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约写作于2008年。
上篇：吾国吾民：背景的比较
“拉美化”还是“南非化”？
近年来国内外批评者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中经常提到的负面比较对象是印度与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国人经常把经济落后的印度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果”，那时（1960-1970年代）拉美正处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所谓“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国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专制“铁腕”掀起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训”，但却变成了“尼赫鲁社会主义”、“苏联式计划”的恶果，而被中国的“右派”们用以反证“民粹主义”之害。至于中国的“左派”，则越来越多地以“奇迹”已过、社会陷入危机的拉美为“教训”，用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之恶，从而造出“谨防中国出现拉美化”、“中国落入拉美陷阱”等热门话题。
但中国的一些拉美研究专家并不赞成“拉美化”的说法。而更有趣的是：与“新自由主义”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相反，很多“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里的工农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抵制当地的劳工法，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这个首钢眼中的“捣乱者”在工人支持下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的马尔科纳市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拉美左派力量增长，这样的事或许不奇怪。可是“首钢秘铁”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时期，那可是公认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还有更生动的例子：过去我们的国企在乡村地区建厂开矿，“圈地拆迁”从来不由分说，成千上万的农民说赶走就赶走，哪里有谈判一说！但这些年“中资”在加蓬等国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却遭到“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的抗议，中资习惯于通过“搞定”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在那里，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当然，在那些法治完备的国家，中资也学会了“循规蹈矩”。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早已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并得到了后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一个只有千余人的土著部落谈判土地租用问题，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把土地所有权归还了土著。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于是如今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
显然，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扯什么“拉美化”纯属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间多次到过南非的菲律宾籍国际NGO活动家却有个发现：当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却很像马尼拉了！这个比较很有意思。
他讲的“当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这个南非当然不像拉美，但它与中国很像吗？
今天中国的“左派”喜欢大批“新自由主义”，而“右派”喜欢大批“福利国家”。可是当年的南非，虽然国际上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把它骂得厉害，但后者从来没说南非之弊在于“新自由主义”–相反，倒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执政的非国大被一些极左派抨击为搞“新自由主义”。而前者更没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国家之弊”。尽管南非少数白人当时的确享有高福利，但谁都知道，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尽管并不享有“自由竞争”，却与“福利”更无缘，他们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义”国家都低！
几个“术语”的比较
那么当时的南非搞的是什么体制？我们可以看看那时学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几个术语：
1，“二元体制”（Dualism）：学者常常用这个术语来称呼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黑人与白人的不同待遇。而在中国，人们形容城里人与农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说法是“二元结构”。这个术语来源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W.A.Lewis）模型和不发达社会学中的波耶克（J.H.Boeke）模型，曾被广泛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刘易斯等人讲的“二元”仅指城乡发达程度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并没有制度性歧视造成身份等级的意思。笔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制度性歧视下的城乡差异与刘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乡壁垒”称为“城乡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视混同于一般城乡差异之嫌。而南非官方学者同样用这个概念混同种族壁垒（隔离）与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富差异，对此，也同样有人指出：种族隔离下的dualism并不是刘易斯所讲的那种概念，而是一种制度歧视。有趣的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南非的“白黑二元”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当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动工人”（migrant labors）：南非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黑人劳工，当局要他们在城里只打工不安家，把户口留在“黑人家园”，因此给他们的官方称谓是“流动工人”–不称为“黑人劳工”也有掩盖种族歧视之效。而我国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农民工”，最近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说这个称呼不好听，郑重建议改称“流动工人”。我指出这恰恰与南非对黑人劳工的称呼雷同，惹得他大为光火。其实我当然不认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称呼），但他恰恰想出这么个称呼，这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所据现实的相似？migrant一词有“移民”和“候鸟”、“往返迁移动物”二义，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义，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鸟型工人”。按照南非种族隔离理论家W.W.埃塞伦的说法：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言之，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我们的“农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吗？他们不也有“候鸟”、“两栖人”之称吗？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 urbanization）：这个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医学界人士对黑人移居城市带来流行病和性病的问题提出的迁徙管制建议。但后这个概念来被无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贫民窟、脏乱差、治安问题等等都归咎于黑人进城，从而对黑人厉行管制，并且成为种族隔离时期的重要“国策”。为此南非实行了一系列“关键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过的“防止违法擅占法（PISA）”等，黑人贫民区被视为“违法擅占”（illegal squatting），当局经常以整顿市容、惩治“擅占”为名进行犁庭扫穴。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允许黑人进城形成贫民窟则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责为“失败的、无序的城市化”。在“有序”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黑人进城做苦力，遇到萧条就视其为“多余的人”而加以驱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牺牲品”。而在中国，类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动”。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简陋棚屋叫做“违法擅占”，中国则叫做“违章建筑”，姚洋先生认为贫民区“侵犯产权”，这与南非说的illegal squatting是一个意思。提出“有序流动”就是要禁止所谓“盲目流动”，对此赵树凯先生有个尖锐的批驳：“即便是盲目流动，难道农民就没有’盲目’的权利吗？流动既属于基本人权，……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盲目流动’又有何不可？”南非进步人士对“有序城市化”也有类似批判。区别只在于：南非排斥“无序城市化”总拿美国的“贫民窟”做靶子，而中国批判“贫民窟”则喜欢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为美国的贫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国没有“黑白问题”，而且羡慕美国富裕，就拿更穷的印度来说事了。
这些“术语”的比较告诉我们什么？
两个“经济奇迹”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如何解释这一“奇迹”则众说纷纭。对此，看看另一个“奇迹”是很有意思的。
许多中国人对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矿和布尔山羊，但其实南非早已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今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厂”之称。该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采矿业成为国家最大经济部门，1965年制造业产值更超过了采矿业与农业之和。使南非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南非的铁路与电话均占到全非洲的一半，发电量更占全非洲的57%，人均用电水平与英国相当。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据说“相当于匈牙利或丹麦的水平”。从综合经济指标GDP来看，南非1932年仅为4.66亿兰特，1940达到9.87亿兰特，1948年20.05亿兰特，1956年41.23亿兰特，1964年68.72亿兰特，1972年150.52亿兰特，到1980年已达592.00亿兰特。也就是说，南非国内总产值在1932-1972年的几十年间可谓持续高增长，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1970年代末减速，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总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南非堪与当时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敌”，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
南非的经济“奇迹”还有两个堪与中国相比的特点：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数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国的农民）消费能力低下，南非与中国一样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两国“奇迹”的共同特征。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1950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到1992年降为53.4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就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而此前，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曾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1957-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中国也如此，典型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都是亏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厂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国是利润奇高。而麦当劳在美国的盈利水平也远不如在中国。于是1996年投入亚非拉的外资三分之一以上进了中国，1997年全球FDI只有5%进入中东欧民主转轨国家，但1990年代进入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的FDI总量，80%以上集中于20个国家，主要是中国。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这一点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很相似。中国居民有车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却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国学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说：由于印度国家在“征地拆迁”方面太无能，她想修建中国那样的高速公路网几乎绝无可能。
南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何在？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批评了笔者关于南非高速原始积累和经济高增长的奥秘在于“全球化加低人权”的观点，坚持认为“低人权”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但是中国南非学的其他学者似乎不这么看。例如有人认为：
“种族主义制度为南非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经济发展提供了带有强制性的廉价劳动力，并保证了白人农场主和企业主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辽阔土地资源。”反过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实力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存在和维持。”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隔离制度所保证的优裕条件吸引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移民，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对南非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诸多原因”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与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矛盾：流动劳工素质不易提高，绝大多数人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
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样有“诸多原因”，但没有“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廉价劳动力”）和“圈地运动”（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当然，上述关于“南非模式”的弊病与其最终结果的论述，相信也会使中国人浮想联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经济之外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这就像今天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富裕地区的“民工潮”一样。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那么，南非本国黑人劳工的收入高于邻国黑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像中国的“农民工”：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这能掩盖他们在城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吗？
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个人收入只占1/4。矿业工资中白人与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年20.3；1974年12。横向比较，这个比值在1980年代采金业中是10-15；加工业10-12；原料工业4；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1；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两者之比缩小至3.3：1，即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82.57%，但黑白工资的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另一组数据显示：1980-1988年间，南非黑人劳工年均工资从2688兰特增加到9430兰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资则从11472兰特增长到32906兰特。即黑人工资增长了250.82%，白人工资增长186.84%，从相对增长率看黑人工资增长快于白人，9年间白人工资从黑人的4.27倍，缩小到3.50倍。但是从绝对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资比黑人多8784兰特，9年后却多23476兰特，差距其实更大了。所有这些数据给人的总印象是：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由于收入数额变大，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而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行业中“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实际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里也在明显扩大，而且与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对率缩小、绝对量扩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上述两项收入差距无论是相对率还是绝对量都在扩大。也就是类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况，而要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晚期的情况更糟。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这与中国是否也很相像？
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市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采取好斗行动”来维护种族隔离，以至于直到1970年代末，种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资本家与白人工人的政治联盟”。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资本”，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当时的南非共产党也积极参与了此事。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却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这种体制与中国的体制类似。只不过南非的黑白之别对应于我们的“市民-农民之别”。应该指出，中国自1950年代以后的“农民”既不能以聚落类型定义（很多农民实际上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我国的县城，改革前往往多数居民都是“城关公社”的“农民”），也不能以职业定义（很多“农民”并不务农，从而形成“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之类概念），甚至不能以阶级定义（不仅有“农民工”与“农民企业家”，而且还有干群的对立），“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改革前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1978年我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在城市内部只有0.164，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但若计入城乡差别，则全国的吉尼系数却达0.331，已经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
改革30年来，中国城市与农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应该说相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中国的体制对“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特殊城市）户口”的穷人还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对“穷白人”也还不错。不过严格说来，南非“穷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还是比我们的城市穷人高。因为那时南非至少白人内部还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劳工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能够有效地捍卫权益，他们手中的选票也对政府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其城市工人地位虽比中国的“农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劳工高些，却不如那时的南非白人劳工。相应地，中国市民工人对“农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穷白人”排斥黑人那样强烈。农民工在城里主要还是受到权势者的歧视。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的“穷白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而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此外，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如前所述，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可是中国的许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们“左派骂新自由主义，右派骂福利国家”，似乎还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它们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上英国人欺负过布尔人，并通过以强凌弱的英布战争灭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布战争中布尔人遭到“屠杀”，在“集中营”里大批死亡，给布尔人留下深刻的创伤。南非各地有关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星罗棋布，时刻提醒布尔人–现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过去。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阿非利卡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们在压迫黑人时，对英语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规劝、指责与制裁还特别理直气壮，认为你们过去欺负我们，现在有何资格跟我们讲人权？
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
于是阿非利卡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正义性”。这就不难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顽固坚持种族压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词。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在南非废除奴隶制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恼怒地斥责此举破坏了白人与黑人间“合乎体统的关系”。由此导致的英布关系紧张，在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为英布战争。1910年，原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演变来的殖民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立布尔人主导的南非联邦。当时布尔人通过的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英治下允许黑人购置与拥有土地，黑人区可以选举代表，建立权力有限的议会等，独立后布尔人说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都废除了），于是就有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阻止这一进程，他们因此被骂为“南非奸”、“英国人的同伙”，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内政等等。布尔人理论家在论证“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论时，经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1930年代南非联邦主管土著经济的霍洛维就声称：美国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强加于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却顽固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在后来阿非利卡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反殖民主义”来抗拒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压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结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强烈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同年另一件“外国人干涉内政”的事件是黑人领袖、非国大主席卢图利大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当局又一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阿非利卡人有偏见”。
相反，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怀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称“亲英派”，他说：“英语对阿非利卡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这英语世界两大领袖发表《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原则，阿非利卡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并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文本发表了《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南非官方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白人喜欢自由，黑人喜欢被奴役，这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征”，保持这种种族“文化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各自发展”，他们就可以避免外来影响而实现自己文化的“复兴”了。因此南非的各个种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发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园就是“班图斯坦”。在班图斯坦实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因此布尔人掌权之后，就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专制为主的“班图制度”。
对此南非黑人领袖给与断然的反驳。纳尔逊.曼德拉指出：人权是所有种族与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呢？而面对外部世界的批评，一些人也与南非布尔人一样从历史上受外部欺负的经历中获取“正义感”，认为欺负过我们的外国人没资格批评我们。然而南非民主化的过程已经证明，这样的逻辑是无法面对历史潮流的。
中篇一：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
中国与南非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比较点，比方说“矿难”的比较（中国与南非都是“矿难大国”，而且矿难具有身份性：中国的农民工与南非的黑人是矿难的主要蒙难者）等等。但是最本质的比较应该是体制上的，尤其是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的劳工制度与土地制度。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与我国规定“农民工”只有“暂住”权，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我们叫“新农村”，南非叫“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而种族隔离时代的“民工潮”才与中国如今类似，是由本国“流动工人”构成的。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中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而我国还处于“持证流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阶段
在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农民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打工挣钱，而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与自古以来百姓对朝廷的劳役负担性质类似。那时只要农闲，青壮农民几乎都要“出民工”，有时连农忙时也要保留部分“民工”连续作业。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这种劳役负担之重并目睹了农民躲避“出民工”的种种现象。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由民工变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自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改革后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事，当时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常现象。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是不会有“暂住证”的。农民有事进城，需要以具体事由开具一次性的“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之虞。
而在南非，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也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也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于是，改革前我国的“身份社会主义”与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颇为相似。由于我们的农民与他们的黑人当时都难以为挣钱而打工，也都没有成为都市制造业工人的主体。那时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工人都是“市民”，被征发的农民“民工”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库、电站、矿山等，其工地大都并不在城里。除了一些危险、重累工种，如矿山和农忙时节的国营农场在改革前就有雇佣农民做“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的现象外，其他制造业很少雇佣“农民”。而在南非，1911年前被征发的黑人劳工主要在布尔人农场和金矿井下工作，城市制造业工人也仍然以白人为主体。甚至南非共产党在建立之初也曾一度以白人劳工为基础，并为“穷白人”的利益而排斥黑人。
如果没有全球化与经济开放，像这样的“身份社会主义”与“种族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发展“奇迹”可言。改革前中国经济的低效与国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时统计中的经济总量“增长率”似乎不算很低，实际上这主要是革命前21年长期大规模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更大规模的内战）结束后“和平红利”的结果，就制度绩效而言，改革前中国与革命前的和平年月、与印度乃至与苏联相比都没什么可夸耀的。而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
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又再次出现开放大潮，直到2001年成功加入WTO。而南非的开放就更早。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中国农民与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中国的“进城农民”与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的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形成的高要素成本导致的产业外移潮流下，南非与中国依靠“低人权优势”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使南非成为“非洲工厂”，而中国则成了“世界工厂”。两国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
在两国的“经济奇迹”中，中国“进城农民”与南非“进城黑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市场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使雇佣制普及，而征发“民工”之制衰落。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中国的“农民”与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的确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19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1990年代更超过70%。而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而我们中国，在改革30年后“民工”也从被征发的不情愿者变成了不可遏制地涌向城市的打工者，2亿多“进城农民”的规模直追“户籍市民”。
与此同时，两国又一个类似之处是：由于各种行业准入限制和其他给定条件，许多“上流”职业之门对这些贫穷新移民是关闭的，我们的进城农民和他们的进城黑人在两国城市中都是主要从事“上等人”不愿干的低收入、重体力、高危险劳动。在南非，黑人劳工从农场、矿山转向城市，到1970年代在制造业工人中黑人也成为主体，而工矿业劳动力总数中黑人已占68.9%。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规律”使得企业纷纷转向雇佣更为吃苦耐劳、工资更低而且在制度性歧视下维权能力佷弱的“农民工”从事蓝领工作。而许多市民、尤其是首都及重要城市中有“身份”的、并且在计划生育制度下基本已经独生子女化的新一代市民则越来越远离蓝领职业，往往宁可“待业”也不愿与“农民工”为伍，从而出现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算高的情况下城市户籍人口“超前白领化”的现象。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蓝领工人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市民”工人问题越来越变成了“农民工”问题。脱离农民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已经越来越显得不知所云，犹如在南非脱离黑人劳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一样。
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指出：那时“白人是城市的主人，而黑人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暂时在城市栖身，他们真正的家在’黑人家园’。”他说这话的1996年南非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用这句话反照中国，却是正当其时！
“暂住证”与“通行证”：孙志刚与沙佩维尔之痛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乃至并非警方而由政府建立的特殊强力组织–中国的所谓“城管”以及更早时期的民兵、治安联防队之类）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这样的制度原来并不是专门针对“流动劳工”或“农民工”的，早在工业化以前它作为禁锢“贱民”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就已经存在。在南非，黑奴时代早在1760年布尔人当局就规定黑奴外出需持“通行证”，1809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有类似规定。但那时黑人主要是被征发去给白人干活，主动进城的“流动劳工”还不存在，由于黑白人外貌易于区分，凡并非有组织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一出现就是非法，几乎用不着查证件就可以被拘留遣返，所以那时“通行证”还不重要。
“流动劳工”盛行后非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了，“通行证”也就重要起来，以至到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南非的这种“通行证”阿非利卡语叫DomPas，相当于英语Pass，这个词由动词“通过”而来，演变为名词后我们便习惯译为“通行证”。不过Pass其实可以泛指护照、入场券等很多证件。而黑人所持的这种证件其实是白人当局准予打工的证明。如前所述，既然按官方定义持证流动的黑人“只是暂时性的”被允许留在城市，而且证件上就标注有“暂时寄居者”（Temporary Sojourner）字样，其实按中国的说法译成“暂住证”更准确。以下仍叫“通行证”只是顺从我国既有的译法。
通行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流入控制”（Influx Control），白人当局通过它规定黑人劳工准入的地区与行业。南非官员认为，“’暂时寄居者’的身份适合于黑人劳工，他们被允许工作，这些工作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们经济就会垮掉。但是他们不能被当作市民看待。”一些极端布尔人团体曾要求通行证只发给黑人青壮男性，“黑人妇女与儿童应该被遣返回他们的’家园’，只有男人可以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期间留在白人地区。”尽管《通行证法》不敢如此写明，但实际上它要达到的正是这个目的。
在中国，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就实行了严格的户口禁锢，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机制的重要一环。不久后的大饥荒中，这个制度就成为“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死里求生的逃荒者的夺命克星。从那时以来这“收容”基本上就成了例行的一项“稳定”措施。如前所述，那时的“民工”都是征发劳工，并没有自由“流动”的问题。在文革时期，农民进城办事都需要公社“革命委员会”开具证明，否则旅馆都不能住。由于“农民”与市民不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样容易从外貌上分辨，所以“查证明”那时就很重要。但是当时农民外出办事都是一次性的，“证明”也是因事而发，没有“暂住证”一说。
改革后搞市场经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增，中国才出现了类似南非“通行证”的“暂住证”制度。这种证件同样起着“流入控制”作用。没有此证的“盲流”一经查获可以被“收容遣返”。而且被“收容”者必须支付相关费用和罚款。在市场经济的赚钱狂潮中，许多人又发现“收容”还是一桩大有油水的“创收”事业。于是就有靠“收容”发奖金、靠“收容”“盖起了极为气派的宿舍楼”，乃至广为“委托收容”并按名额给回扣的事。再后来腐败严重了，有人又发现“收容”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而且更有助于自己乌纱帽的“稳定”，于是“非法”告官、“越级”控诉的“上访一族”又成为强制“收容”的重点对象。如此愈演愈烈，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三证俱全而且有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
1950年代的南非学者指出：“今天非洲人的法律地位是：警察可以在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逮捕在约翰内斯堡大街上走路的非洲人。”中国的“外地民工”同样处于这种情况。中国学者指出：“通行证法使黑人的行动自由成为不可能，时时受到监视，他们只能在规定的地区就业，实质上是强迫劳动。”但他们却对自己同肤色的同胞“农民工”的类似境遇保持沉默。当然，至少按中国的标准看，说是“强迫劳动”似嫌太过。农民工虽备受歧视，与“劳教”、“劳改”和“古拉格群岛”还是不同，就是比改革前被征发的“民工”而言，今天中国主动进城的农民工也是不同的，就像南非黑人“流动劳工”不同于更早的“征发劳工”一样。
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而中国规定“进城农民”必须随身携带的证件各地可以自行立法，在新世纪初，绝大多数城市都规定农民进城要持有“三证”：暂住证、外出务工证与计划生育证。最搞笑的是北京的暂住证还曾长期分为ABC三等，普通农民工都是每年一办的C等，有地位的“农民企业家”可以办A等，“暂住”年限达5年，俗称“绿卡”，这是完全把“进城农民”看成外籍劳工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的暂住证只在某个社区有效，如2006年广州一位打工者写道：“我在白云区某个村办理了暂住证，但到另一个村就不能用了，对方不承认这个暂住证，又让重办，各自为政，乱收费现象太严重。”
南非黑人办这种歧视性证件基本不收费，而中国的许多城市在很长时间内进城农民办理这些证件不仅要收费，而且是年年收。如北京市每年每人办齐三证至少要450元；广州市2001年以前外来人口办“三证”需交“四费”每月30-40元／人，即每年360-480元。不少情况下，办一年暂住证的费用相当于农民工一月的工钱。近年来一些地方屡有关于暂住证减费免费的新闻，但实际上收费仍是正常现象：例如广东佛山2007年冬暂住证收费一年为112元，东莞为53元。
两国每年都有大量这种“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留。如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而中国仅广东省2000年被强制“收容”者就达58万人次。北京同年仅上半年就强制收容18万人次。广东人口比南非多不到一倍，但被拘留者却3.6倍于南非。北京市的人口只有南非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被拘留者却比南非多一倍多！收容中经常发生恶性虐待事件，如：
“1999年7月26日，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收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结果被多名暴徒强奸。后来，苏萍丈夫来领人，要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降为500元。
1999年10月27日，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造成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显然，收容所这200元不会白出的，还要赚一笔，但最终羊毛还要出在羊身上。
广东韶关坪石收容站，每年只有20万元的财政拨款，那里却盖起了一座极为气派的宿舍楼。对此当地的一位领导一语破的：他们是在搞创收。”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农民工有两怕：一怕不给工资，二怕收容遣送。“没有违法的人走在大街上却会被抓走，关到条件极差的收容遣送站；尽管连《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规定最长只能拘留15天，但依据各地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被收容者’留站待遣时间’最长竟可达６个月甚至无限期；被迫关进收容站的人，还要支付自己被收容遣送的食宿费、路费等。”一位打工者回忆：“2001年毕业我就到了广州，那些日子就不是人过的！白天好好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跑过来拦住你要查什么’三证’，如果你没带在身上你就完蛋，你会被带回居委会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叫你给老乡同事打电话，你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你只好用他们的电话，4块钱一分钟，享受国际长途的待遇；到了晚上，半夜里会有人踢你的房门说要查’三证’，迟点开门，你的门就报销了，还不得讲理。谁叫你是外来人呢！办一个暂住证的费用够你一个月的工资了！……如果你的三证不全，你就惨了！这辈子算毁在这些龟孙子手上了。说是把你收容，其实就是把你放到某地的一个石场义务采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3-5年不一定能回到家。”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南非并无“严打”、“运动”的传统。而中国却常有这类行动，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就会发动对“外地人”的清理，到时即便三证齐全，照样会被“收容”。如1999年国庆期间北京警方见着农民工就“收容”，“有人把三证齐全给他们看，说‘我有暂住证’，谁知警察抓着一撕，往旁边水沟一扔，慢条斯理的问：‘你现在还有吗？’……”
南非曾有一段时间对黑人妇女不实行通行证法，1957年当局决定对妇女也要查通行证，曾经引起强烈抗议。即使白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而在中国，对进城农民实行暂住证制度从一开始就是“男女平等”的，苏萍、黄秋香和“604次列车上跳车身亡的女民工”都是这一制度的著名的女性牺牲品。
如此贱民待遇令人痛心疾首。在南非，《通行证法》一直是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者开枪，打死69人。举世为之震惊。黑人为反对这一恶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而更激进的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而在中国，由于“进城农民”在严厉管束下难以形成组织，不可能发动抗争。但是由于中国的“农民”与市民不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样容易分辨，“收容”因而会“扩大化”到了“非农民”头上，终于激起公愤。2003年中国发生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中国的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的，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警方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其实此前真正的“进城农民”遭到类似厄运、并经传媒报道的已有许多。但“农民工”的呼声无人理睬。这次市民也愤怒了，“收容”制度因而遇到了严重危机。
于是在南非黑人的抗争和中国市民为“农民工”鸣不平的抗议中，两国都出现了某种缓和的改良。
在南非，1978年后对黑人的通行证检查“放松”了，黑人可以不当场出示证件，只要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在以后几年里，黑人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不能出示通行证者逐渐改用罚款来代替拘禁。1986年，南非当局“正式结束了人口流入控制”，废除了通行证，但仍通过住房政策来维持对黑人的管制，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清理“违章建筑”来驱逐他们。通行证法的彻底废除还是在南非民主化以后。
在中国，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起的抗议声浪终于使声名狼藉的“收容法”被废止。但是“三证”并没有取消，只是除了运动式的“专项治理”活动以外，平时一般不再对无证者实行拘留与强迫劳动，而是改为罚款（与南非后期的“缓和”做法不谋而合！）。“三证”至此主要变成一种经济歧视。以下是2007年底一位算是幸运（能够购置商品房的农民工如今可谓凤毛麟角）的打工者的诉说：
“来佛山三年了，见过无数次设点查的，那叫一个无耻啊！出租屋自不用说了，半夜砸门查证是很正常的，最可恶的就是在上班时间在工业区门口设点查，专门拦走路和骑单车的人，没有证就罚款，实在是无耻到了极点！因为我一直是坐公交车进工业区，可以躲过，但是最近他们发通知给我们公司，说要在公司门口设点查，所有非本地人都要办证.因为我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只是暂时没把户口迁过来，就打电话去问是否需要办，他们答复我说，就算你买了房子，户口不在这里也是流动人口。……气死我了！除了用流氓两个字，我找不出别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
中篇二：从南非看中国：“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1）：南非的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一般地讲，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的大量都市“贫民”常常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都市原有居民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其实，各国城市化中形成的“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是贫民，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而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自由”来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而所谓“拉美化”，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都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受到广泛的批评。
但是，一般西方人批评贫民窟现象，是出于同情贫民，希望国家提供住房福利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而绝不是主张把穷人赶走。他们也往往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把穷人赶走的地方。所以看到某个地方没有“贫民窟”。他们就会认为那里没有“贫民”而啧啧称赞。
当然，南非不会得到这样的称赞，因为黑人与白人一望便知，南非的“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清理”黑人（穷人）的结果。但是中国就没有这样“黑白分明”，于是有人说：中国这些年一方面有两亿农民进城，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但却没有出现贫民窟，这是“举世无双的奇迹”！
但这些人却咽下了本应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那么，中国的进城农民住在哪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南非的“流动工人”住在哪里。
按照当局的本意，“流动工人”应该是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自己单身进城打工，打到30多岁青春耗尽，就回到“家园”自生自灭。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说详下文）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榨干之后的归宿，只要禁止他们私搭乱建（illegal squatting）就万事大吉。因此官方在“白人城市”的边缘设立了许多“集体宿舍区（dormitory town）”或“集体宿舍院（dormitory compound）”，并设立了宿舍区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交通。在西方记者笔下，这些单身工人居住在“既像监狱，又像英国寄宿学校的环境中”。而白人城市则保持了“没有贫民窟”的美誉，显得到处是高楼大厦、绿地花园，建筑华丽、规划整齐、市容壮观、治安良好，看不到类似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豪姆这样的穷人街区。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大城市都号称“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种族隔离的宣传家们对这种“有序的城市化”自鸣得意，经常对规劝他们解除隔离的各国（尤其是黑人众多的美国）大加挖苦，说是由于允许黑人涌进城市，底特律、芝加哥贫民窟很多，治安也不好，这证明美国的“无序城市化”是失败的。
尽管西方记者对白人城市外的这些黑人集体宿舍区评价恶劣，但平心而论，许多这些宿舍的条件不仅并不比我国一些城市的农民工集体“工棚”差，而且比许多南非黑人劳工自建的棚户区，至少建筑外观也好不少。加之棚户区往往通勤不便，集体宿舍区的通勤交通则比较发达。但是，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哪怕是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也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在种族隔离时代的末期，这两者甚至成为重要的社会分野：当时黑人劳工中比例较大、进城历史较长的科萨族劳工绝大部分是贫民区的安家住户，而进城历史较短的祖鲁族劳工则大多是集体宿舍区的单身劳工。南非政治过渡期约翰内斯堡等地区曾多次发生黑人劳工之间的惨烈流血冲突，尤其是科萨族与祖鲁族劳工的冲突，当时一般都说是“部族冲突”，并有白人挑拨与党派纠纷因素，但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其中矛盾更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祖鲁族单身打工者感到科萨族安家户看不起他们。
集体宿舍与贫民区家庭户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无法建立家庭生活。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抗议标语就是这种制度“破坏家庭”、“毁灭儿童”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指出，他们“几乎是长久地与家庭分离”，而“对于年轻并且性行为活跃的夫妻而言，长期分居将导致家庭破裂”，许多打工者因此“从来没有形成过家庭”。这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人伦危机：“它使私生儿、重婚、卖淫、同性恋和酗酒泛滥；它破坏父母（对儿童）的监护，造成营养不良，结核病和性病。”在经济上，家庭分离和“候鸟”般的往返会增加生活费用，降低生活质量。同时，军营式的集体宿舍区不易形成商业，摊贩之类非正规就业机会少，除了在白人企业打工就别无谋生之路，甚至无处安身，这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工与企业讨价还价的可能，并使他们的收入比贫民区安家户更低。
这一切都使人们认为“集体宿舍”比“贫民窟”都不如。因此“流动工人”一直努力谋求安家住处。南非当局不会给他们提供廉租公屋，更不允许他们在“白人城市”里形成贫民区而打搅白人的安宁和破坏白人的审美情趣。于是在“清理”与反“清理”的长期较量之后，南非当局转而采取“城外城”的方式安置黑人家庭。其典型就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城镇”索韦托。
大约从1910年前后起，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劳工在各处建立的棚户或廉租私屋逐渐增多，与白人当局的“城管”措施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这个“南半球最美丽城市”的“形象”，当局在把约翰内斯堡地区黑人劳工安家的棚户都作为“违章建筑”予以强制清除的同时，于1930年在当时的约翰内斯堡西郊划出一个“西部区（Western 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
最初的“西部区”完全是白人当局意志的产物，只要愿意，白人还可以动用PISA法，“清理违建”、“废除贫民窟”而把这里的黑人也赶走。随着约翰内斯堡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展，当初划出来的那片“西部区”在十多年后就成为白人城区发展的障碍。为了扩大城市、进入西部区圈地开发房地产，就要把黑人赶到更远的郊区。于是1945年，白人当局废除“西部区”，而在更远的西南郊建立“西南城区”来安置黑人劳工。这里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20公里，以北京比喻，相当于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了“四环外”。
西南城区即South Western Township，后来缩写为Soweto，即索韦托。当时对于Soweto这个缩写，许多黑人另有解释：索韦托就是SoWhereT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这就是千夫所指的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显然，这种安排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这里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我国有些舆论认为南非的罪恶就在于允许索韦托存在，意谓我们连索韦托这样的地方都不许有，反倒是很伟大。价值颠倒一至于斯！
其实索韦托最初也被当局划为“集体宿舍区”，但由于黑人坚持“私搭乱建”，白人对这块他们不住的地方也就不再“清理”了。后来又有人在这里盖了许多简易房租给黑人，于是索韦托逐渐发展为一个集体宿舍、自建棚户、廉租私屋三种居所混合的庞大贫民区，而且从种族隔离制度前期到后期，这三种居所依次成为索韦托居住类型的主体。即最初以集体宿舍为主，后来以自建棚户为主，最后以廉租私屋为主。
种族隔离时期索韦托的恶劣条件举世闻名。这里陋屋连片，一望无际，聚居人口到1980年代已达200万，远超过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它的公共设施简陋，治安恶劣，社会动荡。不仅犯罪率奇高，而且是各种黑人抗争事件的发生地与黑人解放组织的“革命摇篮”。而与之紧邻的“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却因“没有贫民区”比欧美城市还漂亮，“天堂般的约翰内斯堡与地狱般的索韦托”形成鲜明对比。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时期索韦托的南非本国劳工都得到了安家定居权利，集体宿舍现在基本只有外籍劳工居住。而自建棚户与简陋的廉租私屋逐步被新南非的福利性廉租公屋取代。同时新政府资助、鼓励黑人购房建房，黑人自有的正规住宅越来越多。由于民主化后市场竞争向黑人开放，过去普遍贫穷的黑人出现分化，黑人资产阶级兴起，中产社区与“富黑人”的豪宅也在索韦托出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电力、供水、通讯、医疗水平都明显提高，体育场馆与学校也大量出现。正如今天在那里一幅壁画所题：“Soweto Uplifting（索韦托蒸蒸日上）！”今日索韦托已经从一个“隔离”中的纯粹贫民区逐步变成一个贫富混合居住的正常都市区。而“索韦托就是sowhereto”的说法如今也已有了新意：So，whereto？Soweto，ofcourse！“到哪里去呢？当然是索韦托！”
但是另一方面，约翰内斯堡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这些年却不再是那个“白人的天堂”了。随着黑人大量移居约翰内斯堡，过去针对他们的严厉“城管”取消，这里出现了贫民窟、流浪汉，脏乱差问题明显增加。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以后这些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有人说出这里现了“底特律现象”：由于治安恶化，市中心显出衰败，富人、大公司纷纷搬往郊区，那里出现了一大批豪华社区……。
这个城市现在比起种族隔离时期要更像“拉美”（据说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贫民区），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拉美化，因为拉美并没有走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背景。它的问题是与发达的民主福利国家相比而言的。“拉美化”再坏，也不会有人羡慕南非过去的“有序城市化”。而南非如今出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阵痛”。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里很干净，治安也很好，但这是以种族隔离为背景的。我提出一个概念，把这种状况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迁徙自由背景下出现的特权性的“漂亮城市”，这种漂亮的背后是对黑人人权的剥夺，因此它比拉美更落后。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民主化时期南非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城市治理困难，可以叫作“类拉美化”吧，但与“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还是进步了。今天南非社会的共识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难只是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但绝不会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状态，尽管南非在那时曾经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对于大多数人即黑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值得他们自豪。
实际上，早在民主化之前，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兴盛与衰落，当局对“贫民区”的态度已有变化。索韦托的出现与“西部区”一样是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黑人迁徙居住自由的结果，因此受世人谴责。但是随着黑人维权运动的日益兴起，如果说50年前当局还可以把黑人从“二环外”驱赶到“四环外”，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当局已经不能把他们再往远处赶了。到1980-1990年代之交，尽管约翰内斯堡城区又大为扩展，连同它的几个白人卫星城镇已经几乎把索韦托包围起来，但是黑人在索韦托的居住权已经无法剥夺，当局不能再把他们往“五环外”赶了。其实即使不从“开发房地产”或建设“美丽大都市”出发，仅就索韦托当时已成为黑人反抗组织活动中心这一点而言，那时的白人政权又何尝不想像当年废除“西部区”那样废除索韦托？只是他们做不到而已！
而今天中国还是可以做到的！关于这方面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们来回答：中国的“农民工”住在哪里？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2）：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
穷人买（租）不起通常的商品房。这点大概全世界都一样。
而与南非一样，中国的城市政府是不会给这些“暂住”者提供廉租公屋或其他住房福利的。前些年一些城市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名义从农民那里强行圈地，却盖起大片穷人买不起、富人占便宜的“廉价豪宅”，即所谓“经济适用房”。有人居然还津津乐道说幸亏骗了穷人一把，“天通苑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他们说：“如果天通苑……真的像一些群众要求的那样建成全部都是8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全都卖给低收入的贫困户，建成几十万人的巨型贫民窟的话”就将产生什么什么问题。还有些人连一般商品房标准稍降、价格稍低也反对，说是“警惕中低价房区成为贫民区”！欺骗贫困户居然是“正着”，商品房价格让穷人买得起就值得“警惕”，还谈得到什么专门给穷人盖福利房？当然应该说，这些被骗的“贫困户”并不是农民工，因为政策清楚地讲这些“中低收入者”必须持有北京户口。换言之，“农民工”还没有被骗的资格，有关方面根本不屑于骗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该奢望什么福利的。
而“暂住”者要“私搭乱建”形成自己的陋屋，在中国和南非都比大多数民主国家更少可能。姚洋先生最近一再说穷人进城搞贫民窟就是侵犯产权。而“贫民窟”通常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我国据说是没有这种罪恶的。那么按姚洋先生的说法，“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放纵穷人“侵犯产权”的，而连《物权法》出台都千难万险最后还弄得含含糊糊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在严禁穷人“侵犯产权”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
但应该承认，姚洋先生的说法对于许多民主国家还是有点影子：这些国家虽然也保护产权，但还顾及穷人的选票，没有把“产权的绝对性”置于穷人的生存之上，所以对穷人在“空地”上“私搭乱建”往往睁眼闭眼，就是禁止，也很难使出我们“城管”的那种铁腕。用学者的话说，“在那些国家当地政府对移民聚集和非法占地比较宽容”。而中国与民主化前的南非都不会把他们当“选民”看，所以南非对“进城黑人”与中国对“进城农民”就很不“宽容”了。于是这两国都有所谓“不拒绝’豪宅’，但禁止’贫民窟’”的“美丽城市”政策。但是两相比较，南非毕竟还有索韦托这样的地方是允许棚户存在的，而中国连这个“空子”也没有。“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与南非也略有区别。
福利性廉租公屋与自建简易房均不可能，余下的出路就只有：或者租住廉租私屋，或者放弃家庭生活，在集体宿舍“工棚”栖身。在南非，像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廉租私屋数量庞大，而且当局基本不去干预。“白人城市”中也有少量廉租私屋租给黑人，但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局时常要“清理”。两者合计，使廉租私屋成为南非黑人劳工的主要居住方式。加上自建棚户，黑人劳工实际上多数都在城市建立了家庭生活。尽管当局设想他们应该当“候鸟”，实际上到种族隔离制度后期的1990年，大约翰内斯堡地区的黑人只有21%（如前所述，主要是进城未久的祖鲁族劳工）是集体宿舍居民。可以说，黑人在城市安家定居进程的发展，实际上是黑人维权运动取得的渐进成果。
而在中国，由于自建简易房完全不可能，也不存在像索韦托那样尽管被排斥到城郊、但毕竟得到当局承认的打工者聚居区，农民工能使用的廉租私屋，包括出租棚户，只能不稳定地存在于两类地区：一是被都市化了的前农村，二是郊区即所谓“城乡结合部”。但是这两类地区都没有取得索韦托那样的“合法性”，而是如同南非“白人城市”中的黑人租户那样不时面临被“清理”的命运。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工能够居住的廉租私屋比例也不可能像南非那样高，而成为“工棚客”的比率则高得多。
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2000年北京57%流动人口是集体户，另一统计是：同年北京45.34%的“外来人口”居住于集体宿舍、工作场所与工棚，还有11.38%是“其他”（包括居无定所、投亲靠友、作为保姆住主人家乃至身处“收容所”等等），而只有39.59%是租房住，有0.69%购置了住房（可以想见，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农民企业家”、“山西煤老板”之类），有3.10%自建房（主要是在郊区租农民土地自建简易房，如同分散化、非法化的“小索韦托”）。
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2004年有53.5%的外来务工人员住集体宿舍和工棚，其余46.5%则主要是租房住，以租郊区农民私房为主。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规定私屋出租人均面积必须达到7平方米才“合法”，而“在本市有合法固定的居住场所”则是申请《上海市暂住证》的必要条件。但在上海市的上述打工租房者中，达不到这个“合法”标准的达46.8%。也就是说，在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够租房住的同时，这些人中的近半数的租房还属于“非法”。换言之，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
在其他国家，你住得差会引起同情（如果还不能给你福利，至少给你自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你“侵犯产权”），而在中国与南非，你住得差会惹人讨厌–在南非会把你的家庭赶到索韦托，而在中国干脆连索韦托都“非法”，除了放弃家庭生活、在“集体宿舍”栖身，你还能去哪呢？（sowhereto？！–but no Soweto.）所谓“中国没有贫民窟”的“奇迹”就是这样出现的。无怪乎人们疾呼：“对贫民窟的控制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
于是很自然地，南非大城市“没有贫民窟”，就有了城郊的索韦托，而中国大城市“没有贫民窟”也没有索韦托，就只有“集体宿舍”了。2007年6月，对本国贫民窟问题深有所感的一位印度记者问中国重庆市副市长：重庆会不会出现贫民窟？副市长答：我们“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农民习惯做“两栖人”，喜欢单身进城打工而把家庭留在农村，不像你们印度农民喜欢全家进城而且还要住在一起！其实如前所述，南非当局当初也是这样设想。无奈黑人不听话，到了后期除处境最差的少数祖鲁族劳工外，都在都市安家了。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像种族隔离后期这些祖鲁族劳工（乃至民主化之后的外籍劳工）一样，仍然处于“集体宿舍”劳工状态。
当然，中国与南非的“宿舍劳工”还是有某种区别，最大的不同是：南非的集体宿舍多数是政府统一建设或政府招商建设的“宿舍镇”与“宿舍院”，标准较为划一，距工作地较远，有专门规划的通勤交通。而中国的集体宿舍与工棚都由各雇主自行分散建立，也无统一标准。有的宿舍相当不错，但条件恶劣的工棚也比比皆是。由于是企业自建，离工作地较近，也无通勤服务。特别是中国打工者有一种糟糕的集体住宿方式，就是干脆无宿舍，在工作地点过夜：很多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商店、餐馆晚上打烊后，就让打工者睡在厅堂、工作间，建筑、装修工则睡在施工中的房屋内。这在南非是不许可的，当然主要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南非的种族隔离立法规定黑人只能在“白人区”工作，不能在此生活，所以黑人劳工必须另有生活区。而在中国，除了一些乡镇为“引资”建了统一的集体宿舍出租给企业外，大城市中似乎只有打工者特别多的深圳，1990年代由政府专门招商建立了大规模的跨企业“外来人员安置区”。这种安置区模式很像南非的“宿舍镇”。而进入新世纪后安置区被取缔时曾遭遇居住者的抗议（见下章），足见他们的其他可能出路比这还不如。
中国学者任焰、潘毅曾把中国这种现象称为“宿舍劳动体制”。有趣的是该文以英文在国外发表时，“宿舍劳动”一词就是当初南非常用的DormitoryLabour，只是这种制度如今在南非已经远不如中国那么典型了。在南非，“贫民窟”的恶劣状况经常见于报道，可是集体宿舍由于记者免进，恶劣状况很少为人所知。在中国当然也如此。按潘毅等人的说法，“宿舍劳动体制”把工人置于军营式的管束中，对工人的控制从劳动过程延伸到日常生活，严密的“宿舍管理”纪律置工人于“福柯式的’全景敞式空间’”，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藏。工棚有人把守，外人免进，内人白天工作自不待言，夜间必须限时归宿，也少有外出可能。应该说，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工棚”还是比过去进步了，像1990年代初深圳等地曾流行“拘禁式工棚”，发生过火灾时因工棚被锁、导致许多女工被烧死的惨剧。如今除了矿山与乡村工业时有“窑奴”新闻外，信息发达的大城市应该没有这种奴工式的工棚了。当然，潘毅等人也指出了“宿舍劳动体制”的另一面：由于工人聚居一处，容易造成集体抗争的条件。南非也同样如此。这大概也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后期当局对“流动工人”家居化趋势没有认真阻止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中国对自主工会的严禁远甚于南非，所以当局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担心。
而“工棚现象”给中国“农民工”造成的痛苦，则不亚于南非的“宿舍劳工”。恰恰就在副市长宣称农民喜欢做“两栖人”的重庆市，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如果不是问自己，而是一般地问在长期离家状态下打工者会如何，则男性民工中21%答“找小姐”、18%答“整夜睡不着”、18%答“喝酒麻醉自己”、25%答“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中19%答“拼命干活发泄”、5%答“强忍着”。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长期两地分居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许多犯罪都与此有关。
而更严重的是“两栖人”现象在乡村也造成了“留守”人口的灾难和社会伦理危机。2008年4月媒体报道了云南镇雄县某村一无赖竟轻易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结果被赶回来的打工丈夫们私刑毒打致死的新闻。此人貌丑人穷，无权无势，而竟能如此，遂成新闻。那些更“出色”的人如果这样，还是新闻吗？近年来有关乡村急速“老龄化”、妇女自杀率畸高和家庭危机的资料已经不胜枚举。尤有甚者，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这虽非一般性抽样，城乡各自的比例也并不反映社会现实，但城乡之间的比较，再联系关于近年来乡村家庭危机的报道，也可见问题之严重。
经济上“宿舍劳工”制度之弊也甚于南非。中国与南非都把“流动工人”视为“有退路”的人，不承认他们有失业问题，把他们视为优化城市经济的调节器和规避经济危机的减压阀：经济繁荣了就招他们来打工，萧条了就打发他们“返乡”，年轻力壮时出卖青春，年长体衰就让他们“归田”终老。国家既没有社会保障“负担”，他们在城里住在严格管束下的“军营”，又不会给上流社会“添乱”。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独具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只有在他们保持“宿舍劳工”状态时才能实现。南非黑人劳工既然已经大部分家居化，这种“优势”自然就只有在中国保持得最典型。
果然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之潮。在预先假定农民工可以把“回乡种田”作为“退路”的情况下，善后工作显得漫不经心：工人没有得到被解雇的事先通知，没有缓冲期，没有遣散费，甚至有的欠薪都未付。农民工的“社保”也宣告失效，他们如果不“退保”，预扣的工资就没了……。在正常情况下，我国的“宿舍劳工”同样比其他条件类似的租房民工处境更差，他们不仅无法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也削弱了他们在劳务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一离开企业就无处安身，他们事实上无法“待价而沽”、“择木而栖”，而只能在接受任何条件留在企业里和离城返乡二者间作出选择。
当然，无论南非还是中国，事实上“流动工人”家居化都是无法遏制的趋势。尤其是这种趋势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只要初步的家居化生产了新一代人，他们就更不能忍受那种都市“贱民”的身份，因而会更加强烈地推动维权。中国在这方面只是比南非晚走一步而已。南非因为像索韦托那样的大型黑人聚居区是被官方承认的，国民教育体系也覆盖了这里。虽然财政投入无法与白人教育相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的是白人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但仍然培养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掘墓人。正如南非左派学者海因.马雷指出的：“索韦托的孩子”普遍受过教育，比老人更不能接受种族隔离了，这是这个制度终于维持不下去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城乡不平等，而且由于官方从不承认都市中的“暂住者”社区，“民工子弟”长期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死角。近年来这一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居住歧视”仍然导致了事实上的教育歧视：由于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使都市户籍人口结构变化，为他们服务的中小学资源出现大量过剩，目前的政策倾向于利用这些过剩资源接纳“民工子弟”。但是这些学校距离民工居住的“分散索韦托”大都非常远，如果不允许民工就近居住，学校又不搬到“分散索韦托”附近，民工子弟仍然难以上学。更何况中国升学考试的户籍资格仍然森严。因此中国“民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如今仍比南非索韦托黑人受教育的问题严重得多，大体上相当于南非外籍劳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尽管如此，中国的“民工子弟”仍然在成长，而且与南非“索韦托的孩子”一样，将成为冲垮身份壁垒制度的重要因素。
中篇三：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
南非与中国如何“清除贫民窟”：索菲亚事件与深圳大“梳理”
早在19世纪，蒲鲁东所谓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说法就曾遭到恩格斯的驳斥。恩格斯指出：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显然，恩格斯并不认为“贫民窟”为“资本主义”所独有。
那么，“现代”即资本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真正独有的弊病是什么？那恰恰是为上流社会的需要而强拆“贫民窟”，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被剥夺！请看恩格斯怎么说：“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
恩格斯以当时法国奥斯曼伯爵“清理贫民窟”建设“美丽巴黎”的“大拆迁”为例，痛斥说：“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恩格斯说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现代”各国都很通行。这个结论却有点误差：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中，典型的“奥斯曼现象”很难产生。也正因为此，在许多这类国家中，都市主城区一直存在着穷人社区（也就是南非白人嘲讽的“无序城市化”）。而法国的奥斯曼现象则是第二帝国“波拿巴主义”破坏了共和民主规则的结果。实际上就在法国也是特例。在第二帝国崩溃后，法国仍然在进行以协议拆迁为基础的城市改造，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用铁腕手段对付穷人的“大拆迁”。
显然，这样“清理贫民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通例，而是在专制政治下搞“原始积累”的通例。在当代能够这样做的，也就是中国和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最为典型。
如前所述，“流动工人”争取家居化，在南非和中国都是个难以遏制的潮流。而在没有福利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情况下，穷人的家居化无论是自建还是租住，自然都无法追求“高雅”。他们所住的自建棚户与廉租私屋通常都被视为“贫民窟”。近年来我国一些论者认识到在国家不提供住房保障的情况下“清理贫民窟”之不人道，又觉得“贫民窟”之称不好听，建议改称“平民区”、“和谐社区”乃至“待富区”。其实，“贫民窟”之称是不好听，但“贫民窟”（slum）这个词也绝无“侵犯产权”的意思。笔者曾指出：slum的原意是“背街小巷”，后来引申为贫民区时一般也是指合法的穷人家庭社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把那些建筑密度高、没有自用自来水、没有卫生间的家庭户都算作“贫民窟”，如果按这个标准，2000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有多达39%属于“贫民窟住户”。而外来人口由于“家庭户”本身比例就小（集体宿舍即dormitory历来不算是贫民窟的），住在“贫民窟”的比例反而更低。而在一般国家，贫民窟这个称呼只能使人同情于贫民，并问责于政府促其施以援手。说是有损于“国家（应该说是官家）形象”容或有之，说是有损于贫民则纯属无稽–难道对他们犁庭扫穴、毁“窟”逐人反倒有利于他们？
而在南非与中国则相反，两国都不承认有什么“贫民窟”。却有所谓“违法擅占”（南非）和“违章建筑”（中国）的说法，其实都是像姚洋先生那样指责这些穷人“侵犯产权”。但是slum这个词如前所述，并无“违法擅占”与“违章建筑”之意。在英语中一般用另一个词称呼那些“非法占地私搭乱建”的棚户，即Squatter。姚洋先生与中国、南非两国当局显然是把那些他们想赶走的穷人贬成squatter，于是就有理由对其采用铁腕“城管”手段了。
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squatter之说如果在那些对穷人搭建房屋比较“宽容”的民主国家还有点儿来由，在中国与南非这样的国家，“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为穷人让路”这种被称为“拉美病”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存在。事实上，这两国的连片（个别户另当别论）穷人居处，可以说是slum，但基本不可能有squatter。
在南非，索韦托的黑人聚居固然是当局认可的，就是在“白人城市”中那些遭到“清理”的很少几处黑人社区，如下文提到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镇和开普敦市内的第6区，实际上也是白人开发商建造的。以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约4英里的索菲亚为例，当地原来被安排为白人下层居民的居住区。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此为“穷白人”盖了成片的低标准住宅。但是市政当局说这些住宅“不达标”，不配给白人住，拒绝提供市政服务。穷白人因此被安置到别处。房地产公司不愿受损，便把这些房子贱价卖（租）给了打工的黑人，由此形成了5万多人口的黑人贫民区。这无疑是名副其实的交易，与“擅占”毫不沾边。
而中国连“索韦托”都没有，更不可能出现“农民工”“擅占”的社区。他们如果不住集体宿舍而是自找住处，一般都是租房，从当年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到深圳的“安置区”，乃至各地都有的“城中村”，无一例外。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存在着棚户区，尤其在所谓的“城乡结合部”往往还形成一些“棚户地带”，从建筑类型讲毫无疑问就是“贫民窟”。但即便这些棚户一般也是户籍居民盖的，外来打工者只是租用。有时户籍居民干脆只是出租地面，坐地收钱，让打工者自建棚户，那也是租用，而非“擅占”。像印度和拉美那样穷人占用“空地”盖房几年后就被视为“业主”这样的便宜事，哪里能落到南非与中国的这些“弱势群体”头上？
但是只要有权有势者说你“擅占”你就是“擅占”，说你“违章”你就是“违章”。所以在中国与过去的南非，要说“侵犯产权”的现象也多的很，但不是什么“贫民窟侵犯产权”，恰恰相反，是强拆贫民窟侵犯产权。我们可以看看两个案例：
上文所述的索菲亚黑人本来平安无事地住了许多年，1950年南非当局想要开发房地产了，就宣称要“清除贫民窟”。但因非国大的反抗，1953年拆迁计划才开始实施，把该地黑人赶到了距市区13英里的地方重新“安置”。由于黑人抗拒，拆迁阻力很大，时断时续一直相持了两年之久。直到1955年2月9日，政府出动数千警察实行强拆，非国大以“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为口号发动抵制，又经几周的斗争后，政府终于得手。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国际舆论。人们纷纷谴责这种暴行。还出现了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后来著名的南非进步电影《鼓》就是反映这次事件的。南非当局这次行动的理由就是索菲亚是个问题成堆的贫民窟。但是舆论认为，这并不能使政府的行为合法化。正如美国作家哈德尔斯敦指出的：“索非亚镇过去确实是一个贫民窟，在这儿居住过的人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改造贫民窟不能没收整个地区的财产。”而《纽约时报》在当局洋洋自得地宣布“胜利”后发表社论指出，官方的报道“就像是来自一个警察国家的报告，令人读了以后很不舒服。”索菲亚的废墟上后来建起了白人的社区，就名为Triomf（胜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对此愤然说：这是“给我们伤口上撒一把盐。”
除索菲亚镇事件外，这种“清除贫民窟”的举动还有不少，如1960年代博塔政府以类似强制手段拆除了开普敦黑人打工者聚居的第六区。这类行为留下了持久的历史创伤，索菲亚旧址如今竖着题为《驱逐》的壁画，而开普敦第六区则立有纪念碑：“过往的诸君：请记住世代居住在第六区的数千人，他们只因肤色而被驱离家园；请记住圣马可教堂和这个社区，他们曾抵抗了对第六区的毁灭！”
而中国的“清理贫民窟”更是毫不留情，其清理的规模也是南非绝对无法相比的。1990年代北京清理“浙江村”、“河南村”和近年来清理“上访村”，乃至很多城市近年来对外来打工者集中的廉租私屋区即所谓“城中村”的清除，都可谓犁庭扫穴。仅深圳一地，最近几年就曾几次“开展规模空前的拆除违建行动”，仅2004年的一次，“官方消息称相当于搬走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号称“百万之众告别窝棚”。行动最壮观时“拆除量以日均5万余平方米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梳理所到之处，临时窝棚纷纷夷为平地，隐居其中的外来流动人员不得不四处迁移寻找出路。”市领导宣称：“我们不但要像梳子一样把这个城市的角落梳理一遍，甚至要做到用篦子的程度……”。清了“关里”，又清“关外”，拆之不足，还放火焚烧。号称“行政性纵火”！拆了窝棚还不算，严厉的“城管”剥夺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板车、秤杆，他们孩子上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屡被查禁。
即便这样，市里还是有漏网的“贫民窟”存在。2007年笔者在当地的一处漂亮的商品房小区墙外就看到山坡上龙眼树中隐藏着一片“家无四壁”不蔽风雨的窝棚。一个主人告诉我他来自粤西廉江县，在本市谋生已20年，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来此栖身。这里不仅无电无水，连地址也没有，家乡人有事，得打电话给他在市里的亲戚，亲戚再走来转告。当我要拍摄他的窝棚时他显得有些害怕。我说如果这里的状况被报道，你们会得到帮助的。他说哪里，如果报道出去，我们一家又会被赶走而无家可归了……。
当地政府为这种做法找根据：
一说城里的“城中村”是slum，拆除应该有补偿，而城郊的棚户是squatter，拆了就拆了。其实两者都是说不通的。首先国际上一般所谓“擅占”是指未经许可，说市里规划没有的就是“擅占”，这范围未免太宽。其实外来户租建棚户大都是基层政府允许、签过合同并且缴纳租金的。如果说违法也是基层政府违法，为什么不惩罚他们而惩罚穷人租户？正如有学者质疑：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那时要用这些苦力）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租户承受合理吗？而且“城中村”用于出租也未必是市里规划的，它与城郊棚户建筑质量不同，租金迥异，租用手续却大都类似，何以前者是slum后者就成了squatter？其实，“城中村改造”的补偿也是针对房主而言，对“流动工人”租户一样是无条件驱逐的，就他们而言所受待遇又有什么两样？
二说原来允许，现在有新法规了，赶走他们就有根据了。但且不说以“红头文件”式的行政法规驱逐人是否合理，这类立法本来也只应禁止今后，不应追溯既往。
三说这种“梳理”只是打击了“违法出租”的房主，租户只是搬家而已。这更是牵强：前述南非驱逐的索菲亚黑人也绝大部分是租户，因此把他们赶走也就不算驱逐了吗？
四说“梳理”“外来人”得到了本地户籍居民的支持，那南非就更有道理了：“白人城市”驱逐黑人难道不是得到白人市民全力支持的？
“梳理”的理由只有一个是令人同情的：有官员说深圳对外来工实际上在全国是最宽容的，正因为如此才涌进来这么多人。而小小深圳不可能容纳全国的穷人。的确，全国都在驱赶穷人而只要求深圳容忍棚户，确实有失公平。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其他地方也应当扩大容忍、从而减轻深圳的压力呢，还是连深圳这“唯一容忍地”都取消，全国一致地驱逐他们？
其实当地不仅“梳理”了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也赶走了大量“农民工”，甚至市里正式建立的专门安置打工者的“安置区”，也是说驱逐就驱逐。深圳当年大兴土木时大量使用“流动工人”，为了不让城里出现“贫民窟”就在当时的城外设置了几个“安置区”，容纳了大量的外来工，实际上也就是深圳的“索韦托”。它们不仅法律手续齐备，而且曾经被广泛宣传过。如“冬瓜岭安置区”，1992年“经福田区建设局、国土局批准，在福田区莲花山冬瓜岭地域新建暂住人员安置区”，官方报道称为成功解决打工者居住问题的“冬瓜岭模式”，号称“外来人的安乐窝”、“外劳的乐土”。全国各地还来人参观学习。然而，城市建好了，官府顿时翻脸，打工者就成了多余人。政府要在这里给官员盖“福利房”（为了官员的“福利”而把穷人扫地出门，这应该是最典型的“负福利”了。）于是1998年5月27日出台“深府（1998）101号”文件宣布：“福田区冬瓜岭安置区，划给市住宅局作为福利房建设用地”。当年8月18日，“五家职能部门在冬瓜岭安置区强制实施联合执法行动”，制服了抗议者后，“拆违”15万平方米，一举驱逐4万人。9月11日《深圳商报》头版头条就宣称：《没有拔不掉的“钉子”》！
与南非的做法相比，我国上述驱逐“流动劳工”的做法有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南非的索菲亚镇事件驱逐了几万人就骇人听闻，比起深圳一次“梳理”百万人简直太小家子气了！索菲亚驱逐持续数年才得手，而深圳仅4个月就大功告成；南非也就出动警察拉人，深圳还发明了“行政性纵火”！南非的被驱逐者嚷嚷得举世震惊，又是拍电影，又是纪念碑，而深圳正如评论者所言，毫无组织资源的被驱逐者出现了“百万人的失语”！
第二，驱逐范围没有限制。南非自从取消“西部区”建立索韦托，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四环外”以后，基本就不再向外赶了。后来驱逐的索菲亚、第六区等地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索韦托这样的“安置区”很少被触动。而深圳是从“城中村”到“安置区”，再到“关外”原来宝安县的农村，只要被开发商看上了，政府“卖地财政”打上它的主意了，立马就“梳理”你没商量。
第三，南非当局拆除索菲亚镇以后还是对这些黑人贫民进行了安置的，在“四环外”的草坪镇给他们新建了住房。而且据说他们在这里交的房租要比原来在索菲亚少。这当然不能掩盖这种驱逐造成的伤害：从“二环外”被赶到“四环外”，房租本来就不可能一样。而黑人的交通及生活成本都增加了，生活质量无疑也受影响。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上述“梳理”行动却基本没有重新安置。有人公然表示，梳理行动就是要淘汰那些“不适宜于在深圳居住的人口”。据估计，三分之二的被驱逐者被迫离开了深圳，余下的进入了“游击战”状态。“一些人撤到月亮湾花园附近的山沟中、荔枝林里，以及被拆后的废墟上，又搭起了简易窝棚。”这些人的生存处境比索菲亚的被驱逐者不知悲惨多少！
第四，随意性更大。南非立法虽是恶法，毕竟很少朝令夕改。就像“通行证法”虽坏，持了通行证毕竟就不会抓你。但就像我们有了“三证”逢到“敏感时候”还是会被“收容”一样，在“拆除违建”问题上当局也是随心所欲，今天自己设立“安置区”，明天又说那是“违章建筑”，横竖都是他有理。
从来没有人认为“贫民窟”是令人羡慕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曾描述约翰内斯堡的一处黑人贫民区亚历山大：“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边水塘里的死水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刀动枪的暴力事件。”
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状况表示满意。但是连这样的穷人区也不放过而要驱逐之，难道不是更加残酷吗？因此面对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南非的黑人精英都非常强调黑人在贫民窟的居住权利，倡导他们的维权斗争：曼德拉就指出：“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城管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
让我们也听听这些话吧！
中篇四：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只许官“圈”，不许民卖：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而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所谓“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群己权界”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而自由体制下界属个人的那些“私权”（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国家”会把管制土地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的“被集体化”以适应“圈地运动”、“卖地财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的冲突。17世纪布尔人在南非最初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名义下的租让农场制，即政府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后，按种族身份特权“租”给布尔农场主使用。这种制度完全无视黑人的土地权利，特别便于白人国家圈占黑人土地，它与当时的黑奴制并行，成为布尔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但是它也造成地权不明晰，妨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在推行废奴改革的同时也试图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就宣布废除任意圈地的混乱制度，国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价高者得。拍卖后土地即为私产，可以自由交易。这种“以买卖代替征用”的私有化土改主要有利于拥有资本的英裔，但其只认货币不论身份的私有制逻辑如果延伸下去，则黑人也将有可能购置地产，而白人国家将不便强征。因此这一改革受到布尔人的强烈抵制，一直难以推行。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又颁布“关于改善霍屯督人和开普其他自由有色人处境”的第50号法令，规定黑人可以自由迁徙，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这一举措更惹恼了布尔人，他们因此大量离开开普地区向北迁徙，并建立摆脱英国统治的两个布尔共和国，最终引发了布尔战争。
但是英国战胜后为安抚布尔人，却不再坚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后来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战前布尔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国家圈走的情况下，该法伪善地在余下的黑人地区实行“平均地权”，规定部落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每份不超过10英亩，一家不能拥有多份，份地不能买卖。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给黑人。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仍然在土地问题上博弈，并在争论中通过1913年、1936年两个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南非白人国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取消了1813、1828年英国人土地私有化改革时许诺的黑人购买、拥有土地的权利，严格禁止黑白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白人农场主可以雇黑人劳工，但不能向黑人出租土地。在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放弃了农牧业而转变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转给其他白人农场主，或流转给国家用于项目开发，但决不能流转给黑人。而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
同时，即便是对这些黑人部落区保有的土地，国家也可以随意征用来搞开发。使用份地却没有所有权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国家安排的黑人家园自治机构也好，都不能对白人国家的意志说“不”。
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结构”给南非白人当局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当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即便黑人长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权利，同时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内拥有份地为理由，把所谓保障的责任推卸给黑人部落，否认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他们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次地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国家以防止“黑人无地”为由伪善地维持黑人部落集体所有制，但国家却可以凌驾于“集体”之上，利用不承认黑人土地私有权的方便，任意廉价征地，把黑人从一块又一块的故土赶走。因此，南非一方面从来不存在所谓黑人内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造成“土地兼并”的问题，但白人国家“兼并”黑人土地的问题却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国家都严重。当1936年南非土地关系最终定型时，占总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统治的“国家”）却拥有全国土地的87%。
这样的土地制度如果没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背景，也就与中世纪差不多，不会比自由化的土地制度更有优势。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水平下，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流动却使南非成为当代世界上“圈地运动”的典型地区，除了后来的中国，大概全球没有哪个地方像南非那样，一旦哪个投资项目取得了政府的同意，就可以随意拿到土地、进行低成本征地拆迁、赶走原住民。可以任意划拨的廉价开发土地与任意驱使的黑人劳工成为南非在全球化背景下“招商引资”的两大“优势”。由于既没有“钉子户”，所谓的“交易费用”也很低，南非的城市化用地与基础设施用地都比民主国家阔绰很多。她的大城市美轮美奂，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十分“超前”。如前所述：南非尽管白人普遍有车，但由于多数黑人贫困，全国平均私车拥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南非的高速公路建设在1960年代前后就迅速发展，到1980年代这个高速公路系统规模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比英、法、日等发达国家都多。
民主化以前南非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土地关系，在今天世界上最为相似的大概就是“经济奇迹”年代的中国了。我国改革前靠“人民公社”这种“被集体化”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改革后农民可以退出土地集体经营，但仍然无法退出地权“集体所有”，这种“被集体化”因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又发挥了更大作用。目前中国土地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只许官圈，不许民卖”。官府可以任意圈占土地，而农民则不能处置他们的“份地”。尤其在涉及改变用途时更是如此。笔者指出这就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尺蠖效应”：如果“保护耕地”之说得势，上面就会更加严禁农民自愿售地，但官府圈地仍然是想圈就圈；如果“无需保护”之说得势呢？那官府就会更加狂圈土地了，但农民却仍然不能自愿售地。南非的土地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这样。只是他们的黑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民，而他们的强制性“部落所有制”相当于我们的强制性“集体所有制”。
当然有人说，白人南非规定黑人必须保持“部落所有制”而不许私有土地是用心险恶，是要抢黑人的土地。而中国官府规定农民必须保持“集体所有制”而不许土地私有是出于好意，是怕农民不知惜地、胡乱买卖沦为“无地农民”。我曾指出对于这种说法最好的判断就是：假定你真的关心农民竟然胜过农民关心他自己，担心农民鼠目寸光可能会自断退路，我说农民没你想像的那么傻，也说不服你，那么好吧，你可以管制农民卖地，也就是“农民如果想卖，未必就可以卖”。但你能不能至少把地权归农实行一半，同意“农民如果不想卖，就可以不卖”呢？如果做不到这一条，遏制不住“圈地运动”，又何谈什么防止“无地农民”？假定你真的希望农民在涉地事务中增加“集体谈判能力”而害怕他们一盘散沙受人欺负，那更简单：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自组农会？其实制度的逻辑要比那难以猜测的“用心”更重要。一种官府权力不受制约、而百姓权利不被承认的制度安排无论初衷多么良好，结果都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点可以从南非“黑人家园”建设中汤姆林森土地改革的失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南非当局尽管搞“圈地运动”的铁腕十分了得，但为了维持“流动工人”制度、防止黑人“无序”地进入城市，他们也希望以一小块份地拴住黑人，而防止他们放弃土地，完全脱离“黑人家园”。为此，负责规划“黑人家园”建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于1950-60年代之交实行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的改革。除分流部分黑人在“家园”离土不离乡地就地进入“地方工业”外，务农黑人的土地要重新分配，而且规定用途，农用地不得放牧，牧用地不得种粮，更不得随意改作农牧以外之用。这不是也打着防止黑人“无地”的旗号吗？但是黑人并不领情，他们使用土地的自由被进一步约束，自觉受到损害，纷纷起来抗争，一时南非大有处于“农民起义”之势。终于使这一“改革”流产。
应该说，从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这个比例看，南非白人圈占黑人土地的情况要比我国的“圈地运动”更严重。这无疑是300年种族压迫留下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南非民主化以后它仍然是个严重的后遗症，民主南非新政府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但我国改革后仅30年，实际上“圈地”的狂潮起来还是在1992年以后，至今不过十多年，而“失地农民”已多达7000多万。另据权威估计，这一数字到2020年将达到1亿人。显然其速度要比南非几百年的圈地快得多。南非早年掠夺黑人土地的规模大，主要是因为农业时代南非布尔人大农牧场的发展。中国则没有“市民农场”，国营农牧场也并非农业的主体，所以农业圈地以往并不发达，“圈地运动”主要以建设用地为主。但是近年来中国以“规模经营”、“现代农业”为名的强制圈地却势头极猛，上千、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中国式“布尔农场”纷纷崛起，多次酿成惊人新闻。如2001年江西的“蒋巷事件”一举圈地5万多亩，而1998年山东沾化“中澳合资金角农牧公司”一次圈地竟达15万亩之多。由于有权力后台，这些事件虽经民众抗议、媒体曝光，却无法解决。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南非农业圈地已渐停止，建设用地则由于南非过去圈占的“国有”空地尚多，在实行所谓“班图自治”后已不轻易向黑人部落土地伸手。而如今中国“征用”建设用地更要比南非随意得多，许多恶性事件，如定州事件、汕尾事件等都因此而发生。
我国的“失地农民”很难定义，近年来的“圈地”在很多地方是利用户籍制度宣布“镇改街、村改居，农民变市民，土地变国有”来实现的。农民被宣布为“市民”后即不再是“失地农民”，但实际上他们是否找到别的职业，完全是个未知数。所以农民失地的实际规模完全可能更大。国外有研究认为，考虑到失地农民与未失地农民中土地使用不均、农业内部“二田制”、“公司加农户”等“规模经营”的发展，综合计算，到1990年代，中国农民实际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数就已达到0.41，明显高于日本与韩国。有人甚至认为1988年中国农地调整前的吉尼系数为0.50，调整后仍达0.47，达到了台湾、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水平。现在的情况当然更严重。
而另一方面，所谓南非白人圈占了“全国土地的87%”其中是包括国有土地的。黑人保有的土地虽经掠夺，占国土比例不大，但其每户持有的份地绝对面积（约8英亩，即49亩）仍远远超过我国农民。而在部落份地制下，务农的“无地黑人”其实并不多，南非农村黑人与我国农民一样，面临的主要是土地不足，狭小份地下的农业比较经济效益极其低下，往往不足以糊口。
有些人认为，印度、拉美乃至菲律宾等第三世界诸国城里出现大规模贫民窟是由于他们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造成“两极分化”，使大量“无地农民”涌进城市。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理论家，如下文还要提到的汤姆林森，也是以类似理由禁止黑人私有土地的。但南非、中国乃至上述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印度、拉美确实有土地集中、无地农民众多的问题。但这是历史上的强权掠夺所造成，并非“小农私有，土地买卖，两极分化”的结果。而且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搞激进土改，但土地集中程度还是不断下降的。过去他们的“无地农民”比现在多得多，但城里贫民窟却远没有现在的规模。显然，只要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无论什么“所有制”下农民都会产生进城动力。而城里如果对他们不排斥，他们进入的门槛更低，进入人数也会更多。印度、拉美的问题在于：这时假如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农民进城后哪怕并不比他们进城前差，但只要其就业水平与收入不能很快提高，国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贫民窟就会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甚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但是农民进城后生活并不能一下子赶上一般市民，因此会暂时栖身于“贫民窟”，这其实是城市化的普遍现象。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不是因为他们强制黑人搞“土地集体所有”取得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只许黑人住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如果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那些严酷不亚于南非的“收容”、“城管”、“暂住证”与“梳理”，难道都是吃素的？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中国与南非有相似的“流动工人”制度、“有序城市化”政策与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强制圈地拆迁，同样也带来了类似的后果，即在靠“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农村危机日益严重。而“流动工人”家居化又威胁到“有序城市化”的未来。于是，中国为了排斥所谓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南非为了拒绝“无序城市化”，都在国家投资下实行了某种乡村复兴计划、以图继续把农民（黑人）留在农村，或者至少维持那种让他们进城打工但不安家的模式。
南非为此从1956年起动了“班图斯坦”发展计划，后来改称“黑人家园”建设，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汤姆林森，是南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比勒陀利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1950年代，马兰政府委派他组织考察团，经过几年调研、出版了多达17卷的考察资料后，于1956年提出“班图斯坦”发展计划的报告，即后来被认为是种族隔离制度最重要理论依据的《汤姆林森报告》。
汤姆林森提出：黑人乡村的现状十分糟糕，使得黑人纷纷进城打工。“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黑人涌入城市，至本世纪末城市黑人人口将达1500万”。这将造成美国式的黑白混居和“可怕的贫民窟”。但他认为徒言禁止是无济于事的，为此他说了许多关心黑人发展的话。曼德拉后来评论说：汤姆林森“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此报告建议在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提供在自己居住区的发展机会的班图管理体制注定要失败”。然而，尽管曼德拉也承认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话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对这个主旨在于阻止黑人进城定居的计划，他在总体上的谴责十分严厉。他痛斥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政府的政策仍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
汤姆林森的办法总的来讲一是加强管制，二是增加投资，企图经过一系列措施使“班图斯坦”能够“自立”，不要与白人城市搅在一起。在经济上，他首先强调要改革土地制度。他指出南非要求黑人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有弊端，但他提出的改进不是要把地权给农民，而是相反，他要求国家更严格地管制黑人部落的土地。“汤姆林森报告”承认班图地区的农地只能维持五分之一黑人的正常生活，其余黑人要从非农就业中找出路。但是为了防止黑人“无序地”流入城市，打搅白人的安宁，必须给黑人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办法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使一部分黑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在班图区域内的小城镇与“地方工业”（localindustries）中谋生，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土地管制保证那些仍然务农的黑人每户使用8英亩左右的“经济规模的份地”（economicplots），对这些土地实行规定用途、每户一份，禁止流转，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中出现自由分化并产生无地流民。
农业以外，汤姆林森建议大力实施“工业分散化”计划。在后来的实践中它包括“边境工业”和“增长点”两项内容。“边境工业”设在“黑人家园”旁边，黑人劳工每天或最多每星期往返一次。1960年代以来这一安排大体上以每年增加7000-8000个就业机会的速度发展。1970年代起南非又开始在黑人家园内部发展工业“增长点”，以财政资助与各种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到“黑人家园”投资设厂，就地利用“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动力。在“资助班图斯坦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南非先后成立了“班图投资公司”和“科萨开发公司”专门为黑人家园招商引资，到1974年6月，南非的116家公司和外资11家公司已经在黑人家园建立了工厂。这些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工工资很低，据说要比他们在“白人地区”打工的工资低64%，因为那时“白人地区”已经有了黑人合法最低工资的规定，可是在“自治”的“黑人家园”这些规定可以不生效。
同时，报告还建议国家大量投资改善班图地区的交通、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便能够留住黑人。汤姆林森指出这需要很大的预算开支，但与让黑人“无序城市化”对白人社会的冲击相比，这些钱应该花。
在政治上，南非政府宣称“黑人家园”应该保留他们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统治，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为此南非不但在过去的布尔人征服区保留土王，还在过去英国人治理的开普地区黑人区废除了议会，恢复了土王，这种“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得到不少黑人传统酋长的支持，却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曼德拉指出：“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在文化上，南非在“对土著人的语言、传统、历史和他们与之共同发展的部落集团的尊重”的旗号下对“黑人家园”实行文化隔离，防止黑人接受所谓“英国殖民者宣传的”人权、民主思想，并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家园”“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
南非当局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没有中国那样的“农村户口”，要想让黑人在城里为白人打工又不给予定居权和国民待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成为“外籍劳工”。为此南非不但于1970-80年代先后炮制了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4个黑人家园“国家”，还要求进城打工的黑人保持与“家园”的联系；黑人家园当局则向大城市派驻主管本部族黑人劳工事务的代表机构。白人国家把占黑人半数以上的城镇黑人，即在“白人地区”打工的黑人都划归10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外籍劳工。1970年，各黑人家园共有1503万人，其中在“白人地区”打工者及其家属为800.3万，占法律规定的黑人家园总人口的53.6%。黑人劳工占“白人经济”使用的劳动力的79%。黑人家园制度与流动劳工制度二位一体，使“家园”成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耗尽青春的黑人劳工的最终归宿。
然而，汤姆林森计划在实行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黑人抵制。如前所述，汤姆林森要求强化土地管制的“土改”受到强烈反对，“收地拆房盖新村”式的“重新分配”被视为强制拆迁，多次导致黑人农民的群体性抗争。在工业方面，尽管有种种优惠，可以转移污染，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分散化”与黑人家园工业化计划总体上还是收效甚微。南非在“家园”扶植的酋长专制制度腐朽低效，大量财政支持被他们用来给自己发工资和兴建各种华而不实的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路边村”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效率很低。同时黑人劳工对这种收入低、待遇差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市黑人斗争的成果，在“白人地区”尽管仍受歧视，他们还可以组织工会，有最低工资和一些保障，但在“自己的”酋长统治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因此他们不但仍然愿意进城打工，也仍然希望把家庭迁入城市。他们强烈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当局把他们遣返回“家园”的任何企图。
南非在建设“黑人家园”方面开支巨大，而且开支的增长十分迅速。1988-1989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当时合34亿美元。实际价值相当于2006年的59亿美元。按各“黑人家园”的总人口计，人均达到356美元。与之相对比：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为“三农问题”据说投入了3397亿元人民币，“三农”投入的概念要比“新农村建设”投入宽泛，就算两者是一回事，这笔钱合416亿美元，按农村人口计人均46美元。可见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的投入要比中国国家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得多。
但是，由于“黑人家园”建设的思路是：“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家园’虽’独立’，黑人失人权”，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借助黑人中的“传统”势力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资格，强化“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的状态，甚至企图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受到黑人欢迎，在“家园”建设中政府倒确实是“主导”，但黑人不可能成为这种建设的“主体”。“黑人家园”建设前后持续了30多年，尽管也搞了不少工厂，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水库、政府建筑、医院、中小学，乃至大学，但“黑人家园”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仍然日益成为“留守人口”构成的衰败社区，黑人仍然涌向城市，并且把家庭也带进来，而“黑人国家”的“独立”在国际社会的抵制下更无人理睬。
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法有久远的历史，在改革前的“学大寨”运动中就有过这个口号，但是在2005年重新高调地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其内在动因其实有两个：一是由于此前（尤其在“非典”事件中）暴露出农村教育与医疗危机严重，社会上出现要求国家财政承担责任、为农民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呼声，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只取不予、竭泽而渔的做法，其原则是“多予少取”，其性质是弥补“欠账”而不是建什么“新村”，是实现普世公认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展现什么“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是以教育、医疗为主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建设。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过去也一直提倡，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当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与所谓“西方式”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相区别的“中国式道路”。当时一些“三农”专家著文极言“西方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贫民窟”等问题如何如何恐怖，断言这条路我们走不得，并对如今“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极表忧虑。他们这方面的说法与当年南非的“三农专家”汤姆林森对黑人进城的担忧十分相似，汤姆林森正是因此提出建设“黑人家园”，而他们也因此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且两者都自命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人甚至走向对此前农村改革给农民“退出权”的质疑，提出所谓“小岗要学南街”和“重新集体化”的命题。对于“圈地、招商、建大城”现象中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弊端，他们不是强调维护农民的权利不受权力的侵害，而是像汤姆林森那样，主张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用强大权力来“收地、拆房、盖新村”。他们与汤姆林森一样持有“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的思路，希望以国家财政投入来取代人权的改善。在推行“工业分散化”、农民就地消化，改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发扬“传统”、抵制“西化”、遏止农民外流，严禁农民私有土地，鼓吹“回乡创业”与“农民工回流工程”等方面，他们与汤姆林森的设想也很相似。而这些措施与城里的“梳理行动”相呼应，其实还是要维护那种排斥性体制。
唯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像南非那样追求“黑人家园独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新农村”“独立”，因为通过那些在南非已逐渐失效、而在中国仍然行之有效的排斥性政策，中国的“农民工”本来就难以得到“国民待遇”，用不着在形式上把他们贬为“外籍劳工”。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就会在“政府主导，但农民非主体”的状态下变成大手笔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如果财政投入足够大，在追求“形象”之余也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南非在“黑人家园”也做得不少。但如前所述，尽管南非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更大，“黑人家园”计划总的来说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南非“黑人家园”那些设施不管是不是黑人所需要，基本还是国家投资建的，而我们的一些“波将金村庄”却是官家决定、农民掏钱，财政补贴比例只有10%甚至更少，官家掏农民的钱制造“形象”，漂亮的房子却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农民照样在城里打工–就像“黑人家园”的最终结果一样，这种做法能持续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黑人）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也不能说想左右农民命运的人就居心不良。其实连曼德拉都对汤姆林森关心“黑人发展”表示某种程度的肯定：汤姆林森至少懂得一味驱逐黑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以主人的姿态说：我多给你点钱，打发你回乡呆着，不许来这里给我添乱！有自尊心的人能就范吗？
下篇：从南非看中国：何去何从 前景的比较
“低人权优势”的可比性：中国与南非都“不是”什么？
中国与民主化前南非的很多做法如此相似，这当然不是主观上谁向谁学的结果。民主化前的南非政治上很反共，与中国没有建交。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南非。而1940年代的南非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中国在改革后才出现的“暂住证”之类东西。
但是，两者不但静态比较相似，一些动态过程（如“流动劳工”家居化、如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的演变等）也如出一辙。这只能说是制度逻辑的结果。两国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人权优势”发挥“竞争力”创造高增长“奇迹”，都是在一种制度性歧视形成的身份壁垒中人为地取消或压抑某些阶层的讨价还价权利，从而降低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是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那种在保障各方交易权利前提下的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劳动（不仅体现于工资）、土地、以及建立稳定秩序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实现了快速的“原始积累”。这两个国家都既不是强调限制统治权力的“自由竞争”体制，也不是强调问责于统治者的“福利国家”模式，所以很难在宪政民主国家通常的“左右派”语境中予以讨论。
应该指出，这两个国家的上述“优势”都不同于17世纪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原始积累”，因为那时还没有近代人权观念，当时那些“海盗国家”也并不是在与“高人权国家”相比的意义上具备“优势”的。从历史的、而不是纯道德的眼光看，最值得人们研究的并非是这些“海盗”何以如此野蛮（并不是不该谴责这种野蛮），而是在前近代那个丛林世界上同样野蛮甚至更加野蛮的另一些人–如古代的亚述人或蒙古人，没有“西方偏见”的话还可以加上西班牙人，乃至这些人的祖先北欧海盗维京人–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如果以“他们也曾野蛮过”为理由拒绝近代人权标准，那与前述那些以“他们的祖先过去欺负过我们，现在有何资格对我们谈人权”自诩的南非种族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低人权优势”也不同于一般的专制国家或“不民主”国家。“专制”的本意主要是政治不民主，未必就是经济不自由。一些专制政权，如东亚的台湾、韩国在高增长时代也都没有民主化，但是他们在经济上还是讲自由的，并没有实行中国与南非式的体制性歧视。他们也以铁腕来维持政治稳定，但并不用铁腕来造就社会分野（如人为划定身份等级、人为限制居住类型、驱逐贫民，建设“贵族城市”等等），他们对投资也实行宏观政策上的国家引导，但很少以禁止利益相关群体讨价还价的方式“招商引资”、人为地减少所谓“交易成本”、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不可能产生福利国家，但完全可能在“皇恩”下实行某些福利政策，像苏联东欧的福利就很不少，当然皇上如无此心也可以不搞。然而像南非与中国这样长期搞“负福利”的国家还是很少见的。总之，“低人权”国家就是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国家。而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并不都是这样的。另一些极权国家如北朝鲜，同样是“低人权”，但并不搞全球化，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搞全球化就势必要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则，其中包括给一部分人自由，或者某些领域自由（例如准许打工），而其他人或其他领域仍然处于“超经济强制”状态。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二元”体制（如前所述，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朝鲜不是这样，民主条件下转轨的中东欧国家也不是这样。
“低人权优势”也不等于低工资优势。尽管低人权状态下的劳工工资都不会高，但低人权与低工资还是两回事。通俗地讲，劳工不许罢工意味着低人权，但是劳工可以罢工是否就能争取到高工资，则是另一回事。农民土地可以被随意圈走意味着低人权，但让农民自愿卖地是否就能卖出个天价也是另一回事。低工资的劳工可能住在贫民窟，但低人权的劳工连住贫民窟的权利也没有。要讲低工资，印度大概比中国还低，南部非洲多数国家的劳工工资也比南非黑人劳工低，但是南非比她的邻国、中国比印度都更能“招商引资”，这是为什么？
更为明显的是：这种“优势”也不同于“前福利国家”时代“自由竞争的残酷性”。19世纪的欧洲已经不是原始积累时代，但“自由雇佣劳动者”缺乏保障，贫民窟条件恶劣，今天的批判者也谓之“野蛮的资本主义”。不能说这种批判没有道理，但是那时落后的主要是社会保障，贫民还不至于连盖个“窟”都“违法”，以致要像曼德拉那样为“穷人的贫民窟不被摧毁的权利”而呐喊。显然，“低人权优势”是指自由、福利都低，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搞了“原始积累”，但不同于17世纪的原始积累。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不是民主国家，但其身份制有别于一般的专制国家。中国与南非（黑人）工资都低，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能讨价还价，而不像多数低工资国家是还不上价。中国与南非都是低福利乃至负福利国家，但是这种低福利、负福利与自由放任或所谓“野蛮资本主义”无关。中国与南非都搞了大比重的“计划经济”与“国有制”，但两者都既不同于非身份制的前“东欧”，也不同于封闭下的朝鲜。中国与南非都以身份壁垒闻名，但两者都植根于国家体制，而与印度种姓制那种不合法的“民间积习”不同。应该说，在这些意义上能够与中国和当年南非归为同类的国家确实不多，其可比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要指出：所谓的“优势”主要是从因果的意义上探讨它与经济高增长间的联系，本不具有价值上的褒贬。而且这种联系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低人权经济”本身缺乏创新精神，如果不是在全球化中通过要素交换吸收“高人权经济”的创新成果，它不可能有高增长，但“高人权经济”却不可能反过来学它那套原始积累的铁腕，所以在全球化体系中，如果市场全球化了，而人权标准却没有全球化，那确实会出现“低人权经济”更能创造高增长“奇迹”的现象。当然，这种高增长是否意味着居民福利的同步提升、因此是否值得肯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但他们的居民福利提升是否不如中国，也是另一个问题）。
其次，“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而且是假定在有秩序的情况下，像兵荒马乱的索马里那样的低人权，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优势”也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甚至在1989年以后的2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从笔者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中国改革的进步性还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笔者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明显的如1978年博塔政府上台后的几年间，南非放松了某些公共场所的“隔离”措施，废止了《禁止杂婚法》，修改了《通行证法》，允许城市黑人长期租房甚至鼓励购房，承认相当一部分黑人劳工为城市固定居民；放宽对技术工种的准入限制和黑人晋级限制，提高黑人工资，通过新的《工业调节法修正案》承认黑人组织工会的权利，1985年还提出恢复“黑人家园”中黑人的南非公民权，废除职业准入歧视，等等。再往前追溯也可以建立类似逻辑：我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我们也知道格伦格雷法时代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我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我们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也都是明摆着的。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和国际压力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全球化背景下“低人权优势”的改变：“福格尔影响”与“沙利文影响”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笔者前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但他不是要赞扬奴隶制。相反，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如果南北方经济仍然一体化，北方恐怕不可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如果按照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有了创新也就没有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福格尔当年的研究根本不考虑什么全球化问题（他讲的只是“全美化”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导出的逻辑可以外推，那么今天全球化下的“低人权地区”假如不能自己完成改造，是不是也会终将导致一场全球化的“南北战争”呢？
然而反过来说，全球化条件下“高人权”地区的资本与其他要素输入“低人权”地区，也会对“低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这就是前引夏吉生先生说的：“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一方面，国际制裁对南非影响很大。尤其是1985年南非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镇压黑人激起公愤，西方国家的“道义外交”压倒了“利益外交”，使制裁强硬起来，这对南非后来被迫改弦易辙无疑是起作用的。而这，也就是此前西方制裁的“软弱”一直受到批评的理由。
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很早就以强硬的制裁切断了南非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否就对改造南非有利，也确实难说。历史上外部压力使布尔人的“牛车阵心态”更加顽固、相对开明的英语白人处境尴尬、而黑人境遇更糟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反之，即使在国际制裁“软弱”时期，经济开放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增进着人权意识。在南非，许多外资公司人权观念明显强于南非本土公司，尤其是阿非利卡白人公司。197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黑人牧师沙利文提出美国在南非公司应遵守的6大原则，号称“沙利文原则”，即：公司公共场所无种族隔离；支持黑人组织工会；所有雇员同工同酬，工资须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培训黑人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的能力；提拔黑人进入管理岗位；改善雇员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福利。到1980年，137家美资厂商签字实行沙利文原则。欧共体也为其商家在南非企业规定了类似原则，尤其强调黑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外资公司这些做法对南非本土公司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1980年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即便外资公司并不有意识地推广“沙利文原则”，资本大量输入后也会改变那里的劳资博弈形势：资本趋向于过剩（至少减少了稀缺），谈判地位下降；而劳动趋向于稀缺（至少减少了过剩），谈判地位上升。尽管专制体制人为的政治压迫会延缓这种上升，但随着趋势的发展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
然而反过来讲，对于资本流出地的“高人权”地区而言，这个作用却是相反：资本对于本国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外逃”低人权地区并将廉价商品反向输入，将导致高人权地区资本趋向于稀缺，劳动趋向于过剩，“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劳资平衡打破了，’野蛮资本主义’回来了”的后果就很难避免。
所以发达国家的左派反对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福格尔影响”的体现。但资本输入地的低人权地区也跟着反，则是莫名其妙。其实南非的非国大，甚至南非共产党，其在1980年代后的实力上升都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沙利文影响”，他们的任务也不是抵制市场全球化，而是推进“人权全球化”。
应该指出：如果市场全球化之后又没有“人权全球化”–至少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的共同遵守，上述“反向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上，跨国经济交往不仅有“沙利文影响”一种可能。外资进入“低人权”地区就入乡随俗，学会了“潜规则”，学会了“搞定”官员，学会了借助官府弹压劳工、圈占土地、赶走讨厌的环保人士和NGO……，这种事南非有，中国有没有？我想不必再说了吧。而一些外资乐不思蜀之后，回到本国反倒不适应了，他们又把这种反向影响带回本国。
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即便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似乎只从正面来考虑这种影响，即“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区别似乎只是有些人欢迎这种影响，有些人则害怕这种影响（如南非的一些布尔人谓之“英国殖民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上影响总是双向的：“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我们可以以上述“沙利文原则”为例，谓之“沙利文影响”。而“低人权优势”影响“高人权”地区使其不得不降低人权，则可以以上述福格尔的研究外推，谓之“福格尔影响”（不能理解为福格尔赞成这种影响，但他无疑提示了这种影响）。笔者当然希望“沙利文影响”胜过“福格尔影响”，但事实是否总是如此，恐怕有待观察。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中国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规模之大，非南非可比。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也要比改变南非困难得多。相反，小小南非几乎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却无疑比南非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为大。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了。笔者去年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与南非比较的话题后，引起了不小反响，同意的就不说了，反驳的意见中有一种很有意思：开始激烈地斥责我这样比较大逆不道，强调中国与南非如何不同，但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以白人的姿态同情起种族隔离制度来，并激烈抨击我的“黑人立场”：“秦晖此文太烂！明显选择性失明。南非黑人当政后，治理得一塌糊涂。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南非黑人处在蒙昧的部落社会，根本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对他们给予普选权，事实上是在制造社会灾难。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最近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操作实务》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到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低贱地位。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195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的歧视显然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同质的–它们都既异质于“私人交换”的社会（即今人所谓资本主义），也异质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的未来社会）。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为种族隔离与歧视黑人的制度辩护时自有一套理论，从白人归正教会关于他们是“上帝选民”的神学解释，“白人比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史学观点，直到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得出“白人的人权标准不适用于黑人”、白人与黑人只能“各自发展有各自特点的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振振有词。而中国那种把农民当成贱民的体制当初在苏联也曾得到列宁所谓农民是“半反动阶级”、“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的阶级优劣论的促成，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以农村为“殖民地”、靠“剥削”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当然在靠“农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表面上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与苏联人相比要积极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农民”从一开始就指所谓“绝了发财之望”的那些人，他们很多其实是游民；而所谓“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那些上进农民，他是非常厌恶的。由此产生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小农“落后”、“自私”、“保守”的阶级歧视理论和敌视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即使文革时理论上最“左”、“贫下中农”形象最高大的时候，那些不服服帖帖“为革命种田”而要进城打工挣钱的人也不被当作“贫下中农”，而被谓之“盲流”，那时就备受歧视，改革后对“农民工”的歧视其实就是来源于此。
现实中中国的农民歧视与过去南非的黑人歧视的确同样是“非竞争”的、制度性的、强制性或身份性的，两者都截然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属于更为落后的基本人权不平等。而且笔者前文已经列举的大量事例都证明：这种歧视的力度在中国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国民工办暂住证要交很多钱，南非黑人办通行证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证就不会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时期出示了暂住证仍然会被抓；中国民工的“无证被抓率”总体上也比南非高；中国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严格；中国“农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劳工低，而“两栖”率比南非黑人劳工高；中国“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铁腕，而且南非毕竟还有“安置”，中国则往往是纯粹驱逐；而为了把“暂住者”留在乡下，两国搞的乡村建设中，中国的财政投入也远不及南非；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对待黑人比中国对待农民更恶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来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规模（而非速度）来讲比我国目前的圈地运动要更严重。
当然，在世界潮流中这两个国家都在进步，中国改革中的进步是明显的，南非即使在1994年民主化之前也已经有不小的变化。在弱化歧视、提高人权的过程中，中国总的趋势与南非是相似的，但进度则比南非晚许多年。例如，中国由征发劳工制转向“流动劳工”是在1980年代，而南非是在1910年代；现在南非已经由“流动工人”变成了自由就业与定居，中国还远未做到这一步；在对“流动者”的盘查中从“无证抓人”为主改为以“无证罚款”为主的“软歧视”，南非发生在1980年代，而我国发生在2003年后；南非的“通行证”于1986年废除，我国至今尚未，只是一些城市最近出台了改“暂住证”为“居住证”的试点，尽管只限于特定的“人才”，毕竟也可能是“暂住证”制度衰亡的开始；……当然也应该指出，中国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在一些方面进展还是不慢的。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的身份歧视即“低人权”现象，因此需要基本人权平等（即马克思讲的“形式平等”）的改革，而且中国甚至更需要。
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中国能避免民主化以后的“类拉美化”危机吗？
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国与南非可比，那么“中国的明天”会发生“南非今天”的事吗？今天南非那些好事，如身份平等政治民主等等，乃至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倡导和解、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待历史问题的化解，等等，当然已成为佳话。但是新南非的“类拉美化”治理困境的确比较严重。我们在南非的华商作为治安不良的重要受害者，感受固然比当地黑人强烈，但当地舆论也是非常不满的。各国历史上民主化以后有一段“转型混乱”不止南非为然，例如不少中东欧国家也有过这个阶段。但是1990年前后发生变革的中东欧除了极少数发生战乱者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早已结束“阵痛”转入复兴和繁荣，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考试”加入欧盟成为“准发达国家”。而南非民主化比他们只是略晚，却至今还没有走出适应期。应该说，要讲“民主化的代价”，南非付出的这种代价要比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更大。
但是南非现在即使是白人，也绝少有人讲不该民主化的。这固然说明了民主、人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另一方面，我国有些人总喜欢拿一些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后的“乱象”来证明民主化搞不得。南非既然民主化之后“更乱”，应当更好拿来说事。无奈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正确”似乎比反对“斯大林体制”还明显，它已成为从自由主义者到南非共产党人都坚守的“共同底线”。所以我们上述网友的那些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恐怕上不了正式媒体。
然而既然有人这么想，我们也应该回答：假如未来中国推进了民主，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
严肃的学者不会以算命先生自居，但我至少可以说，中国如果推进宪政民主，出现某些中东欧式的过渡期问题是可能的，但出现南非式的困局几乎不可能。
南非如今并非一切问题都是“路径依赖”所造成，1994年后南非是有些教训要汲取，这里无法详述。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与过去南非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同质性的一面外，当然也还有一些重要区别。其中主要有二：
第一，南非的“黑白之别”要比中国的“城乡之别”更为刚性化。
所谓刚性化，就是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前面说过，中国的体制性歧视力度在很多方面比南非还大，“低人权”比南非还严重。但是歧视力度大，并不意味着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也大。由于南非的肤色差别直观而且固定，“黑转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农民即便在身份壁垒最严格的时代，也有一些人获得恩准“农转非”。南非亲白人政权的黑人保守派酋长再受宠，充其量也只能在白人政权支持下统治“黑人家园”，不可能进入白人国家的权力层。然而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尽管在公务员录用上同样有身份壁垒，但“政务官”却实行“特恩制”。即便在当年农村中饿殍盈野、农民一般状况比南非黑人糟得多的“三年人祸”时期，中国的官员中出身农民的也很多（其比例甚至比今天多）；而且在中国特别典型的“官本位”下，农民出身者一旦当了大官，老百姓哪怕是“市民”在他面前也得俯首帖耳。显然，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势并不是因为他种田，而是因为他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所谓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其实是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别。
不仅现在如此，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布衣卿相”，有人认为这就是“平等”，其实，这只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别的“刚性”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权者欺负起无权者来就更温和，也不意味着“官民矛盾”就更小。道理很简单：“布衣卿相”并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皇恩之下的“布衣卿相”只是政治暴发户，他的暴发并不意味着“布衣”阶层有了“代议士”。相反，他虐待“布衣”甚至可能甚于贵族虐待自己的属民。因为“受宠的奴才对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对奴才更厉害”。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多于一般贵族制社会中贵族逼反附庸的现象，是毫不奇怪的。而反过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基本上都是由非农民人士、甚至是由贵族领导的。
今天推进民主改革当然绝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是体制的这个特点却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把改革看成是体制间的斗争，而不是一拨人（比如黑人）与另一拨人（比如白人）的斗争。一方面，现体制下农民出身的官员未必会为农民说话，然而农民能够成为官员（不像南非黑人不可能在白人政府中当大官）这一点却吸纳了农民中最有政治活动力的少数精英，使得中国农民中难以产生南非黑人中那种曼德拉式的人物。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似乎比南非的黑人问题更难解决。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物在“非农民”当中出现却是非常可能，就像历史上的农民抗争往往都是非农民人士发起一样。南非白人中再开明的人物也很难成为黑人领袖，中国显然就不是这样。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又比南非黑人问题要“容易”解决。
而这又涉及到第二个重要区别：在南非黑人固然是“低人权”，但在白人中早就实行宪政民主；而中国即便在市民、甚至是“素质最高的”市民即大学和知识分子群中也无民主可言。因此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利益一致性明显不及南非白人。前面说过，中国的制度性歧视在许多方面比南非力度更大，但是中国“城乡鸿沟”确实不如南非的“黑白鸿沟”那么深，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黑人更高，而是因为中国“市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更低，尤其是我们的“穷市民”与他们的“穷白人”相比更是如此。在南非，低人权只是对黑人而言，而在中国，“市民”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前面提到，过去南非白人有选举权而黑人没有，中国则是农民的选举权只为“市民”的四分之一。看起来好像中国农民毕竟还有四分之一，比南非黑人完全没有要强。但其实谁都明白中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所以在选举权问题上与其说中国农民强于南非黑人，不如说中国市民明显弱于南非白人。那条法律固然是公开宣告了歧视，但谁都知道，农民的弱势其实主要并不在于这个“选举权差异”。在南非，1994年的民主化只是黑人获得了民主权利，白人早就有了这些权利，他们在1994年基本是一无所得。而中国未来民主的推进却是市民与农民都受益的。南非“穷白人”的维权早在1920年代就获得决定性进展，当代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维权问题，如果要“维权”那就是针对黑人维护他们的特权了。而中国城市弱势者被侵权问题十分严重，并非只农民有维权问题。尽管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但城市弱势者的维权主要并不是冲着农民来的。南非“穷白人”歧视黑人甚至比富白人更甚，中国城市尽管也有下岗工人抱怨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之说，但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他们更多还是抱怨“官商勾结”，而外来打工者受到的排斥也主要不是来自他们。
南非白人社会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制度，“穷白人”得到高水平的保障；而中国即便在城市居民中也是“负福利”制度，尤其在市场化改革后市民分化明显，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中国城市贫民如今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如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穷白人”，而当年南非白人社会内部比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内部更加“社会主义”。这使得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穷白人更难适应种族特权废除后的环境，而在一部分黑人中蔓延的民粹主义又带有敌视一切白人、乃至一切“非黑人”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
因此中国的城市社会比南非白人社会更复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贫富分化只是隐性，官民对立无从体现，而城乡差异最为突出。但现今官民对立之凸显，不仅超过贫富差异，而且有超过城乡差异之势。中国城市知识界为农民鸣不平、呼吁提升农民权益的声音要远远超过农民自己的声音，而农民出身的官员为农民说话的反倒更少。这与南非基本上是曼德拉这样的黑人精英在为黑人说话，形成鲜明对比。
南非对黑人的歧视之所以没有“特恩制”，除了黑白肤色不可变外，更重要的是白人社会的民主制不可能允许皇上把（白人的）特权随意赏赐给他所宠幸的（黑）人，当然，他也不能剥夺他不喜爱的人（如白人中的反对派）的公民权（种族主义下的公民权也就是白人特权）。而我国的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制，皇上就可以随意把市民贬为“农民”（如当年的“上山下乡”和剥夺贱民城市户籍），也可以把他欣赏的奴才提拔成权贵。正因为如此，所以南非会产生让“黑人家园”“独立”的计划，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权是不能侵犯的，要坚持歧视黑人，最终你就只能把他当成外国“偷渡客”。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官家拘留或驱逐老百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是“外国人”反倒麻烦了–在中国，“外宾”才是享有特权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体制性歧视严酷性虽不亚于南非，但“随意性”则更为突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之弊”并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农业户口”来解决。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官商结合搞“圈地运动”之风大盛，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向的”户籍政策，即强迫农民“农转非”、“（行政）村改居（委会）、镇改街（道办事处）”。一旦“村改居”了就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因为官家规定你已经不是农民了，而“非农土地”铁定就是“国有”的！显然，在没有民主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取消“农业户口”和设立“农业户口”一样都可能造成歧视。
但这反过来也会增加改革的灵活性。实际上，只要地权归还农民，政府权力受限，不能随意圈地，城里不再搞“梳理”，“农民工”能自组工会，失业农民工不被视为“有退路的返乡者”，乡村普及社会保障，教育考试取消地区歧视……，一句话，把农民当成公民，把农民的土地当成公民财产，把“农民工”当成工人（而非“流动工人”），把“返乡农民工”当成（需要保障的）失业工人，“城乡对立”也就化解掉了。这些事情当然也很难，也有各种冲突与风险，但要说会在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像南非那样“黑白分明”的族群对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国瓦解身份壁垒的动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像南非那样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社会；主要靠普世价值在城市居民中的传布，而不是像南非那样靠黑人自己的抗争。在这方面，改革时期的中国也确实取得了不少进步。从“征发民工”制到对“主动民工”设限，从查证拘捕到查证罚款，从废除强制“收容”到开始简化暂住证制度，从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与居住限制也开始松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确实正在弱化，而它的经济也在减速。当然这种弱化的进度即便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水平相比也远不能如人意。但与南非相比，中国的制度性歧视问题更是一个纯粹的民主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个“共和”–通过宪政制度建立利益群体的理性博弈机制–问题）。而南非的剧变虽然也叫“民主化”但看来仅仅民主还是远不能一下消除种族鸿沟的。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伴随着利益的冲突，也会有种种风险，其中也包括民粹主义风险–但是中国的一般民粹主义与那种带有深刻种族烙印的“黑人民粹主义”不同，不会造成族群撕裂与国族认同的危机。
总之，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体制的路径依赖程度要比南非小。中国如果出现民主化，放弃“低人权优势”确实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速度”放慢（其实不放弃也会放慢），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联会改善。这种转型的确也有风险，像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看到的那样。但发生严重治理危机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南非小得多。今天的中国确实很像当年的南非，但是由于上述差异，加上南非先行的民主化中一些教训如果能够被吸取，今天民主南非面临的一些问题，明天的中国民主化进程是能够避免的。像宋鲁郑先生那样以南非的“乱象”来吓阻中国民主化，不会比当年极右翼白人以东欧的“乱象”来吓阻南非民主化更有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长提供的物质条件，抓紧利益缓冲余地较大的这个时机推进政治改革，启动民主，提高人权，增进自由与福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南非的前车之鉴表明“低人权优势”造就的奇迹并非永久可恃，而到了不可恃之时再思易辙，就积重难返了。中国倒是不会有南非式的黑人民粹主义，但由于我上面讲的原因，其实中国不分城乡发生弥漫性民粹主义的可能性会比南非更大（南非现在基本上不会有白人民粹主义的爆发）。如果真的陷入了那种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也是很难收拾的。中国如果在“奇迹”时期启动民主，不会有南非今天的困境，但是如果到了“奇迹”不再，像1997年经济滑坡中的印尼那样“不得不民主”的话，那就可能不是什么南非困境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类似1917年的“俄国困境”的问题了。
