在“滇南第一签”牌匾下，每位游客跪着在签桶里抽了一根竹签。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签只有编号。欧朋的噩梦便由此开始。

2011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团体验了整个过程。记者抽到了14签，在一旁登记后，工作人员给了一张写有14号字样的纸条。随后，导游带着本团游客来到不远处的风水转运堂，也就是解签房。每位游客将纸条和10元解签费交予工作人员后，会得到一张与签号对应的解签单。但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不严谨，记者的签转眼间就由14号变成了40号。

手拿解签单的游客在签房外排除等候，“大师”一对一解签答疑。记者看到，在签房正中，有一尊菩萨像，一位身披袈裟的长者正襟危坐，八位身着居士服的“大师”在签房四周落座，每位“大师”身旁一个方桌，地上摆着数柱一人多高的香。

“大师”看完解签单后说，记者阴阳五行不调，身后有家灾和风水灾，而这是一个转运签，若把握不好后果不堪设想。随后，他指着碗口粗，一米多长的香说，烧此香便可转危为安，600元一支，并要求记者把名字留下以便其在大雄宝殿诵经百天。记者说没有这么多现金。“大师”沉吟片刻，低声问道：“带信用卡了吗?”

记者说没带卡，“大师”便推荐另一款200元的香，记者说，也没有现金。这惹恼了“大师”，他突然瞪着眼，指着菩萨像大叫：“你烧不烧?在菩萨面前说假话，你给我出去。”

可欧朋却没有这么幸运。“大师”警告他，要烧10800元的香，否则家里有人性命难保。“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有点受不了了，本来就是求平安的，谁愿意在佛门听到这些啊。”欧朋还告诉“大师”，这些功德钱就算是给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求个吉利。

未曾想到，刚刷完卡，身披袈裟的长者就走了过来，为其摸顶，要其再为儿子烧12600元的香，否则儿子将有灭顶之灾。这时，他突然发现，妻子和亲友都不见了。“他们应该是故意把我们分开的。”欧朋事后回忆。

欧朋说，卡里已所剩无几，但长者似乎像变了个人，厉色道：“我说你有，你就必须有，否则我一挥手，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欧朋又求助导游，导游却说这种事只能和“大师”商量。欧朋最终还是交出了手里的卡。

欧朋说，这是他这辈子办得最窝囊的一件事，“他们就是利用我保平安的心理，在那种氛围下，他们突然强硬，我就害怕了。跟黑社会一样，完全是敲诈。”

醒悟后的欧朋打通了昆明市旅游局的投诉电话，最终在昆明市旅行社协会一日游分社的协调下，拿回了这笔冤枉钱。

天价承包费

岩泉寺是石林九乡一日游旅行团的必游景点。停车场里常常停着几十部旅游大巴，寺庙内也是人山人海，一位工作人员说，旅游季节一天的客流量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均来自旅行团。

事实上，这座寺庙在游客中的知名度远胜于当地人，昆明人并不熟悉它。没有游客也就没有岩泉寺的今天。

1993年，宜良县政府将岩泉寺划归到寺庙所在的蓬莱乡金星办事处(后改为匡远街道办事处金星村委会)。该办事处通过募捐、集资、贷款等办法，共筹集资金1200万元，历时7年，将岩泉寺建成占地200亩，拥有十多座殿宇以及配套休闲娱乐设施的综合性宗教旅游寺院。从2000年至2003年，金星街道办事处先后投入600万对旅游设施进行改扩建。

2001年7月，该寺院管委会邀请昆明南方国际旅行社商议并签署了以寺庙景观为主开拓旅游业务的相关协议，当年接待游客即达20万人次，收入突破200万元，加上县内住宿、餐饮、购物等，旅游销售总收入超过500万元。2002年，寺院又开设“农家乐”，形成新的旅游卖点。

这便是岩泉寺商业化的开端。

据《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以下简称《情势报告》)：自1993年以来，岩泉寺已远非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寺院。该寺已成为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政教未分的综合性地方文化产业实体，其世俗化、商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岩泉寺并未停止商业化的脚步。一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金星街道办事处以每年220多万元的价格承包给某私人老板，直到2009年。

一位曾承包附近寺庙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一炷香最高只卖130元，普通香从10元到60元不等。除了香火与功德钱外，寺庙还卖些玉器等工艺品，收入的30%返给旅行社。与岩泉寺相同，这位老板从四川峨眉山一带请来了几位假大师，为游客解签。每位大师有10%的提成，一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

这位老板承认，寺庙的收入“全靠这些‘大师’忽悠”。但他解释说，这些“大师”很讲“职业道德”，从不夸大其词，说些令人反感的话。

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数剧增。2009年，昆明市全年旅游总收入226.34亿元，旅游总人数3115万，岩泉寺的承包费也随之水涨船高，上述知情人士说，交给金星村委会的承包费已涨到近每年400万。

一位业内权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7月底，一名做运输生意的湖南老板以每年720万的价格成为岩泉寺新的承包者。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开始在这座寺院上演。

疯狂的生意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老板入驻之后仍沿用原有盈利模式，招来近十几名“大师”，成为其“掘金“的主力。这些“大师”多已有结婚生子，并在昆明购置房产，开着价值十几万元的轿车。“跟他们喝过几次酒，也没有忌口。”该知情人透露，这些“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大师”没有底薪，全部依靠8%的业务提成。

一位旅行社的带团人领教了“大师”们的厉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师”在解签之后就会要求游客烧三支“龙香”，每支600元，游客若不愿，就会遭遇恶语。这位带团人甚至见到过，游客说没有钱，“大师”直接拉开游客的包。

除此之外，游客身上的胸贴也有玄机。如果游客有消费，“大师”就会将消费金额连同胸贴上的团号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身旁的工作人员，后者再将纸条丢进一根与一楼财务室相通的PVC管中。每个团离开时，带团人就可以到财务室领取现金提成了。

事实上，自2010年8月起，省市旅游部门每周都会接到关于岩泉寺的投诉电话。于是，从2010年10月起，昆明市旅行社协会要求各旅行社取消岩泉寺景区，以此敦促岩泉寺停业整顿。今年5月，岩泉寺重新开业。承包者重新调整了利益分配，旅行社的提成从30%提到50%，如此高的回报下，岩泉寺再次红火起来。

“大师”们也在“与时俱进”。上述带团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套钱的招数从最早的信物、点灯、赐福、刻碑发展到如今的银行卡“保值”。“‘大师’拿着游客的银行卡念经，还在卡面指指点点，以此保佑卡里的钱只进不出，并让游客选择保佑的时间期限，期限越长，费用越高。”其实，这些在常人看来低劣的骗人手法放在特定的氛围之中却能起到奇效。

一位昆明市旅行社协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岩泉寺重新开业之后，投诉电话几乎是一天一个。每遇投诉，旅游部门都会要求岩泉寺给游客退钱，一位业内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他手退给游客的钱已至少有十几万元。

对于承包者而言，承包寺庙仅是一场生意，只是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疯狂的背后是各方对利益的追逐。

模式之困

岩泉寺成为旅游热点景区并非一日之功。据媒体报道， 在2000年金星村村改之前，景区已投入500多万元，由于管理不善，欠了200多万的债。当时村委会向县信用联社贷款200万元，村干部抵押房产才凑够了改扩建的资金。当年竣工后就接待游客10万多人，实现经济收入460万元。到2008年，金星村委会累计向岩泉寺投资已超过3000万。

毕竟仅靠村委会经营，景区无法做大做强。从2001年起，金星村委会与旅游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对方经营，也就是承包。起初，这种模式成了村经济的台柱子，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2月，金星村的岩泉寺和自来水厂两家集体企业，每年可为村里带来超过500万元的纯利润。

随之而来的就是村民的高福利。村中学校免除了学生的学杂费，还提供免费的早餐，免费发校服;每年向60岁以上的老人共发放生活补助费70多万元;每位村民逢年过节均有过节费;春耕、秋收家家都有生产补助。所有村民都尝到了寺庙承包的甜头。

然而，巨大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湖南老板以720万元获得了岩泉寺的承包权一事，金星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袁福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未否认。袁福武坦言，因承包者交不起原定费用，后减免到三四百万。“我们明令禁止他搞烧高香、抽签等违法行为。合同有说明，如果投诉太多，我们还要惩罚他，甚至终止合同。”袁福武对于现在承包商只追求经济利益，不顾及其庙宇保护的做法颇有微辞。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包者的做法影响了岩泉寺的形象，合同马上也将到期，是否续约已在考虑之中。

事实上，这个曾经的赚钱机器如今已然成为麻烦制造者。省市县三级旅游部门对此也颇为头疼。2011年10月1日，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专门要求其停业整顿15天，但仅仅十天后，他便悄然迎客。

寺庙承包：多头管理监管难

寺庙承包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早在1994年10月19日就发布《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明确规定，僧道人员不得为乱建的寺观工程进行募捐、化缘活动;不得为其开光、剪彩;不得以任何方式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寺观等。

早在2000年，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五名村干部，就曾因将寺庙承包给私人分别受到撤职与警告处分。

长期关注寺庙承包的云南社科院研究员肖耀辉认为，寺庙承包反映出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正常的宗教生活已世俗化、功利化，在信教群众中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管寺庙的，不是宗教部门

事实上，在中国大多数旅游风景区中，名刹古寺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宗教部门，而是旅游局，宗教部门只能对庙宇内的宗教活动进行名义上的监管。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寺庙的归属较为复杂，分属于园林、文管、旅游等多个部门管理，有的甚至形成三四个单位共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景区寺庙与游客发生矛盾，就很难区分执法主体。

以昆明岩泉寺为例，它既归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门的管辖之内，但主权归金星村委会所有。在实际执法中，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在界定上又存在困难。

宜良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马兴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宗教部门只能负责检查寺庙是否违反了宗教政策，岩泉寺中仅有一名55岁的和尚是登记注册的合法僧人，其他都是承包者聘请的，“我们权力有限，只负责管理登记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

但在云南省旅游局执法总队总队长杨澄看来，因景区寺庙涉及到宗教部门，一旦宗教教职人员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也没有办法。然而，游客的投诉电话大都打到旅游局，后者只能再去协调其他部门共同解决纠纷。杨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云南省景区而言，针对岩泉寺的投诉比较严重，特别是烧高香和解签等方面的高收费。

事实上，在2009年6月，国家旅游局联合五部委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宗教旅游场所燃香活动的意见》，明令禁止宗教旅游场所强拉或诱导游客花高价烧高香;2010年3月，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又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旅游景区，加强燃香活动专项治理和联合检查，严厉打击强拉游客烧香许愿、骗取钱财等行为。

但在杨澄看来，旅游部门监管权力也很有限，必须多部门联动，即便如此，也有许多整改的景点死灰复燃，“这涉及当地政府利益问题也考验政府的决心”。

昆明市旅游局监察支队支队长付一民曾与宗教局领导找到岩泉寺的主管单位金星村委会。虽然对方态度鲜明的支持整改，但因涉及村中百姓的切身利益，规范整治遭遇到各种困难。2011年10月，宜良县民族宗教局专门到岩泉寺开整改座谈会，要求那位承包岩泉寺的湖南老板到宗教局说明情况，“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来。”马兴元说。

门票收入的分配

政出多门的另一个原因是门票收入的分配。每个部门都想从寺庙管理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往往互不让步。

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看来，寺院应该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园林和旅游部门又代政府收取门票，而目前的境遇是，云南的各个旅游局、园林局都有自己直属的寺庙，而作为寺庙管理部门的宗教局却没有。不过，他也承认，近些年旅游部门将部分收益交给宗教界，管理上的一些矛盾开始缓解。

在肖耀辉看来，近年来旅游活动带动门票价格上涨，影响信教群众烧香拜佛，而宗教界人士与寺庙管理部门在功德收入、宗教法事活动收入和其他宗教事务管理上也出现分歧，使寺庙承包问题日益严重。

马开能一直反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他说，宗教部门原来并不承认那些有明显旅游性质的寺院，也不予登记。但是，这些宗教场所虽不被宗教界承认，香火却越来越旺，反而使宗教部门很尴尬。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违法成本过低，对于寺庙承包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宜良县旅游和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局长张绍云说，曾对村委会和承包方提出很多要求，但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按规定只能罚几千元，多次警告和督促，对方均置若罔闻。

云南省社科院在早在2005年便出版了《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其中提到：当前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世俗化、商业化趋向来势较为凶猛，给人们的价值取向乃至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造成明显的危害。这份报告建议，虽然政府或相关部门插手制止并无充分的政策依据，但至少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的监督或干预，比如物价部门可以干预烧香的售价;税务部门可以令其照章纳税;与旅游部门合作经营，需要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经济收支是否透明公正，审计部门可以进行必要的审计监督，等等。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叶涛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寻求文物保护、宗教仪式与旅游活动有机整合的现代管理模式，是摆在泰山以及其他类似景点管理部门面前的棘手课题，要做好这个课题，必须由政府领导部门牵头，文物、宗教、旅游管理部门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协作，在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争摸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马开能则说，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承包模式，寺庙需要走社会化道路。“景区的寺院容易生存，但对于大多寺庙而言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但究竟这条路怎么走，还要尝试着摸索。”马开能说。

何处安顿信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对此，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周开龙回应说，普陀山并没有收40元的门票，自80年代对外开放后，每个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缮。

但是，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宗教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争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样希望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所以，自古以来，寺院的兴建和修缮，从来不靠收取门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来不缺这类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誉，如果需要修缮，那根本不愁资金。所以，普陀山各个寺院收5元香花券，虽然相对于那些动辄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过，如果，看看谁在替普陀山解释门票之事，大约就可以明白，普陀山为什么要收取门票。普陀山拥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门解释的缺是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根据官方网站，这位副主任的工作则是“协助书记、主任负责旅游产业规划、旅游行业管理、旅游营销、节庆活动、文化等工作”。从该管员会官方网站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普陀山这个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产业价值的旅游资源，而收取门票，恐怕就是实现这一产业价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业化、被产业化，是几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庙堂观的命运。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率展开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可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性资源。

举例来说，同为佛教寺庙的少林寺，其运营架构似乎与普陀山类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围绕着少林寺，划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也被纳入到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景区与少林寺，这个景区的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少林寺院方之间，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关系。政府与寺院、佛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少林寺在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层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结果是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坊间甚至曾有过少林寺将要上市的传说。

也正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地方政府对于修缮、重建寺庙、故居，有极高热情。比如，媒体曾报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这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争相以“朱熹故里”为名，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准备大兴土木，以作圣人“寿礼”。

然而，这绝非圣贤之幸，因为，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孔、朱这样的圣贤，或者西门庆这样的流氓，都被当成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手段。这些带着文化面目的建设项目，都是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招商引资唱戏”。圣贤不过是为政府旅游产业搭了一个台子而已，主角却根本不是圣贤。

同样，在政府的产业化经营规划中，寺庙、堂观、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钱。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这样的产业化安排，中国几乎没有不收取门票的景点。政府的产业化策略让所有的景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丧失了公共性，都变成了封建化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而地方政府在收钱的时候，一点也不难为情，因为，它像一个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既然我投资了这么多钱，我当然就得收回投资，并且赚取一定利润，否则，我岂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当然，在政府产业化战略的挤压下，各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变质、败坏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庙之类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商业化场所。这对宗教、文化的侵蚀，是隐蔽但也是深刻的。当这类宗教、文化场所被划入景区管理委员会，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逐渐地，这类场所的性质似乎也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变化。

那么，蒋孝严的批评能否引来地方政府的良性反应?看起来比较难。至少普通山管委会并没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作根本调整，则那些为文化、自然遗产投资了一大笔钱、指望这些遗产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弃圈地收取门票的计划。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又都在强调扩大内需，则可以预料，收取门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只会更多，而不可能减少。

本文来源：《阎明复回忆录》。

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

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那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已……

其实，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述说过了，然而，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还是以“附件”的形式，将这篇用血和泪写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后。

家破人亡

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

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大新（原名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

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大哥不仅被隔离审查，还因他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邱会作的反党行径而被押送荒芜的贺兰山劳动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后，邱会作本人成为阶下囚，总后受迫害的干部大批返回北京后，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确摘掉。

在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二姐夫也多次受到冲击，头戴高帽游街批斗。

我妻子吴克良50年代中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调到中联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牵连，在部里被隔离审查达八个月之久。

年迈善良的母亲，带着我十岁的女儿阎兰，孤苦伶仃，在凄风苦雨中等待无辜的亲人们的归来，独自一人坚强地经受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盘问和批斗。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后，中办又强迫我爱人迁出魏家胡同，我爱人带着女儿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将行李、家具及东西又搬到我妈妈家，与我妈妈一起生活。当她被隔离审查时，这个家就剩下奶奶和阎兰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当时阎兰在南礼士路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认为阎兰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对她十分歧视，经常欺负她。奶奶宿舍一楼住一位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带一个天生罗圈腿的孙女，在学校也受歧视，不愿去上学，这样阎兰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对奶奶说是去上学，其实是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复习功课、玩耍。

大嫂在香山劳动，通过吴克良每个月给妈妈二十元钱。因为她也时刻被监视，不敢来妈妈家，就先与吴克良约好在西单某地见面，把钱交给克良，再通过阎兰将钱转交给我妈妈。

对吴克良的审查是从1967年12月持续到1968年七八月份。这期间，因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也就被允许回母亲家，同婆婆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时，应该说是“文革”中妈妈生活最为愉快的时间，因为她能够与孙女、儿媳在一起啦……这时，吴克良也想尽办法来改善老人生活，从机关食堂打些肉菜带回给妈妈和孩子吃，自己只买一些便宜的蔬菜吃。在家时，吴克良还带阎兰学唱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沙家浜》，还在客厅里挂起毛主席像、唱语录歌，尽量使妈妈暂时减轻对亲人的怀念，缓解了些精神上的压力。

大约1968年三四月份，有天早晨妈妈刷牙，突然吐口血，妈妈对克良讲，刚才我吐口血，不知怎么回事，克良马上到洗脸间将血收集起来，看痰中有血，就陪妈妈到北大医院去检查，可是因为妈妈是反革命家属，不给查不给治，说了很多好话，才算给做了检查，发现左肺叶上有片黑影，说是肺炎，当时在门诊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带回来几针，在街道医务室注射的。过了几天，病情未见发展，妈妈也就放心了。

1968年五六月间，吴克良所在单位在黑龙江肇源县濒临嫩江的肇源国营农场办“五七干校”。吴克良接到通知，要下放到“五七干校”，肇源地区冬季很寒冷，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到肇源“干校”的人都做了御寒准备，将军大衣里面加上羊皮。克良没有军大衣，就找了一件厚呢子大衣，准备改成皮大衣，妈妈就从箱子里找出一件她年轻时穿的兰花面的小羊羔皮衣，将羊羔皮拆下，交给克良，她就拿到西单一家缝纫店去改制，将羊羔皮夹在大衣里面。

在她去商场购买些零用东西、衣物时，身上带的钱包被偷了，取衣服钱、去干校的路费通通被偷走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非常着急上火……回到家，将此事告之妈妈，妈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二百元交给克良，让她去取衣服和购买其他必需物品。

吴克良于1968年6月，同中联部的干部一同踏上开往东北去的火车，前往肇源“五七干校”。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后又随“五七干校”由黑龙江肇源迁往河南沈丘县。克良临去黑龙江时一再劝告妈妈到上海去，投靠明光三姐，也好有人照顾，但妈妈坚决不离开，说爸爸和明复就要回来了，我一定要等他们。克良无奈，只好把妈妈的衣物整理好，装在两个箱子里，一再劝老人家去上海，克良将她和我多年的积蓄二百元存折，交给了妈妈，作为妈妈以后的生活费用。

吴克良走前，根据中联部的安排，将阎兰送到中联部，部里将所有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子女集中在西院小南楼，由他们军管会的干部，还有两名女同志照顾孩子们学习、生活。这时阎兰已转到羊房店小学，直到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中联部“五七干校”从黑龙江肇源搬转到河南之前，阎兰一直在中联部生活，在中联部“五七干校”全体乘火车去河南路经北京时，就将留在北京的子女们一起带到河南。在临走前，阎兰专门到奶奶那里看望奶奶，还给奶奶买了一盒烟、点心、水果，与奶奶告别，没想到这竟是她与奶奶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她就与妈妈在河南农村“五七干校”生活五年多。

阎兰与她妈妈到河南后，我母亲只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大嫂在香山挖煤，只能是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抽点儿时间来家里看看她。另外我老姑，因为她在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有时间也来看她。这时政协的造反派又连续来抄家，将家中的家具、沙发等东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讲理，见东西就拿，最后剩下一个吃饭的桌子也要搬走，妈妈不让搬，说得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呀，这样，才算剩下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子还有几把破凳子，一张睡觉的床，真是一贫如洗。

后来，造反派又看中了我妈妈住的房子。大哥的女儿阎培莉陪奶奶去西单看房子，当他们找到房子时，一个小破院落里，进屋要上几道台阶，进屋一看，屋子很小，阴暗潮湿，窗子在墙的上半部，进屋开不了窗子，要登上凳子去开，这样的房子怎么住呢，妈妈坚决不去，也不搬。造反派没办法。可是妈妈说，爸爸还是要回来的，他回来怎么住？于是就硬顶着不搬。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来看妈妈，妈妈说，她在吃饭时吐了一口血，大嫂听了很是着急，就到街道医院门诊看病，医生说没法确诊，可能比肺炎要严重，请去大医院确诊。大嫂就陪妈妈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大嫂见到诊断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像雪崩似的落在妈妈的头上。大嫂当即写信给上海的明光三姐，告诉她妈妈患肺癌的消息。

三姐在郊区劳动，收到信后立刻给大嫂打电话，可是只知道大嫂在香山挖煤，既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偌大一香山，到哪里去找呢！大嫂事后说，明光真有办法，查遍了北京各区电话局的问询处，竟然找到香山小煤窑唯一的一个电话（就是放在煤窑厨房的电话）。

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有，厨房的师傅跌跌撞撞地从山下连摸带爬地到班禅行宫，找到大嫂，说上海有紧急电话找你。大嫂同他一起走下山，接到电话，才知道是明光打来的，明光焦急地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叫大嫂尽快把妈妈的病历寄去。大嫂回忆说，下山的时候同厨房的师傅一起走，总算有个同伴。而打完电话回班禅行宫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山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时不时传来野狗的哀鸣，令人胆战心惊。大嫂说时过几十年，当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三姐收到妈妈的病历后，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开了处方。治肺癌的中草药，剂量很大，当然也很贵。当时三姐和姐夫的工资都已冻结，三姐只好向朋友、同事们借钱，真是患难见真情，三姐的朋友、同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从上海寄到北京，带给妈妈生命的希望，也传递着明光姐对妈妈的一片儿女真情。据大嫂回忆，明光姐寄来的药包如此之大，以至到邮局去取药包的刘阿姨都搬不动，有一次还累得吐了起来。取回家，也没有这样大的药锅，只好把煮饭用的大铝锅刷干净后煎药。妈妈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

妈妈的身体略见好转，对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亲被带走时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没有更换的内衣。于是同老姑一起带着装有衬衣衬裤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公安局，卫戍区接待站，都未能获得父亲的音信。

十年浩劫，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逐放。多少年是生死未卜、杳无音信。他们的家人，无时无刻不惦念自己的亲人，日夜盼望能够获得只言片语的消息……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里，社会上沉渣泛起，形形色色的骗子应运而生。他们利用人们的善良、无奈、轻信、渴望和无知，吹嘘自己有“特殊的关系”，能够进入关押“犯人”的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打探在押“犯人”的情况，等等。

大家都为得不到半点儿父亲的消息而着急，老姑家有个邻居介绍，她认识一个女人很有办法，在这方面有熟人，可以送些东西给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和老姑两位老人喜出望外，这样，就将这个女人请到家，给她做好吃的，然后托她给父亲带这带那。东西拿走后，就如石沉大海。过段时间她又来了，说得花言巧语，两位老人都信以为真，盼望着能将换洗的衣服带给父亲，那个女人还说：“父亲很快就要释放了”。明光三姐的儿子黄安民当时陪着姥姥过“五一”、“七一”，听那个女人说后，也写信给上海说姥爷就要回来了。就这样，大半年时间里她来过多次，拿走衣物多件和七八百元钱。当时母亲急于打听亲人的下落，毫不吝惜，借钱也要托人打听到亲人的消息。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很不容易。

大家慢慢地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大哥儿子阎小新（即阎培刚），还有三姐儿子黄安民，他们当时都穿军装，是没有军衔的黄军装。有一次，在家遇到这个女人又来啦，他俩就说：“我们是卫戍区的，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清楚，我们要同你一起去看阎宝航，你到底在哪个监狱里看到他了？”在他们这样的追问下，她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骗子，是利用妈妈急切找到亲人的心情欺骗了两位善良的老人。后来，安民和培刚让她立下了字据，限期将骗走的钱和东西送回来，这个骗子从此再没来过，当然被骗走的东西和钱也杳无音信了。这件事充分地说明老人家当时的困难处境吧！

1969年夏天，三姐又请假来京看妈妈。三姐经济上很困难，每次都是从上海先到南京，当时，二姐也在南京郊区“五七干校”劳动，她们事先约好，二姐走出“干校”，在一个山坡上等待三姐来，见面时偷偷地拿些钱，三姐再用钱买车票来京看妈妈。

三姐来前，曾找到陈同生的夫人张逸城（陈同生做过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初期就被迫害逝世），她与著名肿瘤专家吴恒兴教授很熟，吴教授是毛里求斯华侨，放弃在英国的安逸生活回归祖国。陈同生于1935年至1937年间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因身体不好，周总理安排他在我们当时南京的家里养病治疗，他对我们家很有感情。三姐明光来京前，找张逸城同志，跟她说了母亲的病情和家中的处境，她就给吴教授写了信，让三姐到京后带着信去找吴教授。

当时吴教授在协和医院工作，也受到“文革”冲击，工作受到影响，没办法，只好小声地对三姐说：“请把你妈送来吧，我给她看看，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起去的还有二嫂流莎。

当时妈妈病得已走不了路了，没办法，三姐和大嫂两人双手交叉，让妈妈坐在她们的胳膊上抬到楼下，然后找车拉到协和医院。

吴教授的办公室很小，没有助手，但他很热情，知道家中的处境，再加陈同生夫人的介绍，亲自将妈妈放到一个小车上推到放射科，因无助手给照相，在三姐和大嫂的帮助下照相、拍片，确诊为肺癌。吴教授还亲自带妈妈去做了放疗。吴教授是从海外回来的，海外亲人给他寄来的食品、饼干、巧克力等，也送给妈妈吃，让妈妈补补身体。吴教授在我家如此困境下，对妈妈治疗，而且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精心治疗，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文革”后期，我被释放后，明光也从上海赶来，我们一起去吴教授家看望他，表示感谢！

吴克良离京去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前，帮妈妈将仅存的一些有用的东西收拾好装了两个箱子，并劝妈妈去上海投奔明光那里，因在京无人照顾她的生活。妈妈说我去上海你三姐那儿，你爸爸回来怎么办？我不能去。妈妈说，“不能让爸爸回来第一眼看不到我”。其实，爸爸和我在监狱的情况妈妈是一无所知，她这么说就是抱着一种思念和期盼。后来，明光姐来北京曾经去政协打听爸爸的情况，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这时爸爸已经去世了，他们非但不说、不告诉，还声嘶力竭地要她与爸爸划清界限。向他们提出妈妈生病，看病治病需要钱，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当时（约于1968年6月），二嫂流莎曾请求唐闻生利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打听爸爸阎宝老的下落，总理沉默不语，康生也在场。二嫂把实情告诉了妈妈，她坚决拒绝相信，而且放弃了与明智一家下放的要求，等待爸爸的归来。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我家工作的保姆刘阿姨。

保姆刘阿姨“文革”前就在我家工作，家是在顺义县一个农村里，人还可以，大家对她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文革”中不允许雇保姆了，便让她回老家了。后来克良、阎兰都到干校去了，家中实在无人照顾妈妈，就又将她请回来，应该说是她一直陪妈妈度过了这一年多漫长、困难日子，我们是应该感激她的。但是，这个时期因家中没有别人，妈妈有病行动困难，刘阿姨就将家中的东西能拿的往外拿，有的东西就变卖成钱了。当然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那个时期大嫂给妈妈的钱，明光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二姐寄的钱，都交给刘阿姨去买东西，她仅仅买点儿简单、便宜的食品、蔬菜给妈妈吃。

通过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个时期妈妈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中苦熬的，感情上思念亲人，身体上受病痛折磨，家里又无人照顾，精神特别痛苦，再加上后来又摔了一跤，送到附近小医院检查，诊断是大腿骨折，只给简单地治疗一下……现在，根据大嫂的回忆、分析，可能不是骨折，而是肺癌骨转移！

妈妈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明光姐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家里时，怎么敲都没人来开门，她就喊：“妈妈！我是明光啊！我从上海来，我来看你来啦！”敲了很长时间仍无人答话……好半天后，等刘阿姨回来才开门进屋。

一进屋，明光姐就见到妈妈骨瘦如柴，非常凄凉，心里异常难过……妈妈睡在一个很脏的床垫上，床垫都湿透了，因为妈妈已大小便失禁，没人照看她，可见妈妈那些日子是多么痛苦啊！后来明光就给她收拾，换洗，并昼夜给她揉腿、揉膝盖，又送到吴教授那里看病治疗。吴教授看到妈妈如此境况，骨瘦如柴，同时腿又摔坏了，非常生气，就说：“你们是怎么照看老人的？怎能让她这样受折磨呢？”明光是有苦难言，现在是家破人亡，家中哪儿有亲人来照顾老人哪！

当时，在北京的小弟佳林正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保党委”，曾被造反派押着和院领导一起被批斗，后被分配到边远的贫困县劳动锻炼、工作，长达九年多，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明光决定接妈妈去上海，同妈妈商量说，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刘阿姨又是这样对待你，大嫂也顾不上，虽有佳林弟在，他能时不时地来看你，能给你帮助，他也不可能总在你身边伺候吧！你跟我去上海，我们路过南京时，还可以去看看二姐嘛！妈妈很想二姐，她也知道家中的欠债，包括欠公家的账，二姐帮助还了不少，这几年生活上接济妈妈，出了不少力，但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想二姐，终于同意去上海了。

在这个时期，由于大嫂多次到政协反映，说婆婆病重，爸爸停发工资，家中无钱生活和给婆婆治病，要求政协能帮助解决困难，后来，政协就批给了二百元的医疗生活补助费，他们就用这二百元钱买了去上海的软卧车票，是个包厢。

在临走前两天，妈妈又发起烧了，她又不想走了，流莎（二哥阎明智的夫人）也赶来为妈妈送行，她认为妈妈发烧不宜走，可是车票已经买了！不去，车票怎么办？这个时候怎能不走呢？大家商量决定还是走！

走的那天早晨起来，三姐给妈妈洗了头。后来三姐又觉得很后悔！认为那天不应该给妈洗头，因为出门洗头不吉利！这样几个人连抬带搬地将妈妈扶到楼下，准备上车时，看到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一片乌云翻滚着盖了过来，竟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大嫂认为走不成了，雨下得这么大，怎么走！这时佳林弟也在，借的车到了，外边的雨也停了，大家心情很高兴，就将妈妈扶上车前往北京站。事后大家回忆起来，感到这雨下的是冲妈妈来的，是为妈妈送行。

到北京站，还发生件小插曲。软席卧车的列车员看到老太太病重，不愿让上车，明光理直气壮，说她，你有什么权力不让上车，有病就不能坐车？因为有病才要去上海治疗，明光讲得声音很大，并说：“唉，张大夫怎么还没来呀！”当时正好有肿瘤医院张大夫在，他就答应，我来了！张大夫很同情妈妈，妈妈在医院看病时，张大夫就说老人家去上海时，我去车站送行。列车员见到有大夫、护士送，也不知道老太太是什么身份，也就让上车了。

列车开往上海，快到南京时，妈妈让明光扶她坐起来，垫起个枕头，还让明光给她梳梳头发，靠近车窗坐着，向窗外望着想念已久的二姐高玲（原名阎明英）来看她。二姐也非常想来看妈妈。因为决定妈妈来上海后，三姐就打电话通知了二姐，妈妈乘坐哪趟火车，何时抵达南京车站，让二姐来车站见妈妈。可是二姐的孩子玲玲和她原来的丈夫知道后，把二姐关在屋里，坚决不让二姐去车站看姥姥，二姐痛哭失声……可见那时“阶级斗争”环境下人们的思想状态。二姐没来，可妈妈还很冷静，妈妈说：“你二姐高玲，还是党员，她在开会，是不能来看我的。”但从表情上看，妈妈是很伤心的。

妈妈到上海后就住在三姐家里。这时明光已从乡下回来了，三姐夫也从关押处被释放出来回到了家，后来还被开除党籍。家中孩子们安林、小七他们都对姥姥不错，孩子们都在姥姥身边，热情地关怀、照顾姥姥。明光则到处找医生给妈妈治病，安林还请她的同学、某医院的护士长每天来家给打针。安林同学见到她姥姥病成这个样子，就对安林讲：看到老人病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妈妈的手背、脚背上的血管都瘪啦，针扎不进去，打点滴很困难了。

这时，三姐又把在鞍山农村的大姐明诗请来了。当时大姐正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她的处境很困难，“文革”中被定为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在市内批来斗去，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大姐接到三姐的信，就从农村赶到上海来，最后又由她陪伴着妈妈，每天给妈梳头、洗脸、擦身……妈妈周身疼痛，她就给妈妈按摩，送妈妈去医院。

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医院不肯收。后来还是三姐找北京协和医院吴恒兴教授帮忙，吴教授给写了信，才住进了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并给了间病房。当时上海天气很热，他们就在病床下放些冰块降温，这样，就由大姐、三姐和孩子们在医院里陪伴妈妈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妈妈是1971年7月12日去世的。

妈妈病危时给二哥明智去信，二哥赶到上海时妈妈已去世。

妈妈在医院病重时，还有两次突然醒来，说玉衡和小复回来了，快去买肉给他们包饺子吃！这样，讲了两次。她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跟三姐讲，你知道我最想谁？三姐说最想谁？她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三姐开玩笑说：“你光想小复，那就不想我啦？”妈妈拍拍她的额头笑着说：“你‘大背头’！唉！我能不想你吗！”

在妈妈临终的前两天，她跟大姐、三姐讲：“我快不行了，还是给总理写封信吧！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我还是相信玉衡、明复他们没有问题。你们给我治病欠了那么多债，我想请周总理关心关心，安排我的后事。”这样，大姐根据妈妈的意见，提笔起草一封给周总理的信，信的大意是：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及后事解决了。信写好后，7月12日中午妈妈就去世了。妈妈临终时的一句话：我想小复啊！

据明光几次回忆，在住院过程中，妈妈从不埋怨什么，忍着病痛。她临终前交代我们，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她还说：“共产党啊什么都好，就是整人，这不好！”这是位老共产党员的心里话，说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太过分，一切搞极左，伤害大批党内外人士。

妈妈于1971年7月12日与世长辞后，大姐、三姐根据妈妈生前的嘱托，将写给周总理的信寄给大嫂，请她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周总理。

当时大嫂还在香山挖煤，她接信后很为难，她想我怎能进中南海见到周总理呢？于是她就来到中南海西门，门口有警卫，在门前走来走去，也无法投信，也不能把信交给警卫……后来就到西四邮局，买了个信封，将妈妈写给总理的信装在里面，信封上写：“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同志，请务必将信送给周总理”，贴上四分邮票，在西四邮局寄出了。她可能想，西四邮局离中南海较近，寄给总理的信可能早点儿收到。

信寄出后，她就又回到香山劳动，没过多久，政协机关派人来找她，叫她来政协一趟。这次她来到政协发现接待她的人与从前态度不同了，他们说：“首长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带大，带入革命，她是有贡献的。她的治疗费和安葬费给予报销。”大嫂听后很受感动，就打电话给三姐来京办理此事。三姐将妈妈治病期间的各种票据、收据带来，政协根据总理指示给予报销了，其余用以支付清了各种花销、火化费及欠债。周总理当时处于“文革”的惊涛骇浪之中，忍辱负重，自己也身患重病，还关心着我们一家，我们把总理的恩情一直铭刻在心。

当时，在上海给妈妈开了个追悼会，追悼会由二哥明智念悼词，二哥刚讲两句就泣不成声了。妈妈火化后，骨灰存放在殡仪馆里。三姐非常悲痛，当妈妈咽气时，她抱着妈妈，感到妈妈身体是温暖的，医院将尸体运到殡仪馆去，三姐不干，抱住妈妈尸体痛哭，后来就昏倒在地了，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法活下去了！后来又同二哥走访几家医院，想了解对妈妈的治疗是否有误，大姐说即使证明治疗有误，还能怎样呢？还有什么办法好采取呢？但是，三姐陷于思念妈妈的悲痛中长达一年多。

丧事办完后，三姐一连做了两次梦，梦见妈妈对她说，在她旁边有个人总是欺负她，于是，三姐和姐夫就到殡仪馆将妈妈的骨灰盒带回家了。直到爸爸平反后，1978年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因爸爸没有骨灰，爸爸去世时是按江青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父亲在监狱的代号）不准保留骨灰，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妈妈去世时，我的女儿阎兰随克良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她接到上海的来信，克良还在劳动没回来，她拆开来信，竟是她曾相依为命的奶奶的噩耗，小小年纪的她难以接受，放声痛哭。至今多少年过去，阎兰提起旧时记忆，仍然潸然泪下。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人丧心病狂地整二哥和他的爱人流莎，写检查被贴大字报。二哥到长沙“五七干校”后，她一个人非常艰难地在北京带着三个孩子，把他们拉扯着长大成才。她知道明智孝顺妈妈，在北京时，就定期让小儿子嘎嘣豆（小名）晚上背个小书包，装上吃的和钱偷偷给奶奶送去。1975年4月一个晚上，流莎正在等待接她到办公室翻译西贡解放的政府声明的车，接到电话得知二哥的死讯（4月18日）。她带着三个孩子半夜赶到火车站，一直等到第二天去长沙的火车，次日才准许她看到二哥尸骨，心里非常难过。她回忆说，二哥是在一天晚上的单位批评会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后倒下的。“文革”让二哥一家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而我则是在出狱后得知失去了二哥这个家里最有出息的亲人。

这里再补充件事，明光第一次来京到政协去打听爸爸的情况，要求给妈妈开生活费，他们拿出一个扣发工资单，她拿工资单回来跟妈妈讲，爸爸还活着哪，你看还有工资单嘛。妈妈就问：“那明复呢？”三姐和大嫂曾到丰盛胡同找中办组织部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说这里没有阎明复这个人。回来后，就骗妈妈说明复在农场劳动呢！以此来安慰她，但妈妈并不相信。据佳林弟回忆，他是第一个听说父亲去世的。1969年，国际关系学院革委会在批判原院长于苇同志时，发现我父亲曾营救过抗战期间西安抗日救亡分会的几个被捕同志，其中就有于苇。“国关院专案组”怀疑于苇有变节行为，开始寻找父亲想当面查问。公安部专案组告之：阎宝航已去世了。“国关院专案组”有个姓谢的同学悄悄告诉了佳林弟，佳林告知明光和大嫂，明光震惊但不信。

这样一位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从入关到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一直是大清王朝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长期以来生活在现在的新疆、青海一带，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历代以来，对他们有诸如“厄鲁特”“卫拉特”“瓦剌”等称呼。

顺治年间，准噶尔蒙古人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首领叫噶尔丹，他通过十多年的征战，统一了西蒙古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然后，雄心勃勃的的噶尔丹想要恢复元朝当年的疆域，和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较量一番。康熙时，清政府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接着康熙又两次亲征，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郁郁而终。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雍正五年(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在沙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雍正九年(1731年)五至六月，清朝出兵平定噶尔丹策零叛军，噶尔丹策零派出士卒向清军诡称，准噶尔有一支孤军在察罕哈达，引诱清军离开科布多大本营，深入到瀚海之中。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中计，挑选精兵万人，沿科布多河西进，在博克托岭、和通泊等处中伏，损失惨重。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再度内侵，但被喀尔喀蒙古和清军所败。雍正十二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向清廷请和罢兵，乾隆初年议和告成。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位，导致汗国分裂，实力大衰。策妄阿拉布坦谋臣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外孙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得到汗位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不和，互相攻伐，阿睦尔撒纳战败，帅残兵两万人降清。乾隆十八年（1745年）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不得不投靠清政府，这使得乾隆知道了准噶尔汗国的虚实，他发现，现在的准噶尔处于最虚弱的时期，于是决定趁机出兵彻底平定准噶尔汗国。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朝发兵五万，兵分两路，以准噶尔叛将阿睦尔撒纳为前锋，直捣伊犁。当地连年内战，人心思安，清军一到，纷纷归降。史料记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者”。达瓦齐没有料到清军会来，加上部下的不战而降，阵脚大乱，于是不战而逃，清军穷追不舍，将其擒获，押送京师。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因粮草不继，清朝大军只能迅速撤离，留下阿睦尔撒纳和清朝将军共同管理准部。清政府封赏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双俸，并封他为辉特汗。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觊觎整个准噶尔的汗位。他当初归附清朝也不过是为了利用清朝铲除对手达瓦齐。此刻虽然权势倍增，但他依然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杀死清军将领，起兵叛乱。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清朝再次出兵，去捉拿阿睦尔撒纳。但事发仓促，清军没有粮草，只能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一路抢掠粮食牲畜，甚至连友军喀尔喀蒙古部也没有放过。准部本已陷入饥荒，清军一番劫掠，粮食更加不足，大批民众饿死，剩下的纷纷起来反抗清军。就连一直支持平准的喀尔喀蒙古部也起兵反叛。乾隆好不容易才平定了喀尔喀人青兖杂卜的起义，安抚住了喀尔喀蒙古。他改变了作战方式，调集大批军粮，运到前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进兵，终于取得了胜利。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境内，病死异国。连续困扰清朝统治者许多年的准噶尔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乾隆皇帝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乾隆却高兴不起来，本来计划中只需要几个月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中间还插入了喀尔喀蒙古叛乱这个插曲，一次战争变成了三次（在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平准算作两次），军费最终高达数千万两白银，而且损兵折将。准噶尔蒙古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悍顽强让他既恨又怕。除了杜尔伯特部，其他三部总是屡次投降屡次反叛，更令他非常恼火。他担心总有一天，准噶尔蒙古人又会成为大清的敌人。

深思熟虑之后，乾隆皇帝做了一个让我们现代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种族灭绝。他下令：对准噶尔蒙古人，除杜尔伯特部外，“总以严行剿杀为要”。

在前两次平准战争中，清军一直是“因粮于敌”，这本就是一种屠杀。清军所过之处，靠抢劫作为补充军粮的手段，那些被抢走粮食牲畜的蒙古人大多死于饥饿。由于遭到反抗，第二次平准，清兵开始大肆屠杀平民。他们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一样，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凡遇到可疑的蒙古人，一律杀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参赞大臣哈达哈上奏：在济尔玛台，一位蒙古部落首领敦多克带领几名亲信前来投降，清军认为他们形迹可疑，也许是诈降，便“俱行诛戮”，随后又领兵来到敦多克部落的牧地，把一千七百多户牧民“悉行剿灭”。乾隆皇帝收到这个奏报，认为哈达哈“奋勇可嘉”，授予领侍卫内大臣。

阿睦尔撒纳反叛后，清廷任命巴雅尔为辉特部汗王，沙克都尔曼吉为和硕特部汗王。当得知巴雅尔追随阿睦尔撒纳之后，乾隆除了命令剿灭辉特部之外，对沙克都尔曼吉，密令清军“倘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清朝将军雅尔哈善见到皇帝的密令，尽管知道沙克都尔曼吉并无叛意，仍然设计剿灭其部。雅尔哈善挑选五百精兵，假装路过和硕特部的宿地，要求借宿。沙克都尔曼吉见是天朝大军，非常欢迎，腾出最好的帐篷给清兵住。虽然部落缺乏食物，还是“屠羊以待”，同时拿出所存美酒，盛情招待。等到半夜，清兵“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对醉酒熟睡的蒙古人展开屠杀，杀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汗王沙克都尔曼吉也被杀。事后，乾隆夸奖雅尔哈善“办理甚属奋往”，第二年雅尔哈善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后又被封为一等伯爵。

第三次出兵，乾隆下诏：“厄鲁特人等反复无常，实为覆载所不容”，“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成兖扎布在奏报中说：“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河口贼百余人，察可玛河口贼四十余人”，“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可以看出，清军杀戮的都是散居河边的农牧民，并不是叛乱部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伊犁附近的赛里木湖畔，兆惠亲自指挥清兵对准噶尔部平民展开了屠杀，他们冲入一条条山谷，找到蒙古包，就闯进去砍死所有人。一支小部落的一千多人被赶到湖边，男人被挑出来，每十个为一队，挨个儿砍头，鲜血流进湖里，湖水都被染红了。另一边，清军从队伍中挑选年轻漂亮的妇女和一些小孩，准备运回内地作奴隶，这些人后来大多死在了路上。剩下的老丑病残妇女还有一些儿童，被清兵当成了练兵的靶桩。

厄鲁特部剩下的人大都逃入了山谷丛林中，乾隆命令搜捕，务要斩尽杀绝。《啸亭杂录》记载：清军左右包抄，向伊犁地区合围，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无遗”，“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

对于投降的部落，乾隆是这样指示的：“大兵此次进剿，厄鲁特蒙古人必然会大批投诚。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们的头目先行送到京师，其他部众，可向内地迁移，等过了巴里坤之后，对那些男人，都尽行剿戮。所余的妻子，酌量分别赏给官兵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实录》二十二年二月）攻克伊犁后，再次下旨：“现在，两路大军接纳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们外表归顺，内心未可全信。可将他们先迁至巴里坤，然后再迁到肃州，然后进行诛戮。”几万投降的蒙古人就这样被驱赶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里被杀掉。

战争过后，除杜尔伯特部，以及早降的达瓦齐妻子的一个小部落被迁到别的地方没有灭绝之外，准噶尔蒙古人几乎全部消失了。清军将领明瑞奏称，从巴尔呼特岭，直到纳林郭勒、乌兰乌苏这些地方，已经“不见一人”。准部死于战乱和屠杀中的的确切人数，历史上已经没有确切记载。

为了填补空白，清政府从各地迁来了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蒙古部的喀尔喀人、穆斯林东干人等大量人口。

不可否认，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而且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对于以后捍卫西北边疆的斗争，产生了良好影响。直到乾隆平定准噶尔把这块土地命名为“新疆”后，中央政府才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乾隆皇帝对祖国版图的奠定，边疆的巩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并不能抹去大屠杀的血腥和残酷。虽然战争中死人是难免的，准噶尔蒙古部的灭绝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乾隆皇帝和清军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农牧民以及已经投降的部落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残忍和暴虐，都要被永远唾弃！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金庸1994年10月3日至29日北京大学访问期间的演讲。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

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

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

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

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女人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

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

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

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

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

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新视角，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研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原题《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

　　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以下简称“本书”)一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事件、谈判、纷争和冲突，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联合国)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经济联合国)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苏双方(不是单方面)都放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而选择了对抗政策;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战时大国合作结束，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进入两极时代。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9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也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而在此之前，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甚至发生了冲突，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遏制”战略，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12月苏联没有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的战略疑虑;1947年7月莫斯科及其准卫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表明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应该不是偶然的。说到底，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所以，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深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中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 Cold War, Cold Economic 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二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很早就说过：“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真实发生的过去’(the pas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而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层因素时，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y System)或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沃勒斯坦(I. M. Wallerstein)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因此，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而只是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不过也需要指出，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最严谨、最科学的研究。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考察冷战起源、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三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人们就会发现，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超级大国”，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战后初期尤其如此。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战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在安全战略上，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而在经济战略上，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hegemonic)地位，或如莱夫勒(M.P.Leffler)所说的“权力优势”(preponderance of power)。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霸权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还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大国合作”机制中得以缓解，从而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苏联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感到有利可图，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四

　　严格地讲，本书重点研究的是“冷战的发生”(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而非“冷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Cold War)。这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发生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如何开始”、“为什么这样开始”)。以往史学界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实际上，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来说，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是全方位的，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实际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进而谋取世界霸权。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国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实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17年现身了。用列宁的话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列宁和俄共(布)于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称：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追根寻源，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此，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机。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反而消退下去。随着1918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攻波兰相继失败，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替代性选择”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及随后的海牙会议)是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列宁那句名言—“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果，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两种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暂告结束。同样，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债，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游戏规则”。不久以后，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发动的“东方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也主要是为了保障苏联这座“孤岛”在资本主义“海洋”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而苏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

　　与此同时，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全面国有化，消灭货币和商业，推进农村的“十月革命”，倡导公社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则取缔立宪会议，实行一党专制。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然而，这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于是，作为战略性退却，“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发挥作用，运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鼓励人们发家致富，这一切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但列宁认为，在经济发展还十分落后的俄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因为“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其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系，而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可惜，因重病缠身、过早去世，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而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背离了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为坚定苏联社会及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斯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援助苏联、保卫苏联，一切服从苏联的利益—被宣布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为此，苏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集体安全”谈判，明天可以与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反抗法西斯轴心国，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世界革命不过是临时借用的策略工具而已。其二，斯大林通过取消“新经济政策”，强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苏联解决了一个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如何将“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即在制度形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社会主义”方案，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激进的“不断革命”论，如托洛茨基，或者趋向“保守”主张长期停留在“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阶段，如布哈林。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又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1928—1932年)，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萧条。这样，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再有，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遍的社会恐慌、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然而，19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了这一切，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这种模式的优势—国家高效分配资源、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恰恰在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无疑大大增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这就是斯大林最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五

　　本书讨论“冷战发生”的命题时，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在苏联与美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和平共处的“机会”?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会”又是如何失去的?通过上述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大致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显性化、具体化的过程。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生，其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那么，这些“助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判断不同。因此，回答“机会”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需要从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本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宣布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意图，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则事情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斯大林对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以及1945年12月27日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对此充满信心。因此，对于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内在动因。由于这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斯大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1946年(冷战发生前)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激烈反应，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战后美苏继续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两种不同社会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3-c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无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计划，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这种“如果”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